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而与北化股份不同的是，多家身陷“环保风暴”的公司对通报存有异议。5月14日，国家环保部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督查情况的通报》，11家公司被点名批评；6月1日前，该11家公司均发布公告。但在公告中，多家公司对通报中所涉环保问题提出不同意见，如紫金矿业表示，7家被点名的子公司中有1家已于2009年5月转让全部股权，不属于公司所有；另4家已经全部完成整改。新疆天业对4项通报问题中的3项明确表示“是不存在的事项”，并表示“不存在拖欠排污费1.35亿元”。

　　国家环保部通报要求被通报公司认真自查问题，立即拿出整改方案，相关情况于6月25日前报国家环保部。那么，目前另10家未公告公司的整改进展如何呢？昨日，记者就此致电中煤能源、紫金矿业、西部矿业、冀东水泥、*ST钒钛、晨鸣纸业、西北化工、株冶集团、新疆天业、万好万家等10家公司。其中多家公司电话无人接听，而接听电话的*ST钒钛、晨鸣纸业、西部矿业等公司有关人士则均不愿多谈，仅表示整改仍在进行中，方案已上报环保部。而环保部污染防治司有关人士称，负责此事的工作人员外出开会。

值得注意的是，该次通报主要是环保部近期对2007年至2008年通过环保核查上市公司承诺整改环保问题完成情况进行的后督查中发现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上述问题是两年前公司曾承诺需整改的环保问题，而如今仍存在“存在严重环保问题尚未按期整改”；而针对问题，多家公司不仅与环保部门各执一词，对于后续进展也未做及时公告。

2、永定河改造 城市段用再生水循环

来源：北京青年报2010/07/01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66807639

　　本报讯　日前，媒体对“北京投入170亿再造170公里永定河，相当于1公里投入1亿元”的质疑，把断流30余年的永定河推上了风口浪尖。市水务局局长程静昨天表示，“这样的计算是不科学的，也不是事实”。170亿元的投入囊括了诸多工程和水环境治理等，不是简单的1加1。

　　记者昨日从市水务局获悉，永定河生态走廊建设项目中，今年已经获得审批的资金约有13.9亿，主要用于建设“四湖一线”。据介绍，“四湖”即门城湖、莲石湖、晓月湖、宛平湖。“一线”即一条循环工程管线，从宛平湖到三家店的循环管线，将用于把流下去的水再调上来后再循环下去，5个工程项目总共预算为13.9亿元。

　　根据规划测算，永定河需要1.3亿立方米再生水和部分雨水。对于大量的景观用水问题，程静表示，永定河建设可大致分为三段，山峡段、城市段和城市郊野段，今年重点治理的是城市段。目前在建的四个湖泊和循环工程管线都位于城市段，景观用水也集中在这一段。“城市段会充分利用再生水，否则再生水也会白白放掉。一方面是为了城市美观，另一方面再生水在循环过程中也会净化水质。”程静说，天然水主要用于生态状况良好的上游山峡段，城市段以再生水为主，到了下游的城市郊野段（南六环以外）有水则清，无水则绿化。另外，程静介绍说，城市段的四个湖和循环工程建成后，会把永定河城市段的水循环起来，而不是170公里全部循环。

　　据了解，永定河生态走廊建设涉及5个区县，各区县负责辖区内的建设项目和进度。根据最初项目规划，石景山区莲石湖长5.8公里，将分两阶段进行，今年9月份将率先完成1公里水面的恢复，继而进行绿化等环境建设。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流经门头沟、石景山、丰台、房山和大兴五区，历史上是我国重点防洪江河之一，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永定河生态退化、扬沙严重，直至干涸。今年2月28日，石景山区莲石湖和丰台区宛平湖建设项目在永定河畔启动，标志着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建设正式拉开帷幕。全长170公里的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要全部通水，规划中为2014年。工程总投资170亿元，届时1.3亿立方再生水及雨水将注入，河道内水质可达到三到四类标准。

　　门头沟内永定河水源

　　主要来自雨水和中水

　　本报讯　昨天门头沟区政府有关人士表示，门头沟辖区内永定河的水源主要来自雨水和中水补充。

　　据介绍，永定河流经门头沟区的33个上游村庄已经停止向河道排放生活污水，取而代之的是每个村庄建设一座小型污水处理站。再加上永定河沿途各乡镇建设的中水处理中心，保证注入永定河的中水达标。此外，永定河沿途陆续恢复的湿地也起到储水的功能。

3、辽宁盘锦违规开发风景区 项目破坏湿地未经环评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10年07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2022202.html

　　在素有“亚洲芦苇湿地之王”美誉的辽河三角洲湿地内，辽宁省盘锦市“红海滩风景区”最新的旅游配套项目落成。自2002年以来，“红海滩风景区”多处旅游项目没经过政府环评、土地审批，就在这个国家自然保护区开建，还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近期，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芦苇湿地被挖成土坑

　　盘锦市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渤海湾东北部，保护区总面积现为1280平方公里，其芦苇湿地面积居亚洲首位。保护区内有大面积的“翅碱蓬”植物，因每年秋季红得最浓烈，被誉为“红海滩”。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盘锦市大洼县赵圈河镇的红海滩风景区，看到了新建成的大型停车场。据工作人员介绍，停车场能停放5000辆车。停车场北侧，挖掘机忙个不停，正在施工“水上乐园”项目，原本是芦苇湿地的地块已被挖成一个大土坑。据施工人员介绍，这些项目合计占地上百亩。景区路和景观河占的地也大多是芦苇湿地。

　　“红海滩风景区”是当地引来的重大招商项目，其依据是当地旅游局搞的辽河三角洲湿地旅游开发规划，其中大量建设项目未经市国土局、环保局和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审批。

　　景区官方数据显示，自2002年运营以来，每年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景区开放初期，游客一进入芦苇荡，就能看到惊飞的鸟群。如今，游客只能看到少数常见的鸟类，保护区内原有的珍稀鸟类，已难觅踪影。

　　有关部门承认知情未查

　　盘锦双台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李玉祥称，“红海滩风景区”多处旅游项目均建在自然保护区内。其中，红海滩码头、停车场及周边商业网点和“水上乐园”等项目建在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

　　李玉祥坦言，《自然保护区条例》赋予管理部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权很弱，违法单位常常可以置之不理。“红海滩风景区”是一个事先没有得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同意的建设项目，但一直未能有效遏制。

　　大洼县国土局副局长张振华说，还没有接到“红海滩风景区”停车场及周边商业网点、“水上乐园”的用地申请。此前也不了解这些项目违法占地情况。

　　据了解，在自然保护区内违规开发旅游景区和商业项目的现象，在全国其他地方时有发生。对此，国家环保部门曾规定，涉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方建设项目，有审批权限的地方环保部门在环评报告书审批前，须征得国家环保部门同意。

　　盘锦市环保局局长周杰林坦承，“红海滩风景区”内的所有旅游项目均没有环评审批手续。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没被查处。

　　景区评级不问合法性

　　“红海滩风景区”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2006年4月18日，景区举行国家4A级景区揭牌仪式。盘锦市、大洼县相关领导为国家旅游部门下发的“4A级景区牌匾”揭牌。

　　辽宁省旅游局透露，依据现行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办法》，景区自愿申报等级评定，其中4A级旅游景区由省级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推荐，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红海滩风景区”属于“未批先建”，为何还能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质量等级评定？

对此，辽宁省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处有关人士透露，旅游部门管理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工作，主要依据是《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这一标准并未提及景区内旅游项目的合法审批手续事宜。因此，旅游部门在评定过程中也就不会主动审查项目的合法性问题。

4、低碳减排小妙招――如何妙用废旧纸张

选自央视《新闻20分》，漫画作者：王山甲

据统计，2008年，我国废纸回收3455万吨，占全球废纸回收量的18％，但每年仍有上千万吨的废纸没有被回收利用，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废纸回收利用的办法。

1、书法爱好者可在废报纸上练习写毛笔字、画国画。

2、果农可将废报纸糊制成纸袋，保护未成熟果实，以防止病虫害。

3、废纸还可以做家具：利用旧报纸、旧书刊等废纸原料，卷成圆形细长棍，外面裹上塑胶纸，然后用来手工编织地毯、坐垫、提包、门帘甚至茶几等家居装饰用品；

4、家庭也可以用废纸造纸：把废纸碎片用水浸泡，再用搅棒把它变成纸浆。

5、把纸浆放在面箩里在水中轻轻晃动，把纸浆均匀摊平，再慢慢从水中提起面箩

6、用干毛巾放在箩里将纸浆吸干水分后继续晒干，纸就做成了。

7、造出来的纸可以给小朋友画画或家里互留便条等使用，也是开发小孩智力并教育小孩节约纸张的好方法。

8、造纸厂每回收1吨废纸，可重新造纸800公斤，相当于少砍17棵大树；这样可以节煤1. 2 吨、节水100m3 、节电600 度。如果从每个人做起，不乱扔一张废纸，我们就能够挽救一片森林。

5、三峡库区现系列生态隐患 治理项目因缺钱成空谈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年07月0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01/055520585596.shtml

　　从2003年135米首次蓄水到2009年的175米最高位实验性蓄水，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水质保持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尤其是当下的水质，甚至比“十五”末期的2005年还有所改善。环保部的评价是，库区水质由过去的轻度污染转为良好。

　　可在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看来，现有的数据并不代表对三峡水质可以高枕无忧，相反的是，由于规划中的一些污染治理工程还在“纸上谈兵”，进展缓慢，库区水质仍然有恶化的风险，而且一旦水质恶化，治理将更加困难。

　　在今天召开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部级联席会上，张力军还透露了这样的信息，如果到今年年底，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相关省市还有较多的污染治理项目没有启动的话，环保部将考虑对治污不利的地区和企业实行区域限批，这意味着完不成任务的地区和企业将被暂停新项目的环保审批。

　　今天参加部级联席会的不仅有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等诸多相关部门的部长级官员，还有三峡库区及其上游五省市的政府高官，可以看出，在剩下的半年里，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污染防治的形势极其紧迫。

　　高峡出平湖后的生态环境隐患

　　高峡出平湖后，支流污染、消落带污染等一些库区特有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尾随而来。在今天的会议上，湖北省副省长张通就介绍说，库区蓄水后，一些支流水体交换变缓，再加上气候变暖，长江支流爆发“水华”(俗称蓝藻——编者注)的风险增高。

　　自从2003年水库135米蓄水期间首次出现支流“水华”后，三峡库区湖北省境内已经有神农溪等7条支流都先后多次发生了“水华”。而且还有支流“水华”污染向干流蔓延的趋势。2009年三峡工程进行175米实验性蓄水后，库区的水流变得更加缓慢，水体交换也更少，库区发生“水华”的面积和几率也有可能加大。张通说，库区支流“水华”频发，不仅严重影响库区水环境安全，也对库区群众的饮水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也表示，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监测断面已经出现了个别的污染超标，而且库区支流的“水华”问题也有所扩大，出现了从河流型水华向湖泊型水华的转变。

　　消落带是水库特有的污染问题，由于水库的水位有高有低，在水位低的时候，一些在水位高时潜在的水底的污染物和细菌就会暴露出来，有可能出现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系统退化以及生态景观和城乡环境恶化等情况，导致多种流行性疾病爆发。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说，在重庆段有可能会形成最高落差30米、面积349平方公里的消落带。湖北省的数据是，有将近100平方公里的消落带。

　　此外，沿江的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畜禽养殖业污染也时刻威胁着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据张力军介绍，沿江一些重污染企业偷排、超标排放的问题还时有发生，一些工业危险废物的治理比较落后，再有污水处理厂的污泥和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处置也作为新污染源，成为突出问题。

　　张力军还提到了一个过去很少被提及的问题：长江中上游若干水电站之间的水资源如何调配？他说，三峡水库蓄水导致长江中下游水文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远。目前长江流域已建成水库4.5万多座，总库容达到1745亿立方米，相当于4.5个三峡工程，其中库容在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库就达151座，南水北调等大型调水工程也将长江作为调水源头。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如何做好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如何实现全流域水资源的合理调度都是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

　　资金不到位，治理项目纸上谈兵

　　据介绍，为了解决三峡库区蓄水后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曾经批复了一个为期10年的污染治理规划，执行截止的日期是今年年底，但据环保部的调查，虽然只剩半年的时间，但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污染治理项目因为资金不到位，还没有启动或没有完工，依然在纸上谈兵。

　　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与全国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实施的平均水平相比，三峡库区及其上游规划的项目完成率低18.6个百分点，库区重点镇污水和垃圾处理项目、库区支流综合整治项目和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尤为缓慢，其中9个船舶流动源污染治理项目全部没有动工。

　　对此，沿江的各省市也都有解释，在云南省副省长和段琪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差钱”。他给出的数据是，库区的10年污染防治规划中涉及云南省的项目应投资21.49亿元，但目前到位的中央财政资金仅为3.45亿元，中央财政资金到位率低，地方配套资金存在较大缺口，所以造成项目进展缓慢。这样的说法也得到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的支持，在他的进度表中，也有相当一部分项目由于资金不到位没有完工。

　　对治理资金不足的问题，云南省副省长和段琪、湖北省副省长张通都认为，国家应该考虑生态补偿方法。张通建议说，应从三峡工程发电税费中提取一定比例设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补偿基金，由中央财政每年统一提取，用于库区及上游的生态环境保护。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还提及了另一个与规划相关的问题，他认为有一些重大的环境污染隐患还没有纳入治理的规划，应引起国家的关注。比如，重庆市污染较重的次级河流约30条，而纳入规划中的“十一五”计划的只有8条，还有很大一部分次级河流，特别是主城区次级河流急需整治，任务繁重。

　　再有，近年来城镇生活污染突出。重庆市有建制镇600个，而纳入规划的项目不到100个。随着城镇化进程推进，小城镇污染更加突出，已成为影响部分地区饮用水安全的主要因素。另外，目前库区次级河流主要污染有近60%来自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但规划没有包括畜禽养殖和面源污染治理的内容。

　　任务完不成要问责

　　承担治理任务的各省市都在为钱发愁，但在环保部那里，缺钱不应该成为拖延污染治理项目的理由。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距离规划截止的时间只剩半年，希望沿江的省市不等不靠，加快规划项目的实施进程。

　　他说，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工作首先是流域五省市各级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些地区要把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完善治污工作绩效考核机制，对没有完成污染防治任务的地方政府和部门要实行责任追究。其次三峡的问题也是中央各相关单位的责任，各部门、各单位要加大对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工作的支持力度，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落实支持资金和政策。希望各地方、各部门以及相关单位抓紧对规划确定的任务进行分解，明确工作进度和责任人，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张力军今天特别亮出了环保部的“杀手锏”，到“十一五”末，规划项目完成率不足60%的省市，环保部将对该省市内治理工作落后的地区采取区域限批措施；年内完不成污染治理任务的工业企业，必须停产治理。

张力军还建议说，三峡库区及上游要健全环境预警应急管理体系，相关地方政府、园区和企业完善应急预案，确保对突发环境事件能够有效应对。尤其是要加强“水华”易发河段相关饮用水水源保护的预警应急管理，避免因“水华”导致附近群众喝不上水。此外还要强化饮用水水源环境执法监督检查，严厉查处影响饮用水水源水质安全的环境违法行为。本报重庆6月30日电

6、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建成水环境项目540座

来源：新华网2010年07月0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7/01/c_12286899.htm

新华网重庆7月1日电（记者徐旭忠）记者从此间召开的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了解到，近年来，国家在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加大了污水处理设施和垃圾处置设施的建设力度，已达到540个，这对保护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环境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据初步统计，截至2009年底，三峡库区及其上游已建设城镇污水处理厂240座，比2007年增加了114座；建设垃圾处理设施300座。

根据国家六部委对位于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的湖北、重庆、四川等五省市2009年规划实施情况考核，截至2009年底，460个水环境规划项目中，201个已完成，占43.7%，比2008年提高了18个百分点；144个正在建设，占31.3%，比2008年提高了6.1个百分点；95个项目处于前期，占27.1%。贵州、四川、重庆、湖北、云南的完成率分别为47.8%、55.2%、33.3%、32.6%、27.1%，比2008年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介绍，污水处理、垃圾处置等水环境项目建设，对保护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环境安全起到积极作用。他说，目前，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

与2005年相比，2009年，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88.1%，增加了19.1个百分点；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为4.8%，降低了7.1个百分点；主要水质指标中，高锰酸盐指数年均值下降了10.3%，氨氮年均值下降了18.8%。其中，三峡库区干流水体高锰酸盐指数和氨氮两项主要指标保持在Ⅱ类以上水平。

7、董义：爱鸟是一种信仰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6-30赵飞鹏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6/30/content_3302372.htm

多年后，董义仍然可以学出那只大雁“悲伤得如同人类哭泣”的叫声。

那是1990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隐藏在干芦苇里的董义打下一只大雁，10多分钟后，另一只大雁回来了，绕着水塘一圈又一圈地寻找丢失的伴侣。那个傍晚，湿地里“静得连草里蹦一只蚂蚱都能听到”，大雁的叫声由嘹亮渐渐变得嘶哑。

在这天之前，董义是疯狂的打鸟大军中的一员，他在部队服过役，枪法准，为了打得精，还订了野生动物杂志，研究鸟类的生活习性。

但在那天之后，这个37岁的中年男人，被大雁的啼声深深地震撼了，他放下了枪，站在了原来的自己的对立面。

如今，他已经是大庆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会长。每天凌晨3点，无需闹钟，他都会准时醒来，然后开车到城市周边的湿地间。一旦发现有人偷偷支粘网或者下夹子捕鸟，他会抄起搁在副驾驶上的相机一阵猛拍，抓到无法抵赖的证据，然后下车挥着镰刀，将那些祸害鸟的物什砍个稀烂。

这10多年来，他在大庆周边的湿地、树林里砍了上千片网，起出的鸟夹子有1万多个，虽然用树枝、玉米秆烧了一大批，但他的车库里还堆着满满两蛇皮袋。

为了和打鸟人周旋，董义想了不少办法，政府支持了协会一笔资金，他就用这些钱在保护区内雇了线人，大庆周边任何一块湿地里只要枪声一响，他的手机在5分钟内必然会响起。他会用水将必经的通道浇湿，通过留下的车辙印子，就能判断打鸟人是否离开，不少打鸟人就是这样被他堵在了湿地里。

可这无疑是个得罪人的活儿，对于那些职业打鸟人来说，董义断的是他们的财路。他多次与打鸟人发生冲突。2008年春天，董义曾没收了一个职业打鸟人的100多个夹子，那个1米8多的打鸟人一拳打在他太阳穴上，猝不及防的董义当场倒地休克，那人后来跑往外地，案子至今没破。

有一次，他接到过一个恐吓电话，上来就是：“你是不是活腻味了，有吃有喝，管我们干什么，再来我弄死你！”董义直截了当地回答道：“有本事咱面对面较量，我还没把死放在眼里！”

的确，在许多打鸟人眼里，这个身高只有1．62米，瘦弱得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护鸟者，提着镰刀冲过来的场景，会让很多人胆寒。据说，专门有人盯董义的灰色大哈弗。他的车一去，打鸟人很快就会收到消息：老董头来了，最近不要行动了。

一年365天，董义待在湿地里会超过200天。老父亲在世时跟人说，董义这小子，宁舍爹和娘，不舍南边大水塘。3岁的孙子，一遇到人问，爷爷在哪儿？小嘴一叭，稚嫩的声音说，去湿地啦！

常年待在湿地里，董义熟识这里上百种鸟儿的叫声——“啾啾”的声音，是黑眉苇莺在警告别人不要闯入它的领地；“唧唧”的声音，这是红嘴鸥发现了鱼群，在招引同伴。

在动物保护协会的努力下，离开大庆24年的东方白鹳陆续有4对回来筑巢。2008年，董义在它们的巢上安装了摄像头，观察小鸟破壳。人们看到，大白鹳在小鸟出壳前，会将胸口的绒毛全部拔去，垫在窝内。小鸟出壳后，它就把小鸟搂在胸口紧贴着皮肉，给它加温。白鹳妈妈还经常自己饿着肚子，给小白鹳捕鱼吃。

在龙凤湿地，每年冬天都有一些翅膀折断的野鸭无法南飞。董义和协会的朋友就买来玉米、小鱼为它们投食，这才发现，其实不少野鸭是可以飞行的，它们是为了照顾自己的伴侣才留了下来。

“鸟类不仅有美丽的外表、美丽的歌喉，还有美丽的心灵。”董义感慨道，“这跟人有什么区别呢？”

两年前，正是董义守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的关键时刻，精力顾不过来，他决定辞去财政局农业科科长的职务，同事、家人、朋友没一个同意，斥责他这是“胡闹”、“不务正业”、“能整出啥名堂”。

董义耐心做领导的工作，最终辞去职务。他说：“我已经陷进去了。对鸟儿已经不只是热爱了，它是我的一种信仰。”

8、重庆多家企业在林区违规采矿 部分山峰面临消失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0年07月01日　辛明

http://news.sina.com.cn/c/2010-07-01/041920585019.shtml

　　重庆市北碚区帽子山，一辆辆装满山土的大卡车源源不断地从山上开下来，重庆市富皇水泥厂等企业开设的采矿场就在山上。当地人告诉记者，这里原本是一个森林茂盛的大山，现在却被采矿场慢慢“削矮”了。

　　类似的采矿场在北碚区的大山中还有多处，它们正在慢慢蚕食着美丽的“重庆森林”。

　　在“重庆后花园”里采矿

　　北碚区拥有“国家级风景区”——金银山风景区，还有著名景点“嘉陵江小三峡”，被重庆人称作“重庆后花园”。每逢周末，这里便成为城里人休闲乘凉和度假的好去处。

　　位于北碚区水土镇屋基村的帽子山据说以前曾有豹子出现，当地村民又称之为“豹子山”，山上曾经绿树成荫，枝繁叶茂，周围是绵延不断的森林。

　　可是，一年前，采矿车轰轰隆隆地开进了山。

　　当地村民对此非常反感，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村民说：“以前小三峡两岸遭到的破坏，大多是挖掉没有树林的荒山，而他们开挖帽子山让我们几乎绝望了。按照现在这个做法，他们将把整个山体挖走。”

　　据知情人介绍，前些年，由于大肆开采，小三峡风景区遭到严重破坏。去年，重庆召开一次重要会议期间，沿江两岸的采矿场彻底停工。挖的破破烂烂的山体很是难看，企业为了“掩人耳目”，在开采的地方插上了树枝，栽种了青草，“所有这些匪夷所思的动作，和数年前用绿漆刷山体的创意异曲同工——让领导从数公里外路过时，别一不小心给瞧见了。他们自己心里有数，确实太扎眼了。”一位知情人说，“最近这两年，重庆市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某些采矿企业，不敢对沿江的山体下手，于是，转向了山后。这样，游客在江上游走，看不到开采，但其实在山的背后，却机器轰隆，山体逐渐被降低。”

　　帽子山就是如此，富皇水泥厂为了开采帽子山，专门从山后修建了一条公路。“从目前的速度看，如果日夜不停，帽子山这座嘉陵江小三峡东岸的最高峰在一年内应该完完全全、彻彻底底从这个世界消失。”

　　当地村民对此非常不解，“报纸电视天天说，我们要建设‘森林重庆’，为什么这种情况屡禁不止？”

　　林业局副局长：许可证办理还处在材料报批阶段

　　富皇水泥厂在“重庆市后花园”开山挖土，是否符合规定，是否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呢？对此，中国青年报记者分别走访了水土镇政府、镇国土所、北碚区国土局、林业局和重庆市园林局。

　　在水土镇，一位姓兰的副镇长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兰副镇长告诉记者，现在镇上有八家采矿场。

　　记者询问富皇水泥厂是否有采矿证，兰副镇长很肯定地向记者表示，他认为这些企业都拿到了国土局的采矿许可证。在记者的要求下，他打电话给镇土地所和富皇水泥厂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并随后告诉记者：“有证件，都有”。

　　在镇土地所，所长告诉记者，“富皇水泥厂开采，我也看过证件，市国土局已经批准的。”

　　但是在区国土局，矿产科以“科长不在”为由，拒绝向记者提供相关材料。

　　记者拨通了富皇水泥厂在重庆114查号台登记的电话，一位自称该公司党政办的陶主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承认他们企业的确在开发帽子山，但是他表示，公司已拿到所有许可证件，“开发帽子山的是我们下面的子公司富皇矿业有限公司，重庆和区里的相关部门都批准了的。我们已经开采了一年多，主要是采黄砂土。”

　　陶主任一再强调，他们所需的证件都是齐全的。

　　当记者询问是否得到当地林业部门的批准？陶主任反问记者：“拿不到怎么能开发呢？”

　　但是在北碚区林业局，记者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北碚区林业局副局长杜泽亮明确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记者：“富皇水泥厂开采山林的申报材料正在报批过程中，”而从报批到办证，中间还要经过多个环节。也就是说，富皇水泥厂目前还没有拿到林业部门的证件。

　　杜副局长介绍了开采山林所应办理的手续，他表示，如果企业在有山林的地方开采，必须向重庆市林业局报批，区林业局的权限只能颁发“临时开采许可证”。在正式得到审批之前，企业必须拿出可行性报告。而富皇水泥厂就处在提交报告的阶段。从林业执法的角度来看，富皇水泥厂属于违规开采，“我们去年查过一次，并下了整改通知书。今年，我们也查处过几次。如果，再这么继续下去，我们会下发一个停工通知书。”

　　可是，为何违规开采一年多至今未遭到制止？

　　杜副局长面露难色。

　　经济利益当前，破坏依然在继续

　　西南大学就坐落在北碚区，该校地理学院教授刁承泰关注破坏地质的事情多年，谈起此类事件，他很无奈地说了好几个“没办法。”

　　对于帽子山山林遭到破坏，水泥厂采矿采土的情况，刁教授很无奈地说，“小三峡一带的山脉主要是石灰岩，石体很硬，风化和成土过程很漫长，形成一厘米的土，要上千年。也就是说挖掉以后，还得几百上千年才能再次形成土壤。没有土，植被无法成长。”

　　“开山采矿的后患很多。这些山上的土被取走，暴雨一来，就会形成泥石流，对居民安全构成威胁，就算流入嘉陵江，最后汇入长江，但由于泥沙很多，也会直接影响长江上多座大坝的使用寿命。”刁教授说，“这个事情呼吁很多年了，但都没有解决，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短视，发展经济急功近利。有人说，重庆这几年建设加快了，简直就是一个大工地。这些建设原材料哪里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从山上采。”

当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道出玄机，富皇水泥厂是当地的明星企业，是利税大户，去年该厂引进新设备花费了好几亿，所以，他们“先上船后买票”的行为也得到了相关部门的默许。本报重庆6月30日电

9、国际经验：信息公开是环境监管的重要一环

来源：法制网――法制日报2010-06-30　郄建荣

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10/06/30/5506140.html

就国际上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情况，记者采访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高级律师、环境法项目主任王立德。他认为，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类别以及数据，如排放数据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等，中国的公开程度低于其他国家。

　　就国际上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情况，记者采访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北京办事处高级律师、环境法项目主任王立德。

　　环境信息公开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国等国家环境信息公开的经验看，企业、公众、政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从环境信息公开中受益。

　　据他介绍，美国早在1986年，就在世界上第一个颁布了《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英文简称TRI制度。王立德说，这个制度重点放在环境信息公开上，“主要是公开污染源的排放数据，目标是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表现，提高政府的环境监管能力，加强公众监督。”据王立德介绍，目前，加拿大、菲律宾、韩国、欧洲的一些国家以及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制度。

　　这些国家为什么这么关注环境信息公开？王立德说，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污染。比如说美国建立这个TRI排放名单以后，从1988到1999年，有毒物质的排放降低了将近一半。王立德提供的数据显示，1988年与1999年相比，美国340种化学污染物排放下降了45.5%。

　　王立德说，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污染者可以自我纠正，以避免在公众中形成负面形象。他说，美国经验显示，有了信息公开制度以后，如果企业出现在黑名单上，他们就会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

　　对于公众来说，公众了解了环境信息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跟政府、企业、联系媒体，来监督企业的污染行为。

　　事实上，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还有利于政府监管，王立德说，因为政府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哪些污染源是最严重的。这实际上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减轻政府的执法成本。

　　“环境信息公开，还可以帮助银行修改贷款政策，采购商‘绿化’供应链，消费者避免购买高污染者的产品，投资者避免投资高污染项目，证券监管者限制高污染企业的首次公开发行等等。”王立德说，国外的做法，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对于中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与国外的有什么区别，王立德也作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要求不亚于其他国家，但实施情况却还处在初级阶段。

　　同时，他认为，环境信息公开的主要类别以及数据，如排放数据和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等，中国的公开程度低于其他国家。

　　他特别谈到，排放数据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公开，“相比其他国家，目前，中国公开的环境信息远远少于这些国家，比如说污染源的排放数据，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基本上是所有污染源污染的排放数据都会公开”。王立德认为，目前，中国尽管很多企业公开了一些信息，但是，有关污染排放数据的获取还是比较困难。

　　王立德认为，由于中国尚处在环境信息公开初期阶段，肯定会面临一系列的困难，因此，他的建议是，应该加强现有法律框架的实施和能力建设。

　　王立德建议，中国应该建立有毒物质排放清单，他认为，中国可以考虑采取这种形式来公开排放数据。他认为，企业违规记录也应该公开。同时，“中国应公开完整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而非简本”。王立德还建议，中国应建立执法历史和环境守法的国家数据库；加强对弄虚作假的处罚力度。

10、水利部专家：中小河流防洪在“吃老本”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10－07－01　章轲

http://epaper.1cbn.com/html/2010-07/01/content_78245.htm

由于缺乏投入和监管，近年来，全国中小河流人为加重灾害风险的问题突出

　　我国中小河流整治严重滞后，已经成为防洪减灾的最薄弱环节。

　　在昨日召开的“绿家园6月环境记者沙龙”上，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表示：“目前我国中小河流整治严重滞后，中西部省份大多数中小河流，实际上是在吃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群众义务投工投劳进行河流整治的老本。”

　　程晓陶说：“‘98抗洪’之后，国家通过‘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加固堤防、疏浚河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等措施，全国防洪体系建设再次形成了新的高潮。”

　　据统计，1998年至2002年，中央水利基建投资1786亿元，是1949年至1997年累计投资的2.36倍。

　　“但绝大部分资金用在了大江大河的治理上，中小河流的整治几乎没有投入多少资金。”程晓陶说。

　　由于缺乏投入和监管，近年来，全国中小河流人为加重灾害风险的问题突出。程晓陶举例说，河沙乱采乱挖，导致河势紊乱，危及堤防安全；山区道路修建、采矿业发展中大量弃土推入河道，导致河床淤积、行洪能力萎缩；山区修路、盖房破坏山体稳定性，缺少必要的固坡防滑措施；人水争地，房屋盖在行洪道上等。

　　程晓陶称，2008年以来，中央开始重视中小河流治理问题。健全中小河流分级管理的体制，明确各级政府在中小河流治理中的职责，将责任的主体分解到各个河段，并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

　　不过，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对中小河流的治理投入兴趣不大或实力有限，一旦受灾就等着国家救济。

　　程晓陶告诉记者：“在一些地方，甚至还会出现这样的怪现象，两个相邻的县，一个花钱治理了河流，没出事。另一个没治，受灾还能得到国家的救助，甚至官员还能升迁。”

　　程晓陶认为，应该重建长效的建设与维护机制，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自己保护家园，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中央财政只是对出大力的给予补贴，对成绩优异者给予奖励。

　　在记者沙龙上，程晓陶还表示，人类的治水活动，既要遵循自然规律，也要遵循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

　　“从近期发生的南方冰雪灾害、汶川地震次生灾害、西南干旱等巨大灾难中，人们应学会应对灾害。”程晓陶透露，针对防洪抗旱中存在的问题，水利部已要求城镇发展和生产力布局必须符合防洪规划要求，严禁盲目围垦、设障、侵占河滩及行洪通道。

与此同时，水利部门将实现由控制洪水向洪水管理转变，由以农业抗旱为主向城乡生活、生产和生态全面主动抗旱转变。为了有效抑制城市水灾风险的增长，水利部门将加强工程调控与应急响应的能力建设。

11、热议“垃圾新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07－01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100701/j4.htm

６月２８日，环保部发出通知，将环保部、住建部、国家发改委联合草拟的《关于加强生活垃圾处理和污染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下称《意见》）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延至７月２日。此前在环保部６月１８日第一次发出的相关通知中，意见征求的截止日期是６月２５日。

“给我们三个月吧！”６月２０日，北京阿苏卫地区居民黄小山在个人博客中对意见征求期限这么希望。虽然没有期望的３个月，但新通知的发出还是给了像黄小山这样对垃圾议题有话想说的公众更多的时间来从容表达。还有受垃圾场问题困扰的居民代表认为，相关项目的上马必要时应举行听证会。

国内最大的环境ＮＧＯ自然之友自２００９年起开始设立专门工作团队，系统关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在意见征询期间，他们收到了来自于环保专家、环境法律师、环境史研究者、环境政策研究者等多方面的声音。

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认为，目前国内垃圾处理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国策和国际趋势“零废弃政策”与现有一味强化末端处理的垃圾处理策略相冲突。

自然之友建议，应以产品生命周期环境管理原则、《循环经济促进法》中阐明的原则为指导思想，以最好的环境控制效果、跟踪完整的资源生命周期、最大限度防止垃圾产生、使经济发展与垃圾产生量的正相关关系脱钩等理念为标准，把面对垃圾综合管理的优先级别设定为：产品设计生产过程的减量化?Ｒｅｄｕｃｅ?和无害化、制成产品的分类循环再使用?Ｒｅｕｓｅ?、废弃物分类循环再利用?Ｒｅｃｙｃｌｅ?、废弃物的后端处理（能源回收及最终处置）。而政府的投资力度、奖励补贴政策、法律政策完善进度、科技支撑研发与人才培养力度、教育与宣传力度，建议都应以依此为顺序做相应的安排。

建议明确“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垃圾产生量”、“餐厨垃圾”、“厨余垃圾”、“清洁焚烧”等用语的含义。建议应更严谨地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实行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全本公开、环评公众参与以听证会形式为主、环境监管信息向社会公开等措施。

考虑增加“减量补贴”原则，优先于新建设施补贴。建议以促成利益各方意见充分表达和讨论为原则，推进行政决策中的信息透明和社会参与。生活垃圾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在各级政府在制定垃圾综合管理政策阶段加强公众参与力度，包括在设定生活垃圾管理的长远目标和专项规划中听取社会意见，完善政策形成和修订的制度化参与模式等，建议主要采用听证会形式进行意见征集。

建议强化垃圾处理企业的责任。应针对所有垃圾处理设施，建立独立公开网站，与其相关的环保资料、信息，现场检查与在线监测数据，最大程度向公众开放。明确有关企业的信息公开义务和法律责任，鼓励并奖励有关企业进行主动公开。在社会条件成熟的地区，成立具地方代表性的监督委员会对相关信息进行监督，政府机关在此类地区回归相对中立的监管的角色。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也建议企业接受社会监督的责任：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公众，除了可实时从网上获取相关处理设施的运营信息和排放数据之外，可以随时向生活垃圾处理机构要求参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单位必须设立相应的接待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公众的参观要求，并回答公众提出的任何疑问。

记者发稿前，两家机构已经收到环保部的回复，称他们的意见已经收到。

房地产巨头万科旗下的沈阳、佛山、上海三地物业公司也分别建议，注意城市总体规划中环卫建设的重要性、重视垃圾分类工作的系统衔接性，配套建设餐厨垃圾处理措施农村垃圾处理更需得到重视、对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给予扶持。在生活垃圾收费方面能有明确的操作政策。

环境诉讼律师、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夏军律师认为，为了落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保证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法治化、长效化，使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成为各级政府的约束性目标，具有刚性强制力和实际操作性，必须重视和加强行政立法，提升规范文件效力层次。

12、核电能分未来能源多少羹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07－01 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100701/j1.htm

近日传出的大亚湾核电站“核泄漏”事件，虽然已经证实只是其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完全属于正常工况事件，但又一次引发了民众谈“核”色变之潮。

而在中国沿海地区，目前共有约２０个已经运行，或在建设中，或已被官方批准开展前期工作的核电项目。

核电到底该不该发展，又应当如何保证核安全？

绿色核电

在日前由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举办的绿色财富论坛上，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主任田佳树用“发展绿色经济的希望”来描述核电，在他看来，由于水能、风能、地热能和太阳能的作用或利用有限，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因此大力发展核能势在必行。他介绍，中国目前运行核电机组共有１１台，总装机容量９０６．８万千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１．１％。而根据ＩＡＥＡ数据，截至２００８年底，全世界运行核电机组４３６台，总装机容量３．７亿千瓦，占电力装机１７％。累计运行超过１万堆／年。核电机组超过３０台的有美、法、日、俄４个国家。全球有１６个国家的核能发电量比重超过２０％。

田佳树援引广核集团苏州热工研究所网站的数据称，以同为百万千瓦级的燃煤发电厂和核电站相比较，火电厂周围居民受到辐射剂量为０．０４８毫希／年，核电站则为０．０１８毫希／年；火电厂的燃料需求为２６５万吨煤／年，核电站为２０－３０吨核燃料／年；采矿面积火电厂为１２１０亩／年，核电站为３０－４２亩／年。火电厂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为２．６万吨／年，氮氧化物排放量为１．４万吨／年，烟灰为３５００万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为６８０万吨／年。而上述污染物质，核电站均为零排放。

中国工程院院士潘自强也在上述场合陈述中国煤电链（从采煤、洗煤、运输、发电到废渣的利用和处置）和核电链（从铀的开采、水冶、转化、浓缩、元件制造、发电、后处理到废物处置）对健康、环境和气候影响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对公众的辐射照射，煤电链是４２０人·Ｓｖ（ＧＷｅａ）－１，核电链是８．３９人·Ｓｖ（ＧＷｅａ）－１；对工作人员的辐射照射，煤电链是９０人·Ｓｖ（ＧＷｅａ）－１，核电链是８．９１人·Ｓｖ（ＧＷｅａ）－１；对环境的影响（流出物），煤电链“明显”，而核电链“不可察觉”；对气候的影响（温室气体排放因子），煤电链是１３０２ｇ等效ＣＯ２（ＫＷｅｈ）－１，核电链是１３．７ｇ等效ＣＯ２（ＫＷｅｈ）－１。

田佳树表示，核电并非严格意义上不排放，电厂需要排放放射性的废气，废水和废渣，只不过这些废弃物排放前会经严格的“三废”处理，保证其放射性和数量对于环境的影响在安全限值之下。实际上，核电厂向外排放的放射性三废是很少的，仅为允许排放限制的０．０１％—５０％或更少。

中国核工业３０年辐射环境质量评价表明，评价范围内居民接受的集体剂量小于同范围内居民所受天然辐射剂量的１／１００００。核设施周围关键居民组（指所受剂量中的最大者）所受剂量基本上均小于天然本底的１／１０。秦山、大亚湾核电厂小于１／１００。“由此可见，核能是一种环境友好的绿色清洁能源。”田佳树总结。

经济性考量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汤搏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国际经验表明，核电一般都是国家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在核电发展初期，由于机电技术和管理的复杂，经济性尚不能与其他发电形式竞争，以及核材料管理等特殊问题，如果没有国家投入，电力公司通常不会去承担未知的风险。

从核能发电的经济性角度看，专家认为，核电的成本可以同煤电竞争。中国工程院院士赵仁恺曾撰文提到，对２０００年后建造的核电厂经济性研究表明，除德国、英国外，１００万千瓦核电厂的基础价均低于１５００美元／千瓦，核电完全可以与煤电竞争。

在核电发展的进程中，国产化是提高核电竞争力、降低发电成本的重要途径。田佳树掌握的数据显示，核电设备的国产化达到５０％时，核电较火电高出约１０％，但国产化达到７０％时，核电已较火电略低。“核电发电成本在国产化比例继续提高以及我国核电形成规模效应后还有较大下降空间。”他说。

核安全如何保证

“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核安全问题，最终将影响到核电的顺利发展”。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总工程师汤搏认为，在已经到来的中国核电高速发展期，核安全问题有必要从多个层面予以深入探讨。

与其他人类安全问题相比，核安全问题具有特殊性，核安全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源于辐射危害的长期性和核能的社会可接受性因素是个“复杂综合体”，汤搏分析。

从技术层面的安全要求看，美国核管会１９８６年发布的政策声明显示，核电站的安全目标为：对紧邻核电厂的正常个体成员来说，由于反应堆事故所导致立即死亡的风险不应超过美国社会成员所面对的其他事故所导致的立即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对于核电厂临近区域的人口来说，由于核电厂运行所导致的癌症死亡风险不应该超过其他原因所导致癌症死亡风险总和的千分之一，美国核管会就此目标设定的指导值是：核电厂的大规模放射性释放的频率低于１０－６／堆／年。“实际上，对于核电厂安全水平的要求远远高于化石燃料发电厂的要求”，汤搏说。而美国核管会曾评估显示，美国运行的核电厂（超过１００个反应堆）可以满足安全要求。

国际反核人士担心，放射性废物的贮存非常复杂，要保证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可靠贮存，不可预计的因素太多。

汤搏特别提到，对于中国这样高速发展，而且短期内能源需求增长仍将持续的国家，核能应当“顺利发展”，他建议在社会普通公众中普及核能科学和核安全知识，同时应设置必要的制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避免不必要恐慌的产生。国家应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促进核能发展的各项政策；在对中国社会总风险调查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核安全目标，包括定量安全目标，法规、标准、规范和制度建立后，应该得到“切实的遵守”。

13、核电恐慌

来源:南方周末2010-06-30 孟登科实习生肖潇发自广州、上海

http://www.infzm.com/content/46991

在中国核电建设浪潮的背景下，“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所引发的恐慌情绪，不再是孤例。如何消除核恐慌，需要更多的核科普，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需要政府、企业和监管部门真正将核电站的信息公开透明。

■一个人去照一次X光片受到的辐射远远比你在核电站受到的辐射多

■培养一个核电站操作员的成本与歼七战斗机飞行员的成本相当

■信阳核电项目的立项报告在当地发改委的网站上挂了两天后，就消失了，而政府对于核电项目的宣传，除了一块“核电带动经济发展”的广告牌外，再无其他

一根燃料棒引发的恐慌

很难想象核电站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就会引发舆论哗然，香港、内地民众恐慌。但这确实是事实。

两周前的6月14日，香港媒体报道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发生历年来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辐射泄漏已严重威胁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由于大亚湾核电站毗邻香港，离香港直线距离45公里，报道迅速点燃香港和内地民众的恐慌情绪。

大亚湾核电站是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1987年开工建设，1994年建成投入商业运行。每年所发电量主要供给香港和广东省。

6月15日凌晨，大亚湾核电站第二大股东香港中电发布紧急声明：由于此次燃料棒出现裂纹产生的放射性碘核素是被完全隔离的，因此大亚湾核电站事件不属于核事故，也无需即时通报。

一天后的端午节假期中，国家核安全局与中广核集团立即向媒体通报了这起事件：二号机组反应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壳出现微小裂纹，但影响仅限于封闭的核反应堆一回路系统中，放射性物质未进入到环境，因此未对环境造成影响和损害。

“此次的大亚湾核泄漏是公众的误读，根本不是核泄漏。”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科技发展与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蔡剑平反复向记者解释。

“生产任何东西都会有一个缺陷率，缺陷率低于一定程度的话，这个产品可以认为是安全的。”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宁说，“所以4万个燃料棒里面出现一个微小裂口，是属于设计允许的范围内的，这个裂口释放出来的辐射量是非常小的，何况外面还有两层的壳，辐射没有进入到厂房，更没有进入到公众环境中。”

最终，此次核泄漏传言最终只是引发当地居民情绪不稳定，并没有像河南杞县钴泄漏传闻那样，造成大规模的居民逃离。

事实上，“大亚湾燃料棒轻微损伤事件”源于中广核的“自报家丑”。

5月23日大亚湾核电站二号机组实时监测发现一根燃料棒的包壳可能存在微小裂纹，随即在6月初的安全咨询委员会（简称安咨会）上向委员们进行了详细介绍，委员在会后把材料带回了香港，随即香港媒体当作突发事件报道出来。

成立于1988年的“安咨会”（全称是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核安全咨询委员会），其初衷就是为了打消香港民众当年的核电恐慌。

中广核有关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广核对此次事故的处理程序已非常严格——尽管有关数据完全在安全界限内，没有达到事件报告等级，但仍然在5月25日（发现裂纹的第三天）口头向国家环境保护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进行了通报，5月27日，正式向国家环境保护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和国家核安全局报送书面报告，5月28日，一回路放射性水平已达到平衡状态并保持稳定。

在中国各省纷纷争抢上马核电站之时，各地反核电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最近外媒关于“某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的报道，再次让这种核恐慌情绪达到顶峰。南方周末联合腾讯网发起这份问卷调查，试图追寻核恐慌背后的真正原因。（李伯根/制表/图）

最安全能源遭遇最恐慌

尽管官方表示，迄今为止，中国核电安全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然而，此次核泄漏传言，除了在港深两地引起不小的恐慌情绪外，还点燃了内地一些在建或拟建核电站的地方民众的恐慌情绪。

在信阳一个反建核电站的QQ群里，此次“大亚湾核泄漏”事件正是两个星期来的讨论焦点。

拟建的信阳核电项目的业主单位同样也是中广核，当地民众一直以来的担忧再次被大亚湾事件激发，最具代表性的反建理由是：信阳的特产毛尖茶叶会因为长在核电站附近而不被市场接受，而当地水源地也将受到高辐射的污染。

群里面只有一位学核电设备制造专业、毕业后在上海工作的网友对家乡建核电站持赞成意见，“不会有安全问题，而且核电站对信阳的经济发展是个机会。”而其他所有的网友都站在他的对立面。

“开展各种形式的核电科普宣传活动，消除公众谈核色变的恐慌”明确写入了中广核信阳核电项目2010年的工作任务中。现在看来，这一任务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能科学与工程管理研究所教授王侃看来，上述的担忧绝无发生的可能。“核电站肯定不会对当地的茶叶、水源造成什么影响，惟一可能的影响就是对内陆不够大的水源造成一定程度的热量无法排除，使水温上升一到两度。水温是不是会影响到当地的茶叶可以再做研究，但放射性的危害是绝不会有的。”

事实上，核电已被世界范围内公认为最安全、最环保的能源。

为了培养一个核电站的操作员，需要几千小时的模拟操作，目前，大亚湾培养一个核电站操作员的成本与歼七战斗机飞行员的成本相当。

从技术上，反应堆有五重保护：燃料的保护、包壳的保护、反应堆的保护、安全壳的保护和最外层的保护。这五重保护形成了多重的纵深防御，一层比一层更严密，“没有哪一个工业设施会像核电站这样包得严严实实”。

更重要的是公众对核电科普知识了解匮乏。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李宁指出，“公众太缺乏这方面的了解，一般人不会对火电、水电产生恐慌情绪，因为他们相对熟悉。”

李宁通过一系列比较说明核电站并不可怕：

发一度电所用的煤对环境造成的辐射量远远高于核电；同是发一度电，火电产业链对公众造成的辐射是核电产业链的五十倍；火电厂的工作人员受到的辐射是核电站工作人员的十倍。

事实上，核电的安全性除了有技术方面的保证，还有一系列严格的监管。

环保部核安全司司长刘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家环保部广东核与辐射监督站”是国家核安全局派驻大亚湾地区的监督机构，其依法对大亚湾核电厂（包括岭澳核电厂）的安全运行进行监督，事实上，“核电是惟一有国家环保部进驻企业的产业”。

在李宁看来，中国对核电站的监管要求和控制程度甚至比美国还要高。之所以关注度最高，这好比“与步行、自行车、汽车相比，飞机的安全性是最高的，但空难的关注度却是最高的”。

消除核恐慌刻不容缓

清华大学王侃教授经常思考的是：如果核的第一次出现不是以原子弹的形式出现，而是首先告诉大家核是可以发电的，之后再扔原子弹，情况会截然不同。在他看来，公众之所以谈核色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核在人类的应用中，第一次出现是以军事应用的面貌出现的，所以一般人一提到核就首先想到原子弹。

事实上，中国对核能的认识还处于萌芽状态。正如一位即将到核电站工作的毕业生甚至会在学校的内部论坛上咨询：在核电站工作对以后的生育有无影响？会不会生出怪胎？

核科普常识成为政府、企业急需和公众沟通的内容。比如，一个人如果在核电站的边上坐一年，他所受到的核电站辐射，还没有他在国内从南方到北方往返飞行一次受到的辐射多；一个人去照一次X光片受到的辐射远远比你在核电站受到的辐射多。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过去中国核电企业和政府也通过各种渠道宣传这些科普知识，然而，真正导致公众不信任核电来源于中国核电站建设中的公众参与不够。

以核电大国法国为例，其核电站都是靠近生活密集区，核电占法国的能源比重超过70％，法国核安全局副局长阿兰·史密特总结的经验就是“透明、再透明”。

十几年来法国核安全局一直对公众出版发行《核安全监督》月刊，精确记载着全国所发生的每一起核故障，哪怕是包括工作人员没有穿规定的制服等极其微小的失误也会记录在案，而且公众可在网上查到相关内容。“我们注意到，在事故信息完全公开后，企业和居民的互信反而加强了。事实证明，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普及核领域知识、消除公众的核恐惧心理。”阿兰·史密特说。

南方周末记者2006年参观芬兰奥尔基洛托核电站时，即发现其有一个全天候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无需任何申请，都可以去参观、体验。

奥尔基洛托核电站相关人员告诉记者，在建造该核电站时，他们就举办了很多公众和企业的交流会，参与者可以随意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同时也能接受到项目的最新信息，了解核电站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

韩国今年拿到了阿联酋几百亿的核反应堆的订单，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今年3月，李宁去韩国参加核电峰会时发现，当地的报纸已经刊载核电系列报道第十回，内容涉及核电技术、安全等内容，“在旅馆中也能到处看到宣传核电的公共宣传品。”

根据核电产业的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中国建成的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这一数字在2009年已经被估计将达到6000万千瓦，与法国目前的核电容量大体相当，而现在，这一数字将有望突破7000万千瓦。

环保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局长李干杰此前就曾提醒说，“如果扩张过于迅猛，必将引发一系列矛盾，进而威胁到核电的建造质量和安全。”

而在各地快马加鞭的核电冲动背景下，公众对于核电的恐慌情绪势必将有所增加。国家环保部核安全司相关人员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核电快速发展中，公众参与是一个薄弱的环节。

显然，公开和透明是打消公众恐慌情绪的惟一出路，然而，正如信息公开在其他领域所遭遇到的困难一样，核电方面的公开、透明之路也绝不轻松。

一位信阳民众告诉记者，信阳核电项目的立项报告在当地发改委的网站上挂了两天后，就消失了，而政府对于核电项目的宣传，除了一块“核电带动经济发展”的广告牌外，再无其他。

14、破坏生态？工行非洲水利贷款项目引争议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10年06月30日　章轲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mssd/20100630/2357704.shtml

“我有一张中国工商银行[4.04 -0.49%](ICBC)的储蓄卡。我当然不希望看到卡里的钱被用在破坏生态环境上。”高举着一张储蓄卡，白好德(Peter Bosshard,Ph.D.)略有些激动地说。白好德是环保组织国际河流组织的政策主管。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同意为埃塞俄比亚的吉贝三级大坝项目提供约4亿美元的贷款。一些环保组织认为这一项目将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白好德所在的国际河流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6月26日，中国工商银行首席风险官魏国雄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工商银行目前对于吉贝三级大坝的贷款“并没有实际发放，正在论证当中”。

“那些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银行，工行都不会支持。”魏国雄以这样的话表明了中国工商银行的态度。

吉贝三级大坝

吉贝三级大坝位于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奥莫河上，该工程2008年开工，总投资160亿比尔(约合17.5亿美元)，发电能力1870兆瓦，预计7年后建成，共有十组发电机组，目前为埃塞俄比亚最大的水电工程。

一份由银行监察组织、国际河流组织和图尔卡纳湖(Lake Turkana)之友等三个组织共同写给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的信函上称：“据埃塞俄比亚电力公司的一份通告，中国工商银行已经同意为埃塞俄比亚境内奥莫河吉贝三级(Gibe Ⅲ)水电站项目提供约4亿美元的贷款。”

三个组织表示，奥莫河是奥莫河谷下游和图尔卡纳湖地区的命脉，这两地的生态系统都极为脆弱。吉贝三级大坝将会终止奥莫河谷下游的自然洪水周期，并减少进入图尔卡纳湖的水流量。图尔卡纳湖是一个咸水湖，一旦来水减少，湖水盐分加大，将导致湖区生态环境崩溃。

图尔卡纳湖位于肯尼亚北部，与埃塞俄比亚边境相连，是肯尼亚北部30万居民生计的根本。奥莫河径流的减少都会影响图尔卡纳湖地区的渔业、农业和畜牧业，进而加剧该地区早已存在的饥荒和自然资源争夺。

白好德解释说，尽管这项工程启动已有4年之久，但该项目的经济、财政和技术评估还未完成。

信函提及了另一个重要情况：吉贝三级大坝的建设方几年前就向非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提出贷款申请，但这三家银行迟迟未作答复。

水资源争端再起

对于埃塞俄比亚及周边国家的水资源问题，5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尼罗河水资源纷争再起上下游国家矛盾加剧》一文就指出，埃塞俄比亚“充分开发水资源”的举动，有可能加剧与下游国家的用水矛盾，激化国家间的利益冲突。

该文以尼罗河流域为例称，历史上，发源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尼罗河主要用于灌溉和提供生活用水。上个世纪，尼罗河上修建了几座拦河大坝，其中有两座大坝在苏丹境内；另外一座是埃及和苏丹通过谈判签订的《尼罗河水协定》(1959年)允许埃及修建的阿斯旺大坝，协议将尼罗河水(年总量约740亿立方米)由两国分享，其中555亿立方米归埃及。

近年来，随着尼罗河上游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以及人口增多等，各国农业、工业、生活用水需求量逐年加大，上下游国家的用水矛盾加剧。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徐伟忠也在当日的《人民日报》上称，处在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其石油、煤炭等资源相对不足，电力等能源较为短缺，但水资源却十分丰富，有“东非水塔”的美誉，所以埃塞俄比亚一直希望充分开发水资源，如在尼罗河上游修筑大坝以增加电力供应，并兼顾农业灌溉等。

但埃塞俄比亚的做法引起了下游国家的紧张。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安春英介绍，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肯尼亚对尼罗河水资源的依赖度分别为96%、77%、68%和33%，因此该流域各国出于社会与经济利益考虑，正寻求更大的水权。

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埃塞俄比亚正在大规模投资建设水电站，目前已经投资数十亿美元。预计在2012年至2013年可建成6座水电站，届时，不仅可以满足本国的电力需求，还可以向国外出口电力赚取外汇。

有消息称，埃塞俄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去年就与外国公司签订了协议，计划再建设两座装机容量逾2000兆瓦的水电站，包括吉贝四级大坝和Halele Werabesa大坝。

今年4月下旬，埃塞俄比亚财政部长苏菲安·阿哈默德访华，在会见葛洲坝[10.28 -1.44%]集团有关领导时曾表示，希望中国葛洲坝集团“更广泛地参与埃塞俄比亚电力、能源、道路等领域发展，为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工商银行强化绿色信贷

今年4月，绿色流域、绿家园、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全球环境研究所、自然之友等国内9个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发布了《中国银行[3.39 0.00%]业环境记录(NGO版)》报告。该报告也对中国工商银行近年来在绿色信贷政策执行方面的努力表示了肯定。

报告称，作为四大商业银行之一，工商银行在信贷结构调整和绿色信贷系统的构建力度都较大，同时工行还出台了未来三年绿色信贷建设的目标、思路、框架和实施步骤。在政策制定方面，工行按照国家环保政策法规，对相关项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

但该报告同时指出，工商银行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只简单提及制定了三年目标，却未有详细提及具体内容。这不仅存在信息不透明和不明确的缺陷，而且难以体现工行坚持绿色信贷的目标和方向”。

报告还指出，“从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数据看，工行在退出‘两高’行业及进入环保行业有比较良好的记录。但是，这部分数额在工行信贷总量中，所占比例依然有限。这些数据和内容的缺失使工行在绿色信贷方面的总体评判上打了折扣。”

2007年7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被称为我国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之后，中国银行业对绿色信贷政策进行了贯彻落实。

9个环保组织的报告认为，总体上说，中资上市银行已接受了绿色信贷的概念，对绿色信贷政策的贯彻执行有良好的表现。

6月26日下午，《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2010年第五届绿色财富(中国)论坛”现场，采访了作为论坛嘉宾的魏国雄。“我们(对这个项目)很慎重，非常慎重！”魏国雄对记者说。

“工行虽然是商业银行，但是我们并不是唯利是图的。”魏国雄说，那些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虽然利益是比较大的，但工行不会支持。“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作为一个全球性的银行，我们都不会支持。”

魏国雄说，对于国际业务，工行参照的是赤道原则(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与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但不限于此，“因为赤道原则本身也有一些局限，在有些地方我们(工行)做得比赤道原则更严格。”

中企海外投资的环境风险

国际河流组织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2008年5月，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已经在全球39个国家拥有至少97个大型水坝项目。其中许多项目位于东南亚和非洲，拉丁美洲、中东以及东欧的政府在建造新坝上与中国企业也有合作。大多数水坝是为了进行水力发电而建造的。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水坝是由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造？国际河流组织《中国海外水坝行业指南》的分析称，中国拥有世界上一半的大型水坝，并且拥有许多水坝建设公司和水坝设备供应商。同时，中国国内水坝建设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就促使许多中国工程公司和建设公司寻求海外商机。

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企业的运营成本低，常常能在水坝建设项目竞标中胜过他国的竞争对手。此外，国际上传统的水坝投资者已经逐渐退出了对大型水坝项目的投资，这就为中国的银行和出口信贷机构的金融服务留下了发展空间。

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援助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同样值得关注。在2008年召开的“新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学术研讨会上，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公布了《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的环境保护》调查报告。

调查显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受关注的地区集中在非洲和东南亚。从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采矿、大坝、建筑、木材等行业，报告称：“我国对非洲的大坝建设和石油开采等项目屡被西方媒体指责。”

上述报告称，油田和其他重要资源开发、加工组装制造业以及劳动密集型的建筑与服务行业是我国对外投资比较集中的行业，这些行业与当地的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不加强环境方面的管理，便很容易给当地带来一定的环境问题。

“我国海外企业绝大部分都没有在境外分支机构或项目组中设置环保安全部门或专员。”报告同时指出，目前我国银行业对外信贷业务发展迅速，但存在较多环境问题，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未将环境问题纳入到其信贷管理和风险管理之中，导致环境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调查显示，我国金融机构本身同样缺乏在矿业、林业以及其他影响环境的工程方面的相关标准。目前只有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采用了独立的环保财政标准。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有相应的环保政策。另外，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发表了一篇合作责任报告。

报告建议，国家应尽快制定和出台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环境行为指南，根据项目生命周期，采取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社区发展等手段，将环境保护理念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在项目全过程中进行体现，实现对外投资和保护当地环境的“双赢”。

针对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的银行行为，上述报告建议，国家应制定并出台中国对外绿色信贷指南，指导和督促银行在融资决策中更好地考虑环境问题，银行应积极将环境因素纳入对外信贷决策。同时，国家应设立绿色经济合作专项资金，通过环境示范工程缓解国际压力。

15、老天爷揭了GDP的短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2010年05月13日梁小民

http://www.inewsweek.cn/cnw/news/column/2010-05-13/8_5551.shtml

我们曾经有过不好的习惯，自己犯了错误让老天爷顶罪。让老天爷做替罪羊，老天爷不会喊冤，但掩盖了人的错误却会导致一错再错

从西南大旱到南方水灾，几千万人受影响，但在这场灾难中，“天”到底该承担多少责任，“人”又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天不下雨必然干旱吗？暴雨又必然成灾吗？记得90年代，我在美国学习时曾去过内华达州。那里几乎一年难得有一场雨，但并没有旱灾出现，而且它还是美国的高质量土豆生产基地。导游介绍，这里的农民还怕下雨，因为当地农作物，灌溉都有固定的时间和水量，下雨反而打乱了他们科学种田的计划。政府在这里修建了完整的灌溉体系，利用雪山上的雪水进行浇灌，即使连续多少年不下雨，也不会出现旱灾。灌溉体系的建成，使人们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姿态。

西南地区有那么多大江大河，水资源并不缺乏。旱灾的原因并不是天不下雨，而是水利工程建设的缺乏。这里有两个例证：一是同样不下雨，但西南各大城市里并不缺水，甚至还存在用水颇多的洗车业，受干旱之苦的是边远地区和农村。同在一个蓝天下，同样天不下雨，旱与不旱完全不一样，这不就在于城市有完善的供水体系，而农村缺乏基本的水利建设吗？二是受旱地区采取了打水井等应急措施，不也是立竿见影了吗？如果早这样做，还有如此大旱吗？

应该说，改革30年来，GDP的增长的确迅速，许多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西南的许多城市。但我们也有许多失误，其中之一就是农村水利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水利设施失修随处可见。如果降雨量充分，水利失修的后果还看不清楚，但一旦老天爷不帮忙，死也不肯下雨或暴雨连连，其后果就突出了，这次西南大旱和随后的水灾，正是大自然对水利设施失修的报复。

一谈到水利设施失修，政府官员肯定会诉苦，缺钱是最大的说辞。这三十年间，GDP平均年增长在10%左右，财政收入增加是GDP的三倍，只要看看各地盖起的高楼大厦，处处可见的形象工程，街上奔跑的各色高档公务用车，全世界都可以看到的中国官员考察团，就可以知道，政府并不缺钱。看来不是钱多少的问题，而是如何用钱的问题。

我们先不用说每年有几千亿的钱用于公务消费支出了，我不愿意说它不是因为它支出合理，而是多少年了，公务消费支出不见逆减，只见递增，这是一个制度性顽疾，说了也解决不了，不如不说还不心烦。就是用于建设的钱，我认为也有两个重大偏差。

一是一切投资以增加GDP为目的。投资于工业和制造业，增加GDP最见效，尤其是在短期内。投资于农业对增加GDP效果并不显著，而投资于水利设施增加GDP的效用短期内根本看不出来。官员的任期都是有限的，在这么短的任期内要让GDP增长多少，当然投资手工业和制造业最见效。为什么要投资于水利建设这样自己栽树，别人乘凉的长期项目？“唯GDP论”真是害死人。但现在，只有GDP是衡量官员业绩的唯一指标，是官员提升的基本依据，不管如何批判，“唯GDP论”也是闻着臭而吃着香，总要成为官员的行为指南。

二是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而农村则成为被投资遗忘的角落。城市投资改善了条件，能吸引更多的外资与内资来投资，又树立了官员自己的形象。有谁去偏僻的农村投资，没人看得见，岂不是“浪费”投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农村经济投资长期不足，更不用说水利建设这种要长期才能见效的投资。不仅没有新投资，连维持性投资也没有了。已有的水库，水利设施损坏严重，等到天灾时当然没法发挥作用了。

为什么这种投资失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这就在于我们的投资或者说资金的使用方法是个别一把手拍脑袋决定的。政府支出不受民选代表的约束，不少地方甚至把财政支出项目作为机密来保护。代表和人民不知道财政的钱是如何用的，怎么能谈到监督！连事后的监督都做不到，何谈事前的决策。当人民的钱如何使用，人民做不了主时，人民的钱就难以用在人民身上。美国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把“为别人花别人的钱”作为效率最低的花钱方式。他把政府花税收的钱作为这种花钱方式的典型，其间原因就是人民的钱由政府做主。但这种花钱方式在现代社会是不可避免的。要使政府的钱花的有效率，就要有人民参与花钱的决策，而且由人民实行监督。

我们曾经有过不好的习惯，自己犯了错误让老天爷顶罪，最明显的莫过于把1959〜1961年的灾难归咎于天灾，而不检讨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从这次灾难中找到了人祸的原因，还会有以后“文革”浩劫吗？

所以，我们找出西南大旱和随后水灾的人祸也是为了纠正错误，从小处说是在灾后要把水利建设欠的债补上，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从大处说是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国家建设得更好。让老天爷做替罪羊，老天爷不会喊冤，但掩盖了人的错误却会使错误一错再错。 ★ (作者为清华大学EMBA教授）

16、打造城市水景不光靠钱

来源：新京报　2010－06－30　　□汪永晨（环保志愿者）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6/30/content_119728.htm?div=-1

北京市要拿出170个亿来治理170公里长的永定河（《潇湘晨报》6月29日），干了30年的永定河，不过几十万年和几十年一条大江的变化，有气候变化的因素，有人口增加的缘由，但更有认知上的差异，这些差异造成的问题，不是光靠钱能解决的。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共建了80多个水库。官厅水库上游修了267座小水库。一条自由流淌的大河，被截成了一个个水池子的同时，大量的河道干涸了。

北京曾有成千上万个坑塘，千千万万的小河沟。如今这些坑塘要不被填了盖上了房子，建成开发区，要不变成一个个泼脏水、倒垃圾的地方。小河沟坑塘，蓄水的功能（毛细血管的作用）消失了。我们人有动脉、静脉，也有毛细血管，如果毛细血管不通的话，我们都知道会有什么效果。所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些“毛细血管”其实给我们提供的生态作用非常重要。

2006年12月我曾到永定河考察，当时北京已四个月没有雨雪。而永定河道上的高尔夫球场却正在从地下100多米深处打水浇灌高尔夫球场的草坪。如今北京一共有38个标准高尔夫球场，每个都需要巨量的水资源维护，据估算，这些高尔夫球场一年耗水量为2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0个昆明湖的水量！

地下水，在很多国家是被严禁使用的。而北京地下水的管网却修了37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乌鲁木齐，这个代价有多大让人难以想象。

花巨资还永定河水是一种治理，而家在昆玉河边空军指挥学院的教师李小溪曾大声呼吁：不要把自然流淌的河流的河底硬衬，那样会阻隔河水、雨水和地下水的交流；北京密云农民刘振祥关于华北干旱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水囤积”，即因地制宜地造出一些湿地、沼泽、池塘，增加区域水体面积，以供旱时灌溉，平时蒸发。

民众的这些治水办法一定是用不了170个亿的。它们就是让河流自由地流淌，就是恢复原有的湿地与坑塘，可是在我们的国家级的发展战略中，这样的民间做法能排上号吗？不唤醒人们对大自然中大河小河的尊重，恢复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

17、环境信息公开为什么难？

来源：南方周末2010年07月01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701/n273209170.shtml

　　“环境信息公开咋这么难？”这是南方周末记者在向29个国内大中城市环保局依法申请环境信息公开后发出的感慨。

　　这样的感慨，从不鲜见。回想九个多月以前，笔者就曾向北京市环保局申请公开一份名为《北京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风险评价》的政府信息，但接到的答复却是“不予公开”，理由为相关信息“有待进一步调查论证”并且属于“秘密级事项”。

　　对照南方周末记者汇总的拒绝理由，北京市环保局对笔者的答复也不鲜见。而另一北京公民杨子则另有一番不同寻常的遭遇。

　　2010年1月间，杨子向北京市环保局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该局是否拥有某医疗垃圾焚烧厂的烟气排放检测数据；如果有，请环保局向她公开。环保局的书面答复中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没有明说“有还是没有”。杨子不满，依法向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环保局履行其职责，回答她的问题。

　　5月21日，海淀法院下达判决结果，竟是原告杨子不具备提出所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资格，所以环保局无需履行对她的有关义务。

　　表面上，这是杨子个人的失败，但如果政府部门此种拒绝回答问题的方式被法律继续支持下去的话，那么所有关注环境污染或可能被污染影响的人都可能失去提问的资格。

　　北京市环保局以及判决给出的理由是：《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技术规范》（试行）规定医疗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须与居民区保持800米以上的距离，而杨子的居住地距相关焚烧厂2.5公里。鉴于这样的原因，环保局是否答复杨子的信息公开申请对杨子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所以她既不具备申请的资格，又无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格。

　　一个公民要距离多远才算和污染源有利益关系？如果这是深奥的技术问题，则另一现象似乎更为明了——环保局努力回避普通公民的提问。

　　温家宝总理郑重地说过“人民有权知道政府做什么”。依此理念先后颁布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规范的正是政府部门该如何让人民知道政府做什么，从没有为公民申请的资格设任何条件或限制。相反，恰恰是北京市环保局制造了“申请人资格”的问题，并不惜将这样的理由堂而皇之地抛在人民法院的法庭之上。

　　也许环保局还会以行政效率作为借口，解释自己“不得不”要缩窄答复的义务范围。但他们也许忘了，根据中央的有关政策，与其被动地一个个回答公民的询问，不如履行“主动公开信息”的义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对照《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医疗废弃物的处置状况完全属于环保部门应“主动公开”的信息范围。

　　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杨子到底有没有资格提问，而是为何一个堂堂的环保局不敢回答一个公民的提问。

　　不妨设想一下出现这个现象的可能情景有哪些。

　　可能之一：有相关信息，但一时找不到在哪，因此不敢直接回答。如果是这样，环保部门未免荒唐了些。

　　可能之二：有相关信息，但结果堪忧，不敢公布。如果是这样，环保局就有“保护污染”而非保护环境之嫌。

　　可能之三：有相关信息且结果喜人，但就是不愿意告诉别人。如果是这样，就让人有些费解了。

　　可能之四：没有相关信息，不好意思说。不难理解，这算是一种失职，若是坦白承认意味着必须要做一些弥补的工作。

　　不管是哪种情景，一个环保部门不敢回答公民的问题总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不论以何种理由，最终都会引起更多的问题和麻烦，因此都不足取。正如南方周末记者最新遭遇的一样，我们的环保局已经多次错过履行答问职责的机会，我们仍只能期待下一次，再下一次，再再下一次。

18、干部竟绕着难题走 请让环保考核成为“硬杠杠”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7月01日　孙秀艳

http://env.people.com.cn/GB/12022526.html

●如果环保考核不能成为干部任用中一票否决的“硬杠杠”，仅靠个人素养抓环保，难免出现干部绕着难题走的情况

　　最近，一则消息耐人寻味。拟任贵州省织金县县委副书记的刘建平因环保工作不力而被暂缓任职。据称，当地“考核办”提供的一份动态考核报告显示，刘建平任常务副县长期间所分管的县污水处理厂建设滞后，将影响全县水环境安全，被贵州省环境保护厅给予“预警通报”。

　　因为环保问题受到处分的干部，刘建平当然不是第一人，但是因为环保考核不过关而影响升迁的，还真不多见。这不禁让人为贵州省有关部门击节叫好——环保不仅是当地干部考核的一项内容，而且真正成为干部任用一票否决的砝码，这样的政绩观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

　　目前，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将环保政绩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但这样的考核在一些地方并没有达到实际效果。手段偏软一直是环保事业发展的拦路虎，本以为有了环保政绩考核这一新的法宝，能够倒逼地方官员重视环境保护，但是实际操作未能尽如人意。环境政绩在考核体系中或者被轻描淡写，或者权重过小，环保业绩得低分而依旧官路畅通的大有人在，一些地方官员根本没把它当回事。有人说，环保政绩考核得好，可能会加点分；考核得不好，至多是不能评先进，比不得考核体系中的其他指标，那才是直接影响官帽的“硬杠杠”。

　　与之相对照，江西南昌市湾里区尝试差异化考核干部，重要生态功能区不再重GDP考核，而是以生态环境保护指标优先，让埋头抓绿色发展的干部不吃亏，这样的做法令人欣慰。

　　完全以经济发展总量论英雄，自然不会有人致力于绿色发展。因此，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加大环境生态指标在政绩考核中的比重非常必要。如果环保考核不能成为干部任用中一票否决的“硬杠杠”，仅靠个人素养抓环保，难免出现干部绕着难题走的情况。

　　换个角度说，只有让环保考核成为“硬杠杠”，才能在干部任用这道关口卡住那些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只图眼前利益的投机者，激励那些淘汰落后产能敢动真格、治理污染敢于碰硬的实干家，从而引导各级干部正确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引导地方摒弃粗放发展方式，走上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正途。

期待越来越多的地方真正把环保考核“当回事”，盼望更多环保政绩好的干部得到重用。整个社会形成粗放发展讨人嫌，绿色发展不吃亏的风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就会迈得更实、更快。

19、抚河之殇暴露治理积弊

来源：新民周刊 2010年06月30日/沈洪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6-30/132620580074.shtml

　　决口于6月21日的江西抚河唱凯堤，已成为近日来媒体的报道焦点。本来，善良人们无不期待，自年初大旱后，南方民众能够在雨季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事与愿违，罕见的大旱之后，又逢大涝，而大涝之中，又有连绵的水患……或溃堤，或漫坝，既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也考验着中央政府的应急动员能力。

　　如果要坚持从灾情中寻找令人动容的场景，以渲染悲情激励人、鼓舞人，那是不难做到的，但这不该是媒体责任的全部。真正问题在于，此次抚河溃坝根由是什么？如果天灾之外还有人祸，那么，能否从制度层面找到合理解决策略？

　　地方政府不愿意一力承担溃坝责任，仅谓之“近年来多次修固唱凯堤，但投入资金相对不足，使该堤大部分没有达到抵御20年一遇洪水的设计标准，加上此次洪水超历史纪录……”其间显然隐情颇多。

　　事实上，抚州地方政府并非全无作为。《抚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在规划期间“重点实施临川区唱凯堤和其他万亩以上圩堤除险加固工程”。又据说，在今年的4月20日，抚州市市长已要求“加大堤防加固力度，努力提高工程防洪标准”。还有证据显示，从2005年到2010年，抚州市已对唱凯堤坝连续加固了5年。

　　但这一切，都不能遮掩“投入不足”这个关键词。换言之，唱凯堤存在的隐患，确乎不是无人关注，也不是无人投资，而是关注止于短期防范，投资止于修修补补——即使按照规划能够完成投资与建设，唱凯堤防的抗洪标准也不过是“20年一遇”。这就难怪，抚河作为赣江的支流和江西省第二大河流，名曰“唱凯”的堤防在“50年一遇”洪水面前，没能高唱凯歌，而是轰然决口。

　　更值得玩味的是，一边是唱凯堤的加固修缮投入不足，2005年两标段总投资不过300万元；但另一边，抚州市抚河大道滨水景观工程有关“绿化、广场、码头、给排水和景观照明”的3000万元投资却不差钱。地方政府无钱提高堤坝防洪标准，却有钱做市政美化的怪现象值得深思。

　　政策上，一般堤坝防洪资金有国家补助、地方配套和群众自筹三个来源，抚河防洪堤的资金来源也是这样来的。但在中央—地方行政委托代理关系上，出现了严重的目标错位，造成了“三不管”的困境。就中央政府而言，本意是通过补助协调地方配套，完善地方干支流的防洪设施。而在地方政府，由于政绩考核的短期性，更希望将有限资金投入市容变样、路灯变亮等“脸蛋工程”，在防洪堤坝建设等长线项目上，往往偏好采取维持性投入策略。至于群众，则力量小、分布散，无力自行维护80多公里的堤防。

　　这样一来，两级政府博弈导致的目标风险随即出现——对地方而言，一旦因堤坝决口而产生轻重水患，也可推诿于“50年一遇”乃至“100年一遇”，灾情越严重，越能够向上伸手；一旦侥幸不发生严重灾患，则城市绿化、道路硬化等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

　　唱凯堤溃决足以让我们看到这种防洪投入体制的弊病，以及当前地方治理积弊所在——资金投入不足，长线民生工程的消极或放任，群众于是成为困局牺牲品。

　　笔者以为，要解决这一积弊，必须形成上下激励相容的财权、事权新体制，既要为中央刚性规划投入解套，又要让地方政府无从推诿，还要让群众切实得益。那么，在既有行政体制框架内，或可寄望于两条腿走路：

　　一是着力解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力不匹配的问题，放下由中央财政代发地方债的扭捏身段，不妨规定有明确担保的地方债继续由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发行，而缺乏担保的堤坝水库、路桥涵洞等公益性项目则继续由中央政府担保，通过将地方代际间投资与福利充分市场化，实现以时间换空间，在拓宽地方建设资金来源同时加以规范的目的。

　　二是在提升地方财力同时，中央政府更需加大和细化对事权执行的考核力度，力行专款专用，乃至把水利减灾等事关当地民众根本福祉的事项，提升到对煤炭安全关切的政治高度，对挪用资金造成严重损失的人和事明示“零容忍”。

　　此外，在赋予地方更多资金调配权限同时，中央政府也宜预先出台行政规制阻遏地方政府趁势而上扩编制的坏习惯，倡导机构精简和行政效率。

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边界，是防止下一条抚河决堤事件的前提，借此，地方水利设施建设中长期存在的被动状态和功利性冲动也将渐被肃清。

20、保护生物多样性切莫掉以轻心

来源：科技日报2010年07月01日黄堃

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0-07/01/content_203330.htm

　　日前，法国６０多位科学家联名指出，由于种种原因，近年来生物多样性在迅速遭到破坏，新一轮的生物灭绝危机正在形成，社会各界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切莫掉以轻心。

　　科学家的警告并非危言耸听。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５月初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全球并未实现到２０１０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在已评估的近５万种物种中，三分之一以上面临灭绝的威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趋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变化，人类文明过去一万年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

　　提升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首先需要决策部门立足长远发展的角度，综合统筹，以科学发展来促进保护生物多样性。

　　在四川九寨沟，当地居民曾经“靠山吃山”，以原始性方式破坏自然为代价发展经济，而建立自然保护区，发展生态旅游后，居民获得不菲的收入，所有人都变成了这个“人间天堂”生态系统的维护者。

　　提升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还需要有效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投资价值，建立有针对性的、合理的经济激励机制。比如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测算，全球由于毁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２万亿至４.５万亿美元，但每年仅投资４５０亿美元便可解决这一问题，回报率高达１比１００。然而，毁林的短期收益往往由个人享有，而毁林的成本以及护林的效益则由全社会分担。如何借鉴气候变化领域的碳交易机制，开发和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是保护生物多样性领域的重要课题。

另外，切实保护生物多样性，还需加强对社会，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引导，培育整个社会爱自然、爱动物的情怀和氛围。日前，为配合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活动，欧洲空客公司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组织合作在伦敦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结果显示，接受调查的１万名青少年在“对自己最重要的事情”这一选项中，选择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的比例为４０％，而选择保护环境的只有４％。这一调查结果折射出，在现代社会中，青少年与大自然日益疏远，这种趋势值得警惕。（据新华社） (文·黄堃)

21、“绿色”中学 中考成绩传来喜报

李笑波

绿家园自2005年就开始在怒江州沿江各中小学建立“绿色阅览室”。之后每年在绿家园的“江河十年行”时，志愿者们都会给各个学校带去“绿色图书”。当地的孩子们告诉我们：“有了这些书，想变坏都不行了！”

今年6月下旬，中考成绩公布后，我们收到来自丙中洛中学发来的喜报。他们学校校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名！在全县前十名中仅丙中洛学校就占了6位。据其校发来的邮件称：孩子们在备考期间表现前所未有的热情，每天学习到深夜。骄人的成绩是孩子们勤奋的最好回报。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也是绿家园志愿者来往于城市与怒江间，义卖更多图书的最大动力。

在此，也希望这个好消息，能让为怒江沿江及贫困地区的学校，做出了我们能做的事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分享。

我们每年都会去丙中洛中学跟孩子交流

在各地绿家园志愿者的努力下，我们目前已在怒江、甘肃文县(5.12地震灾区)、金沙江车轴村、江苏大余小学、内蒙克什克腾、河北山区等地建立了60所“绿色阅览室”。我们会更加努力让“绿色阅览室”传递给更多孩子以知识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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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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