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3
十一月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太行山大峡谷秋色正浓系列报道：
1、太行山大峡谷秋色正浓之四—－红旗渠，“世界第八大奇迹”
环境资讯：
2、新华网： 中国将加大西部地区环保和生态建设力度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04/content_12385227.htm
3、新华网： 我国年均减少２０个天然湖泊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4/content_12386160.htm
4、新华网： 专家：非点源污染已渐成世界湖泊水质问题主导因素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4/content_12384815.htm
5、环球时报： 美报关注青藏高原冰川锐减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44781257298175_1.shtml
地方信息：
6、山西新闻网： 山西太原地表水污染依旧严重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44911257302304_1.shtml
7、红网－潇湘晨报： 洞庭湖将建环境监测重点站
http://news.163.com/09/1104/13/5N9GAVO7000120GR.html
气候变化：
8、人民日报： 发展中国家呼吁不能扼杀《京都议定书》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11/04/content_374990.htm
民间环保：
9、10月环境记者沙龙内容
10、新华网： 近300家环保民间组织呼吁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http://news.dayoo.com/china/57400/200911/04/57400_100324215.htm
环保视点：
11、中国经济时报： 湘江“绿色风暴”将成全国样板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44951257304080_1.shtml
深度报道：
12、长江商报： 30年来全国至少污染1.4万平方公里的湖泊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1104/13156922298.shtml
环境时评：
13、中国能源报： 吴学安：征收环境税不是花钱回赎“排污权”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911/t2654376.htm
14、新华网： 千湖消失发出怎样的信号
http://news.zgjrw.com/News/2009114/News/341941982000.shtml
15、南方周末： 垃圾焚烧发布会 请不要用专家来糊弄公众
http://green.sohu.com/20091104/n267949433.shtml
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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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记者沙龙网：www.greensos.cn
1、太行山大峡谷秋色正浓之四—－红旗渠，“世界第八大奇迹”
太行大峡谷，古有“藏龙卧虎之地”的美称。但是2009年10月18日绿家园生态游，在太行山脚下看到这个水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美丽的景色让一条河流付出了代价。
太行山脚下的水库
保留节目
水库的消落带
我们一行人望着这湖光山色，扔帽子时的高兴，很快就被这水库消落带水位越来越低，直到水库上游的河床已经成了砾石堆后的惊叹所替代。
水库截流后的江河
今日太行山下的河
这还是河吗？
这些年这样的河看得太多了，可事情就怕比较。两天来，我们看到都是太行山的美，太行山的奇，是大自然的“作品”。可是，有了人类干扰后的大自然，就成了这样。不能不让人遗憾。
红旗渠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河南林县人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漳入林工程。被世人称之为“人工天河”，在国际上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
我们的车开到红旗渠跟前时，我们先和已经在红旗渠的杨勇重逢。他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找水，已经在江源，沙地考察了四个月了。
在车上讲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西部江源、沙地的影响
六月出发时的杨勇
走了四个月的杨勇和他的团队
三个月前我和杨勇是在长江源分手的。从6月18日出发，到今天10月18，杨勇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找水的考察整整四个月了。不用问，仅从看到他的第一眼，我的眼睛就模糊了。眼前的杨勇和我7月离开时，判若两人。他的考察队伍，也从我们出发时的12人，到现在只剩下4个人了。
在我们的车上，杨勇给大家讲了他这四个月的行走路线，也讲了四个月来，在他的考察中，看到的气候变化，人为干扰对我们家园的影响和破坏。特别是新一轮的西部开发，杨勇认为是非常大的问题。考察结束后，他要把拍到的照片和提出的建议上书和告之媒体。在11月考察结束后，杨勇会到我们的绿色记者沙龙来讲讲。
太行山的早晨
人工天河
红旗渠水与崖
和杨勇告别后，我们走进了已经卖门票的红旗渠。
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9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十余年。它以浊漳河为源，在山西省境内的平顺县石城镇侯壁断下设坝截流，将漳河水引入林县 （今林州）。在极其艰难的施工条件下，当地人奋战于太行山悬崖绝壁之上、险滩峡谷之中，逢山凿洞，遇沟架桥。
从数字看红旗渠：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万立方米。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
红旗渠总干渠长70.6公里，渠底宽8米，渠墙高4.3米，纵坡为1／8000，设计加大流量23秒立方米。
走在红旗渠
绝壁下的红旗渠
绝壁也有绿色
杨贵赠言
提到红旗渠，上点年纪的人，脑海里第一浮现的可能就是战斗在太行山上，身上绑着安全带，凿山开路的身影，伴随着炸山的轰隆声，碎石块纷纷而下，悬挂在山崖上的施工队员随时都有可能被石块砸中，命丧黄泉的危险。40多年前，在红旗渠，正是有无数像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的林县人志愿修渠，逢山凿洞，遇沟架桥，一锤一纤，苦干十年，才建成了这条盘绕太行山长达1500公里的引水灌溉工程。
红旗渠建成后，有这样的说法：彻底改善了林县人民靠天等雨的恶劣生存环境，解决了56.7万人和37万头家畜吃水问题，54万亩耕地得到灌溉，粮食亩产由红旗渠未修建初期的100公斤增加到1991年的476.3公斤。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可是今天，我们在红旗渠及它的附近大自然的河边也拍到了这样的照片。
水位在下降
静静的青年洞
连挖带截
河里的挖沙
在今天的红旗渠拍到这些日益降低的水位，和被挖沙，被截流的河流时，真不知当时修红旗渠的人会不会想到有一天河会成为这种样子。
我在网上找红旗渠今天的生态和当年的修建有什么相关性时，没有找到，却看下这面这样一篇让人会产生想象的文章。我抄录在此。
林县红旗渠放到今天来修，不可能的九大理由!
一是工程巨大，县委主要领导风险太大，一般干几年就走，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济利益对动工修渠的一任领导没有好处，弄不好还要带来大的负面影响。
二是省委领导不会仅凭着一封信就会同意修渠，这么大的工程，要不弄它十个八个项目建议书，搞它十个八个报告，省市甚至中央领导不看它十个八个轮回是不可能的。
三是工程技术人员勘测不可能冒着生命危险，在我看来至少要用飞机卫星什么的，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带着几位助手，就干成的事，现在要不投资几千万元是不可能的。
四是山西同意引水不会那么痛快，这与二的原因有相同之处，特别是山西极少部分人是不是产生截断水源的念头也不好说。
五是让我最感动，也是最不值提的就是不管是哪一级领导，都不会在除夕前后决定这事，林县的领导除夕那天赶到山西，求等山西答复，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大年初一打电话给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委大年初五研究决定同意引山西水。现在县这一级一般在除夕前慢到省市慰问，除夕到初七这一段时间就老婆孩子团圆年，就是有一两个人想干些什么的，也是要耍单的。2007年的春节胡锦涛总书记与群众一起生活，就让我感慨很多。
六是没有上级投资不干，现在的基层政府，动不动就是向上级申请资金，如果林县这么大的工程，上级不投资几千万(应该是按当时的预算当时的市值)林县是不会干的。
七是10万民工少了工钱不干，无论是谁，现在让白干活可能性太小了。
八是占了哪一家、一村的地，都要收些买路钱，现在不管是修路、修桥、建工厂只要是占了地，补助、赔补损失是必须的，不然就别想动工。
九是工程伤及人命是不行的，据说有81人牺牲在修红旗渠的工程中，这要是到了现在，无论是上是下都不会答应，非停工不可。
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当年红旗渠修建时要人命的虎口崖如今成了观光景点，仅容得下一人侧身而过的“一线天”加上防护栏，成了人们体验艰险风光的绝佳观景处，30万大军夜宿山崖，留下的豪迈诗篇“崖当房，石当床，虎口崖下度时光，我为子孙创大业，不建成大渠不还乡”成为了每个导游拿着高音喇叭向游客解说时的生动故事——战天斗地的硝烟早已过去，站在红旗渠四望，漳河水只在静止的红旗渠中尚存，渠外只有堆着砾石的河床。历史的种种痕迹留下了人们当年热火朝天“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也留给了我们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
这种精神财富在今天的价值何在？
红旗渠在这里拐弯
在红旗渠边畅想
青年洞
我在网上还看到另一篇文章也很有意思，说的是：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红旗渠精神。文章中的问题其实我想，也正是我们这次绿家园生态游中很多人，特别是清华，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公安大学，空军指挥学院的教授们也在问的问题。我也抄在这儿了。
如今站在红旗渠边，看着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心中还在犹豫如果没有防护栏，脚底的路该如何走过去，那当年的人们呢？仅凭双手和简陋的设备，在尚且还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人们究竟是凭借着一种多么大无畏的勇气和气概才能在“飞鸟不能驻足，猿猴难以攀援”的太行山上，修建出这样一条“人工天河”来？在物质的力量不能达到的时候，人们唯一能够凭借的就是坚定的信念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理念做支撑，十年的一锤一纤究竟该如何点滴造成？
有人说，如今物质条件丰富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再也不会因为吃水问题而投入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了，今天的我们还需要红旗渠精神吗？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即便物质条件发展到现在的水平，大多数人能够保证衣食无忧了，自力更生和艰苦创业的精神依然是指引我们，尤其是青年人发展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半个世纪以前，人与自然的抗争需要红旗渠精神，半个世纪以后，人与社会的发展依然需要红旗渠精神！古有边防线上建长城，今有太行山上建红旗渠，这样的精神早已一脉相传，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不可更改。把不可能变为可能，把可能做到最好，这样的精神也恰恰是我们很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所缺乏的。
在青年洞的党旗面前合影，不禁感慨万千，当年就是在这里，5000多名青年编成突击队，战斗在红旗渠修建时最艰险的地方，如今我也是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不禁自问，当年青年们手中的锤和锹我能接的过来吗？而一旦拥有了红旗渠精神，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为的呢？
我没有这篇文章上的年轻人那么推崇红旗渠精神，当然并不意味我就不认为精神作用的重要。而是我在想，我们人类，在对自然不了解的时候用一种精神来改变自然其代价是什么？为了这种代价后代要承受什么。这种代价，我们的后代即使用了精神的作用，再创造的奇迹又会是什么呢？
水边
垃圾筒
承包
作为景区，红旗渠现在管理的很好，可是景区外面的漳河呢？
去红旗渠的路上
今日漳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家总理周恩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
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特色和奇迹。只是这样的奇迹给后代带来的影响各有不同。
2002年，红旗渠被评为国家AAAA级风景区。2006年05月25日，红旗渠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今天，红旗渠景区由“分水苑”、“青年洞”、“络丝潭”三个景区组成。三景区各有特点，风调不同，内涵盈连，相映成体。
我们这些关注大自然的人在红旗渠的青年洞前唱完“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后，到了络丝潭风景区，这是太行山的原汁原味。随着红旗渠的功能从调水到旅游，如果说，今天的人们在红旗渠是对人类精神的感叹，而在络丝潭人们感叹的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了。这里没有红旗渠，是这里的幸运吗？
另一种山水间
大自然的作品
近观
络丝潭风景区座落在青年洞西约１公里处，亦名“天桥断”。“络丝潭”因其潭深一络蚕丝而得名，又因浊漳河有“九峡十八断”，此处乃一较大断崭跌水，上有连接豫、冀两省的峡谷索桥，故称“天桥断”。这里有漳河名胜“小三峡”，可放艇畅游而尽享潭中山水风光；有神秘莫测的“神龟洞”，可欣赏神龟救民的美丽传说；还有凌空高悬的“铁索桥”等古迹名胜。
有人说河南人是穷则思变，也有人说河南人是与时俱进。有一点是肯定的，红旗渠现在的旅游价值为当地人又创造着精神以外的物质财富。
红旗渠品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红旗渠的品牌功能日益显现。为进一步增强品牌竞争力，发挥品牌效益，打造“红旗渠”的“经济航母”，l 99 9年林州市到国家工商总局注册了“红旗渠”商标，成立了“中国红旗渠集团”。红旗渠系统产品有香烟、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铝型材、扑克、食品等25类23 0种。2000年经北京北方亚事无形资产评估事务所评估，红旗渠品牌价值达1O．4亿元。随着时代的发展，红旗渠品牌功能将转化为更大的经济效益。
当地人说昔日捐款红旗渠，今日宣传红旗渠。从今天红旗渠旅游业的兴旺不难看出，它让当地人的生活的改变。当年挂着绳索开山凿石的年轻人，今天有多少享受到了这笔物质财富了呢？希望有。
红旗渠邮票
国家邮电部1972年发行一套4枚《红旗渠》邮票，第1枚是“愚公移山”，第2枚是“青年洞”，第3枚是“桃园渡桥”，第4枚是“人间天河”。
《经典红旗渠》邮票，2007年12月5日首发。
《经典红旗渠》是河南省林州市向国家邮政局申请发行的一套系列邮票，系列邮票共8版，图案采用珍贵的经典历史图片和精美的风光图片，从不同角度再现了林州人民当年的红旗渠精神及红旗渠风光和旅游资源。与邮票同时发行的还有4枚小本票，图案为“愚公移山”、“青年洞”、“桃源渡槽”、“人间天河”，是目前全国发行量最小、枚数最少的小本票。
《经典红旗渠》邮票，在造型、版式、印刷等方面都有大胆创新，首次发行红旗渠小本票，首次使用郭沫若先生书法真迹，首次发行8枚版式邮票，可谓构思新颖、个性鲜明、设计精美，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小三峡
号称“小三峡”
络丝潭
岁月
生命
红旗渠，为每一个时代的人留下了不同的财富。它也还将继续留给后人评说，我相信。 (全文完)
石雕
山石与山树
人与自然
2、中国将加大西部地区环保和生态建设力度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0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11/04/content_12385227.htm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４日电（记者张辛欣 江国成）根据中国政府网日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西部地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意见》，中国将加大西部地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将加强西部地区巩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成果建设。组织实施好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规划，落实基本口粮田、农村能源、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补植补造和退耕农户培训等各项措施，解决退耕农户当前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做好荒山荒地造林工作；完善退牧还草政策，加快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扩大实施范围，加强人工饲草地、牧区水利和棚圈建设，以建促退推动草畜平衡和舍饲圈养。
同时，西部地区要继续推进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三北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天然林保护、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设、甘肃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与建设等重点工程；抓好黑河、塔里木河流域综合治理，推动黄河、长江中上游水土保持和黄土高原淤地坝建设；加快编制祁连山水源涵养区、青藏高原东南缘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加大云南迪庆两江流域生态保护力度以及推进石漠化水土流失治理。
在强化环境综合治理方面，西部地区要加大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三峡库区、黄河中上游、滇池等重点流域、区域水污染防治力度，继续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做好环境监测，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和工业污染治理；深化第二批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支持建设一批循环经济重点项目，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加快淘汰和关闭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加强地质灾害防治，积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重点地区土地开发与复垦；推进灾区建筑废弃物等资源化。
3、我国年均减少２０个天然湖泊
来源：新华网2009年11月0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4/content_12386160.htm
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４日电（记者皮曙初、廖君）记者从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了解到，在过去的５０年间，中国已减少了约１０００个内陆湖泊，全国平均每年有２０个天然湖泊消亡。
有关资料显示，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全国大于１０平方公里湖泊中，干涸面积４３２６平方公里，萎缩减少面积９５７０平方公里，减少蓄水量５１６亿立方米。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作用下，一些湖泊水位持续下降，集水面积和蓄水量不断减少，有的湖泊甚至干涸。
在素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现存湖泊面积为２４３８.６平方公里，只有上世纪５０年代的３４%。全省１平方公里以上的湖泊为２１７个，比上世纪５０年代的５２２个减少了一大半。
4、专家：非点源污染已渐成世界湖泊水质问题主导因素
来源：新华网2009年11月0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11/04/content_12384815.htm
新华网武汉１１月３日电（记者魏梦佳、沈翀）一些专家在３日进行的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上提出，目前非点源污染已逐渐替代点源污染成为世界上湖泊水质问题的主导因素。
据介绍，点源污染是中国大多数湖泊流域的主要污染源，具有排放位置固定、排放量相对稳定等特点，对其进行系统化的调控必不可少。非点源污染主要来自于城镇径流、农田化肥使用、土壤侵蚀、畜禽养殖等方面。随着降雨和农业灌溉，这些污染物流入湖泊造成污染。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认为，长期以来，来自工业以及城镇污水处理厂废水排放的点源污染被当作入湖的主要污染源, 中国湖泊管理主要针对这些点源污染进行。而随着人们对湖泊及其流域环境问题认识不断增强，非点源污染已逐渐替代点源成为世界上湖泊水质问题的主导因素，但在中国对其控制仍属起步阶段。
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研究员秦伯强也说，非点源污染是造成湖泊污染的重要因素。因受到土壤、气候和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非点源污染具有随机性、广泛性、滞后性等特点，因此很难控制，其入湖污染物削减问题是世界及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为解决此问题，不少专家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更系统化的方法，将湖泊流域作为整体治理湖泊，同时提高公众环保意识，从源头上修复湖泊生态。
另外，记者还从会议上了解到，湖泊水资源萎缩、水污染以及富营养化问题已成为世界及中国最棘手的水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在湖泊大会上说，中国的湖泊治理除了需要依靠工程技术外，还需要构建公众参与体系。
３日，在第十三届世界湖泊大会儿童专题活动现场，来自中、日、韩三国的小学生们也聚集在一起，“坐而论道”，通过演讲、讨论等方式交流了自己对于湖泊湿地保护的心得。
5、美报关注青藏高原冰川锐减
来源：环球时报2009-11-04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44781257298175_1.shtml
《今日美国报》11月2日文章，原题:西藏冰川锐减引起研究人员担忧 中国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作为许多次大陆江河发源地的青藏高原的冰川正在快速消融。
最近几周，来自绿色和平组织中国分部和绿色地球志愿者的研究团队，公布了由于冰川持续消融导致几条喜马拉雅山区河流的上游地区出现雪线后退和洪水上涨的情况。研究人员发现，自2001年起青藏高原某些地区的雪线已经上升3公里多。
环保人士认为，冰川消融速度加快是最近10年来温度上升和全球变暖所致。此前，中国和印度的官员一直认为此类报告有杞人忧天之嫌。但最近几个月，中国开始表达密切关注青藏高原命运的声音。“由于全球变暖，青藏高原的冰川正以全世界其他地方从未有过的速度大范围消融，”中国气象局原局长秦大河最近称。“就目前来说，这将导致湖面扩大并带来洪水和泥石流。长期而言，冰川是印度河和恒河等亚洲河流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一旦消融殆尽，这些地区的供水将面临危险。”
国际组织预测，以目前的变暖速度，喜马拉雅山的冰川将在30年内消失。据秦介绍，青藏高原的温度正以4倍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速度上升。他警告说，可怕的后果不仅局限于中国，整个南亚次大陆都将面临相同命运。“如果覆盖高原的植被减少，由此带来的太阳辐射将改变亚洲的夏季季风。”他说，“这样会加剧中国南部洪水和北部干旱。”中国科学院预测，冰川在过去40年内已减少7％。位于青海境内的青藏高原冰川是黄河和长江的源头，这两条河流对亿万中国居民的生计至关重要。▲（王会聪译。本文英文原文见11月3日环球时报英文版第15版，有删节。）
6、山西太原地表水污染依旧严重
来源：山西新闻网2009-11-04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44911257302304_1.shtml
11月3日，太原市环保局发布了今年前10个月省城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汾河太原段、晋阳湖水质污染依旧严重。对汾河水库所监测的28个项目中，除石油类浓度值上升外，其他指标均达到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三类标准。
据介绍，今年前10个月，在对汾河太原段的监测断面中，除水库出口断面为四类水质外，其他断面均为劣五类水质。但是，和去年同期相比，主要超标污染物氨氮和总氮的浓度值分别下降了4.84%和1.47%，而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和总磷的浓度值均有所上升。
据监测人员分析，影响汾河太原段水质污染的原因较多，其中，城市生活污水产生量不断增加，而污水处理能力不足，大量生活污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排入汾河，是造成汾河太原段水质污染的重要原因。
对于省城市民普遍关注的汾河水库，与去年同期相比，只有石油类的浓度值出现上升趋势，但并不影响市民正常用水。
7、洞庭湖将建环境监测重点站
来源: 红网-潇湘晨报2009-11-04
http://news.163.com/09/1104/13/5N9GAVO7000120GR.html
本报岳阳讯11月3日，笔者从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洞庭湖将建三峡工程生态与环境监测重点站。届时，它将科学地记录三峡工程和洞庭湖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相互的关联。
“三峡水库的建设运行将对长江中下游，尤其是通江湖泊的水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湖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蒋勇说。
蒋勇介绍，10月26日-28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三峡办）和多个研究单位数名专家已进入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腹地考察，开展前期调研。通讯员郝家勇王刚
8、发展中国家呼吁不能扼杀《京都议定书》
来源：人民日报2009年11月4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09-11/04/content_374990.htm
本报北京11月3日电 综合本报驻西班牙记者张金江和新华社报道：2009年联合国第五次气候变化谈判2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拉开帷幕。苏丹代表团团长易卜拉欣代表77国集团和中国在开幕式上的发言中表示，“我们在此重申我们的坚定立场——《京都议定书》内容必须持续贯彻下去，并作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到期之后发达国家减排的法律基石。”
易卜拉欣说，“发达国家企图结束《京都议定书》的生命，对此我们表示严重关切”，这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将会置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一个危险的境地。对此，“我们已做好准备坚决抵制”，发达国家需要在减排方面继续承担主要责任。
本次巴塞罗那谈判为期5天，是在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前的最后一轮正式磋商，主要工作仍然是继续就前期形成的协议草案进行讨论，为哥本哈根大会准备最终协议文本。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和义务上仍存在尖锐争议，巴塞罗那谈判会议被看作是哥本哈根会议能否顺利举行的最后一次机会。
有鉴于此，易卜拉欣特别强调，在哥本哈根大会前，我们只有5天的有效谈判时间了，我们热切希望发达国家能够尽快提出有雄心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减排指标。
非洲集团谈判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发达国家必须尽快制定量化的减排指标，除非有数字化的减排指标，并建立有效的机制实施该目标，否则，即使在哥本哈根达成新协议，也不能称作成功。小岛国联盟谈判代表也指出，支持77国集团和中国的共同立场，《京都议定书》不能被扼杀。
一些民间组织和舆论也要求发达国家拿出减排的量化指标。西班牙媒体说，工业化发达国家的人口占世界的20%，但排放的温室气体却占全球的80%，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排放的温室气体少，但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却最大。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理应作出更多的减排承诺。
《京都议定书》的宗旨是通过具体措施和安排，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到期。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启动新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2008年一共举行了4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但谈判各方的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存在巨大分歧，谈判进展缓慢，2009年又先后举行了4次谈判，为哥本哈根新协议铺路。此前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在技术层面有所推进，但在政策层面仍缺乏显著进展，谈判中两个最关键问题——减排指标和资金仍未解决。一方面，发达国家未能就2012年后的中期减排目标做出量化承诺。另一方面，他们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应提供的资金支持迟迟没有具体方案。欧盟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考虑，提出在《京都议定书》之外制定一个气候变化合作的新框架，但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反对。
眼前的巴塞罗那第五次气候变化谈判是通往哥本哈根的最后一站，各方将为最终达成新协议作进一步努力。不过，目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的责任和义务上仍存明显分歧，许多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推卸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各国都应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理应承担主要责任。各国具体的减排责任和义务问题已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焦点。
9、10月环境记者沙龙内容
会议时间：2009年10月29日下午两点至五点
会议地点：科学时报321会议室
主题一： 低碳经济与新能源革命
主讲人：李俊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副所长。
主题二：地球最老的生物，生态最新的希望
主讲人：傅鹏程，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工科学与工程学院及新能源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主持人：汪永晨
汪永晨：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记者沙龙”，我们今天请到一位很重要的官员李俊峰先生，他是发改委能源所的副所长，李先生他们在一些重大的报告起草的过程中，请了我们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好几次，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最早在2004年。
汪永晨：发改委这样的一个部门请NGO来介入，除了李俊峰以外好像还没有过，我们就几乎成了朋友，特别是今年他们起草请我们来提意见，我们提了意见他们起草完了以后再拿他们修改的报告再让我们来提，我觉得其实这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是政府部门对NGO的一种态度或者说是一种新的进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忙的人，为什么这个月一直弄到最后，其实也是等他的时间，今天在座的人一定也都是冲着您来的。
李俊峰：刚才永晨给大家做了介绍，首先我今天讲的东西不代表中国发改委，我作为一个老的研究者和科技工作者和大家聊聊天，谈谈气候变化和新能源革命，虽然这两个东西没有特别前瞻的联系，但是很多经济利益把它勾在一起了。
我今天首先讲气候变化，讲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经济性、政治性，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政治性的问题，刚才看到一个文章，对葛剑雄教授一个环保观点的一个批评，首先谈一下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并不是媒体上报道也不是联合国决议里面说得，也不是戈尔的报告里面公认的结论，现在公认的结论是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减缓气候变化早采取行动比晚采取行动要好，采取行动比不采取行动代价要小，这是一个基本的结论，这是政治家的结论，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殿堂，是《科学时报》的一个地方，作为一个老的科学工作者记住一点，任何不容置疑的事实都是可以质疑的，天下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容置疑的，只要说不容置疑的东西只有独裁，希特勒不容置疑。因为气候变化到目前一个基本的科学结论，从多少年来到多少年来升高了多少度，这是科学家们得出一大堆科学观测的数据拿出的报告，这是一部分科学家。另一部分科学家用了一个很简单的词来说，发现温度计大概不到200年，200年和人类的历史比起来太短了，和地球历史比起来200年就可忽略不计了。再一个温度计有误差，年平均里长了0.4度，而且还不是准确的，温度计的误差就会超过0.4度，所以到底是变了还是没变大家是说不清楚的，这是从科学的角度说。
我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去年我们国家开了一个气候变化和技术发展大会，那个大会是温总理出席的，世界上大概来了70几个国家的部长或者是副部长，或者是气候变化的官员，异口同声，用我们总理的话来说由于发生了金融危机，应对气侯宜变化的措施不放松、投入不减少之类的，就是在那一天同时我参加两个会，那个会开幕是完了以后我就赶到另一个会场，那个会场是在钓鱼台，那个会是北大刚刚退休的校长许智宏先生主持的，那个大会是叫“北大论坛”，他请了大概50几个著名大学的校长，这个论坛上其中有一件事情就谈气候变化问题，他找了这些大学里面研究气候变化问题的大学教授，他们就质疑气候变化这件事情，包括我们搞研究的，包括政治家也好，IBC的报告也好，包括我们经常看到的非洲那个山顶上雪帽子一天天减少，别的科学家有的时候做科学不是很严谨，但是有两个国家虽然都产生过法西斯，但是他做科学很严谨，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他们在个山上采雪样，大概做了十几年的研究，他们发现经过测定这个雪线1500年前就开始缩小了，那个时候还没有工业革命，文艺复兴还没来呢，他们推算应该在2000-3000年开始雪样就开始下降了，并不是这200年开始才下降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堆科学家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还有一堆科学家还在质疑这个问题，我说的意思就是，从科学上来说气候变化还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问题，因为科学的东西是人类不断发现、不断修整自己看法的一个过程，说这个东西永远是科学的肯定就错了，包括万有引力定律，包括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等等，认识是有局限性的，过一段时间认识又发生变化了，所以科学是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气候变化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就是说科学可以不断争论。
再讲一个笑话，2007年11月底的时候，发诺贝尔和平奖，大家记得戈尔和IPCC的3750个科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发奖的下半个月，英国卫报的记者在，他应该记得，当时北海有很大的风暴潮，预测要淹英国、荷兰，所以英国的泰晤士河就马上开始防洪，荷兰是个低地，它马上把水排出去，万一水涌进来就把它淹了，就采取了很严格的防洪措施，结果提前三个小时从德国易北河上岸了，德国的北部受灾很严重，当时老百姓就说还说50年以后气候变化一度两度的问题，三个小时以后的气候都说不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是一直有争议的。特别是到现在说，提高两度地球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不是人类真正面临的问题，所以科学上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仍然受着各种各样人的质疑，这是第一个气候变化的科学性。
再一个气候变化的经济性，由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来了，大家都预见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就和赌博差不多，一堆商人、科学家、经济学家都会在这里面寻求商机，包括新能源技术、低碳技术，低碳技术算什么技术，特别是CCS技术，把排出来的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再埋到地底下去，既不创造财富又破坏环境，我想大量往地下埋二氧化碳的时候，比产生时候的危害更大，但是它作为一种技术存在了，就给很多人带来了商机，气候变化从一个经济特性来说创造了新一轮的造富神话，就和互联网一样的，有了互联网就有了google、张朝阳类似这样的财富，有了气候变化这种概念，一堆新能源的东西像比亚迪搞电池，光伏电池成了新一代的富翁，哪些人善于捕捉和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的人，并且创造了财富，就给这些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再一个政治性，承认气候变化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是政治家的结论，今天上午我们还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很高一类领导的高参就问我，既然大家多承认气候变化这么一个事实，为什么国外不把技术卖给我们，他不卖给我们，就证明他们是阴谋论，我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再谈阴谋论的问题已经太晚了，科学家、经济学可以说，在座的记者都可以说，大家作为政治家再说阴谋论的时候就小儿科了，现在没有一个政治家，无论是最混的小布什也好，最聪明的奥巴马也好，没有人敢说不承认气候变化，政客可以讲，人大、常委的都可以质疑气候变化的问题，外交部长不能讲，环境部长不敢说这样的话，总理、主席更不敢说这样的话，国外也是一样，所有的部长没有一个人敢说气候变化是一场阴谋，我这个国家或者我这个部不采取措施，没有人敢说这个话，就是说政治上进入一个高度的统一。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我想就是科学家永远是可以争论的，你再科学的东西也会有人指出一万个理由说不对的，任何真理都有人骂的，但是政治上是不一样的，政治上是不允许争论的，特别是联合国做了某一个决议后，为什么不能争论呢，是争论也没有意义了，我经常讲这个故事，到目前为止约束人类行动的作为共同准则的行为有两个半规则，一个是《联合国宪章》，公布了国家不分大小，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人权这些不管，主权是决定的，你这个国家领土划分好了，你再强大也不可能用武力把人家国家占领，原来萨达姆先生试过没成，包括美国打阿富汗也好，苏联打阿富汗也好，最后都没有说我要把这个国家占领了，说和平也好、反恐也好，不可能说用“占领国家”这个词。再有一个WTO，它确定了市场经济是当今社会合法的一个经济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用市场经济的规则办事的时候，我就可以批评你、罚你，比如反倾销之类的东西，一旦采取了计划经济的形式或者政府补贴的形成我就可以对你反倾销，惩罚你，只要找出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东西来就可以收拾你，对不对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市场经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合法的体制。现在就来了第三个，气候变化，签订了气候变化公约，陆陆续续搞出低碳经济来，低碳经济就是一个定量分析的，在经济发展中每一个国家、民主、人，甚至每一个企业将来的经济行为中间的能源含量的一个尺度、准则，很多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包括廖晓义那天问我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有什么区别，我说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都是中国人提出来的一些概念，这些东西没有量化的指标，什么叫“生态”，你能说树多就叫生态家园了，“绿色”什么叫绿色，是浅绿、深绿、黄绿还是什么，潘岳先生组织的绿色GDP，颜色怎么叫“绿”的定义，但是“低碳”就不一样了，西方人搞出来的东西是可测量、可观测的，低碳就进行了比较了，我们国家现在和西方的世界打得不亦乐乎，报纸上大家都看到了各说各的理，但是比如航空业就开始谈这个问题了，你可以讲发展的问题，历史责任的问题，汉莎公司就和国航叫板了，我们运的客人都一样，都是波音747，我的油里面就有碳税你就没有，这就不公平了，我从柏林飞到北京我用的同样的飞机、同样的人，一样的装备，这里面含碳量一样不一样，你的含碳量比我高就要多交钱，这就能衡量了。下一步发电是不是这个样子的，一度电你排了多少碳，再一部延伸到一个GDP排了多少碳，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气候最终回落脚到一个经济意义上去，我们国家经常把政治高于一切，说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那就不得了，这个问题就是上天了，把它上升到政治高度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了，但是国际不是这样的，国际社会不讲政治的，最终落脚到经济问题上，用经济解决问题，我刚才说的第二段，整个世界是市场经济的，所以搞低碳经济必须遵从市场经济的规律，市场经济的规律就是价值，价值是什么概念，我说这是一个很损的不合理的，解释土了就这样子，有钱的人和有技术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资源的享用权，你说要这句话很绕口，很简单的例子，比如我拿500万的工资我就可以买别墅、开飞机，你拿500块钱的工资只能是租房子住、步行，你不能去抢，抢就是犯罪，这就是市场经济。
所以将来市场经济、低碳变化还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办法做事，所以大家开始研究碳税，研究各种各样的技术，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这是国家定的一个规则，很多人，包括很多记者朋友也在写这是阴谋论，说阴谋论是没用的，当时《联合国宪章》的时候，实际是三巨头做起来，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日本允许它投降，台湾归中国，冲绳归日本，希腊独立，东欧归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欧归我的范围，柏林分开，就那三个家伙在雅尔塔一划就完了，以这个基础制订《联合国框架公约》，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比如中国一大堆俄罗斯占的领土永远不可能拿回来了，北方四岛日本从俄罗斯手拿回来，也是比登天难不了多少的一件事情，但是WTO就好一点，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是高度发达的国家制订的规则，然后一个一个谈，我一直觉得很奥恼，中国为了一件小事，为了自己的民族矛盾，台湾和内地要求一块加入，我们要优先加入，WTO不同意，那我们就成了编外人员，我们不是WTO的创始国，我们就一家家谈判我们的入世，现在尽管美国和欧洲承认我们入世了，但是不承认我们是市场经济国家，随便找茬你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你所有的东西我都不承认，打官司用其他的法律和你打官司，为什么WTO反倾销官司我们一再失败呢，就是他不按你的政策，我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比如我们的电价是国家发改委制订的电价，他就说你的电价不是市场经济规律，任何东西不耗电吗，你哪个都用电，他就说你的电不是按市场经济做的，是国家定的，你上诉就不能成功，你只能其他方面找证据，所以气候变化现在提供一个什么观念呢，一开始三巨头，后来20几个发达国家，现在气候变化是所有的国家都有发言权了，你不要怀疑他，你就好好去做，怎么做，就争取你最大的权利，不要再抱怨是阴谋论还是什么论了，就和玩麻将一样，你进来首先要问清规则，最好是规则的制订者，你赢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气候变化现在就没有任何退让的余地，现在必须是和大家一块儿玩，一块儿制订规则，这就是气候变化的科学性、经济性、政治性，政治性确实是一个国家的原则问题，大家要认真关注这个问题，气候变化我写过一篇文章，气候变化不是气候谈判人的问题，不是外交部一家的事情，是整个民族都要关注的事情，每个国家的民族，和每一个人的利益都结合起来，这一点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得多。发达国家所有的企业都跟着，连教会都跟着谈判气候变化，所有的媒体都跟着不说，就是所有的汽车工业协会、消费者协会都会参加的，和每一个人、每一个阶层、每一个企业都有切实的利益，所以你必须关注这个，因为这个规则一旦制订出来，再说它不合理没用了，因为大家都那么遵守的，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违背这个规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三点讲完后大家希望我讲讲哥本哈根的前景问题，哥本哈根的前景总体上来是很乐观的，总体上大家都承认气候变化这么一个事实，但是每一个国家政府背后都是一个利益群体组成的，政治家讲话腰杆就不那么硬了，特别不硬的是美国，其实美国是最困难的，欧洲环保的影响、概念是相当好的，欧洲大部分人是能说得通的，我们损失一点现在的利益赢得将来，这是大部分人能说得通的，有人反对但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是美国人是不行的，美国这个民族和中国民族是差不多的民族，用我的话来说，这两个民族都是极端自私自利的民族，你得承认这一点，因为美国人就是，他的利益是不能侵犯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美国人油涨价他干不干，政府定价涨价他干不干，不干，自由涨价可以，他崇尚自由定价，市场涨一百美元我都接受，但是总统说让涨一分钱都不行的，你看报纸上说美国从来不允许晒衣服，他是烘干的，你要在外面挂衣服、晾衣服的时候邻居可以告你，你破坏环境，你视觉污染。造什么节能灯啊，你烘一个星期的衣服，家里照明一年都用不完，你开一个大的吉普车跑一周的用油，我家里所有的灯都用不完，但是美国改变不了，所以美国比中国更困难，就是诺贝尔和平奖授给奥巴马了，奥巴马也没有权利代表美国人承认任何东西，因为是它的政治体制决定的。他不像中国，国家主席承诺就承诺了，美国是没有用的，总统对外出来可以宣布战争，其他没有什么权利，打仗可以，我出兵了，出兵可以先斩后奏，气候框架公约他不能承认任何东西的，所以从这点上来说美国是最困难的，从现在来看，我个人来看哥本哈根我觉得美国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因为国内它陷入很深的困境，一个是医改一直过不去，这是奥巴马上台承诺的事情；第二个事情现在猪流感来了，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就这么一件小事情，他在两个月前从来没当回事，你再和人民说要关心50年以后的气候问题，美国人会接受吗，国会会通过吗，他拿出多少预算、多少钱要干什么事，他能承诺这个东西吗，他只能往后拖，所以在哥本哈根上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说现在来看哥本哈根最好的前途就是达成协议，继续沿着双轨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就是《京都议定书》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能这是最满意的一个结局，至于说谁承诺多少现在很难说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来，曼谷已经明确的表态了，中国不做我就不做，现在乐观的说就是有可能达成这样的判断，包括我们协会都在推这件事情，大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就是减排上达不成一致，可以在某些问题上达成一致，比如在可减排比例上，欧洲是20%，中国是15%，美国是不是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达到20%怎么样，这个他有可能承诺；或者说提高能源效率，欧洲说我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排温室气体，美国同样可以做，美国减排比欧洲要容易，它浪费的更多，减少的就更多，但是美国一旦让政府做什么事情比登天还难。欧洲为什么容易呢，实事求是的讲，欧洲公共交通、教工教育一大堆的社会资源，政府说话是有效的，美国政府没有公共资源，除了战争公共资源是有的，军费国会刚刚通过6700多亿，还说减少了多少，6700多亿相当于多少国家的国民收入，但是它这个就能通过，只有这个是国家资源的，政府动用的资源是很有限的，所以它在这个方面既能满足老百姓的愿望，调动老百姓的支持率，又能应对全球的氛围是很难的，所以说美国是最难的。2006年我就说过这样的话，不光是中国需要帮助，中国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美国是最困难的，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是最大的困难户，大家都去帮帮美国，帮美国找出一条办法来你才能解决问题，气候变化我就说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丁宁：我是《自然之友》的，最近我们请会员谈谈低碳经济的话题，居然70%、80%的会员都在说吃素，他们认为养殖业是气候变化最大的障碍，您怎么看？
李俊峰：我的很多朋友是吃素的，我自己是吃半素的，吃素健康这是一个事实，因为牛肉、羊肉、牛奶，喝牛奶就养牛，牛和羊排放的甲烷远远超过工业排放二氧化碳对气候的影响，但是人的习惯是不好改变的，特别是西方人包括日本战后发展起来也是提倡喝牛奶，一杯牛奶强壮了一个民族，整个西方世界除了亚洲部分国家之外，包括非洲、印度都是喝牛奶的，你让这些人都不喝牛奶了，这个改变起来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让他不吃肉可以，让他不喝牛奶太难了。
丁宁：李老师您也同意这个观点。
李俊峰：气候变化因素很多，它是很重的因素之一，至少摆在前三位或者前两位，比如吃素你可以不吃，种稻子水里面要产生甲烷，不吃大米又一大堆人不干了，稻田里面的甲烷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不说养牛第一了，养稻子也不少，这东西没法改变，不能让大家不吃稻子、不吃大米、不喝牛奶了，所以说只能从能源上下手，所以能源成了罪魁祸首，是可以用其他技术替代的。刚才说的新能源，就可以用低碳的新能源，但是说没有牛的牛奶就没人喝了，人造也可以。
李小溪：可以提倡少吃肉。
李俊峰：对，应对气候变化新能源是一个方面，但是新能源不是一个中心的问题，还有更多就是人类生活习惯的改变，我刚刚说的就是美国和中国民族坏毛病一样就在这里，就是贪大，中国人大车大房子，美国人也是，中国人至少说要买一个奥迪之类的，如果坐奥拓老板肯定觉得丢死人了，这就是民族特性造成的，就必须改，改你的消费习惯，包括生活的习惯，包括饮食的问题，包括吃素、少吃肉、不吃肉，这个都是减排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汪永晨：现在有20%的中国的碳排放是made in China我们砍了非洲的树，做成家具，这些家具又卖到发达国家，这个20%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我们中国政府有什么诉求？
李俊峰：这种诉求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你砍了人家的树做成家具卖了是为了赚钱的，不能说高尚是拯救非洲，你是要赚钱的，不是说你有高尚的国际义务的，美国人说我卖给你波音飞机了，德国人说了很多高速铁路装备都是买的我的，又有人说了我们的人都在你这里工作，说起来这个仗没法打了，美国也可以说我卖了汽油帮助了中国很多人，这个话可以这样说，讨论的时候可以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但是获得全世界的承认是很困难的，刚才说是市场经济，经济价值规律起作用的，肯定不是为了赔钱的，所以这个是个麻烦的事情。
新能源并不是由于气候变化，新能源革命也不是奥巴马提出来的，很早以前就认为石油就很快用完了，当时美国的出租汽车、加油站要排十几公里加油，大家真吓坏了，就是天塌下来了，1965年有一个罗马俱乐部也曾经说真是没有资源了，但是现在过了30年，认为石油还可以用30、50年没有问题，所以大家现在又改变一个话题，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大家就说发展低碳能源，现在说的一句话，人类告别石器时代不是因为没了石头，我告诉了化石能源不是因为用完了化石能源，因为我碰到了严重的气候变化问题，所以我搞低碳技术、低碳能源，新能源是低碳技术的一个方面，不是全部，包括你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一种低碳的发展道路，但是新能源现在发展碰到这样的问题，我一直陈述这样一个观点，改革大师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部都把这个奉为圣旨，我加了一句话，科学也是一个大的破坏力，很多东西认为是动的，但是过一段时间认为又不是对得，还有你掌握的科学技术越强大，对地球的破坏越强。我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70年代我们修葛洲坝的时候，那时候及其困难，只有解放牌卡车，拉着石头往江里扔，把车开进去，现在修三峡的时候为了制造，让记者拍一些好的镜头，故意放水让大家看看我有这么大的水，修三峡花的时间远远比葛洲坝小的多得多，现在包括龙羊峡等等水电站修的及其容易，就是由于科技装备、科技技术的手段，现在上天入地都没有问题了，但是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大了。
新能源也不外乎这样，我搞了一辈子新能源，我觉得越搞越害怕，新能源本身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并不是说新能源一点问题没有，比如说CCS，现在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都拼命的推，和中国要合作一块儿搞CCS，我就在想修这么一个小小的水库，汪永晨这一帮人已经是哭天哭地很多年了，就说对气候造成了多大变化，对生态造成了多大灾难，我是很中立的说一句话，想想要把二氧化碳储存起来，不说其他国家，就说中国，中国一年消耗30亿吨煤，一吨煤排2吨二氧化碳，就是2千立方米，30亿就是6万亿立方米，就是6千立方公里，天天埋你想一想，大概每年需要10个三峡这么大的体积来埋二氧化碳，埋到地下去，天天埋不要说埋一百年，就埋上十年在地下如果有一千个三峡这么大的体积在地下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或者后果，能说清楚吗，别说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就是找到了，对地球造成什么样的灾难能搞清楚吗，搞不清楚，肯定搞不清楚，因为地面上还能看到，这么大体积埋到地下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果，谁也搞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破坏，也可能没有破坏，但是造成破坏的可能性是99.9%的，所以说这就是科学，就是新能源。同样的现在发展的风电，那天有人问我，如果大家都在蒙古大草原上装上了风机，对大气会不会造成影响，会不会造成气候变化，我说这个东西我真是没有研究，有人说三峡建完之后四川发生一次地震，湖南发生一次地震，江西省的一位副省长，还是院士的副省长，马上站出来说不是三峡的原因，是不是谁都说不清楚，你说是没有证据，说不是就更没有证据，你不要说，回避就行了。
汪永晨：重庆大旱大涝都说和三峡无关。
李俊峰：原来是天府之国，几百年来没有大旱大涝，三峡之后有了，但是科学需要更多的证据，有N不够，要N+1才行，所以说新能源也同样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典型的一个证据，比如说鸟肯定少了，这个很简单，我说这个你不要争了，我是农村长大的，我在农村收麦子的时候我扎一个稻草人鸟就少了很多，不能说绝对不来，聪明的鸟还照样来，但是不聪明的鸟几乎不来了，风机在转那个鸟少就很正常嘛，鸟少了蝗虫就多了，这就是它的负面影响，不能说完全没有负面影响，这是看到皮毛的。我说的意思就是任何科学的技术的发明和发现、发展都有它的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肯定有坏的一面，用好的一面克服坏的一面，新能源革命并不是就说是人类终极解决问题的途径，可能哪一天发明一个更好的途径，用天然气的人怎么能想到期后变化，别说那么长的时候，我90年做氟利昂替代，当时宣传的很凶的，HFC后来证明对温室气体贡献最大的，就这短短10年就有这么多事，哪能对未来下结论呢。气候变化本身也就是地球进化发展中间的一个小插曲，最后我结束我的话就说人类实在太渺小了，你去改变自然难上加难，人本身就是自然界创造的，是自然界的一分子，通过一分子改变全部用难听的话来讲就是痴心妄想，好听的话就是美好的梦，人类想永久的主宰自然，那是不可能的。
崔真：您刚才说美国也是很难，也是需要帮助，您认为中国在下个月的奥巴马访华的时候也会提供给美国一些帮助吗，如果有的话会是什么形式的。
李俊峰：胡总书记给不给他帮助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准备搞一个企业家论坛，至少我们可以一块儿做一些新能源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提了三条，既然大家都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的难题，那就让我们共同来面对它；新能源又是大家都公认的，减排温室气体的一个重要措施，我们就让大家一块儿用它；大家都用它的时候，我们从商业问题上考虑，大家就要消除贸易壁垒，建立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共同市场，让新能源市场在全球更快渗透发展。美国现在不敢提到2020年一样像欧洲一样的20%的目标，通过这种技术，用了美国人的科研技术，用了中国人勤奋的天性，我们可以做出世界上价格成本最低的东西来，我们一块儿来用，我们可能做这么一件事情，能不能帮到美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谁都需要帮助。
女：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提供具体的减排数很小，是不是在提供可再生能源上达成一种决定，这是您自己的一个建议还是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如果这个承诺从具体的目标降到可再生能源的层面还有多大意义？
李俊峰：我并没有说授权发表这个生命，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国家主席在纽约的气候变化峰会上已经说了，我们提了三个承诺，一个是降低GDP的碳江都，第二个是我们要造4000万公顷的森林，第三个我们把新能源的比例提高到15%，这是中国的一个承诺，哥本哈根上是不是要再增加不知道，中国已经抛出一个底线15。达成这个协议对气候变化有什么贡献没有，这么来看，我刚才说甲烷那个牛奶，全世界人都不喝牛奶是别想，不让大家吃水稻也别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能源上，一个是节能，再一个就是发展新能源，这两个比例提高上去，二氧化碳就降下来了，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减排多少二氧化碳呢，这两个比例提高了就减少二氧化碳了，大家都承诺了，比如GDP单耗降多少承诺了很多次了，新能源比例提高多少也承诺很多次了，欧洲也有三个20%的承诺，现在就是美国没有承诺了，美国如果承诺了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大家达成一个协议，并且间接的推动了气候变化，至于美国会不会做，就看奥巴马和他的国会了。
女：如果抛开具体的减排数字的协议，在技术转让上会不会有重大的突破？
李俊峰：在技术转让上有重大的突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我刚才说美国人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民族，美国国会说我给中国、印度，我的纳税人，我从美国的企业买了技术送给中国人，从这一条国会就过不去，美国就是这么一个政治体制，总统再承诺、部长再承诺没有用，它的这个民族就这么一个态度，只有战争的时候才能齐心，到二战打到那个样子，不打他珍珠港他也不会出兵，就这样一个民族，你说它拿出钱来帮别人，特别是帮中国，他认为已经是很有钱的发展中国家，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技术转让，现在他们每年大概提供30亿美元做技术转让的资金，他说每年8千多亿少借点不就行了嘛，就用调侃的方式说这个问题，就是从美国的民族特性来说就很难做。欧洲问题就不大，尽管我们和德国人因为西藏问题打得不亦乐乎，但是德国人实实在在在技术转让上做了很多东西，美国从49年开始到现在他没有给中国花给一分钱的发展援助基金，在美国人的眼里中国人是很有钱的，我们自己天天吹所谓的金砖四国，你是最有钱的，金砖四国立你是第一富户，你再和人家要30亿、50亿搞技术转让，谈判就谈判，自己媒体写的文章就很难自圆其说，何况美国人呢，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国老百姓、国会去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极小，不是美国人不想做，你得承认这个现实，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民族。除非气候变化哪一天不做不搞技术转让地球要毁灭了，他可能做，也许他哪一天就做了，但是按照历史的经验他不会做。
汪永晨：最近美国的自然杂志上说三峡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是火电排放的20倍。
李俊峰：这个他也没有证据，但是这点是确凿的，任何一个水体聚集在这里形成湿地的话，水库里面肯定有浮游生物，浮游生物是生命，生命就有生老病死，只要生物就不会违背这个规律，我说的生物不光是肉类的，包括植物也是这样的，长了再腐烂，藻类也一样，一大堆堆积到水底，就反生甲烷，是多少没人去测，估计也没让他去测。
汪永晨：他有一个很清楚的数据。
李俊峰：肯定没让他测，因为中国从来没报过这个。
汪永晨：他是在一片湿地有一个测试，是抽样。
李俊峰：只能做模型推算，三峡水库这么多年来堆积多少的有机物，排放多少，不能这么推算。比如说青海湖水体就没那么多甲烷，因为有盐就没那么多生物，贝加尔湖可能就多一点，三峡滇池可能就更多一点，浮游生物藻类就更多，排放的甲烷就更多，原来水体大家都不计算的，肯定会有的，但是至于多大，是不是火电的20倍，没人算。
男：20倍指的是温室气体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倍。
李俊峰：21倍，这是公认的，叫温室气体的浅值，甲烷是二氧化碳的21倍。
男：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算有气体影响，但是不能核发电量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相比，至少在这方面不能比。我问一下李老师，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美国的第一太阳能在中国拿了一个很大的单子，仅仅是他们的技术比多晶硅对环境的影响小一点，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李俊峰：这里面没有太多的政治背景，它是一个薄膜电池的制造商，它给中国政府下了一个很友好的合作声明，只要中国政府批给任何一家多晶硅或单晶硅，晶体硅电池的电价我都可以跟进，在它的基础上降低10%-20%，是两技术的PK，想向中国政治决策者说明薄膜电池是很有竞争里的技术。
男：它的成本呢？
李俊峰：它不是相比，它是比它底，只要批给它，我就比它低的价格，就是这样来竞争，我不要特殊照顾，它是两个技术之间的竞争。
崔真：您刚才说到三峡的影响中提到了鸟类的减少。
李俊峰：没有，我说的是风电。
李小溪：我看国外有一个报道，一年光死于风机转就有上百万只。
李俊峰：后来这个证明被取消掉了，鸟也是有生命的，有感知的，它也不傻，第一次撞了，第二次就会改变飞行路线，但是这个地方的鸟少了，原来从这儿走后来不走了。
汪永晨：刚才我们说的三峡的问题，因为确实是这么一个大的电站，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个事，但是有没有现在我们应对，比如一个是甲烷的产品，现在有了这样的科学新发现，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最近蓄水，昨天我们在开一个会江西一个景德镇瓷器厂的人说他们现在用水非常困难，鄱阳湖现在全是裂的大口子，发改委有没有什么措施，比如加大泄水量，实际上下游的不光是环境问题，老百姓的生活问题都受到影响了，从发改委的角度应该怎么面对这些挑战？
李俊峰：记得我们编写水电开发条例的时候提出搞一个后评估，所有的项目必须后评估，这一块我们建议这样，既要搞环评也要搞反环评，证明没有环境影响评价，还要证明有环境影响评价，大的和环境有关的工程，希望有一个可行性报告，一个不可行性报告，希望这样解决问题，但是必须承认一点，不论是环评报告、反环评报告也好，都是人做的，人就有他的主观性，这是没办法的，主观性就容易犯错误，就是客观性也会犯错误，所以我们想提一个建议，补偿机制，你说建你要给人家提出补偿机制，说不建也要提出补偿机制，比如三峡建了是不是对后面产生影响，人家可以追溯，鄱阳湖、洞庭湖等等就可以提出来，允许人家提，你反对可以，反对要提出意见，支持也要提出意见，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汪永晨：有没有人算这个账，你发的电产生的价值和对下游老百姓造成的影响，买东西还要性价比。
李俊峰：过去是没有不可行性报告的，我们必须做一个不可行性报告，把反面的意见拿过来对比一下，就知道对下游造成什么损失，不光对鄱阳湖，包括长江下游崇明岛都有影响，就是影响大小的问题，以后大的环保不光是水电工程，其他工程也是同样的问题，比如造城也是有一样的问题。
汪永晨：您是发改委的，所以我们也想问您，建设上面发改委要批，这个项目要不要建是发改委有很大的审批权，但是造成的影响发改委管不管。
李俊峰：那是环保部，两家分工分的很清楚。
汪永晨：现在环评也是说批建不建，这两天报纸上看到的都是长江下游这些省，让人看着太着急了。
李俊峰：八十年代决定建三峡的时候，当时是考虑上游比较多，对下游考虑比较小，下来看到下游影响一点也不小，这个是原来没有估计到的。
汪永晨：发改委不管这个。
李俊峰：现在必须建立后评估机制，原来只是批项目，能不能推出来是另一个问题，现在包括发改委在内希望有项目的后评估。
汪永晨：还有今天的《南方周末》上写的这篇文章，我们六个民间组织呼吁，以后要公示这些最后生杀大权批的这些专家的名字，以前公示环评报告了，但是专家组是谁批的老百姓不知道，从你个人来讲这个应该公示吗？
李俊峰：这个不公平。
汪永晨：公示了不公平，为什么？
李俊峰：因为这个是一个国家的大东西，这几个人评了，他的认识是有局限的，一旦出了事情，哪一天三峡溃坝了，死了几千个人，就会有人追杀这些人。
汪永晨：但是不公示的话，他就不负责任。
李俊峰：人的判断有主观性，任何一个决策，除非到了完全的自由主义，什么都不做决策，如果中国民族特性有决策，甚至有独裁的决策，比没有决策要好得多得多，如果都没有决策怎么做，没有人做决策了都会有问题，建一个楼会有问题，修一个高速公路会有问题。
李小溪：对设计师有公示的。
李俊峰：有些东西是可以预计的，这个楼设计师是要公布的，它产生的灾害是可以预见的，就是倒与不倒的问题，除了地震来了把你弄倒是另外一个问题，标准就是你不能倒的，不能像上海平白无故就趴下了，但是对大的项目部一样，他没法承担责任，他只能说这个事不做了，不做带来什么影响，谁来判断？
孙庆林：三峡最后决策是人大的2/3。
李小溪：人大也要承担责任。
李俊峰：很多东西不做决策，造成了损失谁来判断。
孙庆林：很多当事人弃权。
李俊峰：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简单，任何一个决策都让他负责任的时候没人敢做决策了，谁都不敢签这个名了，国务院总理也不敢拍板，地震了要不要救人，一个连都死那儿了怎么办。
李小溪：是决策更慎重。
李俊峰：没有必要公布这些人，他已经担负很大的压力了，他们不是一帮草菅人命的人在做决定。
李小溪：也不排除有利益问题。
李俊峰：我们写报告里面就有排除利益相关者，让国家花钱搞环评，现在是企业搞环评。
汪永晨：现在都是谁施工花钱搞环评。
李俊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体制上的问题，这个不改是不行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项目要国家拿钱做可行性论证和环评报告，现在环评报告是企业做，找一个环保部的交些钱拿一个环评报告，这是症结，而不是哪些人的问题。不能说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就把机制取消掉了，不经过评审就更不好了。
汪永晨：问问英国、美国的这样大的项目，环评签字的人要公示吗？
冯捷：没有关注过这个事，像药监局这些最后投票好像都知道。
李俊峰：知道哪些人参加，但是不知道谁投赞成、反对票。
汪永晨：我们不要求投赞成、反对，我们只要求知道是哪些人。
李俊峰：绝对不行的，药这个例子是最恰当的，任何一个药是不可能适合于百分之百的人群的，总有人吃了这个药会死的，绝对会有的，同样一个药，像青霉素，是死了很多人才发现做皮试的，这个很难，包括诺贝尔和平奖谁投了票都不敢说谁投的反对票、赞成票，只能说一致意见，不一致也得说一致。
冯捷：诺贝尔奖50年后公布。
李俊峰：三峡50年后也可以公布，我们的档案也是50年解密，这个是国际惯例的，除了永久保密的那是很少的东西，利益相关的必须回避，最简单的说把这个项目否了，利益相关者追杀你怎么办，你能保证安全吗？
冯捷：这两个问题是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委员会是哪些成员。
李俊峰：这是公布的，谁投票是不公布的，这和中国完全一样。
汪永晨：但是现在批小南海哪些人参加投票是没有公布的。
李俊峰：那是不应该的。
汪永晨：今天真的是很感谢，而且我觉得这种讨论也很有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南方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坚决应该要公示，但是刚才俊峰提到另外一个思路，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沙龙大家能从多视角、多角度思考问题，谢谢，而且也希望你以后更多的来关注我们。
汪永晨：我个人认为污染是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就是现在污染影响到老百姓的健康，真的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傅先生来介绍一下。
傅鹏程：各位同仁大家下午好，我叫傅鹏程，现在是在中国石油大学任特聘教授，今天希望和大家分享的是用讲故事的形式，刚才李俊峰所长是体制内的官员，居庙堂之高，所以可以给大家讲解能源政策以及它的背景，我想我们处江湖之远的人就是用另外的角度，把一个故事告诉大家，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从遥远的过去，30几亿年前一直到现在，我们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怎么能够利用自然的力量，刚才最后李所长也讲了，我们千万不要再违逆自然的事情，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惩罚，如果我们顺应自然会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大概250年前到现在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现在我们可以用手机、电脑、卫星导航等等，我们可以开车，有火车、飞机，人类还把航天飞机、宇宙飞船送到太空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在物质文明方面人类社会取得了一个很好的进展，而且现在进展的步伐是越来越快了，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资源的枯竭、污染的产生，不管是大气、水体等等都是使得我们能够利用的资源越来越少，我们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特别给子孙后代我们要考虑留给他们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要综合考虑，可以说很多相互关联的问题是存在的，比如说气候变化、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减少、酸雨、森林大规模减少、土地荒漠化、各种各样的污染等等，这些我们要考虑怎么办，有什么比较综合的方法，又是能够顺应自然的方法来想办法修复、弥补人类社会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对自然母亲产生的伤害，我们应该怎么寻找一个补偿的方式，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有我们以前的蓝色的天、清清的水等等。
根据我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光合生物不光是从修复环境破坏也好，还是给我们提供有用的产品方面也是很好。说光合生物大家可能有点拗口，我们简单的就说植物，它的特点就是吸收太阳光，或者说有光合作用的功能，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放出氧气，这个在一个地球的循环中我们是吸收氧气排放二氧化碳，排放二氧化碳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有光合生物把二氧化碳吸收了，转化成氧气回馈给我们，这个社会该相当的和谐了。同时光合生物在代谢过程中在光合反应过程中会产生产物，光子进来以后通过光合生物的天线把光接收，转入反应中心，把光能转化成化学能，化学能驱动光合生物做各种各样细胞的活动，比如成长、分裂、产生产物、代谢等等，植物当然像树、草都是光合生物，但是最小的光合是藻类，藻类大家肯定很熟悉了，因为在中国是臭名昭著，不管是太湖、滇池等等，实际上产生污染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藻类而是人类自己，因为我们破坏了整体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所以遭受了惩罚，就是藻类开始疯长，我想让大家认识到这个藻是对我们有巨大的贡献，没有藻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藻类的特点是地球生物圈最基本的光合单元，它的体积特别小，大概是在微米数量级，也就是说一百万的藻把它直线排列起来大概和人的高度一样，如果再弄一厘米的宽度的话就是10×9的立方才能看到那么长的长度，是非常小的单元，而且它是最古老的生物，地球表面第一次出现的生物就是藻类，大概35-38亿年以前，现在它生产地球大概50%的氧气，除了树木那些植物之外，50%的氧气是藻类生产的，在江海湖泊，另外它吸收了50%的二氧化碳，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石，我们知道海洋生态能稳定地球才能稳定，因为地球大概2/3的表面是被海洋覆盖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太阳系八大行星，唯一地球有生命，当然到现在为止太阳系外面也是没有发现新的生命痕迹，如果比较一下太阳系的几个行星，金星和火星正好和地球挨着，顺着太阳系的轨道运行，只有地球有绿色、蓝色的生物，金星、火星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说明它们有生命，为什么会这样子，在大概30几亿年前3个不同的星球的颜色都是一样的，都是一片荒漠，我们可以看一下含量二氧化碳的含量金星大概96%、火星95%，远古地球也是这种含量，就是以前的地球整个的大气层都是二氧化碳，当然还有少数的氮气、非常微量的氧气还有一些水蒸气在大气层中间，那是什么东西改造了地球，使得我们能够生存呢，我们可以看就是藻类，远古的地球刚开始是一个通红的火球，火山爆发后一片通红，后来慢慢冷却，第一个出现的是藻类，不断的把二氧化碳吸收了，把氧气放出来，所以大气层的氧气含量逐渐增加，从零点零零几，到现在21%左右，这都是藻类的贡献，30多亿年以前，它为生命系统在地球的定居铺平了一个道路，没有藻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就是它的功勋，它就是把CO2的C去掉，变成了O，通过藻类不断吸收二氧化碳把氧气产生。
还有一个就是温室效应，当太阳光射到地球表面的时候，如果正常情况下热能会反射回外太空但是在大气层不断积累二氧化碳，热量就散发不出去，到了大气层之后又反射回来，结果地球表面越来越热，这就是我们说温室效应为什么越来越严重，北京桑拿天越来越多，那就是因为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把热量辐射回外太空的通路堵住了。过去42万年地球的温度变化趋势大家可以看到（PPT），它是起伏的，升高之后过一段时间会降下来然后再升高再降下来，一个周期大概10几万年，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争论温室效应产生的温度越来越高，实际上按照正常人类没有破坏它的自然循环的话，过一段时间它会自然调整，把温度降下来然后再上去，但是因为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太多了，就卡在这里下不去了，就变成有可能继续升高，最起码是维持在这个范围。我们刚才看到温度很多是下降的，实际上由于藻类的出现，整个地方曾经进入一个冰河时期，就说整个地球是一个冰球，被冰雪覆盖了，因为大气层没有二氧化碳之后它的热量大部分都散掉了，所以没有办法保温，地球变成了冰球之后，有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二氧化碳的排放我们可以通过藻类来有效的抑制，而且气候变化可以通过藻类来技术调节，如果我们调节得当的话，我们能够阻止全球气候的变化以及温室效应的产生，我们是根据以前地球上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判断，是有根据的，这是自然发生的事情，只要我们善加利用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有效的工具来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应对温度的升高。
现在美国太空总署有这么一个计划，它准备殖民到月球和火星，我们知道月球和火星是没有生命的，因为大气层也是很多二氧化碳，但是没有氧气，那怎么办呢，美国太空总署就准备先在月球表面上建一个封闭的系统，在里面培养藻类，藻类可以把二氧化碳吸收后放出氧气，而且我们可以让它生成生物的燃料，有这么一个微小的小系统之后，太空人到了月球进入那个系统后就可以把他的面罩打开，就可以呼吸小系统里面的氧气，这个是美国太空总署一个很雄心勃勃的计划，我现在是中国石油大学的特聘教授，在这之前我在美国是夏威夷大学的教授，因为我是做藻类的，而且我做生物能源，所以美国太空总署制订这个计划开研讨会的时候，我也是去做主题报告，怎么样制订一个可行的方案，当然这个事情的实施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但是计划要先做好，把飞行器送到月球表面，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一个基地，挖一个很大的坑把那些掩体弄进去，以后人就到掩体里面生活了。在这里光合，合乎我们讲的光合微生物、藻类都是一回事，这是我们在月球表面设计的一个光合生物反应器，它的作用就是通过在光合生化反应器里面培养藻类吸收光能供给航天器，也可以生产补给品供给太空人，太空人生成的二氧化碳也可以送到光生化反应器里面作为原料，因为藻类就是吸收二氧化碳作为食品，我们就可以得到有用的产物。我们认为在进行光合生物技术的研究考虑几个单元，一个是生物，还有阳光、水，这三种东西我们把它组合起来，生物有了阳光后进行光合作用，生物在水里面有水就可以生长，这三个结合起来就是光合生物技术研究的理念，阳光、水、光合生物就可以开发出有用的光合生物技术，这种光合生物技术不但能够提供有用的产品，而且它能够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它能够为减排、修复环境起一个积极、正面的作用。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考虑用藻类来提炼生物柴油，我们和其他的农作物、油料作物得到的产油需比较，发现它有好几百倍的增加，比如说如果用玉米做原料，每公顷只能生产大概18加仑，棉籽油35，像向日葵、油菜籽每公顷是100多加仑，现在我们发现油棕榈大概600多，但是藻类有1200左右，比如我们有两个比较好的产品，一种产品给百倍以上产量的增加，我们肯定想办法使用它，这是从经济上来讲它会提供一个非常高产的工具，使得你生产生物柴油非常方便。另外它是可再生的，每年我们只要不断的使用它就可以了，通过太阳光照射藻类就可以得到产品，我们可以提取出生物柴油，其他的产品像蛋白质，然后生物柴油就可以在交通运输中使用，使用过程会排放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我们再用于生产藻类，这就是一个低碳的循环，实际上不但的低碳的循环，它可以把很多的碳固化在藻类上面，对于总体的碳平衡的贡献是纯吸收的，不但没有纯排放，它是纯吸收，这是从经济的角度，以及从可再生资源的角度来讲藻类有这么大的优势。现在我们大概生产生物燃料有四代，第一代是以粮食作物作为原料，这一点是不好的，与人争粮；后来我们就用非粮食的植物，草或者一些植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还是处于研发的阶段，还没有成型的产品；第三代就是以淡水海洋的藻类来作为原料，通过藻类大量吸收火电厂或者是钢铁厂排放的烟道气，然后再来提炼生物柴油；第四代吸收二氧化碳之后直接把它生产出燃料来，和第三代的区别就是在同一个反应器里，直接就把生物燃料生产出来了，我们现在研究的就是第四代，用的是一种藻类，这个我们就不具体谈它了，基因工程的简介也是把生产特定基因的藻类植入到植物中，它就可以按照你的计划生产出来，比如我们植入生产乙醇的基因就会生产乙醇。它的原理是这样，我们先找到乙醇生产的基因后，通过基因工程的改造把它植入到藻类，藻类通过吸收太阳光，通过我们给它加入二氧化碳后就可以得到产品，这就是燃料乙醇，有个特点它是充分利用太阳能，它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减排，而且不占用耕地，所以能够保证粮食安全，它可以替代汽油来保障能源安全，而且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而且它的工艺很简单、成本很低廉，所以它的市场前景是巨大的。这个当时是我在夏威夷期间做的工作（PPT），这是有点像示意图工业化的生产，用光学反应器培养藻类，它吸收太阳光后，二氧化碳进去然后进行循环后这类有个膜，这个膜只能让燃料乙醇透过，所以在膜的另一端我们可以得到成品，其他的液体就打回去重新循环。
如果从经济、社会、环境保护方面来讲，这种光合生物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因为在一个可持续性的坐标中，它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形，既考虑了经济效益也考虑到对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同时又考虑对环境提供一种修复或者是补偿的渠道，所以是可持续发展的。这是我们实验室现在正在做的（PPT），做了一个玻璃房，这是一些反应器，这是小的大概500毫升的种子罐，总体的我们让藻类吸收太阳光后就生产出燃料乙醇。工业化规模就比较大了，用大的光生化反应器让藻类养殖后可以生产出生物燃料来。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现在的光合生物技术和20世纪上半叶的石油化学工程发现很多类似的地方，当时石油炼制在20世纪上半叶推动力是大工业化的进程，从小作坊的生产进入工业化生产，正好碰上石油的快速发展，而且有机化学也得到快速发展，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可靠的技术路线，从原油可以提炼各种燃料、石化制品以及各种化工产品，现在我们大概也处于类似的情况下，在新世纪初我们的社会推动力是可持续性发展的需要，当然还有环境保护的压力，技术推动力就是生物技术快速发展，我们处于这么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虽然技术还不是很完全成熟，但是机会是巨大的，主要的应用学科主要是生物学和光学，因为光合作用光学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它的技术路线是从二氧化碳、太阳光就可以得到生物产品、生化产品、电力、饲料等等，我们不光是燃料，还有其他的东西都可以产生。从石油化学工业我们发现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很多很多产品，这个我想也是光合生物技术未来会出现的一个趋势，它会有很多的分支出来，产生很多的产品，这个对社会有好处，对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贡献，这个是具体的研究方向我就不具体谈了，除了技术研究之外，应用研究我们主要用于生物燃料生产、经济化工产品生产、汽车尾气净化、二氧化碳减排、城市污水可以通过藻类进行再生、河湖藻类处理、城市垃圾处理、工业废物处理。
我今天讲的光合生物技术及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的实验室，我们的目标就是把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作为一个考量，把光合生物的过程和燃料生产、二氧化碳减排、增加粮食的种植等等，把它综合的考虑起来，定位为一个综合性的技术来进行研发，希望我们在得到产品的同时，我们能够对环境保护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希望能够减少排放、减少温室气体的积累以及希望能够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像李所长讲的CCS，就是碳捕捉与封存，我认为是很浪费钱的东西，如果考虑到用藻类的话，我们不是说把二氧化碳打到地底下两公里的地方，而是用藻类把二氧化碳吸收了，吸收之后碳就变成了固体的东西，要处理就方便了，气体是最难处理的，所以用藻类来吸收二氧化碳成本远远低于碳捕捉与封存，应该是我们鼓励的发展方向，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汪永晨：你刚才说的那么多领域现在真正用在哪儿了？
傅鹏程：我们主要都是处于研发阶段，因为我刚回国时间不太长，把实验室建起来之后，学生都是分着做几个不同的方向。
冯永峰：水体好像也分酸碱性吧？
傅鹏程：我们分两个东西来谈，一个是藻类的生长我们利用培养藻类得到有用的产品，我们控制它的酸碱度在比较偏碱方面，像藻华的治理那是另外一个课题，我们做的是不让它生长，在它生长的时候杀掉，让它长不起来，这个和酸碱度就没有直接关系了。
冯永峰：假设像滇池的水华怎么变酸碱，还是把已有的藻类利用了？
傅鹏程：我和云南也有合作，大概12月初邀请我过去，我们要做的是用生物的方法来杀灭，因为藻有一些病毒，我们可以把病毒作为一个武器来强化它的毒性，在藻类出现的时候用病毒去攻击它，就把它杀掉了，这是大概的思路。
冯永峰：但是地球表面藻类的主题是在海洋，陆地是比较小的，量也是很少的，可能不占农田，但是要占海洋。
傅鹏程：我们是把它放在封闭系统里面进行培养。
冯永峰：可以增加单位面积产量？
傅鹏程：不是，有几个考量，因为在西方国家环保组织是非常强大的民间的草根运动，但是它能够影响到整个政治的生态，我从夏威夷过来，当地的环保组织就属于当地四大有影响力的组织之一，说话是别人都要听的，像绿色和平中国现在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同志，因为我也是很希望大家有环保意识，因为地球真的不能够再这样子过度的摧残下去了，但环保组织对这种技术可能会有疑问，万一泄漏在环境上会不会怎么样，我们是把它封闭起来。像电厂一般我们就是找到二氧化碳的排放大户，那个地方如果控制住了，你就是整个减碳的20%、30%就完成了，从电厂接回来就用它养藻，它生产的生物燃料、氧气，因为电厂用氧气助燃，就回馈给电厂了。
冯永峰：你的思路和许敬华（音）的思路有点像，也是用二氧化碳养藻。
傅鹏程：那思路是类似的。
华中：养藻需要有大量的地方，要不然没法养，怎么解决？需要多大的土地？
傅鹏程：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设计的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因为考虑到环保组织有可能提出疑问，我们是转基因的藻类，如果放到环境中会不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实际上是不会的，我们植入只是生产乙醇的基因，生产乙醇基因我们知道是安全的，比如酵母菌生产啤酒、面包里面都带有生产乙醇的基因，所以是安全的，为了安全我们用系统，是在光合生化反应器里循环的，这个是封闭的，不会跑出去。至于需要多大的土地，我们是用高密度的养殖，第二这个反应器我们可以用几十个、几百个、上千个，在一些人类不会用它生产粮食的土地，像沙漠地区或者沿海的滩涂地区，那个是不适于农作物生产的，我们可以通过吸收太阳光来养殖藻类，得到有用的产品，包括生物能源。我刚才忘了讲藻类对水质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宽松的，不管是城市的生活污水、烟碱水，只要不用的水它都可以生长，它不会和人类争夺有限的淡水资源，我们也可以用海水养殖，它需要土地的面积远远小于农作物，像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比例（PPT），比如说要用玉米来产油的话，一公顷只能有18加仑的产量，藻类最高可以达到10000，另外一方面来讲它需要的土地量是非常少的，同样的一片土地它可以生产几百倍的生物燃料，所以它对土地的使用很小的。
傅鹏程：世界上一些大的电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如果要全部吸收的话，需要巨大的土地，我们做不到，可能我们只能吸收20%、30%，我们整个对减排的贡献就是20、30%，以后如果技术更加发展了，可以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现在是刚刚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可能电厂20%、30%的二氧化碳我们转化成生物燃料，其他的60%、70%暂时还没有办法处理，以后我们有再好的技术把这些再考虑进来，只能是这样，因为这些技术是新的，我们还没有配套的措施，没有办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实际上地球上温度的变化是上升、下降可能进入冰河时期然后再上去这种做法，他刚才讲有点像按纽一按就从正常温度下降为冰河时期，如果自然界有这种循环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能做的有限，但是好在现在藻类泛滥的程度还没有那么严重，起码我们知道虽然太湖、滇池藻类挺多的，但是我们整体的温度变化还是呈上升的趋势，大概离按纽被按到了可能还有一段时期，至于那时候能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我能做的决定了。
冯永峰：有一个说法海洋里的藻类现在呈下降趋势，海水温度在下降。
傅鹏程：对，大自然也有一个平衡。
汪永晨：下降并不是好事。
傅鹏程：所以现在好像有些人的一种做法就是在海洋中多弄点铁离子促进它的生长，这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海洋太辽阔了。
女：刚才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计划，现在的困扰肯定是有困难或者有问题存在的，这个是技术性的还是经济性的问题？
傅鹏程：可以这样说，因为以前大家对光合生物的认识很有限，我们做生物学的人主要的模型系统都是用大肠杆菌、枯草菌、酵母菌来实验，我们对水生的微生物了解非常有限，水生微生物就是光合的生物，所以我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新时期，大家慢慢把眼光推一亩二分地投射到水上、投射到海洋上，这是一个很好的过程，这和中国也一样，以前中国总是说我们不能丢一寸土地，对土地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几千万的海洋没有人去管，现在要慢慢的改变思维，在做生物研究方面也是这样，就是把注意力从陆生的微生物转移到水生微生物，慢慢就能把这个技术完善起来，现在刚刚开始很多还不完善，阻碍了它的发展，我想很快的这方面的工作会越做越多，发展步伐会越来越大，就像上一个世纪石油工业一样有很大的发展。
冯永峰：就你一个在做吗？
傅鹏程：全世界很多的团队在做，但是用基因工程改造蓝藻是我们先做的。可以说实验室规模是没有问题了，但是要成为一个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还有一些工程化的问题要解决，比如我们要建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通过工程设计把它优化到各种参数，然后进行评估，我们最终要落实到每吨生物燃料的成本是多少，然后才有办法大规模发展，所以现在我们说实验室的阶段已经过了，因为我们已经通过基因工程的方法得到了新的工具，不再是概念阶段，而是一个工具化的阶段，这时候应该再往上走，把它放大到工业化的规模，这个也就是我为什么决定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原因，我希望能在这里做。
男：你可能以前说过了，可是从藻类来的石油比从化石来的石油，现在价格相比是什么样的？
傅鹏程：我们有一个计算公式，石油每桶价格54美元以上用这种方法生产生物燃料就是有营利的，现在好像每桶70几美言，这个已经在这上面了，没关系。刚才那位女士谈到为什么没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上一世纪汽油的价格太便宜了，我听说以前美国几十美分就可以买一个加仑的汽油，比水还便宜，谁会做其他的生物燃料，现在汽油价格一直上涨，特别是在中国汽油的价格比美国还高，这时候就有一个推动力，当然还有一个环保的压力，几个综合的考虑，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发展生物燃料。
罗织永：它的排放除了生物燃料和氧气外，还有没有一些化学上，生物化学上其他的副产品对你这套系统造成危害的。第二个问题如果算的话，按单位面积的太阳光的能量下来的话，藻类可能吸收太阳光是效率很高的生物体，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么好的事情是不是还会有一些陷阱，比如大规模做的时候会有一些其他的生物，比如病毒来影响，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限制性的因素来造成你不太容易把这个放得太大？
傅鹏程：这个问题就难以回答，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少人做这么大规模的实验，美国有一家生物能源公司，他们在亚历山大火电厂做了一个几千平方米的实验室，但是他们失败了，要把藻类捞出来做生物柴油，没想到藻类长的太快了，快于他们的速度，结果藻类把管道堵住了，就开始腐烂、变质，所以他们宣布实验失败，但是我觉得不要选择生长率太高的藻类，可以选择一些长的慢的，应该不会有这个问题。
罗织永：中间会排放别的东西，比如赤潮也是一些藻类引起的，那么它是会有一些化学的东西。
傅鹏程：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在一般的藻类产生难闻的气味以及一些有毒的物质出来，那是它开始腐烂变质的时候，如果新鲜、健康的藻类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我们用摄谱仪测量有没有其他的化学品，没有发现什么，主要的就是乙醇和氧气，其他的都是很微量的数量级，只要保持它的活性就应该不会产生问题。当然藻类是有生命的东西，自然有一个衰亡的过程，所以一般我们设计大概两、三个月就要把这个装置停下来，通入蒸汽把所有的藻类杀掉、灭活，它裂解之后就变成一些养分，这些养分我们也可以提炼出来做饲料的添加剂或者用它做农业的灌溉用水，因为它有一些养分农作物可以吸收的，或者是动物也可以吸收，总的来讲是要通过处理，在它腐烂变质之前要保证它的健康活性，这是可以操作的。
李小溪：你们的技术到什么时候能应用？
傅鹏程：我们实验室研发已经都做好了，现在必须有一个中试的规模，这不是我能控制的，必须要有一些资金的介入，有了经费我们建的工厂之后再把它做一个评估产业化。
罗织永：中石油就是很好的风投。
傅鹏程：中石油也在搞生物能源研究院，他有一个副院长不久前去我们那里参观过。
女：您这个是第一次对媒体发布吗？
傅鹏程：是第一次，因为我一直都在美国公布，美国的媒体倒是有很多的关于我们研究的文章，但是中国国内还没有。
罗织永：这个藻人它使劲长，最后集中烧掉也很好。
傅鹏程：也是作为燃料可以，大家那种做法就是很低附加价值了，用烧藻类，就像柴草一样把它直接烧掉，这是几十年以前的做法，现在要想办法把它提取有用的物质后再来烧还差不多。
罗织永：生产出来的生物柴油和把它烧掉后的效率来比，效率会有一个减损的问题，如果烧很快发电的话，效率也不比最后变成生物柴油好。
傅鹏程：那不够绿色，烧藻类同样像二氧化碳排放出来了，但是我们这个是吸收二氧化碳，藻类生长过程重吸收二氧化碳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碳到了生物燃料，乙醇里面去了，另外一部分固定在藻类细胞膜上面了，所以我们这个过程是减碳的，你说的那个是增加排放的。
女：您这个生物柴油主要使用于交通部门的？
傅鹏程：是，我们现在讲的新能源有很多像风能、太阳能等等，一般不能移动，我们现在主要的交通工具都是使用液体的燃料，像汽车、飞机、轮船、火车，只有解决液体燃料的问题才是真正解决能源的问题。
女：你们燃料生产出来后是可以直接使用的，还是也要添加到传统的石油中使用？
傅鹏程：现在汽车发动机整个系统都是适应于化石能源的，就是用汽油的，除非你建了一个能够百分之百使用燃料乙醇的发动机系统，到现在为止还是添加，比如美国绝大多数州都是强制性的，所有出售的汽油必须添加有的州是10%的乙醇，有的可能会更多一点，但是是一种强制性的，就是为了鼓励生物能源的使用，以后如果生物能源产量越来越多，有可能重新设计它的系统，他就能够直接的使用乙醇或者生物柴油。
女：提取生物乙醇的路径有很多，包括煤制油其实也是在做燃料乙醇，这些柴油的品质有优劣吗？
傅鹏程：没有优劣，煤制油技术还不很成熟，哪怕很成熟了也是化石能源，对于减排没有帮助，肆意我们总的发展还是新能源，或者可再生的能源，因为煤不是可再生能源，所以我们走的方向应该是替代能源或者可再生能源。
冯永峰：还有一个能源争议，用这个办法得到以后的能源可能比以前更加差了。
傅鹏程：这个是有争论的，像用玉米生产燃料乙醇就很多人，特别是加州一个大学的教授专门提出了论点，总的能源的投入高于能源的产出。我们的方法跟他们绝对是不一样的。
10、近300家环保民间组织呼吁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来源：新华网2009-11-04
http://news.dayoo.com/china/57400/200911/04/57400_100324215.htm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３１日电（记者胡浩）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３１日在北京召开，近３００家环保民间组织在会上共同呼吁全社会一起承担责任，以实际行动减缓气候变暖趋势，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年会发表共同倡议书称，环境问题早已超出环境范畴，跃身成为发展问题、经济问题，而气候变暖问题更已经超越任何一条边境线，需要人类共同面对。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ＮＧＯ）和公众应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以实际行动减缓气候变暖趋势。
倡议书建议政府通过政策导向、法律监督、标准规范，加大保护环境的力度和步伐；企业不断推进清洁技术、设备及产品，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能源效率，践行循环经济；各类社团及民间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绿色宣传，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每个家庭和公民培养“绿色行为”，多植一棵树、少开一天车，摒弃奢侈消费，追求简约时尚，带头做节能减排模范。
２００９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为主题，由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办。全国近３００家环保ＮＧＯ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代表参加了这次年会。
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副秘书长冯晓星介绍，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的环保ＮＧＯ希望就此问题发出民间的声音，呼应我国政府的主张，向全社会发起积极倡议。
11、湘江“绿色风暴”将成全国样板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11-04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44951257304080_1.shtml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已近两年时间，“一些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试点成效明显，各地开展了建设节水型城市、排污权交易等一系列改革试点，一些传统工业区实施产业退出，其中长沙坪塘年内完成6家水泥厂和2家化工厂的退出，将成为我省乃至全国传统工业区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的样板。”湖南省发改委主任、长株潭两型办主任蒋作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671家污染企业整治到位
株洲清水塘工业区是湘江流域有名的污染严重地区之一，“近两年来，‘株冶’一批新技术、新工艺得到广泛应用，节水减排快步前行。去年底投入运行的总废水二期技改工程，可确保废水处理达标率稳定在100％，年增加净化水回用量80万吨，随着年底三期工程投产，我们可实现污水‘零排放’。”株冶安全环保部部长周拓云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长沙市去年出台了总投资超过110亿元“环境保护三年行动计划”，湘江长沙段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两岸二十公里范围内，浏阳河、捞刀河、沩水河、南川河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两岸五公里范围内禁止新建外排污染物涉及重金属和日废水排放量大于2000立方米的企业。根据《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方案》，长沙市目前已关停企业2家，同时还实现了关闭54家、整治保留70家的造纸企业污染整治工作目标。
株洲市开展了清水塘环境综合整治，市区分两批关停了天成化工、选矿药剂厂等18家（条）污染严重企业和落后生产工艺装备线，目前正在着手第三批拟关停企业的前期工作。
湘潭市为推进节能减排，则在湘钢、五矿湖铁、湘潭电化（002125）等重点污染源工业企业开展污水生物制剂除重金属回用、含镉废水处理和零排放等技术攻关，实施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在去年关停企业17家的基础上今年又关停了8家。
据悉，作为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行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已有671家污染企业整治到位。
“电子眼”实时监控企业排污
加强对湘江流域企业的监控是治理湘江工作的重点、难点。在湘潭市环境应急指挥中心，记者看到，只要工作人员轻点鼠标，就能实现对全市“一个河流断面、6个大气环境质量临近站、28台套废水、废气自动监控以及部分企业视频监控”的24小时自动监控。
“该系统有力地遏制了企业的偷排、漏排、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特别是在枯水期间，我们的工作人员通过在线监控系统可以将企业的超标排污信息及时报告给局领导、通知现场执法人员，第一时间对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处理，预防突发性污染事故的发生。”湘潭市环保局局长陈铁军对本报记者表示。据介绍，截止到10月底，今年湘潭市查处环境违法行为38起，同比去年增加17起，增加率达81％。
在株洲，株冶、株化、智成等24家单位已有36台（套）污染源在线监控设施与省、市监控中心联网，实行24小时全天候监管。
湘江环境监控初显成效，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同比下降3．86％、4．89％、14．66％。6月份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湘江流域总体水质为优，参与评价的40个监测断面中，I至III类水质比2006年同期提高54．5个百分点。
生猪养殖“零排放”
湘潭县响水乡的养猪专业户戴学明从1998年开始养猪，从去年起他开始采用一种新养猪技术，这种技术养猪，不用天天扫栏，猪舍里没有粪尿污水外排，也没有臭气，别人到他的猪场再也不用“捂鼻子”。
湖南是生猪养殖业大省，由生猪养殖带来的畜牧业污染也是湘江水污染源之一。为推动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整治步伐，目前湖南省正大面积推广这种生物发酵床零排放养殖技术。
发酵床养猪根据微生态理论和生物发酵理论，采用高温发酵微生物与锯木屑、谷壳或秸秆等混合发酵后作为有机物垫料。猪饲养在发酵床上，其排出的粪尿经垫料中微生物及时降解、消化、利用，因此，猪舍无粪尿污水外排，实现零排放、无污染、无臭气，从源头上达到环保养猪的目的。
“2008年至2009年9月底，全市发展发酵床养猪场户206户，我们打算到2011年，在规模养殖场户中的推广面达到80％以上，减少粪尿污水排放900万吨。”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副局长王思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长沙市也已发展“零排放”养殖场（户）252个，据估算，全市252个“零排放”试点建设每年可节约用水160万吨、削减COD排放1700吨。
12、30年来全国至少污染1.4万平方公里的湖泊
来源：长江商报2009年11月04日
http://finance.sina.com.cn/g/20091104/13156922298.shtml
你知道，30年来被我们污染的湖泊有多少吗？答案是：1.4万平方公里。这个面积至少相当于424个东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鸿亮列出的一组数据发人深思：过去30年内，在我国被污染的湖泊面积已从最初的135平方公里激增至1.4万平方公里，被污染的湖泊类型也从城市小湖泊发展到一些大中型湖泊。
刘鸿亮建议，国家应尽快将湖泊富营养化的控制纳入国家水环境保护的基本战略，全面推行湖泊营养物总量控制的政策。同时，尽快开展湖泊营养物基准和湖泊富营养化控制标准的制订工作，并将氮磷纳入湖泊总量控制的指标体系。“现在总量控制的指标太单一，已不能有效控制住湖泊的富营养化。”
本报记者 姚德春
九大湖滨城市共论治湖良方
昨日下午，武汉电视台31楼演播大厅，武汉、杭州、大理、合肥、九江、昆明、无锡、岳阳、玉溪九大滨湖城市的市长及亚洲开发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德国博登湖城市联盟的治湖专家、环保人士，依次登台演讲，分享治湖护湖心得，道困惑求良策，圆桌论坛长达4小时。
作为东道主，武汉市市长阮成发一句“优于湖而忧于湖”，引发与会市长强烈共鸣；而他一句“湖泊是大地的眼睛，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更是赢得国内外环保专家一致赞同。
本报记者 刘春燕
武汉
“纵观国内外许多城市，依湖而兴、拥湖而美、因湖而名，湖泊已成为城市生命力的美好象征和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阮成发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中心城区部分湖泊五类和劣五类的水质早已敲响警钟，2003年至今，武汉用于湖泊治理的直接投入达到133亿元。
他说，湖泊是有生命的，湖泊的生命健康与人类、与城市生命力息息相关。“防治水污染是维护湖泊健康的首要任务。武汉着眼于打造‘健康湖泊’，大力实施‘清水入湖’计划，努力保障湖泊的健康生命力。”
他介绍，武汉正在大力实施“江湖连通”工程，相继启动汉阳六湖连通、汉口金银湖七湖连通和武昌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等一批重大项目，不久的将来，武汉将呈现出“江河湖港相互融通、碧水绿城交相辉映”的美丽画卷。“生态水网是湖泊的生命脉络，生态水网的构建有利于恢复江湖季节性与生态联系，促进湖泊水体的有序流动和良性循环，增强湖泊生物多样性，实现湖泊向自然的真正回归。”
大理洱海
治理湖泊，6年花了133亿
“洱海清，大理兴，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大理州副州长许映苏介绍，1996年和2003年，洱海曾爆发两次大规模蓝藻，水质下降到四类和五类。经过几年努力，2008年，洱海有半年以上达到二类水质，成为全国城市近郊保护最好的湖泊之一。
“这归功于我们探索了新的体制机制。”许映苏说，大理专门设立了洱海流域面源污染防治办公室、流域乡镇环保工作站，聘请滩地协管员、河道管理员和垃圾收集员，创建了农户缴费、政府补助、市场化运作的农村垃圾清运模式。还首创了“环境管理风险抵押金制度”，把风险压力变成了治污动力。
2009年开始，大理把每年的一月定为“洱海保护月”。
杭州西湖
“杭州因西湖而名，也因西湖而兴。”杭州市副市长张建庭说，目前西湖对外开放景点近100处，年均接待国内游客2200多万人次，入境游客达100余万人次。
西湖之美并非“天然雕饰”，而是历经了杭州人的“精心打扮”。张建庭介绍，近几年来，杭州市政府巨资实施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包括控制水土流失、拆违还绿、拆迁还绿；湖内500余艘经营性船只全部使用电瓶驱动或手划船，将船只对湖水的污染降到最低。
其中最绝的，当属引水配水。“西湖是个半封闭湖泊，从1986年开始引水，目前已达1.2亿方，相当于一月换一次水。”
合肥巢湖
巢湖水污染严重，目前水质在五类和劣五类间徘徊。合肥市政府副秘书长柴修发代表市长吴存荣发言：该市的治理目标是到2010年，基本不让一滴污水进入巢湖。
柴修发说，合肥将要采取的措施，一是城市污水全收集、全处理。2008年，合肥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在全国36个大城市中排名第一，预计到2010年底，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95%以上。二是入湖河道全线截污，将污水全部收集，达标后才能排放。三是针对面源污染，对沿湖180万亩农田实行测土配方施肥。四是投入2.5亿元建设巢湖沿岸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五是环境监控全覆盖，设置国控、省控、市控三级地表水监测断面。
无锡太湖
无锡市副市长徐劼说，对于太湖的治理，归纳起来就是“生态清淤、退渔还湖、动力换水、生态修复、污水截留”，具体来讲，就是“六个全覆盖”：
一是太湖保护区规划建设全覆盖，全市4788平方公里划为一、二、三级保护区；二是组织管理体系全覆盖，坚持最严格的环境目标责任制和问责制；三是污水收集处理全覆盖，建成覆盖所有城镇的68座污水处理厂，全部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四是综合治理措施全覆盖，全国率先推行“河长制”，将1284条河道纳入管理；五是双源供水网络全覆盖；六是监测监控网络全覆盖，在太湖沿岸设13个蓝藻分布视频监视系统，利用环境卫星加强遥感监测，形成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监测体系。
玉溪抚仙湖
位于云南玉溪的抚仙湖拥有罕见的一类好水质，该市常务副市长谢兴荣大方传经：治理抚仙湖，实行湖边建设项目集体审批制度，坚决杜绝建设项目污染湖泊、侵占水域、破坏环境。禁止了抚仙湖278艘机动船营运，关闭了抚仙湖周边42个采矿点，关闭五小企业43户。每年8月26日定位抚仙湖保护活动日。
岳阳洞庭湖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岳阳市副市长韩建国说，这湖水如今却在不断萎缩——1825年，洞庭湖湖面面积为6300平方公里，1949年为4350平方公里，现在只有3180平方公里。
韩建国建议，进一步统筹洞庭湖的综合治理规划，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纳入长江流域治理的重点，规范开发行为，明确各级政府、部门权责；建立洞庭湖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
昆明滇池
被誉为“高原明珠”的滇池，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污染日益严重，目前，滇池草海水质为劣五类，外海水质也在五类和劣五类之间。
昆明市副市长王道兴认为，要实现“2020年草海水体稳定达到五类水，外海水体稳定达到四类”的目标，必须抓机制，建立目标责任制，实施结果倒逼，公检法、环保联合执法，强力铁腕治污；抓六大工程，包括环滇池建设总长107.2公里的截污干渠，集中送至污水处理厂后再进入滇池。
九江鄱阳湖
鄱阳湖是中国四大淡水湖中唯一未被富营养化的，但九江市市长曾庆红直言：“我们也有一本难念的经，有面临的困惑、矛盾和挑战。”
困惑首先来自保护湖泊与发展湖区经济的矛盾。“不保护的发展会得不偿失，不发展的保护是因噎废食。一方面我们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方面环保是最大底线，所以在发展空间、工业布局、用地规模上必然面临更大制约，在项目门槛、排污设施、治污水平上必须要有更高的要求。”
13、吴学安：征收环境税不是花钱回赎“排污权”
来源：中国能源报 2009年11月04日
http://www.p5w.net/news/xwpl/200911/t2654376.htm
随着今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日益临近，国内酝酿十多年的环境税，也提上议事日程。这是继绿色信贷、绿色证券、绿色保险之后的又一“环保新政”，体现了政府部门多管齐下，督促节能减排的决心。
假若通过调整环境税收政策，排污企业能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加强环保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排污，这无疑是政策制定者所希望看到的效果。但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企业可能认为，既然缴了环境税，就等于买了“排污权”，排污数量和浓度就可大大增加。因此，这就需要将排污量的多少体现在环境税的具体征收标准上，防止企业缴税后多排污。也就是说，倘若污染大户中的“富人”用更多的钱换取对环境污染的“超容”，就必然背离靠调整环境税收政策遏止环境污染的初衷。
靠大幅度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来提高环保效率的做法，起源于战后欧洲经济高速发展期，此后为世界一些国家所仿效。但环境污染对地球上越来越稀缺的生态资源的破坏、对子孙后代生命健康的危害、对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阻碍，仅靠征收环境税是不可能赎回的。其实，“环境保护法”早就明确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法律原则，即便企业履行了缴纳环境税的法定义务，也不能免除治理污染的责任。
现在欧洲已经主要用“污染者负担”替代了“污染者付费”模式。这是因为，许多环境污染已无法准确地用钱来“计算”，尤其是“付费”排污容易让污染者逃避许多长远的责任。而“污染者负担”则不仅涵盖了对污染做出经济补偿的“付费”责任，也涵盖了包括停止污染、治理污染和长期危害在内的一系列“连带责任”。这就让污染者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其一时的收益，污染者付了“排污费”也不能睡好觉或者几十年后再把自己“洗绿”。
不言而喻，我们在强调“污染者付费”的同时，更要强调“污染者负担”。“污染者付费”不是付费即可污染，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也不只是一种经济补偿，不能掩盖污染者的其它更重要的责任，包括对污染地域群众健康和生态环境长远“追责”，因为有些污染造成的恶果要多年后才能显现。所以，环境污染始作俑者的责任，不能“一付了之”，而应永远“存盘备份”。
尽管说，政府通过采取“高限处罚”的措施——“对恶意排污行为实行重罚，严重的要追究刑事责任”，能够堵住“花钱买污染”的漏洞。但在调整环境政策的同时，更要防止排污企业将所缴纳的排污费在生产成本中列支而计入产品成本，导致排污收费实际上成为商品价格的一部分而转嫁给消费者，从而步入“企业污染社会负担”的怪圈。如果因为开征环境税，环保部门就认为对排污企业又多了一道“保险”，可以松一口气，懈怠日常监管，那么，排污企业就会萌生侥幸心理，非法排污，危害环境。
毋庸讳言，“先污染后治理”已使我们的生存环境付出很大代价。因此，在调整环境税收政策的同时，还要有多种措施，尤其是不能出现污染权与污染费的“权钱交易”。比如环境税应单列一项“污染排放税”，税率直接按排污强度分级，严格遏制超量、超标排放；对拒不治污者，应加重处罚，直至关停。因此，开征环境税后，有必要取消原有的排污费，让环保部门全身心地投入监管之中。一方面与税务部门密切配合，及时提供相关技术数据，公平税负；另一方面，加大现场监管频率和执法力度，遏制污染于未然，为节能减排提供有效保障，确保一方环境安全。（作者供职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司法局经济法制处）
14、千湖消失发出怎样的信号
来源：新华网 2009年11月4日 肖华
http://news.zgjrw.com/News/2009114/News/341941982000.shtml
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已减少了约1000个内陆湖泊，全国平均每年消亡的天然湖泊达到了20个。在历史上曾有“千湖之省”美誉的湖北省，现存湖泊面积2438．6平方公里，仅有上世纪50年代的34％。（11月3日《武汉晚报》）
1000个内陆湖泊就这样消失了，这样的数字让人震惊，也让人沉痛。更让人感到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企业还把工业污水让湖泊里排，我们的一些居民还在把生活垃圾望湖泊里倒，一些湖泊的水污染还在加剧。如果我们再不注意保护湖泊，湖泊减少的趋势还将加剧。
湖泊是整个地球生态环境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可以调节地表水量，维护生态平衡。目前，人类直接能够使用的淡水资源只占地球总水量的0.01%，如果再让湖泊消失下去，在让湖泊的水再污染下去，人类将面临生存危机。保护湖泊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首先，政府部门必须从政策导向上加强保护措施。要优化产业结构，适当调整流域内的经济结构，走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对那些污染湖泊的企业，无论它对GDP的贡献再大，也要加紧整顿治理。经治理无效的，该关的必须坚决关闭。
其次，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全民环保意识。通过广泛的环保科普教育，提高全民的水环境保护意识。这一点可以学学日本当年治理琵琶湖。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是下游京都、大阪、神户三市1400万人的主要饮用水源地。1977年，琵琶湖发生了大规模的赤潮。为了提高日本民众环保意识，日本政府将每年的7月1日和12月1日定为环境保护日，组织区域内的居民参与清扫琵琶湖周围环境的活动。当地政府还通过建造琵琶湖博物馆，广泛进行环境保护科普教育，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让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这些做法我们应多多借鉴。
第三，要加大立法保护力度。目前，我国湖泊得不到有效保护，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立法滞后，各个部门和相关地区在保护湖泊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不清楚。其实很多湖泊的保护涉及到多个部门、多个地区，单靠一个部门和地区很难有效保护湖泊。日本之所以在保护湖泊方面做得比较好，就是因为法律体系极为健全，1961至2001年，制定了《环境六法》等系列环境政策与法规。1967年制定实施了水质污染防治法；1972年该县又制定出琵琶湖综合开发计划；1979年，日本实施了《琵琶湖富营养化防治条例》。我国很多环境法律往往都是粗线条，一遇到具体问题，往往束手无策，形不成执行力。
近年来，我国在保护、治理湖泊上积累了一些经验。如太湖污染发生后，经过治理，太湖水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太湖治污让周围群众对保护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政府实行了严格的环保政策，相关地区加大了协同作战的力度。治理太湖的成功经验表明，保护湖泊的长效化，关键还得靠法治。
15、垃圾焚烧发布会 请不要用专家来糊弄公众
来源：南方周末2009年11月04日 傅剑锋
http://green.sohu.com/20091104/n267949433.shtml
广州番禺建垃圾发电厂的项目，遭到了周边数十万居民的汹涌反对。这种反对是可以想象的，在广州市的上风口，在有着至少三十万稠密居民、方圆数公里内十余个大楼盘的地方，忽然计划时要安插进一个日处理量2000吨的焚烧厂，周边居民难免心生恐惧，虞及生活安全感。
番禺区在规划之处，应该也是想到了可能面临的反对。这在《关于番禺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工程建设的通告》（穗府[2009]9号）中有充分的体现。这是广州市政府网上发布于今年2月4日的公告，该公告措施强硬：“违反本通告，拒绝、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有关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番禺区政府后来也承认，这个项目至今未通过环评。一个环评尚未通过，开工许可尚未获取的项目，凭什么以这种声色俱厉的方式来“大刑伺候”？这样的条文除了恫吓之意，其法理基础在哪里呢？
令人欣慰的是，当公众反对声高涨时，番禺区政府并未以依《通告》动之以刑，而是采用了现代政府与公众沟通的基本方式——在10月30日召开了解释垃圾焚烧疑问的新闻发布会。这是它处理公共问题上一个开明的转身。
但这种沟通，应该是负责任的，而不是借机来误导甚至蒙蔽公众的。否则，只会弄巧成拙。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当年的周老虎事件，陕西省林业厅请了四名专家，让专家证明周正龙拍摄的老虎是真的，结果那“纸老虎”成为让陕西林业厅丢脸的大笑柄。又如最近的上海“倒钩事件”，当事政府为了回应公众的质疑，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开发布会，声称没有发现查黑车中出现“倒钩”执法。结果连上海市领导都怒斥其为“戏弄公众智商”。
而在番禺区的发布会上，有些细节也很不幸地成了公众质疑的热点。
在这次发布会上，教育部固废处理与环境安全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聂永丰的言论遭到网友们的强烈质疑。聂永丰在发布会上说，目前我国大型垃圾焚烧炉的技术水平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国外技术较好的垃圾焚烧厂直接就建在居民区和生活区内，日本的垃圾焚烧厂旁边就是小学和幼儿园。但真实的情况是，由于我国的垃圾没有像日本那样精确的分类，连塑料这样会直接产生二恶英的垃圾也被加入焚烧。故而，在2004年“中国人口.环境与资源”上的一篇论文测算，中国实际每吨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排放量是日本的47倍。并且，业已开始运转的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厂据说是采用了国际先进技术，但居民都反映其恶臭难挡。这种对国外数据断章取义的言论，实有误导公众与政府之嫌。
聂永丰为何要以这种方式力挺“焚烧安全”？网友们找到了一种解释可能，聂是“立转炉式生活垃圾热解气化焚烧炉”的专利申请人，其专利号是00258660.6，申请于
2000年10年20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网上可以查到。这样一名在研究方向上投身于焚烧设备之应用的专家，如何可能作出对垃圾焚烧危害性的公正评价。妨且，他的这项发明，也易于让公众联想他与利益集团之间，是否有生意往来。
即这样一名专家，在一开始就不是利益中立者。他的研究与判断，又怎么让公众去相信呢？
发布会上另一名向公众“传道解惑”的专家舒成光，更让人瞩目。他说，垃圾焚烧产生的二恶英份量很少，危害也很小。并且还打了一个超级雷人的比方：“如果比较二恶英产生的量，那么烤肉产生的二恶英比垃圾焚烧高1000倍。”舒成光因此被众网友称为“烤肉专家”。
他的这种说法在科学上与事实上均极不严谨。垃圾焚烧对环境与人体产生的危害，在丹麦与日本都已产生了极严重的污染，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以日本为例，中央电视台报道，尽管日本是世界拥有最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的国家之一，但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已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作为一级致癌物的二恶英，因此使日本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的发癌率大大上升。正因危害严重，且日本先进的垃圾管理让垃圾量下降，使日本的垃圾焚烧厂从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那为什么这种无视事实的言论会出自一名专家之口呢？是单纯的学术意见分歧，还是有利益动机在左右他的言论？且看一看舒成光的身份，他是美国卡万塔（中国区）副总裁、首席技术专家。而美国卡万塔控股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投资和运营商之一。据证券时报报道，早在2007年，卡万塔公司就与广州控股公司协议成立了广州发展卡万塔环境能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做得就是珠三角的垃圾焚烧生意，首期资本金投入已达5000万元。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舒成光不说出那样的话才怪呢。
问题是，在行政行为中，政府理应成为价值中立者，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言者，而不是倒向哪一个利益集团。但这一次开新闻发布会，却让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来解释公共政策，并给其戴上专家的光环。这样的发布会，这样的专家，如何让人信服，如何取信于民？
所以，我以为，在政府欲借专家权威与公众沟通时，专家首先应该是利益中立的，这样才有可信性。且政府对专家的言论与判断，也不应该施加影响或先定调子，只有专家的判断是基于客观研究作出的，公众才可能信服。否则，会被人认为是“愚弄公众的智商”。
在下一轮对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中，我们不希望环评是走过场的，不希望环评是受利益集团左右的。我们希望，参加环评的专家首先应该是利益中立的，是能够整体地考虑公共利益与城市发展格局的，并且环评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唯此，环评才能公正、让人信服，公共政策才有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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