八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此次特大泥石流分两路进入县城，均位于县城东北部。进城入口分别是三眼峪沟、罗家峪沟。进入县城后形成两条分别长达２．３公里与２．５公里，平均宽度约３００米和１００米的冲积扇。在长长的冲积扇上堆起一个巨大的乱石阵。泥石流最终冲入白龙江，并将白龙江河谷填埋长达二三公里，致使河床提升１０米，白龙江水被堵进县城，淹没全城三分之一。

其中最大的泥石流来源于三眼峪。顺三眼峪向北入山谷，即是三眼峪沟河。三眼峪沟河发源于舟曲县城北部的擂鼓山（海拔４１５４米）东翠峰山谷，流量每秒０．７５立方米，属白龙江左岸一级支流，是一条灾害性稀性泥石流沟。

三眼峪沟呈“瓢”状，面积达２５．７５平方公里，是整个舟曲县城盆地面积（１２平方公里）的２倍多，是县城面积（４平方公里）的６倍多。

同时三眼峪沟作为县城的主要水源地，从水源源头到三眼峪沟口蓄水池就达７．８公里。

另外，三眼峪沟流域最高点海拔３８２８米，最低点的海拔仅有１３４０米，落差高达２４８８米。两侧山坡坡度大都在５０度以上。

舟曲县城地处高山峡谷，正好建于三眼峪沟、罗家峪沟和硝水沟的汇合处。

从地形结构分析，三眼峪沟恰好具备山高沟深，地形陡峻，沟床纵度较大，流域形状便于水流汇集的条件。

从地貌状况分析，泥石流的地貌一般可分为形成区、流通区和堆积区三部分。

记者徒步走进山谷发现，三眼峪沟的上游形成区则为三面环山，一面出口的瓢状，地形比较开阔、周围山高坡陡、山体破碎、植被生长不良，这种地形有利于水和碎屑物质的集中；中游流通区为狭窄陡深的峡谷，谷床纵坡较大，使泥石流能迅猛直泻；下游堆积区则为开阔平坦的河谷阶地，恰好是舟曲县城所在地。

泥石流成因之松散物质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分析了此次特大山洪泥石流发生的五大成因，其中两条如下：

其一，“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波及舟曲，强烈地震导致该地区山体松动、岩石破碎，专家称岩体稳定至少需要３到５年时间。其二，气象原因。今年上半年，舟曲大旱；干旱令这个地区的山体干缩，加大了岩石间、山体间的缝隙，使原本已十分松散的岩体、山体更加松散，互相之间没有粘性。

擂鼓山属岷山—迭山山系，北与宕昌县接壤，山脊以南的舟曲境内为地质断层带，覆盖着深层黄土和岩峰风化剥蚀的砂石。

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下称山地所）教授马东涛，１４年前曾作为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专门带队到三眼峪沟进行全面勘察。

马东涛在他之前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由于历史上的几次大地震，造成沟内的堆积物很多。尤其罕见的是，崩塌的山体在沟内形成４座高８０米至２８３米的巨大石坝，拦蓄了沟内大部分泥沙。三眼峪沟内和沟道堆积物超过５０００万立方米，其中２０００万立方米堆积物是不稳定的，可直接成为泥石流的补给物。

此次“８·７”舟曲泥石流暴发后，山地所派出山洪和泥石流专家奔赴灾区开展灾情调查。初步认定超强降雨与脆弱的地质环境是“８·７”舟曲泥石流暴发的主要因素。

一是三眼峪沟内部有滑坡、崩塌等大量的松散固体物质存在，为泥石流的发生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其中多数为１８７９年７月１日甘肃文县８级地震所诱发。同时舟曲位于龙门山地震活动带北缘，又临近天水地震活动带，此前也曾受汶川地震波及，土质相对疏松，一遇强降雨容易形成泥石流。

二是三眼峪沟流域上游植被以幼林为主，灌草比例高，局部裸露，储水能力较弱，在经历今年入夏以来长时间严重干旱后，表层土变得更加干松。

三是在近期强降雨作用下，土体强度极大地降低，形成坡面泥石流，并逐步带动沟坡崩滑岩土形成冲击力巨大的泥石流，在从中上游汇流至中下游过程中，使得因地震形成的天然堆石坝逐级溃决，并最终导致泥石流流量的增大和破坏力的增强。

泥石流成因之短时强降雨

据当地气象台数据显示，８月７日强降雨出现在舟曲县城以北地区，而此时段舟曲县城却降雨较小。

“舟曲县城气象站测得降雨记录是从７日２２时５７分开始，至零时降雨量为２．４毫米，最大降雨量零时至１时为６．８毫米，而整个持续６小时的降雨过程为１２．８毫米。”

舟曲县气象局局长魏新功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当晚，同样位于县城以北的东山乡区域气象站监测到７日２２时至２３时一小时降雨量为７７．３毫米，整个降雨过程时间为９小时，降雨量为９６．３毫米。”

由于强降雨区三眼峪沟与罗家峪沟无气象记录，气象部门只能依据距离强降雨区最近的东山区域站气象记录来表述此次强降雨。

因此，造成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的三眼峪沟降雨量大小，至今尚无明确答案。

下篇

８月７日晚，舟曲县城北三眼峪沟突发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位于舟曲县城关镇三眼峪村和月圆村首当其冲，而处于河道正中位置的月圆村更是遭受灭顶之灾。

泥石流沿山坡地势呼啸而下，沿途袭击了城关镇北街村、东街村、北关村、南门村以及白龙江南岸河南新村，所经之处村民、居民几无人员幸免。

据调查，此次三眼峪泥石流最大流量达１３９４立方米／秒，泥石流冲出山口瞬时速度达９．８米／秒，冲出堆积物量１５０万立方米，泥石流过程约为２０分钟。

造成如此严重伤亡，除了上述自然原因外，还有一些社会原因不得不引起人们的警惕。

城市化建设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再大的泥石流，如果发生在无人居住的地方，也只是一场泥石流而已，灾难便无从谈起。

舟曲自建制以来，县城就坐落在三眼峪沟泥石流堆积扇上。过去由于人口较少，城区集中分布在泥石流危害较轻的白龙江两岸。

随着人口的增长，县城的范围迅速扩大，三眼峪沟河道，也即泥石流危险区被陆续开发为城区或者住宅区。

舟曲县城面积不到４平方公里，却容纳了４万多人。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步伐，越来越多的人挤进县城这一弹丸之地。

在此次灾害发生的三眼峪沟口至月圆村段，河道全部被开发为耕地；月圆村以下至白龙江段，河道则完全被住房所取代，只在中间留下一条不足５米的行洪道。在这次灾难中，河道中的建筑物全被冲毁。

早在５年前，甘肃《兰州晨报》就以“无处不在的威胁”来描述舟曲的泥石流灾害隐患，文章直指“寨子沟、硝水沟、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等高频泥石流沟直接威胁着县城的安全”。

报道称：在舟曲，泥石流冲毁公路、桥梁的事每年都有发生，三眼峪沟泥石流仅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９年和１９９２年三次爆发就造成８４２间房屋毁坏，死２人伤１９４人。

舟曲泥石流频发不仅没有引起城市管理者和规划者的足够重视，反而是对于三眼峪沟，这个城市最后一片“风水宝地”的掠夺式开发。

“８·７”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现场——罗家峪沟残留的半栋楼房就建在不到５米宽的堤坝上，距离堤坝不到３０米还有３栋已经建设完工的楼盘，正在等待最后的装修。

有人形容此次“三眼峪沟被泥石流冲毁的不足县城的五分之一，但却损失了整个县城的二分之一财富”。原因就是河道边“寸土寸金”，“能够在这里买房建房的不是舟曲的精英就是舟曲的富人”。

舟曲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爱辉称，舟曲城区东西不到２公里，南北不到１．５公里。在这个狭小空间里，人口却接近５万，而舟曲全县的总人口才１３．６９万。城区人口密度位居全省县级城市之首，与甘肃省首府兰州接近。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城镇化建设发展过程中，人与河道争地的现象并非舟曲县所独有。全国很多山区城镇和乡村都面临着这样的两难境地。

生态破坏

历史上，三眼峪沟林木繁密，植被覆盖率极高。在舟曲老一辈人印象中，森林茂密的舟曲常被冠以“不二扬州”、“陇上小江南”的美誉。此次灾难的三眼峪几十年前都是茂密的树林，最大的树，要几个人才能抱住。

三眼峪村７１岁老人冯昌义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他“十几岁时，三眼峪沟的树木几乎都是一人合抱的大树，林木生长十分茂密”；但“到了六七十年代，便开始大量采伐林木”，采伐“最严重的是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现在沟内５公里内很难看到一棵成材的树木”。

舟曲县志记载：舟曲县境内的森林，经３０多年的采伐，许多林场森林资源告罄，无材可伐。上世纪七十年代，平均每年计划内采伐生产木材８万立方米，消耗蓄积２５万立方米。

相关资料显示：舟曲县原有林业用地总面积２９１万亩，占全县土地面积的６５％，其中森林面积１２３万亩，活立木蓄积量１７７０万立方米。舟曲的森林覆盖率为４４．７％，远远高于甘肃省的平均水平（７．４８％），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２２％）。

据调查，１９９８年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前，当地村民取暖及其他生活都是用三眼峪沟灌木作为燃料的。

而且村民还有一个挖树根的习惯。用三眼峪沟村民刘清泉的话说，每到秋冬两季，山上砍柴的人占６０％，挖树根的人占４０％，“群众烧柴每年消耗近１０万立方米森林资源”。

“即便是国家十多年前就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即便九二三林场在三眼峪沟口设有保护站，但这两年照样看到不少从三眼峪沟挖树根当柴火的村民。五六个女性护林员只是在上班时间守在保护站，一到６点就没人管了。”

舟曲县地方志副主编、地方志续编副主编裴卷举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舟曲县志的主编和另一位副主编也在此次特大灾害中遇难了，”唯有他一人“侥幸逃生”。

裴卷举认为，长年来以牺牲生态、透支资源为代价的乱砍滥伐，不但没有引起地方党政部门的重视，而且还得到“充分肯定”：“我们舟曲过去为国家贡献了上百亿立方的木材，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据统计，从１９５２年８月舟曲林业局成立到１９９０年，累计采伐森林１８９．７５万亩，许多地方的森林成为残败的次生林。

加上民用木材和乱砍滥伐、倒卖盗用，全县森林面积每年以１０万立方米的速度减少，植被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遭到超限度破坏。过度的采伐和盗采不仅破坏了三眼峪沟的植被，同时也破坏了整个舟曲的生态，更可怕的是为可预见的灾难留下了巨大隐患。

植被的减少不仅降低了地表对降雨的滞蓄能力，同时也增加了坡面径流，更易诱发泥石流灾害的发生。

１９８１年的一场特大泥石流就曾经重创舟曲，当时５０００万立方米的泥石流倾泻而下堵塞了白龙江，主要城区被淹，幸运的是，那次灾难除了农田房屋被淹外，人员伤亡并不多。

甘肃省水利厅办公室主任贾文平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此次洪水泥石流灾害与水土流失有很大关系。”

拦洪坝溃坝

８月１２日，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院长、甘肃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主任黎志恒回答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问时一再表示，经过排查，在“发生泥石流的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的上方没有水利设施，没有水库”。

“发生泥石流的山上，有两条泥石流拦挡坝，于１９９７年开始建设，建成后对拦挡泥石流起到了一定作用”。“ 一共有７座拦挡坝，此次泥石流毁坏了３座。”黎志恒说。

８月１４日上午，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三眼峪村７１岁高龄老人冯昌义、“８·７”水灾之后刚刚卸任的三眼村村支书杨金朝等几位村民的带领下，走进此次泥石流的主要源地——三眼峪沟。

从三眼峪沟口到沟内，记者在村民的指认下明显看到６座被水摧毁的拦洪坝，其中３座为１９９８年建设完成，另外３座今年基本完工但尚未交付。

本报记者在两座今年建设，已被洪水冲毁后残留的拦洪坝坝体上看到：坝体两边各不到一米，为水泥座浆衬砌，中间部分约５米装填着石块和沙子；但没有混凝土，沙子都是干的，用手轻轻一抽，石块就掉出来了。

“拦洪坝纯粹就是豆腐渣工程，不但没有起到防洪的作用，反而成了一个个随时溃坝的水库。”原舟曲县公安局局长两个女儿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没有拦洪坝，洪水只能沿着河道流到白龙江，不会有这么大的面积，更不会有这么多人遇难。”

“我们姐妹从小在这里长大，我们家下面３米的地方是邻居家的菜地。这个地方泥石流宽度有５００米，要不是拦洪坝溃坝，泥石流根本到不了这里。”两姐妹哭诉着说，“就算弟弟和母亲遇难了，起码下游那么多无辜的人不会被泥石流淹没的。”

舟曲县政协委员杨炳成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更是直言不讳：“今年修建的大坝是彻头彻尾的豆腐渣工程，一个近１０００万元的防洪工程，４道拦洪坝，居然才用了４００吨水泥！”杨炳成称愿意为自己“说的话负法律责任。”

杨是搞工程的，他说“粉刷８０００平方米的墙体起码也需要５００吨水泥，而这道拦洪坝长１２０米，８米高，底宽６米，顶宽２米……”

他还指出：三眼峪沟的拦洪坝工程不仅仅存在严重的偷工减料，还存在重复承包的现象。就此，杨炳成专门向舟曲县环保局举报过，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上看到，舟曲县城区防洪工程综合治理项目三眼峪沟工程中标单位为甘肃广林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造价为５８７６９１５．３１元。

就三眼峪沟拦洪坝工程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联系甘南藏族自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赵敏学及舟曲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罗长胜，希望采访舟曲县环保局相关人员，被告知“环保局长因癌症急需手术，其他相关人员谁都不了解该工程”。

另外，三眼峪沟开山采矿、采石弃渣，以及六道被水摧毁的坝体等，也为此次泥石流提供了大量的松散物质来源。

预警漏洞

甘肃省国土资源系统抢险救灾前方工作组的一份调查评估报告表明：此次三眼峪泥石流灾害的堆积物中体积超过２０立方米的巨石达１００多块，冲出沟口的最大石块直径７．５米，体积２９０立方米，重量７７０吨；从沟口往下，泥石流冲击带长约２．３公里。

８月１４日上午，本报记者进入三眼峪沟实地采访，恰好遇到山地所山洪研究室主任陈宁生博士一行勘查，他们在三眼峪沟大峪沟口测量到最大的一块巨石足足有８００立方米。

同行的冯昌义老人说，这块巨石原本在上游３００米的地方“平躺着”，被洪水冲了个底朝天。老人说，其上有个天然的石坑，呈鱼形。雨水多时，坑里水满；天越旱，水越浅。多少年来，当地人常常以此来判断年成的好坏。

舟曲所在的白龙江上游是我国四大滑坡泥石流发育区之一。舟曲县城坐落于白龙江左岸支流硝水沟、龙庙沟、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南峪沟等５条泥石流沟的堆积扇上，十分容易遭受泥石流的侵害。

自１８２３年至今的１８７年间，三眼峪沟先后发生了１２次较大规模的泥石流，并对县城造成危害，小规模的泥石流更是频繁，约３－４年发生一次。

此前的１９９２年６月４日，舟曲骤降暴雨，从而引发５０年一遇的大规模泥石流，共冲毁房屋３４４间，农田８７．７３公顷，死伤８７人。

“８·７”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为该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泥石流灾害事件。此次泥石流最大流量１３９４立方米每秒，出山口处泥石流流速达到９．６米每秒。

８月１１日舟曲再发生泥石流，当地国土部门称其为“一起成功避险的范例”。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向甘肃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张国华提问：“看来这次再发的泥石流事件中，我们的预警系统是十分成功的，确保了无一人死亡。那么，几天前刚刚发生的‘８·７’泥石流事件之前，我们的预警系统有没有起作用？”

张国华回答说，１１日的泥石流在我们的监测范围之内；在“８·７”泥石流之前，县城监测点有５６处，５６名监测员负责监测；每个监测员报酬６００元，负责一个监测点，看每天的变化情况，而且定期做报告。发现险情后，监测员负责上报，或者是正式报警，组织群众撤离。

张国华称：“‘８·７’泥石流，是在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后沟口发生的山洪灾害，是在我们的预警监测点之外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的监测员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本报记者在“舟曲县重点滑坡、泥石流灾害防灾预案表”上看到，原有的５６个监测点涉及城关镇的有两处：一处为锁儿头村，一处为真牙头村，监测人分为张小方和张齐代，监测类型为滑坡和不稳定斜坡。而补充监测员３人名单上仍然没有城关镇三眼峪沟和罗家峪沟。

泥石流最大特点是其季节性。我国泥石流的暴发主要是受连续降雨、暴雨，尤其是特大暴雨集中降雨的激发。

因此，泥石流发生的时间规律是与集中降雨时间规律相一致，具有明显的季节性。一般发生在多雨的夏秋季节，因集中降雨的时间差异而有所不同。

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的降雨多集中在６－９月，因此西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生在６－９月。而西北地区降雨多集中在６、７、８三个月，尤其是７、８月降雨集中，暴雨强度大；因此西北地区的泥石流多发生在７、８两个月。

2、汶川地震重灾区地质灾害集中暴发 面临二次重建

来源：《新京报》2010年08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508610.html

8月16日，汶川映秀镇新城全貌，水位略有下降。8月13日暴发的泥石流截断岷江，新城被淹，那时距离交付只有10多天。

都江堰龙池镇栗坪村余庆秀家的楼房被泥石流灌进半边屋子，地震前那里未发生过泥石流。

龙池镇南岳村被掩埋的农家乐。本报记者杨万国摄

　　■ 核心提示

　　在今年汛期大暴雨诱发下，汶川地震重灾区的地质次生灾害集中暴发。

　　8月20日，四川省对外发布“8·13”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受灾情况，截至8月19日，已造成全省576万人受灾，发生较大规模的地质灾害75处，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约68.9亿元。

　　作为地震极重灾区的绵竹清平、汶川映秀以及都江堰的龙池三乡镇，也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专家指出，山区地震诱发的地质次生灾害将持续10年以上，其中5年内是高发期。由地震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和山洪形成灾害链，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考验四川。

　　四川省政府加强群防群测等四项举措，应对防灾新难题。

　　“这次受损程度是地震的5倍。”8月17日下午，唐维元背着哇哇哭个不停的女儿，满面愁容地看着自家深埋在泥石中的“明苑”农家乐。

　　“地震房子裂了还可以加固，倒了还可以掏出一些东西。现在泥石流淹过，啥也没有了”，唐维元认为，此次泥石流给龙池造成的损害程度是汶川地震的5倍。

　　震后着力打造“国际山水旅游度假小镇”的都江堰龙池镇，以农家乐为主导的震后重建搞得风生水起。

　　唐维元的“明苑”是龙池镇南岳村最早开业的农家乐。汶川地震，农家乐房屋被震裂，她和姐姐唐维淑两家贷款、借债，凑到70万元，重新加固、装修。去年5月1日，她们能同时接待40人的农家乐顺利开业。

　　唐维元说，就在她期盼着早日还清贷款时，8月13日的泥石流让她的希望顷刻化为泡影。

　　“想到严重，没想到这么严重”

　　连日暴雨，都江堰龙池、汶川映秀、绵竹清平，这三个地震重灾乡镇暴发的泥石流均超预料

　　8月17日，记者在龙池南岳村看到，沿河岸的数十栋黄白相间的小别墅，都被埋在泥石中。这些小别墅农家乐，有村民贷款自建，也有和成都市民联建等形式建起来的，投资从几十万到两三百万不等。

　　“汶川地震后，我们预测到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会很严重，但没有想到这么严重。”许强告诉记者。

　　许强是《汶川地震地质灾害专项防治规划》编制组组长，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内权威的地质灾害专家之一。

　　8月13日，暴雨云团沿着龙门山脉弧形推进。

　　当日下午1点，都江堰市龙池镇开始出现大暴雨，下午3点，特大山洪泥石流开始在龙池暴发。龙池镇沿龙溪河18公里长度范围内有50多条山沟同时暴发泥石流，比地震当年汛期后发生的泥石流增长近4倍。400万立方米的泥石淹没了龙溪河两岸无数新建的农家乐。

　　到14日凌晨，暴雨云团抵达映秀。

　　8月14日凌晨3时，短短2小时映秀降雨量达163毫米，映秀红椿沟的泥石流终于暴发。7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冲出红椿沟，截断岷江。改道的河水顷刻淹没了即将完工的映秀镇新区。

　　都江堰的龙池、汶川映秀、绵竹清平，这三个地震重灾区乡镇，此次泥石流暴发规模都超出预料。许强说，震区许多几十年没有出现过泥石流的沟，此次都暴发泥石流。

　　8月13日，绵竹清平暴发泥石流后，他第一时间赶到清平实地调查。

　　“大沟小沟，几乎沟沟都发”，许强介绍，在清平乡沿绵远河近3公里之内，有10余条山沟同时暴发山洪泥石流。最终，清平乡附近山洪泥石流冲出量达600万立方米，被认为是国内近几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山洪泥石流灾害。

　　四川省政府20日通报，截至8月19日17时，此次强降雨共引发较大规模地质灾害75处(其中滑坡30处、崩塌6处、泥石流39处)，576万人受灾，全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约68.9亿元。

　　清平乡预警范本

　　当地今年已进行3次泥石流预警演练，熟悉撤离路线；此次深夜遇灾3000人成功撤离

　　“要不是政府及时通知，并组织连夜转移，我们全家肯定没命了。”清平乡圆包村村民谢明邦在事后仍心有余悸。

　　绵竹清平的成功疏散最具典型，当地泥石流在深夜暴发，暴发前，当地成功组织转移，避免了重大伤亡。

　　据悉，在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前三天，清平乡就接到暴雨预报，各地质灾害监测点开始24小时监测雨情。

　　8月12日16时33分左右，绵竹市国土资源局接到四川省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部及绵竹市气象局预报信息，未来48小时内有一次大雨至暴雨过程。经分析，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绵竹市国土资源局分别在17时39分和18时，向各山区、沿山区乡镇传达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和防灾要求。

　　当日18时左右，清平乡开始降雨，至晚22时，雨势加剧。晚23时40分，绵竹市国土资源局迅速要求清平乡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危险区内人员撤离。

　　就在那天晚上8点，清平乡7个监测点的16名监控员进入二级应急状态。此时，村干部开始挨家挨户通知村民们随时做好撤离准备。

　　晚12点，清平乡组织全乡机关干部到各村组发布疏散撤离警报，并组织危险区内的3000余人按预定路线向清平乡政府转移。

　　13日凌晨1时左右，乡境内大规模暴发群发性山洪泥石流，因疏散转移及时，目前为9人遇难，5人失踪。

　　许强从地震后一直关注着清平，多次到清平进行调研。

　　他认为，清平的成功除了前期预警，果断转移外，还得益平时的演练，“平时给群众都发了‘地质灾害明白卡’，上下写清楚自家附近哪里可能有滑坡，哪里有泥石流。发生灾害后，往哪里跑。老百姓做到心里有数，灾难来临前才不会慌乱”。

　　清平乡党委书记付兴和介绍，地震后这两年，每年进入5月1日以后，清平就要进行这方面演练，今年已演练了三次，通过演练让村民熟悉撤离路线。

　　宁听骂声，不听哭声

　　震后四川灾区形成防灾共识，为避免巨大死伤，宁愿深夜转移群众而背负小题大做骂名

　　8月12日以来，四川遭遇的泥石流灾害虽然“超出想象”，但全省提前实施预防避让，撤离群众1.8万人，避免重大人员伤亡事件发生。全省因灾死亡16人，失踪66人。

　　其中，尤以都江堰龙池、绵竹清平和汶川映秀成功避险最为典型。

　　四川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站长李云贵认为，这3次地质灾害，如果不及时撤出，至少有50%的人将有生命危险。

　　“宁愿听骂声，不要听哭声”，蒋俊说，这是地震后，四川省国土厅应付地质灾害的原则。

　　他介绍，因为泥石流难以预测，深更半夜通知群众转移，有时却平安无事，一些老百姓就认为政府小题大做，会骂人。“但是一旦撤离晚了，巨大的死伤就难以避免。”

　　这显然成为震后四川灾区防灾共识。都江堰龙池镇镇长杨源宝告诉记者，“宁愿错撤100次，也不能错过一次”。

　　防洪与防泥石流并举

　　泥石流截断岷江，即将交付的映秀新城被淹，面临二次重建；省官员表示，重建规划没问题

　　红椿沟70万立方米的泥石流，让震源映秀是否原址重建的争论再次兴起。

　　震后，映秀原址重建。地质专家们为此进行周密论证和规划，映秀周边的山体上，筑起防护钢网和密密麻麻的防滑坡，力图保证映秀安全。

　　但紧挨新城的岷江被忽略了。

　　8月14日，来自红椿沟的泥石流，轻而易举地截断岷江。波涛汹涌的江水迅速改道，淹没映秀新区。那时，距离新区交付只有10多天。

　　东莞援建，总投资1900多万元的映秀水厂，所有的设备都已安装到位，马上将投入使用，在这次泥石流中彻底报废。

　　东莞援建的大片安居房，被洪水淹没，浸泡5日。目前是否安全，还待检测。

　　东莞还为映秀新城建设了全部的地下市政管网、线路。

　　东莞援建者称，这次泥石流过后，很多下水道被石块堵满，无法冲洗。映秀面临二次重建，必须把铺好的沥青路面挖开，把管道挖开，然后重新铺设管道，再铺路面。“这付出的代价，付出的努力，将是之前的两三倍。”

　　映秀新区的绿化基础工程也已完成，此次也被泥石流毁掉。

　　映秀镇镇长徐红军初步估算，映秀镇在这次的泥石流灾害中，损失约6.3亿元。

　　“当初重建规划没有问题”，许强告诉记者。他认为，映秀被淹，并不能说当初重建时对地质灾害评估不够。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副处长蒋俊向本报记者介绍，四川震后重建，全部重建点都进行了严格的地质灾害评估。“但是震后地质次生灾害隐蔽性强，变化很大”，蒋俊坦诚，确实有一些当初评估没有问题的重建点，现在都被泥石流淹没。

　　记者从汶川县获知，目前地质部门正在对映秀周边地灾进行进一步调查评估。

　　四川省副省长黄彦蓉强调，在加固、修复房屋中，要充分考虑如何防洪水、防泥石流灾害，地下填充物和一楼梁柱的硬度、抗冲刷能力都要有所提高，让映秀更加安全，给老百姓提供安全舒适的住房。

　　目前，映秀依靠在新城边筑起一道十多米宽，接近200米长，5米多高的临时土坝，暂时挡住了汹涌岷江。

　　汶川常务副县长罗尔基木此前表示，映秀将在新区进行二次重建。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映秀新城边，将修建一条永久性的大坝，抵挡可能再犯的岷江洪水。

　　龙池慎重二次重建

　　地震后3至5年泥石流高发，针对龙池是否缓建，都江堰官员表示，尽快重建但慎重防灾

　　映秀可以筑坝，挡住未来可能被改道的岷江洪水。但对于龙池镇南岳村，他们已没有退避空间。

　　村民唐维元说，原来村里的龙溪河道只有20多米宽，河道边是一条公路，村民的农家乐分布在公路里侧，背后紧靠高山。植被茂盛的龙溪河沟，几十年来从没有发生过泥石流。

　　现在，河道变成了上百米宽，卡车一样巨大的石头掩埋了公路，村民漂亮的小别墅跑到了河道中央，大多数只露出残破的房顶。

　　专家的讲解和政府的宣传，让南岳村的村民都明白了，大地震后的泥石流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不敢再建，现在已背了一身债，如果建起后，再遇到更大的泥石流怎么办”，唐维元担忧地说，一些邻居准备搬离南岳村。

　　不过更多村民表示对家园坚守。龙池有国家森林公园，震后2年，农家乐恢复很快。

　　许强告诉记者，大地震后的3至5年，正是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期。

　　刘启平是龙池镇云华村支书。他说，他刚和都江堰市一位领导私下讨论过这个问题，“泥石流的阴影起码还有三五年，重建能否缓一缓，等山沟里该冲下来的泥石冲下来，山坡上地皮稳定一点再开始重建？”

　　刘启平说，“这又涉及到过渡期安置、村民生活补助谁来发的问题”。

　　刘启平说，都江堰市领导表示，这需要大“政策”，要更上层领导决定。目前需要收集数据和民意，再综合考虑。

　　17日，都江堰市市长助理高山表示，目前龙池正在进行进一步的地质灾害评估，“还是要尽快重建的。等灾害评估结果出来后，由专家进行选址和规划。我们慎重对待次生灾害”。

　　监测全省两万多隐患点

　　地震改变了地质灾害参数，防灾面临新课题，四川以群防群测等4项举措应对新难题

　　汶川地震是我国首次遭遇的山区高震级地震。他使我国地质灾害防治面临一个新课题。

　　许强说，地质灾害的很多固有特点和常规技术参数，在地震后都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泥石流流量计算公式现在都不适用了。

　　他认为，震后次生地质灾害将持续10年以上。之后地质生态才能慢慢恢复，基本固结则可能需要15年以上。

　　作为滑坡领域研究的权威之一，何思明认为，震后主要次生灾害就是泥石流，防范泥石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弄清这条沟暴发泥石流的临界降雨量，然后在沟里装上自动雨量计，监测这条沟的降雨量，达到临界参数，及时预警，避免伤亡。

　　他说，这些需要学界的努力，也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更大的投入和支持。

　　四川省国土资源厅地质环境处副处长蒋俊告诉记者，四川已经意识到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的严峻，已从4个方面大力加强灾害处置。

　　这4方面分别是监测预警、应急除险、工程治理和搬迁避让。

　　四川震后加大了群防群测建设力度。

　　“省长强调，要把群防群测落实在操作层面上”，蒋俊介绍，目前全省28000多个隐患点都落实了监测员，监测员由村干部或灾害点附近农民担任，他们享有补助，每天要查看灾害点变化，在监测本上做日记。监测员背后有村干部担任的责任人，负责监督。

　　在政府层面，地质部门和气象部门建立了联席预警制度，加强会商。预警信息以往发到县级，现在则发到村组，具体到监测员手机上。

　　对于灾害点小，处置简单的一些隐患点，采用应急除险办法，比如爆破危岩。

　　而对于灾害规模大，威胁性很大的隐患点，则采取工程治理办法。

　　对于灾害点规模非常大，威胁性很急迫的隐患，没有办法进行工程治理的，则组织搬迁避让。

　　蒋俊介绍，2008年10月，国家批准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地质灾害防治专项规划》，其中2334处较大隐患确定为工程治理。规划要求两年完成，目前已经完成一半。

　　蒋俊说，此次山洪泥石流灾害，许多灾害隐患点发生了变化，还有新增的隐患点。目前地质部门正在调查，最终拿出处置方案。

　　新老地灾不断叠加。蒋俊坦承，四川今后较长时间内，应对地震次生灾害形势严峻。

许强说，“人干不过天，也干不过地，急不得”。　　本报记者杨万国四川报道

3、黄河十年行之七――穿越黄土高坡的大河

王丽娜汪永晨文图

2010年8月18日，“黄河十年行”一行30多位专家、记者和志愿者从宜川县出发，经吴堡、绥德至榆林。这一段属于黄土高原的陕北部分，黄河的中游大部分从这里穿过，称为北干流。我们的车队一路循着黄河逆流而上，在高原上奔驰。

车窗外，低山丘陵连绵起伏，除了偶尔见到石质山地外，基本全是黄土堆成的山。如果用一个词概括黄土高原的特征，沟壑纵横，水力、风力、重力侵蚀共同塑造了高原的这一特征。

同行的媒体人杨颖提出两个很“专业”的问题，这么多黄土从哪里来的呢？这么多年了，泥沙不断被冲走，被刮走，为什么黄土高原没有被削平？

中科院地理所研究河流地貌的尤老解答说，关于黄土高原的形成有很多假说，其中比较被认可的说法是“风成说”。风成说认为黄土来自北部和西北部的甘肃、宁夏和蒙古高原以至中亚等广大干旱沙漠区。这些地区的岩石，白天受热膨胀，夜晚冷却收缩，逐渐被风化成大小不等的石块、沙子和粘土。同时这些地区，每逢西北风盛行的冬春季节，狂风骤起、飞沙走石，尘土蔽日。粗大的石块残留在原地成为“戈壁”，较细的沙粒落在附近地区，聚成片片沙漠，细小的粉沙和粘土，纷纷向东南飞扬，当风力减弱或遇秦岭山地的阻拦便停积下来，经过几十万年的堆积就形成了浩瀚的黄土高原。至于黄土高原为什么没有被削平，这是地质运动的结果，其实黄土高原一直在抬升。

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齐璞说，由粉沙和粘土堆成的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地形破碎，暴雨集中且雨量大，水土流失极为严重，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尤其是黄河河口镇至潼关这一河段，黄河在穿越这一段黄土高原的过程中，众多支流汇入，把黄河“染成”了黄色。据测定，这一河段进入黄河的泥沙占全河沙量的90%。所以中国一方面在加强下游地区河道治理的同时，另一方面在中游黄土高原地区通过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政策，减轻水土流失。

赵连石指着窗外高原上稀稀落落的平房告诉我们，陕北的老区人民抗战时期为全中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他们又在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恢复，为黄河下游地区人民的安居乐业做着巨大牺牲。我们看到，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很高，坡地上基本是草地，只有在沟

边、河边、和平地上才会有一些零零散散的农田。这里的地理条件本来就不适宜耕种，现在推行退耕还林还草，他们耕种的范围更小了。国家的补偿虽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但他们的生存条件还是很艰苦。

有一段著名警句：“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退耕还林不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恩惠，而是人类为自己几千来改造自然付出的代价。只是全人类欠的债却要陕北人民独自承担，这实在不公平。历史上的黄土高原曾经植被繁茂，那时的黄河也是清的。后来经过秦汉、唐宋、明清三次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大开荒，黄土高原被清光了。曾有人这样形容：被撕光毛发的大自然忍无可忍，开始了对人类的报复。她命水神把黄土高原切割得千沟万壑，把泥沙送进黄河，在黄河下游泛滥成灾。

如果不从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我们会以为黄河本来就是黄的，黄河泥沙含量本来就是很高的，这不是人类造成的。我们一味地想要驯服自然，修水库、修大坝、修河堤，却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继续对大自然的伤害。农业开发不再可行，我们又打起了埋藏在高原下面的宝藏，煤炭、石油的主意。

看着窗外绵延的草地，想象着曾经森林繁茂的高原和未来被能源开采折磨得面目疮痍的高原，我们于下午2点到达吴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黄河从峡谷流过。这里的黄河是自由流淌的，没有被水泥大坝裹紧“手脚”。但是在河滩地正在兴建的高楼大厦却让我们为这段自由流淌的河忧心。由于处在峡谷中，城市的发展只能向黄河岸边延伸。水资源专家王建说，人进水退。城市的发展会给黄河带来什么？黄河会被污染，被水泥堤坝围护起来，会被迫“瘦身”。

与吴堡相比，我们到达的下一站陕西省榆林市的命运更加让人担忧。

1984年，新华社记者的一条发往世界各地的电讯《陕北有煤田，优质易开发》，拉开了榆林能源开发的序幕。在榆林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每平方公里的地下蕴藏着10亿元的财富，每平方米地块平均有6.6吨煤、 140立方米天然气、138吨盐和14公斤石油。榆林已成为中国第一产能大市，是国家“西煤东运”的腹地、“西气东输”的源头、“西电东输”的枢纽，成为21世纪中国重要的能源接续地。

我们1991年曾来过榆林，那时这里只是一个落后的小县城。现在呢，这座小县城已经发展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以其丰富的矿产资源，被美誉为中国的“科威特”，是正在建设的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是中国的“能源硅谷”。

在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下，我们看到了资源和资源开发带来的“钱途”，却少有人去思考资源开发背后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煤炭石油开采造成的地面破坏，毫无疑问会加剧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环境的退化。可以想象的是，煤炭和石油的开采会拉动化工产业在陕北遍地开花，到时候陕北会不会成为又一个化工重灾区？黄河的颜色会不会从黄色变成黑色？能源开采带动城市发展，这里的水资源能否满足其发展需要？

有的人会说，要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不开发能源还能有什么办法? 也有人说，钱都集中在煤老板、石油老板、贪官的手里，哪有多余的钱分给农民。到时候，农民的地被征了，为了生计，他们只好蜷曲着身子在煤窑里爬进爬出。而他们本来可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唱着悠扬的陕北民歌，住着冬暖夏凉的窑洞，辛苦而快乐又保有尊严地在高原平地上耕种。等资源枯竭了，那些发了大财的人圈着钱离开，去寻找新的宝藏，留给农民的会是什么，除了满目疮痍的土地还有别的吗？

今天的大巴课堂上，绿家园总干事倪一璟的发言让大家深思。她说，从东营开始，我们一路上不知经过了多少大小城市，可是有哪一座给我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我们经过的兰考、潼关、吴堡、榆林，哪一个不是黄河孕育的千年古城？我们路过的还有延安、米脂、绥德和安塞。可是看到的也是千篇一律的高楼大厦。如果没有地名，我们真的无法区分这些城市。历史、传统是城市的标签，城市的个性，可是现在，这些城市都被现代化了，都丢掉了自己的个性。不要怪我们无情，不是我们不想记住你，只是我们无法从众多城市中辨认出你。

明日，我们的下一站是康巴什太阳城，那里有东方迪拜之称。那里的GDP是34%，不知那里能否寻到蒙古族的特色和草原文明？

4、考察团穿越黄土高原:黄河上游农户亟待生态补偿

来源：黄河新闻网2010年08月20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08-20/132920940252.shtml

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十年披上绿衣。

黄土高原上点缀着一些灌木和榆树。

生态人类学专家罗康隆教授

　　2010年8月18日，黄河十年行考察团的大巴从潼关县出发穿越黄土高原到达陕西省榆林市。车窗外的黄土高原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千沟万壑，一片黄土，而是点缀着一些灌木和榆树，时不时还能看到黄土高原特有的窑洞。这是1999年来黄土高原推行退耕还林还草，限制放牧政策的结果。经过了十年的努力，黄土高原终于披上了一层绿色的外衣。

　　退耕还林助力生态恢复

　　黄土高原的绿化是有代价的。陕北属于革命老区，在西部大开发之际，国家将“退耕还林还草”列为重大基础工程。大量农民为了建设“生态公益林”而失去耕地，根据国家《退耕还林条例》农民退耕地造林每亩将获补助160元(含粮食补助140元，生活补助20元)。生态林补助8年，经济林补助5年。

　　不仅如此，为了保护草地恢复生态，黄土高原禁止放牧绵羊和山羊，原则上仅允许圈养家畜。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大量农户难以承受圈养养殖，许多农户不得不卖掉了自己的羊。一路上考察团没有看到一只散养的羊。

　　没有了耕地又不能进行传统放牧的现实令一部分农民的生活陷入贫困。黄土高原成为一处自然生态不断提高而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提高的地区。

　　生态补偿或可破解黄土高原发展困境

　　“我们需要推动绿色GDP的出台，计算出黄河上游恢复生态对下游的贡献。”这是同行的吉首大学生态人类学教授罗康隆的观点。目前国家给黄土高原地区农民的补偿被看成一种恩惠，“而事实上这远远低于他们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

　　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对于华北地区水资源供给、黄河下游的水土保持、下游防洪抗旱、以及对下游地区工农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所产生的绿色GDP是巨大的，如果引入生态补偿机制，国家应该按黄土高原所做出的贡献进行补偿。

　　黄土高原保护需科学研究当地生态

　　据随行专家齐璞介绍，黄土高原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地形破碎，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齐璞说：“黄土高原十多年来的治理实际上并没有对黄河泥沙量有多大影响，近年来黄河泥沙含量减少主要是大坝的功劳。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罗康隆教授认为，目前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做法是不尊重科学的，“绿化不等于生态。”罗教授说，恢复黄土高原的生态，需要精心研究当地生态特色以及适应物钟，并向当地原住民学习他们长期生活积累下来的生存智慧，仅仅植树造林肯定是不够的。

5、水土保持法修订案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0年08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516931.html

　　中新网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张蔚然周兆军)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23日首次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修订草案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水土流失治理。

　　草案对水土保持规划、预防、治理、监测和监督等作出修订。中国水利部副部长周英表示，水土保持规划方面，草案规定水土流失调查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据水土流失调查结果划定并公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和重点治理区；规定水土保持规划的编制机关和程序；规定水土保持规划的种类及编制要求。

　　在水土流失预防方面，草案完善了特定区域的水土保护措施，规定在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地区，应当限制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完善了对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预防措施等。

　　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草案完善治理和补偿制度，细化不同类型地区的水土流失治理措施，明确生产建设活动的水土保持要求，加强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建设和管护。

　　草案还细化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措施。规定：执法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有权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对有关情况作出说明，可以进入现场进行调查、取证；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造成严重水土流失的，报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查封、扣押实施违法行为的工具及施工机械、设备等。(完）

6、山东开征海洋污染补赔金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8月2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23/2484372.shtml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从今年起，山东对海洋生态污染损害行为征收补偿和赔偿资金，以保护和挽救近海生态。在资金征收和管理过程中，山东注重充实基层财力，确保县一级资金分成水平。

　　山东海岸线长达３３４５公里，占全国1/6；近海海域面积达１５万平方公里。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工程增多，山东部分近海区域污染较为严重，生物多样性和珍稀濒危物种有所减少。对此，山东日前制定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在全国首创海洋生态补偿赔偿机制。

　　山东省确定，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征缴后，实行省、市、县（市、区）三级分成，省级留成５０％，县级可分成３５％，市级仅分成１５％。省财政直接管理的县（市）与省级实行五五分成。省级留成资金分别用于省本级和补助各市、县的海洋与渔业生态环境修复、保护、整治和管理工作。

7、昔日“河神”江豚濒临灭绝

来源：千龙网2010-08-23

http://tech.qianlong.com/33443/2010/08/23/71@6018488.htm

　　如果江豚灭绝，它所造成的后果现在还很难预测。可江豚和人类都同属于哺乳动物，如果长江的水环境已经不适合江豚的生长，那么同样也并不适宜人类。所以，保护江豚也同样是在保护人类。

　　■昔日“河神”正面临着物种灭绝的危险

　　在古代，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为了避免大风暴，往往要靠一种动物来预报天气，而这个供人们膜拜的河神就是江豚，江豚全身呈铅灰色或灰白色，性情活泼，被称为白鳍豚的“丑表妹”，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江豚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在大风大雨到来之前，因江面起雾气压变低，它们需要频繁地露出水面“透透气”。因此每逢江豚出现，渔民们就会有所警惕，减少出海。

　　可如今，江豚这个“河神”自身难保，它正面临着物种灭绝的危险。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克雄告诉《北京科技报》，2006年他们对江豚的数量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评估。当时，在长江干流的江豚数量不到1200头，全国范围内江豚的数量也不足1800头。江豚按照每年5%的速度递减，仅2009年记录在案的死亡江豚数量就达到21头。

　　除了屈指可数的种群数量，江豚的健康状况也令人堪忧。王克雄说：“今年3月份，在鄱阳湖对江豚进行抽查时，发现它们不仅个体偏瘦，并且每只江豚身上都有大大小小的外伤。”

　　■造成江豚濒临灭绝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活动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王丁表示，造成江豚如此窘境的罪魁祸首就是人类活动。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发展迅速，船舶密度极高，这直接造成江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破坏了它们的生活环境，而江豚被螺旋桨击伤致死的事件也越来越多。

　　还有一些水利设施，像长江沿岸的护坡，桥梁建设等都会使江豚受到影响。比如鄱阳湖，它属于洪泛湖泊，最大的特点是季节性水位的变化，夏涨冬落本是自然规律，这样有利于水底植物的生长和水环境的改善。但如果要在此处建坝修闸，将会导致湿地植被发生根本改变，破坏食物链。同时大坝也将截断江豚的洄游，导致物种的毁灭。

　　另外，江豚的经济价值很高，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非法渔业活动猖獗，比如电鱼、毒鱼的事件常有发生。

　　“长江水域的污染也是加速江豚数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王克雄说，水土流失、农田排水是影响长江整体水质的重要因素。人为排放的各种污染物使得长江内的鱼群都受到污染，而江豚处于食物网的最顶端，一旦它们间接食用了这些有毒物质，就会对个体产生危害。

　　除此之外，气候的异常变化导致长江水域超低水位频繁交替的现象，极易造成江豚搁浅死亡，这也是导致江豚走向濒危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立半自然保护区是保护江豚的好办法

　　为了挽救江豚的命运，现在研究者们正在采用各种补救措施。王克雄告诉记者，建立半自然保护区是个好办法，在湖北的石首市、安徽的铜陵等地都建设有这样的保护区，由于这种保护办法所受的干扰因素很少，环境相对来说比较正常，有助于江豚数量的增长。

　　其次，就是在人工环境下繁殖江豚，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在1996年就开始人工饲养江豚，可在人工环境下，水温变化、喂食等方式、江豚体形大小和自然条件下都是不同的，因此江豚并不容易自然繁殖。

　　“我们一直在做各种探索和尝试，以期扩大江豚的种群数量。”王克雄指出，“刚开始饲养江豚的时候，我们就像照顾小孩一样，每个月都对它们进行体检，可后来发现这种方式对于江豚太过‘溺爱’，使江豚缺乏自身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于是后来我们就改变了照顾方式，只要江豚没有生病就不对它做体检。”

　　江豚是一种野生动物，它们交配方式的衍生也都是在这种环境下自然培养的。在长江流域，江豚的交配从雄兽和雌兽之间的热烈追逐开始到交配结束，一般需要持续一段时间，一天之中可以出现十多次，而且昼夜不分。可人工的饲养环境没有自然条件下那么宽广，如果它们长期生活在大约100平方米的空间里，那么雄性江豚追求雌性江豚的主动性就会降低，因此需要先把雄、雌江豚分开一段时间，然后再放在一起，这样才有助于它们交配。

　　雌江豚受孕以后，处于繁殖期的母江豚就要受到特别的保护，使其免于受到干扰，在这时也要把雄性江豚隔离开来，同时要放进一些母江豚，让它们耳濡目染，学习怎样当“妈妈”。

　　正是在对江豚的饲养方式进行不断总结改进以后，终于在2005年，中科院水生生物所迎来了一只小江豚的诞生，这意味着在人工环境下江豚的繁殖获得了成功。目前，在生物所里共养着6只江豚。

　　■长江的现实环境已经不适合江豚生活

　　王克雄告诉记者，无论采取哪种保护措施，最终的目的都是使江豚回归自然，回归长江，使它们安逸地在自己的家园生活。但目前的长江并不适合江豚的成长，要想使长江重新适合江豚的生长，就要保证江豚生存的必需条件。比如，江豚在探测环境、捕食时能发出两大类声信号，这称为回声定位信号，因此长江水域的水下噪声强度不应该影响江豚个体间的通讯以及探测能力，尤其是在江豚经常捕食、交配繁殖的水域，人类要尽可能远离，使它们保持安静，还有就是要保护江豚的食物资源，丰富长江的鱼类物种，丰富江豚的食谱。

　　在世界上，江豚分布于西太平洋、印度洋、日本海和我国沿海等热带至暖温带水域，在我国见于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和长江等水域，在长江甚至能上溯到宜昌和洞庭湖一带。

　　王克雄表示，一般来说，生活在人类活动较少的海洋，物种都较容易保护下来，因为即使是在海洋中航行的船只，对它们的航线和速度也有限制。可如果是在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河流，比如长江流域，生活在这里的物种就要面临很大的危险，因为长江并不像海洋那样有宽敞的环境，人类和长江生物在争夺这些有限的空间和资源时会产生矛盾，继而造成一些物种，比如江豚的濒危。

　　■江豚灭绝所造成的后果现在还很难预测

　　可要想解决这些矛盾，也并不是全无办法。比如在建设桥梁的时候，加大桥梁的跨度，以便于江豚从桥下顺利通过。为了减小桥墩对江豚声纳平衡的反射，铺设一些吸音的材料；为了减少桥面的噪声传到桥下，还可以在桥面和桥墩铺设一些防噪的材料等等。

　　王克雄说：“如果江豚灭绝，它所造成的后果现在还很难预测。可江豚和人类都同属于哺乳动物，如果长江的水环境已经不适合江豚的生长，那么同样也并不适宜人类。所以，保护江豚也同样是在保护人类的现在和未来。” (北京青年报文/李金金)

8、湖南煤矿排污致广东乐昌2000人饮水困难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10年08月23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40620952413.shtml

　　本报韶关讯 (记者卜瑜通讯员朱裕超、陈嘉强)受湖南上游小煤矿排放废水影响，近日乐昌市秀水镇辽思河出现明显的色味污浊化现象，导致约2000名群众的生活生产用水十分困难。记者昨日从乐昌市获悉，经过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连日来的努力，该镇蓄水池、网管等给水系统基本恢复正常。

　　记者昨晚从乐昌市环保局监测站获悉，经检测，在污染高峰期，河水的PH值和悬浮物有所超标，但水中重金属含量未超标。而乐昌市卫生部门的检测报告昨晚也正式出炉，经过技术人员对秀水镇辽思河一带7处不同地点的水质检测发现，有2处取样点水质正常，上邝村、下邝村、八字岭等5处地点水质发现有大肠杆菌等菌落数超标，但这不属于矿井污染导致。因此，受影响的群众只要将水烧开后，可以正常饮用。

　　当地技术人员认为，辽思河水污染事件不会对武江、北江等主干流水质造成明显影响。

　　河水一度变色变味

　　最早在14日下午，秀水镇就有村民发现，家门口原本清澈的辽思河中突然起了异样的变化：“起先是一股股的黄色液体夹杂在清澈的河水中流了下来，慢慢地大半条河都变成了泥黄色。”村民们围了上来细细观察，发现水中除了油污味，还有硫黄、铁锈味。

　　秀水镇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在15日凌晨发现了异样。当天5时许，工作人员对位于秀水镇的八字岭供水站取水点进行例行抽水作业，发现水质明显恶化。而该取水点距离上游湖南省宜章县某煤矿矿主王某山所属煤矿仅有数十米远。工作人员立即致电该煤矿负责排水的管理人员，要求他们立即封闭排水口停止排水。但一直到18日，该煤矿仍然未完全关闭排水口，造成污染持续。

　　秀水镇立即与宜章县、相关煤矿进行了交涉。原来，14日下午3时许，王某所属煤矿在没有通知下游的情况下，直接将大量未经净化处理的废水排放到了辽思河犁头嘴处，导致下游河水受到了污染，并直接影响到了八字岭供水站的水源。

　　群众靠绕路上游取水

　　据统计，此次事件共造成秀水镇893户约2000名群众饮水困难，受影响地区主要是在秀水镇马战塘村以及西河上邝村、下邝村这三个村庄。这几天来，有些村庄有井水的村民不得不靠挑井水过活，没有井水的村民们则不得不绕远路从上游未受污染处挑水饮用。

　　事件发生后，乐昌市迅速成立了处理小组。当地有关部门火速清空了供水站蓄水池的原水，重新从辽思河上游未受污染处引进了清洁水源进行清污工作。至前天止，清污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目前，秀水镇受影响的蓄水池、网管等给水系统基本恢复正常，水质以肉眼观察较为清澈，闻不到有异味。

　　至昨天乐昌市有关检测报告公布时止，由于沿河居民普遍疑虑河水水质是否恢复正常，有相当数量的群众仍处于观望状态，仍靠井水和上游挑水生活。受影响地区群众的饮水有望于今天逐步恢复正常。

　　建排污管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据了解，造成这次污染事件的湖南矿主王某山也已经抵达乐昌，正在配合乐昌有关部门，做好污水处理和赔偿等工作。他初步表示，不会推卸此次事件的有关责任。为了保证今后不会出现类似事故，秀水镇正在与之协商在下游建设沉淀池或者排污渠道，争取今年底完工。

9、广州3家工厂废气偷排 510户居民抵制抗议

来源：南方日报2010年08月2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23/2483117.shtml

　　白云区富力城G区的510多户居民,再也无法忍受污染工厂的臭气排放。昨日上午,上百位居民手持业主签名的横幅,齐齐戴上口罩,在富力城内抗议。他们怀疑,因吸入仅一墙之隔的3家污染企业排放出的不明气体,今年3月起小区的70多个孩子和大人,相继出现长期咳嗽不愈的病症。

　　昨日,白云区环保局对本报记者表示,3家工厂均为没有接受过环评的违法企业。“我们已经下达了停产行政处罚书,但他们没有执行。”该局钟副局长说,按照程序,3个月之后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

　　新建小区被臭气侵扰

　　白云区富力城的G区位于小区最外围,围墙外面就是多家工厂。G区的510多户人家大多于去年底入住,一搬进来就开始忍受工厂废气。

　　“原来白天和晚上都有臭气传过来。”业主陈小姐称,前段时间他们去环保部门投诉后,那些工厂收敛了一些,“但后来,他们在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7点,偷偷开工。”

　　多位业主向记者反映,这种臭味有时闻起来像农药,有时又像鞋被烧焦的气味,天冷时关上门窗后臭味不明显。“去年,大家还没有太在意。但随着夏天的到来,关上门窗也无济于事了。”

　　昨日下午,本报记者采访时也闻到了混杂了烧焦橡胶等味道的难闻气味,在场之人掩鼻不欲闻。

　　很多小孩久咳不愈

　　陈小姐称,咳嗽病症以小孩为主,但也有全家大小都生病的。“我们一家5口,没人抽烟,从去年底搬进来后都开始咳嗽,3月起更严重了,我本人就一直咳嗽不止。”家住G4栋705的罗小强也告诉记者,他们都是干咳,并没有流鼻涕等感冒症状。

　　昨日,G区的业主将病历摆了出来,本报记者看到至少有20多位居民在小区医院做过检查,病历上记载的症状都是咳嗽,并无其他症状。另据该区居民的自发统计,G区共有70多个小孩长期咳嗽不愈,大人咳嗽也屡见不鲜。

　　环保局称想办法早日关停

　　家人的健康引发了住户的广泛担忧,他们多次向白云区环保局提出了投诉。昨日,该区环保局钟副局长告诉南方日报记者,经调查附近3家工厂(分别为印刷厂、玻璃瓶装饰厂、皮革厂)均未获环保审批,属违法生产。

　　他表示,3家工厂确实有不明气体排出,其中印刷厂的非常刺鼻。气体与居民的咳嗽病症是否有关系,钟副局长称“需要做专业鉴定后才能确定”。他还告诉记者,环保局已经下达停产行政处罚书。“刚开始收敛了一点,8月初业主再次投诉后我们发现他们又偷偷排放。”

　　为什么不能立即强制关停?钟副局长解释说,在行政处罚书下达后,污染工厂可以提出行政复议,对政府的行政措施提出反对意见,“这个过程需要3个月,我们才能向法院强制执行。”

“关闭是肯定的,我们已经上报白云区政府,并协同街道,争取商讨出能尽快关停的措施。”钟副局长对南方日报记者承诺。　　记者赵洪杰

10、今年我国气候极端异常 谨防秋汛及冬季低温

来源：新华网2010-08-23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2010-08/23/content_11186191.htm

极端天气愈加频繁　 气象灾害防御刻不容缓

——专访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一场强降雨使得原本干旱的黄土高坡遭遇泥石流侵袭，本应雨水充沛的西南地区却遭遇长达半年之久的干旱，极端天气正愈加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全球气候到底怎么了？我们究竟能精准预测多长时间内的气象灾害？面对灾害，我们该如何防御？就有关问题，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

极端天气愈加频繁　今年气候极其异常

记者：您认为今年气候是否异常？是什么原因造成？

矫梅燕：从前期气象灾害特点看，我认为今年我国天气气候极端异常。特别是入汛以来，气象灾害的异常性、突发性、局地性十分突出，极端气象事件多发重发，灾害分布广，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大。华南、江南地区连遭14轮暴雨袭击；7月，北方地区连遭5轮暴雨袭击，渭河、辽河、第二松花江出现严重汛情；北方多地高温突破历史极值，南方多地高温持续超历史同期；特别是8月8日凌晨，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这都充分表明当前我国天气气候的异常性。

然而，每个极端天气事件有其独特的原因。比如，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起因之一就是，高空冷空气东移南下，低层切变线产生的中尺度强对流暴雨云团造成的短时局地强降雨。再如，南方大范围持续高温的主要原因就是，近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势力强大，一直控制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

造成天气气候异常的原因很复杂，但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大气环流的异常，也不能忽视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因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大气中能量分布也发生了变化，海洋和大气循环、大气中温度场分布出现了紊乱，使得天气气候变化规律被打乱，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

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也出现，例如，我们邻国巴基斯坦发生历史罕见的持续暴雨，引发非常严重洪涝灾害。再如，俄罗斯出现百年一遇的持续干旱少雨天气，引发了大范围的严重森林大火。至于这些气象灾害之间是否存在共性，每一次极端气象灾害是否都可以归咎到全球气候变暖，目前尚不能下结论。

气候与1998年类似　 谨防秋汛及冬季低温

记者：您曾经说过，今年的气候和1998年相似。那么，下半年可预料的气候形势如何？

矫梅燕：是的。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今年我国的气候与1998年比较相似。5月，厄尔尼诺现象结束；7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拉尼娜状态，有可能维持并发展成一次拉尼娜事件。

与厄尔尼诺事件相反，拉尼娜事件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大范围持续异常偏冷的现象。近60年来拉尼娜事件影响表明，拉尼娜事件发生后，我国部分地区秋雨偏多，冬季全国大部以降水偏少为主，气温偏低。例如，1964年8月下旬至10月，山东、河南、山西、安徽大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部和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等地总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五成至1倍半，华西及黄淮一带出现严重洪涝灾害；1973年、1974年秋季这些地区降雨也明显偏多；1988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湖南大部、湖北大部、江西北部及四川部分地区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五成至两倍。在拉尼娜事件发生年的冬季，我国出现了明显的冬季低温，例如1999年冬季，江南、华南、西南等地出现严重的低温冻害，常年无寒的滇南地区也出现了历史上最为罕见的霜冻灾害。就目前气候状况来看，今年冬天有可能出现低温现象。

11、极端天气频发仍无助气候谈判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08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515861.html

　　路透社日前发表文章称， 2010年极端天气频现，这会激起更多的人强烈要求采取行动以应对全球变暖，但却不可能打破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僵局。造成僵局的关键因素在于富国和穷国之间如何进行任务分配。

　　例如，今年巴基斯坦指责称，人类的温室气体排放使其遭遇特大洪水灾害，致使1600人丧生。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同样将今年的夏季热浪直接归咎于全球气候变暖。但目前并没有迹象表明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将采取更多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及克服联合国谈判僵局。

　　8月上旬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最近一次气候谈判中，一位谈判代表指出，尽管与会各国都非常担心极端天气，但是仍然在谈判问题上存在“巨大的惯性”。据联合国预测，今年将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有记录中最热的一年。

　　另外，极端天气有可能会增加，而不是缓解富国家和穷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富国因在历史上排放了太多的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而受到谴责，而贫国家最容易受到洪水、干旱和飓风的侵害。

　　气候变化甚至可能会取代数十年来在殖民统治遗留问题上的争论，成为富国与穷国之间产生摩擦的原因。“全球变暖可能会转化为后殖民论据，由此减小谈判的空间。”斯德哥尔摩大学学者约翰·罗克斯特伦(Johan Rockstrom)表示。

　　英国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萨里·哈克（Saleemul Huq）指出：“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气候变化都在成为一个更加确定的事实。”他认为，这将为今年11月举行的下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年度会议带来更强烈的紧迫感。

　　今年11月29日至12月10日，各国的环境部长将在墨西哥坎昆城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会议。去年12月举行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仅仅达成了一个不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贺娇）

12、岳光溪：强调碳减排不能忽视污染治理

来源：科学时报2010年08月2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23/2483895.shtml

　　“现在社会各界都特别强调二氧化碳减排，这很好。但是一种倾向往往掩盖了另外的问题。在强调二氧化碳减排时反倒忽视了燃煤发电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教授岳光溪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这样表示：治理包括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问题应该是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国是一个缺油富煤的国家，煤在一次能源中的比例较高。实现燃煤的高效利用自然成为我国节能减排目标能否能实现的关键。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背景，我国洁净煤技术发展迅速，应用范围广。

　　岳光溪介绍道，上世纪60年代，美国首先提出洁净煤技术的概念，到20世纪80年代其发展达到高潮，但当时主要是解决粉尘、氮氧化物、二氧化硫、重金属排放等污染物排放问题。“因此洁净煤技术是由污染控制起家的，直到最近这些年才将二氧化碳减排考虑进去。”

　　岳光溪强调，所有工业化国家都是从煤起家，借助石油发展起来。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油价飞涨的局面，不得不以煤为基础实现工业化，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大量燃煤带来的污染体排放问题。

　　“一个国家从不发达发展到发达走不了捷径。一旦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结束，各种能耗和排放自然就下来了。” 岳光溪说，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充分利用近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加速这个工业化过程。

　　“但现在的误区是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却不够重视环境污染，尤其是环保标准的制定存在很大问题。”岳光溪说。

　　污染治理有这么一条技术规律：去掉90%的污染物可能花10%的成本，但要去掉剩下10%的污染物却要花90%的成本。

　　“我国现在的情况就是把排放标准提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企业成本提高到无法承受，又缺乏监管和配套措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照排不误。” 岳光溪认为，实际上，我国制定环保政策的重点应不是无限提高排放标准，而是提出一条适合我国经济实力的、技术上行得通的、企业负担得起的、政府补贴得起的标准，然后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再逐步提高排放标准。

　　岳光溪举例说，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但实际上大气监测结果却显示大气污染物只降低到平时80%左右的水平。

　　“可见相比于实现不了的高标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可行的标准和政策。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先抓大头。” 岳光溪说。

　　据介绍，国外发达国家在制定环保标准时都是以企业能够达到为前提，逐步提高标准，但在管理上很严格，保证标准能够执行。如美国的电厂排放标准是由环保部门和电力部门联合在考察企业现有技术的基础之上制定的。其基本哲学就是必须具备一种现有技术，使得标准在技术上可行，同时在经济上可承担。标准的提升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

　　“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环保部门的注意。”岳光溪建议，我国环保部门在制定标准时应把主要力量放在可行性和执行力上，应先考察社会经济水平和企业承受能力，提出和企业技术能力配合得当的标准。同时加大行政成本，严格执法和监管。

　　“我希望环保部门能将重点放到污染治理上，真正解决问题。”岳光溪说。记者陈欢欢

13、研究称:人类破坏地球生态 系造成洪灾主因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8月23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823/n274400181.shtml

　　【搜狐绿色消息】据外国媒体报道，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全球气候变化对近日亚洲洪水频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主要原因还是人类对地球生态系统破坏严重。

　　大面积的森林砍伐，毁湿地造田地，城市扩张和垃圾破坏自然排水系统等因素增大了洪水发生的可能性。人类对自然的无尽索取，影响了生态平衡。近年来，极端天气肆虐全球，各种气象灾害次数之频繁、破坏规模之大，可谓触目惊心。

　　日前，巴基斯坦的洪灾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巴基斯坦建国以来遭到的最为严重的洪灾，洪水已经造成近1600人死亡，2000万人受灾，超过55万公顷的农田被淹没，经济损失将超过430亿美元（约合2919亿人民币）。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预测，巴基斯坦80％的粮食储备已被洪水吞噬，由于巴基斯坦是一个人口大国，该国将在未来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巴基斯坦的邻国印度所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洪水灾害，已造成当地至少130人遇难，400多人受伤，由于仍有许多人失踪，死亡人数可能还会有所上升。此外，北朝鲜部分地区遭大暴雨袭击，近1000公顷的农田被淹，洪水甚至将朝鲜境内的木盒地雷冲至韩方境内，致使两名韩国男子一死一伤。

　　“你不能把灾难归咎于大自然……是人类侵占了洪泛地。” 曼谷水域和湿地部门与自然保护国际联盟的协调员Ganesh Pangare如是说。他同时还指出，如果更好的管理洪泛地，将会控制自然灾害对人类和经济的危害。他说：“必须要保证大自然的基础设施是受到保护的，否则亚洲将不能可持续发展。”

　　马尼拉气候和可持续城市研究所的负责人康锐能说：当灾害发生时，全球气候变化最容易成为亚洲人的借口。他表示，当一有大洪水发生时，气候变化就成为了主要借口，可是当地却存在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是雅加达，曼谷，还是马尼拉，他们的废物处理，土地管理和城市扩张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康锐能还指出，去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遭遇热带风暴“凯撒那ketsana”，下了40年不遇的大雨，导致马里拉80%的地区被淹，400多人死亡。尽管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强调是气候变化导致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但事实上灾难也应该归咎于许多人为因素。

　　康锐能说，近几十年来，千百万人在泛洪区安家落户，他们破坏河流上游的森林，向河流倾倒垃圾，堵塞河道，这些都加剧了灾难的发生。“马尼拉必须处理这些十分糟糕的城市规划”，然而他指出，这场灾难并没有使马尼拉的城市规划政策有所调整。

　　亚洲发展银行区域和可持续发展部门的环境专家Bruce Dunn说，森林破坏是亚洲洪灾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引用了澳大利亚查尔斯达尔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研究数据，10%的森林减少能增加4-28%的洪灾几率。

　　但是，在亚洲生态系统不断被破坏的过程中，Dunn也提出了几个改进的例子。他提到了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经历特大洪灾后，植树造林的努力。“那时政策很快就转变了，植树造林的规模很大，现在因为中国的植树造林，亚洲的森林植被有所提高。”

　　来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Pangare，发出了同样的呼声，使人们免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包括洪灾）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对保护“大自然的基础设施”的投入。他说，“建造混凝土高墙不是解决洪灾的办法，人们需要对“大自然的基础设施”投入保护，如森林，江河流域，湖泊，湿地等。”

14、化工炸弹围城 工业事故多数被指人祸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10年08月23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823/n274397859.shtml

第1页:折射“GDP”崇拜

第2页:带来社会恐慌

　　大连输油管爆炸、南京“7-28”爆炸、数千化工桶冲入松花江……近期各地密集发生工业灾害事件。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分析显示，我国工业灾害主要集中在石化、化工、冶金、煤矿和有色等几个行业。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中的工业危险源不断增多，一旦形成城市工业灾害，损失巨大。

　　业内人士认为，城市工业灾害频发的背后，与一些工业企业尤其是化工企业布局或选址不当密切相关。深究其因，仍然是“带血的GDP”作祟，“萝卜快了不洗泥”造成安全防控出现疏漏。

　　化工厂与居民区混杂凸显城市规划与发展脱节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一名资深工程师，向《经济参考报》记者展示了发生南京“7-28”爆炸企业的位置，他说，不可思议的是，这家正在拆迁的化工企业恰好位于三块比较集中的居民区中间，装化工原料乙炔的储罐，跟周边居民区不足100米。这种建造格局的产生，当地城市规划部门难逃其责。

　　当前，不少化工厂与居民区混杂在一起，被称为“放置在居民区的定时炸弹”。据统计，遍布各地的化工“定时炸弹”当用不计其数来形容。四年前，原国家环保总局的调查便显示，81%的化工石化建设项目布局于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化工炸弹”围城之困，凸显城市规划与城镇化进程严重脱节。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南京“7-28”爆炸事故中，离南京工厂爆炸中心200米至300米处，就有一个家具大卖场，居民区、养老院、幼儿园和酒店，也“紧邻”爆炸中心。

　　环保部下属机构一位专家指出，为把高危害性风险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石化基地一般建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然而随着城区范围不断扩大，居民区已开始逐渐“包围”石化园区。例如，南京扬子石化、上海金山石化等石化企业，在其建设初期均远离中心城区十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以外，而目前居民区与石化工业区的距离有些已不足5公里。

　　尽管工业企业为城市包围的状况有历史成因，但珠三角政经评论员金心异认为，这不能让政府免责。“城市在向周边蔓延的过程中，城市规划部门、工业主管部门应当提前着手，以企业搬迁、城区规划等手段避免在繁华的城区出现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的工业企业。说到底，是政府在GDP崇拜下的短视，为追求城市发展速度牺牲城市安全。”

　　金心异同时认为，上述情况反映出一些城市的规划缺乏前瞻性，城市规划水平有待提升。

　　一些项目在规划阶段就临近居民集聚区。例如中国石油广西石化千万吨炼油项目。2008年广西钦州市出台的《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5)》，未能充分考虑石化项目对居民区的影响，在5至10公里内将建设3个集中居民区。

　　重化工混乱布局折射“GDP”崇拜

　　“其动力来源于能拉动GDP。”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维富研究员说，有的时候，一两个企业和项目就能决定一个地方的命运，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地方政府出于财政收入考虑、政绩考核“引导”，都愿意发展产值大、税收高的重化工业。

　　《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各地化工、石化项目纷纷上马，大多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和人口稠密城市近郊。目前，至少有数千家化工企业处在居民区包围中，或者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

　　2006年中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的结果显示，总投资约1万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09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也警示，辽东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等局部海域污染严重，而这些海域附近正密布着近年建成的大小化工园区。

　　金心异认为，“千军万马争上重化工”，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产业布局方式，不但可能加剧重化工业未来更大的产能过剩，还给沿海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来自东部沿海的一名地方干部算了一笔账，“如果我们能启动上马一个年产钢千万吨的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年新增工业产值520亿元，意味着我市GDP翻一番。更为重要的是，将产生1.5至5倍的巨大拉动效应，带动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下游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近200种相关产业的发展。”

　　知名媒体评论员秋风说，在“GDP”崇拜的影响下，有些地方政府明知道没有合适的土地去建设重化工业，但仍不顾对当地环境、居民安全造成的负面影响，执意上马项目。

　　公共安全不能总是沦为“事后”

　　金心异认为，地方政府要主动尽到“监管者”职责，而不能靠血淋淋的事故倒逼，让公共安全总是沦为“事后”的宿命，从而失去群众的信任。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工业事故频频发生，也与政府监管和高危行业防控管理息息相关。金心异说，这些城市工业事故大部分是“人祸”，直接起因是高风险行业忽视风险、盲目追逐利益而缺乏安全意识，但在对这些高风险行业，有关部门却并没有发挥应有的的监管作用。

　　南京“7-28”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在开挖之前，代表政府一方的迈皋桥街道以及原南京塑料四厂人员，都曾警告拆迁者地下有丙烯和煤气管道。在实际的开挖中，丙烯管道的所有者南京金陵塑胶化工有限公司，还派出生产经营部一位副部长到现场指导。

　　当地一些群众、专家反驳说，既然政府事先对野蛮施工的拆迁方进行过“警告”和“指导”，悲剧为什么还会发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政府监管流于形式。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近日发生的“松花江化工桶”事故中。《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让松花江休养生息的说法，屡屡被当地政府提及，国家环保部在此次事故通报中指出，永吉经济开发区地处吉林市饮用水源江段上游，“选址不合理”。但近四年来，永吉县反而派出更多的招商队伍，为永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提速。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教授说，为了顾及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往往在环境政策调控和监管上容易出现失灵或部分失灵的状况。

　　政府监管失职的背后，到底是什么？知名媒体评论员秋风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给予了企业特权，其中包括了环境特权，实际上是政府在放纵企业，其结果是企业丧失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每个月至少10起？城市工业灾害事故正密集发生

　　专家认为，对城市威胁很大的工业灾害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甚至缺少必要的评估。

　　每个月至少发生10起工业事故

　　近年来，我国各地工业灾害事故频频发生，特别是今年以来已连续发生多起严重污染环境、危及人员安全的事件。

　　7月16日，大连输油管道爆炸引发火灾，数万吨原油入海，危害到当地的渔业和养殖业。7月28日，吉林市永吉县两家化工厂的7000多只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引发水质污染的化工危机。同一天，因盲目施工，南京发生丙烯管道爆燃事故。时隔一天，广东东莞发生人为偷排氯气事件，经下水道挥发近1公里远，数万人险遭毒害。

　　据《经济参考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造成巨大社会影响的工业灾害仅广东、江苏、吉林等省就远不止于此。1月17日，吉林市龙潭区的吉星化工厂发生火灾并引发爆炸，百余辆消防车历经2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2月，苏州联建科技出现员工集体中毒事件，134人受影响，其中40多人住院治疗。3月18日，广州黄埔石化总厂发生重大火灾爆炸，一度引起周边群众恐慌。

　　事故频发暴露出我国工业灾害问题比较突出，形势较为严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分析显示，我国工业灾害主要集中在石化、化工、冶金、煤矿和有色等几个行业。特别是石化行业，具有生产工艺复杂多变，生产装置大型化，过程连续化，原材料及产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和易腐蚀等特点，其事故发生往往会造成人员的重大伤亡或环境的严重污染。

　　根据环境保护部门提供的最新报告，今年上半年，我国每个月至少发生10起导致严重污染的工业事故，这比2009年同期增加了近50%。

　　老工业区逐渐城区化使危险系数加大

　　“南京‘7-28’爆炸如果不是发生在市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就会大大降低，引发社会恐慌的程度也不会如此严重。”江苏省安监局一位工作人员对《经济参考报》记者介绍说。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周边蔓延，不少原本处在城市边缘的老工业区已逐渐被城市包围。近期发生的多起事故，已凸显当前工业灾害日益城市化的新特点。

　　发生南京“7-28”爆炸的南京原塑料四厂位于栖霞区所辖的迈皋桥地区。在这次发生爆炸的南京原塑料四厂周边，早在10多年前集聚着多家化工厂和地板厂、石料厂、液化气厂、加油站等。而这些工厂均是30多年前才陆续兴建的，那时迈皋桥地区还是一片农村景象。

　　随着南京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皋桥地区的工厂被政府陆续外迁，兴建了大量的居民小区与商铺。正是这样的历史变迁，使得由化学原料输送管道盲目施工引发的南京“7-28”爆炸发生在了人口密集的市区。

　　上海是我国人口高度密集的特大城市，市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为2至3万人。然而，由于城市扩容，目前上海仍有不少危险工业企业留在市区，并与居民区混杂，甚至有的工厂设备陈旧老化。

　　据有关资料显示，上海市生产或生产中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单位就有15000余家，还有相当数量的有毒有害物质经铁路、公路、内河、海运等不同的运输方式运抵上海，在上海中转或贮存，这无疑使上海发生工业事故的危险性和可能性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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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西部生态大忧：忽略环保的招商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0-08-23

http://www.ncnews.com.cn/xwzx/cjxw/t20100823_614322.htm

2010年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10周年，在过去的10年里西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直线上升的GDP背后，生态环境的逐年恶化，却又让人担忧。

8月7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造成了甘肃省甘南州舟曲县特大泥石流爆发，1300多条生命瞬间湮灭。当地官方通报消息称，此次事故完全为天灾，是由于遭遇百年一遇的强降雨所致。

然而天灾的背后，却有着许多人为的因素。

除天然的地理位置和地质条件外，当地县城无序的扩张、大面积的山体植被破坏和白龙江上游密集的水电站是这次灾难不可忽略的人为因素。

这些问题早在2005年就曾被当地媒体披露过，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表示，在西部发生的很多生态灾难中，人祸占有很大的比例。产业布局的不合理，极大地加剧了公众环境需求与环境形势间的矛盾，这是近年来环境事件递增的重要诱因。在下一个10年战略里，西部如何平衡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亟须面对的问题。

不合理的布局

通过重化工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是中国许多城市的惯用模式，而对于甘肃这样经济不发达的省份来说，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更多。

在2006年，甘肃省出台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壮大石化支柱产业，依然是甘肃省产业布局的重点。同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的化工产品价格也在节节攀升。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对GDP的需求和渴望，也加快了重化工工业的发展速度。以西部甘肃的省会城市兰州为例，其西固区石化工业基地的战略布局开始浮现，大量的化工厂、肥料厂、农药厂等涌现在黄河上游。由于缺乏规划，一些化工企业甚至与民为邻。

西固区距离兰州市政府18公里，总面积383平方公里，是兰州市西郊中心区。这里过去以农业为主。“一五”期间，国家在西固投资建设石油、化工等重点项目，奠定了雄厚的工业基础，成为全国第一个大型石化工业基地。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1月发生爆炸的兰州石化公司2009年的主营业务收入为620亿元，名列甘肃工业百强榜首，是甘肃省的主要经济支柱。此前，该公司曾数次发生爆炸事故。

黄河贯穿兰州而过，如果没有爆炸，不会有人想起这种布局是否合理。虽然每次事故后，从甘肃省到兰州市再到西固区都会刮起一阵整顿风，但化工高额的利润诱惑却让当地化工企业前进的步伐越来越快。

一组数据显示，甘肃省有化工企业7563家，仅兰州市就有1834家化工企业，这还不包括中央级的化工企业。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西北创造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安江林表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重化工业转向中西部。在中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重化工业项目几乎星罗密布，而兰州西固的布局恰恰是那个时期的产物。

“从当初的规划来看是合理，不过从环境角度上的风向、河流流向来看就不合理。当时对河流保护的环保意识比较淡薄，此外，良好的市场形态也促进了当地的化工产业布局的加快，但现在来看，这种布局并不合理”。

安江林分析，在甘肃、宁夏这些特殊地理位置的省份，由于历史原因，它们不得不依赖于过去的发展定位。而如今主政者意识到这点的不足，但在从过度重型化到轻型化转变上，由于市场需求在拉动，再加上地理位置和运输距离远的问题，举步艰难，甚至造成了越转越重的现状。

甘肃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一名专家坦言，由于资金的缺乏和国家对沿海城市的政策倾斜，造成过去的几十年内，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定位一直围绕着甘肃，在一定程度上也催生了当地化工行业的高速进展。

忽略环保的招商

除对化工的依赖外，由于缺乏资金，当地对招商的渴望也十分强烈。

福建商人肖龙(化名)是被招商到兰州的。5年前，兰州市党政代表团前往东南沿海福建进行招商，他恰好在被邀的名列之内。在经过3次考察后，他只身来到兰州西固，投下了近亿元的资金兴办企业。

肖龙表示，他要投产的项目是重化工业，有一定污染。但与他洽谈的当地官员却并不在意，在其三次考察期间，地方政府的官员几次许诺，只要先投资，有问题可以慢慢协商。在考察时，一位当地官员甚至还指着一块百多亩的土地称，只要来投资，这地就归他了。

肖龙到了西部，起初一切都风调雨顺，但逐渐地，一些原有的承诺无法兑现。相关政府部门办事开始推诿，原先承诺的土地也无法到位。当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招商官员对肖龙说，是国家加强了对西部的生态保护，“风向标”突然变了，他们也很无奈。

当地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招商官员表示，关于招商，市里有硬性规定，要求每个委局每年必须完成一定的招商金额，否则将通报批评。“只要把人招来了，就算立功，至于后续有其他部门负责。”

“我现在一期工程已经完工投产，手下200来号人已经开始干活，但二期工程因为土地的事情，却迟迟没有着落。”肖金珍抱怨道，自己不远千里来此投资，现在却因为土地问题不能做大做强。

上述招商官员坦言，早期的招商条件确实诱人，但随着后来国家对西部生态环境的重视，原先给予的政策和条件肯定会有所变化，所以一些招商项目也因此搁置，对此，他们也只能和投资者进行友好协商。

甘肃省环境保护厅自然生态处一名官员表示，在新一轮的西部开发中，着重对生态环境进行严格把关，有污染的化工项目已经不允许上马，毕竟化工企业具有高能耗、高污染的特点。且众多企业在小范围内集中时，污染物排放总量还是很大的，这对环境肯定会造成不小的压力。

他透露，目前，甘肃已经在着手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现正考察试点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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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环评审批权的“源头污染”应受法律追责

来源：法制日报2010年08月23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fz/2010/08-23/2483061.shtml

　　原本波清浪白、鸟飞鱼跃,有碧海“鱼仓”和“闽东夏威夷”美誉的福建罗源湾,因为一座违规钢铁企业——福建德盛镍业有限公司的入驻,变得乌烟瘴气,海水日渐浑浊,鱼虾死亡不断。短短一年多时间,这里养殖凋敝,旅游荒废。罗源湾生态几近崩溃,祸起陆源污染,但当地人士称,环评审批权“受污染”才是该区域生态岌岌可危的源头(8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据记者调查,福建省环保局审批该项目是在2006年3月14日,而根据有关规定,有色金属冶炼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审批权限,是2009年3月1日以后才下放给省级环保部门,此前是由原国家环保总局负责审批,所以福建省环保局对德盛镍业项目属越权审批,审批是无效的；2008年12月4日,福建省环保局再次批准了德盛特钢年产82万吨不锈钢宽带的环评报告,而钢铁加工项目环评文件的审批权限也是在2009年3月1日以后才下放到省级,福建省环保局又一次实施了越权审批。更为诡异的是,德盛镍业镍合金项目竟然存在“孪生”环评文件,两份均由福建省环保局发出的文件,各方面看似一模一样,但是文件内容一个是年产55万吨镍合金,一个是年产92万吨镍合金,产能相差近一倍。而据福建省政府法制办工作人员介绍,一份批复出现两个版本,是政府行文决不允许出现的现象。

　　也正是基于福建省环保局两次越权审批德盛镍业项目环评报告,并出现诡异的“孪生”环评文件现象,当地知情的业内人士称,这表明福建省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权“受到了污染”。而环保部门环评审批权“受到污染”,无疑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污染。因为给予环保部门环评审批权的目的原本是制约污染项目的建设投产,而环保部门在环评审批权“受到污染”后为污染项目大开绿灯,就等于是给违法违规项目披上了“合法”外衣,使其能够“名正言顺”地投产建设,“合法合规”地污染环境。这也就无异于是从源头上污染了水源,环境生态自然也就会遭到肆无忌惮的蹂躏。

　　何以出现如此怪事?明眼人一看就知其中有不可示人的“潜规则”,没有巨大的利益驱使,谁都不会冒这个风险。福建省环保局拿环评审批当儿戏,为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大开方便之门,种种迹象表明,除了权力的张狂之外,其中无疑还有“利益绑架”的内因,这种公然对抗法规与政令的做法,其背后的利益驱动值得深挖深究。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建省环保部门环评审批权所以会像舆论所指称的“受到污染”,实际上是由于环评审批权力受到了腐败的侵蚀所导致,是腐败使得部分地方的自然环境遭到了源头上的污染与破坏。

也正因为如此,杜绝类似福建省环保部门环评审批权“受到污染”的现象,首先需要如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所指出的,建立事前环境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追究在环境管理上存在不作为、乱作为的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遏制环保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环境管理上的不作为、乱作为；其次还应建立对于环保部门环评审批权的约束机制,对环保部门及其负责人的环评审批权进行有效制衡,制约环保部门及其负责人在环评审批事项上的权力行使。唯有如此实行严厉的惩罚与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相结合,才能避免环保部门环境审批权“受到污染”,才能真正从源头上保护自然环境,促进人类生存环境的有效改善。

17、京华时报：利益相关环保局怎能不被污染

来源：京华时报2010年08月21日张铁

http://green.sina.com.cn/2010-08-21/114320946143.shtml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说：每次“环评风暴”都是一场博弈。最关键的是，在这场博弈中，环境部门不要把自己的利益纠葛进去，成为妄图在博弈中获利的一方。

　　一家污染企业，福建省环保局竟两次越权违规为其审批项目，甚至一份环评批复文件出现两个版本。污染“闽东夏威夷”罗源湾的，不仅是滚滚排放的废气和污水，还有“受污染”了的环保部门。

　　环保部门本应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守夜人”：掌控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不仅守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守护着公众的健康权和生命权。而环评审批权，更可说是“守夜人”的“权杖”：通过环评的前置审批，为环境添加“闸门”，为企业架设“高压线”，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的发生。

　　然而，正是这样的“守夜人”，在罗源湾却不仅没有起到防治污染的作用，反而把“权杖”挥错了地方，甚至不惜动用违规的“越权审批”，不惜制造“孪生文件”，为污染企业大开方便之门。个中原因，德盛镍业负责人一语道破：“在环评审批环节只要下足‘功夫’，没有攻不下的堡垒。”

　　的确，审批权是“堡垒”，尤其是一些实际的审批权。没有这座堡垒看守者的放行，就没法上项目、拉投资，更无法从项目、投资中积累政绩或是捞取好处。可见，这项权力有极强的变现能力、极大的寻租空间。这也是地方一些部门牢牢握住审批权，不愿松开的根本原因。说到底，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都需要从中而来。

　　环保部门素来被视为“清水衙门”，在一些重大项目上，有建议权却没有决定权。但是，即使是作为项目“必要但非充分”条件的环境许可，也有极大的“发挥空间”，成为一些地方环境部门的“金饭碗”。德盛镍业的环评审批，因为明显违规的越权审批和“孪生文件”而被质疑，还有更多在“自由裁量权”之内的环评审批，不知道被下过什么样的“功夫”。

　　近期以来，环境事件屡见报端。从河南封丘“红头文件”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到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中相关信息发布迟缓；从湖南涟源国家安全饮水工程和污染水源的锰矿企业并存，到江苏射阳工业园废水通过地下深埋的排污管线直排入海……德盛镍业的审批闹剧，不过是又增加了一个“戏码”。这些事件中，环保部门的错位、缺位，有权力有限的无奈，有“同流合污”的共谋，肯定也不乏环保部门本身“被污染”，利用手中的执法权、审批权，谋取个人或部门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在环境审批权不断下放的情况下，既要收住环保的缰绳，又要设置寻租的“防火墙”，极大地考验着相关管理部门的能力和水平。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说：每次“环评风暴”都是一场博弈。最关键的是，在这场博弈中，环境部门不要把自己的利益纠葛进去，成为妄图在博弈中获利的一方。否则，不仅是环境审批会被“功夫”打倒，地方的发展同样会被“功夫”打倒。

18、松花江痛定还痛 吉林仍在排污

来源：生活报 2010-08-23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8/671282529202_1.shtml

　　你得承认，至少这是一次称得上足够艰辛的采访,假如不必过多谈论胆识和勇气的话。

　　说艰辛，不仅仅是由于记者实地踏查所经历的种种常人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危险，因为这是记者职业属性的一部分，无需渲染；更大的艰辛还在于，除了独自调查，极难获得上游相关当事方的配合与协作。实际上，踏查并非一种刻意的选择，而是一种不得不如此之举。然而，你将看到，抵达第一现场，和目击这一切所引发的思考是多么的值得和必要。

　　能够支撑此次实地踏查的内在力量，有三：一是出于一种大爱，对源远流长的松花江的爱，对母亲河命运始终不渝的关切，一直在我们的血液中奔流，这种情愫与生俱来，出自天然；其二，是出于一种对大地对家园的神圣情感，对身处下游的黑土地的人民和本属同宗一脉的白山黑水的一片赤子之心青天可鉴，此次采访活动，背负着这片广袤沃野的瞩望和重托；其三，还出于采访过程中对当地的平民百姓的言说、倾诉与支持的一片感激之心，是他们当下的生活际遇和殷殷的目光，使采访的每一寸艰难行旅非但不再显得那样孤独，反而充满了不断深入求索的激情和希望。

　　短短五年间，松花江遭遇了两次大规模的化工物质流入事件。2005年11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苯胺车间发生爆炸，约100吨苯、苯胺和硝基苯等有机污染物流入松花江；今年7月28日，约7000只化工桶再次被冲进滚滚江水里。两次事件，发生地都在上游的吉林省境内，无一例外，都给吉林省沿江居民和处于下游的我省沿江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伤害。松花江因何而脏，江水中的化工物质如何而来，一直让人忧思难断。

　　曾几何时，松花江是吉林和黑龙江两省重要的饮用水源，并用她辽阔的水域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如今，两省沿岸的大多数居民都已经不得不另辟水源，曾经的母亲河沧桑憔悴，不复旧日容颜。

　　松花江当然不是唯一遭遇污染的江河。监察部和环保总局发布的调查显示，近几年全国每年水污染事故都在1700起以上，在被统计的我国七大水系、131条流经城市的河流中，严重污染的有36条，重度污染的有21条，中度污染的有38条。污染比率之高令人瞠目，污染频率之密令人骇然。

　　水污染对经济的灼伤同样惨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表明，仅2008年，全国因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000多亿元，约占当年GDP的4%。

　　江河污染之害已至于斯，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媒体本该形成合力，亡羊补牢，但时至今日，上游排污照旧，松花江浑浊依然。

　　所以，7000只化工桶流入松花江再度触动心弦，有了这次痛下决心的踏查——从两次事故的发生地吉林市为起点，上下寻访搜寻实证。因为未能见到相关省份全方位公布化工企业的资料，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只能凭借记者的双脚和眼睛，按照沿岸居民的讲述，努力为大家描摹出松花江上游地段即吉林省境内诸多化工企业排放污水入江的真实现状。

　　采访再度验证了两个基本事实：一个是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而言，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根子在岸上”的道理原本就心知肚明。防止水污染的真正主体是地方政府，但是对于GDP的追逐成为惯性思维，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两种发展观之间，地方政府往往选择前者。

　　再一个是“五龙治水，九龙戏水”的现象依旧难改，管理体制的失衡和羸弱依然昭彰。

　　所以卧伏在吉林省的松花江沿岸大大小小的化工企业，像一个个脓疮，或悄然或公然地毒化着滔滔江水。沿江两岸，尤其是下游的我省，如何能够安之若素？

　　作为近邻，吉林和我省在许多领域有着密切合作，彼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便这次化工桶事件，吉林也发出了“不让一只化工桶进入黑龙江境内”这样让人动容的号令。对吉林的洪灾，我省早早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吝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两省的兄弟情谊和互助作为基本面从来毋庸置疑。然而出于媒体的责任，我们此番唯有勉力向前，动机简单而纯粹：希望通过踏查提供的事实和状况，为推动有关部门加大治污决心和力度尽一份绵薄之力。

　　其实国内这样的治污已有先例。2007年，无锡市一举关闭化工生产企业775家，在辽河治污中，辽宁省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和铁石心肠”，对全省417家造纸企业全部实施停产治理，对治污设施不全和不符合产业政策的269家企业实施了彻底关闭，并全部断水、断电、吊销营业执照、拆除主要生产设备。

　　我们期待着，松花江沿岸的职能部门也能够有这样的果敢和行动。

　　我们的期待，非常“基本”而且具建设性，那就是：尽快成立一个超越地域区划，统筹全流域的有效架构，尽快建立一套沿江区域联动发展的模式，加大违规成本和惩治力度，尽快实施区域性“污染补偿机制”。果如此，善莫大焉。

　　我们渴盼着那一天：君住江之头，我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也见君，同饮一江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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