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被廖晓义看作是建立生态农村的契机。她和志愿者们在大坪村住了1年多，和农户一起建造低碳房子、修建沼气池、污水处理池、有机农场以及乡村诊所。“2009年是我最开心的一年。”廖晓义说。她住在“会呼吸”生态建筑里，在鸡鸣中醒来，在狗吠中入睡。在报道她的新闻图片中，她已不再是举着奖杯的明星，而是扛着锄头的农妇。

她获得过许多领袖级别的荣誉：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大奖”，澳大利亚最高环境奖“班克西亚国际环境奖”，2005年度央视年度社会公益人物等等。而这些荣耀来源于她的专注：1990年代放弃了美国绿卡，投身国内环保事业，自费拍摄电视片“地球的女儿”，创办了NGO“地球村”，倡导“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

如今，“乐和家园”已建成80户生态民居。这倾注了多年来廖晓义对中国式环保的思考。7月份在一个气候变化高层论坛上，她说：“世界环保的希望在中国，生态文明的希望首先在乡村。怎么还是把钱都投在城市？”

廖晓义认为城市已积重难返，但太少人走进乡村。

她一直坚持过最简单的生活，吃素、不用空调、不买车，处处以简朴为荣。有人觉得她是极端环保主义者，她说：“既然有那么多的极端消费主义者，那就请允许我们这一小撮‘极端环保主义者’存在吧。”

3、吴昌华：“鼓吹”低碳经济

来源:南方周末 2010-01-06 袁瑛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717

○气候变化组织大中华区总裁，中国企业低碳解决方案倡导者

在过去的三年内，吴昌华和她的气候组织团队，帮助无数中国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实施低碳解决方案

这个梳着短发、干练的女人硬生生让中国企业界开始接受低碳经济的主张。

作为气候变化组织大中华区总裁，吴昌华在哥本哈根会议后随即为中国企业安排了一场关于哥本哈根的报告会。一个星期后，又举行了一场工商界关于“CDM碳市场发展”的讨论会。

总部设在英国，成立于2004年的气候变化组织，是由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以及来自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等二十余位商业精英和政府领袖倡议建立的。进入中国不到三年，如今的气候变化组织已然成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非官方声音。

“这个机构是时代的产物。”在美国做了近10年的环境学者归国后，吴昌华接受了托尼·布莱尔的邀请，2007年，她帮助气候变化组织在中国设立办公室。就在这一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参加APEC第1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第一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明确主张。

经过一年的摸爬滚打，吴昌华和她的团队发展了属于自己的企业会员和合作伙伴网络，将中国移动、远大空调以及尚德等企业聚拢起来，帮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实施低碳解决方案。

吴昌华和她的团队利用各种机会向企业家兜售低碳问题。吴昌华笑称，这是一种“碳洗脑”。在2008年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吴昌华发现近1/3的企业家已经在谈论气候变化和应对问题。

2008年奥运会召开前夕，气候变化组织发布了《中国的清洁革命：低碳商机》的报告，一位外国专家这样评价，“这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份完整的、清晰的有关中国低碳发展现实的报告。”

“用西方人看得懂的语言和讲述方式，把这个故事讲给对方听。”这份报告不仅在气候组织的全球网络中传递和分享，还由吴昌华亲自递交给了中国政府的决策层，以及各地方政府的领导者。“在这里，我能够目睹到最令人激动的变化和转型。”吴昌华说。

4、汪永晨：媒体正被NGO化

来源:南方周末2010-01-13　孟登科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104

○著名环保志愿者，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

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

这个永不知疲倦的女人笼络了几乎全中国的环境记者。在她和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下，这些环境记者正成为中国环保事业的中坚力量。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时也是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的召集人双重身份的她认为，在中国做环保，必须利用强大的媒体效应。

2005年，汪永晨第一次受邀参加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时，所做的报告主题是“媒体和NGO的互动”，国外的记者都很费解，记者怎么能够参与到行动？而最近两年，国外同行开始逐步认可这一中国特色的做法。

2000年，中国专业的环境记者寥寥无几，为解决这个问题，汪永晨组织了环境记者沙龙。沙龙为记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新闻线索。原环保总局副局长汪纪戎、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徐锭明、原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等等体制内官员，都曾是沙龙的座上宾。

目前，中国大约有800名记者、专家和相关机构每天都可以收到绿家园工作人员发来的“江河信息”，而令人惊讶的是处理这些极其庞杂信息的只是一名志愿者。

2009年的岁末，汪永晨刚刚结束她第四年度的“江河十年行”，这是汪永晨的另一项行动——每年组织十几名记者，用半个月的时间来实地考察中国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主要河流，记录这些江河因水电开发而带来的环境影响。

汪永晨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中国江河十年行的十年，是见证和记录的十年，是保护和抢救的十年，是扩大知情权和公众参与决策的十年。

二十年前的秋天，汪永晨看到香山的红叶因为很多人摘折，骑车去香山游玩的市民回家时车把上都挂着一两枝红叶，由于太多的人前往踩踏，树根都暴露了。第一次，汪永晨开始思考人与自然的矛盾。

二十年来，汪永晨对环保事业投入了全部的身心，她甚至被称为环保疯子，这也为她赢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尊重，当然也不乏质疑。汪永晨的信念非常简单：媒体要影响公共决策。每每有重大的调查报告，汪永晨总是想方设法能将其送进中南海。

不够专业、感性曾一度是反对者对汪永晨的指责。然而，正是这位“不够专业”、“感性”的记者冲在中国环保第一线。一位学生曾这样在给汪永晨的信中写道：谢谢您带给我的震撼。

5、马军：拯救地球的“超人”

来源:南方周末 2010-01-13何海宁孟登科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111

他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

和当年风靡全国的动画片《地球超人》一样，马军也获得了一个称号：可以拯救地球的50人之一。这项英国《卫报》的评奖中，马军成为4位来自中国的拯救地球的“超人”之一。

41岁的马军往往是腼腆一笑，口称不值一提。很多人不知的是，这位北京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为世人熟知，是在11年前编著的《中国水危机》。这本书阐述了中国七大流域面临的经济、社会、生态威胁，2004年英文版在美国出版。

十多年间，中国水危机成为中国环境的最大问题，为了寻求解决之道，他甚至成立了专门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解决复杂的环境问题需要专业性。”马军总结说。现在，他正编写国内第一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中国水污染地图”。在这张地图上，公众可以检索全国31个省区、300多个地级市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从2006年成立至今，中国水污染地图已吸纳了超过4万条企业超标违规记录。公众只需点击鼠标，就能查询到身边的江河、企业情况，以及政府部门处理结果。2007年年底，他又组织开发了空气污染地图。污染“地图”系列已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环保指标。

不仅如此，对于迟迟未能整治的污染企业，马军往往会发出公开信或直接与企业联系，督促企业治污并公开信息。

马军笃信信息公开是治理污染的有效手段，而信息公开最终需要公众参与起作用。这也是他2004年赴美对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环境管理体系进行系统研究之后的结论。

2008年底，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的环评会议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两名NGO参加，马军为其中之一。这被环保界视为“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大型工程公众参与最为规范的一个样本。

“马军正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他正在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

水危机，通过实用的、跨部门的，合作性的努力来确保中国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9年，马军获得“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赛奖之后，获奖评语如此写道。

6、中国环境司法蹒跚起步 加大对环境犯罪者制裁力度

来源：法制日报　2010年01月14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1-14/2071308.shtml

　　2009年是中国环境污染事件频发的一年，也是环境司法蹒跚起步的一年。

　　“环境司法在最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不仅包括民事案件，也包括刑事案件。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环境司法对环境犯罪者的制裁力度加大。”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法学教授王灿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2008年9月，因阳宗海水体砷污染事件被问责的相关人员达26人，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9人，其他干部15人；

　　2009年年初，江苏盐城“2·20”重大水污染案的两名被告人被法院以投放危险物质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6年；

　　2009年7月23日，山东省临沂亿鑫化工有限公司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两个月后，法院以犯有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及非法经营罪判处公司负责人有期徒刑15年。

　　“上述判决可以算近年来中国环境司法的一大亮点，不仅制裁了企业的排污者还制裁了监管的人员。如果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最多只能判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如果按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期就可能高达10年以上。”王灿发认为，这样一来，一些排污的企业或是监管部门就得掂量掂量了。

　　王灿发同时指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和投放危险物质罪各自有不同的犯罪行为构成，不能为了重刑，就将一个人从这个罪定位到另一个罪。

　　对于近年来成立的环保法庭，他表示：“环保法庭的设立对于用司法手段保护环境能起到重要作用，在其他地方应更多地设立环境法庭。”

　　据了解，2009年，为应对频繁发生的环境污染事件，无锡、昆明等地相继成立了环保法庭。而环保法庭的设立，最直接的一个效果，就是很快出现了环境公益诉讼。

　　2009年7月，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正式对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立案审理。这标志着我国首例由环保社团作为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全面启动。

　　“过去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在首例环境公益诉讼中，诉讼主体是没有受到当地环境直接损害的中华环保联合会，这样的情况下法院仍能够受理，这是司法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突破。”王灿发说。

　　最后，这起首例环境公益诉讼以调解告终。“如果能够打到底就更好了。”王灿发说。

　　2009年发生的几起震惊全国的环境污染事件不仅催生了法院设立“环保审判庭”，有关部门还探索建立了环保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的新机制，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环保警察”，检察院设立“环保检查处”。

　　“环保公安局的出现对于打击环境犯罪非常有利。”王灿发说，“事实上，检察机关一直在对提请环境公益诉讼进行探索。检察机关介入是一种好现象，但检察机关提请的能不能真正称之为环境公益诉讼，还是有争议的。”

　　然而，在相关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面对陕西凤翔615个因血铅超标而迷惑的童颜，湖南浏阳509双因尿镉超标而慌张的眼神，我们又不得不反思———为什么一些环境污染事件长期得不到处理，直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这暴露了当前环境司法上存在的不足。”王灿发直言不讳地指出，正是因为受害者在司法程序上没有找到出口，得不到救济，最终酿成了群体性事件。

　　“那些污染严重、受害人众多的工厂在当地肯定不是刚刚被发现的。因此，在未来，司法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王灿发说。

　　据了解，在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所起诉的案件中，能够胜诉的仅占三分之一左右。

　　王灿发告诉记者，近期颁布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了“消除危险”的责任，这项规定有可能成为解决环境污染事件的突破口。

　　“‘消除危险’的责任是指，在危险还没有现实发生时，当事人担心会出现危险，而要求可能造成侵权的人消除危险。”王灿发说，在环保领域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厦门PX事件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目前在广东番禺发生的市民要求不予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属于同样性质的例子。

　　“侵权责任法对维护权益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也对今后的环境司法提出了新的路径和要求。”王灿发说。法制日报记者杜晓法制日报见习记者任雪

7、我国实施“以奖促治” 15亿元“撬动”农村环保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1月1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764316.html

　　“我们要将环保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将环保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建设清洁水源、清洁家园和清洁田园，使广大农民群众享受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环保部部长　周生贤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绝对不能简单套用城市和工业环境管理的思路和办法，必须探索农村环境保护的新思路。”

　　——环保部生态司副司长　李远

　　“目前，卫生部门有改厕项目，水利部门有改水项目，农业部门有畜禽粪便污染防治项目，环保部门负责综合整治，林业部门还有绿化的项目。解决农村环境问题，资金投入应该形成合力。”

　　——辽宁省环保厅厅长　王秉杰

　　“看俺们这儿够干净吧，比以前强老鼻子了。”辽宁省本溪县东营坊乡太阳村村民李明指着门前整洁的柏油路告诉记者，“以前这路是土路，边上到处都是柴火堆、垃圾堆、粪肥堆，一过个车，那个土啊，那个味啊，可不敢开窗户。现在，一早上起来空气都是甜甜的，我都不愿意上城里了。” 说着话，李明咧嘴笑了。

　　不仅是李明，国家“以奖促治”、“以奖代补”政策措施实施后直接受益的还有1300多万名农民。这一政策实施两年来，在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的支持下，全国2160多个村庄通过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实施“以奖促治”、“以奖代补”，中央财政两年15亿元投向农村环保

　　农村环境污染不仅直接危害农民群众身体健康，也影响城乡居民赖以生存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水缸子”，保护和改善农村环境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推进农村环保面临不少难题。“上面抓一抓，下面动一动。”一位基层环保工作者告诉记者，以往农村环保停留在“以罚代管”、“以罚促治”的层面，无论是环保工作人员还是农民群众都缺乏积极性。

　　环境保护部生态司副司长李远说，传统的“以罚代管”、“以罚促治”做法，确实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和不适应性。“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有其自身特点和规律，绝对不能简单套用城市和工业环境管理的思路和办法，必须探索农村环境保护的新思路，走农村环境保护的新道路。”

　　2008年7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以奖促治”、“以奖代补”重大政策措施。2008年，中央财政拿出5亿元用于优先解决农村突出的环境问题；到2009年，投入金额增加到了10亿元。

　　对严重危害农村居民健康、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通过“以奖促治”，事前给予财政资金补助，采取有力措施进行整治，重在解决突出问题；对已开展生态建设示范、生态环境达标的村镇，通过“以奖代补”，事后给予财政资金奖励，重在巩固和提高。“以奖促治”关键在“治”后有“奖”，对改善环境质量且达到污染治理目标的，给予经济奖励；做得不好的，不仅不能得到奖励，还要随着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目标责任制的逐步建立，对相关方实施问责。

　　“实施这一政策措施，就是要解决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保障群众饮食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表示，“我们要将环保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将环保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建设清洁水源、清洁家园和清洁田园，使广大农民群众享受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成果。”

　　“以奖促治”政策带动地方加大投入，直接受益农民达1300多万人

　　或许有人会问：区区15亿元能解决多少问题？

　　“从全国的盘子看，中央农村环保专项资金两年投入15亿元，并不算多，但‘以奖促治’政策的提出为我们转变传统观念、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是环境保护的重大政策创新。”李远说。

　　新政策带来的放大效应不可忽视。李远告诉记者，正是这15亿元，带动了地方25亿元投入。从两年的实际运行看，“以奖促治”政策正成为农村环保工作的一个有力抓手，增加了整个社会对农村环境问题的关注，带动了地方对农村环保加大投入。

　　各地在资金机制上大胆创新，从多个环节入手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天津市文明生态村创建专项资金由每年的3500万元增加到8000万元，安徽、江苏、浙江等省本级投入约3000万元用于环境综合整治。通过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和生态示范建设，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许多村庄的村容村貌明显改善，直接受益农民达1300多万人。

　　安徽省安庆市新仓镇惠民村地处圩内，排水系统不完善，加上饲养家畜的污染，村内环境曾经较差。“以奖促治”给了这个村改善环境的机遇，他们利用中央财政以及地方投入的39万元资金，实施了养猪场污水管网设施集中改造，昔日污水横流、蚊蝇泛滥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治理。

　　“对农村环境保护的要求以前一直比较原则，没有抓手。”天津市环保局副局长崔玉成分管农村环保工作已经有15年，对农村环保工作的难处感触很深。“‘以奖促治’政策实施之后，地方政府和农民改善环境的积极性一下子被调动起来。现在天津通过加强村镇环境治理，农村每天削减COD1990吨、氨氮213吨，成效可谓立竿见影。”

　　今年国家还将增加“以奖促治”资金，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形成合力

　　在新的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农村不少地区“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的状况在改变。但是，农村环保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据李远介绍，今年国家“以奖促治”的资金还将增加，也许会翻倍。他强调说，这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是个令人鼓舞的好消息。

　　辽宁省环保厅厅长王秉杰认为，目前应该理顺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相关资金投入机制，形成合力，“卫生部门有改厕项目，水利部门有改水项目，农业部门有畜禽粪便污染防治项目，环保部门负责综合整治，林业部门还有绿化的项目。可是，每个部门都单打独斗，改厕的钱给了王家庄，改水的钱给了李家堡，结果整个村容村貌哪个都没有根本改观。”

　　把各方资金进行有效整合，需要一个平台。对此，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张惠远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各地政府有责任利用好这个平台，统一规划，加强各部门协作，把资金项目整合，让资金的使用更有效率。

　　“我们还需要探索多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模式，比如近郊的、分散居住区的、偏远山区的，多种模式如果都有示范，对全国农村环保工作的意义就更大。”王秉杰说。

　　“长期存在的城乡环境分治思想，严重滞后的农村环境保护基础制度、体系建设，不稳定的农村污染治理投入来源，薄弱的农村环境科技支撑能力——这些可能都会制约‘以奖促治’的实施效果”，张惠远表示，有针对性地解决好这些问题，让“以奖促治”形成长效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

8、东莞：投812亿元重点抓环境治理

来源: 广州日报2010-01-14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01/14/content_835566.htm

东莞市环境保护规划纲要出台

　　本报讯（记者潘彧）昨日，《东莞市环境保护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罗列了东莞环境的诸多弊病，同时对于2020年之前的东莞环境保护给出了详细规划。据悉，未来东莞将抓好环保重点工程建设优先实施下列碧水工程、蓝天工程、净地工程、绿城工程等重点工程，总投资达812.965亿元。同时，将对内河涌实行分区控制，同时在每个镇（街）至少设1个废旧电子收集点，并在近期实现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达到70%。

　　水污染：

　　大部分内河涌水质为劣Ⅴ类

　　《纲要》称，河涌水污染范围已遍及全市大部分地区，大部分内河涌水质为劣Ⅴ类，主要超标污染物为氨氮和总磷。

　　规划：内河涌整治将实行分区控制。根据流域特征和整治实施的需要，将全市内河涌划分为7个整治控制区。另外，将加强工业污染源防治，近期加强对沿河各镇工业污染源的控制，提高工业企业废水达标率。

　　大气污染：

　　酸雨频率超过50%

　　《纲要》称，东莞的降雨中大部分都是酸雨，二氧化氮日均值仍然有超标现象。同时，煤烟型污染和机动车尾气型空气复合污染叠加，让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规划：近期，沙角电厂群和东莞玖龙纸业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全部安装并运行脱硫装置。近期将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由目前的50%提高到55%，中期将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提高到65%。固体废物：

　　废旧电器易造成污染

　　《纲要》称，中心城区外生活垃圾简易填埋、露天堆放较为普遍；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滞后，危险废物处理处置设施技术水平及规模有待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厂产生的剩余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处置日益迫切。

　　规划：在一些条件较好的镇街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工作，逐步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系统，近期城镇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达到80%，农村生活垃圾收集率达到70%。

另外，组建废旧电子电器收集网络与回收利用中心。组建废旧电子电器收集网络，各镇（街）至少设置1个收集点。近期废旧电子电器收集率达70%；远期废旧电子电器收集率达95%。

9、安徽浙江就跨省倾倒“毒垃圾”事件达成处理意见

来源：新华网 2010年01月1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1/13/content_12802018.htm

新华网合肥１月１３日电（记者蔡敏、朱青）浙江省东阳市普洛得邦制药公司１０００多桶废弃有毒化学危险品倾倒于安徽并造成污染的事件，近日取得新进展，安徽省环保厅与浙江省环保厅就此次跨省非法倾倒危险废弃物事件处置措施召开了协调会议，双方对污染损失及赔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浙江普洛得邦制药有限公司一次性赔偿对安徽涡阳、利辛两县造成的污染损失及处置费用总计人民币２２０万元，其中涡阳县６０万元，利辛县１６０万元。

据了解，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初，亳州市涡阳、利辛两县境内发现千余桶废弃化学危险品，部分泄漏的二氯甲烷、甲醇、甲烷等化学物质都属于《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中的危险化学品，会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等造成伤害。这些毒垃圾造成利辛县阜涡河长达１０公里约１１万立方水量的水质受污染。

之后，环境保护部介入调查，目前，６名涉案嫌疑人被抓获，其中２人被刑拘，４人被治安拘留。在安徽省环保厅帮助下，亳州市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防污处理。目前，阜涡河１１万立方被污染水体得到治理，１９车总计３９５吨危险废物及受污染土壤已作妥善处置。由于当地相关部门处置及时，至今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安徽省环境监察局负责人介绍说，环保部门近阶段每周都对被污染的利辛县阜涡河汝集段水质进行检测，根据最近的一次检测，现在该河段水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据调查，浙江普洛得邦公司曾把生产过程中的废料母液残渣委托给一家无危险废物处置经营资质的化工有限公司进行再生利用。目前那家化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失踪。环保部门认为，普洛得邦公司存在疏于管理、草率处置有毒垃圾的重要责任。

10、虎门发电厂排黄色废气千余村民不敢种稻谷蔬菜

来源：《广州日报》2010年01月14日　刘满元

http://env.people.com.cn/GB/10765299.html

电厂大烟囱排出淡黄色废气。

居民的屋顶可见一些褐黄色的斑点。

村民家的铁皮屋顶被腐蚀。

　　近日，居住在东莞市虎门发电厂周边的武山沙蛇头湾村、八围村等村的村民向本报反映，由于虎门发电厂排放的黄色废气，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影响。他们的家中经常会散落一些褐黄色的油点。

　　八围村的村民甚至怀疑，他们的身体状况也因这些废气的排放受到影响，因为仅2008年、2009年，该村便有6位村民患上癌症，其中5人已死亡。

　　现场

　　大烟囱排出淡黄色的废气体

　　昨天上午10时许，记者接报后来到虎门发电厂。在该电厂外，记者闻到了一股淡淡苦涩味，并看到该电厂一个高高的大烟囱正排放出淡黄色的气体，这些废气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淡黄色带子，向虎门武山沙蛇头湾村方向飘去。该烟囱排气至中午12时30分左右停止。

　　居住在蛇头湾村上巷8号、9号的村民告诉记者，由于他们离电厂直线距离不过50米，受到电厂的影响较大。只要电厂发电，便会排出这种废气。废气被风吹后，便会飘落到他们家，地板、房顶、墙壁上均会出现大量的褐黄色的小油点，这些小油点如果不及时清除，过一两天后便无法清除。

　　前些天，他们家一辆小轿车，停在房子外，第二天早上起来，便发现了一层这样的小油点，他们只好把车开到电厂。电厂很快给了他们几百元，让他们自己去清除车上的小油点。有时候，他们把白色的衣服晒在屋外，第二天白色的衣服上也会出现这样的褐黄色小斑点。

　　另外，由于他们的房子离工厂的距离比较近，发电厂机器带来的震动声也给他们生活带了影响。“每天睡在床上，都可以听到到咚、咚的声响！”

　　正因为如此，他们平时均不敢开窗，也不敢把衣服放到屋外晒。“刮北风的时候，电厂排放的废气便吹到我们这个村。刮南风的时候，便会吹到旁边的八围村。刮其他风时，便有刮到根竹园村。刮到我们村的时间有3个月左右，刮到八围村则有6个月左右。因此，八围村村民受的影响比我们这条村的更大些。”该村民说。

　　村民

　　2005年至今已有6村民患癌病

　　每年3至8月不敢种稻谷蔬菜

　　“电厂的排气不仅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最主要的是可能已对我们村村民的身体带来了伤害。”多位八围村的村民说。

　　据八围村民黄先生介绍说，从2005年至今，该村已有6人患上了癌病，其中5人已经死去了，还有一人处于患病中。其中，郭某水是在2005年，因患肺癌而死的，死时只有40多岁；2008年，70多岁的村民陈某基和50多岁的霍某堂均患肠癌死了；去年，村中又有3名村民检查出患癌病，其中60多岁的陈某娣患肝癌死了、50多岁的陈某妹患肠癌死了，还有一位45岁的村民黄某检查出患上了鼻咽癌。

　　他们还强调说，每年3月至8月，他们村不但地里种不了稻谷，也种不了菜和水果，因为种的稻谷会发黑，种的菜会有黄色斑点，种的水果也有黑点。因此，不仅他们自己不敢吃，更不敢拿出去卖。

　　除了蛇头湾村和八围村，五围村和根竹园村的村民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电厂附近，总共约有1000多位村民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电厂

　　电厂正进行油改气工程

　　预计一季度末可以完成

　　针对村民的反映，虎门发电厂一位负责人回应说，发电厂排出的废气可能给村民生活带来一点影响。但可能都是在过去，是由历史原因产生的。但自从他们公司2008年11月接手后，他们已经采取了很多的环保性措施，至今这种影响可以说减到了最小的程度。

　　该负责人介绍说，虎门电厂是一家调峰电厂。2002年，由于经济的发展，由省里统一规划兴建的。主要是为了保障东莞市虎门、长安和厚街3镇的安全用电。2005年，虎门发电厂引进全国先进的双燃料发电机组。但是由于供气管道的建设及气源等事宜一直未能有实质性进展，只能采用燃油发电。

　　目前，他们公司预计投入5000多万元正在对电厂实施油改气工程，且工程进展比较顺利。预计在今年第一季度末便可以完成。届时将给村民一个洁净的蓝天。

　　至于为何该机组有时候会排出废气？该电厂的叶厂长说，由于电厂是一家调峰电厂，何时要发电，何时不用发电，均由南方电网的调度部门来决定。有的时候，他们对发电机组的锅炉进行水洗后，尚未完全清洁，就接到需要发电的调度，就必须进行发电。这时可能会因为锅炉清洗不是很完全，导致一些灰尘被排放出来，给电厂周边一些居民生活带来影响。

但他们电厂只要接到居民反映后，便会派出人员前去调查处理，需要补偿的给予补偿，需要改正的就改正。此前，村民曾反映电厂内会排出一些难闻气体，电厂通过技术手段对电厂内露天的化油池“加盖”，并通过技术将难闻气体给予处理后，达到排放要求才进行排放。

11、严寒中升温的“全球变暖”怀疑论

来源：外滩画报 2010年01月1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769921.html

　　外滩画报1月14日报道近一个月来在全球多处发生极度严冬后，让质疑“全球变暖”的观点骤然加温。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克罗利是“地球变冷说”的提倡者。去年，他在《自然》杂志刊文，指出地球原本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冰河纪，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延缓了这一过程。不过，他告诉记者，气候的短期变暖和海平面上升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超过进入新冰河时代。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教授承继成是内地有名的“全球变暖”怀疑论代表。他认为，说地球在“变暖”或“变冷”都为时过早，“ 最近20 年，地球的均温在上升，但是并没有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温度。”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全球变暖”讨论刚刚结束，北半球就集体遭遇了几十年难遇的极寒严冬。2009 年12月中旬开始，先是整个欧洲突现极寒天气，多国同时遭遇暴雪低温。受暴雪、冻雨等天气影响，欧洲部分地区气温跌至零下20℃，已有六个国家打破低温纪录，积雪厚度近1 米。

　　在美国东部地区，北达科他州1月4 日气温达到全美最低的零下46 摄氏度。佛罗里达州杰克森维尔和奥兰多气温降至零下6.7 度与零下2.8 度，双双创下新纪录。目前，美国50 个州中有46 个州遭遇暴风雪，12 个州积雪超过30 厘米，积雪最深的威斯康辛州达50厘米。

　　在亚洲，中国的一些地区正经历过去20 年来最寒冷的天气。中国北方在新年之初普降大雪，北京和天津地区的日降雪量，均突破1951 年以来的1 月份历史极值。韩国首都首尔市1月4 日的积雪已高达25.7 厘米，这是韩国自1937 年开始进行积雪量观测以来的最新纪录。

　　虽然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地球变暖的观点，但是仍然有许多科学家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全球正在变冷，即将进入冰河纪。

　　全球即将进入冰河纪？

　　2008 年11 月《自然》杂志刊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托马斯·克罗利和多伦多大学威廉·海德合著的论文，称地球按照它的自然周期规律和轨道变化，应该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冰河纪，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延缓了这一过程。

　　虽然，“地球变冷说”并不是克罗利最早提出的，但是他的物理模型却最有说服力。在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克罗利教授正在看《卫报》上北京雪灾的报道。他说，“因为连日大雪，我接到通知说学校临时关闭了。很抱歉没有办法给你提供更多的相关资料。”

　　在克罗利的研究之前，地质学家们已经得出了一个推论，即地球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分为：震旦纪大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约6 亿年前，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3-6 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和石炭纪四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3.3 亿年；石炭—二迭纪大冰期，发生在距今2-3 亿年；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发生在距今2 亿到250 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罗纪、白垩纪；第四纪大冰期气候，从距今250 万年开始直至现在。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次进退。

　　克罗利教授的学说主要来源于在一个以万年为单位时间领域内对冰河纪周期规律的研究。200 多万年前，地球进入了第四纪冰期，其中经过了十几次波动，冷暖相互交替。每次变冷的时候，被称为亚冰期，大约持续十万年左右。而两次亚冰期之间的时段被称为间冰期，约为两万年。

　　作为地球物理学家，克罗利通过分析对比过去的历史数据，从中推断出，地球如今处于一个间冰期，正在逐步向新的冰河期转变。“ 分析冰川可以得出地球气候的内在周期性，找到一种自然规律，或者一个科学的、大时间尺度上的模型，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去研究它、验证它，并利用它预测未来气候变化。地球经历过很多个巨型冰川增长—消亡的周期，在最近40 多万年前开始，冰川的起伏运动再次加剧，最近几千年类似的变化格外明显。我认为，这种自然界中的不稳定往往预示，在地球气候系统中，正在酝酿着一种形态上截然不同的巨大变化，即北半球进入新的冰河纪，欧洲、加拿大和亚洲的部分地区将很有可能被覆盖在一个永久的冰盖之下。”

　　从提出假说，到创立模型，并通过数据不断进行论证，再到发表论文，克罗利用了近20 年时间。模型主要由两个子模型构成，一是负责解析太阳和木星对地球轨道运行的影响，以及导致地球表面温度、季节交替发生怎样变化；二是极地冰川在不同时期的运动模型。通过同一时期，气候模型和冰川模型之间的数值变化，得出二者之间的关系。

　　起初，克罗利团队开始用他们的模型模拟30 亿年前的冰川。当时，地球是由一整块大陆构成的，而他们通过气候模型得出的远古冰川居然与其他地质学家推测的冰川位置几乎契合。同时，他们模拟的冰川增长和消融，也恰好都与第三方科研机构提供的同一时期海平面上升下降幅度相符合。

　　“通过类似这些测试，我们开始相信这个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趋势。通过我们的代入测算，我们发现测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并不符合。这是由于温室气体如二氧化碳的大量出现，正在延缓地球进入冰川纪的时间。”克罗利在采访中不断强调，他虽然发现了二氧化碳的“好处”，但他相信在一个以万年为单位的科学研究中，几十年这样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它们毕竟没有办法阻碍整个地球气候变化的大趋势。但是，如果人们不及时采取措施，气候短期变暖和海平面上升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超过进入新冰河时代。”

　　“全球变冷说”最早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初，1947-1976 的全球性寒冷天气曾使许多气象学家惊呼小冰期的到来。1971 年丹斯加德等人发表的格陵兰冰芯氧同位素谱分析成果表明，地球气候有10 万年轨道周期变化，其中9万年为冷期，1 万年为暖期。按此规律，目前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日本气象厅的朝仓正1973 年曾经撰文预言，地球将于21 世纪进入“全球变冷”时代。按这个规律，目前气候的暖期已接近尾声，气候“变冷说”一度成为主流。但自70 年代中期以来，气温不但没有继续下降，反而出现了回升，这个事实促成了今天人们对于气候变暖学说的认可。

　　到了2008年，除了托马斯·克罗利，俄罗斯科学家哈比布罗·阿布萨马托夫也提出了新“地球变冷说”。他认为地球在1998 年到2005 年度过了全球变暖的高峰期，未来10 年，全球变暖将逐渐停止，即使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增长了4%。全球变暖主要是太阳几乎在整个20 世纪持续保持不寻常的高发光度造成的，现在太阳的发光强度正在逐渐下降，大约在2041 年会降到最低点。正是这一点将成为地球显著变冷的原因，但海洋会推迟地球显著变冷的过程，全球变冷的高峰期将出现在2055 年到2060 年。

　　“变冷、变暖，都属于地球气候的正常波动。”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在最近的一篇报告中，提出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四次评估报告都过分强调了人的因素，而忽略了包括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变化、火山喷发等自然因素对气候的巨大影响。她预测自然因素将使中国在2020 年到2030 年之间的平均温度下降0.8 摄氏度，而人为因素仅会让中国平均温度上升0.5 摄氏度，中国的气候将越来越冷。

　　而另外一位中国气候专家，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院教授承继成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对IPCC和国际非政府气候变化问题研究小组（NIPCC）双方的评估报告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承继成教授认为，说地球在“变暖”或“变冷”，都为时过早。

　　他用竺可桢在1972-1973 年发表的一系列有关“ 中国过去五千年温度变化”的文章举例，说明无论是近几十年持续升高的气温，还是最近一个月出现的极端天气，都是地球气候的正常波动。

　　竺可桢在文章中，引用历史资料证明了，五千年前的仰韶到三千年前的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平均气温是15-16 摄氏度，比现在年平均温度高2℃左右，比正月的平均温度高3°—5℃。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 年、1200 年和1700年，摆动的范围为1°—2℃。在每一个四百至八百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五十至一百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升降范围是0.5°—1℃。举例来说，《史记》中就记载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分布，如桔在江陵( 四川)，桑在齐鲁( 山东)，竹在渭川( 陕西)，漆在陈夏( 今河南南部)，这些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都推向北方。而到了公元11 世纪初期，华北的梅树就绝迹了，如苏轼( 公元1036—1101年) 就有“关中幸无梅”的诗句。

　　“不仅仅是中国，欧洲也存在这样的文献，能够证明在古代欧洲的温度同样要高于今天。所以说，现在就提出全球变暖是属于妄下定论。有一些科学家，比如‘气候门’中作弊的英国气候学家者，正是他们这些人有选择地提供数据，才促成了‘气候变暖说’。最可笑的是，今天还仍然有很多人相信地球上的冰河纪、以及最近的寒潮也都需要用‘温室效应’来解释。不要说‘二氧化碳’的影响仍然备受争议，地球气候的变化本身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然现象。地球正在变冷、变暖还是异常，我们需要的是科学的论证，而不是人云亦云和别有用心。尽管最近20 年，地球的均温在上升，但是并没有超过历史上的最高温度，这和极端天气一样仍然属于正常的气候波动。”

　　承继成告诉笔者，“人类诞生于第四纪冰期之前，经历了第四纪冰期，古人类在与饥寒冰雪的斗争中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即使新冰期到来，我们没什么可担心的。现在的地球平均温度是14-15摄氏度，要知道，我们的祖先在均温6-7 摄氏度的极端天气下，也照样挺过来了。”

12、敦煌绿洲遭遇荒漠化危机 天然屏障已被沙漠吞噬

来源：时代周报2010年01月1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762927.html

作为敦煌生态屏障的西湖湿地，它的核心区荒漠化严重。

　　沙漠凶猛：敦煌绿洲的梦魇

　　作为敦煌生态屏障的西湖湿地，它的核心区荒漠化严重。

　　这是时代周报“保护敦煌”系列调查的最后部分。在长达三个月的采访中，记者调查到的是以下严峻事实：敦煌绿洲生态水源被截、湿地严重退化、人口剧增后地下水抽取严重、库姆塔格沙漠扩张……从地图来看，敦煌已经处在沙漠2-3面的包围中，而目前，中国还没有有效的措施阻止敦煌绿洲的消亡。与2009年年末遥远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成功引起国人对环境和气候的关注相反，地处中国西部的敦煌绿洲荒漠化困境，仍未引起民众足够重视。

　　翅膀

　　这是2009年12月27日库姆塔格沙漠腹地的深夜，时代周报记者一行扎营在一座高大沙山顶侧，月亮清亮透彻地悬挂在帐篷前上方，帐篷外风虽不大却带着深入骨髓的寒冷。在这个冬季，库姆塔格沙漠仿佛暂停了扩张和狂暴，安静下来。

　　关于库姆塔格沙漠，人类对它的认识仅仅触及皮毛。在卫星图上，它像极了雄鹰的一只翅膀，遮盖在东经89°57′49″—94°54′08″，北纬39°07′50″—41°00′03″的地球表面上。2001年，库姆塔格沙漠的面积为2.29万平方公里，但今天它扩展到什么程度，无人细晓。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这块流动沙丘占98%的沙漠一直静悄悄地但又迅速地起着变化。面对它的吞噬，人类只有束手观望。

　　库姆塔格沙漠位于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区，东西分别与敦煌和罗布泊接壤，北抵天山山脉东段，南以阿尔金山为界，西南部则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部交会。其面积的53％分布在新疆若羌县东北部，47％在甘肃的敦煌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我国第六大沙漠。

　　时代周报记者通过甘肃省治沙研究所等机构提供的有限资料以及穿越沙漠的亲身体验，对库姆塔格沙漠半个世纪的变迁作一个简要的对比介绍。

　　过去半个世纪中，库姆塔格沙漠的扩展和罗布泊荒原生态恶化相辅相成。

　　在有记载的1946年，这一区域还是草长莺飞、万物向荣的时期。罗布泊拥有浩瀚的1800 多平方公里水域面积，在沙漠和罗布泊两者之间的阿奇克谷地基本为水域和沼泽，行走在其中的旅人会因陷入沼泽溺水而死，而不是干渴而亡。

　　短短15年之后，罗布泊水域面积锐减到1000平方公里，阿奇克谷地水域面积基本消失，被称作魔鬼城的雅丹地貌逐渐显露全貌。同时，阿奇克谷地到库姆塔格沙漠之间出现了成片的黑沙粒，但这一时期的库姆塔格沙漠还无力北扩。

　　1972年，中国对这一区域作了进一步航测。此时的罗布泊已完全干涸，只留下约450平方公里的“耳廓”形的干涸湖底。库姆塔格沙漠蠢蠢欲动，向南开始爬越卡拉塔什塔格、小红山、卡拉塔格、崔木土山等低山丘陵。

　　这一时段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沙漠西南部，流沙已完全覆盖较小的低山丘陵，并开始向更南方向的阿尔金山北山麓爬升。在2009年年底的调查中，时代周报记者在沙漠东南部的沙山之间迷途，这些高大沙山多数是被沙掩埋的丘陵，高度从几十米到两三百米，让记者一行饱受翻越之苦。

　　之前有专家认为，库姆塔格沙漠虽然活动沙丘占绝大多数，但沙漠整体的移动最小。这次对比让人们对库姆塔格沙漠有了更多新的认识。

　　加速扩展

　　沧海桑田的变化让敦煌人王国民有了新的生活来源。他一家6口人都靠敦煌的旅游吃饭，而他主要跑从敦煌县城到雅丹地质公园这段路，一趟下来能收入300多元。雅丹公园位于沙漠的北部，是生态恶化的结果。

　　因为机井关闭，王国民已经离开了土地。但他还是认为敦煌很好—旅游业的收益让他感到满足。尽管南泉湿地的恶化快得超出了他的想象，但王国民打心底里不愿接受那些认为敦煌会消失在沙海中的说法。

　　长达半个世纪的生态恶化和沙漠无穷尽的扩展，是包括王国民在内的新疆若羌、甘肃阿克塞和敦煌居民的一场梦魇—库姆塔格的继续扩展将完全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子孙的命运。

　　甘肃治沙研究所的资料表明，近些年，库姆塔格沙漠已改变单一向南深入的方式，开始四处扩展。沙漠整体向东南方向推进，其中向南年推进速度为2-5m，向东推进速度为1-3m，同时沙漠在西北和北部以沙丘活化和地表沙化的形式进行扩展。

　　在西北方，靠近罗布泊区域，阿奇克谷地因盐作用呈现“白色”沙漠奇观；在谷地的另一侧，原来独立较小的沙丘出现连片，形成了几块长条块形的流动沙丘区，与三垄沙（沙漠北部）遥相呼应。在调查中，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在这一区域行车或者穿越极容易陷入沙漏或迷途，勘探或者科考的车辆都采取北向进入罗布镇绕道。

　　这块原本以安静著称且不被世人瞩目的沙漠变得凶猛起来。

　　若是把2001年的卫星影像图像和1961年、1989年的作一对比，库姆塔格沙漠扩展的部分细节就会明显许多：

　　沙漠西南部快速推进爬升至阿尔金山山体，年推进速度约2-4m。专家通过比对1989年Landsat TM影像，发现沙漠前缘在西南与阿尔金山山前接触地带，沙漠通过冲积沟已深入山麓，遇到低矮的小山堆积并爬越，最长的一条“沙舌”已深入低山带2公里左右。近些年，沙漠沿着阿尔金山沟谷继续伸进，伸入山间沟谷的沙舌已经更长更多。

　　往东，在阿尔金山北麓靠西大约60多公里的山前地带，由于没有山前低山丘陵阻隔，库姆塔格沙漠爬越山前洪积扇区域之后直接进入阿尔金山山脉，沙漠与阿尔金山山脉的山前低山已连成整体。

　　阿尔金山北麓中部由于有隆起的卡拉塔什塔格、卡拉塔格等丘陵，则阻挡了沙漠向阿尔金山的长驱直入。这是一条长长的石头山带，不仅将沙漠暂时性阻挡在北方，也让深入沙漠调查的我们无法从南部寻找出路。据专家考证，这里的沙进速度年均一般小于3m，但沙漠一直在不断爬升覆盖这些山体，形成许多高大沙山。2009年12月28日，时代周报记者登上这些沙山群，当年的石山已被沙包裹，大雪在山下和山上的固定沙丘上形成厚厚积雪，但山顶新沙覆盖的区域没有形成积雪，仅有细黄的垄沙在风中随风起舞。

　　整个沙漠南部，共有12条季节性河从阿尔金山发源，然后冲入沙漠，如今大约只有多坝沟和崔木土沟有泉水，还能形成一定径流，其他均为干涸河谷。时代周报记者从东南方向直接西插，在干涸的河谷中穿越，这些宽度能达到几百米的河谷无水，只有被浮沙遮盖的命运，被沙漠遮盖的程度从东向西递减。据专家测算，干河谷两侧沙漠前进速度较快，年推进速度4-6m。

　　南突东进

　　2010年元旦，时代周报记者一行从阿克塞再次翻越当金山，到达柴达木盆地边缘，越是距离沙漠越远，植被状况越好。

　　梭梭沟、八垄沟、多坝沟、崔木土沟原本位于柴达木盆地和沙漠之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它们已经处于沙漠的前沿，其周围沙漠连片，沉积沙还在不断增厚中。见缝插针式扩展的沙漠如果再往南延伸，就会覆盖阿尔金山，进入中国的聚宝盆柴达木盆地。

　　在阿克塞草原和靠西的荒漠草原上，沙漠成了草场的麻风病，草原内密密麻麻地冒出了大大小小的沙堆。在与沙漠接壤地带明显，高大沙坡前缘则直接接触砾质草场。

　　时代周报记者是在深夜通过这一区域的，仅仅看到厚厚的白雪和低矮干枯的灌木。这一段有大量野生动物活动，是它们重要的觅食区域。

　　我们在深夜穿过荒漠草场之后，进入了多坝沟地区。在有水的阿克塞县多坝沟，沙漠推进的速度就要慢得多。甘肃治沙研究所的廖空太研究员解释，这是因为沟两侧的沉积沙不断滑入河床，通过常年径流和季节性洪流又不断地被拉入下游，回到沙漠。但是现今还有水的河谷仅剩下一两条。

　　除了水之外，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由于气流携沙越过这些低山丘陵后下沉，同时受到阿尔金山较冷高压的阻挡，大部分沙粒沉积在了这些低山丘陵南侧，向阿尔金山方向推进的速度减缓。目前，中国在沙漠边缘和内部设立了一些气象观测点，以进一步增进对库姆塔格沙漠扩展的了解。

　　2009年12月29日凌晨，时代周报记者一行沿着阿尔金山和崔木土山之间的河谷向东最终出了沙漠。由于南部高大的阿尔金山山脉阻挡，库姆塔格沙漠主体向南爬升推进的速度从阿尔金山西部至东部变缓，到崔木土山以东碰到更高大山体后，基本表现为向东推进。

　　在向东推进的过程中，有一条巨大的河谷形成了沙漠和阿尔金山的分离带。我们在出沙漠后，沿着这条分离带向东，最后到达多坝沟地区。这条分离带也是今天从南部进入沙漠戈壁开矿或偷猎的必经路段之一。

　　再往东南部，就进入了阿克塞草原，有了人迹，这一段仅党河流域，每年就有20万亩荒漠草场被完全沙化。阿克塞县城距离最近的沙丘仅两公里，通往阿克塞县的路就是一条穿越库姆塔格沙漠最东段的路，有18公里的公路穿过了沙漠。

　　国营农场的树木开始一排排死亡，在阳关喧嚣的旅游声中，在阳关镇丰收或歉收的老农眼中，南湖绿洲正被侵蚀。专家解释靠近敦煌南湖绿洲的沙漠东部区域更多地表现为原有戈壁起沙，地表沙丘活化趋势加快。同样在西湖湿地，沙化趋势加快，西湖被沙漠包围。

　　而从地图来看，敦煌和阿克塞县已经处在沙漠2-3面的包围中。

　　甘肃省治沙研究所廖空太研究员对本文有重大贡献

[1] [2] [3] [下一页]

13、化工围城

来源:南方周末2010-01-13

http://www.infzm.com/content/40083

规模越来越大的化工项目，越来越稠密的城镇人口密度，对应的却是城市规划不完善以及安全标准的滞后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令当年规划较为合理的化工企业日渐成为城市发展的显性障碍和隐形威胁。如今，国家标准委员会正在重新修订石油化工行业安全防护标准。

“共和国长子”大考

频发的安全事故和污染事件，迫使中国的重化工企业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和身边城市如何和谐相处。

过去30年里，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那些曾经与城市保留一定距离的化工项目逐渐和城市融合。在安全生产监管者的眼中，这种扩张导致发生危险化学品事故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

据中石化一位资深人士透露，目前国家标准委正着手对1987版的石油化工行业安全防护标准进行修订，试图为化工围城的新现实确定安全新标准。而半个世纪前，这还是一片空白。

至今，在中国内地的沿江、沿河地带，重化工业项目星罗棋布，它们几乎全部建设于上世纪50、60年代。在那个避免战争风险的时代下，大量重化工业开展转向中西部，史称“三线建设”。

长期研究重化工业布局的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称，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的化工布局总是优先考虑资源水源优势，此间建设的十三大化肥基地等项目逐渐奠定以后的化工分布格局。

经济学家们相信，正是中国“一五”以及此后各个五年计划中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才奠定中国工业的基础。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这些项目规划隐忧在日后陆续显现，“一般这些项目都是建设在城市边儿上，离城市有一定距离，但又离不开城市。”周勤说。

石化企业安全距离之国际经验

（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李伯根/制表

在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的记忆中，彼时由于交通条件不便，这些化工项目周边布置了一些住宅区，庞大国企的社会功能，让这些住宅区进而发展为包含各种功能的小镇，甚至城市。

经常参与区域规划的肖金成坚持认为，当时的工业项目布局选址一定程度上“比现在还科学”，主要在于当时项目选址时，给城市留下了足够的环境容量，比如“规划包头之时，还预留了18块绿地”。

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中科院院士费维扬担忧的则是，最近几年化工行业战线太长、扩张速度太快。去年国家出台《石油石化行业振兴规划》后，出现了比较着急的倾向，“虽然说是‘又好又快’，实际上是‘快’字当头。”

“快”的另一面是选址的仓促，城市迅速开始向工业区靠近。规模越来越大的化工项目，越来越稠密的城镇人口密度，对应的却是城市规划不完善以及安全标准的滞后，化工企业与周边城市社区的安全防护距离开始变得近在咫尺。

这意味着，一个个被居民们喻为“定时炸弹”的工厂开始出现在身边。

国标修订隐忧

这些化工厂究竟应该离居民区多远？这几乎是每次化工爆炸事故和污染事件之后，各方追问的问题。

以石化行业为例，除了安全事故可能引发的爆炸之外，其主要污染物有硫化氢、挥发酚、胺类、烃类、苯类、丙烯腈、环己烷、氨等，在国家公开的规定中说明，这些污染物会给工厂周围居民的人体健康带来影响，因此“为保护人体健康，必须在石油化工企业与居住区之间设置一定的卫生防护距离”。

卫生防护距离几乎成为日益扩展的化工厂与城市之间的最后屏障。

一位化工界资深人士表示，从石油化工行业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在没有规划环评之前，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就已经相当严格，比如必须包括一个5到10公里的隔离带。但随着一项国家标准的修订，未来人群与城市间的距离将可能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

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石化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却同时适用两个标准。一是于1999年发布实施的《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另一个是1987年的国家标准《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GB8195－87）。

前者由当时的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发布，属于行业标准，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主要依据当地5年平均风速来确定，风速与距离成反比。如果都以最快风速来计算，依据不同的排毒系数，炼油厂的安全卫生防护距离最小是400米，化工厂是200米，合成纤维厂是500米。

不过一位资深石化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国标《炼油厂卫生防护距离标准》与行业标准《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存在不一致。1987年国标事实上比1999年的行标距离要远1／3，也即更严格。

对于这一差异，上述专家认为，如果防护距离过远，相应的土地成本和拆迁安置成本都会使得石化企业的投资增大，自是企业所不乐见的。

老国标和行标的矛盾之处，无形中给石化企业增加了障碍——由于项目环评是以国标为准，企业依照更符合自身利益的行标设定的卫生防护距离，就可能会因为不合规而无法通过环评。这个局面也是地方政府不愿看到的，卫生防护距离缩小，工业企业对土地的集约利用，看似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另外一个现实问题在于，1987国标多针对炼油厂，而1999行标的范围则扩大为石油化工企业，这意味着在炼油厂之外的诸多化工项目上，缺乏直接对应的国家标准制约，企业若一味以行标为指针无形中会加大公共安全风险。

随着87版老国标进入修订程序，国标和行标不一致给石化企业造成的“麻烦”，赢得了一个解决机遇。一位中石化内部人士透露，随着石化工业的技术进步，以及节能节水节地的大势所趋，新国标对卫生防护距离的规定，有可能呈现拉近趋势。若真如此，日益亲密的城市与化工厂，将石化产业对公众安全带来的风险更多地依赖于企业自身的安全和技术控制。

和垃圾焚烧的问题一样，城市逼得化工厂走投无路，而化工厂也借机用先进技术和地方政府集约用地的诉求做借口，最终增加的极有可能是公共安全和环境风险。

对于未来，没有人能给出答案。但如果充当隔离带和缓冲区的卫生防护距离可以轻易缩小，那么与重要水源地、生态涵养区布局重化工，又有何根本的不同？

规模越来越大的化工项目，越来越稠密的城镇人口密度，对应的却是城市规划不完善以及安全标准的滞后　图/CFP

搬迁并非治本之道

在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焦点之时，几乎没人愿意与化工企业为邻。化工企业搬迁似乎成了共同选择。

肖金成告诉记者，当时天津碱厂——这家制碱工业摇篮的工厂，就是因为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将其围了起来才被迫搬迁。

与此同时，近几年，全国的重化工企业开始了一轮搬迁潮。2007年官方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全国有25个省份存在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的危化品生产、储存企业，需要搬迁企业达236家。

2008年，国家安监总局即要求各地应采取鼓励转产、关闭、搬迁、部门托管或企业兼并等多种措施，进一步淘汰不符合产业规划、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能耗高、污染重和安全生产没有保障的化工企业。

然而，更多的早期化工项目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变成了巨无霸，和地方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越来越大，搬迁成本也非常高昂。以天津碱厂为例，其搬迁花费达几十亿元。

为了鼓励搬迁，国家安监总局甚至要求，化工企业搬迁任务重的地区要研究制定化工企业搬迁政策，对周边安全防护距离不符合要求和在城区的化工企业搬迁给予政策扶持。

浙江省就曾为此专门规定，优先安排环境污染整治搬迁企业的易地项目建设用地，并给予优惠，其土地出让金可以按基准地价或标定地价的80％确定。

“土地的置换确实可以弥补化工企业搬迁的成本。”中国社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魏后凯说，一般来说，化工企业占据的城市土地增值幅度很快。

而另一影响搬迁的现实因素是，这些化工厂的产值和税收往往比重巨大，如何在搬迁后合理分配，成为迁出地政府推动时或积极或消极的重要因素。

搬迁只是一种途径，消除化工行业潜在危险阴影才更重要。东南大学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周勤特别指出，目前化工项目的危害性其实不在于上大项目还是小项目，而是在于项目产生的废物危害性的可识别，同时，要尽力保证消减这些危害的成本也能在可控范围内解决。

关注区域规划的肖金成更看重城市的整体功能分区、行业长远发展规划。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城市发展与化工企业扩张之间的矛盾。

最近三年来，国家要求的规划环评，正是出于对化工产业整体布局的考虑。从现实来看，地方政府会通过地方规划为化工企业的发展预留空间。“安全是工程设计时才会提的，可行性研究阶段时，不怎么提安全的事情。搞环境和搞安全，一个是屋外的，一个是屋里的，显然屋子里的问题，比屋子外的问题，更令化工企业关注。”一位要求匿名的化工专家说。（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曹海东特约撰稿冯洁发自北京）

14、企业凸显“绿色执行力”

来源：中国经济新闻网-中国经济时报2010-01-14　杜悦英

http://www.jjxww.com/html/show.aspx?id=161574&cid=117

■编者按

１月７日，本报刊登《谁来制约企业超标排污？》一文后，收到部分读者、特别是一些企业的反馈信息，希望全面了解“绿色选择”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审核过程，以切实加强民众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和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

为飨读者，我们特别选取耐克公司为买家企业代表，江苏南通衣依衬布有限公司作为供应商代表，详细说明上述过程，敬请垂注。

买家企业：倒逼供应商履行环境责任

中国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对于全球体育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来说，这两张“地图”是他们筛查在华供应商工厂环境合规状况的重要依据。

两张“地图”的开发者，是一个名为公众环境研究中心（ＩＰＥ）的中国本土环境ＮＧＯ。在“地图”上，公众可以直观清晰地看到一个个被明确标注的企业污染源。而这些污染超标数据全部是由ＩＰＥ通过网络从各级、各地环保行政部门和企业收集来的公开信息，内容包括中国各地的水和大气信息、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

两张“地图”的独特性在于，任何想要获知企业超标排放信息的人，只要轻点鼠标，就能清楚地了解目标范围内是否有企业在超标排污，如果有，是哪一家企业，其超标排放的具体项目有哪些，当地环保局是否对此做出了处罚、如何处罚等。自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有总共超过５．５万条的企业污染信息上了“榜”。

耐克方面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起，他们开始使用两张“地图”披露的数据来筛查其在华境内的约１３０家合约工厂、约１６０家关键材料供应商和所有新工厂。如果一旦发现哪一家供应商企业在“地图”上榜上有名，那么耐克将与其沟通，并敦促其分析污染排放超标的根本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同时与ＩＰＥ联络，就超标根本原因、纠正和预防措施、目前的环境绩效、当地环境监测机构的监测报告等方面对排放超标事件做出回应。

耐克表示，当他们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还会要求排放不达标的供应商工厂完成环境整改的“第三方审核”。所谓第三方审核，是为证实供应商环境合规状况和达成环境守法的能力，由环境方面的技术公司开展，并有环境ＮＧＯ参与监督审核的过程，主要核查的是：以往各项环境违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供应商是否具备相对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供应商的污染处理设施是否具有足够的处理能力，用它来评估整改效果。

耐克方面告诉记者，第三方审核是一个有效检查工厂环境管理体系的流程工具，可以帮助工厂系统地解决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减少供应链环境合规风险的一个良好方向，能推动管理透明。对我们来说影响是正面的。”耐克方面表示，他们对在华所有制鞋合同工厂都会开展大规模的季度污水调查。

“在发现哪个供货商企业有问题时，通常买家企业会要求其做出解释，并要求整改。整改完毕后，它们通常会开展内审，之后会推动供应商通过环保组织的网站公布一系列文件以证明整改达标，或者要求对企业进行第三方审核，评估其整改效果”，ＩＰＥ负责人马军告诉本报记者，如果这些供应商企业确认整改，并提交ＩＰＥ相关文件被审阅通过，或者经过现场第三方审核，经由“绿色选择”的２０家环境ＮＧＯ认可，方可从污染信息数据库中抹掉相关记录。

“全球３５％的耐克运动鞋在中国制造，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是耐克在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耐克方面称，自２００１年，耐克已经开始度量、认识并减少大范围内对环境的影响，从合同制造商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到将产品从生产地运至销售点，最后到消费者对产品的使用及处置，环保要求涉及供应链、物流及零售分销等各个环节。

耐克介绍，该公司的供应商企业必须要完成一份问卷，并提供排污许可证复印件、当地水资源质量的相关规定以及由有资质的实验机构提供的合规测试结果。耐克会依据污水排放量及水质对供应商进行评估，并要求供应商将他们主要的分包商也纳入该项目。这一项目于２００１年启动，全球范围内参加的服装供应商由起初的５０家增至２００７年的３２５家，其中２２％的工厂在中国。特别是，耐克估计，全球范围内参加水资源项目的所有工厂每年的污水排放总量约为１．２９亿立方米，而其中４０％，约合０．５１亿立方米的排放来自于中国的工厂。

在“绿色选择”中，耐克只是一个个案。自２００７年“绿色选择”启动以来，１６０多家企业就污染物排放问题与ＩＰＥ进行了沟通，其中约１／３是被其买家企业要求，就环境表现向ＩＰＥ进行说明。已经有３７个企业通过了审核。

“与以往相比，企业责任如今能更有机会带来商业回报，成为企业成长动力，加强消费者和社区关系，并在全球创造积极的社会和环境影响。”耐克方面称，这也是他们重视环境责任的动力之一。

供货商企业：第三方审核考验

收到江苏南通衣依衬布有限公司的（以下简称“衣依”）《氧漂工段节能减排初见成效》的文件说明后，作为监督者的ＩＰＥ非常高兴，因为这意味着该公司在通过了第三方审核后，仍然没有放松对环境责任的要求。

事情源于２００７年６月２日，在南通市环境保护委员会公布《关于公布南通市市区２００６年企业环境行为评级结果的通知》中，由于“企业做了控制污染的努力，但未达到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发生过一般或较大环境事件”被评为“红色企业（差）”，ＩＰＥ据此将衣依列入中国水污染地图的企业环境监管记录。

２００８年７月，衣依应其买家企业广东溢达企业有限公司的要求，就上述环境违法问题与ＩＰＥ进行沟通。在沟通过程中，ＩＰＥ表示，水污染地图提供有几个栏目供企业向公众说明相关情况，企业提供的情况说明可以刊登在数据库中的“企业反馈”一栏下；企业提供的政府后续监测数据可以刊登在“环保部门后续监测结果”一栏下。随后，衣依发来《南通衣依衬布有限公司工业企业环境行为评级结果单——２００７年评级结果》。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２日，广东溢达企业有限公司致电ＩＰＥ，就衣依在中国水污染地图的环境监管记录进行沟通。２００９年２月２０日，衣依提供ＩＰＥ排污许可证（扫描版）、《关于并入开发区排污管网的请示》、《临时接管证明》和２００８年两份监测报告，希望ＩＰＥ在水污染地图上消除其违规排放记录。ＩＰＥ解释，这需要企业切实整改，并通过独立的第三方审核加以证明。

衣依决定接受第三方审核后，委托安社（广州）环保技术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ＡＥＣＯＭ）为其进行第三方审核。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６日和２７日，ＡＥＣＯＭ对衣依废水管理情况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件审核和现场勘察，ＩＰＥ应邀参与、监督审核全过程。ＡＥＣＯＭ审阅了衣依衬布环境管理体系的相关文件，包括城市排水许可证、江苏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废水监测报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申报（登记）表、污水处理应急预案、环境设施运行管理责任人、厂区排污工程施工图设计等，对废水的产生、收集、处理、排放等流程进行了现场勘察，并对相关管理和操作人员进行了访谈。２００９年４月，ＡＥＣＯＭ提交了《企业废污水管理控制审核初步报告——南通衣依衬布有限公司》。报告显示，衣依衬布采取了积极的整改措施，同时还存在若干需要进一步改善的问题。

审核结束后，衣依衬布对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后续整改。根据ＡＥＣＯＭ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４日提交的《企业废污水管理控制审核最终报告——南通衣依衬布有限公司》，ＩＰＥ认为，衣依加强了环境管理，特别是通过淘汰耗水量大和产污量大的产品，开发新型的高技术含量衬布，满足了环保部门所核定的ＣＯＤ年排放总量要求，以环境保护为动力实现了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通过了第三方机构的合规审核，证明其对以往的违规问题进行了有效整改，审核时废污水排放符合相关标准，且污染处理设施和环境管理体系具备有效管理、处理其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污水的能力，共同参与“绿色选择”的２０家环保组织均无异议，最终决定将衣依２００６年的违规记录继续保留在中国水污染地图的后台，同时，将这一记录从前台消除。

衣依公司环保事务的行政人事部部长任翔军告诉本报记者，该公司对于“绿色选择”第三方审核的过程和结果均表认同，特别是通过淘汰耗水量大和产污量大的产品，开发新型的高技术含量衬布，不但满足了环保部门所核定的ＣＯＤ年排放总量要求，而且以环境保护为动力实现了产品结构的升级换代。虽然加强环境监管确实增加了一部分经营成本，但却实现了多方共赢的结果。

■链接

关于“绿色选择”

“绿色选择”旨在通过推动开展供应链环境管理，建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制约全球采购中的“向下竞争”。客户企业承诺不用污染企业做供应商，通过查询政府发布的违规超标企业名单来识别供应商中的污染企业，有助于提高供应链环境管理效率和管理水平。利用独立咨询机构开展市场化审核，审核过程由ＮＧＯ参与监督。市场化审核保证了审核的专业性，而通过在审核过程中引入公开、参与的程序，最大限度地降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潜在风险。公众参与为企业提升环境表现提供动力。吸收各个利益相关方参与供应链管理，使得买家企业和供应商采取的环保措施为公众所认识，最终为社会所承认。

15、处置成本高、社会影响大 突发环境事件敲警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0年01月14日　武卫政

http://env.people.com.cn/GB/10764476.html

　　如今，突发环境事件因其数量多、处置成本高、社会影响大，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比过去明显提高。

　　半个月之前，新旧岁月交替之际，中石油输油管道渭南支线漏油导致渭河、黄河水污染，从媒体对当地政府应急行动的连续报道可以看出，社会各界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水污染。这并不是因为输油管道漏油不值一提，而是由此引发的环境灾害更让人揪心。泄漏的柴油在渭河形成污染带，又进入黄河，沿岸的陕西、山西、河南许多群众都以黄河为饮用水源，处置污染成为那段时间当地政府的紧要事务。

　　这次漏油污染发生前一天，全国环境应急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披露去年全国共有170起突发环境事件，比上年增加25.93%，涉及省区市也比上年多。这些事件最后都得到了妥善处置，但在当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江苏盐城停水事件、陕西凤翔血铅超标事件、山东江苏邳苍分洪道两次砷超标事件等甚至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突发环境事件考验政府的应急能力，也暴露了一些深层次问题。

　　首先，我们还没有足够的环境风险意识。制药、化工、造纸、采矿、冶炼等行业，如果超标排污，造成的污染危害相当大，这些行业要发展，首先必须考虑它们的高环境风险，从企业选址到产品生产、运输，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防患于未然。实际的情况是，全国各地还有不少这样的企业设在江河沿岸，毗邻大城小镇，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会危害一大片。

　　去年的170起事件中，由企业违法排污引发22起，由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引发115起，由其他原因引发33起。事实证明，次生的环境事件比原发事故更难处置，危害更大，不仅环保部门要经常排查企业的环境风险，各个企业以及安全监管、交通管理部门也要有相当的环境风险管理意识。

　　其次，我们还没有充分的环境应急准备。环境应急包括事前预防与事后应对。砷、铅等高风险污染物没有被纳入环境日常监管范畴；危险化学品管理环节多，管理部门多，发现隐患的管不了，管得了的发现不了隐患。这都是事前预防的短板。

　　应对突发环境事件，仅靠人海战术、铁锹麻袋、昼夜奋战远远不够，必须有专业队伍、专门设备、专用物资，保证及时消解污染，减小危害。污染发生了，当地环保部门却无法判断污染物是什么，危害有多大；要吸附水中的化学品，却不得不从外地长距离调运活性炭。这都是这几年环境应急经常遇到的尴尬。

应该看到，突发环境事件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极端表现，也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当前，全国突发环境事件居高不下，我们必须吸取教训，扎扎实实地建设环境应急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突发环境事件，减少事件造成的损失，避免类似的事件一次次地重演。

16、当污染一天天向我们逼近

来源：东北新闻网2010-01-14王淦生

http://news.nen.com.cn/jinhushiping/280/3418280.shtml

　　当陕西凤翔传出多名儿童血铅含量超标的消息时，我尚不知“血铅超标”为何物;当河南济源再次出现血铅超标儿童时，我觉得它距我依然遥远;当广东清远、云南东川又接连爆出大规模儿童血铅超标且有多人确诊为重度中毒时，我知道了血铅超标会对人的身体和心智造成严重伤害，并为可怕的铅毒并未侵蚀到我的家乡、我的亲人而心存几分侥幸……但就在几天前，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江苏省大丰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个村子里出现了51名儿童和多名成人血铅中毒事件(看到这则消息后我赶紧上网搜索，发现那里的真实情况也许远比官方公布的可怕得多)。而这个村子就与我的老家、我父母的住处仅一河之隔!

　　就在国人一遍遍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为我们的GDP稳步上升、为烙有“MADE IN CHINA”标识的商品行销全球而欢欣鼓舞的同时，我们悲哀地发现：污染以及由此带来的种种灾难也正一步步向我们逼近。污染像一只巨蟒在蹂躏、吞噬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幸福和未来。就在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爆出之前的两个月，大丰市刚刚获得了苏北首家“全国卫生城市”称号并且第七次跻身“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行列。这两个美丽的头衔与铅污染事件加在一起折射出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罔顾一切，包括民众的健康、幸福和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只要经济发展了(不管这种发展成本如何巨大)，就可以获得各种对百姓来说毫无价值而对官员来讲却可彰显其辉煌政绩的堂皇的冠冕。这样的“发展”究竟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还是将人们赶上绝境?

　　当今中国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种怪圈：美丽的山水田园往往与贫穷落后相伴，而经济的发展又常常要以牺牲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为代价。在经济发展之后，在我们奔小康求富裕的梦想渐成事实之时，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失去的似乎更多。我们失去了碧水蓝天锦绣家园，失去了淙淙的清泉葱郁的森林，失去了欢唱的小鸟美丽的鱼儿，失去了清新的空气深邃的星空……堪称仙境的太湖滇池被藻类所霸占，连高原上的青海湖畔也垃圾成山……比这更可悲的是，那些野蛮决策者的所作所为却让治下的百姓代尝了巨大的苦果：“癌症村”、“怪病村”频频出现，血铅超标的祸患彼伏此起，层出不穷的水污染事件让一个又一个城市发生水荒……当这些灾难性的后果难以遮掩以至在世人面前曝光之后，为了整治污染，消除后患，我们又要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再说，那些被严重污染了的水土大气是否还会清新依旧?那些被污染物摧残过的生命是否还会健康依然?而那些因污染而致残致命者就只能永远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者了。不要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这样的代价太过昂贵。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不少能够给当地带来高额利税的高污染企业在一些发达地区被取缔后，他们并未关张大吉，而是迅速转移到那些亟需“脱贫致富”的地方继续发展了。就像酿成大丰市铅污染事件的罪魁——某蓄电池厂原本便是被无锡市驱逐出境的一家高污染企业。发达地区的淘汰企业摇身一变却成了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座上宾，个中玄机真的发人深思。今后他们大概难以再在大丰待下去了，谁知道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又是哪里呢?

有这样一种“不惜血本求发展”的思维模式存在，有这样罔顾民生一心向“钱”的企业存在，就不要指望污染会从我们身边绝迹。为此，我们每个人(包括那些以为污染永远也伤害不到自己的人)都要树立起一种强烈的反污染意识。经历过纳粹德国“洗礼”的新教神父马丁留下的一段悔恨之语很值得我们深思：“当他们杀害犹太人时，我没有站起来说话;当他们杀害基督徒时，我没有站起来说话，当他们杀害民主党时，我没有站起来说话;最终当他们走向我时，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污染其实也一样，不要像以为它离你尚远，也许某一天早上它就伤害到了你的亲人甚至你自己。等那时再来“反污”，为时晚矣!

17、莫让节能灯背上环保债中国质量新闻网

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2010－01－14　□ 胡立彪

http://www.cqn.com.cn/news/zgzlb/dibanban/293352.html

目前深圳有节能灯企业正在尝试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消费者只需缴纳10元节能灯押金和8元工本费，并遵守不随意丢弃废旧节能灯的约定，即可享受送灯上门、废灯回收等服务。这种用完之后物归原主的做法，很像是出租业务，但由于归还之物不可再用，回收只为了环保，节能灯企业所为便具有了远高于一般出租行为的社会价值。

看了下面这些数据，相信许多人会心情沉重，并因此为上述节能灯企业的“出租”之举叫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市场上的节能灯产品，一只灯管平均含汞0.5毫克，只有少数名牌产品可以做到将汞含量降低到0.25毫克左右。众所周知，汞是一种有毒物质，若一只节能灯被随意丢弃，其所含有的汞浸入地下，就会造成90～180吨水的污染。即使回收之后集中处理，若方式不当，比如直接破碎、焚烧、填埋，除会造成水污染，还会因一部分汞在处理过程中以甲基汞蒸气的形式进入大气，从而更容易也更严重地对整体食物链造成污染。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家发改委正在积极实施“绿色照明”工程，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向全国推广高效照明产品1.5亿只。按照预测，这项工程实施后，全国一年可累计节电290亿千瓦时，少排放二氧化碳2900万吨、二氧化硫29万吨。然而，假如未考虑到这1.5亿只节能灯的善后工作，任由使用者随意废弃，那就意味着将有数十吨汞进入自然环境，理论上将污染270亿吨水资源，而全球便于取用的淡水才只有3000亿吨。若再加上大气、土壤、动植物等受到的连带伤害，这项工程最终的得失恐怕就不好算了。

雪上加霜的是，在国家大力宣传推广节能灯产品的背景下，大量滥竽充数的劣质节能灯搭便车充斥市场，造成扰乱市场、浪费能源、加重污染的多重危害。近些年节能灯一直背负着“节电不节钱”的恶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市场上的节能灯产品质量低下。元旦前后广东省质监局进行了一次节能灯产品市场抽查，结果显示有近8成不合格。而同期湖北省发布的抽检结果显示，当地市场节能灯产品的合格率也仅为33.3％。人们知道，劣质节能灯寿命很短，因此淘汰率就大大提高了，这就意味着，进入环境的废旧节能灯数量增加，汞污染也就加重了。

本来被寄予了美好希望的节能灯，现在却要背负起沉重的环保债务，这实在令人尴尬。恰是因为对节能灯环保问题的忽视，建立废旧节能灯专业回收机构，对其进行安全无害处理的工作也一直没人来做。目前负责推广节能灯产品的各地经贸部门，大都没有关于废旧节能灯回收的计划，恐怕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项重要工作。而现有的绝大多数固体废物处理机构，其工作要求中也没有针对节能灯的特殊处理规定。甚至在环境专业研究机构中，关于节能灯的污染问题至今也未被当作一个专题研究对象。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有先见之明且勇于负责的社会力量。除了文首提到以“出租”经营这种方式完成回收、减少污染的节能灯企业，政府、学界、民间也有一些关于节能灯污染问题的呼声和行动。去年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提出提案，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尽快弥补当前节能灯使用回收过程中的一些环保漏洞，完善回收机制，并教育消费者合理使用、放置节能灯，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还有一支更强的力量，来自科学研究领域：寻找替代当前节能灯产品的新技术，比如，LED与自然光。虽然更为节能环保的照明方式实现商用，还要走更长的道路，但这是卸下节能灯环保债最有效、最彻底的办法。《中国质量报》

特别关注：

想要看更多的环境信息，请点击下面网址：

怒江网：www.nujiang.ngo.cn

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绿色记者沙龙英文网站：http://eng.greensos.cn

一月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友情链接

一月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