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温家宝指出，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要切实履行各自承诺，增强互信，而不是相互猜忌，甚至对抗。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我们的工作不仅公开透明，而且受到国内法律和舆论的监督。中国愿在信息公开方面开展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

　　布朗、默克尔和鸠山由纪夫积极评价中方为应对气候变化所作的努力，并介绍了各自对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的考虑，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争取会议取得成果。

　　当晚，温家宝还出席了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为与会各国领导人举行的欢迎宴会。

　　温家宝会小岛国等发展中国家首脑 统一大会立场

　　新华网哥本哈根12月17日电（记者田帆　李国荣）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日在哥本哈根集体会见了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和苏丹总统助理纳菲阿。

　　温家宝说，中国和欠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同属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都面临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迫切任务。广大发展中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在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切和一致的目标。中方理解和同情欠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特殊处境和需求，主张并敦促发达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中国在这方面不仅没有私利，而且将一如既往地在南南合作和双边合作框架下，为欠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医疗卫生、教育以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四国领导人表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首要任务。应对气候变化绝不能以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为代价。中国自主采取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树立了表率，证明中国是一个积极合作、负责任的大国。欠发达国家、小岛国和非洲国家感谢中国的同情、理解和援助，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共同利益，共同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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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只要有1%的可能 中国就会付出100%的努力

来源：人民网2009年12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6241.html

温家宝总理在会见有关国家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目前谈判面临五个主要问题，进展缓慢，但中国始终抱有期望

　　人民网哥本哈根12月17日电　（记者韦冬泽、辛本健）当地时间16时，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哥本哈根大会举办地贝拉中心新闻发布厅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何亚非表示，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时指出，现在仍有五个主要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谈判的基础文件；二是减排目标，三是三可问题，四是长期目标，五是资金问题。当前最紧迫和最关键的是要加快文件案文的磋商工作。衡量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发达国家拿出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

　　何亚非在吹风会上表示，今天举行中外媒体吹风会，主要是向新闻界的朋友通报温家宝总理和有关国家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见的情况。

　　何亚非表示，温家宝总理是昨天晚上抵达的。他是带着诚心、信心和决心来到哥本哈根的。他反复强调，愿与各方一道，携手努力，推动谈判在最后时刻取得积极成果。

　　温家宝总理今天上午分别会见了东道国丹麦首相拉斯穆森、巴西总统卢拉、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格林纳达总理托马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并与马尔代夫总统纳希德、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孟加拉国总理哈西娜、苏丹总统助理纳非阿举行了工作午宴。

　　温家宝总理向他们表示，现在会期只剩最后一天，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各方应该立足于现实，充分展示政治意愿，照顾彼此关切，迅速凝聚共识，寻求一条有效推进谈判进程的道路。这样会议才能取得成果。如果还是在一些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上相互纠缠，会议很可能会无果而终。这将严重损害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的信心。我们也无法向世界人民交待。

　　温家宝总理向有关国家领导人指出，巴厘路线图谈判已进行两年，公约和议定书两工作组已经取得不少进展和共识。从大会和两个工作组讨论情况看，现在仍有五个主要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谈判的基础文件；二是减排目标，三是三可问题，四是长期目标，五是资金问题。当前最紧迫和最关键的是要加快文件案文的磋商工作。

　　关于谈判的基础文件。温家宝总理说，两工作组主席提出的新案文，尽管不够完善，但体现了各方在过去达成的共识，特别是坚持了公约和议定书的双轨制，符合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文件。需要强调的是，在公约和议定书下分别通过的“决定”要平衡同步，在表述上繁简一致。如果各方能以此为基础达成一项成果，将有关利于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和相关谈判奠定基础。

　　关于减排目标。温家宝总理说，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提出了各自的量化减排指标，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提出了减缓行动目标。尽管发达国家自身的减排力度不够，但他们还对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不满意，甚至要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目标挂钩，这是毫无道理的。对此，中方已反复强调，中方的　经过反复论证的，科学的，不容谈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减排行动挂钩，也不管会议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中国都会毫不动摇地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认为，各方没有必要相互指责，这只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导致会议无果而终。各方应该从大局出发，锁定已做出的承诺，并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各国承诺列入相关成果文件。如果能达成这样的安排，也是一个大的的进步。

　　关于三可问题。温家宝总理强调，“巴厘行动计划”对“三可”有明确规定。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也是长期谈判的结果，是各方已有的共识。发展中国家只有得到国际支持的减缓行动，才接受三可审评，自主采取和行动不接受国际三可。我们需要特别指出，不接受对我们自主行动的“三可核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害怕监督，或是怕负责任，而是关系到是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我们认为，在为实现各自目标方面，最重要的是采取切实行动，一打宣言不如一个行动。同时，增加各方之间的互信也是十分重要的。各方不应该相互猜忌，更不能搞对抗。必须指出，中国的行动目标是　有充分的法律保障的。中国政府已经将碳强度下降指标纳入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并制定了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和考核办法，在国内具有约束力和法律效力。我们不仅要使承诺公开透明，而且要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同时，我们愿意改进国家信息通过的报告方式，增加行动的透明度。今后我们也愿意自愿地、主动地做一些说明或澄清，也可以考虑与各方进行侵入性的、不涉及主权的国际交流、对话与合作。

　　关于长期目标和峰值问题。温家宝总理说，在全球温控问题上，科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也提供了不同的选项。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特殊的关切，对此我们表示理解。中方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既要着眼长远，更要立足当前，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在完成近期和中期减排目标上，不能让长期目标上的分歧影像谈判进程。为体现中方诚意，我们可以考虑长期目标设定为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是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

　　关于峰值问题。中国认为，各国国情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很难确定一个具体的峰值年限。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讲，目前首要的任务还是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基础。我们认为，可以在成果文件中表明：国际社会应为全球排放尽可能早地达到峰值而共同努力。同时，为保持平衡，文件中也必须强调：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首要的优先任务。

　　关于资金问题。温家宝总理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是合情合理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额外的、实质性的资金支持，是公约规定的法律义务，应该得到切实履行。衡量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是发达国家拿出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履行自己的义务。我们希望发达国家真正负起责任来，倾听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合理诉求，以有力地承诺和行动来推动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在这方面，中方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通过各种场合和途径，敦促发达国家充分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处境和关切，切实履行自己应尽的的义务；二是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有1.5亿贫困人口，但是我们在南南合作和双边合作的框架内为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和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以便提高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手段。

目前谈判进展缓慢，但中国始终抱有期望。只要有1%的可能，我们就会付出100%的努力。

3、丹麦弃交"富国密约" 发展中国家反对扼杀"京都"

来源：人民网2009年12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6055.html

　　人民网哥本哈根12月17日电　（记者辛本健）哥本哈根大会谈判在经过24小时的停滞后，于丹麦当地时间12时恢复。各国部长计划挑灯夜战，以便在明天向各国领导人提供一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草案。

　　在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放弃了向大会提交由西方国家私下拟好的草案后，大会谈判在停滞24小时后重新恢复。发展中国家反对该草案，它们认为参会方都应该参与谈判决策进程。

　　法国总统萨科齐在今天下午的大会演讲中呼吁各国领导人坚持工作到深夜。他表示，“时间已所剩无几，哥本哈根归于失败对所有的人都意味着一场灾难。”

　　美国国务院希拉里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计划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最迟在2020年共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以帮助它们应对气候变化。但希拉里同时提出了美国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以便在2012年之后达成一项替代《京都议定书》的新协议。克林顿还表示，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对其减排行动承诺透明度，谈判就无法达成协议。欧盟已计划设立一项总额为1500亿美元的全球性基金，而非洲国家集团代表、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昨天表示支持为最不发达国家设立总额为1000亿美元的应对气候变化基金。

　　在应对气候变化基金方面达成的共识，为推动大会谈判周五在其他领域，如救助雨林、推动碳交易市场和提高全球碳减排目标达成一致，提供了政治驱动力。

　　萨科齐表示他能够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希望抛弃《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达成一项包括所有国家在内的新协议。

　　但发展中国家反对扼杀《京都议定书》。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谴责发达国家计划以“宣传运动”责怪发展中国家在阻碍大会谈判进程。

4、气候谈判还在扯皮 哥本哈根深陷胶着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18日张兴慧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5865.html

　　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从16日起开始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准备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后一天(18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首脑峰会，为未来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制定行动纲领。联合国人士已呼吁，在各国领导人召开峰会前，部长们应在高级别会议中拿出实质行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16日说，步入最后冲刺阶段的气候变化谈判当天意外停滞。目前还有一些未决议题需要解决，未来24小时的谈判“至关重要”。他表示，虽然时间所剩无几，谈判仍有可能取得成功。

　　当天，大会主席国丹麦违反议事程序，试图把自己拟订的一份协议草案强加给参与高层会议的代表讨论，招致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反对。

　　截至记者发稿，与会各国代表仍在进行密集而紧张的谈判。但各方主张分歧依旧，没有出现突破并达成一致的迹象。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张援远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基本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国应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各自应该承担的义务，在此基础上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而现实是，发达国家做得并不好。《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应在1990年基础上集体减排5.2%。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排放不降反增，有的增幅甚至高达30%以上。

　　张大使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发达国家总是以“专利保护”、技术属于企业而政府无法干预为由，推脱其在这方面的责任。然而，事实上，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是发达国家的法律义务。而且，发达国家今天拥有的先进气候友好技术也是基于大量排放的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这些技术又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必需的。

　　张援远大使强调：“如果发达国家真心希望为应对气候变化作贡献，就应该建立有效的机制，促进技术在更广范围的普及和使用，促其惠及全人类。”

　　为更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除技术之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资金上的支持。

　　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决定，设立“气候变化适应基金”。但在此次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在实际、具体的出资问题上却一直含糊其辞、相互之间扯皮。迄今为止，仅有欧盟承诺从2010年到2012年共拿出72亿欧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日本《东京新闻》称，日本也将宣布在未来3年内拿出100亿美元。而美联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只同意承担“合理份额”，但并未开出具体数目。

　　对此，与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认为，这仅涉及到未来3年的短期资金支持，丝毫没有触及2012年之后的融资问题，因此难以接受。他们表示，“这点钱还不够给全球穷人每人买一杯咖啡”。

　　面对谈判停步不前的困局，联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施泰纳指出，人们有理由对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结果感到忧虑。

张援远大使指出：“我们认为，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在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方面取得积极成果，重点应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做出明确、具体的安排。会议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巴厘路线图’授权。”

5、主办方丹麦会议程序混乱 最后的谈判延误19小时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12月18日　陈晓晨

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5/20091218/000000141347.shtml

　　“我该到哪里开会？”是这几天代表们一直不断问组织方的问题。记者手头材料中预定的会议时间、地点与议程往往根本无效，需要实时注意大会通知，要竖着耳朵听广播

　　“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过的组织得最无序的会议。”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会场，一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老记者对着镜头这样说。

　　此时是当地时间17日13时（北京时间20时），距离预定的大会闭幕时间（18日18时）已经不到30个小时了。然而，丹麦主办方在会议程序问题上的混乱，使得会议平白被延误了共19个小时。

　　宝贵的19个小时，本应该是各方进行最后谈判的黄金时间。

　　如果此次大会最后真的失败，那么丹麦作为东道主将难辞其咎。一位印度女代表接受丹麦国家电视二台的采访时说：“丹麦政府应该为这次会议的最后（可能失败的）结果负责！”　

　　混乱的场外

　　混乱从会场外就开始。

　　从14日起，每天进入主会场贝拉中心的队伍都很长，从高处看蔚为壮观——按一位媒体同行的话说：“队排到瑞典去了。”有的参会代表居然要花上7~8个小时排队，CBN记者亲眼见到，一些饿着肚子进入会场的代表见到食物就吃，简直像一群刚刚获救的难民。

　　有的人本应进来，却被堵在门外。大会开始的头3天，出现了因为丹麦组织方严重失误造成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三次被拒门外的事件。不过现在看来，这根本算不上是“严重事件”，因为这几天此类事件不知道多少次发生在不同人身上。CBN记者就看到某阿拉伯国家代表团团长被拒入内。那位团长说：“我是部长！”保安说：“我怎么知道？”也不知此事后来如何解决。

　　有的人进来了，但得离开。15日，丹麦主办方终于决定限制入场的非政府组织（NGO）人数。这又引发了NGO的反弹。16日晚，有些人留在场内抗议：“我们要继续呆在这里，直到见证签署一份协议。”这些人后来被警察驱离了。

　　17日早上，哥本哈根的公交系统也加入到制造混乱的行列。地铁运营大规模延迟甚至停顿。CBN记者在赶往会场的途中，就在地铁北港站（Norreport）被堵了至少30分钟。整个地铁站里都是准备参加气候大会的代表，抱怨声连连。

　　混乱的场内

　　场内的混乱则对谈判有直接影响。

　　“我们的组织工作非常混乱，大家在各个会议室到处乱窜。请你告诉我，明天之前（即今天），我们该去哪里？”这不是普通人的抱怨，而是瑞士代表在正式场合的发言。

　　事实上，“我该到哪里开会？”正是这几天代表们一直不断问大会组织方的问题。CBN记者手头材料中预定的会议时间、地点与议程往往根本无效，需要实时注意大会通知，要竖着耳朵听广播。由于人多、混乱、嘈杂，广播有时也听不清。

　　CBN记者昨天跟着南非高级谈判代表维尔斯（A.　Wills）做了一次环绕会场的“旅行”。他焦急地寻找他要去的会场。纵穿整个会场，去了不少房间，花了至少15分钟，他最后才算找对了地方。但他那次竟然没有迟到，因为会议本身也推迟了。

　　记者们也成了无头苍蝇。由于谈判一波三折，官方信息平台缺乏消息，全世界记者之间互相探听信息也就成了新闻中心内的一景。

　　CBN记者这几天不断地被赶场的人撞到，有的甚至连“对不起”都不说。似乎每个人都忙着赶路，看起来都那么焦虑、慌乱。

　　“狸猫换太子”新解

　　在各种混乱中，对会议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狸猫换太子”事件，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工作组（LCA）和《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下的工作组（KP）15日晚制定出来的两份主席文本，16日上午毫无预兆地被丹麦方面替换为丹麦自己拟定的案文。这份案文基本上是美国与欧盟立场的互相妥协。而且，这是一些国家背着其他方面单独制定的，严重违背了大会程序与公正透明的原则。

　　与此同时，前10天担任大会主席的康妮·赫泽高突然去职。“让我们把它搞定！”离职前，赫泽高声嘶力竭的嗓音还留在人们的耳边。

　　取而代之的是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拉斯穆森是丹麦自由党人，被认为是“亲美派”。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赫泽高是气候问题专家，拉斯穆森说到底是个政客。这些都给谈判的结果增添了阴影。

　　“本来事情可以更顺的，完全就是因为丹麦自己在程序问题上捣乱。各方都对程序问题不满。”一位发展中国家的谈判代表对CBN记者说，“丹麦是个小国，它希望显示领导地位。”

　　也有为丹麦辩护的。英国气候谈判特别代表艾士诚（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16日晚在焦急的等待中对CBN记者说：“东道主很难做，因为总是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

　　显然，英国和欧盟方面是“高兴”的人。令英国不高兴的似乎是中国。据CBN记者了解，英国是这些天唯一一个每天都到中国代表团办公室施压的《公约》和《议定书》缔约方。

　　最新消息表明，“狸猫换太子”事件是美国向丹麦施压的结果，起因是美国不满两份主席文本中对美国的减排要求。而这个要求其实早在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就已确定。

　　“这不是瞎折腾吗？”

　　在记者圈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早在大会一开始，美国就准备好了在最后时刻抛出一份有利于自己的文件，其核心是在让其他国家减排乃至接受核查的同时，自己不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减排，并且不接受核查。

　　而且，美国也有意挑拨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矛盾，特别是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小岛屿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对CBN记者这样表示。

　　17日10时许，被推迟了整整24小时的又一次缔约方全会召开。此时，谁也说不清楚这是第几次、什么性质的会议了。谈判内容倒是回到LCA、KP的双轨制上来。

　　印度代表团团长、环境部长拉梅什，巴西环境部长罗萨多均对CBN记者证实，现在仍然是按双轨制来讨论LCA和KP两份主席文件。

　　一位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团团长对CBN记者说：“这不是瞎折腾吗？”　

　　“我们回到了轨道上，”拉梅什对CBN记者打出V形手势，“不过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他的话变成了喃喃自语。

6、希拉里在气候峰会打“资金牌”遭广泛质疑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4727.html

　　中新社哥本哈根十二月十七日电(记者李洋)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当地时间十七日亮相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峰会，她阐述了美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大打“资金牌”，国际社会对此纷纷质疑。

　　希拉里当天上午的记者会是临时安排的，也是她在会场的首场公开活动。她神态轻松地说，在所有主要经济体采取有意义的减排行动并保证执行透明的前提下，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二0二0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提供一千亿美元。

　　一千亿美元看上去是一笔庞大的资金，但有国际组织很快看出其中奥妙。绿色和平组织发表声明，称希拉里并没有明确指出，这笔资金中将有多少是来自美国。

　　事实上，当现场有记者追问美国究竟每年能向这一千亿美元资金贡献多少钱时，希拉里也并未给出具体数字。希拉里反而强调，美国的出资承诺是“附带条件的”，即所有主要经济体所采取的减排行动都必须是“透明”的。

　　七十七国集团谈判代表迪亚平指出，美国所提出的资金计划“仍是不够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短时间内需要更多的资金，一千亿美元仍然不够，而且这笔资金目前还没有设定具体内容，因此还需继续观察。

　　另外，绿色和平组织还对希拉里未宣布提高美国的减排目标表示失望，指她也还在继续对有关问题进行回避。该组织指出，美国过低的减排目标是哥本哈根峰会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之一。

　　美国此前仅愿承诺二0二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二00五年的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十七，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一九九0年的基础上减少百分之四，大大低于国际社会的预期，引起众多国家不满。

美国高官十七日纷纷在哥本哈根出席各种活动，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十八日的到来造势。美国众议院议长佩罗西携众院民主党领袖霍耶(StenyHoyer)等在当天下午集体出席记者会，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未深入探讨实质性内容。

7、环球瞭望："大人物"频搞小动作 中国人怎能不拍案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2009年12月18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607727.html

　　哥本哈根会议进行到倒数第三天，开始举行高级别会议。但是，会议接连发生了两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插曲。一是大会主席易人，由丹麦气候大臣赫泽高变成丹麦首相拉斯穆森；二是拉斯穆森一上台，就拿出了一份新的协议草案要求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为此三度拍案而起，认为“这一举动将严重影响到哥本哈根大会的成功。”这绝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因为一些不可思议“小动作”已经让这场事关世界各国重大利益的会议受到严重干扰。

　　自12月7日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当日起，与会各方就展开了激烈交锋。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始终看不到丝毫缓解的迹象。尽管，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并做了很大让步，例如，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尼等也先后发布了积极的减排目标，但是，发达国家却依旧咄咄逼人，得寸进尺，不仅在减排目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毫不退让，而且始终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抛弃或模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这点上，作为主办方的丹麦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斡旋调停作用，反而在整个会议议程中经常模糊焦点、转移视线，让人不得不怀疑它是否就是发达国家阵营的急先锋和传声筒。

　　先是从坊间流出了一份与《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相悖的“丹麦提案”，遭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反对；接着是前大会主席、丹麦气候大臣赫泽高建议先解决“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长期合作行动”，而置《京都议定书》的讨论于不顾，引发了77国集团声言集体退出的风波。现在，刚刚上马的新主席又以推动谈判为借口，重提已遭发展中国家反对的“丹麦提案”，其动机的纯洁性实在让人怀疑。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三次拍案而起之后，直言不讳地指出：“有关背景是，有些缔约方是想扼杀《京都议定书》，这实际上危及了国际社会通过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部进程。”

　　应该说，会议本来就是谈判的场合，而谈判必然有各自的立场。作为发达国家的一员，丹麦从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的理解出发，端出自己的提案，本是无可厚非的。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就曾在会议早期适时草拟了一份联合文件，即所谓的“中印草案”。像哥本哈根会议这种全球性的大型会议，一般而言，任何提案都应该或者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之后才拿出，或者以国家集团的形式正式提出。

　　但是，拉斯穆森在突然接任大会主席一职之后，利用主席方的职务便利，在没有充分与其他缔约方进行磋商的情况下，单方面抛出新的协议草案。贵为一个发达国家的首相，居然出现这种低级错误，那我们只能理解为是“技术性的”。会议主办方的职责是做好会议的服务保障工作，坚持程序公正，保证会议顺利进行，惟其如此，才能保证所有参与方的利益不被出卖。不可否认，为了哥本哈根会议的顺利召开，丹麦确实做了长期而艰苦的准备工作，也为推动谈判进程而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如果滥用职权，越俎代庖，妄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发展中国家阵营，那是注定会遭到反对的！

　　拉斯穆森在提出新协议草案时辩解说：“我要说明的是，我必须做出决定把这一文件放在桌子上，好让事情能够继续下去。因为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期待从我们这儿得到结果，也就是全面尊重各缔约方谈判结果的文件。”他认为，鉴于会议到目前为止尚未取得进展，必须拿出另一份独立的提案供大会高级别会议讨论。但他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忘记了，在会议第一阶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和《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已分别提出了两份案文，并提交给部长级谈判讨论修改。就在前一天（15日）下午的会议上，连日来一直参与谈判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布尔也已肯定谈判取得了进展。因此，拉斯穆森说气候谈判无进展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作为主办方，眼看着全球数十亿人都在期待会议取得成功，眼看着已拿出的两份官方案文尚存在尖锐的分歧，其着急的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主办方不能因此而无视或者有意否定已经取得的成果，让会议从头再来，陷入更严重的对立和进一步的僵局。

　　这样“从天上扔下来了一个提案”，不能不让人怀疑有人想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来个“生米煮成熟饭”，让各国与会领导人在匆忙中予以签署。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事关世界各国重大利益的谈判场合，妄图借用这样的“小动作”浑水摸鱼，未免有点异想天开。

　　总之，如果主办方真正有诚意推动谈判获得积极成果，就应当认真倾听发展中国家心声，保障会议遵循《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确立的原则和框架，以及“巴厘路线图”授权，敦促发达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议题上承担应有的责任。惟其如此，才是推动气候谈判取得积极成果的唯一正确做法。

当然，不管这些“小动作”是否真是出自“大人物”之手，都只是本次会议的“小插曲”。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真诚希望哥本哈根会议能够取得公平、合理、平衡、可实现的成果。拉斯穆森12月14日在与温家宝总理通电话时，曾表示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应建立在遵循“巴厘路线图”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础上，希望在剩下的时间里他能言出必行。

8、美要挟以金援换“中国透明度”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2月18日　冯迪凡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4775.html

　　冲刺前夕_美要挟以金援换“中国透明度”

　　在哥本哈根，美国官员的工作可以分三步走：走下飞机，召开新闻发布会，非难中国。

　　希拉里对中国发难

　　昨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抵达哥本哈根几小时后，宣布美国将和其他发达国家一起，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但除非这个（最终）协议有某种透明度上的承诺，否则（对美国而言）没得谈。”

　　希拉里在记者会上还不点名地对中国开火：“对美国而言，在缺乏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可能是第一大排放国的透明度之下，达成有法律效力或有资金承诺的国际协议是很难想象的。”

　　“‘三可’（减排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问题的提出，反映了美国的传统思维，即‘你不这么做，我就有大棒’。”中国政府前气候谈判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邹骥对CBN记者表示，相比于减排目标和技术、资金援助，“三可”议题实际上没有那么重要。

　　目前，会场上不管是从政府代表还是非政府组织（NGO），对美国总统奥巴马18日到来后能打破僵局的期待在不断升高。

　　不丹皇家自然保护协会主管多吉对CBN记者表示，如果大会不能成功，恐怕未来达成协议的机会将寥寥无几，而将希望只寄托在奥巴马一人身上，实在太冒险了。

　　美国条件：你透明我给钱

　　当地时间16日22时（北京时间17日5时），就在CBN记者即将离开主会场贝拉中心时，原本在13时就应召开的一次全体非正式磋商终于开始了。最终，一些发展中小国的代表提出回去睡觉，由大国继续进行非正式磋商。事实上，当天17时（北京时间17日0时），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已纷纷离开会场。他们对CBN记者表示，多留无益。

　　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192个缔约方参加的哥本哈根大会，在最后冲刺的48个小时中，商讨和作出决定的权力与责任，被转移到了少数缔约方手中。

　　希拉里加入美国谈判队伍使美国代表团的权限得以提高，为此次大会最终达成议添了几分希望。但美国在发展中大国的“三可”与发达国家作出资金、技术援助之间提出了强硬的先决条件。

　　希拉里强调，发达国家的资金援助必须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且必须有“一个包括了所有主要经济体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并提供其行动透明度的基础上形成的有力的协议”。

　　1000亿美元与欧盟提出的长期筹资愿景相吻合。某国际环保组织气候与能源项目经理杨爱伦表示，这是美国第一次表示发达国家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气候资金支持。

　　但希拉里没有明确表示这笔资金中将有多少来自美国，有多少来自公共资金，有多少来自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如何定义“透明度”成关键

　　世界自然基金会总裁卡特·罗伯特对CBN记者表示，希拉里宣布的资金援助计划给目前处于僵持中的谈判带来了新鲜空气。但这一计划能否实现，关键要看中国和美国能否就减排“透明度”的定义达成共识，另外要看奥巴马能否将气候变化立法当作自己新一年的最优先工作。

　　邹骥说：“谈判历来如此，不到最后一分钟不会谈成。但这次的确比较困难，因为发达国家的问题主要在于美国。而美国国会没有给其谈判代表授权，因此谈判代表即便承诺了什么，回国也未必获批。”

　　在16日晚的中方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表示，在“三可”方面，可以通过国家信息通报（National Communication）的方式来进行公开。

　　最多有一个低质量的协议？

　　CBN记者截稿时，各国领导人已开始在本次大会的最后一个阶段——气候峰会上发表演讲。17日原定有48位国家领导人演讲，但令人不安的是，代表伞形国家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以及一贯显得对减排非常积极的英国首相布朗，其发言中都未见任何关于减排目标的实质性内容。

　　“是不是选择一个大打折扣、松散的、低质量的协议，就是一个政治选择了。”邹骥表示，中国政府还是希望达成一个协议的。

　　此次大会有被拖入18日深夜的可能。一位联合国服务人员对CBN记者表示，他们已经被告知18日晚上不要离开贝拉中心，继续工作。

9、近尾声各方立场松动 哥本哈根峰会妥协希望大增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12月18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604361.html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17日在哥本哈根说，美国将和其他国家一起到2020年有条件地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结合此前日本表态未来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总额150亿美元资金和备受争议的丹麦草案事件告一段落，谈判各方在会议接近尾声之时显出松动妥协迹象，一度陷入僵局的哥本哈根峰会有可能出现转机。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7日在哥本哈根会见拉斯穆森时说，哥本哈根会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各国必须着眼大局，立足现实，照顾彼此关切，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锁定已作出的承诺，迅速凝聚共识，有效推进谈判，达成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成果文件。

　　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说，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程度地从发达国家争取资金援助方面，虽然发达国家的承诺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仍相差甚远，但双方最终在会上或会后达成妥协是必然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具体的减排指标。”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大排放国中美的立场至关重要，其实会前提前“出牌”已经显示了两者的积极姿态，因此哥本哈根会议“脱轨”的可能性不大，但落实最终协议文本也不太可能。斯坦福大学能源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何钢认为，升格为领导峰会的气候大会，有了强大的政治意愿支持，因此必须达成框架协议。“可以在共同愿景等大的框架和中远期目标上先达成共识，而在具体制度安排上为以后谈判留出余地。”

　　本次会议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是能否给市场一个确定的信号，给方兴未艾的“低碳产业”注入一剂强心针。“毋庸置疑，与减排相关的收入也是巨大的，哥本哈根及后续谈判的积极进展可能催生高达数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梁国勇表示。何钢认为，能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强有力的协议自然是众望所归，但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中国走低碳发展道路的政策和路线都不会变。

在后哥本哈根时代，技术和创新的力量将直接构成国家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的研究报告认为，在电力、钢铁、交通、水泥、化工、建筑等重点行业与高耗能行业及通用技术领域中，未来低碳经济发展需要60余种骨干技术的支撑，但中国目前仍有42种尚未掌握核心技术和核心知识产权。中国要想在这样一个时代脱颖而出，无论在谈判桌上还是谈判桌外，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0、奥巴马今赴哥本哈根短暂逗留 冀为气候大会打气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2月18日

http://news.cctv.com/world/20091218/101155.shtml

　　中新网12月18日电正在丹麦举行的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会议接近尾声，也到了关键性时刻。美国总统奥巴马定于当地时间周四深夜启程前往哥本哈根，希望为陷入僵局的会议带来一点推动力。

　　据香港大公网报道，奥巴马只会在哥本哈根逗留数小时，但美国官员称，这次行程十分重要，显示他极之重视气候变化的问题，而美国也希望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担当领袖的角色。

　　美国已经提出到2020年之时，在2005年的基础上把废气排放量削减百分之十七。这个水平远远低于欧洲所提出的目标，令其它国家感到不满。不过，美国官员表明，不要期望奥巴马在哥本哈根停留期间，会提出新的建议。

　　官员说，奥巴马将会利用短短的时间向其它国家的领袖和代表进行游说，令他们相信，自他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已经作出了巨大努力促使美国走在最前线及作出更大的承担，去应付全球气候暖化的问题。例如，他的政府上台后不久推出的780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包含了不少绿色项目，包括加强研发另类能源。

　　美国政府表示，美国仍然希望世界各国能在明年缔结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新条约。白宫发言人吉布斯说，奥巴马希望，他今次前往哥本哈根虽然行色匆匆，但仍可带来帮助。

　　联合国世界气候变化会议定于周五闭幕，各国官员和代表仍然把握最后时间，进行谈判和讨价还价。除了奥巴马外，多国政府领袖和元首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总理默克尔、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巴西总统卢拉等，都亲临会场打气。

11、财政部准备开征环境税 未确定税率和征收范围

来源：上海证券报2009年12月18日

http://news.hexun.com/2009-12-18/122070241.html

　　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日前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期间表示,2010年及“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将加大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六大节能减排领域的支持力度。

　　具体来说,未来中央财政的着力点将放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尤其是关闭小水泥厂、小造纸厂、小钢铁厂等;二是支持企业进行节能改造,鼓励企业进行污染物控制;三是支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其中包括在农村利用沼气和生物质能源;四是加强生态经济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对“三河”、“三湖”的污染治理;五是加快污染监测中心的建设,包括监测机制、监测系统等;六是推进退耕还林、还草及生态环境的建设。

　　朱光耀认为,要完成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降低40%-45%的目标,需要大量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

　　数据显示,在过去三年中,中央财政每年用于节能减排和可再生能源的支出超过100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预算内的基建支出。朱光耀表示,“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和支持可再生能源产生的财政支出要远远多于“十一五”期间。

对于利于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环境税何时开征的问题,朱光耀表示,已经开始准备征收环境税了,但目前还没有确定税率和征收的产品范围。此前,财政部有关专家也表示,环境税明年开征的可能性很大。

12、长江进入枯水期 三峡水库水位降至170米以下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1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18/174419290744.shtml

　　中新网宜昌12月18日电 (望作信)12月18日16时，处于消落进程的三峡水库水位降至169.97米，比今年试验性蓄水曾达到的最高水位171.43米下降了近1.46米。长江海事部门提醒船舶应谨慎航行，出川船舶吃水超过2.8米时，应在宜昌港应紧减载，方能通过中游浅区。

　　由于长江已全面处于枯水期，上游来水不断减少，下游用水需求相对较大，今年11月底以来，三峡水库开始为长江中下游补水，出库流量持续大于入库流量。三峡水库原计划于今年10月底或11月初蓄至175米，为缓解今秋长江中下游旱情，水库自10月以来多次加大下泄流量，水库蓄水由此受到影响，未实现175米蓄水目标。

　　长江海事部门针对长江枯水期，正是航运物资运输高峰期，又遇到大雾、大风及寒冷天气情况，海巡艇已加大巡航力度，防止发生船舶搁浅、触礁、碰撞事故。(完）

13、民间环保大使关注黄河污染十年 因治污不力痛哭

来源：东方今报2009年12月17日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rw/20091217/1596053.shtml

12月5日，田桂荣被授予“河南省十大杰出志愿者”称号。她曾因回收废旧电池而广受关注，成为“中国民间环保大使”。

十年间，她获得了国内外众多环保奖项，并多次转换角色：从一名普通的农村妇女，到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会长，再到农村老家的村主任……

这几年，她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不过，如今59岁的她仍然没有放弃民间环保，只是硬朗的身板弯了，浓密的头发稀了，显得单薄了许多。

落选的“环保村长”

田桂荣刚刚度过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心理低谷。去年，范岭村村主任换届选举，她以30多票之差没能连任。“那一段时间，我的头发掉得差不多快没了，甚至想到了自杀。”田桂荣说。在竞选失败第四天，她参加百名女村官论坛时，抱着众姐妹痛哭。她认为是污染企业从中捣鬼。

田桂荣是新乡县合河乡范岭村农民，1991年进城做起了电池销售生意，几年后成为当地的“电池大王”。1999年，她开始掏钱回收废旧电池。2000年，她为了处理掉家里存放不下的20多吨废旧电池，找到媒体，从此声名大振。福特汽车环保奖、绿色中国年度人物、《中国妇女》时代人物等荣誉纷至沓来。2002年，她成立了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建立了河南省第一个农民环保网站。

2005年，她打环保牌竞选范岭村村主任，许诺建设生态环保村，最终以34票的微弱优势胜出。

范岭村距新乡市只有10公里，附近企业众多。同时，它又是卫河的两大支流——大清河与小清河的交汇处。当地工厂向河里排放未经处理的污水，污染了河水乃至地下水。“上世纪70年代，村里吃的是二三十米深的水，90年代井要打到80米，进入21世纪不得不打130多米深。”田桂荣说。

当上村主任以后，她督促关闭了一些污染工厂，引进了10家环保工厂，争取资金打了一口136米深的水井，带领村民种了3万多棵树等。

经历了农民、老板、环保明星、协会会长、村主任等角色转变，田桂荣仍然没有离开环保。

她表示会参加下一届的村主任换届选举，建设生态环保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她不相信在村里搞环保没有出路，也不相信她的环保理念敌不过“污染企业的一盒烟、一瓶酒”。

前半生，她过得很平凡，后半生她要很精彩。

对田桂荣来说，环保已经成为一项事业。她不必在乎生存，丈夫在一个小区当门卫，儿子是新乡市的科级干部，女儿和女婿在各自的小学都是副校长，“我到哪里都有一口饭吃”。

9年的河流考察

田桂荣回收废旧电池的影响太大，以至于很多人都忽略了她一直坚持考察河流，忽略了她曾经获得“保护母亲河奖”。

其实，她从2001年就开始在每年暑假带领大学生志愿者去考察卫河、共产主义渠和黄河的生态状况，将调查情况写成报告递交给有关政府部门。

9年来一直未断。2001年至2004年，他们主要考察新乡母亲河——卫河和新乡境内的共产主义渠，以及黄河的河南段。2005年，他们考察了黄河全程，到达了黄河源头。2006年到2009年，每年分别对污染比较严重的河段进行再考察。

焦作温县境内的新蟒河里，泛黄的泡沫，黑色的杂物，臭水死气沉沉地流着。附近几个村庄很多人患皮肤病的主要原因，就是被造纸厂污染的河水和地下水。

渭河、黄河、洛河在陕西潼关县的三河口交汇。在这里，滚滚黑水顺着渭河流入黄河。上游多年存在的多家化工厂和冶炼厂将污水直接排入渭河，臭气熏天，汛期污染最厉害。

距兰州“黄河第一桥”100米的地方，就是6个直径一米左右的排污管道，冒着白沫的污水源源不断地流入河中。

甘肃省白银市有“中国铜城”之称，直达黄河的东大沟是该市企业主要的排污通道。红色和绿色的废水通过支沟汇聚于此，颜色、气味都令人作呕，沟边的土壤呈现着铜一样的颜色。

据东大沟入黄河处的村民介绍，东大沟两边的村庄浇地用的、饮用的水全都重金属超标，村民牙齿脱落现象严重，羊吃了这里的草牙齿都能掉光，癌症患者比例也大幅增加。

石嘴山市是宁夏重要的工业城市，两大排水沟和若干支沟流经此地。它们以前承担沿途145万亩农田排水的任务，现在变成了接纳工业废水、生活废水的水体。

该市环保局对其中一个水沟的监测表明，排水沟中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成倍或几十倍超过国家标准，年超标率为66%至100%。这些水流入黄河时已呈黑色，属于重度污染。

2005年，田桂荣和志愿者途经这些污染的地方来到黄河源头——牛头碑，深埋下从太行山带来的“保护黄河爱心传递”石碑。然后，田桂荣抱住石碑放声痛哭。

待绘的污染地图

在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的一间办公室里，地上是成堆或成箱的废旧电池，房间的一角摆着3幅地图：一幅在画板上，是新乡地区污染地图；一幅在纸板上，是卫河、共产主义渠生态考察地图；一幅钉在墙上，是黄河生态考察地图。每幅图上的小红旗，都是田桂荣和志愿者考察过的地方。

田桂荣原本计划今年四五月份就把9年来的考察成果，用电子地图的形式制作出来，但是一直推迟到现在。

她说：“九曲黄河在内蒙古、甘肃、陕西、山西段污染最重，2005年我们第一次考察，之后几年包括今年，我们又陆续对重污染地段进行了复察，污染情况基本没有改善。”

这几年，豫北沿黄河、卫河、人民胜利渠、共产主义渠1000多平方公里的治污取得了重大突破，新乡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在其中作了贡献。据了解，2004年在全省开展的环保专项活动中，他们配合省、市环保局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108件。“有的污染源关闭了，有的污染源又新出来了，需要重复调查。”田桂荣说，“长垣县基本没有污染源，污染最重的是新乡县和获嘉县。环保形势仍然很严峻，我们对河流的考察都是有开头没有结尾。”

最初考察时，他们发现新乡县合河乡一家小镀铬厂排污。给市政府反映以后，这家工厂搬了家，但只是从卫河的一侧搬到另一侧。

田桂荣说：“这家工厂搬过6次家，到现在仍然没有关闭。他们的污水没有外排，那污水弄哪里去了？”

她怀疑一些工厂为了躲避监管，打深井往地下排污。有人告诉她，一家工厂为此打了200米的深井。“我们现在缺少证据，下一步会关注。”

刚才所述的办公室里还整齐摆放着64瓶盛装着水样的矿泉水瓶，每个瓶子上都标着所取水样的地点和时间。田桂荣说，还有一些水样在高校化验没有拿回来。

这些水样中的一瓶，是田桂荣和河南师范大学志愿者几年前从卫河的一个排污口取的。那次，他们险些被熏倒。“呼吸困难，头疼，我们还认为是中暑了。3年以后，我通过专家才了解到是吸入有毒气体了。”

记者打开标着“获嘉县小化工黑厂”的矿泉水瓶嗅了一下，立马恶心，几欲呕吐。

艰难的协会生存

田桂荣直言，黄河污染地图在制成以后会公布，但是新乡地区污染地图只递交给新乡市政府有关部门。“不公布是因为怕对协会不利，环保协会还要生存下去。”田桂荣说，她不希望做一个搅局者。

4年前，她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自己比较重视和政府的关系。“领导有领导的难处，要稳定第一，若化工厂的人都下岗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要和政府协调，获得领导对环保事业的支持”。

她最近几年很少请媒体监督污染企业，而是以新乡市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提案，或者通过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转交情况反映的函。“尽管慢一些，但是正常途径，政府都很重视。”

对于环境问题，政府更希望在本系统内部进行反馈和解决。田桂荣担任村主任时，村委会其他人都不喜欢村里来记者，认为总讲环境问题对村子影响不好，总提环保是不顾大局。

即便如此，当地人遇到污染问题找田桂荣已经成了习惯，而政府部门和污染企业也习惯性地认为，只要有人举报污染，那就一定是田桂荣“指使”的。

不过，田桂荣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筹措活动经费，“协会每年日常开支要3万多元，原来得的奖金早花光了”。

田桂荣说，这次协会换届选举，她准备增加点企业家，“准备增加8男8女，我称作八大金刚、八大姐妹”。

目前，她已经谈了两三个，但是仍很艰巨。第一个老板直接回应“没问题，不就是资助吗”，让她激动得血压升高。还有一个企业家表示可以做理事，前提是要帮他们请媒体、官员和外国人宣传。她之前没有这样和企业打过交道，“我们能拿什么去回报人家？”

田桂荣期待着再有做代言人的机会。她曾代言中华电池，得到4年免费的办公场所，曾为新乡一家房地产企业代言得到数万元，曾为时风电动轿车的新乡销售商代言获得一辆电动轿车。

协会的办公场所已经换了4个地方，几个月前搬到完美公司提供的一间宾馆房里办公。不过，她还在找更大的办公场所，来容纳废旧电池、宣传板、水样等。

田桂荣总是穿着蓝底白花的衣服，这里蕴含着她“天更蓝、云更白”的希望和下半生的目标。在此激励下，她不在意眼前的困难，已经定好了未来5年的规划：保护太行山。

14、个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来源：北青网－法制晚报 2009/12/18

http://fzwb.ynet.com/article.jsp?oid=61620425

　　中华环保联合会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增加法条———

　　本报讯今天上午，记者从中华环保联合会获悉，该会建议修改《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法》第六条中加入“单位和个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这一条款。

　　今天下午，中华环保联合会将召开环境维权服务通报会，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关负责人将通报具体建议修改的内容。

　　中华环保联合会建议，对《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进行修改，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也有保护环境的权利，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对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公共环境利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或在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时设立专门的环境公益诉讼条款。

　　记者注意到，修改后的规定加入了“对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公共环境利益的单位和个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中华环保联合会还表示，目前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由最高人民法院对《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进行司法解释，明确“一切单位和个人”的起诉权即可。

　　背景

　　我国《环境保护法》于1989年12月26日通过并实施，该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

　　■解读

　　环境公共利益现无“代言人”

　　为何要对该法进行修改，为何要加入一切单位和个人有权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纠纷居高不下，由环境污染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一些环境污染纠纷持续多年，久拖不决，且往往污染受害者状告无门，普通百姓环境维权较为艰难。

　　如果“一切单位和个人”有了起诉权，环保公益组织和受害者都可作为原告提起环境诉讼，这不仅有力地支持和弥补了环境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也有效地制止了环境侵害行为，使百姓环境维权不再艰难。

　　中华环保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定的环境保护管理手段和措施还比较“软弱”，环境行政执法只能追究环境违法者的行政法律责任，违法者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但又未触犯刑律。

　　按照现行法律，无人能充当环境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而对违法者提起民事诉讼，实际上变相纵容了环境违法行为。

　　因此，需要更有力的手段和措施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通过环境公益诉讼的手段来促进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环境公益诉讼可及时化解群众的积怨，引导公众理性维权，避免采取极端手段进行环境维权。

15、只有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9－12－18　■严启发

http://www.cet.com.cn/20091218/e1.htm

在西方，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关系已经有较为明确的结论。

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期，美国经济学家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Ｋｒｕｅｇｅｒ利用简化回归模型首次进行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他们发现在人均收入与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个倒Ｕ型的关系，即在低收入水平上，污染水平随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当人均ＧＤＰ达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美元时，达到一个拐点；此后随着经济继续增长，环境污染则趋于减轻。这就是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ＥＫＣ）。后来，Ｓｈａｆｉｋ（１９９４）、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１９９５）、Ｘｅｐａｐａｄｅａｓ和Ａｍｒｉ?１９９５?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证明了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Ｕ型的关系。

“西方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当前的价值观”

应该说，西方此前关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倒Ｕ型关系”的认识是客观的，其结论说明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经济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财富增加和人均收入增长，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这就意味着促进经济增长应成为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首要政策目标。

但是，近年来，西方关于环境和气候问题的立场逐渐偏离了客观轨道。当前西方考虑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出发点，不是要约束自身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不是检讨西方在过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给全球环境和气候带来的巨大影响，而是将矛头指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

他们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产生大量碳排放，成为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主要根源。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有关“研究结论”，说气候变暖将导致冬季积雪和降水减少、夏季洪水暴发、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大量城市被淹等一系列可怕景象。因此，应限制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碳排放，或者由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并通过国际机制约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就是当前西方国家提出环境和气候问题的主要动机。很明显，西方的这一动机严重背离了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的出发点，也直接违背了关于解决环境和气候问题依赖于首先解决发展问题的基本结论。

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如全球气候专家帕乔里就警告说：今天西方世界的消费欲望已经超过限制，要避免世界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西方社会必须彻底改变当前的价值观，引入“可持续消费”价值观体系。

近三十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经济蓬勃发展，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的优越感日益丧失，失落感日益增强，痛苦的心理调适过程远未结束。因此，西方国家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制造种种障碍，如民主、人权、透明度、知识产权、贸易保护、人民币汇率等，都成为其采用的手段。

最近，环境和气候问题则成为日益重要的另一手段。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段往往引入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具有很大的蛊惑性。美国前副总统戈尔鼓吹说：“限制二氧化碳排放，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发展中国家不限制碳排放，就是不道德的。但是不管手段和形式如何变化，其基本目的和内容却是一致的。

发展中国家应清醒认识四大问题

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气候问题上还缺乏共同的声音。作为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力量，发展中国家应该而且能够形成一些基本观点和共识，在这一问题上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但之前，必须要对如下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第一，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什么？是发展还是减排？应该把什么放在更优先的位置？所有发展中国家对此都应有明确回答。发展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排放权，不能因为减排，便限制和妨碍发展。关于发展与环境关系的理论也表明，只有发展才能最终解决环境问题。西方的价值观念认为，人生而平等。那么，非洲人、拉美人、亚洲人就有权得到与北美人、欧洲人同样的教育程度和生活质量。因此，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均ＧＤＰ还未达到拐点前，通过减排或限排措施制约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是真正不道德的，而不论他打着什么旗号。

第二，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环境破坏和地球变暖的结论，缺乏有力的科学证据。目前，关于地球变暖的原因，理论界并未得出十分肯定和确凿的结论，多数结论仅停留在假设阶段。西方有关研究机构绘制出１０００年以来全球气温走势，提出近年来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未来将进一步升高的趋势判断。这一趋势判断也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人类观测记录地球气温仅仅是最近２００年的事情，而地球的年龄长已达１０亿年，人类对２００年前漫长年代的地球气温变化一无所知，对未来地球气温走势也仅是主观臆测。

可以认为，二氧化碳排放导致地球气温升高，是西方利益集团提供有偏向的研究基金，得出的预设性结论，是“先有结论、后有研究”。少数人通过这些所谓的“研究”，获得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文章的机会，甚至有人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有学者研究提出，造成近年来地球变暖的主要原因是太阳辐射的周期性变化，而不是地球本身的原因；地球上对气温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水分，而不是二氧化碳，但这些结论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播。

第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存量，是西方国家２００年以来持续高排放造成的。如果二氧化碳真的造成全球气候变暖，那么西方发达国家则是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推手，应承担主要责任。目前，西方国家仍然在继续大量排放，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但在布什时期坚持不签署《京都议定书》，到奥巴马时期才开始考虑减排，美国参议院只承诺２０２０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２００５年基础上减少１７％，只相当于在１９９０年基础上减少４％，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承担过多的减排责任，付出额外和巨大的经济成本，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

第四，应该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以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讨论基础。地球上每人都有排放权，各国人均排放权应该相等或相当。从１８５０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人均累计排放仅为７０吨，其他发展中国家人均历史排放也较少，而美国却是１１００吨。因此，从公平合理的角度看，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多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应当获得相应的补偿，或者获得更多的排放权利。

中国贡献已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利益攸关方，应当在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做出自身的贡献。这一点已经反映在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定、在全球气候变化峰会的原则立场上，已获得许多国家的认同和肯定，充分展现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中国的减排措施应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不给经济活动增加额外成本。中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人民温饱的基础还不巩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还不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繁重。中国能源结构仍以煤为主，能源需求还将继续增长，控制碳排放面临巨大困难。因此，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应充分考虑这一发展现状，采用适宜措施，循序渐进，不能因为减排而增加企业成本，妨碍经济发展。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排的动力来自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是来自外部压力。中国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各种外部压力，但中国一直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这是中国的历史传统，也是中国的政治优势。

在环境和气候问题上，在历史与现实、责任和义务、需要和可能之间，中国应做平衡的参与者，只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义务，防止参与不足，恶化我国发展环境；或承诺过度，增加我国发展成本。（作者单位：中国进出口银行经济研究部）

16、“杞人忧天”与哥本哈根

来源：互联网 2009-12-18

http://www.cnwnews.com/html/ent/cn_whzt/20091218/176015.html

　　人类的忧天意识也许是从《列子》记载的那个杞国人开始的。那时别说天没有遭到破坏，连破坏天的物质人类都没有制造出来。杞人所忧之天要塌下来，连科学预言都不算，无非是没有根据的臆想。

　　事实证明，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有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才有了环境的污染。

　　当今世人的忧天，是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问题：我们生存的环境恶劣了，说不定天真的要塌了下来。现在，全世界每年有56亿吨矿物燃料变成烟尘，留在大气中。老实说，我们不仅失去了杞人时代的天，连一块净土都难觅了：珠峰的雪样中含汞含锰，大西洋海底有铅沉积，南极企鹅体内含苯，北极烟雾在加浓变酸……地球上每天大约有400万人患有各种环境病。

　　如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环保，都在忧天了。于是，政要们聚会到那个盛产童话的国度，去 “共同忧天”了。有人预言，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国际会议”。话虽夸张，但从对世界格局的潜在影响看，有一定预见性。因为当今最危害我们生存的因素可能已经不是战争了，而是环境遭到破坏后所产生的灾难。

　　气候变化问题的突出呈现，直接影响到了粮食、能源、环保、发展等全球性挑战，最有可能成为搭建世界新秩序的舞台。随着全球变暖和减排深入人心，“碳排放权”、“气候主权”……某一天或会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主权、人权之类词语并列，成为一国重要属性。

　　由此，围绕“碳排放权”和“气候主权”，建立起新的“集体安全机制”、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新的能源产销格局、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又虚无缥缈。哥本哈根当年的童话，在今天也一半是童话，一半不是童话。

　　蓝天白云谁都想要，可是让富人为此放弃别墅、汽车，放弃出门乘飞机可能吗？让各国把自己的发展速度降下来，保持在平均速度之下现实吗？让穷人继续住在低碳的茅草屋，过着冬不用暖气、夏不用空调，出门靠走、洗澡靠雨的“原生态”日子行吗？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差别巨大的生活方式就该永久定型吗？能穷国的归穷国，富国的归富国，像世袭制一样代代相传吗？如果这样，还有公平吗？

天“坏”了，是富国、富人捅的窟窿，自然要由富国与富人先补、多补才对。哥本哈根的会议，本意是为了我们的子孙生活得不再忧天，可如今看好像是在“争权夺利”。连碳的排放权都可以自由买卖了，那将来还不是谁有钱谁就享受现代物质文明，谁没钱谁就只能享受“丹麦童话”？果真如此，那哥本哈根的气候高峰会就与“杞人忧天”一样，都没什么意义了。

17、“气候双轨”　难填“技术鸿沟”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2-18 刘军红

http://www.cenews.com.cn/xwzx/mtsj/qt/200912/t20091218_628967.html

　　哥本哈根大会发生了众多争议性的场面，各个阵营都不肯轻易让步。“丹麦文本事件、岛国泣诉、罢会风波”连续上演，局面高度复杂。

　　12月15日，法、德、英、美四国首脑专门举行了50分钟的视频会。舆论猜测，四国可能达成妥协，“从长计议”，优先考虑“政治一致”，以推出不具约束力的“第二轨道”。

　　但能否达成“第二轨道”仍难乐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减排手段不对等。

　　从“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动框架公约”，以及《京都议定书》框架看，目前，温室气体减排大致有3种方式:一是技术减排，即通过构建技术减排体系，实现温室气体的根本减排；二是联合国“清洁机制”；三是“碳权交易市场机制”。

　　而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几乎垄断了全球最先进的“减排技术体系”，无论是原子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体系，还是“绿色家电”、“电动汽车”、“清洁型发电站”和“低碳型钢铁厂”等生产技术体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与发展之间存在着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

　　另一方面，从联合国的“清洁机制”看，现实的“技术鸿沟”，让发展中国家几乎与之无缘。自从“京都议定书”生效后，日欧等发达国家直奔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利用先进的技术，“帮助清理化肥厂、钢铁厂”，或“治污治水”等，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用于自己的达标。这就是日欧等无需政策努力，便可实现达标的妙招之一。显然，发展中国家并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条件，而仍处于“被帮助”的地位，无法使用这种方式实现数量化减排目标。

　　如此，给发展中国家剩下的减排方式，便只能是开放市场，进口发达国家的环保设备，或者出钱购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付出高昂的发展成本，甚至导致财富流失，重现南北经济差距。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全球气候秩序的构建，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便形成多维的政治博弈。2007年6月，德国借八国峰会之机，主导欧盟利用环保技术和市场规则优势，率先提出到2020年削减20％的高指标，并积极发展“碳权交易市场”，确立欧盟标准。2008年6月，日本在北海道再办八国峰会，将“气候道义”升华为“低碳主义”，变更基准年、搁置碳权交易，设定产业减排指标，并将目标锁定中、印、美，主张三大排放国不加入，全球减排无效论。

　　发达国家的这些“策略变化”显示出，其目标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扶植“减排产业”，垄断“减排技术”，确保南北差距固定化。如此，气候峰会恐难达成广泛一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原则，更无法建立公正合理的气候新秩序。

　　“气候双轨”　难填“技术鸿沟”

　　哥本哈根大会发生了众多争议性的场面，各个阵营都不肯轻易让步。“丹麦文本事件、岛国泣诉、罢会风波”连续上演，局面高度复杂。

　　但能否达成“第二轨道”仍难乐观。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技术鸿沟”，减排手段不对等。

发达国家的这些“策略变化”显示出，其目标在于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扶植“减排产业”，垄断“减排技术”，确保南北差距固定化。如此，气候峰会恐难达成广泛一致的“共同但有区别的”公平原则，更无法建立公正合理的气候新秩序。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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