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本报北京5月20日电（记者严冰）记者今天从中国林科院召开的中国森林生态服务评估研究成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该院承担的中国森林生态服务评估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等6项生态服务总价值为每年10万亿元，大体上相当于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中国森林植被生物量总量为157.7亿吨、碳储量总量为78亿吨。

中国林科院院长、森林培育专家张守攻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中国林科院采用第七次全国森林资源连续清查数据，完成了中国森林生态服务评估研究。

2、中国有害入侵物种危害呈扩大化趋势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5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61048.html

　　入侵植物紫茎泽兰对我国畜牧业的危害最为严重，是草地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紫茎泽兰对农业的危害主要是降低农作物、果树、茶叶等的产量和质量，造成优良品种退化，增加了保护费用，效益下降。

　　紫茎泽兰对林业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使飞播难以成功，大批幼林地被占领后，抑制了林木生长，幼林抚育难度更大，严重危害了林业生产。

　　紫茎泽兰目前在我国南起中缅、中越边境地区，东到广西省横县—南宁—南丹—贵州省贵阳—重庆一线；危害最严重的包括云南省临沧、思茅、昆明地区，广西省百色地区，黔西南，四川省攀枝花和凉山地区。

　　苹果蠹蛾是世界著名的严重危害苹果生产的重要入侵害虫，是我国重要的检疫性有害生物。这种害虫严重危害苹果、梨、沙果、杏、桃等，常常造成毁灭性危害，即便是使用大量化学药剂进行防治，产量也会损失20％~30％以上，并且造成农药残毒污染，影响水果质量和人类健康。

　　苹果蠹蛾上世纪50年代入侵我国新疆，上世纪80年代传入甘肃省河西走廊，随后扩散速度逐渐加快，2006年~2008年，分别在甘肃东部、宁夏、内蒙古西部和黑龙江发现疫情，对占据我国苹果产量80％的西北黄土高原(陕西为主)和渤海湾(山东为主)两大苹果主产区构成了严重威胁。

　　我国是世界第一苹果生产大国，近年来在国际市场份额逐步提高，2007年出口额达5亿美元，比2002年出口额上升了47％，是极具潜力的外向型优势农产品，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美国、日本和澳洲，都对苹果蠹蛾疫区的苹果和相关产品进口实施严密封锁。

　　因此，苹果蠹蛾的入侵，不仅直接严重危害我国苹果生产，也严重影响日益壮大的苹果出口产业。

　　1988年，河北省唐山地区首次发现稻水象甲入侵后，至今已扩散到10个省。

　　1993年在海南首次发现美洲斑潜蝇入侵，在随后的10年时间，已经扩散到我国全境适宜分布区。紫茎泽兰进一步向北、向东扩散，威胁三峡地区。

　　2005年，我国更是发现了世界著名入侵害虫红火蚁，对人民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2008年，我国又发现了棉花毁灭性入侵害虫扶桑绵粉蚧，目前在江西和湖南已有严重危害棉花的情况发生，对全国棉花安全生产构成了严重威胁。

3、蒙牛发展“绿色GDP” 致力成为“全球气候公民”

来源：中国江苏网　2010-05-21

http://news.jschina.com.cn/focus/201005/t396268.shtml

　　中国普通百姓对环保的关注正与日上升。在《半月谈》杂志最近所做“你最关心的事”调查中，环保排在第7位，与社会贫富差距、看病、上学、买房等话题并列，这说明中国人关心“大我”，重视自己生活的环境与城市，也希望为下一代谋求更多幸福。

　　与此同时，从汽车制造到家居电器，从电子产业到食品行业，国内各行各业的龙头企业也努力践行节能减排。而国内乳业龙头蒙牛致力成为“全球气候公民”，以十年的生产实践为“绿色GDP”做出积极探索，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从一个企业到一座城市

　　近年来，蒙牛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已经探索出了一套生态环保的“加减”法则。围绕低碳经济打造“绿色产业链”是蒙牛为推动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做的“减法”；而围绕生态草原建设，成立蒙牛生态草原基金则是捍卫环保成果、提升绿色效果的“加法”，“加法”和“减法”并重，可以说是保护地球家园一项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

　　除此之外，蒙牛集团十分重视环境宣传教育功能，每年都要接待来自社会各界约26万人次参观，义务向社会传播保护环境的责任，积极推动了内蒙古环境治理的脚步。现在内蒙古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在生态建设上投入大量的资金，全市植被覆盖率已达到７０％以上。

　　从一个企业到一座城市，环保渐渐成为企业和城市建设的一部分，这也是中国环保的探索之路。数据显示，蒙牛在节能减排方面，累计投入环保资金4亿元，相当于整个北京市一年用于生态效益补偿的基金。最近获得的“中国节能节拍20佳企业”是对蒙牛环保作为的最好嘉奖。

　　从心灵运动到生活方式

　　“绿色减法生活”、“消灭‘碳足迹’”，熟悉蒙牛的人对于这些名词都不会陌生，一直以来，蒙牛都倡导与消费者一同做环保达人。少开一天车、少用一次性筷子、关灯一小时等理念已经悄然在城市人群中流行开来，“减排、减负、减污、减欲、减速”，实践“化繁为简，回归简单，减法生活，快乐加倍”的生活方式。

　　近日，由蒙牛携手生态中国工作委员会成立的蒙牛生态草原基金发起了“拯救地球的100个行动”大型公益活动，登陆活动主题网站（http://green.mengniumilk.com.cn/ ）后，网友不仅能在该平台参与环保行动，还可以发表“绿色宣言”，建议其它好友一起行动。网站上线2天，点击率已超5万，基本上每隔1秒钟就能看到一个新的环保创意诞生。原本的心灵运动已成为许多人的生活方式，蒙牛的努力有目共睹。

　　从环保到“双赢”

　　很多企业不愿投入环保基金的最根本原因是很难寻求实现生态责任与经济效益“双赢”的平衡点。对此，中国经济论坛与会专家表示实现“双赢”是企业能否占据绿色制高点，领航行业发展的关键。

　　在解决节能减排与经济效益的矛盾上，蒙牛做出了有益探索。以蒙牛澳亚国际牧场配套的沼气发电项目为例，作为全球最大的畜禽类沼气发电厂，它可以把10000头牛的排泄物转化为沼气和沼液，每年可实现减排25000吨二氧化碳，向国家电网提供1000万千瓦时的电力，还可将牛的排泄物转化为高级饲料，真正实现了“绿色GDP”、成为生态责任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样板。

　　“很多国家在倡导节能减排上是矛盾的，因为这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在短期内会“阻碍”GDP的发展，哥本哈根会议的未达成效就是一个说明。”专家指出，国内企业努力解决这一矛盾、发展“绿色GDP”，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值得更多社会力量的肯定与参与。

4、广西水源林地区考核尝试“GDP让位生态保护”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05-21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gwsp/201005/t20100521_318011.html

在珠江上游水源林地区，近来出现了令人关注的变化，广西来宾市金秀县正在尝试将GDP让位于生态保护。

“今年中国西南地区遭遇的百年大旱，使珠江流域水源林的保护成了外界高度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护珠江流域的生态环境，来宾市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更科学的方法，对待县一级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管理考核。”来宾市市长杨和荣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道。

他介绍，2008年10月，来宾市在金秀县开始尝试把GDP让位于生态保护。以生态环境保护、旅游产业发展、城镇化建设取代GDP、财政收入和工业化建设的“考核老三篇”。

杨和荣这样形容金秀县：它是很多珍稀植物的基因库，是珠江上游的“绿色明珠”。金秀县境内的大瑶山水源林自然保护区，是广西境内面积最大的天然林和水源林保护区，也是珠江流域上游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位于桂中腹地的这片珍贵绿地，水源林保护区面积达158万多亩。

“事实证明，在珠江水源林这样的特殊地区，干部考核不再以GDP为核心，并没有让金秀县的发展停滞，恰恰相反，金秀发展变得更合理、更有后劲。”杨和荣说，在实行差别考核的2008年，金秀县完成人工造林1.2万亩以上，之后成功引资1亿元人民币建设“金秀生态民俗旅游区”，目前已开发出瑶医保健、瑶药养生、瑶族美食等系列产品，以及瑶族银饰、刺绣等民间工艺品，生态经济逐渐显山露水。

对于这场变革，金秀县委书记黄振江感慨万千。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一刀切、以GDP为核心的干部考核体制中，即使不具备条件，像“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搞工业园区等经济工作金秀县也要做，大量的精力和有限的资金都投入在工业上。由于金秀是水源林保护区，有很多限制，项目招不进来，生态也没保护好，吃不了祖宗饭，也铺不起子孙路。

作为来宾实行差别考核的“总导演”，中共来宾市委书记张秀隆正在考虑将金秀的经验进行提炼推广。2009年，来宾市在金秀县差别考评取得突破的情况下，将这种考核方式推广到另一受石漠化所困的国定贫困县——忻城，考核重点放在生态环境的治理上。忻城县位于珠江干流红水河边上，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石漠化治理的任务非常艰巨。

而在珠江上游的另一个重要水源林地区——广西桂林市也有类似的想法。桂林市人大副主任黄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桂林市境内的猫儿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兴安、资源、龙胜三县交界处，总面积1.7万公顷，是珠江上游主要的水源林区之一，漓江即发源于此。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对兴安、资源等县，桂林市也正在考虑不再把GDP作为硬指标对其进行考核，将GDP让位于生态保护。

5、节能灯环保添隐忧 或污染环境成城市隐性杀手

来源：齐鲁晚报 2010-05-21

http://www.sd.xinhuanet.com/wq/2010-05/21/content_19846554.htm

节能灯的灯泡中含有汞等重金属元素，一旦打碎对环境的污染相当严重，废旧节能灯已经成为城市的“隐性杀手”。20日，记者在山东省潍坊市采访发现，由于节能灯维修成本高，且没有完善的回收体系，多数市民用完后便随意丢弃，对环境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换一个镇流器25元，一个灯管16元，节能灯的维修成本太高了。”20日，家住潍坊市金都花园的陈女士告诉记者，家里节能灯坏了，本想修一下继续用，但维修费用太高，她不得不更换新的节能灯，而坏掉的节能灯也就扔进了垃圾堆。

“节能灯还污染环境？这我倒是没听说过。”在向阳路一家灯具商场内，正在选购节能灯管的刘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用坏的节能灯已经不下二十只，但都是换下来以后马上扔进了垃圾桶，从来没考虑过是否还能回收利用。而同行的邵先生说，过去曾经积攒过一些用坏的节能灯，但是问过好几个收废品的，白给都没人愿意要，最后还是扔进了垃圾桶。

记者采访发现，只有少数品牌的节能灯终身包换，会将弃用的节能灯进行回收。“换后的节能灯返回厂家，至于厂家如何处理，我们就不知道了。”从事灯具买卖多年的王老板说，一般品牌较好的节能灯能够连续使用几年而不出现质量问题。但市面上多数节能灯品牌并未开展终身包换的售后服务，而多数节能灯销售场所也没有设定专门的节能灯回收部门或者回收设施。对于废旧节能灯，多数市民只能一扔了事。

针对当前节能灯回收难的现状，一位环保人士担忧地说，节能灯无论质量优劣，管内都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不管是焚烧还是填埋，都会渗入地下造成很大的环境污染，尤其是汞元素能够进入地下水等循环系统，对地下水资源影响较大，据了解，一只节能灯中的有害物质可污染180吨水。他呼吁，节能灯在发挥节能功效的同时，其潜在的环境污染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完善废旧节能灯回收体系迫在眉睫。（记者马媛媛）

6、深圳工业区向河中排粪便千万人饮水可能受影响

来源：《羊城晚报》2010年05月2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46665.html

　　昨日，羊城晚报记者接到深圳市民报料称，深圳宝安金洪工业区桥底有大量的粪便直接排进九围河内，不仅对周边空气造成污染，更严重的是九围河直接流向深圳最大的“水缸”———铁岗水库，直接影响深圳1000多万人的饮水安全。

　　排放粪便两小时逾十吨

　　记者接到报料迅速赶往现场，刚下车就闻到一股刺鼻的恶臭，金洪工业区前边的桥底下一大一小两个管道正在向外排泄着黄色的液体。记者下到桥底拍照，恶臭难闻，几乎让人窒息。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种生活污水天天排放，粪便排放还是第一次发现。本月15日下午3时左右，其中小的管道中突然排放了大量的黄色粪便，虽然只排放了两个小时，以其目测至少有十吨以上。

　　据村民介绍，九围河属于水源二级保护区，而离此约1公里的地方，也就是其下游，是深圳最大的水库———铁岗水库。九围河是否流向铁岗水库，该段水源沿途会否再次受到污染？带着这两个问题，记者徒步沿河查访。

　　由于城市改造，河岸两侧根本没有路，记者只好顺着斜陡的河堤抓着芦苇一步步前行。当走到铁汉桥附近时，桥上立有一块水源保护区的字样，然而河下却是一片黑水，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生活垃圾。记者从水务部门了解到，该桥之后的水域属于水源一级保护区，也就是进入了铁岗水库的红线范围。

　　九围河一路上生活垃圾不断，记者本想一路寻找到九围河的入口处，然而当行到桃源村一带时，前方被一座山挡住，无法前行，只好驱车来到铁岗水库。

　　水库执法队没有执法权

　　铁岗水库执法队证实，九围河确实流向铁岗水库，本月15日当天确有大量粪便直排到九围河中。“九围河上的管道口主要功能是用来排洪的，但是由于市政管网跟不上城市的发展，使得沿途片区生活污水直排九围河。”记者从执法队得知，这种现象自2008年就开始了，去年1月，在专项整治活动中，要求片区内的相关单位把生活污水纳入市政管道，然而一直没有效果。

　　2002年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修正)》第十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向饮用水源水体倾倒垃圾、粪便、残渣余土及其他废物。污水横流两年来，为什么水库执法队不执法？据执法队工作人员介绍：“看着污染严重，我们也非常着急，因为铁岗水库是深圳最大的水库，直接供应宝安、南山、蛇口等地近1000万人的饮用水。可是我们也有执法难度，铁汉桥以内属于铁岗水库，我们有权对这段水域进行管理，然而上游的九围村属于水源二级保护区，是归区水务局管辖，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劝告他们及时整改。”

7、面对林浆纸，26位市、局长“左右摇摆”

来源:南方周末 2010-05-19吕宗恕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146

36位城市林业主官接受南方周末问卷调查

林浆纸项目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开始，就伴随着毁林的原罪争议，包括对速生林桉树的利弊争论，已经持续了多年。现实是，民间和环保组织的多年诟病，并未令这一产业遭遇挫折或出局的命运，只需简单的网络搜索就会发现，林纸浆项目还是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安然落地，并悄然扩张，湖北黄冈仅是其中一例。

公众熟知的案例是2004年前后，印尼APP金光集团进军云南后引发的毁林争议，这年11月，绿色和平组织发布报告称，APP公司在云南澜沧、思茅等地圈地2750万亩，种植单一速生树种桉树的行动已经开始，云南大面积生态林面临严重危机。

除了毁林造林，以林浆纸一体化项目为代表的造纸业还被认为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尽管造纸业也一再声称，相应技术升级从未停止。有公开资料显示，造纸业废水排放总量仅次于化工制造业，位居第二，废水中COD（化学需氧量）排放量高居第一。而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造纸行业的经济贡献率却仅为2.2％。

然而，在湖北黄冈、咸宁等地市还是成立了以市长或副市长为主的林浆纸一体化领导小组，强力推进这一具有诱人前景的产业。半个月前，当地官员毫不避讳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生态角度来看，林浆纸项目确实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但基于对经济效益增长的帮助，他们不得不听从统一安排。

这种左右摇摆的态度，在南方周末发起的这份中国城市领导绿色意识问卷调查中，亦有鲜明体现。

借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的契机，南方周末向40名市长（副市长）、林业局长（副局长）发出关乎林浆纸项目的调查，回收36份有效问卷，覆盖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华东各地。

林纸浆项目不仅没有消失，而且在中国的许多省份安然落地，并悄然扩张（南方周末记者吕宗恕/图）

出乎记者意料的是，除了一位武汉官员可能因为湖北正为毁林所争议，而严肃地截下了现场问卷外，其他省份的官员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敏感，都乐意作答。

在笼统问及林浆纸项目对环境的危害时，超过半数答卷者态度乐观，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不矛盾，造纸业可以实现二者和谐”，但也有两成答卷者选择该项目是“对环境有污染威胁的产业，要严加控制”。而包括三门峡市市长、西昌市市长、广元市市长在内的近30％的人直接认为该项目是“短视行为，不足取”。

问及对于该项目所匹配的速生林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隐忧时，共识更高，超过70％的受访者，即26位市长、局长，认为“广泛种植单一树种，不利于生物多样性，应有所控制林浆纸项目”。还有一成半的人反对在推进林浆纸项目中实施剃光头式砍伐，认为如果侵害了原承包业主或农户利益，就不宜强推。之所以选择此项，有作答者这样解释，没有引进林浆纸之前，林权改革已进深水区，基本上都是分林到户，假如百姓不愿意把林地流转给造纸企业，也不愿意毁林造林，那么政府更不能知法犯法。

戏剧性的局面在第三个问题，问及“您是否会在自己所在城市优先考虑这样的产业”时，超过60％的官员显示出了踌躇，表示“不确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此答案正意味着，面对可能拉动经济增长的林浆纸项目，市长们欲罢不能，但也左右摇摆。

8、李皓：垃圾分类应明晰责任

来源：搜狐绿色　2010年05月21日

http://green.sohu.com/20100521/n272257116.shtml

　　对话人 李皓 环境科普自由撰稿人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 楚惠萍

　　和谁对话?

　　李皓，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3年～1986年先后在西南农业大学土壤化学系、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生化室工作。1986年～1994年在德国Fraunh　o　f　e　r　研究院汉诺威毒理研究所工作并完成博士学位。1995年回国成为环境科普志愿者。现为环境科普自由撰稿人、“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绿色北京绿色行动宣讲团”成员。

　　为什么对话?

　　尽管很多居民把垃圾分类了，但一些环卫部门在运输过程中还是把分过类的垃圾倒在一起。这不仅挫伤了居民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也使得再生资源单位很难从中分离出可利用的废物，导致很多垃圾没有变废为宝。我们想知道，作为一位亲身指导垃圾分类的环保实践者，如何看待垃圾分类？对于完善垃圾分类，会提出怎样的建议？

　　李皓怎么说?

　　在我看来，要成功实现垃圾减量，资金一定要用于回收领域，让还没有彻底消失的废品回收行业复苏起来，把回收行业地位提高到与环卫行业平行的位置，而环境监管由环保部门负责。这样由政府制定好了规矩，市民就愿意积极配合，垃圾分类投放就可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自愿行为了。

　　点击一

　　焦点关注

　　政府该怎样推进垃圾分类

　　关键思路

　　政府应要求环卫和废品回收部门共同清运废物，环卫部门只负责清运垃圾，可回收的废物由回收公司负责清运

　　记者:您在北京为推行垃圾分类努力了十几年，可现在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很多地方不仅没有把垃圾分好类，甚至连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大类都未区分。您认为，垃圾分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是什么？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体系，或是制度措施不到位，还是公民的环境意识不足？

　　李皓:1997年，我给时任北京市长的贾庆林同志写信，建议垃圾一定要分开投放，分开之后再进行资源化处理。后来，北京市环卫局请我去讲这个问题。当时，环卫局科研所只有一个人负责这个课题，他认为，公民的环境意识很差，垃圾分类一定做不好。他坚持认为:垃圾分类只能做“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这是垃圾分类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可回收的废物主要有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金属，而这些材料的性质完全不同，混合在一起会给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带来极大困难。因为要用废纸做纸浆，塑料就绝不能混在其中；要用废玻璃再造玻璃，也绝不能混进塑料和金属。所以，市政部门要求把所有的可回收物混合投放到一个桶里，不利于废物的后续资源化加工。

　　这样做的结果是，十几年过去了，群众还是没有完全明白要往垃圾桶里投放什么。

　　我在德国留学时，经历过德国的垃圾分类，其实只要在回收桶上写清楚“废纸类”、“废塑料类”、“果皮类”，居民就清楚地知道如何投放垃圾，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只写“可回收”和“不可回收”，让人无所适从。比如，菜渣烂叶可以沤肥，算不算可回收？这样的废物该如何界定？每个居民的定义方式不一样，导致了投放选择不一样，结果是垃圾根本分不开。

　　记者:有人说，政府推广垃圾分类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各大媒体都在呼吁垃圾分类，好像我国不推行垃圾分类就是落后于世界潮流。在这方面，您认为，政府到底应该如何作为？

　　李皓: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在垃圾处理上不放权给废品回收部门和再生资源处理部门。中国的再生资源回收系统在1958年正式建立，后在全国铺开，属于国营单位。实践证明是一种非常成功的制度。我国发展出了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回收利用废旧物质的管理流程和工艺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期间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大网络的国营回收公司在很多地方没有了，但中国的废物资源化处理一直存在。过去十几年来，我国在废物资源化利用方面最大的进步就是对废塑料的回收处理。比如，只要是干干净净的废塑料，我们都有技术处理。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再生资源处理企业得到的原料很脏，原因是环卫部门分拣不彻底，加上居民投放的时候没有和其他垃圾分开，导致这些废品原料很难处理。所以，有些再生资源处理企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已经分类和清洁的原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洋垃圾”。这就导致生产出来的产品价格很高。

　　2001年以来，北京市政府再次倡导垃圾分类，但一直不很成功。原因在于，这次是环卫部门大包揽，对垃圾不放手，出于种种原因，将垃圾分拣、收集和清运都揽在手中。其实从本质上说，环卫部门的专长是处理垃圾(不可回收的部分)，他们没有处理再生资源(居民丢弃的废纸、废塑料等可回收利用的部分)的能力。

　　环卫部门认为垃圾减量效果不明显。但自从“限塑令”发布以后，有调查数据显示，大型超市的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70％左右。虽然一些农贸市场还存在免费提供塑料袋的现象，但与超市相比，量少很多。比如北京一家大型超市自“限塑令”后，减少了80万元购买塑料购物袋的资金。这些被减掉的塑料袋应该反映在垃圾量减少上。然而，北京环卫部门公布的数据却是，北京的垃圾量每年还在以8％的速度上涨，这可能吗？

　　从这些事实就可以看出，垃圾分类全部让环卫部门来做并不科学合理。因此，我认为，现在应该提倡垃圾减量化而不是简单的垃圾分类。因为一旦定义为垃圾分类，地方政府就会以为，垃圾是环卫部门管的。但是，一般意义上的垃圾概念包含了可再生资源。

　　在上世纪50年代，环卫部门和再生资源部门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废旧物品的回收和再生利用都做得很好。所以，政府应该要求两个部门清运废物:环卫部门只负责清运垃圾；可回收废物由回收公司负责清运。如果社区混合投放，就拒绝清运。这样做，社会各界就能各尽其职，认真分类投放垃圾。

　　现在，北京市政府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工作，却把钱花在社区用厨余垃圾堆肥机上。据我和一些NGO以及人大代表的调查发现，70％的厨余垃圾堆肥机没有正常运转。有报道说，这样的机器能把一吨垃圾变成两公斤有机肥，那么，剩余的998公斤物质哪里去了？浪费掉多少可以制造沼气的生物质？所以，在社区推广厨余垃圾堆肥机不利于节约能源，厨余类易腐垃圾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用其制作沼气。

　　点击二

　　焦点关注 实现垃圾减量的措施

　　关键思路 把资源物质和普通垃圾分开；更改垃圾减量日；把资金用于回收领域

　　记者:那么，垃圾减量的含义是什么？

　　李皓:垃圾减量就是把只能拿去填埋或者焚烧的、没有办法资源化利用的东西算作垃圾，分离能够进行资源化利用的废品，这样尽量减少城市中填埋或者焚烧的纯垃圾量。

　　在我国台湾，生活废物分为3类:一类叫作资源物质，比如废纸、塑胶瓶、利乐包、饮料瓶罐等；另一类叫作一般垃圾，包括一次性竹筷、餐盘垫纸、用过的餐巾纸和其他可燃物质，其中不能有厨余垃圾；第三类是厨余，用来制作有机肥。这种分类方法非常成功。

　　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这3部分绝对不能混淆。最近，住建部、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共同发布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明确提出城市对生活垃圾的处理思路应当是“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记者:现阶段，我们具体应该怎样推进垃圾减量？我们需要怎样的方法？

　　李皓:现在，实现垃圾减量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就是把资源物质和普通垃圾分开。环卫部门只收一般垃圾，资源物质由资源回收部门拉走。收走的厨余垃圾制造沼气，通过厌氧发酵，把垃圾填埋场变成一个天然气库。北京市宣武区的北神树垃圾填埋场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沼气，每天能发1万多度电。而且，这些沼气也可以输入天然气管道供居民使用。

　　其他垃圾，比如一次性竹筷、餐巾纸等可以焚烧。焚烧产生的热量作为能源使用，灰烬可以用来制砖，用于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硬塑料粉碎以后，混合木屑，可以热压成型，制造公园的凳子。

　　现在，北京推行周四垃圾减量日，问题在于周四是工作日，有多少人在家？为什么不把周日作为垃圾减量日？大部分人在周末才有时间清理家中废物。回收公司周日上门收集，居民肯定欢迎。

　　在我看来，要成功实现垃圾减量，资金一定要用于回收领域，让还没有彻底消失的废品回收行业复苏起来，把回收行业地位提高到与环卫行业平行的位置，而环境监管由环保部门负责。

　　这样由政府制定好了规矩，市民就愿意积极配合，垃圾分类投放就可能成为人们生活中的自愿行为了。

　　点击三

　　焦点关注 一些环卫部门在运输垃圾时将分类的垃圾混合运输

　　关键思路 政府要落实责任，群众要支持废品回收

　　记者:您刚才提到，实现垃圾减量最简单、快捷的办法是把资源物质和普通垃圾分开。但是我们也知道，尽管居民把垃圾分类了，但很多环卫部门在运输过程中还把分过类的垃圾倒在一起。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李皓:是这样的。所以，我建议垃圾不但要分开投放，更要分开清运。如果仅是分开投放，清运的时候不分开，那么分类是没有意义的。

　　而在我国台湾就不是这样。每天，开进社区的是两辆车，前面的是垃圾清运车，后面的是资源车。台湾地区处理厨余垃圾延续了传统的“剩饭、剩菜喂猪”模式。但是，这些收来的厨余垃圾必须经过高温蒸煮，而且有专门人员检查养猪场，还必须由相关部门发给执照。

　　台湾地区的垃圾减量为什么成功？因为垃圾减量在台湾是由环保部门负责。而大陆的环卫部门没有专业的环保技术，也不属于环保系统。我认为，大陆的垃圾分类和减量长期不让环保部门参与是导致垃圾围城和垃圾分类、垃圾资源化利用程度低的重要原因。

　　1996年，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大乘巷做垃圾分类试点，实践证明，这个试点很成功。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北京市的垃圾分类还没有做好。有的专家还在说，垃圾分类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做好。但是，为什么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能做得很好？这里面就存在政府责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

　　我在给市民讲课时建议，大家最好无偿地把可回收物交给废品回收者，比如纸、玻璃、塑料等。这样做可以支持国家的循环经济发展。这种产品免去了清洁和分拣过程，使成本大大降低，居民可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

　　但是，现在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曾经有位业内人士告诉我，北京当地收上来的废纸，哪怕是好纸都没有办法再次做成好的再生纸。因为小贩收废品的利润下降，而为了牟利，他们就把收来的废纸浸水后掺进沙子，以此增加重量。这样的废纸只能用来做劣等的纸板纸，而想做复印纸和新闻纸等优质纸张，却只能从国外进口干净的废纸。

　　所以，我们不仅呼吁大家进行垃圾减量，还呼吁大家尽可能把可再生废品免费提供给资源再生部门。同时，资源再生企业生产的再生产品也要考虑价格因素，满足消费者对于物美价廉产品的需求。这样做，既实现了资源的再生利用，又方便了生产生活。

　　点击四

　　焦点关注 垃圾桶怎样设计更科学

　　关键思路 容量要大、易于投放、要稳定

　　记者:我看到，大部分垃圾桶，尤其是公交车站的垃圾桶，一般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但是，您曾经说这是一种做秀。您能谈谈原因吗？

　　李皓:街头的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箱是一种做秀。垃圾箱本身是一个容器，其作用是盛装垃圾，因此首先要求容量要大。现在的垃圾箱是好看，但是容量却不大，尤其是口小，很不科学。

　　其次是外观设计不科学。现在，街头的垃圾箱都有一个高起的盖子，但是这个盖子却阻碍了匆匆而过的人们投掷垃圾。我看过很多发达国家路边的垃圾箱，不但容量很大，而且多是无盖镂空的，适合随手投递，而且一旦有降水也可以很快漏掉。而我们的垃圾箱耗材太多，做得精美却华而不实。

　　第三，垃圾箱比例设计不合理，有点头重脚轻。前些时候，我们社区的一个垃圾桶就被大风刮倒了，垃圾撒了一地。所以，路边的垃圾箱设计需要改革，要立足3点:容量要大、易于投放、要稳定。

　　我看到，北京的地铁站有设计实用的垃圾分类投放箱。地铁的清洁工也使用不同的收集袋分类收集，这就很好，不是做秀，也值得学习推广。

9、生物多样性保护局面不容乐观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05－20　■ 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100520/j1.htm

■编者按

对于生物多样性这一议题来说，２０１０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２００６年第６１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２０１０年为“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今年９月，联合国将在第６５届联大期间举行生物多样性专题会议；１０月，还将在日本举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十次大会，这次会议将重申公约已有的承诺，并将减少生物多样性流失的承诺纳入到国家计划中，确保每一个缔约国都制定并通过一项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国家战略。

在５月２２日——每年一度的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前夕，我们特别推出一组报道，综述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概况，展示优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案例，并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结合的可能性，以期读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有一个基本了解，敬请垂注。

“我很享受中国的可口可乐”，５月１８日下午，６４岁的马敬能（Ｊｏｈｎ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在“ＥＣＢＰ２０１０生物多样性周”启动仪式上致辞完毕后，落座在记者对面，他将杯中的可乐痛快地喝掉，继续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话题侃侃而谈。这位高大魁梧、开朗健谈的英国科学家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已经超过４０年。２０多年前，他开始参与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现在，马敬能长居北京，负责“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ＥＣＢＰ），这个项目是由欧盟、中国商务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环保部共同发起的，于２００５年５月启动，旨在通过加强生物多样性管理，保护中国特殊的生态系统。

马敬能在中国并不孤独，除了官方的合作伙伴，一些国际ＮＧＯ组织，如大自然保护协会（ＴＮ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ＩＵＣ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ＷＣＳ）等，他们一道，都在中国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奔忙。

为什么关注中国

“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而言，中国是一个能做成事的国家”，马敬能告诉本报记者，这是他选择在中国常年从事这一事业的动因。

“中国的自然条件无与伦比”，这是马敬能的信心与兴趣最大的源泉。来自环保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是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高等植物３００００种，占世界种类总量的１０％，居第三位，其中属于中国特有的高等植物１７３００种。动物方面，中国有脊椎动物６３４７种，占世界１４％，其中鸟类１２２４种，鱼类３８６２种，属于中国特有的脊椎动物６６７种，均居世界前列。

中国生态系统多样性非常丰富。中国具有陆生生态系统的各种类型，包括森林、灌丛、草原和稀树草原、草甸、荒漠、高山冻原等。由于不同的气候、土壤等条件，又进一步分为各种亚类型约６００种。同时，中国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湿地类型也很齐全。

“中国已经建立了２０００多个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到整个国土面积的１６％－１７％，超过世界一般水平的１０％，但根据目前的自然资源与管理情况，能否达到１０％的效果还难说，还有很大空间可做。”他说。

ＴＮＣ首席生态保护专家ＢｉｌｌＧｉｎｎ在“２０１０生物多样性浪潮登陆北京专题演讲”中特别提到，中国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世界上所有生物的未来都“非常重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型国家，也在很多地方进行矿产、石油能源的开采，而在这个开采过程中，也将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未来造成影响，中国的生态足迹已远远超越自己的国界。

消逝的生命

２０１０年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国行动的口号是“生物多样性就是生命，生物多样性就是我们的生命”。生物多样性确保了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应，当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减少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将是荒漠化加剧、自然灾害频发、疾病肆虐和农业歉收。此外还有数据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年还可产生３万亿美元的价值。在ＥＣＢＰ提供的一份资料中，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意义做了这样的阐述。

“世界上目前有已经定名的生物物种１８０万左右，但还有２００万—１亿左右的各式各样的生命人类还没有为其命名，每种生命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中科院动物所副研究员、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项目主任解焱向本报记者介绍。同时，“中国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越来越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情况比起前些年要好多了”，ＴＮＣ生物多样性项目专家于广志如此评价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但令她和几乎所有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学者担忧的是，很多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

“这些消失都是不可逆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联络处高级项目官员魏娟说。

“中国有１０００多种兰花，现在受到生存威胁的已经达到７０％以上”，解焱举例。而她最为熟悉的野生虎，中国现有数量已经不到３０只，全世界加起来仅仅约５０只。马敬能比解焱还悲观：“中国的野生虎数量统计恐怕还算上了从俄罗斯等接壤国家过来‘旅游’的。”

即便如此，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眼里，相对于水生物种，陆生珍稀物种的境遇已经算是好的了。马军曾和解焱等其他７位学者、环保人士联名撰写过一份题为《水电过度开发导致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濒临绝境》的研究报告，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建议决策者考虑长江珍稀鱼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慎重对待水电开发。报告警示，如果保护区的界限因建设水坝一退再退，无异于把这里特有的１８９种珍稀鱼类逼向绝境。

“生物多样性严重退化是全球普遍面临的问题，其中又以水生生物特别是淡水水生生物受到的物种灭绝威胁最大。”马军表示，“中国境内的绝大多数江河都面临生物多样性退化的窘境”，他分析，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之一是，与陆生的珍稀动植物，如熊猫、东北虎、藏羚羊等相比，因为它们与人同样生存在陆地上，人类接近它们相对容易，便于认知其生存现状，容易与之形成亲近感，易凝聚起保护之意；而一些水生珍稀鱼类，如白鲟、达氏鲟和胭脂鱼等，人们通常难以看到，容易忽视其生存现状，唤起人类保护它们也面临更大的困难。而事实上，中国的江河，尤其是长江，都生存着多种水生生物，“其中不乏水中的‘熊猫’、‘藏羚羊’亟待保护。”马军说。

１９９８年出版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估计，中国物种的受威胁程度不容乐观：哺乳类２３．０６％，鸟类１４．６３％，爬行类４．５２％，两栖类２．４６％，鱼类２．４１％，裸子植物２８％，被子植物１３％左右。２００４年发布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则提到，近二三十年来，中国海洋底层和近层鱼类资源衰落，产量下降，渔获物组成低龄化、小型化和低值化。

保护症结何在

生物栖息地的丧失和破碎、人类对土地的开垦和扩张、荒漠化、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过度利用与消费、生物入侵、规模化农业生产……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原因有很多。

马敬能认为，中国自然保护区遇到的最大威胁来自于焚林、伐薪和过度放牧。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中国联络处高级项目官员魏娟对本报记者分析，３０年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自然资源被蚕食鲸吞。大规模无序的水电开发，湿地、森林、草场、海洋的破坏性利用，无一不在挤压原生态的自然空间，而这正是生物多样性赖以存在的基础。自然空间被挤压，一些物种的栖息地越来越少，并被人为地割裂成片段，互相之间并无连通，这对物种的繁衍、生存都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于广志提到，有些保护区在规划时未兼顾其他功能需求，有些部门之间就同一区域的规划甚至是矛盾的。

而一些保护区虽然已经建立，但基础设施薄弱，人员专业性不足，保护区不能完全实现有效管理。有的珍稀动物栖息地“戴好几顶帽子”，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功能发生冲突，而管理者往往更看重短期经济效益，漠视生态效益。“有的保护区工作人员动机不对，通过保护区里的资源谋取私利”，马敬能说，有些地方政府对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行能力是不够的。

在解焱看来，野生动物保护要从管理体制上进行完善。以行政区划的角度对珍稀动物栖息地进行划分是有待逾越的一道关隘。比如，１只野生虎需要的栖息地面积是４５０平方公里，因此“想保护野生虎，就决不是单纯的几个保护区的问题，需要旅游、教育、农村、环境等部门都来参与保护，”“生命是不认识行政边界的”，解焱说。

魏娟说，在意识普及方面，虽然中国是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官方和一些研究机构也一直在进行相关工作，但普通民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还是凤毛麟角。

令人深感欣慰的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学者都表示，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应放到更为长远和宽泛的范畴评价其价值和意义，保持资源的适度利用是为了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而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国际国内也已有一些较好的实践。

10、城市绿化棋，十年难收官 近40位城市绿化主官被拷问绿化意识

来源:南方周末 2010-05-19　吕宗恕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150

2001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这是建国后首次以国务院名义下发的指导城市绿化的文件，收官期限初定为10年。

2010年，《南方周末》编制出国内第一份针对城市绿化主官的绿化意识传媒问卷，问计于近40名主管城市绿化的地方官员，一检十年城市绿化得与失。

伟大的事业，“不满意”的问卷

“形势严峻，不容乐观”这是超过五分之一的市长局长对中国目前城市绿化现状的评价，甚至有官员直言，个别城市绿化就是瞎折腾。

更保守的意见也令人心忧，超过六成的受访官员，指责中国的城市绿化水平仍旧“参差不齐”。持“很满意”态度的受访官员只有寥寥三位。

这份写满“不满意”态度的答案，来自于上月末，第七届中国城市森林论坛。《南方周末》就中国城市绿化满意度、义务植树、草坪公园、大树进城等10项内容，向40名参会的市长（副市长）、林业局长（副厅长）发出调查问卷。

这可能是中国第一份有关城市决策者绿化意识的传媒问卷，积极响应的36位主官分别来自东北、华北、华南、西南、华东。

论坛上，多位作主题发言的市长无不宣告，本市绿化覆盖率正在逐年增长，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有大幅提高，毫不讳言对“国家森林城市”金字招牌的孜孜以求。

回顾中国十年城市绿化工程，各类行政评比可堪其间最为直接的推动力。2004年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选之前，国家级园林城市甄选早于1992年就已启动。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唐学山坦陈，正是两年一次的国家级园林城市评选制度，大大提高了各级地方官员对这一称号的重视程度，也激发了城市绿化从简单种树到园林化的原动力。

而此之前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王秉洛曾介绍，全国城市绿化项目资金投入总和不过1亿元，仅相当于今天的1/100。

2001年5月31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进一步把城市绿化工作定义为“伟大事业”。

从数字上看，十年来，绿化成绩有目共睹，公开资料显示，当前人均公共绿地、绿地率、绿化覆盖率三项基本指标较2001年均有大幅提高。唐学山说，地方主政官员对城市绿化的重视度，也就是理念问题，直接决定城市绿化的层次与效果。原福州市委书记赵学敏上任当天就到全市考察绿化，要求园林局长集中精力多种树。七年后，福州成为第七批国家级园林城市。

而现在，超过两千多个县级城市正在申报省级或国家级园林城市，可谓蔚为壮观。

多少“风”遍地起

十年城市绿化，一度最显性的特征是，跟风之势日盛。

2006年，城市绿化五年成果回顾时，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他点名提及了草坪风、大树古树移栽风、高档树种引进风以及假花假树假草风等。

对此，身为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风景园林专家顾问的唐学山亦深有体会。

他举例说，上海是最早引进法国梧桐的城市，因树高叶大耐修剪，于上世纪初被当作优良行道树广植于申城街头。绿化工程启动之后，各内陆城市纷纷效仿，法国梧桐几乎一夜成了明星树。

和上海同样靠海的大连，一度因广种草皮，大建广场而颇具示范效应。有公开报道称，大连随处可见的大片草坪让城市绿化面积一度接近一半，当时全国绝无仅有。两三年后，砍树种草风在各大中小城市兴起。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大连力推草坪是由于当土层薄，海风大，以及与洋房匹配。

唐学山告诉记者，后来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已意识到“草坪风”的问题，就特别提出，如果发现草坪多树少现象，评选国家级园林城市就扣分。

时至今日，超过四成多的受访主官在回答“您怎么看城市中的草坪公园”问题时选择了谨慎的“可以适度种”。

跟风之势，从大树进城上也可豹窥一斑。有资料显示，上海，也是最早实施大树进城的城市。1998年开始的“大树进城”计划，两年中耗资五千多万元，从郊区和邻近地区移植4.9万棵大树进城。不久许多城市争相效仿，认为这是一个快速解决市区绿化问题的捷径。比如包头在1999年冬实施“万棵大树进包头”工程；哈尔滨也在2000年投资400万元搞大树移栽进城。不过，并不是每一座城市的效仿都能成功。有报道称，在引进数以万计大树、古树、珍稀树种的贵阳市，移植大树的死亡率超过70%。

今天，约三分之一的市长局长在问卷中清晰表达，“不赞成大树进城，应该制止”。有位不愿具名的西部城市市长说，把农村的大树搬进城对农民来讲不公平，也不道德，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早该叫停。但仍有近两成的决策者赞成。

究跟风原因，弊在规划缺乏。本次问卷中仍有22.2%的受访官员认为，中国城市绿化至今存在最普遍的问题仍是缺乏科学规划；近一半受访者将城市绿化中出现的“今年栽、明年移、后年砍’等现象归为“这是典型的没有规划”。

类似例子比比皆是。三年前的春夏，武汉长江二桥武昌桥头下桥处新种了两排近十米高的银杏树，园林部门为了保证成活，还用上了营养液和大型遮阳棚。而最近，因市政施工，此处绿化将被拔掉，不少市民为之叹惜。

只见高楼不见树的城市（CFP/图）

中国城市绿化意识问卷调查（李伯根/图）

旧愁未走，新忧又来

如果仅视森林论坛上每一位市长的公开发言，几乎意味着城市绿化已具备另一个GDP般的指导价值。本次问卷中，超过八成的市长局长最看重“城市绿化能改善人居环境”。所有当面作答的市长局长亦曾毫不例外地想把“可以提升城市形象”也列入答案，但面对二选一时，几经斟酌，还是决定“以人为本”。

多年来城市绿化所依赖的义务植树传统，在受访官员中共鸣不多，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效果一般”。这意味着，城市绿化需另辟他径。

时任建设部城市建设司司长的李东序曾于2006年受访时列陈了城市绿化中的八大罪状，包括：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大草坪、大广场；偏爱洋草种、洋树种，轻视本地化、乡土化植物树种；投巨资搞没有任何生态价值的假花木；大面积更换城市树种，造成园林植物品种单一化；以城市中心区绿地来置换建设资金；移栽大树，营造所谓的森林城市；盲目填沟、填河、填湖造绿；盲目克隆西方园林艺术。

而又是五年过去，旧愁未尽褪，一些新的隐忧又出现了。

不少城市给在马路边和社区的绿地安装昂贵的射灯，有时围着一棵树就有几盏射灯。有园林专家告诉记者，此举貌似好看，但干扰了植物生理周期，会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另外，绿地草丛中的昆虫和树上的鸟会由于灯光的照射而没有了栖息地。

盲目引进洋物种少了，但“南橘北枳”又现。有一座北方城市把椰子树搬进了市区，结果怎么养护都不见成活。香樟适合苏南地区，可苏北某地栽种了好几年的一排排香樟，在一场严寒之后全被冻死。唐学山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山东临沂市罗庄区区长喜爱广玉兰，下令全区大种广玉兰，哪知最后种下的几乎全部死亡。后来，市长责令换裁银杏，为此，浪费1400万。

李东序当时还警告说，对已经命名的“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区”每三年复查一次。对发生严重问题的，撤销其称号。体制不顺导致维护管理水平下降的，以及侵占绿地、损坏城市绿化成果现象严重的，给予警告，限期整改，整改不合格的，撤销其称号。

遗憾的是，四年来，公众至少从公开报道上并没有看到有哪座城市因为触线而被警告，或撤销称号。

11、昔炼钢铁，今“炼山”？——湖北林纸浆项目引发毁林隐忧

来源:南方周末2010-05-19吕宗恕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45145

100万吨纸浆项目落户湖北黄冈、咸宁两地，引发民间持续经年的毁林举报，而昔日用于山地垒肥手段的炼山手段，更被怀疑用来作为摧毁原生林的快捷手段。

“炼山”、砍树、剃光头

要是天晴，雇工汪绪平多半就在山坡上挖树坑。两个月前，这里，红安县七里坪镇七家畈村，还是一片马尾松与杉树混杂的原生林。为了省钱赶工，造林老板让汪绪平上山放火，现在，满目都是被大火烧焦的残枝和黑土。

经历过大炼钢铁那个疯狂年代的汪绪平，头一回听说“放火烧山”在林业系统还有一个专业说法——“炼山”，其实就是旧时一种广泛用于造林前快速清除原生植被的方式，既节约成本，还可垒肥。不过，汪绪平总是担心，火是急性子，搞不好会出乱子。

今年3月16日上午，有人在红安县觅儿寺镇的山上放火“炼山”，险些殃及国家重点景点之一、武汉北部的木兰山景区。同一个月，周边的通山、通城两县，也开始炼山，结果火光冲天，火烧过了山界。媒体报道称，原计划烧毁山林约2000亩，火势连绵后，实际过火面积估计不低于万亩。后来，咸宁市森林防火办专门发文规定，未经许可，禁止一切炼山。

红安和咸宁下辖的通山、通城都是湖北的山区县。从2008年开始，当地为了落实林浆纸项目原料基地，开始大面积造林。也是那年春节，在深圳打工的红安籍村民李清平回家发现，好生生的原生林全被砍倒，开始改种湿地松、鹅掌楸等速生林。一番调查后，忧心忡忡的他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有关黄冈红安毁林的帖子，附带着触目惊心的毁林照片。帖子很快引起了各方关注。

现在，李清平怀疑，炼山垒肥的旧法被变相用作毁林的手段。

被网友竞相罗列的毁林地还包括黄冈市下辖的罗田、英山、团风、浠水、武穴、蕲春、麻城等县，并且呈扩大态势，而斥责金光、曼图和晨鸣纸业的声音，从未停止。

李清平的叔叔，56岁的李星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守了大半辈子的林子，到头来还是一棵棵的倒在外来者的利锯之下。只不过，他们自己不能砍。

当他还是小青年时，乡镇干部就三天两头地在村里转，“现在封山育林了，山上的树一棵也不能砍。”那会就算起屋上梁要取材，也要提前向上面报批，否则违法。

李星明是红安县觅儿寺镇李家畈村李家湾组的组长。他回忆，从去年腊月起，几个本地人不声不响地钻进密林中，专挑水桶粗的马尾松砍。不久，房前屋后三座大山先后响起大树倒下的声音。“封山至今三十多年，这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毁林，我们多次向县里反映，还是没人答复，后来，砍树的人说他们有证。”

觅儿寺镇距红安县城半小时车程，丘陵地形，山多林密。2010年4月，记者在山上发现，满目尽是被剔除的残枝败叶，马尾松树干不知去向，数百棵被砍的树的地径超过30厘米。

跟李星明一样难受的，还有县城北部七里坪镇七家畈村的百姓。当地村民也说，就在两个多月前，这一带上千亩茂密山林被剃成了光头。滚滚泥沙从山顶直扑下来，四座山头见不到一棵树，“那些挖好的树坑像不像一排排绽开的伤疤？”“早知如此，我们就是一棵棵砍，一根根偷，也不会等到现在让外面的人来一扫光了。”李星明说。

炼山过后的山梁，将是速生林的沃土，为未来的造纸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原料。（南方周末记者吕宗恕/图）

经济前景，政治任务？

这一切被认为肇始于，湖北大规模上马千万亩林浆纸项目原料林的既定产业布局。

本报记者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十一五期间，国家相关部委批复湖北省上马100万吨纸浆项目。而黄冈市则根据自身山场面积大，苦于多年没有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林业效益低的现实，毅然决定引资上马50万吨林纸浆项目，这意味着在辖下红安等八个县市需匹配450万亩原料林基地。

红安县林业局森林资源股干部罗锦称，根据上级要求，红安已圈定118万亩林地用于建设林浆纸项目原料林，每亩租金12.8元/年。罗并不认为被砍的山林是原生林、天然林，“严格的说，都是土壤厚度不低于40厘米，每亩蓄积木材量在2立方米以下的低产林。”不过，村民李星明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交易，按照现价，每立方米木材行情远不止12.8元，“这要是一个稳赚不赔的生意，谁会不想做？”“山顶戴帽，中间穿带，脚上穿靴”是林浆纸项目造林的要求，意思是山顶、山中间、山脚均要留住一定比例的原生林，不得一次剃成光头。然而，记者在七里坪镇七家畈村看到的，正是个个光头山，而且山下还有村民的水源地。

按照李星明的算法，如果黄冈配套50万吨纸浆就需要450万亩原料林的话，那么湖北全省100万吨纸浆则至少需要匹配近千万亩原料林，而剩下的指标将由咸宁来完成。

2010年5月10日，咸宁市林业局办公室主任高建军在电话中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截至目前，晨鸣纸业在该市共流转到100万亩林地（其中50万亩有林），还有185万亩是与农民合作的林地。

两地累加，这就意味着，只要林浆纸项目继续推进，湖北至少七百万亩山林将改易速生树种，而其间被毁的原生林规模不得而知。

早在1999年，国家林业局领导就明确要求，突出抓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坚决停止长江、黄河中上游流域内的天然林砍伐。另外，国家还规定，禁止在严重缺水地区建设灌溉型造纸林基地，禁止砍伐天然林特别是热带雨林、季雨林营造大规模工业原料林基地。而2002年9月的《湖北日报》曾援引长江水利委员会有关人士的话说，咸宁等长江流域城市已进入严重缺水行列。但无论黄冈，还是咸宁，毁林现象一直被村民们坚持举报着。

毁林背后的产业前景或是最大的诱惑。2008年4月，山东晨鸣纸业被引入咸宁，据《咸宁日报》报道，市领导称其为“一件大事、好事”，并号召“各级党委政府及各个部门将以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举全市之力支持林浆纸一体化项目的顺利实施”。

“更像是一场运动，就差没有全民动员了。”咸宁下辖嘉鱼县一位干部私下这样说，他们在各种场合被要求“统一思想，坚定必胜信心”。

嘉鱼县其实并没有纳入咸宁林浆纸一体化的范围内，但沿江边滩或荒山废地也被要求广种造纸用的速生杨。早在1998年，一场特大洪水冲垮长江干堤簰洲湾段，小城嘉鱼因此全国闻名，出事前，破堤的堤防上就种植了成排意杨，现在嘉鱼域内，意杨几乎见缝插针。

李星明的四处呼告，至今渺无结果，甚至连一个究竟造林规模几何的数据都难以触及，本报记者亦多次联系湖北省林业局，欲询问造林项目的具体进展，但每回均被“不便采访”。

而相关企业却已经忙着澄清身份，“毁林的并不是晨鸣，现在的情况都是嫁祸于我们，事实是曼图公司。”4月29日，黄冈晨鸣公司有关人士对记者如此表示。而更早时候，黄冈市曾公开回应曼图公司毁林造林一事时称，到目前（2008年），“……没有砍伐一棵树。”

看起来，那记者亲睹的被毁、被烧的千亩山林，连真正“凶手”都成了谜。

12、采取严格有效措施 将外来入侵物种挡在门外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5月21日　黄勇

http://env.people.com.cn/GB/11660625.html

　　我国大陆于1982年在南京中山陵的黑松上首次发现松材线虫病，当时仅在1省1市1区发生，病死树仅256株。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松材线虫病疫情已扩大到12个省区，累计致死松树3500多万株，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间接损失高达250亿元。目前疫情已逼近黄山等著名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重点生态区域，并已对我国大面积松林构成了严重威胁。

　　这是我国遭受外来入侵物种严重危害的一个缩影。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润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警告说，我国目前生物入侵形势十分严峻，数十种有害生物为害猖獗，数百种危险生物敲击国门，数千种生物输入翘首以待，必须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将外来入侵物种拒于国门之外，切实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外来入侵物种造成严重危害，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

　　生物入侵是全世界范围的生态学现象。外来物种越来越多地对本地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入侵物种的数量和范围越来越大，生物入侵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问题。

　　外来物种是指那些本来不属于某一生态系统、但通过一定方式被引入到这一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种，如牛、马铃薯、西红柿、玉米、刺槐、火炬树等，对我国来说都是外来物种。

　　很多外来物种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或者不可或缺的。然而，外来物种中那些对当地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的外来物种，被称为“外来入侵物种”(简称“入侵种”，也即“入侵生物”)。对于入侵生物而言，特指那些有害的外来物种。外来物种对入侵地的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农林牧渔业生产以及人类健康造成经济损失或生态灾难的过程，就称为生物入侵。

　　入侵生物可破坏生态平衡，加速物种灭绝，毁灭农业生产，影响国际贸易，危害人类生命，威胁国家安全。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遭受过或正在遭受外来入侵生物的严重危害，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中国等受害最重，尤其是一些岛屿国家。据统计，美国因入侵物种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1370亿美元。原国家环保总局2004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损失为12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36％。

　　数十种有害生物为害猖獗，数百种危险生物敲击国门，数千种生物输入翘首以待，形势严峻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陆外来入侵物种多达280余种，其中昆虫和木兰是主要的入侵动物和入侵植物类群，分别占入侵种总数的25％和40％；美洲和欧洲是我国外来种最主要的来源地(原产地)，分别占我国入侵种总数的53％和25％。

　　此外，我国外来入侵物种数量也在迅速上升。以我国农业外来入侵病虫害为例，上世纪70年代发现1种，80年代发现两种，90年代发现10种，从2001年至今发现新的外来入侵种20余种，种类上升的速度惊人，外来入侵物种危害范围进一步扩大。

　　许多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入侵我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水葫芦、薇甘菊、松材线虫、美洲斑潜蝇、马铃薯甲虫、稻水象甲、红脂大小蠹、美国白蛾等，这些主要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达500多亿元人民币。生物入侵一旦成功，控制费用也非常巨大，仅对美洲斑潜蝇的控制费用，我国每年就需要4.5亿元。

　　建立起法律法规、机构体制、费用投入、科技支撑和公众教育等各方面的防御和控制体系，将外来入侵物种拒于国门之外

　　防止入侵生物进入是预防生物入侵的关键。2007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就规定了435种(属)生物属于禁止进入我国的危险性有害生物，进入我国的任何贸易产品和旅客等，都不允许携带这些物种，这个名单比1992年7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植物检疫危险性病、虫、杂草名录》的84种，增加了4.4倍。

　　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分别于2003年和2010年公布了两批重要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共35种，同时部署了国家自然保护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对入侵生物的调查、监管与控制工作。为控制农业入侵生物，农业部近年来部署了全国植保工程、植物疫情阻截带建设以及水果非疫区建设等重大规划，国家林业局也加大了对林业外来入侵生物的防控力度。

　　为了解决控制入侵生物的技术难题，我国也加大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控制与研究力度。中国科学院、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质检总局、环境保护部、科技部等都在控制和研究外来入侵物种方面进行了重点布局，并成立相关专业机构、部署重点研究项目等。国家973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大项目、国家基金重点项目、公益性行业专项等相继启动，都在对相关重要技术进行深入研究。

　　张润志指出，预防和抵御生物入侵，是关系到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需要从法律法规、机构体制、费用投入、科技支撑和公众教育等各方面进行布局和加强。

　　目前我国在外来生物入侵防范方面的法律保障体制不够完善，相关部门缺乏协调机制，在外来入侵物种鉴定、预警与控制缺乏统一部署，致使外来生物得以在部门工作的“缝隙”间扩散蔓延，造成严重后果，这些问题需要有一个总体协调部门来解决。

　　张润志说，要建立入侵生物的国家管理体系，避免和减少由于入侵生物造成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多年来我国入侵生物一个接着一个，但每次发生生物入侵，相关主管部门总是由于没有及时防控经费的支付而丧失及时的控制良机，这也是多年来我国入侵生物逐渐增多、发生面积逐渐加大而危害越来越严重的重要原因。

　　我国是世界上遭受入侵生物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深入开展危险性外来有害生物普查，开发快速检测和早期诊断技术研究并建立潜在外来入侵生物的风险评估和早期预警系统体系，开拓紧急扑灭、生物防治、生态调控与生态修复等新技术，建立有效的阻断与扑灭技术体系和可持续治理的综合防御与控制体系，构建植物疫情应急控制与公共危机处理技术及程序等，都非常必要。

　　“此外，加强科普宣传，使公众能够认识到由于自己无意间从国外带回的几个可能携带危险害虫地中海实蝇的水果，就有可能避免引发我国整个水果产业的严重损失，这样生物入侵发生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张润志强调说。

13、为子孙后代留一条干净的河流

来源：21世纪网　2010-05-21马天杰

http://www.21cbh.com/HTML/2010-5-21/4NMDAwMDE3ODM4Nw.html?source=hp&position=comment

日前，黑龙江巴彦兴隆镇自来水遭受污染，令镇上发生居民大面积集体腹泻。近年中国各地经常出现此类急性污染事件，但比这更严重的是持久性污染。今年5月23日，是《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签署9周年，这份公约在2004年11月正式生效，迄今为止，已有120多个国家核准了该公约。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也许听起来陌生，但提起滴滴涕(DDT)或二噁英这些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家族中最臭名昭著的成员，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它们的“毒害”。它们或是被发明出来为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便捷，或在工业生产中通过燃烧等过程无意产生的，一旦它们飞出了这潘多拉的盒子，便给人类及生态环境带来难以消弭的祸害。与普通污染物不同，这类污染物很难在环境中自然降解，一经释放便有可能遗害百年，并能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累积。更可怕的是，许多此类污染物都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险特性，是不折不扣的健康杀手。

在削减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方面，中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2007年，中国公布了一份详尽的计划，开始有步骤地削减和消除《斯德哥尔摩公约》所列的污染物。2009年，中国关闭了滴滴涕、氯丹等四种杀虫剂的生产企业，履行承诺。而针对二噁英的削减计划也正在制订当中。

但多年来，农药的滥用和工业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及排放已经使中国的江河湖海沦为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下水道，生态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都深受其威胁。本周（5月17日）在南京举行的2010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论坛上，科学家从全国各地带来了这一领域的最近实际案例，每一例都是声声警钟：从含有机氯农药的长江野生鱼、到含十溴联苯醚的沿海地区贝类，到血液中混着全氟化合物的人类。

挑战才刚刚开始。如专家所言，《斯德哥尔摩公约》里最先淘汰的物质，基本是像滴滴涕那样在许多国家已停产多年的“死掉的物质”，对付它们的难度并非最大。但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一些仍在大量生产使用的工业化学品被发现具有同样危害。这些“活着”的物质无所不在，被大量应用在我们的衣服里、电脑里、汽车里，要对付它们难度着实不小。例如，去年刚刚被列入《斯德哥尔摩公约》“黑名单”的全氟辛烷磺酸(PFOS)就被广泛应用在电镀、纺织、皮革、消防等工业领域。人们在使用了数十年后，才发现它可能影响免疫系统并干扰甲状腺激素分泌，而且极难降解。这种“活着”的污染物危害更大，因为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也更难对付，因为对它们进行削减势必牵动各行各业的神经。

在此背景下，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行动更需未雨绸缪，预防至上。正因其“遗害万年”的特性，我们不能放任今天的污染，自欺欺人般地以为可等到明天再治理。也正因其牵动各行各业的发展，我们不能等到国外已采取限制措施才如梦方醒，令国内的产业界陷于被动。只有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措施，才有可能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对国内的化学物质进行全局性的环境管理，不仅防止新的有毒有害物质进入市场，还能从现存的大量化学物质中“揪出”那些可能的有毒有害物质，并提前采取行动。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的健康和生态环境，也可以为国内的相关行业争取应对的时间，以便与未来的国际限制措施“无缝衔接”，甚至抢得先机。

14、排污权交易应完善市场制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0－05－20■刘慧

http://www.cet.com.cn/20100520/c1.htm

从６月１日起，陕西省将首次尝试排污权交易，刚刚成立不到十天的省环保厅排污权储备管理中心发出全省首张污染物排放权竞卖公告——企业可购买４０００吨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权利。

排污权交易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１９６８年提出，是当前受到各国关注的环境经济政策之一。它是指在一定区域内，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排放量的前提下，内部各污染源之间通过货币交换的方式相互调剂排污量，从而达到减少排污量、保护环境的目的。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最初为了控制酸雨。２００１年江苏省南通市实施首例排污权交易。２００７年国内第一个排污权交易中心在浙江嘉兴挂牌成立。由于起步较晚，排污权的交易试点只在江苏、天津、浙江、湖北、湖南五个省市进行，近来重庆、山西、陕西等地也陆续试水排污权交易。

近日，国家发改委、环境保护部等多个部委均表示将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推动跨省交易。排污权交易再次成为各地政府和企业关注焦点。

按照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清晰，市场制度完善，污染问题就会自动解决，社会福利也会自动达到最优。排污权交易正是一个筹集治污资金、提高治污效率的好方法，可以激励企业减少排污、改进技术，最终实现可持续性成长。

政府要做的是定下总量指标，合理分配初始排污权，建立科学的监管制度，在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发挥减排的功能，但现在国内还缺乏相应完善的市场制度，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据湖北媒体报道，该省的一些企业曾抱怨，排污权初始分配不公，省里审批的项目需要购买排污权才能开工建设，而在同一个工业园区的市里批的企业，当地政府就直接无偿分配排污权。“多花几十万元购买排污权，这不太公平。”

作为一种市场手段，如何合理地将初始排污权分配给数个污染源，无疑是建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关键。如果采用免费发放的方式，政府就不能取得经济利益。而如果对初始排污权都进行拍卖，则有可能增加实施的阻力。

而且，在实施总量控制基础上的排污权交易中，还需要合理有效地监督管理，否则政策就会偏离目标。比如出售非减排的排污权，排污权交易的市场规则就会被破坏等。

据有关人士透露，环保部可能将在总结首批试点省市经验的基础上，两年内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形成国内公平的投资环境。最近在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批复中，就提出要建立国家排污权交易中心。

目前看来，我国排污权交易试点扩大以及推动跨省交易还需要跨越一些障碍，比如要明确污染物排放总量、定价、监督等问题，下一步要积极健全排污权有偿取得和交易制度，建立成熟的排污权交易市场。

有学者对此提出建议：首先要准确测量环境的实际容量。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为出发点和归宿，但实际上环境容量的确定过程极其复杂而艰巨，政府相关环境行政部门和科研机构应做大量具体、细致的调研及准备工作。其次，由于排污权交易时必须有大量价格、需求量和供给量、需求单位和供给单位等市场信息，信息收集和使用的程度高低将直接影响交易成本和交易成功率，这就需要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发布有关排污权的完备信息。

无论是排污权交易，还是总量减排，终极目的是改善环境质量。政府层面应制定相应的法规，从法律上约束和促进排污权交易向经济有效和理性方向推进，使企业在良好的制度激励下实现理性和循环生产。

政府作为整个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推进者，如果行使权力不当，就可能影响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公平，直接导致非效率结果。所以，应加强法律监督，促使政府依法行政，抑制行政权力的膨胀，保障和推动排污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15、“十五小”屡禁不止 违法成本低根治不了?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5月2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647409.html

　　“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在环境执法工作中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一直未能彻底遏制，污染物偷排、污水任意倾倒、违法偷上国家明令禁止的建设项目，“十五小”、“新十五小”项目屡禁不止等现象，在一些情况下成为各类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这些现象的存在，一方面说明了环境执法刚性不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基层环境执法力量较弱。

　　笔者认为，导致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利益驱动、行政处罚滞后以及环境执法人员自身素质和工作能力欠佳等。

　　此外，环境执法装备欠缺、经费不足等也是重要因素。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破解这一难题:

　　一、加强监督，多管齐下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

　　要将环境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报纸、电台和网络等媒体进行强有力的宣传，增加环保工作透明度，让社会各界都来监督企业的生产和环境管理。

　　要充分发挥环保信息公开平台的作用，把违规建设、受行政处罚的企业公开通报。同时，取消供电、供水以及其他优惠政策，促使这些企业尽快达到环境保护要求。

　　完善环境监督体系，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加强环境执法能力建设，对违法企业进行彻查，对相关责任人严格问责，使其为违法行为付出高昂代价，消除企业的侥幸心理，促其走上规范经营和公平竞争的良性轨道。

　　二、加强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树立环境执法威信

　　一方面，环保部门自身在执法过程中必须依法办事，认真对待每个环境案件，做到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处罚有据，同时还要坚决杜绝“说情”现象；另一方面，环保部门应多与法院、工商、税务等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形成合力共同打击环境违法行为。

　　三、提高环境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务必要使环境执法人员政治思想硬、精神面貌好，同时还要思路清、业务精，既有环境执法方面的专业知识，也要有环境保护的综合性知识。要达到上述要求，一方面，上级环保部门要经常对基层环境执法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帮助基层执法人员扩大知识面，同时还要督促他们在学习中进行交流，以尽快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基层环保部门应出台相关制度，鼓励工作人员参加有关院校环境管理方面专业知识的学习，促使其综合业务能力提升。

面对各地基层执法装备欠缺、经费不足的现象，笔者认为，在现在交通发达、监测设备先进的条件下，上级环保部门应在装备上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和补助，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基层环保人员向多个业务知识领域进军，使他们检查能迅速，现场能取样、取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建湖县环境保护局开发区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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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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