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对今年的长江水灾，一些专家本能的解释依然是气候异常导致，是“天灾”。我国长江上游地区，天公总是不作美，前段时间连续大旱，西南五省出现了人畜饮水困难；现在长江上游又大涝，奔腾的洪水无处去，袭击脆弱的城市。从客观上看，这肯定是气候变化的原因。在自然面前，人类还是摸不透老天爷的脾气。其实，关于今后长江会不会发大水，曾有人于去年和前年都预测长江洪水会卷土重来，但一些专家表示不可能，而且非常自信地辟谣。他们仅依据气象数据做出预测，却忽视了人的行为也会加重甚至诱发自然灾害。

且以这场大水为例，分析如下：

第一，长江中上游植被破坏，从根本上动摇山体植被拦蓄功能。云南砍伐热带森林种植橡胶、转基因桉树，湖北一带放火烧山，种植纸浆林。经济效益有了，水的涵养功能却消失了。西南山地由于山高、坡陡、土壤抗蚀性差，加上降水量大，其生态系统实际上很脆弱，但这种脆弱性在未受人类干扰的前提下不会表现出来。一旦将天然植被砍伐，普通暴雨就造成洪涝灾害。虽然经济林、人工纯林都属于森林，但它们的水源涵养能力比起天然林来，要差很多。

　　第二，将奔腾的河流拦腰截断，建大小发电站，挡住了洪水的去路。高峡出平湖，发电效益提高了，但抗旱防洪的功能可能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没有水的时候，为了发电效益，水库是守住水不放的，这就加重了下游干旱；当水太多的时候，就开闸放水以自保，这就加重了下游的洪灾。中国建造大型水坝2.2万个，占全世界大型水坝总数的45%。从旱涝发生频次增加来看，人类无休止地“改河建库”，可能是导致长江流域水灾和旱灾的“人祸”重要原因。

　　第三，围湖造田，大面积湿地消失，蓄洪能力降低。湖北素称“千湖之省”，上世纪50年代，湖北面积百亩以上湖泊1332个，其中面积5000亩以上的湖泊322个。然而，由于“围湖造田”，加上上游拦水，近几十年来湖北每年消失15个百亩以上湖泊。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荆江河段以南，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原为古云梦大泽的一部分，由于泥沙淤塞、围垦造田，完整的洞庭湖现已分割为东洞庭湖、南洞庭湖、目平湖和七里湖等几部分。当天然湿地变成陆地后，洪水没地方去，只好袭击城市和农村。城市里的水泥地面，没有蓄水的功能，城市雨水系统设计时，根本没有考虑大量“客水”在短期内涌入。

　　第四，拉直海岸线，填海造田，将近海湿地填为平地。即使到了长江入海口，人们对自然的改造过程也没有停止，甚至变本加厉，“围海造田”就是明显的例子。或许有人会说，这对洪水的作用不大，但人类对大自然改造引起的负面作用是逐步积累的。陆地上水分通过大气环流得以与海洋交换。如果陆地上湿地减少，则云就很难形成，即使有云，因地表干燥，这样，上气(云)不接下气(湿地)，降水格局就可能发生改变。“围海造田”增加的是陆地，但消失的是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近海湿地。

痛定思痛，我们必须接受数次长江洪水教训。只有保护自然，回归自然，与自然搞好关系，才能有效抵御各种自然灾害。我们不能总是在自然灾害面前“怨天”不“尤人”，用“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回避人类的责任。如果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的十几次自然灾害都是“百年一遇”的，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就难逃其责。

2、曾念长：华南自然水调节系统正在溃败

来源：南方都市报2010年07月26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7-26/080320757036.shtml

　　今年入夏以来，南方数省持续出现洪灾，赣江抚河决堤，三峡大坝迎来最高洪峰，全国百余城市陷入内涝……事实上，一些被洪水肆虐的水涝大省，自今年入春以来刚刚经受了连续数月的“西南大旱”。从大旱到大涝，从龟裂的土地至咆哮的洪水，2010年的中国南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水危机之中。

　　在传统的农业中国，旱涝之灾一直被视为民生之大忌，抗旱与抗洪在绵延数千年的地方志中串连成一部此起彼伏的苦难史。然而历史也提醒我们一点：天无绝人之路，无论是大旱，还是大涝，灾害总是在时空上形成交错，尤其是在雨水丰沛、植被茂盛的南方省份，数省连灾的景象更是少见。这是因为，尽管暴雨和干旱时时有，但是多样化的植被、气候和地貌形成了具有强大的吞吐和循环能力的自然水调节系统。

　　西南五省市大面积的干旱旋即转为更大面积的洪灾，预示着中国南部的自然水调节系统正在出现惊人的溃败。植被、土壤与水所构成的生态调节系统作为一种科学常识理应成为人们集体捍卫的伦理底线。今年春西南五省市持续干旱期间，一位好事者在网上发布了几张云南植被生态变迁的卫星图。图片显示，云南与周边的越南、老挝形成黄、绿鲜明的边界区隔，云南境内的土地成片地裸露出赤黄的面容，而在20年前，云南与越南、老挝一样，都是原始森林密集覆盖的地带。

　　卫星遥感地图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南方的植被生态近年来被迅速破坏之后呈现出来的狰狞表情，却无力改变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看来，这正是现代性后果的重要征兆之一：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并不能阻挡现代风险社会的摧毁性力量。中国的水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对两种事情的判断：第一种是天灾，这种判断直接引向了“人定胜天”的价值宣导，从而向世人形塑出一种中国式的革命主义激情；第二种是人祸，这种判断重申了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从而引导我们在风险社会的认识框架内理解中国水危机的多重内因。

　　接踵而至的水危机已成中国风险社会的一种重要病象，治水者不应该不察水危机背后的社会病机。从今年入春以来的西南五省市大旱至入夏以来的南方大涝，我们可以推导出这个社会病机的几种假设：第一，城市文明的过度膨胀与异化。南方水涝之时，在重灾区江西省有一座幸免于难的城市——赣州，引起了大众的关注，原因是建于宋代的排水系统依然起到功能强大的排涝作用。媒体对这个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排水系统表现出如此浓烈的兴趣，正是对现代日益复杂的城市文明的一种反讽。第二，传统乡村文明的失守与凋敝。传统乡村文明建立在对水土生态的循环保护与永续利用之上，但是自新中国“大跃进”之后，这种传统遭到了系统性的破坏，随着当下中国工厂体系向农村的加快转移，传统乡村文明更是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机。第三，商业中国对每个社会个体进行了彻底的货币化改造，每个人，包括公权力者，在货币哲学的洗礼之下具备了作为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工具理性，却丧失了起码的公共伦理及相应的监督机制。生态资源正在被掠夺性开发，但已没有多少人关心是否还有一个共同的明天。

然而将中国水危机理解为风险社会的一种病象却是属于“少数派”，甚至在多数人看来有些危言耸听。遗憾的是，水危机确实已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后果。西南五省市大旱期间，舆论界一度指责政府部门在水利工程投入方面的不足。这样的批评显然不得要领。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多几条灌溉渠或几座水库就能解决大面积的水危机，而是要从根本上共同面对活水源头被摧毁的人为后果。(作者曾念长，青年学者)

3、水害变水利的新视角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7月25日　范正伟

http://env.people.com.cn/GB/12241625.html

　　致使数千万人受灾的西南特大旱灾刚刚过去，一场堪比1998年的大洪水又提前与中国遭遇。

　　一边是特大暴雨、山体滑坡、城市内涝、上亿人受灾，一边是整个国家的集体意志、解放军武警官兵冲锋在前，一切都与12年前颇为相似。

　　不同的是，12年后，众多的目光聚焦在了三峡大坝上。在通过今年最大洪峰考验后，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又成为焦点话题：到底是万年一遇、千年一遇，还是百年一遇？

　　根据专家解释，这几个标准分别是三峡大坝校核、自身设计以及防洪3个标准，是针对不同的情况发布的，三者并无本质冲突。然而，无论是质疑还是释疑，对三峡大坝如此重视，恰恰忽略了一个前提，或者说暴露了一些不足。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禹治水成功的重要秘诀，便是采取“疏导”的方法。很难想象，如果把洪水都集中在一个地方，还叫“疏导”么？如果把泄洪压力统统集中在三峡大坝，这显然也是难以承受之重。

　　就防洪而言，三峡大坝的作用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包打天下，长江中下游的大小湖泊也应起到重要的蓄洪作用。然而现实是，这些湖泊的面积在不断缩小，甚至消失，对洪水的蓄积能力随之下降。因此，人们对三峡大坝的关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自1998年洪水后，我国在长江、珠江、淮河等大江大河都修建了坚固的防洪设施，防洪能力明显提升。然而，就今年的洪水来看，大江大河安然无恙，而中小支流则险情频发，城市内涝也给人们带来不小困扰。这也提醒我们，防汛抗洪并不能像国企改革那样“抓大放小”。因为洪水并不会选择在“重点工程”的地方停留，相反总是哪里薄弱就在哪里肆虐。

　　当然，在目前“中央管大江大河，地方管中小河流”的格局下，一些地方确实可能有资金困难，从而使“散、弱、急”的中小河流治理面临更多瓶颈。但就现实来看，比资金更重要的，或许还是发展的理念，换句话说，我们到底把水利这一重大民生工程放在什么位置。

　　有学者指出，清朝每年固定的河工“岁修银”占到全国财政支出的1/10，是当时最大的基本建设项目。作为一个水害频发的国家，有多少地方把资金和精力用在水利这一“埋在地下的政绩”上？就今年的洪水来看，不少地方沿岸的房屋挤占了河道，降低了河道行洪能力；一些城市的内涝，也是由于淤泥等建筑垃圾非法排放，堵塞了排水管道，这些显然不是资金不足就可以解释的。

　　季风气候、水资源分布严重不均以及人口密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灾区之一。然而，在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并不总是被动的弱者，相反，却可以变害为利，最大程度地减少损失。“水利”一词，不就是这个意思么？

从大禹到李冰，中国有关治水的记载史不绝书。从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1998年洪水后，从长江上游植被的保护，到大江大河河堤的加固，我们取得了许多进步。今年洪水尚未过去，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洪灾的重新审视，更加重视对中小河流的治理，从而走出应急式抗洪救灾的逻辑，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使防治洪水成为见证中国城市文明、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志。（范正伟）

4、中国28省份遭洪灾 1.24亿人受灾因灾死亡823人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7月2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7-26/2425985.shtml

　　中新网7月26日电据国家防总办公室统计，截至7月26日9时，今年以来全国共有28个省(区、市)遭受洪涝灾害，累计农作物受灾7874千公顷，受灾人口1.24亿人，因灾死亡823人、失踪437人，倒塌房屋68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541亿元。

　　与2000年以来同期相比，洪涝灾害各主要统计指标均偏大，其中直接经济损失偏多2倍，倒塌房屋偏多3成。

5、水利部专家称三峡无法完全抵御百年洪水

来源：央视网　2010－07－25

http://news.qq.com/a/20100725/001225.htm（视频网址）

6、长江罕见汛情造成严重损失 323人因灾死亡

来源：新华网2010年07月25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12242837.html

　　长江防总日前在评估今年以来长江流域的防汛形势时称，今年长江流域水情之猛、灾情之重、抗灾之急为近10年来所罕见，6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受灾人口近8000万，323人因灾死亡。

　　长江防总介绍，今年汛情的特点包括，汛情来势猛、范围广。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多次发生大范围暴雨，受集中性强降雨过程影响，长江流域相应出现了三次明显的涨水过程，前二次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系，多个支流或干流部分江段汛情涨势迅猛，同时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鄱阳湖水系昌江渡峰坑站最大日涨幅5.41米，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4.25米。第三次主要发生在长江上游及汉江上中游，其中干流寸滩站7月19日24小时水位涨幅近5米，从接近警戒水位到超过保证水位；三峡水库库水位最大日涨幅4.06米，最大日拦蓄洪水水量24.68亿立方米；嘉陵江支流渠江罗渡溪站水位最大日涨幅11.39米，洪峰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流量超过历史最大流量；汉江干流白河站水位最大日涨幅12.46米，水位超过保证水位，流量从4610立方米/秒猛增到2.14万立方米/秒。

同时，洪水超警多、量级大。长江干流部分重要江段和重要支流已同时发生或相继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如干流上游寸滩江段发生超保证洪水，中下游监利、城陵矶、九江、大通和南京河段等都发生超警洪水；抚河、信江、湘江、澧水、乌江、嘉陵江等20条重要支流以及洞庭湖、鄱阳湖区发生或多次发生超警洪水。水库超汛限严重，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有135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855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长江上游干流发生了1987年以来的最大洪峰流量6.49万立方米/秒，三峡水库出现了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流量7万立方米/秒，汉江干流安康水库出现了1992年建库以来的最大入库流量2.25万立方米/秒。

　　长江防总副总指挥、长江委主任蔡其华说，罕见的大洪水导致今年入汛以来，长江流域暴雨、洪水、山洪、泥石流、滑坡、城市内涝等多种灾害频繁发生，造成严重损失。

　　初步统计，截至7月20日，陕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等7省市发生了数百起严重的山洪灾害。另外，30多个县（市）城受淹，其中四川巴中市平昌县平均受淹达10米多，洪灾损失惨重。据统计，6月份以来，长江流域农作物受灾4524千公顷，受灾人口7804万人，因灾死亡323人，失踪208人，倒塌房屋33.84万间。

长江防总表示，据预测，长江上游、汉江上游、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以北地区的降雨量及来水在7月下旬至8月仍将偏多，中下游干流8月上中旬前仍将维持中高水位。目前长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记者杨希伟沈翀）

7、长江上游水位复涨 三峡大坝26日再迎洪峰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7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7-25/2423911.shtml

中新社北京7月25日电受降水影响，长江上游来水复涨。25日14时，三峡入库流量由24日最低时的3万立方米／秒回升至34500立方米／秒。据预测，26日三峡大坝将迎来第二轮洪峰。

　　三峡大坝在7月20日迎来7万立方米／秒洪峰后，在5天内长江上游来水规模迅速减弱，最低降至24日20时的3万立方米／秒。25日，来水呈现出上涨势头，凌晨2时流量为31000立方米／秒，上午8时增至32000立方米／秒，下午2时达345000立方米／秒，12小时内增加了3500立方米／秒。

　　新华社25日报道，受近日强降雨影响，嘉陵江上游干流出现了历史第二高水位。据三峡水利枢纽梯级调度通信中心预测，受嘉陵江等支流来水和未来降雨的共同影响，26日三峡大坝将迎来第二轮洪峰，预计洪峰流量将不会超过20日出现的最大洪峰峰值。

　　目前，三峡工程正按长江防总22日发出的调度令，将出库流量控制为34000立方米／秒。

　　由于之前拦蓄洪水，水库水位在23日达到最高158.86米后缓慢回落。25日16时，水库水位为157.5米，超过145米汛限水位12.5米。

　　据预测，由于入库流量复涨，三峡水库水位将再次抬高。在起点水位较高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出现超过23日的今年最高水库水位。

8、长江发洪水 外媒看三峡

来源：新京报　2010－07－25百千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7/25/content_129553.htm?div=-1

尽管三峡大坝迎来建成后最严峻的洪峰考验，但这也可能让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获得一次“正名”的机会。

最近，中国长江流域再遭水害袭击，这场可能不亚于1998年洪灾的洪水，引发众多国外媒体的关注。在报道灾害的同时，作为世界最大水电站——三峡大坝在此次洪灾中的作用，也是外媒关注的焦点。

三峡大坝面临“大考”

法国媒体报道称，这场洪水已接连数周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国家电视台每天都在播放着受灾民众被救援人员从肆虐的河中，或行将淹没的屋顶救出的画面。

报道说，这样的灾情，也使人们担心，1998年的那场大洪灾是不是又将重演。不过报道也援引中国政府官员的话说，有了应对1998年洪水的经验，以及三峡大坝的防洪作用，像当年那样的灾害不会再出现。

《澳大利亚人报》也刊登报道，关注在1998年洪灾后建成的三峡大坝在防洪方面的作用。报道说。“当这场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洪灾继续在中国很多地方制造灾害的同时，三峡大坝也面临新的考验，不仅仅考验其应对创纪录豪雨的能力，更考验它在灾害中扮演的（防洪）角色。”

争议大坝“正名”良机

加拿大媒体也高度关注三峡大坝在应对洪峰时发挥的作用。“加拿大在线”的报道称，周二，“在中国颇具争议的三峡大坝已经通过了它建成以来的最大一次考验，它‘驯服’了长江最近十多年来罕见的一次洪峰。”报道说，尽管存在很多争议，中国一直将三峡大坝堪称该国“现代化发展的奇迹”。自从大坝建成以来，它有效地产出了大量急需的电能，发展了航运，也减少了水害。

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评论认为，尽管三峡大坝迎来建成后最严峻的洪峰考验，但这也可能让备受争议的三峡大坝获得一次“正名”的机会。评论说，“三峡工程在今年防洪中的巨大作用，可能会减轻人们对它的指责。”

防洪不能指望建大坝

《澳大利亚人报》注意到对于三峡大坝到底能应对“多少年一遇”洪水的争议。但报道也援引一名致力于水环境保护的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话说，不要把防洪的希望全寄托在大坝上。

这名负责人称，“三峡大坝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下游的水害，但对上游的洪水也无能为力，我们不能依靠水库和大坝来控制洪灾，更有效的手段是恢复河流、湖泊，以及植树造林。”（百千）

9、专家称大连输油管爆炸污染危害可能持续十年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07月26日　刘长张瑞丹文海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6/103020758017.shtml

　　大连湾大火阴霾

　　输油管爆炸，中国最重要原油进口港及数百平方公里海洋为油污所困，谁应负责？

　　风中依然弥漫着浓烈的油料味，昔日湛蓝的海面满目污浊。

　　7月16日晚18时，一条输油管线突然爆炸，大连新港油品码头陷入一片火海。17日上午9时，历经六次爆炸和一次复燃，大连新港保税区油库核心区域火情终于得到控制，但一夜之间，超过1500吨的原油流入大连新港和大窑湾港区。

　　“这是辽宁省水域发生的最大一起油污污染海面事件。”辽宁海事局一工作人员对本刊记者说。

　　7月18日下午3点，本刊记者跟随辽宁海事局作业船查看附近海域。在大窑湾港区进出港海域，有一条数十米宽长近5公里的浮油带，深黑色，厚度2厘米以上。而在较远海域，还有众多漂浮油块。船驶过浮油带时，溅起的海浪均呈黑色，海水在阳光下泛起油光。

　　在事故发生地以南的海滩上，本刊记者看到，大片礁石已被黑色油料包裹。海浪卷集上岸的贝类、藻类生物，均深陷浮油中。

　　自20日起，海面浮油已漂到事发地东北方35公里的旅游胜地金石滩，并影响大连海鲜在国内市场的销售。

　　海面清污工作正在进行。大连方面在19日上午称，海上油污将会在五天到十天内清理完毕。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表示：重点集中的污染区可以集中处理，但污油的面积被海潮不断扩大，何时完成海上清污，“没有具体时间表”。

　　“完全清理石油泄漏的污染是不可能的。任何一次石油泄漏的危害都是不可挽回的、长期的。”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杨爱伦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亦向媒体表示，这次事故给大连污染海域造成的生态危害，“可能持续十年左右。”

　　流淌的火

　　这一重大事故是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2010年7月16日傍晚，大连新港天气阴沉，有薄雾。大连港集团油品码头公司消防安保中心的消防官兵们，正在操场上做例行训练。

　　18时许，一声巨响从马路北面保税区油库传来，操场上训练的消防员顿时“感觉人被热浪往前推”，“以为地震了”。循声望去，油库东北角升起几十米高的火焰，火光照亮了整个新港。空气中瞬间弥漫起一股焦糊味道。

　　最先起火地在保税区油库一期工程3号罐北侧，一处直径为900毫米的原油管线。高温烘烤后，离起火管线仅10米距离的3号罐发生爆裂，开始熊熊燃烧。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消防队员发现，浓烈的黑烟已经把3号罐整体包裹，“黑烟像蘑菇云一样，一层一层往上翻”。

　　万幸的是，三号罐内只有10多厘米厚的一层底油，估计只有800吨，否则火势不堪设想。

　　起火的900毫米管线一米外，还并列排着一条直径为700毫米的原油管线。距离如此之近，导致700毫米管线被迅速烤爆，原油从管内喷涌而出，形成流淌火——这是比3号罐燃烧更为致命的火情。

　　燃烧的原油自西向东，吞没库区东侧下坡方向的泵房、配电室。所到之处，草木尽灰。

　　危中之危

　　火海中的保税区油库，属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所有，该公司是大连中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与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资公司(股权比例分别为80%和20%)在大连保税区注册，主要向大连石化、西太平洋石化等石化企业提供进口油源，并向环渤海经济区域的石化企业提供中转服务。

　　保税区油库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2007年11月竣工投用，区内共有六个排列成行的10万立方米容量的油罐。起火的3号罐在东北角上，紧挨的另外五个油罐也岌岌可危。

　　正常情况下，油罐遇火情将自动关闭阀门，并启动固定喷淋装置降温。但当晚，由于泵房和配电室被毁，整个库区停水停电，原本电动关闭的油罐阀门只能靠手动关闭。

　　手动关闭一个阀门，需要将阀门柄转动8万圈。三名来自大连消防特勤二中队的消防员，耗费近八个小时，才关闭上距离起火点最近的四个油罐阀门。

　　此刻，火情正像河水一样向四周蔓延。保税区油库以北1000米处，排列着大窑湾新港液体化工储藏库的20个二甲苯罐，内储藏有苯等16种化学危险品。它们和保税区油库那些成行成列的大型储油罐一起，犹如火中的定时炸弹。

　　大孤山半岛，三面环海，南临大连湾，北面与大窑湾毗邻，东朝黄海。隶属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距大连市区约25公里。这个84平方公里的半岛上，密布着22家大型石油、石化、化工企业，成为国家重点监测的环境安全高风险区域。而大孤山半岛东南角的保税区油库周边，更是这一高危区域的“危中之危”。

　　作为风险保障之一，库区有专职消防队——大连港集团油品码头公司消防安保中心。当晚，这支73人、10台消防车、配备精良的队伍，在火灾三分钟后即到达现场开始施救。但面对势如山倒的庞大火场，他们只能随火势且战且退，力保周边其他油罐以待援。

　　18时19分，大连消防开发区大队及所属三个中队，赶到现场增援。辽宁10个地市的消防车队，亦正在通往大连的高速上一路疾驰。12个小时后，有2000多名消防官兵和近300辆消防车云集大孤山半岛的大连新港，扑救这起辽宁省史上最大油品火灾。

　　破晓时分，火情终于得到控制。扑救中，2000名消防队员向火场喷射了500多吨泡沫和20吨干粉。大连市储备的泡沫剂在当晚救援中被启用一空，沈阳军区不得不出动军用“运-8”飞机抢运消防物资。

　　火因初步确定

　　大火燃起时，在大连新港保税区油库附近的30万吨原油码头，一艘名为“宇宙宝石”号的油轮停靠在此，进行卸油作业。

　　“宇宙宝石”号是一艘利比里亚国籍，长340米、宽56米、吃水22.53米的大型油轮，船上共装备17个油罐，载重33万吨。该船属于新加坡太平洋石油公司管理。这艘满载着30万吨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已在此停靠两天。

　　17日上午，陆上火势得到初步控制后，最初的原因分析均指向“宇宙宝石”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引大连方面新闻通稿称，初步查明的原因是外籍油轮在卸油的过程当中“操作不当”，“导致油轮泄油而引发爆炸”。

　　央视的报道更将“操作不当”进行了具体化：一艘30万吨级的外籍油轮在卸油过程中，附加添加剂时，引起了陆地输油管线发生爆炸，进一步引发大火和原油泄漏。

　　据本刊记者了解，发生火情的保税区油库位于新港西侧，地势较高，“宇宙宝石”号停泊位置则在火场东南面海上。二者相距在3公里以上，彼此通过密闭管道相连。

　　“事故的责任到底是在油船方还是中石油，现在还不能判定。”18日，大连市安监局副局长孙本强表态称，此前媒体所说的爆炸原因，只是根据表现形式所做的初步判断，要做技术上的分析才能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几天后，23日下午，经过初步的调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称国家安监总局)联合公安部，在其网站通报了“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的情况。报告称，经初步分析，此次事故原因是在“宇宙宝石”油轮已暂停卸油作业的情况下，天津辉盛达石化技术有限公司(下称辉盛达公司)和上海祥诚商品检验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下称祥诚公司)继续向输油管道中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造成输油管道内发生化学爆炸。

　　该通报指明，中国石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中油燃料油股份有限公司，委托辉盛达公司负责加入原油脱硫剂作业；辉盛达公司安排祥诚公司在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输油管道上进行现场作业。所添加的原油脱硫剂由辉盛达公司生产。

　　其具体过程是：7月15日15时30分左右，“宇宙宝石”油轮开始向国际储运公司原油罐区卸油，卸油作业在两条输油管道同时进行。20时左右，祥诚公司和辉盛达公司作业人员开始通过原油罐区内一条输油管道(内径0.9米)上的排空阀，向输油管道中注入脱硫剂。7月16日13时左右，油轮暂停卸油作业，但注入脱硫剂的作业没有停止。18时左右，在注入了88立方米脱硫剂后，现场作业人员加水对脱硫剂管路和泵进行冲洗。18时8分左右，靠近脱硫剂注入部位的输油管道突然发生爆炸，引发火灾，造成部分输油管道、附近储罐阀门、输油泵房和电力系统损坏和大量原油泄漏。

　　据了解，添加原油脱硫剂的原因是，产自委内瑞拉的原油含硫量较高，需要进行脱硫。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之所以需加入脱硫剂，是因为原油中存在有机硫和无机硫会对管道造成不同程度的腐蚀影响，且未进行脱硫的原油产品品质不佳。加入脱硫剂后，不溶于水的硫化物会生成溶于水的硫化物或吸附于脱硫剂中，易于从水中排出，从而达到脱硫的目的，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原油中的硫在加工中引起的设备腐蚀，达到减缓设备辐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延长开工周期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该工艺不仅可使含硫原油出油率提高，更可以减少相当可观的污水处理费用。

　　实际上，国际炼油厂通常并不适用添加脱硫剂的方式，而是采用加氢预处理工艺。该工艺投资巨大，工艺复杂，目前在国内炼油厂尚未推广应用。

　　针对这种局限，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委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和辉盛达石化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完成非加氢预处理工艺的设计，也就是这种被称为HD系列原油脱硫剂的研发。本刊记者了解到，该研发项目为中石油2001年科技公关项目。

　　通报并称，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分析中。

　　安全隐患

　　大连港是中国东北最大的油品及液体化工品储转分拨基地，拥有全国最大、最先进的30万吨级原油码头，可接卸30万吨超大型油轮，年通过能力5700万吨。大连新港的火灾本身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造成储油罐爆炸，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实属不幸中的万幸。

　　在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大连新港新30万吨级进口原油码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环评单位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便指出，可能发生的风险事故主要是海上溢油、后方油罐和码头平台火灾爆炸、管道溢油。

　　火是油港大忌。报告指出，可能发生的最大事故为码头前沿装卸区和后方油罐区发生的火灾和爆炸。环评单位通过计算估计出，该区域油罐爆炸事故的发生概率为0.0087次/年，即大约100年发生一次爆炸。

　　尽管概率不高，环评单位依然认为，“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对降低油码头和油罐区的火灾爆炸损失……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事后追忆，大连新港在事故前后浮现的诸多安全隐患，足以令人扼腕。

　　最明显的是油港输油管网和出油设施的布局。现场输油管道密布，管道间距离非常小，一旦出现事故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

　　同时，林立的储油罐靠得较近。罐区内为数众多的罐体，不但包括原油罐，还包括成品油罐、危险化学品罐等。数十个罐体，分属于国家储备油库、中石油油库、西太平洋石化公司油库等多家公司，管理水平不一。

　　7月23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安部在其官方通报中，指出该事故存在的四大安全隐患。国家安监总局批评事故单位对所加入原油脱硫剂的安全可靠性没有进行科学论证，且对加入方法没有正规设计，不仅没有放置风险辨识，也没有制定安全作业规程。

　　通报还指出，在原油接卸过程中的确存在安全管理漏洞，指挥协调不力，管理混乱，信息不畅。有关部门在接到暂停卸油作业的信息后，并没有及时通知停止加剂作业，而事故单位对承包商现场作业疏于管理，现场监护不力。

　　此外，电力系统损坏后应急和消防设施失效，导致罐区阀门无法关闭，也促使该事故最终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通报还认为，港区内原油等危险化学品大型储罐集中布置，也是造成事故险象环生的重要因素。

　　谁为污染埋单？

　　面对油污泄漏的巨大环境风险，17日当天，大连市即启动《大连市海上清污应急预案》。次日凌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便成立海上溢油应急指挥部，同时启动“大连石油储备库输油管道爆炸事故应急方案”，通过安置围油栏、放置吸油毡、喷撒吸油剂三种方式消除浮油。

　　“以1500吨原油泄漏的级别来看，此次事故的反应和处理速度尚属及时，也是按照国际通行的手法操作。”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曾多次参与海洋溢油事故应急工作的人士评价。

　　但污染海域面积仍不断扩大。据中国海监船19日13时30分最新监视结果显示，受污染海域约430平方公里，其中重度污染海域约为12平方公里，一般污染海域约为52平方公里。

　　早在建设初期，为了预防和处理溢油事故，保护新港陆域和水域环境资源，大连港集团已陆续制定了有关应急预案。但孙本强承认，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低、溢油应急处理设施和装备短缺、缺少专业应急队伍等因素也制约着应急工作。当地拥有的溢油处理能力无法满足船舶溢油事故，尤其是特大事故的需要，应急能力有待增强。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潘建明，多年来一直关注海洋污染。在他看来，除了目前常用的“围油栏、吸油毡、消油剂”三种方式，显然没有更好的办法能够完全解决该事故造成的污染。

　　国家海事系统处理过多起溢油事故的一位人士也表示，这几种国际通用的溢油处理手法，在溢油量大时，作用也十分有限。“只能说，哪个管用就用哪个，最后实在处理不掉，只能依靠海洋自身的自净修复功能。”

　　墨西哥湾BP原油泄漏事故的阴影尚未远去，人们最关心的莫过于，大连新港的泄油事故究竟会对周围环境带来多大影响？最后谁来为污染埋单？

　　7月20日，绿色和平组织工作人员杨爱伦向本刊记者表示，他们到达大连海滨进行环境影响评估发现，“事故对于大连湾的海水质量、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产生了很大威胁，并会影响到当地的渔业、旅游业和附近居民的生活。”

　　不过，大连理工大学环境与生命学院教授张树深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大连的漏油主要发生在局部海域，且该海域并没有渔业，本身功能为港口，并没有涉及生态保护区、渔业养殖区等区域，所以只要采取措施得当，对生态的环境影响无法与墨西哥湾相比。

　　这并非意味着影响毫不存在。按照国家海水水质标准判断，大连新港周围海域属于较差的第四类海水水质。这次事故更令该海域脆弱的生态系统“雪上加霜”。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覆盖在海面的原油形成隔离空气的油膜，加剧海洋功能的损害，令海水自身的氧化功能下降。

　　最先受到影响的便是这些浮游生物。作为最容易受污染的海洋初级生物，它们对溢油十分敏感，大量吸收海面浮油后，油类毒性容易蓄积在体内，进一步影响以浮游生物为食的次级海洋生物的生存。

　　摆在眼前的困局，是污染痼疾过于深重，中国几乎所有近海海域的修复能力实际上都不强。而对于那些非生态保护区，污染程度更深、海水质量更差的海域而言，人为修复更是犹如天方夜谭。

　　“不仅技术跟不上，成本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潘建明说。

“目前，中国还是以经济损失为标准来衡量海洋污染赔偿。”潘建明告诉本刊记者，这意味着，海洋的生态价值并未包括在其中。这使得海洋生态损害赔偿一直困难重重，为污染长期埋单的最终是普通百姓。本刊记者张艳玲对此文亦有贡献

10、大连海域清污成本或超10亿元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7月26日　王佑

http://green.news.qq.com/a/20100726/000672.htm

　　7月23日下午4点左右，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连金石滩旅游区北侧的海滩。一艘艘装满油桶的渔船缓缓驶向岸边，两只油桶间隙中突然钻出一个“黑人”——全身上下都被黑色原油浸湿的他，脸上的汗水和油污混在一起不停往下滴。岸上的人说，这是清污的渔民，他已干了六七个小时了。

　　这些渔民主要是把稻草放到海里，等油污、杂物等被稻草吸满后再把它们捞起，装入油桶，当整条渔船装满油桶就开回岸边。一些业务熟练的渔民一天可以打捞40多桶，收入高达万元以上。金石海滨浴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立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就他所知金石滩一天清污投入就高达近300万元，当日装了7万多桶。

　　由于7月16日中石油大连新港输油管道爆炸，大量原油泄漏到了大连海域，这几天当地正在打一场清污攻坚战。“现在海面上还是有很多油，估计清污还要持续近一周。”在大连金石滩附近指导清污的一家公司负责人杨先生（化名）告诉本报，甚至要10亿元以上来支付清污费用。

　　清污工作小组7月24日发布的通报称：大连市海上清污作业面积41平方公里，溢油面积32平方公里，出动人员6590人，其中专业清污人员835人。出动船只1258艘，其中专业船只40艘，渔船1218艘。

　　记者多方了解到，整个清污由几股力量组成。首先是中石油和环保、海事等部门通过自己的力量来清污。中石油一位内部管理层告诉记者，公司已投入十多艘船用于海面、港区清污。第二类则是政府组织渔船、清污公司来做，按照初定计划，每艘渔船每天能获得1000元清污补贴，但根据渔民们的说法，现在每装满一桶油可以有300元酬劳。记者看到，渔船里的油桶一般能并成三排、一船装满有约20桶油。

　　一些公司应政府要求，负责将渔船上的油污再装车送到指定地区。一位从事清污工作的人告诉记者，这部分油品会送到大连石化等公司，做进一步处理。

　　截至发稿，大连市政府没有公布这次为清理油污将支付多少费用。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这些费用会由几部分组成，第一步是将清理出来的油污装船，然后是送到岸上，装入货车。装车的人不是当地渔民，而是一些专业清污公司在大连各地人才市场紧急招募过来的人员，有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各地的农民工，每天薪水600元。其中一位参加清污工作的农民工表示，他们需要从早上8点左右干到下午5点。下午5点后要继续干的话，另算加班费。

　　在清污现场，本报记者看到，一些农民工正在为加班费和清污公司商讨着。原先定的价格是每桶3元，但农民工们认为应提高到5元/桶。半小时过去了，每桶油的加班费还没有谈下来。

　　杨先生表示，大连海域清污点估计在10个以上。如果以一周时间、300万元/天、10个点来计算，那么大概投入高达2.1亿元。但这仅仅是清污费用的一部分，运输油污的人工费、汽油费，其他清油设备如吸油毡、消油剂、清油机也要花钱，还有污染监控费等，“再加上礁石、滩壁的后续处理，同样是一大笔开支。”杨先生说。

　　王立奇也告诉本报，据他个人了解，政府已基本决定要对金石滩地区进行换沙。而除了金石滩，被污染的还包括大连知名旅游区老虎滩、泊石湾等，维护费用也不少。

　　国金证券研究员刘波表示，目前清污方法比较传统，靠人工捞油、装桶可能会很慢。而且7月16日原油泄漏之后，大连有几天阴雨，很多渔船没法作业不说，海面的油污也容易散开来，给清污带来不便。因此，整个清污时间可能要比预计的1周更长，成本投入也可能更大。“美国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BP曾打算投入200亿美元用于清理油污、海洋生态保护等，而大连投入10亿元以上的成本，是很有可能的。”

大连港(02880.HK)昨晚公告称，受输油管道爆炸影响的三个油品泊位中，1#和2#泊位当日已恢复作业，最大的0#泊位至今尚未恢复作业。

11、大连新港油管爆炸烧出问题亟须反思

来源：法制日报 2010年07月26日　霍仕明　张国强

http://news.sohu.com/20100726/n273756466.shtml

　　大连新港油管爆炸引发的大火灭了，油污面积得到一定的控制，可大连新港油管爆炸事故这把“火”却烧出了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储油基地应急能力需加强

　　大连新港油管爆炸事故，无意中对当地应急能力进行了一次检验。结果表明，当地安监体制、安监力量和安监装备需要加强。

　　事故发生后，消防部门迅速赶赴现场扑救，900毫米输油管道的爆炸起火很快处理完毕，而700毫米管道和相邻容量为10万吨的103号油罐持续燃烧十几个小时。扑救过程中，现场连续发生多起爆炸。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被烧得严重变形的900毫米输油管道和700毫米输油管道几乎是并列排列，边上还有其他管道，管道间的距离很小，一条管道出现事故，容易引起连锁反应。此外，事故现场的储油罐的相互距离也很近，包括原油罐、成品油罐、危险化学品罐等。

　　据了解，事发现场的十个罐体分属于国家储备油库、中石油、西太平洋石油公司等不同公司。而这些罐体在建设当中以建设单位为主，其应急功能建设也都“各自为政”，没有一个协同配合的统一应急预案。

　　另外，在扑救过程中，水、电供应还曾出现了问题。有关方面果断下令取用可能对消防装备产生不利影响的海水及要求大连供电公司派出发电车，才解决水、电供应问题，这对救火速度及效果造成了一定影响。

　　就目前正在进行的海上油污清理工作，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当地的溢油处理能力尚不能满足船舶溢油事故的需要，主要是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较低、溢油应急处理设备和装备短缺、缺少专业应急队伍、应急力量等。

　　大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本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火灾事故，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这个地区在应急体制和消防装备上存在的薄弱与不足，需要今后想办法逐步解决。”

　　油库建设安全标准需提高

　　爆炸事发地，在几年前，国家有关部门曾多次发环境影响评估，被指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预案不完善，但均未引起重视。

　　2006年，松花江发生水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对全国127个化工石化类建设项目进行了风险排查。而大连大孤新港码头山有3个项目被列入检查名单。

　　在这三个项目中，大连福佳·大化石油化工有限公司45万吨/年芳烃工程(俗称PX项目)，PX是一种高致癌物，一旦泄漏，对环境影响非常大。国际组织规定这类项目要在距离城市一百公里以外开发，而该地区距开发区才17公里，因而备受质疑。

　　但经过2006年的整改之后，大孤山化工厂却越建越多，新港的储油罐也越来越密。

　　2009年4月，相关机构就对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保税油库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估与预警，并形成了一份《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告书指出，保税油库的主要危险是火灾和爆炸，在储存、输送原油过程中，可能产生泄漏、跑料事故，遇明火则能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原油泵房则是各类机电设备集中、操作频繁、最容易泄漏和散发油气的场所，在通风不良和电气设备不符合防爆要求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爆炸。

　　就在此次事故发生前不久，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的一位专家曾前往当地调研并对大连新港石油储备基地的安全性提出建议。

　　该专家认为，当地的石油储备包括国家储备、商业储备和保税区储备，面积很大，但是储油库比较密集，单个储备单元都符合标准，但是几个区联合在一起就可能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需要统一的安全规划。

　　“因此，我当时建议他们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上要更加注意。符合国家安全标准不代表没有危险性。”这位专家说。

　　一位安监专家表示：这个事故可以说是一个警示，石油储备的安全标准都是很重要的，关键是要将安全标准尽快提高，在制度设计上做得更好一些，严格避免下一次事故的发生。

　　海洋污染补偿立法应完善

　　实际上，与大火吞噬油罐导致的损失相比，这场灾难的真正可怕之处在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因为这次事故，我投的海螺苗全死了，这些损失能赔偿吗？”在新港附近海滩上，55岁的老孙面对着被厚厚的稠油覆盖的养殖场，发出了无奈的叹息。

　　有关专家表示，目前对相关海域的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报告至少在两个月后才能出来。

　　更令老孙心痛的是，即便将来能够拿到赔偿金，但他也失去了这片海，失去了他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利民说：目前，中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国内也制定了多部海洋环境保护的行政法律法规，如《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虽然有如此多海洋保护方面的立法，但在实践中，却出了海洋环境保护行政执法难、处罚难、追究难等问题。这使海洋生态保护面临诸多困境。如海洋环境保护法虽然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应当排除损害，消除污染，赔偿损失。而且还规定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比如国家海洋局来代表政府对污染破坏者进行索赔，但还缺少对损害标准的认定。

　　据了解，中石油已经不是第一次与水污染相联系。2005年的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9年的渭河重度污染事件，都和中石油有关。但这两起水污染事件，都没有任何一方站出来为环境负责。

　　王利民教授建议，生态污染可以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来代表国家进行索赔。渔民有损失的，大家可联合起来进行集团诉讼。

　　可喜的是，日前14个部委针对《生态补偿条例》的密集调研中，长期未被重视的海洋生态补偿，将来可能会被正式纳入生态补偿条例的体系之中。

　　有法学专家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以这次事故为起点，开海洋污染赔偿的先河，让这样的污染付出代价。

12、多家媒体记者称拒收紫金矿业辛苦费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7月26日

http://news.sina.com.cn/m/news/roll/2010-07-26/090420757452.shtml

　　就在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因污染进行整改时，7月23日对外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通知》(国发〔2010〕23号)指出，要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舆论反映的客观问题要深查原因，切实整改。

　　而日前，多名参与报道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媒体记者表示，采访期间他们拒收了来自紫金矿业的“广告费”或“辛苦费”。

　　《第一财经日报》掌握的一些证据显示，一家财经类杂志福建记者站声称旗下公司收到一笔来自紫金矿业的6万元“广告费”，其余多家媒体也收到了用信封装的“辛苦费”，但均已退回。

　　对于上述情况，7月25日，紫金矿业党委宣传部负责人予以否认。

　　本报从权威渠道获悉，此次到福建省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的媒体近20家。

　　6万元“广告费”

　　实际上，在7月12日新华社刊发紫金矿业污染消息前，7月4日，一家财经类杂志福建记者站记者即闻讯赶往事发现场，之后该站声称旗下公司收到紫金矿业打来的6万元款项。

　　“紫金矿业给了我们6万元，我们一分不少退回去了。”25日，这家杂志福建记者站站长说。

　　据其透露，7月3日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爆发后，次日，该站一名正在龙岩市出差的记者闻讯，马上跟随龙岩市领导赶赴上杭县现场。

　　这位站长透露，由于他们是杂志，虽有网络，但总编指示要将事件核实清楚后再报道，以免惹麻烦，因此未在第一时间刊发报道。

　　那位记者返回福州后，7月8日左右，该记者站发现旗下一家投资类公司账户多了一笔6万元款项，汇出方是紫金矿业。

　　“我打给紫金矿业有关部门(求证)，对方说确实是广告费，是给我们几个人的，也不要我们做什么，反正开一张发票给他就行。”这位站长说，“我说那不行，退回去吧，以后再说。其实我们知道这笔钱大概是什么意思。”

　　7月12日，新华社刊发了紫金矿业污染的信息。当天，获悉此事后该记者站将6万元款项原路汇回。

　　后期的“辛苦费”

　　相较于上述最早抵达现场的媒体，其余在7月12日及之后赶赴现场的媒体，至少有六家声称拒收了来自紫金矿业的“辛苦费”。

　　就在7月15日深夜，上杭县就紫金矿业举办第二次新闻发布会之前，来自某中央媒体的记者，也遭遇了紫金矿业的“辛苦费”一事。

　　会前，紫金矿业一位人士来到这位记者住宿的上杭大酒店房间，寒暄过后，这位负责人随手递给记者一个信封。

　　“一个信封，上面开了一个口，可以明显看到里面是钱。他说我来了很辛苦，表示非常感谢，当时我说我不要，我连动都没动。”这位记者再三推辞，无奈对方执意要其收下，且放在桌面上就离开了房间。

　　16日上午，这位记者向单位领导汇报此事，获指示应将信封退回。于是，午饭后，他通过龙岩有关部门将信封退回紫金矿业某部门。事后他估计，根据信封厚度，其中现金或达五六千元。

　　25日，来自龙岩有关部门的经办人在电话中对记者证实，这一信封已退给紫金矿业。

　　无独有偶，此次前往上杭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件的某证券报记者，也遭到信封“袭击”。

　　该记者对本报回忆称，当时正在紫金大酒店房内午睡的他，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开门后，进来的是紫金矿业党委工作人员。

　　“他进来后就将信封丢进来，当时我衣服也没穿，怎么推都推不掉，后来下午我和另一家媒体记者一起到紫金矿业办公室退掉，信封内是2000元。”他说。

　　据本报记者调查，当天中午，另有其他媒体记者声称直接拒绝了此类信封。

　　紫金矿业否认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记者这样说是玷污我的人格，如果我这样做了就是犯罪。”25日，对于上述情况，紫金矿业负责宣传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H股和A股上市公司，该部每年经费仅几百万，从来不会给媒体这些费用，“我希望收了我封口费的记者提供录音证据。”

　　他说，截至目前，该公司账户也未收到来自上述财经类杂志福建记者站旗下公司的6万元款项。

对于上述说法，他认为可直接放到网上。作者邵芳卿陈强

13、紫金矿业污染再升级 推迟披露污染或被严惩

来源：财新网-《新世纪》 2010-07-26

http://www.cnwnews.com/html/biz/cn_qynm/gsxx/20100726/241945.html

中国最大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601899.SH/02899.HK），再次处于环保风暴之中。

7月15日深夜23时45分左右，福建省上杭县官方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最新进展——涉事工厂三位负责人被警方刑事拘留，该县环保局局长引咎辞职。

一反常规的凌晨新闻发布会，以及信息的爆炸性，使原本沸沸扬扬的紫金矿业严重污染环境事件再次升级。

两个月前，2010年5月，国家环保部对部分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并发出通报，点名批评了紫金矿业等11家上市公司，称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且未按期整改。紫金矿业居于通报榜首，旗下有七家公司被通报环保问题。（参见本刊2010年第24期“紫金矿业：淘金的背后”）

环保部的通报，并未能让紫金矿业有所警醒。在此次新闻发布会上，发生于7月4日的紫金山金铜矿铜湿法厂（下称紫金山铜矿）污水池渗漏事故，被环保部牵头的联合调查组确认为“重大突出环境事件”。事故原因为“污水池防渗膜破裂导致污水大量渗漏后，（污水）通过人为设置的非法通道溢流至汀江”。

紫金山铜矿是紫金矿业核心企业之一。据上杭县政府通报，厂长林文贤、副厂长刘王勇、厂环保车间主任刘生源已被刑拘。与此同时，政府同意县环保局长陈军安引咎辞职，并对主管工业企业的县经贸局局长黄仲华停职检查处理。

至此，这起推迟九天才向公众披露的环境事件，正式开启问责风暴。由于紫金矿业同时在A股和H股上市，中国证监会也已于日前紧急介入，香港证监部门亦表示关注。

污染真相

2010年7月12日下午，福建省环保厅通报，紫金山铜矿污水池中含铜、硫酸根离子的酸性废水外渗，通过排洪涵洞排入汀江。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的死鱼和中毒鱼就达378万斤左右。

当天，紫金矿业A股和H股全天停牌。公司晚间发布公告称，前述污水池于7月3日下午发生酸性含铜污水渗漏，9100立方米污水通过地下排水排洪涵洞进入汀江。

7月15日深夜的新闻通报会称，联合调查组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查阅资料、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方式，确认事故发生有三大原因：企业防渗膜破损直接造成污水渗漏；人为非法打通6号集渗观察井与排洪洞；监测设备损坏致使事件未被及时发现。

紫金矿业是中国最大黄金生产企业和第二大铜生产企业，是全球五百强企业之一。由于近年在海外开拓新的黄金矿藏屡屡受阻，铜正成为其越来越重要的利润来源。

据紫金矿业2009年年报，其铜矿业务销售收入占报告期内营业收入的10.75%，净利润占21.52％。在2009年，紫金矿业产铜8.48万吨。紫金山铜矿是紫金矿业最核心的铜矿之一，2009年生产阴极铜1.28万吨。

涉事铜矿是中国第一家万吨生物湿法提铜厂。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刊记者称，湿法提铜工艺是以化学方法从矿石中提取所需金属成分，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酸性废水。这次渗漏的就是这种废水。

据该人士透露，铜矿投产四年来，污水池运行基本正常。在正常污水处理速度下，污水池内废水一直未超过设计容量。但今年6月下旬，上杭县遭遇数十年一遇降水，污水池满溢，处理速度又跟不上，铜矿就将废水调往一个临时新建的污水池。而这个新建的池子防渗设施不好，最终造成渗漏。

环保部联合调查组的结论则与此不同。据调查，企业排污池采用HDPE衬垫防渗膜作为防渗漏措施，但池底未进行硬化；近期紫金山矿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水大量聚集，污水池底部压力发生变化，致使7月3日污水池防渗膜发生突然破裂，污水大量渗入地下并外溢至汀江。

事件中，当地环保部门作为最后的关口也告失守。经调查，设在企业下游的汀江水质自动在线监测设备损坏，致使事件发生后污染情况未能被及时发现。

紫金原罪

联合调查组发现，该铜矿多处设施存在环保漏洞。

新闻通报称，经查，企业各堆浸场、富液池、贫液池、萃取池、防洪池、污水池，均采用HDPE衬垫防渗膜作为防渗漏措施。由于各堆场及各池底未进行硬化处理，防渗膜承受压力不均，导致各堆场及各溶液池底垫防渗膜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撕裂，污水渗漏问题严重。

上述通报内容所称“污水渗漏问题严重”，让人不由联想到此次严重污染事故之前的两次事故。这两起两事故目前尚为“无头案”。

在铜矿以下的汀江沿岸，分布着众多渔业村落，网箱养殖是主要形式。6月5日，渔民们突然发现汀江水由浅绿变为深绿。很快，成片的鱼开始死亡。渔民认为水被污染了，立即拿着死鱼到上杭县政府和环保部门上访。政府部门取走水样调查，但渔民至今未获答复。

十几天后，汀江水再次变色，又有鱼开始死亡。政府部门再次取走水样，同样至今未公布相关数据。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对村民称“大雨过后，蓝藻暴发”。

两次事件中，有人到渔民处收购死鱼，然后销毁，价格为每斤六元。村民至今不知收鱼者准确身份，但有部分人指认其为紫金山铜矿职工。

约在6月25日前后，上杭县政府工作人员告诉部分村民，江水铜离子超标，但水质正常。这两起污染事故到底如何造成，当地政府至今未给出答案。

作为一家国际知名的黄金生产企业，紫金矿业在近十年中屡屡与环境丑闻联系在一起，也一次次涉险过关。

如十年前，紫金矿业的拦砂坝曾在暴雨中崩溃，就曾使得下游部分农民失去土地；2008年11月，紫金矿区江对岸的上杭县珊瑚乡彩坑村九个养鱼户，曾发生鱼类异常死亡。紫金公司至今未承认这次事件跟他们有关。

不匹配的环保责任

相比于松花江污染等中国近年的环境事故，此次事故引发的后果并不特别严重，但仍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肇事公司显赫的身份与其承担的环境责任不相匹配，当为首因。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余年，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异常严峻。过去的“三小”“五小”企业污染环境，人们已视为常态，但这样一个在A股、H股上市的特大型公司，竟然如此无视环境责任，让人难以接受。

紫金矿业正在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378万斤死鱼或许只需赔付2000多万元，但铜矿的无限期停产，则可能让其遭受数亿元营业额损失。本刊记者还了解到，由于紫金山金矿少部分矿藏与铜矿重合，因此其黄金生产也略受波击。

在A股和H股，紫金矿业更是连日遭到重挫，市值蒸发10%以上。

受损的或许还有“紫金矿业”这块金字招牌。中国证监会福建证监局已于7月14日作出决定，对紫金山铜矿污水池突发渗漏事故信息披露问题进行专项核查。该局相关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调查人员已于7月15日赶赴紫金矿业总部。

相关知情人士表示，紫金矿业推迟九天披露污染事件，严重违反了证监法规，或将面临严惩。有消息称，香港交易所也已对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发起调查。

或许，这一次紫金矿业将无法轻松过关。紫金矿业的环保课，到了需要彻底补上的时候。

14、紫金矿业教训 重申“信息公开”和“公共参与”

来源：新京报　2010－07－24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7/24/content_129311.htm?div=-1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绿家园”召集人，长期关注和推动中国环保事业）

当“表达”和“参与”，成为一种国家价值观，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只有这一事实能改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福建省永定县洪山乡养殖户在棉花滩水库查看因紫金矿业污染事故致死的网箱鱼。新华社发

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已经持续半个多月，当地的渔民成为事件最大的受害者。

这起污染事件表面看来，很像是突发事件，其实不然，它是企业环保方面存在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而其问题之所以能长期存在，根子就在当地政府和有关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的包庇纵容，以及对受害群众利益的漠视。

这是很多媒体在事发后，对紫金矿业污染事件发生根源的分析定位。确实，政府的失职及对群众利益的漠视，是目前很多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所在。但这一定位的另一句话也不能不让人问个为什么，即：表面看像是突发事件，其实它是企业环保方面存在问题的一次集中爆发。

显然，紫金矿业的污染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总爆发，等到事情闹大，才能引起重视？

官商不分放纵环保违法

防微杜渐，是中国的老话。可是，在紫金矿业污染这一事件中，无论是政府的职能，还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都出了问题时，公民意识的缺失和公民要用法律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方面，都存在深深的遗憾。

从政府职能看，中央反复强调，禁止领导干部在经济实体、社会团体等单位中兼职或者兼职取酬，以及从事有偿中介活动。可上杭县政界大部分退休官员进入紫金矿业任职。

诸如，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曾担任紫金矿业的党委副书记，如今改任党委常委；原县人大副主任范志喜退休后任该公司党委常委；原县党校校长郭文生任该公司总裁办主任；2009年11月，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水清任监事会主席；县纪委副书记、常委林新喜任公司监事；即将退休的县政协主席温文标，为了后路，目前已兼任该公司党委副书记……

2006年8月，上杭县副县长郑锦兴辞职下海，到紫金矿业做监事。在紫金矿业“淘金”近三年后，2009年6月18日请辞，同日被武平县人大常委会任命武平县副县长。而在此几天之前，他从董事长陈景河处受让了100万股公司股份，交易价格为9.15元，市值为915万元。

退休官员到企业任职捞金究竟属于不属于腐败行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这种行为明显违反了中央廉政规定。2010年2月颁发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进一步作了重申。正像有媒体直言：退休官员如果懂专业、能力强，到企业后能够在生产经营中发挥骨干作用，被董事会聘任要职倒也无可厚非。问题是，上杭县这些退休官员不懂专业是肯定的，到企业后肯定成不了骨干，只能担任闲职，一手拿着国家即纳税人给的并不低的退休金，一手捞取企业给的十几万、几十万年薪，这不是腐败又是什么？

如此这般的违法、违纪，老百姓能不知道吗？如果知道，为什么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

再从人民生命安全看，上杭县环保部门知情人士在事发后对媒体说，紫金矿业自成立以来，污染事件就陆陆续续发生。2008年，环保总局首次发布对37家上市公司的环保审查结果，对其中10家不予通过或暂缓通过上市核查，紫金矿业就是其中一家。

2009年9月，福建省有关环保部门检查时，发现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有超标污水排入汀江，并要求企业立即进行整改，但直至本次事故发生，仍未整改到位。

2010年5月，环保部曾经发文通报批评11家存在严重环保问题的上市公司，紫金矿业为第一家。紫金矿业旗下7家企业未能按期完成环保问题整改。

6月5日开始，汀江的养鱼户发现鱼开始成片死亡后，便向污染源所在的上杭县政府求援，但政府部门取了水样之后，并未公布化验结果，也未说明污染源来自哪里。到高考时，当地的考生们得到了少吃鱼的提示。

7月12日下午，福建省环保厅通报称，紫金矿业集团公司旗下紫金山铜矿湿法厂污水池发生渗漏，污染了汀江，部分江段出现死鱼。据报道，初步统计，汀江流域仅棉花滩库区死鱼和鱼中毒约达378万斤。然而这起污染事件实际发生在9天前。在紫金矿业的网站上人们可以看到，2010年紫金矿业集团竟然荣获“2009年度中国最诚信企业”称号。

公众环境维权意识依然淡薄

我想说说类似紫金矿业周边百姓公民意识和维权意识缺失的问题，紫金矿业并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近日我到黄河入海口的东营采访。那里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而且是候鸟过冬的重要栖息地。我2001年冬天到那儿去观过鸟。那时，黄河湿地的鸟真的可用成千上万在天空中飞翔、在水中游憩来形容。还有那阳光下闪着银光的芦苇，在风中摇曳。久居城里的人，看到那份自然，不能不陶醉。

可是这次再去那里，一座座“长”着大烟囱的化工厂就建在了湿地上。而自然保护区的土，还在一车一车地被挖出来去垫正在新建中的化工厂。据说有70个化工厂将要修在黄海入海口的湿地上。

在东营采访时，我们问了几个当地人，“你们不怕这些化工厂将来会污染你们这儿的水，你们这儿的天吗？”

他们的回答是，“我们都在这工作，‘闹事’要抓我们一抓一个准”。

我们说，这里是自然保护区，我们国家有自然保护区法，你们可以用法律保护自己，保护家乡的环境呀。

我们的这番话并没能引起当地人的共鸣。他们脸上有的只是无奈。

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从2006年发起的“江河十年行”每年都要经过攀枝花。那里有个黄磷厂，它们造成泄漏曾伤及很多人的健康。在媒体与政府部门的努力下，于2007年终于被关掉了。可是工厂旁边山上的一堆废料就露天堆在那儿。下雨时，这些黄磷厂出来的废料顺着雨水就流入金沙江。

当地有一位叫罗兴全的老人，一直想组织当地人起诉黄磷厂，北京的法律工作者也在帮着他。可是四年了，每年我们见到这位老人，看到的都是他孤独的身影。

紫金矿业的问题，从媒体记录看，2006年就有干部“下海”，染指商场；2008年就有审查中暂缓通过。可是这些事都是等到污染大爆发后才被一个个拿出来说。

2003年我们国家就有了《环境影响评价法》，2008年又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民有权知道企业的各种信息，也有法律保证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可是当地农民在拿水样到广州化验，希望上杭县水产局能够签字，结果遭拒后，选择的，是拉了两车死鱼到上杭县政府抗议。

“表达”和“参与”成为生活方式

我在美国洛杉矶，坐朋友的车在马路上行驶时，前面一个车出来的尾气有点黑，朋友立刻打电话举报。

在德国，朋友开车违规了，庆幸没有被警察发现，可他还是接到法院的传票。原来，爱管闲事的人“告了密”。

如果说这些是在国外，那么，被我们称为“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元年”的2007年发生的三起公共事件，让我们看到的就是公众自发的集合起来，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就真的改变了政府决策的例子。

厦门PX项目要上马时，老百姓先是在当地最火的BBS论坛——小鱼社区上发帖子，让公众了解PX项目，然后通过媒体集合力量，直到厦门PX项目区域环评公众座谈会的召开，100名参会的代表和100名候补代表通过公开随机抽号产生参加座谈会，发表自己的意见。

事件后《人民日报》在文中称：“厦门PX项目：续建、停建还是迁建，如今，各方专家意见倾向一致：在海峡西岸地区择地迁建，是一个上上之选。”公众对信息公开的要求，使得这个项目得以被公众参与和影响决策。

2007年，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日前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让为此奋斗的周边小区居民成了英雄。“让政府知道我们是一群讲理的人”，这是北京海淀区六里屯一位住户对他的邻居们说的话。这句话后来影响了很多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

他们对信息公开的要求，是从自己对有关知识的搜索与储备以寻求该项目的技术规范开始的。在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后，六里屯的住户们开始向两会“提案”，向有关部门提交投诉信，向国家环保总局递交了行政复议书，提出六里屯垃圾焚烧场这个项目违规的地方和潜在受害者的具体诉求。

最后这个项目被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当地居民在向媒体讲述这一事件时，说他们抓住了三次机会合法表达诉求和决心。第一次，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对公众的开放日；第二次，当时某处长对媒体说垃圾焚烧不会产生二恶英，激起公众愤怒，大家又抓住了机会与有关部门沟通；第三次，国际环保日，再次抓住这个机会表达诉求。

2006年，沪杭两大城市的磁悬浮项目在一片争议声中被暂时搁置后，2007年1月，它的线路规划以机场联络线的新面孔向闵行、浦东居民公示。沿线小区居民在看到这个公示之后，开始了连续的民意表达。同年5月，沿线居民被告知，这个项目暂时停建。

这三个公众事件我们看到的都是公众用法律的武器，保护了自己的利益，也保护了环境。而信息公开和公共参与是在这三个项目中，影响决策的根本。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说：北京市海淀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厦门海沧PX项目之所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说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公共利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问题绝非一两个部门能够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我们希望各级政府提供一个平台，让公众在重大环境事务上享有充分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和参与权。

2007年被称为“公众参与元年”，有人说：厦门的幸运在于，一场危机经过“表达”和“参与”的洗礼后，这座城市诞生了具有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主素养的伟大市民，以及一个恢复公信力的政府。

当“表达”和“参与”，成为一种国家价值观，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只有这一事实能改变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要让厦门PX事件、北京六里屯垃圾场、上海磁悬浮列车的争议，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政府尊重民意的个案，要让地方政府为这些错误决策埋单得值，更应该将公众参与写入政府决策程序中去。

15、紫金矿业水有多深，公关“信封”就有多厚！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07月26日　梁江涛

http://env.people.com.cn/GB/12248297.html

　　前往福建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多家媒体记者今天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们在采访期间均遭遇了紫金矿业的公关。(7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对“封口费”公众并不陌生。2008年9月20日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名矿工死亡事故。山西干河矿难发生之后，记者争先恐后地赶到出事煤矿——不是为了采访报道，而是去领取煤矿发放的“封口费”，少则上千，多则几万。煤矿方面称，领取“封口费”的记者有四五十人，这其中不乏很多“假记者”，而且“封口费”的发放持续了数日。“封口费”没能“封”住事件真相，却让“封口费”一词从此流行，而且引发了人们对舆论监督公信力的焦虑与反思。大凡在舆论事件中肯拿出“封口费”试图摆平媒体的单位，都是因为家里藏着“死耗子”，否则不会白搞“感情投资”的。那么，除了已经曝光的污染事实与官员背景外，紫金矿业还有什么要拜托记者“口下留情”的呢？就在昨日紫金矿业引用福建省有关部门的说法，称日前媒体关于由于紫金矿业污水泄漏，导致汀江流域广东段检测出致癌物质六价铬超标的报道“严重失实”，并称公司泄漏的污水中并不含有六价铬这一物质。鉴于紫金矿业污染事件陷入重重迷雾之中，公关“信封”能否成为“举报信”，促使事件真相及早公诸于众？

　　拒绝“信封公关”的记者是好样的！有人说，媒体是社会良知的代表；记者，是公平正义的守望者。的确如此，如果在一起轰动的新闻事件中，当事一方竭力掩盖事实真相，竭尽阻挠之能事，以减轻或免除自己的罪责；而出于某种利益捆绑，当地政府立足“家丑不可外扬”，讳莫如深；相关职能部门更是“有难同当”、“一致对外”，那么，媒体的声音就显得弥足珍贵而至关重要，成为诉求公正的最后通道。倘若媒体也在利诱之下出卖自己的话语权，这最后一道防线就全崩溃了，二万斤大米可就守全了！因此说，在此次“信封公关”中，多家媒体毫不犹豫，坚决拒绝“门缝里塞进来”饱鼓鼓的信封，这就是媒体良知与职业道德的所在，这就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希望所在。只要还有守望者，社会正义的大厦就不会坍塌。

　　但是，话又说回来，先后到上杭县采访紫金矿业污染事故的媒体有20多家，到底有多少记者被“公关”，目前尚无证据证实，其中是否有记者收了“信封”未退回，也不好妄加猜测。就是说，有记者拒绝，也有可能有记者“笑纳”。“封口费”之所以屡试不爽，就是因为它的功效并没有因大部分记者坚守规则与道德底线而就此完全失灵，也并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信息的多元化和控制方缺乏必要的能量，“封口费”封不住真相的溢出就会退出历史舞台。“封口费”仍然在特殊时期、特殊情形下发挥化解危机之效正是有的记者见利忘义，“吃”了人家的东西嘴软，在曝光的时间上、内容上、力度上，甚至是采访主题的选择，报道基调的确定上完全向有利于对方的方向发力，所谓“随得主家意，玩得好把戏”！在紫金矿业的信封公关中到底有多少记者“被俘虏”，这是一个可能被揭晓的答案，还是一个永远尘封的谜底？

　　腐烂的臭肉总是要隆重欢迎苍蝇的到来。一家海外杂志驻闽记者要让紫金矿业在世界最顶级的企业家杂志上“亮亮相”；有一些网站曾主动打电话给紫金矿业，表示可以花钱删帖。在紫金矿业宣传部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某报社开出的15万元的广告发票。人们也许不会忘记，曾经在发生矿难的山西忻州，出现了好几个“记者村”。一些城乡无业人员冒充记者，向煤矿诈钱，屡屡得逞。甚至当地政府部门为不被曝光，常常会命令煤矿摆平这些“记者”。那么，对紫金矿业“投其所好”的“记者村”折射出怎样的利益链条？丑陋的交易又将为新闻监督公信力涂上多少污点？他们精心策划的“广告”又将有多大的回天之力？固然，他们不能将紫金矿业直接“漂白”，但乐于支付“广告费”的主人与“后台老板”笃信媒体的“妙笔生花”必将带来凤凰涅磐般的转机。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紫金矿业宣传部负责人信誓旦旦：“信封公关”一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又斩钉截铁地表示“如果真的有人给记者送钱，我们坚决开除”。开除送钱的人？这岂不是在向城管学习，开除打人惹事的“临时工”？岂不是外科医生治箭伤，剪断外面的箭柄了事？至于钱的主人与为何要送钱，就随着送钱者的被开除而划上句号吧！？

　　“信封”公关就是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了社会百态。它的出现让紫金矿业这起污染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起来，人们不禁要问，紫金矿业的水到底有多深？！所幸的是，还有不为“封口费”折腰的记者在，让人们对紫金矿业层层包裹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充满期待。

16、徐锋：问责紫金污染不能丢车保帅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10年07月26日

http://news.sina.com.cn/pl/2010-07-26/040520755270.shtml

　　当从上而下的问责压力扑面而至之时，谁给了县委书记“到此为止”的权力？法律的准绳，在权力私下划定的“红线”面前，显得如此弱小无力，实在令人担忧。

　　近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有了一个看起来颇不错的结局——短短几天之中，就陆续有上杭县县长邱河清、副县长蓝富雁、县环保局局长陈军安、龙岩市环保局局长林联锦等官员被免职，此外，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厂长林文贤等三人被刑拘。

　　就在这一处理结果有望给紫金矿业污染案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之际，偏偏杀出一个程咬金，让此事了犹未了——一家权威媒体针对这一“严肃”处理做了一番采访和探究，并且得到不少出人意料的“猛料”。其一，该县一位政界人士透露，“这份处罚名单中，很多人与此案并无直接关联，而真正应负责的人却未受到处罚”，比如，副县长蓝富雁仅担任该职位几个月，此前在武平县国资委任职，对该县情况并不了解，县长邱河清此前为龙岩市统计局局长，对紫金矿业也没有多少直接影响力，“被抓的都是小鱼，大鱼隐于后”。其二，据内部人士爆料，在近日召开的县机关干部会议上，县委书记赖继秋透露出“问责范围不再扩大、到此为止”的信息，安抚着当地官员们的情绪。据说这一表态引起当地一些干部的不满，质疑为什么要用这些与该事件关系不大的人来承担责任，而那些拿着高薪的县政府派过去的监事们却没有任何责任……

　　这家媒体无情的这一捅，让好不容易才营造出的“严肃整顿”的局面变得扑朔迷离、意味深长起来。

　　如果这些内幕均是事实(其实，鉴于此前太多的现实“教材”，我们更倾向于相信媒体的调查与披露)，一连串问号马上随之而生——多年来一直存在环保问题的紫金矿业，每遇污染事件发生，整改、问责、赔偿的呼声常常被刻意遮蔽和回避，这背后到底有着何种玄机？“小鱼”被抛出平息民怨的同时，那些安然无恙的“大鱼”又是谁？他们何以总能坐收渔利却无被问责之忧……

　　如果我们对紫金矿业及其所在地上杭县之间千丝万缕的“鱼水情”有个基本了解，这些问号多半就会烟消云散。据调查，上杭县政府是紫金矿业的大股东之一，全县财政总收入的50%~60%来自紫金矿业；同时，当地不少官员都持有紫金矿业股票；而一份“官商”兼职名单更让人叹为观止——紫金矿业监事会主席林水清此前为上杭县县委常委，监事林新喜曾任上杭县纪委副书记，原上杭县人大主任林锦添曾担任紫金矿业党委副书记……可想而知，在这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纠结中，环保监管的“胳膊”若能扭得过地方财政和少数人私利的“大腿”，那反是咄咄怪事了。

也就丝毫不奇怪，当惊天污染大案东窗事发，从上而下的问责压力扑面而至之时，该县主要领导竟会画出所谓“到此为止”的红线。以地方利益甚至小群体私利，舍卒保帅，公然撕裂法治的框架和精神，我们不禁要追问：谁给了县委书记“到此为止”的权力？而更奇怪的是，这种明显有悖法治准则的“指示”，又何以往往竟能准确无误地传达到公检法部门，并得到心领神会的贯彻执行？法律的准绳，在权力私下划定的“红线”面前，显得如此弱小无力，实在令人担忧。权大于法、地方和小群体利益重于公众利益，刚性的法律成为权力任意搓揉的橡皮泥，这是法律的悲哀，也绝非权力之幸。

17、环保文集《绿色的跫音》彰显绿色理念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年07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244639.html

　　本报北京电　（苗晓）由人民日报海外版社会部《中国环境》周刊主编的《绿色的跫音——中国环保大扫描》一书，日前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正式对外发行。

　　《绿色的跫音》属于宣传绿色环保的公益性书籍，书中内容全部选自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年11月至2010年4月的《中国环境》周刊的原创文章，共分为“绿色新政”、“绿水青山”、“绿色城乡”、“绿色先锋”、“绿色论坛”5个篇章，约30万字。

《绿色的跫音》以“绿色”贯穿全书，从编辑到设计，整体突出了绿色环保的创意。该书全部采用环保再生纸印刷，以此彰显宣传环保首先要践行环保的绿色理念。

18、安徽要求加密水质监测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10-07-26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7/671280109746_1.shtml

　　安徽省环保厅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汛期污染防治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环保部门要制定并实施防止水污染事故的应急预案，落实应急措施，切实做好防范工作。

　　要组织对辖区内重点河流水质水情、重点污染源水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环境敏感和污染事故多发的流域区域污染隐患，大量滞留或储存污水的闸坝、尾矿库进行排查。重点检查曾经发生过污染事故的企业，以及造纸、制革等重污染行业集中地区。对生产使用、储存、运输有毒有害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单位和场所，逐一检查环保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消除隐患。

　　强降雨期间，各市应加密水质监测，特别是加强饮用水水源地及其保护区的环境监理、监测和监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城市集中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安全。

　　加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报告和应急处理，建立上下游污染联防和通报机制，主动配合水利部门，在闸坝调度中，统筹考虑水质水量情况，防止因闸坝污水突然下泄造成污染事故。

19、昆明市重拳开展环境治理 一次违法永久关停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7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245069.html

　　中新网昆明7月25日电(杨颖融)记者25日从昆明市人民政府获悉，该市将开展环境违法整治专项工作，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今后该市所有企业只要存在违法排污等行为，一经查实将被永久关停。

　　今年7月6日，昆明市宜良县左营造纸厂因废水超标排放问题进入了环保部2010年第一批挂牌督办名单;7月21日，宜良县另一造纸企业明丰造纸厂又因私设暗管违法排污遭到中央电视台曝光。接连发生的环境事件引起昆明市高度重视，两家企业立即被关停。

　　记者了解到，为遏制此类问题频发势头，加大污染排污企业的监管力度。昆明市决定出重拳整治环境违法行为，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整治违法排污行为的实施意见》，今后凡是违法排污企业都将实行“一次性违法排污，永久性退出市场”的处罚。

　　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介绍，由于执法部门对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有限，因此造成了企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宁愿受罚也不愿意守法的局面。甚至部分企业为片面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偷排暗排污染物，逃避环境责任，导致企业污染、老板发财、百姓遭殃、政府买单的现象出现。为彻底改变以罚代处，一罚了之的窘境，昆明市将出重拳、严执法、见实效、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用铁的规章、铁的决心、铁的纪律、铁的手段和铁的执行力来实现“铁腕治污”，通过打击重处引导企业向规范化、规模化转变。

　　王道兴表示，严肃查处威胁饮水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集中整治重金属企业环境违法问题，特别是滇池、阳宗海、牛栏江、螳螂川、南盘江流域范围工业企业环境监管;严厉打击群众反映强烈、污染严重的违法排污企业;大力实施重点流域水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加大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污染减排力度，将成为该市接下来开展环保专项行动的重点。此外，该市还将创新机制，在本月底前实现居委会、村委会增设环保专管人，以此加强环境监督力。

　　据了解，自2003年以来，昆明市持续开展的环保专项行动已有效解决了一批典型环境问题，使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08年在推进“一湖两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四全”行动计划后，该市已相继出台了《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整治违法排污行为的实施意见》、《昆明市河道管理条例》等107个法规政策。

20、调查发现辽宁营口工厂顶风排污获地方政府默许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7月26日

http://news.sina.com.cn/green/news/roll/2010-07-26/093720757615.shtml

　　新华网沈阳7月26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杨成军)最近，环境保护部公布了今年第一批挂牌督办案件，辽宁营口造纸厂“榜上有名”，被责令停止生产，限期治理污染。然而，“新华视点”记者日前来到这家造纸厂采访发现，机器仍然轰鸣，污水依旧排放。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家部委和省里两个“督办令”，在这里成为一纸空文

　　7月6日，营口造纸厂被环保部“挂牌督办”。几天之后的7月12日，记者来到紧临大辽河北岸的造纸厂，几经周折，得以进入厂区。透过一些厂房开着的大门和窗户，记者能清楚地听到机器的轰鸣声，企业自备电厂的烟囱也正冒着烟。

　　在记者的坚持下，厂方工作人员引领记者来到了虽已投入使用、却并未达标排放的污水处理厂。黑色的废水在设施内哗哗流淌着，泛着白色的泡沫。现场管理设备的工人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的进出水量为每小时5000吨左右。

　　轰鸣的机器、冒烟的烟囱、正在运行的污水处理厂都显示，企业并未按有关部门“停产治污”的要求做，仍在顶风生产。

　　记者当即在厂区内致电营口市环保局负责人，被告知对方正在陪同环保部东北环保督查中心一行人前来造纸厂途中。很快，环保部门的检查组抵达厂区，证实企业继续生产、排污的事实。

　　环保部东北环保督查中心副主任赵群英在现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营口造纸厂应该严格执行国家“挂牌督办”要求，停止生产、限期治理。

　　然而，营口造纸厂厂长赵国庆却对环保部“停止生产”的要求面露难色，说：“造纸厂是一个负债高达12亿元的老国企，维持生产很不容易。企业如果停产，经济损失就太大了。”

　　而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营口市环保局局长也认为企业不能停产，只要抓紧建成污水深度处理设施，早日实现达标排放就行。

　　当天，企业迫于压力将生产停下来。但记者随后得知，第二天下午企业就重新启动了生产。

　　记者了解到，在环保部此次“挂牌督办”之前，辽宁省环保厅已在2008年4月就向营口市政府下发了监察通知，随后营口市按照环保厅要求向营口造纸厂下达了“停业整顿”的命令。进入2009年，企业却恢复生产，违反了辽宁省有关规定。

　　根据厂方的解释，企业恢复生产是为了“调试设备”。厂长赵国庆介绍，企业在2008年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污水处理厂，专门治理废水，但始终未能达标排放。目前，企业又追加投资2000万元，抓紧建设污水深度处理设施，争取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为了调试治污设备，必须得有废水，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于是在2009年1月，造纸厂开始启动生产、调试治污设备。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事实真相并非如此。记者在翻阅造纸厂与污水处理厂施工方签订的一份技术合同发现，这份合同注明“该厂2008年建设一座日处理能力2万吨的污水处理站，2008年9月底工程安装结束，2009年6月底开始调试”。这表明，2009年上半年，造纸厂以“调试设备”为名启动生产，产生的废水并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外排了。

　　记者多方求证还发现，造纸厂去年商品纸和纸浆板产量为6万吨，销售收入2亿多元，是其2005年以来的最高生产纪录。今年上半年实现产量近4万吨，如果继续生产，企业今年产量定会高于去年。而这些都是在“调试治污设备”的借口下实现的。

　　辽宁省环保厅副厅长赵长富表示，虽然企业说是“调试治污设备”的需要，但这绝不能作为超标排污的理由。按照《辽宁省污水综合排放标准》要求，企业排放的污水中COD浓度不能高于每升50毫克，然而，环保部门多次监测显示，营口造纸厂排入企业自备水库的每升污水COD含量在200毫克以上，个别时候甚至超过500毫克。

　　营口市环保局局长杨恒学则向记者解释，造纸厂建成污水处理厂后，在调试设备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技术问题，这是造成超标排污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生产提供源源不断的废水，才能让企业抓紧调试设备，查出工艺设计和管理操作的问题，早日实现达标排放。

　　然而记者深入调查发现，营口造纸厂之所以敢于一再违规生产，底气来自于地方政府的默许甚至支持。

　　2008年下半年，根据上级要求营口造纸厂应该“停业整顿”。然而记者了解到，营口市政府在当年7月直接向辽宁省环保厅递交申请报告要求造纸厂恢复生产，9月造纸厂再次向省递交申请报告。对于这两份报告，辽宁省环保厅至今仍没有作出同意的正式批复。

　　虽然报告没得到通过，生产没有被同意，但2008年11月营口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决定企业恢复生产，随后下发了会议纪要。

　　正是有这个会议纪要“撑腰”，营口造纸厂得以启动生产，继续排污，直到这次被环保部“挂牌督办”。

　　对此，营口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待造纸厂启动生产的问题上，市政府除了认为是企业调试设备的需要外，还得考虑维护企业的稳定。造纸厂是一个老国企，历史遗留问题较多。因此，政府是在统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基础上作出的决定。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令人不解的事实：辽宁省政府在2008年6月下发的《关于对全省造纸企业进行污染整治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造纸企业污染整治方案必须经省、市环保部门组织评审通过后，方可进行工程施工；污染整治工程完成后，经省、市环保部门现场检查合格后，企业方可试生产；试生产3个月内，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生产。但营口造纸厂的污水处理厂直到2008年9月建成，工程设计施工方案也没有经过辽宁省环保厅评审；而省、市环保部门却在2008年12月组织专家评审通过了企业的污染治理方案。

　　辽宁省政协委员回守烈认为，营口造纸厂这样的污染重点大户，在以往长达数十年时间里始终超标外排工业废水，甚至形成了“惯性依赖”。如今，省部两级“挂牌督办”，有关人士却认为停产治污经济效益损失大，影响企业稳定。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维护企业暂时利益的做法，社会影响很坏，有关部门应及时纠正企业错误行为，保证国家环保政令畅通。

21、广西村民抵制垃圾场改址 6人被拘8人下落不明

来源：大洋网 2010年07月26日 ■ 刘树铎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26/102720757999.shtml

　　2010年7月11日上午9时左右，桂林市灌阳县灌阳镇福星村板栗山屯年仅13岁的女孩小王(未成年人，化名)还在睡觉时，被4位陌生的叔叔叫醒，将一张纸放在床头后告诉她，“把这张纸交给妈妈”。

　　“我想爸爸……我和弟弟快一个月没看到爸爸了！”小王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自从6月15日，爸爸就再也没有回过家，我们打不通他的电话。”

　　小王是灌阳镇福星小学六年级学生，下学期开学将要到县城上初中。她看得懂那张“纸”上的内容。正是从那一天，他才知道爸爸“失踪”的真正原因。

　　小王所说的那张纸，其实是灌阳县公安局《逮捕通知书》。其正文写着——刘正姣：王发生因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经灌阳县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0年7月11日由本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桂林市第三看守所。

　　这张办案人员签名为“周学东、熊富生”的《逮捕通知书》落款为“灌阳县公安局”，时间是2010年7月11日。而其“如未在逮捕后24小时内通知家属或单位，请注明原因”一栏内显示空白。

　　“公安局的做法是违法的！”谈起丈夫被抓，刘正姣显得非常激动，并质疑“王发生其实在6月15日就已经被抓了，按照法律，公安机关必须在24小时之内通知家属，为什么把人抓走一个月才给家属《逮捕通知书》？而且是一个月后签发的！甚至把《逮捕通知书》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爷爷也被抓走了，公安局还贴出通告要妈妈去自首”，接下来的话，似乎与她13岁这个年龄有些不大相符，但小王坚定地告诉记者，“我也反对在这里搞垃圾场，我不怕他们把我抓起来，我认为爸爸和爷爷是对的……”

　　“自从今年6月9日茶子山屯何年发突然‘失踪’以来，福星村已经有14位村民陆续‘失踪’。直到今天，才知道有6人被公安机关抓了，但其他人至今没有任何消息。”村民说。

　　与小王一样，7月11日上午，“失踪”多日的“莫剑、王绍生、何年发、王双发、王启文”等5人的家属，也收到县公安局当天签发、当天送达的《逮捕通知书》。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到：这6份《逮捕通知书》中，莫剑、王双发和王启文3人的3份《逮捕通知书》“办案人”一栏显示为空白，即没有办案人员签字。更让记者和家属看不懂的是：王启文和王双发两人的《逮捕通知书》是同一个文号——灌公刑捕通字201071号。

　　据家属陈述：“失踪”14人中，公安机关只给莫剑和王发生家属当天送达了无办案人签字的“拘留通知书”。

　　刘正姣告诉记者，67岁的公公王绍生常年在外地做粮油生意，得知儿子因反对建垃圾场被抓后与公安人员论理，也在王发生被抓10天后的6月25日神秘“失踪”。直到今天她收到《逮捕通知书》，才知道公公因“妨害公务罪”被捕。

　　7月10日，灌阳公、检、法司法机关下发《关于敦促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的通告》，“为给犯罪分子悔过自新、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自《通告》发出之日起，限熊光发、李世书、莫加明、莫小明、刘正姣、陈叁壹等违法犯罪嫌疑人三日内到公安机关自首”。

　　干部：阻碍施工变成暴力抗法

　　2009年7月，原本在灌阳镇合龙村建设的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下称垃圾场)突然要迁址该镇福星村，因“既没有召开村民会议，也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而且距离被当地人称为母亲河的江很近，福星村及邻村村民担心垃圾场污染环境，强烈反对并阻止工程项目建设。

　　自当年8月始至今，村民先后多次到灌阳、桂林、广西自治区及北京等相关部门上访。

　　12月，灌阳县政府第一次组织施工队欲进入福星村施工，遭村民阻拦。

　　2010年5月5日，施工队第二次遭福星村以老人为大多数的数百村民阻拦。

　　5月31日17时30分左右，施工队组织100多名施工人员和大型施工设备，第三次欲进村强行施工遭阻。

　　6月1日，600多名警察和武警进村保障施工。福星村近百名老人、妇女集体下跪，施工队再次未能进入施工地点。

　　6月11日13时左右，福星村桃林湾屯村民莫剑被抓。18时许，灌阳县市容局局长和五名警察进村向其妻熊秀莲送达“拘留通知书”。

　　村民对警察“抓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双方僵持近4个小时。

　　22时许，200多名警察赶到现场，用盾牌将村民隔开，试图进行“营救”。

　　23时20分，警察向人群发射催泪瓦斯。村民“逃离”现场。32分，警察及政府相关人员撤离福星村。

　　灌阳县委常委、副县长范科君称：“当时，老百姓不让他们吃饭、喝水，甚至不让撒尿，连抬头低头都不让。县上派出几百名公安才救出来。老百姓还用砖头、板凳攻打公安人员，有几个受伤的。”

　　范强调：“村民每次阻止施工县上都损失一二十万元。现在由简单的阻碍施工变成了暴力抗法。这其中的组织者不完全是老百姓，是附近一些混混……”

　　仍有“失踪者”下落不明

　　在讲述了6名“失踪”村民被捕的真相后，村民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提供了另外6名村民“失踪”的大致时间和名单，他们是：

　　周祖发，周家屯村民，自6月9日下午“失踪”；

　　王绍勇，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失踪”；

　　何小军，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去“失踪”；

　　熊光亮，65岁，茶子山屯五保户，自6月16日“失踪”；

　　卿垂忠，女，茶子山屯村民，33岁，婆婆范菊英称自6月22日去县医院门诊部给丈夫看病后“失踪”。她也是福星村众多“失踪”者中惟一的一位女性。

　　李昊生，47岁，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25日“失踪”，以上“失踪”村民截至记者采访当天没有任何音讯。

　　李云华、熊宗元，茶子山屯村民，自6月12日“失踪”整整30天，直到7月13日晚9时许被桂林市政府劳教委执行所外教养予以释放。之前，家属未收到相关单位书面通知。

　　至此，对于这些“失踪”多日的村民，村民们推测可能“都被公安机关抓走了”，而被抓的原因是“反对在大竹凹搞垃圾场”。

　　上千领导干部进村“做工作”

　　7月11日凌晨5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灌阳县城步行到2公里外的福星村村口茶子山屯。

　　100米外，记者看到村口悬挂着“保护环境，正当维权”、“擅自改点”等字样的条幅。

　　道路西侧的空地上，村民用蓝色塑料布搭起了一排10多米长的临时帐篷。帐篷下用汽油桶改装的简易炉子上支起两口直径约1米的大锅，旁边还摆放着锅碗瓢盆以及大米蔬菜等生活用品。帐篷下还有几张能坐4、5人的长椅，木板搭建的简易床边，几位老人正在收拾被褥。

　　村民告诉记者，老人们“已经在这里睡了两个月了”，目的就是“制止在大竹凹非法建垃圾场”，因为“没有举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策都是违法的，老人们是在维权”。

10时许，记者电话联系福星村村支书杨林发，杨表示“一小时之内到达村委会”。但半小时后，灌阳县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人轲一行不请自来。蒋称：杨林发不敢来村委会，但可以在县城接受记者采访。

　　在被“接回”县城的路上，记者注意到，从福星村周家湾屯到县城约3公里长的路上，密密麻麻停放着100多辆小轿车。

　　“这些都是前来做群众工作的县乡干部，今天有968名干部包户包家进行劝解。”蒋指着车子周围的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对于县乡干部近千人驻村做工作的方式，村民这样表示：从7月9日开始，县乡干部三四人一组，每天早晨7点左右赶到村民家，只要有人反对建垃圾场，立刻围过来不停地讲述垃圾场没有污染没有危害的道理。

　　采访中，几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县乡干部告诉记者：7月6日下午，灌阳文化大厦召开全县领导干部会议，县领导要求“全县领导干部，尤其灌阳镇福星村、仁江村等村籍在县内工作的在职干部职工做好家属亲戚的思想工作”，“谁做不好就不要来上班”。

　　县委书记邹长新在会上强调，“垃圾场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开始时少部分群众不理解，提出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随后在少数不法分子的操纵下，聚集群众，非法阻拦，阻断交通，演变到非法妨碍公务，暴力抗法，打伤公安人员，非法拘禁公安人员，严重威胁基层村干部的人身、财产安全，也将要和正在影响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鉴于该事件的影响，县委政府把依法处理这个项目的工作作为近期全县的头等大事，举全县之力推进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建设。”

　　就相关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多次向灌阳县委宣传部蒋人轲副部长提出采访县政法委书记及县政府相关领导和公安局长，但都被其以“县委政府领导都很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为由拒绝。

　　村民：我们就是想保护水源

　　“垃圾场原来选址在合龙村，都投资了180多万元，后来合龙村村民反对搞不下去，才被我们的村支书主动引到福星村的。”板栗山屯王进(化名)向记者讲述村民反对垃圾场的原因。

　　村民们称：合龙村民对建垃圾场非常反对，后来连村里80、90岁的老婆婆将尿壶和大粪罐子放在路上阻止施工。

　　村民说，就在合龙村民极力反对在合龙建垃圾场之时，福星村民向县委政府递交材料揭露村支书杨林发“廉价买卖以及私自砍伐村集体林木”一事，就在这关键时候，村支书“向镇上和县上主动要求在福星村建垃圾场”。

　　“杨林发此举不但救了自己，同时也挽回了县政府的面子，却害了我们福星村全体村民，”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莫姓中年男子如是说，“垃圾场改址有猫腻”。

　　“因为垃圾场选址在灌江上游江附近，担心遭受污染的灌阳自来水厂也从原来距离县城很近的灌江边，搬迁到离县城很远的地方，水源也不是灌江水。”这是福星村村民反复提及的一个疑问，但“县上至今没有做出解释”。“我认为村支书用了手段，”板栗山屯68岁的王明永老人说，垃圾场对福星村来说是件大事，村民有知情权，但村上没有召开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这完全不符合《村民组织法》。

　　“我们就是想保护这个村子，保护水源。为了子孙后代的健康，每天有40多个老人堵在村口，晚上也睡在村口。”75岁高龄的茶子山屯熊关菊老人如是说。

　　茶子山屯的王云翠给记者讲述：儿子本来准备今年结婚，女方听说福星村要建垃圾场，不愿意嫁过来，结果两人分手了。

　　73岁的周井玉老太讲，《通告》上违法犯罪的名单有儿媳妇江小莲，儿媳妇娘家有亲戚在县上工作。11日早上6时，娘家来了四个人将其强行抬上车拉走。

　　老人还说：由于儿媳妇抵制建垃圾场，残疾儿子李新军的低保也被取消。

　　福星村在灌阳一中就读的一位女生说：班上同学也多次讨论过这个话题，大家都认为垃圾场应该建在远离村庄、远离水源的地方。

　　选址还是改址

　　“垃圾场最初有11个备选点，县上筛选后剩下合龙和福星两个点。放弃合龙林场的原因是2008年的冰雪灾害，合龙林场道路结冰严重，车辆无法行驶。为了让全县的生活垃圾冬季能够及时拉运，最终选址福星村大竹凹。”灌阳县委常委、副县长范科君给出这样的解释。

　　最初的11个备选点都在哪儿呢？主管垃圾场工程建设的灌阳县市容局长王祥西称自己“不清楚”，但他再三强调，“垃圾场最终选择大竹凹不是改址，而是选址”。

　　然而，桂林市市容管理局2009年3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简报(第四期)》显示， “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位于灌阳镇合龙林场，距县城约13公里，占地350亩，总库容180万立方米，日处理生活垃圾100吨，处理方式为卫生填埋。项目总投资4972.61万元，累计完成投资180万元。”

　　桂林市环境保护网2009年4月28日《关于灌阳县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工程项目审批公示的通告》显示：建设地点为——灌阳县城区东南面12公里合龙村合龙林场内。

　　当年8月26日，桂林市发改委市发改行审?2009?15号文件《关于桂林市灌阳县大竹凹生活垃圾处理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又成了“大竹凹垃圾场总库容66.31万立方米，日处理垃圾60吨，投资4771.34万元”。

　　“当时备选的垃圾场有3个点，其中合龙村和福星村适合建垃圾场。但从环保角度讲，合龙林场是最理想的。其优点不仅地质结构上防渗漏更好，而且离县城和村庄都更远，地势也更高。”灌阳县生活垃圾填埋场的环境评估单位，广西环境地质研究院主任、该项目环评负责人袁星义工程师坦言。

　　大竹凹疑有地下暗河

　　大竹凹三面环山，南北两边为东西向狭长地形的山岭，周家湾屯所在地是大竹凹西边唯一的出口。整个山洼树木成林，山上生长着不少黑李树、桃树、板栗等经济林，穿越一人高的灌木，记者看到沟底被垃圾场征用的大片耕地业已荒芜。

　　大竹凹山南边紧邻桃林湾屯，西边依次往北为周家湾、杨家湾、板栗山和茶子山屯。周家湾村口是江，江对岸是华山脚屯和仁江村(行政村)。

　　在大竹凹半山腰的一片黑李林中，一处地质勘查遗留的直径约6厘米左右的钻探眼，人站在旁边能够清楚听到下面哗啦哗啦的流水声。

　　村民说这就是“地下暗河”。

　　村民找来一根长竹竿插入勘探眼，拿卷尺测得眼深2米，1.90米见水，这就是说流水声是从地下1.9米的地方，10厘米高的水位发出的。

　　对此，桂林市水文水资源局站网科吴科长称：可能是地下暗河，也有可能是浅层地下水。

　　袁星义工程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研究所做环评的依据是地质勘查部门提供的数据，环评单位根据硬指标等数据进行环境分析评价。如果地质勘测单位提供的数据不真实，环评结果肯定会受到影响。”

　　而“灌阳县生活垃圾处理场的地质等前期工作由灌阳县市容局下属二级企业灌阳环卫保洁有限公司具体操作”。

　　“整个大竹凹地下水非常丰富，”在大竹凹沟底一条清澈的小河边，几个双手捧着河水解渴的村民说，“福星村村民的生活用水就是这条河的。”

　　小河顺着山势流入江。福星和仁江两个行政村的万亩稻田正是江水浇灌的，因此被村民亲切地称之为母亲河。江在仁江村进入灌江，是灌江的主要支流。灌江，下游湖南境内即为湘江。

　　村民指程序违法

　　“召开村民会议村民肯定不会同意，也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但村支委党员代表会议表决通过了，”就福星村建垃圾场一事，担任福星村村支书10年之久的杨林发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全村89个党员中63人参加，党员会上全部通过同意建垃圾场。”

　　然而，参加当天会议的莫树贤、熊光成、杨万平3位党员称 “村支委只是提前召开党的生日会”，“会上说有个建垃圾场的新项目，如果这个项目不同意的话，以后县上就不会有新项目给福星村的，但大家都没有表决，再说这事也不是党员代表会议表决的”。

　　福星村有3600多人，辖周家湾、杨家湾、板栗山、茶子山、华山脚、桃林湾6个自然村。垃圾场占地最多的周家湾屯，也是此次反对垃圾场建设矛盾中声音最小的村子，杨林发即周家湾人。

　　《村民组织法》规定，村上重大事务必须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

“这样做在程序上不合法。”杨林发如是说，但他同时认为“在党员代表大会上通过就可以了，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可以不召开。如果要召开村民会议，垃圾场就没办法建设了”。

22、东京：人口逐年增长 垃圾越来越少？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0年07月2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2010/07-26/2424162.shtml

　据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东京都23区的人口没有减少，反而还有所增加，但是城市产生的垃圾和最终被填埋处理的垃圾却逐年减少。那么，东京的人口没有减少，而垃圾为何会越来越少呢？

　　首先，法律约束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源头控制住了垃圾的生成量。

　　日本有较为完善的构建循环型社会的法律体系，如确保社会物质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还有关于恰当处理废弃物的《废弃物处理及清扫法》，以及《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家电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车再生利用法》等。在这些法律约束下，日本国民均按照有关规定，进行“3R”实践，从源头上有效减少了垃圾的生成量。

　　“3R”是减少、再利用、循环3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核心意思是尽可能不购买和使用容易产生大量垃圾的物品，尽可能延长物品的使用寿命，不轻易抛弃，并尽可能使物品再生利用。与此同时，东京都还实行严格的定时、分类投放垃圾的制度，有效控制了垃圾的二次污染。

　　以记者所在东京都涩谷区为例，每周一、周四投放可燃垃圾，周五投放可回收资源垃圾，周六投放不可燃垃圾，区内居民和单位均能严格在规定的时间将垃圾分类投放到各自门口的垃圾箱或垃圾袋内，垃圾车也会在规定的时间到达将垃圾运走。

　　正因如此，东京都23区的垃圾量从1989年历史最高水平时的近500万吨减少到2008年时的306万吨。

　　其次是注重资源回收，使垃圾总量得到减少。

　　日本在垃圾处理过程中，可再生资源要进行分类回收。除此之外，废旧家具、自行车等被称为粗大垃圾的东西会送入“粗大垃圾破碎设施”，陶瓷、碎玻璃等不可燃垃圾会被送到“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之后，工人首先要将其中的铁、铝等可再利用资源挑选出来，然后才将剩余的垃圾进行焚烧和填埋。

　　据悉，在东京都23区共有21个“清扫工厂”，另外还有7个“灰溶融设施”、2个“不可燃垃圾处理中心”、1个“粪便清扫作业所”、1个“粗大垃圾破碎设施”和1个“垃圾填埋场”，共同承担着东京都23区垃圾收集、分类、搬运、焚烧、再利用直至填埋的任务。

　　“清扫工厂”不仅负责辖区内的垃圾收集搬运，还要对收回的垃圾进行焚烧处理。可燃垃圾到了这里经过高温焚烧，将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和二恶英等有害成分分解，产生的煤气用于发电，产生的热量用于供热，炉渣灰和灰尘送往“灰溶融设施”制作建材，铁铝等金属进行回收。焚烧垃圾产生的有害气体经过处理后实现无毒排放。可燃垃圾经过“清扫工厂”焚烧后，体积仅为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将剩余的灰渣在“灰溶融设施”处理后体积还能减少二分之一。这是东京都垃圾填埋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先进的垃圾处理设备设施使得处理垃圾的“清扫工厂”能在闹市中与居民和谐相处。

　　记者曾采访过东京都港区的“清扫工厂”。

　　进入厂房，犹如进入写字楼，不仅闻不到任何异味，而且噪音也很小。工作人员在电子计算机控制系统和操作平台前，对设备的运行情况了如指掌。

上述各项措施，不仅使东京都的垃圾生成总量逐年减少，每年无法处理而填埋的垃圾也大幅下降。据统计，1989年东京都的垃圾填埋量近250万吨，达到历史高峰，而2008年时减少到不足50万吨。(刘浩远　何德功)

23、新西兰为何放弃开采金矿?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7-26 肖华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07/t20100725_661917.html

　　据媒体报道，新西兰政府接受公众意见，放弃开采多个国家公园内的金矿等矿产。

　　新西兰当初为什么打算开采金矿，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占新西兰经济比重较大的农业受经济衰退重创，开采地下大片矿产资源有助于经济复苏。但即使这样，新西兰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开采金矿，放弃借助采矿带动经济增长。

　　新西兰在经济受到重创的情况下，在国家公园采矿，以采矿带动经济增长显然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最后新西兰还是放弃了这么做。因为他们看到，在国家公园采矿，虽然可以带动经济增长，但是有限的。毕竟矿产资源是有限的，当这些矿产资源采完时，借助采矿带动经济增长还能实现吗？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公园采矿，这就意味着新西兰“百分百纯净”的招牌不再。新西兰正是靠着“百分百纯净”的招牌，使奶制品、肉制品和鱼类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大的竞争力，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招牌，有的只是金矿开采和污染，那么相关的产业如奶制品、肉制品的优势也将失去。

　　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和政绩，而失去长远利益，是一种得不偿失。新西兰放弃开采金矿恐怕很值得我们学习。现在我们很多地方为了经济增长，几乎什么都不顾，有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的增长，有的以破坏文物为代价搞城市建设，有的以工人的安全为代价减少成本，增加利益等。可是这么增长有什么意义呢？

　　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看不到这一点，一些地方正是为了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一味追求短期政绩，使一个地方环境受到了很大污染，城市的文化不再，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到处是污染的环境，没有文化品位的城市。

　　新西兰放弃开采金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尊重民意。新西兰打算开采金矿后，众多新西兰人反对在国家公园内采矿。面对着这样的民意，新西兰政府还是决定采纳。我们很多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为了短期政绩而不顾长远利益的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顾民意。有的工程即使受到大部分人的反对，但工程照样上马，理由就是这样的工程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不是我们破坏环境、破坏文物的理由。有时候保护环境、保护文物比经济增长更重要。因为只有保护了环境、保护了文物，有了文化品位，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它的竞争力才会很高。如果是以牺牲环境和失去文化品位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只能是短期的，失去的却是长远的利益。新西兰放弃开采金矿为我们的一些干部上了生动的一课。

24、“百年一遇”灾害频现 预警失误要负什么责任？

来源：人民日报2010年07月2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10/07-26/2424052.shtml

　　核心提示

　　暴雨、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无情袭来，预警及时准确，成为避免和减小损失的关键。“百年一遇”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多少灾害目前能够及时预警……就读者和网友关心的灾害预警问题，我们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

　　一问：“百年一遇”灾害为何频现？

　　50年一遇的洪水，并非50年内一定只出现一次，但在500年内通常只会出现10次左右，平均每50年一次

　　7月24日，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使陕西310省道紫阳段全线塌方；今年入汛以来，格尔木河出现超２０００年一遇的洪水……

　　有网友质疑，“我才活了20多年，怎么就遇到了这么多超百年一遇的事情？”

　　“‘百年一遇’的降水，并非100年才碰到一次，也不代表百年内唯一的最大降水。”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贺国庆解释，所谓多少年一遇，只是统计学上的概率，只有在大量的过程中或相对于长时间才是正确的。

　　比如，2008年6月13日，深圳出现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达526毫米。深圳对降雨量的记录只有50多年历史，怎么会有超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

　　贺国庆说，我们对天气现象特别是与大气流体有关的天气现象，往往用数理统计方法估算其出现几率，这种几率称为“经验频率”。通俗起见，往往用“重现期”来替代“频率”。所谓“重现期”并不是说正好多少年中就出现一次，它带有统计平均的意义。

　　与降水类似，“洪水50年一遇”，是水文学用重现期来反映洪水量级的一种表述方式。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解释，“洪水50年一遇”指洪水的流量、水位或洪量等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平均每50年重复出现一次。

　　洪水重现期越长，表示该洪水出现的概率越小，量级越大。50年一遇的洪水，并非50年内一定只出现一次，但在500年内通常只会出现10次左右，平均每50年一次。

　　专家指出，客观来说，现在“百年一遇”甚至“超百年一遇”的大雨或洪水确实比以往多，这与一些客观因素相关：

　　一是近20年来，地球平均温度逐年升高，大气的环流、水流循环等受到影响，造成雨水在局部、短时期的变化增大了；

　　二是城市化的影响很大，碳排放增加、热岛效应明显，局部温度急剧变化，易造成冰雹、暴雨等极端天气。局部极端降水的频率确实增加了。

　　“百年一遇”甚至“超百年一遇”的大雨和洪水比以往增加了，那我们的设防标准是否也应当相应提高？

　　据专家介绍，现在广东重点地区县城的防洪标准是50年一遇，地级市以上是100年一遇。这种标准，基本能应付当前防洪需要。但在落后地区、山区，由于财力有限，许多城市防洪标准偏低，有的甚至不设防。

　　二问：有多少灾害能够预警？

　　龙卷风、冰雹、强降水等突发性天气的预报，准确性一般只有30%—40%，且可预报性时效很短

　　我国洪水预报的整体技术水平，现已跻身世界比较先进的行列。目前，我国可较准确地发布全国七大江河干支流主要控制站、防洪重点地区、重点水库和蓄滞洪区共1000多处水文站的洪水预报信息。

　　广东省气象局首席预报员林良勋介绍，广东的天气预报水平不逊于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目前，广东已初步建立了地基、空基、海基多位一体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

　　既然预报技术这么发达，为什么灾害还经常造成重大损失？目前我国灾害预警的准确性有多高？

　　林良勋说，这应当看灾害的具体类型。就准确率而言，我们的晴雨预报达到了80%；温度的预报在正负1.5℃以内；冷空气的预报更准确，达到85%；暴雨差一点，为60%。但是，对龙卷风、雷雨大风、冰雹、强降水这些突发性天气的预报，准确性一般只有30%—40%，且可预报性时效很短。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江河湖库的水情信息，由水文部门设立的水文测站监测并实时上报到各级政府防汛等相关部门。全国现有近4万个水文测站，其中为防汛抗旱服务的测站有1万多个。

　　单就为防汛抗洪服务而言，目前一般的水文测站能够实测100年一遇洪水的水位，大江大河重要控制站能够实测50—100年一遇洪水的流量。

　　专家也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总体测站密度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难以满足局地山洪、泥石流灾害和小流域洪水监测预警的需要。

　　目前，全国大部分水文站和雨量站采用自动化仪器采集水情，大江大河上的水文站自动化程度较高，但大部分中小河流仍需要人工现场监测。

　　三问：怎么尽快把灾害预警告诉公众？

　　800多万条“灿都”预警短信，共耗时30多分钟才发送完毕；解决“最后一公里”，有时候还需要一些传统方式，如大喇叭、锣鼓号等

　　“灿都”来袭，广东移动公司发送了800多万条预警短信，下发速度是每秒4000条。受众广泛，覆盖范围广的手机短信已成为一种经常使用的预警传递方式。

　　但是，短信预警也有“软肋”。天气预警短信数量巨大，而网络容量却有限，存在着通信传输瓶颈。广东移动发送800多万条“灿都”预警短信，共耗时30多分钟，最晚接到的用户比最早的要晚半个小时左右。

　　除了手机短信，发现灾害隐患后，通常还采取哪些手段发出预警？谁能收到预警？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发生洪灾前，防汛指挥机构，气象、水文、海洋部门或基层有关预警人员会根据灾害程度和各类应急预案规定，发布不同等级的预警。预警信息发布的对象除了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外，主要是普通社会公众。

　　林良勋说，一般而言，有把握的预报会很早发布，但是不能提前太多，因为预报得越早，误差越大。

　　例如，对于台风“康森”，早在6月底，气象监测人员就在日常监控中发现了一些异常，通过应用数值方法和统计方法对当时整个大气环流变化进行分析，做出了初步判断。随着台风登陆日期临近，接受的资料越来越准确，在登陆前10多个小时，才判断出台风不会在广东登陆，而是到了海南。

　　一般来说，灾害预警在城市大多通过电视、网络、短信等手段发布，而在农村，除了上述手段，还要加上一些传统的传播方式，比如大喇叭、电话、锣鼓号等，以解决预警信息在农村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四问：灾害预警失误要负什么责任？

　　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已经被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范围；媒体未按要求播发也应负相应责任

　　如果灾害预警不及时、不准确，或者漏报重大灾害并造成严重后果，或者风声鹤唳，到头来却虚惊一场，让老百姓“白忙活”，有没有相关的问责机制？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写得很清楚：隐瞒、谎报或者由于玩忽职守导致重大漏报、错报灾害性天气警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的，未及时采取气象灾害应急措施的等由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媒体来说，如未按照要求播发、刊登灾害性天气警报和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或者传播虚假的、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灾害性天气信息和气象灾害灾情的，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在广东，突发事件防范和应对工作，已经被纳入行政机关负责人年度绩效考核范围。

25、防治地质灾害需建长效机制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7-26 古力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07/t20100725_661916.html

　　今年以来，极端天气事件异常频繁，导致我国部分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群发。为了应对频发的地质灾害，我国正全力建设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十有县”，并把此举作为全面提高防灾和减灾能力、建立和健全地质灾害防治体系和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工作。一些地方建立并完善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对系统解决新时期地质灾害防治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从而实现了地质灾害防治由被动防范向主动避灾的转变。

　　笔者认为，为有效减轻地质灾害带来的损失，应把防治地质灾害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实施，抓工作的关键环节，努力构建地质灾害防治的长效机制。

　　首先，要强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按矿区、分类型、依规模地构建全国性的数据库，形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信息化管理平台。其次，要切实抓好地质环境监测工作，构建以评价区域地质环境变化为主要目标的综合监测系统。而在构建长效机制方面，应建立完善的法制机制、明晰的责任机制、多元的投入机制以及完善有效的补偿机制。同时，大力推进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要建立地质灾害防治的长效机制，需要全民参与，共同防灾、避灾，提高地质灾害防治的效率，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也是广大基层组织和干部义不容辞的职责。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通常发生在山区，而那里的人们信息相对闭塞，对地质灾害的成因及规避方法了解不多，即使有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险情发生，对于如何紧急疏散、转移人员等，山区居民都不甚了解。对此，各地的基层组织和干部除了要对群众加强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外，还应组织群众适时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切实提高群众的防灾、避灾能力，特别是针对那些危险程度高、易发和危及面广的重大隐患点，制订防灾、避灾方案，并把方案宣传和落实到村、组、户、人，尽最大努力减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损失。

26、墨西哥湾原油泄漏如何“善后”？

来源：人民网环保　2010年07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245012.html

　　从4月的墨西哥湾钻井平台爆炸，到5月的新加坡海域油轮货轮相撞，到6月埃及红海沿岸发生漏油事故，再到最近中国大连的输油管道爆炸，几个月里，海上溢油灾难事件频频发生。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生态灾难，墨西哥湾原油泄漏如何“善后”，给人们提供了启示和教训。

　　■清油：

　　出资招募社会船只

　　大批发动志愿人员

　　在约翰·理查德森看来，今年的夏天不太一样。在他的家乡，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纳瓦拉海滩上，细腻的白沙上多了些黑乎乎的污油团。“每天都有穿着长裤、戴着面罩的工人在清理。”约翰对本报记者说。

　　约翰看到的，是一场庞大的清理油污工程中一个细小的环节。“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4月20日发生爆炸沉没后，英国石油公司表示，已经使用了“化学法”、“燃烧法”、“撇油法”等多种方法“对抗”漏油。

　　“燃烧法”是先用浮油栅栏把漏油中成团的油聚集起来、点火，然后再派船只打捞燃烧焦油球，据说这样可以清除水面50%到90%的石油，但燃烧产生的有毒黑烟和残渣遭到了环保人士的批评。

　　为了最大限度地回收浮油，在征得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同意后，英国石油公司面向墨西哥沿岸征集愿意加入打捞油污工作的商业船只和渔船。根据船只的规模，每艘船每天可以获得1200美元到3000美元的补贴，出海的人每天有200美元的报酬。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7月，大概和5000艘社会船只签约。

　　美国方面，除了调动本国资源，还得到日本等12个国家和国际团体的援助，甚至请来了全球最大浮油回收船帮忙。

　　清理海滩浮油也是一项重大的工程。虽然墨西哥湾沿岸各州设置了充气式栅栏，强风和海浪还是把部分浮油推向海岸，很多旅游度假海滩因此关闭。英国石油公司希望让更多的人在接受培训和配备防护装备后，可以承担起清理海滩油污的工作。目前，培训环保志愿者的工作由美国海岸警卫队负责。

　　■理赔：

　　设200亿美元赔偿基金

　　奥巴马强调“上不封顶”

　　墨西哥湾沿岸占据95％的美国渔业资源，原油泄漏不但对当地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还使当地渔业、旅游、能源、航运业遭受巨大损失。据统计，这些行业每年的经济产值约为2340亿美元。当漏油被渐渐控制时，对污染地区的损失赔偿备受关注。

　　英国石油公司已经承诺，将会为损失“埋单”，其中包括沿岸居民的财产损失、居民收入的减少、自然资源的破坏、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损失等等。

　　对于个人和商业机构来说，要想获得赔偿，需要提出索赔要求。英国石油公司的官方网站上，详细列出了如何填写索赔申请表的说明，指导人们如何通过热线电话或在线提交索赔申请。此外，英国石油公司还在沿岸各州设立了20多个现场办公点。对于政府机构的理赔，则另有专业团队处理，和个人索赔是两个不同的流程。“想得到赔偿也不是那么容易的。”约翰告诉本报记者，他身边有位朋友，因为海滩被封无法出租房屋提出申请补偿，不但要附上他以往的收入证明，还要提供材料证明确实是受漏油事故影响造成的损失。

　　由于此次赔偿涉及面广，美国政府不断施压，要求英国石油公司设立专项赔偿基金，以保证赔付资金的完备。6月17日，英国石油公司发布声明，称其高层在会见奥巴马后，决定设立200亿美元的托管基金。奥巴马特别强调，这一基金“上不封顶”。

　　据悉，这次设立的专项赔偿基金所需的资金将在未来三年半里陆续投入，首批50亿美元会在今年年内投入。这些资金将被用于对遭受原油污染的墨西哥湾沿岸居民进行赔偿，同时也会用于支付环境清理产生的相关费用。

　　这一基金由美国政府和英国石油公司以外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管理，掌管人是著名律师肯尼思·范伯格。范伯格对媒体表示，他将独立掌管该基金所有事项，寻求加快理赔进程，希望能够在未来一到两个月内完成第一批赔偿金支付。

　　除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之外，英国石油公司还承诺拨出1亿美元，赔偿因为停止深海钻探而失业的工人。5月底，奥巴马宣布在半年内暂停美国近海石油的钻探和勘测，以防止漏油事件再次发生。根据英国石油公司的统计数据，截止到7月23日，已收到了12.5万余份索赔申请，其中3万多份申请已经得到了赔偿，公司支付了2.3亿多美元。

　　■生态：

　　美海军部长主抓恢复

　　英石油投5亿搞研究

　　1989年发生在美国的“埃克森·瓦尔迪兹”号油轮漏油事件，漏油总量只相当于此次墨西哥湾原油十几天的泄漏量，但时至今日，许多原油仍未被清理掉，对阿拉斯湾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这次的事故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专家估计，墨西哥湾的生态恢复，大概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原油泄漏造成了一场生态悲剧。墨西哥湾沿岸很多鸟类栖息地遭到破坏，海豚、鹈鹕和其他海洋生物大批死亡，甚至海底深处的抹香鲸和微小的浮游生物也受到威胁。美国科学家表示，漏油事件正在影响海底食物链：一些生物因原油泄漏死亡，另一些生物却适应了污染的环境，种群数量正在增长。更致命的是，当海面浮油有毒物质毒害海洋生物后，还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聚集在人体内，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

　　当媒体更多关注这场原油泄漏事故造成的生态和经济损失时，南阿拉巴马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蒂芬·皮库告诉本报记者，不应该忽视灾难对当地居民心理上的创伤。皮库说，在遭受了严重经济损失的地区，人们表现出“创伤后综合症”的症状，变得焦虑、抑郁和愤怒。这种心理上的影响可能持续很多年，要恢复心理健康是个艰难的过程，需要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提供辅导课程。

　　正是因为看到这次灾难的长远影响，奥巴马今年6月中旬宣布，要对墨西哥沿岸实施长期恢复计划，以保证恢复海岸线的生态平衡、保证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他任命海军部长雷·马布斯负责计划的研究和制定。

　　英国石油公司新闻发言人大卫·尼古拉斯告诉本报记者，为了研究原油泄漏对该地区造成的生态影响，英石油将在未来10年内投入5亿美元资金，建立名为“海湾沿岸研究所”的研究机构，邀请墨西哥湾地区的学者开展相关研究。

　　■公开：

　　不敢隐瞒环境数据

　　网站及时发布信息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在其网站上开辟了专栏，用来发布和这次事故相关的信息及新闻动态。美国也为此事件设立了官方网站，向公众说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提供各类数据、公布相关部门的联系方式。

　　以生态环境的监测数据为例，灾难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派出科考船，驶入污染海域进行取样；美国宇航局利用卫星上的中解析度成像光谱仪对海上石油污染进行监测；此外，科学家们还在陆上收集相关数据。这些数据都发布在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下属网站上。公众可以通过在线实时地图了解被污染海域的最新情况，掌握禁止捕鱼的区域，看到卫星遥感图像。

　　英国石油公司也展开了对该地区空气、水质等方面的测试。在该公司的网站上，可以查到每日空气质量的抽样调查结果、对沿海和近海水质抽样的调查结果等。对于化学分散剂的使用量、被污染海滩的清理情况等资料，该公司也都进行公示。除此之外，这些网站还发挥着“教育”的功能。美国的官方网站上，不仅“教”给公众如何提出索赔要求或者诉讼请求，还提供大量的安全知识，例如墨西哥湾沿岸居民如何注意水质和食物安全，加入清污的志愿者如何保护自身健康等。

　　对话

　　英国石油公司新闻发言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谈论漏油事故总支出为时过早”

　　英国石油公司新闻发言人大卫·尼古拉斯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为应付漏油事故公司已经支出40亿美元。他认为，谈论最终的总开支现在还为时过早。

　　记者：堵漏之后，英国石油公司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尼古拉斯：我们在堵漏方面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在赔偿漏油造成的损失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至于挑战，除了要清理油污，我们还要保证公司能为漏油事件产生的所有支出“埋单”，并修复公司的名誉损失。公司已经取消了三个季度的分红计划，还打算出售100亿美元的资产。

　　记者：说到赔偿，英国石油公司会赔偿对当地生态、经济造成的间接损失吗？

　　尼古拉斯：我们会对这场可怕灾难造成的直接损失进行赔付，比如那些不能捕鱼的渔民，也会对部分间接损失进行补偿。目前，所有的赔付申请都被转往由肯尼思·范伯格领导的新机构，他将决定哪些是有效的申请，哪些可以得到赔付。

　　记者：英国石油公司在美国面临数百起民事诉讼，美国司法部也展开了刑事诉讼调查，对此您有何回应？

　　尼古拉斯：我们不对诉讼案件发表评论意见。对于调查，我们会合作，但不对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猜测。

　　记者：英国石油公司迄今为止在漏油事件上的开支是多少？最终会花费多少？

　　尼古拉斯：我们目前的开支大约是40亿美元，包括各种应急措施、赔偿款等。人员方面，超过1000名公司员工直接参与其中，如果算上合同工和联邦工作人员的话，大概有4万人参与了对这次事件的处理中。至于最终的总开支，现在谈论还为时过早。

　　观察

　　成熟的制度保障才能保证“善后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发生后，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国政府招致不少批评声音，被批缺乏应对危机预案、反应迟缓、进展缓慢。但媒体也注意到，在堵漏的同时，清理、赔付等工作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专家认为，这和西方国家相对成熟的法律制度体系分不开，也是经济利益博弈的结果。

　　在美国公益法研究所项目副主任张兢兢看来，和发生在中国的类似环境污染突发事故的肇事者相比，英国石油公司的信息公开程度比较高；而且美国内务部、美国联邦环保署的主页上都设有专题，公开政府所掌握的信息。这和美国《信息自由法》的法律要求是分不开的。该法是美国在1966年制定的，要求联邦政府信息实行公开化。

　　“最初在美国政务公开也是障碍重重，是经历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才达到现在的程度。” 张兢兢告诉本报记者，美国联邦环保署对于环保领域信息公开规定得十分细致，得益于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环保运动的推动。比如根据《1976年有毒物质控制法案》的规定，排污的企业必须严格真实地记录并保存化学物质的储存和排放信息，政府部门有权要求公司报告这些信息，公众有权查询这些信息。信息的公开使得公众对污染的监督更为有力。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6月17日和英国石油公司的总裁谈话之后，该公司同意设立200亿美元的专项赔偿基金。张兢兢说，美国政府促成该基金的成立，是为了尽快对因油污而受损害的当事人进行赔偿，避免他们经历漫长和昂贵的法律程序。而在中国，类似事件发生后，我们看到的是“企业肇事，政府买单”；政府为污染企业承担了责任，虽然看似较快地平复了社会矛盾，但却纵容了污染企业，破坏了环境法的原则。

　　张兢兢认为，法律手段在这次漏油事故中的运用值得关注。现在已经有渔民、旅游业人士对英石油提出的民事集团诉讼；有环保团体起诉美国联邦政府发放深海采油证的公益诉讼；有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近海石油开采禁令提出的诉讼; 也有美国司法部对英石油的刑事调查。各方都在充分利用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以期获得司法救济，或是通过诉讼来追究政府监管不力的责任，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或是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

　　“每一次历史上重大的环境事件，都可能对环境法产生影响。1989年的埃克森事件，就催生了美国《石油污染法》的颁布。” 张兢兢分析说，这次事件后，很可能对美国的环境和能源立法产生深远影响，影响正在参议院审议的《能源和气候法案》。奥巴马6月中旬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要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大力发展替代能源。

　　数据

　　人力和物资投入

　　■41000人

　　■4303艘船

　　■782个撇油器

　　■114架飞机

　　■351万英尺的吸油栅栏

　　清理漏油

　　■回收823809桶油

　　■燃烧265238桶油

　　赔偿和支付

　　■目前共花费40亿美元

　　■赔偿款为2.35亿美元

　　■建立了200亿美元的代管基金

　　■拨出5亿美元用于建立海湾沿岸研究院

　　■数据截至7月22日

　　相关

　　媒体紧追

　　防止英石油

　　“大事化小”

　　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以来，英国石油公司不仅忙着堵漏，还要平息民众的怒火和媒体的指责，不惜砸重金进行公关：在美国媒体上登大幅广告、高价聘请游说人在华盛顿斡旋，以求修复自身形象。

　　但在公关人士看来，英国石油公司的“危机公关”并不出色，先是其首席执行官海沃德频频失言，后来又爆出“封口门”和“造假门”。

　　漏油事件发生后，海沃德多次出面道歉，但在美国国会一场听证会上，却否认公司对于事故负有直接责任，惹怒多名议员；公司焦头烂额之际，他跑去观看帆船比赛，惹来嘘声一片；海沃德还公开说，他想回归原来的生活，招来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民众的不满。

　　公关专家王生升对本报记者说，在全球瞩目这场危机之时，英国石油公司高管的表现让人匪夷所思，“他的行为显得有些敷衍，会激怒客户和消费者”。

　　英国石油公司在公关上的麻烦还远不止于此。

　　最近，就在英国首相卡梅伦去美国为原油泄漏事件“灭火”之时，传出了令人尴尬的消息：英国石油公司曾试图收买科研人员。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获得的一份由该公司提供给科研人员的合同副本显示，公司要求研究者不得发表涉及英石油的研究报告，三年内不得公开谈论英石油相关数据，直至公司“修补方案”得到政府批准。紧接着，媒体又爆料，英石油修改了美国一个清理漏油指挥中心的照片，以制造工作人员繁忙的假象。

　　王生升表示，公司在遭遇危机时要修复形象品牌，首先要在权威机构的配合下，对情况作出公正的说明，同时要体现出社会责任感，“封口门”和“造假门”事件无疑会产生负面影响。

　　王生升认为，公关上的失误显示了英国石油公司在战略上缺乏一定危机管理意识。对于能源这样的特殊行业，应该在平时就做好应对危机的预案。

漏油事件发生后，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英美媒体对此高度关注，从跟踪事件的动态进展到对事故发生原因的反思，从对美国政府救灾不力的批评到对英国石油公司丑闻的曝光，督促政府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27、云南鹤庆疑似血铅超标儿童增至84人 仍将上升

来源: 云南信息报 2010-07-26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00726/20100726105343547.html

铅中毒的孩子在医院接受治疗

建在自家院内土法提金的“小氰池”

附近的金矿已经停工，正等待专家鉴定

1岁零8个月的小杨扬见到记者，害羞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昨日是小杨扬住院的第14天，他的奶奶、父亲和叔叔也都从几十公里外的北衙村来陪他。记者昨日从鹤庆县政府了解到，该县加大了对北衙村村民健康状况调查和血铅筛查工作力度，截至昨日15时，筛查出疑似血铅超标儿童增至84人，目前已经全部集中到鹤庆县人民医院进行免费治疗。

中毒儿童全部入住县医院

　　据鹤庆县卫生局局长赵卓俭介绍，“疑似血铅超标儿童”全部集中在该县人民医院治疗。这些住院治疗的儿童都是疑似中度中毒以上的患者，包括“中度”和“重度”两种，中度者血铅含量在250微克至449微克之间，重度的在450微克以上，孩子们都没有明显的症状，状况最多的是腹疼，加上住院期间染上的感冒等。

　　这些患者都是来自该县西邑镇北衙村以及沙地村的儿童。7月23日公布的住院人数为39人，昨日增至84人。据统计，北衙村儿童超过500名，已经全部接受了检测，预计后续住院人数会继续上升。

　　小杨扬的父亲蒋海军说，以前孩子经常出现拉肚子的情况。现在主要是药物治疗。

　　记者在北衙村调查时，有家长称，自己的孩子才10个月大，住院已经有十七八天了，但院方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结果，想看病历也被医院拒绝。医院的说法是按规定病历是不能给患者的。

　　鹤庆县人民医院院长施茂庭对此的解释是，患者可以看病历，但不能带走。此前不能看是因为上千份血铅检验单都在县疾控中心进行筛查，还没有转到医院。他说，第一批患者已经完成17天疗程，今日进行复查。患者回家休息2周后再复查，如果血铅含量在250微克以下，就可以不用住院治疗，在家补充一些蔬菜、维生素即可，如果仍在250微克以上，则需要再次住院治疗。

　　此前全县没有检测血铅仪器

　　据了解，在此次大规模血铅超标事件发生之前，该县没有检测血铅的仪器。

　　一个背景是，鹤庆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赵卓俭局长说，检测血铅的设备要20多万，以前县里没有。此次事件后，政府已经拨出专款准备采购一台，将来会放到县疾控中心。

　　施茂庭院长也表示以前很少收治此类病例。

　　在此前央视采访时，一名医务工作人员说，治疗的资料是他自己从百度搜索出来打印的。这个细节曾让当地群众对当地治疗水平引发质疑。

　　施茂庭的解释是，他们的治疗方案是符合卫生部标准的，而且已经有上级的专家指导。

　　据了解，为确保疑似血铅超标儿童得到及时有效治疗，鹤庆县政府从大理州级医疗卫生部门请专家组成专家组，对血铅超标儿童治疗工作进行指导，完善治疗方案，确保治疗效果达到预期目的。同时，鹤庆县根据筛查、治疗需要及时拨付专款，确保筛查及治疗工作顺利开展。

　　鹤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告诉记者，在北衙2300多名居民中，目前已经完成1600余人的血铅检测，除84名住院儿童外，预计血铅超标人数还会上升。对此他表示，鹤庆县哪怕少做几项工作，也将免费为所有需要住院的患者进行免费治疗，至少让血铅含量降到不需住院的水平。

　　另外，从发现第一起儿童血铅超标已经将近一个月，但当地对病情的描述却还是“疑似”，对此施茂庭的解释是，“目前云南省有血铅中毒确诊资质的医疗机构只有两家，都在昆明。”他说当地采取的是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置，如果将所有孩子送到昆明检测，待“确诊”后再医治，势必延误治疗时机。

　　　至今没有铅含量检测能力

　　“血铅超标”事件爆发后，大理州环保局的环境监督站对当地的土壤、水和大气进行了监测，得出的数量相当惊人。据县环保局副局长朱雪平透露，他们从农田土壤和村民抛弃在河道中的矿碴进行提炼分析，每公斤土壤和矿渣中含铅量最多达2万多毫克，而国家一级农田的含铅量只是250毫克。更让人惊讶的是，这竟是当地首次对铅含量进行检测。

　　其实，北衙村有铅、铅污染的历史由来已久。据文献记载，自明代开始，北衙的先民们就已经发现当地富含银、铜等贵金属，并自行冶炼，后来又转而炼铅。到了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当地有从事铅冶炼的企业达十多家。而据记载，1979年12月在原北衙铅矿医务室治疗铅中毒45人，1985年12月在原北衙铅矿治疗63人。原在北衙卫生院工作的郭汝林回忆，在1977年至1992年期间，曾经间断诊疗过铅中毒人员约300多人，特别是1986年至1989年期间，每年约60人次，1988年当地医疗机构也曾经治疗过北衙地区慢性铅中毒病人。

　　情况如此，为何在此次“血铅”爆发后，当地环保部门才决定实施铅含量检测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县环保局副局长朱雪平一脸难色。朱雪平说，县环保局目前只具备有限的几种环境污染的检测能力，其中空气包括“二氧化硫、二氧化氮、TSP（总悬浮颗粒物）、PM10（可吸入颗粒物）”检测，水包括“氰化物、化学需氧量、PH值、降雨酸碱度”、噪声污染。

　　朱雪平称，他们“是按国家规定对排第一位的项目来监测，而铅不排第一位，是否要查得由国家来规定。”他还告诉记者，“我们环保局1998年才成立，以往的事情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接触过程中，并没有接触到血铅超标的情况。”

　　争议

　　祸首是厂矿还是“小氰池”？

　　7月23日的政府消息称“当地村民土法‘小氰池’提金是引起儿童血铅超标的直接原因”，但当地村民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真正的祸首是附近几个铅、金、铁企业排放的污染物，而相关的厂矿却认为是村民为了个人利益，在推卸责任。

　　村民：厂里天天飘绿烟

　　村民蒋海军说，他家旁边就有一个铅炉，排放肯定不达标。家里的被子一天下来就会变黑。“80%有铅厂的原因。”他认为。

　　在北衙村幼儿园正前方，大概一公里处就是一个铁厂和金矿，而这个村子的北边约三公里处，就是一个铅厂，村子南面，也有一个铅厂。

　　一村民说，晚上10时左右，铅厂、铁厂的绿烟朝他们住的方向飘过去，带着浓烈的 “臭鸡蛋”味道。另一位村民说到田里拔草，回来时脚上脸上手上全身都是灰，黑乎乎的，家里的碗碟要是不收的话，到第二顿都会染上一层黑灰。

厂矿:我们什么都达标

　　被村民控诉的几个企业分别是两个非法铅厂，目前已经被勒令停产。铁厂是“鹤庆凌云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金矿隶属于“鹤庆北衙矿业有限公司”。记者前日到达时，金矿和铁厂也都已停产。

　　由于正值停产，记者在厂区并没有看到有污染物排出。对于村民们的指控，凌云公司和北衙公司都直喊冤枉，凌云公司总工程师冯涛拿出两份环评报告，一份是他们2003年接手公司的，另一份今年才出来，该公司马上要上一个年产40万吨的炼铁项目，环评报告都显示，该公司具备开工条件。而北衙公司前身是北衙铅矿，现在主产品是黄金，这家公司的相关项目也都有相关部门的批文。两家公司均表示，他们企业的污染物排放是达标的，不存在偷排漏排的问题。而且他们认为村民之所以把矛头对准厂矿，是不满公司“独占”矿山的利益。

　　环保局：“小氰池”往房间藏

　　据鹤庆县环保局副局长朱雪平介绍，他们每个月都会多次来北衙进行监测、监查，从来没有发现铁厂和黄金厂有污染超标、偷排漏排的问题，也从没有对两者进行过任何处罚。

　　据其介绍，在北衙村，最大的污染源来自于农户土法提金的“小氰池”。据说在北衙520多户村民中，采取土法提金的有接近一半，当时大理州环保局工作人员在北衙村进行水质检测，发现饮用水达标；在矿山、村庄、田野等区域设了三个点监测大气，发现含铅量严重超标；对有“小氰池”的农户区域和无“小氰池”的区域，分别进行“环境本底质”（对比）检测，有“小氰池”区域铅含量远高于无加工户的区域；而在村民随意倾倒矿渣的河道以农田进行的检测，发现含铅量达2万毫克/公斤，其中农田土壤含铅量远高于国家一家农田不超过250毫克/公斤。而且他还强调，在铁产、金矿停产的前后，相关铅含量指标仍然有这么高。

　　村民们都直接否认他们还在继续用“小氰池”。有村民介绍，在2003年以前，“小氰池”在当地确实非常盛行，村民们自己跑去金矿采石，一吨好点的矿石，用氰化纳浸泡、提纯后，可以产生4－5克黄金，每克市值有250元左右。2003年3月，县政府取缔了“小氰池”，村民都由户外转到了自家的院子，有的为了逃避打击，甚至在自家堂屋或者卧室内建起“小氰池”。朱雪平表示，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为此县环保局多次试图取缔都没有结果。但也正是这个原因，“小氰池”对村民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据其介绍，最近一年多来，大量外地人来当地租房建“小氰池”，并且改进了工艺方法，使用高温使以往20天才提出黄金的时间缩短到几天，但这样的直接后果是大量铅在提炼过程中挥发出来，浮游在1米左右的空中，对村民尤其是儿童的身体造成了严重危害。

　　政府：关闭“小氰池”200余口

　　虽然各方对是否对“小氰池”惹祸的事情有较大争议，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仅在北衙片区，已经有84名儿童因疑似严重血铅中毒住院，当地政府已经为1600多人进行了检测，已经发现有不少成人的血铅含量也严重超标。更为严重的事实是，血铅超标可能会损害脑，影响儿童智力发育，最严重的可能导致死亡。但村民们对此根本没有认识，他们在不满意铁矿的同时，却坚决不肯承认“小氰池”的危害。

　　据鹤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群介绍，省环保局专家昨日已经赶赴北衙进行检测。

　　目前，鹤庆县全力推进北衙村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制止关闭村民非法提炼黄金的“小氰池”200余口，组织力量将村民随意堆放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小氰池”尾渣4300多吨清理到北衙矿业公司尾矿库。同时，当地正积极推进植树造林工作，新增植树2000多棵，播撒树种100多亩。

　　反思

　　“睡在金矿上”的尴尬

　　记者在北衙采访期间，村民们无不痛斥铁厂、金矿、铅厂对他们家园的损害，但却忽视了“小氰池”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而相应的厂矿企业则认为村民们是对金矿有利益诉求，认为自己矿山在自己家门口，却不得到利益，故而推卸责任。

　　“北衙的人确实睡在金矿上。”一位政府人士这样形容， “虽然矿山属于国家，但北衙人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开采、炼银、铜、铅，特别是近些年发现黄金后，他们当然希望通过黄金发财。”依靠矿藏，当地人当然也得到了一些实惠，据当地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北衙上千名劳动力中，有80多名在当地的黄金公司、铁厂上班，更多的人则是在做跟矿有关的生意，主要是运输矿石，另外还为外地客商提供餐饮服务。北衙村委会主任介绍，当地村民中有80%家里至少有一辆手扶拖拉机，还有不少家庭有大型卡车、挖机。

　　但这些远远不足以满足当地人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小氰池”就是不少人家的聚宝盆。一位熟知当地情况的外地人士介绍，当地目前黄金探明储量约有150吨，目前每克市场价值250元左右。自从2003年北衙公司利用氰化钠进行提金后，村民们都把这项工艺学了过来，一度时间家家都在从事这项活动，黑市剧毒化学物氰化钠泛滥，不少人也经常冒着风险去金矿偷矿（当地村民说是捡矿），为此矿山与村民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

　　而另一方面，村民们只知道用氰化钠提金，但没有任何防护污染措施。记者在村子里看到，北边的锅厂河已经被村民丢弃的矿物废渣和垃圾填了大半，环保局最近的监测显示矿渣里面所含的氰化物达到60至200多毫克每公斤，而铅的含量也在1千至2万毫克/公斤。当地县政府在查处之余，不得不定期地将这些矿物废渣运进黄金公司的尾矿库中。

　　根据初步检测的结论，目前北衙除了人饮水还没被污染外，土壤、空气中含铅的成份已经相当高，而且还有遗留在户外的氰化物。当地卫生健康和农业生产面临着极大的威胁。县政府一度提出了移民的想法。

　　据张群介绍，北衙已经不适合农业生产，根据省里的精神，他们准备把北衙打造成全省重点的生态园区。他说，当地已经在委托云南省的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准备打造成绿色、环保的工业园区，对污染物实施零排放，对环境实施统一治理。届时，工业区仍将以矿业为主，而将大量的当地人口纳入职工，或者引导从事运输、餐饮等行业。

　　“我们县太穷，以农业为主的县解决不了民生、医疗保障等各种问题，我们现在一直戴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张群说，“ 但我们地处边缘的多民族地区，怎么来弄这个？只能依托资源，我们的资源就是水力、矿产。”

　　当然对于北衙14平方公里的蛋丸之地来说，要想让2300多人都纳入当地工业、第三产业体系，短时间是不可能事情，按张群的想法是，届时将有相当一部分人要移民至自然条件更好的地方。

还在医院陪护孩子的蒋海军对此并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自然条件再好，如果只能从事农业，他当然更愿意呆在虽然土地贫瘠、污染严重，却遍地是宝的北衙。

28、破解“垃圾围城”之困

来源：科技日报2010年07月26日　杨骏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7/26/content_211851.htm

　　我们无法回避垃圾的出现，它与人类社会发展如影随形。而垃圾越来越多以至围城，严重威胁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处理垃圾？“一埋了之”注定难以为继。垃圾处理水平已成为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

　　“垃圾”处理急需跟上形势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中国有关部门于2007年联合发表《中国环境绩效评估报告》称，中国垃圾处理已取得很大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垃圾处理重点过于集中在填埋上，44％的城市垃圾都需要填埋，而焚烧和再利用仅占到城市垃圾处理的3％和5％。可以说，简单填埋已成为目前中国一些地区垃圾围城的病根。

　　垃圾处理应该包括回收利用、焚烧、堆肥和填埋等多个层次。这其中回收利用和焚烧能在多大程度上破解垃圾围城的困境呢？以日本为例，2006年其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9％，另有41％的垃圾被焚烧脱水处理。在东京，1989年历史高峰时的垃圾填埋量接近250万吨，但此后由于逐步加大垃圾回收利用和焚烧处理力度，到2008年其垃圾填埋量已不足50万吨，填埋负担大大减轻。

　　垃圾回收利用和焚烧处理，需要建造比填埋场昂贵得多的高技术处理厂，还需要投入资源，发动全体民众进行垃圾分类。然而与垃圾围城的噩梦相比，这些钱花得合算。更何况，回收利用的垃圾可变废为宝，“有利可图”。法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垃圾回收处理率普遍在30％以上。

　　分类，一道必须迈过的槛

　　“一个、两个、三个……”家住巴黎龙马巷的索菲女士很有成就感地数着放进回收箱的瓶子，再过一会儿她还要把另外几包垃圾放入不同颜色的回收箱。“这样把自己家的垃圾分类处理，对市政府回收有利，这是几乎每个法国人每周都要做的事”，她对记者说。

　　负责垃圾处理的法国“生态包装”公司负责人吉隆认为，政府和企业不可能对每个人的垃圾都进行分类处理，垃圾回收的前提是每个公民必须自己对垃圾进行分类。因此处理垃圾必须是全民参与，举国参与的事情。法国人对垃圾进行分类是从小养成的观念，在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不对垃圾进行分类的住户甚至会被罚款。

　　在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垃圾分类回收还是一种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废纸、塑料、金属、堆肥垃圾（落叶、杂草、残剩食物、瓜果皮核等）都有大用。吉隆说，在法国，避免产生1吨垃圾和治理1吨垃圾所需费用之比是1∶10，回收1吨废纸可以变成800公斤再生纸，相当于少砍伐17棵大树。垃圾分类并回收利用，有利于减少垃圾围城威胁，还能创造效益，因此民众对分类投放垃圾是支持的。

　　正是在民众为垃圾分类的协助下，法国每年70％的废弃包装类垃圾都得到循环处理。它们经再处理后被制成纸板、金属、玻璃瓶和塑料等初级材料，17％被转化成了石油、热力等能源。难怪一位法国的哲人说，垃圾是“摆错了位置的财富”。个人垃圾分类行为的背后，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庞大的环境和经济行为。

　　让企业给政府帮忙

　　不少人提到环保时总觉得是政府的事，而在法国，有众多企业涉足环保产业，并且乐此不疲，抢着给政府帮忙。

　　法国生活垃圾的再处理工作几乎全由几家企业承担，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生态包装”集团。该集团一位负责人指出，一个政府需要管理的事情非常多，很难面面俱到。就处理生活垃圾来讲，过去法国许多城市的政府疲于应付，现在企业的帮忙减轻了政府负担。

　　“生态包装”集团是1993年在法国政府和工商界授意下成立的私营企业，它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具体的垃圾处理企业与各城市和地区政府的关系，法国80％的生活垃圾都通过“生态包装”集团进行循环处理。

　　把垃圾处理交给这样的专业公司去做，效果自然不同。首先，私营企业懂得如何节省成本，达到良好效益。其次，专业企业了解如何利用回收的垃圾并实现盈利。此外，专业企业还可以成为生产企业、居民和政府之间的联系纽带。

　　在法国乃至欧洲多数国家，许多商品包装上都印有一个由两个首尾相接的绿色弧形箭头构成的圆形标志，这就是欧洲的“绿点”标志，代表循环利用。法国90％的企业产品包装印有“绿点”标志，这些企业所交的“绿点”费通过政府授权，交给“生态包装”集团，该企业用这些钱负责垃圾的循环处理与再利用。地方政府负责利用“生态包装”集团的“绿点”费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

　　有了民众的垃圾分类投放，政府的细化措施和监督，再加上企业的积极参与，垃圾围城的威胁在法国各地已大为减小。（新华社记者杨骏7月25日电）

29、南水北调东线现利益博弈 环保执法力量有限

来源：瞭望2010年07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5/191220753919.shtml

　　《瞭望》文章：博弈调水东线

　　7月22日，长江防总一天下达两道调度令，以应对长江和汉水洪灾。

　　从年初的西南大旱，再至接踵而至的旱涝并举，今年以来，水一再考验着中国这一有着数千年治水历史的国度。这也是10年以来，国人对水利事业最关注的一年。

　　如何治水，使其利得以尽显，害得以力避，当是“水利”的最高要求。但是，在水资源越来越宝贵的当下，在某些流域已现抢水端倪的今天，水利事业的成败，已无法回避地区间利益平衡的问题。

　　入夏，《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经由南水北调东线水源地沿途北上，经由江苏、安徽、山东、天津、北京等地，对南水北调工程进行了长达一月的采访。这是今年以来本刊记者对南水北调的第二次长线走访。

　　一路走来，各种利益“博弈”随处可见，如影随形。

　　这种利益博弈，首先表现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对于地方来说，由于需承担治污、征迁、建设等诸多艰巨任务，总希望中央能够多一些经济补偿或政策扶持；对于中央来说，需要严格控制投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二者就此拉锯。正如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主任张基尧在今年2月首次接受本刊采访时所说，中央对某个治污项目的具体出资，并没有公式可以计算，实际上是一个协调的结果。

　　但是，何谓中央利益？对中国而言，党和国家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广大”，既指某一地方的人民，又不仅仅是。

　　因此，当一个地方代表当地群众争取过高的补偿和扶持时，实际上是对其他地方群众利益的侵占。看似为民请命的举动，却可能造成另一种意义上的不公平。

　　博弈还表现在行业之间的协调上。如征迁，由于国有企业多实行条条管理，而地方政府则是块块管理，因此，当征迁遭遇电力、通信等单位时，往往协调难度较大。而且，从成本出发，此类行业的补偿要求往往较高。如环保，虽然环保部门对东线治污承担着“统一监督”的职责，但是，“统一监督”对企业、污染单位尚可，对部门之间就难了。缘于此，环保的执法力量显得相对有限。

　　博弈之中，看似受益或受损明显。但细究起来，看似利益受损方的东线调水区也会受益，比如向苏北供水以及具防洪功能的补偿工程；作为受益方的北方受水区，也承担着繁重的治污任务。

　　或许，每个人都是受益者，每个人又都是利益的受损者。东线利益博弈的复杂性，即在于此。

　　而如果将这一浩大工程放诸历史长河中观察，民众、政府、企业，诸多利益群体的博弈，似乎都宜“退一步海阔天空”。这不仅因为南水北调工程被定位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更因为每个涉利主体都无法独自把握自己的利益。这种无把握，反过来要求各方找到能“共同把握的最大公约数”。

　　这需要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探索，通过法定的调节机制进行调整。如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中立的补偿评估机制、法定时效制度等，最大程度地减少补偿中存在的一些随意性现象，充分保障各方利益的平衡和合理的补偿。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具公平内涵的体制，以及严格的执行力。“漫天要价”和“讨价还价”，只能造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难以开出公平的花朵。□

　　(文/张辉)

　　《瞭望》文章：东线征迁群描图

　　南水北调征迁像一面镜子，集中折射了中国转型期的社会特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辉

　　徐州市南水北调截污导流工程建设处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听到手机响，心里就犯嘀咕：是不是哪个地方征迁又出问题了？他总担心自己的工作不到位，担心上级交待的工作没能高质量完成，担心群众不满意。

　　沿着手机提供的线索，这位工作人员了解了很多事。这段时间里，他看到了有个别人为了能多收点粮食，尽力争取征迁工作后延，哪怕只有二十天；有人为了多争取点补偿，坐在挖掘机前不让施工。

　　他对现在一些村干部的牢骚非常理解。在组织征迁工作时，有村干部遇到非常难征迁的问题时，有时会抱怨，“还嫌补偿低？这要在以前，就是要给你挖掉，什么补偿都没有。”

　　村干部不过发下牢骚，这位工作人员却想了很久：时代进步了，国家经济发展了，补偿更多了，征迁也越来人性化了，为什么征迁工作有些地方有些问题却更难了？他告诉本刊记者，在组织南水北调工程征迁时，各地征迁人员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征迁工作表现优秀的还获得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的嘉奖。其间，“99%的被征迁群众都非常理解和支持，但是，极个别的征迁对象抱着贪便宜的侥幸心理，给征迁工作带来一些不顺利因素。”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从北京出发，经由南水北调东线涉及的江苏、安徽、山东、天津等地的十余个城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采访。据统计，东线一期工程涉及永久占地13.61万亩，临时占地8.79万亩，搬迁总人口2.71万人。

　　这个数字，虽然远不及中线丹江口库区涉及的34.5万移民和征迁群众，但是，征迁的复杂性和压力丝毫不逊。

　　为了“多收三五斗”？

　　2009年的5月，对位于淮河流域的江苏省苏北地区来说，小麦已经长出了穗，再过20天就该收割了。

　　当南水北调的施工队伍在某村开始作业时，几十位村民坐在了挖掘机的前面。他们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村民们希望20天以后才施工，以便他们收割完这一季小麦。

　　征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会同镇里负责人耐心做群众工作。这不仅因为早在小麦还很矮的时候，已经对农民进行了补偿，只是因为种种原因当时未能施工。更重要的是，受汛期影响，如果推迟20天施工，很有可能意味着10月份才能施工，这将严重影响施工的工期。

　　征迁工作人员到了以后，很快被围了起来。村民们认为，补偿款被克扣了。情况比征迁工作人员之前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看到附近一位戴眼镜的老人，征迁工作人员把他请了过来，递了支香烟过去，气氛有所缓和。工作人员告诉他，南水北调征迁执行的是国家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即通称的“国务院471号令”)，永久征地按照当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6倍进行补偿。当地一年两季庄稼，一亩地一季660元，一年1320元，因此，每亩地应补偿21120元。

　　村民们仍然不信，并说在网上看到的是4万元。同时准备到省里去查。这位征迁工作人员表示愿和村民打赌，如果能出示每亩地补偿4万元的文件，他愿意支付其去南京的差旅费和伙食费。

　　由于南水北调工程是一项公益性工程，工程开始前有关部门也通过电视、广播做了大量的宣传和动员工作，大多数群众很支持。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标准偏低。

　　不仅如此，本刊记者了解到，在东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欺行霸市”的情况。一位基层征迁人员向本刊反映，在组织征迁时，他曾遇到过不让挖土的、不让运输的，甚至不让走路的。其说法是，“这条路是我们几家人自己垫的，挖掘机走这过就得给钱。”关于欺行霸市，他举例说，施工单位从某个地方运土，假设一方土三元，当地有人说至少得给五块。经过多次协调无效后，他找到了当地公安局，在公安部门的介入下，施工环境和施工秩序得以保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类事情绝非孤例。在山东省枣庄市，《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在南水北调工程早期，施工方甚至被当地恶霸要求必须买某处的沙子、水泥。

　　一些“突击现象”也出现过。不过，和本刊记者在中线了解到的“突击结婚”、“突击生育”不同的是，由于东线很少涉及整村移民，因此，很少有人口数量上的增加，但是，“突击种树”、“突击盖房”在南水北调沿线的山东、江苏两省偶有发生。

　　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征迁办主任徐忠阳向《瞭望》新闻周刊透露，在南水北调施工沿线，个别工程遇到过诸如突击种树的情况。关于此，江苏省政府早在2006年就已发文，严令禁止在规划安置区一定范围内种树搭建。但是，每临施工，仍然发现现场的树比此前核查的数量要多得多。

　　突击盖房现象也非常类似。2008年4月相关部门最后一次去泗阳复核时，当时已突击盖了3700平方米的简易房，2009年9月-10月份开工的时候，这一数字已达6600平方米。有基层征迁工作人员向本刊描述，那些房子只比正常人个子稍高一点，没有门窗，有的房子上面有个小顶。后来，这些平房按棚房标准补偿，每平方米100元，要求地方政府妥善处理，最后处理较好。

　　“我们知道突击盖房后，还专门给地方政府发了文，但是不知道会盖这么多。”徐忠阳无奈地说。

　　在此过程中，群众态度不一。他分析，一些群众很了解拆迁的“行情”，想办法多争取一点利益；还有一部分群众处于观望状态，“如果给别人这种补偿也得给我”，此类事件的带动效应较强，当然，大多数的群众是比较自觉的。

　　徐向本刊分析，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其主要原因在于，省政府下发的禁止新种树、搭建的文件，可能未及时传达到群众。毕竟，东线从上世纪50年代便已有南水北调的声音，但是多年以来迟迟未动。因此，当地群众只听国土部门的。“国土部门公示说，这块地什么时候要，这个时候才定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往往马上就要开工了。”

　　土地红线的压力

　　在南水北调工程的大背景下，土地的紧缺，也突出地摆在了地方政府面前。

　　在山东省南水北调韩庄运河段万年闸泵站，本刊记者了解到，近年来，由于河道的一次次拓宽，附近村庄被占土地较多。上世纪50年代初，韩庄运河只有五六十米宽，如今已经发展到300多米。再加上道路占地等，农民的土地一次次削减。以万年闸泵站附近的枣庄市峄城区古邵镇万西村为例，村里有三四百人，以前，每人有一亩半以上的土地，如今，有的人只有4分地左右。这较通常意义上人均6分地的国家基本口粮线有一定距离。

　　在万年闸泵站总工程师赵源湘看来，土地已经成为农村征迁的主要难点。不仅对当前的工作形成较大制约，而且，还影响着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

　　作为经济较发达的江苏，土地压力尤其明显。江苏省南水北调办公室副主任张劲松，最近正在做关于“水利工程建设如何节约用地”的研究课题。他表示，以前用地相对宽松，不太考虑节约用地，现在即使有钱，地也不能随便用了。

　　这不仅因为保护耕地是国策，“18亿亩红线谁也不敢碰”，更重要的在于，根据国土资源部和国务院南水北调办于2005年6月联合发文要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占用耕地，由各项目法人负责补充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补充或补充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应按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

　　这就意味着，如果征用一亩基本农田，就要想办法再“找补”一亩基本农田，这正是让张劲松和他的同事们头痛的。“江苏95%以上的土地都是基本农田，不像其他省，基本农田比较少。所以我们根本找不到(可用来补充的基本农田)。”张劲松说。

　　如此一来，江苏只有采取另一种办法，即缴纳耕地开垦费。关于此项支出，徐忠阳以苏中为例表示，一亩地应为7000多元(国家按70%批复)，如果征用的基本农田，江苏再加40%。但是，这个40%国家并不承认。

30、移民专家称南水北调移民迁移阵痛将持续多年

来源：新世纪周刊2010年07月26日　宫靖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7-26/103520758047.shtml

　　南水北调移民阵痛

　　南水北调中线移民大幕开启，移民待遇较以往大幅提高，但适应新生活仍需多年甚至几十年

　　一场仅次于三峡工程移民的大规模移民，正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湖北、河南两省境内展开。

　　据规划，为了实现2014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湖北、河南两省将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34.5万移民的搬迁。其中河南淅川县需搬迁16.2万人，其余是湖北十堰市丹江口库区移民。此次移民在今年6月拉开帷幕，预计在9月1日前，首批14万移民将完成迁徙。

　　本刊记者在湖北、河南两省实地采访得知，国家为这次移民安排了数百亿元专项资金，政策比以往更趋完善，两省各级政府在土地安排、房屋建设等方面不可谓不尽力。但即便如此，阵痛仍在所难免。

　　一个移民的搬迁样本

　　由于湖北、河南本省环境容量特别是土地容量较为充足，此次移民与三峡大范围跨省移民不同，均为省内安置。

　　6月28日上午，47岁的农民张修群带着家当登上了搬迁的卡车。路途长达450余公里，起点是湖北省十堰丹江口市浪河镇浪河口村一组，终点是湖北省会武汉市黄陂区三里镇救命寺村。

　　对这次移民之旅，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又盼又怕。

　　五个小时车程结束，张修群一家七口人和另外97户村民，彻底结束了山居生活。一个全新的世界、全新的生活在他们的面前展开。

　　他们看到了让大城市居民都羡慕的房子。紧邻三里镇街道建成的移民村，刷成亮黄色的二层洋楼整齐划一，漂亮得让他不敢相信。170多平方米的居住空间内，连厨房、卫生间墙壁的瓷砖，楼梯的扶手都已装修妥当。

　　张修群很满意。他知道，这个移民安置村是湖北省示范移民点之一，省委书记、省长也多次来看过。将老家的旧立柜安放在屋里，他觉得这些旧家具实在配不上这么好的房子。

　　5月下旬，本刊记者曾造访张修群的旧居。他的房子位于公路一侧，是一座破旧平房，1999年建成，两间小卧室、20多平方米的简陋客厅，以及一间厨房，总共60多平方米。

　　移民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政府的补贴较高，按每人平均24平方米的标准，每平方米能补近500元。仅此一项，他可以补到8万余元。再加上每人7400元的搬迁费，以及橘子园、林木甚至柴棚、猪圈等的补贴，他的旧家当共换得16万余元。

　　紧邻武汉市的新居，每平方米只需500多元。张修群和大儿子经过算账，决定换购移民村两套住房。两套小洋楼共340余平方米，需付近20万元。

　　7月20日，张修群在电话中告诉本刊记者，“非常划算”。

　　“住在大城市周边，对子女们有好处。我的儿女没读成书，希望孙子、外孙能读成，将来就在大城市武汉工作。”他有些自豪。

　　和张修群类似，湖北首批移民6.3万人，正陆续迁往省内江汉平原194个新移民点；在河南，6月10日起，首批移民6.49万人从淅川县迁出，河南诸市共建成移民安置点70个，新建房1.4万户。

　　新生活，新挑战

　　漂亮的新房让移民们满心欢喜，但很快，新生活露出了让新移民们难以适应的一面。

　　张修群发现，移民点没有菜地，他不能种菜自足，而三里镇菜价高昂。其余生活必需品也比老家贵得多。每人1.5亩新耕地，离家有3公里远。过去在山里是旱地，现在是水田。种什么，怎么种，对张修群是全新的挑战。

　　移入地政府为村民进行免费劳动技能培训，培训后可以进入本地棉纺厂、砖厂做工。但张修群并不感兴趣，他打听到，进厂刚开始每月只能赚到800多元，还不如他过去的副业收入。

　　张修群所在的移民村，几乎是全湖北省最好的。其他很多新移民点，条件就远不如救命寺村。

　　距离湖北第二大城市襄樊市35公里左右的龙王镇白集村13组，是襄樊市建设的丹江口库区移民点之一，可容纳移民61户196人。这个移民村也是规划整齐的二层楼房，但外表不如救命寺村光鲜。楼内，墙体仍是粉平的水泥墙。据移民反映，他们初来时，水、电、下水等设施都未入户，装修也不完善。此外，村中没有公共打谷场，村排水总管也未与公共管网连接。

　　最重要的是土地。据了解，分给移民的田，主要是村集体林场的坡地，相当大一部分不是水田。当地政府为了将其改造为水田，就将坡地推平，导致新田的肥力赶不上普通水田。

　　白集村移民面对的，是与救命寺村一样的不适应和迷惘。

　　50多岁的赵广合原先在库区打鱼赚钱，较为富足，但这边无鱼可打，想出去打工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更不知道襄樊有没有机会。

　　两个移民村的移民，多数在迁移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因为思乡回过丹江口。但他们无一例外地发现，旧房子的房顶已被拆掉。回是回不去了。

　　张修群和赵广合都认为，再过三四年，自己将会完全适应移民后的生活。但丹江口库区老移民的生活经历显示，现实远非如此乐观。

　　在襄樊市龙王镇白集村，与新移民村13组仅相距几百米的12组，是个特殊的村庄——村民是丹江口库区一期工程移民，于1966年迁至此处。本刊记者发现，44年过去了，老移民和他们的后代仍未完全融入迁入地生活。他们与故乡丹江口至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8年，丹江口水库一期工程动工，大坝加高至162米，为此原湖北均县16万人移民至省内襄樊、随州等地。均县县城随后被淹至水下，后来建了新县城并更名为如今的丹江口市。1966年，原住丹江口凉水河区域的300多村民被移至原襄阳市(现襄樊市襄阳区)龙王镇白集村12组。

　　该组多位老年村民回忆，当时政府只给他们盖了单层砖房，每人分了两亩荒地。移民没柴火烧只好偷本地村民的，引发多起打斗事件。荒地足足开发了三四年才有了好收成。由于基础太差，移民的生活一直不如本地农民。襄樊本地人家一般不与移民通婚，移民结婚要么在本村找，要么还找丹江口人。

　　改革开放市场放开后，移民开始外出打工。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主要打工地并不是30多公里外的襄樊，而是100多公里外的丹江口市。

　　1972年出生在移民村的曾德军，是该组选择留下的100多名村民之一，而在十多年间，他的弟弟一家以及父母，都选择了回归丹江口。曾德军说，移民之所以谋生还到丹江口，不到经济更好的襄樊，是因为作为没有多少谋生能力的农民，外出工作时必须投亲靠友。多数移民世世代代与襄樊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移过来几十年，也多数未与当地人结成姻亲。所以，移民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在丹江口。

　　在曾德军看来，刚移来的13组移民，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阵痛将持续多年

　　在中国移民研究中心主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施国庆看来，移民们的不适才刚刚开始。他认为，这种迁移阵痛将持续多年。

　　施国庆曾对三峡移民作过深入研究。受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委托，他亦曾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试点工作作过评估。

　　在他看来，与中国以往所有水利工程移民相比，此次中线移民无论在补偿政策还是实际执行上，均有明显进步和完善。比如，在住房方面，新政策推出了每人24平方米居住面积的兜底补贴，这就让原先住小房子、破房子的移民，到新居后可换到与别的移民一样的大房子、新房子；土地方面，每人保证1亩至1.5 亩的水田，如果落实到位，收入应该比他们过去的旱田高；本次移民村建设结合新农村建设标准，基本做到了水、电、交通、排水、通讯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起点比以往移民点建设高。

　　一个现象是，多数移民在购买新房后，还有数万元富余的补贴款。

　　但施国庆同时认为，在光鲜的物质补贴之外，新移民在精神层面的迁移之痛与以往并无二致。

　　移民专家将迁移之痛称为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合。浅层次是适应新的气候，新的邻里关系，重构社会网络；深层次则是适应新的土地耕作方式，新的文化和经济系统。

　　施国庆认为，新的生计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无法一蹴而就，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痛苦，一般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甚至更长，完全适应可能需要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50余年，大中小型水利工程次第展开，共造成1600万上以人口迁移。而约1000万以上移民生活水平下降，甚至陷于贫困。这一现象在三峡工程移民时初步得到改观，但仍不尽如人意。当年的三峡工程移民逾百万人，耗时十余年，此次南水北调工程要在两年内完成34.5万人的迁移，难度不亚于当年的三峡移民。

31、大连火灾仅冰山一角 中国沿海平均每四天溢油一次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07月25日　张瑞丹 | 文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00725/23508360164.shtml

　　海洋溢油之痛

　　中国沿海地区平均每四天发生一起溢油事故，大连新港“7?16”火灾爆炸事故不过是冰山一角

　　随着海上石油开采活动日益频繁，海上石油运输空前活跃。2009年，中国原油(79.13,0.15,0.19%)进口量首次突破2亿吨，达到20379万吨，其中的90%均通过海上船舶运输完成。

　　作为中国近海常见的重要环境灾害之一，海洋溢油事故在过去几十年中未曾停歇。国家海洋局统计称，中国沿海地区平均每四天发生一起溢油事故。仅1998年至2008年间，中国管辖海域就发生了733起船舶污染事故。大连新港“7?16”火灾爆炸事故，不过是冰山一角。

　　溢油事件频频

　　1983年11月25日，巴拿马籍“东方大使号”油轮出港途中在青岛港中沙礁触礁搁浅，溢出原油3000多吨，造成胶州湾附近海域的污染，受污染海岸线长达230公里。1984年9月28日，巴西油轮“加翠号”在胶州湾触礁，泄油近800吨。

　　1999年3月24日，中国籍“闽燃供2”轮与“东海209”轮在广东省珠海市附近海域发生碰撞而沉没，船上所载的589吨油泄漏入海。

　　2002年11月23日，马耳他籍油轮“塔斯曼海”与中国籍“顺凯1号”轮相撞，约200吨原油泄漏。2004年12月7日，巴拿马籍集装箱船“现代促进”轮与德国“MSC伊伦娜”在珠江口附近海域碰撞，数百吨燃油溢出。2005年4月3日，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在进入大连新港时意外触礁，导致数百吨原油泄漏。

　　频繁的溢油事故，加剧了中国近海海域环境污染程度。国家海洋局2009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中国全海域海水中的主要污染物依然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

　　国家海事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对本刊记者表示，由于海上溢油事故不确定性较大，目前尚未出现成本、效果均符合预期的清污治理方式，且治理周期偏长。

　　例如，2009年9月，因台风“巨爵”而在广东省珠海市高栏港搁浅漏油的巴拿马货轮“圣狄”，足足耗时两个多月，才将污染风险降低至最小程度。

　　而且，事故一旦发生，几乎不可能彻底清理油污。遗留下的污染物，只能靠海洋自身的修复能力。但在各种污染长期作用下，中国近海海域的自身修复作用本来就非常有限。

　　赔偿机制尚待建立

　　至今，中国尚未建立完备的油污损害应对与事后赔偿机制。按照中国《海洋环境保护法》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该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

　　但实际上，该法律失于笼统，缺少具体执行标准和配套实施细则，在现实执行中仍有“无法可依”的尴尬。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晓勤曾撰文指出，法律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可操作性不强，造成实践中的诸多困惑和无奈。

　　在国际上，海洋溢油事故的赔偿金额往往是“天文数字”。这是因为，不仅需要对利益相关方的经济损失进行赔偿，更需要对海洋环境的长期生态损失进行赔偿。

　　目前，在中国进入司法程序的重要海洋溢油案件，肇事方几乎都是外籍货轮。其中，马耳他籍“塔斯曼海号”溢油案件是中国首例涉外海洋生态侵权损害民事索赔案件。2004年底，经天津海事法院审判，需赔偿4209万余元人民币，但由于涉及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部分原被告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该案至今未能得到解决。

　　“现代促进”轮与“MSC伊伦娜”及保赔协会在广州海事法院主持下，于2006年8月同意支付850万美元，各方达成和解。至2009年，葡萄牙籍“阿提哥”与养殖企业和个体户陆续达成和解，但由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仍在大连海事法院等待判决。

32、开征环境税，环境会好起来吗

来源：安徽日报2010-07-26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7/671280110505_1.shtml

　　有关方面透露，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环保部等几大部委，或已经达成统一意见，环境税拟于2013年开征。据报道，目前环境税征收方案初稿已经出炉，根据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征资源税前，会先选择部分重点城市进行试点。

　　当前，环境污染早已成为民众最关心的话题，日益污染的环境直接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眼光看，开征环境税，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保护环境，让深受污染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让环境好起来，是民众的愿望，但是否真的能好起来，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报道，环境税初稿在形成前，共有三个备选方案，而最终方案的中选是由于其设计原理更接近环境税的本质：将市场主体的环境污染成本消化到市场价格之中，即把成本变成税率，最终实现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目的，同时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税。笔者有种担心：开征环境税很可能让污染环境合法化。

　　当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就是不少企业在缴纳排污费之后，便公然地排污；或者是一些企业在污染环境之后，缴纳一些罚款，也可以继续排污。只不过到目前为止，缴费排污、罚款排污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而已。如果开征了环境税，并按照环境税的本质，将环境污染成本消化到市场价格当中，并按照“谁污染，谁缴税”的原则开征环境税，那开征环境税很容易让污染环境合法化。若是这样，那开征环境税只不过是增加了一些税费，并不能让环境好起来。而且，在眼前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宁愿多交税，也不愿意停止污染环境。

对开征环境税，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开征环境税并不是允许污染环境。按照《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任何形式的污染环境都是不被允许的，而且即使相关企业等在缴纳了排污费或在被征了环境税之后，也是不允许继续污染环境。从当前环境污染的现状看，开征环境税难以让环境好起来，遏制企业等污染环境，必须动些狠招，下些真功夫。

33、财新观察：环境肇事企业应付足够代价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2010年07月26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726/n273762648.shtml

　　应对大连湾原油泄漏、紫金矿业污染等一系列环境事件展开彻底调查，

　　严格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使“肇事成本”与预期收益足够匹配

　　7月16日，大连新港发生输油管线爆炸事故，超过1500吨原油流入大海。一天后，英国石油公司（BP）终于堵住三个月来汹涌不止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井口。据美国官方估计，至少数十万吨原油进入墨西哥湾。两起事件中溢油数量远不可比，然而，如果说发生在西半球的事件尚可让国人暂作壁上观，大连湾的浓烟和油污则令国人不能不警醒：重大环境风险就在身边！

　　在环境价值观的意义上，中国与世界很远也已经很近。从海外到国内，近期以来接二连三的环境事件已经向企业、向社会、向政府发出了严峻考问。环境风险关乎企业命运，真正有远见的公司再不可麻木掩饰；执法部门也应切实追究肇事者责任，不可让加害者逍遥法外，让受害者独吞恶果。

　　有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显然，在大洋彼岸，BP正在为自己的错误承担重大后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事故并非一定不可避免，技术的发展和过往经验基础上的操作程序，本来已经为减轻和避免事故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但即便是BP这样拥有全球尖端技术的公司，也常常心存侥幸，疏于管理，等到酿成此次大祸才悔之不及。

　　事后看来，BP在油井设计等五大环节偷工减料，所节省时间不足五天，节省费用不到1100万美元，结果却害人害己。仅从经济损失面看，目前BP已成立了200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停发今年前三季度股息。更严重的是，美国众议院已表示，将禁止向它颁发更多的近海租用许可。这对将海洋采油视作竞争生命线的BP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事故本身损害公众利益的巨大损失，对BP及品牌的长期负面影响，更是难以计量。

　　由墨西哥湾事故思及中国，可资警醒之处很多。特别是中国环境立法、执法存在严重不足，舆论监督的力度有限，整体环境对于潜在肇事者约束严重不足，环境灾难连发令人忧心。

　　来自环保部环境监察局的统计显示，2004年，环保部直接处置的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共14起，其中，仅有四川沱江特大水污染事件被追究刑事责任。此后几年，又发生了数十起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此次大连原油泄漏事件的当事方之一中石油堪称“主角”。2005年，中石油吉林石化双苯厂发生爆炸，松花江被严重污染；今年年初，中石油输油管道在陕西渭南发生泄漏。然而，这些重特大污染事件的肇事者，绝大多数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总体而言，中国污染企业所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大连海域，此前发生过多起重大船舶溢油污染案件，原油清污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但是，肇事者受到的最高处罚也不过区区30万元。惟一的例外或许是葡萄牙籍油轮“阿提哥”油污损害赔偿案。2005年，这艘船进入大连新港时触礁，导致数百吨原油泄漏。由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目前仍在等待判决。100多家养殖企业和个体户提出索赔金额超过10亿元的诉讼后，已陆续与被告方达成调解协议。如果肇事者不是外籍油轮，而是中国公司，结局殊难预料。

　　正因为此，我们主张对大连湾原油泄漏、紫金矿业污染等一系列环境事件展开彻底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严格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使其成本与预期收益足够匹配。如果放纵肇事者，对那些尽力保护环境的公司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继续在环境问题上敷衍塞责，也是有违21世纪生态文明潮流的。

　　有环保人士评论称，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是不可持续的。必须立刻从改革能源结构入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实际上，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同样存在环境风险。在光伏发电的上游，多晶硅材料生产过程中，也会形成四氯化硅等有毒副产品。一些企业将有毒副产品在未经处理的情况下直接倾倒，为“清洁能源”蒙上阴影。因此，技术诚然重要，但是，让商业公司直面环境风险，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每一次灾难都会以进步作为补偿，矢志保护环境也不等同于环境原教旨主义。发生在墨西哥湾等地的事件不会阻挡人类探索新能源的脚步，却会促进技术进步、管理改进、法治的完善和公众环境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墨西哥湾事故发生海域以名著《百年孤独》中小镇“马康多”命名，象征蛮荒的处女地。在付出沉痛代价后，但愿今后企业面对环境风险时，不再说，“那里许多东西都还没有命名，想要述说还得用手去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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