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杨桂山博士介绍，太湖作为流域洪水巨大的调蓄库，在流域防洪除涝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几十年来，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湖泊水面围垦等水利工程建设、地下水大量开采引起的地面沉降等下垫面改变，导致湖泊调蓄水量显著变化，大大增加了流域洪水灾害的风险。与此同时，太湖流域建成的大批圩区分割了水系，使本就地势平缓的太湖流域水流更加不畅。目前，太湖流域共有圩区面积1.45万平方公里，约占流域平原面积的51％。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至２０世纪80年代末流域圩区建设减少圩外洪水调蓄水面积800平方公里，减少率达到16％。杨桂山博士介绍，由于流域地势平缓，加上大量圩区分隔等，太湖河流水系水流极为不畅，遇上梅雨或台风引起的集中降雨，极易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

2、太湖水生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06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6/content_12399457.htm

新华网武汉11月5日电（记者沈翀、魏梦佳）位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太湖近年来污染不断加重。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博士在此间召开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称，随着太湖水质下降，这里的水生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明显。

杨桂山博士介绍，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太湖水质平均每十年下降一个级别，到本世纪，太湖水体总体已由二类以上水质降为五类水质，局部甚至为劣五类。与此同时，湖泊污染自净能力减弱，水生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生态服务功能退化明显。监测表明，上世纪60年代太湖有鱼类106种，现存鱼类仅60种到70种，洄游性鱼类几乎绝迹。底栖动物中螺、蚌等大型软体动物减少，耐污染水蚯蚓、水生昆虫幼体增加。浮游动物中大型的枝角类、桡足类种群数量减少，而小型的轮虫、原生动物数量大幅增加。

杨桂山博士说，目前太湖水生高等植物分布面积已经减少了126平方公里，分布范围大幅度缩减，群落组成趋于简单，沿湖岸大型挺水植物消失。

据了解，湖泊水体退化主要与流域人类活动强度不断加大密切相关。1978年以来，太湖流域地区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相应污染物排放总量也急剧增加。

3、世界湖泊大会发宣言 倡导全球"让湖泊休养生息"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11-06

http://news.xinmin.cn/domestic/gnkb/2009/11/06/2866166.html

为期四天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五日在武汉落下帷幕，大会发出《武汉宣言》，倡导全球各国政府、社会团体、企业、水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让湖泊休养生息”，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武汉宣言》中说，水资源缺乏、水污染与生态恶化和湿地面积减少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中新社武汉十一月五日电 (记者徐金波)为期四天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五日在武汉落下帷幕，大会发出《武汉宣言》，倡导全球各国政府、社会团体、企业、水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让湖泊休养生息”，进而促进人类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湖泊大会由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ILEC)发起，是国际湖泊环保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系列学术会议。自一九八四年起，已在日本、美国、匈牙利、意大利、印度、中国等国举办了十三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武汉市人民政府与国际湖泊环境委员会联合主办了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吸引全球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千五百多位湖泊治理专家与会，这也是继昆明之后第二次在中国举办该项大会。

　　在为期四天的会议中，与会者指出，湖泊在全球淡水资源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水资源量占地表液态淡水资源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支撑着农业、商业、运输、娱乐、旅游业的发展，为人类提供食品和能源，也是各种生物的重要栖息地。

　　《武汉宣言》中说，水资源缺乏、水污染与生态恶化和湿地面积减少严重威胁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制约湖泊及其流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根本原因是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健全的湖泊治理制度和法律、不充足的资金支持、不能支撑的治理技术，以及环境污染加剧引起的更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宣言提出，达成最大限度运用自然过程恢复湖泊活力，强化湖泊内源治理，维持其生态平衡；促进人水和谐；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等共识，认同中国在保护湖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上，采取的创新措施和在实施的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有利于促进全球范围的湖泊治理工作。

宣言建议各国政府、社会团体、企业、水资源使用者和提供者等所有利益相关方，制定并实施让湖泊休养生息的战略，为实现湖泊流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增进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把这种面向社会、更为广泛的方式作为建立严格监管制度的补充，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共同致力于环境保护，维护生态服务功能；创新湖泊治理理念，开展湖泊富营养化治理技术研究，鼓励并实行多学科的技术创新来促进生态修复；要将湖泊治理与应对气候变化相结合，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应强调湖泊流域综合治理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并将其纳入到国际、国家和地区层面的政策和计划中；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在全球范围丰富湖泊流域综合管理的内涵等。(完)

4、环保门槛再抬高 钢企淘汰落后产能提速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05日曹开虎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fmnews/20091105/02476924901.shtml

　　“钢铁新政”将新增节能减排、外贸政策两大章节

　　“与2005版政策不同的是，正在修订的钢铁产业发展新政策，将新增循环经济和节能减排、外贸政策两大章节。”对于企业最为关心的政策细节，参与《钢铁产业发展政策》修订稿(下称“新政策”)的一位权威人士向CBN记者透露，各项指标都将大幅提高。

　　政策在修订时提出，到2015年，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不超过615千克标准煤；吨钢烟粉尘排放从2008年的1.51千克减少到0.8千克；吨钢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8年的2.23千克下降到1.3千克。到2020年，在水资源综合用量、能源消耗增量不多的情况下，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要实现双达标。

　　相比之下，2005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在技术经济指标上，只是简单提及，如吨钢综合能耗高炉流程低于0.7吨标煤，电炉流程低于0.4吨标煤，吨钢耗新水高炉流程低于6吨，电炉流程低于3吨，水循环利用率95%以上。

　　新政策提及的目标，也比今年年初出台的《钢铁产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更进一步。振兴规划只是提出到2011年的目标——重点大中型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不超过620千克标准煤，吨钢耗用新水量低于5吨，吨钢烟粉尘排放量低于1.0千克，吨钢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1.8千克。

　　许多企业认为，新政策应让这些目标提前实现。太钢集团高层告诉CBN记者，这几年一直在提循环经济，可以考虑让这些目标提前到2012年左右实现，这样也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不能到2015年再完成。

　　针对近几年铁矿石谈判连年吃败仗的难题，新政策在修订时提出，要建立与国际铁矿石供应商互惠互利的铁矿石贸易新机制，维护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国内铁矿石贸易进口代理制度，形成良好的国内铁矿石市场新秩序。而2005版《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在这方面未曾提及。

　　在外贸政策上，政策修订时还提出适当鼓励进口廉价优质的生铁、废钢等初级产品，从而缓解铁矿石供应压力，同时限制出口焦炭、铁合金、生铁、废钢、钢筋等初级加工产品，实施适度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适时适当提高高端产品退税率，鼓励钢材间接出口，实施公平贸易政策。

　　此外，政策在修订时取消了原政策中“500万吨以上规模的钢铁联合企业，要努力做到电力自供有余，实现外供”的提法，同时将“2003年钢产量超过500万吨的企业集团可以根据国家钢铁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和所在城市的总体规划，制定本集团规划”中的数字，改成“2008年钢产量超过1000万吨”。

　　不过，由于各方对这些修订的内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意见，最终发布的《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可能有小幅调整。

5、北京：新建一批再生水厂 补水永定河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9-11-06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45361257468807_1.shtml

根据昨天（11月5日，下同）发布的“城南行动计划”，今后将大力支持城南地区水资源项目建设，增强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具体项目包括把南水北调来水、北部的密云水库水联合调度输送到城南，同时建设郭公庄、黄村、丁家洼3座自来水厂，力争新增供水能力100万立方米/日。

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南城处于下游地区，北京的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以及潮白河水源地都在北部，城南地区供水主要利用城北地区的水厂和城市供水管线，引密云水库等水源供应，部分地区还采用自备井，这一批水资源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提升城南地区水资源保障和供水能力。

据介绍，关于永定河的治理，将加快实施《永定河绿色生态走廊建设规划》，规划实施后，北京境内的永定河将形成溪流—湖泊—湿地连通的健康河流生态走廊，按照不同河段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自然生态景观。按照规划，将建设景观总面积达180公顷的湿地6处，总面积 680公顷的湖泊6处，并沿河建设10大主题公园。

那么，水从哪里来呢？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水源问题是永定河治理的关键，将立足全市范围，优化配置水资源，近期建设清河、卢沟桥等再生水厂调水管线，利用高品质再生水补充河道生态用水。

据介绍，本市去年已确立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战略，计划将全部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为中水厂，并为每座新城至少建成一座中水厂，实现污水变资源，实现循环利用，放到河里，解决生态环境用水问题。

按照“城南行动计划”，今后三年内将重点建设卢沟桥、吴家村、大兴黄村、房山城关、丰台河西等一批再生水厂，力争年增高品质再生水能力3亿立方米，为生态环境用水提供保障。同时，重点开展丰台丰草河、马草河、旱河、葆李沟、黄土岗灌渠、大兴老凤河和房山吴店河、丁家洼河、小清河、大石河等河道治理工程，项目总规模70公里，加快恢复水系生态功能。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再过一年，卢沟桥、吴家村几座污水处理厂将会升级改造成中水厂，丰台地区的马草河、丰草河等几条河道届时就可以还清了，环境景观也将大幅改善。

另据了解，根据“城南行动计划”，在大兴与丰台区的交界处，南五环团河桥以南，依托团河行宫遗址，将打造总面积约1万亩，与北中轴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面积相当的南中轴森林公园。近期将优先实施具备建设条件的一期工程约350公顷（约5300亩）。

永定河河道干涸将解决

记者昨天从丰台区水务局获悉，杜家坎附近的永定河河道干涸的现状将在最近几年内得以解决，以再现永定河30年前的生态景观。

目前在永定河3公里外正在建设的卢沟桥再生水厂，今后将向永定河丰台段河道内补水。此外，南水北调的配套工程——大宁调蓄水库，也将从防洪为主拓展为兼具防洪与蓄水的双重功能。

丰台区水务局有关负责人还介绍，除了永定河丰台段恢复生态景观之外，位于永定河西岸的17万人污水处理问题也将在近几年内解决。京西南最大的再生水厂——河西再生水厂已经完成前期论证，即将开工建设。经过该水厂处理的再生水可达到4类水标准，主要用于浇灌植物、工业循环用水，以及补充永定河支流河道的景观用水。

6、广西40县重旱致世界最稀有猴类饮水困难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11月0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09-11-05/200016560582s.shtml

　　中新社南宁十一月五日电 (记者蒋雪林)广西秋冬连旱的灾情在继续扩大，来自广西气象部门的消息称，截至四日已有四十个县市发生严重旱情。干旱的天气导致世界最稀有猴类白头叶猴饮水困难。

　　广西崇左北京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一研究人员五日说，为了让白头叶猴能喝到水，工作人员在研究基地附近设置了三个供水点。她说，保护区内缺水，但由于山上植被好，而且有不少野果，白头叶猴可以从食物中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水份。如旱情继续发展，植被减少，研究基地将采取措施，给白头叶猴供水。

　　据介绍，白头叶猴是全球二十五种最频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难以进行人工饲养和繁殖，其生存状况受到全世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全球仅中国存有八百一十三只，其数量比中国国宝大熊猫还少。广西崇左市的自然保护区有白头叶猴七百五十多只。

　　白头叶猴所繁衍生息的崇左市是广西三大旱区之一，素有“十年九旱”之称。今年是崇左市自一九五一年以来第三个旱灾最为严重的年份。目前全市农作物受旱面积达四点四万公顷，因旱造成近六万人、二万头牲畜饮水困难。

广西气象部门五日提供的气象预报显示，广西干燥的天气将继续。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气候中心逐日干旱评估模型监测，截至四日八时，广西共有八十三个县(市)发生不同程度的气象干旱，其中特旱六个，重旱四十个。完

7、甘肃设立第二个“娃娃鱼”自然保护区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0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5/content_12394202.htm

新华网兰州１１月５日电（记者朱国亮）记者从甘肃省农牧厅了解到，甘肃省政府近日已批准设立甘肃康县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这是甘肃省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二个大鲵省级自然保护区。

据介绍，这一自然保护区涵盖了康县南部的素河、清河、岸门口河、秧田河、三河河、铜钱河、阳坝河、太平河、柯家河等９条河的干流及其支流，区划总面积１０２４７公顷，其中核心区面积２０９４公顷，缓冲区面积３２６１公顷，实验区面积４８９２公顷。大鲵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因叫声如婴儿啼哭，又被称为“娃娃鱼”。大鲵被认为是比恐龙还早的活化石，是典型原始过渡性动物的代表，对研究动物从水走向陆地的进化过程有重要意义。

大鲵一般生活在山区水质清凉、石洞较多的溪流中。甘肃大鲵数量较多，此前甘肃已在该省大鲵主要栖息地之一的文县建立了白龙江大鲵自然保护区，对野生大鲵加强保护

8、来水枯下泄大：三峡水库蓄水年内难达175米

来源：中国天气网 2009-11-05

http://www.hwcc.com.cn/pub/hwcc/wwgj/gjpt/myfk/200911/t20091105_310014.html

【核心提示】11月2日8时，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70.93米，水库水位在171米附近小幅波动，原定10月底或11月初蓄水到175米的目标未能实现。三峡集团公司有关人士介绍说，今年三峡水库很难蓄至175米。

一边是上游来水偏枯，一边是下游严重干旱，三峡水库原定的蓄水175米目标未能按时完成。要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必须保证蓄水高程，要缓解下游严峻旱情，又必须加大下泄流量。蓄，还是放？三峡将如何解决摆在面前的这个棘手难题？

记者11月2日从三峡集团公司获悉，原定10月底或11月初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的目标无法实现，且年内三峡水库水位也难以蓄至175米。

来水枯，下泄大，蓄水目标今年难实现

经国务院批准，今年9月15日起，三峡水库开始向最终水位175米进行试验性蓄水。

11月2日8时，三峡水库水位达到170.93米，水库水位在171米附近小幅波动，原定10月底或11月初蓄水到175米的目标未能实现。三峡集团公司有关人士介绍说，今年三峡水库很难蓄至175米。

据三峡集团公司解释，影响三峡水库蓄水进度的主要原因是上游来水偏枯，下泄流量加大。

2009年10月，三峡平均入库流量为12500立方米/秒，比多年同期平均值偏少约35%。10月份三峡来水减少是近几十年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趋势。

蓄水期间，长江中下游出现特大干旱，三峡集团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令，加大三峡下泄流量，缓解下游旱情。三峡水库10月份平均下泄流量8500立方米/秒，比经国务院批准的蓄水方案下泄流量增加1350立方米/秒。

据悉，原先经国务院批准的蓄水方案中，10月上、中、下旬三峡下泄流量分别为不小于8000立方米/秒、7000立方米/秒、6500立方米/秒。但蓄水期间，国家有关部门4次下指令增加三峡下泄流量。

由于来水偏少，第四次指令还特别指出，从10月31日14时起，三峡入库流量不大于9500立方米/秒时，按出入库流量平衡控制，当三峡入库流量大于9500立方米/秒时，按9500立方米/秒控泄。

11月2日8时，三峡入库流量为9400立方米/秒，出库流量为9650立方米/秒，水库呈现“入少出多”的状态。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状况，三峡蓄水将迟迟难达175米高程。

延缓三峡蓄水，下游旱情有所缓解

三峡蓄水达不到175米高程，对三峡工程及三峡集团公司各方面影响很大。三峡水库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生态补水等功能，三峡水库如果不能蓄满，则不能充分发挥三峡工程各方面综合效益。

目前，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已经让下游受益。水利部网站表明，9月份以来，湖南、江西两省降水偏少近五至八成，长江流域干支流来水明显偏少，导致湖南、江西出现严重干旱。

三峡工程遵从国家有关部门指令，延缓乃至停止三峡蓄水，缓解下游旱情。到目前，长江中游城陵矶水位上升0.7米，从10月20日的最低海拔高程21.61米，上涨至11月1日的海拔高程22.31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10月19日20时为海拔高程8.98米，其后一直下降，10月29日最低海拔高程为8.59米，其后开始上涨，11月2日8时上升至海拔高程8.78米。

目前，三峡水库运行面临的情况与全国人大批复的初步设计已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三峡10月份来水减少，且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年总径流量也有减少的趋势。另一方面，三峡下游生态、供水、航运等用水需求比原来有了较大的增加。因此，专家建议，三峡水库调度应进一步优化，使水资源得到更大利用。

三峡蓄水并非干旱主因，利于改善长江中下游用水条件

针对“三峡蓄水导致中下游干旱”的传言，三峡集团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三峡蓄水不是导致干旱的主要原因，反而有助于改善长江最枯季节中下游的用水条件。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说，近期湖南、江西等省的湖泊、河流水位低，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地区自身的旱情，即9月以来当地持续晴热高温，降雨量很小，无法形成径流。

郑守仁说，近年长江上游来水呈减少趋势，下游用水需求却不断增大，人们很容易把旱情和三峡大坝拦水联系起来。而作为调节水库，三峡水库必须在秋冬季节蓄水，才能全面发挥综合效益。

实际上，三峡水库蓄至高水位，才能在来年1至2月长江上游来水量最小时给下游补水。长江上游在1至2月期间的来水量最小值仅为2700立方米/秒，正常年份在3000—4000立方米/秒之间。三峡蓄水后，届时下泄流量可达5000—6000立方米/秒。

三峡集团公司认为，未来三峡蓄水达到175米后，蓄水发电与中下游用水之间的矛盾将会缓解，因为水库的作用就是削峰填谷，以丰补歉。

9、企业家联名网上征书 称环保常识普及当务之急

来源：搜狐绿色 2009年11月04日

http://green.sohu.com/20091104/n267968664.shtml

第1页:搜狐绿色编者按

第2页:李志刚：创作环保作品前有环保困惑

第3页:李志刚：我对环保有一定的特殊感情

第4页:张树新：很期待书信体的环保创作

第5页:张树新：不要把环保看成一个门类和行业

第6页:李志刚：我比普通人更关注环保

第7页:张树新：创作这本环保读物只是一个开始

第8页:张树新：阿拉善SEE在过去的五年里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

【搜狐绿色编者按】

　　为了创作一本既包含了科学环保知识，又好看有趣的“中国公民环保读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SEE基金会）出资十余万，联合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以普通网友参与为主的公民环保行动，网络征集环境曝光照片和《中国公民环保读本》作者。

　　历时半年，组织方共征集到污染环境曝光照片的发帖共计150帖，来自全国各地的46份《公民环保读本》写作投稿作品，其中完整稿件20份（每份字数均在10万字左右），经评选其中42个曝光贴和5份书稿获得活动奖励。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5位企业家理事组成编委，经过认真评选，最终SEE资助文字作者李志刚、插图作者孙岳完成书稿，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绿色生活一本通——中国公民环保读本》。该书区别于干涩的宣教式读本，全书将故事情境设置为现代职场，以系列情景小品的形式，在办公室的故事当中，巧妙地介绍各种日常环保知识，生动机趣地传播绿色生活概念。生活与工作中的环保问题，在该书中都得到了通俗形象的解答。随书选配32幅漫画，幽默而夸张，进一步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链接：搜狐读书在线阅读：《绿色生活一本通——中国公民环保读本》

　　2009年10月30日，《绿色生活一本通——中国公民环保读本》主编，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环保协会理事张树新女士，以及该书的作者李志刚先生，做客搜狐，接受搜狐绿色和搜狐读书的联合访谈。

本期访谈嘉宾：

联合运通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环保协会理事张树新女士（摄影/荣蓉）

《绿色生活一本通——中国公民环保读本》作者李志刚先生（摄影/荣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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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专家表示个人行为习惯难改不利应对气候变化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06日

http://science.aweb.com.cn/2009/11/6/359200911060803180.html

　　气候变化是让全世界头疼的问题。11月2日召开的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上，中外专家表示，在各国政府和组织忙于出台环保措施、制定减排目标时，世界各地区个人生活和消费“我行我素”的习惯，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障碍之一。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说，相对于发展清洁能源，改变人的消费观念和习惯可能是最困难的任务。他表示，中国人自古有勤俭持家的习惯，但是近年来有些中国人开始效仿美国消费者，喜欢大车、大房子和大空调，这种趋势将导致可怕的后果。

　　李俊峰表示，面对气候变化和污染问题，应该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而国内一些电影电视剧却仍然在推崇豪华产品或消费。

　　不过他同时指出，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仍未结束，各国需要依靠消费来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因此如何平衡促进消费和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各个经济体的重大挑战。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能源、环境和资源管理项目主任伯尼斯·李说，人们的消费行为和习惯很难改变，因此各个经济体需要制定法律法规、经济激励机制等，推动消费观念的变革。

　　她认为，作为一个更容易的选择，各国政府、组织和公司可以集中精力寻求清洁能源的技术创新。

　　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负责人丹尼尔·罗森表示，个人生活习惯的确很难改变，但与个人所在城市的建设发展和技术水平有关系。公交系统发达的城市，居民可能更愿意选择公交车，而非开车。

　　世界银行９月发布的一份题为《气候变化与个体行为》的研究报告说，气候变化是人为造成的，是几十亿人日常消费行为的产物。因此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也必须是人为的，但截至目前，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财政和技术领域，往往忽视气候变化的根源——个体行为。报告建议各国各地区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对个体行为进行适当干预。

　　为期两天的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以“清洁能源——人类的未来，共同的责任”为主题。峰会由中国国际商会和英国《金融时报》主办。来自能源、金融、科技等领域的３００多位多国政府官员、企业家和专家与会。

与会者围绕政策、风能、太阳能、核能、电动汽车、清洁能源与资本市场以及碳交易等主题进行讨论。峰会将推出“中国５０个最具投资潜力的清洁能源项目”，涉及总投资约１００亿元人民币。

11、前哥本哈根时代 追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手机免费访问　

来源：人民网天津视窗2009年11月06日

http://news.cnfol.com/091106/101,1278,6763727,00.shtml

　　简要内容：以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和2005《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为标志，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京都议定书》建立了旨在减排温室气体的三个灵活合作机制——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合履行机制和清洁发展机制。

　　编者按

　　今年12月7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又称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本文简称为哥本哈根大会)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讨论并商定《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各国的二氧化碳减排标准，决定着地球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但无论是2008年12月的波兰波兹南第14次缔约方大会，还是2009年为哥本哈根大会做准备的3次气候变化国际谈判，都远未达到预期效果，各国间的分歧和矛盾依然明显，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可谓“风险重重”。

　　哥本哈根大会的破裂是“人类不可承受之重”。为避免大会失败，8月31日至9月4日，时隔将近20年之后，第三届世界气候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气候变化如何从一个普通的环境问题演变为国际政治热点问题？“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大会”之间又有什么样的联系？本期特开辟“前哥本哈根时代——追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专版，为您深度介绍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历史。

　　1 从“寂静的春天”到“难以忽视的真相”

　　“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逝世后，一切都很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寂静。她惊醒的不但是我们国家，甚至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应该恰当地被看成是现代环境运动的肇始。”

　　199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戈尔为《寂静的春天》作序。

　　“让全球懂得必须为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贡献最大的个人。”

　　2007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该年度和平奖授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从1964年到2007年，从一本《寂静的春天》的书到一部《难以忽视的真相》的纪录片，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错误思想逐渐被抛弃，“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虽然关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多边谈判困难重重，但本着对全人类负责的精神，国际社会在走向哥本哈根大会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以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通过和2005《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为标志，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2 两届世界气候大会与《蒙特利尔议定书》

　　据考证，最早研究温室效应有关问题的是18世纪法国数学家傅立叶。1798年他随拿破仑攻打埃及时患上一种病，总是觉得冷，便终年裹着大衣，潜心琢磨热如何传递，并在1827年首次提出了温室效应理论：大气层就像温室玻璃，让太阳光线通过，同时为地球保持足够的热量。

　　此后的200多年里，资本主义世界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向大自然索取各种资源，在200年的时间里累积了比过去几千年都要多的财富，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恶性环境污染事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中爆发。1943年，美国洛杉矶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伦敦大雾持续不散，造成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空气污染，数千人死亡。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有识之士的重视。以哈里森·布朗《人类前途的挑战》和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为标志，美国的先进思想家开始反思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发展模式的环境成本和未来面临的生态挑战。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许多地区又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严重干旱和其他气候异常现象，对全球粮食生产造成了严重影响。特别是1973年非洲萨赫勒地区大旱，数百万人因此死亡，全球为之震惊，联合国第六次大会特别联大(1974年)因此要求世界气象组织(WMO)对此展开气候变化研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管理协会第二届会议对气候变化也作了相应的决定。根据研究结果，WMO第29届执委会决定于1979年召开“世界气候大会高级科技会议”，后来改为“世界气候大会——气候与人类专家会议”。组委会认为，世界气候大会不仅是一次气象会议，而且还应召集专家审议气候对各种经济行为和其他人类活动的作用，故与会者将不仅仅限于气象学家，各个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应该参加。

　　“世界气候大会——气候与人类专家会议”于1979年2月12日至23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50多个国家的400多名专家参加了会议。中国气象学会副理事长谢义炳代表中国率4人出席。

　　这次大会通过了世界气候大会宣言。宣言指出，粮食、水源、能源、住房和健康等均与气候有密切关系。人类必须了解气候，才能更好地利用气候资源和避免不利影响。宣言要求各国有力支持“世界气候计划”的实施。这个计划强调要研究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预测问题，指出必须加强气候资料工作。同时认为，气候、水文、海洋、地球物理因子资料同等重要。该计划还强调要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并着重指出了在经济发展计划中充分利用现有气候和气候变化知识的迫切性。

　　第一届世界气候大会最终推动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989年)、世界气候计划和世界气候研究计划等一系列重要国际科学倡议，提高了人们对气候变率和变化的意识和科学认识水平，为推动气候和气候变化的研究与评估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90年10月29日至11月7日，第二届世界气候大会在日内瓦举行。这次大会分科技会议和部长会议两个阶段举行，出席部长会议的有137个国家的环保部长和高级政府官员。会议通过的《部长宣言》指出，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大量生产活动致使温室气体不断积聚，下世纪全球气候变暖的速度将是前所未有的，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将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宣言认为，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全球气候是各国共同的责任。但是，作为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的西方工业国家对此尤其负有特殊责任，它们必须起带头作用，承诺采取行动，降低其在全球温室气体净排放中的比重。

　　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国家还必须开展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额外资金，并以公平和最优惠的条件转让环保技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

　　宣言希望发展中国家在可行的限度内，在考虑到外债负担问题和自身经济条件的同时采取适当行动为保护全球环境作出贡献。

　　本次大会是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召开前举办的一次重要气候会议，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其所通过的宣言体现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最新精神，并逐渐演变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指导原则。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签订是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取得的另一主要成就。1985年，英国南极探险队队长J.Farman宣布，自从1977年开始观察南极上空以来，每年9～11月都发现有“臭氧空洞”。这个发现举世震惊。1985年9月，为制定实质性控制措施的议定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组织召开了专题讨论会。同年10月，决定成立保护臭氧层工作组，从事议定书的制定工作。

　　1987年9月，由UNEP组织的“保护臭氧层公约关于含氯氟烃议定书全权代表大会”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36个国家、10个国际组织的140名代表和观察员，中国政府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

　　9月16日，24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国政府认为这个议定书没有体现出发达国家是臭氧层耗减的主要责任者，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不公平，所以当时就没有签定。

　　1990年6月，在伦敦召开的第2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议定书修正案。

　　在第3次缔约方会议上，中国政府代表团宣布了中国政府正式加入修正后议定书的决定。截止2002年2月，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批准加入了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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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污染监管困局：沉默不再是金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2009年11月06日章轲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106/03016930567.shtml

　　许多人都知道自己家的附近，有一家或几家大的工厂，甚至可以说出这家企业的规模、产品和工资水平。但是，几乎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物是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危害。

　　这些信息，都当作商业机密甚至是国家机密被严密“封存”着。由于没有有效的制裁手段，目前大部分企业都或多或少地藏掖自己的排污信息，一些在华跨国公司还采取“双重标准”——在其他国家都主动公开具体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在中国却选择沉默。

　　一项最新的调查和评价结果显示，目前中国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总体上仍处于初级水平。

　　公众环境知情权VS商业秘密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原局长周生贤签发《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这是按照国务院实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要求，国家各部委中出台的第一份有关信息公开的法律文件。该《办法》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这一《办法》，污染物排放超标的企业如果以保守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向社会公开排污信息，将受到重罚。

　　“推动环保公众参与，首先是要确保环境知情权，也就是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保部副部长潘岳称，这一《办法》主要是确保公众得到以前难以得到的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为参与环境事务创造充分的信息基础。

　　向来大力主张“公众参与”的潘岳，希望这一《办法》的推出，能极大地促进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若没有环境信息披露、信息发布机制和使公众周知的要求，公众参与就是空话。

　　《办法》规定，环境信息包括政府环境信息和企业环境信息。环保部负责推进、指导、协调、监督全国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环保部门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客观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环境信息。企业应当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环保部门申请获取政府环境信息。

　　《办法》特别要求，污染物排放超标企业不得以保守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向社会公开主要污染物的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超总量情况等信息。不公布或者未按规定要求公布污染物排放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保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处10万元以下罚款，并代为公布。

　　《办法》实施一年多，成效如何呢？

　　“实际调查和评价结果并不理想。”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说。

　　据马军介绍，为了更为系统地评估各地政府部门对相关法规的执行情况，同时也为了明确信息公开元年的基准线，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此前共同开发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并据此对113个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

　　这113个城市涵盖了哈尔滨、济南、石家庄、长沙、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110座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广泛分布于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通过对当地政府所作的超标违规记录公示、信访投诉案件处理结果公示、依申请公开等8个指标的系统性、及时性、完整性和用户友好性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调查人员对每个被评估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评价。

　　调查显示，一年来，环境信息公开在中国许多地区取得了进展。在污染源监管信息主动公开方面，上海、宁波、太原、武汉等城市已经开始较为系统地公布当地企业日常超标违规的监管记录，北京、重庆、福州、焦作等城市则在信访投诉案件及其处理结果公示方面有良好的表现；而在执行依申请公开方面，合肥、青岛、昆明、郑州等成为对信息公开申请做出积极回应的城市中的佼佼者。

　　不过，调查发现，东、中、西部一些污染物排放强度较高的地区，比如石嘴山、宝鸡、湘潭、宜宾、泸州、本溪、开封、枣庄等，其环境信息公开程度非常有限。

　　马军告诉记者，为评估《办法》中首次对环保部门作出的依申请公开要求，调查人员向113个被评价城市分别申请公开当地2008年9月份的污染企业行政处罚名单和经调查核实的公众对环境问题或者对企业污染环境的信访、投诉案件及其处理结果，其中有27个城市提供了全部或部分名单，但还有多达86个城市未能提供名单。

　　拒绝申请的理由除了“不宜公开”之外，还包括这些记录涉及企业商业秘密，申请公开需要上级政府部门开具公函，以及为“保发展”不能公开等。“一些城市的工作人员在听到是信息公开的申请时多次直接挂断电话，一些城市则根本找不到具体负责部门。”马军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市在日常超标违规信息的公示方面表现突出，开了污染源监管信息全面公示的先河；而重庆和北京则在公众信访、投诉案件及其处理结果的信息公示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这三个城市都比较积极地回应了信息公开的申请。

　　据环保部此前公布的《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08年度报告》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与公众需求相比尚存在一些差距，公开形式及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

　　污染信息公开，多是避重就轻？

　　让人失望的，一些企业即便是公开的部分污染信息，那也是避重就轻。

　　“我们调查了全球100强中在中国设立了生产型工厂、消费者耳熟能详的28家企业，发现其中近一半的企业在中国都没有像在本国或其他国家一样主动在其公司官方网站公布区域性或具体工厂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一直负责污染防治项目的NGO人士刘立灿对CBN记者说，显然，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污染信息公开存在双重标准。

　　据调查：13家公司（埃克森美孚、皇家壳牌石油、通用汽车、丰田汽车、道达尔、通用电气、福特汽车、日产汽车、日立、雀巢、巴斯夫、宝马、东芝）在国外都有主动公开具体国家或者地区内的污染物排放信息，但是在中国没有任何相应的公开。

　　“被调查的公司中，超过四分之三的公司在中国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做得非常不够。”刘立灿说。

　　而对于可能让自己难堪的污染信息，即便是“百强”企业，也会不顾环保部门的点名和违法的风险，将这些信息藏着掖着。

　　日前在京公布的一项最新调查表明，世界500强和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中，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等在内的18家中外企业，在超标排放污染物并且被环保部门点名的情况下，仍然不执行《办法》有关“30天内公开环境信息”的规定，隐瞒污染物信息。

　　调查显示，世界500强和中国上市公司100强企业中，隐瞒污染物信息的不在少数。而百强之外的企业，更是鲜有主动公开污染信息的。

　　位列世界500强和中国100强的18家行业领先企业的25家工厂，因存在向水体中排放污染物超标的情况而被环保部门在网上公开，然而没有一家企业按照《办法》在规定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

　　这18家企业分别为壳牌、三星电子、雀巢、乐金（LG）、卡夫、摩托罗拉、电装、普利司通、中国石油(13.76,-0.01,-0.07%)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36.22,0.25,0.70%)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14.74,0.06,0.41%)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6.25,-0.01,-0.16%)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创业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煤能源(13.69,0.18,1.33%)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美的电器(20.63,-0.13,-0.63%)股份有限公司、潍柴动力(62.76,0.75,1.21%)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忽视法规，对公众隐瞒污染物信息。”此项调查的相关人士张凯说，“公众对于自己环境中存在这样那样的有毒有害物质毫不知情，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据地方环保部门提供的相关信息，湖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08年一、二季度中排放废水化学需氧量（COD）、氨氮和总镉经常超标，总铅、总砷也出现超标现象；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使用或排放氟化盐、煤沥青，并且化学需氧量排放超标。然而这两家工厂都没有按照《办法》的要求公开工厂的污染物排放信息。

　　张凯说，这类有毒有害污染物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长期的、难以逆转的伤害，严重的更会毒害人的生殖系统和神经系统，并致癌、致畸。

　　信息公开水平不高，除了企业方面的因素外，地方环保部门执法不严，以及《办法》本身部分内容的模棱两可，也是重要原因。

　　据介绍，由于《办法》没有细化应公开污染物的种类和排放去向，即便是3家逾期公开污染信息的企业，也仅仅公开了非常有限的信息。如三星、中煤能源股份和潍柴动力的工厂只公开了2～6种污染物的排放信息。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壳牌、三星和乐金（LG）等8家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工厂，其公布的信息十分详细，尤其是与公众健康和环境密切相关的有毒有害污染物方面的排放信息。其中壳牌位于得克萨斯州的Deer Park炼油厂2007年在美国的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系统中公开污染物种类多达49种。

　　记者了解到，企业及地方环保部门对《办法》的不同理解，也是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率低的重要原因。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其所属煤矿污水处理厂超标排污问题，并非《办法》所鼓励公开披露的事项；壳牌（中国）有限公司在给NGO的答复中，除多次表示短期和长期改善计划以及具体的整改措施，并未就没有公开污染信息给予解释。

　　浙江宁波市环保局在答复中也表示：“考虑到企业异常情况超标，且能积极整改，我局没有把该公司列入污染严重的企业。”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在答复中则表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办法》及《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信息公开目录》，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备案内容暂未列入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范围，因此未对相关内容进行公开。”

　　相关

　　《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要求，环保部门必须公开17个方面的环境信息，包括：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环境保护规划；环境质量状况；环境统计和环境调查信息；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预案、预报、发生和处置等情况；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配及落实情况，排污许可证发放情况，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排污费征收的项目、依据、标准和程序，排污者应当缴纳的排污费数额、实际征收数额以及减免缓情况；环保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和程序；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拒不执行已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环保部门的机构设置、工作职责及其联系方式等情况等。

　　同时，国家鼓励企业自愿公开下列企业环境信息：企业环境保护方针、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及成效；企业年度资源消耗总量；企业排放污染物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等。

13、环保NGO如何修炼内功?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11-05 刘晓星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0911/t20091105_624294.html

　　九成环保民间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没有合法身份，大部分草根环保NGO面临资金困境，大量环保NGO需要加强能力建设……带着这些现实的掣肘，数十年来，众多环保NGO一路风雨兼程，成为推动环境保护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日前，在2009年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上，来自全国的259家环保NGO作为中国环保NGO的代表齐聚北京，针对环保NGO的人力资源和财务管理、项目合作及资金支持等问题进行充分交流和展示。以“大手拉小手”式的交流和合作模式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中国环保NGO发展实现了从单兵作战到联合发展、从醒目存在到分得话语权的大跨越。

　　首开环保民间项目合作先河

　　某环保NGO代表问:“你们对项目合作有哪些要求？”

　　伯尔基金会项目经理答:“我们要看项目设计是不是独特，是不是有特别的研究方法，同时我们还会对项目执行力、专家支持、项目管理以及财务管理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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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2010年环保NGO项目合作推介会上，出资方寻找合作组织的一场对话片断。

　　众所周知，国内环保NGO大机构和小机构存在着明显的资源反差:一部分大机构资源利用效率受到质疑；而大量小机构的兴衰荣辱，还系于发起人一身。

　　如何找到项目，拿到资金，就成为众多环保NGO能否摆脱资金匮乏窘境，保证可持续运转的关键因素。

　　在本次年会上，第一次组织了项目推介会，来自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国际中国环境基金会、伯尔基金会、中华环保基金会、北京禹森环保科技公司、全球环境基金等的代表介绍了2010年拟开展的环保项目和活动，企业和基金会等出资机构介绍2010年拟支持环保工作的资金以及申报方法。这为苦于找不到资金的环保NGO以及没有好项目的出资方搭建了一个双向交流的平台，为促进环保NGO的更好发展开创了一个新的渠道。

　　首开环保民间合作推介先河的项目合作推介会，得到了与会各方的高度评价。

　　中国科技金融促进会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蒋国平深有感慨地说:“环保是投资机构热衷于投资的热点，应该说广大投资机构对投资环保产业都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且他们也有很多成功的实施经验。但是对投资机构而言，最大的难题是怎样来获取这个项目，如何减少这方面的交易成本？所以，我们非常乐于和环保NGO的合作共同搭建一个企业融资平台。”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郭霞详细介绍了申请SEE资助项目的机构背景、项目周期、项目管理流程等。郭霞说，我们的资助优先考虑因素有以下几点: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工作领域和目标的环保NGO；项目具有实效性、创新性、本土化和可持续性，能够推动解决与环境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问题；申请机构进行务实的试点型工作探索，甚至开拓新的工作策略和模式。在关于环保NGO组织性质这一点上，她着重强调了接受民政注册、工商注册和未注册的NGO的项目申请。

　　在推介会上，让那些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注册的草根环保NGO再一次找到了家的感觉。无论是企业还是基金会对于资金申请并没有特别强调环保NGO的“合法身份”问题。

　　正如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任刘振国所言:“其实现在从整个政策环境来看，N　G　O　生存的环境在逐步改善，要不然我们的民间组织就不会犹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

　　让更多专业人才向环保NGO聚集

　　从热情到行动，从行动到结果，到社会的改变，这不是个简单的过程。环保NGO要实现生存和发展谈何容易？环保NGO的专业化被看成是实现发展的灵丹妙药。

　　正如中国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所言:“环保NGO实现专业化，必须借助一批专家的力量，成为这个NGO的最潜在的支持者，这是非常重要的。”

　　2000年前后，民间环保团体专业性、地域性的特色越发明显，到2004、2005年，这样的组织猛地多起来了。一时间，迅速扩大的覆盖面，将更多的关注和行动推向细致、多样化，大量项目具体到了一座特定的山、一条特定的江河、一个特定的村庄，甚至有大学生社团专注于一个特定的濒危物种，比如大别山野生兰。

　　在越来越多的资助和支持力量下，以环保NGO为载体、以民间身份从事环境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可能性。

　　环保NGO实现发展还需要有一些技巧、方法和策略，怎样和政府部门沟通，怎样和服务的社区以及服务的民众进行交流，怎样和媒体联手，如何整合自身及团体，以及周围环境的资源，这些都是环保NGO能否成功的要素。

　　在环保民间组织发展座谈会上，来自清华大学、民政部、财政部的相关负责人针对环保NGO运行中存在人力资源管理、财务资源管理、项目设计实施和评估等问题进行专业的讲解和答疑解惑。

　　在环保NGO实现发展的过程中，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一直从事NGO研究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邓国佳在会上给与会的环保NGO负责人支了个招:吸引人靠什么？第一，靠组织的使命去吸引人。因为环保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公益事业。第二，靠项目的设计，靠环保活动，去吸引人。第三，设计的项目还具有趣味性，实现志愿者与公众的良性互动。

　　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以及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对环保NGO的关注及发展却非常有限。国际中国环保基金会总裁何平介绍说，从法律层面来讲，一些部门对环保NGO认识不清楚，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的意识都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导致现有的社会民间组织、法律法规所规范的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同时，民间组织管理落后，根据目前社团登记条例，民间组织注册人员十分混乱。

　　因此，何平建议，修改社会团体的相关管理条例，应尽快制定一部“结社法”或“社团法”，从法律层面上明确政府和社会民间团体的关系。

　　对于民间组织的挑战，不但有法律和管理方面，而且还有经费问题。目前中国的非盈利基金会非常少，而且范围很有限，主要集中在扶贫和救灾方面，环境保护方面的资金来源非常少。

　　目前，国内有1200多家基金会，大部分有政府背景，而美国有5.6万家基金会，85％都是私人建立起来的。社会捐赠的参与度也不高，对环保NGO的支持也是很有限的。

　　另外，目前政府也很少通过民间组织来承接项目，提供社会服务，这使草根的环保NGO在政府部门拿到项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何平认为，国内外存在这种差距，一方面是因为文化和经济基础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差距是缺乏激励机制及税收政策。我国可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企业进行捐赠，来保证民间组织的经费来源。

14、中国国土面积近4成水土流失 生态补偿机制难产

来源：新华网2009年11月06日　郄建荣

http://cd.house.sina.com.cn/news/2009-11-06/08478626.html

　　水土流失已成我国头号生态环境问题。近50年来，我国每年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5000多万亩。在这当中，人为水土流失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修订水土保持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业内被看作是应对良策，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过程：要遏制住水土流失的严重态势，就必须尽快出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而要出台生态补偿政策又必须进一步加快水土保持法的修订速度。

　　金沙江是我国乃至世界上著名的水能资源极为丰富的河流，被国家列为全国12大水电基地之首，其所蕴藏的水能资源量达1.124亿千瓦，约占全国的16.7%，是我国规划中最具战略地位的最大水电基地。金沙江下游正在建设的乌东德、白鹤、溪洛度、向家坝等4座巨型水电站装机总容量相当两个三峡。

　　不到云南，不到金沙江，对于金沙江的了解，人们难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在背负“水电大江”名誉的同时，金沙江下游正饱受着水土严重流失的折磨。不久前，记者随中华环保世纪行到云南省采访时了解到，仅金沙江下游地区就发育着1726条泥石流沟。

　　而来自水利部的统计则显示，我国现有水土流失总面积多达356万平方公里，已占到国土面积的37.1%。其中，646个县水土流失严重。

　　治理水土流失已是迫在眉睫。怎么治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修订水土保持法、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各界一致认可的良策，但在现实中，过缓的进程却不免令人担忧。

　　金沙江小江流域地面每年上涨0.2米，眼下这一地区已彻底变成了无人区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想象这就是书本中描述的“壮阔”的金沙江。

　　在位于金沙江下游东川境内的重要支流小江流域，记者找不见金沙江的踪影，更看不到茂密的森林。“看到了吗，那条小溪就是金沙江。”顺着昆明市东川区水利部门有关负责人手指的方向，记者才发现了一条不足两尺宽的细流。相比之下，平躺在金沙江小江流域上的灰褐色巨型泥沙冲击扇却给人以壮阔的感觉。

　　“这块冲击扇的面积有2平方公里。以前，这里也有房屋农田，也有人居住，现在都彻底搬迁了。”东川区水利部门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水土流失，小江流域每年产生的200万吨泥沙使得这一地区的地面每年上涨0.2米，眼下这一地区已彻底变成了无人区。据他介绍，整个金沙江流域干流区内的泥石流沟就有533条、滑坡640处，其中小江流域正在发育的有一定规模的泥石流沟达107条。

　　泥石流使得东川深陷贫困的泥沼难以自拔。记者采访得知，从1984年至今，东川始终没有摘掉国家贫困县(区)的帽子，去年年底全区低保人数占到该区人口总数的13%。

　　“云南省的水土流失确实比较严重。”这是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的说法。而在今年曾经发布过“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的水利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专家以及28位院士的眼里，“云南、贵州当地只见石头不见土壤的‘景观’随处可见。”

　　云南省水利厅对该省水土流失下的结论是“十分严重”。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陈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全省水土流失面积达13.4万平方公里。由于水土流失，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已经失去了生存条件，不得不进行“生态移民”。

　　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5000多万亩，平均每年100万亩，人为水土流失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

　　“经研究测算，按照现在的流失速度，50年后东北黑土区1400万亩耕地的黑土层将流失掉，粮食产量将降低40%左右，35年后西南岩溶区石漠化面积将翻一番，届时将有近1亿人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这是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在今年早些时候召开的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总结会上表示的观点。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巡视员张学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事实上，我国水土流失形势确实到了异常严峻的地步。东北黑土区的水土流失尤令水利部担忧。

　　“实际上，2000年我们就已意识到了黑土地水土流失会演变成为一个严重的生态问题。”但是，出乎张学俭意料的是，黑土地水土流失的速度如此之快。“现在北大仓有可能重新回到北大荒。”张学俭说，目前在东三省，要找到典型的黑土地已经很难了。照现在水土流失的速度，张学俭担心，用不了50年，黑土地可能就会消失。

　　说到东北黑土地的水土流失的根源，张学俭认为，过度垦荒是重要原因，“这种掠夺性耕作，最终有可能让我们无法修复东北黑土地”。

　　据水利部专家介绍，2007年东北黑土区粮食产量为8254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6.5%，其中商品粮4200万吨左右。鄂竟平认为，黑龙江省典型黑土区水蚀面积已由上世纪50年代的24000平方公里变成2000年的45000平方公里，情况不容乐观。

　　“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为1.39亩，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75亩，本来人地矛盾就突出，而水土流失将进一步加剧这一矛盾。”张学俭说，近50年来，我国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耕地达5000多万亩，平均每年100万亩。

　　张学俭告诉记者，事实上，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区远不止黑土地，长江上游及西南诸河区、南方红壤区、西南石漠化区、北方土石山区、黄土高原区、西北风沙区等地的水土流失也在不断加剧。他说，调查显示，我国现有严重水土流失县646个。而这些地区都有很大比例的耕地面积面临失去生产能力的危险。

　　更令包括张学俭在内的专家担心的是，目前仍在进行的大规模的生产建设活动还会增加水土流失的强度，而人为水土流失已成为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因素。

　　据张学俭介绍，目前，人为水土流失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煤矿、农林开发和城镇建设等诸多方面。他说，据有关部门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约1.5万平方公里，新增水土流失量为3亿吨。其中，2001年至2005年，全国新建各类开发建设项目共有76810个，“在这么多的建设项目中，新增水土流失总量9.5亿吨。”张学俭说，据水利部门估算，“十一五”期间，我国生产建设项目可能产生水土流总面积1526.6万公顷，可能造成水土流失总量10.09亿吨，分别比“十五”增加115%和6.7%。

　　“如果按这一趋势发展，现代进程中超强度、大规模的开发建设活动，将很可能超出生态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我国生态环境将面临巨大挑战。”张学俭说。

　　有关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政策法律不完善，导致生态补偿全面实施的可能性仍不大

　　据水利部水土保持司透露，目前，全国亟待治理的水土流失面积仍有180多万平方公里，同时还有3.6亿亩坡耕地和44.2万条侵蚀沟亟待治理。

　　浩繁的治理任务靠什么完成？“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政策治理仍是一个主要手段。”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水土治理专家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所说的政策也包含了法律。“比如，生态补偿政策，水土保持法等等”。

　　就水土流失生态补偿机制而言，张学俭说，不外乎土地使用者为治理水土流失而对治理者和被损害方作出的经济补偿。“比如，下游对上游的补偿，生态受益区对生态保护和建设区的补偿，资源使用者对资源所有者和资源开发受害方的补偿等等”。

　　而生态补偿的依据，张学俭告诉记者，从政策到法律都不欠缺。他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以及党的十七大都明确提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他表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启动草原、湿地、水土保持等生态补偿试点”的要求，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也明确提出要“多渠道筹集森林、草原、水土保持等生态补偿资金、逐步提高补偿标准”。

　　但是，实际做法却表现出了明显的滞后。

　　在云南省采访时，记者了解到，作为水土流失大省的云南省在输出资源的同时，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补偿。

　　“受去年4万亿投资的拉动，我们水土治理得到的资金有1.5亿元。可今年就不行了，到目前只有2400万元。”据云南省水利厅水土保持处处长和俊介绍，云南省水土流失治理每年需要投入的资金量超过2亿元。按照云南省水土地保持规划，云南省近3年要投入26亿元，资金缺口显而易见。

　　“我们云南急须确立补偿机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应该在国家层面有可操作的政策依据。”陈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欠发达省份，云南每年向华南电网输电百亿度，得到的只是发电的成本价格，而没有涵盖区域经济发展的补偿成本和区域生态环境的补偿成本。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司长刘震对全国水土保持需要的资金量做了一个测算，据他介绍，本世纪初，全国水土保持中央投入约2亿元到3亿元，目前，中央水土保持投入达20亿元到30亿元左右。从国家层面看，无疑水土保持资金也不充足。

　　据张学俭介绍，1991年水土保持法颁布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在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等方面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

　　他告诉记者，陕西省已经在建立能源开发水土保持补偿机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陕西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规定对煤碳、石油、天然气开发企业要计征水土流失补偿费，仅这一块预计每年可征收13.5亿元。但是，这样的实践毕竟是个别地区。张学俭认为，与国内相关行业实施生态补偿政策相比，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仍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在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概念、标准以及实现途径等方面，系统的研究也尚未展开。同时，有关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政策法律不完善，补偿的力度也不够，特别是有关补偿费的规定不够科学、合理等问题，都直接影响着补偿政策的落实。

　　水土保持法何时完成修订尚无明确的时间表，而要遏制住急功近利的开发建设势头，修订就应提速

　　水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和落实最终需要法律来支撑和保障。张学俭说，他们的希望寄托于目前正在修订的水土保持法。

　　他告诉记者，只有通过修订完善水土保持法，将预防保护类、生产建设类和治理类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相关制度以法律条款形式给予明确规定，同时还要完善水土保持配套法规和规章制度，明确各类水土保持补偿的主体、对象、途径和方式，才有可能全面推动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张学俭认为，制定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也很必要。他说，这些政策涉及水土保持财政转移支付和预算、水土保持专项基金等等。

　　据了解，实施于1991年的水土保持法至今从未修改过，水利部早在2005年就正式启动了水土保持法的修订工作。张学俭表示，在专家研讨、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水土保持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并已在去年10月正式上报国务院。

　　一个月前，国务院法制办在京召开了水土保持法修订专家论证会，据论证会专家介绍，正在修订的水土保持法将在水土保持规划制度、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制度、水土保持补偿费制度、法律责任等方面有所完善。

　　就是在这次会上，对于业内普遍存在的水土保持法何时完成修订这一问题，也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表，会议“希望修订草案尽快报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有关专家认为，在开发建设急功近利、忽视生态保护的现实情况下，尽快出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政策就显得格外紧迫，而要出台生态补偿政策就必须加快水土保持法的修订速度。

15、环境信息公开：企业不能说的秘密

来源：东方网2009年11月06日　王康鹏

http://finance.qq.com/a/20091106/000724.htm

几乎是和业界人士之前的担心如出一辙，污染物超标的企业并不愿意自曝家丑来公布污染信息。

10月13日，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包括壳牌、雀巢、中国石化、东风汽车和湖南有色在内的18家中外企业无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下称《办法》）的要求，拒绝向公众公开污染物信息。

去年5月1日，《办法》正式开始施行。依照《办法》规定：“企业应当按照自愿公开与强制性公开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企业环境信息。”这18家企业即使在被环保部门点名的情况下，依然拒不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

实际上，根据调查，这18家企业并非是特例。在面对污染物信息公开要求时，绝大多数企业都选择了沉默或者逃避。而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任何一家企业因拒不公开而遭到环保部门10万元的罚款。

在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惯例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为何在中国就遭遇了“水土不服”？环境污染信息，为何就成了企业不能说的秘密？针对这些问题，又有哪些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

“沉默的大多数”

《“沉默”的大多数》，在10月份发布中国的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状况调查报告时，这样一个标题，很贴切地说明了目前中国的企业在环境信息公开上的实际状况。

报告中披露，18家企业下属的25家工厂因为存在向水体中排放污染物超标的情况而被环保部门在网上公开，其中包括8家跨国公司的9家工厂和10家中国公司的16家工厂。

这8家跨国公司分别是壳牌、三星电子、雀巢、乐金、卡夫、摩托罗拉、电装、普利司通。10家中国公司则有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润创业有限公司等。

在此之前，这18家企业的工厂因为存在着向水体中排放污染物超标，被有关环保部门在网上公开。如壳牌公司，2008年4月28日，上海市闵行区环保局在对其参股75%的壳牌道路工程（上海）有限公司进行例行检查时，发现厂区生活污水COD的实测数据为205，高于国家规定的排放值。

但是，这18家企业均没有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因为按照《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需要向社会公开环境信息的企业，“应当在环保部门公布名单后30日内，在所在地主要媒体上公布其环境信息，并向社会公开的环境信息报所在地环保部门备案。”截止到调查结束，仅3家公司（涉及4家工厂）通过其他渠道向公众公开了污染物排放信息。

这18家企业都是《财富》杂志评选出的“2008年世界500强公司”以及《财富》（中国版）评选出的“2008中国上市公司100强”的在华独资、合资公司。

“如果他们都做不好，那还有哪些企业能做好呢？”NGO组织成员张浩告诉CBN记者说，实际上，就连他们也都确实是没有做好，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现状，“沉默”是大多数，公开反而是例外。

在《办法》施行一周年之后，为考察中国各地的环境信息公开成效，国内环境NGO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与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6月3日在京联合发布了中国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指数），对国内113个城市2008年度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状况进行了初步评价。

结果显示，在113个被评价城市中，得分在60分以上的城市仅有4个，不足20分的城市多达32个，113个城市的平均分刚刚超过30分（PITI指数中，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的分值满分为100分，其中约60％的分值以中国的法律法规为基础设定，其余部分则是依据公众实际需要而设定的倡导性指标）。

张浩告诉CBN记者，在他们的撒网式调查中，很少发现有企业很主动、很完全地对外公布环境污染信息，或者是有企业公布了但是并不是以广大公众容易获取、容易理解的方式，这也达不到信息公布的实际效果。

还有企业在迫不得已公布时，甚至玩起了钻《办法》条文中漏洞的“花招”，CBN记者就了解到这样一个案例。

有绿色组织在某省市申请了政府公开排污重点企业名单，在政府公开以后该组织就要求政府强制列入名单中的企业公开排污的种类、浓度、重量等细节情况。企业在收到提示信之后，提出了种种借口来推脱，如企业处于初创期相关信息不完全，企业经营状况不好怕影响到市场发展等。但是绿色组织并不放弃，甚至组织了成员去厂区门口抗议。

最终，企业迫于压力公布了污染信息。但是，公布媒体选择了该市的一家广播电台，时间选择了在午夜一两点钟。这样做，也完全符合了《办法》中“所在地主要媒体”的公布要求。但是，半夜一两点钟时有多少公众接收到了公布信息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公布无异于是只张嘴、不发声式的做假样子，达不到要广大公众获取信污染息来作出监督的目的。

[1] [2]

16、让污染信息阳光化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11月06日章轲

http://www.p5w.net/news/gncj/200911/t2657648.htm

　　“种种污染环境和社会的丑行，最害怕的就是暴露在阳光之下――来自公众和舆论的监督，这也是一种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监督。”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著名学者杨东平曾这样评价。

　　杨东平认为：“绝对的权力意味着腐败，绝对的无权同样意味着腐败。”因为堵塞言路、闭目塞听必然导致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愚昧无知、效能感低下、缺乏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从而使社会成为腐败的死水。它反过来又会成为一种口实，国民素质低下是一些人限制社会进一步开放常见的理由。

　　2003年中国就有了对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的要求。《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列入污染严重企业名单的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公布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情况，接受公众监督。国务院2005年《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再次提出“企业要公开环境信息”。

　　而事实上，信息公开促进环境保护的一个实例，是公开城市空气质量。北京市的空气污染状况多年来一直是严格保守的“机密”，空气质量却每况愈下。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定期公布每周乃至每天的空气质量之后，天下并没有大乱，反而极大地调动了公众参与的热情，有效地推动了治理空气污染的进程。

　　杨东平认为，只有通过制度化的、法制化的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才能有效地遏止污染和腐败，实现阳光下的公平和公正。

　　在得知《办法》出台后，著名环保人士、北京麋鹿苑博物馆副馆长郭耕曾欣喜无比。“这是一项公正为民的善政。”郭耕说。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则认为《办法》是一个“在可持续发展航道上的一盏庄严的航灯”，是“政府环保部门给公众送上的一份重礼”，同时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催化剂”。

　　廖晓义认为，环境信息公开，政府在环境信息的管理上接受公众、媒体和民间组织的监督，不仅有助于污染控制，还有助于减少或者遏制因为不适当的和违法的开发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有助于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定。同时，也能促使那些以环境代价作为政绩的扭曲政绩观得到调整。

　　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高级环境经济学家王华认为，通过信息公开，促进公众参与，用对话代替对抗，使各方都能够平等地表达意见，是减少解决环境问题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

　　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均实行了全面的企业污染物信息公开制度，从这些国家的经验来看，企业的污染物环境信息公开后，公众就可以获得有关企业排污的信息，也促使投资者及相关方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行为，并促使其不断改善。

　　资料显示，1988年到2007年，在美国有毒物质清单系统中有连续记录的生产型工厂的污染物总排放量下降了61%。2001年到2005年，日本污染物排放和转移登记系统记录的污染总体环境排放量的下降幅度达到17%。

　　“从国际上其他国家实施信息公开法的经验来看，一般都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除非涉及到非常高级别的国家秘密。”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NRDC）中国环境法项目胡元琼律师介绍，在美国，信息公开一般是要先考虑公众的利益，公众知情权的保护是为先的。

　　而在中国，国家的信息实际上是以保密为原则、公开为例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环境与资源法研究所教授汪劲对记者说，尽管环境信息公开是一个民主化公众参与过程当中的一个突破，但实际上在一些政府官员的思想和脑海里，对公开还是抵触的。

　　严义明，《办法》公布以来第一个提出环境信息公开申请的上海律师。一年间，严义明在各地奔走。他发现，对于环境信息公开，尤其是在一些环境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当地环保部门、排污企业都同样存在问题，“当地的环保部门有可能拿了好处，有的甚至与排污企业有直接的利益关联。”

　　“《办法》客观上为公众环境维权提供了一个法律的基础，但是当地的政府一般都非常不情愿去做这样的事情，总是会找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来敷衍。”严义明还告诉记者，他在河南曾要求当地政府强制一家企业公开排污种类、浓度、重量的情况，“后来这个企业公开了，是深夜在当地广播电台里播的。这个公开跟没公开没有任何两样。”严义明说，这反映了《办法》的漏洞。

　　“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更多是执行的问题。”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专家们表示，中国的企业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工作最终应达到的目标是使得所有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达到一定数量的企业都向公众公开排放信息。环保部门应尽快建立类似有毒物质排放清单（TRI）和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PRTR）的系统，并提供在线查询平台，以便于公众获取企业的污染物排放信息，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比较，从而促使企业在面对公众的监督后更自觉地进行清洁生产，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

　　而且，环保部门不仅需要加强监管，更需要将使用和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企业立即纳入强制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的范围。被强制要求公开污染物排放信息的企业，除公开化学需氧量（COD）和氨氮等少量污染物信息外，还应披露自身排放和转移的所有污染物的相关信息。

近期，环保NGO也呼吁国家环保部门尽快建立类似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制度或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系统。

17、污染问题是不可医治的癌症吗

来源：东北新闻网 2009-11-06　蔡爱红

http://news.nen.com.cn/jinhushiping/436/3380936.shtml

　　河北省邯郸市和武安市的一些村民，深受中国五矿邯邢局北洺河铁矿和玉石洼铁矿排尾问题之害。而中国五矿集团新闻发言人却召开媒体通气会称报道"不实"，新华社三部门记者只能联手再次调查，用"铁证如山、非法排尾、触目惊心"又一次报道"中国五矿两铁矿非法排尾问题"。(11月5日经济参考报)

　　读罢这则消息，笔者不禁想起"癌症"这个词。因为生活在化工业发达地区，经常面对污水、污气非法排放却无可奈何，眼睁睁看着周围的癌症患者多起来。不是人们不害怕，也不是人们没呼喊，而是企业界和政府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对这些污染问题下不了决心，所以如五矿那样否认污染事实、掩盖问题就成为必然现象。这些被掩盖的污染问题为什么就成了社会的"癌症"呢!企业、政府、职能部门及老百姓，站在不同的利益角度看待环保问题，是污染问题不能很好解决的原因。

　　非法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环境问题。这满眼由尾矿浆沉淀后形成的尾矿砂，脚踏下去顷刻间粉尘飞扬，还有那喷涌着的灰色泥浆，都是以铁矿排尾企业与当地村委会签定的协议书为"条件"的：北洺河铁矿在"高村村北原河道范围"建库，向库区每排放1立方米尾砂应支付费用1.6元，玉石洼铁矿向北尖山村山沟里排尾造地，每年支援其8万元管理费。铁矿生产企业想办法钻"政策的空子"、打擦边球，花这点"投入"以追求更高的利润，甚至将排尾描述成"变废为宝，造福地方"、"是中央企业响应地方号召，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这种昧着良知追求利益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老百姓为环境污染埋单的后果。

　　环保等部门顺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不能真正作为。一些地方比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比收入水平，却忽视环境污染问题。当有人将举报污染的电话打到环保局时，会奇迹般地发现非法排污的"大烟囱"立即停止了工作;当民众怨气逐渐消失时，企业排污又会恢复进行。究其原因，是环保部门根据地方领导的"意思"行事，怕企业的关停、整顿会"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甚至环保部门"看老板的脸色"行事，否则会影响到环保部门自身和部分领导的利益。

　　政府部门为了政绩和考核而不能过多监管。高村将"非法排尾"说成"充填造田"，这无非是"政绩"在作怪。以"充填河滩造地"的名义向北洺河排放尾矿，以一片柳树和沙棘作为"掩护"，又成为"面子工程"。邯郸市"千矿万亩"综合治理工程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原来国土资源部领导没有去过北洺河河滩，怎么会有"国土资源部领导同志到武安现场视察工作时，对河滩充填复垦造田工程给予高度评价"的呢?针对两铁矿分别向河滩和山沟排尾造成环境污染的问题，记者不仅在采访现场目击了尾矿污染及其给百姓造成的病痛，而且从《北洺河铁矿尖山北尾矿库安全验收评价报告》中也找到了对尾矿污染的描述，马骏却矢口否认，一方面是怕污染事件损害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怕影响到地方领导政绩和考核的表现。

　　只有深受污染之苦的老百姓，才会无奈地成为环保卫士。老百姓无奈地求救于媒体，希望通过媒体暴光来解决问题;中国五矿称工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方面却称两家铁矿与村委会签定的"尾砂充填造地"工程未经政府批准;武安市水利局承认尾矿砂堆积超高，而且离水泥坝太近，确实存在潜在隐患;武安市环保局稽查大队却以"武安市是扩权市，烟尘污染费等收费权由于历史原因在邯郸环保局保留，但监管权已移交武安市环保局"为理由。这些部门究竟站在谁的角度想问题，他们真的没有监管责任吗?再想想尖山北尾矿库的渗漏问题，再想想山西襄汾尾矿库溃坝事件，当地的老百姓睡不着觉，地方政府也该为村民"睡不着"。

18、垃圾焚烧，只是一剂安慰药

来源:南方周末　徐楠特约撰稿毛达 2009-11-04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875

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这一串地名维系的垃圾焚烧厂争议，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新的公共危机，而最近的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在万人抗议声中下马，可堪标志性事件。

传统填埋方式已不堪重负，而焚烧方式作为西方社会已经成熟运行的主流处理模式，为中国的地方政府大肆效仿。

反对声浪亦此起彼伏，以中国环科院研究员赵章元等人为代表的反对者坚称：垃圾焚烧所排放的二恶英对人体的不利影响不可逆转，且垃圾焚烧不适合中国垃圾分类严重不充分的现实。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欧美环境史博士毛达看来，无论强调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在将中国的垃圾处理引向更深的歧路。

我们总说不要走别人的老路，但我们偏偏就在走，而且走得更吓人。当下中国的垃圾问题就是如此。

历史证明地球上没有垃圾的最终归宿之地：扔到城墙外，很快变成了公害，扔到地底下又进入了地下水，扔到河里很快被下游投诉，扔到空气中变成了温室气体垃圾。每个时代被吹嘘的垃圾处理技术都变成了下一个时代的梦魇或批判的对象。我们现在还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吗？

就垃圾问题而言，我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于两阶段的历史，一是考虑地球环境承载力的历史，另一个就是把问题转移到别处（感官不能触及到的），或留给下一代的历史。前面这段历史我们还没有真正展开，包括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还停留在后者的历史阶段中。

垃圾问题从一开始就和城市文明同行，到了工业时代更加严重，物质生产的量和质逐渐超过了局部地区的环境承载量，西方所有大城市都经历过垃圾危机。解决办法虽然在变，但总的思路是一样的：把问题转移或留给下一代。到现在这些危机并没有消失，只是转移到更远的地方。而且过度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模式已经扩展到了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巴西，垃圾问题也顺势蔓延。

从世界的总体来看，垃圾问题是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转移的。但它其实显示的更严重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物质消耗的问题，从资源开采一直到垃圾产生这整一个链条中耗费了更多的资源，威胁到其他物种生存，产生的问题比最后把垃圾放在哪里还要多。美国《生态经济》的作者莱斯特·布朗提醒世人：我们正用超过两个地球的可持续资源支撑我们的经济。所以我说垃圾危机不在于怎么处理，而在于它背后的物质生产，因为垃圾一旦产生，需要自然去销纳它，而不是什么人为的技术，好的循环利用技术能够减缓对销纳时间的压力，但也有极限。因为这个世界注定被地球上有限的生命整体控制着。

正因如此，焚烧最大的问题不是它可能产生的二恶英。相比其他处理方式，焚烧更容易掩盖整个物质流的过度耗费问题，给人以错误的信号，延缓了人们从根本上寻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很多人喜欢拿焚烧和填埋比较，但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两个差的东西里比哪个更差，而不去找比这两个更好的方式？至少填埋有一点好，它让人们看到问题的客观存在，而焚烧则是一剂安慰药：社会似乎可以继续走过度生产、过度消费和大量浪费的道路，因为后果可以一烧了之嘛。

少数的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了，所以才会有先锋式的人物在倡导节制物质消耗，减少垃圾的产生、让垃圾回到生产之链。所以，我认为能不能进入新时代的标志就是人们能不能把解决垃圾问题和控制整个物质生产和消耗的体系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家如日本已经提出这样的规划，并在尽力实施，我们国家空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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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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