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10：17，哈罗尔德卡斯特罗上台，他用意大利话说，早晨好。看大家没有反应，他又大声说：早晨好！！！于是下面一片掌声。他做了一个耐丽的秀。然后，他开始用英语发言。他先是提到了汪永晨的问题，然后说：“我很抱歉，我的笔记本被我的中国朋友的病毒击中，我不能给大家展示PPT了。”他的发言富有激情，他说，我们可以预期这个世界有很多灾难性的后果，有着Gloom and Doom的前景（这个用词在第一天的会议中就有主讲人说到），那么，用这个十年、或者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我们能做什么？积极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的勇气，我们需要好的故事，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好的故事。

然后他说到了他的宏伟计划，他要去非洲旅行，到非洲去找一些好的故事。而且，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出发。

说到这儿的时候，耐丽向外走，经过讲台，哈罗尔德卡斯特罗对她说，我要采访你，我要到你的国家采访你。然后他寻求大家的帮助，“大家有非洲国家的朋友，请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需要他们的帮助。”他说：“我很希望一年后，再来这里，给大家看我的旅行故事。” 他用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我想要有一点改变。”

秘鲁记者索里亚娜提问，这是个美丽的计划，但是需要钱。你是否找到了资助者，到哪儿去申请？

哈罗尔德说：“我决定不去申请资助。这样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也不受别人的限制，可以专心工作。”

10：44， Ana Gonzales Wonham, 西班牙电视记者上台，讲了一个公共电视台必须考虑的问题，并带来一部她做的片子。电子音乐悠扬，舒缓，优美异常。绿色的大地，动物，保护区，一种熊在各地的种群数，等等。

从茶歇室回来之后，11：54，Alex发言，让我意外的是，Alex作了一种很不错的讲话，很有反科学的味道。他总结了反对气候变化这个说法的一些人群，包括：科学家，大公司在政府中的说客，媒体，普通人。对这几伙儿人进行了分析。他还提说到了《2012》，说这个电影不是很好，但是说明了一些事情。

我提问：你怎么对付科学家？科学家拥有很高的话语权，科学家代表科学依据，如果科学家说谎，你怎么办？

他的回答是，采访不同的科学家，寻找可靠的信息源。我本想进一步作一个评论，但是没有再得到发言机会。

午餐的时候，我找到他，再次明确我的问题：有的科学家会说谎，有的科学家虽然不说谎，但是会犯错误，而有些科学家又不犯错误，又不说谎，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谁是那个好科学家？因为你自己不是科学家，你不具备判断能力啊！

Alex很自信地又把交叉采访的记者程序搬了出来。我说：如果科学家共同体集体说谎，你怎么办？当初雷切尔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的时候，所有的化学家都在指责她，说她不懂科学，说她不过是一个女人⋯⋯

Alex有点儿懵，没有想到我会弄出这个问题，他迟疑地说：是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

前一天，在市政厅吃饭的时候，我和两年前我初识的阿根廷记者克劳迪雅也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结论，比如，传统的科学家关心的是探索自然奥秘，而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科学家是一项工作，所以科学家要为资本服务，帮助资本增殖，也要为政府服务。

12：23，哥斯达黎加记者卡蒂亚娜（Katiana Murillo）用西班牙语介绍她的国家。她先放了一段哥斯达黎加钢琴家演奏的音乐，安德列很可爱地在台上正襟危坐闭目倾听。然后，她介绍哥斯达黎加的整体生态情况。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哥斯达黎加教授上台，帮着她说。大屏幕上，变化着哥斯达黎加美丽岛屿的各种景观。我对哥斯达黎加的熟悉，完全来自迈克尔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及其后续作品。

12：56，马拉维的拉菲尔（Raphael Mollandy Mweninguwe）上台，介绍马拉维的情况。

13：22，最后一位是南非的狮子将军（Leon Marshall）列奥。列奥很有演说才能，他说：作为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说话人，在最后的午餐之前说话，非常荣幸。然后，他也介绍了南非的总体情况，生态情况。

最后，他代表参会者表示感谢，感谢阿历方索，感谢克劳迪，感谢特丽萨，尼可莱塔，感谢Greenaccord⋯⋯

阿历方索的发言也是一大串感谢，感谢我们的主席，感谢我们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安德列，感谢我们的互联网技术支持，感谢我们的同声传译。

他说：明年，我们希望看到你们所有的人，我们也会有新人参加。

Greenaccord的主席最后发言，说：到了道别的时候了，但这不意味着结束。就像孩子们，他们离开家，去学校，去上班，我们高兴他们离开，更高兴他们回来。

然后，也感谢了一大串，感谢WWF朋友组织了这么多的见证者。并强调说：“我要说，感谢你们，记者们。你们就是Greenaccord。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会在这儿。谢谢，谢谢，一路平安！”

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一次会议，我才明确地认知、辨识了这位主席，我们的邀请人。因为他不说英语，又显得非常严肃，我从来没有和他直接交流过。14：04，阿历方索又对Greenaccord的合作伙伴作了一些解释。主席又抢过话头说，我最后还要感谢一个人，阿历方索，他实在是好。

整个论坛就在隆重的喧闹的忙乱的气氛中结束了。2点钟，午餐。午餐的时候，艾米莉的出现，又引起了大家的骚动。菲律宾的艾米莉运气有点儿差，去年是行李没有按时到，害得她挨冻不轻。今年是在市政厅吃饭时，扭伤了脚，严重到打了石膏。所以前一天晚宴时，她是坐着轮椅出场的。我看到她时，Greenaccord出版社的一位美丽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她的石膏腿上写字。她写了Greenaccord，我拿过笔，在脚心上写：key moment. 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于是成了一场狂欢，很多人跑过来，在艾米莉的石膏腿上留言。这一天午餐时，连阿历方索也不忍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

3：15，大巴将参会者送到机场，然后送到罗马中心火车站。我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Hostel暂歇一夜，第二天傍晚飞往柏林，到柏林工大访问一周。

曲终人散，余音不绝。几天后，论坛将以全体参会者的名义发布《维特堡备忘录》。

我对Greenaccord的论坛组织的满意度，逐年递增。我的收获随着参会次数的增多，随着英语听力的增加，逐年递增。

不过，目前还有两个遗留的翻译问题，一个比较简单，就是Viterbo，前几天一直翻译成“维特堡”，不过，我仔细听意大利人的发言，更接近“维特尔堡”；另一个比较难，就是Greenaccord本身，邱育慈的翻译绿色和谐，虽然意思不差，但是作为一个机构名字，不够好。Accord有和谐、一致的意思，不过，按照意大利人语法，修饰后置，这也可以读成accordgreen，那意思大概是：“根据绿色的⋯⋯ ”，把缺省的意思补全，可以理解成“按照绿色的原则”，或者“以绿色的名义”，简化一点，译成“绿协”、“绿缘”应该都是可以的。

2009年12月1日，柏林时间6：47，匆匆追记于柏林。

以下文章内容：

汪永晨

2009年11月29日，是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的最后一天。这两天，一方面不想错过每一个发言，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并不能听懂所有的内容。但因为这次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过两天我还要和地质学家杨勇一起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在那里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所以，这次会上的内容对我来说就更加需要多知晓，多理解。这次参会的有来自45个国家的记者，能多采访一些人是我很大的心愿。大会提供能上网的只有十台电脑，（这让我十分不解，这可是记者年会。当然，在宾馆也可以每小时4欧元的价钱上网）大家只好抢着用，抢着发稿。这三件事，听会、采访、发稿，把我忙得只恨分身无术。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每年南美洲参加的国家我想都是最多的。平时只听过名字的那些国家，在这里基本都能见到这些国家的记者。但是亚洲，每年来的除了我们中国的两个以外，还有也就是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加上这次的气候变化见证人蒙古大妈、尼伯尔夏尔巴人。非洲也只有几个国家，即使欧洲也没有拉美国家来的记者多。而不知为什么，大会请来的美国人不是作家，就是科学家，很少是记者。

所以，我这次采访的拉美记者也多些。

秘鲁的索里亚娜这两年都是带着西班牙男朋友一起来的。她的英文不行，可是看到我总要和我用生硬的英语说半天。不过我采访她还是请了西班牙记者娜塔帮忙。

索里亚娜每天也都在电脑上忙着发稿。能看得出她在秘鲁一定是个很不错的记者。她和我说时非常强调：在秘鲁，环境的恶化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人为的破坏。人为破坏一是淘金，一是国际大公司在那里的开矿。

秘鲁记者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索里亚娜说，很明显的是海水温度的提高。差不多提高了0.5度呢。这使得海洋生物消失的情况很严重。

索里亚娜说，另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在秘鲁是，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现在会下雪。当然不是把地都下白了的那种雪，是雪粒。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的秘鲁，北部是气温降低了很多。过去常年是38摄氏度，现在有时只有16度。中部是冰川消失得很快，这和全球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秘鲁和玻利维亚共有的迪迪卡卡湖面在减小。这点我在采访玻利维亚记者埃得文时，也是让他十分担忧的现象。

眼下，更让索里亚娜着急的还是当地人的淘金和国际大公司的开矿。索里亚娜说，淘金对河流的污染十分严重。

我把在国内常常问的问题也问了索里亚娜。你小时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吗？她使劲地摇头，并告诉我，小时家乡有两条河，卡哈玛里卡河和欧里亚河。儿时的伙伴们都在河里游泳，玩耍，妈妈也在河里洗衣服。可是现在，脏得谁还敢下河，连靠近都不行了。这和国际大公司在那里开矿有着直接的关系。

索里亚娜说的国际大公司是很有名的一家公司。令她气愤的是，这家公司不仅污染了她家乡的河，为了开发还要让那里的老百姓搬家。老百姓不同意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现在呢？我问索里来亚娜。她说，还在抗争。

这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有能力开发的国际财团，把手伸到了想要发展的国家。钱他们一定是赚到了，而其代价是什么，受到最大伤害的又是什么？一是环境，再一个就是原住民。而国际财团一定是打着帮助当地发展的旗号去的。这不禁让我又想到了我们国家某些地方的水电开发。开发者不也说：怒江太穷了。可现在，水库移民的问题，连水利水电部门的领导们不也认为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吗？

我问索里亚娜，野生动物呢，受到什么影响吗？

帮我们做翻译的西班牙电视台的娜塔问我，“喜欢我发言吗？”我说很喜欢你拍的那个有关熊的纪录片。从电视片中我知道，那种熊6000年前来自中国。

娜塔说，现在在那个保护区，也可叫熊公园，每天都有学生去上野外课，不仅学习有关熊的知识，也学习怎么保护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是很好的生态课堂。

秘鲁和我们国家一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马丘比丘是所有喜欢旅游的人向往的地方。索里亚娜说，那里现在也在经受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

安吉拉，是来自哥伦比亚的记者。我们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母语是西班牙语，她的英语，意大利语都讲得很棒。我们每次年会结束，她都还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留几天，因为她也给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和杂志写文章。

哥伦比亚的记者

在拉美记者圈里，安吉拉是个中心人物，特别是对一些小国的记者，或语言不太好的记者，她总是格外地关照。每当他们用西班牙语聊得高兴时，她就会劝我，汪，快学西班牙语吧，我们就可一起聊了。我告诉她，能把英语说的好点，是我还要十分努力学习的。再学一种语言，可能就更难了。

安吉拉在和我说全球气候变化对哥伦比亚的影响时，先告诉了我两个很有意思的事。一是一个说法，她说，哥伦比亚是美洲的肚脐眼。她们国家正好是在北美和南美洲的中间。

再一个是，当我问到安吉拉小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吗的时候，她说，城里的河非常脏，非常非常脏。但城外的亚马逊还是那么漂亮。所以她常常到亚马逊游泳。我说能见到亚马逊豚吗？她说，当然。亚马逊豚喜欢人，人游泳时，它们会跟着人一起游。

亚马逊豚能和人一起游泳，简直是太神了。在我们中国的白鳍豚已经差不多灭绝了的时候，人家亚马逊豚还能和人一起游泳。真让人羡慕！

安吉拉说，哥伦比亚在南美洲有着非常重要的五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亚马逊生态系统、安第斯山生态系统等等。每个生态系统之间又有着重要的联系。是全世界第二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特别是安第斯山流出的雪水，对各个生态系统的相关性起着作用。

遗憾的是，现在安第斯山流出来的水越来越少了，水少了，鱼也少了，生态的变化，还使农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安吉拉说：本来哥伦比亚是个四季如春的国家。现在，气温像发了神经，忽冷，忽热地抽疯。气候变化无常，让哥伦比亚近年来的农业连年欠收。本来城市的河虽然脏得像厕所，但农村人的生活简单，河流还是清澈的。可一会儿旱，一会儿涝，让农民的日子也过得苦不堪言。

不参加这样的国际环境记者会议，还真没有想到全球气候变化会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前即使我这么关注环境的人，也觉得现在怎么全世界的人都在大谈气候变化。我们中国的民众中似乎还没有这样把这事挂在嘴边。这次来参加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要做一个有关低碳生活的节目。请我给他们设计一下怎么做。我让他们到大街上去问问，什么是低碳生活？有多少人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反映？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低碳生活。其实如果换个说法，减低能源消耗，节约资源，老百姓还是知道的。可是说到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中国人中能说出点什么的我想可能真不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己身边环境遭受到的破坏。可是，在我这几天的采访中，各国记者们谈得更多的却是全球气候变化对自己身边生活的影响。

保加利亚记者亚里那桑德在今天最后的发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记者能做些什么？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我向他提了问题，我在我们国家常常被人问到，你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在保加利亚有人这样问你吗？在亚里那桑德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就是一只手在当记者，另一只手在保护环境。这没有什么冲突。

保加利亚记者

在他发言使用的PPT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做。这很简单，这也很难。对于这富有哲理的话，我想了想，是呀，我们必需面对眼前的事实，这很简单，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怎么面对，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不是吗？

罗马环境记者年会年年开，不知明年来时，大家共同面对的又会是什么新的环境问题？亚里那桑德说，希望有关记者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时，能做些什么，怎么样的记者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明年再来时，会比今年回答得好。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会记者们共同的心愿，起码是我的心愿。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结束后，我将要去西西里，等着我从那里拍来的照片吧。

2、特别策划：从《2012》到哥本哈根，如何拯救地球？

来源：人民网　2009－12－03

http://env.people.com.cn/GB/10499113.html

3、2/3城市面临缺水状态 "水荒"困扰中国城市化进程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12-03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09/12/671259804903_1.shtml

“同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市长期受到水资源紧缺的困扰，特别是1999年以来的连续干旱，加剧了供需矛盾，水成为北京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之一。”11月30日，作为东道主的北京市副市长夏占义在一国际性水务论坛上表示，诚恳地希望与会专家朋友为北京可持续发展献计献策。

事实上，正遭遇水资源紧缺困扰的远不止北京这一座城市，在中国661个城市中，有2／3城市面临缺水状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副代表那华在11月30日举办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表示，根据联合国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已经位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的城市人口预计还将增长1亿，有可能到2010年超过全球47%的平均城市化水平。

“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已经对中国的资源环境——尤其是水、土地以及森林资源等产生了负面影响。”那华称，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水资源短缺、污水处理以及水污染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给上述国际性水务论坛的贺信中表示，改善城镇水环境、保障水安全、促进水的可持续利用是当今世界各国和许多国际组织关注的重大课题。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的国家，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水资源短缺和水环境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和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姜伟新强调，必须继续贯彻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城镇供水安全保障，加大城镇水污染治理和城市节约用水的力度，推动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相关调查显示，在中国661个城市中，有400多个水资源不足，其中，大约有100个城市处于供水严重不足的状态，无法保证居民的用水需求和工业生产需要。

城市化、工业化对水资源的影响体现在：城市永久性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激增，导致用水需求急剧上升；工业快速发展，导致城市水资源质量严重下降，城市地下水过度使用和污染，最终使得地下水位下降，地表下陷，直至威胁人们的健康和安全。

城市水供给数量日益不足，质量日益下降，水污染使得洁净水源变得弥足珍贵。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此间指出，2008年初，国家主席胡锦涛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提出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这是指导新时期中国治水、治污的重大战略思想。

吴晓青说：“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就是给水环境以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充分发挥水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自我更新的能力，使生态系统得以恢复，由失衡走向平衡，进入良性循环，实现人水和谐发展。”

他说，我国水污染治理虽然取得初步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约有2.7亿农村人口存在饮用水不安全问题，严峻形势迫切要求国家对水环境进行治理改善。

4、山东裕兴化工厂搬迁 污染重的表层土全部清走

来源：《齐鲁晚报》2009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502093.html

　　备受关注的山东济南裕兴化工厂搬迁改造项目已经进入倒计时，记者1日了解到，该公司位于天桥区清河北路的老厂区将于本月底全部停产，并陆续搬迁。老厂区被铬渣污染的土壤，已由省地质勘探院进行了全面勘探，相关治理方案正在起草中，一旦搬迁完成，土壤修复工作将立即展开。

　　始建于1919年的济南裕兴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颜料的工厂，也是国内第一家生产铬、钛产品的企业。2005年，为配合小清河治理工程，济南裕兴决定搬迁至天桥区桑梓店镇境内的济南化工产业园。济南市环保局污控处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今年6月份调度会做出的决定，今年12月31日，不管新厂区是否具备开工条件，济南裕兴化工厂必须停产实施搬迁，当然，搬迁需要一个过程，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济南裕兴的搬迁改造项目一期工程将于今年底完工并试车生产，明年一季度正式开工。

　　搬走一座工厂本身就很难，留下的烂摊子更难收拾。污控处负责人告诉记者，省地质勘探院已经对裕兴化工厂的土壤污染情况进行了全面勘探，具体的治理方案正在起草中。

　　“表层污染程度较重的土将全部清走，在封闭场所进行无害化处理，比如焚烧。污染轻的土层进行灌水，稀释土壤中的铬含量，稀释后的水进裕兴化工厂的污水处理厂进行无害化处理，然后达标排放。当然，这些方案都是可能采取的措施，最后的方案还需要经过专家论证。”

　　据了解，土壤修复工作是目前环保工作中的难题。“青岛红星化工厂厂区搬迁后也面临着铬污染土壤处理的问题，采用灌水稀释的方法修复土壤已经五六年了，现在还在进行中。这个措施虽然有效，但需要的时间相当长。国内还没有一家技术成熟的机构，敢打包票能在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将土壤修复完毕，我们还在摸索着做。”

搬迁后的裕兴化工厂，是否会污染另一片土地？该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高志伟表示，搬迁后的济南裕兴，在环保和治理污染方面将下苦功夫，空气、排水都能实现24小时达标。“资源—产品—废弃物”，这是化工企业传统的单向线性经济生产模式，目前济南裕兴已经树立起“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经济发展理念，不断寻求摸索铬渣治理、废酸废气治理、污水治理的方法。(刘红杰)

5、气候峰会 胜算几何？

来源:南方周末2009-12-02　唐勇林

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52

■编者按：拯救地球还剩几天？四天！再过四天，全球各色人都将聚集到北欧小城——哥本哈根。各国政要将在近两周时间内讨论出一套拯救地球的措施——后《京都议定书》。人们有理由相信地球村正在处于关键时刻——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碳排放，地球村或将重蹈电影《后天》中的场景。

从本周开始，南方周末将重点关注哥本哈根谈判。本期专题您将会看到：在哥本哈根谈判前夜，各个大国在做哪些最后的努力，他们曾经如何就气候变化对抗；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进一步适应气候变化，过去的十几年内如何在谈判桌上与各国角逐。

全球正进入哥本哈根时间。

12月7日至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这个让人联想起“美人鱼”的童话之都，未来半个月里吸引全世界目光的，是一个让人忧心忡忡的话题：我们该如何拯救自己。

科学的判断是，由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全球正在变暖。任其发展的话，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水灾害频发，全球将面临灾难性后果。

这次会议将要讨论的是，正是201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承诺期，即《京都议定书》结束之后，世界该采取何种措施。

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的成败，或将改变人类未来的轨迹。

11月26日，中国宣布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幅度将达40%-45%。中国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气候峰会。

此前一天，奥巴马表示将赴哥本哈根参会，并首次宣布了美国的减排目标：到2020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05年水平减少17%，到2050年实现减排83%。

将主持哥本哈根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事务最高官员德博埃尔说，中美两国的表态，“为签署一份全面协议解决了最后障碍中的两大问题。”

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吕学都透露，此前学术机构曾提出多个从20%到40%不等的方案，中央最终选择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

“实现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解振华亦表示，“中国说话是算数的。”

有分析则称，中国背水一战打“碳牌”，根本目的不是对“外”而是对“内”，目的是主导下一个增长型产业——中国方面已经意识到，一份认真的气候变化协定，将带来各种商机。

中国在会前提出雄心勃勃的计划，但哥本哈根的未来依然充满变数。现在的问题是，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话，将是多大的成功？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然分歧严重。

正因为此，近一年以来，对于哥本哈根的期望，正在被不断调低——此前，全球气候谈判代表们曾希望，哥本哈根峰会能达成一项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暖的关键转折点。

上月中旬的APEC会议上，奥巴马不得不让人沮丧地承认：在哥本哈根达成具有法律约束的协议已经不太现实。

而一些国家，亦开始散布悲观论调。而中国无疑是乐观者——中国将努力使峰会取得成功，不能让大会最后无果而终。

显然，哥本哈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但哥本哈根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哥本哈根会议的最终成果应锁定在过去两年谈判中有关各方已经实现的进展和取得的共识。”外交部气候谈判特别代表于庆泰说。

不过，哥本哈根大会无果而终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我们一再强调，哥本哈根会议成功的关键是坚持公约、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如果说有底线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底线。”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处处长李高说。

目前的气候谈判在两个轨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进行，而俄罗斯等国以美国未签署京都议定书为由，试图抛开京都议定书，另起炉灶。这招致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京都议定书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载体，两轨谈判亦因此被中国视为底线。

6、气候谈判抗争17年 中国：从里约到哥本哈根

来源:南方周末2009-12-02　袁瑛

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56

哥本哈根倒计时

几天前，发改委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处处长李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动身前往哥本哈根。

李高已经数不清这是自己今年第几次，前往这个听上去很具童话色彩的北欧城市了。不过这一次，他带了一个很硬的“筹码”。

上周四，中国宣布2020年将把单位GDP碳排放削减40%至45%。美国在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

“通向哥本哈根全面协议的最后两扇大门被开启。”外媒如是评价。哥本哈根前夜，近乎微弱的希望之火似乎被中美联手点燃。

事实上，在以“数字”说话的气候谈判舞台上，前有巴西、印尼以及韩国相继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并不承担减排义务，但也需要作出自己的“表态”。

过去十几年来，对于李高和他的同事们来说，每一次谈判都是艰难、乏味和无聊的。2009年以来，所有谈判均无果而终，这为哥本哈根大会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我们回来了，气候变化问题刻不容缓，美国希望起到领导作用。”3月的波恩会议上，参会的中国代表依然记得，带着新任总统奥巴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承诺，美国重返气候变化谈判舞台。

戏剧性的是，面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40%减排目标，美国不仅三缄其口，直到会议结束，也没有再提“领导”二字。

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成为巴塞罗那会议“退场事件”的导火索，并几乎让“京都议定书”葬送。

今年一场有关气候融资的谈判中，参与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因为发展中国家代表要在“增加气候投资”这句话中增加“大规模”三个字，双方僵持了几个日夜。

“利益当前，即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明确规定了，很多时候发达国家也会想方设法地逃避责任。”这位代表团成员说。

“Now,China, the floor is yours（现在是中国代表发言）”，每当大会主席宣布这句话时，气候谈判的大会会场通常会变得鸦雀无声。

来自各国地代表迫切地想要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2008年参加了波兹南会议的中国代表感受到了这一变化。

世界开始倾听中国的声音，不仅仅源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排放国之一，更重要在于中国正积极步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舞台中央。

这一变化，始于2007年12月的巴厘岛会议。

2007年12月15日，作为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

当日一早，大会主席和秘书处试图在没有中国等国参与下召开大会，讨论并意图通过正在磋商的文件。

苏伟和他的同事两次举牌抗议并要求大会秘书长道歉，最终，秘书长流泪道歉。

中国代表的及时阻止，保证了《京都议定书》没有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图，在第一个承诺期到期就被推翻，而是按照原计划制定了第二承诺期的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

这一年，苏伟也见证了媒体增加了对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的关注。

苏伟从巴厘岛一回来，就被邀请进了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节目。

199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出席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了公约，这标志着中国踏上了气候谈判的征程。

一开始代表中国参加缔约方会议的国内机构一直是国家气象局，一直到1998年，才由原国家计委负责。

这也标志着，中国对于气侯变化问题本质认识的转变：气候谈判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气象问题。

回顾气候谈判的历程，似乎从一开始，就印证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几乎对宣言的意义都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角力永远不可能结束。四天后，在上万公里之外的哥本哈根，各国政要将会在会议桌上定出拯救地球的日程表，尽管所有人都对此怀疑。

7、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选择地球，加入低碳一族

来源：新华网综合2009年12月0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2/03/content_12580563.htm

12月2日，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广场，WWF（世界自然基金会）项目执行总监李琳与刚刚荣获金马影后桂冠的李冰冰在巨大的绿色地球模型面前，共同投下了“选择地球”的一票，并与50名WWF志愿者喊出“共同期待，哥本哈根”的口号。

这是在距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开幕倒计时5天之际，WWF在三里屯Village广场举办的选择地球活动，呼吁公众一起行动起来，加入低碳一族，应对气候变化，选择绿色的地球。

迄今为止，全国大约有6万名支持者在地球模型上投出了自己的一票。而数十万支持者则通过腾讯网、搜狐网、人人网等在线投票，表达自己的立场。

此外，北京、重庆、南京等16个城市的100多所高校近13万大学生也做出承诺，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始前一周节约能源，每人减少一公斤二氧化碳排放，用自己的行动选择地球。

WWF将会把在中国收集到的投票，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票一起递交到参加哥本哈根峰会的各国领导人手中。

WWF（中国）项目战略总监李琳表示：“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峰会是保证全球享有安全、美好未来的重要会议，希望大家积极响应，督促世界领导人达成一个公正、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协议。”

“每节约一度电，就能减排1千克二氧化碳。” WWF“地球一小时”亚洲区活动推广形象大使李冰冰也在现场教起了大家一些低碳的小窍门。李冰冰表示，她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低碳一族。日常生活中会注重环保，减少二氧化碳等。

与此同时，作为《第一财经》的特约记者李冰冰还将携带与北京10多所小学学生一起制作的、写满绿色寄语的灯笼到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以此来传达“中国未来”对地球绿色未来的期待。

活动上，50名来自各个行业的WWF志愿者还头戴北极熊帽子，通过使用地图、望远镜等各样道具做出寻找通往回家路的方式，向公众传递“由于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北极熊无家可归”的信息。

8、4.05万吨：哥本哈根大会所排碳重量

来源: 第一财经日报2009-12-03

http://money.163.com/09/1203/02/5PIV3J0S00253B0H.html

第一财经日报12月3日讯大约1.5万名政治家、官员、活动家、记者将参加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他们往返哥本哈根及在哥本哈根的活动将共排放约4.05万吨二氧化碳。

哥本哈根大会的官方网站（en.cop15.dk）称，4.05万吨这一数据是基于去年12月在波兰波兹南市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数据，以及1.5万人来到哥本哈根这一预测而得出的。

为了抵消这一排放量，大会的东道国丹麦在世界银行的帮助下，准备在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投资约70万欧元，兴建20座用新能源烧制砖块的砖窑，以取代一些污染严重的旧砖窑。

据丹麦能源署计算，这将每年减少5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并改善达卡这个全球污染最严重城市之一的空气质量。

大会的组织者还采取了多项措施来节能，例如鼓励哥本哈根的旅馆将更多客房改建为经认证的环境友好型房间，鼓励与会代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抵达会议举办地贝拉中心（Bella Center），饮用当地可直接饮用的自来水而不是瓶装水，并最大程度地减少纸张的使用。

丹麦政府还宣布，此次大会将不向代表提供公文包和礼品，省下来的钱将用来给全球11名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到丹麦接受为期两年的文学硕士教育。

9、环保部告诫慎用排污收费权 收缴率低成当下难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2月03日　刘世昕

http://env.people.com.cn/GB/10499220.html

　　几个月前曾有消息说，一些城市拟对机动车征收排污费，即车主们要为自己的汽车尾气埋单。尽管消息并未得到权威部门的认可，但一项在环保领域已经执行了30年的特殊收费制度将成为老百姓关注的焦点：一些专家建议，排污付费的群体应该从过去单纯的污染企业扩大到消费群体。

　　过去30年间，我国对污染企业征收的排污费累计接近148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返还到污染企业，作为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治理污染的资金。一些专家认为，在我国经济发展初期，排污费的“征收、返还”机制弥补了政府、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入不足，有重要价值。

　　也有专家认为，排污收费制度是一种“自杀式”的收费制度，因为只有企业排污越多，环保部门才能收到更多的钱，这项制度似乎让环保部门陷入了“为收费而存在”的尴尬境地。

　　近期，还有专家频繁提议，应该用征收环境税的方式取代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这些专家认为，环境税的开征有可能解决目前排放收费制度存在的问题。但反对的专家认为，要实现费改税面临费率如何转化为税率等诸多难题，并且会失去排污费作为政府调控手段的能力。

　　在今天举行的排污收费工作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在目前费改税还未最终清晰的状况下，环保系统要慎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要明确排污收费的目的不在于收多少钱，而在于能通过收费刺激企业治理、减排污染的积极性。排污收费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手段，更应该是环境监督执法的手段和载体。

　　悬在环保部门头上的双刃剑

　　30年，1480亿元的排污费。在很多专家看来，这笔巨资对环保部门来说就是悬在头上的一把双刃剑。特别是2003年以前，排污费可以切出一部分作为环保部门监测等能力建设经费时，对排污收费一直非议不断。

　　据介绍，从1979年到2003年，排污收费制度历经几次改革，其中最不被理解的是有一段时间，为了弥补环保部门作为新部门存在的经费不足等问题，国家允许基层环保部门从收取的排污费中切出一些用于能力建设。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有极个别基层环保部门出现了用排污费盖超标大楼、买豪华轿车的现象。

　　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环保部门收排污费是为了给自己用，并且为了多收，不是引导企业治理污染，而是纵容企业排污。实际工作中也确实有一些基层环保部门把征收了多少排污费作为政绩标榜。

　　环保部的有关负责人并不赞成专家的质疑，指出在当时国家财力有限，中央和地方财政难以给环保部门更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有限度地使用排污费支持环保机构的能力建设，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另外，从排污费的使用来看，大部分钱还是用于污染治理，2003年之前，各地通过排污费安排的治理项目有36万余个。

　　同时，排污收费制度确实也能让企业不断树立这样的观念：排污就必须付费。据介绍，近年来，有的地区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最后的结果是，如果不治污，企业缴纳的排污费要高于治理的费用。

　　2003年国家又对排污费进行重大调整，环保部门不再直接从企业收取排污费。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的管理模式，企业将排污费通过商业银行交到国库作为污染治理的专项资金，环保部门通过预算的形式向财政部门申请本地污染治理和企业技术改造的经费，而环保部门的人头费等其他费用则由财政统筹。

　　业界人士认为，2003年的这次排污费改革从制度上堵住了挤占、挪用排污费的可能。对于基层环保部门的能力建设，中央则另作安排。数据显示，2003年，排污费实行收支两条线后，中央财政直接支持基层环保部门的能力建设，投入19.3亿元。

　　收缴率低成当下难题

　　今年8月，国家审计署发布了过去5年渤海污染治理情况的审计报告，其中提到较为突出的问题是，排污单位排污费、污水处理费征缴不足。据不完全统计，沿渤海地区13个城市少征排污费和污水处理费5.78亿元，占应征额的15%。其中，主管部门和代收单位违规减免2.95亿元，缴费单位欠缴2.83亿元。10月底，“三湖三河”治理的审计报告也提及，相关9省区市少征、欠缴污水处理费和排污费21.43亿元。

　　在今天举行的排污收费工作会议上，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说，排污费收缴率低的问题已经成为审计部门关注的问题，环保部门必须高度警醒。

　　张力军认为，过去30年，排污收费制度对调动企业治污积极性，以及积累治污资金功不可没，但是，目前这项制度也存在诸多不协调的因素。

　　在他看来，最突出的问题是对排污费认识存在误区。比如，有的环保部门把排污收费工作当做筹资工具而不是执法手段，用收了多少钱来评判排污收费工作的好坏。

　　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只注重GDP的增长，为了招商引资，用减免排污费“做人情”，在一些地方划定“无费区”、设“企业宁静日”，搞“减半征收”、“减免征收”等土政策。环保部门因为顾忌当地政府的压力，过多考虑企业的承受力，觉得排污收费工作不好出政绩，还容易得罪人，也不愿下力气真抓实干。

　　除了征收力度不够外，收费标准偏低也是导致收缴率低的原因。张力军说，只有排污费征收标准高于污染治理成本，才能起到刺激污染治理、补偿环境损害的作用。但2003年的那轮改革中，由于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和排污收费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有关部门坚持排污费征收标准按目标值减半执行，所以时至今日，全国还在执行这种大打折扣的征收标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排污收费标准低于治理成本的问题，造成企业宁可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治污的尴尬局面。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孔志峰博士看来，造成排污费收缴率低的原因还应该包括基层环保部门能力不足等。

　　哪个制度更优

　　在张力军看来，排污费收缴率低，不能真实反映污染治理成本、不能有效补偿环境损失、不能充分调动治污减排积极性，应该有所调整。这样的观点也被支持排污费改成环境税的专家所引用。

　　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孔志峰博士介绍，目前国内支持排污费改环境税的主流专家看法，是费改税可以扩大征收对象，而且能提高排污费率，使排污企业付出更高的环境成本。另外，可以把环境税设立为中央地方共享的税种，中央通过财政体制结算，从地方征收的税种中取得一定的收入。

　　自从有关部门提出环境税的概念后，业界就一直有争论，环境税和排污费，究竟哪个更能刺激企业治污？如果要改革，是全部改费为税，还是实行税费并存的双轨制？

　　孔志峰认为，实际上，环境税和环境税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我国早就有环境税收政策。如：以消费税名义出台的“燃油附加税”就可以看做是一种环境税，因为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增加使用者的成本；再有，增值税中的一些减免条款，实际上也体现了环保的理念。这些环境税收，可以称为“融入型”的环境税。而单独设立一个环境税，则仅仅是整个环境税收中的一个“独立型”的税收政策。所以，从广义的角度来说，我国已经有了环境税。现在有些专家提出的环境税，实际上专指设立一个新的环境税税种。

　　但现在有些专家提出的环境税概念，是专门辟出一个新的税种。

　　孔志峰认为，要在短期内全面推行费改税有一系列技术障碍。首先排污收费的费率难以直接转换为税收的税率。孔志峰说，在我国，各地征收排污费使用的费率是不一样的。征收的费率不仅与环保部门的征收能力有关，还与地方政府的关注度、企业的认识、以及环保部门的监测能力直接相关。环保监测能力强的，政府投入多的，可能就收得好一些。而税收的征收能力主要取决于税收部门的能力建设，两者难以直接转换。

　　再者，污染排放要与税基联系起来也有很大的难度。比如，企业污染的排放状况不是恒定的，会根据原料和管理的状况变化，而排污收费的费基是采取抽样调查法确定的，适用于政府性收费的计算方案，却不适合税收制度。

　　另外，从理论上看，税收与政府性收费最大的区别是，税收强调“中性”原则，收费更加强调“调控”，收费的资金基本用于形成专项资金，而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作为预算分配。如果费改税，会丧失排污费目前作为国家调控环保资金的作用。

还有专家认为，在过去几年的发展中，排污费还承载了更多的职能，特别是已经被用做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在对上市公司的环境审查中，已经把是否足额缴纳排污费作为重要指标之一。另外，在未来将要推广的排污权交易或碳交易中，排污费制度都是重要的制度基础。一些专家认为，是否用环境税取代排污费还有待深入研究。

10、“低碳经济”给谁套上紧箍咒

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2009-12-03　众石

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12/03/content_2965706.htm

一轮争夺新型产业主导权的“战争”正在悄然展开。

11月26日，中国政府宣布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把这做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承诺显示了积极姿态。

此前一天，美国政府在同样问题上承诺减少17％。不过，这一目标仅相当于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4％，与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

金融危机还未风平浪静，一个格外响亮的新名词已传遍世界，名曰“碳排放”。

12月7日至18日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被认为是继1997年在日本东京召开气候会议并签订《京都议定书》之后，又一次就“低碳经济”的“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这次，在2012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有关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各国将达成一份减排新协议。

不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等关键问题上仍分歧严重。许多人预测，一场口舌之战在丹麦不可避免。

金融危机的“肇事者”还没有抓到，而新的议题早就设计好了。奥巴马已微笑着推出了“能源新政”。美国议会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规定至2020年,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行贸易限制。

华裔美国能源部长朱棣文说，美国将征收“碳关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随后回应，美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完全不符合WTO精神。

中国的研究者认为，有些人想以环保为借口“围堵中国经济”，是给中国工业化“套上绞索”。甚至有人激烈的批评，碳排放、碳关税以及碳货币，这些“时尚名词”很可能给正在稳步崛起的中国经济带来战争和灾难。

不过，争议声中，国家发改委抓紧制定的《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却是时不我待。据悉，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抢占未来经济竞争制高点，该《规划》将在今年年内推出，未来5年该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

面对新一轮的以“绿色经济革命”为名的国际经济规则主导权之争，中国如何参与？

新时代的“卖碳翁”

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一直在追踪日本财团在华布局情况。他发现，当下全球舆论对碳排放、低碳经济概念越炒越热，而日本综合商社却早以实际行动在中国各地“攻城略地”。

早在1997年各国在日本东京达成《京都议定书》首次规定了减排目标，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住友商事等日本大财团和综合商社，就开始涉足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购买与转手贸易。在中国黑龙江、辽宁、江苏、山东、四川等地，以日资二氧化碳减排合作项目一个接着一个。

在《京都议定书》中，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议定书鼓励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量。比如，一家日本企业向中国某煤矿提供环保项目贷款，用来引进和购买日方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由此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其减少的额度核算成标准单位，由日方企业向该中国煤矿购买。

表面上看，中国企业似乎没有损失，得到了资金和技术，失去不过是些无形的“碳排放额度”，可长远看，“就未必是那么回事了”。

白益民分析，一方面，日资企业在中国购买的“碳排放权”每吨只有几美元，价格压得很低，而它转手卖给日本企业或在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上出售，价格可能是十几美元，现在这个市场方兴未艾，今后可能会上涨到几十美元；另一方面，日方向外输出了储备已久的环保、节能技术，占领了市场，由此形成产业标准和技术垄断，中国企业如果将来发展自主环保技术，就可能受制于人。

他认为，事实上日本综合商社利用减排项目“援华”，更大目的是要为财团企业在中国能源和环保市场上获得更多商机，从而在未来的节能性、环保性社会中占据制高点。

据记者了解，这种经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基于环保项目合作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已经在全球形成一个奇特的“碳交易市场”。有数据表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成交额的增长从220亿欧元上升到400亿欧元，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未来市场规模可达到2000亿至2500亿美元，超过国际石油交易规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认为，就像铁矿石等资源市场的扭曲一样，在新兴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上，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同样没有定价权，议价能力又较弱，信息与能力的不对称，处于非常被动与不利的地位。

他说，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他们通过占领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其实主要为了卖环保技术。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沉溺于如何向发达国家更多更好地“卖碳”赚钱，甚至不惜相互杀价，相互指责，变成了新时期的“卖碳翁”。

“绿色壁垒”围困中国？

几乎在一夜间，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广阔发展前景”成为各方共识。

金融危机前的经济泡沫还没有清理干净，新能源产品和环保技术就已经开始占据媒体的主要时段。有专家称，绿色环保经济覆盖面广，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公共设施、家庭等几乎所有领域，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推广应用，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实体经济新产业，很有可能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领头羊”。

目前，以新能源和环保为主旨的“绿色经济”，不仅成为欧盟、日本、美国三大经济体瞄准未来的经济引擎，而且是其占领新的国际市场竞争制高点、主导全球价值链的“新王牌”。本来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中流砥柱”角色的中国经济，转而显得“落后了”，似乎陷于“绿色壁垒”的围困之中。

在国际舆论大力倡导环保意识形态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更隐秘的利益动机？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来，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有过上百年环境污染问题。而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环境问题，只是近20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后集中呈现。

不应规避的数据是，英国和美国的二氧化碳人均历史排放量约达1100吨，而中国和印度的人均水平分别为66吨和23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到2015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预计会达到5．2吨，也只相当于届时美国人均19.3吨的1／4，或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

江涌对记者表示，中国正进入工业化中期，重化工业比重仍在持续增加，能源密集度在不断提高，能源消费呈现迅速增长态势，由此决定了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速快，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高。更由于能源结构的刚性，以及能源效率的提高受到技术和资金的制约，中国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虽然在《京都议定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仍暂时享有减排达标的“豁免权”。但捍卫这种权利已越来越不轻松。尤其在奥巴马上台后，一度拒签《京都议定书》的“碳排放超级大国”美国一夜间变了脸，要“担负起全球共同的环保责任”了。

套在中国工业化头上的“绞索”早晚会收紧。2006年8月，在巴西推出了《圣保罗案文》，有论者认为，这是对“后京都国际气候制度”的一个全面设计方案。该文件呼吁，中国应该在CDM市场达到一定规模后，转换成定量减排目标。也就是说，在中国在未完成工业化、实现消除贫困的人口时，将被迫提前进入“买碳”行列。按照力拓案揭示的中国买什么什么涨，卖什么什么跌”的规律，当中国从“碳排放”额度的“净卖方”变成“净买方”，那时的价格一定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江涌说：“当国内一些地方乐呵呵儿的寻找‘卖碳商机’，忙活着与美欧经济战略对话时节，西方的气候变化软刀正指向中国。今天兴高采烈吃下去的，不久的将来，恐怕连本带利都要吐出来。”

中国为全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发达国家消费了“中国制造”，却把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留给了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认为，美国政府提出“碳关税”，已经成了又一个遏制中国崛起的大棒，而且占领道德高地。他认为，从长远看，“碳关税”很可能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虽然不流血，但损失一点不小。

按照碳排放进行重新计算，大量“中国制造”将不再有竞争优势，即使有竞争优势的产品，进入欧美日被加上碳关税，不但财富落入发达国家国库，中国还要背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的恶名。这不过是用环保和清洁能源的“绿色外衣”，把原来“专买美国货”的贸易保护主义包装起来而已。

中国的能源现状是“富煤、少气、缺油”，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选择低碳能源的空间有限。据统计，目前中国电力结构中，水电仅占20％左右，火电占77％以上，“高碳”能源占绝对的统治地位。郑风田说，伴随着“低碳经济”的成为全球话语中心，中国经济则面临“不能承受之重”。

新能源战略要“迎头赶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即便面对着美、欧、日在环保新能源产业的层层布局，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动力也要求中国必须面对困难“迎头赶上”。

即便不考虑外部压力，中国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也要求中国经济要向更高层面迈进。其实，在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后，从中央到地方正确立“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的发展思路。

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1．41万亿元，占当年GDP的4.7％。其中，节能产业2700亿元，资源循环利用产业6600亿元，环保产业4800亿元，就业人数达2500多万人，其中再生资源产业的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

目前，我国实施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节能减排行动，规定到2010年，万元GDP能耗比2005年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全国单位GDP能耗三年累计下降10.1％，节能约2．9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COD）三年累计分别下降8．95％和6.61％。

而这一次，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的40％~45％的减排承诺，则是又一次“向自身挑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并不讳言，他说，这将是一个“需付出艰苦卓绝努力”的目标。

有研究表明，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和行业举措，中国已经在过去的15年里持续地提高了经济领域的“碳效率”，将每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平均每年减少了4．9％，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数字仅为1．7％和2.7％。

去年8月，中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直接以循环经济冠名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并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这对转变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绿色产业”基础。目前我国水力、核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产业均实现了高速增长，如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连续3年实现翻倍增长，总装机容量目前已居世界第四位；太阳能发电总量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光伏产业也实现了高速增长。

今年6月，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宣布，新能源发展规划将按照程序上报国务院，择机出台。8月9日，在广州首届亚洲能源论坛上，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表示，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始终依靠自身保证能源供应，并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

业内人士称，新能源作为一个长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比“振兴规划”更为贴切，新能源已被敲定为下一步培育的“新的增长点”，扶持力度将有增无减。

据有关人士透露，未来5年中国环保产业投资需求可达4500亿元。而到2020年,中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总投资将超过3万亿元。此前，中国4万亿元经济投资计划中有2100亿元用于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新能源产业规划可谓呼之欲出。此前，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就在其博客中连续发文称，“低碳经济”将是继联合国宪章和WTO之后的全世界一个新的规章，它可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将是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责任体现和表达。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首要目标就是把能耗降下来，把能效提升上去。

“未来世界将产生新的企业评价标准，这就是‘碳’”，他说，新标准将改变人们的行为，所有参与者的动作都会随之改变。某些企业今天看来生机勃勃，或许明天会突然死亡；而有些产业，现在看着很弱小，但明天可能会成为庞大产业。

“碳排放”升降魔法

在熊焰看来，奥巴马政府的一些核心人物，包括前副总统戈尔在内，一直是国际上节能减排领域的领军人物。今天，奥巴马的团队已经把账算清楚了，就是希望用“能源新政”这服药，来拯救金融危机病痛中的美国。

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宋鸿兵却从货币博弈角度看待碳排放问题。在他看来，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可交易的金融产品，使得这种“排放权”与一切债券、股票一样自由挂牌和转让，并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最终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构成部分，“这本身就是世界统治精英的一个战略设计”。

他认为，作为世界货币的游戏规则制定者，欧美日发动国家势必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货币元素，他们拥有高科技方面的强大优势，其社会经济结构早已从工业化社会转型为信息和服务型社会，大批传统工业已经或正在加速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处于下降通道，而中国等国家处于无可避免的“碳排放上升通道”，就是这一降一升之间，通过金融市场的魔法转换，谁输谁赢，即刻有了分晓。

熊焰表示，如果有人现在认为美国身陷金融危机中，中国相对轻松，而没意识到美国已经启动新的“碳经济革命”的话，恐怕我们从起点上就已落后了。

他强调，温室气体的减排事关中国的发展权，在此问题上要“看历史排放，看人均排放，看转移排放，但同时也要看国际大的趋势，国际责任和国际政策标准。“节能减排要靠技术进步，要靠自主创新，也要看经济机制，要靠市场的力量。”

白益民则对一些政府有关部门和本土企业缺乏战略眼光深感不安。在日本，企业和政府在环保战略上，是“宏观与微观统一”、“远期规划与市场竞争统一”，他们的财团体系高效而灵活，就像集团军与先锋队一样配合紧密，进行交叉立体作战，而中国人似乎只会“陪着人家玩儿”。

江涌对记者说，中国人下围棋从来都是通观全局，而不能困于局部，“只看树木，不见森林”。他强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博弈要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中国“低碳经济”的瓶颈

在发展绿色经济的高涨热情带动下，国内也存在一哄而上和重复建设的“无序”现象。各地快速兴建的“新能源基地”，有些存在过度投资问题。

据记者了解，我国风电开放1200多万千瓦的装机容量，其中仅有800多万千瓦实现了正常发电，1／3处于闲置状态。由于并网困难，有一些已建成的风电厂处于亏损或微利状态，长期看很容易出现投资收益低下、风电资源被浪费的局面。

同样，在新型煤化工、生物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开发领域，某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也很容易在投资和引资冲动下急于“上项目”，而忽视可持续发展。

据业内人士透露，在国内企业扎堆儿的多晶硅行业，产能8万吨，占全球的一半，但多数缺乏核心技术，成本居高不下，未来发展很成问题。

据《瞭望》周刊调查，自中央公布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各地投资热情高涨，但一些“两高一资”项目又酝酿重新上马；一些被环评否决的项目又改头换面通过“绿色通道”审批；甚至还有不少项目仍在试图先把“生米煮成熟饭”。

白益民对记者称，中国工业化经历过“以市场换技术”的教训，很多时候市场换出去了，技术没换来，最后不得已走上自主创新之路。这一轮，环保、新能源经济大潮临近，又有人忽悠着中国“以碳排放换技术”，结果会如何？

有业内人士反映，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的前期积累，绿色产业在我国刚起步，就遭遇“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的循环。相对于欧、美、日等国家，早已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的产业布局和技术积淀，一些中国人的“热情”多少显得有些幼稚。

中国风能协会副理事长马学禄曾向媒体透露，我国可再生能源教育、研发机构严重缺乏，风电生产设备基本模仿欧洲，但“往往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与欧洲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很大，主要表现中国温差大、风况较剧烈、风沙大等方面。没有在详细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开发，就不会有自主权，这有可能使中国风电行业受到致命打击。

许多专家都建议，发展“绿色产业”，必须由国家集中力量，统一制定技术攻关计划，支持培育重大自主创新的技术和应用。

“中国本来就居于弱势，更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位风能产业资深人士对记者说，“如果只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战斗还没打响，可能就败局已定”。

11、垃圾焚烧之争：官员专家支持 城市公众反对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12月03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09/12/0300266569198.shtml

　　一边，是多个城市的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强烈抵制；另一边，主张垃圾焚烧的官员和专家，也从未放弃对公众的游说。

　　从北京六里屯、高安屯、阿苏卫到南京天井洼；从广州番禺、李坑到苏州平望……在中国，反对垃圾焚烧项目的行动从未如眼下般风起云涌。

　　一边，是多个城市的公众对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强烈抵制；另一边，主张垃圾焚烧的官员和专家，也从未放弃对公众的游说。

　　围城之困

　　业内曾有预测称，中国城市垃圾2010年将达到2．64亿吨，2030年达到4．09亿吨，2050年达到5．28亿吨。城市生活垃圾，尤其是大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摆在政府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以北京为例。据北京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下称“阿苏卫”）相关负责人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按照最初的规划，阿苏卫的任务是处理北京市东城区和西城区的垃圾，日处理能力2000吨。但现在，阿苏卫还承担了昌平区的垃圾处理任务，日处理量达到3500吨，远超负荷。上述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阿苏卫规划了1159万平方米的垃圾填埋面积，但目前已经填埋了700多万平方米。所剩空间已逼近警戒线。

　　据北京市政市容委相关人士介绍，北京目前共有23座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垃圾处理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1．04万吨，实际处理量达到每日1．74万吨，平均超负荷率67％。如果继续超负荷运行，垃圾填埋场服务期限将缩短一半。

　　2007年出炉的一组数据显示，作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法，填埋在中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比重中占50．4％，其次是堆放，占38．4％，焚烧占9．6％，堆肥占1．6％。阿苏卫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目前填埋法虽然处理能力强、作业难度低、投资运行费用低、管理简单，但在生活垃圾不断增加、城市用地紧张的前提下，不少城市再建新的填埋场已经很不容易。

　　更为严重的是，填埋场有很大的环境风险，填埋垃圾产生大量渗滤液，这给填埋场周边的地下水质带来严重污染。2001年前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赵章元研究员曾带队对北京市的大型垃圾填埋场做过地下渗漏污染检测，当时测知的数据就已显示，“垃圾填埋渗漏污染的后患不可低估，可能会影响到周围民众的健康。”赵章元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焚烧”何来

　　11月22—23日，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举办了“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与综合利用暨垃圾处理新设备新技术交流研讨会”，“会上建设部的参会官员表示仍然要坚持垃圾焚烧。”赵章元说。

　　主张垃圾焚烧的官员和专家奉为圭臬的，是国家有关部委几年前发布的部分文件中曾原则性地提到了“鼓励垃圾发电、太阳能发电……”的一些字眼。如2007年公布的《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下称《规划》?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

12、水价上涨　一场永远没有胜负的争论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500906.html

　　水价上涨的冲动源自于：一是资源价格有必要从原来的过低逐步上涨，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转变为集约；二是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越来越不愿意对水务进行补贴。

　　从今年1月1日广州自来水全面涨价开始，全国多个城市先后拉开了涨价序幕，关于水价上涨的理由的争论一直没有结果。在近日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记者再次感受到了水价上涨的压力和关于水务改革的激烈争论。

　　聚焦 1 “涨价”是水务改革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方面，城镇居民对水质和水价多有抱怨；另一方面，供水企业也有一肚子苦水。而“涨价”是整个水务行业无法绕开的话题。在研讨会上，参会的水务企业和协会代表普遍表示水价太低，影响了行业发展和供水安全，“涨价”呼之欲出。

　　对于水价为何涨声四起，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高辉清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涨价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当前面临经济转型时期，资源价格有必要从原来的过低逐步上涨，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转变为集约；二是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越来越不愿意对水务进行补贴。

　　浙江省城市水业协会原秘书长洪觉民则将“涨价”归因于政府的投入不足。他在研讨会上指出：“城市供水的投资主体应当是地方政府，而水厂扩建、管道改造和延伸、供水一体化等现在都是企业自筹资金，企业的钱从哪里来？结果就是涨价。”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马中教授认为，水价改革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各种涨价的理由其实都可以作出相反的解释。比如“企业亏损说”，但怎么亏的公众并不清楚；比如“国际接轨说”，但国民收入并没有与国际接轨；比如“节约资源说”，但用水是居民的基本需求。

　　高辉清指出水价上涨必须遵循的路径，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经营要让水务企业保本，最好还有个微利，这样才能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的时候，让企业独立自主经营，等财力有所好转，还能进行升级扩建。同时，水务企业是非营利机构，所以价格不能无限上涨。从群众的接受程度来说，水价上涨的幅度不宜过大，各城市也不要集中涨价，应该分出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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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钟茂初：中国怎样为全球气候问题尽责？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12月0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99807.html

　　●遵循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

　　●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承担相应的减少碳排放责任

　　●争取建立国际新规则话语权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将于近日召开，世界各国将商讨《京都议定书》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力图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协议。这次会议决定的碳减排目标和责任分担，将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走向起到重大的影响。

　　毫无疑问，气候问题对于全球各国来说，必须坚持“共同而有区别责任”原则。因为，全球气候问题，是一个涉及人类整体利益、地球生态系统完好、人类世代传承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问题，必须通过各个主体协同行为才能得以维护和治理，所以它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由于全球气候问题的形成过程中，各国工业化长期碳排放累积形成了不同的生态历史责任、各国消费水平差距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现实责任、发达程度不同的基本发展需求以及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的差别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维护意愿，因而各国责任是“有差别”的。

　　在这一背景下，大国在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中的表率作用和合作诚意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中国作为一个逐步发展起来的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应当在全球气候问题中分担什么样的责任呢？笔者主张：中国对于全球气候问题，在“共同而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之下，在注重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应以维护全人类利益为己任，应当在全球气候问题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主动承担起自身责任。既拒绝发达国家强加在我们身上的生态罪责（所谓“中国温室排放居世界第一”），又负责任地执行自己的减排行动目标（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40%～45%），同时还可承诺在2020年之后执行下述动态减排责任分担，以带动各国承担起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和高消费责任，不给发达国家推卸责任的借口。

　　一、共同承担起与人均资本存量相对应的累积碳排放责任，承担起偿还资本累积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生态历史债务”和可能对后代形成的“生态未来债务”的责任。尽管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在累积碳排放方面的历史责任更为重大，但是，中国也应在同一原则下，与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分担全球气候问题的历史责任。具体分担方式是：按照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递进提高碳减排责任分担的比例。

　　二、共同承担起与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应的碳排放现实责任。消费者是各种经济活动过程以碳排放生产产品的直接享用者，因而消费水平也是碳排放责任的分担依据。尤其是在资本和贸易全球化的今天，这一分担依据比起生产者责任更为公平合理。在这一责任下，远高于全球平均消费水平的发达国家，无疑应承担起与之对应的碳排放责任。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的消费水平也不断地提高，中国也应在同一分担依据下，越来越多地分担责任。即，按照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递进增加碳减排责任的分担比例。

　　三、共同承担起在维护生态环境过程中保障贫困人口基本发展权利的责任。因为，生态环境破坏与贫困人口在某种程度上是同源性问题，容易形成贫困人口为生存需要而破坏生态环境的生态与贫困的恶性循环。所以，在生态治理中，贫困治理也是重要责任之一。

　　四、共同承担起与享受生态利益相对应的生态补偿责任。因为，全球的生态功能区所形成的生态利益是由全球各国人民共享的，所以保护、修复全球生态功能区也是全球各国共同的责任，并不仅是生态功能区所在地的责任。中国在保护和修复本国生态功能区的基础上，还应分担保护和修复他国生态功能区的责任。具体分担方式是：按照人均GDP水平的提高而递进增加生态补偿资金的责任分担比例。同时，对于那些可能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的处在本国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应郑重承诺永不开发。

在主动承担起上述责任的同时，还应在新的游戏规则建立过程中争取必要的话语权，以使有关应对气候问题的各种活动，能够朝着真正有助于遏制全球气候变化、真正有助于实质性减排的方向发展，而不让它异化为发达国家牟取或操控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手段（如低碳技术作为获得垄断利益的手段、碳关税作为贸易保护的手段、排放权交易作为金融炒作的手段）。（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14、环境事件关乎生存权

来源: 金羊网-新快报2009-12-03

http://news.163.com/09/1203/00/5PINVNKD000120GR.html

据本埠媒体报道，“广州环境状况公众评价年度调查”结果显示环境污染的公众评价发生质变：受访居民认为环境污染程度严重的比例突出，连续两年超过五成；且公众大范围忧虑环境污染影响健康状况，近三分之一的受访居民认为环境污染对身体影响“严重”或“较严重”；多达四成六的人明确表示近一年来“有”因环境污染而感到身体不适。

不得不说，环境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观瞻”问题，而是“杀到”身边，实实际际影响着每个人的健康与生活。我们发现，进入本世纪以来，非典、禽流感、甲流等新病种及各种怪病不断出现，所以公众的忧虑是不无道理的。

回想人类刚进入现代社会时，依仗科技的迅猛发展，对自然环境进行“强取豪夺”，自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也自然认为“人定胜天”。

可是，只不过过了短短的两三百年，我们人类已开始受到自然环境的惩罚——气候变化带来的飓风、暴雨、干旱、灰霾等等极端现象。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经济损失那么简单，而是数以万计的生命，甚至可能是某些国家的消失（如马尔代夫）。而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发展，也因为人类“高超的智慧”陷入了新一轮危机之中。

经历这些惨痛教训后，我们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调整，“环境保护”成为了关键词。原来，自然环境，并不是我们想像中那么强大的，它也是需要我们保护的，需要我们珍惜的。

同时近期的一项民调数据显示，“提高市民的环保意识”是大多数居民认为实施“珠三角环保一体化”的重要一环，这真正显现人们环保意识的提升。

随着环保意识深入民心，许多环境事件都会成为社会话题，甚至成为社会公共事件。正如专家分析所说，环境污染的社会心理承受力已处于临界状态，公众对影响环境状况的事件必定强烈关注。这也是切切实实地出现在我们身边：LPG之争、垃圾焚化厂兴建与否、社区医院的选址等等，都反映出经济社会的发展已是离不开“环境保护”。

广州的市民和政府，在经历上述一系列事件之后，应该会有更深切的体会和认识，这对于我们今后社会发展也应有着重要和非凡意义。

15、以实现低碳指标为契机推进绿色GDP

来源：大江网-江西日报 2009-12-03

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09/12/03/011259944.shtml

　　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排除发展绿色GDP的阻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2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决定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行动。会议决定，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国内统计、监测、考核办法。（11月27日《人民日报》）

　　我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积极推进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能源结构、实施鼓励节能、提高能效等政策措施，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且把低碳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担当与大国风范。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据有关专家介绍，低碳经济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的问题。如何实现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让绿色GDP理念深入人心，尤为重要。

　　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撰文指出：“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排除发展绿色GDP的阻力。毋庸讳言，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处于高资源消耗的粗放水平。为了制造高增长率的GDP，有的地方不惜大量消耗资源、恶化生态环境。因此，从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行可持续发展的层面看，用绿色GDP代替传统GDP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发展方向。

　　绿色GDP既然是个好东西，为何有的地方、有的部门不买账？对此，笔者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绿色GDP尚处于试验阶段，目前还没有一套完善的评价体系，绿色GDP到底怎样计算还存在争议。更重要的是，计算绿色GDP需要扣除环境消耗分数，GDP增长速度会放缓，甚至可能会负增长，在政绩评价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与官员拿什么展示政绩呢？因此，发展绿色GDP仍然存在一些制度与观念上的障碍。而且，原有的GDP概念就是一种经济指标，它不反映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如果发展绿色GDP，在扣除环境损失以后，势必会让地方GDP大大缩水。然而，近年来，“以GDP论发展”的观念仍然主宰着某些领导的思维。为了积累“政绩资本”，在短时间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惜破坏生态环境，上拉动GDP增长的“政绩工程”，尽管备受公众诟病，但是当下这种发展观念仍有相当的市场。

因此，要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减排目标，就要排除发展绿色GDP的阻力。一方面要健全绿色GDP的评价体系，对跨地域的环境损失与模糊数据如何界定的问题有一个说法。另一方面，要痛下决心改革政绩评价体系，自上而下建立起科学的考评机制，保持对官员考核的连续性与长效性，扣除官员的污染政绩，让他们体会到绿色GDP的好处。如此，方可逐步转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发展理念，让绿色GDP观念蔚然成风，并最终实现我国2020年减排目标。

16、信息困境背后的悲哀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9－12－03　

http://www.cet.com.cn/20091203/i3.htm

近日，笔者参加了一个环境沙龙，会场上，来自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反建垃圾焚烧项目的群众代表或激昂，或愁怨，或信心满满，或惴惴难安，但都有同一个目标——坚决反对在自己居住小区的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厂。

“散步”、上访、车队游行；查找中外学术论文，搜集媒体报道资料，撰写关于垃圾焚烧影响的报告……在与利益相关方进行博弈的时候，这些人士的“专业能量”在逐步升级。

从另一个角度看，“升级”也是面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无奈之举。两个例子或许可以说明问题：

一个是，主张垃圾焚烧的人士一直告诉公众，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是建在大都市中心、居民区里；而有关心此事的民众，就从“记者近日在大阪实地参观了舞洲垃圾处理厂，这是大阪９个垃圾厂中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大约有半小时车程”（见《环球时报》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３日）这样报道的蛛丝马迹中，否定了对方“主动提供”的信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另一个是，主张垃圾焚烧的人士说，欧盟国家也在增加新的焚烧炉，而有人跳开这句话，查阅到的事实则是，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捷克最近确实在开始考虑建新的焚烧炉，但这是因为最近欧盟有新的立法规定，成员国必须减少送往填埋场的可降解物的成分。而捷克的垃圾成分是：可堆肥降解垃圾３３％，纸１８％，塑料１４％，玻璃８％，金属４％，其他２３％，八成垃圾可以循环再利用。因为该项立法非常严格，而且时间紧迫，如果达不到要求，捷克环境部就会陷入难堪之中，也会被制裁。因此，原本不准备上新的焚烧炉的捷克政府不得不开始考虑建新的焚烧厂以达到欧盟的要求。但捷克从来没有表示过焚烧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根据捷克专家的计算，在捷克，堆肥１吨垃圾的成本是２０欧元，填埋６０欧元，焚烧８０欧元，焚烧是最贵的。

如此一来二去，主张垃圾焚烧人士提供的信息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们全部的事实？”这是很多对垃圾焚烧持有异议人士的最大不满。好在，互联网无国界，对于想了解真相的人来说，也就是多花了一些功夫而已。

功夫没有白花，还真有劲爆猛料——主张垃圾焚烧的某教授，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学术论文中，还称“土地填埋技术……是一项适合我国国情的固体废物处置技术”，但在时隔仅仅一年之后的２０００年，他的观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焚烧技术作为一种可同时实现城市垃圾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垃圾处理技术，已成为我国部分城市垃圾处理的首选技术。

当大家在慢慢消化教授的新理论时，又有一位有心人查知，２０００年１０月，教授本人申请了一项垃圾焚烧炉的专利。

无独有偶，一个类似的发现是，支持垃圾焚烧的另一名专家，本人就是某跨国垃圾焚烧发电商的中国区高管。于是大家不免怀疑：难不成专家就是产业利益链上的一环？如果是这样，那么为自家产品鼓与呼，也在意料之中。

且不说焚烧、填埋，甚至资源化利用中的哪一种垃圾处理方式会成为未来若干年内中国应对垃圾围城的主流选择，持有不同意见的公众在参与这一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其完成意愿表达的前提，竟然是信息上的自给自足，这也就难怪社会公众在评判这个事情的时候，最合情合理的选择，便是自动将昔日深信不疑、盖着“政府”“专家”印章的信息统统屏蔽——而对于公权力的掌握者，这该不该算作一种悲哀？

深究起来，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如何做到程序正义，以之为前提的科学真知又当如何追求？笔者同意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生毛达的观点：这个时代的科学真理，会在民主过程中越辩越明。

这应当、也必然是公共政策不断走向完善的过程。

17、环境债务如何还？“三废”中取出钱来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12月03日　武卫政

http://env.people.com.cn/GB/10499114.html

　　最近的《中国环境报》刊登《印染老板的华丽转身》，报道号称“印染大王”的山东潍坊民营企业家刘国田，痛感自己欠下父老乡亲太多的环境债务，便立志治污还债，这几年建成了“无味”的污水处理厂，实现印染污水的零排放和循环利用；大搞苗木种植，建成的绿博园赫赫有名。

　　印染是重污染行业，虽然经过多年的专项整治，其环保声誉还是不怎么样。在人们印象中，一个企业家被称为“印染大王”，除了说明企业规模大，能挣钱，潜台词就是污染大户，其污水、臭气不仅直接危害企业职工的身心健康，而且祸害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导致的环保投诉接连不断。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能不对刘国田这位农民大哥肃然起敬。

　　如今，刘国田这位响当当的“印染大王”，已经脱胎换骨了。一种强烈的负债感，催生他的责任感，激发他成为环保专家，成为“苗木大王”。据说现在他又盯上了垃圾处理，不久之后肯定又是这方面的行家。

　　人们称赞他有道德，有良心，热心公益，当地在大力宣传这位主动履行环保责任的企业家。不过，放在全局来看，要想让他的事迹感动更多的人，特别是触动更多背负环境债务的企业家，光从道德良心的角度评说还不够。

　　笔者在北京参加过几次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会议，参会的企业家社会知名度很高，他们大都承认企业应该履行社会责任，但强调企业首先要追求利润。这种说法马上就有人站起来反驳，结果争论半天。其实换个角度看，企业家无非是想表示，履行社会责任包括环保责任，需要深入探讨如何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不误追求利润。

　　回过头来再看刘国田，他能主动想到“还债”，道义上站得很高，如果赚不到钱，他也无法持续履行社会责任。到底是企业家，他并不是单纯地把钱投入某项公益事业，而是善于从履行环保责任中淘金。我们听说过许多企业在建设污水处理厂时软磨硬泡，迟迟不愿掏钱，即使迫于环保压力建成了也故意不让它正常运行。刘国田不是不清楚建污水处理厂投资太大，运行费用很高，他却更愿意埋头钻研技术，最终实现印染污水循环利用，污泥制煤作燃料，肥水不流外人田，变废为宝开新路。

企业偿还环境债务，履行社会责任，难道还要在“应该不应该”之间争来争去吗？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还是努力钻研如何“还债”才能“名利双收”吧。精明的企业家们，各地各部门的决策者们，不妨多多琢磨刘国田说的“看到废气跑到天上，污水淌到河里，我就心疼，这都是钱啊！如果大家都能从‘三废’中取出钱来，谁还会排污？”多学学这位华丽转身的“印染大王”。

18、砒霜门考验权威部门公信力

来源：人民网2009年12月03日陈国兴

http://env.people.com.cn/GB/10502069.html

　　“砒霜门”事件至今已近10天时间，据最新消息称，统一方面与海口市工商局将同批次产品送国家级机构复检，结果合格。而农夫山泉方面则表示海口市工商局对其提出的复检要求未予回应，单方面将产品送检有关国家级权威机构，检测结果合格。

　　在公众眼里，“海口市工商局、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是不容置疑的权威部门。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国家加工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同样是不容置疑的权威部门。却为何对农夫山泉、统一的有关饮料的检测结果有霄壤之别？砷检测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却为何让如许权威部门搞不定，让更权威部门保持沉默？

　　对于权威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来说，透过“砒霜门”，或许需要重新掂量一下“权威”的分量，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否则就可能引发一场社会公众对权威部门的信任危机。

　　要掂量“权威”的分量，首先就要维护好公众利益。权威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应当是公众利益的坚定维护者。就食品安全来说，既要严密监测防范市场上那些有害公众身心健康的产品，又要防止误判以免引起公众的市场恐慌。说白了，就是要对公众健康切实担起责任，不可草率行事，力求有关信息的真实、准确、全面，切实维护好公众的知情权。“砒霜门”事件发生良久，公众期待权威信息，期望对此事有一个交待，更权威部门却迄今失语，这是权威部门对公众的不负责任，也是权威部门不掂量“权威”分量的一个表征。

　　企业的合法利益同样需要维护。在这样一个商场如战场的时代，权威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尤其要坚决抵制各种利益的诱惑，防止成为一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马前卒，或稀里糊涂地被人利用。商场上的各种利益之争，或有明枪或有暗箭，权威部门如果不能保持头脑清醒，就很容易着了别人的道。比如，倘若有利益取巧者称，购买的某企业食品有问题，送请权威部门检测，权威部门就立马对此食品检测，立马发布检测结果称某企业食品有问题。如此行事的后果，将不仅会对企业生存发展造成致命伤害，还会导致市场秩序紊乱。这样的权威部门又如何能担当市场监管的重任？

　　依法科学规范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是权威部门捍卫“权威”的基本保障。面对各方利益诉求，面对那些关系公众生命健康和企业生存命脉的食品安全信息，权威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最应当本着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依法依规进行。讲法律，讲程序，讲科学，讲规范，讲职责权限，等等，都是权威部门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倘若一个权威部门在发布有关检测结果之前，真正做到了送检产品的抽样科学合理、确认了并非假冒伪劣产品、把抽样检验结果告知企业、在企业有异议时及时送上级权威机构复检，等等，相信最后公布的结果会令各方心服口服，也经得起时间考验。

　　在一定意义上说，公信力是权威部门的安身立命之本，与“权威”的分量高度相关。失去公信力也就没什么权威性。“砒霜门”事件越拖，就越会对权威部门的公信力造成损害。尽管国家的“更权威部门”仍无表态，但公众仍然强烈期待，尽早揭开事件真相，给公众一个说法。因为，公众信任的底线就是对国家的信任，这个底线不能也不该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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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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