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环境保护部表示，该部启动的灰霾监测试点选择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灰霾天气发生的典型地区，包括天津、重庆、上海、南京、广州、深圳、宁波7个城市，其中，每个城市选择两个监测点位。试点还将在广东省和江苏省区域环境空气背景监测站开展灰霾影响区域环境空气质量的监测试点工作。此外，在无偿援助建设项目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选择福建武夷山、云南丽江和山东长岛3个大气背景站开展灰霾影响大气背景值的监测试点工作。

　　灰霾监测项目包括，风、温、湿、压、降水等气象参数以及二氧化氮、二氧化硫等。环境保护部称，根据条件开展汽车尾气排放物、能见度、太阳辐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项目监测。

2、黄河将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 用水总量控制

来源：新华网 2010-02-0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2/671264985088_1.shtml

记者从黄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黄河将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对于超指标引用水的省（区），停止其新增用水项目的取水审批，并研究建立超额引用水还账制度的可行性。

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说，黄河水资源日趋减少，但流域用水需求旺盛，消耗量已超过黄河承载能力。随着西部大开发进程的持续推进，黄河流域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及重化工业用水将大幅增长，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尖锐。河流输沙、生态和环境用水被大量挤占，黄河上中下游河道普遍淤积加重，部分湿地萎缩，一些支流断流，省际水事纠纷呈上升趋势。因此，按照水利部要求，要实行最严格的黄河水资源管理制度：一是建立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二是建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三是建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

李国英表示，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增长的用水需求，黄河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必须从单纯的供水管理转向供水管理和需水管理并重，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严格流域省（区）取水总量控制，确保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据了解，１９８７年国务院批准了《黄河可供水量分配方案》，确定的黄河天然径流量为５８０亿立方米，将其中３７０亿立方米的黄河可供水量分配给流域内９省区及相邻缺水的河北省、天津市，分配河道内输沙等生态用水为２１０亿立方米。

为了管理好、用好黄河水，１９９９年，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调度黄河水量。黄委会依照各省区市用水权，每年按“丰增枯减”原则对用水统一分配。

“目前，黄河沿岸群众用水还相当困难，生产生活条件比较落后，希望能加大引黄灌溉水利工程建设，保证农民生产和生活用水。”省人大代表、封丘县委书记薛国文对记者说。

薛国文介绍，近几年，随着小浪底调水调沙，河床不断拉深，封丘县原设计自流灌溉的目前大部分已成为提灌，有效灌溉面积不足10万亩，水稻种植面积只有4.5万亩，引水量只有2000多万立方米，5个口门总实际引水量只有10个流量，同时造成地下水补源不足。薛国文建议，要改善这种状况，首先要规范引黄用水制度，实施分级定量用水制度，对沿黄县份根据其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对黄河安全度汛贡献量等情况，界定其免费引黄灌溉用水总量，超出总量部分按价收费；其次，加大扶持滩区水利建设的政策力度，切实改善和提高黄河滩区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第三，要加快平原水库建设，发挥水库调节作用，使粮食主产区实现平衡用水。

3、专家：加强桂林湿地保护 维护漓江水系生态健康

来源：新华网2010年01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0-01/30/content_12904100.htm

新华网南宁１月３０日电（记者程群）长期从事生态环境研究的专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彭钊日前呼吁，应加强桂林会仙湿地保护，维系漓江水系生态健康。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与海洋、森林并列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桂林漓江是我国锦绣河山的一颗明珠，是桂林风光的魂。

位于广西桂林市临桂县的会仙湿地，是广西特有的岩溶湖泊天然湿地，也是广西热带、亚热带岩溶峰林地貌中最具研究价值的典型岩溶湿地。

彭钊说，长期以来，由于对会仙岩溶湿地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开荒造田、围湖造塘，挤占河道，原有湿地不断受到破坏，水面逐渐萎缩，湿地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彭钊说，目前，会仙岩溶湿地内开垦围垦现象还比较严重，湿地面积正以每年800亩－1000亩的速度萎缩，湿地生态功能逐步退化，如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加以保护，十年内湿地将完全消失，届时将严重影响漓江水系的水生态系统。

彭钊建议，积极推进桂林会仙岩溶湿地的保护和修复，有计划分步骤地推进桂林会仙岩溶湿地保护与修复工作，实现桂林会仙岩溶湿地的保护与综合开发的双重效益，尽快出台广西湿地保护条例，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桂林会仙岩溶湿地的保护意识。

4、科技点评：揭示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水分”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2月0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0-02/01/content_12914058.htm

新华网北京２月１日电（记者杨骏）根据联合国有关规定，１月３１日前，发达国家应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２０２０年中期减排目标。截至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已经提交或者提出了各自的大致目标，其中美国、日本和欧盟都曾宣称，这些目标是雄心勃勃的、有力度的。然而，事实真如此么？

美国提交的目标是，到２０２０年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排１７％，这个数字看上去挺大。但查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数据可以看到，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５年美国排放增加了１６％。因此，把美国减排目标换算成以１９９０年为基准，仅相当于减排约４％。因此，无论如何，４％是不能被称为有意义的减排的。

再看日本，它向《公约》秘书处提交的文件中，承诺在１９９０年的排放基础上减排２５％。但日本政府强调此举措的实施，“要以所有主要国家共同构筑公平的具有实效性的国际框架，并拥有积极的减排愿望为前提”。

有关专家指出，鸠山由纪夫政府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排２５％，这相对于日本上一届政府似乎积极多了，但这里面也存在问题，即日本为减排目标设置前提条件。设置这一条件的言外之意是，对发达国家本应明确减排的国际安排，日本有自己的解释权，它可以以一些主要国家做得不好为由，拒绝执行自己提交的减排计划。此外，日本所说的“主要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然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日本没有区分这些国家。因此，日本把不合理的事情作为承诺的前提条件，其承诺可信度要打相当折扣。

至于欧盟提出的目标，把其中期减排承诺与它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内的减排目标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其中的不足。据有关机构测算，相对于１９９０年，欧盟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２年５年减排８％，相当于年均减排２．４８％；现在欧盟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减排２０％的目标，相当于从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２０年８年年均减排１．０５％，还不到第一承诺期的一半。即使欧盟最终决定把２０％的目标提高到３０％，８年平均每年仅减排１．９３％，仍然要比第一承诺期的水平要低。因此，欧盟的承诺并不是个有力度的承诺。

不难看出，发达国家这些形形色色的减排实际是力度越来越弱的减排，设置前提条件的减排，含“水分”的减排。但它们却被发达国家自称为“有力度、有意义、有雄心”，自然引起发展中国家的强烈不满。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发达国家应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将减排幅度提高至４０％。气候谈判始终举步维艰，与发达国家不愿率先作出大幅度减排、减排计划含“水分”有很大关系。

5、河南：上游污染水环境，出钱补偿下游

来源:河南商报 2010-02-01

http://www.5s5w.com/zhengzhou/201002/01-51787.html

　　上游污染水环境，必须出钱补偿下游。这项制度，今年将在18个省辖市铺开，涉及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昨日召开的全省环保工作会议，正式公布了《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全省铺开

　　1月31日，我省环保工作会议召开。省环保厅厅长李庆瑞在报告中提出，经环境保护部核算， 2009年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超额完成3.4%和4.7%的年度任务，提前一年实现国家下达我省的“十一五”减排目标。

　　会议还正式公布了《河南省水环境生态补偿暂行办法》。

　　办法规定，根据水污染防治要求和治理成本，确定生态补偿标准为：化学需氧量每吨2500元，氨氮每吨1万元。生态补偿金主要用于上下游生态补偿、水污染防治，以及对水环境责任目标完成情况较好省辖市的奖励等。

　　去年，这项制度曾在省辖海河和沙颍河流域试行。去年1月到9月份，沙颍河流域共扣缴6个省辖市生态补偿金6619.85万元，其中一季度为3733.5万元，三季度，这个金额就下降为48.55万元。

　　此外，我省地表水水质监控实施预警办法，也于昨日正式公布。

　　“富裕”排污指标支持产业聚集区

　　此外，省环保厅今年将全面实施河南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方案，腾出更多的环境容量支持产业聚集区发展，区域减排腾出的排污总量指标，优先分配给产业聚集区。

　　产业聚集区内省重点项目，由省统筹调配排污总量指标，当地不足部分，通过全省统一调剂、有偿使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解决。

　　据了解，实行排污权交易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手段。我省已把洛阳、平顶山、焦作、三门峡4市作为试点并开始交易。

6、云南广西大旱400万人饮水困难 各地采取紧急措施

来源：中国广播网2010年02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896133.html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8时45分报道，云南、广西旱情发展迅速，目前，两省区仍有超400多万人因旱饮水困难，抗旱形势十分严峻。中央及地方正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缓解旱情。

　　记者在东兰县泗孟乡弄平村下东屯采访时看到，一大早全屯50多名群众，就提着水桶在村口等候送水车的到来。村民们反映说，现在已缺水四个多月。

　　村民：“我们队缺水是从(去年)八月份开始的，水都是靠乡府拉来的。”

　　在兰木乡仁里村，村里仅有的一座用于灌溉的山塘因无水可用，造成周围500多亩稻田颗粒无收。

　　据河池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统计，目前全市水库蓄水量仅有0.65亿立方米，为有效库容的22%，近三分之一的水库干涸，60万人、27万头牲畜饮水困难，造成经济损失3.5亿元。

　　河池气象台台长韦春霞：“从2009年8月份以来，我市的降水量异常偏少，比历年同期偏少了60%以上，且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匀，导致我们全市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夏旱连秋冬旱。”

　　截至到目前，云南全省作物受旱面积1755万亩，其中重旱667万亩、干枯207万亩，有385万人、209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

云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联翔认为：“高温少雨的情况下，形成了今年的冬春连旱。干旱的情况还会继续发展。” (陈鸿燕张江元廖红雨唐坤)

7、中国环境税改革路线图呼之欲出

来源：北京商报2010-02-0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2/671264988641_1.shtml

国家税务总局财产行为税司副司长杨遂周日前透露，环境税税制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具体的征税范围、实施时间、管理机关尚未确定。

尽管官方并未回应何时开征环境税，但有关讨论一时间却在网络和报端风生水起。种种迹象显示，在全球经济加快迈向“低碳”时代的大背景下，环境税，这一国际通行的环境政策手段在中国已不再是“镜中花，水中月”，伴随中国转变发展方式的提速，以开征环境税为核心的中国新一轮环境税制改革路线图正呼之欲出。

税制“绿化”是大势所趋

近日，法国环境部长让－路易·博洛正式向内阁会议提交了新的二氧化碳排放税方案。按规定，从今年2月起，各方人士将对这一方案进行讨论，并于今年春天将草案送交议会批准。

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环境税在发达国家已经历了三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问题日渐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发达国家越来越多地实施环境税，进入全面“绿化”税制的新阶段。

对中国而言，开征环境税是完善环境税制的发展方向。顾名思义，环境税是以保护环境为目的，针对污染、破坏环境行为课征的一个专门或独立税种。而广义上看，环境税也可以泛指包括环境税税种，以及其他税种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税收规定在内的税制体系。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1月2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发展低碳经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均占有资源、能源十分有限的国家来说十分必要，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迫切需要完善环境税收政策，由此环境税制的“绿化”是大势所趋。

“今后几年我国的减排任务依然较为艰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三林指出，目前更有必要通过开征环境税等措施来解决我国环境保护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不少专家指出，开征环境税是我国运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的一种尝试。“我国环境管理长期以来都以命令控制型手段为主，但随着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多种经济主体的发展，单靠法律和行政干预已不能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贾康说。

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推出绿色财政、税收政策，许多国家还进行了综合的绿色税制改革。专家指出，绿色税收是大势所趋，也为中国的环境税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根据目前国际上对环境税或与环境相关税收的界定，中国现行税种中与环境相关的税种主要有消费税、资源税和车船税，同时在其他一些税种中也制定有涉及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税收政策规定，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

贾康说，我国现行环境税制还有待完善。与发达国家环境税制相比，我国现行环境税收政策缺乏系统性，制约了环保效果。现行与环境相关的税种，如消费税和资源税并非专门针对环境保护进行设计的。同时，现有税种中有关环境保护性质的税收规定缺乏整体设计，互不衔接，难以呈现合力进而系统调控环境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环境税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主要的环境政策手段。相比之下，我国缺少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或产品课征的专门性税种，即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

“较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至今没有开征与环境保护直接相关的环境税，如硫税、氮税、污水税等。”贾康指出，由于主要的污染物排放是通过相关的排污收费制度来发挥调节作用，导致环境税收不能在国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主要污染治理问题上发挥作用。

社科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副主任张斌指出，从构建完善的环境税制的角度看，我国环境税制改革的路线图日渐清晰，一方面要完善现行环境税收制度，通过对现有税制中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个税种，如消费税、资源税的规定以及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增强现有税种的绿化程度；另一方面，要开征独立的环境税。

研究开征环境税“已经上路”

开征资源税，如今已非停留在环境税制改革路线图中的“书面设想”。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还是环境保护部官员都曾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开征环境税的方案正在研究中。

事实也证明，环境税作为一种新的环境管理手段，已经引起了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

2007年6月，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提出要“研究开征环境税”。去年国务院批转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亦明确表示，要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以及30年来我国复合税制的不断发展，经济杠杆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已经形成和不可逆转，我国开征环境税的经济条件和税制条件已基本具备。”贾康说。

开征环境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环境法律法规和可交易排污权的不足，也可以弥补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资金的不足。张斌也建议，我国在经济结构逐步转型的过程中，应择机推出环境税，发挥环境税收的调节作用。

环境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出台一个新的税种难免会引起税负增加。张斌建议，当前开征环境税面临的主要争议和障碍就是采取怎样的征税模式，这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决策者在政策设计时要对现有的税费政策设定总体目标，弄清政策目标与实际情况存在哪些差距。

贾康指出，研究、设立、开征环境税要充分考虑我国国情，我国人均收入低，发达国家开征环境税时人均ＧＤＰ大约8000美元，因此税负设计过重将增加纳税人的负担。

8、邓楠：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将受气候变化的威胁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0年02月01日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100201/1783692.shtml

中新网2月1日电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邓楠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全球气候变化给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潜在威胁。

文章说，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全球气候变化给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研究表明，如不采取适当措施，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可能会下降5%—10%，严重影响到粮食安全。

文章称，围绕全球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看似能源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国明确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立方米。

文章指出，这是中国根据国情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提出的自主行动，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中国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把握好世界低碳经济发展趋势、实现低碳发展的历史机遇。

文章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将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刺激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确保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场以低碳技术为中心的科技竞争已悄然展开。中国已经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应根据国情特点，大力构建低碳技术体系，有重点、有层次地统筹各项低碳技术的发展，力争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9、湿地困境：地球面临“肾”衰竭

来源：《广州日报》2010年02月01日　刘幸

http://env.people.com.cn/GB/10898237.html

广东台山一个被红树林保护着的海边村庄，百鸟齐翔、风光旖旎。

生活在海丰沿海一带红树林里的野生鸟类。

湛江海边的百年老红树枝叶遒劲。

海丰沿海一带红树林中的野生鸟类。

在湛江海边生长着的百年老红树，是协助人类防台风和防海潮的忠诚卫士。

在广州南沙人工种植的红树林，能起到防风和防海潮的作用。

珠海市的一段被海潮摧毁的无红树林保护的混凝土石材堤岸。

在广州南沙珠江口一带的红树林里，白鹭翻飞，景色宜人。

　　如果说森林是“地球之肺”，那么湿地便是“地球之肾”。湿地仅覆盖地球表面的6％，却为地球上20％的已知物种提供了生存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

　　广东是我国的湿地大省，现有湿地总面积286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5.9％。历史上，广东曾广泛分布红树林，上世纪50年代初，广东省有红树林4万公顷，但如今红树林面积减少了近74%。湿地大面积消亡将产生何种后果？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广东仅存的湿地将何去何从？

　　黑脸琵鹭慕“林”而来

　　为了弄清楚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必然联系，三年前，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桂珠在深圳宝安区的海上田园旅游区做了一次有趣的实验：在34公顷的咸淡水鱼塘内种植了三种红树林，分别是秋茄、桐花树、海桑，三者密度分别是15%、30%、45%，其余空间供农家养殖鱼虾蟹。

　　红树林种植后不久，海上田园的水质有了变化，水分中氮磷元素的含量降低了，4类标准的水质经过红树林湿地净化后，变成3类水质或2类水质。

　　几年下来，随着水质的改善，鱼虾蟹的收成均增加了两成以上。鱼虾蟹的增多又丰富了生物链，从而吸引了众多候鸟前来栖息。如今每年有10万只以上长途迁徙的候鸟在此停歇，其中，最珍贵的是世界珍稀濒危物种黑脸琵鹭，如今每年来深圳过冬的黑脸琵鹭数量约占世界的20％。红树林的增多让深圳湾成为东半球国际候鸟通道上重要的“中转站”和“加油站”。

　　有趣的是，陈桂珠发现，并非红树林种植密度越高，水质的改善越大。因此，红树林改善生物多样性的一期试验结束时，科研人员建议在鱼塘种植15%密度的红树林以改善水质，同时可以有更多的空间给虾蟹繁殖。

　　可惜的是，海桑在2008年春的寒潮天气中被冻死了，海桑的叶子腐烂后产生硫化氢，会影响虾蟹的成长。

　　二期试验时，种植的红树林加入了木榄、红海榄，目的是探寻红树林是如何在生态系统中转移水中的氮磷的，一旦掌握这个关键节点的奥秘，红树林促进养殖业的技术就可以在整个珠江口的湿地养殖场推广，不过要掌握这个关键节点的奥秘还得等上一两年。

　　“地球之肾”

　　天然污水处理厂

　　与人体的肾一样，湿地承接了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各种污染源，凭借植物群落的净化功能，湿地能吸收过量的有机物、有害的重金属等，往下游排放更为健康的水体。广东省政协常委、华师大地理科学学院院长徐颂军表示：“湿地生态系统是与人类生存最为密切的生态系统。”

　　位于惠州市西端的潼湖湿地曾形象地展现了“地球之肾”的工作原理。潼湖是广东省最大的内陆淡水湿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边根本无需建污水处理厂，五六个镇的生活污水流进潼湖，迅速被转为干净的水排到下游。黑水鸡、苍鹭、牛背鹭等候鸟慕名而来潼湖过冬。潼湖这个天然污水处理厂，能起到五类水质进去，三类水质出来的处理效果。

　　然而徐颂军几年前偕同调查人员再访潼湖时却发现，如今潼湖面积比当初少了60%。周边不少养猪场、烧砖场、养鱼场占据了原属潼湖的“领地”。更严峻的是，周边不少企业集体向潼湖排污。从上游而下，能见到周边乌黑的、冒着白色泡沫的工厂废水滚滚流入潼湖，死去的小鱼翻着白肚皮浮在发黑的水面上，四周弥漫着刺鼻的臭味，令人窒息。据悉，惠州已经出台相关规划并投入巨资，逐步恢复湿地生态环境。

　　但这片“地球之肾”的肾功能已经衰竭了。“潼湖海拔较低，遭受污染后，湿地下堆积的淤泥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无法清理，加上面积缩小，而排放的污水增多，想恢复当初的净化功能已经不太可能了”。徐颂军说，人口膨胀和工业发展，向湿地排放过量的生产生活污染物，特别是人为地侵占湿地，是湿地面临的三大问题。

　　链接：湿地——“地球之肾”

　　2010年2月2日是第14个世界湿地日，今年全球主题是“湿地、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根据《湿地公约》，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性的沼泽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静止或流动、淡水、半咸水、咸水体，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米的水域。包括珊瑚礁、滩涂、红树林、湖泊、河流、河口、沼泽、水库、池塘、水稻田等类型。

　　在地球上，湿地与海洋、森林一起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其中，森林生态系统提供了生命所需的氧气，人称“地球之肺”。而湿地不仅为人类、动物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降解有机物污染、吸收重金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称“地球之肾”。

　　湿地消失

　　气候变暖将陷入恶性循环

　　红树林等湿地的消失，可能进一步促进气候变暖，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在上世纪50年代末农业学大寨的时期，普宁的白坑湖湿地一带的农民向湿地要土地，在上面种植了300多公顷水稻，约占湿地面积1/2面积的一半。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水稻不仅不用施肥，而且产量相当高。

　　感到好奇的徐颂军着手分析湿地的营养成分。研究发现，湿地中水含有较高的氮、磷、钾等元素，土地很肥沃，能满足植物生长的需要。如此，湿地孕育了茂盛的植物。成了地球上固碳（把二氧化碳中的碳元素固定在其他分子中）的主要基地。徐颂军评价湿地时说，湿地是地球上的碳汇中心，湿地占陆地面积的6%，却固定了1/3的碳元素。

　　另一方面，湿地中由腐烂的植物产生的二氧化碳、甲烷的含量较高。众所周知，二氧化碳、甲烷就是臭名昭著的气候变暖的元凶。不过调查发现，这些元凶都被“困于”湿地下淤泥的罅隙之中，不能逃逸到空气中“为非作歹”。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不少湿地缺少水，导致湿地不再是湿地，泥土罅隙中储藏的温室气体“逃逸”出来，地球变暖的速度将加快。

　　濒危鸟类

　　钟情南澳湿地

　　湿地与生物多样性的关系，还可以从濒危物种的栖息地看出端倪。2007年，经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专家的实地考证，南澳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的乌屿岛为褐翅燕鸥全球最北沿的繁殖地。去年，专家们还在该保护区的赤屿岛首次发现世界濒危鸟类——岩鹭。

　　2009年8月17日，当华南濒危动物研究所彭波涌、蒋果丁等驶抵赤屿岛时，6只黑色岩鹭正警觉地注视着这些“不速之客”。科考队员分四批换乘小木筏成功登上赤屿岛，在一个岩石突兀的地方，赫然发现一窝岩鹭巢穴。当时巢里有两颗蛋，其中一颗上有个小洞，可看见里边即将出壳的雏鸟的喙。随后队员们又发现另外6个巢。“如此多的岩鹭巢集中在一个狭小的岛屿，还是广东历史上首次发现，这也是多年来我省首次发现岩鹭的繁殖地！”

　　在同保护区的乌屿岛，2007年，被专家实地考证为全球最北沿的褐翅燕鸥繁殖地。乌屿岛是个无人居住、面积只有0.04平方公里的小岛，四周尽是悬崖峭壁、礁岩棋布。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份，是褐翅燕鸥的繁殖季节。这时，数以万计的褐翅燕鸥在乌屿岛吹响“集结号”，营巢筑穴、求爱配偶、产卵孵雏。它们与来此的其他近五万只小型鸥鸟一起和睦相处，形成蔚为壮观的海鸟王国。

　　统计显示，目前广东省湿地分布有水鸟155种，占全国湿地水鸟总数的48.3%；爬行动物60种，两栖动物43种，兽类32 种；鱼类有211种，“一旦湿地遭受破坏，这些动物将只能在动物园里生活了，而这并非危言耸听！”徐颂军说。

　　气候持续变暖，广东红树林或将消失

　　自19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4摄氏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去年9月24日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2100年，地球平均气温仍将进一步上升4.3摄氏度，海平面将升高2米。

　　中山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后彭逸生调查发现，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广东的湿地也随之出现了明显变化，原本只在低纬度生活的红树林将向北移动。21世纪以来，来自海南省的海桑、孟加拉国的无瓣海桑先后在广东、福建种植成功，来自南美的拉瓜木也在中国内地繁殖成功。红树林能在海水涨落6米的海边生存，而海平面上升后，不少沿海地区将被淹没，按照常理，红树林将获得更多生存空间。

　　在珠海斗门的磨刀门湿地，专家们惊讶地发现，上世纪80年代，红树林仿佛在海滩上形成了一道樊篱，河流带着泥沙经过红树林后，泥沙都被红树林的根系截留了。红树林借积淀的淤泥向外发展，陆地面积随之逐渐扩大。磨刀门浅滩每年向大海扩展100多米，相当于广东省的海岸线每年向南移动100多米。

　　彭逸生因此认为，在没有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气候变暖对红树林也许并非坏事。但如今，磨刀门湿地早已被钢筋混凝土的堤坝封堵得严严实实，原有的造陆功能消失殆尽。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气候变暖下，广东红树林将消失。水平面上升之后，红树林本可以向后生长，但陆上钢筋混凝土让红树林“后退无门”；海平面上升之后，红树林本可凭借强大的造陆功能向海洋要生存空间，但养殖人员会对进入领地的红树林“格杀勿论”。因此，广东红树林很可能在“腹背受敌”之下而亡。

　　珠海淇澳岛，红树林恢复之旅

　　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省红树林面积达到历史最低点，广东因此踏上了“红树林恢复之旅”。记者来到了珠海淇澳岛，只见上万亩连片的红树林长势喜人，“这是目前国内面积最大的人工红树林。”珠海淇澳岛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高级工程师杨雄邦介绍道。

　　上世纪60年代，全国大修水利，南京大学的专家们建议将巩固堤坝的“任务”交给原产于英国的大米草，因为大米草生存能力超强，既耐淹又耐盐，同时繁殖极快。上世纪80年代，我国又引进同属的互花米草，并广泛推广到广东、福建等沿海滩涂种植，珠海淇澳岛的互花米草就来源于此时。

　　但互花米草逐渐展现出其“魔鬼”的一面。由于互花米草含盐分太高，牲畜不喜欢吃，其繁殖能力超强，根系 “紧密团结在一起”，不给鱼虾蟹透气的空间，使海岸养殖业受到重创，生物多样性大受影响，容易诱发赤潮。到1998年，珠海沿岸近万亩的滩涂90%以上已被互花米草所覆盖，海岸原生的千亩红树林，仅在淇澳岛残留了32公顷。“红树林在珠海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杨雄邦回忆道。

　　后来，科研人员想到了“以夷制夷”的方法！1999年，海南引进的孟加拉无瓣海桑和海桑两种红树开始在淇澳岛落地生根。科研人员先开出一片空旷的滩涂，种上无瓣海桑和海桑。到了第二年，无瓣海桑和海桑就已经有2米多高，完全摆脱了互花米草的“围剿”，反过来因为无瓣海桑和海桑的树冠部较发达，枝叶密集蔽日，长于其下端的互花米草逐渐枯萎而死。如今，淇澳岛只有2公顷的互花米草被人为“救了下来”，以供科研之用。

　　不过，2008年春，罕见的低温冻害天气袭击南国，无瓣海桑被大面积冻死。统计显示，此次寒害使红树林受灾面积逾3000亩，其中1200亩海桑成林受害严重，总共经济损失约1200万元以上。

　　一次寒潮就可能让科研人员近十年的努力白费。眼见互花米草死灰复燃，专家们又将希望寄托在乡土红树林之上。在淇澳岛，保护区管理人员在成片的无瓣海桑和海桑之中，砍伐出一条路径，把原有的乡土红树林引种回去。在“外来和尚”赶跑“入侵者”后，又请“外来和尚”解甲归田，迎回当地的“原住民”。不过这是否能取得成功还需要让时间去见证。

10、墨西哥会议：另一轮水中月？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2010-1-30 王颖春

http://www.ceh.com.cn/ceh/ztbd/jnjp/59159.shtml

　　从Hopenhagen（希望之都）到Copenhagen(哥本哈根)再到Brepenhagen（破碎之都），历时近两周的哥本哈根会议，并未能给世人带来任何希望，相反给世人带去了无尽遗憾。

　　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哥本哈根会议只达成了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各国存在的以下几大分歧，有待今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第16次缔约方会议解决。然而，墨西哥会议上各方能否达成一致，目前各方人士对此亦持悲观态度。

　　三大分歧寄望墨西哥会议

　　哥本哈根会后，有三方面的主要分歧仍待解决。

　　首先，是各个国家的减排目标。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建议，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内(2012年～2020年)，发达国家至少要减排25%～40%。就哥本哈根会议期间发达国家所作的承诺而言，离2020年减排25%的最低目标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除了就自己的减排目标讨价还价之外，美国等国还要求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而作为发展中国家，考虑到历史排放、人均排放等指标，目前还不能接受发达国家的这一要求。

　　其次，是关于资金支持与技术转让。在减少碳排放上，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一定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但美国和欧盟只承诺2012年提供300亿美元资金支持，对于2012年后的资金未作表态。在涉及技术转让上，欧盟常以保护支持产权为由，拒绝提供更多的减排技术。

　　第三，是否接受“排放认证”。在具体减排上，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来自国际组织的核查。即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必须是可测量的、可报告的与可核实的(MRV)。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示，只有得到了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后，才能接受相关组织的核查。

　　这三大未能在哥本哈根解决的分歧，无疑将留待今年的墨西哥会议上解决。那么这场会议能否不负众望呢，尽管距离开会日期还尚有时日，但已经不时可以听到各方面的悲观之声。

　　众专家持悲观态度

　　“跟哥本哈根会议从希望到失望一样，墨西哥会议恐怕同样如此。”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认为，墨西哥会议能否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关键在于美国的动作。但从目前美国国内立法形式分析，年内美国很难有实质行动。

　　在今年11月份中期选举之前，共有四项主要法案需要美国国会审议，它们分别是银行法案、就业机会法案、能源法案与气候法案，美国能否在墨西哥会议前完成国内的立法程序，将成为墨西哥会议能否达成实质成果的关键。

　　如果美国没有实质意义上的行动，欧盟很难承诺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减排量增加到30%，其他各国也没有进一步减排的动力。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并不强劲，支持奥巴马的阵营主要集中在蓝领阶层，因此奥巴马政府在通过相关气候政策时，首先要考虑工作机会以及经济复苏。目前美国参议院中，共和党仍占上风，而民主党内部对气候法案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

　　综合以上种种因素，喻捷得出结论，墨西哥会议恐怕仍然是一场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政治聚会。

　　格林菲尔德环境管理公司CEO张宁同样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从国际碳市场的供给侧与需求侧分析，如果美国加入全球碳减排体系，那么国际市场需求至少要翻两倍，而目前CDM缓慢的签发进程和有限的签发量，将很难在短时间内提供足够的供给。如果供给跟不上，就会出现供需失衡，其结果便是碳价格上涨，如此美国减排成本就会升高，减排成本占美国GDP的比重就会升高。在没有找到适合大规模减排的技术和替代方案的情况下，张宁认为，美国不会轻易进入到全球碳减排体系中来。

在大唐集团CDM办公室主任唐人虎看来，类似《京都议定书》和入世这种多边性政治谈判，过程往往是曲折的。墨西哥会议恐怕只是这曲折路径上另一个拐点。至于是向上拐还是向下拐，目前看来虽然并不乐观，但毕竟距会议开幕还有时日，期间说不定会有好的变数发生。

11、保护好世界遗产就是保护好“摇钱树”

来源：中国经济导报2010-1-30　晨声

http://www.ceh.com.cn/ceh/ztbd/jnjp/59165.shtml

　　编者按刊登于第1914期节能减排周刊的《都江堰：左手遗产右手工厂》的报道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虽然时间已过去半月余，但读者来信依然络绎不绝，表达自己关于“都江堰市究竟要不要发展工业？”的看法，由于稿件众多，持相同观点的文章就不再一一刊登。今天是本报道的结束篇。

　　都江堰有过辉煌的2600年，都江堰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地震灾难。都江堰本是个旅游城市，现在的都江堰，又要扛起富财政的重担。那么，未来的都江堰将会何去何从，我们这代人能拿出什么样的答卷，是每一个公民都要面临的责任。

　　无论是都江堰，还有都江堰附近的青城山，都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成都人的后花园。笔者以为，保护好世界遗产就是保护好“摇钱树”。

　　世界遗产的殊荣不仅意味着对受封对象的国际认可，也往往会提高其所在地区和国家的知名度。拥有38项世界遗产的西班牙每年吸引着全世界约6000万的游客，创造了250亿美元的收入，使旅游业成为其重要经济支柱和主要外汇来源之一。意大利的遗产知识普及活动极为丰富。每年都要举办“春天”、“夏日”、“秋实”或“冬眠”等各种主题活动。法国在推广文化遗产方面也颇有建树，每年都设有“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并在这些日子向游人免费开放卢浮宫、凯旋门等著名博物馆和历史古迹。我国云南的丽江，山西的平遥和福建武夷山，得到世界遗产的称号后，当地的旅游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2007年笔者曾走在希腊首都雅典的街上，古迹除了阿波罗、雅典娜神庙，奥运会遗址，很多公寓上写着建造的年代，一二百年古朴、精致的建筑随处可见。有人这样形容希腊人，一杯咖啡能喝一天。这话里透着在说希腊人日子过得悠闲，甚至有些懒散。希腊人之所以能一杯咖啡喝一天，当然离不开这些财富。是这些财富让他们有可能享受悠闲。而这些能让日子过得优哉游哉的资本，希腊人知道，守住老祖宗给的，留住大自然的赐予，别让它们被毁坏了是前提。

　　 2004年希腊奥运会之前，每年要接待的境外游客是1300万，而希腊全国的人口只有1000万。2004年奥运会之后，每年到希腊的游客就更多了。

　　走在希腊的街上，感受着希腊人的生活。不禁在想，中国和希腊一样都是文明古国，有文化，有历史，有传统。游人在我们这里可以看紫禁城、长城、寺庙、大江、大河，大山。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前5个国家中，就有我们中国。我们也有很多可以向世界展示的东西。

　　希腊人没有我们那么强的挣钱意识，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或许是他们不够勤劳，也没有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勇敢。在他们看来，守住前辈留下的享受就够了，关键是要让这些遗产更长久地留下去，再留给他们的子孙后代。知足并感恩大自然的赐予，在乎与珍惜这些财富。我们这代人应该尊重历史，也应该尊重自然。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将此传承下去。

12、数字环保给你环境知情权

来源：健康报网　2010－02－01　冯永锋

http://www.jkb.com.cn/document/112016.htm?docid=112016&cat=09C&sKeyWord=null

　　如今，人类渴望了解身边的环境真相，不愿意生活在“环保迷雾”中。随着“数字地球”技术的全面推进，“数字环保”正把所有的环境事实化为最易传播的内容。依托这一体系，人们非常便利地保护自身的环境知情权也将成为一种可能。

2015年前建成“数字环保”体系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环境信息化会议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指出，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环保”体系，到2015年，力争建立起适应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的环境信息化管理体制，形成合理顺畅的工作机制，建设覆盖全国的环境信息网络系统，实现环境业务管理信息化、管理信息资源化和信息服务规范化的“数字环保”体系。

　　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技术研究所所长林宣雄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数字环保的研究。他认为，数字地球给了数字环保无限的生机。数字地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联合框架之上、以地球为参照系的多学科融汇，而数字环保是数字地球在环保信息化和环境管理决策中的应用。

　　林宣雄认为，构建数字环保，不仅要引入卫星遥感、遥测图像等技术，还需要各地的实测数据；单靠政府力量或某大学、科研机构，还远远不足以建立数字环保这样庞大的环境描述决策系统，排污企业、环保公司、IT企业都应积极参与；每一个想了解环境信息的公民，都可成为数字环保志愿者，把自己看到、采到、监测到的环境信息汇入到数字环保信息库中。

　　林宣雄说：“通过数字环保技术，在监测各地的实时环境信息基础上，我们可以构建一个‘万维拟境中心’。在这样的中心里，环境监控和管理决策人员不再限于传统方式那样审查报告图集和听取多媒体介绍来综合决策，他们可通过声控或其他交互，调看不同思路的建模和模拟结果，也可以浸入到被监控区域，沿着环境污染或破坏的踪迹，亲临其境地监控环境的变化，配置环境治理工程，检查环境治理成果，从而达到降低环境监测成本、优化环境治理决策的目的。”

公众随时从自动监测网获取信息

　　1月中旬的一天，站在河南省环境自动监控中心的大屏幕前，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张力军要求河南省保证2010年6月底和国家系统联网，以便更多的公众能够快速获取环境真相。张力军说：“这样的结果是，环保监督成本大大下降，环保信息的准确性、公众性和实时性大大提高。到时候，大地上有无数的眼睛盯着，生态出现任何微小的变化，都会被实时掌握。想像一下，这对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对政府部门掌握环境真实数据，将起到多么好的作用。”

　　让人惊喜的是，这个即将与全国联网的系统，不仅仅是把实时信息封闭在环保部之内，而是对公众提供了开放的接口，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的界面，获得自己想要的环境数据。

　　基于“公众数据服务”的角度，环保部开始精心地准备环境信息，届时公众最想了解的“水环境真相”、“空气环境真相”等数据，都将可在环保部的相关监测网站上随时获得。环境保护部总工程师万本太认为，环境保护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维护公众的环境信心，而公众的环境信心来自于对真相的确切了解。

充分应用“环境数字”

　　林宣雄认为，掌握环境信息是为了让公众充分利用它们。如果环境信息无法被公众使用，那么再好的技术也是没有意义的。

　　一些环保人士对数字环保寄予厚望，他们描绘了未来的一幅情景：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住环境的空气质量不满意，利用数字环保具备的双向互动平台，他获得了所住区域应该具备的大气环保标准数据，同时委托相关机构对周围空气进行检测。和标准相比发现不合格后，他将相关数据都输入数字环保平台，利用平台开始实施在线投诉。

　　如今，一些民间环保组织已经迈出了第一步。2009年，“环保科普组织”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正式注册，每天所做的事就是带着仪器到社区检测，以激发公众主动掌握身边环境真相的能力。这些仪器包括电磁环境检测仪、甲醛检测仪、空气颗粒检测仪、噪音检测仪、水质检测仪、铅含量检测仪等。仪器都比较简易便捷，现场就能出具结果。其中，两种电磁辐射检测仪，一种用来检测高频电场，一种用来检测低频电场；空气颗粒检测仪能够在一分钟内测出1立方米空气中300纳米以上的颗粒数量；水质检测仪能够迅速地获取水中的氨氮、溶解氧、电导率、PH值等信息。

　　达尔问环境研究所所长赫晓霞博士认为，通过这种独立的、主动求知型的共同检测，有利于参与者掌握基本的环境事实；由此再顺藤摸瓜，继续“理解科学”，许多不应有的担忧就会很快放下。

　　中科院心理所博士后李峰带领的研究小组正在开展一项研究，探讨环境真相未知状态下与已知状态下当事人心理的差别。李峰认为，每个公众都有掌握身边“环境数字”的心理，但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自己愿意去了解，这是每个人都具备的；二是得有独立的环境咨询中心，只要公众有任何的环境需求，都能够迅速感应和出动，并把“共同检测”的结果数字化后公布到网上，让更多的人掌握和理解。

　　另外一家“环保科普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从2006年起陆续推出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他们还依据搜集到的污染企业资料，做出了应用性非常强的“绿色供应链查询软件”，使任何人在购买商品前就可知道生产商品的企业有没有超标排污。

13、卡住两千亿投资“恶人”还需做到底

来源：人民网　2010年02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895971.html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2010年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环保部批复建设项目环评文件400个，总投资达2.7万亿元；对总投资1904.8亿元的49个项目环评文件作出退回报告书、不予批复或暂缓审批的决定；对环评违法违规问题突出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华能集团、华电集团以及山东省钢铁行业，作出暂停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决定。(1月26日《人民日报》)

　　今日长缨在手，就得“缚住苍龙”！环保部门一年卡住近两千亿的违规项目，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国计民生领域成为可能，这无疑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刚性执法之举。在为中央四万亿投资严把环保审批关中，环保部门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对符合中央政策和环保准入要求的建设项目加快审批，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项目，彰显其参与国家宏观调控更加主动有效，在保增长调结构中充当起重要的“守门人”角色。

　　联想到去年两会上，对刺激经济的４万亿投资会不会给我国环境保护带来新一轮挑战，环保部负责人作出正面回应：“我们宁可现在做‘恶人’，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一定要严格把关！”现在看来，这“恶人”做得还真的“很可恶”，要知道这49个被卡住的项目牵涉多个省市区和部门企业，环保部“恶人当道”，这一路下来，不知恼了多少人！俗话说与人方便，与已方便，真担心环保部门遇到难办的事可能会举目无“亲”，四处碰壁！

　　不过，这样的担心是多余的，既做了“恶人”就不怕得罪人，这是环保部门的天职，而且还需将“恶人”做到底。要看到国家4万亿投资效应虽已显现，但由于还有相当一部分投入仍在途中，公众也有所担心，怕“盐用了，汤未咸”，而环保领域出现的问题增加了公众的焦虑。据去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载，历经6年，投入资金910亿元，中国“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整体水质依然较差。其中5亿多元的水污染防治资金被挪作他用、虚报多领，36亿多元的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被少征、挪用和截留。治污资金成了“唐僧肉”，正是因为前期把关失守，某些地方政府以“环保项目”虚报多领，而后续督查不严，导致暗渡陈仓。那么，在4万亿中有多少政府投资被以治污名义挪作他用？环保部应配合各级财政、审计部门查个水落石出，给公众一个交代。

更重要的是，四万亿盘子大、社会关注度高、在中央一级全方位的监督跟得紧，那么，到了地方政府之后，违规项目能否得到各级环保部门的一票否决，项目决策能否做到科学民主，资金运作信息是否公开透明，虚报多领与挪作他用能否得到及时查处等等，这些都需要各级环保部门来做“恶人”，而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做“老好人”。相比于环保部的铁面无私来，各级环保部门的“恶人”在地方政府与企业利益的博弈中更要做“黑脸钟馗”，吓住各路“妖魔鬼怪”。否则，阵地失守，上行而下不效，只能前功尽弃，徒有“恶人”之名而贻笑大方。

14、从制度层面检视“垃圾围城”

来源：新京报　2010－02－01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2/01/content_61780.htm?div=-1

北京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

日前，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的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让每一个看到照片的人，不得不重新正视北京这个尴尬的“七环”，这个每天都在侵蚀北京土地，污染北京环境的“有毒地带”。

由一系列垃圾填埋场、各种各样垃圾所构成的“七环”，是都市化进程无可奈何的副产品，和现代文明带给每个都市人的尴尬。就像修再多的环路也难以解决北京的交通拥堵一样，由更大、更多、更远垃圾填埋场构成的垃圾“七环”，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北京的“垃圾围城”，现代生活方式的演进，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足以让再大、再多的垃圾填埋场，都很快不敷使用。

倘“垃圾环线”继续外扩、外移，无需太多时日，“垃圾围城”大军的污染营盘，就会扩大到邻近省市的土地上。可以说“垃圾围城”是一种“都市病”，一种现代文明综合征，要根治之，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

解铃还须系铃人。“垃圾围城”既然是由现代文明所产生的综合征，要治愈之，显然也只能仰赖现代文明。在许多发达都市，垃圾填埋技术有了革命性进展，填埋效率提高，二次污染减少；垃圾焚烧处理技术也已发展了三代、四代，原有的种种弊端，如产生大量有毒气体、颗粒污染和水源污染等，正逐步得到解决。这些都市进入现代文明更早，“垃圾围城”现象持续更久，它们能通过现代文明做到的，北京也可以汲取它们的教训、借鉴它们的经验，努力做到。

应该看到，“垃圾七环”现象的出现，“垃圾围城”形势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北京的垃圾处理能力，远远无法与都市化节奏和人口增长频率同步。因此，在提高垃圾处理技术的同时，北京还应该想方设法减少城市垃圾的产生。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最大限度地减少建筑垃圾？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对城市建筑的拆除，建立严格的标准和规范，凡是能通过维修、调整功能等继续使用的，就不要轻易拆除重建。要知道，在一拆一建之间，大量的建筑垃圾就会产生，而这些垃圾又很难处理。可以说，少拆除一座城市建筑，就能少产生很多城市垃圾。有人建议给每座大楼设定“生存年限”，其实有道理，通过长远规划，完全可以减少城市建筑“英年早逝”的“杯具”。

又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生活垃圾。这不只是要提倡市民“绿色生活”，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用品，更要让市民养成细分生活垃圾的习惯，并对这种习惯给予更多的制度性支持和奖励。这样，就可以提高生活垃圾的回收率，降低垃圾的产出率。

不一样的城市管理制度，可能产生不同的垃圾量。许多不必要的垃圾，可能就是制度不完善的产物。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减少城市垃圾的产生，打破北京的“垃圾围城”，还需要艰辛而又细致的努力。

15、三聚氰胺死灰复燃警示了什么？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10年02月01日　梁江涛

http://env.people.com.cn/GB/10904377.html

　　昨天下午，广东副省长雷于蓝在参与医卫组政协委员分组讨论时提到，2008年的一批问题奶粉没有销毁完全，最近又流向了市场。有关部门在前天召开了紧急会议，从今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对流通、生产环节的乳制品进行全面检查。(广州日报2月1日)

　　三聚氰胺超标的问题奶粉死灰复燃，令人愕然！搜索新闻，不只是广东一家，问题奶粉在全国多地现身。去年年底陕西省公安厅公布，公安机关已成功破获金桥乳业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案件，涉嫌污染的5吨奶粉目前已全部追回查封，未流入市场造成危害。今年1月初上海市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消息，上海熊猫乳品有限公司因涉嫌生产、销售三聚氰胺超过国家标准的乳制品，被监管部门依法查处；1月中旬贵州省卫生厅也公布了存在三聚氰胺超标问题的4种乳制品名单。未能作彻底销毁为问题奶粉重新流入市场留下了后门，那么，问题奶粉的处理何以成为“大问题”？

　　三鹿奶粉出事那会儿，有识之士就提出，由于情况复杂，批次较多，数量较大，牵涉面广，成分不同，渠道广泛，问题奶粉有可能在退市的过程中，因回收者利欲熏心或处理不规范导致“二次污染”。应区别不同情形，对退市奶粉实行召回制度的同时，建立严格的强制性处理和销毁制度，严防问题奶粉再次危害民生。在三鹿破产、连受侵害者都无法得到赔偿的前提之下，谁是食品召回制度的督促执行者？召回的问题奶粉如何处置？谁为处理和销毁问题埋单？难道工商、质检、食品监督等相关职能部门只能大眼瞪小眼，眼看着问题奶粉变脸入市？相关法律虽然没有具体明确在问题食品召回过程中各路监管部门的角色，但问题奶粉畅通无阻、旁若无人地进入生产加工和销售领域，甚至重新流入市场，显而易见，相关职能部门难推其责。

　　三聚氰胺死灰复燃还警示了问题食品召回和销毁制度的缺失。“食品安全法”虽原则规定了问题食品的召回制度，但如何各负其责，分级处理，缺乏细则规范。应详细规定职能部门的职责，加强日常市场监控，除了明确生产和销售企业的召回法定义务和责任外，还应规定在哪个环节发现的问题食品就由哪个主管部门予以没收、处理直至销毁，在哪个环节流失的由哪个主管部门担责，并加大问题食品企业和监管失职渎职的违法犯罪成本。同时还需明确，在企业破产后，由召回、处理或销毁问题食品引发的一切费用由国家埋单。还可启动强制性问题食品召回处理责任保险制度，确保今后有缺陷食品能够及时召回，退出市场，不让问题食品出了问题之后一地鸡毛，再次危害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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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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