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在受灾最严重的共和乡境内，几乎所有的田地里，都是倒伏的玉米。已抽穗的或接近抽穗的玉米，大多是半腰而折，回天无力。高度在30厘米左右的禾苗，部分还可拢土扶正。约有3000亩田地，则遭受风灾加上水灾。在这之前，为抵抗旱灾，共和乡村民挖井23口，抽水浇灌禾苗。然而，刚刚抽穗的玉米，一夜一间又颗粒无收了。

　　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5月6日夜间，全县16个均出现明显降温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过程，其中3个乡镇出现大暴雨，最大降雨量42.9毫米，其余大部地区出现中雨以上降水。在共和乡共和村，一片竹林被大风连根拔起，很多林木拦腰折断。

预计全县这是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1000万元。灾害发生后，大化县委、县人民政正组织有关部门深入灾区，查看灾情，指导灾民做好灾后工作。5月8日后，农业部门紧急组织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灾后生产，并建议水源丰富的受灾地村民把绝收玉米地改种早季稻。完

2、为何广州的老城区少遭水淹

来源：新京报　2010－05－11　童大焕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5/11/content_98769.htm?div=-1

入夏，南方雨季，广州暴雨倾城，出现了大面积的水浸街景象。有细心市民发现一个“奇特”现象：水灾多发生在楼高路宽的广州新城区，反而是路窄设施旧的老城区少遭水淹。

城市动辄“水漫金山”，人们首先会想到城市排水设施的落后，怀念60年前德国人在青岛设计的城市排水设施，比今天国人设计施工的还好；或者羡慕国外如巴黎、伦敦等城市排水设施的先进。

其实除了专业排水设施之外，我们有远比单纯的排水设施更廉价、功能更强大的、具有自动修复自身和环境功能的“蓄水”元素，为人类创造更宜居的人居环境。包括尽可能减少水泥、沥青、花岗岩地面等，此外，增加绿化和城市公园、湖泊面积，更是创造宜居环境、达到城市蓄水排涝功能的捷径。诚如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广州市规划院前总规划师袁奇峰所言，广州新区水浸主因在于“公园少”。城市开发中的逐利心理，让新建区域的排涝功能降低。城市用地日趋紧张，公园逐渐被“边缘化”。

探究城市公园被边缘化的原因，不外乎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急功近利，短期逐利第一，老百姓宜居问题和城市长远利益问题被置后。新建城区的容积率越来越高，甚至于一些开发商不断违背诺言，不断拉拢腐蚀官员，不断变更和提高容积率，使城市越来越成为名副其实的钢筋水泥丛林。

而很多老城区的公园，往往都是均衡、近距离地分布在市民居住地之间，形成山水、园林、绿地、湖泊与居住人群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水乳交融关系。

是应该大声呼吁公园、湖泊回到城市中央、回到市民身边、回到市民的日常生活中间了！我们以前常常说公园、绿地是城市的肺，今天看来，它远远不仅是城市的肺。如果把城市比做一叶扁舟，那么公园和湖泊所蓄积的地下水和地面水，就像这承载扁舟的大海；它又像城市的呼吸，旱时提供温润的气息，涝时吸纳过多的雨水。它除了时时刻刻为市场提供休憩娱乐、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还从天上地下全方位地保护着这座城市，使它在天地之间，永远保持着动态的平衡与顺畅的循环。□童大焕（媒体人）

3、广州变“广洲” 暴雨浇醒“城市病”

来源：南方日报 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1/c_1287358.htm

■史上最强暴雨、44个水浸黑点、21条道路严重堵塞,广州遭遇更深层次“治水”思考

■相对于“大干快上”的城市建设,各种城市规划、管理理念可能因暴雨加速更新,广州正面临一个契机

5月7日凌晨,一场被媒体冠以“百年不遇”的暴雨突袭广州。

在广州两千多年的城市记忆里,水是财富的象征:城市依水而兴、因水生财。

“这样大的雨以前见过,这样大的损失却是第一次。”暴雨过后,广州多个地下车库惨遭“没顶”,水浸街“黑点”达44个,白云机场出现大面积延误。尖锐的网络民意甚至直呼:一夜之间广州变“广洲”!

仅仅半个月之前的4月22日,一场大暴雨曾使广州全市出现12处“水浸街”,部分地段水浸15厘米至1米左右。

5月9日,又一场暴雨预警响起,履新刚刚20天的广州市长万庆良夜巡三防工程。万措辞严厉:要认真汲取“5·7”特大暴雨灾害的教训,反思现有的防洪排涝系统,查找存在的薄弱环节,采取措施解决有关问题。

暴雨积涝,是国内众多城市的顽疾。在强大的民意面前,尤其是迎亚运背景下,两场暴雨接连拷问:如果“好了伤疤忘了痛”,不借暴雨之机深究建筑设计、排涝预防、项目管理、警报与应急机制等诸多城市管理课题,面对常年家具被“泡”、货物被“冲”、小汽车被“灌”的市民,何谈“宜居”二字?

车库变水库,皆因“先天不足”?

“落雨大,水浸街”,这句儿歌对“老广州”来说几乎耳熟能详,但汽车没顶还是新鲜事。虽是“三个历史罕见”,但偶然中的必然却暴露出了车场设计、管理的“先天不足”

5月9日清晨,中海康城“三期地下车库”内,约400辆汽车仍泡在半米深的水里。由于水浸使车内大量汽油外泄,业主们不得不站到车库10多米开外。

此情此景对绝大多数业主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是5月7日凌晨特大暴雨突袭广州的“后遗症”。当天,位于天河的新赛格电子城停车场也迎来了开张来最“热闹”的一个早上:面积约有1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的停车场被黄浊的积水“灌饱”。上百市民围在入口处,议论纷纷(如图,徐滔、王猛摄)。“才不到20分钟,里面停着的40多辆车就遭‘灭顶之灾’了。”电子城的刘姓保安说。

“落雨大,水浸街”,这句儿歌对“老广州”来说几乎耳熟能详,但汽车没顶还是新鲜事。截至7日傍晚,全省接报车险超过1.3万例。而保险公司预计此次暴雨造成的损失赔付将达到1.39亿元,其中车险赔付占了近90%,超过1.25亿元,当中主要集中在广州、东莞。

损失严重背后,罪魁祸首固然首指来势汹汹的暴雨。省气象台助理首席预报员张东表示,这次暴雨有着雨量之多、雨强之大、范围之广等“三个历史罕见”的特点,整场大暴雨覆盖了全市大街小巷。

“但‘历史罕见’只是偶然因素!”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副院长倪阳指出,地下停车库“灌水”有多方面的原因,除这次特大暴雨是“百年难遇”外,地下车库设计规范问题也被充分暴露。

据了解,相较于国外以及国内其他城市停车场建设,广州不少停车场并没有设置横截式排水管,也没有配置适宜容量的抽水泵。

“在建筑设计上,即使是停车场,都要根据建筑物的实际不同用途,按100年一遇、50年一遇、10年一遇等不同等级的洪水位设计所有出入口。”倪阳说,不排除因为建筑设计行业内工程师素质及水平参差不齐的原因,而导致某些停车场在设计上“先天不足”无法抵挡特大暴雨。

但另一方面,“如果市政区域规划设计的排水标准设计没有考虑周全,整个区域排水系统设计有漏洞,那么无论建筑本身可防水位多高,都仍会出现‘灌水’的可能。”

不仅设计有隐患,管理上的不完善,也是车库变水库的诱因之一。

记者踩点多个没顶车库发现,绝大部分都有“防洪门”,但却全部打开,形同虚设,门上红色的油漆已经斑驳不堪。“车库建成之初,曾经使用过几次防洪门,但慢慢就再也没有碰过”,新赛格电子城姓刘的保安称,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关,“从没人告诉过我们如何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道防洪门”。

“虽说是‘天灾’,但也有‘人祸’的因素。”平安财险广东分公司勘察理赔人员说,“有的车库防洪门被一些垃圾顶住关不上,有的在开着的防洪门边上停车,暴雨一来,根本挪不动这些东西,因此紧急情况下往往无法关闭防洪门,车库管理存在着严重漏洞。”

按规定,停车场的排水设施管理应由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哪些设备,怎么用”,龙口小区管理人员彭德林说,平时物业管理人员根本没有绷紧“防洪”这根弦。

1 2 3 4 下一页

4、玉树重建要克服什么困难?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5-11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1005/t20100510_659224.html

　　重建要解决好与保护环境的矛盾

　　从玉树的特殊情况出发，灾后重建面临一些困难。一是施工时间短。玉树冬季漫长、夏季很短暂，有效施工时间并不多，时间上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二是运输能力弱。玉树处于西藏、四川的接合部，结古镇是物资集散地，向外有效的通道分别是214和308国道，这两条道路如果保障整个重建物资运输的需要，压力很大。三是建筑成本高、施工难度大。玉树地处三江源，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当地基本没有砖厂、瓦厂、水泥厂，大量建筑材料要靠外来运输，势必会导致成本增加。

　　重建工作时间紧张，任务繁重。当地难免会发生一些项目就地取材，便捷地使用资源，使已经关闭的采石场出现死灰复燃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要坚持把生态优先原则摆在首要位置，协调好重建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鼓励公众参与保护环境

　　玉树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中，还需要积极发动公众参与保护环境。目前，公众参与保护的程度还不够，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长期由政府承担和主导，如果公众能够积极地参与到重建及重建后的环境保护过程当中，将对当地环境保护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重建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公众的广泛合作、支持和参与有着深远的意义。通过公众参与，一是能够促进形成政府和公众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的共识，凝聚保护力量；二是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从而使公众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变成一种自觉行为；三是有助于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顺利实施，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着眼点不限于区域本身，更重要的是考虑到黄河、长江和澜沧江中下游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公众参与，能使公共决策更为科学、合理。

5、玉树建设生态城市要注意什么问题?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5-11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1005/t20100510_659225.html

　　■目标是什么？

　　青海省提出，要把玉树州首府建成高原生态型商贸旅游城市、三江源地区的中心城市和青藏高原城乡一体发展的先行地区，实现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玉树的宏伟目标。

　　青海省省长、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骆惠宁提出:“在重建过程中，我们将更加注重生态环保和绿色发展，按照保护母亲河源头的要求，大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大力推进游牧民定居工程，加快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旅游业，开展植树固碳工程，使玉树重建为应对世界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发展模式是怎样的？

　　玉树所在的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承载能力低，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过度获取、对矿产资源的不当开采，将超出三江源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因此，玉树重建过程中首先要注重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型的发展之路。

　　有专家认为，应把玉树所在的三江源地区定位为“生态特区”。三江源地区的经济只有依托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对于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保护生态环境是最终的出路。在三江源地区发展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等，以及实现城市化、现代化和小康社会，也都要走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之路。

　　■如何转变当地人民生活方式？

保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必须解决好当地牧民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问题，在保留原有的藏民宗教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同时，通过教育引导等方式让他们融入现代文明，让他们既能够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又能够减少对环境冲击的健康生活方式，以实现三江源地区整体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6、联合国环境署说全球未完成保护生物多样性“2010目标”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5月10日

http://cd.qq.com/a/20100510/004267.htm

　新华网内罗毕5月10日电（记者王雅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10日在内罗毕发布最新报告说，截至目前，全球未能实现此前承诺的到2010年实现在全球范围内显著降低生物多样性丧失速度的目标。

　　这份由《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有关机构公布的报告说，2002年，世界各国领导人曾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共同作出了上述承诺，然而，根据全球110个国家提交的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如果人类再不对地球生物多样性采取“迅速、根本且创造性、可持续的”保护措施，当前的地球自然体系将濒临快速退化和崩溃的边缘。

　　报告指出，44％的陆地生态区域和82％的海洋生态区域没有达到预期的保护目标，其中包括大多数重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

　　环境署执行主任阿齐姆·施泰纳说，经济因素是造成全球未能实现保护生物多样性“2010目标”的关键原因，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及不断变化的贸易及人口分布也是重要原因。他说，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当今社会，特别是一个到2050年人口将达90亿的星球来说，是极其不可或缺的。但世界上很多经济体都在忽视动植物及其他生命形式对健康、正常的森林、淡水、土壤、大气及海洋等生态系统的巨大价值。

　　报告强调，人类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气温升高将严重危及全球范围内各类物种栖息地的存在，人类活动使物种正以比自然淘汰高1000倍的速度灭绝。如果人类继续破坏生物多样性，地球整体生态系统将转入“物种选择及低产状态”，到那时人类将很难修复生态系统，因此“需要给予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应对气候变化同样的关注”。

据联合国环境署此前统计，全世界范围内目前共有21％的哺乳动物、30％的两栖动物、12％的鸟类、70％的无脊椎动物、37％的淡水鱼类以及70％的植物濒临灭绝。

6、台湾环保组织吁保留浊水溪湿地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05-11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gwsp/201005/t20100511_317600.html

中新网5月11日电据“中央社”报道，继台湾作家张晓风为南港202兵工厂的沼泽、绿地及生态跪求两叶“肺”之后，台环保组织11日则为浊水溪口湿地“请命”，愿以生技园区换“国光石化园区”，“给台湾一颗肾”。

彰化县环境保护联盟理事长蔡嘉阳表示，泥质潮间滩地就是大地的肾脏，代谢有毒废物，维持生态系平衡，如今要将4000公顷台湾最大的河口泥滩地浊水溪口开发成为石化工业区，如同把肾脏去除一般，令人担忧。

蔡嘉阳指出，如果生技园区开发会破坏肺叶，那么欢迎生技园区到浊水溪口湿地开发，至少比起“国光石化园区”污染减少许多。

蔡嘉阳呼吁，浊水溪口湿地所在的彰化县不要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高排碳的“国光石化园区”。

7、山东：小清河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启动

来源：大众日报2010-05-1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5/671273543667_1.shtml

　　记者从山东省财政厅获悉，小清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工作近日启动。这是继大汶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后，我省启动的又一项区域生态补偿试点。今年，省级筹措1亿元作为启动和奖励资金。

　　小清河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试点从2010年开始，力争通过3年时间，建立起各市横向补偿（赔偿）为主、省级财政引导的生态价值补偿机制，引导流域内各市采取综合措施加快污染治理，实现流域水质改善目标。其具体办法是，对水质达到《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规定的年度水质目标且比上年有所改善的，由下游市对其进行补偿；如果水质比上年恶化的，则由其对下游市进行赔偿。河流最下游的潍坊市（干流）、东营市（支流），由省级财政作为补偿（赔偿）对象，达到年度水质考核目标且比上年有所改善，由省级给予补偿；水质比上年恶化，则向省级赔偿。具体补偿（赔偿）资金额度主要是根据COD 、氨氮两项污染物改善程度和补偿（赔偿）资金调节系数（M ）确定，其中COD 的权重为65% ，氨氮为35% 。对合并计算后获得净补偿资金的市，省级再按一定比例给予奖励。

据省财政厅有关负责同志介绍，2010年，省级筹措补偿资金1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和奖励资金。5000万元的启动资金，将按照《小清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确定的治污项目投资额度、COD 和氨氮两种主要污染物的减排任务，切块分配各市，由各市统筹用于《治污方案》确定的治污项目。5000万元的奖励资金，将按一定比例，对获得补偿资金的市给予再奖励。

8、山西煤炭开采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将变生态开采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sohu.com/20100511/n272046161.shtml

中新网太原5月11日电 (任丽娜)　煤炭开采赋予山西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窘境正在被当局努力改变。

　　山西省环保厅今日发布消息称，为了积极治理因煤炭开采造成的地质灾害，减轻因采煤而带来的一系列生态破坏等问题，该厅将与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开展业务合作，全面加强双方在信息、技术、规划、项目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环保部环境规划研究院副院长王金南曾指出，2003年山西省煤炭工业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损失为288.77亿元，约占当年全省GDP的11.5%。

　　如今作为资源大省山西来说，煤炭开采过程不能再只把煤炭看作资源，更要把空气、土地、地下水、环境等都作为重要资源进行科学开发，从而逐步形成生态开采。

　　据了解，山西省环保厅与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将合作开展“十二五”前期研究课题中的地下水资源保护课题，及山西省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合作实施山西省土壤环境功能区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规划项目。合作开展《矿山开采生态恢复治理规划》、《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方案》和《生态省、市、县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

　　此外，双方合作将制定区域煤矸石治理规划和地表塌陷、裂缝修复治理规划，解决煤炭工业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据介绍，双方还在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煤矸石自燃及尾矿库溃坝事故等方面，开展事故排查评估和应急处置协作，合作开展环境监测业务。

　　与此同时，由山西省环保厅推荐部分专家进入山西省煤炭地质局的专家库，参与煤炭领域的相关评审、咨询工作。由山西省煤炭地质局推荐部分水文、地质方面的专家进入环保厅的专家库，参与环保领域的生态报告评审、环评等工作。双方抽调专家，合作开展汾河流域矿井水处理回用的技术课题研究。

据悉，双方还将对地下水资源的综合评估、煤炭开采生态地质环境影响调查及煤炭、矿山环保验收回顾性评价工作展开合作。

9、青海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处理环境突发事件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5/11/c_1288621.htm

新华网西宁５月１１日电（记者王大千）青海省环保厅和安全监管部门日前启动联动机制，通过信息互通，发挥应急队伍在技术、装备和经验上的优势，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对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和处置能力。

据青海省环保厅工作人员介绍，目前，青海省突发性环境事件数量不断上升，多数与生产安全事故紧密相连，启动应急联动机制、采取相应措施处理与环保有关的事故迫在眉睫。

据介绍，青海省环保、安监两部门首先建立资料信息共享机制，相互提供化工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和使用，矿山及矿尾库开采，医药生产，金属冶炼及加工等对环境有较大影响行业的有关资料信息。在此基础上，两部门将针对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环境安全隐患进行联合挂牌督办，开展联合执法活动，建立整改落实长效机制。

同时，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抢险救援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时，环保和安监部门还可商请对方调集救援队伍参与救援，通过建立和启动应急联动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生产安全事故引发环境事件造成的危害。

10、什么是生态旅游?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5-11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1005/t20100510_659227.html

　　生态旅游的概念是什么？

　　生态旅游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于1983年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包括两个要点，第一是生态旅游的物件是自然景物；第二是生态旅游的物件不应受到损害。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其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生态旅游的特征有哪些？

　　首先，生态旅游的目的地是一些保护完整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系统，参与者能够获得与众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具有原始性、独特性的特点。

　　其次，生态旅游强调旅游规模的小型化，限定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这样有利于游人的观光质量，又不会对旅游环境造成大的破坏。

　　再次，生态旅游可以让旅游者亲自参与其中，在实际体验中领略生态旅游的奥秘，从而更加热爱自然，这也有利于自然与文化资源的保护。

　　最后，生态旅游是一种负责任的旅游，这些责任包括对旅游资源的保护，对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等。由于生态旅游自身的这些特征能满足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的需要，所以，当今的生态旅游方兴未艾。

　　发达国家如何开展生态旅游？

　　在西方发达国家，周末和节假日到大自然去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很多发达国家在生态旅游活动中极为重视保护旅游物件。在生态旅游开发中，避免大兴土木等有损自然景观的做法，旅游交通以步行为主，旅游接待设施小巧，住宿多为帐篷露营，尽一切可能将旅游对旅游物件的影响降至最低。在生态旅游管理中，提出了“留下的只有脚印，带走的只有照片”等保护环境的响亮口号，并在生态旅游目的地设置一些解释大自然奥秘和保护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标牌及喜闻乐见的旅游活动，让游客在愉悦中增强环境意识，使生态旅游区成为提高人们环境意识的天然大课堂。

　　过去，那些旅游者喜欢到热带海滨去休闲度假，热带海滨特有的温暖的阳光(Sun)，碧蓝的大海(Sea)和舒适的沙滩(Sand)，使居住于污染严重、竞争激烈的西方发达国家游客的身心得到平静，“3S”作为最具吸引力旅游目的地成为人们所向往的地方。随着生态旅游的开展，游客环境意识的增加，西方游客的旅游热点正从“3S”转向“3N”，即到大“自然(Nature)”中，去缅怀人类曾经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怀旧(Nostalgia)”情结，使自己在融入自然中进入“天堂(Nirvana)”最高精神，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

11、我国可能在2012年前后开征二氧化碳排放税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1/053620244192.shtml

　　记者日前获悉，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有关课题组经过调研，形成了“中国碳税税制框架设计”的专题报告。课题组表示，我国碳税比较合适的推出时间是2012年前后；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所以适合采用定额税率形式；在税收的转移支付上，应利用碳税重点对节能环保行业和企业进行补贴。

　　时间

　　或在2012年推出

　　近日，国家发改委有关专家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表示，“我们碳税专题组的基本研究工作已经做完，目前正在与全国人大等作进一步的沟通，我们希望是在‘十二五’期间开始征收碳税。”

　　据了解，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调研报告分析了我国开征碳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基本目标和原则，从税制诸因素角度初步设计了碳税制度的基本内容，并具体提出了我国碳税制度的实施框架，包括碳税与相关税种的功能定位、我国开征碳税的实施路线图，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建议。

　　专家表示，所谓碳税，是根据产品加工过程所排放碳的多少收税的一种环境税，在现实操作中也常常采用能源税的形式，直接提高燃料最终用户支付的价格。碳税能够使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有固定的参考成本。

　　此前，财政部财科所有关专家透露“下一步资源方面的税费改革要加快步伐。这个改革之后，在2012年或2013年，要推出碳税，而且是低标准起步。”

　　接近财政、税务部门的人士透露，国家有望在今年加大资源税的改革力度，并开征环境税。其中资源税的改革方向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税率，从定额税变成累计税，并改善资源税的征收范围，从生产和消费环节同时征收资源税。环境税则是在目前试点的基础上开征新的税种。

　　据了解，目前环保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有关环境税的方案已经完成。一位接近环保部的人士说。“更具体的时间表还要看情况，但是的确是在加快步伐。”这位人士进一步表示，中国的碳税，就是把现在的资源税改为碳税，现在只有2%，把税率提高。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权威人士近日向媒体透露，有关部门已在积极推动征收“碳税”工作，时间上不会拖太久，目前各省已在酝酿对企业提供节能扶持资金。

　　据了解，目前，世界上已有丹麦、芬兰、荷兰、挪威和瑞典五个北欧国家实施了碳税或能源税政策，而法国也准备步其后尘，将从2010年起开征碳税。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美国等发达国家视“低碳经济”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意孤行地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极大。在这样的状况下，中国怎么办？樊纲说，与其让美国人征了我们的碳关税，去补贴他自己的企业，不如我们自己先征碳关税，所得的税收再补贴自己的企业，以达到企业改变结构、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方式

　　先征企业 暂不征个人

　　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有关研究报告对碳税的征收范围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

　　国内的专家认为，我国现阶段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可确定为：在生产、经营等活动过程中因消耗化石燃料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的二氧化碳。由于二氧化碳是因消耗化石燃料所产生的，因此碳税的征收对象实际上最终将落到煤炭、天然气、成品油等化石燃料上。

　　根据碳税的征税范围和对象，我国碳税的纳税人可以相应确定为：向自然环境中直接排放二氧化碳的单位和个人。其中，单位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股份制企业、其他企业和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

　　财政部有关专家表示，碳税税率形式与计税依据密切相关，由于采用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且二氧化碳排放对生态的破坏与其数量直接相关，而与其价值量无关。因此，需要采用从量计征的方式，即采用定额税率形式。

　　据了解，每消耗1吨原煤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约为1.9吨，消耗1吨原油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约为3吨。为此，财政部有关课题组建议，中国的碳税最终应该根据煤炭、天然气和成品油的消耗量来征收。碳税在起步的时候，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10元，征收年限可设定在2012年；到2020年，碳税的税率可提高到40元/吨。

　　而环保部规划院课题组则建议，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20元，到2020年可以征收50元/吨。具体而言，煤炭(每吨)、石油(每吨)、天然气(每立方米)分别征收11、17、12元的碳税。

　　对于征收碳税，钢铁企业德龙控股董事局主席丁立国表示，低碳发展是大势所趋，钢铁等行业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转移税负成本。但中国企业的税负有点偏高，希望政府在出台碳税时，能统筹考虑企业的负担。

　　国家发改委能源所研究员姜克隽对此表示，“对企业来说，税首先肯定是大棒，征收碳税，像钢铁这样的高耗能高碳行业确实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在研究碳税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不增加企业总的税负，让碳税更多充当胡萝卜的作用。”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研究报告称，根据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对我国碳税税收优惠进行设计。为了保护我国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同时期对受影响较大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建立健全合理的税收减免与返还机制。但是，能源密集型行业享受税收优惠必须有一定的条件，如与国家签订一定标准的二氧化碳减排或提高能效的相关协议，作出在节能降耗方面的努力。

　　另外，对于积极采用技术减排和回收二氧化碳，例如实行C C S(碳捕获和储存)技术，并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根据我国现阶段的情况，从促进民生的角度出发，对于个人生活使用的煤炭和天然气排放的二氧化碳，暂不征税。

　　归属

　　中央地方七三开

　　对于碳税的归属，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专家称，碳税的收入归属上有三种选择，即地方税、中央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一般而言，根据中央税与地方税的划分标准，地方税应该是具有非流动性且分布较均匀、不具有再分配和宏观调控性质、税负难以转嫁性质的税种。而碳税对整个宏观经济、产业的发展产生影响，还涉及一个国际协调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碳税不宜作为地方税，作为中央税更为合适。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地方税税收收入过低，为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建议将碳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与地方分成比例为7∶3。

　　北京环交所董事长熊焰表示“如何合理的设计碳税确实是特别复杂。碳税当然是普遍增收的，但在有惩罚机制的同时，奖励机制也应有。”

　　世界资源研究所(W R I)中国首席代表邹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理论上说，谁污染就对谁征税，专款专用，可以用于搞研发投资，可以补贴新能源企业。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成为欧洲一些国家的主要做法。

　　中信产业基金董事长刘乐飞介绍说，欧洲美国新能源低碳项目之所以能这么成功的运行和发展，主要原因是它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比如说建一个太阳能电站，政府则给企业什么样的补贴，以保证企业有较好的回报。建设太阳能电站在德国投资回报率接近10%，东欧的一些国家投资回报能达到15%左右，这样的投资回报带动了很多机构建设太阳能电站“所以只有政府的政策，包括政府的补贴，能够真正明确了之后，我想才能够带动低碳经济发展。”刘乐飞表示。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的研究报告称，由中央财政集中碳税收入用于支持节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新能源技术开发以及其他节能事业的发展。还需要建立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考虑低收入或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平衡地区间减排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格局。

　　从强化我国财政管理的角度出发，碳税的收入也有必要纳入预算管理，与其他税收收入统一进行使用和管理。鉴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低，节能减排方面所需的资金不足，因此，财政有必要合理地利用碳税收入，加大在节能环保方面的支出。

研究报告表示，碳税收入应该采用以下使用内容和方式：一是用于重点行业的退税优惠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助等方面；二是可以建立国家专项基金，专门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提高能源效率、研究节能新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实施植树造林等增汇工程项目以及加强有关的科学研究与管理，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三是在具体使用方式上，应该更多地采用财政贴息等间接优惠方式，而较少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更好地发挥碳税的作用。

12、河南封丘县政府组建领导小组保护污染企业生产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0年05月11日本报记者郑加良《东方今报》记者杨桐

http://news.sina.com.cn/c/2010-05-11/070020245428.shtml

　　黄河化工屡上黑名单 卷土重来祸害百姓

　　封丘县政府保驾“毒工厂”

　　县环保局局长称未发现污染问题 　

　　“真不知到底是该老百姓为化工厂让路，还是化工厂为老百姓让路。”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一位年老的村干部满脸无奈。

　　他所说的化工厂名叫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工司(以下简称“黄河化工”)。据统计，这家化工厂地处封丘县城的稠密居民区，周边居住有三四万人口。可是，在这样的人口稠密区中，黄河化工自2008年4月起开始在新厂区生产甲醇。工厂24小时不停的巨大噪音，曾逼得邻居家要中考的小孩晚上躲到卫生间里睡觉；工厂排放出的废水不仅污染了当地水质，还给黄河下游的群众用水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有关部门的三令五申下，2008年年底，黄河化工甲醇项目被勒令停产。好景不长。只停产却没拆除设备的黄河化工，自今年3月起又开始违法生产甲醇。5月7日，封丘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组建领导小组为该工厂正常生产“保驾护航”。其中，仅“企业服务组”一项，就安排了3名副县级干部参与。

　　“就像慢性自杀一样。”一名因害怕被停职而不愿具名的县政府干部对记者说，明明家人都生活在这里，却要受政府命令支持这个祸害百姓的“毒工厂”，他们现在“敢怒不敢言”——县政府对黄河化工问题成立专门领导小组成立，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协调处理问题，而是“防止老百姓告状”。

　　连鸡都被熏死

　　5月7日，一份文件号为封文［2010］42号的红头文件被印制了180份，分别下发给封丘县的县委各部门、县直各机关和各乡镇。

　　这份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文件名为《关于调整协调处理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问题领导小组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据该《通知》，这个领导小组以县长李晖为组长，包含了除县委书记以外的另外18名领导干部，其中，副县级干部5名、县委常委6名。

　　该领导小组下设周边稳定工作组、维稳应急处置组、企业服务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组、企业项目建设服务组、搬迁工作组、宣传工作组和干部工作组8个工作组。

　　封丘县政府一位不愿具名的干部向记者透露，领导小组成立的真实用意，并不在于协调处理问题，而是“防止老百姓告状”。

　　记者于5月10日晚8时53分拨打封丘县县长李晖的手机，除第一次电话未接通外，第二次与第三次电话均被李晖直接挂断，未能问明该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图。记者随即打通了该县环保局局长赵培栓的电话。赵培栓称，这几天，新乡市和封丘县的环保部门一直在黄河化工厂区检测，尚未发现有污染问题，其排放一直达标。此外，赵培栓还表示，至今他仍然没有看到这份封丘县的红头文件。可是，赵培栓作为企业服务组成员出现在这份红头文件名单中。

　　《通知》中要求：“领导小组每周召开一次例会，听取各工作组负责人工作进度汇报，协调处理相关问题。”

　　就在5月7日下午，封丘县城关镇北街村村民王震把记者领到邻居家一个小纸箱前，里面的5只小鸡双脚绷直已经死去。“都是这两天被工厂排出的废气给熏死的。”王震说，他家与化工厂仅一路之隔。

　　沿着工厂与北街村之间的小路上，挨着工厂一侧有不少草木已经枯死。记者不时感到有细尘如雨点般从化工厂高炉上往下飘。细尘落在一名村民的小车上，铺上白白一层，用布擦不掉，用指甲抠还会发出“咔吱咔吱”的刺耳响声。

　　透过一户村民的二楼窗户，记者远远地看见化工厂有一个高炉正对着天空排放废气。村民说，那正是化工厂新厂区的甲醇生产车间，一天24小时作业，自3月中旬以来从未停过。记者在封丘县采访的几天，高炉一直在排着烟气。

　　5月8日下午，记者到紧挨化工厂西侧的郭场村中，发现绝大多数房屋已经被拆除。该村一名干部告诉记者，虽然不能提供当时的文件，但是他很确定县政府是以“新农村建设”名义拆除房屋的。为此，该村110户居民需要搬迁。而在一片略微平整的废墟上，一滩面积约五六十平方米的废水碧绿而腥臭。废水潭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又酸又馊的刺鼻味道，潭面上浮着一层青绿色的薄膜。记者发现，顺着潭的一个入水口向东走，有一个人工挖好的小水沟，直通化工厂。

　　郭场村里一些不愿意搬走的村民围着对记者说，原来这里一点水都没有，最近几天晚上，化工厂都会用黄色大罐车来这里倒污水，有时甚至直接倒在村里的道路上，最初发出的恶臭让人喘不过气来。该厂职工透露，黄河化工曾向下水道偷排污水，被发现后，一个排污口被封堵，大量污水排不出去，就在厂子西边挖了一条明沟，让污水自己流到郭场村村头的空地上。有时候生产出的甲醇浓度太低，客户不满意，也用黄色大罐车拉到那里倒掉。

　　5月9日上午，当记者再次观察时，发现臭水潭面积较前夜几乎扩大一倍，逼近旁边的绿色麦田，部分抽穗的小麦已经发黄枯萎。

　　居民们担心，黄河化工排出的这些废液以及日日夜夜生产的甲醇，会对他们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因为他们找了许多专家咨询，被告知生产甲醇的废气、废液、废渣毒性极强，对人的神经系统危害最大，甲醇蒸汽还能损害人的呼吸道黏膜和视力，易致癌症、白血病，重者导致死亡。

　　在黄河化工厂新厂区北门附近，和上述臭水潭一样的臭味正沿着下水河道往地面蔓延。臭水顺着下水河道的流向走，最终注入封丘县十字渠，向黄河下游流去。路边一名小卖部老板说，这里的污水，有化工厂排过来的。

　　记者在化工厂周边两公里内选取了3个村庄采取水样，从深达20米至49米不等的3口水井中取了3份水样进行烧煮。水开之后，水面上浮起一层透明油状薄膜。每份水样都有异味，酸涩得难以下咽，而把水倒掉后，发现碗底凝结了一层白色粉状物。

　　“毒工厂”屡上黑名单

　　黄河化工的前身，是筹建于上世纪70年代的封丘县化肥厂，属地方国营企业，主要生产尿素。化肥厂在上世纪80年代颇为红火，当时县委曾在该厂大门口竖起一块“造福封丘”的牌匾。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等问题，化肥厂之后效益连年下降。1998年，化肥厂宣布破产。

　　有媒体报道说，2003年，时任封丘县委书记的李荫奎上台，许多企业老板都表示愿意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收购化肥厂。但李荫奎却与河南焦作武陟县腾飞煤炭公司法人代表黄金慈签订协议，以300万元的价格将净资产1亿多元的化肥厂及其土地使用权出让给黄金慈，300万元分3年付清。李黄二人为武陟老乡。

　　黄金慈承包化肥厂后，将其改建成如今的黄河化工。一名1971年就进入化肥厂上班的老职工告诉记者，此后“不到一年，黄金慈就开始用老厂区的设备，一边生产尿素一边偷偷生产甲醇”。当时，甲醇的价格是每吨4800元，而尿素的价格是每吨1400元。

　　事实上，正是在黄金慈接手后，黄河化工开始成为河南省环保厅要求重点监控的排污企业之一，且成为黄河下游群众埋怨的上游污染源之一。

　　2004年，黄金慈接手黄河化工一年以后，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河南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4］54号)中，黄河化工被当年的“环保专项行动”列为14家必须“停产整顿、停产治理、限期治理企业”中的一家。

　　2005年，在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环保局等部门洪汝河天然文岩渠及贾鲁河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05］38号)中，黄河化工再次被列入黑名单，被要求在当年6月底前，必须“完成氨氮限期治理任务，实现全厂废水稳定达标排放，否则停产治理”。

　　不仅是黄河化工，黄金慈在漯河市武阳县收购的另一家化工厂也被列入豫政办［2005］38号文件中要求重点监控的排污企业黑名单。

　　2006年年底，黄河化工占地320亩的新厂区已经和老厂区连成一片，这320亩地之前一直是北街农民的“丰产田”。新厂区内，10个直径21米的圆柱大罐拔地而起，居民纷纷猜测这些巨型大罐的用途。谜底在2008年年初揭晓。

　　900个红手印的愤怒

　　2008年1月9日，新乡市政府颁发新政办［2008］1号文件，公布2008年新乡市第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名单，黄河化工的氨醇改造项目在全市168个重点项目中名列第48位。有业内人士指出，氨醇生产线的合成器可用于生产甲醇。这时，居民才确切地知道，黄河化工10个巨型大罐原来是用来准备装甲醇的。

　　可是，仅仅过了5天，2008年1月14日，新乡市政府颁布新政办［2008］2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通知》：“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擅自违法建设氨醇生产线，其造气工艺采用省产业政策禁止使用的固定床间歇制气工艺。为此，省环保局要求我市必须尽快拆除违法建设的、不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生产装备，否则将再次对我市采取区域限批的严厉制裁措施。责成封丘县人民政府督促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立即停止擅自违法进行的氨醇生产线扩建工作，对违法扩建部分实行断电断水。”

　　然而，一个月之后的2月19日，封丘县政府却在该县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称，黄河化工25万吨氨醇改造项目即将试车投产，该项目排在全县重点推进的10个大项目中的第一位。

　　2008年4月，就在省市相关部门发出叫停通知的背景下，黄河化工开始试车生产甲醇了。

　　生活在黄河化工周边数以万计的居民对2008年的那个夏天记忆犹新：黄河化工试车时，机器发出的轰鸣声把周边一公里内所有居民家的窗户震得啪啪直响。一名不愿具名的县政府工作人员透露，即便是一公里外的检察院、财政局、城建局和土地局的新办公大楼内，工作人员都无法听清同事说话的声音。

　　24小时不间断的噪音使很多家庭重新安装了双层玻璃，晚上睡觉时得在耳朵里塞上棉花团才能入睡。一些孩子晚上甚至不敢在卧室里睡觉，躺在卫生间里躲避噪音。

　　人们的喉咙开始发痒，居民反映肺炎和上呼吸道感染的人数开始增加。黄河化工一个职工的老婆在怀孕四五个月之后发现肚子里的孩子不再发育，最终流产；郭场村村民老刘家里一头老母猪生的12只猪仔，除一只存活外，剩余全部为死胎。这些都加深了居民的恐惧。

　　2008年8月，因为奥运会，黄河化工暂停了氨醇项目的生产。可是，1个月后，污染又回来了。900多名居民代表其家庭在一封举报信上联名按下红手印。部分居民代表开始逐级向封丘县、新乡市和河南省的环保、信访部门举报。

　　一名村民对记者回忆说，当省市环保部门派人来封丘检查时，一名领路的居民代表被化工厂的人员打伤，村民更为愤怒。他们推倒化工厂的围墙，并将大门上“造福封丘”四个大字捣毁——在他们看来，这个化工企业不是造福封丘，而是祸害封丘。

　　2008年10月，封丘县的居民代表三上北京，到环保部举报。第一次去了6人，第二次5人，第三次达到了46人，其中多数为60岁以上的老人。在讲述自己的遭遇时，一些老人泪流满面，屈膝跪在了接待人员的面前……

　　这一事件随即得到重视。2008年12月，黄河化工被责令停止违法生产；2009年2月，当初将封丘县化肥厂低价出售的封丘县委书记李荫奎落马，被查出受贿780万元，贪污8.4万元，接受礼金553.7万元。之后，黄河化工的法人代表黄金慈被罢免省、市、县人大代表资格。

　　居民重新过上了稍微安静的生活。然而，他们没想到，一年之后，噩梦又重新回来了。

　　违法生产卷土重来

　　停产15个月后，今年3月初，黄河化工又开始生产甲醇了，困扰居民的污染问题卷土重来。

　　此前一直代表居民向省、市、县反映情况的73岁退休职工王震告诉记者，黄河化工的甲醇生产死灰复燃前，封丘县政府部门曾召集周边村子的党员干部征求复工意见，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说黄河化工可以生产尿素，但不能再生产甲醇。这一说法得到众多与会者的确认。

　　可是，群众的声音没有被采纳。2010年4月16日，封丘县居民代表再次来到郑州，找河南省环保厅反映，并向河南省环保厅厅长李庆瑞递交了一封900余人联名的控告信。4月19日，河南省环保厅将该案转给新乡市环保局，要求“认真调查处理”。

　　4月30日，河南《大河报》刊发黄河化工严重污染的报道。该厂一位张姓负责人给该报记者的说法是“封丘这个厂一天能生产100多吨甲醇，1900多元一吨，不管送货”。

　　5月7日，《大河报》刊发追踪报道，称环保部门已介入调查，而该化工厂一王姓工作人员对大河报记者说，他们新上的甲醇生产线因没有手续一直都停着，目前生产的甲醇是在老厂区，是生产尿素时产生的副产品，而这是符合国家规定的，群众所说的污染问题并不存在。当日，封丘县下发封文［2010］42号文件，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成立新乡市黄河化工有限公司领导小组。据领导小组的组别安排，未看出有任何关停黄河化工的动向。而就在国家质检总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查知，截至目前，河南省允许合法生产甲醇的企业名单中，并没有黄河化工。

　　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期间，黄河化工一名不愿具名的车间主任透露说，现在该厂每天甲醇的产量约是六七十吨。

5月10日，星期一，封文【2010】42号文件中所说的搬迁工作组，正式进驻了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郭场村。　本报河南封丘5月10日电

13、暴利诱惑致赣江河砂盗采严重 政府监管形同虚设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5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5-11/054120244335.shtml

　　核心提示

　　目前，江西汛期已经来临，大江大河堤防安全度汛形势不容乐观。但在赣江南昌段，却有数量众多的采砂船、运砂船在暴利的诱惑下非法大量采掘河砂，不仅影响堤防和大桥安全，对生态破坏也很严重。治理非法采砂现状如何，又面临怎样的困局，请看记者调查。

　　非法挖砂疯狂上演，甚至在白天公然作业

　　电话举报以天气不好为由被搁置

　　5月9日，暴雨初歇。在赣江大堤，南昌市东新乡东新村村民彭阿生（化名）告诉记者，“这两天暴雨，江面上偷采河砂的船只少了很多，平时蛮多哩”。他担心地说，“汛情有点像1998年洪水的苗头，要抓紧管啊，否则赣江两岸的群众不安心哦。”

　　近期，赣江南昌段非法盗采河砂现象严重，非法采砂船无人监管，集中在桥梁、堤脚附近疯狂偷采，甚至发展到白天公然作业。

　　4月22日，有东新村村民举报，铁路大桥和过江高压线铁塔附近，围聚了大量非法挖砂、运输的船只。下午1点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数十条挖砂、运输船只正在作业。知情人称，该水域的采砂船都未办理任何手续，属于非法采砂。

　　13时05分，记者拨通江西省水利厅24小时热线举报电话，一位姓马的同志说，一个多小时前有村民举报过，因为是实行属地管理，南昌水利局会进行处理。

　　13时30分，水利厅热线举报电话回复，南昌水利局答复，反映情况属实，因今天出船不安全，等天气情况允许会派执法船只进行现场执法。而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气象资料显示，当天北风小于三级。

　　随后，南昌市水利局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的非法盗采量已超出正常开采量6倍左右，直接威胁着堤防、护岸、桥梁、饮用水等水利工程及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4月28日，记者随南昌水政执法巡查组行船至红谷滩新区红角洲江段，见标号为“南采0068”的采砂船停在江中，与一艘满载河砂的运输船靠在一起。执法人员攀上采砂船大声询问，两艘船都空无一人。南昌水政执法监察支队队长崔立帆介绍，水政执法经常遇到这类情况，船上无人，不知道合法还是非法，不敢动船只，只能登记后离开。

　　“这些船要么没号，要么三天两头改号，水政部门难以识别，”新建县水利局水政执法大队队长闵臣洋无奈地说，“船主一般不在船上，我们只能要求船员做笔录并开出罚单，但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否则就是执法同时犯法。”

　　据了解，河道采砂实行许可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须经水政主管部门许可、取得河道采砂许可证，方可从事河道采砂活动。厚田乡狮子村村委会主任夏邦军说，“正规作业区都有许可证，水政、乡镇村的干部24小时蹲守，采用定船、定量、定时、定点、定功率的‘五定’办法轮采，避免无序滥采。”

　　专家呼吁，汛期来临，今年江西境内雨水偏多，大江大河堤防安全度汛形势不容乐观；非法盗采河砂，严重危及大桥、堤防安全，应迅速扭转河道采砂执法瘫痪的现状。

　　此外，专家分析，盗采河砂对生态的破坏也是严重而长远的。挖砂对水域生态环境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它使天然的鱼类栖息场所发生变化，直接影响鱼类的产卵、索饵、育肥，严重破坏鱼类的栖息环境和底栖生物的生存场所。

　　开采计划360万吨，盗采却超2000万吨

　　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偷采现象愈演愈烈

　　南昌水利局介绍，赣江南昌段105公里内目前有10个作业区，其中3个进行了招标拍卖。

　　南昌水利局纪检书记杨剑波说，非法盗采河砂主要在作业区外，“为了达到赣江河砂资源的采补平衡，省里连续几年给南昌制定的年开采计划都是360万吨，但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每年盗采的数量估计突破了2000万吨”。

　　据了解，一艘采砂功率为780千瓦的采砂船一个小时大约可采砂1000吨，偷采一个晚上（按10个小时计算）可采砂1万吨，每吨按照10元计算，一个晚上有10万元的毛收入，扣除柴油、人工工资、机器损耗等费用，仍有高达7万元的利润。同时，通过招标拍卖的采区，河砂价格在10元左右，偷采的价格在5元上下，巨大的利润空间导致了偷采现象越来越厉害。

　　业内人士透露，由于违法成本较低，甚至出现采砂船和运砂船的船主主动缴纳罚款，领走船只继续偷采、偷运的现象。

　　南昌市水利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江面采砂的船只有240艘左右，运砂船超过1000艘。按规范有序和“三证”齐全的要求，实际上只有30艘船符合条件，而且30艘船足够承担完成规划的开采量。

　　赣江沿线有些村的村干部和群众为保护堤防和大桥、岛屿的稳定，进行过多次交涉，在制止船主的非法采砂行为过程中还发生过冲突。

　　杨剑波介绍，最近加大了打击力度，4月27日晚和水上公安联合行动抓了三条船，秩序有所好转；并且，南昌市准备组织联合执法队伍，成立联合执法长效管理办公室，公安、法院、检察院、水政部门都会参加。

　　对此，专家表示，面对强大的利益诱惑，靠突击式的整治显然无济于事，应该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政府规定成一纸空文

　　多头管理导致监管形同虚设

　　“作为主管部门，水利部门无法协调其他部门。”南昌县水利局副局长万荷生说，“水政执法人员面临法律疲软、无强制手段、人员不足的困境，对方有现代化的偷采和通讯设备，有专人盯着水政码头，执法人员一出动，江面上就收到风声，停采走人，我们无法现场取证，大多数情况也就不了了之。”

　　杨剑波说，按照江西省和南昌市有关规定，“河道采砂管理实行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具体就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乡镇管好自己的船和河段，保证所辖区船只集中停靠；由于部分乡镇政府缺乏监管，导致非法采砂第一道防线失守。

　　“滩涂非法造船主体责任不明确，没办法从源头上遏制非法采砂行为的蔓延，”杨剑波介绍，赣江沿岸的大堤、滩涂上非法造船的地方有20多处，正在打造和将要下水的非法采运船只就有26艘，“国防科工委管造船的标准却不管用途，交通海事部门管水面违章、超载情况却不管有无证件、是否违法采砂，水政执法部门人少、设备落后且缺乏必要的执法手段和强有力的法规支撑”。

　　当地一些政府官员表示，对偷采行为很难进行有效监管，有关部门曾召开过针对非法采砂的会议，要求当地政府协助管理非法采砂。但地方政府没有执法权，很难上船检查，对挖砂船也不能进行有效的处罚。

　　南昌市一份河道采砂管理工作会议纪要中，相关部门也承认执法缺位、制度执行严格不起来、惩处不到位是当前的突出问题。

　　相关部门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虽然水面执法是难点，但按照现有的国家、省、市有关采砂的法律法规，相关部门各司其责，严格执法，还是能够有效遏止非法盗采河砂行为的。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梁木生告诉记者，作为国有资源，河砂的采集需要办理正规的采砂手续，并通过竞标取得采砂权，进行合理、有节制的采砂。

　　梁木生介绍，江西省2006年9月1日开始实施《江西省河道采砂管理办法》，制定河道采砂控制规划，实行可采区和禁采区划定和管理，建立了河道采砂专家论证制度，初步实现了河道采砂的依法管理和有序开采。对于违法成本较低、执法难以到位、手段不足，以及河道采砂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未落实到位等问题应该摸索出一套方法。

梁木生还说，越界偷采、超采，成为这个行业普遍的潜规则，政府的规定最终成了一纸空文。把好巡查关、把好防控关、落实联合执法是打击非法采砂活动行之有效的方法，关键在于是否动真格。“严格的条例、松散的执行，只会让采砂行业偏离轨道，转为行业潜规则的暗箱游戏。”

14、四川震后两年：NGO与政府开始“蜜月”

来源：人民网环保　2010年05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564232.html

　　山花烂漫季节，在翟雁的引导下，5个志愿者进入了一番漫无边际的畅想。他们想象，3年后的工作条件和生活设施均步入“星级”水准，要房有房，要车有车，正在致力的事业也将更加顺利——尽管此时的绵竹户外灰尘飞扬，而他们的置身之处，也只不过是一间简陋的板房。

　　彭哲斌推门进来的时候，志愿者们随即请他对这种畅想进行点评。他对他们的“大胆假设”给予了肯定，并告诉大家，新的绵竹市政务服务中心大楼正在建设，很快就要封顶，入驻指日可待，“到时候你们也会一块搬过去”。

　　话音甫落，大家一齐报以开心的掌声。

　　“建立一个组织，软、硬件投入是很大的，政府给我们解决办公用房，包括一些基本行政费用，他们在财力方面是比较有支撑的。”翟雁对本刊记者说，“志愿者进入政府，相当于是他的免费劳动力了，他理所当然要为我们承担。”

　　翟雁是友成基金会志愿者支持中心的主任。与她一道鼓掌的人，大都是“绵竹市政府灾后援助社会资源协调平台”的志愿者。这个平台，由友成基金会出资设立，负责招募并派驻志愿者。绵竹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则是其承办方，负责监管和指导。领受掌声的彭哲斌，是绵竹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这个平台，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就靠6个年轻人，整合了很多资源进来，平均一个岗位帮助绵竹灾区贡献了1000万财富。”彭哲斌对本刊记者说，“他们的资源比较丰富，不同时期我们会有新的合作点，可以通过一些项目做下去。要不断增添它的目标和任务，年年要有新目标。”

　　他们终于携手走到了一起。然而，“蜜月”并不单单是甜蜜。本不门当户对，怎样同心协力——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稳妥处置，双方有时难免也会五味杂陈。

　　联手搭台

　　协调平台2008年就已经搭建。当年8月，绵竹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下达文件，宣布成立绵竹市社会资源协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一位市委常委兼任，领导小组成员囊括所有市直部门。地震之初即开拔入绵的友成基金会负责具体的设立工作，以期帮助政府提高与社会资源的沟通效率，建立系统的资源利用机制。

　　平台设立，职能却一直虚悬。据说一些与境外有关系的组织借公益名义打入灾区，“做一些反党、反社会、颠覆政权的工作”，防止有不良意图的公益组织进入，成为当时绵竹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没有哪个部门敢贸然承接协调平台的工作，以免踩雷。

　　“对地方党委来讲，他们觉得这事有风险。这种组织大量涌进来，虽然做了一些好事，但鱼龙混杂，也有个别起坏作用，到灾区煽动闹事儿。”彭哲斌说，“领导心里就不喜欢了，就要往外赶。所以很艰难，大家都怕麻烦。”

　　眼看协调平台形将“垮台”，彭哲斌提出揽下此活。他的逻辑是，“NGO也有做得好的，10个里头有1个是坏的，你不能说其他9个都坏，况且人家又不要你一分钱，帮你做了这么多事，凭啥不支持嘛！”

　　从2008年10月到2010年3月，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这个平台通过动员、整合、筹措相关物资，对当地直接产出的服务绩效是6000万元，间接产出20亿元。提起这串数字，官员们的兴奋溢于言表。

　　这也表明，灾区的重建需求，并不是政府完全有力量一手包揽，特别是四川那些地方财力本就有限的老、少、边、穷地带，对于外界资源的渴盼简直让人惊讶。

　　“对于非政府组织，我们是欢迎的，不管用什么形式，越多越好。”巴中市扶贫办副主任黄鹏说，“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只要有这个爱心，我们都是欢迎的。”

　　巴中属于贫困老区。按照地方官员的说法，需要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在3月份的一次全市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巴中市委副秘书长兼扶贫办主任张敏表示，要积极搭建对接平台，鼓励和支持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大趋势。

　　中国政府的一些高级官员对于怎样使NGO与扶贫开发相结合也持探索态度。在友成之外，国务院扶贫办去年还将乐施会安排进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巴中辖下的南江县有两个村得到支持，成为乐施会的灾后重建重点贫困村，每村投入100万资金，地方财政亦相应给予配套。巴中方面期望可以通过此类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协同并进、全过程、全方位结合，摸索出一套“巴中模式”。

　　“我们和国务院扶贫办2009年签订了一个合作框架，是国务院扶贫系统认定的第一家从事四川灾后重建的国际NGO，”乐施会中国部官员王彬彬对本刊记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我们的国际经验，以及财务管理制度。”

　　此前，乐施会在川并无项目。地震后，他们主动和四川省扶贫办和民委取得联系，向灾区输送物资，确立了彼此间的信任，进而展开合作。乐施会的成都办公室亦于此时成立。

　　与此同时，国务院也为社会组织和资源进入灾区定了调子。《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明确提出，灾区恢复重建应遵循的原则之一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积极参与恢复重建工作。

　　“对于政府来说，地震是一种考验，怎么和各种社会组织打交道、处理好关系，平时是没有经验的。”绵竹市政务中心副主任朱晓芳说，“灾难催生了我们国家前所未有的一些意识。我们这一级政府，为什么在震后这么快成立协调小组？应该说还是意识到了，这种新事物不可能不让它发展。”

　　2008年，友成基金会通过扶贫系统启动“志愿者行动计划”，在四川先后设立了5个志愿者服务机构（又称“志愿者驿站”），旨在培育志愿者、对接NGO、整合各类公益资源。其中的阿坝、绵竹和巴中三个驿站均与地方政府有着密切合作关系。友成基金会是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私募基金会，主要成员均来自资本界，挂靠在国务院扶贫办。

　　在绵竹，平台（驿站）的志愿者直接向政务中心汇报工作。他们的活动方案，也需要经过彭哲斌的审定方可进行。在合作过程中，派驻平台的志愿者们事先均要与基金会、政务中心签署一份志愿服务协议书，又称“三方协议”。甲方为政务服务中心，是志愿服务接收单位；乙方为志愿者个人；丙方是志愿服务支持机构，也即基金会。

　　翟雁对本刊记者说，签署此类“三方协议”也是基于安全性、合法性的考虑。由于他们没有在当地注册，开展活动是非法的，通过和政府达成协议，表明这些人是和政府合作的，“你是认同的，接纳的”。

　　2009年3月，应政务中心要求，协调平台设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在绵竹的30家NGO组织全部被纳入。彭哲斌的用意，是要将所有在当地的NGO组织都联系起来，实行成员轮值机制，共同参与。

　　“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找到政府这么一种依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帮他们协调，而且不断鼓励他们，他们做出成绩，有人知道和表扬他们，给他们一种鼓舞。”彭哲斌说，“在这个平台上，大家也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宣传自己的组织，这个意义就不一般了。”

　　各取所需

　　“没有政府的行政支持，我们也很难，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模式。”翟雁说， NGO进入政府系统的好处是能够起到快速到达的渠道作用，“很多地方你想准入都是困难的。”

　　3月至4月之间，翟雁带队入川进行过一轮考察，与官员们进行了广泛接触。从上到下均将他们奉为座上宾。在与各地官员的会见中，官员们提出了一大堆需求，小到妇幼保健院的工作用车，大到一地的扶贫开发工作，以期基金会能帮忙解决。在巴中，张敏向他们承诺，只要友成的项目落地，除了更好地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之外，如果项目资金不足，在符合扶贫政策的前提下，扶贫办还可以拨出扶贫资金予以配套。

　　“星星之火可以呈燎原之势，他们过来，能够影响和带动社会各个层面，扩大扶贫志愿者队伍。”张敏对本刊记者说，“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要当好东道主。”

　　今年1月，张敏亲自为友成志愿者驿站操办了挂牌仪式。市委书记等当地要员全部出席，地方党报头条刊登。市里的官员指定将驿站的办公室设在市委办公大楼。驿站的工作用车并未挂牌，但张贴在挡风玻璃上的红色数字标号也系特批，凭此可在当地畅行无阻。

　　“你毕竟是新来的一个非政府组织，没有行政职能。你在街上租房子，像卖狗皮膏药的，立不起来，人家根本不信你。”张敏说，“非政府组织更要高调亮相，粉墨登场，在我们市委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堂堂正正，影响是非常大的。”

　　比之于地震初期，地方官员们对NGO的心态发生了一些显著变化。他们承认，政府在重建过程中有许多方面关心不到，社会组织帮助他们拾遗补缺，做了不少事情。官方对此已不再排斥，双方关系出现了“非常融和”的局面。这是因为他们对NGO的清场工作已经告一段落，那些“搞破坏的组织”该抓的都抓了，“留下来的，都是想干事儿的”。

　　但这也只是一个各取所需的过程。在绵竹，协调平台设立后不到一年，政务中心已将之打造成一个非民间机构，平台上的志愿者挂着一块绵竹市人民政府授予的牌子，下到乡村，有时竟会被人误以为政府工作人员。在平台的归属问题上，双方也存在一些分歧。友成方面将此称作自己的驿站，是自建的，但在政务中心一方，则坚持这个平台是政府的，友成只是主要支持者。

　　“他们比较直接一点的经济效益可能就是6000万。”彭哲斌说，至于间接产出的那20亿，是地方党委、政府出面搭建的协调平台的功劳，不能算是友成的成绩。

　　正是因为考虑到总结成绩时不能单数友成一家，彭哲斌将平台通过联席会议机制“联合会”化了，吸纳了不少NGO组织加入。这都是一些被官方认可的组织，尤其是绵竹本地的NGO，官方就明确指示他们加入这个平台。这些组织在平台上可以轮流担任会议主席，设置议题，主办活动。

　　“大家聚在一起，经常发布一些信息，对下一步工作提点要求，他们对平台有建议权，我们可以参考。”彭说，“有那么多组织在这个平台上，这是政府的平台，不是哪一个人的，是提供给公益组织的舞台。”

　　联席会议自创立之日，已召开5次会议。彭哲斌自己每次会议都要参加。再往后，地方的团委、民政局也成了每会必到的成员。彭哲斌发现，联席会议的“发明”所起到的作用超出了他的预想。为此，他们正在争取中央党校的“地方政府创新奖”。

　　“过去没有人管你（NGO），现在有了组织，有了家了。”彭哲斌说，“这种规范比政府直接规范要好，你（政府）直接成立一个管理办公室，人家还不一定自愿接受你领导。没有这样一个合作方，我们自己做是比较困难的。”

　　团委、民政系统参与平台（驿站）的运作，在彭哲斌眼中也不过就是来分享成绩的。团委有意依托平台设立自己的志愿者服务站；民政局想依托平台设立自己的社会工作中心。如此一来，一个平台（驿站）就得挂上4块牌子。有趣的现象随之出现，当团委系统或民政系统从上到下的官员来到绵竹视察、调研本系统工作，大都要被带到这个平台来听取汇报。

　　“今天民政部门来了，你就说这是你的社会工作；明天团委系统来了，你就说这是你团委的工作，我们这个平台很帮了一些部门，做了不少好事。”在这一点上，彭哲斌不无慷慨，“我做出来的成绩，他们同样可以写进自己的工作总结。团委、民政都来关心，对我们这个平台有好处，平台需要人气。”

　　团委和民政系统都希望能借助平台（驿站）志愿者的力量去实现志愿者服务站、社会工作中心的建设和运作。这个志愿者团队也有意借此机会来承包岗位，安排输入更多志愿者资源。

　　“对我来说，最好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能过来，多几个参与都没有关系，”友成绵竹志愿者驿站站长、协调平台的主要执行人唐荣说，“我把你们整合进来，把你们的资源拿过来，去做我的事情。”

　　唐荣是一位资源志愿者，地震之初进入灾区服务，后来被友成招募，进驻绵竹协调平台担任管理工作。他认为各部门向平台靠拢是一个空前机会，有很大的利用空隙。比如民政局筹备的社会工作中心，计划在绵竹21个乡镇成立5个社工站，并邀请平台的志愿者团队去承担其管理工作。唐荣的想法是，一旦就此展开合作，他们将着手发展10个社工站，一个站培养5个社工，一个社工带领10个志愿者参与社会服务。如是复制下来，将这套受官方主导的公益系统全部变成志愿者与社工培育管道。

　　“不管在哪个地方，NGO和政府都不可能会有这么密切的合作，”唐荣脸上写着几分志得意满，“现在我们和政府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我是谁

　　与官方的此种深度结合，对于NGO来说也不无危险，极有可能失去自身的独立性，以致被体制化。在阿坝州，友成驿站的志愿者差不多都是来自当地机关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地方官员甚至将他们基金会也视作招商引资的对象。

　　遇此殊礼，翟雁内心却比较纠结。她对志愿者驿站目前的建设状况并不满意。在上一次的考察中，受到众星捧月一般礼遇的翟雁曾向地方官建议，双方之间应该签署一项备忘录，以表明“我们是两个平等的主体，志愿者是代表友成来跟你合作并独立开展社会服务的，不是政府体系的人力资源补充”。

　　“我们的驿站现在就是政府的一个雇员，说白了就是给政府打工的，跟政府的合作，基本上属于被完全吸纳，都乱套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但唐荣提出异议，“我们不单要符合友成的要求，还要符合政府的要求。政府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得做什么……我们立足绵竹，本来就是要按照绵竹的需要去发展。”

　　唐荣等人目前除了帮助绵竹开展灾后重建项目，还担负起为地方招商引资的任务。地方希望充分利用一些NGO的人脉资源，引进投资资金。此外，在去年他还应团市委邀请参加了整顿在绵志愿者及组织的文件起草。

　　据他介绍，当时初步打算由团市委牵头、政府一些执法部门及他本人共同参与组建一支志愿者督察队，执行硬性清理任务。后考虑到可能引起NGO团体之间相互残杀，督察队没有成立，改由各接收单位视情况自行劝退。

　　“我的目的也是希望让志愿服务在绵竹得到良性发展，团委把我的意见参考进去，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唐说，“确实是劝退了一些连自己生活都没着落的志愿者。”

　　在这种合作中，官方的强势几乎是不言而喻的。4月初，友成基金会在成都举行一个定向捐助四川地区各志愿者驿站工作用车的活动，邀请了一批志愿者和地方官出席。因为程序变化，临时改变了彭州市一位政府官员登台亮相的安排。这激恼了对方，此人当即拂袖而去。基金会的相关负责人不得不专赴彭州，向其致歉。

　　必须接受官方引导与规管，这是NGO开展工作的前提。像友成基金会这样的组织，目前是无法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的，只能以驿站的形式挂靠在地方政府部门，否则便落不了地。

　　就现有情况来看，官方对于NGO的接纳并非无底线，有一些方面不能碰触。比如乐施会，虽然在巴中开展工作，官方也深知他们有教会背景，但官员们告诉本刊记者，双方的合作仅限于项目本身，其他一概不谈，外事办对于这方面也是有纪律的。而他们之所以敢接纳这种组织，是国务院扶贫办推荐，通过官方层面下来的。

　　曾在巴中市民政局担任局长职务的张敏对本刊记者说，巴中扶贫办将扮演好主管部门的职能，只要他们不走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禁区，官方会为他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是指导不指挥，放手不放任。”

　　在此情况下，与官方合作的NGO有可能沦为“二政府”，友成方面也承认了这一点。在与官员们座谈时，翟雁严厉批评了他们驿站的志愿者们只知一味坐在办公室里，不下到基层去发现需求。

　　相比之下，像乐施会这样背景不殊的组织，要比友成超脱一些。在南江县的扶持贫困村重建项目，乐施会负责规划、项目管理和重建资金的落实，这种项目会分几个阶段由地方自行推进，每完成一个阶段，乐施会就派人前来视察，根据完成情况分阶段拨付资金，然后离开，并不长驻。张敏和他们几乎就没有什么亲密接触。

　　“我们有个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考虑。重建是短期行为，脱贫是长期目标。当重建告一段落，会有一个长远策略，未来将把重建和脱贫结合起来。”乐施会成都办公室的负责人翟凡说，“乐施会是做项目的，项目的可持性，更是机构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四川调研一圈，翟雁发现，NGO只有在基层找到核心项目，并通过项目化的方式运作，才能避免被强势政府吞并。但对于他们的驿站来说，目前仍没有建立起这样的机制。

　　“我们的驿站是没有根儿的，你说你的服务对象是社区群众和农民，你就让我看一看，没有！再看看那些NGO，我说我要看看你们的工作，他们马上就能拿出来。志愿者是跟着项目走的。”

　　这个观点已被罗世鸿及其团队证实。罗世鸿之前是遵道镇政府社会资源协调办公室的志愿者召集人之一。这个办公室由友成、万科等社会组织与遵道镇政府合作设立，后由于内讧而分裂。一年前，当本刊记者在成都见到罗世鸿等人，他们正为去留问题发愁。然而在离开遵道后，因为找到新的项目，他们甚至辗转进入北川，驻扎一年之久。今年3月份项目完成才撤离。玉树地震发生后，罗世鸿等人又转往青海，准备协助当地的机构做一些联合行动与信息平台的建设。

“我们这一小群人，能发现事情，找到事情，”罗世鸿说，这也正是他们能够坚持做下去的一个原因，“我们清楚做社区服务是灾区任何地方和老百姓都需要的，虽然过程中也是折腾来折腾去，但这个项目方向从来没有动摇过。”(本文来源：南风窗)

15、对绿色GDP要不离不弃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5-11 冬雪草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05/t20100510_659261.html

　　据报载，新一期《求是》杂志刊登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的文章，详细阐述了GDP这一指标的局限性，列出其诸多“不能”。文章说，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

　　笔者认为，许宪春所言极是。众所周知，GDP的诸多“不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次由国家统计部门的高层官员说出来，显得更加权威与准确了。但是，即便地球人都知道了GDP的“不能”之后，又将如何，又能如何？事实上，在我国不少地区，一切为GDP增长让路、为GDP增长开绿灯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惟GDP论英雄的思想，已经成为不少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思维定势，成为其奉行的发展定律。

　　有资料显示:从1985年建立相应的核算制度以来，GDP核算已经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了解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手段，亦是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因此，GDP核算在多年的发展中可谓是功不可没。

　　但是，过分倚重GDP增长以至于形成唯GDP论就会适得其反，不仅会助长一些地方政府不惜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换取GDP快速增长，甚至还会扩大社会矛盾。这不仅会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到社会和谐。例如，去年以来我国一些地区发生的“血铅事件”，就不乏少数地方政府受唯GDP论英雄思想影响，不管甚至纵容企业违法排污，从而酿成了悲剧。

　　尽管大家对GDP存在着诸多“不能”已心知肚明，但是各地对GDP增长的追求始终没有放弃。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有关GDP的考核体制与制度设置一直存在。笔者认为，现在仍有一些地方政府对GDP极度迷信和推崇，其根源在于相关激励机制出了问题。因此，戒除惟GDP论需要切实的制度建设，需要建立适应科学发展的考核机制。我们应将更多科学、合理的指标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之中。而施行绿色GDP核算，则是这种强烈呼声的产物。

　　2005年2月，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10省市启动。然而，近年来绿色GDP在核算试点中遇到了一些预期的技术困难，试点省市的进度也参差不齐。有统计部门的官员曾公开表态:绿色GDP这个概念虽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但是想要把它付诸实践是非常困难的。可见，绿色GDP核算在实践中遭遇到了“不能”。

笔者认为，唯有让绿色GDP核算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不再是一个符号与概念，不再在困难中畏缩却步，不再在GDP的光环下黯然失色，才能有效解决GDP“不能”的问题。因此，对绿色GDP的实践与尝试，我们不能只说“不能”，而是要做到“不离不弃”。这才是解决GDP“不能”问题的根本出路。

16、河长制为什么能见效?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05-11 曹家新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1005/t20100510_659263.html

　　“河长制”在江苏、浙江和云南等地近年来得到了广泛推行，对治理水污染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污染严重的河流水质也逐渐得到改善。据报道，从去年5月下旬开始，江苏省无锡市13条主要出入湖河道均未出现劣Ⅴ类水质，28条市级以上河道黑臭现象基本消除或逐步改善，而这正是无锡市实施“河长制”管理后取得的突出成效。

　　无独有偶。滇池的污染曾经非常严重，自2008年3月“河长制”作为一个全新的制度出现在滇池治理措施中以来，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如今36条出入滇的河道74％以上水质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15条有了明显改善。滇池治理逐步走出困境，取得了累累硕果。

　　由此可见，“河长制”确实是推动我国水污染治理的一项有效措施。分析这一制度可以发现，“河长制”最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把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这一要求，以任务具体化、责任明确化和考核刚性化的方式落到了实处。

　　近年来，在各地整治环境污染的对策中，“河长制”无疑较有成效。其主要做法是，由河道流经区域的党政主要领导担任河段(河)长具体组织实施，对辖区水质目标和截污目标负总责，实行分段监控、分段管理、分段考核、分段问责。通过一条条支流环境的改善，由量变引起质变，最终实现区域环境的全面改善。

　　导致我国环境问题严重的因素很多，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人为因素。在许多地区，由于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片面追求发展速度、财税收入和经济总量，忽视发展的科学性、可持续性和发展质量，导致环境成本加大、污染加重、生存条件恶化。“河长制”正是为了消除这一症结。

　　笔者以为，“河长制”在水污染治理方面之所以成效显著，根本原因首先在于将地方领导官员的环保责任具体化。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虽然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地方政府对改善环境质量负总责，但这一规定属于总体要求，没有明确而细化的指标。这一状况导致对规定的落实难以操作。虽然党和国家一再强调地方政府对当地环境质量负总责，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可付诸实施的操作办法，结果往往导致环境保护“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负总责变成不负责。而“河长制”的诞生，从水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对各级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明确了地方政府需要抓好的重点环境问题，也使社会监督有了具体的目标。

　　“河长制”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责任到位。“河长制”之所以能取得实效，主要原因在于明确了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对水污染治理的责任。“河长制”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领导包干负责的水域、治理时限、必须达到的水质指标。这就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积极落实治理要求，在规定时间内使水质达到目标要求。否则，不仅要受到行政责任的追究，更将影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更重要的是，“河长制”将地方政府的环境绩效考核刚性化，这一手段起到了有力的约束作用。将“河长”的水污染治理成效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不仅可有效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在水环境保护方面阳奉阴违、干预环境执法、对污染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等做法，更能促使他们积极从规划和社会发展的源头积极预防环境问题，践行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保持治理成果，提高行政效率，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高度融合。同时，严格的考核将使那些治理水污染不力者不但得不到提拔，反而要丢乌纱帽，这就促进了地方官员对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的重视。

　　环境保护需要真抓实干。为什么一些政策在制定时雷厉风行，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得不到有效贯彻，导致许多环境违法行为依然存在？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官员在环境保护上务虚的多，务实的少。“河长制”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环境保护工作需要进行建立在现实与可操作基础上的创新。

　　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关键是要看能否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模式；能否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拿出实实在在的污染治理和管理办法。虽然“河长制”并非十全十美，但它毕竟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环境保护治理与监督机制，既为地方政府保护环境提供了动力，也有效地增强了约束力，为有效破解我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困境提供了有益借鉴。

特别关注：

想要看更多的环境信息，请点击下面网址：

怒江网：www.nujiang.ngo.cn

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绿色记者沙龙英文网站：http://eng.greensos.cn

五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友情链接

五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