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在共和国六十大庆的时候，汉代建城的汉源也度过了它一百零四岁的生日。如果不仅仅依照文字史料，依据目前的考古成果，汉源的文化遗存可上溯到两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1960年，考古人员在汉源县的富林镇，发现了少量哺乳动物的牙齿和骨骼，一些双壳类化石及植物叶化石。更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批制作精巧的石器。这些距今两万年的人类活动遗址，轰动一时。由于遗址地在汉源县的县府所在地――富林镇，这个文化现象被称为富林文化。富林文化是我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在南方的代表，富林这个地名也一度声名远播，为国内外学者所熟知。

2007年汉源的稻田

在水中的汉源

然而名声在外的富林，此刻一半是汪洋，一半是瓦砾。瓦砾之上，一些施工人员在回收建筑材料，准备新城建设需要的方砖、钢筋等；汪洋之前，已搬迁的居民利用周末在水边驻足徘徊，从拆掉的旧房中敲取能卖钱的钢筋。有的父母还带着孩子。

这一切源于国家“十五”计划项目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工程，作为四川省大渡河流域三库22梯级水电开发计划的中游控制枢纽；规划中的瀑布沟水电站装机总容量330万千瓦，水库正常蓄水位850米，面积可达到84平方公里；而距离水电站28公里的汉源县城由于只有820米海拔，将被整体淹没。和汉源老城一起淹没的，是汉源自古以来的富庶。

静静的汉源

今天的大渡河

峡谷的淹没

同行的摄影师李国平老师生长在汉源附近的凉山，他告诉大家，汉源一直都是附近城镇居民羡慕的对象，“都是肥沃的河滩地，种一年吃三年，还有数不清的农副产品和果树。”这里花椒的出名，让很多周边的人也打着汉源花椒名誉销售自己产出的花椒。所以他提醒大家不要在汉源买花椒。可是另一位摄影家李天社却说，周边的花椒也和别处不一样，就是好吃。

我们从2004年就开始关注汉源县城，因受瀑布沟水电站的影响要全城搬迁。这次来汉源知道老县城已经淹掉了一些，新县城已经有人搬进新家。

车停在了新县城客运站。新开张的商店前放得满地都是鞭炮纸。

走进了汉源新城，我们随机采访了在汉源新城街头摆摊的移民们。

农民着的急

拉客

“我家水田一年三熟，旱田一年两熟。种一年吃三年。还养了4头猪、20只鸭、40只鸡、光养青蛙一年能挣一、两万，还有很多果树，不卖自己吃。”

拣点垃圾吧

过去一年种的几年都吃不完

“我光卖菜一年能挣几万块，再加上核桃树的收入，吃啥有啥，穿啥有啥。”

“我们在汶川地震中也是重灾区，现在既是灾民又是移民。”

新移民们七嘴八舌向我们反映问题时，一位大姐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我们一开始问她是不是移民时，她就一直落泪，泪流不止。她四五十岁的年纪（后来问清是三十六岁），摆了一个油饼摊。

“我家以前在农村时，粮食多的吃不完，孩子他爸打工也挣不少钱。我家三层楼，四百平米的院子，有一百多颗果树，还有一大家亲戚。亲戚都搬得找不着，有的都搬到外县了，想见一面都难。”

“要建水电站，让我们搬，开始不愿意。可这是国家建设，我们应该支持。现在五亩河滩地都被水淹了，搬了之后分了四分山沟旱地，房子也没了。补贴款光说不给，以前说给我们重新安置，每人三十平米。到搬时才知道，每人给二十平方，还算上门面。”

“我们一家三口。他爸打工伤了肺，只能在街上打零工，我这个小摊一天顶多挣三十块钱，有时候城管还罚。想要不罚就花四百块钱办个摊位证，我要有四百块钱就不出来摆摊了。”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上初三，家里一下子变穷了，他也受影响，不好好学习。家里没水没电，每天晚上他都出去，有时夜里都不回来。我怕他考不上高中。”

这位农家妇女边哭边说，泪水打湿了正在烙贴的油饼。她太需要倾诉了。

我们原来的日子很好过的

我就住在这里

“在汉源，一个普通的农家，仅仅从事基本的农业活动，就能让他们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我们“江河十年行”跟踪记录的汉源人家宋元清说。这位县政协委员，今年又多了一个身份——移民。他工作于汉源县文体局，按照当局的移民政策，他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不过，去年我去的他家那120平米的家已经被淹在了水中。

2008年宋元清的家

现在宋元清住的地方和每天的伙食

在汉源，移民分为三个级别，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农民。机关干部可以分到150平米的房产，多出老城区面积的部分需要交纳650元每平米的费用，老宋在老城区有120平米被淹没的住房，现在按照规定需要交纳多出30平米近两万元的费用。城镇居民基本上是等面积置换，老城区的房产大都在100平米之内。农民的房产标准原是每人三十平米，后来改为每人二十平米，有关方面的解释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把安置房的底层建成了商业门面房，以解决农民搬迁失地之后的生存困境，门面房的价值当然高于普通住宅，所以要缩减人均面积。”采访中，多数农民在自家尚未完工的新房前对笔者表示了担忧：

房子的门：我一米七

床搬不进去，只好把墙砸了，搬进去后再重砌

没有完工的住地

“一个小区，家家户户都有门面房，都是生意人，那有顾客哟！”值得一提的是，农民需要出钱购买自己居住的房屋，因为他们从宅基地和耕地的拆迁中得到了补偿。当然，如果经济条件有限，政府还是会提供贷款。

单位的新房

县委大院

“这就是说，用自己的钱给自己盖房子，中间却多了个政府做中介，施工方是政府请来的。”经济导报的王颖春一句话点醒了农民朋友被房子搞混的脑袋。在一些建好的房子里，农民们入住不久，就发现房子屋面漏水，卫生间漏水，墙面裂缝太多，甚至基础沉降；附属设施不完善，道路不到一个月就破碎不堪了。刚刚做了城里人的农民们不知道该去找谁，天天等待着政府委托的施工方来维修房子，今天复明天，明天又一天。

曾经走进的汉源大渡河

今天大渡河

正是得益于大渡河的滋养。汉源人特别是农民一直把大渡河看做母亲河，是这个慷慨的母亲滋养了他们两千多年，把他们养的悠闲自在。

汉源人沉浸在自然经济中快乐的生活，他们不知发展为何物，但发展却不会放过她们。有一天，他们突然发现，母亲河要淹没他们肥美的家园。汉源人在经过无力的抗争后，最终接受了这个事实。11月初，瀑布沟水库一期蓄水，大渡河水漫过了汉源县城751米以下的位置，最迟明年三月，二期蓄水将彻底淹没整个汉源老城。

在水库边玩耍的孩子

砸出钢筋可卖钱

一期淹没的地方，大多数是农村肥美的河滩地，致使数万农民开始了有家无业的生活。拿固定工资的城镇居民日益觉得物价飞涨的厉害，“没有地可以种菜了，几毛钱一斤的蔬菜，呈几何级的上涨，现在已经几块钱一斤了。”老宋虽然作为机关干部，并没有多少积蓄。他现在还住在尚未淹没的老城区，家里房子被淹后，他打发老伴去成都找女儿，自己住在老城区的单位里。

乘风破浪搞搬迁

干劲随着水位涨

因为，提供给移民的住房，目前为止，只建好了三分之一左右。

然而，在老城区的街道里，处处张贴着鼓励移民的条幅，“搬进新家过新年，日子过得比蜜甜”，“二期清库我争先，不给国家添负担”等等，五花八门。

在水就要淹上来的情况下，大量的居民开始住进四面透风、采光良好的工地新家。

这样的匆忙，是为了追赶瀑布沟电站蓄水发电的计划，春季解冻，适合蓄水，否则再等一年，业主要损失一大部分资金。“这种压力来自省上对雅安市、汉源县的压力，也来自国家对四川省的压力。”老宋向笔者透露，“如果这个水电工程不能按时完成，国家在四川所有的水利项目，会受到不好的影响。”这些大型工程影响大，利润高，我们没有采访到官员，但可以想象，GDP和所需能源，这两大国家利益是汉源人要顾全大局的充分理由。

摆个小摊吧

菜摊

我们来到汉源新城时，鞭炮声声，给人以过年的错觉。询问之后得知，很多新商店抢在元旦之前开业，为搬迁造势。新城建在名叫萝卜岗的山体上，是附近山脉海拔最高的地方，因为低处即将淹没。政府的宣传资料上说：蓄水后的水库是一个方圆84平方公里的西南第一人工湖，萝卜岗上的汉源新县城，三面环水，美如仙境。

而在普通居民的眼里，萝卜岗是“一座荒山，经常掉石头。先期在这里建的中学，还没建好，就地基下陷”。

老宋很担心新房子的安全，“住几年看看，不行就去成都找女儿。”在老宋现在住的地方，我们看到一箱子土豆。他告诉我们，现在他一天的饭就是十几个土豆。用他的话说，从小就吃，习惯了。

地质专家杨勇指出新城建设的三大问题：

一，山体不稳固，存在滑坡和泥石流隐患；

二，生态承载能力较差，不利抗震；

三，县城新址山体存在多道冲沟，地质不稳定。

据杨勇介绍，汉源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过渡带上，地质构造体现为断层褶皱特别发育，表现为地形险峻、岩体破碎，因而极易发生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何况在这种脆弱的地质结构上大面积开挖切削山体。

“我要是个领导，一定要水库先停止蓄水，从宏观和微观多重方面来规划一下汉源的移民。”一个记者动情地说到。

生态学家徐凤翔说：“没有长远和系统的规划。十余万人的大事，搬迁之后以何为生？安置地点安全与否？怎么能如此不讲科学呢？”

“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不是唯一的道理。把经济发展建立在政绩上，而不是人心上，是舍本求末的。汉源的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是当地产业发展的基础，不能因为GDP价值低就被淹没。这些河滩地可是富庶了两千年的居民呀！”参加“江河十年行”的另一记者补充道。

我们在汉源新城时，一个中年妇女认出了徐凤翔。徐先生最近刚参加过凤凰台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她一把抱住徐教授，欢迎徐教授来到汉源。这位女士是个小学教师，因为新房尚未完工，现只能住进工地上的板房里。但她对政府的水电开发给予了充分地理解。

多好的老百姓，为了顾全大局，现在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却还表示这是国家的发展，应该支持。而他们未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对于又是移民，又是地震灾民的他们，却还有很多未知数。

12月20日，是徐凤翔教授八十岁的生日。离开汉源时，这位老科学对年轻的记者们说，这样的发展到底符合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符合不符合我们中央提出的生态文明，希望通过你们手中的笔，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希望汉源老百姓能早日安居。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新城里的年轻人

大渡河上高山出平湖

我们则希望那位晚上做作业的中学生，早日能在自己的家里写作业。

2、危化品吞吐量急剧上升 长江水域环境安全受威胁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49759.html

　　中新网苏州12月24日电 (周建琳李克祥)张家港海事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外宣布，今年一至十一月，张家港口岸危化品吞吐量达一千二百七十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四。

　　至此，张家港口岸危化品吞吐量已连续四年超过一千万吨，是目前长江沿线最大的危化品运输、交易集散地。

　　同样的消息也来自与张家港相邻的江阴港，截至目前，江阴港外贸危险品吞吐量达四百四十万吨，同比增长约百分之十三。

　　危险货物载运量的大幅增长在给长江流域各港口增添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对长江水域环境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张家港海事局新闻发言人孔玉祥坦言，危化品吞吐量的持续增长，给海事局水上安全监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他介绍说，该局正在联合交通运输部环保中心开展“张家港长江水域危化品事故风险评价及应急设备配备标准”课题研究，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以提高应急处置水平。

　　“对危化品船舶，要从进入辖区开始，直到安全离开辖区，二十四小时进行不间断的跟踪监控。”张家港海事局监管处处长丁波表示，他们正探索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设备，实施危化品船舶运输全过程监管。

据了解，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迅猛，仅沿江一类开放水运口岸已达十五个，长江“黄金水道”已成为区域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但随着危险货物吞吐量的急剧增长，保护长江水域环境安全成为新的课题。

3、绿色北京行动计划征民意 机动车环境税提上日程

来源：《北京晨报》2009年12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50633.html

　　晨报讯（记者王萍）出行驾驶环保汽车或是干脆骑自行车、家家使用节能灯和节水器具、鼓励网上交易减少物耗……昨天，经市委常委会审议并原则通过的《“绿色北京”行动计划（2010—2012年）》讨论稿在市发改委网站（www.bjpc.gov.cn）上公示，并征求市民意见，截止日期为12月31日。

　　行动计划向市民描绘了一幅绿色现代化世界城市的蓝图。到2012年，在北京街头的公交车、环卫清扫车和出租车中，以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动力的新能源汽车将达到5000辆。届时，配套建设的汽车充电站就会让汽车充电像加油一样方便，或者通过租赁电池等更简便的方法使汽车轻松使用清洁能源。从明年开始，政府还将优先采购可再生、可循环利用、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记者注意到，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出，将深入研究机动车环境税费改革，并推动分时段、分区域的差别化停车收费制度。

　　■《行动计划》摘要

　　关键词：蓝天

　　首钢在京项目停产

　　2010年，首钢石景山地区冶炼、热轧项目将全部停产，关闭所有年产能20万吨以下水泥企业以及50家石灰生产企业。

　　关键词：节能

　　加强公车日常管理

　　北京市将研究出台《北京市政府绿色采购实施细则》，优先将自主创新的节能环保产品、设备纳入政府采购范围，推动政府采购可再生、可循环利用、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政府机关进一步加强公务车的日常管理，有效降低公务车油品消耗。

　　明年全部家庭绿色照明

　　市发改委副主任张燕友表示，今天上午，苏宁电器安贞店就会在全市率先启动节能产品进超市。“目前，北京已推广使用了2000万支节能灯具，明年还将继续在石景山、房山等9个区县推广1200万支，届时，北京的家庭和公共机构就基本全部实现了绿色照明。”

　　公共建筑须过环保测评

　　使用市级财政性资金新建的公共建筑，竣工后需通过国家绿色建筑测评。重点推进延庆智能电网示范城市、昌平未来科技城智能电网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基地等项目建设。

　　关键词：垃圾处理

　　建4个垃圾综合利用园

　　适时调整垃圾收费标准，探索推行垃圾计量收费。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建设梁家务等4个集垃圾处理、科普教育甚至休闲旅游于一身的综合利用园区。

　　关键词：消费

　　鼓励发展网上购物

　　提倡企业发展网上交易、虚拟购物中心等新兴服务业态。

　　解读：方便快捷的网上购物不但减少了传统商业模式中存在的流通、经营和管理的成本，还让消费者减少了外出的成本。

　　关键词：出行

　　私车有望充电站换电池

　　到2012年，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力争达到42%。不但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提高，而且还要在公交、环卫、出租等公共服务领域形成5000辆的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

　　市交通委解读：北京将配套建设充电站等相关设施，除了在奥运期间熊猫环岛附近的新能源公交车充电站外，还会陆续建立新的充电站供环卫车辆使用。

　　市发改委解读：由于电池标准不统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与理工大学等高校进行研究。“充电站应该像加油站一样普遍而方便，并有可能通过租赁电池等方法便于私家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站内快速更换电池。”

　　还自行车和行人路权

　　《行动计划》特别提出要加快建设慢行交通系统。目前交管部门正在研究制订自行车管理的相关规定，优化自行车的出行环境、还自行车和行人路权。此外，还将逐步完善智能交通体系，2012年实现ETC通行率达25%左右。

市交通委解读：“主要是通过在一些主干道的辅路重新安装护栏或者重新施画标线，有的隔离护栏与路侧的距离要小于机动车能够通行的宽度，从而避免机动车占道。”

4、陕西渭南市“双公开双承诺”推动环境法治和公众参与

来源：国家环境保护部　2009-12-25

http://www.zhb.gov.cn/zhxx/gzdt/200912/t20091225_183511.htm

　　为了强化企业和环境监察机构的环保法律责任，推动公众参与环境监督，渭南市环保局2007年3月起在全市13个环境监察机构、251家重点企业开展了以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承诺严格执法和自律守法为主要内容的“双公开双承诺”活动。

　　两年多来，“双公开双承诺”活动已经初步构建了一个企业、环境监察机构、公众三方紧密联系的平台，出现了企业自律守法、环境监察机构严格执法、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双公开双承诺”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一个主题，推行两个公开、两个承诺，建立三项制度，落实三个监督，突出三个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即：围绕保护群众环境权益这个主题，在重点企业和环境监察机构中推行公开和承诺两项制度，建立定期检查（包括企业自查和环境执法检查）、污染案件处置和责任追究三项制度，落实企业自我监督、环境执法监督和公众参与监督三个监督，突出建设项目监察、重点污染源监察和限期治理监察三个重点，促进企业不自觉守法、环境监察人员不严格执法、人民群众不十分满意三个问题的有效解决。参加“双公开双承诺”活动的企业门前醒目位置设立全市统一、规范的公开、承诺公示牌。公示牌分别载明企业和环境监察机构公开和承诺的内容，包括：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名称、排放标准、主管环保人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负责监管该企业的监察大队办公地点、大队长和包联人员姓名、电话；企业和环境监察机构分别做出的承诺。通过这个公示牌，便于人民群众及时向企业和环境监察部门反映环境污染问题。在“双公开双承诺”活动中，全市环境监察机构推行实施了实时反馈制度和便民服务联系卡制度。实时反馈制度，就是环境监察人员每次检查后，由被检查单位填写环境监察行为实时反馈表，进一步规范环境监察人员检查行为，促进文明执法、规范执法。便民服务联系卡制度，就是环境监察人员向企业和企业周边群众发放环境监察便民联系卡，积极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环境保护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及时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环境热点、难点问题。

　　“双公开双承诺”活动使企业普遍提高了环保意识，增加了环保投入，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两年多来，参与活动的企业共投入环保治理资金119737.7万元，建设各类污染防治设施290台（套），其中新建污水处理设施84座、废气污染防治设施179台（套）、噪声污染防治设施19台（套）、废渣处理系统8个；维修改造污染防治设施254台（套）。在今年的涉煤企业环境整治中，大多数涉煤企业都能积极配合、自觉治污，全市48家涉煤企业共投资12636.3万元用于环境整治，完成治理项目108项，其中建设防风抑尘网50台（套）。通过加大治理力度，因煤尘污染引起的环境投诉大幅度降底。

5、12月环境记者沙龙内容

会议时间：2009年12月14日下午2点至5点30分

会议地点：中青记者之家10层会议室

主办方：绿家园中青报绿岛

主题一：在哥本哈根的采访及国际谈判的艰难（60分钟）

主讲人：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主题二：《必要的革命》和《第五项修炼》修订版（90分钟）

主讲人： 李晨晔，索奥中国CEO；张成林，索奥中国总裁

主持人：汪永晨

汪永晨：我先讲一讲，昨天刚刚从哥本哈根会回来，大家可能这两天看各大媒体上都是有关哥本哈根的报道。官方的声音这些天在媒体上有很多了，我倒是很想讲一下会下或者会中间一些不一定是报告的情况。

大家现在看的这些图，这都是在我们的会场外面。这次哥本哈根为了配合这次大会，在他们所有的火车站、地铁站做12个不同的这样的地球，这些地球上还写着“节能减排”中文的。然后呢，就是很热闹的，在大会的会场外面有很多这种表演，他们倒计时，这些人在这儿拿着一个计算器就在那儿算碳排放。然后这个地球里就相当于一吨的二氧化碳，丹麦现在他们自己有一个活动，就叫每人减一顿二氧化碳，这个就这么大的一个容积。这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丹麦是安徒生《海的女儿》的故乡，一个在溶化中的“海的女儿”，这次这件事情之大，我想可能是前所未有的，就是56个国家在同一天发表了同一篇新闻，咱们中国有两个，《经济观察报》还一个什么报，有两个参加了。

就是说，其实这些年来大家都在全球气候变化，我们这个沙龙也讲了多少次全球气候变化，但是真的是到了那儿，才感受到这个全球气候变成对全世界有多大的影响。我在参加这个会之前，先参加了一个罗马办的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已经七年了，我参加了五年，就是每一年的11月份，在罗马的一个古堡里开一个会。以前这些环境会上各国谈各国的问题，今年所有的话题就是一个——全球气候变化。我在这个星期四的《南方周末》上写了这篇文章，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你就想象不到它对全世界的影响。比如我在咱们的《江河信息》上也写了一些小事，也不算小，在人家国家就是大事，比如说在乌拉圭，那个记者就说我们从小地理书上就说我们是一个的风调雨顺的国家，但是今年就是暴雨成灾，半个城市被掩埋掉了；比如说这个玻利维亚，他们那个巴拉斯是他们的首都，是全世界最高的首都，3600还是3800米，然后旁边有一个比利塔尔湖（音），这个湖已经是4000多米了，本来就在雪山的脚下，但是那个雪山现在成了一个雪帽子了，而且湖水虽然雪不停地化，不停地又涨，整个威胁他们那个地区的人。他们那儿原来说有很多种土豆，现在没有几种了，都不适合生长了；比如说哥斯达的家，有一个人特有感情地讲，说他们那儿有一种金龟，这金龟是靠这种潮气来维持生命，他形容就说，每天早上的薄雾就会抚摸这个金龟，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化没有雾了，所以全世界只有那一片地方有这个金龟，现在就没有了；还有比如说像尼泊尔，他们本来跟我们一样喜马拉雅山，他们住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村民，天天就是一会儿洪水淹，一会儿又旱，起伏不定的这种变化，别人就说你们应该搬走，然后那儿的人就说我们说让你搬家你就搬吗？明明是我们的家为什么要让我们搬走？

所以这次在罗马的记者会上面，大家确实是觉得现在已经到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不重视这个问题已经不行了。我们当时如果只是在听这些记者的反映，开始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对整个世界来说影响有多大了。那么真正到了这个大会以后，看到的这些，就更是觉得太恐怖了，可以说要用这两个词。

这个就是他们在闹市区，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到最后，我们走了一个星期，就已经差不多都化完了。大家都知道卖火柴的小姑娘是冻死的，最后在面包房旁边。可是我们这一次去，我一到那儿就开始下雨，12月份，我是从挪威的奥斯陆去的那儿，我在奥斯陆的时候也是天天下雨，就是12月，奥斯陆是靠近北极圈的地方，下午两点多不到三点天就黑了，你可以感受到地球在北极的那种冬天，但是它是下雨的冬天，所以我给咱们《江河信息》写的第一篇就是《哥本哈根的冬雨》。

我先放一些在外围的情况啊，就是在哥本哈根的地方，最主要的通过他们城市的河边，现在全都挂着这些小孩们眼里的全球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其实像欧洲国家，它们的全球气候变化要说没有我们中国这么严重，可是就在奥巴马来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他们想做一档跟全球气候变化有关的节目，他们找我帮他们设计设计，我说你就到大街上去问，看有多少人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结果他们问了以后没有人说的出来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但是其实全球气候变化，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有可能是我们中国的污染太严重了。我们的江河，就像我每次都说我们多少人小的时候家乡来现在一样的举手，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举手，其实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像青藏高原，现在青藏高原现在冰川的溶化，一个是我们自身，像我们中国的西部，像我们整个现在江河的影响，影响我们。

另外，我们也是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重灾区，所以在这次会上我们特别希望发出一个声音，刚才我们去取了我们这个“易拉宝”，我这次最重要就是想让在我们的沙龙上讲过好几次课的杨勇，他是20年来关注长江源，关注青藏高原，今年呢，他用了四个半月去考察，就是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影响。可能我们在刚才大家看到的这张北极熊的地方，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北极熊，一会儿我们再看后面的，就是在这个帐篷，这个地方就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这个就是溶化，你看上面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星期后，这腿啊、头啊已经全都化掉了。就是在这个帐篷里，因为我们NGO报名没有申请到边会，就是他们大会有主会，哥本哈根那个大会场里有600多个会议室，我们都没有申请到一个会议室，而且他一天当中一个小时一个会，就这么大的量我们都没申请到，所以我们后来就到了外面，我们想外面这个帐篷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办的，他们在这儿有一个南极、北极的讲座，我们中国已经说我们是第三极，但是说实话咱们关着门说，就我们自己说我们是第三极，在外面你要说第三极，人家不太知道这个事儿。

这次杨勇，这就是他在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讲的情景。然后主持人在开始介绍他的时候，就开始在说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重灾区之一，就是这个，我们天天就挂在那个地方，吸引着也不能说很多，但却是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包括印度，包括尼泊尔，包括巴西的人都找过来，想听我们冰川的变化，因为他们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说都是有影响的，我们这个帐篷呢，前两天有人告诉我们说里面都没有什么人，说你们这样讲会不会没有人听？结果我们那天一去，里面坐的不能说满，但是100多人还是有的。因为我们也在那儿开始发email，发各种信。然后这是我们走之前，陈红在这儿做的折页，我们在那儿发给大家，他们都还是知道我们有一个英文的东西。所以杨勇讲完了以后，也是有几个人过来表示震惊，就是中国的环境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

这个我们就挂在那儿，其实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自费去给我们到哥本哈根当翻译的詹姆，他是一个美国的退休外交官，这次他翻译得太地道了，在我们中国展台的地方他就整天给他们讲这些事儿。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儿排了三个小时的队才注册上，就可以想象参加的人的这种踊跃，这些我们在那儿要通过的安检，这个安检我也说一点什么。我们大家可能都看到我们中国高级官员被栏在大门外三次，你们都看到这个报告吗？你看这个小牌子，那个代表证之简陋，就是我们中国学生都可以打，就是有一个彩色打印机打下来，然后再去过一下塑胶，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照的那个脸，因为照相机特别简单，照的每个人的脸都不清楚，这样我们认为都拿不出去的一张照片，这就是从高官到老百姓都是用的这个。首先我想解释一下，这个可能不是做得那么精美的，那么能够一次不出错误，它的错误率其实是很低，你谁碰伤就算你倒霉，但是我们这个高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他自己的照片没有放在上面，他觉得自己是高官，当然我也不能枉加评论，总之不止他一个高官被拦在外面，我们同行的一个人，他就看到一个欧盟的来者两个秘书的官员也被拦在外面了，然后那个两个秘书就解释他是欧盟领导，然后人家说我只认这个，要不然你要觉得你是领导，你到下一个门再去试。然后也有一个黑人女性也声称她是一个重要的谈判官员，她要加塞儿进去，因为每天排队的人特别多，所有人都不让她加塞儿，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你凭什么要加塞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国际会的时候有一点心态的问题，我说我自己，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我可能有点自卑，我就会很敏感别人是怎么想我的，别人是怎么想我的？其实我们中国越来越走向国际社会，应该是一种大国的心态，这样的进程还需要加快。

所以在这次大会上，我一会儿可能还更多地讲一讲大会和下面会的不同，比如说在大会上他们那种谈判我听的很少，都是我们现在讨论第多少多少条里面的第多少多少款，他都不用说这条是什么内容了，因为从《京都议定书》到现在17年了，《巴黎路线图》到现在也已经两年了，所有谈判的人对这些已经非常熟悉了。

那么，这两天老有人来问我，中国到底在这个会上是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我不是一个参加谈判的人，但是我私下里听了很多的反映，而且我也想写这样的文章，在这个会上有一个最大的焦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京都议定书》也好，《巴黎路线图》也好，就是说要有技术转让，要有资金的这种支持。这个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到现在都没有兑现，所以发展中国家就说你们说话不算话。但是我采访了，在那儿的时候因为给北京电视台晚上早上做新闻，所以我就使劲地想去采访，他们这种新闻希望采访官方，其实我是特别喜欢采访老百姓的人，但是这次咬着牙也去采访了一些官方，到美国那儿了我们想采访美国代表团，我们从第一天就开始登记，到我们走，他们答应地特别好，登记你的名字、电话所有的联系方式都记下来了，但就是不理你。但是欧盟呢，我进去了，人家那儿写着“欧盟工作区”，然后我就进去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是中国的一个记者，我想采访。他说你问什么问题？我说我就想说现在全世界都说中国的碳排放是世界第一大国，但我们自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在这个会上关注得很少，我想问问欧盟的人对这个事情怎么看。绝对是非常快的，来了一个一看就知道是个当官的人，欧盟轮执国现在是瑞典，这个人就是瑞典首相办公室的秘书长，就这样身份的一个人，他非常和蔼，而且你有问必答，我就提到这一个问题，我说老说让中国减排，第一我们是受害国，第二我们做了这么大一个承诺，可是在这个会议上人家还不相信我们这个承诺，一会儿我再说那个不相信，我们是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主动地减排，我们是一种志愿者的角色。后来这个人他说，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我们瑞典在9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口也在大幅度地增加，但是我们与此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一种市场经济，就是这个碳排放我们要上税。他说如果你使用这种能源，你是很便宜的能源的话，那我有什么可能来约束我自己？只有用价钱来确定你的这种行为是否值得。

我自己演义一下，像我们中国对水的这种污染，你处理一吨污染的钱要花1000块钱，可是罚款才200，你想想天下有这么免费的午餐吗？所以他就说他们瑞典在发展的时候同时用这种市场的办法来减低他们的碳排放，所以他们现在才有这么轻。这次很多人在哥本哈根住不下，都住在瑞典，都盛赞瑞典的这种天气，这种环境。我们今年夏天的时候曾经去旅游，去过一次瑞典，瑞典的造纸厂就是供大家参观，因为他们排出来的水太干净了。那我想，我们在跟世界对话的时候说，我们是志愿者，为什么让我们承担这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我们的机制，我们跟瑞典人同样在发展经济的时候采用了不同的办法，造成的不同的影响。

我这次还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就是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我在大会上写了一篇文章，在大会上为了国家的利益，每个人都是要争的。很多人都说美国人为什么不承担义务？美国人给个钱太少了，他们这三年才给了17个亿，欧盟每年给24亿，都认为是太少了，应该太给。当然发达国家希望多给，但是我们采访了美国的一个资源研究所的官员，他说美国的奥巴马来了，同时还要有共和党的一帮子也要来说奥巴马的话代表不了美国的声音，他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的声音。就是美国自身他们还有很多大的财团，在一开会以来就放出了话，说全球气候变化是一场骗局，是一个圈套，这个声音在大会上很响，也很有市场的，他们一直在这样说，然后也说美国人给了这么多钱，美国人转让了技术，奥巴马回去以后，美国的物价要上涨了，美国的老百姓要多花钱了，那美国人的老百姓也说凭什么啊，我们是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也不能全都让我们来承担。当然这种争论是国家层面的，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

因为《采访周末》和《新京报》天天都希望我去采访他们那些官员们，所以我天天往美国代表团那个地方去，人家这个地方啊，我们中国新闻中心都是那种正儿，一本正经地来接受，谁要来采访“填表！”特别官方的那么一个地方；那么美国的团呢，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是一个大地球吊起来了，然后一个科学家在给你讲，通过这个地球的旋转讲全球气候变化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怎么表现的。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去的时候是一帮子大学生，他们这次去了500个大学生，500个大学生通过视频和华盛顿的中学生对话，华盛顿的中学生就问你们到哪儿以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啊？这些人说，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想到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关注这一个话题：全球气侯变化，然后没想到丹麦这种北欧的国家现在一点都不冷。那边还有一个电视台播出节目，这是主持人，主持人就会问那边的孩子，说你们知道全球气候变化是怎么知道的？然后那边的孩子就说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他在电视上做的节目，呼吁大家关注环境；那个人说是一个什么什么明星说的，看来这种电视明星的效应在美国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也有一个孩子说是我去看牙齿，我的那个牙医告诉我周末去捡垃圾。后来我也上去，跟大家说我是中国来的，我能不能也问他们一点问题，他说好啊，欢迎！然后我就站在那儿问华盛顿那边的孩子，我说你们知道全球气侯变化对中国的影响是什么？你们知道那边说什么吗？工厂太多了，把江河对污染了。然后我说你们知道长江吗？哇，全举手了，当时有一个美国人给我们拍照片，我说你应该赶快拍下来大家全举手的照片。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长江，然后我说我们的青藏高原也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他们还在继续问问题，就有一个美国中学的女孩，就问这边的大学生，说如果这个协议签订不了你们会怎么办？这是美国中学生问的问题，然后美国大学生的回答我觉得特像我们年轻人的这股臭劲儿，就是永不妥协。

包括我后来在游行的时候，问在街上这些人你们从哪儿来的？法国、德国、比利时……全欧洲，那边据说有8万人，参加会的最后统计出来是3万多还是多少，好多人都是为了星期天那个游行从周边来的。当时我听到一个问题就突然想起来去年我去长江源采访的时候，在一个寺庙里他们转经，当时转经的时候，我问问他们在为谁祈祷，然后那个翻译跟藏民聊一会儿天以后，告诉我说他们说是在为所有的生灵祈祷，并不是在为他们的家人祈祷。那么我这次在哥本哈根会上，我感受到的就是这些国家的老百姓，我们不说他们政府层面怎么去为了国家利益，怎么去争取他们能够尽量地少承担义务，在我们来看啊，少给发展中国家钱，但是所有我采访到这些老百姓，他们有两条对这个世界来说，第一条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是我们每一个的事儿，为什么非得要强调谁排放得多，谁排放得少？这是我们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一起努力来应对这个。我说那人家说了，我在文章里也说了，今天早上《锵锵三人行》也播了我那一段话，就是前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说就比如是一堆富人在吃一顿大餐，等到大餐的最后来了一个穷人，他喝了一杯咖啡，然后结账的时候，大家说这个钱要大家分摊，那这个穷人当然觉得很不公平。但是现在现在在国际上的形象不完全是一个穷人。现在大家经常听到一个77国加中国，这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团队，我们中国在这个团队里头显然地位是挺高的，我们希望是在这个团队里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的国家，这是我们的一面，可是另外一面呢，我们又号称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确实我们中国还有广大的贫困地区，那么这样一种社会形象就使得我们在国际地位上，确实处在一个别人怎么看我们的问题，他们可以看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他们也可以看我们现在的碳排放是这么一个大户。昨天晚上我听胡鞍钢的一个讲座，在电视上，他就说用不了30年还是多少年，中国碳排放就要占全世界碳排放的三分之一到30%，就这样的一个高额排放能量，所以你说在这个会上，我们非常强硬地说你们要兑现，你们不兑现不行！可是在这个兑现的讨论中，现在有一个“三核”，核查、核算、核什么，就是说人家要来落实你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我们的承诺，那现在发展中国家应该承诺的减排是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你实现了才能给钱，还是先给钱，你再去实现你应该尽到的减排任务？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的妥协也好、谈判的度也好，也是它的艰难之处。这边就说你一定要给钱，你一定要转让技术，然后那边就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减排了？这些钱你们真的是用在解决气候问题上了，不是用在腐败上面去了，不是用在大吃大喝上面去了，这是我觉得讨论中的现实问题。当然作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我们确实觉得你们给我们钱不是慈善，现在大家也都承诺80%的二氧化碳对地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来自发达国家，这个他们也承认，但是这个谈判最后能够谈到这种妥协的程度，我就说啊，在游行的时候他们靠的是热情，所以别人老来说我们这些NGO，你们就是极端，你们靠热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NGO的声音显然也会对这个产生影响，后面我会有一点小的说明。

那么对发达国家来说，像美国环保署的发言，那天美国的每个大会地下都是坐满人的；可是我们中国，我参加他们那个发布会，我们是关门会议，我必须得说我们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才能进去，要说是“绿家园”的就不让进。美国环保署的署长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上飞机的前几个小时二氧化碳现在被美国的法律定为有害气体，我当时也没有觉得这个有多重要，后来我们那个志愿者给我讲这个依据非常重要，因为在布什的时候一直就没有承认二氧化碳是有害气体，所以环保署在执行他们的法律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说你是违法的，你这个排放应该减少，应该不许排放。那现在在他上飞机来参加这个大会的前几个小时被认定了，所以他们说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对他们将来自己执法的时候。

奥巴马因为9号要去奥斯陆去领他那个和平奖，然后再到哥本哈根来，后来又改变，说17号才来。美国人自己的分析这是好事，他可能会带一个大礼物来，他如果早一点来宣布这个的话就没意思了，他要到这个大会的最后来宣布。当然这只是美国人的解释，我只是转述。他真的是不是能够带来大礼物，现在全世界还在关注。总之民间的这种推动，我觉得在这个会上也还是有声音的。但是我们现在发展中国家有一点分歧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小岛国，图瓦卢也是这两天在这个大会上，我第一天去采访他的时候，有一个报纸说想让我帮它采访三个：一个是马尔他，一个是图瓦卢，一个尼泊尔，就是这些受全后气候变化影响大家公认得最大的国家。我去采访的时候，那么那个图瓦卢，第一天嘛，空荡荡，他们是法国殖民地，有两个法国人在那儿看摊。后来我说我要采访，他还从那个大会里给我叫出来一个他们的谈判官员，跟我讲了半天。我说你们的老百姓是不是真的恐慌？他说是恐慌。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呢？他说他们要做工作，要逸民，要用这些钱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还有一种说法要把那个岛垫起来。但是后来他们在大会上，就是在谈多少条、多少款的大会上，他们要发言，他们喜欢《京都议定书》，他们认为《巴黎路线图》对他们利益的维护有所削减，那《京都议定书》呢，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然后他们说为了小岛国，应该再成立一个小组来专门讨论解决小岛国的问题。那咱们中国也不干了，站起来了，印度也站起来了，巴西也站起来了，就是说不能够再另开炉灶，这些年来一步一步谈下来已经太不容易了，不能再开始了。那个小岛国就说要不再成立就得休会，当时所有的会场都鸦雀无声了，大家都觉得你们内讧，你们自己打起来还是怎么回事！然后主席就在那儿说了一会儿，最后决定了，外交场合人家对这种事情还是有应对的，然后就说这个问题我们放在下一个会场再讨论，他们也不说否定，也放在下一个会场。接下来，图瓦卢就带着小岛国在各种会上有很大的声音。

前两天我看电视上，那个小岛国谈判的人，好多外电报告说他哭了，他就做解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要让一个成年人哭也不容易，说明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境地，而我们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这些谈判人的手中。所以这次大会上已经关系到很多国家命运的这样的呼声原来真的是没有，坐在咱们国内是很难听到的。这个就是谈判对象，这就是他们的摊儿，这是那两个法国人，我第一天去的时候，他们这儿没什么人，可是后来天天有人来问他们，他们的发言都是带着他们这个。

然后在会场里有各式各样的活动，不光是大游行，会场里也会一些这样的游行。

这个就是我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个事儿，我在咱们《江河信息》还有《新京报》上写的都是“地球上的空白”，就是在那个大会场的一个重要通道，它有好几个区，A区、B区、C区什么的，你去所有的区都要经过的一个通道，还有这么一排电视，电视上面是一个地球，地球上面有密密麻麻的一个点，然后你点一个点就是一个国家，连特别小的非洲都能点出来，点出来的就是这个地方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一个电视片，还有他们的那些数据。然后我和杨勇几个中国人都在那儿点了半天，中国那块是一天空白，就是点不出东西来，我们觉得这个电脑是不是坏了，换一个，还有毛病这个电脑，在换一个，把所有的电脑全换了以后，最后证实不是人家电脑坏了，中国确实是空白。后来我就问北大的教授吕植，吕植他们也在，我们有一个中国展台，我们大家把衣服、包都搁在那儿，然后就去转去，然后有什么信息、谁要采访什么也都留在这儿，我们有一个交流的地方，吕植告诉我们是什么？就是在几年以前，现在是第15届大会，第4次的时候，联合国希望各国提供你们那个地方全球气候变化，或者不说全球气候，就说生物多样性的数据，30年来的数据，30年要我们算算，到现在也差不多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现在是30年了对不对？我们中国提供了这个数据，但是我们的数据被认为不合格，我们不是没有做，而是我们没有认真地去做，所以我就想到，其实我不是不爱国，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要求别人给我们钱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到了我们能够让这个钱认认真真地去花吗？这是我们在参加这个会以后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们连这么一个地图上非洲很小的国家人家的数据都合格的这样一个展示都没有！所以我们在那儿说，你们为什么只看到我们的碳排放，看到我们的污染，不看到我们受到的迫害，我们受到的影响？但是我们自己也有我们自己没有让人家知道的问题。

我们在展台的时候，确实也有很多的人来问我们，这个人就是那个，可是欧盟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要这种感觉，拍出来的照片，这就是那个秘书长，我们在那儿穷追猛问，然后这个美国人帮助我们翻译，他都急了，他说不能再问了，他觉得和这种高官采访，10分钟就不错了，你40分钟还没完没了？因为后面还排着好几个人在等着，但是我实在是觉得这些问题很希望能听到回答的。

你看这就能看出来这些点，就是地球的这些点，每个国家点一下就出来了。

我们中国有一个中国青年代表团，他们就叫中国青年代表团，他们将近50人，有各个大学的，这就是一个民间组织了。他们一开始就是有一个香港的常春社，原来跟我们一直有联系，这次也是以NGO的身份去参加这个会，他对我们中国年轻人的看法就是没有做好准备就去参加这场会了，就是到处转，跑到这儿看看，跑到那儿听听，就像我们说的没有做太多的功课，到了那儿以后，参加这样国际会的一些游戏规则不是很清楚，所以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是他们对这个大会能够产生些什么影响，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如果你准备的不是太充分，你在大会上没有太多的交流，那将来回来你的收获是有折扣的。但是到了最后两天，就是礼拜四、五的时候，年轻人还是年轻人，他们就开始和美国团、澳大利亚团、南非团接触，也很有意思，最后再说两句我另外的一个感觉，那天晚上多聚会我没去，这个香港的志愿者他去了，就是这个NGO的人，他也是个学者，他回来以后就非常兴奋的跟我说太好了！中国人很多学生都是从海外回来的，英文没有问题。以前我们说中国人跟外面打交道很大的问题是英文。说英文没有问题，他们说的英文比美国人一点不差，但是他们比美国人更强的是他们那种进取精神，美国人好像有的时候还摆出一种不屑一顾或者要帮别人的态度，而中国的年轻人非常积极，想办法什么的。哎，我还挺高兴的，我说中国的年轻人还不错！然后第二天我就碰到了参加这个会的人了，就是另外一种说法，我说是不是昨天特别有意思？你们知道以后可以怎么跟他们联系什么的？他说就是说说而已，没有行动的方案，没有行动的进一步探讨，所以觉得意思不大。我说那晚上跟南非的那个你还去吗？他说我不准备再去了。这是两种说法啊，后来就在我们的中国展台上，我们的照片那儿，就来了两个巴西人，这两个巴西人就使劲地在那儿问我们中国怎么样再发展太阳能？他们说现在亚马逊现在有很多问题，热带雨林问题，大家不重视这个问题，说你们中国在这一轮上面抓住了机会，我们巴西政府什么都不做。我跟说我今年三月、四月去巴西了，我们所有去的人都觉得你们那儿太漂亮了，蓝天白云，你们的亚马逊比我们的长江好多了，我们的白鳍豚都灭绝了，你们那儿能从水里跳出来，你们那儿城市的公共交通是全世界都学的。然后这两个人马上跟我这样，一点点，一点点！他们认为他们做只是一点点。我当时就问自己，我说这是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批判精神，或者说知识分子喜欢找自己的毛病，或者说我们看别人的优势的时候看得比较简单，看自己的问题看得太难解决，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巴西那么好，可是巴西认为我们现在中国有机会？为什么参加这个大会的年轻人本人觉得意思不大，而旁观者看这个会开得不错，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我的疑问吧。

像这种大会，国外开会真的是非常得让你舒服，卖苹果的，我每次照他，他就给我做一个怪样，买一个两个都行，当然有点贵。这是每天的表演，全世界的流行歌手什么的，他们说李冰冰去了，但是我没看到，反正每次这块儿都绕着很多人，就是大家听会累了，跑那儿去听会儿歌去。这每一个都是小脚印，谁都可以在这儿留言，这是他们做的一个生态足迹；这个就是特别简单的那种入场证件；这就是美国人给大家讲现在全球气候变化，拿着地图给你讲，我当时没有时间听，而且那么专业的英文也听不懂。

但是这次的大会有一个B方案，今天的《新京报》报登了我写的这篇文章。A方案就是我刚才说的大家要打架的这个，B方案就是用一种技术的办法来解决，他们的办法要干嘛呢？要在沙漠上铺反射板，能够防止紫外线。要把植物里放上一种什么东西吸纳二氧化碳，然后让植物死了，沉入到海底，结果二氧化碳的排放。当然这种科学至上的声音在大会上还是有相当的人反对的，我自己肯定也是反对的，我觉得现在连A方案拿出这么点钱你们都这么难，要这B方案在这大沙漠上铺反射板，这得到底钱？谁出这个钱啊？而且我马上就想到了马达轰鸣，烟囱林立，这又一轮的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东西起来了。当然科学家总是有科学家自己的道理，但是他们的B方案在游行中就被很多人举个牌子说“反对B方案！”我后来在那篇文章的最后就说我们不是反对技术，我自己也得做着飞机去开这个会，但是我们担心的有两条，一个是不是就要靠技术来解决，还是靠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我们是不是非得有这么大排放量的车？一家还好几辆，我们非得要夏天开空调，其鸡皮疙瘩，冬天要扇扇子才能降温？我觉得这是一个出路。再一个，我们担心这些科学至上，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些大的财团，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来施加给我们的人类承认他们的技术，所以这两个问题如果要是能够回答的话，那好我们当时是希望能够有办法解决了。

这也是会场里，挺热闹的，大树，就是说我们的大树要被砍了，哭泣了，就是你去开会，从这个会场到那个会场一路上都是这样的，所以也挺好玩的。这就是一帮子年轻人，各国的都有，坐在地下说“年轻人要有机会”。所以我们说没技术也不行，你看这是大会会场，这是会下大家互相谈的一个地方，这是电脑，我们那个美国人一定要拉着去拍下来这些电脑区，不能说每个人吧，反正谁要想上网，随时一大屋子的电脑给你提供，然后这是一个电视直播区，你想说什么可以到那儿去登记。然后这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在那儿宣布了一个企业家宣言，别的国家我还真没听到，但是我这两天看网上，好像也有人争议，说不搞房地产了，该搞碳排放了，新的商机。我其实也问他了，因为他们让我给他们写一个东西，我说你到这儿来是不是也是寻找商机？他说现在再来寻找就晚了，我们早就寻找这些商机了。

这是我忙里偷闲去了一趟动物园，因为我每天从那快路过，然后我就进去了，我也做了一点小贡献，他们这儿有一个牌子，这儿写着“保护大象”，就是说你如果投20到50到100……的钱，你愿意用在大象本身，用在保护大象的栖息地，用在保护大象住的那地方的村民，还是用于科学研究，用于信息传递？你们猜我投了什么？哎呦，你们太了解我了，我投的是老百姓，确实是。我在写的文章里就说了，我说这些年来，很多人都说我们环保极端分析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自己去欣赏风花雪月。但是我早就宣布怒江我认为老百姓现在是第一，他们太欺负当地的老百姓了。那么让我很没面子的一个事儿，就是在动物园里我突然看见了中文，很兴奋地走过去一看，人家是告诉大家现在世界上还有老虎商店，还有老虎的制品，为了吃了老虎的各种东西，所以他们说活得更久。这是在丹麦的动物园里。

女1：咱们也没有了吧，瞎说吧，早就取消虎制品了，都是代替品了。

男1：民间有很多啊，就是那样的，国外很少会说假的。

汪永晨：反正我也不做解释有没有，我只能告诉大家那儿有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我在那个文章里头写，我想今后再有人去那儿希望不会再看见。

咱们看看人家是怎么游行的，就是这样的，“我来啦！”然后也有穿成这样的，然后这个小孩举着一个大球，这些人一路走一路说“别说话，别说话！”这是他们的孩子，这就是他们举着的举着，拍着的拍着，这是我拍的一些小细节，每个人的表情，都是在游行的队伍里抓拍的。这个他们那个广场标识的旗帜，也有这样的情侣，也有这样爬在上面的，表演的，拿着救生圈的，这就是那个比利时的议员，我们采访到他，他就在游行的路上嘛，我们问他哪儿来的？他说比例时来的。他说我是议员，我下个礼拜就是要参加谈判的。我说那你怎么也跑到这儿来参加游行？他说得真的是特别好，他说我想先来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再说事儿。你觉得有点夸张啊，但这就是人家说的话。这个就是那个小岛国摆的摊，这个就是大会的主会场有一些受害人的发言。

然后很多人还在开会，去不了会场的，大会里电视里都在放游行，所以很多人都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这是我们放在最后的一张照片，我说所以人都说开这次大会不仅仅是为了今天，我采访了一个从美国阿拉斯加来的人，我穿着大北极熊的衣服，他说北极熊的遭受不是被淹和冰川退化不是未来，是现在。也有很多人说，像刚才那个主会场一个乌干达的人，她是一个妈妈，她真的是在那儿哭着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未来还有没有水喝！”这个孩子也在游行队伍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这个孩子在问我们，或许我们今天所作的这些是为了他们的未来。

谢谢！

接下来，要请嘉宾介绍美国现在非常流行，不光是在美国，在全世界，包括我们中国很有冲击力的两本书，这本书是我这次回来刚刚看到的，而这本书是我拿到了以后就不像撒手的一直往下看的一本书，因为这两本书告诉我们在当今这种全球气侯变化也好，环境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情况也好，我们人类还想发展，还想更富裕怎么办？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有一些什么好的经验？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幸地请来了这两本书的翻译者和翻译单位，这个翻译单位刚才他们都介绍了，索奥中国，索奥中国就是这两本书的美国作者彼得•圣吉在中国办的一个组织，我是去年咱们“江河十年行”云南部分，特别有幸地认识了刘晓红，晓红可以说是这两本书的积极推广者，她也是在这个领域里，其实她原来是摩托罗拉全球的副总裁，这么大的一个商业界的领头人，但是现在全面退出，来做可持续发展和藏区的教育，她很希望将来能出一本中国的《必要的革命》，把在座的如果你们有什么好的革命的例子写到这本书里区，那到底这本书的精髓在哪儿？我们就请两位，这两位其实都是在商界摸爬滚打了很多年，自身也有很多经验的人，我就别占用他们的时间，李晨晔和张成林。

李晨晔：非常有幸能够今天来聊这本书，刚才汪老师讲的哥本哈根会也让人确实很激动，我们俩还是介绍这两本书，介绍之前我还是想请成林稍微介绍一下彼得•圣吉先生，因为两本书都是他写的，那么这两本书究竟是什么样的脉络，包括刚才索奥跟彼得•圣吉先生是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我们俩开始也没有想把它做成演讲或讲座这样的，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就先请成林稍微介绍一下彼得•圣吉先生。

张成林：彼得•圣吉大家可能有的听说过，他这个书最初出的时候1990年就出了英文版的《第五项修炼》，这次是他的新增定的版本，加了100来页的内容，把其他的内容也删改了很多，所以这次是完全的新版本，完全是重译了这本书。

当年他著名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新的管理学的理念，叫做学习型组织，后来这个理念影响到我们中国的方方面面，从学习型社会到学习型城市，到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区，什么都是学习型现在。但是呢，这套理论碰到的一些挑战和困难在中国也提出得很突出，就是它比较难做，所以做着做着也就虎头蛇尾的就没有了，这次创新出的这书其实是他的第六本书了，但是中文我们这次译的把它的顺序摆在第二，就是刚才《必要的革命》的这书。这本书讲的是可持续发展过去十几年在学会的名字索奥，它里面的奥妙很多，这十几年这个学会在国际商发展得很快，从原来理工学院那个研究中心脱离MIT，把理工学院变成一个学会，这个学会独立以后，发展到三十几个国家，到了中国变形了，就不是学会了，就变成了咨询公司，当然也不是一般的咨询公司，我们的投资方都不能拿回报，所以还是一个相当于公益组织的这样一个组织。他是创会董事长，他既是原始的波士顿创建董事长，后来退下来了，现在到中国又创建了这么一个中国组织的——索奥中国，我们正式成立才有一年，他就把这些书的一些案例介绍给中国的一些朋友，我们觉得这样的书应该翻译，我们董事会晓红是执行懂事，我们就决定把这些书全部翻译出来，总共六本书，还有两本书已经译过了，这次可能要重新再译一下，就是《第五项修炼》的实践篇和《变革之舞》，这是大陆也译过的，这次可能要一起由中信出版社来做整理，作为一个系列来出，现在是头两本，今天很高兴能跟大家分享这方面的内容，晨晔。

李晨晔：好，我和成林我们两个人想是这样，因为是两本书，时间正好还是《第五项修炼》在前面，燃烧《必要的革命》在后面有个时间的延续，彼得•圣吉现实自己也讲过这两本书其实可以看成是一本书，尽管这两书相隔的时间有十几年，其实里面的思想一直是有，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一直是有一个传承的过程，这里面重要如果讲起来，如果是《必要的革命》还是《第五项修炼》，我们在看还有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一直有这么一个体会，彼得•圣吉先生前面在讨论《第五项修炼》企业变革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立场，这次讨论《必要的革命》讨论可持续发展的时候也是这样的立场，他的定位不是做一个问题的提出者，因为这么多年来，在讨论全球生态系统的崩溃，还有包括这些状况跟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包括对于人类行为的探讨，这方面的书其实很多。但是我想彼得•圣吉先生从研究组织变革的角度来说，他开始的立意从这本书可以看到了，他实际上是探讨我们可以做什么的书，探讨行动的书，这个正好和汪老师讲哥本哈根会是有联系的，我想这联系大概在两个地方。

一个是说气候变化这件事本身也是《必要的革命》这本书一个很重要的题目，等一下我会讲一下。另外，我和成林最近这一年多次跟彼得•圣吉先生见面，我们发现他对气候变化，包括对哥本哈根这个会议非常关注，一年前我们再一起开会的时候，他也觉得这个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因为这样一个会议会决定人类未来30年、50年的发展途径，但实际上最近越来越这样的感觉，就是发现他对哥本哈根会议本身的关注度非常高。其实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即便像汪老师刚才讲的哥本哈根会的状况，而且目前还没有结束。但如果真是把它放到未来30年到50年的过程当中去看的话，哥本哈根会尽管很重要，但是很可能我们30年、50年以后回过头来，再来看哥本哈根会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彼得•圣吉讲的《必要的革命》当中的一个很小、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礼拜肯定会达成协议，如果说我们按照戏剧去看的话，前面这一个礼拜我想是这个戏展开的阶段，那么真正到了这个礼拜要结束的时候，因为它有可能是正剧，也有可能是悲剧，我的看法是肯定不会变成悲剧，因为全世界的200个政府领导人都到了哥本哈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全球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件事情，说大家到一起说一件事儿，这200多个领导人必须给全世界的老百姓一个交代，说大家坐下来，总得有个说法，下面要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会真正结束以后，回到每一个国家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我们怎么做。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会谋偿，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谋偿。那么大家回去实际要看的事儿是什么？等这个事儿全都安静下来的时候，问题都变成了我做什么和我怎么做，这个意义从哥本哈根会的角度来说，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这个意义非常清楚的。但是对于个人和组织来讲，现在这个意义可能还有一些模糊不太清楚，包括我们在座的人都不会有很清楚的感觉，说这个事儿究竟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未来的命运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哥本哈根会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它确实是通过各式各样刚才汪老师看到的这种行为和过程，把这些问题全都留给我们，就是说我们似乎一定要做点什么。

那么应该是两周之前，我去参加了一个会，会上有一个研究学者，他正好也是我们前一段国家确定减排目标的研究者之一，他进了一句我觉得很有先见之明的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应该关注得少一点，其实气候变化的谈判会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因为气候变化这个事儿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国家的事儿了，变成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事儿了，这个在《必要的革命》的这本书里，彼得•圣吉先生把这个问题讲的是“8020挑战”，如果用“8020挑战”来描述气候变化的时候，可能会给大家压力和感觉更明显。这个“8020挑战”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兼气候变化组织最后一份报告的时候讲了人类必须选择一个时间点，把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按照90年代的水平减低80%，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这个地球的气侯就有可能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这实际上是我们讲的气候变化的完整的数据，就是说人类必须大幅度降低这个碳排放。那么最激进的提法，应该是在20年内降低80%的排放，这正好有点像管理学的“2080”的规则。回来以后，关于气候变化的提法实际上就是“8020”的提法。

从现在看起来，你真地去想人类必须降低80%的二氧化碳排放，这才是让目前所有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所有国家的企业和个人都感觉压力非常大，大家吵架也是吵这个架，小岛国家为什么那么激动？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你不减80%的话，或者减得离80%距离很远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没办法。对于这些小岛国国家来说的话，这件事情完全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如果我们把小岛国家稍微再扩大一点，我们去看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实际上大量城市是沿海城市，包括这次开会的哥本哈根，欧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不是特别大，这些国家尽管可以努力减排，如果说全球的二氧化排放量不是大幅度降低的话，这些国家也是白干，所以为什么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国家是这几个国家：中国、美国、欧盟和印度，再往后来其实还有巴西，为什么最关心这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加起来就是占了全世界排放量的一大部分，而且未来贡献最大的，未来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最大的可能还是这些国家。实际上变成如果你们这个国家不干点事儿的话，其他这些国家，包括瑞典啊，丹麦啊，这些国家自己再努力一点也没用，因为瑞典还没有我们北京市大，这个实际上就是“8020挑战”压力大的例子。

这里很有意思，大家吵的也是这个地方，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的17%的减排量，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不满意，但是它的背景实际上在美国很艰难的才能确定这17%的目标，这个目标确定之难啊，在两周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有一次还公布了中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目标，从2005年到2020年单位GDP的排放降低40%到45%，如果你做一个NGO的假设的话，会发现，这个数字背后的情况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可能会比2005年或者2006年的水平还会再增加60%到70%，但是比不减排要降低一半，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所有的节能减排都不做了，中国那时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会达到2005年的350%的量了，如果说我们做了这些承诺的减排以后，会回到160%，还是降了一半，其实已经降了很多很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增长。前两天看到发改委说，中国真正二氧化碳下降道路开始的时间应该是在2035年。

讲到这儿时候，还是回到《必要的革命》书上，彼得•圣吉先生在讨论气候变化的问题首先是从这几个角度来考虑的。但是也还很有意思啊，他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气侯变化对于人类来说也许是一个礼物，为什么是个礼物呢？因为在气候变化这件事儿之前，全球所有的国家对于环保问题的态度都是按照经济学的分析典型的外部性这个事儿，就是说这本来是应该企业花的钱，然后企业没有去承担排污和治污成本的话，就要社会去承担这个钱，所以这个矛盾把它放在了企业跟社会之间，也放到了政府发展和环境的价值选择里，实际上没有退一步去看，实际上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责任，下面有一个例子也会讲到这个。

但是气候变化这件事情，特别是“8020挑战”里边，第一次要求所有的人必须按照这个目标，全世界这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儿，必须按照这个目标大家一起努力去做一个事儿，尽管我们很多人对美国这17%的减排目标不满意，但是如果我们看奥巴马新政府能源政策方案，里面讲得很清楚，它的目标是到2050年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降低80%，这个目标就是说当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按这个目标去设计和讨论这个问题的话，人类第一次改变了它和环境处理之间的态度，我们全世界的各国一直有一种说法，垃圾填埋场实际上是最典型的办法，，就是我先把它埋起来，以后谁能处理谁处理，反正我现在先不管，眼不见为净！究竟以后这些特别是有毒物质怎么处理那是以后的事儿！那么这个气侯变化第一次把这个思维改掉了，就是说我们必须负责任地把这个事儿解决掉，否则我们的子孙万代，包括气候问题都会受很大的影响。

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不做节能减排、不去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话，我们是把本来属于我们后代的资源拿到今天我们手里面给花掉了，就是本来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是我们后代的，我们把它拿进来花了，这是第一个说气候变化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彼得•圣吉先生也是从他的系统角度来看，因为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大的系统，而且是人类的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然后再加上最外圈的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真正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人类第一次必须用系统观点解决这样一个问题，而不是从一件事儿，像刚才汪老师讲的，用技术角度简单地去解决某一个企业污染的问题。就是当你说要系统看的时候，其实经济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和生态的问题是一个事儿，把这三个事儿都要一块来解决，必须要整体的规划，然后一致的行动，明确的目标，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

然后第三个方向，这也是在哥本哈根会上体现出来了，就是这个事儿非常大，已经大到了我们任何国家可以控制和左右的范围，比如讲我们中国努力去减排，在哥本哈根会上吵来吵去吵什么？吵的就是不能我减你不减是吧？像中国和美国，尽管中国现在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来说，跟美国应该是并列第一，有人说我们是第一，有人说是并列第一，我们假定是并列第一吧，但是中国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就是其实我们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最重要的是天上这一大堆东西有一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在发展当中排出来的，像刚才汪老师讲的大家吃牛排，最后我要平摊钱的事儿是一样的，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最精采的是哥本哈根会上表现出来的，吵架归吵架，大家必须坐下来谈这个事儿，不能你干你的，我干我的，美国人也没有办法说我不管你中国怎么办，我就自己干这个事情。中国人这事儿没有办法说就我自各儿干，或者别人都给我压力，我就不管这个事儿了，不行。就是气候变化第一次逼着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企业必须坐下来在一张桌子上讨论，否则就像哥本哈根的一个广告，没有咱们的领导人，主要是德国和美国的领导人，他说等老了以后，20年以后，我实在抱歉，当时我没有做动作，没有去做这些行动。实际上气候变化第一次把全世界有影响的个人和组织全圈到一块，说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这事儿从来没干过，所以说现在吵一吵也是个必要的过程，待会儿我还要讲一个案例，说真正大家坐下来讨论这事儿了时候，就是要吵得很凶猛，要花时间才能把事儿做出来。

刚才讲这段，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必要的革命》这本书还真是跟气候变化、跟哥本哈根会议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有相当深入的看法，这是第一个内容。

实际上今天我只能稍微介绍里面的一点想法，因为这本书非常丰富，这么看也行，这本书实际上是可以当故事看，里面大概有二三十个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因为彼得•圣吉比较喜欢讲道理，讲道理的你可以不看，你就把这些故事都看完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事儿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它是既讲道理，又讲故事，还讲方法和工具。

刚才讲的第一案例，实际上是这本书和气候变化包括哥本哈根会之间的关系，不知道成林还有什么补充啊的？

好，第二个，说既然大家会要坐下来一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本书讨论的范围超越了气候变化，因为气候变化只是彼得•圣吉先生讨论生态环境恶化由于工业社会这种模式：崛起、制造、排污这三个环节影响自然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影响的不仅仅是气候了，还包括生物多样性等等，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有一个部分是没包括在里面的，就是刚才汪老师讲污染的这个事儿，包括中国现在面临的严峻污染挑战没有包括在内，所以《必要的革命》实际上讲的内容要比气候变化要丰富。当然讲到大家应该一起坐下来真正系统地解决一些问题的时候，它的因肯定是工业革命增加方式。另外，他作为一个组织变革的研究者，也是一个人认知的研究者，也特别提到一点，他在里面讲了一个他用了很多年的一个工具叫做转移负担，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把一个事情的原由归到一个别的原由上面，而不是跟我们连在一起。这里面比较典型的，这个也是气候变化里的一个议题，就是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应该像汪老师讲的这个事儿，作为理论的分析上来说是个议题，为什么？就是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里面有一堆是制造美国的消费品，就是当中国制造的鞋的80%出口给美国和全球的消费里头的时候，我为了这些鞋排的二氧化碳是我们的吗？就相当于说北京过去三年当中节能减排做得非常好，全中国第一，其实原因很简单，它把首钢搬到唐山去了，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唐山的二氧化碳排放上去了。保证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坑口电厂最多的地方就是山西和内蒙，然后这个电是北京人用的，那这个排放量应该是算内蒙的还是算北京的？

答：北京的。

李晨晔：对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复杂，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看得没有很简单，前一阶段我们跟上海的人讨论的时候，我们发现上海和北京都有这个问题，上海和北京的节能减排做得越来越好，为什么？它把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重污染的高能耗的清理了，那当然他就做得好了，那究竟到最后算的时候，是不是在中国国内也应该有这样碳交易的机制，这样的机制很多专家包括政府、NGO都在研究和讨论中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边，说这个事儿确实是个很复杂而且有争议的事儿。

汪永晨：我打断你一下，你说的事儿，上个月发改委李俊缝来的时候，参加的会议的人就问发改委的人，因为现在有数据，说20%中国的碳汇是用于出口的，那现在全都算中国的账上是不是合理？你们知道人家发改委的人怎么回答的吗？人家回答说，这个是市场，人家美国不是说我一定要进口你的家具，是你自己的企业要赚钱，你们砍的那些树，你们不是说做意愿的指标，是你们要挣钱。

李晨晔：汪老师我一定要打断，这个事儿第一是我在这儿说，第二我刚才说了，这个结论有争议，就发改委的说法也是有争议，我实际上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什么？就是说这个问题你要真从系统角度去看的话，会比一眼看的要复杂，会比简单地说是谁的责任要复杂。说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美国人不行，还是因为中国人不行，美国人不应该中国人的鞋，美国人不应该一年穿四双鞋？还是说中国人就业就不太要紧，中国人不应该做鞋，应该改去种地？比这个事儿要复杂，比说是谁对谁错要复杂，这恰恰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一个事儿。

这里面讲的一个案例，有一个海岸捕鱼公司，这是一个游戏软件，这个游戏软件其实是用来做组织变革培训，让大家自己去看自己的思维模式，看一看如果说我们不注意自己的思维模式，只注意自己的目标，这目标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利益，这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这是什么游戏呢？是说假设，这是在什么背景下假设这个事儿？全球的渔业资源枯竭的背景下假设这个。政府兼气候变化委员会就报告除了讲气候变化之外，还有一个讲渔业组织，实际上它还是在讲如果人类不好好的面对渔业资源的问题的话，到2050年跟气候变化一样，全球的渔业就会整体崩溃，还讲到不仅仅是河里问题，主要海里问题。

那么这个背景下他们设计了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就是大家分成队，每一个队大概有6到8个人，可以有大概5、6队一起玩儿这个游戏，每一个队都算海岸边捕鱼的公司，有自己的团队，有自己的投资，还有自己的账户，这个地方渔业资源是一定的，那么鱼是可以再生的，但是如果你捕鱼的数量超过再生数量以后，这个鱼群就会萎缩，整个就会崩溃。他们在过去20年里，这个游戏做了几千次，除了一次之外，每一次这个游戏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开始大家过渡捕捞，最后过渡捕捞到整个鱼群都没了，包括环保组织，这个很有意思，说商业的人是这么做的，企业的人是这么做的。他说我们请了一堆不同的环保组织参与到这样的游戏里，他们的速度可能会慢一点，但是到最后的结果还是把整个渔业资源全破坏掉了。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在18世纪就的英国就发生过，包括草地，大家都养羊嘛，一羊羊，最后把草根都吃光了，羊也养不成了，就这种状况，真是去看这些资源的话，渔业资源、石油资源、草原都会面临这样的状况。不是说是谁的问题，这里面的最重要道理，这是我们的背后。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这个系统当中一个分子，实际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很像现在全球这几十年来对于环保的状态，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环保是一个大问题，但是似乎都没有什么办法，我有一次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同事，讲他到中国来学中国话，十句话里面有一句叫没办法，他说“没办法”这话特别体现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一种非常无阻的，自暴自弃的这么一种状态，尤其像我们以前在计划经济下面长大的人，现在有办法的事情基本对不了，现在有办法的事情越来越多。这个状态很像我们现在，像刚才汪老师也讲到美国的情况，美国要注意奥巴马上次这个新能源法案在通过的时候，赞成票和反对票只差7票，什么概念？我们这个同事有一个亲戚，是美国坚定的共和党信徒，怎么讲呢？就是说成天到晚跟他发个邮件来，说全气候变化这事儿就是一个大骗局，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注意美国有一半的人不相信气候变化这个事儿，也不认为美国政府或者任何人应该以气候变化为理由干涉他的个人生活，所以彼得•圣吉先生说当我们说这个事儿跟我们都有关系的时候，这事儿不是谁对谁错。包括中国，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选择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选择，不是说是谁的选择，我们都享受了这个发展的好处，所以北京街上才有这么多地方堵车，在座的诸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开车来的？你是享受了这个发展成果，但不能然后说有谁谁不干活，所以这个事儿不应该这样，我觉得这样不对。这个海岸渔业公司实际上就讲这个道理，其实跟刚才气候变化的道理是一样的，实际上如果说我们不是大家都一块来有一些行为的话，其实这个没办法的状态都还是我们心里头的状态，我们似乎都觉得没办理，大事儿应该别人管，反正不归我管，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这事儿确实就没什么戏了。

要讲的第三个故事，这也是《必要的革命》作为讲环保的书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了，它里面用大量的篇幅讲的是过去十年当中做可持续发展成功的故事，包括个人的故事，有组织的故事。这本书是在讨论什么？讨论大家如何做事可以走出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没办法的那个状态，因为所有人来说都可能是这样的，这里讲两个故事。

一个故事，刚才讲到瑞典，刚才汪老师说瑞典空气很干净，而且瑞典大概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上面是走在最前面的，因为瑞典宣布到了2012年这个国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要变成零，即便是作为一个900万人的国家来说也是非常大胆。你想想看，就是瑞典人还要保持现代生活状态的情况下，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度要达到零，想想根本做不到！更重要的是，当你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很自然想到这个事儿一定是政府下了大力气，下了什么心做这个事儿。找了一堆研究的人，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做的事儿，如果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家就有问题了。其实不是，这个很有意思，瑞典这个国家这个绿化过程居然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卖车的人发起的，这个卖车的人原来在巴西呆过，因为巴西是全世界做弹性燃料车，就是既可以用乙醇，又可以汽油的这样的车最早的国家，所以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们就用这样的车了，这个瑞典人在那时候是在巴西卖车，等到他回到瑞典以后，有一个专门做清洁燃料基金会找到他，问他有没有兴趣在瑞典推广这样的车？他说行啊，这事儿我最容易干。而且他也是个环保意识比较强的人。所以他说那我就去试着卖这个车吧！他首先发现的是，他在90年中期最早发现的是什么？就是没地买这种车。瑞典实际上是汽车大国，两个汽车公司都是它的，一个是沃尔沃，一个是萨博五，这两个汽车公司对它的建议都完全不感冒，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位先生哥哥是沃尔沃的副总，也是成林的朋友，也是对这个事儿根本不敢兴趣，所以他就在瑞典买不到瑞典本地产的这样的车，花了一年时间才在美国的福特找到这样车的时候，找到这样的车的时候，还要跟福特的人商量花点力气才能买到，但是买到了以后，他马上发现了一个问题，买一辆、两辆根本不管用，所以就要多买，才能真正去做销售，而且买一辆、两辆根本就不会做这个事儿，他说你要卖这个车的话，你必须要给我来一个3000辆左右的定单，我才能去做这个事儿。那这个事儿按照一般人想就锁死了，我要找不着3000辆车你就不做，你不做这个事儿就没办法，我就不做了，那要么就是福特是坏人，要么就是瑞典的那些汽车制造商是坏人，反正我是好人，我是不会做的。这个故事很精采的地方，就是他真是满街去找了3000个客户，花了两年的时间找了3000个客户去订这3000辆车。然后等这车订完以后，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没有加乙醇的地方，没有生产的地方，也没有加油的地方，所以他下边的事儿就是一边在争取这个车的过程当中，他还必须想办法去跟每个加油站去讨论，说你们愿不愿意再做一个设施，我把乙醇弄进来放到你这个地方，别人可以去加。不是所有的加油站的老板都愿意做这个事儿，他还去找到银行贷款，请银行给他贷款，贷给加油站，然后再把这些东西都装上，他大概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把一圈基本上转过来，但是影响的结果是什么？一旦瑞典有这么人开始做这样的事儿的时候，很多人就能看到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再加上其他的瑞典人民，就导致了在这个事情的初果，瑞典政府开始对这个事儿进行了研究，因为瑞典政府确定下来能源政策，就是到2012年对石油燃料的依赖度变成零。这个故事讲的是什么，它是如果说一个人真正去努力的话，是可以改变整个过程的。

还有一个故事，这可能跟哥本哈根有些类似，那是在1990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一个绿色建筑论证，很有名，中国也有，像我知道诺基亚在北京经济开发区的大楼就是一个金牌论证，它对建筑的节能，宁愿消耗，包括排污，包括水的利用全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这个也是大家可以一块把这个事儿研究出来，然后推行下去就执行了，也不少。

90年的时候就是有一批跟建筑行业的美国人，他就决定在一块成立一个协会，叫美国绿色建筑协会，真是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是觉得建筑这事儿很重要，为什么这个事儿很重要呢？就是从石化燃料从能源消耗上来说，建筑的耗能占了40%，二氧化碳的排放是汽车排放的一倍，就是建筑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美国是汽车排放量的一倍，更重要的是说美国建筑的节能水平还比较高，要在全球的话，建筑上排放二氧化碳的量实际占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0%，所以如果说你要真正想去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一定要建筑的事儿，这些人就坐下来讨论我们能做什么事儿，后来参加最初讨论会的人就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说要做这件事儿，一定能够在这个建筑上减排，而且他们也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因为建筑这个行业非常复杂，美国的建筑行业跟中国的建筑行业一样，就是有设计的，有施工的，有包工的，有做设备的，有做材料的，各式各样的人都有，要真正让一个建筑变成绿色的话，是所有的人必须参与，所以一开始他们在做这个组织的时候，就试图让建筑行业当中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但是让所有的人都参加进来讨论他们一起能做什么事儿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家谈不拢，一见面就吵架，吵到什么程度呢？吵到互相扔杯子的程度，就大吵，完全达不成意见，即便他们一开始说讲建筑节能，最后发现建筑这个领域太大，说我们把这个目标缩小，就讲商业建筑，我们就讲这进事儿行不行？还是吵，吵得不可开交，他们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大家才决定说我们也许可以一起去做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我们确定一下当我们说绿色建筑的时候说的是什么含义，就是说这个组织是花了三年的时间才琢磨出来他们应该干什么事儿。这本书里面讲了好几个这样的例子，当你真要让不同代表利益和代表不同方向的人坐下来一起讨论事儿的时候，比你说了算要复杂得多，时间要花的长得多，也困难得多，但是反过来，很多人以为我自己说了算，就可以把这事儿办成了，人家说你自己说完了以后就你自各儿算吧，然后这事儿也是办不成的，真正要办成的话，这个过程就是这么痛苦的过程。他们是花了六年的时候，才确定下来说我们可以干这个事儿。然后又花了六年的时间才逐渐地把这个标准做出来，真正开始公布预示的时候是2000年，但比较精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准在2000年公布以后的九年时间里面，在全球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现在全球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包括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有它的协会，也都有去做这个绿色建筑物，按照它的标准去做建筑认证。

另外还有一个很精采的事儿，就是这个标准本身，这是大家做标准的内容，一些人一开始就说好了，这个是很有先见之明，就是我们不是想一次把这个事儿做到完美，也不可能一次做到完美，绿色建筑的标准是随着我们实际的实践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提高、不断完善，所以这个标准还在不断提高按、不断完善、不断发展，这也是故事很有趣的地方。

我刚才是通过三个故事想说先生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从什么角度去讲这个事儿，他是从整个工业革命带来我们大家没有预计到这个结果和人类对生存状况的破坏的角度，他是从系统的角度去讲的，而且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气候变化的角度，是从他的紧迫感去讲的，就是30到50年我们必须得做出点事儿，所以这本书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很精彩的。

特别是最后一部分最有意义，当我们真正问自己能做点什么、我们去做什么的时候？这里面等一下成林会特别讲跨界合作，就是我们要突破我们原来的做事方法，突破我们原来固有的思维模式去进行各种各样的合作，才有可能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刚才前面讲到哥本哈根会的意义现在看得越来越大，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真正重要的是未来人类怎么去经历这30年到50年的革命，现在我们算算是40年。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稍微说两句我最近的体会，特别谈中国的体会，我大概有两个体会。

第一个体会，是说中国在很多组织已经在很认真地做这方面的事儿了，比如说我们知道中国的风力发电很快就会在全球总量占到第一位的位置，而且发展速度很快，基本上是每年翻一番的速度，这个是对中国能源结构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现在太阳能的生产能力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这可能还只是技术上的，我从自己的感受也看到一些组织确实是在这个方向做着，这本书后面提到了三个组织。刚才汪老师也讲我们希望能够在两到三年之后，跟大家一起能够有机会出一本这样的书叫《必要的革命》在中国，即便是三年我觉得还是会《必要的革命》的开始，这个地方我觉得要引出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两周之前，国务院常务会在发布40%到45%的减排目标的时候，同时也讲了一个基本的策略框架和思路，大家如果真是关注环保问题、关注气候变化的话应该去看看这些，里面是说要达到这个目标还有非常多的挑战，然后用了四个字，必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我觉得我在这里的体会大概有两点。

第一点，其实这个气候变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跟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比起来有更大的意义，因为中国正好是处在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现在包括我见过的美国的政治家和美国的科学家，现在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说中国能够在五到十年之内在这个方向上走到全球的前列，成为全球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这里既包括中国巨大的需求，也包括了中国未来减排已经形成的决心，更重要的是对于中国来说其实一个巨大的商业机会。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说，举个例子，如果按照国家电网的估计来说，中国从现在到202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的发电能力必须要再增长一倍，才能够满足中国的发展和老百姓的需求，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实际上是说在翻这一番过程当中我们采用了新的技术，采用的是风力，是核能，是太阳能这样的技术，那么这些清洁能源比重更高，如果我们必须烧煤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规模去探讨洁净煤的技术，去探讨二氧化碳排出的技术，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具备的，像欧洲这样的国家不具备的，而这个实际上也是全球现在是反过来，如果是在12个月之前，我们看到的是全球给中国的是压力，现在实际上反过来了，是全球在期待中国的领导，这个我非常同意汪老师讲的话，其实问题现在变成是说我们行吗？我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实践上在做什么？我们的水平够吗？我想真正的差距还是在这个地方，真正说我们究竟能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事儿来？能够体现出什么？所以解读这个“艰苦卓越”我觉得从两个方面解决。

第一个，是说应对气候变化这个事儿居然对中国是一个大礼物，围绕中国可以去探讨更好的、更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同时又很直接的含义，这个事儿特别重大，这个挑战非常非常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在《必要的革命》当中会看到的那样，会打各种各样的架，但是我对这件事儿的结果还是很有信心，因为我觉得中国过去30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变化，正好是我自己长大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中国未来30年中国会继过去30年的勤奋、勇气可能做出来的变化，给自己带来一个变化，这样革命性的变化，在未来30年用我们的勇气、智慧一定会比过去30年还要好。

张成林：下面该轮到我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所谓的《第五项修炼》，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圆桌讨论，因为谈到修炼就比较艰难的一个感觉，就比较敏感的一个感觉，为什么？它一定是先牵扯到我们个人本身的，刚才两位老师都讲过我们中国到底修炼好了没有，我们到底能不能成为这场必要革命的领导者？80年代念书的时候学校里有一个口头叫“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说过时，但是恐怕得加一个字“从我们做起”，为什么要加这一个字呢？就是现在所涉及的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做的，它得是一个团队，而且现在要跨界，就是这个团队不能是一小撮人搞一个事儿，就能解决现在的综合环境和社会危机的问题。现在我要强调两点啊，一个是环境危机，其实更重要的是社会危机，社会危机背后反映的是文化的精神层面的危机，所以牵扯到这个深度的危机的时候，这个修炼就变成一件艰苦卓越的高不可攀的事情，那中国能行吗？问题是世界在问重要，彼得•圣吉本人到我们中国每次来都想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修炼大国，这100多年以来，被这种救亡心态搞得没办法了，这一没办法以后我们的勇气就没有了，我们的信心没有了，我们在国际面前的这种形象，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不平衡的心态，中国人现在恐怕绝大多数，年轻人可能好很多，但是这用我们中国的佛教的话讲，是一种阅历造成的，我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造成一种民族心态的弱势心态、不平衡心态，受屈、受冤，就不光是别人怨你，我们自己内部冤，从宋朝开始残害忠良到文化大革命，这些对我们社会细胞、组织细胞能量活性的破坏不是一两天能修复的，所以说这个修炼就不是一两天或者一两年能够做成的。

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现在有这种心，要把这个所谓创新型国家摆到我们所有人前面，我记得总理还说过一句话“节能减排要打一场人民战争！”唉，打人民战争那个时候，大家的心态好像有所不同，抗日战争的时候，这个地道战可是中央设立出来的，中央还是能够把这个人民调动起来，为什么后来不行了呢？这可能不是中国十几年、甚至一百年、二百年的事儿，它是几百年、上千年的一种民族劣根性在里面，传统文化不是都是好的，我们传统文化经典文化里有很多是好的，但是就被我们丢掉了，丢掉了以后，就变成不好的东西越来越多，小人越来越多。这样的话，这个民族的整个心态就是一种反创性的心态，这样一种心态是不可能在国际上变成一种真正的领导地位，现在大国心态往往是一种虚的东西，是你块头在那儿摆着呢，你的排放在那儿摆着呢，你经济统战在那儿摆着呢，当然你有你传统文化的底蕴在那儿摆着，不是说我们这里边都空了，我们这里面不是全都空了，只不过现在损伤很厉害，现在要重新恢复，所谓恢复，民族要复兴的话，这里面要做复兴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从这一点上，所谓这五项修炼给我们提出的启示，五项当中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虽然它第五项是所谓系统思考，可是你要达到系统思考，你没有前面那个基础是不可能的。自我超越这是大家一看就知道，中国一直在做这个事情，那后面几项我们就基本上已经不谈了，团队修炼早就不谈了，团队这个事儿是中国人一个弱项，我们知道日本人团队很强，中国团队很差，都知道三个和尚就没有水吃，一个和尚很能耐，这个问题是中国比较很长时间的问题了，现在是必须要变的时候，否则的话，全世界就跟我们一起下去了，是这个状况。

所以自我修炼这一项修炼跟愿景这两项，彼得•圣吉有一个“小板凳”，就是三条小板凳里面的第一条，也就是你这里边有没有你的真正的愿望，你有没有志向？孔子早就说志向崇高远，中国人现在早就忘掉了，那没有这个志向，没有这个愿望，也就谈不上自我超越，也谈不上克服这些文化上的问题。它第二条腿讲的是反思，这里头涉及到心智模式的改善，我们思想的固话很厉害；涉及到我们团队沟通，他叫深度会谈，团队的学习，这是我们最弱的项，我们本来是个反思的国家，我们有很多修炼的传统，现在反而变成一个禁忌了，那么我们没有反思以后，这个历史就可以忽略掉，当然彼得•圣吉还有一句话说“忽略历史的人肯定是漠视未来的”，我们也不管未来了，我们就眼前挣钱好了！这样是不行的，这已经走不下去了，所以反思型的文化是他的第二条腿，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讽刺，我们为什么现在没有反思，大家都这么浮躁，包括到哥本哈根的年轻人，这样的文化是不能成为世界领袖，我们都想成为世界领袖，很多年轻人也想世界领袖，那么必须要静下心来反思，这个文化是要在团队中修炼的，当然有个人的一部分，第二腿里涉及到个人。第二条腿是反思，第二条腿才涉及到系统思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才真正有整合，真正可能有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这就是他在所谓五项修炼里面的这条“小板凳”的一个大概的描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也确实是一个艰苦卓绝的挑战，到这儿吧。

刘晓红：刚才讲了很多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我就讲讲我自己的两个体会。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很多人问我，我以前在美国当律师，后来又转做企业，后来怎么突然又做起环保，后来又怎么做起政策绩效，我想从这个话题引起来，其实这中间的变化是一种必然的变化，就像刚才他刚才他讲的“三条腿”的那样。有时候我们做事情，很多情况下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的愿景，就是我们觉得什么对我们重要。当然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选择职业是父母或者说走到某一不，但是我们变成成人以后，做出来的每一个行动，有时候你没有意识到，其实你做出来的所有决定，一个个人的决定或一个集体的决定或一个国家的肯定都是因为他的愿景。那他的愿景一般是来自于他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他所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当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眼前的时候，你可能特别关心的是你的家人有饭吃，你的房子住得很好，但是有一天你的愿景，或者说你看到的世界不仅包括你的家人，还包括你周围社区的邻居，甚至还包括其他国家的人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你可能发出来的愿景就不仅仅是说给家庭挣钱这么一个很小的范围了。很多人就说如果有更远大的愿景？其实愿景就是行动的力量，当我们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做的行动完全都是自发的，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为了名誉，不是为了任何事情。很多人说我活着就是为了工作，早上8点到晚上5点去上班，那个时候你做的工作一定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拥有激情的工作，我们看到汪老师，我第一次认识她，我就觉得她做的事情是因为她有这个这个愿景，她这个愿景是来自于她看到的世界可能跟很多人看到世界不同，所以这是自发的。

那么再往力度里去想就是心智模式和思维模式，这两个模式又从哪里产生呢？要来自于我们的视野。可能我是比较幸运，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在国外，我又从事了不同的职业，记者啊，律师啊，后来又进入商界，现在我又做绘画，做了不同的行业，走到了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使得我看到的面孔广了一些，而且我经常去做反思，那么这个所谓的系统思考，听上去像是物理学的一个很复杂的名词，其实就是宏观的看问题。当一个人看到的世界不仅仅是他鼻子尖底下那个世界的时候，当你去哥本哈根会议，你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当你看到更广大的世界的时候，同时又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人，包括动物、植物，包括环境跟气候，跟你之间有一种特别深刻的必然的联系的时候，你会做得到，肯定你做来的行动，必然是在这个大的环境大、具有大的系统思考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行动，所以说这是一系列。当时我们决定出本书，三年前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我其实挺痛苦的，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精英，再一个具有这么大的资源，不仅是物质资源，还是从这个金钱，等于说最好的归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也好，都集中在跨国公司这个行业去做事情，他们其实带着非常好的愿景，就是让中国变得富强，参加到这个国际大舞台上去。但是呢，我做十年，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困惑，就是说这十年以后中国确实成长了，确实富裕了，但是给中国带来了非常巨大的代价，就是生态危机，可是这个生态危机你又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后来我就跟自己说我换一个角度去，我去看看边远的山区，我去看看这些NGO他们在做什么，我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思维能够不仅仅为挣钱，也能让这个世界在赚钱的基础上，同时又和谐的大家都能生存，其实我觉得我做的事业就是进入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中，去看待我跟那个系统的关系。我说了很多，这里我是拿我做一个例子，后来选择跟彼得•圣吉合作，是我跟他有一个缘分认识了，两个人一对话特别有意思，当时是十个人一桌，在吃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在那儿抱怨，使劲地抱怨说这个世界已经变成这么槽糕，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突然他就在对面听见了，然后我们俩就聊起来了，我说了一个事情，当时我看到一本书，后来发现两个人一聊天，就发现完全是同样的对世界的看法，这样就走到一起了，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后来又成立了公司，我的朋友也进来了，包括很多企业家，大家一起了这么一些小小的成绩来，出了这两本书，其实这本身就是心路历程的实践，就是说这个过程使你认识到当你一个人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是非常痛苦的一个反作用力，因为在场有多少个人？有30个人，除非是我们的思想统一了，我们才能有共同的行动，否则我这儿说了变天，你的心智模式还是在你的那个愿景，在你的系统里，我说了也是废话，所以彼得•圣吉这本书叫《学习型组织》，其实学习型组织就是说通过共同的学习，通过跨界协作，不仅仅只是看书和谈话，通过某一个项目，就是刚才成林组织的那三个项目里面，里面还有很多特别激动人心的项目。大家一起工作、探索、学习，一起开发更广大的愿景，一起共同去看这个世界，然后打开你的心智模式。其实我们谈了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你没有意识到，你所有问题都是由于你的出发点而产生的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存在是因为你的心智模式带来的问题，当你是在另外一个国家，你具有另外一种心智模式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了。那同样的情况下，对某些人来讲这不是一个问题，这个环境危机可能对你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对一个一心一意在那儿挣钱，他没有看到这个世界的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所以后来我发现真正的原动力来自于通过学习，通过合作，而且一定要跨界合作，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包括记者沙龙，还包括企业家协会，还包括很多不同世界组成的，除非这些世界在一起对话，否则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们都在自己小小的笼子里头拼命地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拼命用我们现有的思维模式去创新，那简直就是我们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问题，本来你就是一个僵化的脑子，你怎么可能产生出有创造力的思想。

我再说第二个，我参与这个组织建设对我本身特别大的一个变化。我们当时特别痛苦的时候，在想这些问题解决方案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关注的是这些生态危机给我们带来的这些特别痛苦的现实，包括我们看到网上那些照片啊，包括那些煤窑啊，但是在这本书里你看了，我的第一个反映，是说OK，我们要成立一个当时我们在拼命在说的CSR，叫企业社会责任，我说我要成立一个企业社会责任联盟，把所有的CEO集中起来学习，让他们意识到赚钱不是唯一的目的，还是要保护生态。后来人家说也许你关心这个事儿，人家根本不关心这个事儿。我说那我就让他拼命的学习，让他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对他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跟罗杰，也是我们这个组织里面的一个专家，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的动力来源于一种激情的时候就是一种绝望，你看我们现在特别绝望，我们这个世界快崩溃了，我们的生态系统都断裂了，但是没有人去行动，大家都是在这儿不断的绝望，这种绝望的能量在不断地升值。

当我们处于绝望去行动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也是带着绝望的情绪，所以我们当时想出来的结论都是说如何去改变这些资本主义的这些思维核心的思维方式，但是在后来的探索中我忽然发现，咱们假设这个世界是由负面力量和正面力量组成的，当负面力量是80%、正面力量是20%的时候，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的个人能量跟80%的力量去斗争，你也可以把你这个力量用在20%的力量里扩张，这20%力量里扩张就是这些新能源、这些年轻人的教育，包括道德教育，包括新生实物、新生思维模式的培训和训练，你用的是同样的能量，可能你对新力量的扶持带来的这种事半功倍的结果，因为有时候新的东西必然会取代旧的，当有一天水贵于油的时候，但有的公司使有新的技术能够有清洁能源，就跟刚才他举他的例子，瑞典用的这个车，2010年很近了，基本上不烧石油，而且烧有机的乙醇，而且他们刚开始乙醇的提炼是从玉米里头提炼的，但是这是一个糟糕的程序，最后它造成了良好的恐慌。但是他们不断在修正自己，但是变成废料去提炼乙醇，这就是说他是把它力量用在建设新的力量上，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力量用在绝望上，也可以用在激情上，但是这个都需要训练。

可喜的就是彼得•圣吉先生把这些经验，这这两本书，一个是学习组织的建设，我们叫能力建设，有一套完全的工具和分子，让我们可以像玩儿一样的去实现，但是你要注意，我们更多的是非常僵化的，要进行这样的实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我们在做这方面设计的时候，有的人说我只有两个小时，我们说你需要给我两天的时间，这两天的时间就包括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刚才我们介绍我注意到了，是我叫什么就过去了，我们都不了解在座人的心智模式，我们又如何共同改变和转化？当我们没有达到共识和转化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使这个团队变成一个有效的团队，所以有时候看起来是浪费时间的事情。我们每次实践之后，大家都说我愿意再做一次这样的实践，所以我希望这是一个契机，能够有机会我们共同，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在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共同做这么一个会，这样你会发现有些方法能够让你看到你的盲点，首先你的系统是一个小系统；第二，你的愿景是一个小的愿景，使得你没有力量去改变世界，说这么多，谢谢。

我觉得我们说得太多了，其实我们平常要做这样的对话，我们说话的时间要减少到非常少，应该更多的是所有的人参与，但是这就需要时间。

张成林：我们本来建议做世界咖啡馆的。

汪永晨：那样我们就可以叫另外几个题目，因为沙龙不是这样，你看记者们就都跑了。

刘晓红：对，我就是这么一个建议，就是说他们要真正理解这个。

男1：有机会的时候，也不是说跟大家搭建一个平台，一块吧，我那上面面而特广，公益，一会儿关注农民工的孩子教育，一会儿关注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一会儿又关注饮水资源，关注水的保护问题，就是说我们的面广，以后要有机会，我们那儿是多形式的，包老师这儿是讲课的形式，所以你可能感觉不到圆桌的，其实有时候圆桌会议也是根据在场人的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或者他的知识储备，有时候他是已学习者身份，可能提出来更深的东西，所以很难形成对话，所以以后要组织这样的，有可能多选择一些。

张成林：世界咖啡馆就是破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方式，它是一个小桌，一般最小是圆桌，但是套桌也可以，围四五个人，这四五个人之间就会形成对话，然后桌与桌就形成对话，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思维就能活跃起来，当然这四个人不能都是一家的，那就大家都一样了，背景必须不一样，屡试不爽。

刘晓红：也是一种方法论，你可以就任何主题用这种方法，你参与了这样的方法，你能看到自己的盲点，帮助你看到自己的误区，因为你要看不到你的盲点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6、专家：尽快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2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ny/news/2009/12-25/2037735.shtml

　　与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教授的对话

　　常修泽教授对资源产权的关注，起于在读西方产权经济学者阿梅思·Ａ·艾尔奇安的论述时所受的启发。艾氏在其论著中曾提出了一个“渔民在没有所有者的湖里过量捕捞”的例子，他分析道：“如果每一条鱼都有一个独立的所有者，或者鱼自己就是所有者，那么，除非一个人交足了足够的费用，否则是不会允许他捕鱼的，过量捕捞也就不会发生了。”

　　环境产权问题是新开辟的研究命题。此前，环境领域一直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概念，普遍认为对于环境这种无形之物可以“无价”或廉价获取，于是环境产权制度成为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常修泽在2006年就撰写了有关“建立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研究报告，并于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理论研讨会上引起关注。2007年，他再度撰文《再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并于本报发表，指出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自然生态问题，而是一个集自然、经济、社会、制度、人权等诸多问题于一体的复杂体系，其中牵涉着深刻的产权关系。中国要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必须把环境产权制度问题突出出来。

　　适逢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闭幕，环境问题再度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本报记者与常修泽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

　　通过碳产权看环境产权的真谛

　　中国经济时报：哥本哈根峰会虽然没有达成满足各方主张的理想的共识，但是它的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围绕碳排放、低碳经济展开的讨论和谈判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各国无可回避的。您从中读出了什么？

　　常修泽：我只谈一点：产权问题。我们可通过碳产权来看环境产权的真谛。环境中排放的碳，虽然作为一种气体，也是一种物质存在，但这种物质原本在世界上并无产权关系，既没有产权界定，也没有产权交易。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既不是商品，也不是资产。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人类几千年传统的对此定位，使之具有经济价值。原因在哪里？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世界有关方面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或称碳产权。

　　据《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等文件，碳资产——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从产权经济学来看，这种“流动”埋下了产权交易、产权界定的基因。这次哥本哈根大会无一例外地谈到碳交易，也由此而来。

　　产权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Demsetz Harold)讲过，产权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依此衡量，环境领域也有“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

　　中国经济时报：即是说，引入产权概念，是解决大气污染、环境危机的关键所在。

　　常修泽：在现实经济中，对于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的治理，有两条思路：一条思路，由政府进行干预，如对排污者征收“环境污染税”等。国务院批转的《200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今后几年应“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另一条思路，就是以“交易成本”分析的方法，即通过产权关系来解决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对于前一条思路，人们比较熟悉、比较重视；而对于后一条思路，即通过产权关系来解决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人们过去比较陌生、比较忽视。

　　现在中国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里有一个新的理念——“建立和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一个是“资源有偿”，一个是“环境补偿”，这“两偿”是什么？背后的深层理论是什么？都涉及产权的实质——“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问题。所以，提出建立环境产权制度正是现代产权制度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产权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理解资源产权无非就是矿山、土地、草原、江河湖泊等的所有权。环境产权与之相类似，但又过于抽象。两者有什么差别？

　　常修泽：长期以来，由于受“狭隘产权观”的影响，不少人把“现代产权制度”等同于“现代企业产权制度”，忽略资源环境领域的产权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观点。同时由于受根深蒂固的“产权实物观”(即把产权仅仅理解为一种实物形态的东西)的影响，环境领域一直也没有明确地提出产权概念，普遍认为对于环境这种无形之物可以“无价”或廉价获取，于是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特别是环境产权制度)成为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这也是研究产权问题的一个重大缺失。

　　刚才讲过，哈罗德·德姆塞茨说产权是“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我是赞成这一定义的。我认为，如果用最直白的语言来表达，“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产权”。依此衡量，环境领域也有“使自己或他人受益或受损的权利”，即是说也有产权界定、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制度的问题。

　　还以碳交易为例，其内在的机制是，由于减排责任不同，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这是其一；其二，减排的核心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经济价值的落差。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并由“ 碳产权交易”倒逼着进一步实行“碳产权界定”、“碳产权配置”和“碳产权保护”。

　　中国资源环境领域的严峻挑战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正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既不同于工业化初期，又不同于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社会，恰恰是工业化迅猛发展的时期，特别是重化工业发展迅速。这就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带来极大的挑战。有人据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注定会使环境变坏。您怎么看？

　　常修泽：使环境变坏不假，问题是必须遏制变坏的势头。从发展看，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例如石油，我国从1993年开始就成为石油净进口国，近几年石油对外依存度持续处于40%以上。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资源远不如同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和巴西(大体与印度相仿)。再如温室气体排放，2005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约272亿吨，其中，中国排放60亿吨，约占20%。

　　造成资源和环境的这种局面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有阶段原因、结构原因、特别是传统观念原因外，不可否认也有产权制度方面的原因。按照涉及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的思路，产权方面的问题需要靠产权制度来解决。

　　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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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强卫：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进行政绩考核

来源：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09-12/25/content_12701773.htm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一个突出的亮点，那就是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新的更明确、更具体的要求。青海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目前本地的产业特点、生态战略地位、地理状况等实际，进一步加快绿色发展的步伐。具体有以下几点：

首先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和发展模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进行政绩考核。政绩导向是方向标，考核政绩，不但要看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更要看经济结构是否优化、就业规模是否扩大、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人民生活是否改善、社会是否和谐稳定、生态环境是否得到保护。早在前几年，青海就根据实际取消了地处“三江源”核心区玉树、果洛两州的GDP考核，而代之以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社会事业发展等具体指标。今后，我们还要针对其他地方建立起更好更科学的考核体系，并对绿色发展的各项指标落实情况进行督查，促进各级党委政府自觉转变发展方式。

其次要选准战略主攻方向，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青海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优势十分突出。青海太阳能资源属全国第二个高值区，年接受太阳能折合标煤1623亿吨；风能储量占全国风能储量的9.4%；锂资源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3%。同时，青海产业基础较好，一些技术难关业已攻克。综合这些因素，我们完全有条件、有必要把新能源产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导产业来培育，努力把青海建设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光伏产业和风能水能发展基地。此外，还要大力发展新材料产业，努力使之成为具有比较优势和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

再次是要完善体制机制保障。我们要从制度、环境、法规等多个方面入手，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创造有利的体制机制保障。要研究制定绿色产业发展规划，完善绿色产业质量认证标准，充分发挥价格、财税、金融的杠杆作用，形成完备的促进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加快探索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在全社会倡导绿色消费方式，形成自然、健康、适度、节俭、生态的绿色消费环境和氛围。（记者陈沸宇、郅振璞整理）

8、休养结合恢复湖泊生机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2-25 张业亮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12/t20091225_629157.html

和谁对话？

　　秦伯强，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从事湖泊水环境、水生态研究，特别是太湖的生态环境演化研究。负责多项国家重大项目，主持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战略行动项目。

　　为什么对话？

　　目前，很多湖泊都不堪重负。让湖泊休养生息已经成为新时期水环境治理与保护的重要指导思想，并且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变成各地的共同行动。我们想知道，湖泊专家如何阐述让湖泊休养生息这一指导思想，如何认识休与养之间的关系。

　　秦伯强怎么说？

　　湖泊既然病了，就必须要让它休和养。对于那些病得不重的湖泊，仅仅依靠休，湖泊就可以自然恢复。但是，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生态退化剧烈的湖泊，仅仅依靠休是不够的，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养，才能使之恢复健康。是休还是养，如何养？这需要对湖泊的病症进行把脉，才可以对症下药。

　　对话人 秦伯强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

　　点击一

　　焦点关注 我国湖泊的整体健康状况如何

　　关键思路　　围湖造田、污染排放以及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等，造成我国一些湖泊的机体受到严重损伤

　　记者:湖泊生命脆弱的原因有哪些？我国湖泊的健康状况如何？

　　秦伯强:湖泊是有生命的。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方面是其自然的演化历史，一个湖泊从形成到消亡，要经历千百年的时间。特别是那些位于我国东部地区的湖泊，常常是在江河下游洪泛平原上发育起来的。这些湖泊容易受泥沙冲淤等自然过程的影响，也常常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湖泊中具有大量的生命物质，如微生物、浮游植物、浮游动物、水生植物等，从而构成一个湖泊生态系统。由于其他外部的因素，导致湖泊中这些生命物质逐渐消失，湖泊的生命过程也走到终点。

　　我们目前所说的湖泊生命是脆弱的，更多地是指湖泊的生态系统是脆弱的。由于污染、围垦、填埋、淤积、沼泽化等原因，一些湖泊在逐渐消失。因此，湖泊的生命是脆弱的。

　　目前由于资料缺乏，尚不能全面地对我国湖泊健康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诊断。但是，东部地区湖泊面临的污染，中部地区湖泊面临的淤积和围垦，西部地区湖泊面临的干涸和咸化，使得我国湖泊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记者:长期以来，围湖造田、污染排放以及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等，造成我国一些湖泊水量减少、水面萎缩，湖泊的机体受到严重损伤。向江河湖泊索取资源和进行掠夺性开发对湖泊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秦伯强:近几十年来，由于过分强调改造自然，对湖泊资源的开发利用处于过度的状态。为了防治湖浪对岸堤的侵蚀，在太湖、滇池等湖泊，采取了水泥浆砌保护岸堤的办法，使得原始的湖岸滩地消失殆尽。同时，随着湖岸的浆砌，湖滨湿地受到大面积破坏。作为湖泊—陆地过渡区的湖滨湿地，往往水草茂盛，可以大量吸纳入湖营养盐，特别是可以有效控制非点源污染物入湖。大范围的滩地围垦，也使得大量的自然湖滨湿地遭到破坏。水利工程在快速排水和抗涝方面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也导致大量营养物质由于流域滞留时间缩短而快速进入湖泊。

　　自解放以来，全国共围垦湖泊滩地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超过了五大淡水湖的面积总和。仅湖北省江汉平原，解放以来就因围垦损失湖泊数量一半以上，从上世纪50年代的609个减少到80年代的309个，面积减少2657平方公里。洞庭湖在建国初期有4350平方公里，因围垦面积减少到2432平方公里，鄱阳湖也由1949年的5200平方公里减少到目前的2933平方公里。在太湖流域，围垦主要发生在太湖、滆湖、洮湖等。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述大中型湖泊都曾围垦建圩，围垦面积占流域总围垦面积的55.6％。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固城湖，1960年湖泊面积为65平方公里，而1980年缩小到24.5平方公里，尚不足其原面积221平方公里的1/9。湖北省的洪湖，湖面面积由1950年的706平方公里，通过3次大的围垦下降到今天的348.2平方公里。

　　围垦的湖泊或湿地在挖渠排水后被改造成农田。由原来的减少营养盐入湖功能改变成增加营养盐输入功能。因此，人类活动不仅在源源不断地向湖泊中排放污染物，同时又在通过对湿地等环境的破坏减少营养盐的输出途径，加剧湖泊富营养化的发展趋势。

　　另一方面，围垦导致水域面积缩小，蓄洪能力下降，使得洪涝灾害加重。洞庭湖在过去数百年间，由于围垦和淤积导致洪灾频率不断增加，相同水量的洪涝灾害等级已经增加了一倍以上。

　　在西部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异常短缺，而这种情况常常会加剧人类活动的影响，大量河川径流被拦截用于灌溉，导致入湖径流量急剧减少，大量湖泊消亡，如罗布泊、艾丁湖、玛纳斯湖、居延海等。仅新疆湖泊面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减少5000多平方公里，占当地湖泊总面积53％，导致土地沙化、植被退化和生存环境严重恶化。位于新疆北部的乌伦古湖1959年的湖水位为482.80米，面积827平方公里，但是由于大规模引水，加上气候干旱，使得入湖水量锐减。至1986年8月，湖水位降到478.60米，湖面积缩到765平方公里。湖水位的下降，使得渔业资源受到很大影响，当地不得不跨流域引水补充其不足。类似的现象在艾比湖、青海湖等湖泊都存在。

　　湖泊污染现象在东、中、西部都存在。2003年，我国曾对52个湖泊进行水质评价，水质符合和优于Ⅲ类的湖泊有21个，5个湖泊部分水体受到污染，26个湖泊水污染严重，中营养状态和富营养状态湖泊各占50％，几乎看不到贫营养的湖泊。在我国东部地区，也很难发现水质清澈的天然湖泊。苏南地区的太湖、淀山湖、阳澄湖等已经富营养化，而位于安徽的巢湖、太白湖等也已经富营养化。位于山东省的南四湖水质介于Ⅳ类和劣Ⅴ类之间，其中微山湖和南阳湖水质为劣Ⅴ类。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伦古湖的小海子水质为Ⅳ类，海滨浴场水质为Ⅴ类；博斯腾湖只有不足5％的面积水质为Ⅲ类，95％的面积为Ⅴ类；在城郊湖泊中，绝大部分已经严重富营养化。许多城市湖泊，由于污染严重而一度失去了湖泊功能，像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长春南湖、武汉东湖等，虽然经历了彻底的清淤和换水，但这些湖泊的富营养化问题仍然很严重。

　　点击二

　　焦点关注　　湖泊既要休又要养的必要性

　　关键思路　　是休还是养，如何养，这需要对湖泊的病症进行把脉，才可以对症下药

　　记者:所谓休，就是要为不堪重负的湖泊减少污染。所谓养，就是要为湖泊进补，让其恢复健康体魄，使之增强抵抗疾病的能力。怎样认识休与养的关系？请谈一谈湖泊既要休又要养的必要性。

　　秦伯强:湖泊既然病了，就必须要让它休和养。对于那些病得不重的湖泊，仅仅依靠休，湖泊就可以自然恢复。但是，对于那些污染严重、生态退化剧烈的湖泊，显然仅仅依靠休是不够的，而必须采取措施加以养，才能使之恢复健康。是休还是养，如何养？这需要对湖泊的病症进行把脉，才可以对症下药。就现在的各种问题而言，控源截污、退渔还湖、生态堤岸、生态清淤、引清释污、跨流域调水等，都是湖泊治理的各种方法，也是湖泊养可以考虑的手段。但是，要对症下药，必须先诊断、后治理。

　　点击三

　　焦点关注　　如何理解控制污染源与生态恢复

　　关键思路　　控源截污更多的是对湖泊一种休的措施，而生态恢复更多的是一种养的措施。对于严重污染的湖泊，需要休和养治理措施的结合，才能取得成效

　　记者:您提出湖泊生态恢复的两大战略步骤——控制污染源与生态恢复。这怎么理解？

　　秦伯强:污染是现阶段我国湖泊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污染导致水质恶化，水体富营养化、生态系统退化导致许多湖泊生态服务功能丧失。要恢复这些湖泊的生态系统，仅仅就湖泊采取一些措施是不够的。因为，湖泊是一个流域的“汇”，陆地上的污染物、泥沙、水流等最终都会汇集到湖泊。湖泊的水质恶化和生态系统退化，归根结底是流域内人类活动的结果。流域内各种污水随意排放，最终都流入湖泊，导致水质下降，生态系统退化。所以，要恢复生态系统，必须首先改善水质。这就是我们所倡导的先控源截污、后生态恢复的新理念。

　　流域内的各种控源截污工作，实际上都是让湖泊休息的措施，即使现在能够把外源污染全部切断，湖泊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休，但是已经进入湖泊的那些污染物，仍然蓄积在湖水中或者底泥里，湖泊仍然不能康复。这时，就需要采取一些养的措施，如控制底泥、引清释污、恢复水生植物、调整鱼类种群结构等，来恢复生态系统。因此，控源截污更多的是对湖泊一种休的措施，而生态恢复更多的是一种养的措施。

　　记者:请谈谈将控制污染源与生态恢复作为实施休养生息关键的具体措施。

　　秦伯强:控源截污的工作内容很多，其中既有技术上的问题，也有管理上的问题。但是，总体来讲，管理是关键，技术是支撑。如关闭污染严重的小化工、印染、电镀、造纸等就是管理上的问题；对于那些有规模的污染企业，帮助其提高排放标准，降低处理成本，这又是技术上的问题。

　　此外，大量城市集镇的生活污水收集，污水管网系统和污水处理厂建设，以及把这些建设内容纳入我国城镇建设的设计要求中(我国城市建设中仍然缺乏污水管网和污水处理厂方面的规范和标准)等，就是管理上的事情。而污水处理厂排放标准与一个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水质保护目标相联系，提高污水排放标准，降低成本，提高水质的保证率等问题，又是技术上的问题。

　　在农村面源污染方面，科学、合理地使用化肥以降低化肥流失率，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以减少面源污染等，就是管理上的问题，而如何根据地形、水系等特征进行排水系统设计，如何利用生态沟渠和滩地来拦截面源污染，又是技术上的问题。

　　在生态恢复方面，首先需要对一个湖泊或者水域进行诊断，确定污染物来源和数量。特别是对湖泊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诊断，确定生态系统退化的程度。查找生态系统退化的决定性因素，制定改善生境条件的措施和方案，如生态疏浚、引清释污、生态渔业、恢复水生植物等。记者:我们现在对休的认识比较普遍，在湖泊的养上有所忽视。那么，湖泊到底应该怎么养？

　　秦伯强:从“九五”的滇池治理到“十五”的太湖治理，我们当初过于迷信技术，认为在技术发达的今天，不需要采取控源截污的措施，提高技术也能达到水质改善和湖泊恢复的目的。当初一个突出的技术是恢复水生植物，特别是沉水植物，认为只要一个湖泊能够恢复水生植物，那么再多的污染物排放进去，湖泊都能够消化吸收。

　　国外有许多湖泊，由于污染不是特别严重，因此这些湖泊治理只要采取休的方法就能取得成效。而且，由于许多湖泊是深水湖泊，因此治理比较简单。如位于德国和瑞士交界处的康斯坦茨湖，这个湖泊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总磷浓度显著升高，伴随着总磷浓度升高，叶绿素浓度也显著上升，水体透明度下降。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当地开始进行控源截污，湖泊总磷浓度显著下降，叶绿素浓度也跟着下降，透明度很快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位于荷兰的Zwemlust　湖是一个小型浅水湖泊，这个湖泊曾经严重富营养化。叶绿素－a的浓度曾经达到250μg/L，在经过控源截污之后，又经历了底泥生态疏浚、引清释污等措施，再用生物调控的方法来控制叶绿素浓度和水体透明度。同时，将原来湖中的各种食草性鱼全部捕杀，代之以食肉性鱼，并引入各类浮游动物，以有效遏制蓝藻浓度，使水体保持较高的透明度。第二年，这里就开始出现高等水生植物，此后水生植物的覆盖面积虽然有波动，但是稳步增加至占全湖的80％左右，水质得到完全改善。以上这些例子说明，对于严重污染的湖泊，需要休和养治理措施的结合，才能取得成效。

　　点击四

　　焦点关注　　长江中下游湖泊在休与养上的特殊性，水资源开发项目对它们的影响

　　关键思路　　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富营养化较为严重。河道上建闸对湖泊生态不利，任何以追求经济价值而损害其社会效益的开发行为都应该受到制止

　　记者:我国东部大部分湖泊为浅水湖泊，从湖泊形成时起，这些湖泊就处于营养充分的状态。对于长江中下游的湖泊来讲，在休与养上有哪些特殊性？水资源开发项目对于这些湖泊的水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有哪些不利影响？

　　秦伯强: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泊富营养化较为严重，与其较高的营养背景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湖泊很容易富营养化。而且，这些湖泊都是浅水湖泊。由于浅水湖泊沉积物受风浪扰动不断地悬浮，将沉积物中的污染物不断地释放到上覆水中，使得这样的湖泊污染治理难度较大。因此，这样的湖泊治理需要休和养相结合，仅仅开展流域的控源截污工作可能不足以促使湖泊生态系统得到自然恢复，更需要辅以内源污染控制、引清释污、底质改善、水生植物种植和鱼类种群调整等措施，才能使这些湖泊得到有效改善。

　　目前许多水资源开发项目，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只关注水量控制与防洪抗旱等内容，对于这些措施的生态和环境效应关注较少。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江河上修筑水坝，导致江河水位降低，造成一些湖泊水量减少、水面萎缩、湿地变干，埋下了湖泊生态恶化的隐患。如现在许多河道上建闸，这会影响鱼类的洄游，也会限制水体的流动，这些都是对湖泊生态不利的。我们现在为了保护湖泊围堤，用水泥进行浆砌，无意中破坏了自然的坡地和滩地，使得可以拦截污染物的天然湿地消失。这些都是当初水利设施的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

　　记者:对于水资源开发对湖泊生态恢复产生的不利影响，有关开发企业应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如何去消除这些影响？

　　秦伯强:我们在进行湖泊资源开发利用，关注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社会效益。湖泊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价值，包括供水、航运、旅游、养殖、防洪等作用，还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包括形成美丽的环境、宜人的气候等。任何以追求经济价值而损害其社会效益的开发行为都应该受到制止，而开发利用水资源的企业更应该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立法予以限制，以实现真正保护好湖泊的目标。

9、万家化工企业聚集长江沿岸 环保部门"沉默"

来源：新华网 2009-12-25

http://news.xinmin.cn/shehui/2009/12/25/3153691.html

此前，环保部已经明确要求，对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环境管理水平。《条例》的通过，加大了环评的法律效力，为规划环评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利于在决策前端把好环境关。

　　新华网12月19日报道中央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时，不少担忧和疑虑便随之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建设项目被批准，环评会不会放松?这几年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会不会被冲击掉?

　　为了堵住一些地方放松环评审批管理的苗头，2008年12月4日，承担环保工作主责的环保部公布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就是要求环保工作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绝不能降低环保要求。

　　“这一年来，环保工作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一位环保部官员如是说。

　　但是，基层环保部门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环保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概括一句话，就是基层环保在GDP面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宁做恶人不做罪人

　　在11月13日召开的“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第二次部门联合信息发布会上，环保部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表示，今年以来，环保部一方面对符合环保要求，涉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有利于扩大内需的项目，特别是国家重点项目，开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审批;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两高一资”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利用当前有利时机，通过环评审批，推动“两高一资”行业污染减排和结构优化调整。

　　据了解，今年以来，环保部共批复339个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涉及到的投资17210多亿元;其中对47个项目不予批复、退回报告书或暂缓审批，涉及投资将近2000亿元，其中钢铁、化工石化、有色、电力等行业项目数量占70%。

　　而在此前，环保部已经明确要求，对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环境管理水平。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工程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规划未依法进行环评即通过审批、环保资金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地方将“保增长”片面理解为“保投资”，导致环保政策放松，监管措施软化。对此，一定要科学分析、准确判断，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

　　吴晓青强调，环保部将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强化环保工作角度出发，对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而2009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确立的一系列环保工作目标，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列为主攻方向的污染减排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2009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的考核工作结果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657.6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147.8万吨，与2008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46%和5.40%，污染减排继续保持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遏制“环评腐败”

　　环评审批，是目前环保部门手中握有的最大权力。但如何用好用实这一权力，社会各方对环保部门期望颇大。

　　今年10月1日，在环保人士和公众历经数载的期待之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规划环评不同于建设项目环评，环评规划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评价对象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制订的各种规划方案。

　　有关专家指出，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之后，环保部门开始意识到，正是由于过去一些不合理规划导致了区域、流域、海域间工业、农业、畜牧业、能源等布局欠妥，造成了重大环境隐患。

　　数据显示，全国2万多家化工企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有近万家，黄河沿岸的约3800家。一旦出现生产事故，就有可能引发重大水污染事件。而我国75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26家建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随着城市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钢铁行业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

　　《条例》的通过，加大了环评的法律效力，为规划环评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利于在决策前端把好环境关。

　　但也有专家指出，导致规划布局不合理，火电、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某些地方集中，严重超出环境容量，其背后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的部门和地方的“硬权力”。由于规划环评更多触及的是政府部门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条例》要想真正落实，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能否达到其初衷，也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规划环评仍待考验，而在实行多年的建设项目环评领域，情况也不容乐观。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新、扩、改、迁的建设项目均需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表)均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环评单位出具，而且必须经过环保部门审批。

　　因此，环境影响评价行政管理人员成为建设单位、环评机构的“攻坚对象”。近些年“环评腐败”案件多发，上升明显，已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国涉及环评管理的违纪违法案件共70件，涉案人数72人，且都是部门以上领导，其中领导班子成员超过一半，达到43人。

　　针对此，环保部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有关专家指出，彻底打破环评领域的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环评腐败”，还需要扩大环境信息的公开范围以及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

　　待除的痼疾

　　基层环保困难重重、“环保部门立法虽多，但是管用的不多”等环保痼疾，仍待解决。

　　时至今日，一些地方的基层环保部门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用蒋高明的话概括，是基层环保在GDP面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具体分析，其一，基层环保局既要治理污染，还要遵从地方领导意愿确保财政税收，身陷“两难”境地。中国县这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虽然业务上受上级环保部门主管，但环保局长职务却是所在地任命的。这样在工作中，县环保局长自然多照地方领导的意志办事。地方领导虽然也要环境，但是他们中一些人更想要的是GDP，是钞票，是政绩。

　　其二，面对农民的质疑，县环保局只有忍声吞气。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后，老百姓自然上访到环保局。如果环保局去关企业的门，那么主要行政领导可能就要摘环保局长的“乌纱帽”;如果环保局替企业说话，那么受害老百姓就砸环保局的“牌子”。

　　其三，在执法过程中，不仅缺乏兄弟部门的密切配合，相邻县市的环保部门之间也缺乏配合。

　　其四，排污收费是地方环保局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尴尬，一直没有改变。

　　其五，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基层环保局防不胜防。企业污染能够赚钱，不污染赚钱少或者赔钱，这更是中国基层环保局长感到最困惑的地方。当前，不少制造企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人力、物力支出，置法律而不顾，直接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对外排放。以水泥和纺织业为例，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排放的废水，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增加生产成本5%。企业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只能在环保上打游击。要么不建任何污染处理设施，要么建了以后当摆设，白天将污水存放到预处理池里，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尽情”排放，从而节省一大笔成本。

　　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助长了上述倾向。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可能要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只有区区5万元。

　　面对如此窘境，蒋高明建议，环保需要垂直管理，环保官员需要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要赋予基层环保局执法的权力，加强执法力度;尤其要赋予环保部门拆除、查封污染源的强制权力。为早日还祖国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扭转全国基层环境保护局的被动工作局面。

　　而在环境立法方面，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李萱分析，2008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总结了当前中国环境立法状况：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9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以及《可再生能源法》《水法》《矿产资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等17部资源节约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出台了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50余件。

　　但是，与环境立法的迅速进展不相匹配的是，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诟病。一方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环境立法数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制定出来的环境法律法规却似乎并不怎么管用。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坦承：“环保部门立法虽多，但是管用的不多。”不断出台的环境法律法规并未对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产生预期效果，环境立法面临着一个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上山一样的困境。

李萱指出，此前，环境立法面临的主要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争。今后，环境立法的主要难题是既得利益的博弈，是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公众权利、个体权利之争，这也是当前环境立法的关键所在。在利益博弈的新时期，环境立法的重点在于法律与政策之间进行良好沟通，调整合法行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环境违法行为之间的法律利益关系。

10、如何化解城市水危机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25日任绍敏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225/02567152786.shtml

　　空气、水，延续生命，缺一不可。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等，众多著名城市依水而建，水滋养了城市和城市人，但一场关于水的危机却在逼近。

　　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发表报告称，全世界近十分之一的病例是不清洁的水导致的。

　　而在中国，水资源短缺和浪费并存，而且水污染问题也日益引发关注。人口密集的中国城市，缺水矛盾尤其尖锐，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已达300余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4个。

　　如何化解水危机，真正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希冀？

　　直面水危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环境代价，其中就有水环境。全国许多地区出现河道断流、湖泊萎缩、水体污染、富营养化现象日趋严重。

　　中国是个水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全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63立方米，占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北方的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的五分之一，资源型缺水严重已经成为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为化解北方的水生态危机，中国不得不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耗费上千亿元巨资。

　　以拥有历史美誉“千湖之省”的湖北省为例，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该省大于1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已从522个降到了217个；现存的湖泊面积也下降到2438.6平方公里，减少了66%。而在过去50年间，中国已有约1000个内陆湖泊在全国版图上消失。

　　和水资源的缺乏一样严重的是，我国现有湖泊的水体污染和富营养化问题也极为严重。

　　根据《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有关统计，全国大江大河有超过1/5的监测断面为劣V类水体，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国控重点湖库中有39.3%为劣V类水体，还有约2.7亿农村人口存在饮用水不安全的问题。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水污染已从河流蔓延到近海，从地表延伸到地下，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新老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

　　今年11月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上，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孙雪涛表示，我国水资源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生态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尚未根本改变。

　　中国以占世界6%的水资源，养活了世界22%的人口；以世界平均水平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保障了国民经济3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但是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

　　中国在行动

　　中国已经认识到水危机的紧迫性，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

　　水利部启动了全国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试点工作，武汉、桂林、西安等10个城市已列为首批试点城市。

　　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称，仅在2008年第四季度，国家为扩内需新增了1000亿元中央投资，其中用于水污染防治的资金就高达60亿元。未来2~3年内，中央还将投入900亿元用于污水处理及管网设施建设、再生水利用、污泥处理处置和饮用水安全保障等方面。中央财政投入可以极大地带动地方政府和社会投资，增强水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和能力建设，为水污染治理及相关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动力。

　　今年11月在武汉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通过了《武汉宣言》，提出各国政府、社会团体、水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私人企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应当共同推进全球湖泊的治理与保护。

　　治污节水应并重

　　尽管在治理水污染方面，我国已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加大治污力度的同时，多举措节约用水也同样重要。

　　节水需要开源节流，多渠道、多元化寻求水资源。目前中国水源主要来自于江河湖泊及地下水，对雨水利用率相当低，雨水利用至今尚未列入国家节水战略，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十分具有参考价值。

　　与我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为了开源节流，印度许多地方政府一贯鼓励收集雨水。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印度专家就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项专门适用于大城市的地下水填充方案——“房顶雨水收集”方案。

　　顾名思义，该方案鼓励市民平整房顶蓄积雨水，再通过专门水管、水槽将雨水通过废弃水井等回灌地下。据说，除了缓解大城市因人口剧增带来的用水危机外，这个方案还有助于解决印度城市因排水系统陈旧造成雨季街道积水严重的问题。

　　当时的实验表明，每100平方米的房顶全年可收集5.5万升雨水，可负担一个5口之家4个月的用水。于是，不少印度人直接从屋顶收集雨水，导入院内的储水池，经过一个雨季储满后，就可以满足一年的饮水需求。

　　在新德里和另外一些大城市，高架在空中的立交桥也在节水中派上了用场。地方市政在许多立交桥下修建了大的储水池。雨季来临时，雨水顺着立交桥的两侧经过排水沟直接进入桥下的水池，用于满足城市绿地的浇灌用水需求。在一些大型机场，水泥地面也便于雨水的收集，一些机场修建了宽约2尺、深1尺多的导流渠，将雨水导入机场附近的储水池内。

　　而一些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雨水的回收利用，比如德国修建大量的雨水池用于截流、处理及利用雨水，削减雨水的地面流失，降低城市洪涝危险。

　　但在中国，南京市两年前出台的《城市供水和节约用水管理条例》规定从2008年1月1日起，规划用地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建筑物须建立雨水收集利用系统。但两年来，这一条例却遭遇了难以执行的问题。

在迫在眉睫的水危机面前，如何治水、节水将考验我国相关政府部门的智慧。

11、广东清远44名儿童被检血铅超标 家长两次写联名信

来源：《南方日报》2009年12月25日徐剑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51894.html

　　○福建上杭儿童血铅超标事件:福建省职业病与化学中毒预防控制中心和龙岩市第二医院分别在9月20日和9月15日为上杭县蛟洋乡287名少儿做的检测中,有121人血铅含量超标。

　　12月9日凌晨3时,吴芳菲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起身走到客厅,空气中呛人的气味,再次让她咳嗽起来。

　　吴芳菲是3个调皮男孩的母亲,每天都为孩子操心,“家里的衣服袜子被扔得到处都是。”但现在,比起孩子的捣蛋更让她烦心的,是3张化验单———上面显示,她的3个孩子全部血铅超标,7岁的小儿子全俊武血铅含量已经达到了477微克/升。

　　这之前,也就是12月6日,当听说几乎所有邻居家的小孩都查出血铅超标时,吴芳菲再也坐不住了,她带着3个孩子去了清远市妇幼保健院。但结果让她大惊失色:3个孩子全部“中招”。

　　在吴芳菲之前,已经陆续有很多住在这个生活区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妇幼保健院以及对面的清远市人民医院,目的都只有一个———检测孩子的血铅含量。

　　12月22日、23日,南方日报记者在清远市经济开发区龙塘镇银源工业区广进员工公寓,走访了附近50多户有孩子的居民,证实有44名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血铅超标。除少数家长将化验单遗失外,绝大多数家长提供了医院的化验单。检测时间集中在今年3月份到12月份。

　　记者汇集名单列表发现,这批孩子年龄最大者16岁,绝大多数是4个月到3岁的幼儿,10个月大的杨小鹏,血铅含量最高,达550微克/升。

　　有家长反映,如果当地政府展开细致排查,血铅超标的人数,“绝不仅仅只有44个”。

　　铅尘当然并不仅仅“眷顾”孩子。“大人们一般都未去检测,但去检测了的,也都被检测出血铅超标。”30岁的蔡兰,在两个月前也检测出了血铅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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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千亿诱惑人工造岛潮

来源:南方周末2009-12-23　吕明合

http://www.infzm.com/content/39092

山东龙口，耗资百亿打造的现代版“精卫填海”，会否复制迪拜棕榈岛泡沫？会否成为第二个被淹没的图瓦卢？

历经多年围海造地阵痛之后，苦于发展空间逼仄的中国沿海地区，正竞相尝试一种全新的用海方式——人工造岛。

最新被媒体披露的大手笔是，山东烟台龙口区已号称投资100亿元，将荒山移入海中，以形成总面积40平方公里的人工岛群，被称为现代版“精卫填海”。

效仿者早已比肩接踵，在辽宁大连，全新的人工岛机场正在规划论证中，在河北秦皇岛、江苏连云港，广东珠海、汕头，人们正加紧论证人工岛将会带来的新机会，而在最南边的广西北海，建设人工岛的方案亦已几易其稿。沿海省份，几乎无一落下，投资动辄十亿百亿。

“人工造岛必将是以后用海的主要方向。”12月15日，国家海洋局海域管理司官员李文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国家海洋局正大力推广人工造岛的新用海理念，“从最近受理的地方项目看，理念已经深入到沿海省市的大脑里去了”。

沿海主要人工岛分布图正在或拟建人工岛的沿海地区包括：广西北海，福建漳州，海南海口，三亚，广东深圳，珠海，江苏连云港，河北唐山，天津，山东烟台，上海等（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图/梁伟驰

迪拜经济泡沫破裂的困窘和即将沉入海底的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悲壮都丝毫没有影响中国沿海官员们摩拳擦掌的热情，不用多久，漫长的中国海岸线上，将会涌现一批全新的迪拜棕榈岛式的人工岛群。

何谓人工岛？

人工岛即在浅海水域中人工建造的陆地，大多数建于近岸海域，其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主要是为渔民和盐业工人在大潮或风暴潮时避难而建。

现代人工岛用途广泛，或用于兴建深水港、机场、大型电站或核电站；或以之为据点开采煤油气等能源并加工冶炼，或安置毒品与危险品，还可以建造海上公园，甚至新的海上城市等。

建筑人工岛的施工方法，有先抛填石块或混凝土块等之后护岸，也有先围海后填沙土和构筑。近岸的人工岛，大多有栈桥或海底隧道与岸相连。

“寸土寸钻石”

汪洋中的小岛价值相当于再造两个龙口县。

陶渊明的故乡山东龙口显得最为野心勃勃，媒体报道称，规划中的人工岛群总面积约为40平方公里，用于发展临港高端制造业，为全国之最。

南方周末记者获悉，12月初该项目已提交至国家海洋局，进行国家层面的专家论证和最后审批。如果不出意外，五六年后，酷似龙嘴的龙口湾将口含夺目的人工“明珠”。

造岛动力直接源于龙口极度紧张的土地需求，“龙口是江北第一的工业百强县，但土地却是山东沿海县市里最小的。”该项目预审阶段论证组组长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吴建政说。“龙口每年的建设用地指标不足500亩，而目前已经有44个过亿的项目，等待落地。”12月12日，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王守信亦如是对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龙口市政府提交的书面报告显示，近年来，由于港口周围无地可供、缺少发展空间，许多企业或放慢投资进度，或到外地投资。

地方主政者也曾一度将眼光投向农村，在“城乡一体化”的名义下，将越来越多的农村用地变成工业用地，“但农村的基本耕地红线没法碰。”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山东官员还说，龙口此前也曾尝试与内陆置换土地使用指标，但近年来国家加强了监管，置换的经济成本和政策风险越来越高。

而根据初步估算，即便此项工程浩大如“愚公移山”，数亿立方的填埋土石量甚至超过三峡工程，但造岛每亩成本平摊也仅20万元左右。而此前媒体披露的移荒山填海方式，更可以将荒山削成可资开发的平地，无异于一举两得。

钱看起来并不是问题，山东省海洋厅海域管理处处长宋继宝此前称，人工岛的建设将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吸引企业投资，本着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政府主责监管和规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用了“寸土寸钻石”来形容此岛对企业的吸引力。

而更大算盘在于，龙口市市长李永乐期望“到2020年，规划区域内引进各类企业100多家，完成各类项目投入超过600亿元，形成年产值1000亿元的经济规模”。

1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2008年龙口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570亿元，汪洋中的小岛价值几乎相当于再造两个龙口。

围海阵痛

“该炸开的炸开，该清淤的清淤，还海洋一个本来面目。”

龙口发生的一切，恰是中国用海历史的缩影。“就我们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向海要地是一种必然，从国外来看，向海要地也是一种趋势。”国家海洋局李文君说，中国人均土地稀少，耕地红线又不能碰，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与土地稀缺产生矛盾。

而上世纪盛行并延续至今的围海造地模式一度成为沿海各地拓展发展空间的救命稻草，情势一度失控。

国家海洋局的统计数字显示，从2002年到2008年，用于工业及城镇建设的填海造地面积由2033公顷增加到11001公顷，年均增长率达40.2%。

而最近三年，仅国家海洋局查实的各地违规填海面积，竟高达14000公顷。

以往采取的大多是顺岸平推或在海湾区域截湾取直方式，李文君评价说，“平推式是最省劲、最经济的手段，用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土地，这是谁都愿意去做的。”但一旦填海方式和位置不对，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致命的。

龙口湾人工岛规划区域的北边，几年前曾批下了填海建港项目，为了修建矿石码头，近旁的屺砪岛被挖得面目全非，荒山被削去一半。当地居民痛惜，原为黄县八景之一的“屺砪收帆”，海光山色已成了泥浆一片。“山东省也好，其他地区也好，因为以往的管海用海方式，”王守信承认，“海洋环境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海湾在萎缩、湿地在减少，都是粗放分散式用海的结果。”

负面例子不止于此。河北省黄骅港的初期建设采用顺岸平推方式，因为违背海洋水动力和泥沙运动规律，建成后风暴潮带来大量泥沙淤积，每年清理航道的费用已几乎与所挣利润相抵。

在山东青岛的胶州湾海域，平推式围海造地造成了水面缩小，影响了纳潮量，本来靠退潮时带出的人类污染物，由于无法及时带出，正让水面逐渐浑浊。

而浙江玉环的漩门湾，围海大堤阻断了通向毗邻乐清湾的海水环流，乐清湾的海滩泥沙大量淤积，几乎已难再见正常的潮汐。

“围填海方式……忽视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价值。这不仅带来了自然岸线缩减、海湾消失、岛屿数量下降、自然景观破坏等一系列问题，也造成了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破坏，海水动力条件失衡，以及海域功能严重受损。”2008年初，国家海洋局在一份意见书中如上总结教训。

而今年，国家海洋局已启动海岸和近岸海域的整治行动。“把以前填海出现问题的历史旧账算清，重新整治，该炸开的炸开、该清淤的清淤，还海洋一个本来面目。”李文君说。

最不坏的方式？

“一定海域内建设过多过密的人工岛，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人工造岛的用海方式因此成为另一种选择。2007年开始，国家海洋局多次考察发达国家的用海做法，中国海洋大学的吴建政教授发现保护自然岸线是国际通行原则，而人工岛恰能将对自然岸线的影响降到最低。

旋即，2008年年初，国家海洋局下发意见，高调鼓励包括“人工岛式围填海、多突堤式围填海、区块组团式围填海”三种主要方式。“从发这个文件开始，大会小会一直在灌输人工岛的理念。”李文君坦言，“向海要地的需求是堵不住的，我们现在无非是控制规模，控制填海方式，让它沿着更科学、更可持续的方向往前走。”

他也承认，“任何方式的填海对环境没有影响是不可能的，而人工岛方式，契合、平衡了各方面的需求，从目前来讲，是最不坏的用海方式。”

这也似乎是目前世界的流行趋势。李文君举例说，在荷兰，政府正准备在北海建造一个耗资约140亿美元、形状像郁金香的人工岛，以缓解城市人口压力。而即将举行2014年冬奥会的俄罗斯索契市，附近黑海上也即将建起一座仿俄罗斯版图形状的超豪华人工岛。至于阿联酋迪拜的棕榈人工岛早已是闻名世界的建筑奇迹。

山东省早在2007年即启动了旨在“集中集约用海”的新规划，“争取用最少的岸线、最小的海域，来实现最大的经济效果，同时把对环境危害减到最低。”王守信说。最终确立“九大岛群”的构想，龙口即为其中之一。

现在，国家海洋局正要求各省学习山东统一规划的做法，解决以往遍地开花的局面，并每年制定计划，对全国用海进行量的控制。

国家海洋局最新的一份报告说，2010年，将是中国围填海年度计划管理的开局之年。而两年前警告已发，“一定海域内建设过多过密的人工岛，甚至会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灾难性后果。”

防患烂尾岛

“一旦需求不足，就立即减缓甚至停建剩下项目，以避免形成烂尾岛。”

民间的疑虑依旧难以消除，人工岛一旦建成，很难恢复，会否成为第二个“图卢瓦”，或者步迪拜后尘，因金融危机而变成一座“烂尾岛”？

有环保专家仍坚持认为人工岛屿的建造会改变自然洋流，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人工岛屿相对要更脆弱，如果遇到海平面上升，海冰、风暴潮等恶劣天气侵袭，人工岛将无法抵御。

宋继宝说，为了将可能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龙口湾规划一开始就确定了以岛群的方式，长期规划、逐步实施的开发原则，“一旦需求不足，就立即减缓甚至停建剩下项目，以避免形成烂尾岛。”

而如果上岛的项目与规划定位不合，有环境破坏隐忧，海洋部门将行使一票否决权。

据悉，龙口最初提出的建岛方案便是一个整岛，但后来改为6个小岛，正是考虑到岛与岛之间有水系交换，以保证海水的质量。在前期的岛群选址上，山东省有关部门称已用专家论证的方式逐一排除隐患，海洋生物的产卵场、孵卵场不行，自然保护区不行，重要的地理标志不行临海基点、特色地理区域不行，优质沙滩不行，重要历史遗迹不行。

至于之前的移荒山填海的方式，在舆论的关注下，当地政府也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即使是荒山，也有很多植被，需要系统解决移植问题。”他们现在更愿意强调，填海石料来源于岸线整治、航道清理、渔港清淤、城市建筑的废弃物。只是，不止是龙口，在新一轮造岛热的沿海地区，这些听起来防患于未然的措施，在开工号角响起后，究竟能否抵住巨大的发展诱惑和经济利益驱动，当下只能存疑。

13、垃圾焚烧怎么成了难解的结 二恶英到底可控否？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12月24日姚伊乐

http://env.people.com.cn/GB/10645410.html

　　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吴江、番禺……每个城市都碰到了垃圾围城的痛苦，但是，各地为处理垃圾上马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却遭遇公众强烈反对，公众质疑项目的可靠性，对地方政府决策普遍有微词。

　　本报记者特赴南京调查采访江北垃圾焚烧场项目争议详情，希望通过此项目所引起的讨论，理清思路，客观分析我国垃圾处理工作的现实出路。此外，本报将刊发关于南京天井洼垃圾填埋场的调查报道，探究垃圾填埋处理方式的现实状况。

　　争议一

　　二恶英到底可控否？

　　一方说:焚烧有争议，在国内外已开始进入萎缩期

　　一方说:现代化垃圾焚烧炉不再是二恶英的主要排放源

　　虽然政府和建设方反复强调南京江北垃圾焚烧发电厂是现代化、自动化控制、有完善烟气处理系统的环保花园式工厂，项目环评公示中也称二恶英类物质的控制效果可达到欧洲标准0.1ng(T　E　Q　)/m3，但反对者却不以为然。

　　反对者代表之一、江北金泉泰来苑小区的许先生认为，减少二恶英排放的中间环节是保持高的燃烧温度，因此环境保护部、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发〔2008〕82号，以下简称82号文)规定进炉垃圾的热值必须在5000千焦/千克以上，而南京的生活垃圾不分类无法达到高热值，添加煤炭等助燃剂是惯用办法，那么垃圾发电厂将变成火电厂，反而会增加污染。

　　他分析说，“环评公示”中提到用柴油助燃，这同样会增加污染，而且成本高，根本不现实。如果垃圾热值不够，那只有一个结果——炉温过低，二恶英大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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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水伤害”猛于水污染 更是一种“自残”

来源：新京报2009年12月25日冯永锋

http://www.chinanews.com.cn/ny/news/2009/12-25/2037651.shtml

　四川木里，“最后的香格里拉”，正被最后的淘金疯狂所困扰。30公里的水洛河，狭小的河床被翻得底朝天，轰隆隆的机械开采声中，外来的淘金者正与下游建设的水电站争分夺秒，赶在金矿淹没前，最后猛捞一把。(12月24日《新京报》)

　　其实，稍微关注一点环境保护的人，谈到中国的水危机，往往喜欢谈“水质性缺水”，也就是谈水污染导致的生态灾难，而实际上，在中国，即使是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即使是水没受污染的地区，水也同样在遭受重大的伤害和灾难。中国早已全面进入“水伤害时代”，而且，中国伤害水的方式，远远不止把水弄脏一种。

　　伤害水最通用的一种办法，是把水里可卖钱的“野生动物”全都捉光榨尽。更为可恨的是，有人不仅要让水里的生物全部消失，还要剥夺所有河流的生命权，让“鱼和水”这对生态夫妇同归于尽。石头的开采破坏了河流的生命基础，同时，由于用电需求的增加，全中国大地，开始泛滥起水电开发大潮。河流又是往往可以通航行船的，航运的发达意味着噪音、螺旋桨的增多，也意味着对水生生物构成了频密的威胁。

　　所有让水死亡的过程其实都是让人类面临水危机的过程，所有伤害水的过程，都是对我们的生态系统构成严重侵犯的过程，伤害水的行为其实是一种“自残”。例如，海岸滩涂养殖的大量开发，意味着沿海自由湿地的散失，也就意味着大量的鸟类在迁徙过程中无处落脚觅食休息而死亡。

　　我们要想保护水生生态系统，唯一的方式就是减少人类对各种天然水体的开发利用强度，减少对各种地下水体的挖掘利用强度。我们甚至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的水资源保护局，以用来阻挡一切水伤害事件的持续发生。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保护人类的自私权益，因为中国水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饮用水出现困难，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连一口放心水都喝不上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15、番禺垃圾焚烧争议，收获的不仅是“叫停”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09年12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50992.html

　　争议多时的广州垃圾焚烧风波，以项目被叫停而告一段落，这样的结果无疑让人松了一口气。

　　12月20日，广州市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应业主代表邀请，就垃圾焚烧问题与居民面对面座谈3个多小时。谭应华明确表示，会江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已停止。“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要形成共识，要大多数周边的人同意才行，这个比例要达到75%。”并且，今后所有有关民生的重大项目，一开始就让大家都参与，相信番禺能做垃圾分类的榜样。(12月21日《广州日报》报道)

　　从决策与民意僵持不下，到项目被叫停，市民可以暂时解除悬在心头的担忧，政府也获得了尊重民意的形象，有居民还要给政府送锦旗，可以称得上“双赢”。这也说明，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大部分维权行动也在理性的轨道上进行，只要愿意倾听民众呼声、努力解决问题，也会获得公众的理解。

　　番禺区方面的积极行动，也避免了矛盾的激化，避免了可能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随着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如果双方在某一问题上僵持不下时，一方一意孤行，小事也可能闹大。日前，《求是》刊文称，群体性事件大多与利益纠纷有关，预防群体性事件的根本立足点在于化解矛盾纠纷。实践证明，矛盾在第一时间、第一环节解决成本最小，必须始终坚持预防为主、调解为先。因此，番禺适时叫停争议项目，为平息民怨、赢得民心走出了第一步。

　　走出这一步确属不易。这无疑与政府勇于纠正“失误”密不可分。姑且不论当初垃圾焚烧项目和选址决策是否错误，但至少在决策程序和信息公开上，存在较大“瑕疵”，才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反弹。垃圾焚烧是事关民生的重大项目，可能影响城市环境和居民健康，如果决策过程中缺乏民意参与，甚至还有若隐若现的权力参与、利益输送的影子，难免会引起猜疑和恐慌。

　　虽然项目被叫停，也达成了“双赢”，但目前只是纠正了一个决策的失误。至于垃圾焚烧项目是否该上、选址是否安全、如何解决垃圾围城等问题，依然需要逐一解答。事实上，项目叫停之后，市民还有新的疑虑：是暂停还是终止？会不会择地再建？垃圾焚烧是不是真的安全……

　　因此，这次番禺垃圾焚烧争议最大的收获，可能不是“叫停”的结果，而是事件给政府决策的启示：所有有关民生的重大项目，都要有民意的参与，而且一开始就要让民意参与。

　　围绕垃圾焚烧安全性的争议，与其说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公共决策问题。市民的担心，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匮乏。

　　有专家说，垃圾焚烧在国外也很普遍，控制得当也是有安全保障的，但这样的信息没有有效传达给民众；在项目选址、环境评估上，民意的参与也不够。尤其是替民众把关的专家和决策者，与项目有或明或暗的利益纠葛，不信任很难避免。

　　“政府花了很大成本，但换来的还是公信力在下降。”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龙建安日前在讨论市政府关于依法行政工作情况的报告时直言，“比如番禺垃圾焚烧场，由于工作没有做好，很多群众对真实情况也不了解，没有充分征求意见，影响政府的公信力。”

　　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但愿能越来越少。

　　民意必须尊重，“垃圾围城”问题也很迫切，如何权衡，考验的是政府的诚意和智慧。具体到垃圾焚烧发电，这是个公共项目，建成了大家都受益，但谁也不想建在自己家旁边，这是决策中一个典型的困境。要解决这个困境，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民众的充分参与和博弈，才能达成最优方案。

希望这种认识，能成为更多地方决策者的基本理念和自觉行动，也不枉番禺市民和政府为这事费了如此大的劲。

16、水价听证会民众被代表折射决策需保证程序正义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12-25张立伟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09/12/671261703915_1.shtml

近日，福州市公布了自来水每吨拟涨0.5元的初步调价方案，并将于12月31日召开水价调整听证会。但是，关于听证会参加人身份和产生程序的问题却遭到质疑。

据悉，此前福州市物价局发出公告，拟征集22名人员参加此次价格调整听证会。12月14日，市物价局举行水价听证会消费者参加人名单抽取仪式，按随机抽取的原则，从22名公开征集的消费者中随机选取8名消费者参加人、3名旁听人，并当场确认公布。然而，在被抽中者中除一位记者愿意公开身份之外，其他人并不愿意公开身份。

颇有戏剧性的是，12月8日，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在推迟23天之后终于召开，唯一坚决反对涨价的消费者代表却一直得不到发言机会。为此，该位愤怒的代表向主持人扔了一瓶矿泉水以示抗议。

出现怪状的还有济南。12月18日济南召开水价听证会，据相关报道，24名听证代表中，有处长、教授、高工，没有一名下岗职工、特困家庭人员或退休人员，这是济南召开的水价调整听证会出现的“怪”现象。

这并不奇怪，今年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了水价听证会，至今似乎未有一例公开透明，其间“怪状”百出，包括一些听证会代表身份不是普通百姓，或“假冒”百姓，或者干脆不公布身份。既然如此，为何非要举行听证会？

听证，原本是司法审判中为确保审判公平，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的一种制度。后来，人们将这一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用于保证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达到决策的民主、公开、公正、科学。中国目前有三大类听证，一是1996年建立的行政处罚听证，二是1997年建立的价格决策听证，三是2000年建立的立法听证。行政处罚听证多属个案，而立法听证中将要施行的法律、法规、办法等也多已定稿。

因此，三种听证中价格决策听证最为涉及到民众切身利益，因此它不能变成“涨价通知会”。而目前种种怪状的原因在于，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规定“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被听证的对象一般是政府部门主管的公共机构，比如水电煤气等部门，而这些领域的价格决定权本身就在相关部门手中。

实际上，即使民众参与听证，行政程序中的听证也不具约束力。但是，不管结果如何，基本的程序正义还是需要维护的，只有通过各方利益代表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之后，决策才会赢得更大的合法性，并在执行过程中会更加顺利。

现实中，一些部门总是倾向于制定和执行有利于自己的规章制度，这又进一步激发了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或个别群体强化自我利益，但这有碍社会公正。这种不健康的行政文化如果长期存在，将是腐败现象、贫富分化、社会诚信减弱等问题的源头。

政府部门的决策在关注经济增长、经济调控、经济转型的时候，也应该关注决策本身的过程，不能允许各种不公正的法律、法规长期存在并制造冲突。而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有序、合理扩大民众参与决策过程，让普通民众等各个利益方能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然后达成一定的决策，这样，不仅扩大了决策的民众基础，更有可能使政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尽量照顾到各方的利益。并且，这种保证了程序正义的决策，在实施中通常也是阻力比较小的。

除了水价上涨的听证，还有一些典型的例子，比如拆迁和地产调控。若干年来，一些地方的拆迁造成了很大民怨，此类冲突时有发生，而缺乏一种协调的机制。地产调控更是如此，地产价格屡调屡涨，其中一个原因或许就在于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选择性执法，强化自我利益，而相关决策过程是没有监督的。

中国社会已进入转型期，贫富差距问题需要及时应对好、需要在很多领域内维护公正。这就需要政府及时对地方主义、部门利益以及特定群体(如国企)的垄断行为进行约制，监管它们有失公正的行政行为，毫不犹豫地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正。防止以上部门强化自我利益，甚至在政策制定和执行当中公开偏袒，以避免我们的社会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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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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