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1
十二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绿色记录2009年国际环境记者论坛纪事之四：
1、绿色记录2009年国际环境记者论坛纪事之四－－人类有时总在犯相同的错误
环境资讯：
2、中国新闻网： 中国3年内将投入逾900亿元用于污水处理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01/010019159207.shtml
3、新华网： 我国湿地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成立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30/content_12566663.htm
地方信息：
4、广州日报： 广东环保厅：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将举行听证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4239.html
5、燕赵晚报： 河北首部机动车污染防治地方法规出炉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5582.html
污染信息：
6、重庆商报： 1支节能灯可污染180吨水 250万支节能灯中的汞咋办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12/01/3006456.html
7、人民网－人民日报： “空气质量好转”的珠三角为何遭遇“最强灰霾”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267.html
环境曝光：
8、中国之声： 安徽督办违规企业照常生产 环评手续怎样通过的？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234.html
气候变化：
9、中国环境报：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0912/t20091201_628087.html
10、中广网： 聚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
http://www.cnr.cn/allnews/200911/t20091130_505691737.html
11、搜狐绿色： 气候公民与地球那些事 地球面临气候崩溃危险
http://green.sohu.com/20091201/n268596287.shtml
12、公益时报： 哥本哈根会议：中国能否绿色突围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4846.html
深度报道：
13、新华网： 空有理想和热情：民间环保组织之殇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5016.html
14、21世纪经济报道： 中国减排路线图：从“黑猫”到“绿猫”
http://news.hexun.com/2009-12-01/121863824.html
15、人民日报： 城市管理：如何应对出行难？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315.html
环境时评：
16、中广网： 污染企业借尸还魂 猫为什么帮老鼠？
http://www.cnr.cn/china/kxkp/200912/t20091201_505693696.html
17、中国环境报： 从“锦绣龙城”复议案引发的反思，三问环评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0912/t20091201_6280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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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记录2009年国际环境记者论坛纪事之四－－人类有时总在犯相同的错误
田松
夜里下雨了，很大的雨。早晨可以清楚地听到雷声、雨声。遐想众多。
会场外夜色
这一天的上午又是一些教授的主题报告，不过出现了一个亮点，极其亮的一个点，加拿大的威廉 李教授。
Riccardo Valentini，是Tuscia大学（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uscia, Italy）的教授，他讲的题目是：气候变化在农业方面的证据（ Evidenc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前一个发言是说铁路方面，这个说农业方面，比较对称。大量的图表，数据。他说到了中国的食谱变化，说到了中国人开始大量吃肉，接受了西方人的食谱。他说，显然，饮食结构依赖于GDP。他对这种变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饮食结构，是否真的就好。
汪永晨在提问中，针对这一点说，我们也劝告农民，不要吃冬天的西红柿。不过农民会说，你们城里人过上了好生活，反过来不想让我们过。她问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位 Valentini 教授作出了谨慎的评论，说：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家需要沟通，要跳探戈，起码得两个人。中国要求发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有这个权利。不过科学家应该承担伦理责任。
会上，一位先生给大家放了一个短片，介绍三十年前，一架意大利飞机在喜玛拉雅的失事。昨天达瓦也说了，由于冰川消退，垃圾重新出现，包括意大利飞机，我忽然意识到，就是这一架飞机。果然，演讲者说，他的父亲是驾驶员。失事飞机就是阿帕和达瓦在今年发现并清理的。这时我发现，阿帕和达瓦已经站在前面，就在演讲者旁边。
本次论坛最精彩的演讲者我认为是威廉 瑞思（William Rees）,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他讲的题目是“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他的题目是：人类的碳足迹，认知、抵触和否认（Humanity’s Carbon Footprint: Cognition, Conflict and Denial）
田松喜欢的学者
和绿色记录以往的报告相比，他的报告观念是革命性的。往年的演讲者多少都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强调进步、发展，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进行协调，改造。包括前几天对消费主义提出质疑的Erik，在与其私下里谈话的时候，也表达了循环经济的信赖，对“从摇篮到摇篮”的憧憬。而这一位，则和我的反工业文明立场，完全一致。
他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概念：
一个特定人口的“生态足迹”：是为了生产其所消费的资源，吸收其所产生的垃圾，所必须的土地和水源生态系统的面积，无论这些相关的土地和水源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生态足迹
并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他的很多结论与我的垃圾理论极其吻合。比如：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富国的GDP增长是个幻觉，地球上的人们在生态消费上极其不平等，而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后果。如果基本的科学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物质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就在记录他的讲话时，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巧合，用拼音输入，“GDP”直接对应的汉字是“刮地皮”。
不过，他的报告中的重头戏还在后面，他指出，人们不愿意正视生态足迹这个现实，而更愿意倾听谎言。他引用D.Jensen的话：“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相互说谎。”他还引用了普朗克定律：“一个理论战胜另一个理论，不是理论的胜利，而是自然法则的胜利”（这个表述不是普朗克的原本，是我建构的。）
田松喜欢的发言
瑞思教授的发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近乎直白地表达了愤怒，转换到中国的语境，类似于：你们美国人自己发展够了，却跑到这儿来劝大家不要发展！（程序册上写他是美国人）他在正式回答之前，作了一个小幽默，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
也有人在提问中说到了佛教的问题，说到了不丹等佛教国家采用了国民幸福指数，问他如何评价。他对全民幸福指数表示赞赏。
我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的问题是，你的观点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你的同事们怎么看？还有那些优秀的学者与你有共同的观点吗？
他在回答中说，我当然是决定的少数，非常的少数。至于其它学者，他对赫尔曼 戴利，生态经济学的先驱，表达了敬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专门去找他说话，我说，我很意外，很吃惊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怎么会请你来做报告，因为你是个另类啊。他说，是啊，其实很多人恨我。
我问他是否访问过中国，他说，去过很多次，经常。
下午的第一位见证者登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严肃的男士Tony Fontes, 讲了珊瑚的白化，及其导致的经济损失，包括旅游业。 他说：大家都同意，珊瑚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第二位David Tobar Franco来自瓜地马拉，介绍了一些极端的天气事件。 他展示了一些对比的图片，一条大河，左边图上汹涌的河水，右边图片上已经干涸，硕大的鱼死在河岸上。
他说，以前人们认为，生态学家总是制造麻烦。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有所变化，记者现在应该与生态学家合作，一同推动政治家。
他说，单凭我们自己做不成什么，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是疯子，我们不是大麻烦。我们要与气候变化作战。
在回答提问时，他强调了瓜地马拉的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他说：在瓜地马拉，在中美洲，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并没有特别失望，抱怨一切。
最后一位见证者登台，来自蒙古Khar Us 湖的牧民Marush Narankhuu。这是一位蒙古老大妈，穿者蒙古盛装，站在台上。这几天她受苦了，因为她不会说英语。她的讲话也是抑扬顿挫，声音洪亮。面对群记，毫不怯场。老人家67岁，住在Tsagaan gol（ 白河，white river）, 她讲了她的家乡由于全球升温导致的生活变化。
蒙古大妈
巴西记者哈罗尔德问到了一个政治问题，说，蒙古在被俄罗斯统治前后，环境有什么大的变化。WWF组织者连忙上台，说：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政治问题她无法回答，请关注她的家庭，生活。
犹里在下面说，但这不是政治问题，是环境问题。
美国作家迪克问：她很美，但不年轻，她怎么能够来到这儿，给我们讲她的故事。这个问题当然还是WWF替她回答，她说WWF在全世界组织这个活动，我们寻找合适的见证者，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出来给全世界的人讲她得故事，就是这样。
汪永晨提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内蒙古也有很多蒙古人，有些科学家说，草原退化是因为放养，所以要求牧民定居。你们那儿是怎么样的，能否保证自己原来的生活？
她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草原，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
老人家在讲话中还对政府的水电表示了批评。也对政府的工作表示疑惑。政府建水电，导致他们缺水，政府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WWF官员
WWF的组织者做了一个总结：倾听弱者的声音，这很重要。全球气候变化发生在全世界，不是某个地区，不是某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见证者都说明了这个。
在结束之前，又有两个小插曲。一个从事环境教育的老师，带着学生介绍了一个关于环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普通人的行为和观点。
以下文章内容：
汪永晨文
昨天俄罗斯记者尤里给了我一叠资料，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明年的这个活动，最好快些告诉我。因为当时正在忙着写当天的江河信息，我把尤里给我的资料顺手就放在书包里了。晚上回到房间，打开一看，才知道他给我的资料让我有多么感兴趣。
这是今年尤里参加的一个阿尔卑斯跨跃之旅的介绍。每年还会去同样的地方。这个项目有点像我们的江河十年行，不过是个国际记者采访活动。持续考察并跨越的是阿尔卑斯山。我们中国的人民画报记者王蕾参加了这次跨越。在尤里给我的人民画报中有这样一段：此次行程中，有两个故事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块石头落在水杯里，里面的水溅湿了整块桌布，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唯一不同的是，石头是2亿立方米的泥土石块-----”一位意大利作家形象地描述了曾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埃尔托的滑坡事故。
跨越阿尔卑斯山采访关注的是造成这次滑坡的原因，这和我们近年来关注的事情十分相似。
竣工于1959年的维昂特大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坝之一，也是意大利人的骄傲。然而，1963年的一天，巨大的山体以每秒25米的速度冲进大坝水库，抬起巨大的涌浪，瞬间席卷了埃尔托，并洗劫了下游龙加罗内山谷。2000多人丧生。据说，如果每天用100辆卡车搬运，那将需要七个世纪才能运走此次滑坡的全部土方。
俄罗斯的尤里告诉我，同样在意大利斯塔弗山谷，198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是一次尾矿溃坝导致的泥石流，使268人瞬间离世。
今天，当年雄伟的维昂特大坝被埋在塌方下的土石里，只露出原来的三分之一，像半截入土的墓碑。面向大坝，左边的山体巨大的塌方处还清晰可见。
王蕾在写这次跨跃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在位于龙加罗内灾难纪念馆和死难者墓地，我看到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和年龄。其中还有仅出生几天的婴儿。
如今，每天都有人来到埃尔托库区。站在那里的人，是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但是尤里告诉我，现在维昂特大坝的坝顶上修建了参观走廊，虽然走廊就是一个贯穿整个坝顶的铁笼子，可透过脚下铁条的缝隙，人们看到的就是脚下的深渊。
关于逝者，一切都已经结束，而对于生者，则是无尽的痛苦回忆。现在，63岁的纪念馆馆长RENATO先生，每日守候在这里，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而他的父母就丧生于这场灾难。王蕾说，馆长的讲述已经相当平和，但还是不难看出他目光中的悲哀。在47年前的灾难发生时，他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纪念馆的展柜中，陈列了很多从泥浆中清理出的遗物—－手表、变形的银质餐具和钱币。
当地环境组织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将这里作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就是对全世界的警示—－当你想要再次利用自然时，请三思。
人类有时总在犯相同的错误。这是阿尔卑斯山脉保护公约秘书长马可 奥尼达先生的话。他在解释自己的这句话时说：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要将一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孩子，提高人们的意识。
1991年，为了共同应对各种机遇与挑战，如怎么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森林资源、阻止人口锐减、保持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促进阿尔卑斯山文化的发展等。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到阿尔卑斯山脉八国的代表和欧盟一起签署了[阿尔卑斯山保护公约]。这是欧盟制订的一项实体法律文件，力图将其打造为阿尔卑斯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的高山地区提供借鉴。
人民画报记者王蕾在参加了这次活动后，在人民画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还介绍了这样一句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国家的水资源与管理报告]中的话：欧洲气候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对于阿尔卑斯山和当地的居民、野生动物来说，后果将是破坏性。
据有关监测，现在阿尔卑斯山东南部降水量下降，而西北部山地却上升。山脉北侧区域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同时，在山脉南侧，有的地区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另外，冬季滑雪本是阿尔卑斯山的经济支柱。现在，人工降雪的需求却日益增长。这给已经处于很大压力之下的水资源供应制造了更沉重的负担。
昨天的江河信息里，我讲了更多的南美洲和非洲。今天所了解的欧洲，除了水坝造成的灾难，就是欧洲名山阿尔卑斯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所面临的问题。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看着不苟言笑的蒙古大妈上台了。她放了自己家乡的一片湖水的照片。从照片上我们看到了那里巨大的变化。她不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对她家乡的影响是什么。对她来说，影响那片湖水的是大坝。她在会上发出呼吁，请不要截断我们的河流。她的发言结束后，有记者问她，周边中国，俄罗斯的发展是不是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她的回答是，别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牧民。有15个孩子。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们今后的生活中还有没有湖水，我家乡的湖水不仅美丽，也是我们的生活。
陪她一起来的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告诉大家，蒙古草原现在的沙化非常严重。我说你们那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压力，草原的问题也这么大吗？她说，这一定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再有就是政府的过度开发。
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唯一听到的一位记者说全球气候变化在我们国家没有在这次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上听到的那么可怕。说这话的是罗马尼亚的记者阿里克桑多。他说罗马尼气候有比原来暖和的迹象，但没有那么严重。我们那有高山，有大河，有森林，至于变化，记者们还没有太多的报道。
罗马尼亚记者
对于一个关注环境的记者，说自己国家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不大。说这两天听下来，对这个话题简直是震惊。让我忍不住也问了他我在国内常常问的问题。罗马尼亚的河流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你现在家乡的河和你小时候一样吗？
我家乡的河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原因是修了大坝。我们需要电，大坝对生态环境肯定不好，对当地老百姓也不一定好，但电还是需要的。这就是阿里克桑罗对自己家乡河流变化的看法。
阿里克桑多是个跳探戈的高手。每天晚上，女士们和她一起学跳探戈，他教得那么认真。我也让他带着学了几步，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2009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开得紧张而有趣。只是我又要听会，又要采访，还有丰富的会下生活。会议还有两天，我还要抓紧时间多写点呀！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会场外
2、中国3年内将投入逾900亿元用于污水处理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9年12月01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2-01/010019159207.shtml
中新社北京十一月三十日电 (李丹) 中国官方三十日表示，中国将在未来的两至三年内投入超过九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建设污水处理系统，保证饮用水安全。
“第四届中国城镇水务发展国际研讨会与技术设备博览会暨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二00九年年会”三十日在京召开，本届大会的主题为“改善水环境，保障水资源”。开幕式上，中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演讲中表示，中国水污染治理在过去的三十年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中国的城乡水源水质达标率仍然偏低，农村约有二点七亿人口饮用水不安全，中国政府将在未来的两至三年内投入超过九百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建设污水处理系统，保障饮用水安全。
出席开幕式的中国政协前副主席、水利专家钱正英院士发表了题为《中国水利的战略转变》的演讲，主要对中国水利面临问题、目前“需水预测”认识误区以及水利转变发展方式三方面内容做出了详细阐述，并强调未来中国水利行业必须实现从“开发水资源”到“管理水资源”的重要战略转变。
她还指出，中国水行业在对水资源的节约和重复有效利用的投入与研究方面还需做出更大努力，如果此领域的研究能取得更多成果，中国的工业供水将得到大幅节约。
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为厦门、辽宁、武汉等十一个第四批节水型城市颁发纪念奖牌。
3、我国湿地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成立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30/content_12566663.htm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刘羊旸、张辛欣）我国湿地专门研究机构中国林科院湿地研究所３０日在北京成立。
记者从国家林业局获悉，湿地研究所将围绕湿地恢复技术、湿地功能及作用机理、湿地评价、湿地生态用水研究、湿地景观变化及其生态效应、滩地湿地的综合利用与治理等重点领域开展湿地科学基础理论与研究。
据介绍，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称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是很多珍贵野生动植物的重要基因保存库。湿地不仅具有保持水源、净化水质、蓄洪防旱、调节气候和保护海岸等巨大的生态功能，也是生物多样性的富集地区，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生态系统，保护了许多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健康的湿地生态系统是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据近期完成的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显示，我国现有湿地面积３８４８万公顷，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目前全国已建成湿地自然保护区３５３处，１６００万公顷的天然湿地和３３种国家重点保护水禽在保护区得到了较好保护。
国家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是《湿地公约》的缔约国，成立专门的湿地研究机构可以为监测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特征变化提供技术支撑，为参与《湿地公约》等国际事务奠定坚实基础，有利于我国掌握国际话语权。随着湿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性逐渐被揭示，湿地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湿地研究成为当前重要的科学研究领域和方向。
4、广东环保厅：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将举行听证
来源：《广州日报》2009年12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4239.html
昨日下午，在省政府举行的贯彻落实珠三角规划纲要系列发布会上，省环保厅厅长李清透露，市民关注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评审批权在省环保厅，一旦收到环评报告书将启动环评审批程序，其间将对环评报告书进行公示，并举行有居民参加的听证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审批。
李清昨日表示，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全省环境质量总体有所好转。今年1~10月，二氧化硫和可吸入颗粒物平均浓度比2005年同期分别下降了8.3%和7.3%，二氧化氮达到国家一级标准。主要江河和重要水库水质良好，全省跨市交界断面达标率、江河断面水质优良率和全省饮用水源水质总达标率分别提高了7.9%、4.3%和1.9%。
灰霾数据省市不同：
是两套监测体系问题
对于广州以及珠三角地区近日出现的严重灰霾天气，李清表示：“我对此也非常关注，这主要是由于气温回升，污染物无法扩散导致的。省委、省政府对治理灰霾下了大力气，例如珠三角地区不再上燃煤电厂，对现有的电厂进行脱硫脱硝，对全省机动车进行环保标志分类管理等，这几年治理还是很有成效的。”
李清举例说，广州去年的灰霾天数比2007年少了13天；今年上半年的灰霾天数为49天，比去年同期又少了47天。而从环保的数据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浓度都在下降。
但他同时承认：“珠三角地区还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企业排污大，尤其是机动车污染严重等问题，一遇上不利天气就会产生灰霾，必须加大治理力度。近期还将出台《珠三角清洁空气行动计划》，从机动车的治理、电厂脱硫脱硝、VOC控制和推行更高标准油品等方面改善珠三角空气质量。”
而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关于灰霾期间广州空气污染指数省市环保部门数据“打架”的问题，李清澄清说：“API(空气污染指数)是全国统一标准，省市的数据都是一样的；但现在广东还有一套粤港联合监控的‘区域空气质量指数’(RAQI)，要说不同应该是这两个数据不同。”
据悉，API指数国家规定只监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可吸入颗粒物，广州全城有9个国控监测点；而RAQI指数主要反映的是区域的空气质量情况，而且监测指标比API多了一项臭氧，监测点广州也只有3个。此外，API指数采用的是加权平均法，而RAQI指数反映的是每个监测点的情况。李清表示：“RAQI更多的是反映了区域污染情况，一个监测点不能反映一个市或地区的空气质量。”
污染面积扩大：
转移到佛山肇庆大部地区
根据广东省环保局与香港环保署此前共同发布的今年上半年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监测报告，主要污染面积有所扩大，并从原来的佛山东部、广州南部和东莞西部转移到了佛山和肇庆大部分地区。
监测报告显示，广州的3个监测站点麓湖公园、万顷沙和天湖指数分别为：1.89、1.72 、1.43，其中位于南沙的万顷沙改善程度最高，由原来的2.07变成了1.72；而佛山两个站点，原来争议最大的顺德党校改成了金桔咀，污染指数为1.94，惠景城指数为2.36，仍然超标，而且是测得污染程度最高的站点；肇庆唯一的一个站点城中污染指数也达到了2.03。
对此，李清表示：“粤港监测系统能更客观、系统地反映珠三角的区域空气质量，但每一个点位的数据只能反映整个区域的空气质量变化。从2006年该体系建立以来，珠三角的空气质量是在不断好转。”
河流治理：
正向“八年江水变清”迈进
李清在发布会上还表示，按照省委、省政府2002年珠江综合整治工作的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不黑不臭”的目标基本实现，正向“八年江水变清”迈进。他表示：“广东目前的情况是，大江大河大型水库的水质较好，达到I类~III类；主要问题是流经城市的河段和内河涌的污染，包括广州、深圳、东莞等地。”
此外，环保部门还加强了水环境的监测，李清说：“省内每条河流都安装了在线监控，我在办公室就能看到每条河流的情况，如果发生污染事故也会第一时间知道。”李清表示，经过这些努力，“2010年珠江水变清的目标可以实现。”
垃圾焚烧项目：
尚未接到环评报告书
对于市民关注的番禺垃圾焚烧项目，李清表示，2008年国家环保部就将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审批权下放到省，“但目前还未接到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环评报告书。根据环评法，省厅接到报告书后会进行公示，而且这是个敏感问题，要根据情况召开有居民参加的听证会，审批后还要公示。我们一定会根据法律程序、依法依规进行审批。”
就人们担忧的二恶英问题，李清表示，从环保部门对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监测数据看到，李坑的排放完全达标，其中二恶英的排放达到了欧盟标准，而这个标准比国家标准要严格10倍。（记者杜娟）
5、河北首部机动车污染防治地方法规出炉
来源：《燕赵晚报》2009年12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5582.html
近日，经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邯郸市正式立法对机动车实行环保标志管理：凡尾气超标的机动车不能上路行驶，经维修、调整或采用排放污染控制技术等措施仍不达标的，应当强制报废。据悉，这也是我省第一个有关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地方性法规。
100多万辆汽车成“污染大户”
邯郸市机动车保有量目前已达100多万辆，机动车污染已占空气污染总量的40%以上。由于国家法律、法规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导致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处于失控状态。邯郸市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正式出台《邯郸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明确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在用机动车辆的尾气排放不符合出厂时所标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不得上路行驶。
主城区内的公交车辆、客运出租车应当使用清洁能源。居民购买达到排放标准的新机动车，凭相关资料免于首次检测，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放机动车排气达标标志。
在用车辆与安检同步进行
按照《邯郸市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规定，该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在用机动车实施排气达标标志发放、检测机构管理等，市公安交警部门负责对机动车排气污染的路检、处罚等。
邯郸市所有在用的机动车辆必须定期到指定地点接受环保检测，申请延期使用的，应当先按国家规定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进行排气检测。机动车排气污染物符合规定标准的，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放机动车排气达标标志；不符合标准的，车主应当进行专项维修，经复检合格后方可取得达标标志。
已经使用多年的机动车如果经过维修、调整、改用清洁燃料或采用排放污染控制技术等措施后仍不合格，一律强制报废。
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不收取检测费用，其与正常安全检测同步进行，即新车自购买之日起，前六年为每两年检测一次，以后则为每年检测一次。
车主未办理或者使用过期的排气达标标志，公安交警可以暂扣车辆行驶证，责令限期改正；使用转让、涂改、伪造标志的，处以1000—5000元罚款；拆除、闲置排气污染控制装置的，处以500元罚款。
据了解，预计自2010年5月1日起，邯郸市将正式禁止尾气超标车辆上路行驶。(王彬)
6、1支节能灯可污染180吨水 250万支节能灯中的汞咋办
来源：华龙网-重庆商报 2009-12-01
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09/12/01/3006456.html
发展低碳经济是时下最热门的话题，但你是否知道，被作为节能典范的节能灯，其实并不符合低碳经济节能又环保的主张。专家称，一支节能灯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渗入地下后会污染大约180吨水。
更令人担忧的是，目前，我市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还处于空白状态，这意味着至少数以万计的节能灯在完成节能使命后，会被当做普通垃圾处理。而这些节能灯中的汞正在渗入地下、挥发到空气中，成为威胁市民健康的隐形杀手……
财政补贴 250万支节能灯已九成“上岗”
我市目前正在大力推广“低价节能灯上岗”计划，年内，将有250万支享受财政补贴的低价节能灯照亮城市的许多角落。
据市经信委环资处有关负责人介绍，从去年开始，国家计划花三年时间对节能灯具进行推广。今年8月，250万支获得国家财政补贴的节能灯开始在我市销售，包括针对居民用户的220万支普通节能灯和针对大宗用户的30万支双端直管荧光灯。补贴标准为：城乡居民用户每支补贴50%，工矿企业、商场等大宗用户每支补贴30%。
市资源综合利用协会负责节能灯推广的王老师算了笔账：如果按一天平均开灯5个小时计算，11瓦节能灯一年用电不到20度，而60瓦的普通白炽灯一年用电约110度，仅这一项就节省了90度电。以此计算，全市推广250万支节能灯，一年可节电2亿多度，按每度电0.5元计算，可节约电费1亿元。
王老师称，截至目前为止，250万支节能灯已销售八九成，明年，我市还将继续推广节能灯，但具体数据尚未定。
据了解，重庆节能灯年消耗量在三四百万支左右。
汞没回收 节能灯破碎后严重污染空气
节能灯不环保，环保专家对此更是忧心忡忡。
据了解，由于国内技术限制，加之竞争格外激烈，无汞节能灯技术至今未能得到普及，几乎所有国内节能灯企业生产的节能灯均为含汞节能灯。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会长陈燕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节能灯回收处理不当，其中的液态汞会侵入土壤，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专家刘虹则把这种污染“量化”，她说，一支节能灯灯管平均含有0.5毫克的汞，渗入地下就会造成大约180吨水的污染。
危险远不止于此。如果废旧节能灯被当作普通垃圾处理，大部分将会在粉碎后被运到垃圾填埋场。在破碎的瞬间，废旧节能灯将向周围空气中散发汞蒸气。刘虹称她曾经看到过一组调研数据：一支普通的节能灯管破碎瞬间可以使周围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汞浓度达到10～20毫克，而按规定汞在每立方米空气中的最高允许浓度为0.01毫克。
名词解释
汞：是唯一在常温下呈液态的银白色金属，俗称水银，常温下即能蒸发。其流动性大，溅落地面很易碎成小汞珠，难以清除，无孔不入地留存于工作台、地面等处的缝隙中，也易被墙壁和衣物等吸附，成为不断污染空气的污染源。
汞蒸气易经呼吸道进入人体，长期接触过量汞可造成中毒。慢性汞中毒可使人的性格变得胆小怕羞、孤独、厌烦，甚至行为怪僻，总是感觉自己嘴巴里有金属味道，口腔黏膜充血、牙龈红肿、牙齿松动。严重时可能使人全身发抖。另外，经常接触汞可能患白血病。
记者调查
回收要交处理费被普通垃圾填埋
既然节能灯是环境和健康的隐形“杀手”，那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处理是否有特殊限制？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但结果让人担忧。
市民：不知危害 用了就扔掉
普通市民很少知道废旧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市民杨小姐称：“只晓得废旧电池要专门回收，从来没听说废旧节能灯也要专门处理，坏了都是随手扔进垃圾桶。”
同时，许多超市和商场都设有废旧电池回收点，但记者连续询问多家已改用节能灯的超市，其负责人均表示不知废旧节能灯对环境还有如此大“杀伤力”，所以没设回收点。
环保公司：回收要收处理费
昨日，记者以有废旧节能灯要处理为由，致电重庆天志环保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问：“量大不大？不大的话我们不收。就算量大，收费也高！”原来，废旧节能灯属于危险废物，从运输到实现无害化处理都需要特殊技术，所以需额外支付处理费用。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花钱扔垃圾，是许多人都不愿意的。
垃圾处理场：当普通垃圾处理
垃圾处理工曾师傅告诉记者，时常能在垃圾站看到废旧节能灯，他们一般都是先敲碎，然后和普通垃圾一起运往同兴垃圾场焚烧填埋，“不知道里面有汞，更不晓得对环境有污染。”
固废中心：全国都没回收
作为市环保局直属单位，重庆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按理对废旧节能灯的回收有监督管理的职责，但昨日记者采访该中心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坦言，节能灯的回收处理在重庆乃至全国都是空白。
该人士表示，目前在处理节能灯时，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没有考虑到汞对环境的危害，我国虽然在2001年颁布了《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但只是鼓励政府建立日光灯管回收处理机构，未 对节能灯回收处理做任何规定，目前国内废旧节能灯的处理方式主要是与生活垃圾混合填埋。
专家建议
推广节能灯 回收体系要跟上
山东省某大型废物回收企业工程师透露，该省此前的调查数据显示，每年废旧灯管回收率不足1%。而业内专家则认为，这一数字基本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节能灯回收现状。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废旧节能灯的危害被众多媒体陆续曝光后，许多地方已开始了对节能灯回收处理的探索。
例如：厦门目前正在筹备建立国内首座节能灯回收处理中心，拟规定今后只有建立节能灯回收系统的生产企业才允许在厦门投产，只有建立节能灯回收系统的品牌才能进入市场销售；而浙江阳光集团对节能灯回收设备进行改良探索，希望能更有效回收废旧节能灯中的汞、荧光粉和碎玻璃；有些节能灯生产企业也加大了对无汞节能灯的研发；而大型节能灯生产企业如雪莱特，开始推广废旧节能灯的回收，然后由企业花钱进行专业处理……
中国照明电器协会会长陈燕生认为，政府在大力推广节能灯应用的同时，废旧节能灯的回收处理体系建设一定要跟上，同时，也要加大宣传，让公众了解节能灯对环境的危害，自觉投入到节能灯的规范回收处理行动中来。如在超市和商场设立废旧节能灯回收点、每个城市建立废旧节能灯回收处理中心、由专门部门负责对回收和处理各个环节进行监控等。
陈燕生分析，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耗资太大，成效还不明显，未来国家极有可能从源头入手，要求企业生产不含汞的环保型节能灯。
7、“空气质量好转”的珠三角为何遭遇“最强灰霾”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12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267.html
在连续三天遭遇“１０年来最强灰霾天气”袭击之后，１１月２９日早晨，在北方冷空气吹拂下，广州市民终于能看清市中心的越秀山顶了。
站在越秀山下，５３岁的广州市民黄芬说：“政府说今年空气好转，可又发布过两次灰霾信号，还是10年来最强的。广州的空气到底转好了还是转坏了？”
针对市民的迷茫，记者走访广东省环保局和气象部门专家调查了解到，珠三角空气质量数据确实有所好转，但好转数据是基于现行监测指标，十分脆弱，离民众期待的真正好转尚有距离。
１０年来最强灰霾袭击珠三角
“这两天整个城市灰蒙蒙的，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楚，喉咙干燥，呼吸的时候感觉好像有灰跑进气管一样，让人很不舒服。”黄芬说。
广东省气象部门的监测结果显示，１１月２６日至２８日，广东遭遇强雾霾天气袭击，高峰时全省１５个县市出现雾霾天气，珠三角多个县市发布灰霾预警信号。
事实上，早在１１月２６日上午，广州就发布了今年入秋以来首个灰霾黄色预警信号，邻近的佛山市和中山市也发布了灰霾预警信号。除了珠三角外，广东西江流域也出现大雾天气，能见度低，个别市县能见度仅几百米，局地不足１００米。
灰霾同时困扰着人和城市。在广州，即使高达数百米的电视塔也难以用肉眼看清；污浊的空气让不少人感到呼吸困难。一些驾驶员还认为，灰霾是造成近日来珠三角及周边地区高速公路车祸数量急剧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广东省气象部门首席专家吴兑说，发生此次强灰霾的核心原因是强冷空气东移出海时变性为强大的暖高压，在珠三角形成大范围的气流停滞区，空气无法流动排散，导致灰霾。
偶然因素之外，吴兑认为，珠三角经济复苏导致污染物排放增加，也是成因之一。吴兑表示，今年以来珠江三角洲空气质量好转是事实，但“此次灰霾，也提醒了相关部门需继续加强空气治理。”
灰霾为何“挥之不去”
“最强灰霾”的出现，让已进入亚运一周年倒计时的广州和珠三角再次猛敲“环保警钟”。
广东污染治理，最令公众烦心和关注的就是糟糕的珠三角大气质量。广东省气象局副局长梁建茵说，长年维持在高位震荡的灰霾之所以能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开始有所下降，一方面是“人努力”，另一方面是“天帮忙”，南风北风适时劲吹，把污染物吹散。
但是，当老天不帮忙的时候，“人努力”的真正成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期待还有多大差距，就在这次“最强灰霾”的突袭中暴露无遗。
广东省环保部门表示，这是因为珠三角大气污染的问题依旧严重。广东省环保局局长李清表示，珠三角大气污染治理还存在“防治工作重点不明、防治体系基础薄弱、防治体制机制滞后”三大问题亟待解决。
吴兑分析说，灰霾的空气污染源主要是车辆等交通源，加油站、油库的油气挥发，一些行业中大量使用的挥发性有机溶剂等。从珠三角的现实状况看，要想“治好”灰霾，至少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治灰霾还须先治“讳疾忌医”
然而，要想让治理成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待吻合，当务之急还是要打破某些部门和人员对待空气污染的“讳疾忌医”心态，让环保工作更加透明、公开，而不是玩各种监测数字游戏，搞“选择性监测”。
就在这次“最强灰霾”的袭击中，就出现了广州市环保部门公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和广东省环保部门公布的监测结果“打架”的奇怪局面：１１月２６日开始，整个珠三角笼罩在一片灰蒙蒙之中，媒体已在爆炒“史上最强灰霾”，而在广州市气象台、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专家还强调“这是一次很正常的灰霾过程”，理由是广州市有关部门监测到的空气污染指数等均是常见等级。然而在随后的采访中，有关专家也承认，与灰霾相关的颗粒物浓度指标并没纳入广州市现有大气质量监测评价体系之中。
还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灰霾敲响警钟，提高治理的效率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要提高治理成就，首要在于提高空气污染的“真相指数”。如果不能全面揭示污染的真实图景，暂时取得的治理绩效也会反复波动。
8、安徽督办违规企业照常生产 环评手续怎样通过的？
来源：中国之声2009年12月01日 梁兴旺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234.html
光华铝业十几米外便是居民区
小池医院离铝厂只有几百米
光华铝业烟雾缭绕
中广网北京12月1日消息（中国之声记者梁兴旺）安徽太湖县有一家再生铝企业，年产量只有几千吨，应当依法关停，并一度被安徽省环保局挂牌督办。最近，这家企业却通过了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手续，恢复了正常生产。
太湖县环保局称，贫困县招商引资不易，如果是因为污染而否决这个项目，并影响到县里的经济发展，环保部门压力大。安庆市环保局一位负责人称，县环保局处于县政府领导之下，儿子岂能管老子？一语道破了环保部门在地方上的尴尬地位。
中国之声日前接到举报，安徽太湖县光华铝业违规生产十几年，污染环境，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
记者调查发现，这家所谓的光华铝业其实只有几排破旧的厂房，红砖墙，屋顶盖的是破烂的石棉瓦。许多生产垃圾堆放在墙角，厂区不时被升起的烟雾笼罩，透过烟雾望去，夕阳象一个巨大的蛋黄。附近居民告诉记者，他们每天都会看到浓烟，晚上更是头疼，因为机器的噪音吵得他们无法入睡：
现在白天还好一点，晚上烟特别大，还有他那个鼓风机呀，声音特别大，小孩子晚上回来根本没法睡，噪声特别大。
能有多大？
那种特别大的呜呜的声音、只要他生产就没法改变。
是吧？
恩。
就是我睡在这里鼓风机的响声都能够听到，我离那里起码有两里吧。
记者看到，在距离厂区1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小池中学、小池中心小学和小池镇卫生院。按照200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铝行业准入条件》，这类企业1公里范围内不能有敏感点。而最近的住户离厂区只有几十米：出录音
我家就住在场边吗。
你家住在场边？
对呀。
你现在住在这里吧？
对呀，我家就住在这里。离厂子有多远？
离厂子就4、50米。
据了解，这家企业过去因为没有建设污染治理设施，没有履行环评审批手续，去年10月曾被媒体曝光，并被安徽省环保局挂牌督办。安徽省环保局要求光华铝业停业停产整治，完成环评审批手续，建设污染治理设施，方可恢复试生产。
今年7月下旬，厂区附近的居民发现，光华铝业厂区不时传来巨大响声，光华铝业又开始了生产。为此一些居民向多个部门反映情况：
镇里、县里、环保局、人大我们都去反映投诉了这个问题，县环保局我们去了3次。
那么，光华铝业为什么能够恢复生产？它是否符合环评审批手续？200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铝行业准入条件》要求，现有再生铝企业年产量必须在2万吨以上，规模化经营，否则环保部门不得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太湖铝业年产量根本没有达到国家发改委规定的这一行业准入门槛。在安庆市环科今年6月做的环境影响报告上记者看到，光华铝业年产量8千吨。光华铝业老板何启华也证实了这一说法：
那现在目前咱们是多少万吨呀？
现在我一个月大概能做1千吨左右，今年大约只能做个8、9千吨。
去年呢？
去年也就是几千吨吧。
但是，记者拿到的太湖县环保局一份红头文件，“关于太湖县光华铝业有限公司环境投诉调查处理情况的汇报”却注明：“光华铝业2008年年产标号铝锭3.2万吨”。
企业老板都承认年产量只有几千吨，怎么到了太湖县环保局的文件上，却突然变成了3.2万吨？光华铝业也因此得以名正言顺地恢复生产。
太湖县环保局的数据实在蹊跷。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铝部主任胡长平明确指出，年产不到1万吨显然不符合《铝行业准入条件》出录音
8、9千吨或者几千吨1万吨以下甚至说是两万吨以下，那你是不符合要求的。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毛显强指出，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环保部门不得批准环评报告，更不能准许生产：
按惯例来讲他通常会考虑这个国家产业政策，应该要考虑的先决条件之一，你这个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话呢最终这个项目也是不能上的，换句话说就是，审批部门，就是环保的可行性这块，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这个项目环评他认为是可行的，那么在产业政策上不符合的话也是不能上的。
为什么这样一个不符合行业标准的企业能够恢复生产？身为太湖县环保局长的陈学先，也有难言之隐。他说，安徽太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招商引资很难招到高科技企业，招来的大多是江浙一带限制或不准发展的企业：
像这落后地方你要发展，发展就要有企业，要企业现在招商引资是很难的，像高科技、高投资、高回报的项目很难引进，一般过来的都是江浙一带限制发展的甚至是关停的企业，往西部中部转移。
太湖县环保局一位姓薛的负责人透露，目前太湖县的招商引资企业规模比较小，如果严格按照环保要求的话，环保都不达标：
现在环保治理成本比较高，上一套设施就得几百万，企业一年产值也就上千万，盈利也就几百万，如果要求他环保达标，几百万，那么他钱就不要挣了。如果我们环保部门找多了，企业就会说你干脆把我这个企业关了吧，按你的要求我生存不下去。
这种现象在县里多吗？
在县里还是比较多的。
太湖县环保局长陈学先称，这让他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一个两难选择：
不符合国家政策，而且污染很大的，那么这个项目就不给上，不给上带来什么后果？那么我们县的经济发展就慢了呗。各个部门来一个外商不容易，但是来一个环保部门否决了，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不否决重污染项目，对环境有影响，否决了对县里的经济也会带来一定影响，是这个道理吧。
陈学先告诉记者，光华铝业是太湖县纳税大户，是太湖县支柱产业。
记者：那这铝厂怎么样啊？
效益很好，去年它是我县的一个龙头企业，排在前五名，去年产值做了一个亿，税收是450万，去年在县里排老一或老二吧。
安庆市环境监察支队副支队长陈延闰的话，道出了基层环保部门的一些无奈：
从县里来讲，县环保局他是县政府领导之下的，儿子能管老子吗，是不是？我市局是在市政府领导之下的，还不是一样吗？对不对？比如说县环保局局长，他是听你市环保局长的，还是听你县长的，孰重孰轻很明显吗？不听你市局环保局长的最多是挨顿骂，不听县里领导的，随时他的帽子就没了，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太湖县环保局的一份文件显示，2009年7月太湖县环保局批准太湖县光华铝业试生产，11月份正常生产。当初省环保局要求，只有经过安庆市环保局批准才可恢复试生产，安庆市环保局副局长刘志伟称，至今他们不但没有允许光华铝业正常生产，就连恢复试生产都没有批复。有关这一事件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全天将继续重点关注。
9、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2-01
http://www.cenews.com.cn/xwzx/yz/yzqt/200912/t20091201_628087.html
2009年12月7日~18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会议(又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五次缔约方会议，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
■内容是什么？
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商议《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确定《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的二氧化碳减排指标。由于气候变化事关人类核心利益与发展前景，因此，能否就新的国际气候体制达成具有实质意义的协议，使得本次大会被视为自二战结束以来最为重要的国际性会议之一。
早在2007年12月1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会议便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厘岛路线图”，启动了加强《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全面实施的谈判进程，明确了致力于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体制新安排的谈判并签署有关协议。按照“巴厘路线图”，在本次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国际社会应就2012年之后的减排目标达成新协议。
■焦点是什么？
由于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和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和技术转让两大实质问题困扰着气候谈判，在哥本哈根达成新的减排协议将困难重重，“巴厘路线图”所确定的谈判最后期限很可能将被迫后延。
在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公约》192个缔约方的代表将围绕以下议题展开激烈博弈:全球新一轮的减排目标协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及技术转让机制、保护森林机制的组成及完善清洁发展机制等。
■谁出席会议？
迄今为止，已有6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确定出席大会。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26日宣布，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将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英国首相布朗、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均表示将出席本次大会。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将出席大会。
10、聚焦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举办地
来源：中广网 2009-11-30 19:31
http://www.cnr.cn/allnews/200911/t20091130_505691737.html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１５次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缔约方第５次会议１２月７日至１８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各国将就《京都议定书》２０１２年第一承诺期到期后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作出新安排，就减排问题达成一项新协议。
届时，将有来自世界１７０多个国家的１２０００名代表和专家出席会议。东道国丹麦２４日说，已有６０多个国家的领导人确认出席本次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将出席。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３０００多名记者将在会前陆续抵达哥本哈根，对此次大会进行现场报道。
日前，新华社记者先行一步来到全世界聚焦的哥本哈根，亲身感受了这座北欧名城的会前气氛。
此次大会将在哥本哈根的贝拉会展中心举行。位于哥本哈根市南部的贝拉会展中心是欧洲著名会展中心之一，可容纳２万名观众。从很远处，就能看到一座成为会展中心标志的“大风车”；在中心入口处，还装饰着一个与实物大小相同的风机叶片。
作为即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会场，贝拉会展中心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寻找降低对环境影响的办法，最大限度地有效利用原材料、水和其他能源。
享有“环保之都”美誉的哥本哈根市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今年３月，哥本哈根市政府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目标是到２０２５年使哥本哈根成为世界上首个零碳排放城市。记者在市政厅广场的地面上看到，世界上首个零碳排放城市的目标被写在一个醒目的大脚印上。
为配合大会召开，哥本哈根市政府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在大会召开之前和大会期间，全市已举办和即将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约有９０场与气候相关的各类文化活动向公众开放。
哥本哈根以“自行车城”著称，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每天骑自行车上班或上学。为此，哥本哈根市博物馆特地举办了“自行车展”，介绍哥本哈根作为自行车城的历史，以实物展示了哥本哈根人悠久的骑自行车传统，同时还展示了哥本哈根市政府及民间组织推进自行车运动的各类宣传活动。
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海运公司——丹麦马士基航运集团，也在市中心步行街的街头广场举办展览，用集装箱改装的展台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告诉参观者：开小汽车到１５公里外的电子商店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了一个ＤＶＤ播放机从亚洲海运到欧洲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从而促使公众进一步关注气候变化的影响，加深对环保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在位于市中心的著名的国王新广场，１６个色彩缤纷且富有创意的地球模型格外引人注目。这个“酷球”艺术展的目的是为了激励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从小事做起，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以减少碳排放，避免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
在广场的另一端，大型图片展“在它们消失之前应记住的１００个地方”从早到晚吸引着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照片展示了地球上１００个由于气候变化及人类对环境的影响而在未来可能消失的地方，告诫人们气候变化将会极大地改变人类的生存环境。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是迄今为止在丹麦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据悉，丹麦议会特地为此次会议的安保工作拨款８３００万欧元。为确保上万名与会者的安全和大会的顺利进行，丹麦警方向邻国寻求援助，从瑞典、挪威、德国和比利时租借直升机、警车、警犬，加强安保措施。
11、气候公民与地球那些事 地球面临气候崩溃危险
来源：搜狐绿色2009年12月01日
http://green.sohu.com/20091201/n268596287.shtml
破地球。新周刊2009023期封面。
破地球
气候公民与地球那些事儿
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破地球。
它是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人类，以发展的名义弄得千疮百孔的。
人口增加、能源紧缺、二氧化碳排放量高企、大气和水污染加剧、全球变暖、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土地旱化和沙化、热带森林砍伐——这就是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准备对付的那些貌似国家责任切割、实则人人有份的球事儿！
12月7日召开的“地球人”会议，被喻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这种说法对开会太乐观了，对人类太悲观了。开会救不了地球，“气候公民”也许还可以。
你我别无选择：不当气候公民，就当气候难民。
末日预言总是让人心慌，唯恐大难临头，而问题是：看看身边，看看地球，我们不就在灾难中吗？！
不想做气候难民
就要做气候公民
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的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
文/潘滨
几年前，当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教授邹冀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时，就遭到朋友质疑：“你怎么搞起天气预报来了？”如今，连各国政要也都搞起了“天气预报”。在哥本哈根，他们将签署一份拯救人类气候的文件。有环保主义者大声疾呼：这是人类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人类不迅速转变生产和生活方式，那么，大片《2012》中出现的末世场景绝不是夸张：到2080年，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2到4摄氏度，届时可能将有11亿到32亿人口面临饮水短缺，2亿到6亿人口面临饥饿威胁，每年2亿到7亿沿海居民遭受洪涝灾害，最多将有60%已知物种从地球上消失。
也许上述类似言论，你已听到不少，但这并不是危言耸听，这是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科学家通过实验模型作出的情景预测。而在过去关于中国生态和气候变化的专门预测中，所有模型全部失效，因为中国的实际发展和能源消耗远远超出预期。
气候变化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碳。“碳量的变化是导致气候变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时下最流行的说法，包括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其实就是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科院植物所马克平所长介绍道。
碳，一种普通的化学元素，却对生命至关重要。人类体重的18%都是碳。如果没有碳，不光人类，任何动植物以及地球上的其他生命体都无法生存。二氧化碳是一种最常见的无色温室气体，是地球碳循环的一环，也是人类新陈代谢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呼出二氧化碳，植物、细菌和藻类则吸收它。它是光合作用生化过程的一部分。
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在短短的200多年间，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高。自然界通过几十亿年所形成的陆地化石资源，人类有能力在数百年内开发并消耗殆尽。这种爆炸式的开发与能源使用，释放出巨量温室气体，使得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和气候危机。
目前，人类活动所致的三大危害已十分明显：第一，臭氧层变薄甚至出现空洞，使人类受到宇宙射线的侵害大大加剧，各种癌变、病变不断增加，甚至婴儿的早期发育都令人担忧；第二，温室气体的迅速排放与地表植被的迅速减少形成强烈反差，海平面不断上涨，气候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等灾害的能量与数量都不断升级；第三，由于垃圾大量焚烧，剧毒化学物质大量排放，人类与动物的身体机能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碳博弈：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我们都知道自己在谈判什么，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达成目标的途径和责任，却争论不休、纠缠不清。”发改委能源所的专家姜克隽几乎参与了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重大谈判。在日本京都，他在谈判会场的门外手持电话，待命到深夜。因为参与谈判的官员会随时电话咨询他：“我们能接受多少百分比的减排任务，我们能承诺到什么程度，对方提出的要求，我们能做到哪些……”
“那些参与谈判的同事说，与其他任何的国际博弈不同，气候谈判尤其怪异，所有人都知道答案，所有人也都知道怎样才能得到答案，但利益掺杂其间，让事情变得非常复杂。”与《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谈判相比，姜克隽认为气候变化谈判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篇章。
在气候政治的博弈过程中，被提到最多的一条准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于是在全世界范围确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在公约中，确定了上述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虽然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开始是发达国家造成的，也应该由发达国家先来动手解决。
西方工业化国家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对气候问题应负历史责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数据库资料显示，自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全球化石燃料燃烧的累计二氧化碳排放中，95%以上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从1950年到2000年间，发达国家仍占77%，发展中国家只占23%。
基于这样的事实，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来帮助自己减缓气候变化。但对发达国家来说，出钱给最贫穷的国家或许还好商量，但出钱给发展中大国来发展清洁能源就比较困难了，毕竟两者存在着巨额的贸易往来。一旦发展中大国建立起高效、节能的生产机制，那么它所生产的廉价商品将进一步摧垮发达国家的工业体系。于是CDM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应运而生。
CDM项目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合作减排机制。在操作层面上，减排一吨二氧化碳所需的成本，在发达国家是100美元以上，而在发展中国家只需要几美元。这种巨大的差异就催生了清洁发展机制，即CDM。发达国家不用改进生产体系，而是出钱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换取温室气体排放权。因为空气是无界的，在中国减、欧洲减、美国减，对大气的效果都是一样的。这个减排量成为一个可转让的产品，它看不见、摸不着，不用桶装，也不用船运，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电子序列号。
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有非常充足的太阳能资源，但那里的农户买不起太阳灶。投资公司就可以免费把太阳灶分发给用户，而农户使用太阳灶节省下来的碳排放量，就可以转让给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就可以拿到国际“碳市场”上，卖给发达国家。
CDM机制主要应对的是气候谈判中的资金和技术问题。这只是四大支柱性难题之一。另外三个难题分别是减排目标、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和减排测量机制。其中，各国在减排目标上分歧巨大，巴黎政治学院的杜比亚纳教授说，其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文字部分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关于减排数字上，还留有空格，等待各国首脑进行最后协商敲定，填在文件上。
绿色和平组织说得更加形象：气候变化的症结已经诊断清楚，治病药方和疗养方案也摆在各位医生面前，现在，我们需要的只是各位医生放下听诊器和X光片，走进病房告诉病人，我们准备好了。
碳政治：排放No.1和Mr.No
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是累积碳排放量的老大，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还拉拢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部分阿拉伯国家，拖延和阻挠气候谈判进程。后来澳大利亚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议定书”。在为哥本哈根准备的两次前期谈判上，美国的重点依旧是努力将中国、印度作为其减排乏力的借口。而欧盟已经取得全球“碳政治”的领导权，不但身体力行，单方面宣布到2020年减排20%，还号召全球确立到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0%的目标，这自然也受到发展中大国的反对。“在这方面，欧洲像一个孤独战斗的勇士。”法国教授杜比亚纳说。
在国际气候谈判的分歧中，逐渐形成了几大阵营。欧盟是最为团结的一家，巴西与欧盟走得很近；77国集团和中国结为一家。虽然中国并非77国集团的成员，但是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国家立场很相近。(77国集团最初有77个成员，其成员后来增加到130多个，但名称不变。)另外，美国、日本各为一家。
在减排态度上，小岛国联盟要求减得越多越好，如果不减，海平面升高，它们的国家都没了。图瓦卢已经计划整体搬迁到新西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则相对消极、拖延，主要是怕大家都在减排，没人买它们的石油。这两个集团经常针锋相对。
中国是目前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大国。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需要在减排目标上做出具体量化。在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桌上，据说中国有一个绰号叫：Mr.No。意思是在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做出量化减排时，得到的回答总是：No。但在今年9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协定之外宣布了带有自愿承诺性质的发展目标。在此之前，中国还推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仅通过降低能耗一项，中国5年内可以节省能源6.2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15亿吨二氧化碳。
中国18000公里的海岸线，2/3的经济总量都在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如果气候持续恶化，中国的损失要比小岛国的损失大得多。
碳意识形态：人人都是地球人
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世界环境管理也应该全球化。空气是没有国界的，自然灾难面前人人平等。
金融危机和气候危机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透支。其实整个气候系统就是全人类的自然资产，由于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我们已经向大自然欠下了巨额债务。是时候改变我们大手大脚支出自然资本时候了。如果有一本大自然的资产负债表的话，人类的财务状况必定是满目疮痍。当金融体系崩塌的时候，有些国家可以通过加印纸币来应付，但自然体系一旦崩塌，我们将无处可去，没有人能另外制造一个地球。
地球可能正在接近临界点，即整个生态系统“翻”进一个全新的状态。面临气候系统崩溃的危险，我们必须行动起来，不想当气候难民，就要当气候公民。低碳时代的意识形态是：人人都是地球人。
作为一名普通的地球气候公民，只要从身边小事做起，实践低碳生活，注意节电、节油、节气，满足基本需要，限制奢侈浪费，就能产生巨大的节碳效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施泰纳说，在二氧化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时不我待，不如伸出双手，让这种力量更强大一些。
在中国，最简单的减排办法就是节约用电，中国70%的电力资源是通过燃烧煤炭得来的。在交通方面，尽量驾驶小排量汽车和乘用公共交通工具。在居住方面，居高不下的房价里，很大一部分是在为资源浪费埋单。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建房屋中80%以上为高耗能建筑，既有建筑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会释放约0.8吨的二氧化碳。在住博会期间，京城两家地产公司建设了“明日之家”样板间，向公众证明低碳居住并不意味着高成本。
此外，购买简单包装的商品，选购绿色产品、绿色食物，少用一次性制品，减少垃圾，进行垃圾分类，重复使用纸张，双面打印，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也都是节能减排、以小见大的好方法。总之，低碳生活并不一定意味着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寻求人与地球更友好融洽的生活方式。
碳危机：既是气候危机，也是精神危机
人类在伤害自然的同时也伤害了自身的心灵。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自然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精神的破损同时展开。在吃草的牛被人们强迫吃下羊的脑髓时，人的心肠也早已经变冷、变硬；当牛的生命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物件时，人的心灵也开始在商品交换中被渐渐物化。”
“现代化的过程，并不意味着对过去成就的毁灭。”哈佛教授包弼德说。他通过对中国古村落和城镇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与环境和气候的融洽程度非常好。“我们能够证明过去的东西仍然具有吸引力。”地球观察研究所分别资助了哈佛和清华的研究项目。这些科学家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寻找中国历史文化与山水人文契合的秘密。
“我们寻访了上百年的梯田和灌溉系统，群山河流环抱的村落群，乡村和城镇里的房屋、祠堂、庙宇、商店、工厂配置。我们考察的重点是旧时大户人家的宗祠和世袭的老屋。我们的任务是，考证出它们建造的原因，人们怎样生活在其间，有些什么样的经历。我们想知道的是，作为漫长历史的一个部分，古建筑和古村落与风土人文是如何互相转化的。”包弼德对浙江金华进行了四次考察，对金华一头撞向城市化充满忧虑。
“人类基本精神的丧失，乃是一切生态破坏现象背后最深的根源。如果说，只有青山常在，才有绿水长流，那么，为了生态重建，也必须精神重建。”苏州大学鲁枢元教授是中国生态文艺学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认为，生态的破坏自有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先行破坏。“人只有解决好自身的生态问题，才会对世界(包括人与自然)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认识态度，也才可能最终解决好一切生态问题。事实上一切所谓的生态环境问题其实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是人自身的精神出现了危机，如果不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观念与思维方式，生态危机仅仅只能治标而不治本。”
行动中的气候公民 个人篇之远山正瑛、大龙隆司
种中国树的日本人
远山正瑛(1907～2004)：被称为“日本治沙之父”的远山在83岁高龄之时，义务到中国的库布其沙漠种树治沙，一种14年，直到逝世，被称为来自日本的“治沙愚公”。
大龙隆司：日本非政府环保组织“绿色网络”(Green Net)中国区负责人。自2000年起便投入内蒙古科尔沁沙漠的绿化工作。近十年间，大龙组织来自日本和中国本土的志愿者一共种树350万棵，为科尔沁重现了25000亩绿地。
日本人像苦行僧一样成群结队来到中国植树防沙，中国人对此却少有觉醒，更冷眼视之。
文/柯勇
曾与远山正瑛一起工作过的摄影师卢彤景感触良多：“他们严格遵守种树的每一个步骤，树苗的坑洞有严格的深度和宽度，树苗摆放正中的距离、树苗之间的距离、土壤的松软程度等等都是标准化流程。”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趴在树坑旁边丈量所有的数据。在工作完成之后，铁锹等用具都会清洗干净，现场不会有任何杂物遗留，每个人都自觉地拾捡垃圾，带到垃圾站。
1995年以前，卢彤景还是包头矿务局的一名普通职工，顶多算一名摄影爱好者，对于环保并没有太多认识，虽然沙漠离自己并不遥远。黄河北边是包头，黄河南边就是日本老人远山正瑛绿化植树的地点——库布其沙漠。
1995年《人民日报》一篇关于远山正瑛的报道吸引了卢彤景，那一年远山正瑛已经在库布其沙漠种下了100万棵白杨树，通过在国内号召日本人“每星期少吃一顿饭”，用一年积攒下的钱来中国种树。来回机票、买树苗、食宿的费用全部自己解决，树种好之后还要雇当地老乡来看护，直至成林。
远山正瑛：赴华植树第一人
当时在日本国内，远山正瑛经常站在凳子上，在车站、码头、商场门口发表演讲，讲述草原沙漠化的危害，“而中国有很多的沙漠，迫切需要我们去帮助”，一旁的志愿者们登记造册，随后组队前往库布其。
在卢彤景看来，有些日本人来中国种树只是个人行为，而远山正瑛不是，他在种树之外做了许多环保教育工作，还成立了“中国沙漠日本绿化协力队”。“解决环境问题必须世界一盘棋子，绿化中国沙漠也是在帮助自己”，是远山正瑛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为了培育树种，远山正瑛号召日本小学生到车站、码头捡被丢弃的可乐纸杯，收集起来整理好运到中国，抵达库布其沙漠之后再在里面放上种子，作育苗之用。
此外，他还号召日本的孩子们“一星期少吃一根冰棍”，有些孩子实在来不了中国，就在一个竹牌上刻下自己的名字，让志愿者把竹牌带到库布其沙漠，委托自己的亲朋好友替自己种下一棵树，种完之后再把竹牌安放到树旁。
初次接触远山正瑛之后，卢彤景成了一位环保志愿者。1995年到2000年这几年，几乎每年春天他都会前往库布其，与远山正瑛一起植树，所有费用都由自己负担。住宿一晚需要45块钱，每天吃饭要花费20多块，几年下来，在植树上花的钱，卢彤景自己也算不清了。
与远山正瑛一起的志愿者几乎都是日本人，卢彤景是唯一的中国人，“虽然不懂日语，但他的意思我都能知道，他在黑板上画图，画坑的大小，数字是可以看懂的”。每次开始种树以前远山正瑛都要给大家上课，每次都会先讲中国的地理状况，之后才告诉大家树该怎么种。
大龙隆司：接过远山正瑛的枪
2004年远山正瑛去世时，他已带领日本的志愿者在内蒙古黄河河套南部的库布其沙漠内种下了340万棵白杨树。而在内蒙古的最东边、通辽市郊的科尔沁沙漠，另一位日本人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1997年，日本国内第一次感受到了从中国吹来的沙子，在内蒙古集结的沙尘暴竟然越过了太平洋抵达日本本土。这一年大龙隆司刚刚大学毕业，他来到内蒙古的西部伊盟(现在的鄂尔多斯市)进行考察，当地沙漠化的严重程度触动了他，萌生了种树绿化的想法。回到日本后，与好友斋藤晴彦一起成立了日本“绿化网络” (Green Net)，一个以沙漠绿化、预防荒漠化为主要目的NGO。
他们将Green Net的工作地点选在距离日本最近的沙漠——科尔沁沙漠，与日本直线距离大约1500公里，从成田机场直达科尔沁最近的通辽机场需3小时。
大龙隆司如今住在通辽市科左后旗甘旗卡镇，绿化地点在只有70多公里外的库伦旗。
往返于家与大漠之间，郑州日产公司赞助的两辆皮卡车成了最好的代步工具。
在科尔沁都市报记者沈慧莲眼里，大龙是一位很朴实的日本年轻人，如今科左后旗已经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不但学会了当地方言，大龙隆司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已经跟“老乡”无异，不时蹦出一句“咋整啊”总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大龙刚到科左后旗的时候，大部分当地人非常不解，为什么一个日本人千里迢迢地跑到这片沙漠来种树，有人猜测这片沙漠下面发现了石油，更多老百姓认为大龙来种树是为了以后卖木材；也有人猜测是由于日本面积太小，没有地方种树，于是到中国搞林业，等树木长大后就卖回去。
今天，附近的村民开始主动参加Green Net组织的义务植树活动。2007年，大龙隆司与一名叫屠兴卫的库伦旗姑娘结婚，这位美丽的满族姑娘曾经是Green Net的一名员工。
自1999年至今，Green Net在科尔沁沙漠已完成造林约25000余亩，种下约350万棵树。
与远山正瑛获得日本普通民众支持不同，大龙隆司与他的Green Net更多借助了大企业的力量。自2001年开始，美国户外用品公司Timberland已协助种树近100万棵，他们以负担全程食宿与交通费用的方式招募消费者前往科尔沁。
“旅行，可以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但一辈子，却可能从没想过旅行也可以为地球带来希望。”这一句话也因此被许多户外爱好者所铭记。
于坚：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李白说：大块假我以文章。于坚赞同这个说法，他认为从古至今的中国诗人的灵感都来自土地中自然的诗意。他坚信没有大地，就没有文章、没有中国文明，过去的十多年，他一直在倡导恢复中国的诗意生态。
采访整理/朱慧憬
苏格拉底们的“爱智”与庄子们的“忘机”是文明的两条道路。这是“爱智”的时代，也是技术、科学、机心、图式、聪明人全面胜利的时代。全球化就是人为地依据少数摩西式的精英人物的理性和知识所设计的世界未来“尺规”征服自然、改造世界。全球化是一份从西方开始的世界图纸，我不否认这些力量带来了广泛的世界进步。但世界文明和自然生态也史无前例地处于危机中。
我承认现在面临的许多生态危机只能通过科学来解决，我们不能忽视技术的力量。但是生态的恢复首先取决于精神世界的生态恢复。思想生态的世界性失衡，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在一次演讲中说过——中国今日的生态危机其实是道法自然的古老文明与全面反自然地重新设计改造世界之间的矛盾所致。如果人文生态不恢复平衡，其他都是亡羊补牢。
我今天强调回到传统，并不是说我们要回到四合院里去，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我们应该在古代精神里面重新意识到中国人究竟要在什么样的世界里生活才是幸福。我们需要思考形而上的问题，只有形而上的问题解决了才有形而下的东西。今天，我们要重新恢复人们对诗意世界的向往，只有诗意才有和谐。
我们一直在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科学技术是在西方形而上传统下思考出来的东西，是在它的身体上长出来的东西。
巴黎
20世纪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我，都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从炮舰进入广州开始，这就是每个中国人不得不接受的一种命运。它是一种命运，一开始是炮舰，一直到今天变成了世界本身。
我年轻的时候，西方是一个彼岸的象征，是理想生活的象征，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非常渴望中国有一天能够实现现代化。在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首次播放台北街头的情景，大街上全是小汽车和高楼大厦，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惊呼，觉得那样的世界简直是天堂，好像是一个梦。
我迷恋的第一样工业化产品是自行车。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完全着迷于自行车的速度。我母亲跟同校老师借了一辆自行车，我就从早到晚一直骑，把人家的自行车摔得都掉了色，不好意思还给人家，就自己买了一桶油漆，把人家黑色的自行车重新刷了一遍。那是我少年印象最深刻的恶作剧。
那个时候，我潜意识里有一种思想最本质的东西，就是维新。新的技术，新的工业品，什么事都是新的，这个新的方向就是西方。在我年轻时，最梦想的就是穿西装、穿牛仔裤、留长发，因为在80年代初，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我和我的几个朋友是昆明最早留长发的一批人，我们也很早穿上了西装，非常拙劣的二三十元一件的西装。那是美国支援缅甸，缅甸又把它倒卖给中国的旧衣服，但我们穿得很高兴，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件衣服，也是一种理想主义的象征，是一个彼岸。
我第一次出国是1996年，实际上那个时候我对物质文明的渴望，已经开始减缓。我第一次出国去巴黎，当时西方在我们想象中就是一个新世界，可是我发现，巴黎就和我少年时代的昆明一样有很多两三个世纪以前的建筑，很陈旧，这使我非常震撼。我的一个朋友在欧洲某小镇开餐馆，他告诉我，许多客人一辈子都只在这个馆子用餐，而且坐固定的位子，点固定的菜。他接手之后，合同规定必须依照前任的菜谱原封不动，任何细微的改动都有可能遭到怀疑。这在今天中国会被视为迂腐、保守。这些都让我开始冷静地反思所谓的现代化。
同样，我记得1996年前后昆明要搞世博会，当时大规模进行城市改造，老城区都拆得只剩下一两条街了。当时，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外国小伙子，骑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了一个录音机，唱着很悲伤的歌曲，歌词大意是——为什么我们要拆除这美好的什么什么。他一路走一路唱，我非常感动。可惜，当时大多数昆明人都是支持拆迁的，人民非常拥护现代化。
滇池
对我最震撼的一件事是滇池的死亡。上世纪80年代末某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游泳，脱了衣服往滇池里面走，走了十多米以后，发现水里面沾满了非常可怕的绿色的东西，而且水是臭的。我非常惊骇，吓坏了，转身就往岸上跑。那种惊骇的感觉就是忽然发现太阳变黑的感觉，仿佛是世界末日。
在我的整个少年时代，滇池的水都是干净得能喝的。在我看来，滇池的干净是地久天长的，是永恒的。我早年的诗歌都是和大地、自然有关，因为从昆明城走上十分钟就有回到大地上的感觉。滇池两岸平原上有一些乡村，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样式，有种闲适的慵懒。昆明在中国是比较边缘的省城，现代化进程曾经非常缓慢。在20世纪70年代初，昆明附近非常古朴，我有时间像古代诗人那样感受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
云南的乡土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永恒感，但现在我发现曾经写下的赞美滇池的白话诗都已经成了古典作品，像文言文一样令青年们读不懂了。我很惊恐。五千年文明没有这种经验，阅读古代的东西我从来没有读到哪篇文章写污染、写河流会变色。不仅仅是我，可能李白、杜甫有这种经历都会吓疯的。好比如果没有永恒的黄河，他们怎么能写出“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那些伟大的诗歌，都是基于地久天长才会有的灵感。要是惶恐不安，老觉得这个太阳就要黑掉了，古代诗歌就不是这样子了。
我哀叹滇池，写了首《那人站在河岸》。我只是写了昆明一段河流给我的感受，还没有意识到这会蔓延到整个中国。但是，从此我的写作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开始强调以前我并不是特别注意的东西，就是那种灭亡感，那种死亡感，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汽车
现代化的可怕在于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拒绝跟着其步伐前进，就会被生活开除。如果你现在用呼机和人联络，用盒式磁带来录音乐，你还能和别人沟通么？我喜欢步行或骑自行车，但是问题是现在到哪里去，所有人都是开着汽车去的，只有我是步行去，这点很怪异。他们当然不会说，我是因为没有钱买不起汽车，这被说成了故意耍酷，你说别扭么？我现在还骑自行车，因为我非常讨厌汽车的味道。我总觉得那个东西对身体是有害的，再高档的车总会散发毒气，我不喜欢散发毒气的东西。
我没有想到在中国，每个人都要有汽车。中国容下那么多汽车吗？我很怀疑这一点。在美国，几乎一家人要有两三辆汽车，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美国地域如此辽阔，而且西方人有个人主义的传统，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距离，一家人和另外一家人的距离总有好几公里，美国人不喜欢比邻而居。那么从A点到B点，参加一个聚会、买个菜都需要汽车这个代步工具。可是昆明这么小的地方，步行就能从A点到达B点，小汽车却拥有100万辆，在全国居第三位，你说滑稽么？为什么昆明道路那么拥挤，因为每个人都有车，有车是什么意思呢？汽车不仅仅是交通工具，还是面子和身份的象征。等于是中国在用西方的技术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并不反对现代化，现代人可以用水泥、钢筋、塑料、电器来塑造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应该给人一种在古代天空下的安宁感。无所谓古代或者现代，安心、舒适、愉悦，这难道不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我们要追求的东西么？现代化生活并不是以毁灭诗意为前提的生活，反而应该是以一种现代的方式来保存古老的诗意的生活。我在北欧看到过如此的良好范本。
现代化是西方人研发出来的，他们一直在调整现代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是比较人性的现代化。他们意识到污染对土地的危害性，因此这一百年，他们在改变这个错误，在向东方吸取文化养料，要把理性的技术的东西变得柔软一点。现在到巴黎、到西方任何一个地方，都能感觉到很强的中国味道。西方在吸取东方经验，可是我们却是在往被他们抛弃的方向行走，在改造我们的世界，于是我们逐渐在失去我们的故乡。
用钢筋水泥来建造现代人的故乡无可厚非。以前住院子，现在人多了要住摩天大楼，这没有问题。问题是现代的摩天大楼没法给予我们安心的舒适感，而故乡应该是安心之所。我们只能回到乡土社会去寻找故乡的影子，我在《众神之河》中写到的巍山就是理想的故乡模样——不仅安身，还要立命，就是将生命负责到底。儿童可以在街道上度过无拘无束的童年，青年人没有“奋斗创业”的焦虑，对经验、历史的尊重使人们只需要对生活技艺继承以及精致化。这是一个为过日子，为人们生下来，生长、繁殖、养生、齐物……最后终老故乡、无疾而终而建造的城市。它不是为了“更X”的世界运动而建造的，它不是未来的一个过渡、一个驿站、一个旅馆、一个出发点、一个奥林匹克运动上赛跑用的助跑器，它是世界的终点，人生的窝。它被作为与世无争的故乡、地久天长的老家来建造。这城市不仅适合生殖繁衍、养老送终，更重要的是在漫长的人生中使居民能够顺天承命、颐养天年。
12、哥本哈根会议：中国能否绿色突围
来源：《公益时报》2009年12月01日 颜 敏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4846.html
哥本哈根会议被视为当今世界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最后的努力。一段时间以来，各国展开了频繁的“环境外交”。几周前，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都在谈判桌上摆出了减排温室气体的“硬数字”。几天前，美国宣布2020年温室气体比2005年减排17%，几乎同时，中国宣布2020年将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0%～45%。这些外交承诺，似乎为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带来了希望。但是，这种希望到底有多大呢？
地球环境严重恶化、全球气候加剧变暖，已不容置疑，而环保全球化也是越来越普遍的事实，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受到越来越多的削弱和限制也就不可避免。那么，在此情形下，民族国家是应极力抗拒这种趋势，使各国的争斗更趋激烈，甚至搁置、放弃应对气候问题的努力，以致可能丧失挽救地球环境的最后机会，还是迎头而上，坦然接受这种“削弱和限制”，同时化被动为主动，率先对传统制度开展更为大胆的改革、创新，推行更加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树立真正负责任的环保的形象，以此领导各国开展协调一致的集体行动，最终不但成为世界大国，而且造福于人类后代子孙？
答案是明显的：谁能带领大家共度时艰，谁就最有资格成为领袖。日本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直走在世界环保的最前沿；德国明白这一点，所以德国环保已成为各国纷纷学习的榜样。如今美国也作了几乎180度的大转弯，这也是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而谁转得最快，谁就赢得最多。
当然，有人会说，做领头人是需要实力的，日本、德国、美国都是工业发达国家。但是，工业发达国家意味着它们的历史包袱最重：它们巨型、昂贵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经不适应生态时代的需要，它们的奢侈、浪费的生活方式也积重难返……而新兴国家也有后发优势：譬如，我们可以最快、最直接地利用和开发最新、最先进的环境友善技术和生产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还部分保有节俭、勤劳的传统。
况且，经过几十年的赶超，我们不是已经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奇迹”吗？中国已经度过了工业化的起飞阶段，已具备经济转型的成熟条件，并且已经到了转型的关口。现在，应抓住时机，顺势而上，巨大的国力总量加上明显的后发优势，使我们完全可以后来居上，成为能源气候时代(托马斯·弗里德曼语)新的世界大国、强国。
当然，还会有人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如今的世界还是由各民族国家构成，民族国家怎么能削弱自己的主权？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世界眼光，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不关注人类整体的历史和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资格成为世界的领袖。昔日的罗马帝国离不开它的万民法，昔日的大英帝国就建立在全球贸易之上，20世纪的美国如果固守孤立主义就不可能赢得二战之后的霸主地位。相反，大清帝国本来比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富足强大，却因闭关锁国而最终衰落下去。但要成功走向世界，首先要心怀世界，视通未来，而不是患得患失，只盯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收获。
很多人都说，严格的环保标准，势必损害经济发展速度；而经济发展速度降低，势必引起各类社会矛盾，危及社会稳定。现今“保八”的说法就源于此。但是，许多证据表明，如今部分社会矛盾往往并非源自经济增长太慢，而是增长太快。
经济增长快而不是慢会导致社会矛盾？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新鲜，其实早就有人说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一方面颂扬了资本主义仿佛从地下呼唤出来神奇的生产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量财富，另一方面，正如大家熟知，马克思对这种快速发展造成的社会灾难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控诉。近年来我国学界热追的卡尔·波兰尼，更在他上世纪40年代撰写的名著《大转折》中，深刻地描述了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强烈社会保护运动，而这种运动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
几十年来，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振兴民族的旗帜下，一直奉行现代化赶超战略，如今，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毋庸讳言，这个过程也给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自然环境的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居民健康。2007年春，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报告指出，不断恶化的大气和水体质量应该为全国急剧上升的癌症暴发率负责：自2005年来，城市地区癌症患病率上升了19%，农村地区上升了23%。
贝克等人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风险是由过度生产而产生的，是人类活动本身而不是如传统风险那般由自然界造成，它虽然隐而不见但具有选择性，社会边缘人、弱势群体往往是风险最喜欢光顾的对象。
经济发展的成本由谁负担？收益由谁享受？环境保护的收益由谁享受？环保保护的负担由谁负担？试问上文列举的疾病，是平均分布在所有居民身上，而不论其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吗？试问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沙化盐碱化、森林退化等是平等地损害每个人的利益吗？不是有些人甚至从中获利了吗？依靠“低环境、资源权优势”，这种发展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用罗尔斯的话说，就是任何人都应享有平等的自由权，但任何分配方式的调整或改革，都必须有益于最低受惠者，否则，这个制度就不是正义的。用帕累托的话说，就是任何改变都不应该损害各方的现有利益。因此，所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某些利益集团为了牟取私利、巩固权力而有意建构起来的虚假问题。如今，已经到了这个时刻：进一步发展经济之前必须首先解决经济民主和环境正义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保护环境，实现环境正义，是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一条根本途径。
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促进了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它其实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1990年代初，中国率先在全世界开展“环境外交”，为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扫清了国际障碍。而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环境威胁论”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形象。如今，哥本哈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大机会。如果要树立“和平崛起”的世界大国地位，如果要切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我们就必须以最大的勇气和决心，打破GDP迷信，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实现“绿色突围”，扬帆于滚滚涌来的世界生态文明大潮。
13、空有理想和热情：民间环保组织之殇
来源：新华网2009年12月01日 黄艳 刘佳婧 魏梦佳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5016.html
"保护藏羚羊""保护母亲河行动" "怒江工程"……这些由民间环保组织直接推动的环保事件，至今仍让人们印象深刻。近年来，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我国民间环保组织已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在推动环保事业方面也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记者从近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十三届湖泊大会上了解到，目前我国民间环保组织整体境遇堪忧，"３０００多个组织，能蹦跶起来的凤毛麟角""除了热情和理想，还是热情和理想""筹资能力差、专业化低、公信力弱"……民间环保组织的生命力有多强？
"没有钱，热情只能打水漂"
成立于７年前的武汉市绿色环保服务中心是武汉首家在当地民政局注册登记的民间环保组织。这个组织目前有７个人，大半都是兼职人员。负责人范良珍说，中心成立以来主要开展一些公众教育活动，在"无车日"、"环境日"、"海洋日"等与环保有关的日子，成员们会组织活动对公众进行环保教育，宣传环保知识。
"缺钱，是我们最头痛的事情。因为没有钱，我们一些很好的想法都不能实现。"范良珍说，７年来，自己出资２６万元，支撑起这个组织的运行。但是因为没有固定的资金来源，自掏腰包是做不大也做不强的。
与范良珍一样，武汉另一民间环保组织"绿色江城"的负责人柯志强也总是"为钱所困"。"我们以项目形式开展环保活动，基本上是'有资金能办成，没资金支持方案只能束之高阁'。"柯志强还说，缺乏资金只是外伤，缺乏筹集资金的途径和机制才是内伤，"一腔热情，往往都打了水漂"。
"缺钱"成为我国民间环保组织最大的现实伤痛。据业内人士介绍，和西方国家的环保组织相比，我国的环保组织自上个世纪末兴起以来，一直伴随着资金支持不足的窘境。
全国民间组织促进会理事黄浩明介绍，目前我国３０００多个民间环保组织中，绝大多数都存在资金缺乏的问题，"环保事业需要舍得花钱。如果没有资金支持，很多基础宣教工作都很难做成，更不要说一些调研和专业论证等进一步的活动了。"
据了解，目前民间环保组织的资金渠道主要有三个，即政府购买服务，企业和个人捐赠，以及通过提供所获得的服务性收入。由于民间环保组织的影响力有限，能够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机会微乎其微，而国内基金会还没有出现向其提供长期稳定资助的势头，所以多数民间环保组织只能依赖境外资金生存，而能得到境外资金的资助少之又少。
黄浩明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很多组织基本上围绕着一个灵魂人物或领导团队开展活动，一旦领导者或者团队撤离，原先支撑整个组织运行的政商界资源也随即消失。
"管理体制是制约因素，公众意识和自身能力是现实原因"
环保业内专家认为，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的整体发展目前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民间环保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这其中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社会和环保组织自身的原因。
黄浩明介绍说，目前我国非政府环保组织有３０００多个，其中办理登记的不到１００家，大多是学生研究组织，没有固定性，能发挥长效作用的不多。而且受登记制度、经费、自身素质等影响，一些非政府环保组织往往处于"心有余力不足"的尴尬之中。
一位民间环保组织成员告诉记者，国家规定，要注册民间团体必须要有一个主管单位。一旦成了主管单位，就要对组织行为负责。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谁都不愿去管，民间环保组织注册难就成为不争的事实。缺乏正规管理是阻碍民间环保组织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了解，我国现行的民间组织双重管理体制，是由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分别行使对民间组织的监督管理职能，严格限制民间组织通过登记注册合法化。这种管理体制通过双重的准入门槛限制民间组织获得合法身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活动和发展。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首席教授王名分析称，这种在双重管理体制基础上形成的现行法律政策环境，总体上不利于民间组织的发展。过度强调登记注册的审批把关，在限制民间组织合法化的同时，也忽视了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使得大量民间组织被拒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而获准登记成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则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其行为的制约和监管也极为有限。
黄浩明说，管理体制不是一个短期存在的制约因素，而眼下民间环保组织所面临的多种问题，更为现实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环保意识整体淡薄，绝大部分的环保组织自身能力不足。
参加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的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胡振鹏也认为，目前民间环保组织在环保教育方面的工作有很大成效，环保已成为社会的时尚新风。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环保意识还远远不够，一些企业、组织、机构以及政府部门的环保意识还很缺乏。
"这既是环保组织要长期努力的工作，同时也成为制约环保组织更好发挥作用的制约因素。"胡振鹏说，"在环保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环保组织已逐渐达成共识，而且近年来的合作和协调越来越好，但是在局部地区或者某些具体项目上，双方因为利益冲突也会出现对抗或者互不理解的状况。"
此外，环保组织自身的专业化程度不强、公信力不高也成为其重要的发展掣肘。黄浩明认为，环保中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方面的专业问题，必须借助一批相关领域专家的力量，成为组织的支持者。而当前，８０％的环保组织中，志愿者仅凭一腔热情，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无法做出具有可行性的项目报告，这些直接导致了社会捐赠者的不信任。
范良珍告诉记者，环保事业需要公众参与，尤其需要一些专业人士以突破技术瓶颈，但是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７年来，我的组织一直都是一人支撑，直到最近两年才有专家、热心环保的人士参加，但人数也不多。"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鄱阳湖站站长陈宇炜认为，目前科研机构与环保组织之间还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一些环保方面的专家在实验室和高校搞科研时，是渴望自己的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的，但多数人的研究成果没有应用于环保事业中。而另一方面，民间环保组织因为缺乏专业人士的参与，致使政府和企业采信不多。
陈宇炜说，"现在的民间环保组织多数在做基础性的教育工作，综合测算评估一些发展项目的能力不高，所以沟通科研机构与民间环保组织的联系机制应该尽快建立起来。"
民间环保组织的出路在哪里？
一些环保业内专家表示，虽然我国目前的民间环保组织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但２００３年的"怒江水电之争"和２００５年的"２６度空调"等环保行动，给了民间环保组织很大的信心和动力。
黄浩明等专家认为，我国政府应为民间环保组织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环保组织也应逐步增强自身能力，寻求科学模式，以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环保事业发展。"非政府环保组织加强合作，可以为国家环保事业建言献策起到更大的作用。"
专家认为，民间环保组织要健康发展，首先须破解"注册难"的体制困境。王名教授建议，应改革现行双重管理体制，在现行的民政部门民间组织管理系统基础上，筹建一个独立的、国家直属的民间组织监管委员会（简称"民监会"），并建立全国性的民间组织监管体系，统一协调政府部门之间围绕民间组织监管问题的关系、权责和利益，统一信息和政令，将我国境内的所有民间组织置于国家统一的行政监管体制和相关政策的框架内。
王名说，要在发展市场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更好发挥民间组织的积极作用，政府需要转变观念，建立民间组织的新型管理体制。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一批能够积极参与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民间组织，加强对其的培育、评估和监管，发挥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积极作用。
同时，要努力将民间组织的发展纳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整体目标和利益范围，努力构建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公共服务运作机制。
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拓宽环保募集资金渠道也是环保组织及全社会未来应努力的方向。
相较于国内的民间环保组织，隶属于世界自然基金会武汉办公室的朱江深有体会。个人捐款一直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每年个人捐款占其经费总数的60％。而他们开展的很多项目，也吸引了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参与，例如汇丰银行与之合作的"汇丰与气候伙伴同行"的中国项目。
"而在国内，如果没有主动捐赠的企业和个人，非盈利的环保组织很难自己找到资金。为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一些有影响的环保组织可依托银行成立环保基金会，帮助民间环保组织筹集必要的活动经费，"朱江建议。
据了解，目前国内有1200多家基金会，大部分有政府背景，而美国有5.6万家基金会，85％都是私人建立起来的。环保人士认为，这除了与我国公众环保意识不强、捐赠参与度不高有关系外，更重要的差距还是我国民间环保组织缺乏正规的募集资金渠道。
一些业内专家及环保人士建议，可以通过政府采购、建立环保基金、加强与企业及媒体合作、加大公众环保宣传教育等多种方式为民间环保组织募集公共资金。政府也要通过对民间组织的引导，将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和意愿表达纳入制度化、有序化的公众参与轨道，使之成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
除此之外，民间环保组织自身也应加强制度建设及资源整合，与环保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吸纳或聘请环保相关领域的专业人才，提升环保专业知识水平，增加其专业性与可信度，以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到环保事业当中来。
14、中国减排路线图：从“黑猫”到“绿猫”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01日
http://news.hexun.com/2009-12-01/121863824.html
编者按：气温骤升、天崩地陷、洪水滔天、地球灭亡,电影《2012》中一系列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表达了人们对所生存地球的忧虑,也为即将召开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作了最好的气氛渲染。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从全球利益,还是本国利益出发,中国都应该选择绿色发展之路,改变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为代价的增长模式。而这,显然与哥本哈根是否达成协议无关。
21世纪最大的挑战是全球气候变化
所谓全球气候变化是指人类活动正在产生严重影响并使全球变暖。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研究,工业革命之前全球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大约为280ppm（百万分之一）,2008已上升至385.2ppm。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研究,如果人类不加以有效控制,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长期浓度将超过1000ppm二氧化碳当量,那么,全球温度将比工业革命前升高6°C。
2009年11月24日发布的《哥本哈根诊断》报告指出,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上升7°C,海平面可能上升1米以上。世界自然基金委员会发表的另一份报告称,到2050年,全球海平面将上升50厘米,就全球而言,136座沿海大城市,价值28.21万亿美元的财产将受到影响。为此,就要求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气温升高控制在2°C左右。根据世界银行报告《2010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气候变化》提供的最新资料,在过去150年,由于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全球气温已经比工业化前升高了将近1°C;预计21世纪（指2000-2100年）全球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总共升高5°C。
人类进入21世纪时,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若沿着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轨迹延续下去,世界的碳排放将持续增长。根据国际能源署（IMF）的最新报告估计,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7年已经达到288亿吨（碳当量）,2030年将达到400亿吨（碳当量）以上,随之全球温度还会继续明显上升,这一模式下全球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前升高5°C;若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轨迹,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能源,就能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率脱钩,甚至下降。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全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话（即所谓的“450情景方案”）,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到2020年将达到最高峰,为307亿吨（碳当量）,2030年降到240-260亿吨（碳当量）,到2050年则降至100亿吨（碳当量）左右,相当于1990年（209亿吨碳当量）的一半。
这表明,人类将改变自从1750年以来经济增长的同时碳排放相应增长的格局。进入21世纪,世界将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与环境革命,旨在使得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开始脱钩,并在2020年达到高峰,而后迅速大幅度下降。这是国际组织提出的更加大胆的全球减排目标和减排路线图,即大气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450ppm,温度升高控制在工业化前的2°C,从而长期稳定全球气候,避免巨大的气候生态灾难。
同样,中国进入21世纪时也正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若按1950年以来的工业化路径发展下去,中国的碳排放将持续增长。根据IEA的统计,1990年中国碳排放为22.44亿吨(碳当量),相当于全球1890年以来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的5.0％;2007年上升至60.71亿吨（碳当量）,相当于全球1890年以来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的9.0％,比1990年增长了171%,相当于同期（1990－2007）全球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78.85亿吨碳当量）的48.5%。
需要指出的是,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31％,全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上升了6.5％。对此,中国是第一大影响国。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数据,2030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上升到116.15亿吨（碳当量）,比2007年增长了91.3％,相当于全球1890年以来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的16.0％,也占了这一时期（2007－2030）全球新增量（114亿吨碳当量）的48.6％。如果按这条路线发展下去,不仅中国不可持续发展,而且将严重地威胁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我称之为“黑猫”发展模式,不仅中国不能允许,世界也不能允许。除非,从“黑猫”变成“绿猫”。
我所提出的中国的“绿猫”路线图,就是与世界减排行动同步。到2020年碳排放达到最高峰,为80亿吨（碳当量）左右,与“黑猫”模式相比,这将减少排放约15亿吨（碳当量）左右;2030年降至60-70亿吨碳当量,与“黑猫”模式相比,到2030年将少排放约50亿吨（碳当量）左右。即使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依然是世界最大的排放国,排放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大大超过中国总人口占世界的比重。
无论是从中国的自身利益,还是从全球的整体利益看,中国不是“要不要减排”的问题,而是“要减多少”的问题、“如何减少”的问题。最现实的是力争碳排放早日达到高峰。从机会成本和长期成本来看,碳排放峰值越高,未来减排幅度则越大;达到碳排放峰值时间越是拖后,未来减排难度则越大。作为拥有十几亿人口、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国家,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减排行动的带头国、主导国、领导国。对中国而言,既是巨大的挑战和国际压力,又是巨大的机遇和“倒逼”机制。
所谓减排是指人类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或加强碳汇而进行的干预活动。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通过发展绿色经济、绿色能源;另一个是通过发展林业、合理使用土地资源、增加碳汇能力。
从世界与中国的减排关系来看,全球减排路线是否能够实现,虽然需要世界200多个国家共同努力,但中国对全球减排的直接作用是最大的,既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欧盟,还超过了印度等发展中人口大国。可以认为,中国减排成功就意味着世界减排成功,中国减排失败就意味着世界减排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中国已是世界污染排放大国
当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经济最大国时,就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污染排放超级大国”。根据IEA的最新报告,2004年中国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欧盟;2007年又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预计2028年将超过北美、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总和;从1890年以来,中国累计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占世界总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国、俄罗斯之后,2007年上升至9%,居世界第二位,仅排在美国之后;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2007年已经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总量的32.9%;氮氧化物排放量占世界的20.7%,也已经是第一位了;颗粒物排放量占33.5%,也是世界第一位。这些指标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中国的人口占世界比重（19.7％）和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16.1%,按PPP计算）,即使是人均各类污染排放量,也已经超过世界人均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如此重要的经济和环境数据,国家统计局既没统计也没有公布,更没有向中央和国务院直接提供;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如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环保部等也没有能力向中央和国务院提供并公布类似的数据。在日益开放的国际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这是政府严重的“缺位”,也是导致政府失效的重要的信息根源之一。这也难怪,我们的领导人无论是在出国访问、参加国际会议还是在接待外宾来访的时候都会感到惊奇:中国怎么会突然成为世界第一号污染排放大国？成为世界“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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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城市管理：如何应对出行难？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12月01日 郭 嘉
http://env.people.com.cn/GB/10481315.html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给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造成了新的挑战。例如：急剧膨胀的城市人口，迅猛增长的机动车量，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高度紧张的能源需求，矛盾突出的土地资源；缺乏协调的城市布局，分工不明的城市功能等等。这些问题极大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造成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的严重失调，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本期开始，议政建言周刊将带您分别走进不同的都市，就城市管理中的交通出行、环境整治、行政执法等多个热点问题，与各级政协委员一同热议
① 治堵——
北京：提升轨道交通 破解拥堵难题
建设部原副部长、两院院士周干峙透露,国家有关部委计划以北京为试点,重新规划城市交通体系,缓解交通拥堵
新闻背景：相对于汽车的增长，北京道路的增长则显得力不从心。据北京市交管局介绍，北京机动车数量从9月份开始连续10周每周保持超万辆的增长速度，现保有量几近400万辆。交通拥堵已成为令民众心烦、令市长头痛的一大难题。据悉，北京轨道交通目前已有运营线路８条，在建线路13条，到2020年，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超过1000公里。
北京交通拥堵，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话题。
交通枢纽换乘设施是重要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近年来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不少城市加大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随着轨道线路的增加，换乘站拥堵现象日渐突出。北京多位市政协委员就加快交通枢纽换乘设施建设提交提案，前不久，市政协组织20多位委员就重点提案进行现场督办。
“大型交通枢纽聚集的不仅是人，更是人气、商机。一个大型交通枢纽往往可以拉动一个地区的发展，但是目前规划的交通枢纽大多与商业设施脱节。如果等交通枢纽建好了，再去建商业设施就很麻烦了。”市政协委员、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安家盛说。
“有的设施不是我们不想建，只是需要协调的部门太多，建设难度太大。”北京市规划委副主任周楠森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西直门交通枢纽要解决国家铁路、城市铁路、地下铁路、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业主单位有北京铁路局、城铁公司、地铁4号线公司、地铁运营公司、公交集团、金融街开发公司及市公联公司、西城区政府、海淀区政府等，同时还涉及国家发改委、市发改委、区发改委及企业。”
“协调起来确实是件难事，国家大剧院有通道和地铁站相连，就是因为协调工作有困难，通道至今没有开通。”市政协委员、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杨静茂说。
市政协委员、北京华磊邦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石向阳认为，随着北京地铁的日臻完善，很多市民都选择了更加绿色的环保出行方式。比如将私家车停靠在地铁口，乘坐地铁上下班。但现在地铁口周围配套的停车场寥寥无几。石向阳表示，很多地铁口处于闹市，设置地面停车场确实有一定困难，因此可以考虑在地下建停车场或者设立明确的指示牌引导车辆就近借用其他停车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副院长刘勇指出，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做好城市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使城市化进程和城市轨道交通有序衔接，而未来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发展，则更需要有长远的眼光。
② 治乱——
上海：坚持公交优先 治理交通违规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沈晓苏表示，大力推进交通节能，发展集约化交通，实现生态环保型交通是上海未来综合交通发展的目标之一
新闻背景：日前，上海市政协组织的“黑车治理研究”专题调研显示，上海市“黑车”总量是正规出租车的两倍！这些“黑车”来源广泛，报废车辆是“黑四轮车”的主要来源，一些确认报废的车辆到了金属回收公司并没被解体，而是流回运输市场，挂假牌假证进行非法营运。另据悉，下一步，上海将重点治理三种车：一是公务车辆，对公务车的交通违规，将逐步实行通报制度；二是特种车辆，特种车辆只有在执行任务时才有优先通行权；三是公交车、出租车，整治公交车开“霸王车”的违规现象。
交通出行、就业、住房是上海三大民生问题。经历了世博前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和改造，目前上海立体化交通框架已基本形成，客运服务水平和承载力有很大提升，但与人们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相比仍有差距。
上海市政协委员认为，目前，上海交通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迫在眉睫的2010年7000万人次的世博客流服务难度大，要求高；二是中远期上海经济、社会、人口发展对交通压力与日俱增。
他们认为，演绎好上海世博会主题，促进既充满活力又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客运交通格局建设，必须坚持公交优先，增强集约化公交运能，处理好集约化公交与私家车、出租车、非机动车及公务用车等个性化出行方式的关系，坚持疏堵结合，坚决整治“黑车”及非法营运的其它车辆，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应有效配置有限的公共交通资源，使之与轨道交通运营时间相匹配，同时进行线网改革，线路不一定都要‘一线到底’，票制上也可相应变通，加强优惠换乘的力度。”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致公党市委秘书长凤懋伦调研后认为。
闵行、浦东倒钩事件，引起了市政协委员们的普遍关注。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徐海峰说，倒钩事件说明本市客运交通配置资源与市民乘车需求日益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表示要从切断需求上加以整治，可考虑开发免费租赁自行车、区域性小公交等多种出行方式，解决老百姓的出行问题。
市政协委员、香港豪都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屠海鸣指出，上海出租车行业共有4.8万辆正规出租车，而“黑车”却有10万辆。屠海鸣建议政府购买一些廉价的小型车，“收编”非法营运从业人员供其使用，“与其让他们偷偷摸摸，不如让他们弃暗投明”。
“如何使城市运转流畅，交通问题是关键。”市政协主席冯国勤强调，在整治非法营运车辆联合行动中，市政协要充分发挥平台、渠道作用和委员的智力优势，为有效依法整治非法营运车辆多做贡献。
③ 治污——
杭州：增加单车数量 倡导低碳出行
杭州市政府已开始加快老旧车辆的更新和新能源客车的推广应用，从2010年1月1日起，杭州对高污染的“黄标车”限行范围将扩大至杭州市绕城高速
新闻背景：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机动车尾气污染物排放量也迅速攀升，成为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2008年4月，在杭州市政府的主导下，杭州公交集团与杭州公交广告公司共同出资500万元，组建国有独资的“公共自行车公司”，专司公共自行车试验。从今年年底起，杭州市将有5万辆公共自行车、2000个租赁点，全面覆盖所有的小区、大型商厦和超市。政府甚至计划在高架桥上设立自行车专用道。
前不久，浙江省杭州市政协城建和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九三学社界别组联动，组织委员对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考察，委员们认为，经过一年以来的发展，公共自行车交通系统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转变。目前，已有服务网点400余个，免费单车11200多辆，租用次数已达1170多万次。对于解决交通“最后一公里”，破解交通“两难”；改变出行方式，节约道路资源，减少车辆尾气排放；彰显城市品位，建设生活品质之城产生了积极影响。
市政协委员刘志义认为，“自行车是‘零碳’排放，是典型的适应于低碳城市生活的交通工具。”他建议把自行车放在城市客运交通大系统发展战略中进行规划和研究，建设一个低碳绿色交通系统。
对此，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回答说，杭州市正在重新考虑自行车的通行问题——“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可以两者兼有，实在不行，必须保证有自行车道。”
汽车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成为大气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在近日召开的2009年杭州市政协重点提案办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市政协向新闻媒体介绍了《关于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的建议》等8件重点提案办理情况。该提案由市委副书记、市长蔡奇领办，市政协主席孙忠焕督办，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
自2008年底“十纵十横”道路整治工程开工建设以来，杭州市政协委员就加强道路整治的战略性，减轻市民出行的不便；科学设计，避免反复翻修；十分注意质量，防止浪费；加强人行道与机动车道的隔离，注意行人安全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建议。
在市政协九届三次会议上，民革杭州市委提出了《关于加强机动车排气污染治理的建议》：加大检测站点建设；大力扶持公共交通，科学布局公交线路；建立资金补偿机制，加快老旧车辆的更新换代；加快对传统能源的优化和局部取代等。
“城市交通是城市建设的基础，是市民出行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座城市品质生活的具体体现。市政协和各位政协委员会一如既往地为城市交通建设出一份力，为共建共享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生活品质之城出一份力。”孙忠焕充满信心地说。
链接
长沙：科学“治堵”
在机动车保有量已经突破70万辆的长沙市，这两年通过实施有技术含量的交通疏导工程，用4亿元投资，就让市区道路通行能力提升了15%以上。
长沙市交通疏导工程，委托同济大学采用现场数据采集和分析、计算机模拟和优化设计等手段指导实施，致力于疏通堵车“节点”、打通路网“微循环”、清除主干道堵车“病灶”、革新管理理念等，既涉及“硬件”，也包含“软件”。
长沙在一些路段打破常规，在道路中间设右转弯车道后，很多经常出现交通混乱的地点逐步变得井然有序。在一些长期堵车的路段，增加排队车道数、导流岛、隔离护栏，重新设计交叉口放行顺序和时间等措施，让堵车问题也大为改观。
（苏晓洲 谢 樱）
沈阳：严管“破肚”
为了不影响居民冬季交通出行和工程施工的质量，沈阳市规定每年从11月1日至次年4月15日期间停止审批道路挖掘施工行为。除煤气、供暖等公用设施管道紧急抢险工程外，其他道路挖掘工程都将被叫停。
据沈阳城建部门介绍，沈阳将进一步加强对马路挖掘施工行为的管理，防止随意对马路“开膛破肚”。挖掘完工后，要由城市管理部门和监理单位对现场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对路面进行恢复；对于未按审批挖掘道路或因施工造成其他管线损坏、路面恢复质量不合格的，由行政执法部门依法给予经济处罚，最高处以2万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限制其同类工程的施工准入资格。
16、污染企业借尸还魂 猫为什么帮老鼠？
来源：中广网 2009-12-01
http://www.cnr.cn/china/kxkp/200912/t20091201_505693696.html
【事件】安徽太湖县有一家再生铝企业，年产量只有几千吨，应当依法关停，并一度被安徽省环保局挂牌督办。最近，这家企业却通过了当地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手续，恢复了正常生产。【皖挂牌督办难挡违规企业照常生产 凸显环保尴尬地位】
中广网北京12月1日消息 安徽太湖县光华铝业违规生产十几年，去年10月曾被媒体曝光，并被安徽省环保局挂牌督办，但环保部门却帮污染企业借尸还魂。对此，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赵九骁作如下点评。
赵九骁：一家本应依法关停的污染企业，却在环保部门的帮助下还魂，顺利恢复生产。在安徽太湖县发生的这个离奇故事当中，环保部门本来应当是一只保护公众利益、向污染宣战的猫，却主动和老鼠称兄道弟，伸出援手。而理由并不离奇，甚至带有普遍性。当地环保部门的负责人向记者倒出的苦水，也很经典：儿子管不了老子，环保部门得听地方政府的，如果是因为污染而否决这个项目，也就否决了县里的招商成果，影响了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快速增长时，就一定要牺牲生态环境，牺牲民众的生命与健康？
问题的关键，还是经济发展指标支配了地方官员的考核体系，并由此强化了不少地方官员对GDP的单一崇拜。于是，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虽然常挂嘴边，心中最惦记的，还是如果关掉污染企业，会影响多少的GDP、会减少多少的财政收入。在这些官员眼中，只有火热的招商成果和经济指标上升的箭头，却看不见污染企业不断排出的毒气，正污染江河湖海，侵蚀百姓生命健康。因为，只有那些箭头，才可能决定他们的升迁。
要改变这种错误的政绩观，必须将污染排放、环境质量和群众满意度等环保指标，尽快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体系。只有先把作为“老子”的上级政府管好了，才不会出现一起又一起猫帮老鼠的离奇故事。
同时，环保执法也应尽快探索垂直管理模式，以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对环保工作的压力，让环保部门的“腰杆”硬起来。
另外，猫不会凭白无故地帮老鼠，一家县级环保局蹊跷地将省级督办的污染企业的生产数据，从不合格改成合格，其中虽有当地政府的压力，但是否还涉及权钱交易，也希望相关部门能查一查。绝不能让腐败的脏水，污染了环保的大门。
17、从“锦绣龙城”复议案引发的反思，三问环评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2-01 刘文洁 张俊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0912/t20091201_628082.html
作为我国一项关键的环境管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的主旨是预防环境问题。但在目前的体制机制与操作规则构架下，环评其实存在着偏离其本来意义的危险。
一问:环评应该评什么？
只评价项目对外的影响而不审查外部环境对项目的影响，合法不合理
目前全国各地类似的纠纷不少。住宅类房地产项目紧邻交通干道、工厂而建，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很容易成为业主们质疑的焦点。
客观地说，环评制度关于只评价项目对外的影响而不审查外部环境对项目的影响的规定，是合法但根本就不合理的。环保的目的是改善环境，环评制度却对直接关系人居质量的环境问题视而不见，这非常不合理。
事实上，在我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浪潮中，房地产开发是各地环评审批最多的项目，此类项目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其实大多就是生活污水(少数涉及生态保护)问题。在建设了市政污水收集管网的地方搞房地产项目，很多时候，环评只不过是一种程序。而在保护购房居民免受噪声、大气污染的问题上，环评却恰恰严重缺位了。
追根溯源，我国的环评制度其实带有深刻的“工业情结”。这一制度设计更多是以化工厂、炼钢厂、造纸厂之类为假想对象的。在此情景下，环评的重点自然就倾向于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而在现实中，随着我国各地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发展，至少一半以上的项目是房地产、“三产”业。
此类项目不仅对外部的环境影响较小，涉及的评价技术多半没有多少“高科技”含量，评价的内容应当转向周边环境对项目、特别是对人的健康的影响，说穿了就是选址的问题。笔者以为，对环评评价内容进行改革已迫在眉睫。
二问:许可之责谁承担？
环保部门依法对环评负审批之责，但许可条件与标准不详，且受制于环评机构的技术鉴定结果
声称深受噪声困扰的不少业主在对环保部门的行为依据无法提出质疑时，表示对环评文件不考虑外部环境影响的法律规定很难理解。
听证会上，环评机构也表示委屈。他们辩称，尽管法律、法规有此不合理的规定，但考虑到项目紧邻铁路线这一事实，他们当初在编制环评文件时，就充分考虑了铁路线噪声问题，特地对“背景噪声值”进行了“监测”，结果鉴定为“达标”。之后在环评文件中也已写明，建议建设单位采取建隔音墙、绿化带、装隔声玻璃等措施。开发商则当场证明，他们已经落实了这些措施，“尽最大努力”减轻了噪声的影响。
这一辩论，似乎使问题更加复杂了。依照法律规定，环评机构实际上没有义务编制铁路噪声影响的内容，但是环评机构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提出了相关的“措施建议”。
这一陈述的思路实际上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一个项目能否获批，是取决于环评机构的环评文件，还是环保部门的审批权力？假如说取决于环保部门的审批权力，但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审批的对象是项目的“环评文件”；假如说取决于环评机构的环评文件，那么环评机构作为企业何以承担行政许可之责？
事实上，我国的环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环评这一技术鉴定行为的“市场化”。项目建设方委托某一环评机构来做技术鉴定，环保部门对技术鉴定的结果(即环评文本)与环评结论予以审查。
在环保部门鉴别是否同意的标准这一方面，法律、法规仅仅规定了环评分类目录、是否满足规划与环境功能要求等内容，其他则语焉不详。而对环评文件的内容与格式，则仅规定了一个并不具体的技术大纲。
这又暴露出现行环评制度的另一个问题:依法对环评审批负责的环保部门，不仅是许可的条件与标准不详，而且事实上受制于环评机构的技术鉴定结果。这无异于说，环评机构获利了，建设方获批了，环保部门却要承担起许可失误的风险；环评机构的环评文件成了行政决策的唯一依据，从而获得了一种事实上的“隐形许可权”。
这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当环评机构与建设方千方百计地要获得环保部门的批准时，环评文件大多都是尽善尽美，环评“结论”大多都是千篇一律的。虽然法律规定环评机构“对环评文件的真实性负责”，并有相关的罚则，但是当“真实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受害者能申请救济的途径恐怕只能是环保部门与法院。
笔者认为，只有充分的公众参与和广泛的群众监督，才能推动环评真实性与科学性的提升。
三问:法不责众该如何？
不环评强行建成了又当如何？环评制度的执行力有多高？
此案虽然告一段落，但转念想来，环评审批权可以说是环保部门的“第一权力”，但指望依靠现行的环评把关机制来预防环境问题，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问题。
如果当初“锦绣龙城”的建设方根本就没有向环保部门提出环评许可的申请，不买票而强行上车了、不环评强行建成了又当如何？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环评制度的执行力有多高？其答案不容乐观。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是环保部门运用频次最高的一部法规。按其规定，未通过环评审批而先建设的、或者先投入生产经营的，应当先由环保部门“责令补办手续”；只有当在规定时间未“补办”的才能进入行政处罚程序。而全国各地违反环评制度的项目何其多！
在现实中，按照规定的法律程序、主动申请环评许可的大概仅限于那些大型的国有投资项目。不计其数的工厂、房地产开发乃至一个小小的餐饮店，多半不会想到先去做环评。当很多项目都违法的时候，以环保部门目前的执法手段根本就难以叫停，更无法推倒重来。
而且，当环评制度身处地方利益的纠葛时，环评制度更是难以维护自身的尊严。“责令补办手续”的整改通知单多不胜数，手续实际上成了一种程序而已。
实践经验表明，基层环保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案例，涉及环评制度违法的占了多半。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环评制度其实是一个“孤岛”。
近几年来，各地纷纷出台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在此类文件里，大多要求“凡没有经过环评的项目，工商部门不得颁发营业执照、发展改革部门不得立项、银行不得贷款”。但是，我国法定的工商、卫生、安全、资源、建设等类许可都没有将环评作为“前置审批”条件。
也正基于此，在现实工作中，“决定”归“决定”，各部门无视环评和环保部门“前置审批”的情况仍大量存在，而环保部门却往往对此无力反击。
小区紧邻铁路线规划环保均称无责
锦绣龙城申请行政复议
2005年8月，一个叫锦绣龙城的大型住宅项目在几年前还是荒郊野外的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某地开工。开发商请环评机构编制了环评文件后呈送所在地的环保部门审批。
到2006年底，环保部门相继批复了此项目的环评报告，认为这些文件“编制合理”，“项目采取环评文件提出的环保措施后可以满足环保要求”，因此均“原则同意”。
今年4月22日，业主向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其依法撤销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分局颁发给武汉市源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绣龙城开发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7月20日，武汉市规划局做出行政复议决定，认为其开发区分局在发放《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要求开发商征求环保管理部门的意见，环评机构出具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开发区分局在审批意见中明确表述“同意该项目在拟定地点按拟定规模实施”。
武汉市规划局认为，环保管理部门认可规划设计方案中确定的规划设计要求，开发区分局颁发许可证的行为符合《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今年6月，“锦绣龙城”的67名业主先后向武汉市环保局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提出这一住宅区紧邻武汉——大冶铁路线，火车噪声严重干扰他们的生活，要求对环保部门批准此项目环评文件的行政行为予以审查。
经仔细调查后，武汉市环保局组织了有业主代表与开发商、环评机构和区环保部门参加的复议听证会。
环保部门称，根据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评针对的是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环评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分析、预测和评估”，在此基础上得出“评价的结论”。因此，环保部门审批环评文件的标准是项目本身对外部的影响问题，而没有义务审核外部环境对项目的影响。
据此，武汉市环保局认为，是武汉市城市规划管理局东湖开发区分局原则同意锦绣龙城规划总平面设计；“《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属于建筑设计标准，对建筑设计是否满足相关设计规范，环保部门没有审查权限”。
听证之后不久，武汉市环保局即依法做出了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决定。
不仅仅是发问
◆张俊
对于发生在武汉的这起行政复议案件，环保部门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规定，维持了原有的审批决定。
但这里却仍存在疑问:项目做了环评，环保部门审批了环评，开发商、环评机构和环保部门都依法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为什么居民的环境还会受到影响？为什么居民要求一个适合居住的房子这一合法的要求却不能得到满足？
我们从《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发现，其立法目的是“预防因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这也许就是居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他们认为环评更应该关心的是环境对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而目前的环评究竟是要预防和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公众需要什么样的环评制度？如何才能使环评制度发挥更大的效能？本文作者由“锦绣龙城”复议案引发的“环评三问”，问出了对环评制度从评价内容到谁应担责，再到环评执行力的疑惑，提出对环评之评价内容进行改革、杜绝环评文件市场化、以公众参与和监督促进环评文件真实性和科学性、将环保“前置审批”落到实处等想法。
如何才能充分发挥环评的作用？如何使环评真正达到“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之效果？我们希望这一个个的疑问，能推动《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变革，使环评制度更完善、更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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