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12
五月十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512汶川地震两周年特别报道：
1、中国网： 汶川地震两周年：灾后重建的中国式路径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12/2277176.shtml
2、新华网： 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启示录：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1/204120250329.shtml
3、新京报： 重建两周年汶川安居调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5/12/content_99163.htm?div=-1
4、人民网： 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脚踏实地前行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1571728.html
南方暴雨特别关注：
5、新华网： 强降雨造成中国南方6省份615万亩农作物受灾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314.html
6、中新网： 南方暴雨仍肆虐 各地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201005/t20100512_317618.html
7、中国新闻网： 南方风雹洪涝灾害抗灾救灾呈现四大特点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12/2277447.shtml
环境资讯：
8、新华网： 英专家警告地球可能正经历新一轮生物大灭绝
http://msn.ynet.com/view.jsp?oid=65718093
9、湿地中国： 长江口等生态区“亚健康”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9859_1.shtml
10、中国青年报： 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将面临新压力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5/12/content_3226421.htm
11、新安晚报： 巢湖藻类预警应急监测工作正式启动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9429_1.shtml
地方信息：
12、京华时报： 官员称北京焚烧厂建设规划不会改变
http://news.qq.com/a/20100511/002468.htm
13、人民日报： 交通拥堵真头疼 北京市政协倡议绿色出行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3114.html
14、长寿网： 陕西治污开出生态补偿“罚单”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6422_1.shtml
气候变化：
15、中国新闻社： 气候变化导致地表升温 地球300年内可能不宜居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272.html
环境曝光：
16、大河网： 封丘封停化工厂复工续：拆迁官员撤离
http://green.sohu.com/20100512/n272072443.shtml
人物访谈：
17、中国环境报： 关注公共决策 引导社会选择 对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http://www.zhb.gov.cn/zhxx/hjyw/201005/t20100512_189393.htm
深度报道：
18、凤凰网： 危机：中国严重污染七大河流 89%的饮用水不合格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8943_1.shtml
19、中国青年报： 建筑垃圾正在吞噬我们的城市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346.html
环境时评：
20、长江日报： 环保问题不是政府的内部事务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5/12/c_1291323.htm
21、京华时报： 县官何来动力死保污染企业
http://news.sohu.com/20100512/n27206946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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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汶川地震两周年：灾后重建的中国式路径
来源：中国网2010年05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12/2277176.shtml
“5.12”，一个刺痛国人的数字，我们的数万同胞，不幸遭遇地震的心血来潮。
灾难毕竟残酷，让世代耕耘的家园毁于一旦；灾难终将过去，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
地震之初的时光，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为我们抚平痛彻心扉的创伤，让我们重塑凭立风雨的坚强。
两年之后的回访，灾后重建的群心合力，再次创造了脱胎换骨的人间奇迹，又一次见证了不屈不挠的中国力量。
玉树受伤了，我们坚信它依然会乘风破浪，因为两年前的四川也曾抛锚，如今巴蜀大地早已扬帆起航。这是一条中国式路径，通往永远向前的方向。
浴火重生：灾后重建见证中国速度
风驰电掣，呼啸而过。
5月8日，四川灾后恢复重建首个重大项目成灌快铁悄然驶出，列车最高时速220公里，乘客端着咖啡可以不撒一滴。在震后不到两年时间就全线建成，从成都到都江堰只需27分钟，四川跑步进入“快铁时代”。
快的不止是成灌快铁。“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在四川震区，每一天都是崭新的，每一处的灾后重建都彰显着“中国速度”。
4月29日，剑门关景区正式对游人开放。剑门关关楼在汶川大地震中成为危楼，需拆除重建,余家岩、张家包、游客中心一带山体严重崩塌，原本需要三年的开发时间，被缩短为14个月。今年五一黄金周，剑门关景区接待游客13余万人，是震前同期接待人数的十倍之多。
5月10日，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德阳新基地举行竣工投产大会。自2008年8月1日东汽新基地在德阳正式开工建设以来，以惊人的速度在德阳八角镇2600亩土地上建设起一个具备国际水平的一流企业。在震后两年的时间节点，东汽站在了新的起跑线上。
5月11日，剑阁职中工程项目正式封顶，校长贾健平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地震导致教学楼、校舍严重受损，作为一校之长他曾几度绝望。两年过去了，一个美好的蓝图正在变为现实，“今年九月开学就可以搬迁入住了，学校的整体实力超乎我们从前的想象。”
捷报远不止这些。汶川地震异地安置区首批“农家乐”开业，地震震中纪念馆在映秀封顶，四川地震灾区145万余户农房基本完成重建……在汶川地震两周年之际，这片曾经伤痕累累的土地上不时上演着惊天巨变，一个个“中国速度”令人目不暇接，并仍将继续。
科学重建打造中国中小城镇发展典范
“灾后重建不是原地恢复，而是发展起跳。”地震发生前半个月上任的广元市委书记罗强，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地震发生后，广元市率先提出走低碳重建，在灾后重建中积极推广低碳建筑。“过去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的企业有36户，震后不再恢复。新建项目，从能源、产业、消费低碳化，以及增加碳汇等方面走低碳重建的道路。”
从成都出发，沿都汶公路而上，随处可见一座座重建民房，掩映在青山绿野之中。在都江堰五桂村、棋盘村、高原村，农民搬进了崭新楼房，每幢建筑都体现了先进的设计理念、合理的功能布局、别样的地方特色，成为四川灾后重建的标志性样板。
地震之后的艰难重建，如同在白纸上作画，做好规划首当其冲。“省委省政府多次强调规划先行，地震后下发第一个重建的文件，就是关于农房重建的指导意见，”罗强表示，地震以后，许多城市总规划进行了修编，做了控制性详规，保证规划的引领和指导。
正是由于在农村建设中首次大面积引入规划指导，四川灾区的农房重建从一开始就否定了简单的原样恢复，适度超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论是抗震设防标准等硬件设施，还是风貌、品位等软件环境，都较之震前有了突飞猛进般的大幅提升。
灾后重建以来，许多新城镇的建设秉持了生态、节能、科技、环保的先进理念，多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四川视察都不约而同给出了“脱胎换骨”的评价，一些参与过抗震救灾的部委官员再次来到震区甚至潸然泪下，他们惊叹与感动的是，这些灾区城乡向现代化跃进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成为中国中小城镇发展的典范。
从汶川到玉树：探索中国式重建路径
5月8日晚，“网络媒体重返灾区看民生”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侯雄飞姗姗来迟。“对不起各位，我来晚了，四川省正在举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今天下午是个总结会，会议刚刚结束。”
在重建现场会的四天时间里，国务院37个部门负责人，成都军区、济南军区领导，十八个对口援建省市总指挥，四川省181个县的书记县长，行程数千公里，足迹踏遍整个震区，认真总结灾区恢复重建的经验和做法，推动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启动仪式上，侯雄飞发表了致辞后不久便匆匆离去，马上参加另外一场会见。青海省委书记强卫率领的党政代表团此间抵达成都，前来学习吸取四川在灾后重建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和宝贵经验，在之后的两天里，青海团的考察与采访团的参观屡屡“撞车”。
以城补乡筹措农房重建资金完成“统规统建”、运用市场手段引进社会资金完成“联建”……“四川积累了很多值得总结和推广的经验，这是对全国、全人类的贡献，也是今后应急管理工作中很宝贵的财富。”国务院应急管理专家组组长闪淳昌说。
从2008年5月12日到2010年5月12日，整整两年，700多个日夜，四川从悲壮走向豪迈。欧洲风情的山区小镇，白墙灰瓦的川北农房，民族特色的藏羌新居，古色古香的巴蜀老街……从天崩地裂的“5.12”到天翻地覆的“5.12”，“中国式重建”令人难以置信。
从汶川到玉树，更是一次激情澎湃的眺望。我们见证了见证了汶川的昨天和今天，才对玉树的明天多了一份希望。汶川曾经千疮百孔，现在脱胎换骨；玉树如今百废待兴，未来当可期待。
见证制度优越：灾区崛起中国信心
走进广元市利州区宝轮镇苍溪村方映才家，一幢两楼一底的小楼，正门上的对联格外醒目：建新家感谢澳门同胞关怀，搞重建不忘共产党的好政策。“写的不好，别笑话。”看着队长并不工整的对联，方映才不好意思起来：“就想表达心里那么个意思。”
都江堰市天马镇金玉村焦家大院的李大妈刚从北京回来，“真没想到我们全家也能去首都旅游。”李大妈的新家是二层洋楼，液晶电视、真皮沙发、冰箱空调应有尽有，“要不是党和政府，地震后怎么会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在天安门看升国旗我都激动得哭了。”
“四川灾后重建逐步转向以提升灾区发展能力为重点的新阶段，要着力增强灾区持续发展能力。”就在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现场会上，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连番强调，决不能让群众住在漂亮的房子里，生活却没有着落、没有保障。
灾后重建多项工程仍在四川大地如火如荼地推进，也为震区百姓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岗位，“我在工地上当小工一天能挣80元，比地震前强多喽！”翠月湖镇五桂村程仙亮是获益者之一，站在自己的新家前，他告诉记者用不了几年就能还完建房贷款。
广元全市农民建房贷款达40亿元，目前已归还14亿元，计划用三年时间全部还完。“无论是农房重建，还是农民致富，政府都应该为百姓竭尽全力。”罗强表示，灾后重建确确实实体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在其他国家，灾后重建如此之快，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今年初，美国《时代》周刊刊发了对比海地与汶川地震的报道，认为中国进行灾后重建有诸多优势。两年之后重访灾区，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灾区矗立起来的不仅仅是建筑，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力量。 (记者 程圣中)
2、汶川地震灾后重建启示录：创造奇迹的伟大力量
来源：新华网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1/204120250329.shtml
图表：汶川特大地震回顾 新华社发
这是在地震中失去右臂的都江堰友爱学校一年级女孩李瑶（5月7日摄）。
图表：汶川地震灾区重建已开工项目达97.2% 新华社发
7岁男孩钟毅（前）和伙伴郎士贤在板房旁嬉闹（5月8日摄）。新华社记者郑悦摄
一阙壮阔豪迈的史诗，在世人眼前展开。仅仅两年时间，当我们再度来到汶川地震灾区，这个人们记忆中山河破碎的悲伤之地，已浴火重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一切。
北川老县城：遍地的瓦砾、倾斜的楼房、崩塌的山体，一片寂静。
23公里外的安昌河畔，北川新县城：37米多高的北川新县城第一高建筑羌族碉楼已经封顶，静静地俯视着脚下已经竣工的3000多套安居房。这个月，老县城1万多居民将告别板房喜迁新居。
黄泥墙、木板门、红灯笼、青砖瓦，具有浓郁羌族风情的建筑依山势高低错落分布在古街两边，在远处云雾缭绕的青山映衬下，今天的汶川县水磨镇仿佛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什邡市红白镇，从杮子坪村到红白村，从五桂坪村到峡马口村，灰瓦白墙、坡型屋面、仿木门窗，错落有致的民居，与银杏古树、依依杨柳和青山绿水相得益彰，仿佛江南。
北川县擂鼓八一中学，在大山中难得的开阔地带拔地而起№敞明亮的教学楼，带独立卫生间的学生宿舍，有着塑胶跑道的绿茵场。由济南军区援建、清华大学设计的这所现代化中学，抗震设防烈度等级为9度。
被摧毁的厂房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遭受重创的东汽在异地迁建后焕发生机：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今年产值可达到200亿元，是震前的一倍；产品结构大调整，在风电、核电、太阳能等领域跻身“一流”行列。
……
仅仅两年间，汶川地震灾区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是什么力量创造了这一人间奇迹
重建家园——每一份力量都向灾区聚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势，改革开放的丰厚积累，创造着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
震后的灾区，百废待兴。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受灾人口最多的特大地震，党中央、国务院运筹帷幄，科学决策，举全国之力，开展灾后重建工作。
2008年6月5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工作。
6月18日，《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正式颁布，明确要求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3年。
一场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灾后重建战役在川、陕、甘等约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对口支援方案颁布一个星期之内，来自祖国各地的援建工作组全部到位”探、设计、规划人员随后抵达，全国各地的施工队伍陆续来到。
这支大军里，有参与建设北京奥运会场馆的主力，有参与建设上海世博园的王牌，有曾参加唐山大地震灾后重建的特级企业……
19个省市的援建大军，英才汇聚，各类院士、专家，名校博士、硕士，许多都是百里挑一、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和技术人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援建阵容。
北川，是唯一一个整体异地迁建的县城。建设北川新县城永昌镇这个重任，就交给了有着光荣传统的山东援建者。
在ＧＰＳ导航仪今天仍显示为“空地”的这片土地上，100多栋黄白两色的安居房装修一新，道路纵横交错，中间绿化带1米多宽，羌族特色商业步行街全面封顶。
在这里，“鲁”字头牌照的车辆不断从眼前匆匆驶过，山东口音的话语不时在耳边响起，“山东北川心连心”的横幅随处可见。230多台塔吊、1000多辆工程机械仍在隆隆施工……一座现代化的新城即将在今年9月底基本建成。
“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力出力。”这个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列的沿海发达省份，下定决心、倾其全力，支援这个几乎被地震彻底摧毁的内陆山区县。
108亿元资金、17个市3万多名援建人员、不计其数的设备材料，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注入远隔万水千山的北川。
科学援建、务实援建、和谐援建，这是山东援建者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注重民生、注重产业、注重长效，这是山东援建者们工作的重点。
“修的路要像镜面一样平，晚上车灯都照不出坑洼来。”“栽的树要错落有致，花草搭配，乔灌结合，疏密有序，像自家的花园一样整洁美丽。”“盖的房要内在有质量，外表求漂亮，像自家装修房子一样搞好内饰处理。”山东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总指挥徐振溪对建设质量的要求近乎完美。
他们给安置房装上了环保的聚苯板外墙保温材料，安上了节能的中空玻璃，房内刷好白墙，地面上贴好地砖，卫生间洁具一应俱全，打扫一下卫生就可入住。
他们考虑的不仅是灾区的当前重建，更考虑到灾区的长远发展。
新县城的东南角，北川—山东工业园初具规模，22家山东企业总投资15亿元。这个园区今年9月底基本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0亿元，利税3．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8000个。这相当于北川地震前工业总量的3倍。
从城乡住房建设，到学校、医院、文化站等公共服务设施，从公路、桥梁到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山东的援建者们不分昼夜，奋力拼搏。
在每个重建指挥部中，在每个重建工地上，在每个重建村镇里，你总能听到这样那样全力以赴支援灾区重建的感人事例。
北京－什邡、上海－都江堰、浙江－青川、江苏－绵竹、广东－汶川、辽宁－安县、河南－江油、福建－彭州……过去它们相隔遥远，今天它们密不可分。
两年来，四川、甘肃、陕西灾后重建已经完成投资超过7400亿元，完成灾后重建投资计划的70％以上。其中，对口支援省份完成投资已经超过640亿元，完成预期目标的80％以上。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没有阻挡灾后重建的步伐。中央财政创造性地把扩内需和灾后重建结合在一起，安排了总计超过3000亿元的地震灾后重建基金。
这样大规模的灾后重建，没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巨大的积累，没有一声令下举国相助的体制，是不可想象的。
巨大的投入，不仅来自政府。民间资金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成为灾后重建的重要力量。
“钱从哪里来”是许多地方灾后永久性农房重建工作的最大难题。
都江堰市共有12万户农户受灾，近8万户农户房屋严重受损或倒塌，需要重建资金上百亿元。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利用靠近成都市区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优势，都江堰市鼓励农民拿出部分宅基地与城市居民进行融资联建。
大观镇茶坪村4组受灾村民王全是新思路的第一个践行者和受益者。今天，他家别墅式的两层小楼宽敞明亮，上下共5间卧室，厨房预留了天然气接入口，客厅里沙发、茶几、液晶电视等家具一应俱全。
王全对记者感慨：“如果没有农房联建政策，这种房子我想也不敢想。现在没出一分钱，全家人就住进来了！”
像王全这样，都江堰市先后共有上万户农民加入到灾后住房联建中来。
广州市巧用市场的办法解决汶川重建建材紧缺，则是熟练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例证。
援建之初，由于对外联系的公路损毁严重，建材运输成本急剧增高，导致汶川境内建材价格一路走高。来自广州的援建者们灵机一动，在汶川县城修建了一个大型建材市场，然后在全国招揽建材商进驻，让他们在这里做生意。
事实证明，这个建材市场在汶川县农房重建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覆盖了县城周边八成乡镇，为汶川县灾后重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建筑原料。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灵活高效的资源配置是市场机制的优势，结合这两个优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创造这一人间奇迹的力量之源。
重建家园——每一个建设者都在添砖加瓦。党员干部冲在前面，成为灾后重建的中流砥柱
每一个灾区，都是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援建队伍和当地人员一起，彻夜奔忙，为重建家园熬红了眼睛，倾注了心血。
2009年初，珠海市援建汶川县绵虒镇工作组工程部部长张彤刚到汶川，就让珠海工作组的成员领教了他对援建工作的“狂热劲”。
白天跑工地部门、晚上议政策法规……在初到汶川的那段日子里，张彤忘我工作，每天直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
去年6月，张彤不慎摔折了腿∩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是，右腿骨折后，张彤对工作的热情却没有“打折”，反而更加强烈。
去年10月19日，按照医生嘱咐，张彤前往成都复查愈合情况。张彤放心不下工程，人还未上车，就赶紧给设计院打电话：“兄弟，你的设计图纸，出来了没有。”
“羊店三期，赶紧联系出来，赶紧开工。”刚上车，还未出板房，张彤的电话又打给了负责水利的同志。
从指挥部到绵虒路口，短短的几百米路程，张彤一连打了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工程，都是项目。张彤“拼命三郎”的工作理念在援建人员的心里生了根发了芽，成为鞭策他们奋进的不竭动力。
张彤只是众多忘我工作的援建者之一。
每个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党员突击队等各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板房党支部等成为战斗堡垒，他们是重建家园最坚强的支撑力量。
国家电网都江堰供电局灾后重建党员突击队的27名队员，地震后始终奋战在重建一线，他们带领电力员工完成电网恢复重建项目共计597项，为26个供水站提供线路迁改及配电工程。
突击队外线班班长赵安军，为了抢建重建中学的电力配套设施，妻子动手术时也不能守在身边；突击队党委书记周坚，胆囊切除手术10天后，还没拆线，就强行出院，走上一线工地……
在灾后重建的初期，大批群众居住在板房中，如何有效进行管理服务，是一个难题。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板房区管委会党总支副书记贾德春引导群众坚强地站起来，被人们称为“板房书记”。
在那场大地震里，北川五星小学教师贾德春做的第一件事是冒死转移学生，他的父亲、妻子和4岁的女儿都没了。承受着巨大不幸和悲痛的贾德春担任了永安救助站临时党支部书记，后来成为临时党委副书记，负责6000多名群众的衣食住行。
2008年8月14日，永安帐篷区拆除，贾德春回到学校报到。两天后，北川县委组织部通知他到受灾最重的曲山镇报到，“我以为是去教书。”见到曲山镇党委书记胡覃，第一句话出乎他的意料：“给你8个社区，吃喝拉撒睡都由你负责。”在特殊时刻，这样的任务要求没有任何“说不”的余地。
占地1．8公顷的任家坪板房区有1536间板房，有来自曲山镇8个村的近1300户群众，近90％的家庭有人员伤亡。集中到板房区后，大家想法一时不统一，管理一度“较混乱”。
在贾德春的带领下，管委会对“三孤”人员和60岁以上的村民实施上门关心生活，充当“中间人”角色，及时让板房区的适龄儿童全都回到了学校，想方设法让更多群众就业，成为受灾群众的贴心人。
这个板房区内有47个村民小组，有174名党员及村社干部。管委会将这股力量充分整合在一起。56岁的杨兴洁是大水村的前任党支部书记，凭着自己的公正和威望，调解邻里纠纷，没有不服气的。
彭州市龙门山镇宝山村位于龙门山脉中断，曾是全国有名的“小康示范先进村”，拥有集体企业26个，全村年产值13亿元。然而，地震却将宝山村30多年的业绩毁于一旦：全村50多人遇难，7000多间房屋倒塌，经济损失达27亿元。
地震发生时，年逾七旬、双目几乎失明的宝山村党委书记贾正方正在从彭州城区回宝山村的路上。他不顾随行人员的劝阻，淌过淹过大腿的河水，深一脚浅一腿一刻不停留地徒步往宝山村赶。
“灾难面前，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必须往前冲。”贾正方刚回到村里，立即召开了简短的紧急党委（扩大）会，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开展救援、安置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实地踏勘、前期设想、联系单位……在贾正方的带领下，宝山村各个岗位的党员干部和员工们起早贪黑，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为了让企业能够尽快恢复生产，党员干部更是带头加班抢修机器。
2008年5月17日，宝山村的龙槽二级电站恢复生产，陆续向龙门山地区灾民安置点和抗震救灾指挥部、医院、部队供电，成为最早恢复生产的企业。当年6月回龙桥电站恢复生产、7月滑石粉厂恢复生产、9月矿泉水厂恢复生产、10月天宝温泉恢复营业……
这是一组令人骄傲的数据：2008年，宝山村经济收入基本恢复到上年水平；2009年，宝山村收入16亿多元，人均纯收入达到了20056元，比震前还增加了8000多元。
全国广大党员心系灾区，以不同方式支持灾区重建。中央组织部从全国共产党员自愿缴纳的97．3亿元特殊党费中安排54亿元，援建川陕甘3省137．4万户农房，已全面竣工。在重建过程中，农房建设与通信、水利、道路、沼气等配套设施统筹安排，农村人居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在灾后重建中，党员干部有四多：操心多、跑路多、说话多、流汗多。”灾区党员干部忘我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为重建家园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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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建两周年汶川安居调查
来源：新京报 2010－05－12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5/12/content_99163.htm?div=-1
近500万人已搬入新房，部分村镇安置房因种种原因未开工
4月15日，北川永安镇跃进村的一名老人在所住的帐篷前，因为安居房还未开建，她在这里已经住了近2年。
4月15日，在北川县永安镇西北角，一块面积277亩的土地上，散落着几十户“棚棚房”———这些是当地村民地震后利用木板、塑料布和竹篱笆搭建的过渡房。村民们在这破烂不堪、但能遮阳挡雨的“棚棚房”内，住了近2年。
这片土地隶属永安镇跃进村6组，共有128户居民。
村民付兴明说，重建大幕在整个灾区拉开，隔壁乡镇房屋重建正搞得轰轰烈烈，而永安镇尚不见动静。村民期待，他们的安居房能早日开建。
盼“安居”盼了2年
因北川县城迁址安县，原属安县的永安镇被划归北川，去年9月确定援建单位，安居房重建滞后
村民魏秀兰的家便是诸多“棚棚房”中的三间。
4月15日，记者看到，三间棚子依着一棵樱桃树搭起来。塑料纸已经被烟尘熏得漆黑，5个腌菜坛子一字排开蹲在地上，这是他们仅有的家当。睡觉的卧房四周用塑料布围成，只有1米多高，人进去伸不直腰。
地震中，魏秀兰家的楼房倒塌。地震后三天，魏秀兰在邻居帮助下，用废墟中挖出来的一些木板，搭上塑料布，在废墟旁搭起了3间棚棚房，一住就是两年。
村民付兴明介绍，地震造成村里90%的房屋损毁。因为他们的组长当时没有替他们争取到过渡用的板房。所以大部分组民选择在倒塌的房屋边搭起了棚棚房。
2008年地震后不久，付兴明他们接到政府通知，“地不要种了，房子也不要擅自盖，等政府统一规划”。
付兴明说，当年就没有下种。地被撂荒了。但村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
而当邻近乡镇的安居房开始陆续投建，安昌镇的房屋开始加固、整修，永安镇则不见动静。
不明就里的村民，隔三岔五去镇政府询问何时能开始重建，也得不到确切的答复。
被撂荒的地里开始长出杂草。从废墟里刨出来的幸存的一点家具、门板开始腐烂。于是，有村民开始认为是镇政府“工作不力”。
对于城镇安居房重建滞后，熊兴友表示镇政府也有苦衷。
4月15日，永安镇委书记熊兴友介绍，永安镇房屋重建分农村和城镇房屋重建两大块，目前，农村的房屋建设完成已超过90%。而城镇房屋重建规划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跃进村6组在内的土地被统一纳入城镇规划。
熊兴友表示，永安镇的城镇安居房重建确实还未开始。城镇重建之所以滞后，和当地行政区划的改变有关。
因为北川县城需要迁址重建，所以安县将下辖的永安镇和安昌镇划归北川管辖。
熊兴友说，永安镇从2008年7月底就由北川代管，但是行政关系还在安县，“两边都在管，但是很多问题两边都没法定”。
熊兴友他们当时很彷徨，甚至相同的会议还要去两个县各开一次。
2009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永安和安昌两镇划归北川，熊兴友说，但直到2009年7月，永安镇的行政关系才正式调整完成。当年9月，山东省确定由济宁市负责对口支援永安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这也是山东省援建北川项目启动最晚的一个乡镇。
重建时陷征地纠纷
跃进村土地被纳入城镇规划，村民不满补偿标准，未签补偿协议；镇领导说这也耽误重建时间
跃进村村民付兴明记得，在2009年7月15日，他们接到通知，全村土地都被征用，纳入城镇规划，政府将另择土地给他们统一划分安居房用地进行重建。
而政府给出的征地补偿标准让跃进村村民不能接受。补偿标准是按前三年的平均产值1300元/亩补偿。
但是跃进村6组村民认为，他们是历史上政府划定的菜农，因此人均土地面积很少，而土地产值比粮农土地高，按上述标准赔偿，他们今后没法生活。
村民黄维珍是位30多岁的能干女人。她家4口人，8分地。地震前，通常是丈夫在外打工，她在家里打理8分地。她在地里种满了青椒、洋葱，然后拿到附近镇上卖。
“我一个女人在家一年就能挣2万多。”黄维珍回忆以前时显得很自豪。
据村民们介绍，在计划经济时代的1965年，他们就被政府划定为菜农，享受城市人的商品粮供应。他们种的菜不仅供应了永安镇居民，还远销绵阳。
“我们这块地现在每亩年产值在3000元以上。如果按政府的赔偿标准，我们拿到的钱可能只够打地基，怎么重建？”付兴明说。
村民要求按双倍标准赔偿，否则拒绝在征地协议上签字。
对于村民的要求，永安镇委书记熊兴友表示理解，但他也无能为力。
他说，土地法只有耕地和非耕地分别，没有粮农和菜农之分。跃进村6组村民虽然是政府划定的菜农，但那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他们要求按菜地产值赔付“没有依据”。
永安等待“安居梦”来敲门
原属安县的永安镇被划归北川，后又遇征地纠纷，耽误安居房重建；镇领导表示，5月安居房用地将划给“村民”
据熊兴友介绍，补偿标准是绵阳市发的105号文件中所确定的，以绵阳本地耕地平均产值为依据，甚至比实际产值还略有上浮。
熊兴友对记者说，因为存在征地拆迁工作，也耽误了安居房重建的时间。
月补100元难觅房过渡？
为建自来水厂，跃进村村民被要求搬离，他们称地震后租房价上涨，补贴不够租房
在永安镇，一边是村民不签土地协议，一边是各种重建项目需要开工。熊兴友感到焦头烂额。
虽然镇政府没有拿到征地协议，但是自来水厂的项目还是在跃进村的土地上开工了。
2009年11月底，跃进村开始停水停电。镇政府要求村民搬离这片土地。并给村民1年的租房补贴，每月100元。
村民们没有搬离。他们说，地震后租房价格猛增，已经超过绵阳。人均100元很难租房。
魏秀兰带着一个8岁的儿子。她说，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更是租不到房，“那些盖起新房的担心老人死在家里，不吉利；又担心小孩弄坏新居。”
今年3月24日，这片靠近公路的棚棚房率先面临被拆除的命运。魏秀兰的棚棚房便在其中。她棚棚房的西边是安北公路（安县至北川），东边是新修的山东大道。
那天，永安镇召开镇、村、组干部大会，要求公路两边所有的过渡房、帐篷、建筑材料“全部搬离视线”。因为山东大道要剪彩，镇里要进行大规模的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3月27日上午，镇政府的干部来拆棚子。
魏秀兰说，当时天在下雨，她要求稍等一天，她找个干净的地方存放家什。但未被允许。
当干部开始动手掀房顶的毛毡时，魏秀兰急了，她跑进厨房，拿菜刀架在自己脖子上，以阻止干部拆棚子。
当时围观了很多村民。其中黄维珍对镇干部说，要拆棚子应该提前一天告诉村民，也好让人们有所准备。
最终是一群蜜蜂解救了魏秀兰。魏秀兰说，僵持到上午11点左右，突然从门口的樱桃树上飞来盆子大一团蜜蜂，在她家的棚棚四周盘旋。
“拆迁工作组怕蜜蜂蜇，就散了”，魏秀兰说。
“堵路是一场误会”
援建单位山东省领导来参观，有村民欲上前看“恩人”被警察带走；“经大忠表示此举为误会”
在“魏秀兰事件”后，村民黄维珍担心自己的棚棚随时会被拆掉，她和村民石红兰等几个人碰到一起常互相打听情况。石红兰在县城保险公司上班，算是跃进村6组比较有文化的一位。
4月10日，有村民发现，镇政府的干部在擦拭路边的栏杆，还有人在挂横幅。他们打听到，是山东省的领导和一些投资商要来北川参观。
“我们老百姓对山东援建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当时就想看看山东的恩人”，石红兰说。村民开始自发集聚到公路边。
当天，一些警察在公路边站成一排，禁止村民靠近。
石红兰当时被阻挡在公路外，抬头只能看到警察胸脯。她说她当时还和警察开玩笑，“我们想看山东的恩人，不想看你们的胸”。
按照多位村民叙述，当车队经过时，黄维珍67岁的婆婆肖林英从特警的腋窝下伸出脑袋探望，随后被警察摁倒在地上。
黄维珍上前去“拉架”，随后也被摁倒，并被带离现场。
当日，石红兰等人被传唤问话。警方追问其围观动机，石红兰反问“看过心理学没有？”“你们越是不让我们看，我们越是要看。”
当晚9点多，黄维珍被放回。
4月11日，北川县长经大忠赶到永安镇处理此事。据村民介绍，当时经大忠把100多名群众请进会议室开会，并表态，“堵路是一场误会，不追究了”。
在此后几天，石红兰、黄维珍等人没有得到镇政府关于征地补偿和划分安居房用地的说法，她们遂向媒体反映此事。
4月15日，永安镇党委书记熊兴友告诉记者，镇政府得到报告，这些人于4月10日要趁外省领导来北川视察之际，拦路反映问题，所以派警察维持秩序。
熊兴友认为，石红兰等人所说“想看看山东恩人”只是借口，因为老百姓完全可以在公路外看。
熊兴友还告诉记者，他们从2009年8月就发现这伙人有问题，她们煽动群众不要签征地协议。北川警方和检察院等部门已经介入调查。
4月19日下午，石红兰、黄维珍、牟秀华三人同时被北川警方带走。随后，她们的丈夫收到北川警方出具的刑拘通知书，称她们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
随后，同村村民邝小红和陈秀英也以相同罪名被抓。
“安居梦”5月能成真？
镇领导表示，重建压力大，干部应多与村民沟通，并力保5月，将安居房用地划分给村民
4月21日，永安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开始拆棚棚房。村民予以主动配合。现在棚区已经被夷为平地。村民有的投亲靠友，有的在政府的安排下住进了邻组的板房内。
5月7日石红兰和邝小红获释。目前，尚有黄维珍等3人还在刑拘中。永安镇派出所长李超介绍，警方目前尚在调查中。
永安镇书记熊兴友告诉记者，对于灾后重建中老百姓的一些误解，他们要进一步吸取教训。熊兴友说，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把灾区重建搞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说，干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熊兴友说，永安并入北川后，人员编制没有增加，工作量却增加了“几十倍”。“目前，我们的干部都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可以说，从5·12到现在，两年里干部几乎没有休息”。
熊兴友认为，灾区重建千头万绪，很复杂，但是下到群众中间做政策解释的人员还不够，与老百姓的沟通还要进一步加强。同时，他们的宣传手段工具还跟不上形势的需要，老百姓可以上网，看电视，“看的是中央的，却不了解镇里的县里的”，熊兴友认为，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加强。
5月9日上午，永安镇新建成的文化广场上举行了援建项目竣工暨交接仪式。这标志着山东省援建北川22个乡镇建设项目全部完成。
一个崭新的巴蜀小镇从废墟中重生。援建工程项目包括汽车站、供水厂、敬老院、文化广场以及四条场镇道路等8个单体项目，总投资5010万元。
在5月9日的交接仪式上，永安镇党委书记熊兴友对山东援建人员深深鞠了3个躬：“面对眼前这些新楼，新路、新水厂和新车站，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东人民的深情大爱，我代表两万多永安群众表示衷心感谢。”
村民付兴明还是关心什么时候能分到建安居房的土地。他说，村里90%的劳力这两年因为等在家里划宅基地，没敢出门打工。直接影响了村民的收入。而因为宅基地迟迟未划分，两年来，当地的建材价格翻倍增长，更加让他们没有能力重建房屋了。
永安镇书记熊兴友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紧张工作，力保在5月，将安居房用地划分给村民。
4、汶川地震两周年，我们脚踏实地前行
来源：人民网2010年05月12日 张铁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1571728.html
站在两周年的节点上，回望2008年5月12日以来，这片哀伤之地、悲壮之地上的低回、奋起与重生，不能不让人再次感叹，我们从灾难中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痛苦，更是脚踏实地的前行。
“更加”，是在汶川灾后重建的报道中最为常见的一个词：校园要更加坚固、住房要更加舒适、设备要更加完善……所有的“更加”，实际上是两个“更加”：家乡会更加美，生活会更加好！两周年过去，这样的“更加”，也已经慢慢落实成了展现眼前的图画：北川新县城，塔吊林立，9月底将形成城市基本功能；3002所需重建的学校，已有2609所竣工。
灾难本身并不会让我们前行，带来进步的，是我们在对抗灾难时积累起的经验、凝聚起的智慧和激发出的精神。所有的“更加”，并不是建立在灾难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抗灾难的人之上。
不是吗？没有重建地区干部群众擦干眼泪的同时挽起衣袖，怎么有被地震破坏的工厂重新马达轰鸣？没有对口支援地区不分你我的倾力援助，怎么有“三年目标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奇迹？没有全国人民的心心系念守望相助，怎么有明亮教室里孩子们的清亮书声、怎么有整洁砖房中升腾的袅袅炊烟？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前行，并不仅仅是那些看得见的“更加”。经历了汶川地震的考验，经历了震撼天地的生死救援，经历了国旗低垂的举国哀悼，经历了热火朝天的恢复重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也以更加成熟的姿态，面对种种考验、磨难。
4月14日，青海玉树强震。这一次，没有张惶，国家立即启动一级响应预案，救援队伍迅速进入灾区，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和数据；这一次，没有犹豫，微博成为新信息传播方式，民间慈善组织迅速开始筹集善款，明星们组织筹款义演，电视台暂停播放娱乐节目；这一次，没有疾呼，应对次生灾害，进行心理救助，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的自觉……是的，这就是深重国殇换来的坚实进步，这就是汶川废墟生长起的不屈力量，这就是我们所说：“与汶川人一起守望玉树”。
更重要的是，尊重生命、尊重每一个人，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与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一道，成为灾难为中国带来的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玉树7日，国旗再次为遇难的同胞低垂，各报纸、网站，以黑白铭记生命；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玉树灾区儿童与中外小朋友手拉手，被众人高高举起……不仅是对灾难中陨落生命的尊重，我们也看到王家岭井底井外对生命的坚守，看到西南旱灾中爱心如甘霖滋润心田。哪里有需要帮助、需要尊重的个体，哪里就是汶川，就是玉树。“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这，难道不是汶川精神的延绵？
汶川，两年过去，灾后重建将进入“造血阶段”：逐步转向以提升灾区发展能力为重点的新阶段。玉树，一个月过去，抗震救灾则将全面转入灾后重建阶段。灾难总会过去，生活仍将继续。或许，总结面对灾难时得到的经验、汲取对抗灾难时迸发的力量、传承战胜灾难时凝聚的力量，才是对灾难中不幸遇难者最好的告慰，对灾难后继续生活者最好的激励，也才是纪念汶川地震两周年的意义之所在。
5、强降雨造成中国南方6省份615万亩农作物受灾
来源：新华网2010年05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314.html
新华网北京５月１１日电 中国农业部有关负责人１１日说，５日以来南方出现的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造成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等６省（自治区、直辖市）６１５万亩农作物受灾。
据介绍，有关省份的农业部门迅速行动，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加强灾情调度，调剂调运救灾物资，组织工作组深入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工作。
湖南省农业厅组成６个工作组赶赴重灾区开展指导服务。广东省农业厅召开专家会商会，分析强降雨天气对早稻生产的影响，研究有针对性措施，并通过宣传指导，狠抓措施落实。重庆市农委迅速制定救灾和恢复生产措施，组织调运４２．５吨水稻和玉米种子，支持灾区迅速开展补种改种。四川省农业厅要求各级农业部门迅速组织农民开展生产自救，利用降雨间歇抢收油菜、小麦，做到颗粒归仓，尽力减少损失。
此外，广西、四川、贵州等前期受旱严重地区抓住近期降雨缓解旱情的有利时机，加大人力和机具投入力度，全力推进春耕生产。
这位负责人说，当前正值西南地区小麦、油菜成熟收获期，长江中下游地区早稻已栽插完毕，中稻育秧、栽插正在陆续展开。农业部要求有关地区农业部门，落实防灾减灾措施，把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6、南方暴雨仍肆虐 各地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应急响应
来源：中新网2010-05-12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201005/t20100512_317618.html
我国南方部分地区遭受暴雨灾害 中新社发 罗京 摄
由于连日暴雨山洪暴发，导致广东翁源民治、游溪、小镇等3个村庄路桥被毁，8000多村民出行困难。目前，最为严峻的民治村道路完全毁坏，根本无法通行。图中断桥让小镇村村民出行必须绕行15公里。 中新社发 李凌 摄
中新网5月10日电 自5月5日以来，中国南方多省市遭遇暴雨及强对流天气袭击，部分地区遭受暴雨洪涝、风雹、滑坡等灾害，出现较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9日下午开始，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多个地区再次下起了大雨，中央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黄色预警。10日上午10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未来两日，南方部分地区暴雨仍将“肆虐”。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测，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的局部地区今天仍会出现大到暴雨。中国气象局已于9日启动重大气象灾害Ⅳ级应急响应，福建、江西、广西等地也启动重大气象灾害IV级应急响应。
车库泡水
广东万余车辆“泡汤”损失赔付超亿 暴雨今明将再袭
5月7日的特大暴雨才刚刚消停了两天，周日的广东再次出现较大范围的强降水。广东省气象台预计，10日11日全省仍有强降雨，12日雨势将逐渐减弱。据悉，广东省气象局已于9日启动暴雨Ⅲ级应急响应。
暴雨侵袭后，广州市多处发生积涝、水浸街等现象。部分地下车库被水灌满，车辆纷纷遭遇没顶之灾，变成“泡汤车”。目前一些道路上还停放着各个修理厂家的救援车、保险公司的赔付车以及被拖出来的车。
据广东省保监局数据，截至8日下午5时，广东全省大中型财险公司的汇总结果显示，单是跟此次“水浸车”有关的车险报案就超过1.3万例，主要集中在广州、东莞两地。而保险公司预计此次暴雨造成的损失赔付将达到1.39亿元，其中车险赔付占了近90%，超过1.25亿元。
一名儿童从积水处走过。
福建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闽江发生大量级洪水可能性增大
9日，福建再次下起了暴雨，中部地区14个县市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福建省气象局已于9日上午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命令。预计今天，全省雨势将有所减弱，厦门、漳州、泉州、龙岩四市局部仍有大雨到暴雨。
截至目前，福建全省主要江河水势平稳，未发生超警戒水位洪水。但由于今年以来，全省降雨偏多，各类水库水位普遍偏高，蓄水总量偏多。防汛部门预计，随着汛情的继续发展，闽江上游发生较大量级洪水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
洪水
湖南强降水已致169万人受灾 长江防总工作组抵湘
在湖南，5日到7日的强降水过程已致娄底、怀化等7市的169万人受灾，灾害已造成10人死亡，3人失踪。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强降水过程无疑给湖南省增添了新的防汛压力。目前，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工作组已经抵达湖南，正在相关地市进行抗洪抢险救援工作指导。
据悉，国家减灾委、民政部于5月7日13时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协助做好抗灾救灾工作。湖南省民政厅及时启动三级救灾应急响应，紧急调运救灾帐篷100顶，派出2个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当地政府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妥善安排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气象专家建议，各地需加强防范降雨可能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及城乡内涝等灾害。同时，需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做好水利设施的安全排查工作，确保水库水电站安全度汛。
7、南方风雹洪涝灾害抗灾救灾呈现四大特点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5月12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5-12/2277447.shtml
中新网5月12日电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近日，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全国抗灾救灾综合协调办公室组织民政、财政、国土资源、交通运输、水利、卫生和气象等部门召开会商协调会议，研究近期南方部分地区风雹洪涝灾害抗灾救灾工作。
会议认为，5月5日以来，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强对流灾害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此次灾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目前已造成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10省(区、市)142个县(市)不同程度受灾，强对流天气过程持续伴随发生，其中江西省5-7日间67个县市出现雷暴，闪电次数达5515次。
二是局地雨量大、短时强度高。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湖南中部、福建西南部、广东中部北部的平均降雨超过100毫米，重庆、广东、湖南等地部分地区1小时内降下超过50毫米的暴雨、甚至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其中广东省广州市1小时最大雨量达99.1毫米，创历史新高。
三是瞬时风速高、人员伤亡大。重庆市5月6日凌晨出现强风雹天气，垫江县沙坪镇、梁平县回龙镇的极大风速达11级暴风(分别为31.2米/秒和30米/秒)，灾害造成32人死亡、322人受伤，其中危重3人，重伤34人。
四是灾害影响广、次生灾害重。5-6日华南地区机场因雷雨天气航班大面积延误，6日18时京广线韶关段因泥石流掩埋铁路造成中断，广东北江部分干支流，福建建溪、富屯溪，浙江飞云江，湖南湘江支流，江西赣江支流发生超警洪水，超警幅度0.09-2.82米。截至5月12日统计，此次灾害过程已造成上述10省(区、市)786.5万人受灾，86人死亡，16人失踪，27.5万余人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399千公顷，其中绝收面积50.8千公顷；倒塌房屋3.9万间，损坏房屋13.7万间；直接经济损失58.8亿元。其中，重庆、湖南、广东、江西受灾较为严重。
国务院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抗灾救灾工作。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分别针对重庆、湖南、广东启动3次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救灾工作组分赴灾区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抗灾救灾工作。财政部、民政部迅速安排重庆市3100万元中央救灾资金，民政部及时调拨2000顶帐篷、10000床棉被，支持灾区做好救灾应急和灾民安置工作。国土资源部认真做好受灾地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工作。交通运输部密切关注灾区公路的通行状况，及时指导灾区做好公路抢通工作。国家防办及时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并紧急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农业部强化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灾情调度，调剂调运救灾物资，指导开展农业抗灾救灾工作。卫生部及时启动应急机制，组织指导灾区卫生部门做好受灾伤病人员的医疗救治工作。气象局启动Ⅳ级应急响应，加强灾前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强化信息报送，认真做好近期灾害性天气过程的监测预报预警工作。
受灾省市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展开抗灾救灾工作。重庆市启动一级响应，市领导带领工作组迅速赶赴灾区指导开展救灾工作，市民政局向灾区紧急调运救灾帐篷635顶、棉被5000床、应急灯400个，市财政紧急安排救灾应急资金1200万元。湖南省启动三级响应，省政府领导带领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深入灾区，省民政厅向灾区派出2个工作组，并紧急调运救灾帐篷100顶、棉被2000床，省财政紧急安排救灾应急资金300万元，灾区各级已投入应急资金2000多万元。广东省启动三级响应，全省各级财政安排救灾应急资金1600余万元。江西省启动三级响应，及时向灾区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抗灾救灾工作。各地紧急转移受灾人员，妥善安置转移群众，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会议研究部署了下一阶段抗灾救灾的几方面重点工作：一是高度重视当前风雹洪涝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密切关注和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灾情发展，及时启动应急预案，及时派出工作组，帮助和指导灾区做好防灾救灾工作。二是及时掌握、报告受灾情况，切实落实应急值守责任，安排专人负责信息汇总、上报，保证24小时信息畅通，第一时间掌握、上报灾区的受灾情况。三是及时下拨中央和地方各级安排的救灾资金，抓紧抢运、调配、发放各类救灾物资，保证受灾群众急需，尤其切实保障五保户、低保户、孤老、孤残等人员的生活和生命安全。四是在继续做好玉树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同时，统筹应对新发生的洪涝、风雹、沙尘暴、融雪性洪水等灾害，兼顾做好西南旱区后续救助工作。五是进一步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情况通报，加强协调联动，及时开展灾情会商和综合协调，合力做好灾害应对工作。
8、英专家警告地球可能正经历新一轮生物大灭绝
来源：新华网2010/05/12
http://msn.ynet.com/view.jsp?oid=65718093
新华网伦敦５月１０日电（记者黄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１０日在伦敦发布《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第三版。参与发布会的英国专家说，报告显示全球生物多样性快速减少的势头并未放缓，地球可能正在经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事件，而人类活动是主要原因之一。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席发言人尼克·纳托尔在当天新闻发布会上说，今年是联合国确定的国际生物多样性年，但上述最新报告显示，全球未能实现此前承诺的到２０１０年生物多样性减少速度显着放慢的目标。
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专家、国际生物多样性年活动英国协调人罗伯特·布卢姆菲尔德警告说，人类活动可能正在导致地球历史上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过去，由于陨石撞击等自然原因，地球曾经历５次大规模的生物灭绝事件，例如约６５００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的事件。
布卢姆菲尔德说，正常自然演化中也有物种灭绝，但现在物种灭绝的速度太快了，“人类活动成为物种灭绝加速的重要原因”。
他说，多样的物种为人类提供了食物、药材等多种资源，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环境可以帮助人们防控干旱和洪水等自然灾害，还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如果不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人类最终将身受其害。他呼吁，各国应将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等措施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共同应对生物多样性危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１０日在内罗毕、伦敦等地同步发布了这份最新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报告。
9、长江口等生态区“亚健康”
来源：湿地中国 2010-05-12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9859_1.shtml
经国家海洋局批准，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近日首次公布“2009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公报显示，东海5个近岸生态监控区中，杭州湾处于“不健康”状态，包括长江口在内其余4个生态监控区域属于“亚健康”。
公报表明，2009年，东海区海洋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91950平方公里，其中轻度、中度、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分别为16460平方公里、13800平方公里和2157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区域集中在江苏的射阳河口、长江口、杭州湾、浙江的舟山群岛和乐清湾等海域。东海区近岸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乐观。东海区近岸生态系统类型主要包括湿地、港湾和河口三类。杭州湾处于不健康状态；江苏苏北浅滩湿地、长江河口、浙江乐清湾、福建闽东沿岸港湾等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状态。
《公报》透露，东海区监测了21条入海河流，主要污染物总量为1216.7万吨，其中长江污染物入海量占58.4%。监测了144个入海排污口，污染物质排海总量为196.9万吨。排污口设置存在不合理现象，设置在海洋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区的排污口占监测总数的39.6%。在监测的排污口中有82.6%超标排放，浙江省超标率达100%，江苏省超标率为96.3%，福建省和上海市超标率分别为72.6%和55.6%；主要污染指标是化学需氧量、氨氮、活性磷酸盐、悬浮物。
10、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将面临新压力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5-12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5/12/content_3226421.htm
本报北京5月11日电（记者白雪）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公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0”指出，陆续获批的沿海开发战略将带来新一轮的海洋和海洋带开发热潮，未来3年中国近岸海域生态环境将面临新的压力。
报告显示，2009年海洋生产总值为31964亿元，比上年增长8．6％，海洋产业增加值18742亿元，新增就业人员52万人。2001至2009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6.12％，远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在海洋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2008年，我国全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面积约13.7万平方公里，监测的入海排污口污水排海总量（含部分入海排污河径流）约373亿吨，主要污染物总量约836万吨。污水综合生物毒性效应最为显著的排污口类型为工业排污口，主要分布于环渤海沿岸和浙江、福建海域。
报告指出，2009年，国务院批准了11个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钢铁、石化、船舶和物流四大产业规划将直接导致沿海地区经济的布局调整，也直接导致了对近岸海域使用的旺盛需求。未来3年，随着这些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新的重化工产能完成投产后，势必将对近岸海域的生态环境带来新的压力。
11、巢湖藻类预警应急监测工作正式启动
来源：新安晚报2010-05-12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9429_1.shtml
时下气温逐渐升高，巢湖蓝藻会否暴发再次引起各界关注。为及时掌握巢湖水质和蓝藻变化情况，确保巢湖饮用水源地安全，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已经启动巢湖藻类预警应急专项工作，及时组织调度合肥、巢湖两市环境监测站对巢湖湖区水质进行监测，12个湖体监测点实行隔日一次蓝藻加密监测。
今年8月31日前，合肥、巢湖两市环境监测站将对巢湖12个湖体监测点位的水温、透明度、PH值、溶解氧、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总氮、总磷、叶绿素a、藻类密度开展专项预警应急监测，隔日进行一次，并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巡查。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将通过卫星遥感图片及时分析判断巢湖是否有蓝藻聚集，同时根据合肥、巢湖两市环境监测站上报的监测结果编写《环境监测信息专报》，将蓝藻发生、发展变化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省环保厅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及时、准确地为环境管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据了解，巢湖市为了保障市民饮用水安全，与意大利合作的巢湖蓝藻预警监控项目在去年春季已经启动。这一合作项目将在对巢湖目前富营养化情况和饮用水管理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从巢湖市水质监测体系、饮用水处理技术、取水口管理和减少营养输入等方面，及时提出有效的改善方案。
截至目前，依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蓝藻水华特征判别临时方法”判断和巢湖流域各监测站的现场巡查，巢湖湖区尚无水华现象。
12、官员称北京焚烧厂建设规划不会改变
来源：京华时报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qq.com/a/20100511/002468.htm
10日，记者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获悉，主要服务城南地区垃圾处理的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完成设计招标，此举标志着南宫焚烧厂启动了相应的建设程序。这是继六里屯和阿苏卫两个垃圾焚烧厂项目建设遭遇居民反对后，北京市首个启动建设程序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按规划，该焚烧厂将于2015年前建成使用。
昨天，市容委网站发布消息，经过国际公开招标，贝利能源（德国）公司和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联合体最终中标，并成为北京南宫生活垃圾焚烧厂项目设计和现场服务的国际咨询商。
市容委有关负责人透露，“南宫”的环境影响报告在几年前就已经通过，目前是按照程序进展到设计阶段。该负责人也表示，南宫周边的居民不太集中，建厂阻力比较小。据其介绍，按照规划2015年投用的南宫焚烧厂完成后，将与现有的卫生填埋场、餐厨垃圾处理厂共同被打造为具备综合处理能力的经济循环园区。
市容委方面表示，建设完成后的南宫焚烧厂日处理能力设计为1000吨，“基本能够满足城南地区的处理需求”。该负责人介绍，按照程序，在开工前还要完成设计、施工图等方面的工作，一般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周期为两年半时间，按照2015年前投用的计划，南宫焚烧厂预计两年内开工建设。
>>新闻背景 垃圾焚烧争议缠身
按照北京市之前的焚烧厂建设规划，2012年前，本市将建设阿苏卫焚烧厂、京南垃圾焚烧厂、董村垃圾焚烧厂3个垃圾焚烧处理项目。2015年前，本市将再建六里屯焚烧厂、北天堂焚烧厂、南宫焚烧厂、梁家务焚烧厂。加上现有的顺义区焚烧厂、高安屯焚烧厂，本市2015年前将建成9座大型垃圾焚烧厂。
但是，此前按规划启动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和阿苏卫垃圾焚烧厂在进行环评时遭到周边居民的反对，先是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一度传出迁址的消息，随后市容委方面辟谣。而阿苏卫周边居民也动用多方关系，联合广州番禺的反烧力量，起草公民建议书。随后居民代表“驴屎蛋”也成为政府首次组织的居民考察团代表，赴日考察垃圾处理情况。此次南宫垃圾焚烧厂是新建焚烧厂中首个正式进入建设程序的项目。
>>政府表态 垃圾已没地方填埋
针对垃圾焚烧厂建设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市容委相关官员表示，建设垃圾焚烧厂，是由北京市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北京市垃圾量大，地方有限，根据住建部的文件精神，北京市这种情况更适合建设垃圾焚烧厂，所以现有的垃圾焚烧厂建设规划不会改变，因为北京已经没地可以填埋，而且焚烧处理还能实现资源化再利用。
13、交通拥堵真头疼 北京市政协倡议绿色出行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5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3114.html
北京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日前，市政协向全体委员和全社会发出“提倡绿色出行，建设绿色北京”的倡议，号召大家选择公交、地铁、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科学合理使用小汽车。
绿色出行体系建设是市政协常委会今年的重点调研课题，调研发现，人们的绿色出行意识、轨道交通建设等都有待加强。调研组组长、北京市政协委员郭继孚说，“北京小汽车每次出行在5公里以下的占40％，完全可以用自行车替代。”此外，轨道交通存在线网密度低、拥挤严重、换乘不便等问题。伦敦、东京等城市中心区的轨道交通线网密度基本是每平方公里有1—2公里，而北京市五环路内仅为0.23公里。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接驳换乘条件差，车站周边自行车停车位也不足。而且，地面公交行驶速度慢、换乘条件差，调研组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公交专用道的有力支持。调研组还发现，北京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正在恶化。一些道路设计规划建设中，优先考虑机动车通行，挤占甚至取消了自行车道，自行车出行比例由1986年的62.7％下降到2009年的18.1％。
“让绿色出行成为一种意识，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为与习惯。”市政协建议案发出了这样的呼吁。除了倡导绿色出行，市政协还建议，进一步理顺建设绿色出行体系的体制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包括加密轨道交通线网、推进接驳换乘配套设施建设、落实公交场站和路权优先等等。在改善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方面，市政协建议尽快修订完善人行步道、自行车道及停放设施的相关规划设计标准，因地制宜发展公共自行车。会上，市委、市政府相关负责人对市政协的建议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表示北京将进一步完善轨道交通建设、换乘体系规划，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
交通问题一直为北京市政协所关注，本届政协以来，委员们所提涉及交通方面的提案累计达519件。此次绿色出行体系建设是市政协近年来参与面最广的调研，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盟8个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及18个区县政协参与其中，吸引了数百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部分委员还奔赴杭州、武汉考察。
14、陕西治污开出生态补偿“罚单”
来源：长寿网 2010-05-12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6422_1.shtml
“罚单”，生态补偿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张40万元、一张10万元。一直稳坐陕西经济发展头把交椅的西安没想到自己也坐上了排污受罚的“头把交椅”，很快坐不住了。咸阳则收到了10万元的“罚单”。一个城市收到省环保厅开具的罚单，这在陕西的历史上应该是罕见的。罚单的依据来自2010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陕西省渭河流域水污染补偿实施方案》（下称《实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渭河在陕西省内依次流经的宝鸡、咸阳、西安和渭南均被纳入考核范围。当月断面出省水体中的COD平均浓度每超标1毫克/升，市政府需要向陕西省财政部门缴纳污染补偿金10万元。
COD表示在一定条件下利用强氧化剂处理污水中有机物，所消耗氧化剂对应的需氧量，是反映水体污染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
对于罚单的深意，陕西省环保厅副厅长李孝廉一语道破：“补偿金多少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标志，哪个市要缴了这部分钱，就表示它污染了，有责任了。”
渭河污染在水里，根子在岸上。渭河沿岸曾是陕西造纸和化工企业分布最集中的区域之一。为了遏制渭河水污染的进一步恶化，近年来，陕西先后关闭了700多家造纸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审批权也被收回到省里。去年渭河的综合污染指数同比下降15.1%，化学需氧量下降18.2%。但即便如此，渭河两岸的污染排放压力依然很大，2009年渭河干流仍以劣5类水质为主，属于重度污染。
据陕西省渭南市环境监测站站长曹黎明介绍，渭河张义断面设24小时自动检测站，上游是西安，下游是渭南，并且进行每个月不定期的人工抽检，目的是为渭南市界断面污染补偿考核提供依据。
来自张义断面的检测显示，4月以来，西安断面水质有了明显提高。但下游渭南的担子依然很重。渭河从渭南汇入黄河，生态补偿款的60%将通过转移支付交给渭南用于污染物治理，这样一来，渭南的压力反而更大了。这几天渭南有关部门对流域内的五小企业和排污大户进行新一轮彻查，定出详细的关停时间表。
陕西省华山化工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永丰对记者说：“不瞒你说，环境倒逼机制，对我们这样的老企业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们现在已经限产40%，下个月会减产到10%，最终这样的污染生产线会全部停下。”
事实上，在落后企业陆续出局的同时，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项目也在加速进驻。关中4市转型的决心和力度，在刚刚结束的第14届西洽会上来了个集体亮相。
西安市常务副市长董军说，这次西洽会上，充分体现了西安加快经济方式转变的成果。西安团一共签订了334个项目，涉及金额2800亿元，可以说绝大多数都与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关。
制度，经济杠杆对渭河治理的实践
对于渭河的治理，陕西的领导们可谓殚精竭虑，除了切实的调水、治污、建设等具体措施，制度上的建设为渭河根本治理创造了可能。
2008年上半年，制订水污染补偿方案，利用经济手段撬动各地治污积极性的想法在陕西被郑重提出。“当时，省领导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拍板说这个要尽快搞出来，我们正式确定开始研究制订水污染补偿方案。”岳鸿环副处长对当时省领导制订这个补偿方案的决心似乎很有感触。
当然方案的实施并非一帆风顺，也引来了颇多争议。质疑者称，严格说来，这个补偿机制并非“补偿”，而是行政处罚手段的一种“变形”而已。
对于由上游污染补偿下游的制度，也有不同见解。西安市环保局一位官员说，生态补偿机制理应由下游地区补偿上游地区，因为上游地区为了保护环境，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权。
渭河上下游的各个城市，在“谁污染了谁，谁应该负责”这类问题上没少“打架”。李孝廉说，过去几年中，陕西省环保厅曾多次协调这种“因污染而起”的争执。
对生态补偿机制有多年研究的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则表示，陕西省的做法同样属于生态补偿，在河北、河南等省也有成功的先例。
未来，日渐完善的制度与治理责任的契合
当然任何制度的完善都有一个过程，关于河流的治理也不例外，关键是这种制度本身对治理责任的一种要求。
事实上，环保部制定的《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为陕西渭河补偿制度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调。根据《指导意见》水环境的生态补偿应该分为纵横双向补偿机制。横向补偿机制即针对跨行政区域的河流，如果出区域水不达标，上游给下游补偿，反过来，如果出区域水达标或者优于标准的，下游要给上游补偿。纵向补偿机制，即国家向地方政府，上级地方政府向下级地方政府进行流域水环境保护的补偿，谁作贡献谁得到资金补偿。
有学者认为，在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中，关键是上下游的责任关系界定问题，上下游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单纯下游补偿上游的做法还是比较单一的，毕竟单向补偿可能有不公平的现象”。
当然补偿标准的合理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在什么样的水质、水量基础上进行补偿，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同时，不同地区和流域，致力于流域水环境保护的投入成本也不同，这方面又如何进行核算。显然这将是个复杂的过程。”陕西省环保厅的负责人坦言。
当然除了省内的补偿，站在整个流域来统筹补偿机制将是一个理想的状况。“责任是上下游共有的，需要从全流域作出考虑。”王金南说。
虽然具有局限性，《实施方案》的施行依然为渭河水污染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从长远来看，这种尝试将解决地方政策惰性的问题，显然2010年1月的结果就给了西安和咸阳一次最有力的警示。
目前，西安也在制订本市的渭河流域水污染补偿方案，计划在其下属的各个区县同样建立目标责任考核体系，将责任层层落实下去。
据悉，西安市的这套方案尚处于讨论阶段，预计一两个月后正式推出。制度的完善让治理责任有了更扎实的落点。而渭河这条陕西人的“母亲河”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在未来日益国际化的大西安中，人们希冀着一条清澈的河流在城中缓缓流过。
15、气候变化导致地表升温 地球300年内可能不宜居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0年05月1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272.html
中新网5月12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外电报道，在300年内，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地球大部分地区异常酷热，不适合人类居住。
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和美国珀杜(Purdue)大学的研究小组，11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发表的研究报告，警告一些地区地表气温日益上升，可能导致人类无法适应或生存。
他们在报告中说：“如果地球平均温升高大约摄氏7度，这种局面将开始出现，造成一些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他们指出：“要是气温攀升到摄氏10度到12度，灼热区将扩大，包围现今世界人口稠密的地区。”
研究员舍伍德教授表示，地表平均温在本世纪猛涨7度的概率不大，可是人类如果沿用化石燃料，在2300年之前导致不宜定居的风险极大。他强调：“长期而言，概率大约一半。”
这份报告研究气候变化的时期，比大多数其他报告的研究期更长久，还考虑了不停升温的冲击与湿度增加造成的“热应力”(heat stress)。
舍伍德指出，气候变化研究没有证明温室效应气体引起冲击的长期后果，是“短视”的做法。科学家把环球升温归咎于温室效应气气体。
他说：“必须探讨这个因素。在今后20年内，对于纾缓气候变化方面，我们能做的并不多，但对比较长远的变化，我们仍有可为之处。”
澳洲国立大学多位学者联名在同份学报发表的评论说，气候变化将在2100年持续下去。
16、封丘封停化工厂复工续：拆迁官员撤离
来源：大河网 2010年05月12日 杨桐
http://green.sohu.com/20100512/n272072443.shtml
昨日，本报“非常档案”以《官员偷偷让家属举报污染化工厂》为题，同《中国青年报》联合报道了封丘黄河化工污染事件，引起社会极大关注，百余家新闻网站转载了该事件的报道。当天上午，封丘县紧急召开常委会，随后，该县县长李晖带环保局长去北京。但居民称，黄河化工的甲醇生产并未停止。
封丘县一政府官员向记者透露，报道刊发的当天上午11点30分，封丘县紧急召开常委会，研究这一事件，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1点。目前，会议的确切内容尚无法获悉。
封丘县委书记薛国文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当天下午，县长李晖已紧急赶往北京。记者获悉，与李晖同行的还有该县环保局局长赵培栓及黄河化工的一负责人。
黄河化工周边的群众告诉记者，当天，进驻各村负责维稳、搬迁的政府官员已经撤离。有群众说，黄河化工生产甲醇的烟囱仍在排放废气。而黄河化工排向郭场村的废水潭越来越大。前天废水潭与北边麦田尚有两三米距离，昨日臭水已开始漫进麦田，发黄枯萎的小麦面积进一步扩大。
事件回放：新乡封丘一化工厂致严重污染 官员让家属偷偷举报
一封按有900多个红手印的举报信出现在记者案头，希望本报能够对封丘县城居民的生存状况予以关注。
地处黄河北岸的新乡封丘县城，居民区中有一家名为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下称黄河化工)的化工企业，在非法生产甲醇的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噪音和粉尘污染。该企业还被举报将废水废液偷偷从暗道经十支渠直接排入黄河。
省、市诸多政府部门多次对该企业下达停产令，黄河化工的违法建设却屡屡“起死回生”，而且被列为政府的重点项目。
封丘县委、县政府刚刚成立一个领导小组，除县委书记外，18名县级党政干部开始为这样一个企业协调处理问题。
官员：高规格领导小组“防止老百姓告状”
5月7日，一份文件号为封文[2010]42号的红头文件被印制了180份，分别下发给封丘县委各部委、县直各机关和各乡镇，这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红头文件，名称是《关于调整协调处理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问题领导小组的通知》。
从文件不难看出，除县委书记薛国文外，县委、县政府的另外18名领导全部是领导小组的成员。县长李晖任组长，副组长是县委副书记陈军。其中，县委常委6名。下设周边稳定工作组、维稳应急处置组、企业服务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企业项目建设服务组和搬迁工作组等8个工作组。
封丘县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说，领导小组成立的真实用意，其实并不在于协调处理问题，而是“防止老百姓告状”。
记者5月10日晚8时53分拨打封丘县县长李晖的手机，除第一通电话未接通外，第二通与第三通电话均被李晖直接挂断，未能问明该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图。
5月7日，记者来到封丘县城关镇北街村。黄河化工和北街村中间是一条水泥路，路边有不少草木已经枯死。记者不时感到有细尘如雨点般飘落在脸上。而一位村民的小轿车上，这样白白的灰尘已经落了厚厚一层，用指甲抠，还会发出“咔吧咔吧”的刺耳响声。
这个时候，化工厂一个高炉正对着天空排放废气。
而化工厂西侧的郭场村，一潭五六十平方米的污水碧绿而腥臭。这里和黄河化工的厂区间有一条人工开挖的小沟，工业废水从小沟流到了这里。
郭场村的村民说，原来这里一点水都没有，最近几天晚上，都会有黄色大罐车来这里倒污水。黄河化工一职工透露，有时候生产出的甲醇浓度太低，客户不满意，就用黄色大罐车拉到这里倒掉。
记者在化工厂周边两公里内选取了三个村庄采取水样，从深达20至49米不等的3口水井中取了3份地下水样进行烧煮，水开之后，水面上浮起一层透明油状薄膜，每个水样都有异味，酸涩得难以下咽，把水倒掉后，碗底凝结出了一层白色粉状物……
化工厂多次被列入省政府污染黑名单
黄河化工的前身，即为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封丘县化肥厂，属于地方国营企业。化肥厂红火的上世纪80年代，封丘县委曾在该厂大门口竖起一块“造福封丘”的牌匾。
有媒体报道说，1998年，封丘化肥厂宣布破产。2003年，时任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上台，许多企业老板都表示愿意收购化肥厂。但李荫奎最终与武陟县腾飞煤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黄金慈签订协议，以300万元的价格将化肥厂1亿多元的净资产及土地出让给黄金慈，并且300万元还是分三年付清。
一位1971年就进入化肥厂上班的老职工告诉记者，黄金慈接手化肥厂后“不到一年就开始用老厂区的设备，一边生产尿素一边偷偷生产甲醇”。彼时，甲醇的价格是每吨4800元，而尿素的价格是每吨1400元。
事实上，正是在黄金慈接手后，黄河化工开始成为河南省环保厅要求重点监控的排污企业之一，且成为黄河下游市地领导前来“兴师问罪”的主厂家之一。
2004年，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豫政办〔2004〕54号文件中，黄河化工被当年的“环保专项行动”列为14家必须“停产整顿、停产治理、限期治理企业”中的一家。
2005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豫政办[2005]38号文件，黄河化工再次被列入黑名单，被要求“实现全厂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否则停产治理”。
2006年年底，黄河化工占地320亩的新厂区已经和老厂区连成一片。
新厂区内，10个直径21米的圆柱体大罐拔地而起。
省市禁令高悬，化工厂依然成重点项目
2008年1月9日，新乡市政府下发新政办【2008】1号文件，公布2008年新乡市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名单，黄河化工的氨醇改造项目在全市168个重点项目中名列第48位。
有业内人士指出，氨醇生产线主要用于生产甲醇。这时，外界才第一次知道，黄河化工10个巨型罐原来是准备用来装甲醇的。
仅仅过了5天，2008年的1月14日，新乡市政府下发新政办【2008】2号文件，这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通知》说：“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擅自违法建设氨醇生产线，其造气工艺采用省产业政策禁止使用的固定床间歇制气工艺。为此，省环保厅要求我市必须尽快拆除违法建设的、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生产装备，否则将再次对我市采取区域限批的严厉制裁措施。责成封丘县人民政府督促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擅自违法进行的氨醇生产线扩建工作，对违法扩建部分实行断电断水。”
让人疑惑的是，一个月之后的2月19日，封丘县政府在该县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称，黄河化工25万吨氨醇改造项目即将试车投产，这一项目排在该县十大重点推进项目的第一位。
是年4月，就在省市相关部门发出叫停通知的情况下，黄河化工开始试车生产甲醇了。
居民流泪举报，化工厂被责令停产
生活在黄河化工周边的数以万计的居民永远难以忘记那个夏天：黄河化工试车时，机器发出的轰鸣巨响把周边一公里内所有居民家的窗户震得啪啪直响，即便是一公里外的检察院、财政局、城建局和土地局的新办公大楼内，工作人员都无法听清对面来人说话的声音。
此时，高三和初三的学生正在备考，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让他们感到心烦意乱，年龄更小的学生回家后就要在耳朵上塞上棉花团，很多家庭重新安装了双层玻璃。
人们的喉咙开始发痒，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者越来越多。而接下来的一系列事情让人们感到了恐惧，黄河化工一个职工的老婆在怀孕四五个月后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再发育，最终流产。此后周边的不孕不育和流产者不断增加。
居民代表逐级向封丘县、新乡市和河南省的环保、信访部门举报。省市环保部门来到封丘进行检查，为环保部门领路的一位居民代表被化工厂的人员打伤，因此，数百居民推倒了化工厂的围墙，并将大门上“造福封丘”四个大字捣毁。
当年10月，封丘县的居民代表三上北京去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举报。第一次6人，第二次5人，第三次达到了46人，其中多数为60岁以上的老人，在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一些老人泪流满面，屈膝跪在了接待人员的面前。
这一事件随即得到重视。2008年12月，黄河化工被责令停止违法生产。2009年2月，当初将封丘县化肥厂低价出售的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落马，被查出受贿780万元，贪污8.4万元，收受礼金553.7万元。之后，黄河化工的法人代表黄金慈被罢免省、市、县人大代表资格。
居民举报又现污染，环保局长称未发现问题
在停产1年3个月之后，今年3月初，黄河化工又悄悄开始生产甲醇了，以前困扰居民的污染问题卷土重来。
此前一直代表居民向省、市、县举报的73岁退休职工王振告诉记者，黄河化工的甲醇生产死灰复燃前，封丘县政府部门曾召集周边村子的党员干部征求复工意见，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说黄河化工可以生产尿素，但不能再生产甲醇。这种说法得到了众多与会者的确认。
黄河化工被举报将废水废液偷偷从暗道直接排入十支渠，十支渠是直接流向黄河的天然渠，其对下游长垣、滑县和濮阳的危害显而易见，而封丘县的城建和环保部门亦发现，黄河化工的废水废液还排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中。
黄河化工一内部人士说，现在厂区内还“跟闹地震似的，说话根本听不清，得靠手势”。
4月16日，居民代表再次找河南省环保厅举报，并向河南省环保厅厅长李庆瑞递交了一封900余人联名的控告信。4月19日，河南省环保厅将该案转给新乡市环保局，要求“认真调查处理”。
4月30日，一媒体刊发了黄河化工严重污染的报道，该厂一位张姓负责人对记者的说法是“封丘这个厂一天能生产100多吨甲醇，1900多元一吨，不管送货”。本报记者调查期间，黄河化工一车间主任也证实，现在该厂每天甲醇的产量是六七十吨。
记者昨晚致电该县环保局局长赵培栓。赵培栓称，这几天，新乡市和封丘县的环保部门一直在黄河化工厂区检测，尚未发现有污染问题，其排放一直达标。此外，赵培栓还表示，至今他仍然没有看到记者所称的封丘县红头文件。可是，赵培栓作为企业服务组成员出现在这一红头文件名单中。
当地有官员让家属参与举报化工厂
即便是身处领导小组的官员，也未必对黄河化工全部支持，一些官员甚至偷偷让自己的家属参与举报行动。
在黄河化工的周边，除了普通的上班族，不乏一些在行政机关任职的公务员。一位政府官员说，在2008年9月民众开始举报之初，一些公务员的名字曾出现在签名名单中。之后这些人纷纷被单位领导和纪检部门叫去谈话，不敢再抛头露面，但有不少人让家属、子女偷偷和居民代表接触，并提供相应人员的联系方式。某局一位科级干部说，他的爱人因为被发现参与签名活动，自己被人恐吓“再让你老婆瞎跑就让纪委查你的账”。
有关此事，封丘官场形成壁垒鲜明的两大阵营，一方希望取缔，因为这危及包括官员在内的所有人的健康，另一方则支持生产甲醇，原因是扶持本地企业。一场居民和企业间的拉锯战，正开始影响封丘的官场平衡。
昨天，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郭场村已经进驻搬迁工作组，尽管对外公开的说法是开展新农村建设，但当地居民都坚信，这是逼迫居民向污染企业让路。
17、关注公共决策 引导社会选择 对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10-05-12 陈金陵
http://www.zhb.gov.cn/zhxx/hjyw/201005/t20100512_189393.htm
马军说:公众才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真正受害者，才是环保部门做好工作的重要盟友。公众必须能够有效进入到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中，才能够大力支持各级环保部门的工作。
马军说:环保NGO一开始更多是从环境教育的角度切入进去的，到了2003年，环保NGO转向重大环境决策，切入公共决策中，这两年又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企业的环境行为。
马军说:环保NGO开始作为企业行为的监督者，形成了环保NGO和企业的博弈与良性的互动。到了逐渐被证明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时候，更多的环保NGO会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2003年，对于环保NGO来说，是值得记住的一年，这年，国家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在这部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权利。
2008年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施行。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制化，为公众参与提供了保障。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充分利用这一契机，推动了公众关注环保事业，引领公众参与走向深入，影响了政府部门的环境决策，同时促进了企业切实承担环境责任。由此，环保NGO也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
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回顾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展历程，展望环保NGO的发展方向。
对话一:
环境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
记者:您一直都在做公众参与，鼓励不同层次的公众参与。鼓励公众参与有很多种方法，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法，您一开始关注水污染问题，也是从这个角度开始进行公众参与的。您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马军: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水的一些问题，一直在思考怎么去解决，这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技术的解决方案，通过市场化的经济杠杆调解的解决方案等。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何没有公众广泛参与的话，水污染、水资源保护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中国水污染问题不仅仅是技术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已经研发出一些水污染治理的技术，这些技术现在很成熟了；也不完全是资金的问题，中间有很多机制性问题需要去克服。
我发现，在西方国家，实际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在环境保护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像美国，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时候，水污染相当严重了，公众通过“世界地球日”这样一些行动表达了他们的意愿，最终这些意愿被传递到国会，国会立法成立了环保部门，开始有机构专门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由法院负责去监督执行相关的法规。最终由于公众持续的推动和介入，完善了一整套的机制，问题得到了解决。在其他国家其实也有过类似的经验。
但是，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有些地方对一些所谓的重点企业进行保护，使环保部门很难有所作为。这些复杂的问题不是靠提高污水处理技术水平、弄点资金就能解决的。
要克服这么多利益的纠葛，没有公众的参与是不行的，只有公众才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真正受害者，才是环保部门做好工作的重要盟友。公众必须能够有效进入到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中，才能够大力支持各级环保部门的工作。
在研究西方国家公众参与的各种方式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方式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环境信息的公开，用信息公开作为一个手段去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中国正在快速迈入信息化时代，使得环境信息公开的成本大大地降低了。从2003年起，中国在公众参与方面上奠定了法规和政策基础。当年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后来国务院出台了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一系列法规政策，以此作为基础，现在可以在依法理性的基础上去推动这个工作的开展。
对话二:
把做中国水污染地图作为切入点
记者:在实践中，您确定了把做“中国水污染地图”作为切入点，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马军:回国后，我一方面把在国外的研究整理出来，另一方面也在思考，认为需要一个专门的平台去推动信息公开。
环境信息公开，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现实可操作的手段，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成立之初，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把它和水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最后决定做一个水污染的数据库。
如果公众都不知道饮用水发生了什么事，周边水环境是什么状态，那些违法企业是怎么违规排放污水的，怎么能够有机会去参与呢？为了让公众更直观地去了解，需要用电子地图去协助他们，于是就形成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大气污染地图”数据库。
记者:这几年成效如何？能不能说已经成功了？
马军:最初发布水污染地图的时候是2500条记录，到今天已经有4.26万条，还有1.5万多条空气污染记录。很多人认为这已经很难得了，但是一想到那些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水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时，总觉得做得还不够。数据看得多了，问题发现多了，随之而来的是我们会对解决这些问题产生焦虑，感觉任重而道远。
对话三:
供应链管理项目让采购企业发挥作用
记者:作为这种责任感的延伸，你们2008年做了一个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项目。这个项目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马军:2007年3月21日，我们发出一个绿色选择的倡议。当时的目的是两条腿走路，一个就是消费者行动，还有一个就是供应链管理。一方面，建议消费者谨慎地选择他们的产品，用购买权利去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另一方面，倡议大型的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的环境管理。第二年，我们把它制作成一个供应链管理项目。公众可以在网上看到我们做的企业监管记录，查看政府处罚的超标违规记录。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对中国环境的损害很大，国外大型企业到中国来采购，只关心商品价格和质量。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有些供应商为了低价赢得订单，用牺牲环境的做法来降低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变相地鼓励中国的供货商去降低环境标准。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数据库，这些采购企业就没办法回避环境污染问题，对于这些政府公开处罚过的企业，如果你选择不闻不问的话，责任就在你，你不能够逃避这样的责任。
确实有些比较负责任的大型企业开始用这些数据去管理，如比较早采用的有美国通用电器公司(G E )、耐克公司，香港的纺织企业溢达公司。这些用户中也包括沃尔玛公司。
两年前，沃尔玛找到我们，希望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动自己的管理。2008年10月22日，沃尔玛在北京宣布，全球采购商必须要达到本地的环境标准。他们每个月去检索一次供应商的情况，推动了相当一批企业去解决污染问题。
现在，从美国的企业开始，逐渐地，欧洲的联合利华以及阿迪达斯，还有日本的一些大型企业也开始加入进来。在客户企业的推动下，过去一段时间里，先后有120多家供应商前来与我们沟通，说明违规和整改情况。
对话四:
绿色消费是绿色选择的另一条腿
记者:今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联合其他30多家环保NGO组织，搞了一个“年货黑名单”，把一些政府公布的污染企业列入黑名单，给他们发了警示的“贺卡”，同时呼吁广大消费者不要购买这些年货。现在情况如何？
马军:今年第一批公布的20个品牌里面，现在一共有8家企业反馈了意见，其中有5家企业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说明。对于已经提出整改方案并且开始实施的两家企业，我们已经从消费者行动名单上把它们撤除了。
截至目前，消费者行动更多的可能还是在一个小众的层面上，但即使从小众的层面上开始，也已经能够对企业形成相当影响。
我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不是任何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机构或者是个人所能解决的，它必须要有更广泛的参与，包括众多NGO的参与，就像我们这次联合了30多家环保NGO，包括自然之友、达尔问环境研究所等。我们可以拿它作为一个例子，一个好的案例，去进一步吸引消费者，自觉做绿色选择。
对话五:
中国环保NGO组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记者:我们谈一个稍微“虚”点的问题，虽然中国环保NGO现在力量还小，但在中国环保事业中，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请您谈谈对中国环保NGO的看法。
马军:在环境保护领域，环保NGO能够有所发展的原因，一是我们国家面对严峻的环境挑战；二是环境保护会影响到每一个人；三是在操作过程中，这些民间机构基本上选择了一些比较温和的操作方式，环境保护需要动员公众去参与，单凭一个机构，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呢。
我想简单梳理一下中国环保NGO的发展和演化，一开始更多地是从环境教育的角度切入，或者是每个人作为个体在他的生活中间践行绿色环保生活，比如说节水、节电，种树、观鸟，捡垃圾等。这些活动大范围的组织和开展，实际上大大地普及了环保的理念，从这一点上来说，环保NGO在公众环境意识的培养方面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最先成立的很多环保NGO最初基本上都是在这一个层面上开展工作。
到了2003年，公众参与形势发生一些变化，在这一年出台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合法依法地介入到环境公共决策的权利。以怒江建坝为例，绿家园等一些环保NGO介入到了这个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从个体的行为关注，转向了关注重大环境决策，切入到公共决策中，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
这两年又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一些环保NGO开始把关注的重点转向了企业的环境表现。也就是说，环保NGO开始作为企业行为的监督者，形成了环保NGO和企业的博弈与良性的互动。
这与以往环保NGO和企业的关系不太一样。环保NGO直接切入的是企业的生产过程和采购过程本身，关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环保做得如何，对周边社区影响又是怎样的。几年实践中，当这种做法逐渐地被证明会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时候，更多的环保NGO也会逐渐地向这个方向发展。
18、危机：中国严重污染七大河流 89%的饮用水不合格
来源：凤凰网 2010-05-12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628943_1.shtml
水是生命之源，但是随着我国人口数量的几何增长、现代工业废水的乱排乱放、城市垃圾、农村农药喷洒等等，造成河流污染严重，本来已是极少的淡水资源加剧短缺，无法为人所用。据统计，目前水中污染物已达2千多种（2221）主要为有机化学物、碳化物、金属物，其中自来水里有765种（190种对人体有害，20种致癌，23种疑癌，18种促癌，56种致突变：肿瘤）。在我国，只有不到11%的人饮用符合我国卫生标准的水，而高达65%的人饮用浑浊、苦碱、含氟、含砷、工业污染、传染病的水。2亿人饮用自来水，7000万人饮用高氟水，3000万人饮用高硝酸盐水，5000万人饮用高氟化物水，1.1亿人饮用高硬度水。
海河
海河：七大水系污染之首
现状：海河流域位于中国华北地区，包括海河和滦河两大水系。海河水系主要由漳卫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等到组成，还包括陡骇河、马颊河等到平原排涝河道；滦河水系包括冀东诸河。
根据《全国环境质量报告书》（1993）的统计结果，海河水系最主要污染物为氨氮，其次为高锰酸盐指数和生化需氧量，另外，石油类污染亦相当严重，逐渐被视为主要污染物。目前海河水系污染严重，劣Ⅴ类水质断面占50％以上。主要污染河段为 沧州的子牙河和南运河、北京的北运河、张家口的洋河以及天津的海河。
原因：海河流域包括河北省大部分地区、山西省的东北部、山东省的北部、内蒙古的小部分地区及北京、天津两市，总面积31.90万公里2。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291.8亿米，集中在7~10月份（约占70%），人均水资源量为全国平均值的10.5%，是全国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地区。
海河水系由于地表水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河道下泄流量锐减，加上城市和工业排污量增加，各河平均污径比已高达0.12 。许多河段水体污染严重。
辽河
辽河：辽河水系总体水质较差，劣Ⅴ类水质断面占40.6%
污染原因：一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利影响。辽河流域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炭、石油、钢铁等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资源开发强度大，利用效率较低，污染排放强度高。
二是工业污染源污染治理水平低。工业废水排放量约占流域内废水总量的1/3，并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造纸、化工、冶金、食品、制药等行业污染严重，部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污染治理设施欠账多，废水治理设施不完善，难以实现稳定的达标排放。
三是城市污水处理效率低。截至2005年底，辽河流域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19座，处理能力242万吨/日，但实际处理量只有50%左右，部分污水处理厂建成后长期不能正常运行。
四是环境监管能力不足。辽河流域环境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环境执法能力薄弱，有些地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较为突出，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企业偷排、超标排污、超总量排污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遏制。
松花江
松花江：流经商品粮基地的“毒水”
松花江北源嫩江，南源第二松花江，流域面积5568万平方米，多年地表径流量734.7亿立方米，是我国重要工业基地和商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然而，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和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嫩江，第二松花江，松花江干流的水质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主要超标污染项目是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挥发酚，生化需氧量及溶解氧，其原因是由于城镇废污水的排放以及流域的内缺水较严重。
2005年11月，吉林省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发生爆炸，发生爆炸的车间距离松花江只约数百米，爆炸发生后，约100吨苯类物质（苯、硝基苯等）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
淮河支流安徽颍上颍河闸水流量巨大，激起无数白色泡沫。据专家介绍，由于从闸坝下泄水的水质超标，才会产生如此多的泡沫
淮河：十年治理却回到原点
淮河干流以Ⅳ类水体为主，支流及省界河段水质较差；1994年国家提出了淮河治污工程，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是十年之后，当记者拿到淮河水利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后却发现：污染物指标此消彼长，淮河水质综合评价，可以说“回到原点”。
污染来源：
一是部分工业企业偷排污水现象严重。经过10年来“抓大关小”，调整产业结构，淮河流域工业企业中没有污水处理设施或设施不达标的现象已得到有效改善，但部分工业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常常擅自关闭污水处理设施，偷排污水。
二是农村面源污染已成为淮河流域一个重要污染源。据了解，淮河流域耕地面积占全国的1／6，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流域内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的使用量很大，其污染也相对较重。
三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生活污水的排放量正在逐年增加，其污染负荷已超过工业污水，成为影响淮河流域水质安全的重要因素。
现状：
1.这是河南省信阳市一条穿越居民小区充斥着各式生活垃圾的河道。该河道通往淮河支流浉河
2.因为淮河水污染严重，居住在淮河下游洪泽湖边的江苏省泗洪县渔民严凤霞一家只好买矿泉水饮用。“守着淮河买水喝”在淮河沿岸一带司空见惯。
呈现墨绿色的劣五类水从这里长年排向黄河（图片来源：资料图）
黄河：“奶水”变成“劣五类水”
被称为“母亲河”的黄河水量并不丰沛，但却以占全国河川径流2.4%的有限水资源，滋养着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15%的耕地。建国以来，引黄灌溉、供水累计直接经济效益已达6000亿元。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黄河流域废污水排放量比上个世纪80年代多了一倍，达44亿立方米，污染事件不断发生，黄河中下游几乎所有支流水质常年处于劣五类状态，支流变成“排污沟”。
污染来源：工业污染一直是黄河水污染的“祸首”。从青海，经甘肃、宁夏，至内蒙古，黄河沿岸能源、重化工、有色金属、造纸等高污染的工业企业林立，产生出了包括COD(化学需氧量)、氨氮、重金属、高锰酸盐指数以及挥发酚等在内的大量污染物。由于环保设施投入大，运转成本高，沿黄重点污染源偷排现象仍比较严重，而一些“十五小”、“新五小”企业点多面广，很难根除。
位于黄河中上游、甘肃省中部的白银，蕴藏着丰富的金、银、铜、铅、锌、锰等矿物，今天已经成为整个黄河流域最大的重金属废水污染源和黄河上游最大的氨氮废水污染源。同时，这里也是甘肃省最大的二氧化硫以及硫酸浓缩废气污染源。
白银市所有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都汇集到东大沟和西大沟这两条排水沟，然后流进二十多公里外的黄河干流。其中，西大沟主要排放生活污水，东大沟则同时排放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仅2005年一年，从东大沟排进黄河的废污水就达1894万多吨，占整个白银市区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排放总量的 80%以上；铜、铅、锌、镉、砷等重金属都严重超标，其中砷超标更达25.68倍之多。
治理重金属污染
湘江：饱受重金属污染的困扰
湘江位于长江中游，系长江的第二大支流，流域面积将近9.5万平方公里，仅以湘江干流为饮用水源的人口，就有约2000万人。湘江流域集中了湖南省六成人口和七成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也承载了60％以上的污染，是中国重金属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仅以2007年为例，湘江流域汞、镉、铅、砷的排放量，就分别占到了全国排放量的54.5％、37％、6.0％和14.1％。
污染原因：长期以来，有色金属采冶一直是湖南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但矿业采冶技术长期良莠不齐。长期的掠夺式开采，使得伴生矿被当做废矿渣遗弃、当做废水随意排放，直接导致重金属污染几乎遍布三湘大地。
湖南全省有色金属矿平均开采回收率仅50％左右，伴生矿综合回收利用仅占25％。资源总回收率低于发达国家同行业20个百分点，所回收的共生或者伴生金属很多都是重金属，尚不足应当回收量的三分之一。加上周边工业结构与布局不够合理，湘江流域已经形成了株洲清水塘、衡阳水口山、湘潭岳塘、郴州有色金属采选冶炼四大工矿污染源。
最严重地区：在城区面积约530平方公里的株洲市，镉污染面积就超过了一半，有些土壤的污染厚度超过了20厘米；其中超标5倍以上的，也接近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根据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调查结果，株洲市是中国已经发现的最严重的镉污染区。
据清水塘工业区管委会监测所产蔬菜七项重金属指标中，总镉、总汞、总铅等三项指标都超过《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标准值，超标倍数分别达到了64.11倍、185.80倍和66.01倍。
大片污染物流入珠江
珠江：珠三角创造世界工厂奇迹付出的代价
十多年来，广东省每年都要公布《广东省海洋环境质量公报》。自2001年起发布的《公报》显示，珠江流域及珠江口海域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2009年5月，广东省发布的最新《公报》指出，广东省珠江流域以及珠江口海域污染面积比2008年增加12.33%。
污染原因：1985年以来，富于水脉、航运便利的珠三角地区，随着大量外资的涌入，以及迅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崛起成为外向型出口加工业密集的“世界工厂”。这个面积仅1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创造了中国30%的对外贸易额。
不过，在“世界工厂”创造奇迹的背后，却是被水利界赞为"南国少女"的珠江承受的隐痛。这当中，地处珠江流域的东莞是最具典型意义的城市。这座拥有32个镇区逶迤相连组成的城市，20年前还是一片盛产水稻、香蕉和荔枝的农村田园，而如今已靠外向型经济爆发式增长所带动，成为国际加工制造业名城，甚至被认为是"下一个深圳"。
在人均GDP高居珠三角二线城市(除广州、深圳)之首的东莞，折射出一个新兴工业城市的阴暗面--水污染。2005年以来，东莞全市主要水污染物COD(化学需氧量)排放年均总量达到11.6万吨，为全省最高。现在，东莞市城市污水集中处理量为4820万吨左右，只占该市污水总量的68.64%左右，比预期目标整整落后了10个百分点。这就是说，东莞有很大一部分污水未经处理就排放入珠江了。
广东是珠江流域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但也是对珠江排污最多的省份。一些媒体做出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对于外界质疑，广东省环保部门也很无奈。一些环保官员表示，广东省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开展得比较早，但由于经济发展迅速，环保措施没跟不上，加上一些企业偷排超排污水，珠江污染几乎失控。
19、建筑垃圾正在吞噬我们的城市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5月12日 林衍
http://env.people.com.cn/GB/11575346.html
在北京待了20年，徐福生因为拆迁需要已经搬了十几次家，“从四环被撵到了五环，又马上要被撵去六环了。”
不过每次“被搬家”，徐福生都很高兴。这位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生意人表示：“还要拆，就还有生意做。”
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分三六九等：施工现场废弃的破旧门窗、泡沫板、铜铝铁都是好东西；渣土、碎砖石则是真正的垃圾，“连我们捡破烂的都不要，还有谁要”？
答案是土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博士高世扬花了近1年，调查北京建筑垃圾的回收情况。他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北京每年产生4000万吨建筑垃圾中，回收利用的还不到40%，其余都以填埋的方式进行处理。
这一数字远高于北京每年7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为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焦头烂额时，建筑垃圾正如一头无人约束的猛兽，悄悄地吞噬我们的城市。
“无人约束。”高世扬再三强调说。据他调查，只有10%的建筑垃圾会被运往指定的消纳场所，其余的或被随意倾倒，或被运往非法运营的填埋地进行处理。
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2003年，徐福生发现建筑废品的产生量和需求量同时大增，将事业重点从生活垃圾转向了建筑垃圾。
后来，他听说那一年正是围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城市建设启动年。从那一年开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从3000万吨激增至4000万吨，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一年的数量。
对此，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欣葵教授解释说，城市化的大跃进是建筑垃圾产生的主要动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筑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刘欣葵告诉记者，“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以这么高的建筑垃圾产出量作为发展代价？”
在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崔素萍撰写的《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现状与资源化》的报告中，记者发现，因老旧城区拆迁和市政工程动迁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装潢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20%。
根据行业标准，不同的来源直接关系到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以每万平方米计算，施工这么大面积的房屋将产生500吨~600吨垃圾，如果拆除同样面积的旧建筑，垃圾产生量就将多了13倍，高达7000吨~1.2万吨。
刘欣葵指出，很多老旧城区的建筑并未到达50年的标准使用寿命，可以通过内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换。“在技术上100%可以做到，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刘欣葵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立军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研究团队用了1年为一条历史街区设计改造方案，可以“不伤一兵一卒”地将住宅区转化为商业区。最终，方案在开发商的手里夭折，历史街区变成了百货大楼。
“只剩下一面花了几百万保留下的古墙，他们说这代表了对街区的保护。”周立军回忆，“其他的都没有留下，其实，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无人问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扬略带愤怒地展示他拍摄到的照片，被随意倾倒的碎砖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刚刚遭遇了地震袭击的城市。
在一次实地勘探的过程中，高世扬就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打算拍摄地震中救人的场面，就把拍摄地点选在了垃圾场。
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计算，北京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1850万吨，1999年的台湾地区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2000万吨，唯一“无法比拟”的是产生了1.7亿吨建筑垃圾的汶川特大地震。
“再加上广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扬开了个小玩笑，但随即绷紧了面孔，“其实，它们都是灾难。”
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
偷运建筑垃圾是秦伟的工作。
白天，他和工地的工头们谈好价格，“看运距远近，一车200元，熟人便宜20元。”一入夜，那辆他花4万元买的二手卡车就要奔驰在五环路上，往返于工地和填埋场之间。所谓的填埋场都是当地村民承包的，消纳程序很简单，“倒进坑里就得了”。顺利的话，秦伟一夜能倒3车。
“万一被城管逮到了，一个月的收入就泡汤了。不过别的地方都还好，就东五环的城管查得严点。还好他们就要钱，不要那些东西。”秦伟透露。
早在2004年，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通告》。通知要求建筑垃圾的产生单位，要到工地所在区的渣土管理部门办理渣土消纳手续，并申报车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路线把渣土运输到指定的消纳场，然后进行填埋等处理。
但在调查中，高世扬发现，北京市垃圾渣土管理处渣土办公室只有5名工作人员，“这是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啊，怎么打得赢”。
一个包工头曾向北京建筑工程学院陈家珑教援透露过行业的潜规则。由于承载力有限，北京市指定的20多家正规消纳场也不愿意消纳建筑垃圾，由于“上面规定大工地一定要与指定消纳场签署合同”，所以双方在底下达成了默契，“合同照签，但是消纳场只收很少的消纳费，交换条件就是工地自行消纳”。
一条黑色的建筑垃圾消纳链就此形成。陈家珑很保守地估计，大约90%以上的建筑垃圾都没有通过正规渠道消纳。连秦伟都觉得垃圾真不少。他告诉记者现在“很多坑都要排号等着”，甚至那些填埋场都不再填埋，而是雇车将这些建筑垃圾运到更远的地方。
“这些建筑垃圾，就像定时炸弹一样。”曾经主持过“首都环境建设规划项目”的刘欣葵表达了她的担心。
由于缺乏有效分类，建筑垃圾中的建筑用胶、涂料和油漆不仅难以降解，还含有有害的重金属元素，长埋底下会造成地下水的污染，还会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地表沉降。
而最大的风险在于其占用了大量土地。根据陈家珑的计算，每万吨建筑废物占地2.5亩。未来20年，中国的建筑垃圾增长会进入高峰期，将直接加剧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地冲突。
“城市化是一个外扩的过程，有朝一日，当我们需要在被建筑垃圾填埋的土地上进行建设的时候，建筑成本将大大提高。”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副总工程师刘航认为。如果缺乏规划，被填埋的建筑垃圾根本无法作为地基使用，还要面临建筑垃圾再转移的问题。
三千里锦绣江山就要变成垃圾江山
当徐福生还在琢磨回收建筑垃圾是否赚钱的时候，吴建民已经开始进行建筑垃圾再生利用项目的研发了。根据现有技术，95%以上的建筑垃圾都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循环利用。
2003年，做沙石生意起家的吴建民投资6000万元人民币，建成了北京市首家建筑垃圾处理厂，并建成了年消化100万吨建筑垃圾的生产线。
让吴建民措手不及的是，原料来源成了最大的问题。由于厂子建在六环外，很少有运输车愿意承担过高的运费，而更习惯将建筑垃圾就近填埋。如果自主承担运费，赔得就更多了。
7年来，吴建民已亏损上千万元，工厂也已经停产。如今，唯一能让他感到“未来还有希望”的事情，就是新闻联播“还在宣传循环经济”。
据说，全国类似的建筑垃圾处理企业还有20多家，大部分都面临困境。相比于韩国、日本90%以上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我国的建筑垃圾资源化率还不到5%。
另一组数据是，目前我国每年产生的建筑垃圾约为3亿吨，而50年到100年后，这一数字将增至26亿吨。
令陈家珑难忘的是，当得知韩国推行《建设废弃物再生促进法》的消息时，一位专家和他开玩笑：“再不强制推行建筑垃圾资源化，这三千里锦绣江山，就要变成三千里垃圾江山了。”
刘欣葵教授则告诉记者，在北京的城市规划体系中，建筑垃圾的产生成本并没有很好地纳入城市运行成本的计算。“建房是住建委的事儿，而建筑垃圾却是市政市容委的事儿”，“连分管的市长都不一样了。”
“其实，正确的路，我们走过，只是忘记了。”在调研过程中，高世扬发现，在1978年以前，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拆除下的城砖由规划局分配，首先要拨给有建设需要的单位进行再利用。
那时候，它们被称为拆除旧料，而不是建筑垃圾。高世扬坚持认为，是1988年土地市场的成立，让建筑垃圾变成了市政市容问题，土地开发则成为了城市发展的重心。
“建筑垃圾就是钱的问题！”徐福生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能生钱的就要重视，不能生钱的，当然没人管了。”
还有两个月，徐福生又要搬家了。他现在住的地方被划入了“50个即将拆迁的城中村”范围。这也意味着，他生意的旺季又要来了。只是这次，徐福生有点喜忧参半。
“再撵就有点远了，废品的运费又该提高了。”
20、环保问题不是政府的内部事务
来源：长江日报2010年05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5/12/c_1291323.htm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河南省封丘县黄河化工有限公司2008年年底被勒令停产，然而自今年3月起又开始违法生产甲醇。5月7日，封丘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该工厂正常生产“保驾护航”。一名县政府干部表示县政府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真实用意是“防止老百姓告状”。
地方政府为污染企业放行乃至遮掩包庇的情况并不少见，公开为污染企业“保驾护航”的例子却不多，这一事件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扭曲关系又提供了一个注脚。
黄河化工这个严重污染企业在数年间，屡上省市“黑名单”、多次被勒令停产，却依然能够存活下来。2009年，引进黄河化工的前封丘县委书记因贪腐案落马，工厂法人代表随之被罢免人大代表资格，这已经可以说明这家污染工厂与当地政府机构存在的黑色利益关系，但一年之后，黄河化工重新开工，污染问题卷土重来。
也许是为了地方财政收入、GDP政绩考虑，也许是原有利益勾连没有被切断，又衍生出新的利益链条，无论是哪种情况，当地政府都违背了自身职责，也很难说具有基本的道义和公信。污染已是不争的事实，从领导小组设有搬迁工作组来看，当地政府的对策是搬迁化工厂周边村落，铁了心要保住黄河化工。
根据报道，河南省市有关部门数次下发整治通知，不乏严厉制裁措施的警告，遭受污染的村民也不断上访，黄河化工还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也并未见到有官员为此受到处罚。
这就是说，在正常的制度程序里，这件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而按照现实经验推断，事情只有受到更广泛的关注，引起更大层面的愤怒，才可能获得解决的希望。专门领导小组“防止老百姓告状”的真实用意，恐怕就是为了不让事情闹大，只要不闹大，就不会被当作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地政府就有办法始终保住黄河化工。
事实上，我们能够看到，许多事件之所以闹大才能解决，就是因为民意舆论能够形成强大力量，迫使权力作出改进，检讨和纠正自身作为。黄河化工污染一事恐怕也不例外。上级对下级的通知或警告，仍只是权力内部的运作，民意并未参与其中；受害居民上访固然是民意之表达，只是音量有限，未能触动坚固的利益现实。
关停一个污染工厂，或者从更大范围说，环保问题并不是政府的内部事务，上级对下级的压力并不牢靠，也不是总是有效，亟须引入民意机制。事情闹大引起关注，是民意表现之一，但毕竟是非常态的，根本上说，正常的制度安排之中就需要体现出民意。
环保问题归根结底是利益问题，民众的生命健康权要得到保证这是其一，另一方面，地方发展利益也应当有一个正常合理的获取渠道，这即是说，地方政府不必以污染为代价也能够得到财政收入以及其他发展资源。 □刘敏
21、京华时报：县官何来动力死保污染企业
来源：京华时报 2010年05月12日
http://news.sohu.com/20100512/n272069466.shtml
一个上级环保部门屡屡要求停产、整顿、拆建的违法项目，一个引起极大民怨、让900个人摁下红手印要求停建的污染项目，却一次次起死回生，并成为县里的重点建设项目——如果不是媒体连续曝光，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一级县政，竟有如此胆量，既不“对下负责”，也不“对上负责”，俨然成了独立王国。
这起发生在河南新乡市封丘县的事件，让人气愤，也让我们对基层执政能力和治理环境深深担忧。
民意大如天。在今天，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执政理念。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等地方性恶性群体性事件，更对各地尤其是县一级执政体系敲响了警钟。但这些理念和警钟，似乎对封丘的县官们如同“风过耳”，民意被这里的执政者漠视甚至践踏。
目前，尚未听到县里对顶风上马该项目的正面回应与解释，但依据过往此类事件的规律，当与该项目具有诱惑极大的利益驱动有关。这利益，有个体的腐败，前县委书记在此项目中现已查出有受贿和贪污现象，企业原法人代表已被罢免省、市、县人大代表资格；也有畸形的政绩观，因为污染项目往往更能给当地的GDP增长带来见效快的“贡献”。
在当前的县政管理模式中，县一级政府拥有很高的权力完整度，推行的又是县域经济，行政支配经济。这使得县政权力与制约出现了不相匹配的地方：一方面，县政府对民众的权力直接而巨大，其创造政绩的冲动又极其强烈，另一方面，针对县政府权力的监督、约束机制却十分虚弱。以封丘县这起违法项目的“起死回生”为例，上级环保部门的停产令，到底不是削职令；老百姓的红手印，只要尚处可控状态，不把事情“闹大”，也威胁不了县官的乌纱帽。相反，GDP增长了，税收、财政增加了，就业岗位增多了，没准就是“硬道理”，就能“对上负责”了。
但是他们不要忘了，中央和各级组织部门，绝不会放纵这样的“对上负责”。
据说，封丘县已成立了领导小组，要着手调整协调处理该项目问题。但愿，这个调整协调，不是为了给违法企业“保驾护航”，而是真正摆正立场，对中央政令负责，对百姓身心负责，对可持续发展负责。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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