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从2006年起，由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发起了“江河十年行”。“江河十年行”，就是用十年的时间，由专家，记者，民间环保组织共同对中国西南六条大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进行考察与记录。 “江河十年行”也选定了住在江边的十户人家。在这十年间，将这十户人家与江河之间的关系与命运记录下来。

“江河十年行”的路线，四川段沿岷江至大渡河到雅砻江，然后从攀枝花进入金沙江，然后溯金沙江而上，入云南，北上金沙江，南下澜沧江，在兰坪往东进入怒江峡谷，

这样走下来，我们的车轮和脚印要滚过和踏过整个西南江河的腹地。而西南江河是大半个中国的水源地。5•12汶川大地震后，我们把“江河十年行”的采访记录也扩大到了岷江地震江段。而这些地区很多路段还在整修，这大大增加了旅途的艰难。

成都一瞥

早上八点从北京起飞，11点出了机场，我们登上租用的大巴车，马不停蹄的赶往成都新南门车站，汇合其他几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记者和专家。

启程后，车上的记者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刘伊曼已经打开电脑；记录片制作人田野先生打开了摄像机；国家地理杂志的王丽晶听说要汇合的组员里有一个原来单位的同事，他乡遇故知，主动联系给老同事指路，还不忘忙里偷闲抓拍照片。今年［中国国家地理］还专门请来了一位专业摄影家李天社，使得他们做的“江河十年行”专题图文并茂。自由撰稿人周晨是今年新加入的年轻人。

我们此行特邀的专家之一，自称芳龄八十的徐凤翔教授对四川有着特殊的感情。她曾经因著名报告文学作家黄宗英写的［青藏高原上的小木屋］的主人公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对青藏高原的向往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徐先生是也青藏高原生态学的创始人。而她在西藏林芝小木屋里工作的18年间，每次来往于地内地和青藏高原都要在成都转机。好多年没有到四川考察了，徐先生对这次“江河十年行”也充满了期待。

对于中国黄金报原总编辑于晓燕来说，是进入了一个新领域。她以往的笔下，多是和黄金有关，不管是采集还是使用。而这次她却要看看今天中国的江河。

南方周末，新京报这次参加江河十年行的两位小伙子，吕宗恕和涂重航，一个是在我们大部队到之前就到了成都，一个是晚上要赶夜路与我们汇合。

这次考察我们还请到了曾就职于国际关系学院，擅长组织协调工作的俞新兵，这对我们日后的行走将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中国的江河与我们的“江河十年行”考察与记录有关的还真不少，先是得知国家总理温家宝对怒江第二次指示：此事影响大，还应更广泛地听取意见，深入论证，慎重决策。后是6月份国家环保部叫停了云南两个没有通过环评就开工的水电站：鲁地拉和龙开口。2008年“江河十年行”时，鲁地拉水电站就被作为重点考察记录了。那次我们就提出了它还没有通过环评就开始了修建的问题。终于，被国家环保部叫停了。

接着，也是6月。中国横断山研究会首席科学家杨勇，在南方周末的支持下，用四个半月的时间从青藏高原到新疆沙漠、从内蒙古沙地、到甘肃、陕西干旱地和水源地，历行四个半月，进行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找水”的独立考察。

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上，杨勇做了“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第三极青藏高原的影响”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从2008年“江河十年行”开始，杨勇作为“江河十年行”的首席科学家，不但每年为“江河十年行”制定行程，而且随行并一路向记者们讲解江河知识和江河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四川地矿局地质勘探大队总工程师范晓，每年都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专家。今年江河十年行的各媒体记者一下飞机就在府南河河边采访开了范晓。

采访范晓

大家最关心的是他2008年5•12后对紫坪铺水电站到底是不是真的与诱发地震有相关性。

范晓再次为大家解释了紫坪铺水库与汶川8级地震的诱发条件与特征分析。并向记者们推荐了国家地震研究所研究员雷新林的研究，首次引用了紫坪铺水库蓄水后到5•12地震之前的完整数据，支持他的观点：紫坪铺水库与诱发5•12地震有相关性。

雷新林的论文发表在国家地质研究所2008年12月份出版的“地震地质”杂志上。2009年一月美国［科学］杂志上有对雷新林的专访。2009年5月，在5•12地震一周年时，［科学］杂志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范晓告诉记者们，前不久，又有五位美国科学家，也用他们的研究和雷新林一样，证明了5•12汶川大地震与紫坪铺水库诱发的相关性。

过路的人也来问问专家地震的常识

范晓不仅是位非常严谨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中国国家地理］上经常能看到他的学术文章，和提出的建议。为了寻求5•12大地震到底和人类的过度开发有多大的相关性，范晓要走的路依然艰难，但“江河十年行”将和他一起努力，并记录下他的研究留给后人。

在成都采访完范晓，我们的车向都江堰开去。

都江堰重建中的选择

考察途中特有的活动——大巴课堂，周晨称为是前几年“江河十年行”考察者智慧的结晶，漫漫旅途，很多时间都是在车上度过的。干脆请专家在大巴上授课，既打发时间，又学习了知识，当然记者们还可把自己的采访经历与同行们一起分享，一石三鸟。

第一天的大巴课堂，地质专家杨勇当然是主讲，他主要介绍都江堰市的灾后重建中的问题。

大巴驶进都江堰市，都江堰市区显得过于新型和工业化，到处是新建的精美小区；更多的是工厂，一排排的建材和化工广比肩而立，大有摩肩擦踵的问道。不是都江堰市的地名明示，让外来人一时难以把“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这两个著名的文化穴位跟目前这座颇具规模的工业化新城联系起来。都江堰和青城山都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特别是都江堰，从名字看来都江堰不仅是都江堰的名片，更是都江堰市的灵魂。都江堰市地处岷江上游，水资源比较丰富。

今日都江堰

史料记载，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秦王为了扩充粮仓，以资军用，命蜀郡太守李冰治理洪涝严重的岷江之水，保证下游农业的安全。李冰和他的儿子在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因势利导，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主体工程包括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　鱼嘴是修建在江心的分水堤坝，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飞沙堰起泻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作用。宝瓶口控制进水流量，因口的形状如瓶颈，故称宝瓶口。内江水经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灌溉农田。

这样一来，李冰超额完成了任务，不但控制了洪水泛滥，而且变害为利，把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的天府之国。令人赞不绝口的是，都江堰是一项无坝引水工程，它充分利用当地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条件，根据江河出山口处特殊的地形、水脉、水势，乘势利导，无坝引水，自流灌溉，使堤防、分水、泄洪、排沙、控流相互依存，共为体系，保证了防洪、灌溉、水运和社会用水综合效益的充分发挥。

中国历来重视兴修水利，治水传统悠久，毕竟造福一时的水利工程还不在少数，甚至可以说比比皆是。是什么成就都江堰历久弥坚的美名呢？以至于很多文人都抱有都江堰情结，溢美之词毫不吝惜。

恐怕其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建堰两千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效益。都江堰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调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对大后方四川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轰炸，恨不得把四川大地撕成碎片。然而，奇怪的是，他们却对滋养天府之国两千年、对四川大地至关重要的都江堰无计可施。因为都江堰是没有大坝的，投再多的炸弹也没有用。

在中国的文化意义上，都江堰是传统文化智慧的象征，这从后人为李冰父子修的“二王庙”可以看出，从不计其数的诗词歌颂中也可以看出。都江堰，以历经两千年造福于人的水利，已然变成一个文化基因，嵌入中华文化的细胞。

然而，也正是水资源比较丰富，都江堰市建了部分化工企业。但这是历史遗留问题，不好评论。在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中，都江堰的化工业毁于一旦。得悉此消息后，包括杨勇在内的一些各学科专家向都江堰当地政府和上级政府提议，趁此机会彻底放弃化工业，还都江堰一个晴空，大力发展旅游业和服务业，依靠都江堰和青城山的文化品牌，不怕创造不出区区化工产业的效益。经济类专家不乏支持者，奉为上策。因为外行如经济类专家也知道都江堰市地处成都平原上风上水之地，特别还是天府之国成都人的水源地。空气环境和水源质量直接影响上千万人的生活。

　　可是，灾后重建开启后，当地政府希望利用这次全世界关注的灾后重建的机会，大力招商引资，规划，要把都江堰市建成全国知名的化工业区。专家和市民们慢慢发现不但倾倒的化工厂重建了，而且越来越多。甚至新添了大规模建材工业园区，因为灾后重建需要水泥和玻璃。重建当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一家法国公司扩大了在都江堰市的水泥厂工程。

都江堰工地

园区里一些企业已经开工，走在灰蒙蒙的街道上，于晓燕感叹不已，二十六年前她来过之地，也专程拜访了青城山和都江堰的青山绿水。现在，抬眼望去，水泥厂的数根巨型烟囱背靠青山，脚踏绿水，虽然正在施工，却已气度不凡，直挺挺的耸入云霄。岷江上的都江堰和不远处的青城山安安静静等待着它们的命运在被今天的人们改变着。

都江堰的工地

都江堰市的灾后重建不仅让于晓燕这样的老游客，也让周晨这样的新游客失望了。

为什么不发展旅游？反而大力发展化工业和建材业这些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记者们问杨勇。

“很简单，旅游带动的餐饮、住宿、购物增加的是普通百姓和商家的收入，但工业的发展增加的是当地政府的收入和GDP考核数据的数值。”一个同行的记者说到。

我们离开都江堰时，一辆辆大卡车，在马路上川流不息地开着，扬起一股股的烟尘。

都江堰工业园区的背后，就是都江堰上游的紫平铺水库。来到紫平铺水库，现在是枯水期，水库的一面蓄积了满满的岷江水，用于水力发电；水库的另一面则裸露出河滩，涓涓细流缓缓而下。杨勇告诉记者，这些细流的下游不远处就是都江堰。“都江堰是否可以排洪灌溉，那要看紫平铺水库给不给它这个机会。”2000多年前修建的，靠水流量不同季节不同洪峰四六分水，洪水时四成水流入内江，六成水流入外江的都江堰，本是“活”的世界遗产，现在却因紫坪铺大坝的拦截，人为的影响了水的自然流量，基本上是退休了。

都江堰旁边的河

紫坪铺水库２０００年开始修建，２００６年基本竣工，水库距离都江堰世界文化遗产有6公里，修坝后的调节水，首先用于发电。

今年的“江河十年行” 来到这里看到，紫坪铺两岸坝肩处的“大钉子”更多了。地震后杨勇一直很担心大坝坝肩的开裂，现在看来加固工作还是做了不少。但是，显然由于地震后大量滑坡泥石流入库内，不仅直接影响着紫坪铺水库的库容，也关系水库的寿命，现在原设计的发电机组只能部分起用。我们先姑且不说5•12大地震是不是由紫坪铺诱发的，就是从它修建使用才这么几年，就只有部分发电机能正常工作来看，也要对这样的工程好好重新评估一下，为以后再建提供经验。可是这样的评估工作，在做吗，不得而知。

大山靠它们稳固

钉满了钉子的大山

这就是紫坪铺大坝

坝肩影响着大坝的安危

大坝上的裂缝还在

今天我们采访了“江河十年行”要用十年时间跟踪的第一家。陈明一家是紫坪铺移民。这三年来他家一直在变化中。从我们第一次来，他家建了新房，小饭馆开张。到第二年，因为没有生意，一条街的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第三年，因地震房子严重损坏，但在没有拿到任何补偿的情况下已经修好，靠开个小商店为生。今年夏天，2007年参加“江河十年行”的科学时报记者到这边采访，看到陈明家已经修好的房子被拆了。说是被开发商看上了，让他们搬家。所以这次来之前我们一直很担心是不是还能找到陈明的新家。

陈明家的小商店

走到前三年来过的陈明家住的那条街我们发现，几座新楼拔地而起。急忙找到还认识的一家小商店，问后得知陈明家就在原地搬迁。老房子是给拆了，那里重建的楼房，是安置当地灾民的。他搬到的房子是原来的老房子。在这老房子里，陈明终于又开起了饭馆，而且承包给了别人，他和妻子则开了一个铺面比过去大不少的小超市。

陈明新家

陈明老家在盖新房

修建中的新房

陈明家的变化让我们高兴。他却说，现在因为有施工的还有生意。施工队走了，他们这里还会冷清下来，那时的生意会怎么样就又是不能不让他担心的事了。

新家承包出去的小饭馆

陈明家的那户邻居虽然不是我们“江河十年行”要跟踪记录的人家。但是三年来我们也在看着他家的变化。从第一年的好邻居小卖部，到第二年空空的货架，去年我们去时，这家的女主人李忠祝哭着告诉我们儿子是村里地震中三个死去的人中的一个。当时他正在紫坪铺水库钓鱼，被地震掀起的大浪卷走了。

今年我们再次看到这家的两位老人，他们没有陈明家那样的变化，而是因老房子拆了，临时搭了十分简陋的木屋住着。男主人刚刚做了阑尾手术，不能出去打工。而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他们只有期待着新房子能赶快建好。

当地建房子的政策是一人35平米。两位老人也是紫坪铺水库移民，可不是移到这儿。这里是儿子住的地方，所以他们就投奔儿子来了。现在儿子不在了，媳妇也走了。儿子的房子现在只有儿子和前妻生的孩子有户口，所以新房子他们只有35平米面积能分到。但是旧房子政府还是给了些钱，他们用这些钱又买了两个人面积，新房子老俩口还能有105平米。

陈明邻居家在做晚饭

眼下没有生活来源的艰难，让这位李忠祝还是很发愁。晚饭只是一些剩饭和一锅清汤小白菜。

让我看看你拍的

我们明年等着你们来我们的新房子

每当我们面对这些时，总是很无奈，除了掏腰包以外还能做什么？只有边掏腰包边下决心，一定要把“江河十年行”走下去，把这些来自江边的历史记录写下去。

离开陈明家，我们和他道别时对他说，明年我们再来时，希望你们的小饭馆和小商店更火红。这虽然是一句客套话，却是我们的心愿。

今年三月，我和杨勇到地震震中牛圈沟考察，认识了震源所在地蔡家杠村二组的26户人家。特别是其中肖红一家。得知肖红是村里地震后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学生，其他孩子当时都在映秀小学上课。肖红他们班当时是在操场上体育课，幸免于难。可是亲眼看着一起玩大的小伙伴们被埋在地下，他的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今年十一，我们绿家园生态游时也住在了他家。我们希望我们的吃住能对他家有点帮助。那天，肖红不说话，只是坐在火塘前看我们带去的书的样子让我们中的一位男士躲在一边默默地流泪。

今天我们到他家时，因为路烂，我们的车不能上山，大家是背着行李走了半个小时的山路到了肖红家住的帐篷。包括芳龄80岁的徐凤翔先生。

肖红家为我们做晚饭

肖红家帐篷里的晚餐

一顿热乎乎的饭菜，让我们吃的舒服极了。而这个因地震受了大灾的人家却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他们的新家就建在被当地人称为“地开花”的地方，他们建房的补助款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村里地震后还存活的果树去年还结了果实，今年却一个也没结，是怎么回事呢？明天的江河信息里我们会说说。

帐篷里的生活

2、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尴尬收场 联合国“DNA”出错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8897.html

　　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收场尴尬，有分析指大会之所以失败，根源在联合国的体制缺陷。

　　中新网12月21日电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被批评为历来最失败的其中一次联合国大型会议，由于与会国争持不下，乃至最后以行政手段强行通过《哥本哈根协议》，均凸显联合国处理气候转变问题的力有不逮。据香港《文汇报》21日综合外电报道，有分析认为，会议失败应归咎于联合国的“DNA出错”(体制不足)，有欧洲官员甚至预测，哥本哈根会议失败所带来的最大冲击不是气候变化本身，而是联合国的体制。

　　今次大会主办单位为1992年成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根据议事规则，假如大会要达成任何协议，就必须获得193个与会国家全体同意。但事实证明，各国在经济、发展利益的前提下，根本无法达成共识，终导致大会在毫无成果下结束的尴尬局面。

　　智囊机构美国进步中心全球气候政策协调员莱特认为，假如要处理气候转变问题，未必就不能再在UNFCCC的框架下进行，“我们是时候研究其它可行渠道，最起码利用其它现有国际论坛组织。”例如20国集团(G20)或经济大国论坛。

　　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亦承认其掌管机构“分散、大而无当”，同意假如在G20框架下处理气候问题，将会更有效率。

　　智囊献策 G20或成可行渠道

　　G20成员国占全球总碳排放量多达85%。不过德博埃尔亦指出，这种做法会令一众排碳量不多，但深受气候转变影响的国家被忽略，有欠公平。

另一方面，出席完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返回华盛顿后，白宫宣传机器开始向国内大力宣扬此行的成果。白宫向传媒发出一份由多名环保专家、工业界领袖及民选官员的声明，赞扬此次大会达成“突破”、“为未来国际合作行动奠下基础”。不过舆论就颇为不以为然。有环保组织指责奥巴马破坏了今次大会，并摧毁了达成控制全球暖化计划的可能性。

3、哥本哈根国际合作艰难 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协议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6566.html

　　《哥本哈根协议》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而积极的成果不容置疑。

　　“后哥本哈根之路”如何推进？这已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道现实课题。

　　本报北京12月20日电综合本报记者韦冬泽，本报驻美国、欧盟、印度、南非、巴西记者温宪、李永群、廖政军、裴广江、吴志华报道：20日，随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闭幕，会议举办地贝拉会展中心已没有了过去13天里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情景，变得有些冷冷清清。不过，对于本次会议，特别是那份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国际社会的讨论及思考并没有停止。

　　协议——

　　“承诺与妥协的强力组合”

　　《哥本哈根协议》是由来自192个国家的代表，经过13天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而达成的一项协议。会议举行期间，“两大阵营”、“三方力量”的政治博弈在哥本哈根尽展无余，掌声、争论交替起伏。正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徳布尔所强调的，承诺与妥协这两者的强力组合推动实现目标。

　　虽然《哥本哈根协议》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该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他对此次气候变化会议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本次会议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从哥本哈根回到华盛顿后也表示，《哥本哈根协议》是一个突破，“这一突破为国际社会今后的行动打下了基础”。欧盟轮值主席国瑞典首相赖因费尔特称，“这是第一步，重要的一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做出了努力，确定了减排目标，即使以前表示不准备做出承诺的国家也确定了量化指标”。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指出，“虽然没有达到我们所确定的目标，但它是整个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一些媒体也认为，无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结果是否令人满意，都“在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向前推进”。《印度教徒报》20日的一篇文章指出，对于《哥本哈根协议》，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一份“参考文件”，也有人认为这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条约的前身”，但总体而言，气候变化谈判是在向前推进的。

　　冀望——

　　“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

　　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曾被很多人称作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但在本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两大阵营的众多分歧依旧没有解决，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也不具法律约束力，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谈判还将继续下去。明年，将在墨西哥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六次缔约方会议。因潘基文曾表示将在2010年尽力推动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而被认为是“哥本哈根把最后一次机会留给了墨西哥”。

　　从1990年联合国大会启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开始，在过去近20年的国际气候治理行动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是最重要的国际气候治理成果。但期间任何一次谈判都进行得艰难异常。从1991年政府间谈判委员会成立，气候谈判开始启动到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历时3年，而围绕其后续法律文件的谈判，190多个国家坐在一起整整谈了15年。其中，仅《京都议定书》生效就耗时8年。

　　根据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达成的“巴厘路线图”授权，各缔约方应该在2009年底之前就2012年后国际气候制度达成新的国际协议，接替即将到期的《京都议定书》，确立发达国家第二承诺期的减排义务。但很多人都没有料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谈判会进行得如此艰难。

　　气候谈判中两个最关键问题——减排指标和资金各方分歧巨大。一方面，发达国家未能就2012年以后的中期减排目标做出量化承诺；另一方面，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应提供的资金支持迟迟没有具体方案。部分发达国家甚至还提出抛弃《京都议定书》或将其纳入一个“单一新协议”的提议。

　　巴西总统卢拉严厉批评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问题上与发展中国家“讨价还价”并以此来摆脱自己的历史责任。卢拉还呼吁，要对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增加“透明度”以及接受核查与监督的做法保持警惕。南非《星期日时报》20日的报道也指出，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发达国家试图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做法不可接受。

　　未来——

　　“发展权与发展空间之争”

　　在发达国家阵营中，欧盟作为气候谈判的发起者一直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将气候变化问题看作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机遇。以美国为首组成的“伞形国家”集团曾经力量非常强大，包括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等国。但随着日本、加拿大和俄罗斯先后批准《京都议定书》，“伞形国家”集团形式上瓦解，力量大大削弱。

　　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为直接，同时，适应能力也最弱，亟需发达国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援助，而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以及企图为发展中国家设置绝对量化减排目标的做法，大大激化了南北两大阵营的矛盾。在本次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一些非洲国家的抗议曾导致会议一度中断。

　　中国外交部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办公室主任易先良参赞认为，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内涵丰富，领域宽广。2009年的气候变化谈判呈现三个特点：首先，各方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表现出的政治意愿以及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都是空前的。其次，各方矛盾愈发尖锐，分歧的焦点逐步触及各国的核心利益，各方的“红线渐渐浮出水面”。发达国家不兑现减排和资金的承诺，一味否定已经达成的协议，成为众矢之的。第三，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掺杂其中，发达国家态度、立场后退，并企图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转嫁责任。

　　说到《哥本哈根协议》对今后谈判的影响时，易先良表示，今后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外交与政治角力将集中在发展权与发展空间之争上。

那么，关于未来的气候变化谈判，究竟会像多哈回合谈判一样陷入久拖不决的僵局，还是会在明年如期取得突破？各国已开始思考在“后哥本哈根之路”上采取的策略。

4、中美印等五国在哥本哈根达成初步声明

来源：《广州日报》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9218.html

　　本报讯 (特派记者方利平吴倩哥本哈根报道)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地时间19日下午在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经过2年的谈判后，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而只在美国、中国、印度、南非等国之间达成了一个尚未能获得大会全面通过的协议。

　　离开哥本哈根前，中国美国印度巴西南非五国领导人达成初步声明

　　截至当地时间昨日下午两时，尽管缔约方会议仍在进行，以完成未完成的程序，但是会议的大致结果似乎已经尘埃落定。

　　为了避免会议以失败告终，本周五，在离开哥本哈根前，温家宝总理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印度总理辛格、南非总统祖玛以及巴西总统卢拉等4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

　　联合国接受五国声明为“哥本哈根声明”，但尚未被所有国家接受

　　“最后，我们签署一份协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 “‘哥本哈根声明’中的一切可能不是像每个人所希望的那样，不过这个决定是一个重要的开端。”当地时间昨日上午11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将这份美国、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签订的不具约束力的多国协议作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定位为“哥本哈根协议”。

　　这份协议尚未被所有成员国采纳，但潘基文表示，目前各国一致同意对这份“哥本哈根协议”进行“记录”。该份协议中，将分别单列赞成和反对此声明的国家的名单；同时规定所有国家要在2010年1月底前向联合国递交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计划。

　　一个独立的文本提出了将2010年底作为汇报启动的最后期限。但是，已经放弃了坚持达成一项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计划。

　　反应 “我们图瓦卢不能接受该草案”

　　本报讯 (特派记者方利平吴倩哥本哈根报道) 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与部分非洲发展中国家的部分代表对上述协议表示欣慰。然而，也有来自小岛国与中南美洲的部分国家大呼很失望，这当中最失望的莫过于最快在50年内就会遭海水淹没的图瓦卢。

　　“我们的未来不能用钱来买，”图瓦卢代表语气低沉、每一个字都说得非常缓。他的这句话一说完，立刻被其他代表团的掌声所打断。感受到获得支持，图瓦卢代表更有底气的说：“很遗憾地说，我们图瓦卢不能接受这份协议。”

　　来自玻利维亚、古巴、苏丹等国家代表指，刚获得大会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过于偏袒发达国家利益，未明确温室气体具体减排量，不少代表都起用了激烈的措辞，一时间“吸血鬼”、“叛徒”、“非洲将成为火葬场”等字眼飘荡在会场上空，有些代表干脆直接责骂起大会主席来。

　　评价 “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本报讯 (特派记者方利平吴倩哥本哈根报道) 对于哥本哈根会议的结果，国际社会普遍不满。

　　WWF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表示，哥本哈根会议几乎是在老调重弹，经过2年的谈判，我们现在只得到了一个无力的协议，这离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还相距甚远。哥本哈根会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

　　墨西哥城气候会议可能提前至明年夏季举行

　　卡斯坦恩表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将政治意愿变成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的时间从现在挪到了明年的墨西哥。对于各国政府来说，现在注意力应该转移到对未来谈判的跟进上。“我们现在需要一个真正的协议，或者我们在半年之内去尽快形成一个”。

　　越来越多的官员估计，全球领袖可能再推迟6个月才就全球暖化做出重大决定，可能会把墨西哥城气候会议提早至明年夏季举行。

　　追问 三大难题留给了墨西哥会议

　　本报讯(特派记者方利平吴倩哥本哈根报道) 由于哥本哈根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而只有一个连缔约方会议都未能通过的多国协议，会议之前便存在的以下几大分歧仍然悬而未决，有待明年的墨西哥第16次缔约方会议解决。

　　可以说，会议凸显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冲突尖锐化，在僵持局面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在各方博弈下无法得到终极回答。

　　难题一：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

　　确立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2020年)的减排目标，原本是哥本哈根会议的主要使命之一。之前外界寄望的一个长期目标是，应否把全球暖化限制在高于工业化前水平1.5～2摄氏度，并承诺全球在2050年前较1990年减排50%～90%。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会议未能像《京都议定书》附件那样，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形式将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确定下来，而只是罗列了部分国家先前公布的承诺。可以预料如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将是明年墨西哥会议的主要焦点之。

　　让我们看看那些亮出了的承诺：对于2012年～2020年的减排目标，美国承诺到2012年将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17%，欧盟的承诺仍然是2012年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如果其他国家承担相当的承诺，可以将减排目标提高到30%，其他国家如日本等，减排承诺仍然是建立在目前无法接受的前提条件上。加拿大方面，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作出任何承诺。

　　按照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建议，到2020年，发达国家至少要减排25%～40%，就目前发达国家所作的承诺而言，作为一个整体，离2020年减排25%的最低目标仍然有相当的距离。

　　难题二：资金、技术支持问题

　　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承诺，原本也是哥本哈根会议的议题之一，但是也没有达成预期成果。发达国家暂时只肯就未来三年每年的资金作出承诺，发展中国家则要求长期融资。

　　目前，对于2012年前总共3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支持，美国和欧盟均作出了口头承诺；但是，对于2012年后的中期资金支持，仍然没有落实。在欧盟之后，美国方面也抛出了每年1000亿美元的资金承诺。

　　根据IPCC的建议，要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内，就要求发达国家拿出GDP的0.5%～1%，相当于一年3000亿美元来支持发展中国家。

　　按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有条件的口头承诺，这仍然远远不够，更不必说部分深受气候变化其害的岛国要求把气候暖化的上限定在更严格的1.5摄氏度。

　　难题三：发展中国家参与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争论得很厉害而最终未能达成一致的第三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透明度问题。

　　为了促进会议的成功，包括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在内的发展中大国都作出了自己的减缓承诺。

　　然而，发达国家在表示愿意掏钱的同时，又提出要以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公开透明为附加条件，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国际“三可”作为前提，也就是所谓“排放认证”的问题，具体操作是让外国组织核实自家的排放量，即排放的“量度、报告与核实(MRV)”。

　　由于发展中国家减排接受国际“三可”，相当于将自己的自主减排行动置于与发达国家为了偿还历史排放债务而应承担的减排义务同样的标准之下，并且会限制自身为了发展和脱贫而必须的排放空间，发展中国家难以接受。怎样解决这个问题，还需双方进一步谈判和妥协。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表示，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支持的减排行动，可接受“三可”；没有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情况下的自主减排行动，不接受“三可”。

　　协议要点

　　继续《京都议定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双轨制，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中期目标设定为将工业化以来温度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将在2016年考虑重新审查是否有必要将升温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内。

　　发达国家承诺到2050年至少减排80%的中期目标，但是短期减排承诺将在以后再决定。

　　点评：继续双轨制，控制气温升幅在2摄氏度以内，减排80%，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至少在目前来看，却更像是“画饼充饥”。试想，发达国家至今都未能提出令人满意的短期减排目标，长期的减排目标岂不更像是空中楼阁？

　　发达国家共同承诺将在2010年～2012年给发展中国家总共提供300亿美元的快速资金支持，以支持其减排和适应的能力建设。到2020年，发达国家支持通过多种力量共同提供每年1000亿美元支持的目标。

　　点评：从2010年到2012年300亿美元，也就是说3年300亿，每年100亿。这还是发达国家最初的承诺，没有任何进步。够用吗？用投资大鳄乔治·索罗斯的话说，“聊胜于无”。至于1000亿的承诺也不要太当真，至少也得等到每年100亿的承诺兑现之后再看看。

　　受到支持的减排行动将受到国际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将在全国进行检测，并且按照公约缔约方会议将采取的指导准则每两年报告一次。

　　点评：众所周知，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发达国家负有历史债务，其在减排问题上也有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义务。但从协议的这一点看，发达国家要为发展中国家接受资金和技术援助附加条件，要求发展中国家不仅要减排，而且要接受他们的监督。

　　该协议没有法律约束力。

　　点评：这就意味着，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接受不接受都不用担心会因此受到约束。

　　有人强颜欢笑

　　有人开怀大笑

　　有人愁容满面

　　有人相当不满

　　还有人在睡觉

5、全球气候大会:在哥本哈根跌倒 在墨西哥爬起来

来源：《南方日报》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8010.html

　　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仅仅有政治意愿,仅仅产生一些口头上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

　　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延迟了一天之后于19日闭幕。持续两周时间的会议充满着激烈的争吵,谈判不时地陷入僵局,最终仅仅是通过了一个篇幅很短、内容扼要、又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本,即《哥本哈根协定》。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不仅对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而且也正在对人类文明本身构成严峻的挑战。气候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环境和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政策)、法律甚至道德上的问题。因此,解决气候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任何单一国家的能力范围,而必须依赖于国际社会所有行为体的一致行动。各国之间尤其需要形成伙伴关系,通过构建良好的合作共治网络,来共同应对这个全球性问题,从而切实维护起全球公共利益的责任。

　　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要面前,哥本哈根会议即便不是一次完全失败的会议,也绝对谈不上是一次取得重大成就的会议。按照WWF全球气候行动负责人吉姆·卡斯坦恩的话来说,经过两年的气候谈判,哥本哈根会议产生的是一个无力的协议,离形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还相距甚远,因此,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谈判“距离完全失败只有一步之遥”。诚然,是否缔结并通过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固然不是判断会议是否取得成功的唯一标准,但是,各国谈判代表当初都是带着希望去到哥本哈根的,都希望能够在那里产生一个为各国所接受的协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协议并没有产生。显然,会议结果表明,各国实际的控制气候变化的协调行动与人们的理想愿望之间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

　　大会没有缩小这方面的差距,而是把差距留给了未来。本来,哥本哈根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把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2012年—2020年)的减排目标用法律形式确立下来,但会议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而只是罗列了部分国家先前公布的承诺。与此同时,哥本哈根议题中的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资金与技术支持承诺,也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发达国家暂时只肯就未来三年每年的资金作出承诺,其口头上作出的一些长期融资承诺,由于缺乏制度化保障而有可能成为口惠实不至。再者,争论得最为激烈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行动的性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治理结构的参与问题。在本次会议上,发展中国家是自主减排还是接受监督(即所谓的排放的可量度、可报告与可核实),这个问题也没有形成最终的共识。

　　我们不能把哥本哈根会议的不成功归咎于各国解决气候变化的善意和诚心存在问题。这次气候谈判的失败,有着很多非常复杂的因素。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气候变化问题,实在是一个太过复杂的问题,它几乎把政治、法律、经济、道德和技术等所有领域的问题都纠结在一起,它因而也是人类面临的困境的集中体现。其次,在如何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背后,存在着的观念和利益冲突是如此的根深蒂固和如此深刻,以至于要达成一些最低程度的共识都是十分不易的。要在200多个国家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共识,光靠政治意愿和政治智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首先就没法跨越国家之间极端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发展的问题。同样严重的是,那些在谈判桌上争得面红耳赤的谈判代表,也还受制于其国内分裂的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结果。

　　要在明年的墨西哥城的第16次缔约方会议上,甚至以后更多次的会议上,解决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的那些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社会必须在诸多方面形成广泛的共识,争吵、相互指责、推卸责任,都不是应有的选择；谅解、理解、平等、合作,才是解决困境之道。其中最重要的共识应该是,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必须是和谐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追求和维护公平的价值下实现各自的发展。因此,必须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促进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础；必须在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减缓行动之间实现合理的平衡；必须建立制度化的平台来落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持久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哥本哈根会议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上,仅仅有政治意愿,仅仅产生一些口头上的共识,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需要采取其他的切实行动。这些行动,能在明年的墨西哥城会议上得到体现吗?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应该重新启发人类的思考。

6、李龙：哥本哈根没有留下童话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09/12/21

http://www.oeeee.com/a/20091221/820185.html

应对全球变暖，人人有责。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同，应对全球变暖的能力有明显差异，决定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不相同。

一次被形容为拯救地球的会议，却没能在哥本哈根上演令人惊喜的童话，共识和分歧在争论和激辩中共存，留下了一份约束力有待检验的哥本哈根协议。

回顾哥本哈根会议的进程，期间不时出现一些插曲。先是发达国家爆出“气候门”事件，接着发达国家密谋的“丹麦密本”又被曝光，企图逼迫发展中国家无条件接受。发达国家的种种傲慢与偏见、自私与贪婪，在丹麦这个盛产童话的国家里昭然若揭。拯救地球的会议，某些发达国家却表演了推卸责任、指责别人的闹剧。

应对全球变暖，谁都不能逃避责任。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各方应对全球变暖的能力有明显差异，由此也决定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不相同。然而，在各种国际场合，我们总是能听到一些发达国家把全球性环境污染归咎于发展中国家，一味地批评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依然秉持着这种态度，大搞单边主义，只顾争取自身利益，根本无视自己的责任和国际规则。

比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17日提出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援助，同时却设置了发展中国家减排必须接受外界监督的前提。而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原则，发达国家要率先实现总量减排，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则需借助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让，且发展中国家利用本国资源采取的自主行动无需接受国际监督。很显然，美国的提法看似合理，实则本末倒置。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其气候变化政治学中指出，正是发达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生产方式，造就了今天的气候变暖。倘若按照他的说法，那么毫无疑问，在全球变暖上，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应该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诚然，很多工厂都设在发展中国家，但必须明白：其一，这些工厂大多是在替发达国家生产产品，通过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工厂，发达国家既赚取了这些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同时也把污染留给了发展中国家；其二，这些工厂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大多是在发达国家消费的。

以电子产品为例，发达国家不但消费着大量的电子产品，而且还通过种种途径，把电子垃圾销往发展中国家。垃圾的跨国转移，实际上就是发达国家有意把污染问题推给他国，从而转嫁自己的国际责任。有人作出推算，在中国的碳排放量中，至少有20%是为了供应欧、美市场的。这部分碳减排，按理就应算在他们头上。但是，欧美从来不会正视这个现实。

因而，从国际道义上说，能源消费大国应当主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通过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工业废品及生活垃圾对这些国家环境的污染。可是，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一些发达国家不提这些，而是抱着政治投机的心态，既不想履行自己在《京都议定书》中制订的承诺，还倒打一耙试图把责任推给发展中国家。

人类到了应该为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付出努力和代价的时候了。我们期望所有国家拿出中国节能减排的力度和诚意，以对全人类负责的态度兑现承诺，承担自己的责任。“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只有积极行动起来，拯救地球才有希望。

7、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发布《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12月20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4586.html

　　据新华社哥本哈根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尚军、刘晓燕）经过马拉松式的艰难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当地时间１９日下午在达成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闭幕。

　　《哥本哈根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自７日开始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原定１８日结束，旨在为《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２０１２年到期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达成安排。１００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了大会领导人会议。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责任、资金支持和监督机制等议题上分歧严重，会议被迫拖延了一天。

会上，发展中国家普遍主张，当前的气候变化谈判必须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必须坚持双轨制，发达国家应正视并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加大减排力度，并为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8、气候变化，危机四伏――就在你身边

来源：搜狐绿色　2009－12－21

http://green.sohu.com/s2009/qihou/

9、环保部否认公众参与被弱化 称“民间声音正加强”

来源：第一财经网2009年12月20日　章轲

http://env.people.com.cn/GB/1072/10614976.html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先期推出的部分环境保护类图书摄影/章轲

　　针对社会上有关“环保公众参与正在弱化”传言，19日，国家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民间声音正在逐步加强。

　　“全民环境教育论坛”19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在书面发言时表示，建设生态文明，要动员社会各界的力量，共同推进和参与，在全社会形成自觉保护环境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CBN记者注意到，为了纠正社会上对公众参与的错误认识，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祝光耀在论坛上专门作了题为《推动公众参与　建设生态文明》的长篇发言。

　　“公众参与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祝光耀称，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也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能实现。

　　坐在贵阳市闹市区的一间会议室里，专程赶来参加论坛的祝光耀深情地回忆说，早在1988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就倡导成立了以“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为主题的毕节试验区。

　　“这是生态文明建设在贵州省的早期实践。”祝光耀说，之后，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环境立省”战略，强调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他说，这其中，公众参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据环保部介绍，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

　　环保公众参与机制和制度保障体系逐步建立健全。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明确要求，要“实行环境质量公告制度，定期公布各省（区、市）有关环境保护指标”，“及时发布污染事故信息，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对涉及公众环境权益的发展规划和建设项目，通过听证会、论证会或社会公示等形式，听取公众意见，强化社会监督。”2006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使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有了明确的制度保障。

　　环境信息平台正在建立，保障了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以网络为重点的政府环保信息平台也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信息渠道。原国家环保总局印发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环境信息的权益，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环保的深度不断提高，民间的环保声音逐步加强。祝光耀举例称，近年来环保志愿者和NGO组织积极利用报纸、杂志、电视、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向公众宣传环保，在中小学校、社区开展各种环保活动，编写出版环保读物和杂志，建立环保网页等。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企业家积极参与、资助或联合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创立了一批有一定规模的专项资金，体现了企业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公众也从单纯的参与环保宣传活动，逐步深入到对环境问题的调研、提交议案和参与环境事务管理和决策。

　　但祝光耀同时指出，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和素质还有待提高，一些地区领导人重经济、轻环保、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政绩观依然是导致当地环境改善不尽如人意的根源。

　　他认为，各级政府部门应以人为本，维护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积极推动公众参与。要积极运用环境信息公开这一重要管理手段，通过公布相关信息，借用公众舆论和公众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以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为主线，深入开展全民环境宣传教育。

19日，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刘友宾还宣布正式启动《全民环境教育系列读本》编辑出版工作。据介绍，该系列读本是经环保部批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一套面向普通公众的公益类环境图书，读本第一辑共由六个单行本组成，将于2010年“世界环境日”期间出齐。

10、我国将推《全民环境教育系列读本》提升公众环境素质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2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2/21/content_12680694.htm

新华网贵阳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李惊亚、王丽）为有效提升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自觉参与度和环保素质，环境保护部委托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将组织编写我国首套面向公众的环境教育普及读物《全民环境教育系列读本》。

记者从１９日贵阳举行的全民环境教育论坛和《全民环境教育系列读本》启动仪式上了解到，针对各级领导干部、企业人士、农民、青少年、社区居民和民间组织等目标读者群体不同特点，这套图书旨在普及环保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突出各领域的专业环境保护知识。

据悉，这套读本是成系列的公众环境教育示范读物，第一辑包括《生态文明简明知识读本》、《环境形势与政策读本２０１０》、《企业环境保护知识读本》、《农村环境保护知识读本》、《公民环境保护知识读本》和《党政干部环保知识读本》共五册。

该系列读物以环境保护基础知识、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环境危机、中国的环境问题和环保成就等为主要内容，介绍国内外最新环保概念，如生态文明、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清洁发展机制以及绿色财政、绿色税收、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等环保经济政策等，根据不同读者群体的特点，突出相关专业环保知识。

11、资源税改革明年或推出有望从价计征

来源：上海证券报　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22225.html

　　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之一，税收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各界关心的话题。记者近日从权威渠道获悉，为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主管部门正在酝酿一系列税制改革，其中就包括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

　　一位接近国家税务总局的权威人士向记者透露，资源税改革很可能在明年推出，主要方向是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提高税率，征收方式则由目前的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

　　“改革资源税，首先就要扩大征收范围，把更多的资源性产品列入其中。”上述权威人士指出，目前，我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主要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金属类矿产、非金属类矿产以及盐，范围过于狭窄，远远没有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该人士还认为，将水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之内是当务之急。

　　对于已经列入资源税征收范围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征税方式如何改进的问题，该人士指出，目前税务部门的思路是要由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至于从价计征的税率可能定为多少，该人士没有透露，但此前业界普遍猜测，调整后的资源税税率很有可能定在3%左右。

　　专家指出，现行的从量计征方式问题越来越凸显。从量计征不能体现资源价格的涨跌，国家税收也不会随着资源价格的涨跌而增减。征收资源税的初衷更是难以体现，上述权威人士指出，“从量计征，企业的税负较小，难以形成节约资源的意识。”

　　如果实行从价计征，资源消耗大户的税负将大大增加。业内人士分析，以原油为例，现在实行的是从量计征，税率为8-30元/吨，但如果按80美元/桶的价格、3%税率从价计征，我国的原油资源税税额将是“从量计征”时的5倍左右。

　　今年以来，我国推进资源税改革的进程明显有所加快。今年5月下旬，发改委公布《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要“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也曾在多个场合呼吁进行资源税改革，上调资源税税负。（来源：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

12、发改委组织编制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

来源：中国广播网2009年12月2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21/081119303515.shtml

　　中广网北京12月21日消息(记者冯雅)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6时45分报道，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编制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从四方面着手逐步出台有关政策，推动我国环保产业发展，到2015年，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将达到GDP的7%—8%，成为新的支柱产业。

　　截止2008年底，我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为1.55万亿元，相当于GDP的5.17%，从业人数3000多万，产业领域已基本涵盖提高能效，污染防治和循环经济等方面，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巡视员何炳光司长介绍，未来要把环保产业培育成新的支柱产业。

　　何炳光：近期主要是以拉动内需和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目标为重点，壮大节能环保产业的规模，从长远目标来说，主要是要围绕着提升产业竞争力，形成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形成具有综合竞争力的新的支柱产业。国家发改委正在组织编制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规划，到2015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相当于GDP的大概7%到8%。

　　何炳光表示，当前发展环保产业有3大重要任务，即：大力发展节能产业；做大、做强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大规模发展节能环保的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国家将从四方面逐步出台相应的政策。

何炳光：最现实的就是要实施重点工程带动战略，到2020年GDP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降低40%到45%，这里面所需要的是数万亿的投资，通过重点工程的实施来拉动最现实的需求是一个重要的切入口。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在节能环保领域设立若干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试验室，增加节能环保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最后一个，就是要强化法规标准的约束，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催生新的产业。

13、北京机动车超400万辆 尾气成空气污染主因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20191.html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既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给首都经济繁荣带来新的机遇，又产生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些现实难题

　　目前北京不会限制小汽车的拥有，而是引导其合理使用

　　400万辆！

　　北京站在了机动车保有量400万辆的门槛上！

　　12月18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大关，达到4001426辆，驾驶员达567.9万人。

　　一条上升的直线

　　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未来可能将达到700万辆左右

　　400万辆是个什么概念？

　　北京二环路全长为32.7公里，双向共6车道，如果按照一辆小汽车4.5米长计算，二环路全排满可容纳近4.36万辆车。同理，三环路可容纳6.4万辆车；四环路可容纳约11.61万辆车。三条环路排满也只能容纳22.39万辆车，仅占400万辆的5.6%。也就是说，北京市每100辆车中如果有6辆车同时上了这3条环路，3条环路就将处于瘫痪状态。

　　更让人吃惊的是增长速度，北京机动车保有量从2300辆到100万辆用了48年时间。2003年8月、2007年5月，保有量先后突破200万、300万大关，分别用时6年半和3年9个月。而从300万辆到400万辆，仅用了两年7个月。

　　“400万辆机动车是首都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人民生活富裕的重要表现之一。”业内专家认为。汽车更多地进入人们的生活是一个必然趋势。“随着首都人口的增加，北京机动车总量持续迅猛增长势头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主任刘小明认为。据测算，预计2011年可能达500万辆，2015年前突破600万辆。按照目前北京600多万户家庭计算，未来北京机动车保有量很可能将达到700万辆左右。

　　一个幸福的烦恼

　　机动车尾气已成影响北京空气质量主要因素

　　机动车保有量突破400万辆，给首都经济更加繁荣带来新的机遇，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另一方面，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一些现实难题也随之出现。

　　虽然随着近年北京公共交通发展加快，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大幅上升，但小汽车出行比例仍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水平，已从绝对弱势地位跃升为最具强势的机动化交通方式。

　　与机动车快速增加相应的是交通的拥堵。据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对11月14日至20日期间的交通出行数据统计分析，虽然目前北京采取“每周限行一日”措施，北京路网早、晚高峰平均车速仍只有每小时24.2公里和20.1公里。目前北京每天新增1300多辆机动车，如果不采取措施，到2015年北京高峰期间路网的平均车速将可能只有每小时15公里。

　　由于交通拥堵行驶速度下降，导致机动车尾气排放总量增加。据监测，机动车尾气已成为影响北京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它对空气中气态污染物的贡献率占到50%。

　　一份持续的努力

　　分阶段缓解交通拥堵，年消化新增超30万辆车的拥堵压力

　　路建多长，车增多快，有人形容叫做“压路机跑不过"切诺基"”。

　　解决北京交通拥堵，决不会一蹴而就，但又刻不容缓。从2004年起，北京开始实施分阶段缓解交通拥堵的方案。

　　近7年，北京累计完成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约2000亿元。至2009年，新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174公里，通车里程达228公里；新增高速公路549公里，总里程达884公里；城市道路和一般公路总里程分别达到7188公里和20340公里。城市“主动脉”不断延伸，“微循环”也在不断疏通。从2004年起，通过打通断头路、优化平交路口、增设过街设施等8个方面1372项疏堵措施，大大提高了交通设施承载和路口通行能力。

　　在政府公共财政的支持下，北京同步推进公交优先各项措施，实行地铁2元/人次的单一票制，并统一实施市区地面公交一次1元单一票制，且对刷卡乘车实行普通卡4折、学生卡2折。同时，完善换乘设施，加大公交路权优先力度，优化公交线网……目前，北京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已由2003年的28.2%提高到38.9%。

　　为应对机动车增多导致污染加重，北京新车不断提高标准，目前销售的车用燃油达到国Ⅳ标准，可使400万辆在用车污染物排放较国Ⅲ燃油降低两成左右。截至目前，北京共淘汰改造黄标车超过10万辆，其排放总量相当于200多万辆同等行驶里程国Ⅳ新车每日的排放总量。

　　统计显示，自2003年8月至今，北京机动车增长200万辆，但交通拥堵没有明显恶化，空气质量更是11年持续改善。

　　一项科学的取舍

　　未来，北京将采取“差别化停车收费”等经济手段来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目前，北京不会限制小汽车的拥有，更关注的是如何引导其合理使用。”刘小明明确表示。

　　汽车工业是整个制造业发展的龙头，汽车消费也是支撑中国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重要内容。汽车消费的巨大需求，必然刺激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增长，从而带动整个首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对解决就业等问题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

　　刘小明说，靠经济的杠杆来调节和引导中心区小汽车的合理使用也是目前各大国际城市的通行做法，比如伦敦的中心区征收拥堵费、东京中心区高昂的停车费等。面对持续增加的机动车，北京也计划采取“差别化停车收费”等系列经济手段来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对此，北京市交通委的解释是：不同的区域，交通需求不同，可能提供的交通资源也不同，因此要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的交通设施供给和管理政策。

　　对旧城，将通过停车位供给总量控制、提高停车收费政策等，对小汽车交通实行相对从紧的管理政策；对旧城以外的中心城，对小汽车实行适度调控政策；对新城和郊区城镇，则要为小汽车交通提供相对宽松的使用空间。目前，“差别化停车收费”已在调研和论证当中。

　　为鼓励市民将私家车停放在郊区换乘停车场，换乘公共交通工具进城，减少市区小汽车交通量，北京将沿中心城周边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车站规划建设小汽车驻车换乘系统，并实行低价位或免费停车换乘的收费政策。目前，已在轨道交通和大容量快速公交沿线规划了26处驻车换乘场站。

　　一道未来的方略

　　以“公交城市”破解拥堵困局，2015年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45%

　　和谐社会呼唤和谐交通。北京决心以发展的思路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全力打造“公交城市”，以此破解机动车和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城市交通拥堵困局。

　　按照建设规划，到2015年，北京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将达45%。高峰时段通勤出行中，公共交通分担比例达50%以上。中心城90%乘客步行到最近车站距离将不超过500米，高峰时段主要干线候车时间将控制在3至5分钟。

　　“把城市搬到轨道上”，这是北京的宏伟计划。今年，在北京这座繁华的大都市地下，以同时建设13条地铁的空前规模，编织着一张环环紧扣的地下大动脉网络。未来数年，北京将争取每年至少通车一条线路，每两年建成100公里，预计至2015年共投入2080亿元。

　　到2015年，北京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561公里，届时，轨道交通运输量将由目前的日均380万人次增加到1000万人次，占公共交通运输总量比重由目前的23%提高到50%以上，市民在四环路内平均步行1000米即可到达地铁站，北京公共交通将达到现代化国际城市水准。

同时，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北京对空间布局做了重大调整，改变了过去“单中心”的发展格局，构建起有利于集约化发展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到2020年，北京中心城中心地区人口规模将争取从650万调减至540万，其中旧城人口由165万调减至110万左右，这将从根本上改善北京交通拥堵状况。本报记者阎晓明王建新

14、广州：环评遭大部分周边居民反对 番禺停止垃圾焚烧项目

来源：京华时报2009年12月21日

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912/21/t20091221_20654927.shtml

昨天，广州番禺丽江花园垃圾分类处理工作座谈会透露，原选址番禺会江村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已经停止。

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应丽江花园业主代表邀请，20日在小区和业主面对面交流。谭应华说：“环评阶段遭大部分周边居民反对，会江村项目已经停止了。”他表示，环评的重要一环是征得周边广泛居民的同意，形成共识。

19日，谭应华从有关部门获悉，会江项目已经停止。他说，10年来番禺已发生很大变化，生活垃圾规划和区域环评规划需要重新修编。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需要重新论证。

至于以后垃圾处理以某种方式落在什么地方，也要形成共识，周边的人群要大多数人同意才行，比例要达到75%。

在江外江论坛，座谈会内容消息被“现场直播”，项目停止的消息传出，立即引来一片发帖称赞。网友“原上草”感言，从不到一个月前官员的信誓旦旦，到今天谭书记的表现，再回想其间的种种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在态度上的进步。

巴索是邀请区委书记到丽江花园座谈的发起人之一，为此他已熬了多个通宵。他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垃圾分类，“路还长呢，假如垃圾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那么危机还是会到来的。”

番禺区市政园林局有关负责人证实，华南环科所在撰写项目环评报告过程中接到大量反对意见，环评报告未能继续进行。此外，此前的系列招标中标也将作废。对于“广日集团将退出番禺项目”的坊间传言，广日集团未作回应。（责任编辑：刘鎏）

15、建立环评终身责任追究制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09年12月21日李飏、周永章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21/041019301614.shtml

　　环境影响具有潜在性、累积性，使得环境影响后果评价不仅周期长，而且责任主体不易明确。因而，要强化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环评终身责任追究制，让责任主体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长期后果担负法律责任。

　　环境影响评价，是1964年在加拿大召开的国际环境质量评价会议上首次提出的。它“是在一项工程动工兴建之前对它的选址、设计以及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预测和估计，又称环境影响分析” 《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1984)。其根本的目的是鼓励在规划和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最终达到根据环境的相容性来开展人类活动。

　　实践证明，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取决于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理性的、公开的决策模式。权力机关做出决策时以事实为根据、以理性为基础，在这样一种决策模式中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执行效力能得以最充分的实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以一种公开的方式进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公开意味着充分考虑各种替代方案，不断研究、吸收、采纳新的信息资料。

　　其次是广泛的、充分的公众参与。这是有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不仅某些信息的获取只能依赖广泛的公众参与，而且这也是公众参与决策、提高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程度的一个重要途径;同时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还可以取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以减轻开发行动的执行阻力，提高其执行效率。因此，有无充分的、广泛的公众参与也是衡量环境影响评价法律制度有效性的重要基准之一。

　　再次是独立的、高素质的评价者。评价者的独立性及其素质直接关系到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质量，直接影响到该制度的有效性。因为环境影响评价结论是否客观、公正、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价者的独立性及其素质。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环评制度在政策出台以及实施运作过程中都存在不同部门、机构、团体和组织间的博弈。各方利益诉求的不同影响着各方的行为选择，而这些都决定了整个博弈的发展和态势。环评中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分别是：政府必须追求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公众（社区居民、环保组织、社会媒体）需要知情权、参与权、环境保护、环境公正；环评机构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现象。已取得地方政府支持的环境影响重大的项目，企业规模一般很大，投资额巨大，博弈牵扯的利益方也比较多，博弈的过程自然也比较复杂。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环评机构与企业间的博弈，一些环评机构在扩展业务的时候往往会强调自己同拥有审批权的环保机构的良好关系，以此招徕业务。环评单位在环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往往会先接下业务，为了得到剩余的费用，环评单位自然会竭尽全力去通过环评报告。因为企业的付款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它包含着如果环评单位不使环评报告通过，企业将不会付给剩余款或者延期支付。但是，环评机构想让环评报告顺利通过就必须同报告的审批机构——各级环保部门有着比较特殊的关系，或者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建立这种关系。

　　那么，如何完善我国环境评价制度？建议如下：

　　1. 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对政府行为的评价和审查。目前我国的环评制度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建设项目上，即使是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也有一些开工前没有进行环评，在责令停工后补办了环评手续就可以既往不咎。这种对政府行为的宽容甚至纵容在近几年的环评风暴中屡见不鲜。

　　2.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要对公众参与的规定详细具体且可操作性强。加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即首先做到信息公开，信息公开一方面有利于公众的积极参与，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同公众的沟通交流。在美国，公众参与整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具体包括：第一阶段，行政机关认定其拟议的行为无重大环境影响，出具“无重大影响认定”文件，公众予以审查并具有最终的决定效力；第二阶段，即“报告书的评论和定稿”，其间公众先有90 天对于报告书初稿的评论期，领头机关研究并做出反应后定稿，公众再次获得30 天对于定稿的评论期，可以说这是公众主导的阶段，行政机关则是合作性地接受意见和针对实质性意见做出不同类型的反应。在日本《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实施程序中对公众的参与权与知情权做出了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包括：关于范围文件（即关于环境影响的范围报告）的公布、公开复审和意见提交；关于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草案的公告、听证会以及意见提交；关于环境影响评价书的公布及阅览。

　　3. 明晰地界定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环保责任。增进不同级别政府和其他主体之间的协调。适当提高环保系统的行政地位，以及赋予更强的也更真实的行政处罚权，适当地将地方环保部门与地方政府的依赖关系减轻一些。同时国家环保机构对其下属各地方环保部门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解决各级地方政府与各环保部门间的管辖权之争。

　　4. 切断环评中的利益链。在现行体制下，政府、环保部门、环评机构与项目建设单位之间存在着一条错综复杂的“利益食物链”。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关于环评法的执法检查报告提出，目前环评机构与环评报告审批单位存在利益关系，影响环评公正性等问题。针对当前有的环评机构受经济利益左右，评价的客观公正性受到影响这一问题，国家环保部要求各环保系统所属从事环评事业单位在2011年年底之前全部完成改制，其他科研事业单位在2012年年底之前完成改制。这实质是从改革体制入手，让环评机构与环保部门“完全脱钩、彻底脱利”，确保环评审批不受利益干扰。

　　5. 建立环评终身责任追究制。环境执法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综合性、多元性的执法活动，同时环境影响具有潜在性、累积性，使得环境影响后果评价不仅周期长，而且责任主体不易明确。因而，要强化相应的法律责任制度，建立环评终身责任追究制，让责任主体对环境影响评价的长期后果担负法律责任，同时加大对建设方违法的处罚力度，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作者李飏是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周永章是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16、万家化工企业聚集长江畔 基层环保部门忍气吞声

来源：人民网　2009年12月19日　陈泽伟

http://env.people.com.cn/GB/10612956.html

　　“环评腐败”案件多发，上升明显，已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

　　中央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时，不少担忧和疑虑便随之出现：短时间内大量建设项目被批准，环评会不会放松？这几年环境治理取得的成效会不会被冲击掉？

　　为了堵住一些地方放松环评审批管理的苗头，2008年12月4日，承担环保工作主责的环保部公布了《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的通知》，其目的就是要求环保工作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另一方面，绝不能降低环保要求。

　　“这一年来，环保工作基本达到了这个目标。”一位环保部官员如是说。

　　但是，基层环保部门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环保专家、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蒋高明说，概括一句话，就是基层环保在GDP面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宁做恶人不做罪人

　　在11月13日召开的“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第二次部门联合信息发布会上，环保部环评司司长祝兴祥表示，今年以来，环保部一方面对符合环保要求，涉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有利于扩大内需的项目，特别是国家重点项目，开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绿色通道”，加快审批；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两高一资”建设项目的环评审批，利用当前有利时机，通过环评审批，推动“两高一资”行业污染减排和结构优化调整。

　　据了解，今年以来，环保部共批复339个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涉及到的投资17210多亿元；其中对47个项目不予批复、退回报告书或暂缓审批，涉及投资将近2000亿元，其中钢铁、化工石化、有色、电力等行业项目数量占70%。

　　而在此前，环保部已经明确要求，对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全面提高工程建设环境管理水平。

　　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工程建设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环境保护问题：“未批先建”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规划未依法进行环评即通过审批、环保资金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仍然存在，个别地方将“保增长”片面理解为“保投资”，导致环保政策放松，监管措施软化。对此，一定要科学分析、准确判断，采取果断措施，认真加以解决。“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

　　吴晓青强调，环保部将以政府投资和使用国有资金项目特别是扩大内需项目为重点，用两年左右的时间，从强化环保工作角度出发，对2008年以来规模以上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有关情况进行全面排查。

　　而2009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确立的一系列环保工作目标，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例如，列为主攻方向的污染减排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2009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的考核工作结果表明，今年上半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657.6万吨，二氧化硫排放总量1147.8万吨，与2008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46%和5.40%，污染减排继续保持双下降的良好态势。

　　遏制“环评腐败”

　　环评审批，是目前环保部门手中握有的最大权力。但如何用好用实这一权力，社会各方对环保部门期望颇大。

　　今年10月1日，在环保人士和公众历经数载的期待之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正式开始实施。规划环评不同于建设项目环评，环评规划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评价对象主要是政府职能部门制订的各种规划方案。

　　有关专家指出，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之后，环保部门开始意识到，正是由于过去一些不合理规划导致了区域、流域、海域间工业、农业、畜牧业、能源等布局欠妥，造成了重大环境隐患。

　　数据显示，全国2万多家化工企业中，位于长江沿岸的有近万家，黄河沿岸的约3800家。一旦出现生产事故，就有可能引发重大水污染事件。而我国75家重点钢铁企业中，有26家建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34家建在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随着城市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钢铁行业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必将越来越大。

　　《条例》的通过，加大了环评的法律效力，为规划环评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利于在决策前端把好环境关。

　　但也有专家指出，导致规划布局不合理，火电、钢铁、造纸等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在某些地方集中，严重超出环境容量，其背后更主要的原因是利益驱动的部门和地方的“硬权力”。由于规划环评更多触及的是政府部门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条例》要想真正落实，恐怕还需要一个过程。能否达到其初衷，也有待于时间的考验。

　　规划环评仍待考验，而在实行多年的建设项目环评领域，情况也不容乐观。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新、扩、改、迁的建设项目均需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表)均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环评单位出具，而且必须经过环保部门审批。

　　因此，环境影响评价行政管理人员成为建设单位、环评机构的“攻坚对象”。近些年“环评腐败”案件多发，上升明显，已成为违纪违法案件易发多发的“高危地带”。据统计，2002年至2008年，全国涉及环评管理的违纪违法案件共70件，涉案人数72人，且都是部门以上领导，其中领导班子成员超过一半，达到43人。

　　针对此，环保部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但有关专家指出，彻底打破环评领域的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环评腐败”，还需要扩大环境信息的公开范围以及保障公众参与的权利。

　　待除的痼疾

　　基层环保困难重重、“环保部门立法虽多，但是管用的不多”等环保痼疾，仍待解决。

　　时至今日，一些地方的基层环保部门在夹缝中生存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用蒋高明的话概括，是基层环保在GDP面前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具体分析，其一，基层环保局既要治理污染，还要遵从地方领导意愿确保财政税收，身陷“两难”境地。中国县这一级的环保局长是最难干的。虽然业务上受上级环保部门主管，但环保局长职务却是所在地任命的。这样在工作中，县环保局长自然多照地方领导的意志办事。地方领导虽然也要环境，但是他们中一些人更想要的是GDP，是钞票，是政绩。

　　其二，面对农民的质疑，县环保局只有忍声吞气。发生重大污染事件后，老百姓自然上访到环保局。如果环保局去关企业的门，那么主要行政领导可能就要摘环保局长的“乌纱帽”；如果环保局替企业说话，那么受害老百姓就砸环保局的“牌子”。

　　其三，在执法过程中，不仅缺乏兄弟部门的密切配合，相邻县市的环保部门之间也缺乏配合。

　　其四，排污收费是地方环保局的主要收入来源的尴尬，一直没有改变。

　　其五，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基层环保局防不胜防。企业污染能够赚钱，不污染赚钱少或者赔钱，这更是中国基层环保局长感到最困惑的地方。当前，不少制造企业在无法依靠技术进步降低能耗、降低成本，只能朝两个方面挖潜：一是工资，二是环保。有些企业为降低成本，减少人力、物力支出，置法律而不顾，直接将未经处理的污水对外排放。以水泥和纺织业为例，要达到起码的环保要求，每吨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占水泥出厂价的5%；纺织业排放的废水，如要处理，则每吨需花费1.2～1.8元，增加生产成本5%。企业如果没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只能在环保上打游击。要么不建任何污染处理设施，要么建了以后当摆设，白天将污水存放到预处理池里，晚上趁没人的时候“尽情”排放，从而节省一大笔成本。

　　环保执法上的“两高一低”，即“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助长了上述倾向。环保部门为取证一件违法偷排事件，可能要耗费50万元，而最终落到违法企业头上的罚款，只有区区5万元。

　　面对如此窘境，蒋高明建议，环保需要垂直管理，环保官员需要上级任命而不是由地方任命；要赋予基层环保局执法的权力，加强执法力度；尤其要赋予环保部门拆除、查封污染源的强制权力。为早日还祖国青山绿水，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扭转全国基层环境保护局的被动工作局面。

　　而在环境立法方面，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李萱分析，2008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法治建设白皮书”，总结了当前中国环境立法状况：制定了《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9部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以及《可再生能源法》《水法》《矿产资源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等17部资源节约和保护方面的法律；出台了与环境和资源保护相关的行政法规50余件。

　　但是，与环境立法的迅速进展不相匹配的是，环境法律法规的实施状况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诟病。一方面，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环境立法数量迅速增长；另一方面，制定出来的环境法律法规却似乎并不怎么管用。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坦承：“环保部门立法虽多，但是管用的不多。”不断出台的环境法律法规并未对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产生预期效果，环境立法面临着一个像西西弗斯推动巨石上山一样的困境。

李萱指出，此前，环境立法面临的主要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之争。今后，环境立法的主要难题是既得利益的博弈，是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与公众权利、个体权利之争，这也是当前环境立法的关键所在。在利益博弈的新时期，环境立法的重点在于法律与政策之间进行良好沟通，调整合法行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环境违法行为之间的法律利益关系。

17、马九器：环保与GDP应超越胳膊拧大腿

来源：华商网-华商报2009/12/21

http://www.oeeee.com/a/20091221/820193.html

《瞭望》新闻周刊18日刊文披露，当下中国“环保仍拧不过GDP大腿”，环保方面问题仍然很突出：环境立法数量迅速增长，但制定出的法律法规却不怎么管用；在法律强化环评的同时，环评人员成为攻坚对象，环评腐败案多发，已成为高危地带。

单纯从环保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环保力量正越来越强大，从环保总局到环保部、从《环境保护法》到《环境影响评价法》，从民间环保组织的凤毛麟角到不计其数……但是从环保与发展的矛盾、从环境恶化的程度、从地球生态的脆弱性看，环保力量还处于筚路蓝缕的初级发展阶段，环境生态仍处于四面楚歌的危机之下，很多地方仍然显现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对立”的强劲趋势。

环保格局的基础，已经从过去的有没有法律、民众有没有觉醒发展为一种更为艰巨的利益博弈，在环保与破坏环境的此消彼长或齐头并进的现实中，法律、民众觉醒似乎仍然无法有效遏制环境的持续恶化，而在各种利益驱使下的不少地方政府、大型企业正以权力和资本无视法律与程序，继续在各地占据博弈的上风，使环境进一步恶化、公共利益进一步受损。在这里，正是多年经济发展惯性所致的“GDP至上”在主导很多地方政府主政者的政绩思维，甚至主导很多国企央企领导者的政绩思维。仅在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评法执法检查中，就发现一些地方政府都存在 “未批先建”、“未评先批”现象，甚至用“红头文件”为此保驾护航。今年环保部针对两大电力巨头——— 华能集团和华电集团——— 违法建水电站开出最严厉罚单，暂停审批两家企业的多项建设项目，可是，据随后权威媒体调查披露：罚单之下违法水电站照建不误，罚单宛若“空对空导弹”。在巨大的政绩、财税等利益面前，政府失明、企业失聪屡见不鲜，法律和民意在现实中依然孱弱无力，即使如环保部罚单结局尚且如此，更遑论那些基层环保部门。

当下，还出现了新的问题，即在环评法律的大棒之下，不少企业单位开始上演“曲线救国”一幕，用糖衣炮弹来攻占环保部门，只要人被拉下马来，法律不过一张徒有其表的纸而已。此招已被证明屡有斩获，2002年至2008年，全国涉及环评管理的违纪违法案件共70件，其中一半都是领导班子成员涉案。可见，利益博弈不仅仅有明枪，更有暗箭。

面对异常脆弱的地球生态，气候政治正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以此而言，中国对全球气候、环境改善所应做出的贡献正遭受严峻的考验。

当我们逐渐完成法律制定、民众启蒙的任务后，环保格局已变、情势更加复杂，利益博弈成为主唱，此时当因势利导、与时俱进，生生相克，一物必能降一物。更加彻底的政务信息透明和更加广泛的公众参与，将是让环保占据利益博弈上风的良策。

环保部门占据法律和道义主动，唯不足者在于现实公权行为的种种掣肘、利益逼仄下的执法动摇，假如将一切环保、环评的信息公之于众，让真相实情摊在阳光下，乾坤朗朗，谁是谁非世人一目了然，将很大程度断了“暗度陈仓、瞒天过海”之路；假如在环保的法律、程序中赋予公众更多参与的权利，拥有话语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民众必将大大增强环保力量，降低执法成本、增加违法成本，从而平衡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

环保和GDP不一定非要 “胳膊拧大腿”，而是要抓紧探索“胳膊大腿协调一致”之路。

18、假如极端天气突袭哥本哈根

来源：人民日报 2009年12月19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2/19/content_12670858.htm

旨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已经在丹麦哥本哈根寒冷的冬日里拉上帷幕。

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世界各地极端天气频繁发生：中国华北地区遭遇暴雪，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暴雪成灾，局部地区突破百年一遇；常年干旱少雨的沙特西部地区遭遇严重的暴雨袭击，至少48人死亡；英国北部受到暴雨侵袭，有政府官员称水灾达千年一遇；南半球的澳大利亚连续出现罕见高温天气，因高温发生森林大火……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大，正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恶果之一。有人曾天真地以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前世界各地极端的“怪天气”，向地球村每一个人敲响了警钟，也吹响了集结号，说不定有助于与会各国就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问题达成新的协议。

然而，自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开幕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争吵声不时传来，讨价还价，分歧不小。博弈的关键问题在于：到底应该如何分担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责任？

发达国家一方面极力弱化自身减排指标和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试图将减排负担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诸多不合理要求。欧盟把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这被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认为“有点不厚道”。

实际上，从气候变化谈判20年前开始以来直到目前，发达国家的许多做法一直不够厚道。其行为正如有人提出的一个形象的比喻：一场宴会，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位穷亲戚，他只赶上喝了一杯咖啡。最后众人说实行AA制，所有费用大家平均分摊。这对穷亲戚显然太不公平。

环球同此凉热，大气没有国界。但是，由于国力有限、基础设施薄弱、人们防灾减灾意识不足，发展中国家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为深重，甚至由于海平面升高可能面临灭顶之灾。而发达国家的很多人，对于气候变化的现实危害缺乏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饱汉不知饿汉饥”，也就难以对发达国家工业革命以来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暖产生负疚之感、还债之心。

听闻哥本哈根传来的争论，突然产生一个“有点不厚道”的想法：假如会议召开期间，哥本哈根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高温热浪、沙尘暴或者暴雨天气的袭击，发达国家的“高朋”们深受其苦之后，会作何感想，是否会表现出更多诚意？

当然，在这个“童话王国”的首都、享有“环保之都”美誉的城市，遭遇极端天气的概率是很小很小的。如今，这次争执不休的会议在北欧冬天风平浪静的天气中结束了。今后，全球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之路依然任重道远，还需要各国面向未来，求同存异，更需要发达国家认真倾听来自东方文明古国的古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刘毅）

19、哥本哈根之后，中国要继续打好“环境牌”

来源：大江网 2009-12-21 许志强

http://www.jxnews.com.cn/jxcomment/system/2009/12/21/011271866.shtml

　　据悉，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拟定的《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12月19日，新华网)这或许有点令人失望。但是，无论如何，从大会的规模和它所引起的全球关注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种进步。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表明，环境问题已经日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对其关切度甚至超越了对传统的政治、军事、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关注。一个国家和政府能否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做出承诺和切实的努力成为检验国家责任感和国际威望的重要试金石。因此，打好“环境牌”对中国越来越重要。

　　在这次会议中，中国政府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与诚意。温家宝总理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始终把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战略任务。1990至200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46%。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这样的减排目标连“财大气粗”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都认为是“雄心勃勃”的。作为一个还处于工业化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领导人能够下如此大的决心，充分彰显出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全球变暖只是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哥本哈根峰会之后，中国应该继续打好“环境牌”，在处理更宽泛的环境问题方面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为什么要重视打好”环境牌”？打好“环境牌”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增进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与理解，消除误解和质疑；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力地抵制西方国家对中国无味的指责，树立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全球环境议题为中国顺利融入国际社会提供了契机。近些年来，环保问题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因为这方面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活质量、甚至未来的生存。在这一领域做出努力更能凸显一个国家的责任意识与长远眼光。虽然在环境议题中不乏有争议和摩擦，但是与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和意识形态问题相比，它更多地是提供一种对话机制和商议平台。并且，这些传统领域的议题往往只是牵涉到个别地区或少数国家的利益，也只为少数国家所关注。唯有环境问题直指全人类的未来，令世人瞩目。如果一国政府能在应对环境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必定能为其际声望增添亮点。

　　全球环境议题也为中国展现自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过去西方国家因为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固有的文化理念所导致的对中国的偏见和误解会在环境框架下的交流中有效地加以融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能否在有效应对环境问题上有所作为，决定着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威望。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指责和批评也逐渐增多。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层出不穷，后来出现的“中国责任论”虽较前者有所缓和，但最终目的还是妄图给中国套上他们做的“紧箍咒”，限制中国的发展。今年以来热炒的“G2”、“中美共治”背后也隐藏着巨大的陷阱。而人权问题更是西方国家惯常用来指责和压制中国的重要砝码。打好“环境牌”能够帮助中国有力地反驳这些质疑，展现一个真正担负责任与道义的中国形象。

　　我们知道，人权最根本的内容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是享有其它权利的基础和前提。而环境问题与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休戚相关，中国政府在环保方面做出的努力实际上也是尊重人权的一种重要体现。中国有13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而目前尚有1.5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工业化起步大致要晚100多年。目前，中国的工业生产仍然处于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过程之中。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在积极地探索一条低耗能、高效率的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倘若中国能够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贫困群体不断脱贫致富，这本身将是中国对全世界做出的深远贡献——其功之大，可谓泽被后世；其益之远，可谓利及他国。

中国政府要积极地承担起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责任，这既是由中国位居世界大国的地位决定的，也是中国自身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西方工业化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中国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环境问题的账单上，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所欠下的陈年旧账。因此，发达国家应该为逐渐的恶化的环境担负主要责任。在这一点上，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与主要发达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于是，如何打好“环境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又是一场曲折的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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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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