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2009年11月25日，“第七届自然保护国际记者论坛”，绿色记录一年一度的盛会又开始了。还是去年那个小镇，罗马北部一个半小时车程的维特堡；还是去年那个酒店：一个叫做Domus La Quercia的古老城堡举行。今年的主题是：环境正在变化，故事、事实和人民（Climate is Changing: Stories, Facts and People）。由于哥本哈根会议临近，这个会议的气氛有些不一样。似乎与会的很多人都将在论坛结束后就前往哥本哈根，比如中国绿家园志愿者的负责人汪永晨。会后，论坛将以全体与会者的名义发布“维特堡备忘录”，似乎在为哥本哈根大会预热。

朋友们的热度还是和以往一样。国航939历经11个小时，从北京飞到罗马，出关不久，就遇到了同一趟飞机的汪永晨，其实，我们彼此知道是同一个航班，却刚刚见面。看来，罗马费米奇诺机场的改建已经完成，去年此时，机场到处都用编织袋的材料围着，今年已经光鲜如仪了。我们正琢磨在哪儿等车的时候，一群绿色纪录的朋友已经出现了——正是2005年我们第一次参加绿色记录论坛时，等候巴士的地方。Alex表情夸张地欢迎了我们。Alex是个活跃分子，罗马尼亚人，现在在加拿大政府的核安全部门就职。论坛里常来的还有另一个Alex，也是罗马尼亚人。

　　对于参会者来说，这个论坛就像是一个国际大聚会。我和汪永晨从2005年开始，汪永晨年年参加，历经五届，我也只是2006年缺席一届，都属于这个论坛的资深成员了。参会者大多数是从事环境领域报道的记者，也有一部分独立作家，比如美国的Dick Russul；还有一些环境NGO的负责人。我最初是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参加会议的。大家都有共同的话题，也在各自的国家面临相似的问题，所以每年秋冬之季前来意大利，慢慢地成了一种期待。在机场一同等巴士的还有很多熟人，大家一起说去年、前年的情景，说哪位会来，哪位不能来。有一种中国大家庭聚会的感觉。

乌拉圭先生，我们年年相见，但是我总是记不住他的名字，我从包里找出来去年拍的照片，里面有他一张特写。来自阿根廷的一对夫妻热情地欢迎了我，但是我一时却想不起来。一直到昨天夜里，晚饭之后，我才想起来，我们在07年认识的，我曾经与女士关于科学传播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昨天夜里，她又让我回想起好多事情，那次会议曾组织了一个在罗马的参观活动，出来之后，走向巴士的路上，路过鸽子的势力范围，它们在头顶肆无忌惮地向路上的行人投掷粪便，我们只能四处躲藏。散会的时候，我们在机场告别，她送给我一个小袋子，是装硬币的，我回赠她一个塑料夹，也是装硬币的。还有几位第一次参会的朋友，一位黑人女士来自肯尼亚，一位黑人男士来自苏丹，不远处另一组座位上，有一位蒙古盛装打扮的女士，等到我们出发时才发现，原来她也是新成员。

肯尼亚记者

大会在9：30开幕，这次比较准时，只推延了十几分钟。

我们熟悉的老头，绿色记录的总书记阿历方索（ Alfonso Cauteruccio）致开幕词，表达了对各位的欢迎，对大会的期待，提到了哥本哈根。哥本哈根无疑是本次论坛的关键词。

然后，如去年一样，维特堡主教 Lorenzo Chiarinelli 致辞，他说，气候变化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类的家园，清新的空气，洁净的河水，湛蓝的天空，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礼物，但是有些人走错了路。

大会主席

程序中维特堡省主席的发言取消了，大会进入了正式议程。主持人安娜（Anna Maria Fausto）是突斯卡亚大学环境系的系主任（Director of the Environmental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Tuscia），她说，我们要把气候变化的消息传给尽可能多的人。

发言

第一个发言的是列娜（Leena Srivastava）,印度能源研究所的执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of TERI, the energy and Resources Institute, India），她的发言主要是介绍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共识，她大量引用IPCC的资料，说到了二氧化碳浓度、气温、冰川等等，大致就是戈尔所引用过的数据。

第一个发言人，引起的提问很多。列娜在回答中非常强调新技术的重要意义，说到IPCC是一个科学家的群体，不直接涉及政治。

茶歇之后，12点，才是第一个正式的大会报告。报告人是：

詹尼特（Janet Larsen）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Director of Research, Earth Policy Institute, U.S.A），她的题目是：怎样保护气候，并走出全球经济危机（How to protect the climate and come ou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她的发言总的来说，在我看来，过于乐观。她提到，石油生产已经过了峰值，意味着今后会越来越贵。但是有一点好消息，过去一年，温室气体释放减少了3％。她认为，有可能将经济增长建立在绿色道路上。解决的方式当然是新技术，新能源。和莱斯特布朗一样，她也说到计划B。其基本方案包括：稳定人口；保护生态系统；稳定气候等等。她要求大家随时问：能量的使用是否有效，是否是绿色能源。关于我们个人能做什么，她说，简单的回答是，换个灯泡。但是只是如此，当然是不够的。她也提到了整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她说：不要问：怎么能让每个人都有汽车，而要问：怎么能让一个城市设计得能让人方便的移动，而不是方便汽车方便移动。

在回答问题时，她对于公众的觉醒充满了信息，她认为，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国政府不签署东京议定书，但是很多城市说，我们自己签，有上千个城市签了。

汪永晨也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问题，冰川消失，垃圾增多。她说，中国政府面临的困境是，要在冰川问题和食品问题之间找到平衡。

意大利人的时间表很异于常人，午餐是中午1：30，下午三点继续开会。

首先是艾里克（Erik Assadourian）,美国世界观察研究研究所的研究助理（Research associate at Worldwatch institute, USA.）发言，气候变化和我们这个星球的健康状况（Climate change and the planet health conditions），他的观点倒是与我有共同之处。他问：可再生能源能够解决问题吗？我们这个地球到底能够承担多少人？在发言中，他对消费主义的范式提出了批评。他指出，消费主义对我们的生活观念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欢呼购买了新的东西，比如手机之类。人们的生活按照新产品重新结构，比如在汽车之后，孩子们就不能在马路上玩了。

他指出了改变人们观念的六个重要机构：

1，教育

2，商业：重新定义商业的目标

3，媒体

4，政府

5，社会运动

6，传统

最后一个演讲者是Stefano Zamagni，包罗娜大学的教授（Professor of economic at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他的题目是：经济危机和环境危机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crisi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

下午的议程在18：30结束，晚餐在20：00开始，这也是大家交流的大好机会。晚餐在酒店古堡地下的大厅举行。我旁边是迪克罗素，美国的独立作家，关于环境已经出了好几本书。我给他讲了2005年的中国环境事件，我今年2月初在克莱蒙学院讲座的内容，他非常感兴趣。

犹里也是学物理出身，现在在俄罗斯一个最大的环境普及杂志《生态生活》任负责人，他曾经把我的文章翻译成俄文，发表在他的杂志上。他向我表达了访问中国的强烈愿望。

以下内容：

文图　汪永晨

罗马国际记者年会始于2003年，今年已经是第七次。我们中国从2005年开始参加，今年也是第五年了。

会场外

一年一度这样的国际环境记者年会，组办者说，欢迎回来，让人有一种回家的享受。

会场门口

会标

全球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每年一次在这里讨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今年所有的话题都是全球气候变化。菲律宾电台的记者艾米说，她的家乡过去从来没有洪水，地势很高，现在也受到洪水的困扰了。

2009年罗马国际记者年会开幕

乌拉圭记者阿维罗说，他们从小学地理就知道了，乌拉圭是风调雨顺的国家。每年11月是乌拉圭的春天，可是今年，突然天天下雨，甚至冰雹。国家一半的地域遭受洪水。

对于一个地理书上都说是没有自然灾害的国家，没有经受灾难的准备。积水淹了城市，漫延到村庄。

阿维罗在记者年会会场

阿维罗在给我讲这些时，一再强调：我们是个没有灾难的国家，从我记事起就是风调雨顺。全球经济危机都没有影响多少国家经济，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很缓慢。现在却深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

会议的第一天，我接受了意大利电视台的采访。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而是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他们希望知道我的看法，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10年以后，中国的经济会不会主导全球；再有就是怒江建坝和三峡建坝时的区别。

我的回答是，怒江建坝和三峡建坝时最大的区别，就是公众的参与。那时是人大表决。现在有法律保障的公众参与。尽管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公示环评报告、利益相关群体、媒体和民间环保组织还是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关于未来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影响全球，我想回答应该是肯定的。但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在强调GDP的时候，也要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一个勤劳、节俭的民族来说，如果能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路，倒是十分重要的，并且一定会在今后影响到全世界的。

我当然也强调了我们国家现在在发展清洁能源上的力量。现在中国是太阳能和风能产品的出口大国，但是这些现代科学技术，这些被认为是清洁的能源，在欧洲广泛使用的时候，在中国却还处于等待发展的阶段。

在今天召开的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上，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时候这种国际记者年会也能在中国召开。全国性的，关注环境的记者一年聚会一次，共同探讨我们身边发生的有关环境的问题，探讨发展模式、学习自然常识、交流保护经验、组织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队伍。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今年11月24日至29号，明天将重点讨论全球气候变化。

2、中国力促2015年60%主要湖泊水资源达标

来源：新浪财经 2009-11-26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myfk/200911/t20091126_310894.html

第四届中国(国际)水务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孙雪峰介绍了水资源管理3条红线实施的第一步目标，其中包括到2015年，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上升到60%。

第四届中国(国际)税务高峰论坛在京召开，会议主题为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围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村饮用水安全、节水灌溉、水利信息化与应急管理、水务投融资和水价等大家都关心的话题展开讨论。

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以占世界平均水平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保障了国民经济3倍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高速增长；以占世界6%的淡水资源、9%的耕地，养活了占全球21%的人口。但中国人多水少、时空分布不均衡的问题仍存在。

胡四一表示，按照2009年全国水利工作会议的要求，要从我国的基本水情出发，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水利部已经进行具体部署，明确提出划定水资源管理的“红线”，严格执法监督。

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孙雪峰透露，关于“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具体部署方案，近期将出台。今后，水资源管理将设立开发利用、用水效率、限制纳污3条红线。

孙雪峰介绍，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将严格流域区域的取水量，实施取水许可，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用水效率红线的设立，目的是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推进污水技术改造；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将严格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

孙雪峰介绍，水资源管理3条红线设立的第一步目标是，到2015年，全国用水总量控制在6200亿立方米以内；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现状下降30%以上，农业灌溉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2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达标率从现状的41%上升到60%。(华艳发自北京)

3、我国研究神农架生态补偿 探索建地区生态补偿机制

来源：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7102.html

　　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魏梦佳）由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等研究制定的《神农架林区生态补偿研究报告》２５日在武汉通过专家论证，以解决神农架林区生态保护与发展矛盾，为我国建立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示范。

　　蜚声中外的神农架是全球中纬度地区唯一一块保存最为完好的原始林区，是第四纪冰川时期动植物的避难所和栖息地。然而多年来，为了保护生态，资源利用受限，神农架等许多生态地区承受着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压力。

　　为推动建立生态补偿标准体系及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于２００７年底开展研究神农架林区生态补偿课题，并于去年底完成《神农架林区生态补偿研究报告》。

　　２５日，我国著名环保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等７位来自环境保护部及中国农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学院专家，对此项研究报告进行论证。据介绍，课题组经过系统研究，在神农架林区生态资产评估基础上提出了神农架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效益、矿产资源开发、水电资源和旅游资源开发５大领域生态补偿方案。

　　专家认为，课题组系统研究了林区各领域生态补偿标准，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补偿标准体系及资金来源设计方案，这在我国同类研究中具有鲜明特色，也是我国区域层面提出的有较强可操作性的生态补偿方案。

金鉴明院士说，生态保护区是国家生态安全、地区发展的绿色屏障，对全球气候变化、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神农架林区的生态地位极其重要，在此开展生态补偿课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专家建议，国家及湖北省有关部门尽快启动神农架生态补偿试点，为全国建立地区生态补偿机制发挥示范作用。

4、“973”计划聚焦华北地下水危机

来源：科学时报 2009-11-26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50541259220233_1.shtml

　我国地下水科学领域首个“973”项目“华北平原地下水演变与调控”今天在石家庄启动。项目预期在5年内为发展大型平原（盆地）地下水系统科学理论、实现华北平原水资源和谐利用提供有力支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科技创新价值。

　　记者在当天举行的启动会议上了解到，该项目是在华北平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制约、区域地质环境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申报设立的。项目的总体目标包括：发展人类活动条件下大型沉积盆地区域地下水演变理论；阐明地下水资源开发—环境变化—经济发展协调机制，构建地下水资源调控平台与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式；提出科学利用地下水资源方案，为南水北调条件下“地下水复合漏斗”控制和修复提供科技支撑。

　　据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石建省介绍，华北平原地下水的持续供给，对保障我国首都经济圈水安全、粮食安全、工程安全和环境安全具有重大支撑作用。过去50年中，这一地区大量开采地下水已经使地下水总储量减少约1300亿立方米，同时超采还引起地面沉降等诸多地质环境问题，目前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漏斗超过2万平方公里，深层地下水漏斗超过7万平方公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下水漏斗。地下水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瓶颈。

　　“华北平原地下水系统是我国乃至世界沉积盆地地下水系统的典型代表，是国际水文地质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也是最有希望通过科技攻关创建地下水演变与调控基础理论体系独特的研究课题。”石建省向记者表示，这次科技部“973”计划支持开展华北平原地下水与相关环境问题的研究，对提高我国地下水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创新能力意义重大，项目的突破将有可能使我国在区域地下水演变研究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另据记者了解，该项目由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主持，联合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南京大学、中科院研究生院和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等8家国内重要水文地质科研单位承担研究任务。

5、云南滇池草海水质类别总体劣于Ⅴ类

来源：新华网云南频道2009-11-26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50431259198760_1.shtml

今年三季度，云南滇池草海水质类别总体劣于Ⅴ类，与去年同期相比没有变化；外海水质类别为Ⅴ类，与去年同期相比由劣Ⅴ类上升为Ⅴ类。

根据滇池污染综合治理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今年三季度滇池水质状况及治理公告：今年三季度滇池草海水质类别总体劣于Ⅴ类，主要监测指标中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和阴离子洗涤剂超过Ⅴ类水标准。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８２．８，与去年同期相比，水质类别没有变化，均为劣Ⅴ类，营养状况均为重度富营养。滇池外海水质类别为Ⅴ类，综合营养状态指数为６６．７，主要监测指标中总氮超过Ⅴ类水标准。与去年同期相比，水质类别由劣Ⅴ类上升为Ⅴ类，营养状态没有变化，均为中度富营养。

监测的滇池入湖河道共有２９条。从９月份入湖断面监测结果显示，除西坝河本月监测时断流无监测数据外，只有７条河流达到其水质保护目标要求：南冲河、东大河、洛龙河和古城河的水质类别为Ⅲ类，捞鱼河和乌龙河的水质为Ⅳ类，护城河水质类别为Ⅴ类；其余２２条出入湖河流水质均未达标，水质类别均为劣Ⅴ类，主要超标项目为氨氮和总磷等。

记者采访了解到，《滇池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包括了滇池北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饮用水水源地污染控制、生态修复、垃圾及粪便污染治理、入滇池河道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监督管理及研究示范等６５个项目，总投资估算９２．３亿元。至２００９年９月底，规划中的项目已完成２１项，占规划项目的３２．３１％；在建４３项，占规划项目的６６．１５％；正在开展前期工作１项，占规划项目的１．５４％。

6、珍稀黑鹳光临南京引鸟友轰动 全球仅3000只(图)

来源：《扬子晚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3439.html

黑鹳来了

红嘴巨鸥

楔尾伯劳

　　珍稀黑鹳光临南京

　　全球仅3000只，鸟友们还发现了楔尾伯劳、黑脸琵鹭等

　　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气候波动也比较频繁！但是一些常年不易见的北方鸟却频频在南京现身。这段时间，鸟友陆续在长江湿地发现黑鹳、楔尾伯劳、黑脸琵鹭等罕见鸟种，可谓是惊喜连连。

　　轰动：黑鹳让鸟友惊奇

　　鸟友范明24日在湿地拍摄到了一只罕见的黑鹳，还是幼鸟，这在鸟界引起了一片哗然。昨天，鸟友们更是组团扎堆前去寻找。一只黑鹳为何能引起如此大的轰动？

　　这还要从黑鹳的身价说起，黑鹳又名乌鹳、黑巨鸡，是世界濒危珍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曾是分布广、较常见的一种大型涉禽，但近几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种群数量骤减，在瑞典、丹麦、比利时、荷兰、芬兰等国已绝迹，全球的总数量仅存3000只左右。

　　而在南京引起轰动，除了这傲人的“资本”外，更是因为它之前从未被鸟友记录过。“黑鹳越冬地带一般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南京很少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因为飞得很高，范明也只能逆光拍摄到这种黑鹳。但是懂行的一眼就看出，那就是黑鹳！

　　奇怪：巨鸥捉鱼又放生

　　除了黑鹳，鸟友这几天陆续在江边湿地看到了楔尾伯劳和红嘴巨鸥，这些虽然不如黑鹳珍贵，但也是今年第一次见到。特别是红嘴巨鸥一般只在沿海地带出没，南京难得一见。

　　红嘴巨鸥不仅第一次出现，而且一来就是上千只。这种鸟可谓“最上镜”，红色的夸张的大嘴配上黑帽子，别说有多威风了。而“极乐鸟”还发现了奇怪的一幕，红嘴巨鸥以极快的速度从水塘里叼起大鱼，却没一会儿，又松口将大鱼放掉。在几经观察之后，“极乐鸟”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原来这是“鸟妈妈”在向幼鸟传授捕鱼技巧呢，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疑惑：是天气异常逼其南下？

　　听说南京来了这么多罕见的鸟，鸟友们也按捺不住，昨天纷纷前往寻找。但是，鸟友“极乐鸟”说，这些鸟儿很可能只是过客，再去探望，已难觅踪迹。“黑鹳的到来，是不是可以说天气异常导致的结果？”“楔尾伯劳一般在黄河一线以北生活，南方长江一线很少。”为什么今年南京出现这么多稀有的北方鸟种，鸟友在网上纷纷讨论起来，其中更是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是天气原因造成。另一派则认为是鸟儿们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劣了。

“天气说”鸟友认为，今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十一月份的这场大雪可能会促使靠北一些的鸟儿南下，到长江流域一带越冬或者盘桓。但是更多的鸟友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意见。范明认为，这些鸟儿大多是在鱼塘以及隐蔽的湿地处发现，因为这里有丰富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吸引着它们。对城市来说，周边的天然湿地是稀缺的自然资源，如今各地湿地都在大面积缩减，这或许是鸟儿们找到的一片“净土”。

7、三峡水库今年蓄水至175米几率已很小

来源：新华网2009年11月26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6/150719133633.shtml

　　新华网宜昌11月26日电（记者江时强、吴植）26日上午，三峡入库流量跌至5600立方米／秒，仅为三峡水库试验性蓄水起蓄入库流量的四分之一。试验性蓄水艰难推进，由于长江已全面处于枯水期，水库蓄至175米的几率已很小。

　　26日8时，三峡坝前水位为171．31米，较24小时前稍有回落。记者从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了解到，三峡水库的设计防洪库容为221．5亿立方米，试验性蓄水自9月15日启动以来，已蓄水约180亿立方米，距蓄满还差约40亿立方米。

　　长江每年11月进入枯水期，目前三峡水库上游来水量呈直线下跌之势。10月底，三峡入库流量跌破10000立方米／秒，11月上旬跌破7000立方米／秒，近日跌破6000立方米／秒。三峡枢纽梯级调度中心的水情预报显示，本周内三峡水库上游无较大来水。

　　三峡水库原计划于今年10月底或11月初蓄至175米最终水位，此后三峡工程将由初期运行期转入正常运行阶段，全面发挥防洪、发电、通航、补水等综合效益。然而，为缓解今秋长江中下游旱情，三峡水库多次加大下泄，蓄水进程受到影响。目前，三峡水库已比原计划多下泄40多亿立方米水量。

据了解，现装有26台单机容量为70万千瓦巨型水轮机组的三峡电站，自2003年首批机组投产以来，已累计发电3600多亿千瓦时。截至26日，该电站今年已发电748．18亿千瓦时。

8、哥本哈根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0911－26　杜悦英

http://www.cet.com.cn/20091126/i1.htm

——访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

１１月３０日，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第１５次缔约方会议（ＣＯＰ１５）的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将启程飞赴丹麦哥本哈根。对于哥本哈根大会，中国有着怎样的立场与态度？１１月２４日，在搜狐绿色演播现场，包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了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国际谈判和国际政策处处长李高。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应当如何定位？

李高：２００７年在形成巴厘路线图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哥本哈根会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如果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合理确定、发展中国家适应与减缓、资金、技术等问题能进一步解决，气候变化危机能进一步控制，那就是成功。

实际上，一些人给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希望过大。哥本哈根会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还要往前走，还要进行新的科学的研究，做出新的科学评估，根据这些评估调整政策和措施。

今后随着各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应对气候变化认识进一步深入，还会有新的国际进程来解决新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预期，应该说对哥本哈根谈判的成功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经济时报：那么，哥本哈根会议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李高：用百分比来回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有一定困难，毕竟大会有一百多个缔约方，需要包容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我认为，至少有一点，即国际社会在积极推动、争取哥本哈根会议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方向上，是没有疑问的。

中国对于哥本哈根会议来说是一个积极促成者，中国政府充分地表现了对哥本哈根会议的重视。我们希望通过努力促使大会成功。

中国经济时报：发展中国家参与谈判的原则是什么？

李高：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合作，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找到一个共同的方向，设计共同的有效框架进行共同努力，通过不同国家间的合作磋商推动气候谈判，是非常有益的。

对于谈判原则，全球应该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来无约束地排放温室气体，积累了今天的财富，如果它们不对发展中国家做出补偿，而是想通过全球新协议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有违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原则，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

发达国家应当按照公约的要求来进一步承担大幅度的、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要采取积极的减缓行动。实际上我们所做的远远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要求。

中国经济时报：发展中国家集团将在哥本哈根前做怎样的协调？

李高：７７国加中国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集团，总共１７３个国家。这些国家在大的原则上是完全一致的，就是要求发达国家减排，要求他们实施资金、技术上的转让。

但具体而言，由于国情不同，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对不同问题的关注程度也不同，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内部做出更多的协调和包容。每一次谈判会之前，７７国集团加中国都有协调会，发展中国家在大的方向性选择上保持一致，对于一些分歧，也还是愿意通过内部的磋商来协调解决。

我认为，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特别在最近发达国家要废弃“京都议定书”声音高涨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团结起来维护共同利益方面，会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经济时报：巴塞罗那会议上，非洲代表集体退场抗议欧洲国家把谈判引离轨道。你如何评价发达国家业已公布的减排目标？

李高：国际社会对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有很高期望，目前情况有进展但不足。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之外陆续提出了各自的减排指标。虽然这些指标远远达不到国际社会的要求，但总算前进了一步。希望国际社会进一步对发达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提出更高百分比的减排目标。

美国虽然拿不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内的指标，但是美国方面表示不会空手去哥本哈根，美国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一个法案，已经有一个指标，虽然参议院可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完不成立法程序，但是美国政府希望通过跟国会协调能够有一个减排数字可以带到哥本哈根会议上，这也算做发达国家的一个进展。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评价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磋商？

李高：中美都是全球高碳排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加强磋商和合作，不仅对两个国家有益，也对全球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７月份中美经济对话签署了气候变化方面的备忘录，中美也建立起关于气候变化的部长级对话机制，这样的交流对于促进中美两国取得共识，推动谈判有很大益处。

中国经济时报：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目前有怎样的共识？

李高：我们还没有解决资金机制的构建问题，但是各方已经同意建立一个新的机制，大规模扩充资金来源，而且这些资金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目前已经形成基本共识：有一些国家已经提出了未来几年的捐资计划，比如欧盟和日本。

虽然资金问题仍然远远达不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但也向前走了一步，资金的支持规模比前几年有所扩大。

中国经济时报：技术转让方面，有什么好的想法？

李高：我们对于建立一个技术机制已经有了基本共识。技术转让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但公约谈判一直没有很大的进展。目前的一个共识是，哥本哈根谈判应该形成一个技术机制。技术机制确实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以低成本方式来获取发达国家的资源友好型技术，但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欧盟等更倾向于搞一些信息交流、专家咨询服务等等。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取得一致，但目前各方均已认同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和相关机制的建立。在共识形成的前提下，对于比如机制怎么建，怎么样运行等细节讨论，根据情况往后放，也是可以的。

9、气候10年无变化？部分科学家认为地球未明显变暖

来源：《科技日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6881.html

　　进入11月份，德国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虽然阴雨连绵，但气温并不低，丹麦的气象研究所甚至预报，在12月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气温可能会较常年的平均气温偏高1摄氏度。而在中国的北方大部分地区，今年11月份就下起了几十年未遇的暴雪，气温骤降。登上长城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紧裹大衣，感叹没想到北京的天气和他老家芝加哥一样冷。

　　中、美、欧三地气温的差异和人们的感受，似乎预示着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方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看法也难以一致，至少在科学界是如此。

　　事实上，全球范围的平均气温在1998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值后再也没有出现新的纪录，这是德国基尔莱布尼茨海洋科学研究所著名的气候研究专家马杰布·拉夫提得出的研究结论。地球的气温从20世纪70年代直至90年代末平均增加了0.7摄氏度，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拉夫提的计算机气温曲线图显示，最近的10多年，全球的平均气温基本上处于一个平台的位置，没有明显的增加。拉夫提称：“地球变暖处于一个暂停状态并不奇怪，不可能年年出现新的纪录。”

　　英国哈德利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最新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支持了拉夫提的观点。这份报告显示，从1999年至2008年，全球平均气温仅增加了0.07摄氏度，而不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中所说的0.2摄氏度。如果加上厄尔尼诺和拉尼拉两个气候影响因子，实际气候变化接近于零，相当于停止状态。这份报告也指出，世界各地区的气温变化差异还是很大，例如极地的气温增加了近3摄氏度，这也是导致极地冰川加速融化的原因，但在北美、西太平洋和阿拉伯半岛地区气温却在下降，欧洲大部分地区气温略有上升。

　　通常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方面，喜欢报道极地冰川正在消融，并由此导致海平面上升，进而可能产生一连串灾难的恐怖后果。事实上，极地冰川融化并不代表整个地球变暖，全球气候变化监测网共由517个气候观测站组成，每个观测站在地球上都是很小的一个点，必须利用大型计算机对整个观测区域进行计算。另外地球上还存在许多气候观测盲区，例如覆盖面很大的南北两极只有约20个观测站。哈德利中心的研究人员认为，将极地的气候变化视为全球的气候变化是不客观的。

　　拉夫提表示：“我们必须公开地说明，温室气体造成的温度增加不会接二连三地创新纪录，而是存在自然的上下变化。”将个别地区的气候现象，如马里的干旱、中美洲的飓风作为普遍意义的气候变化例子是不合适的。拉夫提指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太多地主观推测气候会一直上升，而事实上气候是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甚至气候变冷也很正常。他称一些研究气候变化的专家喜欢用计算机模型预测百年以后的气候变化情况，却不敢或无法预测10年以后的情况，因为这样的研究没有风险，就像算命大师一样。

　　拉夫提认为，自然因素是影响地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因素，其中海洋洋流规律的变化、太阳活动周期以及火山喷发对气候的中期变化起决定性作用。例如1991年6月的皮纳托博火山喷发，使全球气温下降了0.5摄氏度。最近10年人们很少听到太阳黑子活动的消息，是因为太阳活动周期处于低潮，美国宇航局的研究人员认为，太阳活动是影响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海洋研究专家，拉夫提注意到太平洋较冷的底层洋流向赤道移动的现象增强，这也可以解释赤道附近气温有所下降的原因。拉夫提称，如果太平洋底层洋流确实是减温因素，在未来的10年内，全球气候还将保持相对稳定状况。

　　在德国众多的气候研究专家中，拉夫提算是一个非主流观点的专家，大部分的专家还是支持IPCC报告的观点，深信全球气候确实是在变暖，而且人类活动是影响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参与编写IPCC报告的德国波茨坦气候变化后果研究所专家拉姆斯托夫甚至和拉夫提打赌2500欧元，称自己一定会赢。对此拉夫提表示拒绝，称：“我们是科学家，不是玩扑克游戏。”（本报柏林11月23日电）

10、卢广：没有照片污染就不存在？

来源：新京报 2009年11月04日

http://www.dpnet.com.cn/school/20/12540/2.shtml

编者按：卢广因为拍摄中国的污染问题在国外获得了大奖，面对是否故意揭疮疤，是否爆家丑以媚外的质疑，卢广反问：难道我没有拍这些照片，那些触目惊心的污染就不存在了？

　　新京报：拍摄《中国的污染》是怎么开始的？

　　卢广：拍西部污染是很偶然的。2005年，我去内蒙古乌海市，想去看看小煤窑。因为我第一次去乌海时就曝光了小煤窑里安全性极差的工作情况，引起了我的关注。十年后，我想去看看小煤窑怎么样了。结果发现，小煤窑好多了，但十几公里外黄色的烟非常大。我就赶过去，看到方圆50公里的范围内，聚集了七八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园区。以高耗能、高污染的炼钢厂、焦化厂、电石厂居多。109国道边还耸立着一块牌子———“欢迎光临中国最大的高耗能工业园”。

　　新京报：所以你想到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卢广：记录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把它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污染。曾见证过无数屠杀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创始人伯纳·库什纳曾说过：如果没有照片，屠杀就不存在。这句话放到我这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照片，污染就不存在。

　　新京报：看到你的获奖作品一共曝光了12个省市，是你所拍的所有城市了？

　　卢广：在网上公布的是12个省。我选照片的时候，是根据每个地方的污染源不一样，结果就挑出了12个省份有污染的地方。其实被污染的省份要多于12个。

　　新京报：拍摄过程中，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卢广：我第一次感觉到污染程度很严重的是在乌海市。今年我去了河南洪河，也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当地群众每天喝的都是被污染的水，根本没办法解决问题，挣的钱都用来治病，最后钱没了，人也走了，这种故事太多太多了。

　　新京报：你的这组照片在网上公布后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你最近收到过反馈吗？

　　卢广：多了，有些是感谢的。照片在网上发表出来后，有个村庄的书记就找到我，很高兴。他之前已经花了很多精力，当地的村民都站在工厂门口抗议，但都没用。我还看到在常熟当地影响很大。不到两小时，点击率就有2万多，当地政府说了很多，说卢广这个人人品不好啊。但当地的网民就一句话：卢广所拍照片中被污染的水，是否是真实的？我只要安全的水。

　　家丑外扬？

　　国内不理睬，我怎么办？

　　新京报：你的这组照片在国外获奖，也被一些人认为是在揭“家丑”。

　　卢广：我拍那么多照片，最初是给国内，但国内不理睬。我多次给环保部、给国内媒体发表。有些地方也给发表，但没有什么效果。我心里着急啊，我拍了五年，这些地方的污染却越来越严重。很多执法部门能够做的，却没做。你说我该怎么办？难道让污染继续下去吗？没办法，我最后只能拿到国际上去。

　　新京报：《中国的污染》的专题去年就得了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助研奖，而今年又拿去评奖。这意味着这组照片是为了专攻国际奖项吗？

　　卢广：当初拿了助研奖，评委认为照片很好，但感觉还不到位，就先资助，让你再去拍，然后还可以再参加比赛，这是国际的惯例。哎呀，要针对国际奖项，我就不拍照了，我就去赚钱算了。拍照，我从来没有想过获奖。如果为了获奖，那我不如去赚钱。我们拍照的目的是解决问题。我拍到河南洪河，就是想让那的人喝到干净、安全的水。

　　新京报：我看到这一两年中国摄影师频频在国际上获奖，类似去年姚璐的《姚璐的中国景观I———行春古渡图》让他获得了巴黎摄影展大奖。这种曝光国内环保、污染问题，是不是在迎合西方口味？

　　卢广：为什么不好的(负面的)题材受到关注，因为你也关注这个话题啊。大陆的摄影师每年在国际上得了多少奖，有人去关注吗？其实我们在国际上得的奖项有很多，好的(正面的)大家就不关注。中国摄影师好的多得很，缺少的是思想。

　　新京报：我注意到你在国内获奖的都是正面题材，但在国际获奖的却是批评性的。外界认为这是为了出名，是种讨巧、投机的姿态？

　　卢广：你说讨巧，完全不是那回事。我刚才就说了，我这些照片本来是给国内的，就是因为在国内我多次给一些单位、部门，都无法解决，而且一年比一年严重。我心里着急啊、难受，希望越快地解决越好。在国内比赛中，我也送过批评性题材。有一次我送了两组，一组是《中国水危机》，另一组是反映北京环境好转的《北京的承诺》。结果获奖的是《北京的承诺》。

　　对有些人来说，会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现在社会发展了，但他的思维还没有跟上，没有达到一定高度，还站在小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还没有走过中国，还没去过这些被污染影响了生活的家庭。他还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污染是中国很严峻的问题，少数人获利，大多数人受害。(记者李健亚)

　　尤金·史密斯奖

　　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摄影奖每年都颁发一个大奖和两个助研奖。成立于1979年的尤金·史密斯基金会为纪念著名摄影师尤金·史密斯而建，秉持着“对摄影的激情、对生命的关怀、对社会的探究”的原则。此前，中国人中只有台湾摄影师、玛格南图片社成员张乾琦获得过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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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话环保专家：怎样缩小差距增强绿色竞争力?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9年11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25/content_12537715.htm

和谁对话?

赵英民，博士，历任原国家环保总局办公厅处长、科技标准司副司长、司长。现任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同时担任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循环经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球气候观测系统(G　C　O　S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家气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环境保护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

　　为什么对话?

当前，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不少国家都在推行绿色新政，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我国政府也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绿色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同时也说明我国在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科学发展方面有着迫切的需求和广阔空间。我们想知道，中国要发展绿色经济，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如何解决？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改进？

　　赵英民怎么说?

国际金融危机在重创传统经济的同时，也为我们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需要首先缩短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在绿色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不动摇，强化政府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出台新的大规模刺激计划和政策措施，加大对绿色经济行业投入。

对话人 赵英民 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

采访人 中国环境报 记者郭薇

点击一

焦点关注 怎样应对资源环境危机

关键思路 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记者: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已经或正在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方案以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人们似乎存在一个共识，即这种投资和支出是恢复经济增长和改善就业前景所必需的。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赵英民:在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在苦思冥想寻找补救办法，激烈讨论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应该看到，另外一些危机，如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粮食安全、水资源匮乏等正在慢慢逼近，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

记者:这些危机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与国际金融危机相比，其不同点是什么？

赵英民:中国经济在高速发展30年后，未来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这将严重影响我国保持和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果，并将影响到中国在本世纪中叶能否实现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

首先看能源问题。2008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为28.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4％。对能源的巨大消耗已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目前中国原油的对外依存度仍在持续扩大。由于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加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低下的能源利用效率，一方面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能源，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2008年，中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为全球第一。在全球不可再生能源日益减少和中国经济腾飞需要巨量能源的背景下，如何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是一道必须破解的题目。

再看粮食问题。从世界范围看，虽然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短时期内拉低了食品价格，但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挥之不去。从中国的情况看，2008年我国建设占用耕地19.16万公顷，因农业结构调整减少耕地2.49万公顷，除去因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的耕地，当年净减少耕地1.93万公顷。水土流失面积356.92万平方千米，占国土总面积的37.2％。生态系统的大面积破坏和退化，不仅表现在总面积减少，更为

严重的是结构和功能的降低或丧失。与此同时，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水资源危机更为严重。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足2300立方米，约为世界人均的1/3，现有水资源正遭受严重的污染威胁，资源性缺水和水质性缺水使水资源短缺问题雪上加霜。2008年全国七大水系的409个水质监测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仅占55％，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占20.8％，部分流域污染仍然十分严重。

在这些危机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气候变化，这场危机带来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

记者:今年底国际社会将在哥本哈根召开会议，就后京都时代的温室气体减排做出具体安排。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公约和措施是否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否将进一步加剧我国能源短缺的严重局面？

赵英民:目前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达到生态临界点，如果不立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在全球变暖面前尤为脆弱，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平均升温幅度与海平面上升速率均高于全球水平。在未来20～30年内，中国因全球变暖导致的水资源短缺和粮食危机将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人类面临的这些危机中，金融危机的影响是短期的，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临时性的，而诸如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水危机的影响却是长远的，应对措施将是长期的。从影响的猛烈程度看，金融危机的危害更加猛烈；从影响的深刻性和长期性看，资源环境危机更加危险；当这些危机叠加在一起时，其复杂程度和影响就会无限放大。因此，应对当前的多重危机，需要进行系统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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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绿色 “湘江大坝”坎坷出生记

来源:南方周末2009-11-25　鞠靖

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29

什么原因让它20年里一直阻滞不前，又是什么原因让它一年内神速推进，一朝上马？

9月30日上午，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以下简称“长沙枢纽”）在长沙市望城县高塘岭镇开工了。5年后，一座拥有1750米长的坝顶公路桥在内的湘江大坝将截断湘江水。

和任何一个涉及大江大河的重大工程一样，湘江大坝从20年前动议起，就饱受争议和反对，甚至催生了一个专业新名词——“不可行性论证”。

但现在，这项总投资近60亿元的工程终于上马了。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湘江水景的吸引

湘江大坝的最早动议缘自1989年。当时的湖南省及长沙市主要领导提出在长沙河段建设长沙水电枢纽的建议，在当时，这是作为湘江水电梯级开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工程并未真正启动。

2003年湘江长沙段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最低枯水位，导致长沙市供水紧张，水质受到影响，有些人再次想起了长沙水利枢纽。

次年1月，时任长沙市委副书记杨顺初在省人代会期间，以议案形式建议将工程纳入省重点，尽快立项，争取早日动工。纸上的湘江大坝时隔十余年后，再入公众视野。

杨指出，2003年湘江枯水造成了长沙市城市供水紧张，水质遭受严重影响，且使山、水、洲、城的景观遭受破坏，而且往往使得长沙的客运中止，货运遭受重大损失。而筑坝拦水，将有望解决这一困境。

杨这样描绘拦河大坝的美好前景：“工程实施后，以此抬高水位，既使湘江永远保持山光水色，同时保证城乡生产、生活用水，进而改善长沙水荒及湘江水景。”与此同时，还可能将打造“一条长50公里、跨越株洲、湘潭和长沙3个城市的沿湘江生态经济带，未来形成一个庞大的旅游产业”。

杨顺初议案中的这一描述实际上与之后官方对于长沙枢纽的定位完全一致，因此，很难相信这仅仅是杨一人的建议。

仅仅一个月后，湖南省政府召开长沙湘江航电枢纽工程专题会，就地质、防洪、治污、生态、移民、交通以及拆迁等问题进行探讨研究，时间表一度乐观地定于2005年底开工，2010年底完成。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示意图

八参事反对声浪

但就在这个专题会召开之前两天，质疑这个“惠泽4000多万人民的伟大工程”的声音出现了，出自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副主任傅玉辉。

专题会前后，他两度写信给当时的省领导，力陈长沙建坝之弊。这位曾任省环保局长10年之久的老环保人指出，湘江长沙建坝，不是不可为，但一定要论证好湘江长沙段淤塞、加重防洪负担、江滨排水口重构、血吸虫蔓延、湘江流速减慢导致自净能力降低等五大问题。

特别是按照“流水不腐”的古训，对于湘江这样企业排污、生活排污都极其严重的河流，蓄水之后流速一旦减缓，自净能力降低，后果可想而知。

反对声浪的高潮随后出现，这年9月，包括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程不吾、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聂芳容等在内的8名省政府参事联名致信省政府，再度力陈建坝“对长沙环境将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要求有关部门“再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讨论”。

来自地方环保部门的反对声也一度附和，同年11月，时任湖南省湘潭市环保局局长的黄常见撰文呼吁，任何牵涉湘江水生态的项目务必慎重，否则，大坝建成，水流减速，湘江势必成为死水一潭。

呼号中的傅玉辉终于收到了省里有关方面一封近6000字的长信回复，核心内容是长沙枢纽远没有傅所说的那么可怕。

但八参事的上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应。事实上，即使在政府部门内部，对长沙枢纽也有不同意见。聂芳容透露，湖南省水利厅就曾专门发文，反对该工程。局面僵持不下。

夭折的“不可行性论证”

时间进入2005年初。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国内30家大型电力项目，掀起空前的“环保风暴”。这场“风暴”不久也波及湖南。

这年2月的湖南省“两会”上，湖南省政协委员邹克等首先提出电站选址、特大水库建设等重大工程项目有必要进行“不可行性论证”。这一新提法得到了众多政协委员的呼应。而“湘江建坝”被认为首当其冲应该接受“不可行性论证”。

参加政协会议的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杨正午当场表态，湖南将从“湘江长沙段建坝”项目开始，对大型项目进行“不可行性论证”。他甚至流露出了另外一个一直被忽视的担忧，像“湘江筑坝”这样的大项目一旦建成，现有很多排水系统因为水位抬高会排不出水，很多排水系统都要重建，“一个工程上马，百个工程报废的事再也不能干了。”“不可行性论证”的新名词很快出现在湖南各大媒体上，为一时公众热议。

但是，程不吾在事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坦言，“不可行性论证”这个新名词虽然当时叫响了，却一直没有真正实施，省委书记的表态也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一片反对声中，湘江大坝工程仍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之中。2005年11月2日，湖南省发改委正式批复，同意工程立项。同年底《环评大纲》亦通过专家审查。

尽管官方并未将“不可行性论证”付诸行动，但是湖南民间却有人自发地进行了相关研究。长沙市水利局退休工程师龚重惠是其中一位，他自己琢磨出了一份《关于<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不可行性意见书》（以下简称《意见书》）。《意见书》称，长沙枢纽将带来“三个解决不了的大后患”——长沙市城、乡自流排渍、排污出口全部被封堵；坝址以上沿河两岸堤垸内农田土地面临荒废，引发移民问题，土地环境遭严重破坏，造成不安定因素；长沙将正式成为“血吸虫感染病疫区”，严重威胁长沙市民、村民百姓的身心健康。

这三大问题在傅玉辉和八参事的上书中均有提及，但龚重惠也给出了新的经济价值上的论断，就电力效益而言，他以详细的数据证明，工程所发的电甚至不够工程带来的负面效应所耗费的电力，而至于航运，大坝将降低下游水位，不但不利于通航，反而可能造成下游断航。

2007年初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的咨询评估文件证实了龚重惠的结论。这份文件指出，长沙枢纽工程的财务效益很差，采用公司投资银行贷款的资金筹措方案不可行，建议重点考虑政府全额投资方式。

2008年以来，湘江屡陷枯水危机，这也成为各方呼吁湘江大坝上马的一个原因。　图/龙弘涛

“十万分之一”的民意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持续的湘江枯水问题愈演愈烈，两岸农业受灾和饮水困难等民生问题渐渐成为头等大事，建设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利于缓解这类困境的正面效应也在凸显。

尽管认为财务效益不好，但基于更广泛的考虑，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2007年还是向国家发改委出具了该工程“很有必要”的评估报告。

2007年8月15日，民意开始正式被吸纳进决策参考范畴，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发布了《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公众参与公告》，公开向民众征集建议和意见。

程不吾、省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王义高等省政协委员再次要求缓建湘江大坝。但人们再也听不到傅玉辉的声音，2个月前，傅玉辉因心脏病复发去世了。

此后公布的环评报告显示，公众参与调查环节共发放并回收调查表145份，其中初中或小学文化的占62%，农民占61%，基本为工程所在地望城县的居民，83%的人赞同该工程建设，认为对国家有利，只有5%的人不同意征地拆迁。

但仍有网友质疑，“湘江长沙段修建拦江大坝，涉及128公里湘江沿岸上千万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145人只占10万分之1，真的具有公众代表性吗？”有网友发现，在红网对该项目的网上调查中，当反对票数超过支持票数时，被直接对调选项，借以造成支持多数的假像。

但是在环评之后，人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再未看到关于此工程的宣传。此时，无论是湖南省环保局，还是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市的环保局，都不同意长沙枢纽工程上马，省领导不得不亲自给省环保局打电话，请他们支持。

虽然此后环保系统并没有公开反对，却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一要把湘江边所有污染企业全部治理好，实现零排放，如果做到就同意；二是如果有排放，要做一条大管道把所有污水放到大坝以下。这两点其实都并非一年两年可以完成。

神速推进的动力

2007年7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长沙市湘江综合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范焱斌介绍，湘江大坝水运低成本、节能环保的优势日益凸显，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目标不谋而合。

而从2008年10月开始，“天时”开始转向有利于长沙枢纽工程。

这年10月以来，湘江长沙段再次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部分水厂不得不依靠二次提水才能保证供水，饮水危机再度显现。

与此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政府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各地政府纷纷往北京申报投资项目。

《长沙晚报》的报道说，……过去跑了多年批不下的项目，现在可以批复了；争了多年要不到的资金，现在可以要到了；盼了多年做不好的事情，现在可以做好了。

湘江大坝自此进入了“神速”的推进阶段，在2009年内，就完成了从科学改选坝址、重做前期工作、实现正式开工的“三步跨”。《长沙晚报》称之为“抢抓发展机遇的结果”。

作为对一直以来反对声音的实质性回应，长沙枢纽的坝址由香炉洲改到了蔡家洲，以减少工程对县城防洪、水质以及环境生态带来的影响。

而大坝的蓄水水位则从原先的31米降低到29.7米，这则是对包括傅玉辉、龚重惠和8参事在内的反对者的尊重。

曾经的反对者、八参事之一的程不吾现在则用“置之死地而后生”来形容对湘江大坝的看法。湘江流域日益饱受枯水困扰，环境问题尤其是重金属污染事件经年不绝，“一旦上马大坝，则倒逼着必须立即解决湘江水污染问题，否则大坝拦着的就是一潭死水。”而利用大坝来作为根治湘江污染的最后一博，也多少跟环保部门最终妥协的想法不谋而合。

截至2009年9月25日，长沙枢纽工程已经获得了环保部、交通运输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的批文，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向国家发改委出具了咨询评估报告，距离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最终批文仅有一步之遥。而湖南已经等不及那张批文了。（南方周末记者孟登科亦有贡献）

13、人民网调查：直投逾百亿 垃圾为何围京城？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9年11月26日孙秀艳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1198.html

图为11月22日，大雪纷飞，北京五环外一垃圾填埋场。袁越摄

垃圾总量年增8%，垃圾处理设施超负荷运行，垃圾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北京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垃圾危机——　　

　　日产垃圾1.84万吨，但垃圾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吨，实际日处理量只有1.74万吨，设施超负荷率达67%，现有垃圾处理设施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

　　北京的垃圾处理形势到底如何，怎样解决垃圾难题？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在北京进行了调查。

　　①垃圾也能成危机？

　　日产垃圾1.84万吨，填埋量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

　　每天早晨，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张先生手里都要拎上3个垃圾袋下楼，厨房一大袋，卫生间两小袋，家庭垃圾量每天都减不下来。和张先生家的状况一样，在这样一个人口达1800万的特大型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垃圾的增加已是常态。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每年产生生活垃圾只有200多万吨，至1997年，北京市每天产生的垃圾已上升到1.5万吨，而今日产1.84万吨垃圾的数字还可能再攀升。

　　“垃圾量的增加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副处长邓俊说，随着经济发展，北京早已迈入国际特大城市的行列，人口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带来的就是垃圾量的激增。

　　此外，不可持续的处理方式也带来了北京垃圾总量激增的后果。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著名垃圾对策专家王维平告诉记者：“原来对垃圾的处理只是简单地把垃圾搬出城露天堆放，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基本上被垃圾包围。”

　　“虽然在90年代开始有了垃圾处理的概念，但是简单填埋的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减量的问题，而且由于垃圾管理缺乏前端观念，量的增加是必然结果。”王维平说，垃圾中包装物的增量客观地反映了目前垃圾管理前端的缺失，虽然多年呼吁，但我国目前尚没有限制包装等有关法律。

　　“今天的产品就是未来的垃圾，从目前来看，我们还处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阶段，产品的生命周期短，我们又是一个制造大国，垃圾量的增加也就不足为怪了。”邓俊说。

　　按照有关专家的说法，根据目前北京的垃圾填埋量计算，相当于每年占掉500亩土地，对于北京这样一个土地资源非常缺乏的城市来说，危害显而易见。然而垃圾对城市的影响远远不仅于此。挤占百姓的生活空间，影响生存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这样的结论早已耳熟能详。垃圾的具体危害更是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释放的甲烷可产生温室气体；硫化物等臭气直接影响空气质量……

　　“垃圾的成分与数量反映经济发展情况，反过来说垃圾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经济社会造成影响。”王维平告诉记者，在欧洲中世纪，由于不能妥善解决垃圾问题，欧洲各地瘟疫流行，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死亡。在许多世界名著比如《悲惨世界》、《双城记》中，都对当时的情形有所描述。垃圾带来的危机如果解决不当，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②破解难题有啥招？

　　直接投资百亿，垃圾处理的硬件与体系建设同步进行

　　进入2009年，北京有关垃圾的政策措施出台得特别多。3月初，有关部门首先修改了北京市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处理管理办法；4月中旬，关于农村垃圾的两个指导意见相继出台；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对垃圾处理工作的指导细致入微，一场针对垃圾危机的战役悄悄打响。

　　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增能力、调结构、促减量”的目标。目标中的几个数字颇引人注目：2012年日处理生活垃圾达到1.7万吨，基本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处理；2015年形成日处理近3万吨的能力、实现全市原生垃圾零填埋、力争实现生活垃圾产生量零增长。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不易，为此，北京市政府首先开出了100亿的投资大单，用于5年内新建改建垃圾处理设施40余座。

　　“当前解决难题的首要办法就是要两手抓，一手抓增能力，一手抓促减量。”邓俊说，根据北京市垃圾处理是公益事业的定位，有关部门确定了四个优先发展的目标，加快设施建设已经成为《北京市2009年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折子工程》最重要的工作。

　　与此同时，体系的建设正在加快，折子工程要求，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将新建再生资源回收站点300个，完成13个再生资源专业分拣中心的建设，同时积极推进网上预约收购，提高再生资源回收和利用水平。

　　不仅如此，对社会单位实行垃圾从量计费制度的前期研究已经全面展开，据邓俊介绍，政策体系、技术标准、技术手段等具体工作取得初步成果。而由市市政市容委开展《生活垃圾立法调研》已经完成，有关调研报告已报送市人大，北京的生活垃圾管理与处理的法制之道应该为时不远。

　　③垃圾分类是作秀吗？

　　居民意识很重要，相关的配套设施急需跟上

　　在年增8%的垃圾面前，减量化已经成为最紧要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似乎并不是一帆风顺。

　　审视了一下自己手里的垃圾袋，北京市西城区居民胡彤琨说得很实在：“以前也分类，但是亲眼看见垃圾清运工把自己分好的垃圾重新混装，我就不再分了。”在北京，与胡先生同样经历的市民恐怕不在少数。10多年前，从环保民间组织倡导垃圾分类减量开始，北京社区垃圾分类的工作都在持续开展，然而，由于后端的清运、转运、处置的人员设施难以到位，大多数的垃圾分类还只停留在很低的层面，没有在根本上达到减量化的效果。也正因此，垃圾分类甚至被指责在作秀。

　　“从北京目前的情况看，垃圾处理总体还停留在物流的水平，也就是垃圾搬家，资源化空间还很大。”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副经理董黎说，目前的垃圾处理大多经历这样的程序，从垃圾箱到垃圾楼，小载重运输车再将垃圾运往指定地点换成大载重车，然后运到垃圾填埋场。所以严格地讲，北京市很多垃圾处理设施还谈不上分选资源化等系统处理，而是简单的物流。邓俊也透露，北京市目前的900多个密闭式垃圾清洁站仍处于混合收集中转的功能，难以适应分类运输的需求。

　　在一清分公司小武基大型固废分选转运站，满载生活垃圾的垃圾车将垃圾倾倒在专用的板式输送机和皮带机旁，经过手选、滚筒筛选、磁选、风选等多项工艺，铁、塑料、大件料、焚烧料、有机料、填埋料六种“产品”被一一分开，这些“产品”的用途和结局也各不相同——废铁可回收再利用，废塑料经过深加工处理成塑料制品重新投放市场，有机料被送往堆肥厂堆肥……

　　“我们还有一套红外精选设备，只要设定相应的种类特质，对生活垃圾中有高利用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实现分选回收，纯度可达90%以上。”转运站站长王宏哲告诉记者，从垃圾上线处理到最终完成分选，只需要十多分钟。

　　正是由于小武基站的减量化工作，目前每天送往北神树垃圾填埋场的垃圾总量还不到100吨。先进技术引领的分类成果固然令人欣喜，然而粗选每天处理1300吨，精选每天处理200吨的量能还是让人感到有点遗憾。而更让人遗憾的是，目前在北京城区，这样具有分选功能的处理站仅有两家。

　　“从传统到现代的处理方式，需要一定的时间。目前后端处理的不配套确实让居民的分类工作效果大打折扣，但是从国外的经验看，我们不能等所有的设施都配套了，再来提倡垃圾分类，因为居民意识和习惯的培养绝不是朝夕可以解决的。”邓俊表示，北京计划用3年时间，安排专项资金，按照分类、压缩、密闭、环保的基本要求，改造现有的垃圾密闭清洁站，使其具备一定的分类处理能力，以适应前端居民分类的要求。同时，政府也在推进电动分类收集车等运输能力的建设。今年，在全市党政机关、学校、宾馆、公园、度假村等地选择了100个单位开展垃圾“零废弃”管理试点，并出台了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标准，目的就是要调动全社会每个单位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从源头做好垃圾减量。

　　④垃圾管理难在哪儿？

　　95%的资金还用于末端治理，垃圾管理应覆盖全过程

　　从垃圾处理到垃圾管理，一字之差，反映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有产品和包装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生产不考虑废弃的阶段。垃圾管理实际上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结合，是从源头到末端的全过程。”邓俊说，目前的垃圾管理还仅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前端的工作远远没有到位。

　　据专家介绍，在国外，垃圾管理涉及法律、产业政策、生产与消费者责任，远远高于垃圾处理本身，而且国外的政策法规一般都写得很细，各种政策的可操作性都很强。而我们有利于垃圾减量和资源化处理可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亟待出台。

　　相关的企业最有发言权，董黎表示，目前的垃圾成分造成处理企业“产品”附加值很低，而且虽然企业竭尽全力，每天分拣出来的塑料废弃物也只有总量的10%，绝大部分塑料都去了焚烧厂。要提高分选率，必须有政府政策、资金上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力度仍然有待加大。

　　“从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已经有近700家企业参与到垃圾资源化的工作，如何加大扶持力度、调动这些企业的积极性还需政府更多的实际行动。”王维平告诉记者，在国外，政府对垃圾事业的投入一般分为三部分，垃圾减量化占1/3，管理占1/3，末端处理占1/3，而垃圾管理对减量化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2/3的钱花在了减量上。

　　而从目前政府对垃圾的投资看，95%的资金还用于末端治理。“北京市把垃圾处理定位于公益事业，政府的作用不能缺位。这个不缺位不仅是投入增加，不能只想建设，更要考虑运营支持，还要带动全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调动社会力量参与治理。”邓俊表示，垃圾事业关系民生，要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调动全社会的参与，从全过程管好垃圾是解决垃圾问题的必由之路。

“改进理念，让投资环节前移，正是解决垃圾问题的根本出路。”王维平说。

14、能建拦湖大坝吗？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7378.html

　　随着三峡大坝以及其他一些江河控水工程的建成，鄱阳湖、洞庭湖等一些与江河相吞吐的湖泊，由于枯水问题日益严重，不但沿湖地区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而且原有的生态环境也被打破。尽管近几年来湖泊周边地区加大了治理力度，一些湖泊的水质已经好转，但是，由于水量减少，湖泊的自净能力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了治理效果。这些因江湖关系改变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不抓紧研究解决，势必影响湖泊周边地区、湖泊流域以至毗邻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

　　当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积极想办法改变这种状况，有的提出要建一些平原水库，用于调节湖泊水量；有的计划在江湖交界处建一个大坝，汛期挡住洪水内侵，枯水期拦住湖水外流，使湖泊水位能够常年一直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这种愿望是良好的，做法也可以理解。因为实施这样的工程是不得已而为之，确实在短期内能够减轻因湖泊缺水而给经济、生态以及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但是，从全局、从长远来看，建拦湖大坝会引发另外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更大范围、更为严重的生态灾难。

　　从江河湖泊水系以及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讲，湖泊与江河、上游与下游地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影响，互为依托；特别是大型湖泊，水面的消长、水质的优劣、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仅对湖泊周边地区，而且对整个流域以及下游地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建一个拦湖大坝，势必进一步减少下游地区江河的水流量，降低江河水位，将会引发航运、生产、饮用水、生态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例如，淮河流域现有水闸四五千座，这些闸坝割断了水系的连通性，导致淮河纳污能力大幅度下降。由于大多数闸坝在整个枯水期基本关闭，污染物得不到稀释，当汛期开闸泄洪时，极易造成突发污染事故。当然，我们可以根据江河水位的涨落进行调度，但是，由于存在利益问题和许多人为因素，必然会产生上下游地区之间的矛盾。

　　湖泊之所以难以治理，关键在于湖水的流动性差。拦湖大坝一旦建成，湖泊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水库，必然大大削弱湖水的交换能力。长江水利委员会提供的三峡库区纳污能力和限制污染物排放总量计算结果表明，三峡库区水体的纳污能力随着三峡水库蓄水位升高而不断降低。蓄水前，三峡库区水体的自净能力较强，纳污能力大于现状污染物排放量，水质能够满足水功能区的相应要求。但随着蓄水位的增高，水流流速降低，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纳污能力变弱。三峡水库尚且如此，何况处于平原地带水量和流动性都比三峡水库差得远的湖泊？虽然湖泊在洪水期间可以开闸，确保江湖之间交换渠道畅通，但是，一年当中从秋到冬毕竟有好几个月湖水没有流动不能交换，加上江河上游建了许多大坝，湖泊的枯水期已经延长，一年到头，大部分时间湖泊都会处于被封闭的状态。由于污染物不能得到稀释，纳污能力、自净能力必然大幅度下降。同时，大坝还会妨碍鱼类等生物的活动，导致水生态系统的改变。多年以来，尽管各地投入巨资治理太湖、巢湖、滇池等湖泊，效果还不十分明显，既有污染物排放量仍然较大的原因，更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水交换能力太差；而洞庭湖、鄱阳湖等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好的水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水量大，湖水流动交换快。

　　目前，我国水环境治理与保护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多头管理，各自为政，致使环境痼疾久治难愈。江河湖泊是生命的源泉、发展的根基，是国脉之所系、民生之所依，无论是开发利用还是治理保护都要从从全局着眼，从长远出发，不能仅考虑一个流域、一个区域的利益。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像鄱阳湖、洞庭湖等这样一些大型湖泊所存在的问题，不能仅靠地方来解决，因为像水量调度等很多问题是地方解决不了的，必须由国家从宏观层面、战略高度来统筹安排、协调解决。（陈廷榔）

15、环保政策明显落后于公众环保热情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3135.html

　　90%的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及服务支付额外费用；

　　本该令行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仍在大量生产、使用

　　英国RSA保险集团今年10月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消费者比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更关注环境问题，45%的中国消费者愿意为环保产品及服务支付5%~10%的额外费用，30%的消费者愿意支付1%~5%的额外费用，还有15%的消费者愿意支付10%以上的额外费用。

　　这一调查还发现，中国消费者把环保购物袋视为最重要的环保议题的比例最高，排名第二、第三的是法国和加拿大。

　　中国消费者对环保购物袋的积极态度，与2008年我国正式施行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塑料袋的通知》(简称“限塑令”)不无关系。“限塑令”规定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所有商场、超市、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并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袋。

　　事实上，“限塑令”施行效果非常明显。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今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限塑令”施行一年以来，全国超市零售行业的塑料袋消耗减少近400亿个。

　　国家发改委8月的数据也显示，与“限塑令”实施前相比，全国超市塑料袋使用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整个商品零售场所减少塑料消耗40万吨~50万吨，每年可节约石油240万吨~300万吨。

　　尽管“限塑令”的政策执行效果比较明显，但是超薄塑料袋并未绝迹。不久前，一个民间限塑政策研究小组调查了哈尔滨、兰州、郑州、成都、广州、杭州等6城市，结果发现农贸市场成了“限塑令”执行最薄弱的地方。兰州、郑州、成都、广州四城市的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执行率都只有20%~40%。杭州农贸市场的执行程度虽然最高，也只有69.4%。这意味着，在这些监管相对薄弱的地方，本该令行禁止的超薄塑料袋，仍在大量生产、使用。

　　超薄塑料袋被称为无法降解的白色垃圾。近年来，有关垃圾围城的消息屡见不鲜。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440公斤，其中能够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只有66%，近三分之一的垃圾只能简单处理—填埋。而全国已有三分之二的城市面临被垃圾包围的困境。

　　“限塑令”将塑料袋的生产销售归口到8个部委，各部门分别承担相应的职责。但是8部门能否管得住塑料袋？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很不乐观，认为“80%的部门都没有落实”。

　　六城市的调研还发现，有14.5%的消费者认为，“限塑令”导致了商家变相牟利。在“限塑令”施行之前，塑料袋通常由商家免费提供给消费者，“限塑令”施行之后，商家明正言顺地把购物袋的费用转嫁给了消费者。对于这一问题，有不少建议和呼声。例如有提议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把超市出售塑料袋的收入转为环保公益专项基金，让商家和消费者同样承担环保义务，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类似提议是否可行，需相关职能部门论证。但是，作为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限塑令”除了要获得消费者的认同和支持，肯定需要政府部门更周密的制度设计和更有效的监管。已有的调查数据说明，公众的环保热情并不低，但环保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职责的效率，已明显落后于公众这种热情。(汪东亚)

16、环境污染责任险需政府支持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1-26蒋建君杨年庆沈子飞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11/t20091126_627939.html

自环境污染责任险推出后，2008年，我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险赔偿在湖南省兑现，120户受污染的农户得到环境污染责任险赔偿。今年11月份，云南省昆明市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强制要求滇池流域附近396家重点企业必须购买环境污染责任险，即如果因参保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失的，将得到合理赔付，最高额度达1亿元。这对推进环境污染责任险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借鉴作用。

　　环境污染责任险是以企业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它的实施并非是增加企业负担，而是利用保险工具来参与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有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有利于保险机制在环境整治中功能的发挥，同时也是对企业的一种约束，促使企业自觉履行环保责任与义务，在确保区域环境质量的同时，维护污染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毋庸置疑，环境整治既是企业的权利更是义务，新形势下，企业已由原先“暴利型”向“微利型”方向发展。近年来，国家环保部门加大对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企业生产所产生的固废、废气等必须达标排放。但不可否认，一些企业依然我行我素，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偷排或超标准排污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在国家现有环境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推出环境污染责任险，对于环境整治是双管齐下，从经济与法律两个层面加大监管力度，迫使企业必须按照国家环境法律法规及相关责任保险条约循规蹈矩地进行合法生产。

　　虽然环境污染责任险也属于一种商业性保险，但笔者认为其更应是一种强制险，在操作时除了由保险公司操作还应由环保部门全程参与。正如昆明市一样，在环境污染强制险执行上必须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由保险及环保等部门共同来加强行业的监督与管理工作，既要按照国家的法律规定，又要按照市场经济秩序规范操作；既要维护企业的根本利益，确保企业的稳定健康发展，又要约束并迫使企业履行环保责任义务。此外，由于企业不履职而发生环境污染时，相关保险公司又必须依照保险条例，会同环保等部门履行索赔及向当事人赔付等职能。如果不推出环保强制险，一旦发生污染，埋单的还是当地政府与群众。从昆明市推出的环境污染强制险我们可以看出，环境污染责任险的赔偿额度与其他保费有根本的区别。首先，虽然保险遵循自愿原则，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险在国家法律法规及地方政策监督管控下其实属于一种强制险；其次环境污染责任险的额度在20万元~1亿元之间，明显高于普遍的保险额几倍甚至几十倍；第三，环境污染责任险的附加部分有两项，一是场所清理费用，其实就是对企业强制收取的一种环境整治费，二是精神损害赔偿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险推行有一定难度，其“破冰之旅”尚需地方政府支持。应以政府为主导，推行市场化运作，环保部门应会同保险监管部门参与监督管理，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着力有序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市场化运作。目前，环境污染责任险已在我国多个城市与地区推行。对此，在以政府为主导，各保险监管和环保部门参与的情况下，各地应因地制宜，在国家环境污染责任险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制订符合本地实际的履行条款。可以肯定，环境污染责任险是提高企业环保自律性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保证，对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将起到十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17、南方日报：面对污染,“赶”还是“治”？

来源：《南方日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455657.html

　　如果面对污染问题,每个人、每个地区都只想到靠“赶”的方法来解决,最终每个人、每个地区要么成为污染扩散的推手,要么成为污染的受害者。

　　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有了最新进展,选址拟进行重新审视和论证,且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当人们的环保意识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高之后,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如何处理好发展与污染这一矛盾的难度空前提高。谁也不会乐意垃圾发电厂、变电站、加油站甚至医院等各种各样的带污染的设施建在自己的家门,但现实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又都离不开这些设施。如何解决这一矛盾,考验着政府、也考验着民众的智慧。

　　概括地讲,面对污染一般人们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赶”。当一项带污染的设施将要建在自己的家门口时,最常见的公众反应是想方设法把它赶走。受此项目影响的居民会高度团结,施展各种手段对项目实施进行破坏,这可算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应当说,能作出这种反应,和早些年不知道甚至不敢表露出反对的举动相比,其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这种态度对于污染问题的解决并不能有好效果,充其量其只能使污染不断转移,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落后地区,从强势居民居住地转移到弱势居民居住地,从人口密集区转移到人口稀少区———因人口少力量小不得不接受多数人的“暴政”,等等。需要说明的是,发达国家当年向我们转移了大量带污染的产业,使我国最早接受来自国外产业转移的地区大多不得不走上了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有些地方甚至不但没有脱贫还需要花钱治污,其教训之深自不必说。

　　对污染的第二种态度是“治”,这种态度对污染问题的关心超出了自己家门口的范围,是从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球的角度来理性考虑污染问题。因为持有这种态度的人知道,如果面对污染问题每个人、每个地区都只想到靠“赶”的方法来解决,最终每个人、每个地区要么成为污染扩散的推手,要么成为污染的受害者。改变这种局面的唯一方法就是采取理性的“治”的方法,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污染问题的真正科学的环保主义态度,这种态度的产生来自于对目前还在不断加深的全球污染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于既往以“赶”为主要手段处理污染问题的深刻教训。值得高兴的是,“治”的声音这次在番禺反对建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声浪中,我们也听到了,虽然还并不是那么响亮。番禺一些民众坚决表示,不仅目前的选址不能建,番禺或广州甚至全国其他地方也不能建,并且积极提出,希望政府大力发展垃圾分类回收事业,对绝大多数垃圾进行资源回收循环利用———多么可贵的想法。

　　现在要考验政府的智慧了。希望政府在这次处理番禺垃圾选址问题时,充分考虑到民众“治”污的愿望,这是作为全国相对发达地区的广州民众在面对污染问题时的一种先觉先悟。如果顺势引导,广州的垃圾分类工作将会得到有力的推进。特别是,政府在“治”污方面应当高度显示自己的诚信,在这方面的工作也一定要给广大民众以充分的信心,对存在的问题一定不能回避,比如,既然说李坑的垃圾发电厂达到了“欧盟的标准”,为什么周边的民众还反映深受其害?

　　要让民众广泛树立“治”污的理念,并与政府采取合作的态度,政府首先要做到对污染是“真治”而不是“实赶”,特别是在污染项目的管理上必须做到公开透明,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充分取得民众的信任,民众才能对各种政府审批通过的工程,不再因污染问题感到害怕、恐惧进而不得不采取对抗行动。看来,现在已经到政府和民众都必须真心实意采取“治”的态度来面对污染的时候了。

18、“或将公投”是否为遇上可说服的民意

来源：潇湘晨报2009年11月26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11/1126_6438_1451527.shtml

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争持，终于到了一个足以成为转型期范本的时刻。

这样的争议，终于有一点市民社会的意思了:不是绝对的权威，也不是绝对的民意，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容得下一个决策的过程——人们对自己负责了，才会有人对人民负责。

在民众还不完全了解垃圾焚烧发电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就已摆在了民众面前，或者即将在你身边开工建设，民众也就只剩下接受与不接受两个途径——大多数时候，人们是沉默接受的。11月22日，广州市政府就番禺垃圾发电项目情况召开新闻通报会，发言人明确表示“要坚定不移推进垃圾焚烧”。翌日，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附近的番禺大石镇近300名居民，手持反对标语，到广州市城管委上访，接着又来到广州市信访局继续上访。事态的扩大，已将争议从暗中的僵持摆上街头，民众反对环保，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但事实却是民众反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在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利益瓜分，反对在环保的名义下以自身的健康为利益集团背书。

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污染，世卫组织称其为“最毒致癌物质”，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污染环境的后果犹不确定，即将恐惧以秘密的方式加于厂址附近的居民身上，无论如何，极不恰当。番禺区自2003年开始，即着手垃圾焚烧厂的选址工作，但直到新闻通报会之前，犹未正式征求附近居民意见，如此漠视，只能说是“为民作主”的惯性与傲慢，在另一方面，据媒体调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25年特许经营收入将近500亿。

其实，项目不是非得坚定不移，选址不是不可以换，民众不是不可以知之，惟一坚定不移的，仅是利益:曾有环保机构人士指出，西方先进国家逐渐关闭垃圾焚化炉之后，迫使焚化炉公司转移到亚洲市场，售卖过时的科技产品。此说不乏明证: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当地居民的强烈要求下，日本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大量减少，日本国民的恐惧，是因为看到二噁英在越南产生的畸形婴儿。

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民众在这一方面比日本国民勇敢吧，而当民众不要被代表，他要为自己作主时，选择尊重是应有的方式。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在广州市信访局接访的当时，立马表态:“大多数市民反对将不会动工。”稍后，番禺区区长楼旭逵亦在相关座谈会上表态:“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态度的转变与市民权利的自我发现其实相与始终，反对用之于正确的时候，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力量。24日，番禺区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番禺区委、区政府、区人大、区政协分别召开会议，初步提出五点处理措施，拟重新审视和论证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近年来，民众在健康面前对于权利的发现是惊人的。2007年，厦门海沧PX项目（对二甲苯），在政府与民意之间，几经反复，最终厦门居民以广场散步换来了PX项目的迁址，为此，广州媒体还曾以“散步是为了遇上可说服的市长”进行阐述与释怀的纪念。从“散步遇上”到“或将公投”，这是政府尊重民意的进步。民意并不是遇上就尊重，没遇上就可以不尊重的，因为在现代的公共决策中，民意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在这件事情上不遇到，在另外一件事情上总会遇到。

“或将公投”是否为遇上可说服的民意？当然是了，将决策过程交予公开的民意，民意就是可说服的，反之，在民众不知情下，对他们的切身利益进行决策，遇到的就可能是不被说服的民意。在二噁英之外，政府与其实不反对环保的民众，应该学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9、气候门动摇反全球暖化道德坐标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1月26日　周飙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hqgc/20091126/1508017.shtml

就在12月7日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突然发生了“气候门”事件，有黑客侵入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的服务器，从中窃取了1000多封邮件和3000多份其他文件，并将窃得的共160MB数据上传到了多个网络服务器上，一时间在关注气候问题的评论圈和公共舆论中炸开了锅。

据一些读过部分邮件的评论者介绍，这些文件暴露了，持人为全球暖化学说的研究者，如何刻意选择统计方法修饰数据，如何在私下抱怨研究结果不确定的同时却对外界信誓旦旦，又如何在学术同行中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甚至对学术对手的病逝幸灾乐祸；这些信息，经过人为暖化怀疑者的挑选、渲染和传播，在舆论中造成了巨大影响，很可能影响各国选民对气候政策的态度，这样的态度转变继而会影响政客们的姿态和立场，或许在哥本哈根就会有所显露。

讨论气候问题，需要意识到一个前提：地球气候是一个极其复杂、高度不确定、难以认识清楚的系统，对气候的研究包括了从天体物理、天文史、太阳物理，到空气力学和化学、地质史、生物史和生态学等诸多学科，这些研究所需要的事实，绝大部分已湮没在漫长的历史之中，而研究所依赖的诸学科，却多半还很年轻稚嫩。

所以，即便在这方面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学者们，对于气候系统运行和历史演变的认识，迄今仍处于十分初步的探索阶段，因而，他们对气候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所做出的任何总体性判断，都不能给予过高的置信度；可以这样说，如果具有同等可信度的证据用来提起刑事指控，是远远不足以让法官定罪的，甚至不足以立案；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人为暖化上的结论，应该放在这样背景下解读。

气候问题之所以如此充满激烈纷争，是因为一方面关于气候的学问庞杂深奥，为外人所难以理解，更无从评估和判断，但同时，如果IPCC的结论是可信的，且框架公约付诸实施，便意味着低碳大气已成为一项稀缺资源，因而需要为此资源创建排他性，而这将大大影响每个人的生活，不仅提高我们日常的生活成本，对某些产业还将带来毁灭性打击。

更严重的是，由于无法阻挡大气的全球性流动，碳浓度的排他性必须由一个全球性强制机制来实施，这将史无前例的为一项生存必需品建立全球排他性，是迈向创建全球政府的一大步；一个对权利、生活、法律和政治体系即将带来如此广泛而深刻变化的进程，无疑会激励人们对此作出评估和表达意见，此时此刻要求外行闭嘴，是粗暴和不切实际的。

作为外行，我们有理由怀疑IPCC的结论，尤其当得出这一结论所依赖的推理链条如此漫长的时候；在赞同气候政策的报道和评论中，最多听到的是关于全球暖化的各种迹象和警告，却常常忽视气候政策背后的逻辑链：存在暖化趋势，这种暖化从历史上看是异常的，异常暖化的主因是温室效应，温室效应的主因是碳浓度上升，碳浓度上升的主因是人类活动。

这是极端简化的推理链，实际上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复杂的因果推断和论证，如果其中许多环节的可信度都不高，那么基于整个链条的结论就十分可疑了；用如此高度可疑的结论去要求全世界每个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

此次气候门所暴露的问题，由于尚没有足够的文件被仔细解读，还无从判断；且不论气候学界是否存在有组织的编造和歪曲，但可以相信的是，在科学意见从学术界走向舆论和政治的过程中，极可能被扭曲和放大，因为传播学和政治动员体系内在的具有这种扭曲和放大的本性。

媒体历来偏好灾难事件，这从灾难时期的收视率和点击率便可看出，而暖化危机是很好的危机题材，而且气候趋势的不确定性使耸人危言在短期内很难被证伪；同样，政治家也喜欢危机，所谓乱世出英雄，灾难是最有效的动员令，无论所动员的是战士、选票、还是税收。

所幸的是，媒体也喜欢丑闻，科学造假是很好的题材，而造假带来的选民愤怒和信任危机也定会引起某些政客的兴趣，或许气候门会发展为一次反方向的舆论和政治浪潮；这样的潮流反复是好事，有助于我们从双方的辩论和争斗中看清真相，作为最终承担代价的老百姓，不妨抱着警惕心静观其斗，而对于实际的政治进程和权利变动则尽量施加阻力，随着更多的事实、理论和逻辑过程被暴露，最终基于常识做出自己的判断；历史上，许多纷争反复都曾帮助我们看清道理和走向成熟。

退一步讲，即便IPCC结论可信，气候政策难以避免，中国国民也不应承担比现在更多的义务；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的人口形势大扭转(计划生育)和快速城市化，是中国人对全球环境的最大贡献，并且这种转变在今后几十年仍将继续，它的效果远超过将碳排放压缩几个百分点；与传统农牧业相比，城市的高度密集生活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影响，包括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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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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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十一月二十六日经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