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上万桶油污就从岸北侧卸下，几十桶、上百桶地堆放在一起，等待清点。靠近岸边的海水中飘浮着木头、稻草、桶等各种杂物，本来青色的石栏和台阶几乎变成了黑色，远处的泥地上零星铺着草垫，再远一点的人行道和草丛里随处是捞油者丢下的衣服，已经看不出来本来的颜色。有的捞油者用切开的饮料瓶装上一点原油倒进自己的摩托车里，然后铺上塑料布，赤裸着沾满油污的身体驾车回家。

　　35岁的崔占友是高家二姐的儿子。7月27日，他和五舅高胜宝同驾一条渔船出海捞油，晚上7点多突然遭遇大浪，船被打翻后崔占友失踪。在找了三天后，家人对崔占友能够生还已经不抱什么希望。

　　高家是典型的渔民家庭，家里男性从事着捕捞和养殖生意。庙上村位于金石湾东5公里左右，距离大连市区约80分钟车程。这里有几百户渔民和养殖户，整个金石滩镇估计有1000户。近年来对养殖海域的占用和迁移，让金石滩成为大连北部黄海区域最大的养殖户聚集地。庙上村口还有獐子岛渔业集团的一家大型贝类净化加工厂。

　　庙上村距离发生爆炸的大孤山半岛有30公里。直到发现附近海域的养殖台筏上出现油污时，高胜宝才意识到污染可能比想像的严重得多。7月20日那天他们曾到金石滩景区的海滩帮忙铲沙子，7月23日家里人开始结伴出海捞油。

　　捞油至少要三个人，一个人开船，两个人干活，这样才有足够的时间轮流休息。高家和外姓亲属们总共有7条船参与捞油，每条船有两个家里人，雇佣一个工人。

　　他们每天七八点钟出海，顺着海岸线往东南方向开上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大孤山海域。运气好的时候连着遇到大片厚油层，很快就可以装满几十桶，运气差的时候就只能东一块西一块地捞，船就顺着水流飘。政府官员说过，不管是塑料瓶还是漂浮杂物，只要是沾染油污的都不能放过。

　　渔民习惯用潮来计算时间，一天一夜一次涨落就叫一潮。捞到第五潮，也就是7月27号那天，高胜宝像平常一样出海，天气很好，预报说有五六级的风。

　　晚上7点多，高胜宝在大孤山海域突然遇到大浪，他和外甥崔占友在中间那条船上，前面是侄子高明的两条船，后面是几个哥哥的船。他打电话想提醒亲戚们注意有浪，结果刚说了两句话船就翻了，连地点在哪都没来得及说清。

　　天黑、浪大，渔船上都没配备探照灯，所以即便是距离很近，再想回身找已经是大海捞针。木船翻了之后有一个角能浮出海面，高胜宝死死抓住船头，仰起头，一直到4个小时后获救。被救起时他的衣裤已经被浪打掉，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行走，身上的油是被救援者送到澡堂洗掉的。

　　船上的另一个工人被打下水后抓住了一个油桶，坚持了两个小时后获救。可崔占友失踪了。

　　崔占友在海上干活有10年，今年4月份他和五舅花5万块钱合买了一艘7米半的木质渔船，还有一些捕捞用具，打算自己干。每年的6月到9月是休渔期，他本来应该在家里歇着。

　　高胜宝说，海上捕捞的风险很小，都是近海作业，超过6级风就不出海了。这次来捞油一来想赚点钱，另外污染对他们日后的生计也有影响，捞油既能帮国家，又能帮自己。

　　“谁能想到这种倒霉事会轮到自己头上？”高胜宝说。死里逃生之后，村里的人说他真是应了名字—“剩下的宝。”

　　靠海吃饭的人都会受到损失，但相对来说，捕捞者在海里没有什么“固定资产”，他们损失的只是以后的收入。直接损失大的是养殖户和金石滩、柏石湾景点上的各路商户。

　　高明说，油污对养殖业的影响是无尽无休的。村子里的老人都知道，养殖最怕油，渔民连给船加油都特别小心，不能洒出来一点。

　　他2001年来到大连，现在养着180台筏的裙带菜、海带菜和一些贝类。附近的养殖户都是这些品种，只不过比例和规模不同。1000台筏以上的算是大户，庙上村附近也有几家两三千台筏的。同时，他还在金石滩国宾浴场沙滩上承包了一个亭子，开小商店。

　　他算了一笔账，如果养殖裙带菜，一台筏一年光是苗的投入就得2000块钱。今年他已经下了大约80台裙带菜的苗。不知道明年能否收上来，收上来的话有没有人肯要。庙上村的裙带菜一般都是出口日本，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这16万的投入有可能全部变成损失。

　　他还有30台左右的菜因为捞油耽误了收割，按照今年的市场价格，大约能卖10万。他打算让工人继续收，能不能卖出去、价格如何就只能看受污染情况了。

　　这不是全部，还有其它更大的潜在损失。

　　台筏和海面是养殖户最重要的资产。高明花30万承包了300亩海，又花几十万给海面打上台筏、装上苗绳，如果这些生产设施受污染严重，重新铺设的价格是每台筏5000元。

　　高明刚刚搞了两年养殖，今年是第三年，他说自己的投资还没收回来，去年市场行情不好，遭灾减产价格低，没想到今年竟然遇到更大的灾。

　　贝类养殖户的损失会更大。平均一台筏的苗钱就比裙带菜翻倍，而且贝类养殖在中海和近海，污染情况更严重。

　　这样的损失很难依靠捞油赚外快弥补。更何况，捞油的收入也远没有传闻中那么高。到目前为止，捞油者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钱，也不知道钱由谁来出。

　　一条船三四个人干活每天最多也就能捞100桶油。大多数渔民只有一条船，雇两个工人，平均每天捞个五六十桶。在交油点清点的时候通常会因为油里有稻草、杂物等原因被至少扣掉10%。这样算下来每天是一万三四千块钱。

　　但捞油是有成本的。他们得预先支付买桶的钱、雇工费用、油费和把油送到指定地点的运输费。平时20块钱一个的50公斤装的油桶在金湾桥下最高被炒到了100块钱，后来价格又回落到了40一个。雇佣一个临时工人每天需要支付300。油费每艘船每天大约200块钱。吊车往岸上吊油桶按次收钱，一次20。火车拉油桶也是按次收钱，跑一趟100块钱。算下来每天支出也要达到3000块以上。

　　每天1万块的收入不算少，但如果这是以健康为代价，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愿意去赚这笔钱。

　　高胜宝说他从来没在电台、电视或者报纸上看到任何关于原油对人体危害的报道。采访的时候高家男性成员正围坐一圈吃午饭，他们全都参与了捞油，没有一个人的嗓音是正常的。皮肤红肿和嗜睡也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他们知道原油对人体可能有害还是因为金湾桥下陆续有人晕倒，并被送到医院。一开始大伙还以为是劳累过度，后来才传出中毒的消息。

　　不过，有人中毒的消息至今没有办法证实。《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在大连湾和开发区的四家医院里没能找到一例原油中毒的病人。

　　在金石滩游客减少的同时，游客在大连市内付家庄等海滩附近却依然要为找不到酒店而烦恼。前者距离爆炸地点的海上距离大约只有十多公里，而后者则要远至少一倍，受污染程度相差很大。

　　发生爆炸的前一天金石滩刚刚举办过沙滩节，通常这意味着一年之中游客最多的季节要来了。这个旺季会持续40天一直到8月底。这一段时间店铺的日营业额至少都在2000元以上，烧烤店能达到6000元。而现在他们每天都要为营业额达到100元甚至是开张发愁，连店铺租金都赚不回来。

　　这些店铺每年是在5月1日至10月1日这段时间出租，水果吧、饰品店等小铺子5个月的租金要两三万，烧烤店的租金是10万块，位置最好的店租金还要贵上一万。

　　烧烤店老板韩家忱说，往年这个时候你想在沙滩上找个躺椅位置都很难，今年全部是空的。7月28日那天一直到中午了他的店铺还没开张，30号那天临近傍晚时卖了145元，整整一天只有一桌客人吃饭。

　　金石滩轻轨站一出门右手边就是游乐园“发现王国”，它有一个传统是只要当天游客超过一定数量，就会在晚上放烟花。附近居民说往年这时候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烟花，今年已经有好几周没看到了。

　　但是在付家庄绝对看不到这种凄凉。那里的沙滩依然是挤满了人，生意依然好做。开游艇的郭师傅说爆炸后的几天他们要去帮忙清理油污、设隔离带，只有那几天生意受到了影响。

　　现在隔离带每天由他们负责打开和关闭，游艇会带着客人穿过隔离带绕着东、西大连岛开上一圈。郭师傅指着海水说隔离带之外有时能看到油花，隔离带之内几乎看不到了。

　　在付家庄和两站之隔的银沙滩的隔离护栏外，有水性好的人在那里“扎猛子”，一对老年夫妇一个小时钓上来十几条小黄鱼。年轻的情侣穿过几十米的铺着厚厚苔藓的礁石，拎着小桶抓小螃蟹，一会就抓了半桶，说是要回家吃。这里已经感觉不到刚刚经历过一场灾难的氛围。

　　大连人对海似乎有一种信仰，海为这个城市提供美味的食物、财富和声望，许多人相信海拥有巨大的能量，能带给居民们健康，也能自我医治创伤。

　　7月28日，10天的海上大规模捞油行动画上了句号。海滩和岩石是接下来的重点。大连海事局在甘井子一块海滩的岩石上试验了各种清洁剂、化油剂，效果都不理想，只能等退潮之后再想办法。

　　金湾桥下，渔民们也开始洗刷自己的船，准备回到往日的生活中去，打理自己的养殖场。聚集在金湾桥下的渔船越来越少。

　　路边卖桶的商贩不见了，又有人做起了卖洗衣粉、清油剂、柴油的生意。养殖户宋先生买了200块钱柴油用高压水枪喷出来清洗船上的原油，效果不好。他说开发区管委会马上就会给他们发清油剂，效果可能会好一些。彻底清洗之后这些船都需要重新刷油漆，成本几百块钱。

　　50个环卫工人分成三组开始清理交油点留下的一片狼藉。一组人在用高压水枪往石栏上喷清洁液，尽管很缓慢，还是能看出来黑色的油污在逐渐转淡。一组人在往海水里扔草垫，空气中飞舞着草屑。还有一组人负责把铲车倾倒出来的粗砂石铺平整，油污被一点点地掩盖了起来。

　　这里很快就会恢复往日的平静。很少有渔民相信这里的海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但他们中也没有人能对未来做出清晰的预测。

　　尽管还不知道明年能否允许销售，所有接受采访的渔民都表示会继续进行生产，他们继续把幼苗下到海里，把长大一点的苗分散开。7月30日那天，拥有600台筏的养殖户王师傅雇了几十个临时工在金湾桥下穿扇贝苗。

　　有人听见传闻说赔偿标准是40块钱一平方米，约相当于一亩两万七。这个标准远远高于一亩一万元的占用迁移赔偿，但划不划算还要看海面接下来几年能否进行生产。

高家依然在每天雇佣摩托艇下海寻人，每天6000块钱的雇艇费用是个不小的负担，北海搜救队也帮忙在远一点的海域寻找。高家表示要坚持到找到尸首为止。崔占友的哥哥说，找到了也就了了老人的一个心愿。

2、大连管道漏油之后的12个问题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2010年08月05日刘荻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08-05/190220834927_3.shtml

　　漏油之后的12个问题

　　《第一财经周刊》替你请教专家、分析新闻、阅读报告，然后简单直白地告诉你一些有关大连漏油事故的必要知识。

　　01 原油污染会给人体带来哪些直接危害？

　　原油含有不稳定的碳氢混合物，包括多环芳烃、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这些有害物质可以通过呼吸、皮肤吸收和眼球进入人体内的血管中，有可能引起恶心、头疼、头晕等不适的感觉，甚至致癌。所以捞油工人必须戴面罩、手套、穿防护服。针对“当温度超过60度才会对人体有害”这种说法，Steiner教授解释温度升高的确会加速有害物质的挥发，但是常温下，甚至埃克森石油泄漏事故发生地阿拉斯加那种寒冷的气候中，有害物质也存在。

　　02 难道没有比人工捞油更好的办法吗？

　　我们可以说，大连渔民捞油从效率上讲创了个奇迹，油层厚、石油集中在易于靠近的地区、天气平静，这些都是人工捞油的有利因素。但的确有一些更好的办法，国际上用的比较多的，比如吸油毡子，它的吸油力很强；还有撇油器可以分离水和油。

　　03 大连当地的居民会受到什么影响？

　　他们可能会头晕、恶心、呕吐，可能会感觉悲伤甚至抑郁。

　　原油泄漏对于当地居民的影响远远不止生理健康上的损害。南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家Steve Picou认为，原油泄漏不像自然灾害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原油泄漏的大多数影响在短期内都处于未知状态。这些不确定会导致忧郁、夫妻不和和药品滥用。比如，根据Picou的研究，1989年的埃克森石油泄漏事件对当地三万居民的心理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尽管已经20年过去了，这些居民中的一些仍持续遭受精神痛苦。

　　墨西哥湾事件发生2个月后，LEAN(路易斯安那环境行动组织)执行官Marylee Orr表示，海岸线的居民已经感觉到非常不适，头晕、呕吐、恶心、头疼、胸闷，不管是危机的直接参与者还是当地居民都如此。佛罗里达社会服务官员透露，当地的家庭暴力、忽略儿童和其它社会疾病正在增加。

　　对于大连居民来说，同样，健康方面，首先是情感方面会遭遇很大的压力，这种灾难会带来情感和心理上的创伤。其次，石油对于参与救灾的渔民和附近居民都有直接的危害。另外，当地70%的人都依赖或者间接依赖着渔业，Steiner教授认为“这次事故会带来社会及文化结构的变化”。

　　04 我们还能去大连旅游和游泳吗？

　　目前大连主要是接近事故地点的旅游景点受到了影响，其它景点依然有很多游客。不过Steiner教授建议，如果游客想要游泳的话，国际漏油事件后的通用标准是，你看不见闻不到摸不到油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是安全的。而且油可能已经随洋流飘到了一千公里以外，所以朝鲜和胶东半岛附近，你最好也别去游泳。

　　05 我们该怎么对待那些来自大连的海鲜？

　　我们看到，大连的养殖业已经受到了较大影响，并且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影响还会持续。事实上，Steiner教授建议，现在吃海产品还是有风险，尤其是孕妇、小孩、老人和病人这些脆弱群体，应该避免。这个是政府的责任，政府需要负责鉴定水和海产品的质量、跟踪受污染的海产品，确保无污染的产品进入市场。

　　原油中的多环芳烃类物质，以及此次大量使用的化学分散剂都是食品安全的隐患。常规办法检测海产品中PAHs需要7天时间，即便是最专业的毒理实验室也需要至少三天时间。

　　在墨西哥湾，6月23日，美国海洋和大气局(NOAA)禁止了20.3万平方公里区域内的捕鱼，这个面积是整个墨西哥湾面积的1/3。

　　06 这些漏油会全部消失吗？

　　至少短期内不太可能，它还在海里。原油将以小油滴的形态遁入大海，被自然分解，或者沉入海底然后长久呆在那。

　　泄漏进大海的石油依靠风暴、水流和时间的作用可以自然分散，当油的密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其他自然过程会消耗掉它。但是大量的原油泄漏远远超过了自然的消化能力。目前，大连使用了几十吨化学分散剂加速那些没有捞走的油的分散过程，但也许会带来较大的副作用。

　　人们在墨西哥湾事件中也使用了大量的分散剂，对此美国矿产资源管理局说：“这种方法有可能使表层下方海水和近岸浅海底栖生物受到石油影响。”《自然》杂志指出，分散剂可以减轻海面上浮油对生物的伤害，但是对于海底的原油污染却无能为力。Steiner教授用“如果你是海鸟可能会很高兴，但如果你是鱼就比较倒霉”来解释。他认为在浅水、近海和有渔业活动的地区，比如大连，使用分散剂是非常不当的做法，产生的有害物质将影响渔业。

　　07 微生物除油技术进展到哪里了？

　　还是不太行。自然界中每年有130万吨的原油通过渗透泄露到海洋，这些原油绝大多数可以被嗜油菌降解掉。但是专家指出，人工培育大量此类微生物并将它们运到原油泄漏海域来解决大规模的漏油事件还不太现实。首先，根据石油的不同地质来源，泄漏的原油的化学成分会有巨大差异，有些化合物需要微生物们吃更长的时间才能消化。此外，微生物无法渗入漂浮在水面上的大面积原油内，所以这种试验大多只能在海滩进行。

　　Steiner教授解释如果想在大连使用这种方法，需要找一片海滩进行试验，“但我怀疑是否能奏效”，在1989年的埃克森漏油事故中，这个方法就不太灵光。不过好在，这些微生物不会对海洋造成很大危害或者二次污染。

　　08 为什么我们不把那些漏油直接烧掉？

　　4月28日，英国石油公司、美国海岸警卫队等实施了就地燃烧原油的方法，即可控燃烧法。他们用防火浮油栅将被泄漏石油中成团的油聚集在一起，将它们转移到别的地方，然后烧掉。这一方法的缺点是在海岸附近燃烧油团时，会威胁野生动植物。此次大连并未使用燃烧除油法，很显然，因为大连污染海域离人口居住地太近，容易引起火灾。

　　09 还会有我们目前看不到的危害吗？

　　有些污染是短时间内无法显现的。

　　Steiner教授为我们举了一个1989年阿拉斯加漏油事件中的例子。阿拉斯加附近海域有一种鲱鱼，对于当地的商业和海洋环境都很重要，漏油事件发生后幼鱼大部分死亡。成年的鱼群第二年迁徙回来，貌似没有问题。但到了第三年的时候，鱼群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数量锐减。研究相信是污染危害了鱼的免疫系统，导致传染病爆发。这个鱼群的数量，到今天，21年之后，仍没有恢复，甚至连恢复的迹象也没有。这是漏油发生之后几个月内看不出的后果。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海洋学博士Ian MacDonald 认为水下溶解的甲烷等原油所含有气体将导致含氧量降低、排放出苯和其他有毒物质，而对于海床的破坏现在还未知。

　　10 如何来评估此次事件造成的损失？

　　目前没有任何官方的统计数据。不过我们可以参照墨西哥湾的数据。英国石油公司目前花费40亿美元应付漏油，支付赔偿金2.35亿美元，设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另外5亿美元用于建立海湾沿岸研究院。《自然》杂志援引生态经济学家的话，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失要远远大于上述保证金，它至少在340亿到6700亿美元。

　　而美国旅游协会发布了来自牛津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称估计墨西哥湾漏油给当地三年内的旅游业至少造成230亿美元的损失。现在，已能见到的影响包括经济、生态、旅游、野生动物、水产养殖和其它行业，且将继续影响墨西哥湾沿岸四个州。据报道，当地食品券的申请率接近20%，在某些地区，失业率已经超过全州12%的平均失业率。

　　11 这次漏油将影响我们未来多少年？

　　难以估计。事实上，这次事件也许永久改变了这片海域。没有海水质量检测，只是海面油少了或者看不到了，不可以说清理工作结束。有专家预测大连的海洋环境需要10年来恢复，Steiner教授认为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也许需要更久。马萨诸塞州Woods Hole海洋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Mak Saito认为，大量的石油“也许会改变海域的化学环境，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乔治亚大学的Samantha Joye认为石油会直接伤害到鱼类，同时用来消耗石油的微生物会降低水中的含氧量。通常来说，一个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12 有什么可以引以为戒的？

　　全球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给出了6条建议：信息透明、基础设施综合风险评估、改进石油泄漏应对计划、开展环境影响评估、健全石油污染法律体系、发展清洁能源。

　　1989年的阿拉斯加埃克森漏油事件催生了美国《石油污染法》的颁布。墨西哥湾事件也影响了正在美国参议院审议的《能源和气候法案》。奥巴马6月中旬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替代能源。

　　Richard Steiner

　　阿拉斯加大学海洋保护教授。曾担任1989年埃克森石油泄漏事故的紧急响应顾问，并多次直接参与处理石油泄露事故及环境保护工作，此次对大连进行了实地考察。

3、绿色和平大连十日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2010年08月05日王娜刘荻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08-05/190220834927_2.shtml

　　绿色和平的大连十日

　　“消防员之死”已经成为大连漏油事件的一个象征，很多人或许并没有看到绿色和平的担忧和主张，却记住了这一组震撼人心的照片。

　　钟峪是在7月17日早上看到大连漏油的新闻的。作为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一位资深行动统筹，她几乎跑遍了全中国各处危险的地方，也见过了各式各样的灾难，但这次的消息还是让她吃了一惊。

　　她去过大连新港，她知道在那里发生的爆炸和燃烧意味着什么—距离事发地点不远，即将竣工一家中国最大的二甲苯厂，一旦这家化工厂发生险情，“一百公里内都将夷为平地”。

　　那不止是灾难，而将是毁灭。

　　第二天，她放下江西的勘察工作返回北京。下午，在位于北京东城区的绿色和平办公室里，绿色和平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一群与钟峪一样忧心忡忡的年轻人决定，立刻停下绿色和平手头全部的工作，全力投入到大连事件中。

　　绿色和平的“突发环境事件快速反应机制”第三次启动了。该机制在中国第一次启动，是2008年汶川地震时对危险化学物品进行排查，第二次则针对2010年上半年中国西南部的旱情。

　　7月20日上午10时，钟峪和另外一位同事带着口罩、手套等防护用具飞抵大连，他们还邀请了自由摄影师江河(笔名)帮助拍摄受污情况的图片，江河先他们一日到达事发地—三人成为大连漏油事件的第一批外地NGO工作者。

　　按照绿色和平的工作流程，三人小组首先对险情进行了勘察。钟峪和同事从新港码头沿着海岸线勘察石油泄漏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江河负责拍摄照片。在大连湾145公里的海岸线上，有2个自然保护区、9个水产养殖场、6个旅游景点和7处一类环境功能区。中国海监船截至7月19日13时30分的监视结果显示，受污染海域约430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12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52平方公里。

　　当天，火患已经基本解除，绿色和平在其网站上发出第一条针对漏油事件的呼吁：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污染的化石燃料基础上是不可持续的。要从根本上摆脱这类事故对于环境和安全的影响，我们必须立刻从改革能源结构入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逐步摆脱对于诸如石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

　　因为一个意外事件，绿色和平第一天的行动就吸引了大量的目光—这一天，江河拍摄到了大连消防支队战勤大队战士张良在清理水泵时，失去重心挣扎着沉入海底的镜头。这一组“消防员之死”的图片随后被在网上广为转发，更多人开始由此关注到大连污染情况的严重与残酷。

　　之后两天，钟峪和同事开始把勘察重点放在大连的旅游、养殖业上。在7月22日发出的呼吁中，绿色和平公开了多个具体案例—包括对距离事发地点17公里的大连泊石湾海滨浴场的小店主、对距离石油泄漏地点35公里的金石滩国家旅游中心养殖户的访谈，以及江河拍摄的距漏油事故现场1000米左右的国泰(音)水产养殖场被污染的图片。

　　7月23日，“快速机制”进入第五天。钟峪发现了一个新的紧急情况：无论是清理油污的过程，还是周边养殖与旅游行业的协调，都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那些前两天还满是油污的海滨浴场，已经迫不及待地对外营业了。而那些捞油的渔民、当地公安、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个人身着化学防护服(手套、连体服、靴子和面罩)，他们赤手空拳地暴露在被污染过的环境下，许多渔民浑身被厚重的油污覆盖—相比之下，穿着防护服的钟峪和同事更像一群异类。

　　这一天，绿色和平紧急发布了第三条呼吁：呼吁政府派遣最专业的人员并配备最专业的防护设施来安全有效地参与到油污清理工作中；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立即在旅游景点设置醒目的标识，提醒游客一定要远离遭受污染的海域，保护自己的健康。

　　接下来两天，绿色和平不再只是呼吁而已。钟峪将这几天在大连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了北京办公室，她希望再派几名同事来大连支援接下来这些更重要的工作。7月24日凌晨4点，绿色和平又有4人飞抵大连，他们带来了30块“油污未净，请勿下水！”的警示牌。当天，大家带着警示牌来到泊石湾、金石滩和棒棰岛，希望醒目的牌子能提醒游客注意。一位游客从旁边经过，他看到警示牌上的字后说，你们昨天就应该来了，你看我今天穿的是运动鞋，昨天赤脚在海边走，今天浑身都痒。

　　但在棒棰岛竖警示牌时，一名浴场的工作人员冲了过来，他质问道：“你们在干嘛！”钟峪举起为了埋住警示牌正在挖沙子的双手给这个驱逐者看，手套上沾满了油污，但对方并不理会这些。钟峪和同事被赶出了浴场，站在岸边的停车场上，能看见保安们正在撤走他们刚刚竖好的警示牌。

　　与竖警示牌同时进行的，还有免费分发防护口罩的工作。7月24日早晨7点，钟峪在淘宝网上找到了大连一家卖活性炭口罩的店，她对店主说自己马上就需要用300只口罩，并说明了这批口罩的用途是送给清污渔民的，问是否能给送货，她会支付打车费。可店主拒绝了。9点，钟峪打车取来了这300只口罩，它们每只15元。

　　为了最快速度地清理泄漏的原油，大连市政府发动当地渔民，300元一桶回收油污的政策让渔民们蜂拥而至，他们本来的生意全部停下，一家几口一条船上轮流捞油，工具是勺子、塑料桶甚至筷子。后来，他们发现这些都不如一双勤快的双手效率高，于是渔民开始挥舞起沾满油污的双手。

　　在金湾桥下，钟峪和同事们举着“清理油污，请戴口罩”的牌子流动分发。有些渔民不想戴口罩，因为“太热太闷了。”但钟峪告诉他们原油是有毒的，戴上口罩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很快，就有人围了上来主动找他们要口罩，这些人中，有渔民，还有其他现场工作人员。“说服工作并不难，他们之前只是不知道这些危害。”

　　这300只口罩远远不够，但对钟峪和她的同事来说，这是一种难得的体验—相比那些常常被漠视的宣传和呼吁，这一刻她们能切实感到自己被需要。

　　7月25日又分发了一天口罩后，钟峪拨通了大连环保部门的电话，她希望对方能做一些竖警示牌和发放防护用具的工作。之后，她又给当地的NGO组织蔚然大连打了电话，离开大连之前，钟峪把未用完的警示牌留给了他们。

　　7月26日，接替钟峪等人的绿色和平第二批工作人员Hans Xu发现，在三山岛海区，石油泄漏已经严重污染了这里的海鸟栖息地，而这里的清理工作还尚未展开。

　　当天，绿色和平发出了一条新的呼吁：要求国家安监总局认定的本事件的相关责任方尽快采取行动，将清污工作尽快结束，出台赔偿计划，并作出长远的生态恢复路线图。

　　之后几天里，又有两人加入到绿色和平大连漏油事件的勘察工作中来。这其中，有一人是他们从阿拉斯加邀请到实地考察的教授Richard Steiner，他曾经亲自参与评估了埃克森瓦尔迪兹1989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石油泄漏事故，目前仍然在持续的墨西哥湾BP漏油事件。“按照我们比较粗略的计算，这次大连湾已经打捞上来6万吨左右的油污，这种有效性让人惊讶，是2万多名参与打捞油污的渔民用稻草和双手创造的一个奇迹。”Richard Steiner说。

　　7月30日，绿色和平在经过整整10天的大连漏油事件现场调查后，对本次漏油事件的油污清理工作和可能的环境影响作出分析，称本次清理工作及时有效，但在预防措施和防护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并在新闻稿中发布了Richard Steiner的分析。

　　6万吨，作为绿色和平组织勘察的最终结果之一，与早前市民们最初告知的1500吨泄漏原油数据，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政府公布了1500吨的数字之后，泄漏仍持续了6天，直到7月22日排污口被基本堵死。因此实际的漏油量要远大于1500吨。”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说，“掌握具体的实际情况对于接下来的清理以及善后工作非常重要，真实透明的信息是日后更大范围的反思和评估的关键。”

　　在网上，那组“消防员之死”的照片经过广泛传播后已成为大连漏油事件的一个象征，很多人或许并没有看到绿色和平的担忧和主张，却深深记住了这些震撼人心的照片。

摄影师江河说，到达大连的第二天(7月20日)清晨4点多他走出旅馆去海边拍照，近4个小时之后来到了苇塘，拍摄被浮游覆盖的海面和停泊的渔船。当他发现四五十米开外的地方，有两个人下到了海水中，他本能地举起了相机，8点25分他拍下了这组珍贵照片中的第一张。5分钟后危险发生了。再过58秒，黑色的石油吞噬了25岁的张良。

4、紫金矿业污染事故或最高罚款不过100万(图)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8月0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08-06/092520839782.shtml

　　　　因为担心污染问题，福建省上杭县很多居民已经拒绝饮用自来水，他们的一天是从打水开始的。CFP供图

　　紫金矿业污水渗漏事故已经过去一月有余。当地渔民、产业链上的企业、甚至美丽汀江的未来都充满了疑问，但二级市场上，股市连日上扬的曲线已经让紫金矿业成功收复失地。本报记者曾试图联系采访紫金矿业，对造成的各种巨大损失，企业自身究竟怎样看待，但截至发稿没有任何回音。

　　靠水吃水成为奢望

　　事故赔偿仍没有定论

　　“公司将积极做好善后各项工作，妥善处理损害赔偿事宜，并根据政府有关部门调查认定的结果，承担应有的责任。”这是事故曝光一周后紫金矿业的公开允诺。但时至今日，事故赔偿数额、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等仍然没有定论，同样模糊的还有渔民未来的生计。

　　守着汀江没水喝，这是上杭人面临的窘境。现在，被寄予“致富”梦想的鱼已经被装进麻袋送去填埋，渔民不仅两手空空，有的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据报道，受到损失的渔民已经陆续收到了赔偿款，标准就是之前曝光的死鱼价格6元/斤、鱼苗价格12元/斤，但事故造成死鱼的具体数量至今仍没有权威数字。此外，因为鱼种类的不同，价格也有差异，如此“一刀切”的价格显然不能让渔民满意，而对于网箱存鱼量的计算方法也受到质疑。

　　更为严重的是，在此次事故中，当地渔民失去的还有未来。当地渔业形象已经被破坏，而被污染的汀江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再适合养殖，未来在哪里？当地政府已经在鼓励养殖户转产，可往哪里转呢？很多渔民的地已经在建水库时被征用了。

　　受到影响的不仅是渔民，还有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链。吉华是上杭县最大的饲料供应商，6月之前，他每月可以卖出700吨饲料，现在连一袋也卖不动。更让他忧心的是，他还有400多万元饲料款没有收回来，“现在死鱼的钱是补下来了，银行的钱先扣掉，我们去哪里拿钱啊！”同样郁闷的还有当地的鱼贩们，虽然当地政府想尽办法鼓励吃鱼，并推出了促销奖励，但买鱼的顾客依然寥寥。

　　就在渔民因为赔偿标准“一刀切”而郁闷时，处在产业链上游的饲料供应商和产业链下游的鱼贩们还没有看到赔偿的踪影。他们的损失该怎么办？

　　据当地渔民说，现在已经听不到青蛙叫了，以前经常在水面掠食的白鹭也不见了踪影。污染事件对汀江生态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美丽的汀江在哭泣。更令专家担心的是被水稀释沉淀的铜离子可能带来二次危害，生态恢复需要时间和资金。然而，生态该如何恢复？难道还是由政府买单？

　　诉讼赔偿才会对企业有威慑力

　　最高罚款不过利润的1/5000

　　企业环境风险意识不够、安全环保工作不到位，是很多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共同的根源。为什么这不能引起企业足够的重视？为什么他们敢于铤而走险？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按照直接经济损失的30%计算罚款，但是最高不得超过100万元”，100万元是紫金矿业2009年50亿元利润的1/5000，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威慑力从何谈起？

　　“行政处罚有适当性的原则，不可能过高。而且，行政处罚的目的不是填平损失。”北京东易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吴晨告诉记者，法律的作用是填平损失、警示违法者，这个目的要通过民事诉讼赔偿的方式达到。

　　他说：“对于一个污染事件，以赔偿诉讼作为最终的解决方式，对各方都有好处。”在这类事件的解决过程中，政府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但当地政府与紫金矿业千丝万缕的关系已经让政府的公信力受到怀疑。“而赔偿诉讼通过法庭上公开辩论的方式，可将事件的起因、损害、因果关系，甚至防范事件再发生的类似措施通过公开程序表达出来。赔偿诉讼应当是法制环境下解决这种问题的方式。”吴晨告诉记者。

　　谁可以提出民事赔偿诉讼？当然是受害者。“我认为，第一受害者是国家”，吴晨表示，希望这次事件中，能够看到一级政府代表国家向污染单位提出诉讼赔偿。“根据《物权法》规定，矿床、水域、海域等是国家所有，政府只是代表国家行使对河流的管理职能。不管是哪级政府，都有权利代表民众对紫金矿业提出民事赔偿诉讼。”吴晨强调，这类诉讼过去在国内没有出现过，而诉讼产生的赔偿与行政罚款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如果在环境污染损失赔偿案件中能够引入惩罚性赔偿，将对企业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这与损失无关，只是为了惩治侵权人的恶意行为，警示其不要再犯。当然，受害人在诉讼中首先要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要求”。吴晨说，虽然惩罚性赔偿在国内环境污染事件的诉讼中还没出现过，但国外已经有很多案例。

　　1989年3月24日，“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附近海域触礁，3.4万吨原油流入阿拉斯加州威廉王子湾，造成当时美国最严重的环境灾难，索赔诉讼至今仍在继续。埃克森石油公司为此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清污费用之后，还面临着巨额索赔。在1994年的审讯中，陪审团曾下令埃克森石油公司赔偿渔民2.87亿美元，再加上5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虽然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2001年11月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地方法院应该降低罚款额，但最终的数额也会是巨大的。

　　迄今为止，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开支已经达到40亿美元，同时公司市值严重缩水，股价一落千丈。对于其可能面临的诉讼索赔金额，普遍认为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同样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的紫金矿业，会面临什么呢？吴晨说：“如果这起事故中，所有受害人得到的赔偿都能够足额并填平损失，那这有可能成为新中国历史上污染损失赔偿金额最高的事件。”

　　哪里可以得到企业环境信息？

　　相关规定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一家上市公司将如此严重的污染事故瞒报9天，面对质疑，企业给出的答案竟然是“维稳”的需要，听起来更像是为了顾全大局而舍生取义。那么，投资者通过什么渠道才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企业环境信息呢？

　　对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中国证监会在2007年出台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已做了相关规定。而在上市公司环保信息披露方面，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专门在2008年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证券及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且与环境保护相关的重大事件，投资者尚未得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说明事件的起因、目前的状态和可能产生的影响。遗憾的是，相关规定没有得到有效执行。

　　就在紫金矿业因涉嫌信息披露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之时，晋亿实业也被曝曾受到环保处罚但久未公告。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和思汇政策研究所今年4月发布的《克服披露缺陷香港有责》的报告中披露，有175家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存在750条环保违规记录，但其年报、公告中披露的信息几乎为零，这其中就包括紫金矿业。报告主要撰稿人之一马军更是坦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情况可能更糟。

　　虽然在污染事故被披露后出现了短暂的股价下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上涨甚至涨停，截至7月28日，紫金矿业已经收复7月13日以来的全部跌幅，紫金矿业股价在10个交易日中上演“V”形反转。

　　股市飘红或许会让很多人沾沾自喜，但投资者环境风险意识弱的缺点却暴露无遗。如果投资者环境风险意识不提高，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力肯定打折扣，这种“有法不依”的情况又该如何改善？

　　事故暴露先天缺陷

　　在当地居民看来，紫金矿业污水泄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时间回溯到7月13日，在紫金矿业就此次污染事件发布的公告中，“持续强降雨”被放在了显要位置，似乎“天灾”不可预料。然而，7月15日深夜，上杭县政府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事故原因则从“天灾”指向了“人祸”：此次事件是一起由于企业污水池防渗膜破裂导致污水大量渗漏后通过人为设置的非法通道溢流至汀江而引发的重大突发环境事件。

　　媒体对于紫金山铜矿湿法厂选址的质疑也开始出现。为什么这样一个湿法厂建在了村庄的古河道上？当地的地质构造是否适合建厂？这样一个存在先天隐患的项目在建设初期，又是如何通过层层审核的呢？而在当地居民看来，紫金矿业污水泄漏已经是公开的秘密，甚至有当地人向媒体表示：“不是这一次才漏，一直在偷偷地漏，都好多年了”。

　　事实上，紫金矿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一直没能摆脱污染恶名。从2007年回归A股的环保核查一波三折，到今年5月因为没能履行环保承诺而被通报批评；从收购企业环保问题层出不穷，到引以为豪的核心资产——紫金山金铜矿污水渗漏，陈景河精心打造的“环保品牌”已经崩塌。

　　在已经曝光的事实背后，还有什么？如果“持续强降雨”让冰山露出了一角，那真正的冰山到底有多大？类似的隐患在其他企业中是否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主汛期，很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东南沿海也已经进入台风季节，各地的污水池、尾矿库安全吗？

　　防患于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虽然拥有“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的称号，但紫金矿业“言而无信”是不乏先例的。今年5月，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紫金矿业名列榜首，原因是其上市环保核查时的环保整改承诺成为一纸空文，紫金山金铜矿也在其中。《通报》直言，“这些公司不仅背离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应诚实守信的原则，而且放任环保问题可能酿成重大的环境风险，污染环境，损害投资者利益。”

　　5月28日，紫金矿业在公告中表示，整改已经完成，还要“以本次环保督查通报为契机，对全集团企业环保工作进行一次全面认真的内部检查，完善各企业环保设施建设相关手续，加强环保持续投入力度，坚持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做到‘三同时’，保持环保设施与设备处于良好状态，提高运行效果和内部循环利用率，做到达标排放”。同样，这样的承诺也没能避免36天之后污水池渗漏污染汀江。

紫金矿业承认，“这是公司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环境事故，事故的损失惨重、代价巨大、教训深刻”，《关于加强环境安全工作的特别决议》也很快出台，但紫金矿业究竟该如何反省自己的一错再错？

5、三部委下决心征环境税 印刷造纸业恐成纳税大户

来源：慧聪印刷网2010/8/6/

http://info.printing.hc360.com/2010/08/060845241091.shtml

　　【慧聪印刷网】低碳减排喊了近一年之后，终于又有了新的措施。从2007年包括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境保护部在内的国家三部委开始对环境税进行研究论证，直至今日，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至此，征收环境税一事终于被正式提上日程。而据有关部门的预测，环境税有望在3－5年的时间内全面实施。如此看来，三部委整治环境污染的决心相当之大。

环境税政策是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提起环境税，恐怕印刷同仁的神经都会一紧，印刷包装造纸，无一能和环境污染脱离关系，尤其是造纸业，一直背着污染大户的恶名，而一旦开征环境税，印刷造纸行业必将成为“纳税大户”，恐怕本已微利的印刷业将雪上加霜。

前段时间环保部公布的2010年首批挂牌督办案件中，就是有5家造纸企业“光荣入围”。环境税，节能减排，挂牌督办，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的承诺不是玩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环保减排决心很大，而对于印刷造纸业同仁们，如果不能改变污染大户的现状，未来的路恐怕不会太好走。

6、工信部:汲取松花江污染教训加强剧毒废液管理

来源：人民网 2010年08月06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06/114820840796.shtml

　　人民网北京8月6日电 (记者贾玥)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部分地区持续降雨，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危及工业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引发了多起环境安全事件。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工信部门认真汲取吉林省永吉县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危化品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江西驰邦药业有限公司原料桶被洪水冲入赣江等典型事件教训，针对当地汛期的气象、水文特点，及时加强汛期环境安全防范工作，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加强值守。

　　通知指出，各地工信部门应做好对可能造成水体污染的生产原料、辅料和半成品、产品、废料的储存堆放管理，采取必要的防水、防渗漏、防流失措施。重点加强对油类、酸液、碱液、汞、镉、砷、铬、铅、氰化物、黄磷等可溶性剧毒废渣废液和尾矿渣等有毒有害物质管理；同时，督促工业企业加强对重点工业污染源企业的管理，防止出现汛期工业企业厂区有毒有害化学物质泄漏、溢流或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江河、湖库，造成大面积水体污染，防止对灾区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灾后重建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污染事件发生。

7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受洪水影响，吉林省吉林市永吉县新亚强化工厂7000多只化工桶顺松花江水流冲往下游。8月2日，江西赣州信丰县发生一起化学危险品泄漏事故，一装载20吨的浓盐酸槽罐车发生严重泄漏，导致附近居民饮用水源被污染。这两起水污染事件一度引发人们对于水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忧虑。

7、江苏完善环境责任险机制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8-06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1008/t20100805_662388.html

中国环境报实习记者范圣楠李莉记者高杰南京报道江苏省环保厅、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和省政府金融办近日联合推出了《关于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为“意见”)，确定要坚持“风险可控，多方共赢”的原则，加强对企业防范污染事故的指导与督促，切实履行风险管理职能。

　　为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从2008年起，江苏省率先在全省运输船舶、化工医药、纺织印染等行业，先后开展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在增强高污染行业环境风险责任、明晰保险行业应承担的承保义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为进一步扩大全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江苏省推出了“意见”。

　　“意见”明确了政府推进环境风险管理的3项基本原则，即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严格监管，稳健经营；风险可控，多方共赢。

　　“意见”要求，现阶段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各地重点监控企业为主，承保标的根据企业经营规模和环境风险等级分成若干档次，在逐步建立配套标准和法规制度的基础上，由低保障向高保障过渡。

　　“意见”还明确了全省推行污染责任保险的“路线图”:首先要确定试点范围，各地要结合本地区实际，以地、市为单位，选择部分企业先行试点，循序渐进，积累经验，为全面推进奠定基础。

为积极稳妥推进这项新制度实施，“意见”要求，由省环保厅、省金融办、江苏保监局等单位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联席会议机制。各地金融办、环保部门和保险行业协会要高度重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建立试点工作机制，完善相关法规和规章制度，并纳入当地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体系。

8、巢湖整治重金属污染 9家涉铅污染企业被处罚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8-06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1008/t20100805_662387.html

本报讯　安徽省巢湖市环保局负责人近日向媒体披露，居巢区槐林镇7家小铅锅被强行关闭，含山县两家蓄电池生产企业因环境整改不到位被停产整顿。

　　7月中旬，巢湖市环保局集中时间，对全市所有重金属企业开展了环境执法大检查，重点排查涉铅等重金属排放企业建设项目执行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原辅材料、中间产品、产品及危险废物处理、污染排放达标、现场管理和劳动保护执行、卫生防护距离安全达标等情况。

　　检查中，巢湖市环保局对卫生防护距离内拆迁不到位、内部管理不严格、排气筒高度不达标的含山县兴广、鑫盛两家蓄电池生产企业责令停产整治。对存在雨污不分、应急池建设容积偏小、未专设危险固体废物堆放场所以及危险废物散堆、现场管理不到位等环境违法问题的和县旷能、志超蓄电池厂、市经济开发区海容电器厂实施限期治理，对逾期治理不到位的，将坚决实施停产整治，必要时实施关闭。

　　对突击暗访中发现的居巢区槐林镇7家死灰复燃土法小铅锅，巢湖市环保局会同居巢区政府组织80名执法人员强行取缔关闭，捣毁加工设施，扣押铅加工工具和物品，并按高限实施处罚。

9、城市化影响生物多样性 每靠近5公里消失1种昆虫

来源：《北京日报》2010年08月0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366650.html

　　本报讯（记者刘欢）在距北京市中心30公里范围内，每向中心靠近5公里，就会有一类昆虫物种消失。昨天，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进程正在严重影响生物的多样性。

　　利用本市特有的城市环状扩展格局，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张润志研究组，对六环路以内的25个公园和绿化带中的柳树树干栖息昆虫，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系统调查与监测。结果表明：城市扩张对昆虫多样性有明显影响，每向市中心靠近5公里，就减少1个物种和60%的个体数量。究其原因，昆虫多样性的下降趋势，与城市景观隔离程度、不透水层面积比例等都有着显著关系。

　　该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城市化是目前影响全球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专家表示，为保护城市绿地的生物多样性，未来在增加园林绿化地比例的同时，还要适度控制市区建设用地的比例，优化景观结构，增强城市绿地之间的连通性。

　　在可预计的将来，全球范围内城市化仍将持续高速发展，因此，研究城市化程度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对未来城市规划与建设以及物种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专家声音

　　城市花木好看不好吃饿死昆虫

　　目前，本市在建设公园和绿化带时，往往比较注重花草树木的观赏性，而忽视居住在此的小昆虫。北京林学会国际合作部项目协调员陈峻崎告诉记者，现在很多街边的绿地或是小区中，都栽种着许多名贵好看的花草灌木，但它们结出的果实，其实并不符合本地昆虫的“口味”。可有些小虫子的活动范围有限，在没食儿的“孤岛”上，往往来不及进行一次“跋山涉水”的长途迁徙，就已经饿死了。

　　另外，越靠近市中心，树木种类越有限，其中还不乏一些从南方引进的树种。这些外来树种往往没有本土树种适应性强，一旦遇到极端天气，不但自身难保，还会殃及寄居其中的小昆虫。

对此，陈峻崎建议，有关部门在建设绿化带和公园时，应尽可能把保护昆虫多样性的因素考虑进去。同时，尽可能加强本土花草、灌木和乔木的种植，给昆虫们提供一个“丰衣足食”的生存空间。

10、如何认定重大污染事故罪?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8-06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1008/t20100805_662389.html

根据《刑法》规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

　　为了正确认定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笔者认为，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本罪的构成要件。

　　一、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体是能够对自己所实施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的人，所以本罪的犯罪主体即是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六条之规定，单位可构成本罪，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亦包括非法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

　　《刑法》将单位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对构成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单位的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违法行为人论处。

　　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实施这一行为，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行为人对这种事故及严重后果本应预见，但由于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到但轻信能够避免。故意实施这一行为应按投毒罪论处。

　　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体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环境犯罪，本罪的客体是国家环境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治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国家、单位、公民的环境权益，如违反《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等。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行为对象是危险废物，具体包括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

　　所谓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性的废物。放射性的废物是指放射性元素含量超过国家规定限值的固体、液体和气体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是指含有传染病病菌的污水、污物、粪便等废物的统称。有毒物质是指那些直接或间接为生物摄入后能导致生物或其后代行为反常、遗传异变、生理机能失常、机体变形或死亡的物质。

　　一般废物不能成为本罪的行为对象，如行为人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是一般废物，则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客观方面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行为是指行为人违反了禁止性规范，即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如《水污染防治法》规定了禁止向水体排放剧毒废液、禁止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等禁止性规范。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具体违法行为方式为排放、倾倒和处置。所谓排放是指把各种危险废物直接排入土地、水体、大气的行为，包括溢、泄、漏、跑等。所谓倾倒是指通过车、船、航空器或者其他运载工具，向土地、水体、大气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所谓处置是指以焚烧、填埋或者其他改变其物理、化学、生物特性方法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为结果犯罪，构成本罪客观上要具备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危险废物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对其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加以认定，如这一行为造成重大环境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构成本罪。 (作者单位:山东省茌平县环保局)

11、石化企业扎堆江河沿岸 每天污水相当于一条黄河

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2010年08月06日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806/n274030884.shtml

重化工业沿江、沿河或沿海布置正威胁人们的生活

　　逐水而居的浪漫正在遭遇着现实的威胁。现实之境，寄居水边的化工企业正在威胁着人们的生活。舆论的焦点逐渐归拢：中国的化工

　　2.1万家石化企业1.3万家在长江黄河沿岸

　　镇江，它的化工园区恰好位于下游城市丹阳的取水口附近。2002年以来，丹阳的自来水厂连续22次遭遇污染威胁。最为极端的一次，发生在2005年的3月，整整一周，全城断水，起因正是上游化工厂的污水团包围了取水口。

　　江阴，2009年，这个化工之乡一家建设投产数十年之久的化工厂突然泄漏，随风而至的毒气侵袭了附近的城市以及一座中学，致使众多学生受创。

　　4年前，原国家环保总局发布了石化行业环境风险排查名单，其中此次大连发生爆炸的大孤山半岛就有5个石化工厂上榜。当时该局的调查表明，总投资近10152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局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

　　而2006年中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

　　查的结果显示，总投资约1万亿元的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据统计，全国2.1万多家石化企业中，位于长江、黄河沿岸的达1.3万多家。

　　“不合理的工业规划与布局加剧了事故的危害性，不合理的布局常常会使化工厂的一般事故威胁到一个城市与一条河流的安全。”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魏利军曾说。长江论坛秘书长、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曾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化工企业集中在长江流域。每天进入长江的生活和工业污水相当于一条黄河。”

　　1.8万公里海岸线石化项目遍布沿海

　　从中国海岸线北端的渤海湾起，到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在中国1.8万公里海岸线上，诸多地点都伫立着庞大的储油罐、高耸的反应塔、巨型的高炉。目前，炼油乙烯生产在二十多个省区市“遍地开花”。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石化项目遍布黄、渤、南海。

　　政府部门对这种危险并非不清楚，但化工企业带来的税收很高，很难舍弃。可以说，政府部门在化工利益和民众安全之间做了一个选择题，而最终的选择又是缺乏智慧的。在实际的权衡中，政府考虑到石化利益的交换，会选择火中取栗。

　　化工围城的解决路径，在很多专业人士看来，最根本的有两点，一个是加强环评力度，避免化工厂在人群聚居区和城市水资源供给的要害地区，从物理距离上控制。另一个，就是促使化工企业的“抓大放小”，产业集聚。

　　他山之石

　　世界著名大港荷兰鹿特丹，沿岸100多公里，集中了整个西欧钢铁、粮食加工、造船、汽车和石油化工产业的一半产能。与之相比，大连重化工产业规模还太小，石化冶炼只有西太平洋石油公司等几家企业，每年产能不过3000万吨，大连的钢铁和汽车也未成气候，没有形成真正的产业集聚。

12、中国减排成就推动坎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8月0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08-06/103220840252.shtml

　　8月2日至6日，联合国今年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在德国波恩举行，近190个国家的4500多名代表参加本次谈判，为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准备。发达国家在具体减排目标和《京都议定书》存续等核心问题上，仍然不愿承担应有的历史责任、法律责任，谈判前景并不乐观。这与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减排和气候变化谈判，形成鲜明对比。

　　在自身减排方面，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和水平，已居全球前列。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达国家平均下降22%，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中国则下降了49.2%。中国的新能源发展已取得了4个全球第一：水电装机全球第一、太阳能热水器利用规模全球第一、核电在建规模全球第一、风电装机增速全球第一。

　　在未来减排承诺上，中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比2005年下降40%—45%。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历史进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15年内实现如此高强度的减排。

　　在积极推动全球减排和气候变化谈判方面，目前中国已获得联合国签发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减排量占全球的48.35%，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的太阳能板和风电设备的出口量，也位于国际前列，这些都为全球减排作出了可观贡献。

　　西方国家近期热炒的中国“被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已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其实，中国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能源和碳的存量积累，如公路、铁路、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建设等，而发达国家已经完成这一过程。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所支撑的消费还只是温饱水平。大多数中国人的碳排放只是用以满足基本需求，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改善人民生活的角度，能源消费量持续增加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不久后真的会成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国，中国的人均能耗仍远低于发达国家。

　　此外，中国在国际产业大转移中被作为世界工厂，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所内涵的碳排放，并没有为中国人消费，而是出口到人均碳排放已经很高的发达国家消费。这是人们应该注意到的。

当前的气候变化谈判要想获得成果，发达国家应正视他们在减排上的历史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应该率先进行大幅度减排，到2020年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排40%。低于这个目标就会阻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

13、联合国气候谈判10月将首次落户中国

来源：新闻晨报 2010年08月06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0-08-06/115920840851.shtml

　　气候变化谈判将首次落户中国。记者昨天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组织(UNFCCC)秘书处了解到，今年联合国第四轮气候谈判将于10月4日—10月9日在中国天津的梅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将有来自近200个国家的4000多名气候谈判代表出席。

　　中国首次申办气候谈判

　　今年5月底刚刚竣工的梅江会展中心是天津规模最大的会展场地，在迎来10月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前，它还将于9月承办夏季达沃斯论坛。

　　这两天正在德国波恩参加联合国第三轮气候谈判的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黄惠康表示：“中方主动承办此次谈判，体现了中国是气候变化谈判中负责任和具有建设性的一方。当前为天津谈判服务的所有硬件和软件设施准备工作都已基本就绪，我们将做好东道主，为谈判提供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同时也期待天津谈判能为今年年底的墨西哥会议有所贡献。”

　　“在今年6月波恩的联合国第二轮气候谈判上，中国代表团首次正式向UNFCCC提出申办这次为期一周的气候磋商，同时提出申办的还有埃及和哥伦比亚等。”一位参加了此次波恩谈判的知情人士向晨报记者透露，最终承办权花落中国。由于天津谈判将是年底墨西哥气候变化大会前的最后一轮气候谈判，这次中国的主动申办让外界纷纷猜测中国可能将在气候领域有更多作为。

　　国际上对天津谈判寄厚望

　　“中国这次承办气候谈判，让人看到了中国突破气候谈判僵局的决心。”气候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中国对国际气候谈判有重大影响力，国际上已经对10月的天津谈判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不过，天津谈判仍是一次按程序进行的准备会议，级别未到部长级。”一家国际组织的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李雁告诉记者，会议本身可能没有太大惊喜，关键是表现了中国在气候谈判方面的诚意，显示出“更有建设性的态度”，扮演着“更具领导力的角色”。

　　已举办15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还没有一次在中国举行。在去年哥本哈根会议上被问及中国是否会申办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当时明确回应：“中国申办的时机暂不成熟，目前还没有时间表。”不过，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中国在气候领域从未停止过积极努力，除了申办10月谈判之外，知情人士还透露，中国还有可能新设立气候谈判特使这一职位，不过目前尚不明确该职位的具体设立时间。

　　此外，中国气候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将出任亚洲开发银行新设立的职位：气候变化与碳市场顾问。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中国正充分使用国际平台，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

　　2012年大会亚洲国家主办

　　按照UNFCCC各大洲依次循环举办的原则，2012年联合国气候大会将由亚洲国家主办。目前，韩国和卡塔尔都已提出了申办意向。早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韩国政府已设展台进行推介及拉票。而对希望成为世界“国际会议中心”之一的卡塔尔来说，气候大会将带来近4万人的会议消费或许是申办的动力之一。

14、谁污染谁缴税，环境税开征风声起

来源：中财网2010年08月06日

http://www.cfi.net.cn/p20100806000402.html

　　或先在四省试点，3-5年有望全面实施

　　环境税政策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

　　开征环境税的传闻甚嚣尘上。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向媒体透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湖北、湖南、江西、甘肃有望试点，税率及征收范围待定。

　　至于何时开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税研究员倪红日告诉南都记者，环境税开征仍然没有时间表。

　　备选方案三选一

　　环境规划院有关人士向媒体透露，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日前在宁夏银川市组织召开了环境税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会。

　　环境税开征后对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影响一直是环境税出台的阻力，企业能否接受新税收品种是方案制定者首要关注的问题。

　　上述权威人士介绍，环境税初稿在形成前，共有三个备选方案。而最终方案中选是由于其设计原理更接近环境税的本质：将市场主体的环境污染成本消化到市场价格之中，即把成本变成税率，最终实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目的，同时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并未增加企业负担。

　　"方案之一是排污费平移转换成新的环境税，征收范围、税基和税率中等不变，这个方案的好处是可在2012年实现环境税的征收，但在实现节能减排优化结构的目的方面不够理想"，上述人士表示。

　　另一个方案是在现行排污费基础上增加5至10个百分点，但这将给造纸、火电、焦化、金属冶炼等企业带来较多负担，影响到相关行业链。最终上述两个方案均落选。

　　3-5年时间可能全面实施

　　近年来，关于环境税开征的消息不断，一度被认为"雷声大，雨点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告诉南都记者，环境税开征仍然没有时间表。

　　中央财政大学财政研究所所长王雍君告诉南都记者，环境税的实施，到目前来看已经没有税率设计等技术上的困难，因为欧美很多国家的环境税税率测算已经相当成熟了，具体目前财政部科研所苏明副所长正在主持一个很大的与税率测算有关的项目，不过官方还没有任何消息发布。

　　关于试点城市的确定，王雍君认为会考虑两个因素。首先是这些城市的碳排放问题都比较严重，碳排放量比较多，其次是试点城市不可太大，万一制度设计上有缺陷，太大的城市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环境税是一项关系到社会经济福利的制度，所以也是一项非常有前途的制度。它所设计的行业应该主要是一些重污染的行业，比如钢铁、化工、电力、采矿、能源和石化等等，一开始试行的时候有可能是选择某些行业。

　　开征环境税的官方消息，最早可追溯到5月底。彼时，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曾公开提出分三个阶段推进建立相关环境税制路线图和具体时间表。

　　第一阶段，用3-5年时间，完善资源税、消费税、车船税等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尽快开征独立环境税，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二氧化碳和废水排放都将是环境税税目的可能选择。

　　第二阶段，用2-4年时间，进一步完善其他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和税收政策。扩大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如果环境税没有在第一阶段开征，需要在此阶段开征。

　　第三阶段，用3-4年时间，继续扩大环境税征收范围。结合环境税税制改革情况，进行整体优化，从而构建起成熟和完善的环境税制。

15、环境税：征与不征的尴尬

来源：新财经2010/8/6/　覃怡敏

http://info.machine.hc360.com/2010/08/061154218206.shtml

关于开征环境税，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十多年仍没有定论，2010年兴许会出现转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称，财政部、税务总局、环保部已经将环境税问题列入议事日程。4月1日，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发文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研究开征环境税，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税收导向。

据最新消息，环境税征收方案已上报国务院，进入立法程序。环保部称，相关业务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相关草案和细则也在不断完善之中。

对于如何开征环境税，有关部门似乎已经了然于心。《新财经》记者在采访多位专家、学者后却发现，他们的看法到目前为止依然不统一，对于“环境税怎么定义，该不该征，如何征，怎么用”等问题，专家意见分歧较大并仍存有很多疑虑。专家们尚且如此，普通的企业和公众的迷糊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不知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参智囊，将拿出一个怎样高明的征税方案和实施细则？

环境税该不该征

早在2005年，就有财政部官员表示，开征环境税是件非常复杂和敏感的事情。环境税该不该征？多年来，各方看法不一。

中国最早的国际税收研究会会员之一、仲礼（烟台）国际税收研究所首席专家王仲礼首先对“环境税”的叫法提出质疑。他认为“环境税”的叫法不准确，应该叫“环保税”。

王仲礼说，税种的叫法，一般按照征税对象来叫。比如，所得税，征税对象就是“所得”；增值税，征税对象就是“增值额”；房产税，征税对象就是“房产”等。我国的税种分类，还有特定目的税、行为税等，“环保税”可以列为特定目的税类，就是为了环境保护而征的税。也可以叫“环境污染税”，属于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征税。“环境税”能归于哪一类？对环境征税？对环境行为征税？既不合乎情理，使用语法上也不严谨。再说，“环境”这个概念外延太大。比如，资源就属于“环境”，目前已经有了资源税；土地也属于环境，也已经有了土地增值税。

“把这些税都包括在内，一起统筹考虑到‘环境税’中去，也不是不可以，但这样一来，‘环境税’的内容就太庞杂了。”王仲礼指出。

环境税的具体定义尚无定论，业内普遍的看法是，环境税是指对环境保护有积极影响的环境税费。目前所说的环境税，相当于污染税，是针对环境污染收取的税。

有分析认为，随着汽车尾气对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环境税可能首先拿汽车开刀。这引起广泛热议。

对车主征税，显示出了对非车主的公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汽车行业专家程远非常支持开征环境税，他认为，正是因为之前的税费不合理，环境税的酝酿就是清理、合并、规范的良好时机。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的看法却截然相反。他认为环境税仅仅是打着“环保”这个幌子，以环保之名行创收之实。

两位汽车专家，一位大力支持，一位断然反对，极具代表性地反映了关于环境税的争议。支持方认为环境税应该征收，有利于节能减排；反对方则认为现有的汽车消费税、燃油税和购车税已经起到了限制大排量车、鼓励购买小排量车的调节作用。许多专家认为，加收环境税有些多余，通过调整、整合现有税种、税率，同样可以实现节能减排目的。

事实上，从保护环境的角度，不少专家对征收环境税表示支持。王仲礼就表示：从总体税负上来看，国家应该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负担，尽量减税，但征收“环境税”并不多余。青年经济学家刘正山也是开征环境税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国现在不少地区的环境污染已经达到极限，不论是为了当代人，还是为了子孙后代的生态环境，都应当开征环境税。而且单纯开征环境税还不够，因为企业可能将税负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比如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有恃无恐地增大排污。所以，在开征环境税的同时，还要让污染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对污染地域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长远负责任。因为，有些污染造成的恶果要多年后才能显现。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征收环境税，看起来负担增加了，但如果能设计得很好，在优胜劣汰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升级换代的经济动力，淘汰落后产能。环境税怎么才能设计好？这对有关部门是个极大的考验。

环境税怎么征

尽管刘正山支持征收环境税，但他同时指出在环境税的具体征收上需要深入讨论。他还提出疑问：“按照词典的界定，环境指人们所在的周围地方与有关事物，一般分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社会环境来说，比如房价疯涨，多数人买不起房，这表明这些人生存的社会环境恶劣，那么，为了‘对环境保护有积极影响’而开征的物业税，是否可以算是‘环境税’？”

然后是自然环境的问题，开采矿产意味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会影响地质环境，并可能引发各种地质灾害（比如泥石流、地面沉降，等等），为此而开征的“资源税”等税种，是否也应称为“环境税”？如果将物业税、资源税等均列入环境税，那么，环境税就是无所不包的“怪物”；如果不列入，新开税种，又有重复征税的嫌疑。比如开矿，商人已经缴纳了资源税费，是否还需缴纳环境税？又如，针对汽车尾气排放征税，与购车人先前缴纳的车船使用税、车辆购置税等是否重复？

环境税本身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刘正山认为：“应当细化分类，比如污水排放税、碳排放税，等等。明确细分之后，再与其他税费划清界限，从而避免重复征税。”

环境税下，可列税目若干，例如：污染物税、环境资源税、环境能源税、环境关税等。针对不同的税类，设定不同的标准，不能一刀切。比如，污水排放、碳排放，得按照排放量来征税；噪音污染，需要根据分贝的大小来征税；开矿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可以按照所开采矿物的价格征收从价税，等等。具体每一项怎么去设定，以什么为标准，需要一整套翔实可靠的方案。如此一来，制定过程的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不知有关部门有没有这个耐心去做好？

“任何税种征收标准的确定，都是一个很复杂、需要测算的大问题。”王仲礼指出，“环境税”是一个包括许多税目的复杂税种，很难说清楚标准如何确定，怎么征，原则上应该找到征税需要与纳税人承担能力的平衡。

环境税是一系列税种的统称，可能合并起来集中征收，也可能以不同的税种分项征收，坊间说法虽多，却难有定论。

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环境税不是一个新鲜税种。早在20世纪70年代，部分发达国家就将税收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将环境税引入了税收制度。纵观这些国家的环境税收，都是依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设置的。目前征收类似于环境税的税种主要有二氧化硫税、水污染税、噪声税、固体废物税和垃圾税。

环境税征了怎么用

依靠征收环境税来治理环境污染，显然是过于理想化了。有专家表示，中国短期内依靠环境税解决污染问题，存在很多困难。开征环境税需要多种配套改革的推进，税款征收上来之后要用在实处。否则，环境税只会沦为筹集资金的小税种。

何为“实处”？业内分析人士建议：政府单独立项，专款专用，在征收前就对税收用途和细则进行公示，让老百姓出了钱也觉得值。王仲礼说：“征得的税应该专款专用，全部用到环境保护中去。”

刘正山这样认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开征环境税，一方面，要直接用于治理环境污染的事业中；另一方面，间接用于促进技术进步，促使资源与能源的节约，并促进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上，创造一个环境好的外部环境。

德国的环境税征收制度较为完善，德国从1981年起开始征收水污染税，以废水的“污染单位”（相当于一个居民一年的污染负荷)为基准，在全国实行统一税率。目前其税金全部作为地方收入用于改善水质，社会效益十分明显。

如今，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开征环境税，也是大势所趋。但根据中国国情，环境税涉及到现行税收制度和企业整体税负的调整，涉及到各政府部门以及各地区经济利益的调整。比如，减排问题由发改委主管，而排污费由环保部主管。而且，将费改成税，涉及到财政、税务、环保等方方面面。所以，环境税的征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相关部门的会签和各方面协调沟通，不可不慎重。

就目前而言，环境税征收的实际操作难度很大，环境税方案的出台，或许比预期要慢。有业内人士指出：环境税方案能否出台，年内难有定论。去年10月，财政部财科所曾发布《中国开征碳税问题研究》报告，预期在2014年及之后的期间内开征环境税。

16、环境税：貌似完美、单一的办法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0-08-06

http://news.china.com/zh_cn/news100/11038989/20100806/16065613.html

众所周知，自从2010年初国家酝酿出台环境税的消息传出以来，环境税的开征日期一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近日，有新闻报道称，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如此看来，环境税将不可避免地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提到环境税，恐怕很多人还很陌生。所谓环境税，狭义的就是指环境污染税。广义的环境税，不但包括污染排放税、自然资源税等，还包括为实现特定的环境目的而筹集资金的税收，以及政府影响某些与环境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性质和规模的税收手段。

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部分发达国家早就将税收作为保护环境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将环境税引入了税收制度。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在加强环境保护、倡导低碳经济的大趋势背景下，很多专家认为，开征环境税虽然不是环境保护的唯一经济手段，但它却是一种规范的、有效的也是有力的手段。而且如果环境税征收制度设计得当，就能促使企业加速升级换代，淘汰落后产能。

虽然环境税被描绘得如此美好，但从网上看，很多网友却对这个可能会出现的新税种产生一定的质疑。

其一，打着“环保”这个幌子、用鼓舞人心的词汇来为征税开路，让闻“税”色变的网友怎么听怎么别扭。靠征环境税就可以改善环境，理由何在呢？如果收了税环境没有好转，是不是还要退税呢？在税收使用的环节还需提高透明度的情况下，怎样保证收来的税全部用于改善环境上呢？收税的用途不明确，光说征收不说如何使用，很多人自然就有抵触情绪。

其二，环境税是依据“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设置的，很明显开征环境税给企业增加了成本，“唯利是图”的他们就很有能将税负直接转嫁给消费者(比如提高产品价格)，从而有恃无恐地增大排污。而且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国民待遇”上确有不同，如何保证在征收环境税上的标准、执行力度等方面“一碗水端平”？

其三，一些污染严重的大企业，或者是自身财大气粗，或者与地方政府关系暧昧，他们根本不在乎缴纳环境税那点钱，并认为缴完税就可以合理合法的排污了，这也与环境税的开征目的相违背。

在国内企业普通缺少对社会信托责任的背景下，期待通过所谓的“环境税”就能改善环境，就能促进产业转型，这样的理由很难让公众理解。如果开征环境税后，税收增长了，而环境质量没有改善，谁又能自圆其说呢？

所以，虽然开征环境税是希望通过经济杠杆改变企业的经营行为，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但没有其他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贸然将污染合法化，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就环境污染的预防和治理的途径而言，只有多管齐下，通过法律、税收、金融、技术等一系列的办法予以改进，靠任何貌似完美、单一的办法都很难毕其功于一役。（来源：中国经济网）

17、环境税的讨论聚焦于向谁征？如何征？

来源：中国资本证券网-证券日报 2010年08月06日

http://business.sohu.com/20100806/n274025292.shtml

　　据悉，早在2007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境保护部就已开始进行环境税研究，如今，时隔3年，相关请示才得以递交高层审批，从中，环境税制定工作的复杂与艰辛可见一斑。

　　事实亦是如此，直至今日，仍有专家认为，即将递交的“环境税”方案中还有些具体细节如税率水平的确定、征收范围的确定、环保和税务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减免税的设置等，需要进一步考虑。

　　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此前表示，设计环境税一个最大的难点是税基(污染排放量)的确定。这应该由环保部门确定，还是由税务部门确定，尚无定论。王金南认为，环境税的出台不宜急于求成；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王慧则表示，“在肯定环境税的作用之时，不能过分夸大环境税的实际功效。”

　　据记者对多方观点进行梳理，舆论并未质疑环境税的开征，讨论的核心则大多聚焦于向谁征？如何征?

一位不愿具名的税务工作者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首先，对于税收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公平，而如果仅对人们公认的几大行业甚至几个试点地区开征环境税，则有失公平原则；其二，如果对所有行业开征环境税，按不同标准制定税收额度，那么如何评判排放量？评判权又归属哪方；其三，环境税究竟应该成为国家税还是地方税？如果成为国家税，地方积极性如何确保？但如果成为地方税，根据我国很多税种已成为地方招商引资噱头的现实情况，环境税如何避免成为又一个形同虚设的税种。”

18、环境税可以成为税政新模式的开端

来源：汉网-长江日报2010年08月06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8-06/052017921533s.shtml

　　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一个新的税种——环境税的出现，已经显得越来越近、越来越明朗。媒体报道，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获悉，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

　　环境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部分，环境税也是近年来最受社会关注的政策之一。在理论层面，依靠环境税来控制或治理环境污染，已经被广泛接受。在现实层面，环境税涉及到中国的整体税负水平、现行税收制度和企业整体税负的调整，涉及到各政府部门以及各地区经济利益的调整，又是非常复杂和敏感的事情。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开征环境税已是大势所趋。一方面，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将“谁污染谁负责”原则将环境税引入税收制度已被更多国家作为政策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向，如何以财政税收政策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成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无论国内国际趋势，民间官方认识，还是理论及现实需要，都在朝环境税将要出现的方向走。

　　多年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已经证明，唯有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方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基础之上，开征环境税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税收杠杆，明确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在环境保护上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类经济活动对环境的破坏，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和生态环境改善，而非是为政府扩大税源、增加收入。

　　开征环境税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还在于它应能直接成为调动企业节能降耗、减少污染积极性的手段，避免其异化为向社会汲取资金甚至“涸泽而渔”的渠道；在于它应当只是对过去环境收费的一个更好的规范，而非增加企业税负，以致最终将其成本转嫁到消费者头上的恶性起点，导致财政收支上的逆调节。

　　在国家不断走向文明、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意识到，任何一个新税种的开征，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一件大事。历史地看，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往往是惊心动魄的，因为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税怎么用，说到底是一个公权力有没有制约，社会财富和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意味着，无论哪一个税种，无论它在理论设计上看起来多么完美，都不仅要在学术界和政府职能部门内充分研究，更应当在纳税人及其代议机关中得到充分讨论，经过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协调与交涉，而且公平的税收制度和透明的财政体制互为倚靠。环境税具有高度的社会关注和社会认同，如果要尝试一种新的税收政策模式，完全可以由环境税开始，使税收经由人民权力机关和社会公众讨论、协商、确认。这是我们对开征环境税多寄予的一份希望。

19、吴睿鸫：开征环境税应先做好三门功课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0年08月06日　

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71,2010080688384182.html

　近日有媒体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获悉，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

　　应当说，环保税在国内已被专家学者提出了若干年，但是，长期以来，只闻楼梯响，不见“税”下来。面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能耗问题，如今，三部委终于将环境税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制定出清晰的环境税制路线图和具体时间表。可以预见，在财税部门的积极运作下，环保税面世指日可待。

　　自1989年正式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利用经济手段来调控资源保护的环保税费制度。然而，迄今为止，已实施21年的环境排放收费制度，存在着不少天然缺陷：其一，环保收费变成了某些部门乱收费，环保费的使用更是缺乏公开、透明以及有效的监督和控制；其二，环保收费演变成“抓大放小”。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都按时足额交纳环保费，而资源浪费和污染严重的小企业，由于数量大，难以监管，处罚力度不够，往往少缴费，甚至不缴费。这不仅违背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则，也与保护自然资源环境的初衷相悖。

　　此外，尽管我国对煤、石油、天然气、盐等征收资源税，因为是针对使用这些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而征收的，其主要目的是调整企业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而不是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因而，严格地讲，这并不能称得上货真价实的环境税。

　　在笔者看来，以当今的现状，我国要想成功架构环保税收体系，应先做好三门功课。首先，要做好税收立法功课。由于环境税是一个涉及诸多行业、领域的大税种，国家应组织有关财税部门建立 “政府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公众代表”为主体的立法模式，其成员还应包括大型企业代表、中小企业代表等，共同参与，尽快出台一部《环境保护税法》，以保证环境税的公平与正义。

　　其次，做好减法功课。比如，要想开征机动车污染税，不仅要对现有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该取消的收费一定要“扫地出门”，而且还要在出台之前，有必要对现有的税种，比如附加在机动车辆的税收进行全面合并或者减税，因为中国要实现向环保税顺利过渡，不仅是增加一个税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完善现有税制结构，力求使税收制度变得公正、公平和合理。

最后，还要做好博弈前置功课。国家在酝酿出台环保税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多方利益主体博弈问题，将博弈前置。换句话说，要假想各利益方抵制或消解政策为出发点，进而制定出符合多方利益的政策。以环保税这个税种而言，在政策出台之前，就要考虑中央政策与地方利益是否发生冲突，税务机关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纳税人意见和建议如何纳入制度安排框架等。唯此，国家公共政策才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否则，不仅会损害国家的公信力，也会让国家的法律法规蒙羞。

20、开征环境税最应该听谁的意见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8月06日　梁发芾

http://env.people.com.cn/GB/12364676.html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此前，国家税务总局财产和行为税司在宁夏银川组织召开了环境税研究阶段性成果总结会，一方面是请专家学者和地税干部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环境税税制设计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是让基层地税部门及时了解环境税开征及试点工作进程，做好相应知识储备、人才储备、技术储备，为下一步试点工作的顺利推进创造条件。（中国经济网8月5日）

　　从报道可见，虽然环境税看来不可避免，但纳税人仍是完全的局外人。你看，税收方案是否合理，请的是专家学者和地税干部；而方案是否合理，优先考虑的是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和协调，而为此税最终承担负担的纳税人，却没人提及。或许，和以往一样，纳税人仍不过是环境税的自动提款机。只要政府输入指令，这台自动取款机就会口吐税金，此外就必须肃默。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纳税人权利的极大悲哀。固然，环境税的征收极其复杂，需要对此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献计献策，也需要税收行政人员的通力合作。但专家和税收官员由于其立场和眼界限制，必然难以代表有关各方尤其是纳税人的利益诉求。仅由专家学者和官员参与、主导而制定的征税方案，永远都不可能全面、公允。

　　开征新税是对纳税人增加一项财产负担和义务，纳税人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各项自由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开征新税不能绕过纳税人，必须得到他们的赞同和许可。听听纳税人的意见、建议，至少可以使方案更为全面合理公允；在征收过程中，也会相应得到纳税人的配合与服从。

　　当然，开征新税而求得纳税人同意，并不仅是为了降低征收成本。根本原因是，“无赞同，不钠税”是纳税人最重要的权利，这是纳税人作为国家公民而当家作主的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只有纳税人同意的税收才是合法有效的税收，合宪的税收。按《立法法》规定，税收应该制定法律，而制定法律是人大的保留事项，除了人大之外，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税收立法的权力，而没有经过纳税人充分协商、讨论审议而进行的立法，任何新税的开征都没有法律依据。

也许有人会说，开征环境税，对于保护环境、提高包括纳税人在内的公众的生活质量都有重要意义，纳税人有什么理由反对？所以，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也不影响什么。这确实是多年来开征新税时容易出现的典型观点。每项新税的开征中，主导新税开征的部门总会以理由的正当性而否定纳税人同意的必要性。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观念。首先，纳税人通过议会讨论而进行税收立法的“纳税赞同权”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利，即使他们没有异议，也必须由他们自身或其代表来亲自表达这种同意。其次，开征某种新税种的正当性，不过是征税者的自我说词，它并未经纳税人的考察辨正，并非不可质疑。对于政府所强调的这种种正当性，纳税人的审议辨析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多年来，不少看起来对纳税人也有益的新税的开征，最终并没有实现其初衷，都沦为政府创收敛财的工具。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重演，征税者口吐莲花的征税理由必须接受纳税人的质疑和检验。

21、环境税当尽早走出“纸面”

来源：新京报 2010-08-06　■马红漫（上海学者）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0/0806/23828.shtml

　　有媒体近日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获悉，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据《第一财经日报》)

　　环境税的设计原理，是通过税收杠杆将市场主体的排污成本内在化，实现私人趋利与社会诉求的趋同，最终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应当看到的是，环境税改革是对原有“排污费”管理模式的厘清，极具现实意义。但在当下时点，技术实施方面的瓶颈当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以期能够尽早破解。

　　时至今日，“绿色税收”已在西方发达国家植根发芽，且收到了良好的绩效。例如，瑞典自1991年开征硫税以来，石油燃料的硫含量很快就降低到该国法定标准的50%以下。事实上，该税种是“社会资源适度配置理论”的现实应用。

　　近年来，国内以环境为代价的高耗能快速发展模式开始受到广泛质疑。国家统计局等部门近日公布的公报显示，上半年我国能源消费同比增长11.2%，GDP同比增长11.1%，以此测算，单位GDP能耗同比上升0.09%。可见，虽然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已有明显提升，但环境受到侵扰的现象也有所加剧。目前国内保护环境主要以征收“排污费”来引导企业提高环保意识。但遗憾的是，这种管理方式收效并不乐观。尽管从2003年开始，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的管理模式，规避了个别基层环保部门的道德风险，但情况仍不很理想。甚至会有部分地方政府擅自将“减免排污费”作为优惠政策推出，以吸引各种投资。如此做法，极大地影响了“排污费”征收的公平性，也凸显了“以费代税”的弊病。

　　而在税费改革后，税务机构将代替环保机构成为管理部门，行政色彩随之淡化。相比排污费一般仅针对产业链末端环节征收的做法，税收的征缴环节则较为灵活，可以同时对生产、消费等多个环节征税。

但关键的问题在于，目前环境税税率水平、征收范围的确定等具化细节尚待进一步研究。从纳税主体的角度看，环境税的开征将把环保和资源使用行为纳入到经济成本之中，许多生产制造企业的账面盈利将由此受到严重影响。统计显示，国内一般竞争性企业的利润率普遍只有3%-5%。微薄的盈利空间使众企业难以承载起新税收压力，有关部门不得不缜密考量。从征税部门的角度看，治污因素纷繁复杂，对其征税需要高端技术的紧密配合，并设计出科学的排污计算标准。但无论是硬件技术还是软件知识储备，征税部门都需要一定时日完善，环境税征收难以一蹴而就。

　　由上可见，环境税是有效控制肆意排污行为的一把利刃，但祭出此剑还需要各项配套工作的提前布局。就此而言，相关部门当在环保税费改革的总体思路下，尽早未雨绸缪地做好相关准备。

22、李宁：开征环境税如何避免“只税不护”

来源：荆楚网2010年08月06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detail_2010_08/06/1898520_0.shtml

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获悉，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并且有望在湖北湖南江西甘肃有望试点，但是税率及征收范围待定。（第一财经日报8月5日）

环境问题，是21世纪最突出、最重要的经济问题。我们国家也对环境问题非常重视，公共管制、收取排污费、补贴等各种手段相互交替使用，而且提出了节能减排和单位排污的具体数据标准，也纳入GDP考核范围。但是，环境污染等问题并没有解决。各地不仅没有完成具体的数据指标，更重要的是，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环保弱势日渐突出。过度采伐和放牧使森林、草场等植被资源遭受严重破坏，造成水土流失和草场的退化，一些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迅速发展，使工业有害物质的排放量骤增，加剧了对大气、土壤和水源的污染。另外大型的污染物泄露事件频发，直接威胁群众的生活安全。比如紫金矿事件。

解决环境问题，不仅需要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必须要发挥作用。开征环境税，可以遏制环境污染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环境税实现专款专用，那么还对环境治理问题则有了可持续的财力保障。

目前，在环境保护及治理方面，虽然没有开征环境税，但是些许税收和大量收费存在，比如度部分资源产品开征的资源税就是其中之一（也是保护环境的一个税种之一），另外，国家对地方政府赋予征收环境管理费的权利。但是由于目前财政体制的不健全，预算执行的监督审计弱化，使得征收的环境保护费用并没有用到环境污染治理“刀刃上”，而是成为填补地方财政收入缺口的一个收费渠道。

开征环境税，虽则是“正税清费”，如果执行得当，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减轻企业负担，更加增强环境治理行为的法律刚性。但是，还是要避免出现只有“收税”，没有治理的问题，将开征环境税沦为促进地方财政收入的又一大税种。对此，设计以有利于保护环境制度的环境税制度体系（税收的功能很多，但是环境税应有保护环境为主要功能，弱化财政收入功能）及环境税用途的明确，是开征环境税的首要任务，也是立法层面必须用法律制度予以规定和明确的内容之一。

借鉴国外经验，开征环境税，则需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设合理的税种体系。主要是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各税种相互配合，实现治理，又不出现重复征税，增加企业负担，比如环境税开征之后，与资源税、特点产品消费税、车船税等税种既要相互配合实现环境保护，又不能出现重复征税。二是具体税种设计，既要注意环境保护，又要考虑征收管理当中的可操作性，不能因为这一税种的开征，加剧税收领域的不公平，使得企业竞争与发展更加艰难。因此，立法层面考虑环境税的征税范围、税率的大小（主要是纳税人的合理负担遏制环境污染等方面考虑）、征收方式的选择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因此，期望有关部门及早将环境税制度草案公之于众，实现集思广益。三是用法律规定刚性的环境税用途。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不能用法律的刚性规定用途，以及不能实现挪用之后的责任追究，也就是说强化预算执行管理和监督，那么环境税最终也会沦为一种“合法化”的收费，起不到保护和治理环境不说，在加剧企业负担的同时，还会让环境污染合法化，结果是加重环境污染与破坏。

23、三部门拟征环境税缘何又是突然“试点”

来源: 时代商报 2010-08-06 ◎周明华

http://news.lnd.com.cn/htm/2010-08/06/content_1428965.htm

　　8月4日，记者从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获悉，环境税研究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将向国务院提交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有望在湖北湖南江西甘肃试点，但是税率及征收范围待定。记者尚没有得到有关环境税开征及试点方案的详细文本。不过，有关专家称，目前的环境税税制设计方案比较务实，具有前瞻性。（8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单拿最近发生的大连石油管爆炸、紫金矿业污染汀江等环境污染事件来看，我国环境保护意识与机制的确是双重欠缺。我国对环境问题很重视，公共管制、收取排污管理费等各种手段一直交互并用，而且力推绿色GDP指标，与当地领导的政绩挂钩。但我们熟视的环境保护现状却是，一方治理八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土地、水资源等方面的生态恶化及生态安全受到威胁，最终呈现这样的“怪圈”：未污染之前人们“冷污”，“见污”之后再治污，而此时往往已是积“污”难返！

　　不过，即便如此，公众仍对颇似“放风”式试探民意的拟征环境税先感到一头雾水，接着便感觉如鲠在喉。近年来，有关官员与专家，频频出来透露国家正“胎动”拟征什么机动车环境税、生态植被环境税、企业排污环境税等。这种“税意”萌动，明显与开门立策、广泛听证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相背。首先，之前我国在环保领域中向企业征收的各种花色繁多的税费，是不是都取之于环保、用之于环保了？换句话说，是不是真正提高企业的环保意识了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由于国家对地方政府赋予征收环境管理费的裁定权，由于目前财政体制的不健全，预算执行的监督审计存在缺位或虚位，使得征收的环境保护费用并未用到治污的刀刃上。而这些被地方政府收集而来的财政金，往往都用于去填补原本就像无底洞的财政缺口。环境有恙，我们不是去先检视自身的监管和治理之弊，不是先去查找污染源以期尽快治理，而是紧盯原本发展就不断受到影响的大多数企业。无疑，这最终还得由百姓解开本显干瘪的钱口袋为之埋单。

　　再者，环境税的“酝酿”过程让人生疑。《行政许可法》第5条和第46条规定，行政机关出台此类公共民生政策，显然有跨越“障碍”的痕迹。因为“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印象中，从关于环境税政策的税意“胎动”再到今天突然传出已经“试点”的消息，公众始终未得到有关新政的详细信息与公开诠释。

所以试点拟征环境税新政是否存在闭门造车的问题，是否与现行税法有明显抵触的元素，都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问题。最为重要的是，收上来的环境税金如何实现全程有效的监督使用。如果不能做到让每一分环境税款处在一个玻璃瓶中，并制度性保障其专款专用于环保，那么，开征环境税的最终目的就难以实现。特别是，如果大多数纳税人反对咋办，如何疏导与燃油税、消费税、购置税甚至个税的“税意”叠加而造成的淤塞等，其间每个信息都攸关百姓利益。我们理当开门纳谏、听证于民、几易其稿。

24、期待环境税开征能有更多作为

来源：郑州晚报2010年08月06日 □李记

http://news.sina.com.cn/o/2010-08-06/024117920664s.shtml

　　当酝酿开征环境税的声音叠加到近期频发的化工厂事故问题时，尤为让人感觉沉重。不管是松花江上漂浮的7000多只化工桶，还是大连海边依然在蔓延着的油污，抑或是发生在南京的化工管道泄漏引发的爆炸，都一再地引起公众的阵阵惊悸。而不难假定的是，如果环境税开征能早日落地，类似的未雨绸缪能及早进行，近期频发的化工危机事件或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避免。

　　检视近期频发的化工危机事件，不难看出背后的问题。据8月5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由于受水资源、航运等产业布局因素影响，重化工业沿江、沿河或沿海布置已成为一种范例。而范例背后，隐藏着危险，眼下的案例，都在展示着这份危险，回溯历史，相似的悲情曾不断上演。与化工近距离已成事实，但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化工并非一定是污染的代名词，其根本的问题是政府环境安全方面的治理责任，以及化工企业的环保作为。

　　囿于此前规划的“短视”以及现实政绩渴求等方面的原因，让成型的化工企业、污染企业在短期内均搬离居民区、江河与海岸线并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履行环境治理责任、企业如何践行自身的环保作为，无疑需要整体统筹。为疏解这一难题，《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专业人士给出了解决化工围城的两条路径：一是加大环评力度，从物理距离上控制；二是促使化工企业的“抓大放小”，产业集聚。

　　从整体上督促企业践行自身的环保作为，正是酝酿征收环境税的最终目的。进而言之，征收环境税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专业人士给出的两条路径，但完全能够促进更多积极作为的落地。比如，在征收环境税的过程中，不妨将污染企业距离居民区的远近、可能潜在的危险，以及地区污染企业产能的集聚度，一并纳入到环境税征收的重要考量指标。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个别大企业缺乏起码的环保责任”的大环境下，盲目指责已毫无意义。不管是对化工企业加大环评力度，还是促使化工企业产业集聚，抑或是开征环境税，都离不开各级政府尤其是环保部门的积极作为。即便做不到像美国那样，因为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便要把肇事的英国BP公司罚到濒临破产的地步，但起码应该改变为效益而不顾一切的温吞作风，放任污染企业围城生产并严重污染而继续佯装不知。

25、危机边缘的水资源 先污染再治理的悲剧

来源：中国水工业网　2010-08-06

http://c-water.com.cn/news/cn/20100806/1239613.html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

　　2日，江西赣州信丰县发生一起化学危险品泄漏事故，一装载20吨的浓盐酸槽罐车发生严重泄漏，导致附近居民饮用水源被污染。

　　从松花江苯泄漏到广东北江镉污染，从滇池水葫芦疯长到太湖蓝藻泛滥，尽管一桩又一桩的无情事实在不断挑战着我国本已脆弱的水环境能力，但这些局部而片段的现象并没有让我们完整认识水污染的严重而残酷，而只有打开中国水系的平面地图，几乎处于危机边缘的水污染生态才能裸露无遗。

　　这些年来，中国每年有超过7000起大大小小的水污染事件暴发，很多事件都被地方政府压下来。水污染危害一步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质量，影响到人类的饮水安全，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环境。“经济越发达水越黑”出自海口环保局副局长之口，从这句话不仅可以看到水污染严重性和普遍性，更能看出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所以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成了最热议的话题。

　　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地处湖南省临武县三合乡有个名为甘溪坪的村庄，村庄不仅山环水绕，物产丰富，是当地人眼中的风水宝地，而且具有鲜明的明清建筑特色，在湘南地区已不多见。这样宜居宜游的村落，却逼走了甘溪坪人。实际上，是上游地区长期非法采矿造成的一系列环境、生态灾难，逼走了甘溪坪人。非法采矿的废水污染河流，村民饮水困难；尾矿砂吞噬农田，田地荒芜；尾矿砂使河床淤积抬高，行洪存在隐患。村庄为洪水让路，实属无奈。

　　突发事件的背后

　　这样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这就在上月28日，吉林省吉林市城区内的松花江江面漂浮着一些蓝色的化学原料桶。同一天，吉林市区部分区域出现停水。恐慌情绪在松花江沿线迅速蔓延。

　　位于吉林市永吉县经济开发区的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吉林众鑫集团库房被洪水冲毁，致使约7000只原料桶冲入温德河，随后汇入松花江。部分桶内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等物质。

　　环保部门沿松花江紧急增设7个监测断面。据中共吉林省委主办的中国吉林网报道，六甲基二硅氧烷等特征污染物有微量检出，但其他常规监测指标未见异常，说明这一事件“对松花江水质影响极微”。六甲基二硅氧烷是六甲基二硅氮烷遇水分解的产物。从事发地吉林市，到数百公里之外、位于松花江下游的哈尔滨市，都有市民抢购桶装饮用水和瓶装矿泉水。

　　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近5年前震惊中外的一起特大水污染事故。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5人死亡，约100吨含苯化合物流入松花江，并在10天后抵达哈尔滨，部分市民无法使用自来水。

　　目前看来，化学原料桶流入松花江，未对江水构成严重威胁。但专家指出，这一事件仍然暴露出中国预防和应对突发水污染事件体系的诸多漏洞。

　　无独有偶，全球500强企业紫金矿业此前刚刚发生泄漏事故，9100立方米酸性含铜污水排入福建上杭县汀江，致使下游数百万斤鱼类死亡。此后，其旗下紫金山铜矿再次渗漏,溢出污水约500立方米,而且污水中含有可能致癌的物质。水污染面积急剧扩大，已经从福建省蔓延至广东省。广东省环保厅向福建省环保厅发出紧急公函称，在汀江下游的广东梅州市水域水污染物呈明显上升趋势。梅州市韩江青溪电站水体铜含量增加到每升0.0233毫克，超出渔业水质标准，且铜含量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已出现部分鱼种死亡。

　　随后，环保部监察局工作人员再次进驻上杭县，检查汀江污染治理情况，并协调福建和广东两省的跨界治污。

　　从紫金矿业的这次污染事件中不难看出，相关制度就像纸糊的，一戳就破。我们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不论是企业还是政府，都选择了隐瞒不报；我们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有《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但就是挡不住成群结队的退休官员到紫金掘金；还有，多年来环保部不断地给紫金矿业发黄牌，可它就能够闯过一道又一道关。

　　事件是突发的，但问题却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

　　先污染再治理的悲剧

　　8月2日，关于滇池治理的云南省、昆明市联席会议公布，2006年至2010年5年间，云南全省已对滇池治理投入115亿元人民币，滇池水质虽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但水质总体保持了稳定，部分污染指标略有下降。

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在联席会议上介绍，滇池治理“十二五”期间，预计还将投入300亿元治理资金，目标是要使滇池休养生息。

　　同样，在云南省大理州，州长何金平日前表示：“洱海全部恢复一类水质至少还需要投入30亿元。”当地政府近10年来虽然已投入近30亿元治理洱海，但水质恢复为一类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完成。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洱海边缘不断涌现的污染现象日益严重，洱海水质不断下降，当地的渔业生产遭受重大挫折。1996年和2003年，由于严重的水污染，洱海两次暴发蓝藻。

　　蓝藻暴发，进一步恶化了洱海的污染情况，洱海水质一度达到三类以下劣质水，洱海区域内的土著鱼类遭遇生存危机，甚至有的鱼类至今没有恢复生长，整个洱海的水生态系统遭受重大损失。

　　为了恢复洱海水质，当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对洱海进行封海禁捕。据何金平介绍，近10年来，当地政府已经投入了近30亿元资金进行洱海生态系统的恢复，洱海水质得到持续稳定的改善，已成为中国城市近郊保护得最好的湖泊之一。据统计，今年1至6月，洱海水质有4个月保持在二类，两个月保持在三类。“8月1日举行的洱海开海节已成功举办了8届，每年近1万吨的捕捞量从另一个层面也证明了洱海水污染治理的成效。”

　　但何金平也坦言，“洱海要恢复一类水质，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据他透露，整个大理、洱海流域的生态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需要洱海还原到清澈见底，至少还需要30亿元左右的投入。

　　这样的治污消息听起来挺好，但仔细想想，300亿、30亿……昆明市去年的财政收入也才200多亿，先污染后治理的事，实在划不来也让人高兴不起来。

　　减排、转型带来洁净水源

　　据有关调查显示，由于各地、各部门、相关企业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污染减排在改善我国水环境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2005-2010年上半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和地表水国控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平均浓度均呈下降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七大水系水质均有所改善。

　　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三大措施促进改善环境质量及稳步发挥综合效益。以污水处理厂建设为例，自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掀起了建设污水处理厂的热潮，投入资金之巨大、建设速度之迅速前所未有，污水处理量和处理规模迅速增长，一些省份实现了污水处理厂县级全覆盖。据统计，截至2009年年底，全国城镇累计建成污水处理厂1993座，总处理能力已超过1亿立方米/日，与“十五”末期相比分别增长了1.2倍和75%，实现了污水处理能力的巨大突破。没有这些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有效运行，要想改善我国的水质环境状况是不可能的。

　　污染减排的“硬杠杠”，不仅直接对水质的改善发挥重大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系列治水长效机制，对今后长期的水环境整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例如，在太湖暴发蓝藻的3个月后，江苏省政府强制关闭沿河流域1000多家化学工厂，更重要的是，生态补偿机制也开始真正建立起来。为了解决跨界水污染问题，江苏省和邻近的山东、安徽、浙江等省份签订了共同防治河流污染问题的协议：如果上游地区发生了突发性环境污染事件，下游地区有权要求责任地区关闭污染源企业并向责任地区提出生态补偿要求。在“让湖泊休养生息”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后，太湖环湖河流近两年来水质实现了明显好转。自2009年太湖环湖河流一举从中度污染转为轻度污染后，2010年上半年，太湖环湖河流水质亦略好于上年同期。

　　在水污染控制方面，近年来“区域限批”、“流域限批”也被看作是重要的手段。各地对未完成总量控制任务的地区，都要实行限批。另外，环保部门还要求，凡是向河流排放有毒有害、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直接大量排放工业废水的项目，一律停止审批。对现有化工石化等园区、基地和项目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建立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2010年起，对河流环境敏感区域和枯水期等敏感时段，全面实行更为严格的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 (曹婧逸)

26、外媒：“化工炸弹”频爆警示中国环保

来源：新华网2010年08月0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358511.html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2日文章】对于中国内地已遭受严重破坏的环境来说，7月的形势异常严峻。首先，福建省一个铜矿造成的污染导致至少2000 吨鱼死亡。接着，大连发生石油泄漏。如今，吉林省几千个有毒化学品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而这些只是众多环境突发事件中得到了广泛报道的事件。根据环境保护部提供的最新报告，今年上半年，每个月都至少发生10起导致严重污染的工业事故，这比2009年增加50%。

　　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内地环境所面临的糟糕局面。自2005年以来，空气质量首次出现下降，环保部监测的440个城市中，几乎半数出现了酸雨。同时，河流受到严重污染，超过1/4的水源不适合饮用。这一估计数字可能仍然偏低。设在北京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对内地的河流和湖泊水质进行检测，该组织认为，中国一半以上的水源都不能饮用。

　　本不该这样的。在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中国大张旗鼓地关停了一些污染企业，同时，国家环保总局被原以为会更有魄力的环境保护部所取代。最重要的是，2007年，中国宣布地方官员的选拔不能只看其在推动地方经上取得的成果，还要看他们为实现北京的环保目标所做的工作。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导致污染以如此快的速度蔓延？原因之一是去年推出的规模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该计划旨在确保中国经济不会在全球经济衰退中遭受重创。新的建设及工业项目给环境带来了灾难。公路上的汽车数量以无法阻挡之势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日益恶化的城市空气质量。

　　目前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大连漏油事件和吉林松花江及福建汀江受到污染的事件都是办事不力和有意漠视法律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媒体展开的调查发现，这些事件背后都有听来并不陌生的官商勾结的故事，此外地方当局也本能地要掩盖环境被破坏的严重程度。

　　很多情况表明地方官员相信其让污染企业继续运作的做法不会受到惩罚。而且7月发生的事件表明，北京并不真的打算采取可能影响经济增长或限制汽车数量的措施。

　　2008年3月环境保护部成立时，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只有区区300人，这很能说明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环境保护署有多达1.7万名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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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武汉50年近百湖泊“蒸发” 多年治湖难挡瓜分狂潮

来源：华夏经纬网2010-08-05

http://www.huaxia.com/xw/gdxw/2010/08/2024370.html

　　曾几何时，冬天，湖面上结着很厚的冰，成群的水鸟就在湖边的冰面上觅食。孩子们悄悄走近时，鸟群轰的一声飞起，遮天蔽日，非常壮美。那时候，孩子们将口罩拆开，做成网，在湖里捕小鱼小虾。那时候，藕从湖里挖起来，就着湖水洗洗便可以直接吃……许多武汉市民至今保存着这样美好的童年回忆，他们更期待，这样的美好记忆不要在未来的孩子眼里只是一种历史！

　　江城武汉，百湖之市，50年来近百个湖泊“人间蒸发”。大小湖泊星罗棋布，两江三镇水网纵横，这本是大武汉显著的城市特征，也是江城市民引以为傲的资源禀赋，却逐渐被蚕食吞噬。今天，穿行于填湖之上的高楼大厦时，多少人扼腕叹息：谁动了我们的湖泊，动了我们的天赋美景？在杭州西湖、云南洱海等围湖造别墅事件频发的今天，半月谈记者对武汉湖泊的命运展开最新调查。

　　房地产“金”蹄欲平百湖

　　“一座湖泊是城市的一双秀目，一窝笑靥，一只美脐。”著名作家刘醒龙说。然而，调查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武汉中心城区湖泊数已由100多个锐减至目前的38个；近30年，武汉市湖泊面积减少了228.9平方公里；近10年，武汉市中心城区湖泊面积由原来的9万余亩缩减到8万余亩；目前，武汉的湖泊仍面临着继续被侵蚀的危险。

　　站在沙湖之滨，这座曾经是仅次于东湖的武汉第二大城中湖，3000多亩湖面如今却满眼是堆积的砖头、石块、泥土和建筑、生活垃圾，剩下的半个湖面臭味扑面而来。湖边飘浮着一层绿萍，拍打着不断向湖心肆虐的垃圾。对面，尘土飞扬的背后，一座座高耸的楼盘傲然而立，还垂下“热销中”的大字招牌。

　　60多岁的马师傅告诉半月谈记者，近一年来，经常晚上有多辆工程车来沙湖倒垃圾，从晚上七八点一直倒到下半夜，估计是附近的房地产开发商。“好好的湖给填成这样了，过去这里可全都是水啊。”马师傅叹息说，渔政、城管都来管过，但管不了，还是照样倒。

　　位于武汉市武昌老城区东北部的沙湖，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武汉长江二桥的修建，以及中北路、徐东路的拓宽，部分沙湖水面被填。近10年来，这里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不断，一些单位办公楼也纷纷长高，一半的湖面就此消失。

　　在晒湖，半月谈记者所见并不比沙湖轻松。干涸的湖底，臭水横流。只有旁边已经歪斜的“禁止违法填占湖泊”的标牌，以及写有“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的宣传栏依旧提醒着人们：这里也是湖泊！

　　“近10年来，建筑越来越多，晒湖越来越小。原来湖里有鱼有荷花，景观很好，如今却臭味熏天。”刘女士2001年就搬到晒湖边居住，她说，一座座楼盘竟然在《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出台后的近几年间崛起，已经将晒湖榨干了。

　　“这两年市里投了几千万治理晒湖，都没见什么效果。如果晒湖治理好了，我们每平方米价格肯定也不止八九千元了。”静安上城的售楼人员透露，即将于今年八九月份开盘的已经是第三期了，均价为8000元，湖景房均价在9000元左右。

　　据武汉亿房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7月第二周武汉主城区在售楼盘的成交均价仅为6642.44元/平方米。而东湖、南湖、沙湖等武汉中心湖泊周边的湖景楼盘均价都在10000元以上，且销售火爆。一些别墅已经卖到两万以上。

　　有当地媒体曾做出这样的标题：晒湖真“晒”干了！是谁“晒”干了这个距离武昌火车站最近的湖泊？老百姓说，不是武汉这座“火炉城”的阳光，而是火热的房地产开发对公共资源的肆意掠夺。晒湖的今天也许就是其他湖泊的明天。

　　多年治湖难挡瓜分狂潮

　　其实早在沙湖之前，武汉就有多个“湖”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的地名，跟湖泊无关。例如，杨汊湖，如今的年轻人可能并不知道它曾经也是一片湖区，较早以前就被填完；范湖，从湖到塘，从塘到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却是近几年的事。2008年，范湖完全消失，在大片大片的楼盘之中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

　　2002年3月，《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就颁布实施，其核心内容是保护湖泊水面不受侵占，水体不受侵害。这是全国第一部对湖泊进行全面、综合性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据水务部门介绍，湖泊保护有法可依，各方监督也逐渐加强。水务部门实施了湖泊执法巡查制度、湖泊审批听证管理办法等，制定了中心城区湖泊保护规划，设立湖泊保护蓝、绿、灰“三线”，并对湖泊进行勘界立桩，严厉打击非法填占湖泊行为。

　　然而，湖北省环境科学院总工程师沈晓鲤说，法规有，措施也有，执法却难以到位。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开发力度迅猛加大，湖??一个城市的稀缺资源之一，成了房地产商开发楼盘大肆宣扬的卖点和噱头。他举例，偌大的南湖不断萎缩，周围高楼林立，都是房地产项目；沙湖几乎被分割完了；还有汤逊湖，周边简直成了房地产开发的战场，“三线”保护形同虚设，占湖水域任意往前推，违章建筑不断蚕食湖面，一座座楼盘依湖而起。

　　在武汉一家房产公司工作的吴小姐5年前相中了南湖雅园楼盘。她说，小区里买房的都是有些经济实力的，许多是企事业单位高管或私人老板，湖边房价都比较高。“之前我查过政府规划，说南湖要建水上公园，所以才在这买了房子，可现在也没看到什么公园，反倒南湖是越来越小。”

　　2006年10月，沙湖边的一座楼盘竟打出这样的广告：你无偿拥有一座私家湖泊。沈晓鲤说，湖泊是城市的公共资源，打出“私人湖泊”的广告是公然违法。尽管后来他向有关部门反映，广告被撤掉了，但楼盘依旧照建。

　　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金伯欣认为，武汉湖泊萎缩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人口增长使粮食问题成为当时最大的问题之一，大面积的湖区和湿地在政府主导的围湖造田下变成了田地。二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群众自发性的围湖养殖，加之工业经济加速发展，水质污染与湖泊水体富营养化问题日益严重。当时几个大的郊区湖泊均大面积遭到垦殖，东湖水面在这一阶段也大面积缩减。第三则是90年代中期至今，围湖造田、围湖养殖逐步停止，却掀起了市政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的热潮，滨湖地区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土”，湖泊一块一块地被蚕食。

　　用“地产+旅游”模式改造东湖？

　　东湖是我国最大的城中湖，也是武汉最大的风景游览地，每年接待游客近400万人次。2009年8月，东湖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引入深圳华侨城公司的武汉华侨城项目。据了解，该项目实行“地产+旅游”模式，总占地面积3167亩，主要分布在东湖沿线，属于武汉临湖黄金地块，商业价值巨大。建设项目包括欢乐谷主体公园、水上公园和都市娱乐休闲区，以及“东湖新城”等地产项目。

　　针对公众舆论的关注，东湖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金国发说，武汉近年来对东湖实行重点保护，但东湖生态旅游仍发展不够、欠账较多、娱乐设施较少，周边12个城中村环境脏乱。景区希望能在坚持保护的前提下适当引进项目，加快城中村改造，合理开发东湖旅游资源。

　　武汉华侨城项目副总经理丁未明介绍：“武汉华侨城项目并不涉及东湖水面。整个项目用地将有40%用于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也不直接临湖，将建有100米~150米的公共绿化区域，供市民使用。”据了解，华侨城公司去年以43亿元中标获得东湖风景区的3167亩土地，每亩单价仅为136万元。这一黄金地段的罕见低价引发公众关于是否存在内部不正当交易等诸多猜测。

　　华侨城项目引起轩然大波，其背后是两种焦虑的碰撞：一种是政府的发展焦虑，希望引进优质项目，加快城中村的改造，促进景区旅游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另一种则是大众对在优质公共资源范围内实施“地产+旅游”模式的质疑以及对房地产开发侵占东湖的担忧。

　　何时掐断利益黑手，还湖于民

　　今年7月16日，武汉治湖的一项庞大工程正式开工，一条连通武昌城区两大湖泊东湖与沙湖的人工河流将穿城而过，全长1775米。这是大东湖生态水网修复工程的一部分，也意味着武汉治湖进入大决战时期。

　　越来越多的湖泊的自然生态已受到严重破坏，政府似乎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剩一半的沙湖早已失去湿地的特征和价值。据有关部门的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9年沙湖为劣五类水质，富营养化严重。

　　在南湖，目前周边无序开发的10多处临湖商品楼盘已超出其生态环境承载力。华中科技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邬红娟等专家认为，房地产无序开发、截污措施建设和管理不完善是造成南湖至今污染严重的主要因素。

　　湖泊是武汉的天然禀赋，是市民的公共资源，本是这个城市最好的名片。然而，当公共资源被利益侵蚀之时，对“公共品”的保护就容易流于形式。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杜群教授说：“一个滨湖项目的开发，开发商、政府、购房者都能从中得到各自的利益，那么，牺牲湖泊资源也就在所难免了。”

　　沈晓鲤认为，湖泊保护和治理最突出的矛盾，是政府要解决房地产开发力度过大的问题，实实在在地保护公共资源不受侵害，一定要按规划来，依法行事，执法到位。切不可为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后果。

　　然而，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湖殇”之痛，今天的“百湖之市”，一方面斥巨资整治湖泊，加强水网建设；另一方面填湖依旧，湖泊还在消瘦，人们依然为这些天赋的公共资源担忧：那些投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元的治湖工程能否还武汉一双双“秀目”、一只只“美脐”？昔日美景能否重现？(半月谈记者皮曙初魏梦佳)

28、黄河滩区百万居民面临水患威胁 难制定搬迁计划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年08月05日本报记者王帝实习生陈磊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05/072620830282.shtml

　　如果可以选择自己的出生地，程传广说，他绝对不会考虑他的家乡——位于黄河滩区内的山东省济阳县花二庄村。

　　他的理由很充分。7月5日，河南荥阳，31名农民突然被黄河水所围困，因为他们在黄河滩区种田，所以没有及时撤离，所幸这只是小浪底水库在放水。那么，要是真正的洪峰到来，后果会如何？

　　同样面临这样危险的人还有百万，他们居住于黄河滩区，与危险为邻。他们面对的不只是水灾，还有贫困。他们不甘于向黄河低头，但他们的自救行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洪灾的危险。

　　这就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这就是一群住在黄河滩里面的人。

　　住在黄河滩里

　　身为宋代大儒程颐之后，程家的先祖于明末自历城迁居大清河西。那里也曾是富足之地。100多年前黄河夺大清河古道入海，在黄河泥沙的淤积之下，这里形成了大片滩地，他们世代于此居住、耕作，繁衍生息。他们的脚下便是黄河河道，身后很远才是绵延的大堤。

　　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宣传处一名李姓工作人员透露，在鲁豫两地，这样生活在黄河滩里面的滩民共有189万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年生活在危险之中，一场大雨就可能让河水夺槽而出，毁坏房屋，淹没农地。只有生活在较高滩地上的滩民们，可以避免部分河水的侵袭。因为黄河滩区不仅是滩民的生产生活之所，也是黄河排洪、滞洪、沉沙的区域。

　　近年来，黄河似乎安分了许多。在程传广记忆中，最近的那次大洪水也已经退去14年。那是1996年的8月，连续多日的暴雨之后，黄河洪峰以创纪录水位通过花园口，程传广家乡的生产堤也在那次洪水中决口。正是那次水灾，让村民们愈发希望搬出滩区这块危险之地。

　　但是，14年过去了，他们仍然枕黄而居。山东郓城河务局局长助理张宪柱在与他人合作的一篇论文中称，截止到2008年，山东共有滩区100个，涉及人口130多万，其中滩区内居住55.35万。

　　一辆毛驴车承载的幸福

　　“滩区穷，而且房子不安全，随时可能被水淹到，因此没有多少人愿意嫁过来。要证明自己的房屋足够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尽量把‘房台’垫高。”程传广说。房台，就是垫在房子下面的土层，高度从几米到十几米都有。为了找对象，程传广家中叔伯兄弟五人就都垫了一个房台，用了近11年才完成。而运输工具只是一辆毛驴车。

　　“滩外建的好一点的房子能用三四十年，甚至还要长，我们的房子十几年就得返修。房台是用黄土堆起的，因雨水冲刷，很多房子几年间就成了危房。”程传广很无奈。本来就比滩外穷，还要投入大量人财物力修房，滩区居民经济雪上加霜。

　　虽然洪水发生频率不是很高，但漫滩却时常出现。河海大学教授、黄河研究会理事芮孝芳告诉记者，对于黄河下游而言，流量达到1996年洪水的三分之一左右就可能导致漫滩。

　　据不完全统计，1950年~2004年，黄河滩区出现44次漫滩，平均每1.27年就有一次。频繁的水灾使得滩区保种不保收。

　　河南农科院的一些专家在一篇学术论文中写道：“每出现一次大的洪水，滩区内的水利、交通、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几乎损坏殆尽，耕地的土质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农民经过多年翻、挑、耕等土地优化措施调整形成的优良地，全部变成沙土地，再种植农作物常常减产甚至绝收，陷入‘建设——破坏——再建设——再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

　　“种田一般一年能得1000块，赚不了什么钱。滩区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种的是最基本的作物，收益有限。”来自济阳县回河镇任岸村的马训臣抱怨说。马训臣家住堤外，但农田基本都在滩内，算是一个不完全滩民。

　　“考虑到安全因素，国家也不愿把重要的经济项目投放在滩区。”芮孝芳告诉记者，滩区工业农业双双受限，农民很难富裕。而在花二庄村，怀抱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大多进城淘金，剩下老人孩子留守滩区。

　　河南农科院张辉副研究员等人201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证实了滩区的贫困：到2008年年底，河南省共计有103.55万人生活在黄河滩区，其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196元的贫困人口达27.8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0元的贫困人口有36.3万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5%。

　　黄河滩区，补偿政策的荒漠

　　在自身的自然条件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滩区的发展无疑需要依靠政策助力。

　　但是，当被问到黄河滩区是否享受国家、地方政府专门的政策优惠时，黄河水利委员会宣传处李先生只提到了一项，那就是免交公粮。

　　一位滩民告诉记者，公粮是农业税的俗称，三十多年前，国家对滩区免除了农业税。不过从2006年1月起，国家废止了《农业税条例》。免收农业税的政策覆盖全国，对滩区而言这也就失去了优惠的意义。

　　政策对于滩民的帮助究竟有多少？滩民常回答，“感觉没有多少帮助”。程传广抱怨说：“真正有实际作用的是有一年政府帮花二庄村平整了一下滩区土地。”在一些地区，地方政府也确实为滩民办了不少实事，例如建设紧急撤离通道、避水台等等。至于长期性的专门针对滩区的补偿，花二庄村村支书明确表示没有。

　　中国青年报记者通过多方查询，也未找到这类补偿政策的存在。

　　河南农科院的张辉等人在论文中称：2004年国家出台了对种粮农民按耕地面积直接补贴实施方案，这个方案是按原来计税的耕地计算的，所以黄河滩区耕地被排除在外，滩区群众享受不到这种补贴。

　　在2000年国务院颁布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中，黄河流域内被列入国家蓄滞洪区名录的地区共五处，但没有黄河滩区。在2010年水利部公布的《国家蓄滞洪区修订名录》中，仍然没有黄河滩区，而且，黄河流域的蓄滞洪区数量也减少为两处。不能见于名录，滩区也就无法据此《办法》享受国家给予的经济补偿。

　　记者曾试图联系上述名录的制定方水利部政策研究司，但未果。芮孝芳教授对滩区的“落榜”给出了一种猜测性的解释。他表示，尽管黄河滩区发挥了蓄洪滞洪的作用，但严格来讲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蓄滞洪区。《办法》中蓄滞洪区指的是本来不起蓄洪滞洪作用，而被国家有计划地用来在某些情况下引入洪水的区域，是人为规划的结果。而黄河滩区天然地就是行洪河道，因此未被列入。

　　但是，滩区毕竟为防洪做出了牺牲。有学者表示，《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附录规定的法定蓄滞洪区中，有些蓄滞洪区设立后一次也没有启用过。比起国家其他蓄滞洪区，黄河滩区受淹几率大，更应有资格参照《办法》享受补偿政策。更何况，黄河滩区进行蓄滞洪水运用后，往往造成滩区大面积耕地沙化，危害性及经济损失比一般蓄滞洪区都要严重。

　　类似的呼吁在学术界并非个例。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就曾建议落实黄河下游滩区补偿政策。对此，黄河水利委员会宣传处的李先生表示，补偿政策很快就会出台，但他没有给出具体日期。

　　滩民的尴尬：要自救还是要防洪

　　同样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的是花二庄村的搬迁事宜。外力不足，他们只好寻求自救。他们中许多人曾寻求过政府的帮助。

　　为了早日搬出滩区，国家信访局、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花二庄村村民都曾去过，但都没有实质性的结果。

　　“去年我打电话给省电台阳光政务热线后，省发改委到我村，宣传了政策，之后也没动静。”程传广说。

　　“现在群众的精神麻木了，从小时候，搬家说了好几次，高兴一下接着就心灰意冷，反复几次。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心死。”程传广表示，“城里人是一等人，农村人是二等，而我们黄河滩民，却是连二等都不如的三等。我们已经被遗弃。”

　　他们中许多人也曾想通过农业致富。

　　一位河南滩民告诉记者，他们也想种植经济作物，但一方面，因为防汛的原因，高秆作物和经济林等不允许种，《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在河道、湖泊管理范围内建设妨碍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倾倒垃圾、渣土，从事影响河势稳定、危害河岸堤防安全和其他妨碍河道行洪的活动。禁止在行洪河道内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和高秆作物。

　　另一方面，即使种了，产量也很低。程传广告诉记者，“滩区的土质不是很好，产量只有滩外的三分之一”，也正因如此，“滩外群众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的情况下，不愿意跟我们换地来帮我们搬出去”。

　　在畜牧业方面，“群众自己养殖没有规模。想扩大，也没有资金。”马训臣则表示，滩区缺少“带头人”，没有人能帮他们找到出路，他们作为普通的农民，实在没有能力将这片贫困的土地带入富裕。

　　至于工业，曾有武汉大学的一位学者在其论文中提到：“滩区内除中原油田外，基本没有其他工矿企业。”

　　河南农科院的张辉等还指出：滩区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缺乏就业技能，外出务工多是以体力劳动为主从事建筑、收废品等行业，且工作极不稳定。

　　现在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偶尔补补生产堤。但这种自救被认为有损治黄的长远大计。

　　生产堤是滩民为了掩护耕地、房屋等而修筑的土堤。有学者指出，生产堤的修建，改变了河床的边界条件，把一般洪水约束在主槽内，泥沙只能在两岸生产堤之间淤积，而生产堤与大堤之间的滩地淤积较少。目前黄河下游河道已形成河槽高、滩低、堤根洼、堤外更低的“二级悬河”。二级悬河使河槽内泥沙快速淤积，排洪能力降低，洪水威胁增大。

　　同时，生产堤的存在，使本应自然漫滩的洪水常不能漫滩落淤，洪峰也得不到削减。对多次洪峰的大洪水，由于生产堤的存在，漫滩后积水很难排出，滩区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滞洪削峰的作用，加大了下游河道的防洪压力。

　　1973年，黄河水利委员会就向国务院提出了《关于破除黄河下游滩区生产堤的实施意见》。1974年国务院拟订“从全局和久远思量，黄河滩区应迅速破除生产堤，修筑避水台，实验一水一麦，一季留足群众整年口粮”的政策。1992年国家防总、黄河防总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扫除黄河下游滩区生产堤的实施意见》。

　　“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滩区，又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助，为了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只能以修生产堤的方式自保。”程传广表示，作为滩民，他们当然也希望以大局为重，但难以接受为了治黄而牺牲他们的权益。

　　而一些研究成果显示，“虽然年年喊扫除生产堤，但由于经济驱动和一些地方政府的不积极态度，过几天就又修起来了，形成了扫除——堵复——再扫除——再堵复的恶性循环。”特别是1996年黄河大洪水之后，群众又开始加修、新修和堵复生产堤。连年来，随着机械化的发展，开始用挖掘机修筑，滩区生产堤不断侵蚀主河槽。

　　黄河水患依然存在

　　提到黄河滩地，中科院原研究员霍明远就止不住地来气。

　　早在199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霍明远就已经表达了对黄河现状的担心：尽管我国多年来对黄河采取了许多措施，使黄河近50年来没有发生过决口。50年没决口是好事，但一旦发生决口，是50年的账一块算。

　　如今，黄河的大坝虽然在被不断巩固，但芮孝芳教授表示，黄河下游是淤积性的河流，这就意味这河道的行洪能力会逐渐降低。例如，上世纪50年代，花园口过一万立方米每秒的流量还不成问题，但如今八九千就已经比较危险了。

　　在专家的话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滩民的处境并不安全，且为了生存和发展，滩民们会在一定程度上拖累防洪工作。那么，政府为何不帮他们搬走？

　　一位滩民告诉记者，之所以不帮他们搬，缺少资金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也曾表示，无论从资金、生存条件的置换，还是对社会环境影响和生存发展空间，政府都做不到依法将这些群众全部迁出去。但他强调，在政府不能履行该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国家给予一些补偿是完全应该的。

　　不少滩地村搬迁计划在争议中不断地推迟，但即便人能等，黄河却未必会等。

　　7月30日，又一次洪峰流经黄河济南段，所幸花二庄村等滩区安然无恙。但谁能保证下一次也能平安无事？

29、一起环境事故引发了责任之争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8月05日蒋朝晖

http://gongyi.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0_08/05/1892728_0.shtml

新建企业环保投入3200多万元，试生产期间因设备故障突发环境事件。村民兴师问罪，企业停产整顿。经济损失600多万元的鸿泰博公司感到“冤屈”。谁该担责？企业、设备生产商、生产线设计施工单位各执一词

一直以来，环境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受到严厉惩罚的污染企业都会主动承担自己造成的相关责任和经济损失。而今年5月7日发生在云南省陆良县的一起环境污染事件，却有着一场鲜为人知的幕后责任之争。

记者多方采访后发现，时至今日，因环境突发事件被责令停产整改近1个月的云南鸿泰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泰博公司”)，与这一事件相关的设备生产商、生产线设计施工单位之间的责任区分并没有得到真正明确。

事件回放　清晨突发环境污染事件

5月7日6点25分，主要生产工业硫酸的鸿泰博公司在试生产过程中发生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气体异常排放事故，导致附近陆良县大莫古镇太平哨村的部分群众出现咽疼、咳嗽等不良症状。

6点57分，陆良县环保局接到大莫古镇太平哨村委会领导电话，反映龙海化工厂废气排放异常。县环保局立即安排县环境监察大队组织人员赶往调查。经查实龙海化工厂未发生异常排放情况。7点12分，鸿泰博公司被举报。

上午8点多，陆良县环境监察大队及县环境监测站工作人员赶到事故现场。经观察，现场污染物已全部消失无法监测。鸿泰博公司道路已被太平哨村部分村民用石块堵塞。

执法人员现场调查了解到，事故发生在当日6点25分，从事故发生到系统烟气散尽约30～50分钟。故障设备为硫酸生产线吸收工段一吸循环槽吸收泵，其底部因腐蚀出现5厘米×10厘米的空洞，致使吸收装置不能正常运行，吸收反应效率降低，导致二氧化硫、三氧化硫气体异常排放。

在处置这次环境突发事件中，陆良县环保局决策果断、行动迅速。接报后马上通知村委会组织受影响片区群众及时疏散；查明情况后立即通知鸿泰博公司停止生产、尽快组织技术人员排查事故原因并抢修设备；将身体出现不良反应的群众赶紧送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及时组织环境监察、监测人员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由于应急措施到位，处置得当，这次事故造成的影响被及时消除。

停产整改　提升技能消除污染隐患

在一张鸿泰博公司环保投资情况表上，记者看到，在建设这条规模为10万吨/年的硫铁矿制酸项目生产线时，企业在环保方面实际投资3220万元，占项目实际总投资1.5亿元的21.5％。

在环保上投入巨资的新建企业试运行期间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原因到底在哪里？根据现场调查，陆良县环保局及时做出结论:鸿泰博公司此次环境突发事件，是因生产设备故障导致的偶发性生产事故，从而产生环境突发安全事件。但公司仍有管理不细和对生产系统、设备检查维修不到位的主要责任。

针对这次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为督促企业及时进行整改，确保不再发生类似事故，陆良县人民政府于5月13日做出了责令这家企业停产整改的决定。县政府明确要求，鸿泰博公司在停产期间要深入查找事故原因，全面总结事故教训，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改。

鸿泰博公司副总经理钱济勇告诉记者，这次污染事件的发生，教训极其深刻。公司举一反三，采取多种措施认认真真排查了每一个生产环节，努力消除污染隐患。

停产整改期间，在陆良县环保局的指导下，鸿泰博公司重新修订完善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联系设备厂商派技术人员及时对公司生产设备进行了全面检修，并再次投资43万元，增加有效预防“三废”等环境污染的设施。

鉴于企业整改积极，并达到整改目标的实际情况，陆良县人民政府做出了原则同意鸿泰博公司于2010年6月6日恢复试生产的决定。

谁担重责 三方各执一词至今未明

据了解，这次环境污染突发事件给鸿泰博公司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达600多万元。

一直以来，鸿泰博公司对陆良县政府的严肃处理并无任何异议。公司副总经理钱济勇也曾明确告诉记者，政府依法处理企业，理所应当。企业对此次环境突发事件责无旁贷，太平哨村的村民到医院检查、治疗的费用12万余元将由公司全额承担。

但钱济勇也表示，如果认为整个事件的全部责任都在企业，这样确实有点“冤”。他说，此次事故完全没有人为因素，是设备故障引起生产事故产生的环境突发事件。因在试生产期间，设备生产线设计施工单位扬州金圆化工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公司”)最起码应承担相应责任。

据了解，鸿泰博公司年产10万吨磷酸一铵配10万吨硫铁矿制酸生产线于2008年9月开工建设，2009年9月24日经曲靖市环保局批准试生产3个月，因试生产过程中生产系统不正常达不到设计产量，经曲靖市环保局批准试生产延期至2010年3月31日。今年4月，公司委托曲靖市环境监测站进行了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记者从存放在事故现场的“高温浓硫酸液下泵”商标上看到，此吸收泵由昆明嘉和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和公司”)于2008年12月生产。

鸿泰博公司为什么没有提到嘉和公司在此事件中的责任呢？

钱济勇告诉记者，生产线设计施工承包单位是金圆公司，鸿泰博公司没有与嘉和公司签订过任何协议，直接追责于法无据。

而负责与鸿泰博公司联系的嘉和公司销售经理李江南倒是很直率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说，事故发生后，公司立即派人到现场驻守了好几天，对吸收泵拍照取样，为企业换用备份泵。之后还找专家分析研究，查找原因。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公司第一要务是全力保障企业恢复正常生产。

谈及如何保障泵的质量，李江南说，泵属于非标产品，因生产工艺不同、介质不一样，没法保障，通常这类设备没有使用期限，有的泵实际上只能用几个月。最好的办法是建议介质升级。

李江南认为，化工上的设备本身就是用来被腐蚀的。在硫酸强腐蚀下，泵不可能不坏，属于运行中自然损坏，所有硫酸生产企业都有两三个备份。影响泵寿命的不确定因素较多，与生产工艺、设备管理、操作使用等息息相关。硫酸化工、冶炼等生产中泵坏了，不一定导致环境污染。公司从1998年生产泵以来，还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李江南说，目前技术上的问题已经解决。如果发生事故有公司的责任，绝对不会推脱。但他坚持认为，这次污染事故的发生，可能不仅仅是泵的原因导致的。最好是三方坐下来认真商谈。

为弄清生产线设计、安装和使用等方面的问题，记者多次联系才找到了金圆公司的董事长张元和。可记者刚说明意图，对方就以“正在忙”为由极力推辞，并很快挂了电话。

钱济勇说，当初与金圆公司签订合同书时，确实有疏漏之处，并没有对设备试用期发生事故的责任进行具体明确。直到现在，金圆公司始终不愿面对事实，极力往嘉和公司提供的设备质量和鸿泰博公司生产操作上推卸责任。

目前，三方意见很难统一，让鸿泰博公司也无可奈何。唯一的办法是扣除金圆公司的部分质量保证金。当记者问及此后服务保障时，钱济勇略显迟疑后之回答两个字:“协商”。

这次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中，鸿泰博公司、金圆公司、嘉和公司各自该担何责？恐一时难以认定。但铁一样的事实已警示我们:企业预防环境污染事故，一定要从源头点滴抓起。

就在发稿前，钱济勇告诉记者，公司正在积极联系，准备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30、400多亿水利工程损失应查明原因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8月06日谭浩俊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8/06/c_12415982.htm

据媒体报道，国家防总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束庆鹏今日称，目前，中国水利工程水毁损失已达四百多亿元，较常年偏多3倍多。

今年由于洪涝灾害严重，水利工程遭受破坏和损失的程度高于往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水毁损失高达400多亿，是常年的3倍还多，不能仅仅把责任归咎于洪涝灾害严重上。

水利工程质量好坏，不在外表有多么宏伟、漂亮，更不在工程建成时有多少领导剪彩，而在洪涝灾害发生时能否经得住考验，旱灾出现时能否给周边的老百姓带来褔祉。

在经历了91年、98年两次特大洪涝灾害以后，相关部门对洪水的威力应该已经很清楚了，各级地方政府都明确表态，将加大对水利工程的投资力度，建设能够预防“百年一遇”水灾旱灾的水利工程，确保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损失。按理说，从98年以后建成的水利工程，不应该是弱不禁风的。而今年大量出现的堤坝被冲垮、水利工程被严重毁损的现象，值得反思。

从每年各级财政的预算报告中也可以看到，水利都是财政资金安排的重点。那么，为什么在遇到洪涝灾害时，水利工程仍然不堪一击，水毁损失如此严重呢？

对此，人们不得不怀疑，许多工程是不是存在质量问题，如豆腐渣工程、偷工减料、设计不合理等等。

我们的老祖宗建设的都江堰水利建设工程和江西赣州城市防水工程，前者建于战国时期，距今两千多年，后者建于宋朝，距今也有一千多年，可是两者至今仍在为百姓造福，为什么今天我们用现代科技和钢筋混凝土制造的水利工程反而不如古代工程呢？

按照各级对外公布的数据，近年来，在水利建设投资方面不可谓不多，成绩辉煌。但是，到了洪涝灾害面前，这些投资和成果就变得胆怯和无力了，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投资越多、损失越大的现象呢？

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尽管各级提供的水利建设投入数据相当喜人，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很多地方都把水利建设资金用于城市造景等形象工程上面了，真正用于城市防洪和农村防灾方面的资金十分有限，很多地方防洪抗旱的水利工程，仍然是三十年前人工开挖的河流，且这些河流如今都遭到了很大的损坏。即便投入巨资建设的水利工程，也因为监督不力、设计不合理以及建设质量等原因，经受不住洪水的考验。

所以，对在今年洪涝灾害面前出现的400多亿水利工程水毁损失，有关方面应当认真调查，分析各地出现问题的原因。要知道，这些被毁的水利工程，不仅造成了400多亿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了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巨大损失。如果不查明原因，不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解剖，不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究，谁也无法保证在新的一次洪涝灾害来临之时，会不会造成更大的灾害。

31、“低碳发展”如何避免“言大于行”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8月06日　张建宇

http://env.people.com.cn/GB/12360230.html

　　潜在的“红利”要变为现实，“低碳热情”要撇清泡沫，离不开科学求实的态度

　　日前，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五省八市做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地区。至此，各地争取“低碳试点”的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自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来，各地鼓足干劲，力争借助低碳发展的历史机遇，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企业部门力争创新，对可再生能源等新技术的投资和建设达到了让国外同行嫉妒的程度；全社会“低碳热情”高涨，从“低碳世博”到“低碳炸酱面”，各种新的低碳概念层出不穷。在这种形势下，政府明确的政策引导和措施鼓励就显得愈发重要。发改委《通知》的下发，就是关键的一步。

　　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将面临两大挑战：一是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关键之年，在低碳发展目标与途径即将纳入全面规划之际，马上开始的低碳试点工作需要为规划提供急需的经验，工作进度要加快；二是国内的“低碳热情”日益高涨，如何将这种热情转化成为新的发展动力而不是新的泡沫，既鼓励试点省市在已开展的工作基础上继续努力，又保证未列入试点的省市继续探索低碳发展之路，成为必须面对的课题。

　　正如专家所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低碳发展”还要面临许多阶段性的特殊考验：一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正处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二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经济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最大制约，是整体科技水平落后，技术研发能力有限；三是“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条件，也决定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四是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第二产业，这决定了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是工业，而工业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又加重了我国经济的“高碳”特征。如何破解这些“低碳瓶颈”，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碳排放增长与经济增长逐步“脱钩”,是我们“低碳之路”上的重要挑战。

“低碳热情”离不开科学态度，潜在的“红利”要变为现实，还需要理念的彻底转变和行动的扎实跟进。一些发达国家“言大于行”的现实告诉我们，真正的“低碳之路”才刚刚开始，很多最基本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还是市场，地区还是行业，交易还是税收，生产还是消费？解决这些“低碳难题”，创新是根本出路。一是要通过技术创新，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二是要通过政策创新，解决一些地方口号与行动脱节、低碳经济建设缺乏系统性等问题。此外，正如《通知》所提出，还应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低碳理念，使每个人都从身边的细节做起，从改变自己的“高碳生活”开始，为共同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32、绿家园钱塘江乐水行

周晨汪永晨文图

8月2日，绿家园乐水行从北京转战杭州，携手杭州本地环保组织绿色浙江（杭州生态文化协会），在钱塘江上完成了一次集行走、骑车、乘船三位一体的乐水行活动。

西湖

走在西湖的白堤

此次乐水行，正值“中国（海峡两岸）民间水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暨海峡两岸水资源论坛”期间，十二名来自宝岛台湾和十四名来自大陆各地的关注水资源的环保人士以及来自杭州本地的志愿者参加了活动。

城市乐水行——钱塘江行动

早晨八点，乐水行从钱塘江大桥正式开始。钱塘江大桥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之南，六和塔附近的钱塘江上，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施工，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双层铁路、公路两用桥，横贯钱塘南北，是连接沪杭甬、浙赣铁路的交通要道。在本次乐水行领队、绿色浙江副总干事忻浩的提议下，海峡两岸的水友，向茅以升铜像三鞠躬，以感激这位伟大科学家的卓越贡献。

向茅以升先生鞠躬

随后，乐水行的水友们参观了坐落于钱塘江大桥北岸西侧引桥处的钱塘江大桥纪念馆。纪念馆收藏有建桥、修桥等文物70多件，以及茅以升手稿、著作和使用过的办公生活用品40余件。

茅先生当年的家

茅先生手迹

纪念馆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只是通幽处往往有曲径，交通不是很方便。据绿色浙江的忻浩介绍，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原因，十年来，钱塘江大桥纪念馆只有钟光明科长一人驻守。钟科长是纪念馆文史科科长，我们来到时，他正在打扫庭院，忙的手忙脚乱，显然平时这里人迹罕至。

一个人坚守的博物馆

得知钟科长十年来如一日的坚守着纪念馆的文物，水友们响起热烈掌声，一为崇敬，一为鼓励。钟科长知道今天钱塘江乐水行海峡两岸的水友齐聚一起，十分高兴，详细讲解了钱塘江大桥的情况。

“要建一座不会塌的桥”

“钱塘江大桥为上下双层钢结构桁梁桥，全长1453米，宽9.1米，高71米。分引桥和正桥两个部分。正桥十六孔，桥墩十五座。上层公路桥，宽6.1米，两侧人行道各1.5米。大桥由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主持设计施工，于1935年4月动工，1937年9月26日建成通车。钱塘江大桥不仅是我国桥梁史上的巨大成就，也是中国铁路桥梁史上一个辉煌的里程碑。”

“大桥首次采用气压法沉箱掘泥打桩成功。打破了外国人认为此处不可能建桥的预言。为中国人民长了志气。如今第二座公路、铁路平行的钱塘江大桥建成并通车。成为浙赣、沪杭铁路复线的枢纽。双虹飞彩，宏伟壮观。”说到这里，钟科长忍不住夸上一夸。

“建桥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践踏了我国东北地区，并对华北乃至整个中国虎视眈眈，妄图亡我中华。

大桥建成未及三个月，日军铁蹄踏上北岸桥头，万分紧急之下，只得炸毁大桥，直至抗战胜利后才修复通车。”说起这些沧桑往事，钟科长唏嘘不已。

“如今，杭州段的钱塘江上耸立着十座大桥，钱江二桥、钱江三桥、钱江四桥……，唯独钱塘江大桥桥名不改。虽然建造年代久远，而且超过了五十年的使用寿命，但有关专家经过多次勘测，认为钱塘江大桥各项功能十分正常，所以至今仍然作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这与我们当代一些豆腐渣工程不具有可比性。今天，我们有的豆腐渣大桥竟然被一条小船撞塌，听起来十分滑稽。

一定要建一座不会塌的桥

在博物馆里，有这样的张画，钟科长讲给我们听的故事是：茅先生从小有个宏愿，要建一座不会塌的桥。

如果我们当今的工程师们都有自己的坚守，就没有那么多豆腐渣工程了，身心也会安定许多。”钟科长一席话，让水友们陷入了沉思。

诚然，参加本次乐水行的水友，都十分关注江河及水资源。她们也向茅老一样，有自己的坚守，她们坚守捍卫自由流淌的江河，捍卫我们后代宝贵的水资源。因为，一位水友说，她不希望留给后代子孙的最后一滴水，是我们的眼泪。

乐水骑

参观完钱塘江大桥纪念馆，主办方绿色浙江的同仁们为水友们准备了公交自行车，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乐水骑。据悉，杭州市为了补充公共交通的不足，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的机动性，同时也为了吸引小汽车出行者改变出行方式，共建设了2600个公共自行车租用服务点。

乐水骑

骑在路上

来自海河、汉江的护水志愿者

8月3日，杭州地面温度据说有摄氏50多度，参加钱塘江乐水行的人，个个大汗淋淋。但水友们通过这一骑，深感这一项措施对节约道路资源、缓解出行难以及减少环境污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游船上的水资源论坛

骑过钱塘江

钱塘江边的雕塑

骑车至射潮广场码头，钱塘江管理局为本次乐水行特地派出了两艘汽船，带领水友在钱塘江上感受钱塘江。水友们在客舱内听取了钱塘江管理局总工程师朱女士关于钱塘江流域管理的介绍，朱总工先给大家介绍了钱塘江以及钱塘江著名涌潮。

钱江源

2007年春节绿家园乐水行在钱江源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由西往东注入杭州湾,流入东海。钱江涌潮为世界一大自然奇观,它是天体引力和地球自转的离心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所造成的特大涌潮。

每年农历八月中旬，钱江涌潮最大,潮头可达数米，潮浪掀起三至五米高，潮差竟达九至十米。海潮来时，声如雷鸣，排山倒海，犹如万马奔腾。”

谈到钱塘江的水质，朱总工表示了对杭州上游富阳段造纸厂污水排放的担忧，认为如不尽快采取措施，势必会对杭州市的生活用水产生影响。

长江、淮河护河者

随后，来自全国各地参加民间水保护会议的各条江河代表，先后介绍了本地江河的情况。

来自淮河流域的霍岱珊，因“淮河卫士”而声名远播，参会期间刚刚荣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麦格塞塞”奖。

霍岱珊指出：“尽管近年来淮河污染防治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治理淮河污染仍然面临着艰巨的挑战。经过‘淮河卫士’八所监测站的分析统计，小流量的污染还是时有发生的。我最担心的是大污染事件，一旦发生大污染，很可能前功尽弃，一下子倒退三年。”下面的照片是2006年的淮河。

因南水北调而广受关注的汉江也带来了最新的消息，来自绿色汉江的彭鹏说：

“汉江接到南水北调的任务，正在进行一些辅助性工程的建设，通过限制河流流向的方式蓄水，试图把汉江变成一个大湖。这样一来，河流流动减弱，自净能力也减弱，最终将会导致水质下降。现在基本上是三类水左右。情况不容乐观。”2003年襄樊的汉江，水位已严重下降。

来自长江中上游，重庆绿色志愿者协会的吴登民说：“重庆人现在不用重庆水，一是缺水，上游上马了大量水电大坝，把水截流了，而且还会造成工程性污染；二是，三峡大坝在下游，上游化工厂产生的污水不能被慢慢稀释，停留在三峡库区，会导致库区里的水质下降。还有一点，三峡库区的水，要通过汉江调往北京，如果调过去的是水质差的水，北京同不同意！”

长期关注黄河上游兰州段的绿驼铃组织的代表杨广志说，首先给大家更正一个观念，大家都以为黄河水质差，其实黄河上游水质是有保证的，以前黄河兰州段的水质可以达到二类饮用水标准。但现在黄河上游水位在降低，再加上兰州附近化工厂的影响，水质也在变坏。还有一点就是，由于监管不力，很多垃圾都是直接倾倒在防洪沟里，这对水质也有影响。

在黄河入海口，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和化工厂同在

同样关注黄河，来自黄河入海口——东营的代表任增颖则告诉大家一个忧心忡忡的消息。东营本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有很美丽的湿地，但现在入海口湿地却正在建设大量化工厂，将来黄河就要通过化工区流入渤海，化工区的污水也将直接流进入海口湿地，排入渤海。素来热爱观鸟的任增颖不无叹息的说，湿地是鸟类的天堂，这些鸟儿以后可怎么生存？此外，任增盈还指出，环渤海湾的山东、天津、河北等地重工业布局基本完成，这样下去，工业污染与人民生活的矛盾将越来越不可调和。她估计，渤海湾区域不仅面临生态安全问题，社会治安也会面临挑战。

关注黑龙江流域，来自绿色龙江组织的代表李智说，黑龙江流域湿地资源丰富，风景美丽，但近年一直被工农业的污染所困扰。近期黑龙江支流松花江上的水污染事件，——即2010年7月28日，吉林省永吉县境内发生特大洪水，永吉县经济开发区新亚强化工厂一批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的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中——，只是黑龙江流域工业污染严重的一个缩影。

关注滇池，来自云南的美术编辑陈怡说，滇池的污染已到了“非常难控制”的地步。现在的滇池，要走到很偏远的地方，才看得到清水。因为滇池的污染，跟很多通往滇池的小河有关，这些小河遭受了污染，把污染源源不断的带到了滇池。同时，陈怡也提醒大家注意，由于气候变暖以及其他环境问题，位于云南丽江的玉龙雪山上的积雪正在消失，而另一个云南名城——大理的洱海，因为沿湖违章别墅的大量兴建，水面面积也正在萎缩。

滇池的富营养化

关注鄱阳湖，来自江西绿色赣江的代表王宏志说，江西水资源的保护有了一点好消息，因为境内的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河五大河流，汇入鄱阳湖后流入长江。同时，东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及深圳、广州等城市的主要水源，所以江西省正在推动建设污水治理工作。但是，江西省一直在谋求推动鄱阳湖水利枢纽，提出在鄱阳湖建坝，用大坝来阻挡长江洪水倒灌。可是，鄱阳湖是长江洪水最重要的分洪区，据测算，如果鄱阳湖不让洪水进入，湖口下游长江段水位会抬高0.7米，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防洪压力就会加大。

关注海河流域，来自河北绿色知音的张忠民对海河水系的介绍言简意赅：有河皆枯，有水皆污。

关注北京水系，来自绿家园乐水行的带队周晨介绍了北京水资源严重缺水的现状：北京用水的来源主要用两个，一是降雨，二是境外汇流。北京可用于蓄水的水库有85座，但起作用的主要有两个，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从这这两个水库的调水占北京用水总量的95%以上。北京每年可从水库调用的水量约为24亿立方米，而实际用水总量为37亿立方米。约13亿的用水缺口只能靠境外调水和开采地下水。其实，假设北京的地表水系是健康的，它的蓄水量能够达到93亿立方米左右。可是近代工业发展导致的污染，人口膨胀导致的过度用水和城市建设导致的水系破坏，把地表水给整“死”了。

现在为满足首都用水，山西和河北的老百姓不能种植耗水农作物，使得当地很多县城和农村特别贫困。而北京市政府拨给当地的补偿款又往往落不到实处。

因污染严重加上得不到地表水的补充，浅层地下水不可作为饮用水，因此开采深层地下水成为补充用水的另一个主要途径。深层地下水需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涵养，可认为是不可再生资源，因此历史上一般被作为战备用水，意思是说当一个城市被敌人包围了才允许开采深层地下水。地下水的开采使得北京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下降1.2米，形成了很大的地下漏斗。

在无近水可调，也不能无限度开采深层地下水的情况下，南水北调似乎成为北京的希望。可是由于中国地势复杂，南水北调在很多地方需要提灌，提灌就要淹没土地，涉及到的移民问题更是棘手。

水利博物馆的得与失

下船之后，海峡两岸参加乐水行的水友们来到中国水利博物馆（以下简称水博馆）考察。

今年3月22日世界水日开馆试运营的水博馆，建在钱塘江围垦区，主体结构为塔形。远远看去，就像一座水晶宝塔“漂”在钱塘江上，蔚为壮观。

中国水利博物馆

水利博物馆外的水

讲解员告诉大家，水博馆投资四亿人民币，采用“塔馆合一”的建筑创意，由下部圆形博物馆体和上部钢结构玻璃观光塔组成，由水利部与浙江省政府共同管理。

在讲解员的带领，水友们参观了水利千秋、水中万象等展区，大家通过对大禹治水，都江堰、郑国渠、京杭大运河等古代水利史内容的考察，深深为古代人们所具备的水科技、水生态和水文化所折服，水利事业是千秋伟业，上千年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造福百姓。

大禹治水声光图

历史上的都江堰

当年的江南水乡

当年的水与民居

但是，走到近代的展区，水友们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一个水友别有趣味的说，大禹的父亲鲧因为堵水而导致洪水日益严重，后来大禹采取疏导的办法最终治好了洪水。

可是，为什么在科学技术愈加发达的近代，我们却不停筑坝发电、蓄水、抗洪、，重走鲧的老路呢？

随后，当讲解员提到小水电开发时，她说小水电对汶川地震后的救灾提供了电力支持，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是，这一说法，立即遭到了在场水资源专家的反对。小水电无序开发一直颇受争议的，地质专家认为，西南地区地质环境脆弱，小水电无序的开发对地质地貌破坏严重，极易诱发地壳活动。

历史上的水患

傍晚的钱塘江

走出水利博物馆，看着辉煌的塔楼建筑，水友们感慨良多。水博馆对了解水的知识，体会水的重要，有积极的意义，可是，我们建立博物馆的目的不是只能宣扬成绩，甚至把失误作为成绩，还要反思水资源的利用。只有反思、正视面临的问题，才会对认识水的哲理，重视水的保护起到更好的作用。

钱塘江这次充实而又有意义的乐水行活动，是绿家园乐水行的延伸，绿家园希望乐水行能够延伸到全国各条江河，让全国热爱河流的水友们聚集在一起，感受河流之美，记录河流之痛，让乐水行成为大家关注水环境保护，提高公民意识的平台。

33、绿家园八月环境沙龙通知

时间：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下午2点-5点

地点：中青报记者之家10层会议室(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海运仓胡同2号)

主题一：环境法治30年：为何我们未能成功？

主讲人介绍：汪劲，法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环境法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法。

内容概要：

一、问题的提出：环境法治30年：中国成功了吗

（一）中国1979－2010年环境立法回顾

（二）中国环境保护行政机构的发展与权力扩张

（三）环保执法的实效与环境问题的恶化

二、从环境执法存在的问题看影响环境法治的因素

（一）从形式上看，中国环境执法存在的问题

（二）从本质上看，中国环境法治存在的问题是由执政因素——现行执政体制和机制决定的

（三）影响环境执法的行政因素

（四）影响环境法律实施的司法因素

三、结论

特别征集：

本次主讲的内容是汪劲及其的课题组从2006－2009年期间通过调查研究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的成果，全部成果大约70万字，包括图表、案例、专论和问卷调查等内容。已与北大出版社约定出版，书名暂定为《中国环保法治三十年蓝皮书——1979-2009：环保执法问题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都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同时他本人也希望将它做成一本学者从民间研究中国环境法治的第三方成果。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目前没有相应的、可以反映中国环境法治存在问题的照片（如污染照片、受害照片、以及反映执法或者司法问题方面的照片等）穿插在著作之中。

现在通过咱们沙龙通知广发英雄贴，希望记者朋友，特别是摄影记者能够为其提供相关的图片。有意向合作的记者可直接与参与沙龙与汪劲联系或通过绿家园办公室中转亦可。

沙龙现场汪劲老师会带书稿到会，送给愿意为其提供照片的记者。

主题二：水电站的建设与调度之争

主讲人介绍：刘树坤，1963年大连理工大学河川枢纽及水电建筑专业毕业，先后从事火电厂冷却水研究、河口档潮闸设计和施工、大型水电站水力学研究。1981年获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硕士、1991年获日本京都大学工学博士。先后担任中国科学研究院灾害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水利学研究所所长等职。现任中国水利学会水力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城市水利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国际部专家组副组长。

内容概要：

一；水电开发之争

（一）从章轲与张博庭的官司谈起

（二）水电开发有没有“度”

二：水库调度之争

（一）水库的功能分类

（二）水库的调度目标

（三）考虑河流生态目标的防洪调度

三：城市防洪之争

（一）城市化与城市防洪

（二）忽略城市水系规划是造成城市洪涝灾害不断加剧的主要原因

（三）“以水定城”的哈尔滨江北水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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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记者之家地址：

东直门海运仓2号（地铁东四十条西口上来向北第一个路口向西行）

公交车：44、800、113、117、118、24等多路，东四十条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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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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