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中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其中，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湖北、江西、湖南中南部、广西大部等地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随着降雨向东推进，到28日，从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自西向东将有一次降雨过程。江南、华南以及四川东北部、重庆、贵州等地将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自5月5日以来，中国江南、华南地区已出现五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前五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分别出现在5日至7日、9日至11日、12日至14日，16日至19日，20日至23日。受连续强降雨影响，南方部分地区已出现严重涝灾害。

　　气象专家表示，相比于5月已经出现的五场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此次降雨过程降雨强度要弱一些，出现强降雨的区域也比前几次小。不过，局部仍有出现暴雨的可能性，湖南、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应利用降雨到来前的晴好天气做好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监测和防治，以防新一轮降雨的危害。 (记者阮煜琳)

2、环保部通报：11家上市公司环保承诺成空文

来源：人民日报2010年05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5/26/c_12142388.htm

为督促上市公司切实履行承诺，解决既有环境污染问题，环保部近期对2007—2008年通过环保部环保核查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后督查，督查内容为这些公司承诺整改环保问题的完成情况。

近日，环境保护部对后督查情况发出通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天宝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永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天业股份有限公司等11家上市公司因为存在严重环保问题尚未按期整改，存在较大环境风险被通报批评。

通报指出，这些公司不仅背离了上市公司作为公众公司应诚实守信的原则，而且放任环保问题可能酿成重大的环境风险，污染环境，损害投资者利益。

这11家公司主要环保问题包括未依法执行环评审批或“三同时”验收制度、未能按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未能按期完成总量减排配套工程项目、未依法处置危险废物、污染物超标排放、拖欠巨额排污费、环保设施不完善或未安装在线监测系统、没有完成防护距离内居民搬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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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采取多种措施保护南水北调丹江口水源地

来源：新华网2010-05-26

http://www.cnr.cn/gundong/201005/t20100526_506481620.html

关停污染企业、严禁新建重污染企业、严禁新建旅游度假村、宾馆饭店等，为保护作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的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水质安全，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河南省采取了多种措施实施水源地污染治理，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源地生态环境。

　　丹江口库区及其上游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位于汉江中上游，流域地跨河南、湖北、陕西３省，控制流域面积９．５万平方公里，天然入库水量４０８．５亿立方米。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环境与移民处处长王家永说，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水源地所涉及的河南省３市６县共关停并转污染企业７７３家，其中南阳市的淅川、西峡、内乡、邓州关停４３５家，洛阳市栾川县关停１２５家，三门峡市卢氏县关停２１３家，河南省还在水源区三省中率先全部关闭了重污染的黄姜加工企业，河南省水源区的重污染已经基本消除，目前，丹江口水库为Ⅱ类水质（不含总氮），基本保持稳定。

　　河南省南水北调办公室提供的数据还显示，目前水源区３市６县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１３７０平方公里，丹江口库区生态林面积达到５３５万亩；２００９年财政部还对河南省水源地６县支付了２．９２亿元的生态补偿金，并正逐步健全水源地生态补偿机制。（记者李亚楠）

4、联合国赠款60万保护广东湛江特呈岛红树林湿地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0年05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96107.html

　　中新社湛江5月25日电记者25日从广东湛江林业部门获悉，目前，联合国特呈岛红树林湿地保护示范项目已正式启动，在一年运作期内，联合国将赠款60万元人民币，用于保护、宣传、开发特呈岛滨海红树林湿地。

　　据了解，滨海湿地是全球最富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目前受气候、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影响，中国滨海湿地环境普遍退化。已有500年历史的湛江特呈岛滨海红树林湿地，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环境基金的关注，这是联合国今年在中国实施的7个湿地保护项目之一，也是广东今年唯一的联合国湿地保护项目。

　　特呈岛红树林是中国最古老的红树林之一。该岛上共有红树林33.8公顷，树种有白骨壤、桐花、红海榄、木榄、秋茄、海芒果等，整个红树林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有100年以上古树510株。

按计划，联合国特呈岛红树林湿地保护示范项目将利用60万元赠款，在一年时间内制订特呈岛滨海湿地保护综合管理规划、推广“种植-养殖生态耦合系统”、种植红树林和海防林、举办社区民众研习培训班等。

5、云南发布《腾冲纲领》保护世界动植物资源宝库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5月2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5/26/c_12145445.htm

新华网昆明５月２６日电（记者刘娟）参加云南省政府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联席会议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２６日在云南腾冲县共同发布２０１０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云南行动《腾冲纲领》，旨在保护世界动植物资源宝库--滇西地区的生态环境。

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为推进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不断深入开展，云南省人民政府、滇西北、滇西南９州（市）、１８县（市区）人民政府的负责人，省属大型企业、部分中央驻滇企业，省内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部分环保民间组织的代表２５０余人相聚祖国的西南边陲重镇--腾冲，共议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形成了《腾冲纲领》。

《纲领》要求在省政府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会议确定的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的基础上，增加德宏州、版纳州、临沧市、普洱市，使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由滇西北扩大到滇西南，由５州市１８个县（市区）扩大到９州市４４个县（市区）；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制定完善生物资源开发利用的评估体系及标准，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评估机制，凡是在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内进行重大开发利用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必须通过严格科学的生物多样性专家评估；积极探索生物多样性保护重点区域生态补偿试点。

地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之间的滇西北地区属于中国三大特有物种起源和分化中心区域，分布着丰富而多样化的基因资源和动植物资源，保存有大量古老的生物类群，是全球景观类型、生态系统类型和生物物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已被国家和多个国际组织列为全国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优先重点保护地区。

２００７年２月全面实施七彩云南保护行动以来，云南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的理念，以滇西北生物多样性保护《丽江宣言》为标志，云南生物多样性保护经过全省各族各界的共同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随着《丽江宣言》升级为《腾冲纲领》，保护面积由云南西北部扩大到整个云南西部。

6、云南年投6亿减排治污 加速发展低碳经济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5月26日

http://huanbao.gongyi.ifeng.com/ngodt/detail_2010_05/26/1554828_0.shtml

中新社腾冲5月25日电 (记者保旭)记者25日从云南省政府获悉，从今年起，云南省政府每年将投入超过6亿元人民币作为节能减排和治理城镇污水、垃圾专项资金，加速发展云南低碳经济。

随着全球性的气候问题凸显，云南从官方到民众对节能减排的意识不断提高，低碳经济也逐渐成为生态大省、资源大省云南的发展主题。据介绍，近4年来，云南省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持续下降，共实现节能1170万吨标准煤，折合减排二氧化碳3000万吨。截至目前，该省规模以上火电企业已全部完成脱硫设施建设，钢铁行业的脱硫项目也已全面启动。今年云南省还将继续淘汰小水泥熟料870万吨、小炼铁283.8万吨、小炼钢15万吨、小铁合金7.35万千伏安等落后产能。

另外，对于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建设方面，云南到今年6月底，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能力可比去年底增加60万吨／日，处理率可以达到60%；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可比去年底增加3766吨／日，处理率可以达到61.9%。目前，全省城镇近300个污水、垃圾治污建设项目在建。

此次云南省政府决定年投6亿减排治污之举，也足以表明云南加速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然而云南低碳经济依然任重道远，有关数据显示，2005年至2009年，云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从1.19亿吨上升到1.63亿吨，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2.63吨上升到3.57吨，这让云南在节能减排上面临巨大压力。

25日在此间举行的云南省省属企业转方式调结构工作会议上，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再一次明确表示，云南要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为重点，依托技术进步和科学管理，努力走低碳发展之路。(完)

7、深圳水库惊现鳄鱼龟 外来物种或造成生态失衡(图)

来源：《羊城晚报》2010年05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702957.html

这只大龟足有6公斤重

　　羊城晚报深圳讯记者冯霖、通讯员刘兴摄影报道：本月22日下午，深圳市宝安区龙华街道治安联防大队办公室门前，一只拖着长长尾巴的“大乌龟”引来许多市民围观，“这是什么东西啊？长得真奇怪”。龙华联防队员林先生说，它是他从深圳西丽水库的一处浅水滩里捕获的野生鳄鱼龟。

　　记者看到，该龟头部较粗大，呈三角形；背部有菱状龟甲，尾背三分之二处有三条鳞皮状隆起棱背，并长有褐色肉刺；四肢覆盖着一层鳞片，还长着一条“鳄鱼尾”；龟体呈黄褐色。龟壳长20厘米，尾长15厘米，足有6公斤重。

　　据林先生介绍，本月22日下午，他和朋友一行三人在西丽水库游玩时，突然发现在不远处的浅水滩中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在缓慢移动，走近一看，原来是只形体特异的大龟，于是便用双手掐着龟壳，将其从淤泥中抓起。林先生说，从这只龟的体貌特征来看，应该是一只野生的鳄鱼龟。

　　记者通过咨询有关专业人士得知，该龟从形体上看确属鳄鱼龟，但是不是“野生”的还需进一步确认，因为我国已从国外引进该物种并人工繁育成功。深圳目前还没有发现野生鳄鱼龟的报道。

　　深圳市农业和渔业局渔政科郑科长向记者介绍说，鳄鱼龟属外来物种，可以在市面自由流通，但不能随便放养，因为随便放养有可能会对其它物种造成生态不平衡，必须要遵循外来物种放养的有关规定。

　　据悉，目前此龟已被林先生置于家中，每天从市场卖回鱼、虾、蛙等喂养。

8、安徽：城市污水致巢湖浮萍暴发 遮蔽千米长景观河(图)

来源：人民网环保　2010年05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93396.html

安徽省巢湖市区景观河陆家河浮萍暴发，上千米河道被绿色的浮萍及水花生覆盖。

绿色的浮萍铺满了河道。

市民李大爷在水里捞起一把绿色的浮萍。

　　安徽巢湖浮萍暴发 遮蔽千米长景观河

　　2010年5月24日，因河水富营养化，安徽省巢湖市区景观河——陆家河浮萍暴发，上千米河道被绿色的浮萍及水花生覆盖。“绿色”铺满河面，像一条厚厚的绿毯子将河道盖得严严实实，让河流无法“呼吸”。据了解，陆家河巢湖市区的一条景观河，出现大面积浮萍，实属罕见。

　　当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陆家河河面上覆盖着大量浮萍，1000多米长的河面几乎看不到水面。此处的河道，就像一条没有“呼吸”的死河。据住在附近的李大爷介绍，5年前有关部门曾对河床进行过清理整治，两岸的风景好看了许多，不少市民来此休闲娱乐；但后来再未清理过。因此，河床逐渐抬高，淤泥也越来越厚。

　　据巢湖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介绍，多方面因素导致大面积浮萍生长。首先是城市生活污水排放到河里；水体因为过量的营养物质（主要是氮磷）的排入，引起了各种生物和植物异常繁殖和生长的现象。目前，这条河的周边小区污水还没并入城市污水管网中，附近居民生活污水全都排放到河里。其次，陆家河河床抬高、水位降低以及没有活水进来循环，自净能力较弱，这样为浮萍的泛滥提供了条件。

　　据介绍，可以确定，河水存在水体富营养化的情况，水中磷等元素超标，导致浮萍疯狂生长。断定河道已经存在了污染。这么多的浮萍以及水花生肯定会给水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巢湖市环保局环境监察支队的相关负责人说，如果想解决目前状况，要从城外引水进来，对现有的水体进行稀释。同时，还要加大打捞浮萍的力度，清理河堤及河底淤泥，破坏浮萍的生长环境。

9、全球变暖或将终结人类文明？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2010年05月25日

http://www.cfej.net/?thread-17610-1.html

　　日前美国《赫非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气候变暖可能导致人类文明的局部停顿，并将最终导致人类文明灭亡。

　　目前美洲大陆是七大洲中唯一还没有遭遇气温上升的大陆，因此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全球变暖可能根本不存在。当然这一方面也是大笔宣传经费的成果。

　　事实上，现在全球变暖的速度已经放缓，主要是源于两个因素：一是太阳黑子周期，目前太阳辐射正处于一段时期内的最低水平。更少的热源就等于更低的发热量；二是冰盖和冰川转储，即极地浮冰群倾入海洋，对海水产生了冷却效应。

　　太阳黑子周期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改变它所想改变的任何事情。或许我们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将地球热度保持在较低水平，但这也不是非常肯定。而至于冰帽和冰川转储，一旦冰变成海水，就不再是冰了。

　　最糟糕的是，我们可能将看到气温升高的速度变缓，但是结果却更坏。而且我们还得继续忍受极端天气，气候模式的改变是气候变化的早期迹象。而一旦令气候变化减缓的因素消失，全球变暖的速度就将回升，而且将更加激烈。

　　要想阻止这样的趋势，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首先是在意识层面。虽然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减少碳排放的技术解决方案，但我们现在也还没有以足够大的规模来部署这些事项。这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或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必要的。

　　二是要认识到将会有一个临界点，使全球变暖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如果没有极地冰盖和西伯利亚释放的甲烷，即使人类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绝对减少，也不能阻止这一循环。

　　除此之外，严重的水资源短缺问题也是可以预期的。这将会影响非洲、中国、印度和美国的大片地区，因为含水层的水将会流失殆尽，并且还需要解决这对各种生物生命的威胁以及移民带来的巨大损失。而且热带的大部分地区可能将完全无法居住，如此高的温度和湿度，简直是致命的，世界人口将数以亿计地减少。（贺娇）

10、谁应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2010-05-26 □杨建学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0-05/26/content_2155648.htm

　　环境公益诉讼是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国家、社会和公众环境权益的利器。然而，谁有资格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却是法学界聚讼不息的重大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认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只能是国家机关即检察院，有的学者则对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正当性提出了质疑，更多的人则主张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的多元化，即不论是作为国家机关的检察院，还是公民个人或其他组织，均可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这种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多元化模式也得到了我国司法实践的回应：各地法院不仅频繁受理检察院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还一改往日那种把社团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拒之门外的做法，于2009年7月先后两次受理中华环保联合会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从而使我国NGO环境公益诉讼开始了破冰之旅。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多元化模式必将建立，并得到完善。

　　然而，在环境公益诉讼的这些适格原告之间，谁应成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生力军？是由人民检察院经常担当起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原告，还是由社团组织或公民个人作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梅宏以“人民检察院的专业人员配备、业务能力不一定能满足办案的要求”为由，认为“人民检察院不必经常担当环境公益诉讼的第一原告，而应在其他原告缺位或法院不予受理起诉或起诉被驳回时依其职能，支持起诉”。笔者并不赞成这一观点，认为人民检察院才应该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力，而非替补。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检察院的主力原告地位是各国的通例。数个世纪以来，公共利益及其代表人资格问题一直是各国争议颇多的问题。从历史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公共利益的权利一直为国家所垄断。各国垄断这一权利的政府部门虽然名称各异，但其功能基本相同：民法法系国家将这一部门称为“公诉人”(ministèrepublic)；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将这一部门称为“检察院”(prokuratura)；普通法系国家则将这一部门称为“检察总长”(AttorneyGeneral)。不管名称怎样变化，这些公诉机关都履行着两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对犯罪行为提起公诉和在民事诉讼中代表公共利益。从现代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打破了由国家机关独揽公共利益代表权限的做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公益代表模式：大陆法系国家的“家庭模式”(theFamilyModel)和普通法系国家的“竞争模式”(theBattleModel)。在“家庭模式”中，检察院是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而在“竞争模式”中，检察院与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等非政府代表共同履行着公益代表的职能。不过，“竞争模式”中的非政府代表只是对政府代表的必要而有益的补充，并不是取代政府代表的公益代表权限。比如英国的“告发人诉讼”，只有经代表公众的检察院的允许才能提起。由此可见，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代来看，享有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机关代表公共利益提起公益诉讼是各个国家的通常形式，赋予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非国家机关代表在特定情况下提起公益诉讼则是一种例外，是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的有益补充。

　　其次，检察院的主力原告地位与我国民众的基本情感相符。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指出，“一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像艺术和音乐一样，都是他们的文化的自然体现，不能从外部强加给他们”。我国著名学者陈晓枫先生也指出，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是民族文化积淀而成的法律思维模式、法律价值观念，是驱动人们理解法律、接受法律并采取相应行为方式的内在因素。职是之故，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角色定位必须从各国民众的基本情感之中寻找理论源泉。美国之所以发展出由享有国家公权力的检察总长和不具有国家公权力的非政府代表共同执掌公益代表权的“竞争模式”，与美国民众对政府代表公益的能力与意愿的普遍怀疑不无关系；而民法法系国家之所以发展出由检察院垄断公益代表权的“家庭模式”，则与民众对公权力机关的高度信任紧密相关。美国俄勒冈上诉法院法官助理韦拉·朗格(VeraLange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击败强大的政府的满足感足以抵消公共利益落败这一事实。共同体代言人的胜利被认为是真正民主的体现。欧洲民众则不会因为政府部门利益的胜出而烦躁不安；他们坚信，关怀备至的政府部门终究会将政府利益的胜出转化为促进公共福利的手段”。由此可见，正是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不同态度决定了美欧各国公益代表模式的分野。与欧洲民众一样，我国民众也有依赖政府出面代表公共利益的历史传统。正如范小华、李刚所言，“中国民众并不具备较强的公益意识，又有‘和为贵’和逆来顺受的传统，大多数人在公共利益受损时更依赖政府出面”。中国民众的这种基本情感决定了由享有国家公权力的检察院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首选原告更能获得民众的普遍认同。

　　最后，检察院的主力原告地位具有天然的制度优势。相较于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更具有制度优势：第一，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无需进行额外的诉讼激励。作为法定的公共利益代表机关，在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之际提起诉讼进行救济是其职责所在，从而摆脱了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因激励不足或其他原因而不愿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进而使环境公益诉讼形同虚设的尴尬困境；第二，人民检察院具有超然的中立地位，不像环保团体或公民个人那样，易受一己私利的影响，或被利益集团的游说与压力左右，从而可以确保环境执法水平达到最优，避免环境执法滑向执法过度或执法不足的两个极端；第三，人民检察院不仅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化队伍，而且受到设计精良的相关制度的约束，相较于环保团体或公民个人这些“散兵游勇”，由人民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既能满足环境法作为科技法对专业技术知识的渴求，也能确保环境法律能够得到统一、正确的实施；第四，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可以改变环境公益诉讼原被告双方实力不对等的局面。环境公益诉讼的被诉主体往往是具有强势地位的企业或企业集团，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对其提起诉讼，往往如“蚍蜉撼树”。而人民检察院作为享有国家公权力的机关，显然颇具优势，从而有利于改变原被告双方实力不对等的局面，增强胜诉的信心。

　　总而言之，在我国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多元化模式的建构上，应形成以检察院为主体，个人或社会团体为补充的模式，这既是世界大势所趋，也是我国民众的基本情感使然，更是制度建设成本效益分析的逻辑结果。

11、专家称生态破坏引发洪灾干旱 经费缺口大保护难

来源：《信息时报》2010年05月26日　邝凝丹

http://env.people.com.cn/GB/11695179.html

　　专家指出，今年广东洪灾、西南干旱等灾害都是由于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而造成的。人类对自然的无尽索取，影响了生态平衡。在广东的一系列自然保护区中，肇庆市鼎湖山是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首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定位研究站。自1956年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成立至今，已走过近60年风雨。在世界环境保护日前夕，记者再度拥抱这颗“绿宝石”，发现在其美丽背后，处处可见开发与保护的博弈、对一些物种生存还是毁灭两难抉择的矛盾冲突长久不灭，生态保护，是人与自然博弈的长久之战。

　　低碳旅游 呵护天然大氧吧

　　在省内一些自然保护区中存在过度开发的问题，引来了火爆客源，拉动了经济增长，却破坏了原来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一个自然保护区被开发成旅游区后，就会面临开发与保护的两难。

　　鼎湖山也不例外。“我们对于鼎湖山的管理，保护是第一位，利用和善用是第二位。” 鼎湖山管理处的主任黄隆生说。在1985~1990年间，肇庆市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打算将整个鼎湖山保护区改造为旅游开发区，但科学家们对此存有保留意见，一场开发还是保护之争就此展开。最后科学家的争取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要求广东省委落实对鼎湖山的保护工作，在保护的前提下再进行开发。就此，鼎湖山这个中国首个自然保护区也成为中国科学院惟一一个驻点的保护区。“事实上，现在省内很多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可用作旅游开发，都有兴趣建立自然保护区，但如何平衡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是个难题。”

　　“要斩树，就先把我斩了！”

　　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欧阳学军博士介绍，在“大跃进”时期直至改革开放前经济较为困难之际，我国并未出台针对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那时鼎湖山曾出现乱砍滥伐的情况，不少人“靠山吃山”，斩柴烧火。对于许多破坏保护区的行为，并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禁止，鼎湖山的工作人员管理保护区全凭个人的责任心。保护区采取了相应措施防止盗砍，严防山火，若为生存所需要斩树只许斩10厘米以内的木块。即使在1958年，当时大炼钢铁对鼎湖山的环境有一定冲击，但影响不大。在那个时期，当时鼎湖山管理处的副主任王吉祥看到有人抄着斧头上鼎湖山斩树，他毅然扛枪上前阻拦，对方气势汹汹地说：“斩树又不犯法的！”王吉祥坚决地说：“保护鼎湖山是上级给我的任务，如果你非要斩树的话，就先斩了我吧！”最后斩柴人被吓退了。

　　至今黄隆生还是认为，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绿洲”，鼎湖山具有排他性、垄断性和惟一性，“人类的排泄物和机动车排放的二氧化碳都可能对保护区环境造成伤害。我们不能用投入和产出来衡量这个保护区的价值。我们应该更大力地限制人类走进鼎湖山，其实不揭开鼎湖山的面纱，不是更神秘更吸引吗？我们的原则一向是保护第一，利用第二，坚持适度开发。”

　　在1985~1990年间，肇庆市政府为拉动经济发展，打算将整个鼎湖山保护区改造为旅游开发区，但科学家们对此存有保留意见，一场开发还是保护之争就此展开。最后科学家的争取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支持，要求广东省委落实对鼎湖山的保护工作，在保护的前提下再进行开发。据介绍，整个风景名胜区占地17000亩，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作为旅游区被用作旅游开发，剩下的地方则被划分为核心区和缓冲区，是用作保护的区域，不能让非工作人员之外的人士入内，而且就连黄隆生要入内，也需要向中国科学院的专家申请。“我们开发鼎湖山，并非为了破坏它，而是为了更好地达到保护的效果。”黄隆生笑言。

　　而对鼎湖山有多年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副主任魏平则提到，在这方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989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成立了鼎湖山管理协调领导小组，这是很好的尝试，让中国科学院管理鼎湖山，这个管理协调领导小组不参与经营开发，并不看短期内的经济收益，一切都从保护鼎湖山出发。作为政府部门，很可能希望将自然保护区的利用价值发挥到极致，但也要听取领导小组的科学家意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适度开发。科学家从中起到很大作用，如果他们反对的话，一些开发行为将被一票否决。“从1956年鼎湖山自然生态保护区成立至今，开发与保护永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我们一直坚持在环境能承受的前提下对鼎湖山以保护为主，兼顾开发利用。”魏平说。

　　在此之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部门的大力宣传，加上鼎湖山的保护工作越做越好，促使民众的环保意识大大加强，乱砍滥伐现象大大减少。在1994年，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出台后，保护自然保护区才有法可依，“从此以后，我们管理人员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破坏者，他们破坏环境的行为是违法的。”

　　低碳旅游 船只人力摇橹

　　这几年来，鼎湖山的物种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好，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想方设法保护这个山清水秀的天然大氧吧，近年还在推动“低碳化旅游”。黄隆生介绍，现在就连湖面的船只也要求用人力摇橹船而非机动船，这样就消除了废气排放。而在以探险闻名的蝴蝶谷内更是不允许建厕所，“就在两三个月前，有旅行社为了赚钱，在蝴蝶谷的岛中间建80平方米的厕所，我们管理处就要求旅行社提供厕所的科学和环保测评数据，只有在数据符合标准，保证不污染环境时才批准建厕所。旅行社并不能符合要求，又不愿停止计划，我们几次三番让相关部门过来交涉，最后旅行社终于作罢了！”而从2000年开始，就让游客都搭乘环保、废气少的电瓶车上山，以减少污染，“每天控制仅有150辆电瓶车上山。” 这环保的细节还渗入到厕所里，现时鼎湖山的厕所都属于生态无公害厕所，排出的污水都经过生化处理，可返回溪流中。而且，每年鼎湖山的水质和空气污染指数都经过相关部门检查，符合标准，对于鼎湖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求大力保护，“每次哪里砍了、倒了或枯了一棵树，都要提交报告到管理处。”黄隆生说。

　　保护困难：经费不足污染增加

　　不过，欧阳学军博士坦言，鼎湖山的保护目前仍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应得到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每年所需要的保护经费高达300多万元，而门票收入只有80多万元，相关部门的补贴也只有不到10万元。“自从2000年后，我们再也没有引进珍稀生物，其实应该再大力引进的，但也存在经费不足的问题。”欧阳学军说。他还认为，目前鼎湖山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能维持已经不错了。

　　欧阳学军还提到，由于鼎湖山的土很薄，加上近年来干旱增加，水分挥发得越来越厉害，现在的温度比20年前的平均温度增加了0.68摄氏度。

　　而王玉佳(下称佳叔)也提到，其实每年鼎湖山的植被数量都在减少，加上鼎湖山的土层比较薄，厚度都在40厘米以内，下倾盆大雨时很多地方都出现泥石流，一出现泥石流现象也是一公里长，从山顶一下冲到山底，表面土层基本上流清，经过3~7年后才形成一层薄薄的腐蚀土，从过去大的原始森林形成一片草地或一层灌木，这会令森林形态发生很大变化。“每年5~8月会出现这种情况，森林很难处理，整大段树木被推下来，像流水一样冲过就没有了。”佳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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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垃圾焚烧突围：5年后，焚烧技术将成主导？

来源：《财经》杂志2010年05月24日11:28孙滔

http://news.qq.com/a/20100524/001365.htm

[导读]垃圾处理问题专家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北京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近期即将通过验收，从此正式运行

　　饱受争议的北京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终于要“转正”了——2010年5月上旬，垃圾处理问题专家、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近期即将通过验收，从此正式运行。

　　此前的5月4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方网站公布《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这被一些垃圾焚烧反对者称为政府支持垃圾焚烧的“信号弹”，是政府大力推行垃圾焚烧的理论基础。

　　《指南》公布之后仅十几天，5月16日，东莞发生600名村民因不满垃圾焚烧厂选址而集体“散步”事件，数百村民走向东莞街头造成了交通堵塞。

　　此次“散步”仅是2009年以来广东、江苏、湖北及北京等地出现的垃圾焚烧技术争议中的案例之一——就在东莞当地，3月28日因同样原因已经发生过一次“散步”事件。

　　在这种压力下，高安屯垃圾焚烧处理厂的验收注定要在谨慎、低调中进行。

　　从填埋到焚烧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亚洲单线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可谓北京市垃圾处理的突围之作。

　　这一备受舆论关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隶属于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后者坐落于距离北京市中心东南12公里左右的高安屯。

　　这块区域如今已经被称为北京市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5月14日，记者走进本来并不神秘、现在却对参观者设定重重阻碍的这座垃圾处理厂。与一些垃圾焚烧处理技术的反对者所想象的不同，园区满目青翠，西侧还有村民在浇灌果树，景象如同花园。

　　一些反对者未曾到过垃圾焚烧技术的实施场所。2009年2月，王维平作为专家参加北京市政府组织的垃圾处理技术赴日本考察之行，同行还有一名垃圾焚烧技术的反对者代表，王维平问：“你去过垃圾焚烧场吗？”对方难为情地回答说：“没有。”

　　高安屯在1995年即成为垃圾场，当时未经过任何处理的垃圾曾堆积成一公里长的“垃圾大坝”。直到2002年底，高安屯卫生填埋场一期工程完工并投入使用，才逐步消除垃圾大坝。

　　如今高安屯村民已经全部搬迁，该村撤销行政村建制。2002年开始运行的高安屯卫生填埋场，初始设计日处理量1000吨，将于2025年封场（计划运行23年）。但2003年投入使用后，垃圾日处理量很快达到1534吨，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顾来茹介绍说，该场在6年期间就填埋掉了60％的库容。照此速度，这一填埋场坚持不了10年。

　　进入2008年，高安屯垃圾处理量就超出了其承受能力的三倍多。该年七八月份，高安屯附近臭味剧增，此时多个小区居民向朝阳区环保局写信抗议。随着2007年、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阶段对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农村大量垃圾也纳入了处理范围。

　　2009年4月投入试运行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卫生填埋场的压力。该厂一位专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行在减小填埋场作业量的同时，减小了其作业面积，这样进入的垃圾得以及时覆盖，也就大大减轻了臭味影响。

　　双重检测二英

　　在赞同垃圾焚烧的专家们看来，对比于填埋处理，垃圾焚烧发电是一种资源再利用技术，至少有两种看得见的好处：节约用地；有经济效益，属于循环经济的范畴。

　　与此同时，二英等污染物的排放，则可以被控制在环境安全范围内——这正是垃圾焚烧被大力推行的逻辑。

　　事实上，垃圾焚烧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垃圾处理方法，世界上许多国家很早就开始使用垃圾焚烧炉，焚烧处理是目前美、日、德等众多国家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法之一。

　　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采用日本田雄公司（TAKUMA）炉排焚烧技术，其主要工艺技术参数是：烟气温度大于等于850摄氏度，烟气停留时间大于两秒，这两个参数是有效控制二英生成的主要手段。另外，在烟气控制环节，消石灰罐可以中和二氧化硫和硫化氢等酸性物质，活性炭罐可吸附重金属和二英等，同时还有布袋除尘器加以辅助。

　　5月14日，在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厂界外侧，记者看到烟气排放污染物浓度实时监测数据公示，包括氯化氢浓度、烟尘浓度、二氧化硫浓度、一氧化碳浓度、氮氧化物浓度和烟气不透光率等指标，同时列举了相应指标的北京市地方标准。

　　记者在16时40分和18时18分两个时间点上，发现仅有一号线（共有两条线）在18时18分时的氯化氢排放值略高于北京市地方标准。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白良成表示，过于复杂的垃圾焚烧系统容易出现排放波动。

　　对于公示牌上未出现二英和重金属的排放数据，专业人士的解释是：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能在线实时监测二英及重金属的仪器仪表，政府相关主管部门是通过不定期采样、离线分析进行监测监督。

　　“鉴于北京市乃至全国就垃圾焚烧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二英）监测和研究还不够，虽然世界上已经有数据和结论，政府相关部门还是要对焚烧厂周围一定范围内（尤其是下风向）进行土壤本体二英浓度的定期检测。”该厂一位负责人说。

　　环境安全与恐惧

　　作为垃圾处理技术，垃圾焚烧烟气在排放之前，需要去除（回收）二氧化硫、硫化氢、二英及重金属等污染物，其残渣则以填埋处理。

　　那么，在全国范围内，垃圾焚烧的环境安全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专业人士以二英为对象做的检测或许可以帮公众做一判断。

　　垃圾焚烧面临的最主要、最难的公共环境挑战就是二英排放，二英是一种致癌物，也是公众抵制的最主要对象。作为“反烧派”的著名代表，中国环境科学院研究员赵章元（研究方向为湖泊环境与近海环境）反对垃圾焚烧的主要理由，就是这项技术无法排除二英等污染物的产生，“二英肯定会产生，只是一个量多量少的问题。”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陈吉平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对中国19个市政生活垃圾焚烧炉的二英排放进行检测和分析后发现，19个企业中有16个企业的二英排放达到中国《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有6个企业的二英排放达到欧盟排放标准。

　　北京市对垃圾焚烧厂的二英排放标准与国际上最为严格的欧盟标准一致。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二英实验室主任郑明辉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引进的是主流技术，多数企业应该可以达标。

　　导致一些企业不达标的因素有两个：企业诚信问题；炉型和设计问题。“小型焚烧炉温度控制会受垃圾自身情况影响，可能导致燃烧不均匀，二英排放也受到影响。”郑明辉认为，对于小型焚烧炉，需要考虑垃圾分类。

　　二英并非只在垃圾焚烧中产生。事实上，全球垃圾焚烧产生的二英比金属冶炼和燃煤发电、取暖要少得多。

　　二英之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和防护距离是公众担心的另一个问题。

　　2008年9月4日，环境保护部颁发了2008年的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利用垃圾焚烧发电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卫生防护距离定为300米，遭到了附近百姓的反对。

　　郑明辉说，确实有观点认为垃圾焚烧导致周边居民癌症高发，但这些观点还缺乏科学数据的支持。国外曾经对一些成熟的垃圾焚烧设施周边做过大型调查，没有发现居民健康受到明显影响。

　　住建部已经下发文件对垃圾处理厂的选址、垃圾处理工艺的选择以及环境的控制都做了明文规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认为，垃圾焚烧发电厂如果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对周围的环境影响是非常低的。

　　对这一系列数据的解读不难发现，垃圾焚烧对环境的实际危害远不足以导致部分民众所表现出来的恐惧。专业人士认为，问题在于政府和公众沟通不够。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指出，焚烧方式处理垃圾，项目立项、选址、环评等全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取信于民。他认为在中国，这些条件基本不具备，多数项目往往从立项开始就对周边居民欺、瞒、打、封，暗箱操作；项目涉及商业利益，许多过程存在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另外，由于焚烧过程不透明，厂家可能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焚烧质量无从保证。

　　在东莞3月28日“散步”事件发生后，3月30日、31日，当地政府连续举行答疑会，由专家作“建垃圾焚烧厂不会危及环境”的技术答复；4月21日起，地方政府还组织村民代表前往深圳参观盐田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日常运作。

　　但这些事发后才采取的行动并没有消除民众疑虑，也没有能够阻止5月16日“散步”事件再次发生。

　　对于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公示监测数据一事，周边居民也有看法：“公示的数据是否能达到真实可信？”“公示的数据来源是什么？会不会是焚烧厂自己填上去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数据是否真实、是否有说服力？”确实，这些专业数据，作为普通老百姓很难看懂。

　　5年后，焚烧技术将成主导？

　　有人称，中国的垃圾焚烧进入了大跃进时代，依据之一是一份《2010年中国能源重大新开工施工项目》细则，其中涉及垃圾发电多达40项，仅广东省就涉及垃圾发电项目有14项之多。

　　但在王维平看来，中国的垃圾焚烧已经迟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生活垃圾收运方式从“摇铃倒土”的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械化、密闭化作业；垃圾处理方式由露天堆放、简易填埋发展到以卫生填埋为主，焚烧、堆肥和综合处理为辅的无害化处理阶段。

　　以北京为例，垃圾围城之下，垃圾处理仍以卫生填埋为主。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结构中，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的比例分别为2％、8％、90％。

　　2008年以来，北京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日均达到1.84万吨，垃圾增量目前仍以每年8％的速度持续上升，每年填埋垃圾至少占用土地500亩。这样，占最大比重的卫生填埋压力与日俱增。

　　北京在发展垃圾焚烧方面并不是最积极的，而今其垃圾处理困境已经不能再等。北京市官方一再声称：加快建设垃圾焚烧厂，“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根据北京市政府的工作目标，本市2012年日处理生活垃圾将达到1.7万吨，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将发展为2∶3∶5；2015年形成日处理近3万吨的能力，前述比例将变为4∶3∶3，焚烧占到最大比例。2015年前将建成九座大型垃圾焚烧厂。

　　北京市政府对该厂垃圾焚烧的补贴是每吨垃圾150元。由于这个行业风险小，一旦中标就能长期稳定获利，故依然获得青睐，企业竞相前来投资。

王维平强调，焚烧不是最优手段，但毕竟是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记者所接触的几位业内人士均认为，在垃圾处理问题上，垃圾减量是首先应该被考虑的；其次，垃圾资源化，也应该优先于垃圾处理技术来考虑。

13、岚河之惑　怎样找回丢失的河流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10-05-26 李泓冰

http://www.gmw.cn/content/2010-05/26/content_1131350.htm

　陕西岚河的悲凉故事，像一则寓言：一条丰沛的河流，被16座水电站大坝撕碎后失血，鱼群被逼上绝路，人畜没了水源，大河变得奄奄一息，剩下一条气若游丝的小溪，如同一行清泪……所有这些的背后，只不过是水电站隐藏的丰厚的利益驱动。

　　更加悲凉的是，岚河故事正在中国大地上争相登场，几乎已经鲜有河流，能够

以最自然的方式，从源头一路流淌，最终归向大海了。

　　比如黄河。横贯北部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大大小小有3000多座引水工程（90年代的统计）拦住了黄河的去路，黄河年均降水量为580亿立方米，而水库总容量就达到510亿立方米——他们肆无忌惮地汲取它日益干涸的乳汁，甚至引了黄河以大水漫灌方式，在沙漠里大大咧咧地种水稻。引黄引黄，引到最后，一条曾经咆哮万里的大河，一条曾经流响千古的大河，几乎在入海途中凄怆地颓然而逝。90年代，笔者就亲见过黄河入海口那曾经横无际涯的大河，只剩下干硬的、睡着死鱼的河底。黄河被我们可怕地丢失了，断流了，最长的一年，黄河入海附近的利津段曾断流达227天。

　　黄河还算有幸，还有一个黄河水利委员会保护着。在90年代屡受断流之恸后，黄委会综合采取行政、法律等措施，对黄河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提高了水量调度能力和精度，扭转了上世纪90年代几乎年年断流的局面，实现了连续十年不断流。

　　然而，全国的河流鲜有黄河这样有高级别水利委员会护佑的待遇。谁能说清，全国有多少盲目拦水、引水的大坝，在夺走江河的生路，夺走鱼虾们的生路，更夺走沿河百姓的命脉。我们的江河就像是失去保护的母亲，可以被任何人、任何单位随意索取、凌辱和肢解。但凡一个无知的、渴望政绩的或仅仅是贪图一点财政收入的基层“父母官”，拍拍脑袋，就有权对任何一条河流下手。一旦建坝失误，却没有任何人对此负一星半点的责任。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为河流立法，一旦决策失误，追究当事官员的渎职之责？

　　世界上早已有一种趋势，拆水库、炸水坝，还江河以本来面目。修了大量水库的不少国家，已经认识到盲目建设水库有不少可怕的“后遗症”，正在着手“痛改前非”。而我们呢，尽管有种种惨痛教训，修水电站的热潮却还方兴未艾。毕竟，修个水电站，就意味着gdp，意味着财政收入，意味着部门利益甚至一些贪贿官员的灰色收入。

　　然而，为了图这一点蝇头小利，却坐视我们的河流一条一条地丢失。我们这一代人，真要耗尽祖先留给我们的壮美山河，再用尽子孙的衣食之源？我们负得起这样的历史责任吗？

　　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臂，制止对河流的伤害。

14、“治污”与“引污”是对好兄弟？

来源：长沙晚报2010-05-26

http://www.chinataiwan.org/plzhx/dlgc/shehui/201005/t20100526_1386695.htm

　　一方面是国家投资近百万元在村里建设了国家安全饮水工程；另一方面是一个在别处屡屡碰壁的高污染锰矿企业被镇里引进村，成了水源污染的心腹大患。这是近日发生在湖南涟源市金石镇白潭村的一件怪事。（5月25日《京华时报》）

　　好的进攻，其实首先要有好的防守，否则的话，自己进攻不成，还会被别人进攻得手，这比赛当然是输定了。赛场上的常识，也同样适用于污染的治理。真要让治污这一“进攻”策略有所斩获，首先应该把好控污这一“防守”关，否则的话，即便是投入了不少的治污成本，可源源而来的污染，不仅会使“进攻”的战果保不住，就连“进攻”的投入恐怕也全都会打水漂。

　　事实上，即便污染治理在“防守”上可能存在难度，污染源的排放可能相当隐蔽和狡猾，并不那么容易被发现和定位，但最起码总不该自摆乌龙才是。如此看来，涟源一边投巨资建设治污工程，一边却引入高污染企业，如此自废武功之举，的确令人费解。

　　不过，污染与治理看似一对“死对头”，但在人家眼里，这对矛盾却未必就不能和谐起来。君不见，假如没有污染，治污怎么进行？既然如此，治污工程要想争取到经费，还真得有污染出面帮忙才行。另一方面，四处碰壁的高污染企业要想在咱这儿落户，当然得给咱交足了银子，“引污”既然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又何乐而不为呢？

不难看出，百万治污的同时又引进高污染企业，人家用的其实并非傻乎乎的治污逻辑，而是相当精明的商业逻辑。一手抓“治污”，一手抓“引污”，不仅两手都是钱，而且只要两手都够硬，更可以相辅相成，污涨财高。如此背景下，“百万治污”同时再踢出“大肆引污”这记乌龙球，也就并不意外了。（吴江）

15、道夫：重识“低碳”概念慎贴“时髦标签”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5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95141.html

　　●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选定了5个城市探索低碳发展的示范项目，分别是：上海生态建筑的示范城市，广州可持续交通的示范城市，攀枝花生物柴油发展之城，伊春生态保护低能耗发展之城，保定新能源制造业之城。

　　此外，全国已有保定、上海、贵阳、杭州、德州、无锡、吉林、珠海、南昌、厦门等多个城市提出了建设低碳城市的构想，还有不少城市正在加入打造低碳城市名片的行列。

　　第一次以城市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为我们打开了未来的城市之门，透过各种新能源汽车，绿色建材、智能家居、“零排放”社区……一个充满幻想、五光十色的未来城市正在向我们走来。

　　未来城市，低碳为先，5月5日开馆的最佳城市实践区，集中体现了“低碳”主题，成为本届世博会一大看点。在“低碳、和谐、可持续发展城市”这三大主题下，上海世博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树立了新样本。在上海世博会上，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国为缩小城市“生态足迹”所做的最新探索。

　　就在世博会开幕的同时，世界屋顶绿化大会也在上海召开。大会宣言认为，城市从现在开始进入了以屋顶绿化为代表的城市建筑大面积植被化的新时代，在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节能减排、发展低碳城市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建设低碳城市，上海世博会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提供了很好的路径：全球眼光，前瞻视野，全盘思路，特色鲜明。不过，我们稍微留意便能发现，在国内，身着马甲的低碳城市并不鲜见，一些城市不顾实际、不经调研、不做规划，任意打低碳牌，各种“低碳示范产业园”、“节能示范产业园”如雨后春笋。有报道说，某城市为了发展低碳经济，大规模上马新能源项目，盲目上马风力发电厂，其实不但风力发电机的制造本身就是高耗能的，而且因为可利用发电的风力资源不可持续获取，造成“大风车”老不转，事实上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据一项针对低碳城市市长的问卷调查，对于中国上百个城市都在提低碳城市口号的现象，近三成的市长认为这是“未来趋势，越多越好”。其实，由于巨大的地区差异，几乎没有一个城市能将其建设低碳城市的经验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笔者倒觉得，各地的市长们当下要做的，不妨先去上海看看世博，开开眼，取取经，搞清楚“低碳城市”的概念，领悟其“低碳”的精髓，与其关起门来玩“低碳”字眼，贴“时髦标签”，还不如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干几件节能降耗、推进环保的实事。因为，我国对世界的承诺，是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40％至45％。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各地的市长们共同努力，有计划地推进实施。历史的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城市的发展经不起折腾。古希腊的一位贤哲说得好：“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憧憬中国城市发展的美好未来，但我们更应提防低碳城市建设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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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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