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在成功拦截本世纪最大洪峰后，三峡工程又遇到了一次“舆论洪峰”：这个大坝到底能抵御“万年一遇”、“千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的洪水今年的地质灾害频发如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是不是因为修建了三峡大坝库区的泥沙淤积问题如何解决为此，记者1日赴三峡坝区，就网上的种种质疑与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进行了对话。

　　三峡大坝：防洪能力是不是“逐年萎缩”

　　记者：有的网民将几篇关于三峡大坝抗洪能力报道的标题罗列一起，内容包括三峡大坝可抵御万年、千年、百年一遇的洪水，并据此说三峡大坝的抗洪能力“逐年萎缩”。请问三峡大坝防洪能力到底如何

　　曹广晶：“N年一遇”是一个统计学概念，是根据长江的水文记录资料和其他历史资料，按照国家相关规范计算分析得出的，例如三峡工程所说的“万年一遇”的流量为每秒11.3万立方米，“千年一遇”达到9.88万立方米，“百年一遇”达到8.37万立方米。但百年一遇并不意味着洪水按一百年时间间隔一百年出现一次，应该理解为在长时间周期中，平均一百年出现一次。今年的洪峰峰值接近每秒7万立方米，算是“约15年一遇”。

　　就三峡大坝本身而言，它是按千年一遇的洪水作为其正常设计工况，万年一遇再加10%的洪水来作为校核工况，也就是说，即使面对万年一遇洪峰，三峡大坝主体建筑物仍然是安全的。就它对下游地区抗洪能力而言，面对百年一遇洪峰，三峡大坝可通过自身水库调蓄，就可以保证下游荆江河段安全行洪；即使面对千年一遇洪峰，三峡水库与荆江分蓄洪区综合运用，可保证江汉平原地区安全。

　　有的媒体将三峡大坝抗洪能力的稿件罗列在一起，进行了某些引申。如网上“万年一遇”的标题摘自2003年6月一篇关于大坝最后鉴定验收报告的报道，原文标题是《建一座让人民放心的大坝——三峡工程质量报告》。网上《三峡工程今年可防千年一遇洪水》的报道，播发于2007年5月三峡启动防汛腾库工作之际，文中阐述了面对20年一遇、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洪水，三峡大坝的防洪措施与抗洪效益。而网上含有“百年一遇”表述的报道，出现在一张图片报道简短的解释语中。

　　过去几年来，包括在今年7月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在谈到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时，涉及了大坝面对万年一遇、千年一遇、百年一遇洪水时不同的抗洪效果。

　　记者：今年三峡大坝抗洪效果如何

　　曹广晶：今年的实践表明，三峡工程抗洪防灾效益巨大。1998年洪水最大每秒6.3万立方米，全国调用上百亿元抢险物资，高峰期有数百万群众和数十万军队参加抗洪抢险。今年洪峰最大每秒7万立方米，三峡工程控制下泄每秒4万立方米，过境时大坝下游的居民泰然处之。本次洪水通过三峡工程的调蓄削减，使长江中下游河段未超过警戒水位，粗算一下，避免了数十万人上堤巡堤查险，仅此一项产生的误工或误餐费补助恐怕就有数千万元。这次洪峰只动用了三峡水库三分之一的防洪库容，整体应对是比较从容的。

　　垃圾漂浮物：会不会威胁大坝安全

　　记者：洪峰刚过，我们看到库区水面上到处漂浮着垃圾，有报道认为垃圾漂浮物威胁大坝安全，情况究竟怎样

　　曹广晶：河道型水库的漂浮物处理属世界性环保难题，垃圾漂浮物对水质有影响，也会影响航道通畅及水电机组出力，对大坝自身安全不会构成影响。每年长江主汛期，随着大洪水的出现，三峡库岸周边和支流都会出现漂浮物积聚现象。今年首次特大洪峰过后，三峡坝前的漂浮物面积一度超过1万平方米，三峡集团公司每年都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进行清漂工作。

　　重庆被淹：与三峡蓄水滞洪有多大关系

　　记者：7月19日重庆遭遇今年最大洪峰，朝天门码头被淹，此事被指与三峡汛期蓄水滞洪有关，这个如何理解

　　曹广晶：三峡水库修建是利用上游高山峡谷的地形，把水位线以下的居民迁出，形成相应的库容，三峡工程的总投资当中，有超过50%的费用是用来补偿这些淹没的。7月19日重庆寸滩水位达185米时，三峡坝前水位是150米左右，水库回水还不到涪陵，应该说这次滞洪作用并未对重庆排水造成影响。

　　长江中下游地势平坦，人口密集，发生溃堤后损失惨重；上游则以崇山峻岭为主，应对洪灾回旋余地相对较大。三峡大坝的防洪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中下游平原的保护方面。

　　泥沙沉积：会不会缩小防洪库容

　　记者：受三门峡水利工程建成后黄河日益成为“地上河”的影响，泥沙问题是当年三峡工程论证时的重中之重。目前三峡工程泥沙问题有多大

　　曹广晶：解决泥沙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蓄清排浑”，即通过水库调度的方式来解决三峡工程的泥沙问题。泥沙问题是试验性蓄水观测的重点。近十几年以来，随着上游干支流建库、水土保持等因素的影响，泥沙来量大为减少，现在泥沙来量仅相当于设计论证阶段采用数据的40%。因此原先预计水库运行百年后防洪库容可保持85%，现在看可以至少可保持90%以上。

　　记者：对于防洪库容，有外国专家质疑，中国曾表示“水高180米，防洪库容接近200亿立方米”，而最终确定库区最高水位只有175米，防洪库容却超过221亿立方米。如何解释这一对数据的误差。

　　曹广晶：论证期间，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曾做过180米、170米、160米几种方案。1992年国家批准的初步设计最终确定了正常蓄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米的方案，目前221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是根据这一方案严格测量计算出的，是多项调度设计的基础，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虚报。

　　地质灾害频发：是否与三峡工程有关

　　记者：今年入汛以来长江流域暴雨、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多种灾害频繁发生，有人将其归咎于三峡蓄水。三峡工程是否会导致地质灾害频发

　　曹广晶：三峡工程影响范围只能限于受蓄水影响的干支流两岸某些滑坡现象，而暴雨、山洪等不可能跟三峡有关，把整个流域的这些灾害都和三峡工程扯上关系更是牵强附会。

三峡工程之前，世界上已经建起了几十万座大坝，三峡工程虽然是装机容量最大的工程，但水库库容在全球排名第22位。世界上大水库数十年的实践表明，水库蓄水初期，是新库岸的不稳定期和再造期，是隐性地质灾害的集中释放期。经过几年的蓄水和泄水，两岸边坡就会稳定下来∩以这么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工程像三峡这样，对水库两岸的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如此全面的勘察规划，花如此大的代价进行治理。自从2003年开始三峡初期蓄水以来，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尽管也有少量滑坡出现，但是没有因为滑坡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这应该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2、长江汉江高水位还将持续半个月

来源：楚天都市报2010-08-02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ylxw/201008/t20100802_320800.html

荆楚网消息 (楚天都市报) (记者陈俊通讯员孙又欣实习生杜文婷)洪峰已过，洪水何时消退？昨日，全省防汛抗洪电视电话会透露，初步推算，长江、汉江中高水位要持续到8月15日左右。

会议通报：今年入汛以来，我省遭受了一场十多年来最严重的暴雨洪涝灾害，防汛抗洪形势骤然紧张。长江、汉江“两江夹击”，江河湖库全面吃紧的形势历史少见，我省防汛抗洪综合能力经受了严峻考验。

7月25日至30日，长江、汉江同步出现今年第二次大洪峰，丹江口入库峰值3.41万立方米每秒，为1983年以来最大。30日，两江洪峰在汉口遭遇，汉口站水位8年来首超警戒。目前虽然洪峰已过，但因三峡水库、丹江口水库满蓄，长江、汉江仍将持续中高水位运行。据初步推算，假设未来无雨，长江、汉江中高水位要持续到8月15日左右。

当前，汉江秋季主汛期即将到来，防洪时间趋长。长江河段需全面布防，防汛形势趋紧。主要湖泊长时间超警戒水位运行，排涝形势趋急。部分中小河流高水位运行，超汛限水库仍有130多座，河库防守抢险趋重。随着江河高洪水位时间的延长，险情还将频发多发。特别是两江沿线堤防长期受浸泡，抗洪能力减弱，极易发生险情，不能有丝毫懈怠。

省防指强调，目前汛情依然严峻，决不能因为取得阶段性胜利就掉以轻心，决不能因为应急响应级别降低就麻痹松懈。各级防汛部门要进一步强化24小时值班制度，及时发布暴雨洪水预警，加密会商，在严防死守、抢险除险、工程调度等方面尽职尽责做好工作，夺取防汛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

3、松花江化工桶打捞工作接近尾声 已打捞7071个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0年08月0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02/2439837.shtml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05分报道，吉林省7000多只化学品原料桶被洪水冲入松花江，昨天经过调查化工桶的总数被确定为7138个，拦截打捞工作接近尾声。

　　截止昨天晚上18点，从吉林省政府了解到，松花江上已经打捞上来化学品原料桶达到7071个。而经过和两个化工厂家的认真核实，确认流出工厂仓库的化工桶一共有7138个，其中空桶3476个，另外3662个化工桶中含有三甲基一氯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等化工原料。

　　持续5天的松花江上拦截打捞化工桶的工作基本结束，没有化工桶流出吉林省境内。

　　而目前根据国家和环保部门的跟踪和连续检测，松花江水质没有发生变化，符合国家地表水的标准。

　　对于后面的工作，吉林省常务副省长竺延风介绍说：根据现在天气预报情况，过几天可能还要有很大的降雨甚至是洪水发生。所以我们对整个已经打捞上的和还在工厂没有流失的桶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记者李谦)

4、松花江物料桶事件暴露中国重化工企业布局环保沉疴

来源：新华网2010年07月3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7/31/c_12394421.htm

新华网长春７月３１日电（记者马扬）尽管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表明，近日被暴雨冲进松花江的７０００多只化工物料桶目前并未给松花江干流造成污染，但中国江河沿岸重化工企业布局所带来的环保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思。

“它们就像一个个蓝色的‘定时炸弹’随时会泄露，我们在全力打捞的同时，也在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局面。”正在松花江上参与打捞物料桶的吉林省榆树市市民程鹏彦说。

７月２８日，吉林省永吉县突降暴雨引发山洪，致使该县新亚强生物化工有限公司和吉林众鑫集团的库房被冲毁，里面４０００个左右空桶和３０００个左右原辅料桶冲入松花江。原辅料桶内装有三甲基一氯硅烷、六甲基二硅氮烷等物质，每桶约重１７０公斤。

据了解，永吉县位于松花江上游，而两家化工企业正处于临松花江一条支流的该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近年来，中国各地化工、石化项目纷纷上马，大多布局在江河湖海沿岸和人口稠密城市近郊。目前，至少有数千家化工企业处在居民区包围中，或者城市饮用水源的上游。

　２００６年中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的结果显示，总投资约１万亿元的７５５５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中，８１％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４５％为重大风险源。

以松花江为例，《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称，该沿岸仅排放汞、镉、六价铬等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的企业就有１５７家。

国家海洋局公布的《２００９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也警示，辽东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和部分大中城市近岸局部水域等局部海域污染严重，而这些海域附近正密布着近年建成的大小化工园区。

“化工企业分布离人口聚居地、水源地较近，一旦发生重大环境事故，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态影响。”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郑沪生说，“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加剧了事故的危害性，常常会使化工厂的一般事故威胁到城市与河流的安全。”

近年来，因化工企业沿江布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频频发生，仅就松花江而言，其发生的事故也不只这一次。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吉林石化发生爆炸，导致松花江水污染，经济损失上百亿，哈尔滨全城停水多日；２００６年８月，松花江支流牤牛河遭到化工企业污染，部分居民饮用水安全一度受威胁。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布局性的环境隐患和结构性的环境风险，将取代个体的污染，成为中国环境安全的头号威胁。”早在２００５年底，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的王玉庆就发出警告：当前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

重化工区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已引起环境专家担忧：即使每个项目都是达标排放，但由于整个区域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许多大型化工园区或项目聚集在一起，还是会产生污染叠加效应，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

一些环保专家指出，规划项目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不要离河道太近，要按多少年防洪标准来设计。然而，事实上，这些标准并不由中国环保部门审批，也不是环保部门进行环境评估涵盖的内容。

近年来，中国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上升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但目前环境监管力度仍较小，企业违法成本很低，时有违规企业交罚款了事。”吉林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环保的人士表示，政府说要加强环境监管，但是到了基层落实难度很大。

“我们需要引入社会监督，而不是单靠政府。”中国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现在企业环境评估大多交给环评公司或者环境研究机构来做，很容易流于形式。

“国家在做工业布局规划的时候，应该考虑当地的环境容量。但是，现实当中已经远远突破了环境容量。”马军说。

在解决松花江的长期污染问题方面，著名污水处理专家尹军认为，必须关闭上游的污水口，并搬迁沿江不合理设置的化工企业。对当前中国重化工布局问题，应根据中国的环境容量制定出国家的产业规划和产业布局。

在７月２８日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暨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会上，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强调，要从严、从紧控制松花江流域内排污量较大的建设项目，及沿江布设的工业项目、饮用水水源地上游的建设项目。

5、外国专家称大连输油管爆炸或致6万吨原油入海

来源：东方网2010年08月02日

http://news.qq.com/a/20100802/001022.htm

　　大连新港石油管道爆炸已过去半个月，但第一责任人到底是谁，究竟有多少原油流入大海，这至今仍是个谜。

　　日前，从大连考察回来的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教授理查德斯坦纳(Richard Steiner)在北京表示，根据他的现场观察及分析，泄漏到大连海洋里的中石油原油可能有6万吨。

　　而此前，据媒体报道称，预计有1500吨原油进入海洋。

　　泄漏量或在3万吨以上

　　连日来，斯坦纳教授在大连了解“7-16大连石油管道火灾爆炸事故”油污清理的情况。

　　斯坦纳曾是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地区海洋顾问。1989年，当“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触礁造成重大石油泄漏事故后，斯坦纳作为紧急响应顾问参与了救援、灾后评估工作。他也曾协助联邦、州级部门对石油泄漏进行立法。

　　斯坦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尽管公开报道称这次事故约有1500吨原油泄漏到了海里，“但我估计泄漏的总数字要远超于此。”

　　他按照石油回收量，来倒推这次原油泄漏的总量。大连当地参与清污的渔民们将海水表面的石油通过各种方式收到油桶里。如果每船收100桶，每桶装50公斤的原油，那么一艘船每天平均约收5吨油。

　　“有1200艘到4000艘的渔船参与清污。如果按1200艘渔船、回收时间为10天来计算，一共应收集6万吨油。”斯坦纳估算道。

　　不过，斯坦纳也解释，这种估算误差可能会在50%上下。他建议中石油及大连市政府应该更加透明地给出一个具体数字。

　　在大连金石滩参与清污工作的一名渔民告诉本报记者，有些渔船确实能在一天内回收100多桶，“但我觉得，渔船的平均回收量可能没有100桶，但50到60桶应该有。”

　　假设按照50桶来算，整体的泄漏量可能是3万吨，仍远远高于预计量。

　　上述渔民也对记者说，现在他所在地区的清污已经接近结束。

　　消油剂或致二次污染

　　对于清污过程中的一些操作方法，斯坦纳也提出了质疑。

　　“我们看到有人在部分海域，特别是有养殖业的海域喷洒石油分散剂(即消油剂)，这是不合适的。”斯坦纳表示。

　　他表示，该分散剂的特性是把比较厚的油层分解成小油粒。与此同时，分散剂和原油作用后的部分物质会沉到海底。

　　“但消油剂含有一些毒性，它与原油混合后，毒性会被放大很多倍。国际通常的做法，是在深海使用这种产品。”斯坦纳说道。不过，此次大连使用的消油剂是生物制剂。

　　记者从金石滩海滨浴场一名负责人那里了解到，该浴场每天消油剂的最高使用量是700桶，每桶16到18升。“但政府相关人员在让我们使用消油剂时，也提醒我们，科学(用消油剂)的方法并不环保。所以，我们在使用过程中是很小心的。”

　　斯坦纳坦言，这次中国政府的清污工作做得非常迅速。

　　他说，大连人用海上围油栏、稻草垫来吸油。而且，大连也出动了数千艘渔船，大家徒手，或用锅、铲、筷子等工具来清理石油。虽然做法很传统，但人工捞油很有效。“这也与大连这次石油泄漏的特点有关，第一是油层比较厚，第二海面比较平静，人们容易在岸上、海面上清理。”斯坦纳表示。

　　但斯坦纳同时也指出，未来希望相关部门对回收工人做更多的保护，手套、连体服、靴子和面罩都应发放。因为新鲜的原油含有大量的有毒化学物质、会有挥发性的有机化学物VOC等。

　　事故主要责任方仍未明确

　　关于此次石油管道爆炸的主责是否是中石油，现在仍未明确。

　　7月23日，国家安监总局和公安部共同发布了一份通报。通报中透露，事故的初步原因是，在油轮已暂停卸油作业的情况下，天津辉盛达石化技术有限公司和上海祥诚商品检验公司继续向输油管道中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造成输油管道内发生化学爆炸。

　　“一般来说，石油公司油库这么重要的地方，是不会让外人进入的。”某券商研究员对本报表示，即便是需要加入原油脱硫剂，为什么中石油方面的操作人员自己不添加，让别的企业来操作？

　　而大连金石滩海滨浴场上述负责人也表示，目前中石油未和浴场直接接触。尽管还未确定谁应对清污埋单，但浴场方面已把相关的清污费用凭证做了保留。

　　这位负责人称：“目前，浴场的投入确实很大，最高峰时，清理浴场的总人数就高达几千人。而从投入上看，浴场用于清污的资金估计不止2000万元人民币。”

令他欣慰的是，现在海面比以往清澈了很多，已不时有人下海，大连市领导昨天下午也在金石滩游了泳。

6、“大海也是你们的”莫只喊在“清污”时

来源：新京报　2010－08－02　　□陶短房（学者）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02/content_132511.htm?div=-1

前车之覆，后车之诫，偌大都市，每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如果政府和民众都能随时记得“大连是大家的”，很多不该发生的事，也许真的就不会发生。

据媒体报道，大连油污事件暴发后，为尽快清除流入大海的1500吨油污，大连市政府紧急动员广大市民参与治污，一些官员对市民表示“大海也是你们的”，“政府出钱你们也该出力”。

的确，大海是大家的，大连是大家的，正因如此，据报道，已有800多条渔船出动清污，更多市民群策群力参与其中。有些人听说头发可以吸油后，甚至将自己的头发剪掉送上治污一线，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油污事件发生后，大连市有关方面没有讳疾忌医，而是很快想到了城市和海洋真正的主人翁———全体大连市民，喊出“大海也是你们的”这句话，这种不把自己当“父母官”，而把市民当做城市主人的意识，当然也是可取的，对尽快清理油污，也是有利的。

然而，从报道中得知，许多参与治理油污的大连市民，其经营的产业，如捕捞、水产养殖、餐饮、海滩旅游等，在这次严重污染事故中损失惨重，且这种损失仍在持续，他们之所以踊跃参与治污清污，并不仅仅是响应政府号召，更多是出于自救的心态。“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助者天助，他们投身治污，利人利己，值得称许。

有关部门今日为了应急，喊出“大海也是你们的”，希望作为大家之一分子的那些受损失民众顾全大局，积极参与治污；而当油污净尽，事过境迁，他们还能不能记得“大海也是你们的”，对这些民众因此次污染事件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损失负责到底？

大连是国际性港口，是开放的“北方香港”，是一张重要的涉外门面，清污对于政府而言，自然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用独不如用众。但扪心自问，在开发城市、港口、海洋资源时，有关方面是否时时、处处想到，这些资源都是大家的，不论是规划、开发或利用，都必须以大家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让每个大连人都能分享发展的红利？而在动员市民清污时，是否应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和防护措施？

据媒体报道，此次响应政府号召参与治污的，就有正因拆迁纠纷和政府打官司的老渔民。民众是宽容的，善良的，顾全大局的。为了保护共同的蓝天、绿地、海水、沙滩，他们可以暂时放下“小我”，作为决策者、旁观者，却不能不好好想一想，如果在事发之前，各方各面都能时刻记住“大连是大家的”，是否情况会有不同？当然，事情业已发生，后悔药是没处买的，但前车之覆，后车之诫，偌大都市，每天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如果政府和民众都能随时记得“大连是大家的”，很多不该发生的事，也许真的就不会发生。

城市是大家的，各种公共资源，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也是大家的，不论是官是民，有害要同当，有福也要同享，对于这一点，不单民众要时刻记得，政府更不能有片刻或忘，不能只在危机之时才想到。

7、环境税试点方案已上报国务院 出台暂无时间表

来源：北京商报 2010年08月0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8/02/c_12398737.htm

“相关部委正在积极推进环境税的研究制定工作，试点方案已经上报国务院。”在日前召开的“第六届环境与发展中国论坛”新闻发布会上，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周建对记者表示。但他同时透露， “出台环境税暂无明确时间表”。

5月底，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的《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

“一直有消息说，环境税即将出台，之所以迟迟未出，是因为出台新税种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影响。”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表示，环境税出台后，必然会对保护环境发挥重要作用，但还要考虑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影响，“经济发展目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应成为出台环境税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杨志勇看来，环境税开征后对高排放、高污染企业的影响，一直是这一税种出台的阻力，企业能否接受新税种是方案制定者需要考虑的问题。“首先需要考虑怎样界定环境税，避免和现有税种冲突；其次，需要考虑企业的承受能力。”（记者丁开艳）

8、“中国丹霞”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来源：新华网2010年08月0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314597.html

　　新华网巴西利亚８月１日电（记者毕玉明　陈威华）“中国丹霞”１日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３４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数量已增加到４０个。

　　“中国丹霞”项目是中国把全面展示丹霞地貌形成演化过程的贵州赤水等６个丹霞地貌风景区“捆绑”申报自然遗产，包含的６个申报点分别是福建泰宁、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江西龙虎山（包括龟峰）、浙江江郎山、贵州赤水。

　　六省申遗办公室负责人王智光在现场说：“‘中国丹霞’是世界遗产中的一颗明珠，我们一定保护好这颗明珠，让她更加璀璨，为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而作出努力”。

　　江西省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曾绍平表示，申遗成功只是一个开始，之后的工作更为重要。他说：“遗产保护是皮，遗产利用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地政府一定会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本届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另一项申遗项目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在７月３１日被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陕西等13省市成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8月02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2010-08-02/081320805895.shtml

　　新华网陕西频道8月2日电 (记者张轩) 记者从陕西省发改委了解到，国家发改委日前下发了《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陕西成为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地区之一。

　　据了解，被列入国家首批低碳试点的还有广东省、辽宁省、湖北省、云南省、天津市、重庆市以及深圳市、厦门市、南昌市、贵阳市、保定市、杭州市。

国家发改委要求，试点地区要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完)

10、京生活垃圾将收处理费 垃圾分类拟建责任人制度

来源：北京晨报2010年08月0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02/2439205.shtml

　本市将完善垃圾收费制度，着手开展居民生活垃圾处理收费调研和方案起草工作，同时逐步提高非居民生活垃圾收费标准。昨天，市市政市容委主任陈永向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作了《关于生活垃圾处理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经过调研，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建议政府尽快研究并实施非居民餐厨垃圾收费标准，发挥价格杠杆，促使企事业单位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的产生，由专业化收集运输队伍深入到餐饮街规范运作。对此，陈永表示，将完善垃圾收费制度，对于民用垃圾收费问题，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中。

　　根据国际上“谁产生谁付费”的惯例，民用垃圾收费将成为一种趋势。至于何时起收费，收费标准以及原则都在研究中。市政管委明确指出，餐厨垃圾原则上在本区域内处理。没有条件的区县可通过采用与其他区县合作建设、采购服务等方式，处理本区域的生活垃圾。

据悉，相关部门已制定了《关于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工作方案》，计划在10月底报送市政府。《条例（草案）》拟规定建立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制度，确定机关、部队、企事业单位、居住区、写字楼、行政村以及集贸市场、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生活垃圾分类责任人及其管理责任，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有效开。

11、辽宁46家环境违法企业被“断血”

来源：工人日报2010年08月0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8/02/c_12399045.htm

打出环保、金融“组合拳” 综合惩治环境污染

“银行出钱，企业污染，百姓受害。”这被认为是前些年一些污染企业的成长模式。从今天起，辽宁省打出环保、金融“组合拳”，综合惩治环境违法行为；将环境违法信息纳入银行征信系统，坚决切断违法企业的资金链，目前已对46家环境违法企业进行“断血”。这是记者今天从辽宁省政府有关部门获悉的。

今年初以来，辽宁省环保厅联合省发改委、省监察厅等8个省直部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环保专项行动，严厉地打击了环境违法行为，保护了群众的合法环境权益。

截至目前，辽宁省共出动专项执法人员34616人次，检查各类企业13829家，立案查处环境违法企业448家。但由于部分企业环境意识、法律意识淡薄，擅自停运污染防治设施，偷排情况仍时有发生。

为了进一步严格环境执法行为，辽宁省环保厅、省监察厅决定对74家存在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的企业实施挂牌督办。其中，督促当地政府关闭、取缔违法企业25家；督促当地政府淘汰落后生产工艺10家；相关环保部门责令停产治理、依法办理相关环保手续27家；限期治理1家，限期整改违法行为11家。

同时，辽宁省环保厅、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国银监会辽宁监管局研究决定，将沈阳成达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46家企业的环境违法信息纳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加强授信管理，严格控制贷款，切断这些违法企业的资金链。

其中，对24家无环保手续或环保手续不齐全、擅自投入生产和环保设施不完善、污染物超标排放以及严重污染周边环境、群众反映强烈的企业，依法予以关闭、取缔，金融部门将依法追回已发放的贷款；对9家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产能或生产工艺的企业，依法予以淘汰，金融部门暂停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发放的贷款；对13家未通过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擅自投入生产的企业，环保部门责令停止生产，依法办理环保手续，金融部门暂停各类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记者朱少凡通讯员刘然）

12、山西：污染减排任务未完成将问责政府责任人

来源：山西晚报2010年08月0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02/2439691.shtml

　　8月1日，记者从（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获悉，我省已经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全面完成‘十一五’污染减排目标的通知”。今年省监察厅将会同省环保厅负责对各市及有关部门污染减排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未完成污染减排任务，政府责任人将被问责。

　　污染减排是国家下达的“十一五”约束性指标，尽管经过4年努力我省已取得显著成绩，但任务依然非常繁重，尤其是随着工业企业企稳回升势头逐步增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恢复生产，带动全省新增排污总量急剧增长。

　　为此，省政府再次明确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企业切实履行减排责任，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扩张，加快重点工程建设，挖掘潜力，拓展空间，提升能力，打好污染减排攻坚战。同时省监察厅将会同省环保厅负责对各市及有关部门污染减排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未完成污染减排任务的政府责任人予以问责。

　　有关部门还将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对存在突出问题的地区和企业实行挂牌督办，限期到2010年9月底前整改到位。对整改不到位、减排工作进展缓慢的地区和企业进行通报批评，并对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对减排目标完不成或弄虚作假的，进行责任追究，根据情节对相应市、县(市、区)主要领导给予严厉处分，并取消该地区各级、各部门和所属企业参加年度评奖、授予荣誉称号和给予优惠政策等。

13、中国成为高温频发地 气候变暖致极端天气频发

来源：成都晚报2010年08月01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01/2438364.shtml

　　气候变暖正在通过影响一些极端天气或气候极值的强度和频率，改变自然灾害发生发展规律，从而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最近，在北半球各国先后遭遇“集体高温”之际，南半球国家却纷纷遭遇数十年不遇的极端寒冷天气。为什么南北半球会同时出现极端天气？地球到底怎么了？中国为什么会相继出现暴雨、高温天气？未来的抗灾减灾形势会怎样？

　　高温“祸首”是谁？

　　“从去年开始，我国的气候是比较异常的。据不完全统计，今年我国因气象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超过去年全年人数。”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研究员7月28日表示，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大气环流的暖性高压系统长时间稳定维持是近期北半球极端高温事件的主要成因。

　　宋连春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高温事件响应突出，极端高温事件趋多趋强。而造成今年入汛以来气候异常的原因主要是受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最新监测表明，厄尔尼诺事件在今年5月结束后，热带中东太平洋7月进入拉尼娜状态。受拉尼娜影响，未来一段时间，台风生成个数可能增多，秋汛形势也不容乐观。

　　对于南美出现的严寒天气，气象专家解释，当前正值南半球隆冬时节，来自南极的强冷空气途经东南太平洋频繁袭击秘鲁，导致这一地区最近10余天出现严寒天气。

　　宋连春说：“我国南方发生的14次强降水，很多监测站点24小时降水量超过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极值。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系。”

　　中日欧美高温频发

　　气象专家介绍，在全世界范围，有些地区或国家比较容易受到热浪的袭击，像印度、巴基斯坦等热带、副热带地区就是典型的高温热浪灾害频发地区，每年都有数千人因热浪袭击致死。但近年来，我国以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原本较凉爽的中高纬度地区，天气也日趋炎热，极端高温事件增多，逐渐成为新的高温频发地区。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7年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过去50年中，强降水、高温热浪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现不断增多增强的趋势，预计今后这种极端事件的出现将更加频繁。

　　该组织的最新预估结果显示，到2050年我国年平均气温可能比上世纪后20年升高1.2℃～2.0℃，到本世纪末可能升高2.2℃～4.2℃；北方增暖大于南方，冬春季增暖大于夏秋季。全国降水量虽有所增加，但北方降水总量增加幅度大于南方，南方大雨日数增加。极端高温事件可能更为频繁，部分地区夏季炎热日数可能增多，暖冬与热夏的频次可能增加，强降水事件增多，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可能更强，冬季寒潮将可能继续减少。

　　有关专家指出，在全球变暖过程中，季节性波动减弱，中高纬区域天气波动(尤其是在冷季)也普遍减弱，对应冬季寒潮减弱，极端低温事件减少，冬春季大风、沙尘暴也有减少趋势；而中低纬区域夏季天气波动有变短变强的倾向，夏季局部对流性天气增强，强降水、高温等天气增多。气候变暖正在通过影响一些极端天气或气候极值的强度和频率，改变自然灾害发生发展规律，从而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据统计，全球气候变化及相关极端气候事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过去40年平均上升了10倍。

　　相关新闻 我国启动全球变化研究计划

据了解，今年7月初，中国已正式启动“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针对全球变化研究中的优先领域和关键问题，部署了一批项目，开展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以期全面提升我国全球变化研究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为维护国家权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14、美英气候机构报告：充足证据表明全球变暖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7月30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730/000735.htm

[导读]150年来科学家依赖各地气象站在地面测量的温度来证明全球变暖。但发生了“气候门”后，有怀疑者质疑这些数据

　　英国气象办公室和美国国家海洋气候署发布的最新气候报告显示，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全球变暖。

　　150年来，科学家依赖各地气象站在地面测量的温度来证明全球变暖。但自从发生了“气候门”后，有不少怀疑者质疑这些数据。

　　最新报告首次收录了所有测量气候变化的方法。10种气候变化指示器包含了在船上测量的海平面上升，气象气球测量的大气上层温度以及实地考察的冰山融化。新技术还意味着吸收地球90%热量的海洋温度也可以被测量。

　　报告显示，“毫无疑问，全球正在变暖，而且已经持续了30多年。”

　　美国国家海洋气候署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曾发表声明称，今年前半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半年。

去年11月，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资料被盗后外泄，曝出科学家捏造气候变化结论的“气候门”丑闻。部分怀疑者质疑科学家操纵了地表温度、夸大气候变暖。可如今，多种测量方式均显示出全球变暖的迹象。而且为了保证准确性，每种气候变化指示器的测量结果都由至少三家不同机构提供。结果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起，每十年的温度跟上个十年比，均有所增长。

15、揭秘马尔代夫群岛“生长基因”

来源：新京报　2010－08－01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8/01/content_132258.htm?div=-1

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海平面日益升高，拥有人间天堂美誉的马尔代夫群岛不久将永远消失，马尔代夫的命运也将成为人类气候灾难的最好注解。然而，科学家经过调查发现，马尔代夫海岛的命运远非如此，这些海岛拥有自己的“生长基因”，相对于气候变化而言，人类的现代文明才是导致马尔代夫群岛处境恶化的根源。如果没有人为破坏，马尔代夫群岛或许会伴随海平面的升高继续生长……

揭秘1 岛屿是会生长的有机体

对科学家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类物质：有生命的和没有生命的。岛屿通常被纳入非生命物体的范畴。不过，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质学家保罗·肯奇最近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却表示，马尔代夫群岛就像是某种“会生长的有机体，它不断变化，也会死亡”。

肯奇在马尔代夫群岛“不同寻常的躯体”上安装了许多传感器，以跟踪监测马尔代夫的生长状况。他和其他科学家穿上脚蹼、戴上面具，潜到马尔代夫群岛的礁石群里，并看到了一片珊瑚的“森林”。正是靠着这些海洋有机体的生死循环，马尔代夫群岛才得以产生、存在和生长。

肯奇在水底放置了一根约一臂长的管状物，它是专门用来收集来自死亡珊瑚的石灰石颗粒沉积物的。这个装置可以显示出珊瑚产生的新沙子的量，而这反映出马尔代夫群岛的生长状况。

肯奇认为，研究马尔代夫群岛的生长情况不仅仅是出于科学兴趣。马尔代夫被认为是一个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天堂”，为了引起世人对马尔代夫命运的关注，马尔代夫总统纳西德去年年底曾经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夕召开过一次水下内阁会议。当时纳西德呼吁各国采取减排行动，拯救世界、拯救马尔代夫。

揭秘2 马尔代夫群岛并未缩小

很多科学家对马尔代夫的命运有着最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随着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马尔代夫终有一日会消失。“但是这个看法太简单化了，”肯奇说，他认为不应该作出仓促的结论。

上个月，肯奇和太平洋岛屿地球应用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亚瑟·韦伯一起公布了一项出乎外界意料的研究结果。他们比较了二战时期的马尔代夫航拍照片和今天的卫星照片。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大部分马尔代夫的岛屿在过去几十年中要么有所生长，要么没什么改变，而在此期间，海平面已经上升了12厘米。

这一研究结果在全球气候问题的政治博弈中投下了一枚炸弹。肯奇等人的研究结果原本应被视为一个好消息，但是气候活动人士却对这一研究结果表示质疑。而那些对人类活动造成气候变化持有怀疑的人则认为，肯奇的研究结果是证明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反应过度的证据。

肯奇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气候变化后果的研究都是在一种相对简单的模式下进行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马尔代夫群岛会随时间流逝而不断缩小。尽管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缺陷，但如今仍然在被广泛使用，是时候抛弃这种简单的研究模式了。

揭秘3　风暴才是岛屿的建筑师

分析人士指出，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有着强烈兴趣，但人们对珊瑚岛发展变迁的了解却少得令人吃惊。像肯奇这样熟悉珊瑚礁生长过程的科学家更是为数寥寥，事实上，世界上研究这个领域的专家有一半都加入了肯奇在马尔代夫的研究团队。

肯奇有着运动员般的结实体格，看起来更像是个冲浪运动员而不是科学家。在马尔代夫的一个岛屿上，他抓起一把铁锹，挖开海滩上一棵菩提树附近的土。挖了几下之后，这个岛屿的结构就呈现出来，那是一层层交替出现的灰色和黄色物质。肯奇解释说，灰色的部分是岛上的植物死去后的残骸，而黄色的物质则是被周期性暴风雨冲刷上来的珊瑚沙。

“热带风暴是这些岛屿的建筑师，”肯奇说，即便是像2004年印度洋海啸也没有毁掉这些岛屿，恰恰相反，那次海啸为岛屿增加了新的沉积物。肯奇等科学家研究发现，在印度洋海啸之后，马尔代夫的部分岛屿甚至出现了30厘米的生长。

49岁的生物学家里格尔是澳大利亚人，他是美国佛罗里达国家珊瑚礁研究所的专家。在马尔代夫，他潜水观测珊瑚礁。“马尔代夫的命运都要看这些珊瑚未来的生长情况。”

揭秘4　人类建筑威胁岛屿生长

里格尔在潜水中发现了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看到大量鹦嘴鱼在“珊瑚森林”中游弋。科学家们认为，鱼类在热带珊瑚礁的生长、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鱼类啃食珊瑚上的水藻，这通常会顺便从珊瑚礁表面上带走一小部分石灰质，鱼类吞食这些石灰质，并将其再度排泄出来，然后这些微小的石灰质颗粒被海浪冲上海滩。“鱼类的排泄帮助岛屿生长，”里格尔说，但是鹦嘴鱼经常遭到人类的捕捞。“这里的人们掌握着岛屿的未来。”

韦伯认为，人们应当尽量不要做那些影响岛屿自然生长的事，例如，修建防波堤、码头等，因为这会阻断珊瑚沙被冲向岛屿的路径。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渗透到印度洋和太平洋越来越多的岛屿上，水泥钢筋建筑逐渐取代了这些岛上传统的木质棚屋。韦伯说，这些水泥建筑并不一定能与岛屿的特性相融合，度假酒店也是一大问题。“但时间之轮不可能再倒退，”肯奇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强调完全保护海滩已不太现实，最好的情况是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让海滩能继续生长。（马晶）

16、专访乐施会苏培健:发达国家应尽快提供资金支持

来源：腾讯绿色2010年07月29日

http://news.qq.com/a/20100729/001343.htm

【腾讯绿色编者按】（摄影徐阳）7月21日，乐施会政策倡议经理苏培健先生接受了腾讯绿色的独家访问。苏培健表示，10月份的天津及年底的墨西哥坎昆会议，世界上更多人将见证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多做努力。以下为访谈嘉宾的精彩观点及访谈实录：

主持人：曾曾

嘉宾：苏培健乐施会政策倡议经理

【嘉宾精彩观点】

苏培健：天津和坎昆会议非常重要，更多人将见证中国努力，减排的主要责任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应尽快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从某方面来看，至少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第一次愿意调用资金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进步，在接下来的两年我们将会看到更多具体的、有成效的协议。

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的第一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缩小两方之间的间隙，在协商过程中增加互相的信任度。在协商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达成一个基本的步调——我们所做的努力是在拯救地球，我们必须有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我们可以看一下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记录，很明显，其主要责任在于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8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自于发达国家，仅有20%来自发展中国家。我们应该共同担当起减排的重任，但是发达国家还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职责。

气候变化引起了很多问题，包括天气的变化、食物安全问题没有保障、干旱、洪涝等。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他们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发达国家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支持和帮助。发达国家应该尽快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额外的资金支持，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贫苦群众，将要遭受更多痛苦。

在接下来的两次气候大会上，第一，我们确实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看到自己应该做什么，而不是更多的责备发展中国家。第二，我们期望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达成一个明确、公平的协议。

我们要改变争论的焦点，要让公众、政府等更多地意识到，气候变化并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贫困问题，还是一个发展问题。一个好的气候变化协议，不仅仅有利于发达国家，而是对全球都有利，尤其是对那些贫困人群、发展中国家有利。

当更多的人来到中国，他们也能更好的理解我们为正在为气候变化做些什么，我们已经做了什么。我们是如何重视减少碳排放问题，我们是如何强调我们人民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问题。外国人也想知道这些，因为西方媒体并没有准确的报道了中国的情况。

17、节能降耗压力减弱 警惕GDP造假

来源：中国产经新闻2010年08月0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8-02/2439367.shtml

　　在最新的统计数据面前，各地的主管人员都可以长长地松口气了，因为随着统计数据的变化，节能降耗的压力正在逐渐减弱。

　　根据刚刚公布的2009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数据，全国节能情况比此前有所好转，而部分地区的单位GDP能耗降幅比此前公布的要大得多。

　　比如，2009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为1.077吨标准煤/万元，降低3.61%，比几个月前公布的单位GDP能耗，降幅增大了1.41个百分点。(当时公布的单位GDP能耗仅下降了2.2%)

　　同时，2009年北京单位GDP能耗比上一年下降5.76%，这比起几个月前北京节能公报公布的下降5.57%有所扩大。至此北京已经提前实现“十一五”节能目标。

　　“对于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来说，‘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比‘十五’期间降低20%的约束性目标的确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照目前的形势来说，不敢说能全额完成任务，应该可以说是能基本完成任务。”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

　　统计部门的人士表示，能耗数据的变化主要是因为近期对GDP数据进行了修正。

　　7月2日，统计局发布数据修订的公告，把2009年GDP增速修订为9.1%，比年初公布的数据提高了0.4个百分点。而北京市最近也把北京市GDP增速修正为10.2%，比年初公布的数据提高了0.1个百分点。

　　此外，根据第二次经济普查结果，2005年到2008年全国的GDP数据也有了变化，而与此相伴，2006年至2008年单位GDP能耗降低率分别修订为-2.74%、-5.04%、-5.20%，皆与以前公布的降幅有所增大。

　　这样，截至2009年，4年时间GDP能耗累计下降15.6%，大于此前公布的14.38%。而2010年节能降耗的目标也因此由原来的5.62%降低为4.4%，这大大减弱了全国节能降耗的压力。

　　相应，各地的单位GDP数据也有所变化。而且，近日十余省陆续公布了上半年地方GDP增速(或预期)。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几乎全线飘红，最高18%，最低12%，皆超全国上半年11.1%的增速。这无疑将进一步减弱节能降耗的压力。

　　郑超愚说：“修正GDP数据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这已经成为了一个规律。一般来讲，同一个GDP按照时间顺序将会发布三次。一月份统计局会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初步核算数；过一段时间，再报初步核实数据；到次年底或者第3年初，再报一个最终核实数据。因为要追求时效性的话，抽的样本就会减少。而要想更准确的话，就需要抽更多的样本，这相应需要更长的时间。”

　　但对于GDP修正数据为何只升不降这一问题，却引来了很多的质疑。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研究员沈利生表示，需要关注地方通过拉高GDP来稀释单位GDP能耗的情况。“一般而言，地方GDP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是正常的，如果高出太多，地方有虚报GDP来做假的嫌疑。”

　　北京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GDP初步核实数据与初步核算数据相比，本来应该是既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的。但因为北京近年来经济处于相对活跃阶段，特别是中小企业蓬勃发展，所以将企业年报数据相加时，核算出的经济总量一般都处于增加状态。

　　郑超愚认为，由于统计口径不同和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同时还因为在核算GDP中，国家与地区所使用的基础资料不一致。“应该是误差，而不是在故意造假，因为GDP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数据，它还对应着财政收入和税收等。”

　　但沈利生却认为，“像山西经济增速为17%不难理解，因为其去年此时是负增长。但是很多省去年的GDP数据不低，现在更高，是不是会做大了分母(GDP)，想让单位GDP能耗下降更快呢？这要警惕。”

事实上，万元GDP能耗(或称能源消费强度)是反映能源消费所创造的经济成果的重要指标，计算公式为：万元GDP能耗=能源消耗总量/万元GDP(不变价)。从其计算公式中可以看出，做大了分母(GDP)，单位GDP能耗也随之会降低。(张萧然)

18、从实践走向立法层面《生态补偿条例》进入起草程序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8-02 刘晓星

http://www.cenews.com.cn/xwzx/st/qt/201007/t20100730_662180.html

核心阅读

正在研究制订的《生态补偿条例》将明确实施生态环境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办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细化流域、森林、草原、湿地、矿产资源等各领域的实施细则。

　　记者日前获悉，《生态补偿条例》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表示，近期将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包括生态补偿的内涵和外延、补偿标准、补偿资金来源、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责任等，尽快形成总体思路和立法框架。

　　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工作扎实推进

　　2007年，原国家环保总局提出将重点在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流域水环境保护等4个领域开展生态补偿试点。此后，许多省(市、区)都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2009年，环境保护部确定河北省为全国省级全流域生态补偿的唯一试点，同年8月西藏自治区建立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首批5县试点正式启动。

　　此外，中央财政还通过提高环境保护支出标准和转移支付系数等办法，加大对青海三江源、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以及部分天然林保护区等中央生态补偿机制试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在地方生态补偿机制试点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自2006年起，浙江省政府每年安排两亿元专项补助钱塘江流域源头地区10个县(市、区)，近年来，浙江省级财政每年的生态补偿转移支付超过80亿元。2008年进一步制定了《浙江省生态环保财力转移支付试行办法》，规定了实施转移支付的标准和管理措施。江苏省、山西省、河北省、山东省、上海市等地的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也在稳步推进。

　　我国在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体系方面已经迈出了重要的步伐，生态补偿机制标准的制定出台箭在弦上。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对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做了明确规定。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做出明确规定。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一度因为生态破坏面临重重危机，而今通过引入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生态移民、退牧还草、荒漠化治理等工程，被誉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重新焕发生机。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华水塔”三江源的生态状况不容乐观，保护修复的力度急需加大。对此，杜鹰表示，近年来，我国已经在青海三江源头和南水北调水源地等地区开展了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国家将在借鉴和总结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

　　专家表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总体思路，《生态补偿条例》的起草思路将通过调研对生态补偿的主题、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补偿对象、补偿资金来源、申报补偿程序等议题进行论证。

　　将细化补偿细则

　　我国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和实践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目前的实践工作主要集中在森林与自然保护区、流域和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等方面。杜鹰介绍说，正在研究制订的《生态补偿条例》将明确实施生态环境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办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细化流域、森林、草原、湿地、矿产资源等各领域的实施细则。

　　森林与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工作起步较早，国家投入较多，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除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制度之外，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六大生态工程也是对长期破坏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补偿。

　　在流域的生态补偿方面，地方的实践主要集中在城市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行政辖区内中小流域上下游间的生态补偿问题，如北京市与河北省境内水源地之间的水资源保护协作、广东省对境内东江等流域上游的生态补偿、浙江省对境内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等。应用的主要政策手段是上级政府对被补偿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或整合相关资金渠道集中用于被补偿地区，或同级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

　　同时，有的地方也探索了一些基于市场机制的生态补偿手段，如水资源交易模式。浙江省东阳市与义乌市成功地开展了水资源使用权交易，经过协商，东阳市将横锦水库5000万立方米水资源的永久使用权通过交易转让给下游义乌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也有类似的水资源交易的案例，上游灌溉区通过节水改造，将多余的水卖给下游的水电站使用。

　　在浙江省、广东省等地的实践中，还探索出了“异地开发”的生态补偿模式。为了避免流域上游地区发展工业造成严重的污染问题，并弥补上游经济发展的损失。浙江省金华市建立了“金磐扶贫经济开发区”，作为金华市水源涵养区磐安县的生产用地，并在政策与基础设施方面给予支持。浙江省还有另外5个市、县也开展了或将要开展类似的做法。

　　针对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补偿问题，1997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矿山开发中的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做出了具体规定，要求不能履行水土保持、土地复垦和环境保护责任的采矿人，应向有关部门交纳履行上述责任所需的费用，即矿山开发的押金制度。这一政策理念，符合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内涵。也有些地方如广西，采用征收保证金的办法，激励企业治理和恢复生态环境，若企业不采取措施，政府将用保证金雇佣专业化公司完成治理和恢复任务。

　　在各地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多是按照矿产资源销售量或销售额的一定比例征收生态补偿费，用于治理开发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浙江省对于新开矿山，通过地方相关立法，建立矿山生态环境备用金制度，按单位采矿破坏面积确定收费标准，同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解决新矿山的生态破坏问题，做到不欠新账。

　　对于废弃矿山，采用两种办法治理和恢复:若受益者明确的废弃矿山，按照“谁受益、谁治理”的机制实施；若废弃矿山已没有或无法确定受益人的，则由政府出资并组织实施。

　　另外，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包括防护林体系建设、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防治、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退牧还草、“三江源”生态保护等一系列生态工程均具有明显的生态补偿意义，投入资金有数千亿元之多。

　　从区域补偿的角度看，尽管这些财政转移支付和发展援助政策没有考虑生态补偿的因素，也极少用于生态建设和保护方面，但其对西部地区因保护生态环境而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或承受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成本变相给予了一定的补偿。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六大生态工程也是对长期破坏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的补偿。

相关链接

鼓励金融资本投向生态环保

近10年来，我国先后启动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熔岩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其中用于补助性质的支出达3000多亿元。

　　此外，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了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累计安排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有2000多亿元。同时，国家开展了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的试点。从2005年起，中央财政正式设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目前已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将7亿亩重点生态公益林纳入补偿范围。

　　专家透露，正在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将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因地制宜、分类补偿原则，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类补偿，力求各地生态建设布局和经济社会发展合理协调；坚持因时制宜、分阶段推进原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表示，为了保证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的资金来源，国家除了在转移支付中增加对生态的投入之外，还要重点支持生态功能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和生态功能区项目建设。研究制定中的《生态补偿条例》也将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和生态功能区项目建设。这一举措将为增加资金投入，扩大资金来源提供重要渠道。

19、中国大河上游地区渴望生态补偿 何时真正破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8月0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8-02/2438995.shtml

　　一个“钱”字正让长江黄河上游的林业部门、保护区的负责人们面有难色，也让他们对呼吁了多年的生态补偿满怀期望。

　　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与其他十余家媒体的记者及专家一道，走访了四川的彭州白水河、什邡和绵竹九顶山、青川唐家河、平武王朗、松潘草原、红原湿地、马尔康峡谷、丹巴村寨、宝兴蜂桶寨、雅安碧峰峡等多个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地。这些地方既是此次“中国娇子野生动物保护行”重点考察的地区，也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地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些地区在保护生态和发展之间面临的最大困惑是资金的匮乏。

　　因为没有钱，搞了野生动物保护这么多年，许多地区对自身的家底并不清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科的龚智强告诉记者，阿坝州是少数民族地区，财力有限，用于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不足。本应5年搞一次的野生动物普查，几十年都没有搞过。因为没钱，想搞一些大型的宣传广告，印一些精美点的宣传手册都拿不出钱来。

　　同样是因为缺钱，四川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建的科研宣教中心的装修费用至今还没有着落。蜂桶寨保护区管理局党委副书记王勇指着二楼的动物标本展区告诉记者，因为没有除湿设备，这些标本的保存很困难。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野生动物资源丰富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老少边穷，几乎都处在长江、黄河或是大渡河等重要水系的上游位置，山高林密，在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中的地位至关重要。而这些地方经济多以农牧业为主，虽然经过多年的建设，基础设施、百姓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仍脱不了一个“穷”字。财政大多是吃饭财政。每年用于生态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的资金主要依靠国家拨款，自己能够投入的钱少得可怜。

　　天保工程补偿标准东西部差距悬殊

　　阿坝州红原县林业局办公室主任杨富全说，中央拨的天保(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用于森林管护、野生动物保护的钱每年大约130万元。而仅用于天保职工工资一块的钱就要占到天保资金的60%~70%。

　　阿坝州林业局的有关人员告诉记者，以天保项目为例，按国家标准，管护费应该是5元一亩。目前阿坝州发下去的管护费大约是每亩1.47元。而东部一些富裕地区依靠地方财政的投入，每亩补偿能达到十几二十元。

　　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林业局的有关同志介绍说，由于天保工程实施方案属静态投资标准，制定方案时未考虑物价上涨及社会平均工资增长因素、森林资源管护面积增长因素，管护费标准没提高，地方配套资金又不能落实到位，导致劳动报酬偏低，与同地区同属性工作人员相比差距较大。

　　丹巴县有关同志说，2000年国家天保工程规定的造林费用标准是200元每亩，其中中央拨款160元，地方配套资金40元，但地方配套资金一直没有到位。而丹巴县管护费的标准是有林地2.49元／亩，灌木林地每亩0.45元。

　　四川省林业厅的苏曲批说，整个甘孜州的森林管护费算下来一亩地大约在1元钱。

　　西部林业待遇低留不住人才

　　因为待遇低，条件艰苦，人才缺乏成为这些生态脆弱地区的隐痛。

　　阿坝州林业局党委书记、副局长黄坤元说，为了治沙，他们花20多万元买进了一台检测设备，但具体如何用设备进行分析，却没人弄得明白。

　　丹巴林业局局长程中林介绍说，2007年他们在农大物色了两个专业对口的学生，让他们先实习，承诺进入企业后就给中层干部待遇，但对方只在此实习了三个月就离去了。

　　多年来丹巴县林业系统都是只出不进，专业人员更是少得可怜，不要说本科毕业生，专科毕业生都没有。去年他们借调了一位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此人是四川农业大学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但在县林业局只呆了半个月就走了，宁愿辞职放弃专业去高速路收费站收费。

　　丹巴县林业局建了个野生动物繁养基地，主要用于医治伤病的野生动物，并进行科研养殖，但因为没有专业人才，举步维艰，现在医治伤病的野生动物只能找当地的兽医。科研更是无从谈起。

　　同样是因为人才缺乏，一些生态保护研究也无法顺利进行。丹巴县林业局的同志感叹，这里真是太穷了。

　　吃饭财政如何协调保护与发展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生态修护项目资金一部分靠国家拨款，一部分是地方配套。还有一部分项目的钱来自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等国际组织或民间机构。但这部分占的比例不大。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地区都是贫困落后地区，很多地方都是吃饭财政，有的县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元，这点钱连发工资都不够，而加上基础建设等各种投入，财政支出要到亿元以上，这使得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成为地方经济的命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因为这些地区多是上游地区，水电站的兴建，被一些地方看作拉动经济的重要方式。而建设水电站，肯定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并且，因为上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对一些污染项目有许多限制。如何发展，如何处理协调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成为这些地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阿坝州的一位县领导认为，要发展经济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业。像他所在的县有锂矿，锂矿每年上缴的税收在县财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但开矿不可避免地会有一定污染。如果国家生态补偿到位，县里是可以关闭矿厂的。但是如果没补偿，关了矿厂，财政收入钱从哪来？地方经济要如何发展呢？

　　再比如水电厂。这位县领导认为，怒江流域的水电站项目争议很大，很多专家论证不同意建，可是当地百姓举双手赞成。为什么？因为水电站能给地方带来切实的好处，能带动经济的发展。对地方而言，水电项目的好处显而易见：一是财税收入增加，二是百姓就业增加，三是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有关专家认为，一个流域的水电项目必须合理规划，如果过量，将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可是如果不让建的话，谁来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虽然，这些地区也在考虑一些项目，但就目前而言，还没有更好的出路。

　　在转移支付额度有限的情况下。他们希望中下游等生态受益地区能够给上游地区生态补偿。

　　丹巴县的有关同志说，青藏高原是天然的东方水塔，为了保护这个资源，上游地区付出很多，下游地区应该给予适当补偿。丹巴县林业局提出，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参照国家公益林管理办法，给予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保证自然保护区工作经费。

　　松潘县的一位县领导满怀希望地说，如果生态补偿能够到位，林业会有大发展。

　　《生态补偿条例》已进入国务院立法计划

　　“现在的问题是生态补偿的概念并不清晰”，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李文华认为，生态补偿更多的是针对自然界生态系统，如森林、草原、湿地、生物多样性以及水资源和矿山开采对生态和环境破坏等。这些补偿可以针对具体的生态系统，也可以推广到区域的层次。

　　李文华院士曾经专门负责过生态补偿机制的课题研究。他认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其实都是生态补偿范围。现在生态补偿主要由政府支付，往往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这么做的问题是随意性较大，并且没有科学化、制度化。

　　生态补偿应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的机会成本。比如西部一些地方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放弃开发矿产，或是放弃发展污染较重的产业。对这些损失掉的机会成本应该给予补偿。“过去许多地方是靠山吃山，现在天保工程不让砍树了，损失掉的机会成本应该得到补偿”。其二，为保护生态环境投入的成本。比如造林、水土保持的投入等。对这些投入应进行补偿。其三，是对生态服务功能的补偿。“对后面这部分的认识正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而逐步深化。比如碳储存问题，生态系统的景观价值等新的概念日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就目前而言，要量化这一块还比较困难，问题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

　　明确了生态补偿的合理性，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谁出钱的问题。“现在一说到补偿，上游地区和中下游地区的想法并不相同。现在是穷的地方、边缘的地方、生态环境比较好的地方需要补偿。以长江流域为例，长江保护，受益最多的是中游、下游，越往下越富裕。但这些富裕地区就很少考虑对上游地区给予生态补偿的义务。当提到需要支付生态补偿的费用时就认为，已经缴了税了。但其实缴纳的税收里并没有明确哪一块是专门用于生态补偿的。”李文华院士说。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明确生态补偿的概念和范畴，建立生态补偿的总体框架，明确补偿的原则，确定补偿的标准和计算的方法，解决资金的来源和补偿的方式。明确哪些钱就是作为生态补偿的。这么做的好处，一方面可以培养生态受益地区的生态保护意识，也可以增强上游地区生态保护的责任感。“生态的受益者、破坏者都要拿钱，为保护生态作出贡献的要拿到钱。有关生态补偿标准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

　　大自然保护协会长江保护项目经理郭乔羽博士近期对金沙江下游生态补偿问题进行了调查。她说，她很赞同下游地区对为保护环境生态系统作出努力的上游地区给予补偿。但具体怎么补偿，目前还缺乏标准与机制。

　　郭乔羽他们对金沙江下属四个水电站的调研表明。水电站的一个重要职能是防洪，而因为防洪要在汛期和非汛期作出不同的水量调整。由此导致的水位、水温、流量变化，恰恰是影响鱼类生存及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测算后发现，如果不让这些电站承担防汛职能，那么显然可以提高发电量，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益。为此他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路是，这些电站不再承担防汛职能，而因此产生的收益可部分用于生态补偿。具体的设想是，一部分收益归电站，一部分收益用于汛期的防洪泄洪给下游地区造成损失的补偿。还有一部分收益将用于长期的生态修护。

　　郭乔羽认为，大多数水电项目都有防汛的职能，如果能转变思路，不只提高效益，更重要的是从长远的角度有利于维护生态环境，形成一种良性运营机制。

　　李文华院士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就生态补偿问题组织调查，李文华是调查顾问组的成员。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已经派出了由各部门的管理干部和专家共同组成的调查小组分赴各地调查。

据悉，由国家发改委负责起草的《生态补偿条例》已列入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目前，已成立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统计局、国家海洋局等部门有关司局同志参加的起草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

20、河北涿州采砂业失控威胁生态 政府废止招商合同

来源：新京报　2010－08－02

http://www.bjd.com.cn/10yw/201008/t20100802_630615.html

昔日大力招商引资开采河砂，涿州段拒马河数年后破坏严重，政府取缔砂石厂遇企业“抵抗”

■ 核心提示

河北涿州，采挖河砂已严重威胁拒马河的生态。当地政府正为几年前的“违法”行政买单。

2001年起，涿州欲打造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大力招商，诸多采砂企业涌入，“先上车后买票”，在政府默许下无证开采。

采砂业带给砂石老板的是暴利，但给拒马河和当地百姓带来的却是满目疮痍。政府年收9万地税，而单为砂车碾坏的公路维修就要4000万。

于是，涿州痛下决心整治采砂业，宣布昔日“手续”一概作废。不过其“一刀切”的行政行为，没有根治滥采，却引起砂石厂主反弹———上访和私采。

如今，当地政府正背负着被行政诉讼和采砂企业盗采的双重压力。

东北商人徐颖达在河北涿州开了一家砂石厂。

去年7月23日，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收到了限期拆除采砂设备的通知。涿州市水利局认为该厂不符合继续采砂的条件。

一年过去了，徐颖达坚持认为政府在违法行政。

“没有提前行政告知、没有听证会、没有补偿款……”今年6月19日，徐颖达说，这一年他都在讨说法。

在讨说法的，不是徐颖达一个砂石老板，而是几十个。

这让涿州市政府压力很大。不过，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说，政府这次下了决心。取缔砂石厂，治理拒马河，已是涿州市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

据介绍，流经河北、北京的拒马河，是涿州的主要行洪河道，如今已濒临砂石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河道更是千疮百孔。采砂导致河床下降、河势不稳，丧失基本行洪能力。

2009年7月起，涿州掀起“治砂风暴”，对全市的河道采砂企业进行全面整顿。

“市委书记亲自牵头，现场督导，该拆就拆，该取缔就取缔。”白景华说，此次涿州市政府“有壮士断臂的魄力”。

而部分砂石厂老板称，他们是当年涿州政府招商来的企业，与当地村委会签有承包协议,在正常经营中被取缔,“全然不顾当初招商时的种种承诺，这种出尔反尔的行政方式，有何公信力可谈？”

政府招商河道采砂

与诸多工程在建设的北京近邻，涿州看到了砂石市场的商机，以此招商引资　

徐颖达是2003年初到涿州开砂石厂的。

2002年时，他的一个朋友到涿州投资开采砂石，后来推荐他也去。朋友说，河道采砂是个利润非常可观的项目，涿州政府也十分欢迎投资该行业。

家住北京丰台区的褚世昌是2002年到涿州开砂石厂的。他介绍，2001年北京全面禁止在河道采砂，而此时期，北京诸多工程项目正上马和建设，并且北京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砂石是建筑必需品，因此价格一路高扬。

涿州距离北京不足一百公里，交通便利。北京禁采后，大批砂石商人蜂拥至涿州。

当时的涿州市领导看到了“商机”，要将涿州打造成京津砂石供应基地，带动涿州经济发展。

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涿州的砂石资源，主要集中分布在流经该市的拒马河。他称，因北方干旱，加上上游北京段建设“引拒济燕”工程以及抽取地下水等原因，涿州段拒马河已干涸15年了。而干涸的河道利于采砂。

白景华介绍，那个时期，招商引资是各地市县领导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的涿州市领导，将河道采砂作为一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2002年，涿州电视台轮番广告，宣传当地拒马河砂石资源丰富、政府鼓励采砂行业的政策。

褚世昌成为第一批集中到涿州投资的人，他多次参加涿州政府组织的砂石招商会。

他回忆，当时涿州的市领导还在拒马河河道上的砂石厂召开现场考察会，让当地老板现身说法，描绘采砂“钱”景。

十分之九的企业无证

“先上车后买票”，企业在水利局备案后就可开采，政府曾承诺办证，后来默许了无证开采　

“找个村子买块地，签个承包合同，再经镇领导同意，就可以开采了。”褚世昌称，当时到涿州开采河砂，对企业要求的门槛不高。

徐颖达称，当时都是和拒马河边的村子谈价格，村委会同意就成交了。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按国家规定，河道归国家所有，由县级以上政府水利部门进行监管与治理。不过，因涿州段河道长年无水，加上是无堤河道，许多老百姓在河道耕种了庄稼。而每段河道归附近村庄集体负责维护，村里又具体承包到了户，河道实际上形成了集体所有的性质。

徐颖达介绍，当时的砂石企业只要和村子里签了包地合同，拿着合同去涿州水利局备案，就可以开始开采了。涿州政府部门代企业向省水利厅申请采砂许可证。

褚世昌、徐颖达等砂石厂老板均称，当时涿州市政府承诺，“可先上车后买票”。

2002年，徐颖达以不足4000元每亩的价格，与百尺竿镇二站村村委会签订合同，承包了途经该村的拒马河河道150亩地，租期10年。

徐颖达拿到了许可证。不过更多的企业是无证开采状态。他称当时有几百家砂石厂，后来大约十分之一拿到了采砂许可证。“当时市政府称还要为企业办采矿许可证，但一直没办下来，我们就边采边等”。

褚世昌承包了一块70亩的河道。据了解，2002年前后诸多与不同村委会签协议包地的企业，合同期多为十年以上。

据涿州市水利局长白景华介绍，2002年前后，因涿州市政府大力招商，采砂企业达到100多家，还不包括没在水利局备案、没有任何手续的小作坊，而这种小作坊甚至比备案企业还多。

“省厅对采砂企业数量控制很严，很多采砂许可证没批下来，但政府当初又承诺企业能办下证来，于是，很多企业在政府默许的情况下，无证开采。”7月中旬，涿州市一名曾担任招商任务的市领导回忆。

暴利与采砂失控

砂石厂老板们一夜暴富，村民们却发现道路毁了，土地沙化了，双方由此冲突不断　

6月21日下午，沿涿州至涞水段公路，向拒马河河道方向走，越来越多的运砂车飞驰而过。扬尘弥漫，路面上随处可见坑洼。

“国家明文规定，55吨以上的车不允许上路，你看看这些车，哪一辆不在100吨以上，什么路轧不坏？”一名涿州当地砂石厂老板说，涿涞路是涿州连接京津的一条省级公路，因超载车长年运行，路面千疮百孔，每年车祸频发，“不到两年就要修一次路”。

随着砂石价格逐步攀高，更为面目全非的，是拒马河。

“一个规模一般的砂石厂，一天能产价值20多万元的砂石。一个成年人用铁锨挖一晚上就能赚个三四百块。砂石厂白天黑夜不停挖。盗采的人也越来越多。”家在河道边的涿州本地采砂老板孙东明说。

　年6月23日，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介绍，按国家规定，每年汛期不能采砂，并且河道采砂有严格标准，但许多企业都在违规采，挖的深度和宽度远超规定，甚至将河道挖出几十米的深坑。

许多人一夜暴富。

据传，一个外地砂石厂老板采砂不到一年，买了5辆豪华轿车。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采砂带来的好处十分有限，危害却凸显。道路被轧坏，机器噪音日夜轰鸣，地下水沉降，扬尘造成污染，耕地日渐沙化。河道里，连树都栽不活了。

另一方面，河道当时多是以不到4000元每亩的价格承包出去的，村民们发现，钱都让砂石厂老板赚走了，留给他们的只有破坏。

据徐颖达讲，镇里曾要求砂石厂每年向村子捐助数万元用来修路、打井等，但许多砂石厂老板并不愿意。于是，经常发生村民到砂厂偷沙子，甚至挖断路面禁止运砂车通行的事。双方冲突不断。

百尺竿镇西豆庄村支书张少华兼任镇大信访调解中心副主任，6月28日，他介绍，随着采砂企业增多，引发的信访和官司剧增。

涿州市砂石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2001年以后的那段时间，政府招商引资、发展经济心切，对采砂业的管理疏于规范，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政策，让政府部门对采砂企业的监管困难重重。

他认为，那段时间，拒马河道的采砂失控了。

收税9万修路耗4000万

据介绍，涿州发展采砂业并未带来经济贡献，而维修轧坏的路面却耗资巨大　

“市人大和政协代表，多次向政府提出整肃采砂。政府越来越重视过去无序开采的危害，加大了治砂力度。”今年6月23日，王金峰说。

据白景华介绍，采砂业给涿州经济发展带来的贡献非常有限，2008年仅收到地税9万元，而每年用来维修轧坏的公路，政府支出费用4000多万元。

王金峰介绍，涿州市政府逐步加强治理，通过控制企业每年需要换发的采砂许可证，从而控制采砂企业数量，至2007年，涿州采砂企业从原来的数百家只剩下52家。

2007年6月15日，涿州市政府向52家砂石厂下发通知，要求即日起全面停产整顿。整顿期间停水、停电，并让市供电局强行拉走了各企业的变压器，进行封存。

52家企业的河道采砂许可证，均停止更换，政府没有通知整顿何时结束。

6个月后，52家砂石厂老板开始联名上访。曾从事过司法工作的徐颖达，被推选为信访代表之一。

“我们这50多家企业基本上都是招商引资企业，是历经政府多年整顿考验的企业，我们一直是合法企业，为什么政府突然就不让干了？”徐颖达说，如政府所说，这些企业没有采矿许可证，但涿州市领导当时承诺政府代办，并且每年都核发了采砂许可证。另一方面，当时他们与各村委会签的协议，还远没有到期。

2008年初，52家企业老板与涿州市交涉无果后，到保定市上访。

徐颖达称，保定市主管信访的政法委书记称他们都是合法企业，不会被取缔。

因这些企业频繁上访，涿州虽然没有给这些企业换发采砂许可证，但又让他们恢复了生产。

昔日合同一概作废

涿州宣布砂石厂与乡、村两级签的协议全作废，而砂石厂主们称当初政府正是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允许开采　

2009年1月，涿州市委书记黄恩桥调离涿州赴河北省国土厅任职。黄恩桥2000年起任涿州市长，他任市长期间，涿州大力发展河道采砂业。

黄调离后，对采砂一直持从严治理态度的市长王舟出任市委书记。

当年3月，涿州市人大和政协受市政府委托，要求组织代表对全市河道采砂情况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和提案。

在涿州开砂石厂的徐颖达、褚世昌等人收到了政府命令，停止采砂并撤出河道。

涿州市政府2009年度“治砂大事记”显示，当年6月1日起，停止一切在拒马河的采砂活动，将企业的变压器、动力线拆除并封存；两天后，市政府要求供电局对采砂企业强行停水停电；6月28日，政府发文要求所有河道内采砂企业必须在两天内将采砂设备全部拆除并撤出河道。

2009年7月，涿州市政府掀起治砂风暴。

政府制定了《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提出，乡、村两级签订的各类合同、协议均无效，全部废止。

《办法》明确提出砂石资源归国家所有，县级水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河道采砂监督管理工作，其他任何人无权出让和转让砂石矿产。

涿州的两个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名为《涿州砂石料整顿纪实》专题片，“城市上空乌烟瘴气，道路损毁严重……拒马河已成为掠夺者们的淘金温床，我们的母亲河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非法破坏，河道告急，道路告急，环境告急，我们必须对非法采砂者断喝一声，住手！”

徐颖达的宏远石料厂，被告知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要求将采砂设备与厂房限期撤离河道，否则政府将组织强拆。

“意味着我的砂石厂被取缔了。”徐颖达说，2009年7月中旬起，他又与20多家砂石厂老板开始上访。

这些砂石厂老板称，当初政府部门正是根据他们与村子签的合同审核验收和发了许可证。如今政府一纸命令，这些合同又变成无效，“岂不是出尔反尔？”

收回河道缴费开发

涿州市将砂石资源拍卖给少数通过验收的企业，有规划开采。不过，未通过验收的企业，却加入了盗采行列　

2009年，52家砂石厂中28家被允许继续采砂，其余被取缔。

“这是涿州历史上决心最大的一次治砂。”涿州市砂石料监管治理办公室主任王金峰认为，治砂风暴完全是政府一次“壮士断臂”的行为，“及时纠正历史形成的无序采砂行为”。

“市长和书记当时承担的压力太大了，这群砂石厂老板哪个不是身家数千万，他们四处告状谁能受得了？但就是这样，治砂风暴也不会停止。”王金峰称。

根据涿州市《砂石料治理整顿规范验收的实施办法》，政府对河道内的采砂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进行有偿开采。

2009年获得许可证的28家企业，被要求停产，原砂石厂进行竞拍。

“办法上注明了原企业主具有优先竞买权，除非原企业主放弃经营权的，才进入拍卖程序。”代表市水利局组织拍卖的王金峰称，28家砂石厂还有14家没通过验收，通过的14家全部“拍”给了原砂石厂企业主，每亩交8000元的资源费，“之所以让原企业主购买，也是为了减小治砂改革的阻力”。

众兴砂石厂的老板孙东明是14家竞拍成功的企业老板之一，他有两个砂石厂，一个他自己竞拍下了，另一个还被搁置中。

他说政府部门没再给换发采砂许可证，“告诉我们可以生产了，对采砂许可证是否更换，采矿许可证何时能办下来，政府无明确答复”。

7月5日，河北省水利厅大清河水务管理处副处长严增才介绍，河道砂石是否要归国土部门管，开采是否需要采矿许可证，资源费如何收，目前国家尚无明文规定。他认为涿州是在进行探索，“做了就值得鼓励”。

对于采砂企业先前合同一概废止，严增才认为应该给予企业适当补偿。徐颖达曾向涿州市水利局提出行政复议，水利局回复认为，徐颖达的砂石厂采砂许可证到期，不符合继续开采条件故不再核发，不存在赔偿问题。

当地砂石厂老板告诉记者，政府“一刀切”取缔砂石厂后，原来盗采的企业依然在盗采，后来被取缔的企业，也加入了盗采行列。

今年6月22日晚10时，漆黑的夜色中，记者看到涿州孙庄大桥北300米处灯光闪烁，采砂机器发出轰鸣声。

“把我取缔了，我就偷偷采，更自由。还不用每年给政府交这个费那个费了。”被取缔的一家砂石厂老板称，其实去年被取缔的企业现在多数在偷采，“给村里、镇里一些人拿点钱，没人管，关键要找个人罩着你，就没人来查了”。

当初“大方向就错了”

无论被毁坏的河道，还是现在砂石企业的强力反弹，都成为涿州为昔日政策要付出的代价　

在严增才看来，涿州当初的采砂，犯了根本性错误，大方向就是错的。

“河道采砂本就不应作为一个产业来大力发展，而应是作为维护河道、清淤防洪的一个辅助行为，采砂是为了河道顺畅。”他称，按相关规定，河道只能在非汛期进行清淤性采砂。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反对涿州发展采砂业，涿州申办许可证，“我们批得很少”。

不过，严增才说，他知道涿州政府领导当时急于上采砂项目，于是“才有了先上车后买票的状况”。

2005年，严增才到涿州考察拒马河，“触目惊心啊。我当时就找到涿州市的水利局长，告诉他决不能这样采砂，将来这个损失太大了，也弥补不了，一旦来洪水，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严增才说，虽然近些年没有发洪水，但一旦出现洪水，涿州60万人的生命财产无法得到保障。

严增才称，他当时要求水利部门必须停止无序采砂，但“当地的水利局负责人当时也很无奈，说这是市领导大力举荐的招商引资项目”。

严增才说，他后来见了当时的涿州市领导，表达了自己意见。不过，对方很不快。严增才感觉，当时涿州市领导把“打造京津砂石料供应基地”当成一个很骄傲的政绩。

严增才认为，涿州现在大力治砂是明智之举。虽然他觉得拒马河已破坏到“无可挽回”的程度，做再大努力，都很难回到以前状况。但若继续无序开采，“后果不堪设想”。

“采砂是一个暴利行为，哪怕多干一天都能多赚个几十万。争议更多来自既得利益者。”严增才认为，涿州市政府当初“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是引起砂石企业主反弹和遗留诸多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涿州市政府必然要为以前的行政行为付出一定代价，目前所承受的压力，正是为昨日行政行为的“埋单”。

21、工业重镇的环境剧痛

来源：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2010年08月02日　文/ 刘凯段章民本刊记者张增臣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sdbd/20100802/09598404300.shtml

　　——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严重污染问题调查

　　在保护环境成为基本国策，全国各地都在大力转变发展观念和发展方式的时候，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不仅以租代征占用耕地，而且当地高污染高耗能项目已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山东省寿光市台头镇，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建筑防水材料产业基地，大大小小的防水材料企业多达200余家，最近几年该镇又在着力发展轮胎制造业、小造纸。目前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和20多家造纸厂在此落户。据寿光市统计数据显示，以上三大行业每年销售收入超过40亿元，台头镇9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此。建筑防水业和轮胎制造业、小造纸在拉动台头镇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推高GDP让其跻身工业强镇行列的同时，也造成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

　　最近本刊就不断接到台头镇居民的投诉，一再反映该镇工业污染已经到了当地百姓无法忍受的地步。接到投诉后本刊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了污染现场。在当地百姓的积极配合下，记者很快就掌握了台头污染问题的全貌。

　　违规兴建乡镇工业园

　　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抵达台头镇后首先接触到的该镇居民是台头村出租车司机陈小龙。在他和记者的攀谈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台头镇几乎所有企业都集中在台头工业园，由镇政府直接管理。据他回忆台头工业园已有近20年的历史，一直在大张旗鼓的对外招商。然而记者登陆中国开发区网，在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建设部联合公布的《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里没有找到有关台头工业园的任何信息。仔细查看网站上的相关信息，记者才明白原来国家 2003年大规模清理整顿开发区时，已经取缔了所有乡镇一级开发区和工业园。也就是说现在台头工业园不可能获得国家的审批手续，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个问题。

　　另据台头镇北台头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干部反映，台头镇上防水材料厂、轮胎厂、造纸厂占用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耕地。而且都是以每年一亩1000元和1500元的价格从村民那里租来的。总共涉及十几个村庄，累计近万亩。他在任期间，北台头村就有千亩良田被先后租用，现在该村人均不到一亩地。因为占用土地的各家企业效益有好有坏，占地补偿款发放也成了问题。像宏源防水公司、弘宇防水公司等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每年的占地补偿款，勉强能够到位。但诸如海王防水、双鑫防水之类作坊式企业信誉则比较差，租地补偿款一拖就是两三年。正因如此，很多失地村民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污染“噩梦”

　　记者记得还没走进台头镇驻地的时候，刺鼻气味就扑面而来。在台头中心路十字路口下车时，周围防水材料厂和轮胎厂不断释放的废气迫使记者不得不掩住口鼻。在如此恶劣的空气环境中，路口旁边巨型广告牌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新台头”的口号显得格外刺眼。

　　了解完占地情况，记者来到台头镇大坨村东南的一片麦地旁，正在麦地里打农药的某化工厂负责人郑先生见记者来访，就该地的空气污染问题主动上前透露说： “防水材料业和轮胎业还有造纸业都是高污染高耗能行业。不加限制的发展这些产业，空气污染根本无法避免。因为台头远离城市，寿光环保局和镇政府疏于管理。各家企业都在肆无忌惮排放黑烟和废气。十几年来我们这里的空气一直遭受重度污染。而且随着更多污染企业的投产，空气环境还在恶化。台头镇的刺鼻气体大多都是防水材料厂在生产app、sbs、丙纶、沥青、油毡等防水产品过程中排放出来的。”

　　“这些防水材料厂烟囱里冒出的黑烟主要成分是粉煤灰和其他工业粉尘。这些污染工厂一开工，空气里到处漂浮这些东西。在这样环境里我们擤出的鼻涕都是灰黑色的。我在地里干活，用不了多长时间浑身上下都会沾满灰尘。”北洋头村一位退休的李姓村干部站在麦丛中，手指着南边不远处弘宇防水有限公司正在冒黑烟的烟囱，也无奈的向记者诉说这里的空气污染。他还告诉记者，麦穗麦秆上也落满煤灰和粉尘，但因他们体积微小看不清楚。为了直观的说明这一点，他走出麦田挽起裤子让记者看他的小腿，记者俯下身看到李义宽尽管穿着秋裤，但小腿上还是沾了一层煤灰。不时滚落的汗水则在他布满灰尘的脸颊上冲出一道道“沟壑”。

　　在他身旁看车的一位女村民，接过话题告诉记者台头镇的空气污染白天稍差些。一过晚上八点，镇上的所有防水材料厂都会开足马力投入生产。大量的废气和粉尘，集中排放到空气中，一到这时屋子外面很难站住人。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台头镇的大部分村庄一年到头都不敢开窗户。她还建议记者，在台头镇上住一晚，亲身体会一下该地空气污染的可怕程度。时值黄昏，记者看到各家防水材料企业，都不迫不及待提前进入夜班状态，一根根高耸的烟囱先后冒出了滚滚浓烟，整个台头镇一时之间都被笼罩在灰黑色的烟雾之中。一阵紧似一阵的酸臭气味熏得记者不住的咳嗽。

　　调查中记者发现台头镇空气污染加剧的同时，该地的水污染问题也日益凸现出来。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看到在弘宇防水材料厂北墙外的农田灌溉渠里流淌的都是灰色和黑色并且散发着恶臭的污水。而灌溉渠里的污水大多源自弘宇防水材料公司北墙外的一条南北向的排污沟。排污沟的源头是该公司北墙外一个圆形的排污口。

　　据前面北洋头村那位退休村干部介绍，宏源防水材料公司以西所有防水企业产生的污水都顺着台头镇西边一条排污沟流进了大坨村南的一个大土坑。顺着他指引的方向，记者很快就找到了这个地方。站在水坑边上记者看到它的面积超过一个足球场，里面灌满了深灰色的污水足有十几米深，污水表面漂着一层五颜六色的油花。不断散发出的恶臭，熏得记者头晕目眩，险些掉入水中。

　　就在此处，记者看到了大为不解的一幕：大坨村民正在抽取污水坑的水灌溉即将成熟的小麦(2416,30.00,1.26%)。污水顺着塑料(10505,210.00,2.04%)管道流进麦地，泛着厚厚一层白沫。放眼望去流动的白色，成了田野的底色。

　　此时有两名看水泵的年轻村民从记者身边走过。记者便向其询问大坨村民用污水灌溉麦田的原因。其中一位名叫郑刚的村民，告诉记者：“镇上的防水材料厂乱排污水。灌溉渠受到污染，没法用了。村里没法统一调水浇地。我们村的水井本来就少而且都是个人挖的，像我家这样没井的农户要想用井水得排老长的号。往往是好不容易轮到我家了水井也抽干了。为图省事，和我家情况差不多的农户干脆抽这个污水坑的水浇地。到现在都用了好几年了。”郑刚的哥哥对用污水浇地的事也有一肚子话说。他告诉记者：“听说防水材料厂的污水有大量有毒化学成分。除了污染灌溉渠，村北的织女河也遭到了严重污染。十里八乡已经找不到干净的地表水了。井水指望不上，用污水浇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不过我们都不吃自己种的粮食，村民的粮食都是从外地买的。”

　　大坨村一名孙姓的老年村民也就该地水污染上前插话说，因为众多的防水材料厂常年排放污水，台头镇的地下水也遭到污染。浅层地下水人畜已经不能饮用。现在台头镇上的绝大数村庄喝的都是一百多米的深井水。因为离污染企业近，北台头、北洋头、大坨、小坨几个村庄的深井水质也受到影响，七八年前就开始变浑而且有股油毡一样的气味。因为污染严重，台头镇周边粮食产量下降明显。以小麦为例，十年前亩产平均一千多斤，现在只有六百斤左右。更为严重情况是离污染企业最近的地块，小麦玉米(1961,34.00,1.76%)等农作物连续多年都不抽穗结果。承包这类地的村民损失最大，但污染企业至今也没有给予他们任何补偿。该孙姓村民还提醒记者，看一看远处北洋头小学西边的几座荒废的蔬菜大棚。据他讲，寿光是蔬菜之乡，以前台头镇也有很多人从事蔬菜种植，其中北洋头村规模最大。后来由于污染加剧蔬菜没法正常生长，菜农被迫转行，该村的蔬菜大棚因此都成了“废墟”。

　　癌症成为流行病

　　“我们小坨村只有一千来口人。不知是不是和污染有关系，这些年村里得怪病的越来越多。去年我们村有12个人得癌症去世，从今年春节到现在村里死了4个人，死因都是癌症。”记者走进小坨村，了解台头镇居民健康现状时，该村一位郑姓的村民如是说。

　　除此之外他还向记者透露，小坨村癌症患病人数在激增，年轻病号占了大多数，其中以肺癌、食道癌、肝癌、胃癌为主，他的姐夫去年就是因肺癌去世的，终年只有37岁。

　　另据多名小坨村民证实，台头镇其他村庄近些年癌症发病情况与小坨村相类似。另据记者了解，在台头镇除了癌症高发不退，得脑血栓、偏瘫、白血病等疾病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是距离防水材料企业越近的村庄，发病情况越严重。对于这些疾病的诱因，村民们众说纷纭，有人说是空气污染导致的，有人说地下水有问题。记者舀了瓢小坨村民刚打上来的井水，看到水体浑浊，仔细闻一闻有股难以形容的怪味，喝到嘴里苦涩难咽。

　　“逃离”台头

　　按照村民的建议，记者到距离宏源防水和弘宇防水两处最大空气污染源比较近的西苑宾馆登记住下。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夏天，但记者透过宾馆房间窗户看到门前的中心路上始终空空荡荡，偶尔经过的行人也是眉头紧皱，脚步匆匆。晚上十点左右记者强忍着刺鼻的气味，到宏源防水和弘宇防水两家企业门前走了一遭。发现铺天盖地混为一体的烟尘和废气四处飘荡，在路灯照耀下显得格外狰狞恐怖。此间记者前后坚持了不到二十分钟身体便有了强烈反应。跑回宾馆，无孔不入的烟尘废气也穿过宾馆房间密闭的两层窗户尾随而至，熏得记者干呕不止一夜没合眼。迫于无奈第二天一大早记者以最快的速度“逃离”了台头镇。

　　镇政府官员推卸责任

　　赶回单位的途中，记者在电话中采访了台头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记者提出的几个问题：一、台头工业园是哪级政府审批的？二、工业园企业占用的土地都是租用，涉嫌“以租代征”，镇政府作何解释？三、台头工业园有没有通过环保局的环境评审，工业园内的数百家企业有没有通过环境评审？四、对于台头镇现在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台头镇是如何治理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竟然一问三不知，只是机械地告诉记者他们尽快会向领导转达。

　　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台头镇方面的书面答复，本文刊发之前记者曾对该镇政府做过一次电话回访。接听电话的是一位姓季的干部。有关工业园的问题，在电话里他不承认存在台头工业园，只是说台头镇的防水和轮胎企业都是自发形成的。记者反问：“那为什么镇上的企业对外宣传的厂址都是台头工业园？”季姓干部有些慌张的回答：“以前有过。”随即岔开了这一问题。记者又问：“镇上企业占用的耕地都系以租代征，这是国家法律所严格禁止的，请问你们作何解释？”季姓干部： “我来台头镇工作的时间不长。以前企业租地问题都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只能这样了。不过我来台头镇工作以后建的企业有用地手续。”记者：“你是说都有用地手续吗？”季姓干部：“规模大的都有，小企业不好说。”记者：“你所说的手续是国家征地手续？”季姓干部：“对。”记者：“都是哪几家企业有手续？”季姓干部：“不清楚你问国土所吧。”记者：“对于你们镇上出现的违规用地问题，镇政府有没有责任？”季姓干部：“土地的事情以前镇上有管理权，现在都归国土所管，他们是垂直管理，镇政府管不着。所以土地问题和镇政府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出了问题上面往往还得找我们的麻烦，工作太难做了。”

　　记者：“你们的防水材料和轮胎企业都有环评手续吗？”季姓干部：“规模大的有，小企业没有。”记者：“对于台头镇的空气与水污染，台头镇是怎么治理的？”季姓干部：“台头的防水材料和轮胎行业只产生空气污染，根本不产生废水。小造纸已经全部停产了，不存在水污染问题。至于怎么治理，我们镇的污水处理厂快投产了就建在镇北面专门处理工业污水。”记者：“你说防水材料厂不产生水污染，那弘宇防水材料厂后面排水沟和大窑村南大池塘里的污水是谁排的？”面对记者质问，季姓干部竟然说台头镇没有叫弘宇的防水企业。而且固执地告诉记者，他整天在台头转来转去不会搞错。

　　记者一再提醒他有照片为证和让他上企业网站看看。他还是坚持己见，一不承认水污染，二不承认弘宇防水材料厂的存在。后来记者在电话里听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一旁说了些什么，季姓干部才不得不改口说弘宇的事他会再调查。除此之外他还告诉企业污染的事主要是环保局管，镇政府也不负什么责任。最后记者问他的言论是否只代表自己，季姓干部很干脆说他完全代表台头镇委镇政府。

　　针对电话回访中了解到的有关情况，记者分别致电寿光市国土局，寿光市政府办，寿光市环保局，逐一进行了核实。

　　对于台头镇出现的以租代征占用耕地问题，寿光市国土资源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出现土地违法问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国家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该是谁的责任无论他怎么说都推卸不了，所以台头镇政府干部有关土地问题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言论是错误的。

　　记者提及台头镇最近几年兴建的防水材料企业有没有征地手续的问题，得到的回复是台头镇防水材料、小轮胎制造企业大多是台头本地村民投资兴建的，租地手续都是企业主和本村村委会签的。基本没有取得正规的征地批文。

　　为了查清台头镇宏源、宇虹、弘宇、泽源等几家大型防水材料企业是否具备环评手续的问题，记者登陆了国家环境保护部、山东省环保厅、潍坊市环保局、寿光市环保局网站，均未查询到有关这些企业环境评价的任何信息。台头镇建设污水处理厂的真实性也令人质疑。因为寿光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曾向记者表示，他们从未听说有这么个项目。

　　寿光市环保局环境管理科只是听说有此项目，到底有没有开工，建设到何种程度了他们也不清楚。

　　在对曾经接受过采访的台头镇多位村民进行电话回访时，他们都很肯定的告诉记者“台头镇建设污水处理厂这是没影的事”。台头镇政府在污染问题上是否也如季姓干部所言没有责任呢？

　　寿光环保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听完记者转述，既好气又好笑的揶揄道：“作为国家一级建制政府机关，这事没责任那事和他没关系，那要台头镇政府还有什么用！”

　　中国质量万里行将继续追踪报道。

　　短评

　　保护农民的环境利益

　　城乡收入和生活水平历来有差别，但农村的自然风光和新鲜空气让城里人羡慕。然而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在大中城市环境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本来应该留住青山绿水、生态环境优越于城市的农村，环境却在急剧恶化。如果不抓紧治理，“癌症高发村”有可能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城市环境上去了而农村环境下去了呢？“法制不健全、部门职能分割、污染企业也要生存”等，往往成为有关部门农村治污不落实的借口。实际上，有关部门和企业对此没有切肤之痛是重要原因。如果臭水沟在有关部门门口，他们绝不会视而不见；问题出在农村，他们就没有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另一方面，乡镇干部的政绩观存在偏差是农村污染加剧的原因之一。干部任期内出成绩，要靠经济发展；环境出点“小问题”，群众不满意，并不影响他们升官。村干部的带头作用不够也是重要原因。农民要保护环境，村干部不热心，因为他们家不住在被污染的河边。农民自己拿不出钱来治污，在环保上也缺少自律。这些因素使得农村环境一旦遭受污染，治理起来难度比城市大得多。

　　实际上，在大多数地方，农村污染还不是不治之症。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只要与农民换位思考，把农村环保当自家事，就能够采取有力措施，把污染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一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不怕得罪污染企业；二是让污染者当一次被污染者，体会农民疾苦；而最关键的，是政府有无整改的决心和诚意。(简易)

22、痛失家园弃古村当留遗址警后人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7-30 原二军

http://www.cenews.com.cn/xwzx/sj/201007/t20100730_662141.html

▲坐落在甘溪河上游的36湾长期处于乱挖滥采状态，尾矿砂肆意排放，导致甘溪河两岸的良田被矿砂覆盖。

▲古朴的建筑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甘溪坪古村悠久的历史　本报记者原二军摄

　　一座具有500多年历史的古村——湖南省临武县三合乡甘溪坪村，因遭受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威胁，被迫搬迁。当地政府主张将其完全拆掉，而一位长期关注甘溪坪古村的人士表示，假如把甘溪坪村建成一个因为环境污染而被整体迁移的“环境难民”及环境灾难教育基地，将会有不同于一般古建筑保存的意义。

　　从镌刻着“山环水绕”大字牌匾下面的大门进去，便是一条悠长的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不足两米宽。石板路边缘，是高宽大约20公分的下水道，同样用青石板砌就，透过这些精细的设计可以看出当初人们的用心。小巷两旁，则是错落有致保存完整的老屋，房檐飞跃，木门紧闭，门前石墩雕刻精细，屋脊上的壁画依稀可见。一街两行保存基本完整的古朴建筑，仿佛在诉说这个村落悠久的历史。

　　这就是位于湖南省最南端的湘南大山中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临武县三合乡甘溪坪村，外来者只要踏入这块土地、看到这些保存依然完好的古老街巷和建筑时，都能感受到凝聚在其中的历史厚重感。

　　然而所有的这些将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都不复存在——甘溪坪古村因紧倚村旁的甘溪河被严重淤积和污染，受到被河沙泥石流毁村的危险，所有村民都搬迁到离此不远的新村里生活，而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老街巷和老建筑将变成碎石和瓦砾。

　　一位长期对甘溪坪古村进行关注的湖南省环保宣教中心负责人极力主张把这个古村落保存下来，而不是一拆了之，“不仅是像这样保存完整的具有湘南明清建筑特色的村落在湖南省湘南地区已不多见，而且这个村落是因为环境污染而被搬迁，可以修建成一座环境灾难教育基地，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

　　6月初，记者来到这里，了解了这个古村落从一个山环水绕、物产丰富的富庶之地到被长期非法采矿带来的污染逼走的整个过程，和当地的人们探讨了古村落的“去与留”问题。

　　乱挖滥采，逼走甘溪坪古村

　　位于甘溪坪村上游的36湾长期处于乱挖滥采状态，尾矿砂石肆意排放，抬高了甘溪河河床，位于河边的甘溪坪村不得不全村搬迁。

　　穿过位于湘南的重重大山，记者来到了位于湘江二级支流甘溪河畔的甘溪坪村。在6月的阳光下，整个村子静静地躺在大山的怀抱之中。走进村子，偌大的村子里很少能看见来来往往的村民。许多房屋大门也紧锁着。

　　这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

　　导致甘溪坪村消失的原因，是由于坐落在甘溪河上游的36湾长期处于乱挖滥采状态，尾矿砂肆意排放，导致甘溪河两岸的良田被矿砂覆盖，河床逐年抬高，到现在河床已经高过了村庄，甘溪村面临着被洪水淹没的危险。

　　陪同记者来到这里的临武县环保局谭主任告诉记者，36湾是湘江的上游之一，这里的锡、钨、铅、锌、铜、钼等资源非常丰富，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许多人涌进这里开始采矿，“当时三四个人一合计，就打个洞挖矿。”

　　由于受当时“有水快流”、“先上车后补票”等因素的影响，当地及周边县的部分群众掀起上山采矿的热潮，最多时达万人以上。

　　《中国经济周刊》于2007年7月曾发表《湖南郴州矿业乱象调查》报道指出: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的10多年里36湾处于掠夺式开采阶段，最多有10万采矿大军蚁聚于这块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临武县环保局提供的数据显示，1995年，36湾区域存在的各类采矿窿道和采矿点达300多个。截至2005年底，36湾区域内共有矿点106个，选厂80家，毛毯厂879家，水池水坝86个。而所有采矿点均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除少数几家选厂建立了尾矿库外，其余选厂废水和尾矿均直接排入河道，导致河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河床逐年抬高，下游流域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尾矿砂长年累月排入甘溪河中，不但使甘溪河河床严重淤积，也淹没了甘溪河两岸的大片良田。

　　甘溪村支部书记蒋小光说，在甘溪坪村至坦下坪村的甘溪河两岸，原来是一片良田，有1600多亩，曾是村里的棉花和玉米种植基地，但这么多年过后，这1000多亩沃土全部被尾矿砂淹没，无法耕种，现在只剩下了50多亩耕地。

　　由于河床抬高，现在整个甘溪河河床的高度已经超过了甘溪坪村所在地的高度，犹如黄河在下游变成了“悬河”一般。为了防止洪水冲进村子，甘溪坪村已经在村子外边沿河沿修建了两道堤坝。蒋小光说，修第二道堤坝的原因是第一道堤坝比较低，随着河床的抬高，只好再重修一道更高的堤坝。

　　对于修建堤坝，当地村民感叹说:“人家安防盗门，我们筑防水墙。”

　　即使修建了堤坝，甘溪村仍然处于危险之中。蒋小光告诉记者，甘溪村周围除了被村民称为西河的甘溪河之外，村子东面还有一条河。平时，东河主要供给甘溪村的人畜饮用水，而西河(甘溪河)主要是农田灌溉河，“现在西河河床高了，比村子要高6米~7米，一到下暴雨的时刻，东河河水就有可能被堵住了，排不出，到时洪水来时就有可能把村边的大坝冲垮，全村就有可能遇到被洪水泥石流毁村的危险。”

　　在蒋小光的带领下，记者登上了保护村庄的高高的大坝上。在被绿色大山围起来的宽阔的河道中，已经看不见昔日的良田，目之所及，是一片布满红色尾矿石的沙洲，伸向远方。河道中间，是一道窄窄的流水。可以想见，当年这里曾是一片充满丰收希望的土地，而现在，却变成了对村庄威胁甚大的洪水宣泄的通道。

　　治理污染，村民迁入新村

　　为了解决36湾乱挖滥采矿产资源带来的诸多民生问题，湖南省郴州市和临武县政府对36湾进行了综合整治，并投资1200多万元建设了甘溪坪新村。

　　36湾非法采矿带来的生态危害不仅局限于临武县甘溪坪村，位于甘溪河下游陶家河沿岸的嘉禾、桂阳等县，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由于尾矿砂石淤积，嘉禾、桂阳等地的一些水库大坝失去蓄水功能，水利电力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相当一部分乡镇的电站、电排、水泵、大坝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在嘉禾县，有4个乡镇10个行政村的1.6万亩土地被污染，占这10个行政村耕地总面积的81％，并且大部分农田和甘溪坪村的农田一样，都难以恢复耕种。

　　河道淤结，河床抬高；水土流失，存在行洪安全隐患；生态遭到破坏，田地不能耕种；水质严重污染，数万人饮用水出现困难。民生问题由此引发。

　　解决36湾采矿乱象及甘溪河生态治理势在必须。临武县环保局的谭主任说，在湖南省开始的湘江综合整治工作中，把甘溪河治理当成了重点工作来抓。2006年7月，郴州市委明确提出，采取“休克疗法”开展矿区综合整治，即停发一切证照，实行采选分离的工作措施。针对非法开采现象，当年共组织了30余次大规模的整治和打击行动，历时两个多月。

　　2007年8月，临武县再次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集中1个月时间开展打击非法供电、非法供火工产品、非法开采生产、非法排污等“四非”违法犯罪行为。

　　2008年5月~7月，临武县国土、环保、公安、安监等部门和相关乡镇先后出动万余人次，对36湾矿区开展“百日攻坚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对反弹非法矿山选厂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对非法开采行为始终保持了坚决打击的高压态势。

　　谭主任说，原来36湾大大小小的企业统一关停，临武县成立了南方公司，将10家有开采证件的企业整合进来，省管企业香锡公司整合了7家企业，其余非法的采矿小企业全部关掉。

　　为了解决甘溪坪村面临的被洪水淹没的危险，使有250多户、800多口人的甘溪村远离环境污染灾难，临武县政府从2003年起就开始准备对甘溪村进行整体搬迁，另建新村。新村选址离甘溪坪村约有500米的高处，通过从企业筹资、政府出钱，总共投资1200多万元，到2008年12月，新村的127套房子建设完毕，村民逐步搬入新村。据记者在采访中得知，目前仍有10多户村民居住在甘溪坪老村里。

　　尽管村子搬迁了，但对于只剩下50多亩土地的甘溪坪村民来说，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日子过得更紧巴巴了。

　　甘溪坪村支书蒋小光说，现在村民们只能各自寻找生活的门道。对于出生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年龄较大的人来说，只能在家里找点事情做，对于上世纪80后的年轻人来说，去邻近的广东省打工就成了第一选择。

　　从2008年开始，当地政府开始给村民们污染费补贴，每人每月60元钱。但60元对于已经失去土地的村民们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呢？一位依然留守在旧村里的妇女告诉记者:“(60元钱)连一袋米都不够，普通的一袋大米还得卖65元呢。”

　　500年古村，是拆毁还是保留？

　　当地政府主张将受到洪水威胁的甘溪坪古村完全拆掉，而一位长期关注甘溪坪古村的人士表示，将甘溪坪村建成一座中国第一个因为环境污染而被整体迁移的“环境难民”及环境灾难教育基地，将会有不同于一般古建筑保存的意义。

　　村民从甘溪坪旧村搬迁到了新村，旧村怎么办？是拆毁还是保留？

　　曾到临武县采访湘江上游综合整治成果及36湾整治工作的湖南省环保宣教中心一位负责人主张把甘溪坪村完整地保留下来，对于其即将被拆毁感到非常遗憾。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甘溪坪村有着500余年的历史，从整个村子的建筑风格和保留的古老建筑特色来看，都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保存完整，具有明清两代湘南古建筑特点的村落。像这样保存完整且有着湘南明、清建筑特色的村落在湖南省的湘南地区已经不多见了，保存价值很大。

　　“更重要的是，甘溪坪村的古建筑群又是在被污染的甘溪河边，更有其保存的价值。如果这一村落能够保护好，修建成一座中国第一个因为环境污染而被整体迁移的‘环境难民’及环境灾难教育基地，将会有不同于一般古建筑保存的意义。它的保留价值将会给后人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建筑、环境污染史遗产。”

　　记者来到旧村中，尽管500多年已经过去了，但依然能感受到当初村庄建设者们在选址时的智慧和用心:村庄坐落于四周高耸的群山怀抱之中，东河、西河两条河水绕村而过，为村子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村子前面是开阔的良田，沿着甘溪河两岸一直伸展到山脚下。这是一块风水宝地。

　　500多年的历史也为村庄留下了一大片古建筑，村中内外巷道全部用青石板铺设，下水道交错连贯有序。村子中青石板铺就的小巷两旁的古建筑均为青砖墙体，硬山顶，房屋上覆盖着小青瓦，墙角用青石围角，大门前有石砌门墩，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图案。在一些老房子的大门两边侧墙上，还有石灰抹墙的永久性诗词对联。

　　而在老房子的大小窗户、门楣、檐翘梁上，雕刻着丰富的花卉、动物图案，而屋外檐下墙壁上，多画有书画、花卉图案，古色古香。

　　在悠长的小巷中穿行，记者仿佛回到了几百年前的时代。对于湖南省环保宣教中心这位负责人提出的保留的观点，记者深有感触。

　　然而在临武县的规划中，当村民完全搬迁走之后，旧村的所有建筑都将被推掉，恢复成农田。

　　当记者把湖南省环保宣教中心这位负责人的保留老村古建筑的建议提出来之后，蒋小光说，这个说法不现实，因为河床很高，排水不畅，以后肯定会淹掉的，“现在是安全第一，发生大的洪水，出现安全问题谁负得起责？”

　　但如果按照这样的说法，既使恢复成农田，面临的危险依然存在。

　　记者在老村中采访，看到一些房子已经被拆掉了，据蒋小光的说法，目前已经拆了1/3，“因为你不拆，你就领不到政府的补助款。”

　　按照当地政府的规划，甘溪坪旧村的未来是整个村庄被拆毁。但如果有关措施采取得当，比如加高村子周边的堤坝、疏浚河道、雨季来临时注意预防到位，把这座有500多年历史且明清风格古建筑保存完好的村子开辟成一个环境灾难教育基地，也未尝没有可能。因为当里面所有的人都搬迁出去，也就不会对村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了。

　　当记者离开甘溪坪村赶回郴州市时，经过甘溪坪村被淹没土地的下游，回首望去，夹在旷阔两山中间的被红色尾矿砂淹没的良田，已无从看出曾经的面貌。

　　而在两边绿色大山的映衬下，这抹红色犹如在巨大的绿色上画下的惊人的一笔，仿佛在警示人们，是污染，毁了甘溪坪村赖以生存的土地，逼迫甘溪坪村人不得不离开已经生活了500多年的家园。

　　这教训足够沉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甘溪坪旧村建成警示人们的环境灾难教育基地，有其存在的价值，值得相关部门考虑。

马上就评　

留下的不仅是历史,更是警示

原二军

　　即将被拆毁的湖南省临武县甘溪坪古村，其保留下来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一个有着500余年历史的老村，更为重要的，它是因为污染而不得不被放弃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用活生生的事实，把污染所带来的沉重教训真切地传达给人们。对于故土难离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教训足以叫人难忘，也足以叫人深思。

　　保护好历史遗产的最根本意义在于让人们跨越时间的距离，亲身感知当初的历史氛围，并对当下生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然而有历史价值的遗迹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破坏，比如近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江苏省镇江市13座宋元时期的大型粮仓遗产，就在当地房地产开发大潮面前几乎被全部破坏。

　　与镇江市已经被破坏的这13座宋元时期粮仓相比，甘溪坪古村还算幸运，尽管已经有一部分建筑已经被拆掉了，但仍有相当多的老建筑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如果有关部门能充分认识到保留这些古建筑的意义，则仍然来得及。

　　与时下的青少年革命教育基地、历史文化教育基地、工业遗迹游览基地等各种教育基地相比，我国在环境灾难教育基地的建立方面仍是一个空白。环境保护需要宣传，但不仅仅是局限于口头上或者书本上的宣传，活生生的例子更具有说服力。当人们亲眼目睹了环境污染造成的灾难，其所感受的震撼力将远远超越其他宣传方式带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把甘溪坪古村建成一座环境灾难教育基地，用于对人们在环境宣传方面的教育，远比一拆了事更有意义。

　　笔者在当地进行采访时，无论是村干部，还是当地的环保部门，都主张拆毁村庄。笔者也了解他们的担忧，比如洪水时期的安全问题。但笔者以为这些都可以想办法解决，而不仅仅只有全部拆除这一条道路。

　　山西省平遥古城在上世纪改革开放时也曾面临过被全部拆毁的危险，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古城墙阻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幸好有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多方挽救，才保留下了这个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甘溪坪古村虽然与平遥古城不能同日而语，但其保存下来的价值仍是独一无二的。正如平遥古城保留下来的不仅是明清古建筑和古城墙、而且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一样，甘溪坪古村保留下来的也不仅是明清古建筑，而且是环境污染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的警示。

23、环境税并非变相“排污费”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0-7-31无暇

http://www.ceh.com.cn/ceh/ztbd/jnjp/66821.shtml

　　近日大连海域发生原油泄漏事件之后，专业人士呼吁，中国首部针对污染物的专项环境立法《石油污染法》应顺势出炉，以填补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的空白。

　　国家环境法律体系的建设，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中补偿所欠之“环境债”。与环境法律体系的建设相配套的环境税也是必不可少的。

　　环境税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也是近年来最受社会关注的政策。近期，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的方案。

　　目前我国相关部委正在制订开征环境税方案，环境税的试点方案也正在制订中。相关部门在讨论一致后，会先选择部分重点城市进行试点。试点方案成熟后，将加快环境税立法的推进。

　　 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

　　一个必需引起重视的现象是，当前，不少企业在缴纳排污费之后，便公然地排污，还有一些企业在缴纳罚款后继续排污。所以有一些人认为，开征环境税也只不过是增加了一项税费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让环境好起来，在利益诱惑下，一些企业甚至会宁愿多交税，也不愿意停止污染环境。

　　在环保执法力度日益加大的同时，环境违法案件依然层出不穷，也证明了一些企业甚至宁愿交罚款，也不愿意停止污染环境。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受罚的成本低于排污生产的利润。2010年3月至5月，环境保护部对河北、辽宁、黑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14个省(自治区)53个地市的461家制浆造纸企业污染状况进行了督查。结果显示，461家企业中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约占21%，312家正常生产的企业超标率约为20%。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说，人类利用强大的技术以一种超常的速度为我们创建一个不断需要快速适应能力的生存环境。当前，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创造超越我们控制能力和眼界的生存环境，而是如何使我们人类创造的生存环境更加适应我们的需求。

　　 “适应我们的需求”，也许应该是环境税设立的基本点，是以税法的方式规范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行为，唤醒所有企业的公民意识，而非变相缴纳排污费。

　　如果以绿色GDP为指标来完善地方政府部门的政绩考核制度能够落到实处，环境保护差的地方会因为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而减少经济总量，缩小发展空间；相反，环境保护好的地方会因此增加经济总量，扩大发展空间。如此一来，环境执法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反而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保护神，这才应该是环境税设立的根本。

24、环境污染事故频发　中国人该向谁发火？

来源：第一财经周刊 2010年08月02日李洋

http://green.sohu.com/20100802/n273925894.shtml

　　大连漏油事件和紫金矿业“污染门”暴露出什么问题？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美国人把火气撒在英国石油公司（BP）的首席执行官Tony Hayward身上。

　　现在他终于要辞职了—迫于强大的政治和舆论压力，BP董事会正在考虑让这位53岁的CEO离开。而无论如何，这家公司都必须为此事负责到底，两个月来其市值已缩水1000亿美元，堵漏成本高达200亿美元。

　　美国人解恨了，而我们该找谁解恨？

　　7月16日晚18时，大连新港附近中国石油公司的两条输油管道先后发生爆炸起火，有超过1500吨的原油流入大连新港和大窑湾港区内。

　　一夜之间，这座美丽而整洁的海滨城市变了副模样。空气里含着燃油味，近百平方公里的海面受到污染，附近的海滩浴场变得黑糊糊的，并且油污已经深入到海滩30厘米以下，专家称污染的危害可能持续10年。周围的养殖场受到破坏和威胁，大连海鲜供应商已经开始遭到退货；而在这个旅游旺季，航空公司不得不打折来吸引旅客前往大连……

　　爆炸起火之后，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一次“人民的战斗”，我们看到控制住了火情，控制住了空气质量，控制住了污染蔓延……这些当然都是好消息。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在黏稠的浮油中溺死的消防员，虽然逝者迅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但还是让我们看到了现场的残酷。尽管大家看上去尽了全力，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事后处理措施的落后：由于缺乏清理油污的专用设备，只好用双手或者塑料桶来捞油，有人甚至还用上了筷子。唯一听上去新鲜的是一家刚刚成立的北京生物科技公司提供了一种可以吃油污的细菌用于作业，但效果还不甚清楚。有关部门共组织了6000人参与了战斗，除了1300人是专业清油人士外，其余都是类似消防员和渔民之类的社会人员。看上去，这比BP用的那些补漏措施还不中用。

　　与墨西哥湾漏油后，美国政府先把砖头拍向BP不一样，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主动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尽管看起来该负责的更像是中国石油公司。而大量公共资源的调用，实际上是纳税人在为这个商业安全事故埋单。

　　事故责任认定迟缓，对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旅游业、养殖业等的影响轻描淡写，用初级原始的威胁生命和健康的方式来对抗灾难—即使没有消防队员的死，我们看到清理者浑身油污地站在原油污染的海水中，也会感到这其中对生命和身体的怠慢与草率……这起事故暴露生产作业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之外，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东西。

　　这场突如其来的事故还暴露出中国环境不健全的赔偿机制，因为目前中国还是以经济损失为标准来衡量海洋污染赔偿，但这又有明显的不合理性，因为漏油对周边生态环境和渔民生意的影响是长期的。政府对类似安全事故的处理缺乏有效而严厉的惩罚措施。几乎与此同时曝出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就钻了这个空子。

　　位于福建的紫金山铜矿的剧毒废水排入汀江。从6月初起，汀江开始出现死鱼，村民用水洗澡后满身长水痘。直到7月12日，这家上市公司才披露此事，污染已蔓延至下游广东地区，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这家公司在公告中将事件主要原因归咎于天灾，并宣称所排废水并不致癌，当地政府也参与帮腔。但事后，它却被6家媒体同时曝出为封口而行贿，而它的股东名单中有当地官员。

　　购买一套废水过滤系统的费用对于这家挖金子的公司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它能花钱打点媒体和官员，就是不愿意掏点小钱保护环境。是什么促成了公司的这种钻空子的心态？如果政府有一套严厉的惩罚措施，它的董事会还敢让公司冒可能赔到倒闭的风险吗？

　　而面对这一切，我们该向谁发火呢？

25、廖保平：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背后是博弈力量的失衡

来源：红网2010-08-02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8/671280709750_1.shtml

感觉这一周很多新闻都是人跟水较上了劲。一个是防汛抗洪，因最近全国多个地方普降暴雨，洪水大发，“百年一遇”不时被人提起，很多地方下令严防死守，现在看来，成绩不错，没有发生大的灾害。另一个人与水的较劲是水污染事故频发。先是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渗漏，祸害广东水域；接着，辽宁营口造纸厂持续向辽河、渤海非法排污造成的重大灾害被报道出来；然后，吉林化学工厂被冲毁，上千只化学原料桶被冲入松花江，造成河流污染。

无独有偶，第64届联合国大会28日以122票赞成、0票反对和4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享有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一项人权。决议说，联大确认把公平、安全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作为实现人权努力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这就把“水权”与“食物权”相提并论，当作是维持人类基本生活所需的基本权利，也必将督促各国同等重视，认真履行。

一方面，国际上把“水权”上升到人权的高度，从这个角度理解，污染水源河流，就是对这项权利的侵犯，一方面，从以上事件看出，我国水源河流污染相当严重。据《文明》杂志2009年报道，中国的江河、湖泊成了有毒废水排放的下水道，全国目前有3.2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形势逼人。

而上至中央，中到地方和企业，下至民众，对水、环境污染都十分关注。为了保护环境，制止污染事故发生，中央又是加强立法，又是三令五申，又是派员视察督办，关停污染大户，地方、企业和民众，环保意识也明显提高。但很多时候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为什么？因为地方和企业抱在一团，拿出硬邦邦的挡箭牌——维护社会稳定。

拿营口造纸厂来说，中央九部委联合组成的督察组曾到现场督办，厂方说，“马上要关，马上要关”，可是几年过去了，愣是没有关掉。其原因地方官员得说很清楚，“造纸厂是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对待造纸厂启动生产，市政府是在权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后作出的决定。”言下之意，不是不为，而是不敢为——把数千工人和涉及数量更众的家属们的饭碗砸了而不出乱子，现在办不到，只好退而求其次，继续“忍痛污染”。中央关于维稳的要求往往被地方活学活用，常常拿来当作为企业合理排污的理由。

像紫金矿业那样，与当地官员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商勾兑如此之融洽，简直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处理企业污染更难。难怪该企业的董事长底气十足地对媒体记者说，“围墙内的事情，企业自己负责。(围墙)之外的事情，由政府负责。”这就等于把环境污染危机抛给当地政府去摆平，而摆平的借口还有什么比“维护社会稳定”这把尚方宝剑更有力？

于是乎，一些地方或者追求财政收入，或者为追求为政者的政绩，便以“发展”的名义招进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又因为企业的“奉献”而放低要求，当企业污染和破坏环境时，又以“维稳”的名义持续着这种得不偿失的行为——某些“发展”取得的“成果”，远远无法偿补环境被破坏所付出的代价。

这种行为得以持续，关键是成本的获益者与承载者非并一个主体，而且两者的力量极为悬殊。前者是企业利润的占有者，以及从企业身上获得税收的地方政府，后者是承载环境污染后果的民众，后者相对于前者软弱无力。还有，企业相对私域，为极少数人所有，而环境是“公地”，为“无数人”所拥有，难以进行产权界定，污染环境就是典型的“公地悲剧”。悲剧造成的代价需要今人甚至子孙来买单。

从以上分析可见，环境污染的背后，是博弈力量的失衡。对上，环境污染的获益者打着“维稳”的招牌，像是以其盾防其矛，加之体系内的监管难避“内部人”的干扰，往往让中央的三令五申变成强弩之末。对下，环境污染的获益者打着“发展”的招牌，把污染问题掩盖掉了，往往畅行无阻。

让环境污染这种得不偿失的现象减少或不再（包括产业转型之后，因为高科技、低耗能、低污染也仍然有污染），只寄望于地方有环保意识，企业家有社会责任，仍然是不够的。最终需要改变目前这种博弈力量失衡的状态，中央要加大立法和惩处污染环境者的力度，让违法者付出沉痛代价；地方政府要做公正的管理者而非经济组织，就要与企业脱掉太多的瓜葛，成为中立的力量；民众要成为制衡环境污染冲动的重要力量，这就要让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壮大，让民间力量崛起。如此，地方才会加快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开辟新税源，从而减少或告别环境污染。

26、河南栾川伊河大桥早就埋下悲剧伏笔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10年08月02日王石川

http://env.people.com.cn/GB/12317284.html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水来袭，豆腐渣工程就原形毕露。要让权力长记性，就必须依法启动问责机制，让一味归咎于天灾的官员付出应有的代价。

　　7月24日，河南栾川的伊河汤营大桥整体垮塌，已有66人遇难、失踪。据记者实地调查，就在事发当天，塌桥之前，伊河上游石庙镇的一处尾矿库发生了溃坝。

　　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尚无定论，伊河大桥垮塌事件已成了罗生门。媒体披露的溃坝，仿佛为“天灾说”提供了现实注脚。然则，将真相抽丝剥茧即可发现，此处早就存在致命隐患。但是，洪灾来袭、溃坝发生，在千钧一发的危情时刻，当地民众没有接到任何预警信号。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洪水来袭，豆腐渣工程就原形毕露。伊河大桥垮塌后，人们发现，桥基由石块垒砌而成，垮塌的桥面未见有钢筋。洪水迅猛，先天营养不良的大桥怎敌激流湍急。掌握大桥技术资料的相关部门，在洪水来袭前，也没有提醒居民避大桥而远之。

　　显然，悲剧的伏笔早已埋下。今年汛期前，当地交通局曾组织人员对全县桥梁进行安全检查，却没有发现异常情况，这样的检查是不是流于形式？事故发生后，河南省交通厅某部门负责人表示，这座桥不归他们管。若如是，当地交通局汛期前的安检岂非分外之举？如果当地有关部门都持这种态度，而不沉痛反思，谈何吸取教训？

　　由此，我想到了河南卢氏县的预警经验。3年前的一场洪灾，卢氏县死亡、失踪多达79人，今年洪水比3年前更大，可伤亡明显减少。究其原因，7月24日0时28分，卢氏县防办监测到全县降雨达到预警时，立即通过短信平台、电话、广播、电视等通报雨情；凌晨3点半，又向全县发出山洪灾害红色预警。从县到乡到村，各级干部入村入户，值班的村支书、村主任敲响铜锣，吹起哨子，把全村村民都喊了起来，就这样，洪水还没到，4万多人已经从危险地段先期转移。显然，时刻绷紧安全弦，安全事故就可能避免。

　　其实，在7月28日，河南副省长刘满仓已经给伊河大桥垮塌事件定了性：栾川桥梁垮塌造成群死群伤，是一场特重大事故，这次事故完全可以避免。无论如何，悲剧再也不能重演，别再用珍贵的生命检验一项工程的质量。要让权力长记性，让官员把百姓安全放在首位，除了构筑严密的制度建设，就必须依法启动问责机制，让一味归咎于天灾的官员付出应有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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