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2001年3月，有消息传紫坪铺水电站即将兴建，这也就意味着作为其配套工程的杨柳湖大坝也开工在即。其后，四川省水利、环保、规划等多个领域的18位专家和当地政府部门在2003年4月28日召开了杨柳湖大坝的选址论证会，虽然专家们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但是大坝的建立依然未被阻止。对此，有一个人尤其上心。这个人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

“2003年6月26日傍晚，我站在岷江边上，望着不远处的都江堰鱼嘴，心里暗暗地在使劲。回到北京后，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保护世界文化遗产，本应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汪永晨在自己的一篇作品中这样写到。

身为中国较早的环保记者，汪永晨曾经利用自己所在的媒体对“白色污染”等环境问题进行呼吁和宣传，并多次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她曾在1997年以一篇名为《“白”了长江》的报道反映长江遭白色污染的问题，从而促使交通部和原国家环保总局很快下发了《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等。由于身处中央媒体，汪永晨的节目总是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效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有所影响。

2003年6月，汪永晨和《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等记者应某国际环保组织的邀请在贡嘎山自然保护区进行采访，得知都江堰当地政府要在都江堰建大坝，7月9日，张可佳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一文，将杨柳湖工程公布于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背景》节目中也对此事进行报道。《南方周末》于7月31日、8月14日分别在头版纵深、调查版块作了题为《大坝，离都江堰1310米》、《跑马圈水：密集修水电的争议》以及《“电击”仁宗海》的系列报道。随后，有180余家国内外媒体对该事件进行报道，对决策者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8月初，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文物局、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及四川省建设厅、四川省文物局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与专家组成的调查组郑重指出，不能低估杨柳湖工程上马给都江堰带来的影响，工程必须履行包括《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在内的报批手续，“没有万分把握，不允许建任何工程”。

2003年8月29日，在四川省政府召开的第16次常务会议上，杨柳湖电站建设项目被一致否定。而这是第一次媒体和公众的力量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对于汪永晨和她的记者朋友们来也说是第一次获得在水坝争议中的巨大胜利。

怒江之争

杨柳湖工程刚刚下马，另一个水电工程便进入了环保记者们的视线。2003年8月12日至14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中下游两库十三级梯级,即松塔、丙中洛、马吉、鹿马登、福贡、碧江、亚碧罗、泸水、六库、石头寨、赛格、岩桑树和光坡的开发方案，全级总装机容量2132万千瓦，年发电量为1029.6亿千瓦时。而伴随开发方案通过的，是长达数年的争辩和一度的停工。

怒江的开发计划刺激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成长的环保记者们。对于怒江的水电开发，一些记者持批判态度，一边进行报道，一边不忘记自己“环保人士”的身份，他们以媒体和环保NGO（非政府组织）的双重身份努力影响政府决策。

2003年9月，人民日报社记者赵永新的一篇题为《为子孙保留一条生态江》的文章，以其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揭开了围绕怒江开发所进行的长达数年的争议。在这些反对建坝、开发怒江的记者眼中，对怒江无节制、无计划的开发会贻害无穷。

2003年9月3日，在国家环保总局主持召开的“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活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专家座谈会”上，汪永晨和来自云南大学的何大明等专家学者，对怒江建坝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同时到场的还有汪永晨组织的十几家媒体的记者，他们将会上专家们反坝的声音通过各大主流媒体传向社会，而这也是媒体与NGO第一次参加由政府部门召开的有关江河开发的研讨会。

接下来在2003年10月25日召开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汪永晨用一张会议用纸，一支铅笔，征集了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人士反对建坝的联合签名——“请保留最后的生态江——怒江”。后来这份签名被媒体广泛宣传，达到了广泛的影响效果。次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环境NGO代表撰写的《保护天然大河怒江，停止水电梯级开发》、《关于分类规划江河流域，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开发的提案》议案提交给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环保人士连怒江都没有去过”，为了回击一些挺坝者的这种指责，2004年2月16~24日，汪永晨带领北京和云南的20名新闻工作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到怒江进行了为期9天的采风和考察，并与当地的居民进行交流。接着，随行的记者们便以怒江地区两岸生物多样性及文化习俗等题材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就在他们“游”怒江的路上，一个令他们振奋的消息传来，温家宝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

自此，众人关注的怒江水电工程被迫叫停。而事实上，后来据2005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消息，当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有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立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但是，在当时看来，媒体和环保组织又一次成功地影响了政府的决策。

一位持反坝态度的记者告诉《科学新闻》，在怒江开发中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我觉得触动最大的还是在崇山峻岭之间，人类试图征服自然的行为，譬如西南的一些水电工程。但它们却在一系列的地震断裂带上，将江河分成一段段静止的河流，尽管工程方可能说他们做过各种试验、防护，但是我认为对于大型工程来说，必须要公开更多细节、更多的公众参与，更加有序的流域规划，才能更好的开发江河。而不是目前的这种无序的开发方式”。

另一位参与了怒江开发报道的记者告诉《科学新闻》：“我认为，报道始终要中立。尽可能听取各方意见。比如怒江事件，我做的更多的是在一项重大工程面前，民间组织如何成功影响政府决策，而这正是一个健全公民社会的必然组成部分”。

关于怒江开发的争议一直持续数年，社会和政府对于怒江也十分关注。2008年国家公务员的试卷上的申论题目之一便是“怒江建水电站的争议”。而从2003年怒江开发方案通过至今，关于怒江开发的争议已经持续5年之久。水电水利专家们也一反往常沉默的做法，有一些人如水博（张博庭）等通过各种渠道对水电进行科普，而记者们也是从各自的兴趣点进行相关报道，与之前不同的是，以反坝为主流此时转变为百家争鸣。

地震之劫

媒体对于水坝争议的报道聚焦于怒江多年之后，一场地震将人们的视角吸引到了另外的点上。

2008年“5·12”大地震发生后，在举国悲痛的同时，关注水坝的人们也将目光投到了距汶川仅17公里的紫坪铺水坝。

在地震发生前，就有媒体报道说四川岷江上的紫坪铺水库高坝对于地震的抵御能力太低，如果遇到松潘大地震后果不堪设想。当地震发生后，赶到紫坪铺的行政官员看到大坝表面一片狼藉，马上向上级报告紫坪铺大坝的危险性。这个消息被媒体得知后立即发布，从而也吸引了国内外的反坝人士的关注。但事实上，第二天水利专家们到现场检查后认为，紫坪铺大坝结构安全稳定，他们立即将大坝安全的消息向社会正式发布。

紫坪铺大坝在汶川地震的强烈摇晃下，并无损伤，反而在抗震救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据介绍，5月17日紫坪铺电站恢复并网发电，为震后抢险救灾提供了便利条件；紫坪铺水库形成的宽阔水面，为地震后道路的严重塌方和空中气候受阻的救灾提供了可靠的水路保障。

而对于地震和大坝之间的关系，一些媒体也开始更多地表现出不同的视角，而不再仅仅是以环保作为唯一视点，更多地重视专家们的意见。如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嵇少丞教授在新语丝网站发表的《汶川大地震与紫坪铺水库有关吗？》一文被《南方周末》刊登。

上述环保记者也表示，“媒体需要告知公众这项工程中会影响到哪些群体，哪些环境因子。当然，反过来也需要说明的是事情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任何一件事需要和当地的特殊经济、社会环境联系起来，就如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过的一句话：你不能让当地人光着屁股搞环保。”既然政府需要一个生态社会，那么就应更多给予这些地方财政转移支付，划分更多地功能区，譬如，环境保护的区域，就不要更多开发。”

而对于媒体多年来的反坝，水利水电等领域的专家们也在思考着自己的不足。“公众的科学认知不足，而我们专家们的声音没有出去。”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贾金生告诉《科学新闻》。

同时，虽然有专家认为这些反坝的声音造成了怒江的搁置、移民矛盾的增加，但是专家们不否认他们不断地“挑毛病”也是有作用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高季章表示“这些反坝的声音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帮助，他们让我们在水电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得更为周全”。

“世界上并没有哪个组织是真正反坝的，要么他们是因为想要保持纯原生态，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某个在意的利益点被影响，才会导致他们表现出来对于大坝的反对。”一位对反坝有研究的水利水电专家对《科学新闻》解释。 (本文来源：科学新闻作者：闫岩)

2、社科院：中国尚不能承诺减限排目标

来源：《北京商报》2009年10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242624.html

　　“中国的人口尚在增长，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成，消费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技术资金能力还较为有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尚不具备条件承诺绝对量的减限排目标，也不可轻言排放量峰值的准确时间。”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09）——通向哥本哈根》对当前国际气候谈判和未来走势归纳时认为。

　　《报告》对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和中国的“后哥本哈根”时代进行了分析，认为减缓气候变化，需要有一个长远的气候目标，但更要有一个中期的减排目标。要将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综合考虑，四轮驱动，不可只强调某一领域。同时，中国当前不承诺减限排目标，并不表明中国不承担保护全球气候的义务，并不表明中国未来不承诺具体的减限排目标。就目前来看，中国并没有公开反对2摄氏度的长期温控目标。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表示，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少，对气候变化表现出极大的脆弱性，这就要求发达国家在资金与技术上，帮助发展中国家。

据了解，当前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分为两大阵营、三股力量。两大阵营分为南、北阵营，即历史排放多、当前人均排放高、资金技术实力强的发达国家和历史排放少、当前人均排放低、资金技术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三股力量为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

3、卢广《关注中国污染》获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奖（共39张图片）

来源：网易新闻　2009-10-23

http://news.163.com/photonew/00AN0001/6843_22.html

10月14日，中国摄影师卢广以《关注中国污染》的专题摄影获得了第30届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他是获得该奖的第一个内地摄影师。

4、北京：饮用水出问题GPS定位查

来源：法制晚报2009-10-23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41851256259265_1.shtml

记者近日从北京市石景山区获悉，为了更便于对供水单位的监管和对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日前，区卫生局组织监督员完成了对全区供水单位所在方位按经纬度定位。

据了解，此次定位共对198处自备井和二次供水单位经纬度进行了标注，使供水点位和相关信息更加详细和明晰。

一旦辖区发生生活饮用水突发事件，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马上便能锁定具体位置，卫生监督人员即可到达现场进行处置。

5、三峡水库呈高水位运行 正向最后5米逼近

来源：人民网2009年10月2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4562/10245663.html

　　人民网武汉10月23日电（记者田豆豆、望作信）23日7时，正在进行１７５米试验性蓄水的三峡工程坝前水位达到170.03米，向最后5米冲刺。三峡水库水位比９月１５日起蓄时上涨24.13米，三峡水库呈高水位运行，长江海事部门实行昼夜监控，船舶航行有序，没有因蓄水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目前，长江上游来水的入库流量为１１６００立方米／秒，三峡大坝下游葛洲坝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为800０立方米／秒。预计１０月底或１１月初，可按国家防总和长江防总批复的试验性蓄水方案，蓄水到１７５米高程。

此外，由于近日三峡水库开始为长江中下游补水以缓解沿江旱情，三峡蓄水进程已放缓。21日14时，三峡库区上游来水流量已由19日零点入库流量12300立方米/秒降至11600立方米/秒，而下泄流量由当时的7100立方米/秒上升到最高8100立方米/秒，截止22日零时三天内三峡水位只上升1.44米，而坝下宜昌、沙市、城陵矶水位巳出现上涨。

6、让减排变得有利可图 我国碳交易存多种模式

来源：搜狐绿色2009年10月23日

http://green.sohu.com/20091023/n267669214.shtml

第1页:搜狐绿色编者按

第2页:世界碳交易格局

第3页:中国碳交易现状

第4页:梁猛：碳市场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一个价格信号

第5页:梁猛：2030年左右我国GDP能耗将达到一个峰值

第6页:杨宏伟：可在五大电力集团内部尝试进行分配式的碳指标交易

第7页:黄杰夫：建议采取行政手段和市场手段“组合拳”的方式进行碳交易

第8页:相关名词解释

【搜狐绿色编者按】中国发展碳市场的目的，核心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发展权利，原则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现阶段实际情况，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来实现减排目标。

　　十一五以来，中国单位GDP能源消耗在前3年下降10.1%的基础上，2009年上半年又同比下降3.35%，国家提出的“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20%左右、可再生能源比重达到10%的目标有望实现。达成这一目标，将为全世界贡献15亿吨的二氧化碳减排量。

　　CDM项目实施以来，中国政府已累计批准了2200多个CDM项目，其中在联合国注册640个，预计可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如果中国政府批准的项目都能得到实施，预计在2012年前可减少20亿吨二氧化碳。

　　胡锦涛主席在上个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也提出了中国今后一段时间应对气候变化的四点目标和任务。这一切表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决心是坚定的，行动是积极的，效果是实在的。

　　在即将到来的哥本哈根谈判中，各国是否能就气候变化达成一致性协议，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谈判桌上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政治角力。而通过的决议是否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协议背后是否有一套切实可行的市场机制至关重要。这其中，金融机制将是关键中的关键。

　　《京都议定书》实施后，以“碳减排”为目标的一系列金融交易机制发挥了有目共睹的积极作用。那么，在后京都时代，未来的碳交易机制将何去何从？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有哪些经验？就中国实际出发，有哪些借鉴？本期搜狐网绿色选择访谈，就“碳交易：世界形势与中国定位”这一话题，邀请嘉宾与各位网友一同展开探讨。

本期特邀主持人：《中国经济导报》记者王颖春（搜狐绿色-荣蓉/摄）

　　论坛嘉宾

杨宏伟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CDM项目管理中心主任（搜狐-王玉玺/摄）

黄杰夫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全球副总裁（搜狐-王玉玺/摄）

梁猛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搜狐-王玉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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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碳税"这把剑该怎么舞？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2009-10-23

http://discover.news.163.com/09/1023/10/5MA897RD000125LI.html

作为一种污染税，碳税的主要功能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意义非凡。然而，源于欧洲的碳税政策能否在中国顺利“落地”，并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还在于它与中国的经济现实能否更好地契合。

开征碳税10年内，其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碳税的减排效果将达到20％。

碳税实施不宜一步到位，从能源税过渡到碳税，更可行、更符合中国国情。

碳税征收目的不是增加税收，而是通过税收结构调整，引导能源清洁使用。

中国开征碳税已从“是否实施”进入“如何实施”的阶段。

作为一种污染税，碳税的主要功能在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这对中国实现减排承诺意义非凡。

然而，源于欧洲的碳税政策能否在中国顺利“落地”，并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红利，还在于它与中国的经济现实能否更好地契合。

可以预见，碳税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将远高于发达国家。

中国政府该如何舞好碳税这把双刃剑呢？10月中旬，南方周末邀请了这个领域的一流专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神华集团总经理张玉卓、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院副主任李来来以及气候组织中国政策与研究项目总监喻捷，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时间越来越紧迫”

南方周末：碳税在中国几乎是一夜之间从讨论阶段迈入准备实施阶段，进展为何如此迅速？

姜克隽：碳税在国内的进展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原本以为至少要等到“十三五”期间，现在看来，“十二五”期间就很有可能开始实施。

目前关于碳税的进展与之前燃油消费税征收的路径有些相似——一开始由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进行基础性的研究，然后成为财政部的课题，并在两年后开始征收。目前，碳税在研究层面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现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深入制定实施细则，并敦促决策者作决定。

张玉卓：碳税在欧美国家得到了积极的实施。但我想，国内不能也不会像很多欧洲国家那样激进，一上来就实施高额碳税。毕竟，国内目前主要使用的还是化石能源，煤炭在一次能源使用中仍然占到68％左右。从长久来看，碳税的征收应该是有必要的，但是近期来看，必要性不大。

喻捷：征收碳税的方向是明确的。碳税是一个关乎民生的产品，对该政策的便利性、有效性分析得越深入、模拟得越真实，决策就更为有依据。

李来来：中国开征碳税的时间表已经越来越紧迫了。美国已经提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的“碳关税”，从WTO框架来看，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歧视；但在气候变化协议框架下，这是允许的。如果我们自己先征收碳税，就可以通过WTO禁止双重征税的原则来阻断美国意图。反正出口受影响了，宁可我们自己收税，这个税还可以在国内补贴我们的企业进行减排。

南方周末：碳税实施既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从能源税到碳税逐渐过渡，究竟哪种路径更适合中国？

姜克隽：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来说，碳税是真正反映能源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可以刺激市场转向低碳的能源使用，但从实施角度看，碳税的实施可能要更复杂，面临的难度也更大。从研究者角度，我自然希望能够实现碳税的“一步到位”的思路，但从具体实施的可操作性来看，可能从能源税到碳税的过渡更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

张玉昆：美国曾经许诺在2050年前在目前基础上减排83％，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可能这个过程要更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未来40年还要增加，在实现工业化之前，能源消耗肯定要增长。可能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后，我们才可以和人家相提并论。

喻捷：这里有一个政策优先的问题：先调整能源价格、实现节能，然后实现能源结构的清洁和绿色，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可能更现实。对于发达国家里说，他们已经走完了这一过程。无论从理念接受程度还是从社会成本来看，从能源税过渡到碳税，可能更容易些。

李来来：欧洲国家基本上都是从能源税逐渐过渡到碳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能源税的征收比较简单，碳税的征收更为复杂，需要相关制度的建立包括测量和核准，匆忙上马，可能会出现弄虚作假等问题。

强调“适度”和“公平”

南方周末：中国经济目前能承担得起实施碳税的成本吗？

姜克隽：根据我们之前的模拟分析，开征碳税10年内，其对GDP的影响大概在0.4％左右，这一影响随后将越来越小，与此同时，碳税的减排效果达到了20％。碳税的征收不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或者抑制企业的生产，目的是在于向低碳社会转型。如果5年后开始征收碳税，我非常希望现在就能公布征收时间表和税率，提前发挥警示作用。

张玉卓：不论是在国际市场上，遭受其他国家的碳关税贸易保护，还是在国内征收碳税，只要是征税，必然意味着增加企业的成本，这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

以引导能源清洁使用为目的，适当征收碳税是可取的，但一定要适度，要考虑到企业和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与此同时，企业将相应的成本增加转移到能源价格上，能源价格上涨，必然意味着国民的福利受到损害。在征收碳税过程中，我们希望强调“适度”和“公平”。

李来来：目前瑞典的碳税全球最高，已经达到了0.08欧元／千克二氧化碳。但从实施碳税的几年来看，其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在低于1990年3.7％的水平，而同期的GDP增长则达到了25％。数字说明了一切。

南方周末：碳税的征收必然会导致某些工业生产部门产出的降低和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削弱，中国企业是否将受到更大的影响？

姜克隽：如果按照目前建议的碳税征收税率10元／吨温室气体排放量，1吨煤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2吨，即意味着1吨煤炭增加20元的价格。而目前的煤价从600－800元/吨不等。在碳税征收伊始，较低的税率，对于企业的影响都不会太大。

事实上，它更像一个信号，告诉企业：未来经济要走入低碳经济。对于企业来说，承担的压力主要来自市场的萎缩，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可怕的。

在碳税的实际操作层面，必须在征收伊始实施一些优惠和激励措施，以确保经济运行的稳定性。碳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新增的投资。对于原有的投资，应该尽量采取措施弥补和稳定其收益，不致使企业承担太大的代价。

李来来：碳税的设计应该尽量缓冲实施碳税对行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某些高耗能行业，也需要实施税收减免，尽管这会降低实施碳税的环境效果，但在特定的场合也是不得已之选。

但是，作为税收减免的附加条件，可以让高耗能企业与国家签订提高能效的自愿协议，这在很多国家已经证明是一条可以实现改善环境目标的有效措施。例如在丹麦，根据能源强度指标，制定了一系列对税收减免和返还的标准，并采用了渐进原则：如果碳税超过了增值税的1％，就要进行返还。在瑞典，政府则通过减少企业的所得税和对雇员的社会福利支出，来激励企业缴纳碳税。

南方周末：在选择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这两种市场手段时，中国企业似乎更青睐于后者，我们为什么还选择前者？

喻捷：相比较而言，碳税的执行成本较低，而碳交易的要求对于每一个企业的排放进行测量和核准，在欧洲，这一监控的过程可能要达到六七年才会获得较为准确的数字。对于仍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目前在有形产品交易上依然存在着较多问题，更何况“温室气体排放”这种更依赖于社会诚信和健全的法制体系的无形产品。

张玉卓：按照经济成本计算，我们应该看哪一种方法减排成本最低，就先实行哪一个。以CDM（清洁发展机制）为例，目前欧洲碳交易市场的价格为10欧元/吨，如果我们的减排成本低于这个数字，那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减排，还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以神华目前正在实施的CCS（碳捕捉和储存）项目为例，其减排成本大概10美元/吨。这个数字与10欧元／吨之间的差距就是我们可以获得的经济收益。

取“高”补“低”

南方周末：企业和消费者的担心肯定会成为未来碳税实施的阻力，如何化解这一阻力呢？

姜克隽：碳税的目的不是要影响人们的生活，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碳税的设计需要特别考虑对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对于低收入人群，我们提议了几种方法，包括减少个人所得税和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线等。

目前，我国的税收基数已经比较大了，因此碳税的目的不是增加税收总额，而是重点调整税收结构。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碳税的“中性”，即有增有减，税收总额保持不变。

喻捷：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我们国家之前已经具备了很多经验，各种补贴手段都可以实现碳税政策的“中性”。现在，我更关心的是未来碳税可能会对高收入人群能源消耗的约束力比较弱。北欧国家的经验是——阶梯电价：即超出基准部分的电价呈阶梯式增长，消耗的越多，负担的费用越多。

针对企业，有一个例子值得我们注意：浙江政府近来设立了节能中心，由政府出资聘请专业的节能咨询公司帮助企业进行节能诊断和管理。这样的例子让企业看到政府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向低碳转型，而不仅仅是“收钱”，这对于减少来自企业的阻力也很重要。

南方周末：碳税对于环境税收体系的建立有何意义？

姜克隽：在环保部的推动下，一系列的环境税也将在近期逐渐出台，包括排污费以费的形式征收，都将进行费改税的改革。这一部分也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实施。

张玉卓：针对污染物的征税和提高税收的比例是必要的。相比CO2温室气体问题，污染物的排放问题应该是要优先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超越历史阶段。

喻捷：事实上，包括各种污染税在内的环境税应该比碳税更先征收，只有同步进行，才能更好地保证碳税的实施。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袁瑛)

8、污染“备忘录”

来源：《检察日报》2009年10月23日　张国卫

http://env.people.com.cn/GB/10244147.html

　　新闻:新华社10月22日报道，从10月起，安徽省各市环保部门每个月要汇总辖区内的企业环境信息，并提供给当地金融部门。这些污染“备忘录”将作为金融机构限制重污染企业贷款的依据。

　　点评:制度也许不错，但还需要完善:

　　第一，环保部门在采集企业环境信息时，如何公正地做到在不遗漏一家污染企业的同时，不冤枉一家“清白”企业;

　　第二，要是污染企业“不差钱”，用不着向金融机构贷款，如何遏止这种企业的“发展”?

　　第三，金融机构拒绝发放贷款，要是污染企业继续生产继续污染环境，怎么办?

　　说到底一句话:污染“备忘录”不是灵丹妙药，环保部门还须严格依法履行环保执法职责。

9、湘江之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10-23 彭立国夏晓柏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traditional/842061256265082_1.shtml

一艘毁坏的小舢板，像一条悲惨的死鱼，孤零零地横尸于大片淤泥之上。它的右侧，零星散落着几个或大或小的水洼，而它的左侧，则连一点残水也没有了，只剩下干涸的河床。

干透的河泥泛着灰白色，一对情侣穿着白色的运动鞋，有说有笑地踏着河床，走过那曾经“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地方，向着江中心著名的橘子洲走去。不远处，几个孩子正在大人带领下，不亦乐乎地捡着淤泥中四处可见的黑乎乎的大田螺。

10月22日下午，长沙橘子洲以西，断流的湘江就这样裸露着宽阔的河床，衣不蔽体地横卧在苍穹之下，像一个脱水昏迷的病人。

枯水，起自8月中旬以来席卷湖南全省的长时间干旱。它使纵贯湖南的主要河流湘江提前进入枯水期。湘江中下游水位在10月6日和10月18日两次创下25.05米的历史最低水位。

随着枯水的持续，大片见底的河床被一些市民开垦成了菜地。但这些小白菜因缺水而长势不良，菜叶绿中带黄，焉巴巴地耷拉在呈微黄色的泥地上。如果缺水持续，接下来受到威胁的将是湘江沿岸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城市的300多万居民。

而相比于这些短期困扰，更令人不安的是枯水危机给由这三个城市组成的长株潭经济区未来成长所带来的挑战。这个中部城市群在2007年获批成为综合改革试验区，正在实施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计划。

岌岌可危的取水线

长沙人迄今尚未感受到枯水对日常生活的明显困扰。湘江河滩边，商贩们摆上露天茶摊，游客躺在躺椅上，品着清茶看行行白鹭从头顶飞过。在他们前面十多米，湘江一桥仍然车水马龙，繁华依旧。

平静如常的背后，是十万火急的抢险。紧张的情景就发生在距此2000米开外的湘江二桥桥下。

十条满载河沙的柴油运沙船马达轰鸣，在即将见底的湘江水面上围拢在一起，将船上的河沙全部倾倒入江中。很快，橘子洲西侧的江中筑起了一小段两米多高的沙堤。而在20米之外，还有五条运沙船源源不断地用输送泵将河沙输送到前面的十条船上，以供后者砌筑沙堤。

“我们是今天上午开始围堰的，预计晚上就可以完工。”10月22日下午，站在河堤边拿着对讲机指挥施工的刘先生向本报记者介绍说，江中心正在进行的是围堰工程，任务是用河沙在湘江中筑起一座围堰，将湘江拦腰截断，以截流、蓄积所剩不多的上游来水，确保长沙居民的用水。

枯水危机，缘自从8月底起席卷湖南的一场罕见的旱灾。全省有87个县市达到干旱标准，在重旱地区，一些山区民众甚至要到2公里以外的溪河边挑水或靠消防车送水。

大旱使湘江提前进入枯水期。进入10月，湘江中下游水位急剧下降。湖南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监测显示，湘江长沙段分别于10月6日、7日和18日出现25.08米、25.04米和25.06米的低水位，跌破历史最低记录。而此前历史最低水位为2007年12月14日的25.15米。

与此同时，湘潭段、株洲段也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先后出现历史最低水位。

湘江断流，洞庭湖随之告急。至10月21日下午，范仲淹笔下浩浩荡荡，茫无际涯的八百里洞庭，创下了21.62米的历史同期最低位。

为缓解枯水危机，政府先后在10月13日和18日两次在长沙市区进行人工降雨，使得截至21日下午2点时，湘江长沙段水位一度从最低水位回升了6厘米，达到25.11米。

“人工降雨强度有限，对抬升湘江水位作用有限。”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一位专家10月21日向记者表示，由于本周以来的几天中，长株潭地区没有明显的降雨，洞庭湖水位仍在持续下降，使得湘江加速下泄，尽管上游东江湖水库加大了补水力度，湘江水位仍将下降。

湖南水利网公布的水情监测数据显示，10月22日上午8时，湘江长沙段水位为25.1米，较21日下午2时的25.11米又下降了1厘米。

而一旦水位低于25米，就可能出现无法取水的局面。为此，长沙市政府在本月上旬即启动供水应急工程，将各自来水厂的取水管道向江心延伸。

随着旱情加剧，截至19日下午，湘江上游的株洲航电枢纽、大源渡航电枢纽、近尾洲水电站均接近死水位，无水可调；东江水库按照目前补水方式，仅能维持60多天的补水任务。

逝去的“漫江碧透”

湘江，湖南第一大河，曾以“日夜江声下洞庭”的奔腾气势，成为中国古典诗词中出现最多的河流之一。84年前的这个时候，即便在深秋枯水季节，毛泽东依然在长沙橘子洲江段上看到一幅漫江碧透，百舸争流的壮丽画图。

时过境迁，如今的湘江正逐渐萎缩为了一条季节河流，枯水期越来越长，水位一年比一年低。湖南省海事局人士今年9月曾向当地媒体表示，1998年至2006年8年间，湘江平均每年有54天低于25.36米的设计水位，在2004年，枯水期曾长达104天。

“这里面原因比较复杂。”10月21日，湖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罗毅君告诉本报记者，降水量减少、用水量激增和河床下切是导致湘江枯水的主要原因。

他介绍说，今年以来，湖南累计平均降雨1032毫米，较历年同期少16%。特别是9月以来，湘江流域降雨平均值仅为21毫米，较历年同期偏少81%。

降雨减少的同时，湖南的生产生活用水量却居高不下，令湘江不堪重负。湘江两岸密布着衡阳、株洲、湘潭、长沙等人口密集城市。随着湘江沿线经济的迅速发展，流域用水需求逐年递增。水文资料显示，1980年至2007年，湘江流域总用水量从125亿立方米增至176亿立方米。

“在水资源总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流域用水量逐年上升，加剧了湘江枯水期水量供需矛盾。”湖南省水利厅厅长戴军勇说。

旱灾只是近因。事实上，湘江的枯水之患，由来已久。

“湘江上游大量水利工程的建设，极易导致湘江自衡阳以下无水供应。”湖南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一位不愿具名的专家认为，这些大小水利缺乏合理规划，也是湘江枯水的肇因之一。

这位专家解释说，湘江上游水利大量蓄水，导致湘江出现有源头而无源头水的现象，湘江的中下游只能靠本地生成的水，而本地水源又主要依赖于降水，无降水则无水，一遇旱灾，湘江枯水就是必然之事。

目前在湘江上游，存在郴州东江湖水库、涔天河水库、株洲航电枢纽、大源渡航电枢纽、近尾洲水电站等水利设施。

“客观地讲，这些水库在水资源调度方面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前述专家说，但同时这些水利设施将湘江分割成一段段，产生源头有水下游无水的现象，导致湘江中下游枯水期延长成为常态。

无节制的采沙也使“贫血”的湘江雪上加霜。大量挖沙船对湘江进行的无限制挖沙，导致湘江中下游河床下切，造成同流量条件下水位下降。

湖南省水利厅提供的资料显示，湘江长沙段河床呈逐年整体下切趋势。其中， 2000年-2008年，湘江河床最低点下切1.76米；1990年-2008年，25.00米水位以下河床平均下切2.3米。湘潭站、株洲站河床也平均下切1.6米以上。

据水文专家分析，与上个世纪90年代平均水平相比，由于湘江干流下游河床下切，湘潭站500立方米流量情况下，其水位降低1.1米以上，长沙站水位也降低0.7米左右。

长株潭命脉

21日晚间的气象预报显示，湖南短期内仍然没有明显降水。湘江枯水让湖南备受煎熬。水位的起落，冲击着沿湘江岸边密集分布的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的命脉。作为国家批准的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一城市群是集中了湖南四成以上的经济总量。

罗毅君认为，受枯水影响，水位降低、流量减少，水体自净能力显著降低，导致湘江下游特别是长株潭段水质状况恶化，原有的重金属污染加剧，沿岸城镇居民的饮水安全受到威胁。

为此，湘江枯水以来，当地环保部门已关停了一些污染排放较多的企业。

由于水位严重偏低，航道水浅造成河槽变窄，河弯变急，通航保证率大大降低。湘江长沙段通航设计最低水位26.53米，目前实际水位仅为25.17米，只能通行载重量100吨左右的船舶。湘江中下游已先后发生多起搁浅事故，这使得作为全国水运主航道的湘江，航运业严重萎缩。

其中湘江的长沙至株洲航电枢纽段，由于枯水，大船进不来，小船运输“划不来”，进出湖南的货物只能在洞庭湖的城陵矶中转。上海至长沙的航线，本是湖南一条黄金水道，运送着长沙、湘潭等地大型电厂所需的煤炭，而由于每年10月中旬起湘江株洲段因枯水而基本断航，长株潭的能源命脉，以及广大的下游产业因此受到扼制。

为应对水危机对长株潭经济区的挑战，湖南政府正采取一系列对策，包括在株洲航电枢纽以下河段禁止采沙。交通部门正组织力量疏浚航道。湖南省政府还计划每年投入2至3亿元资金来确保水运资源全国排名第三的湖南水上运输线路畅通。

更远的希望寄托在地处长沙望城县的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这一投资数十亿元的工程已于上月30日开工建设，预计2014年竣工。

官方称，该工程建成后，长沙到衡阳段的湘江将会“渠化”，水位保持在较高的位置，可从根本上保证长株潭三市常年用水要求。湘江长株潭135公里河段通航能力可提高到2000吨级。

但更多专业人士认为，要从根本上杜绝湘江水危机，必须按照国务院批复的长株潭综改试验区的定位——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来部署区内产业升级转型。要通过水土保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等措施的完善，建立起覆盖整个湘江的全流域生态联动保护机制。

10、治湘江：产业沉疴 复苏岂在朝夕

来源:南方周末2009-10-22 吕明合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303

湘江的污染史，实际上也是湘江两岸的产业发展史，对于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成效和代价，湘江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注脚。这数十年来，与湘江污染胶着的不仅是政府或悲壮或尴尬的治理战争（详见10月15日C13版《最沉重的河流，最尴尬的治理》），也是两岸产业枯荣反复，腾挪转型的自新之路。只有在产业转型、经济结构调整上，才能求得湘江的彻底清白，只是，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跨过的旧坎，甚至还会埋下新忧。

图/梁伟驰

托了经济危机的福？

谁也没有料到，推动湘江治理“三十年未有的大发展”的，却是“百年难得一见”的金融危机。

2008年6月，湖南省省长周强站在湘江边上豪言，“要把湘江打造成中国的莱茵河”。

湘江流域所经8市市长很快向省政府递交了综合整治目标责任书。多重针对产业调整的政策重压之下，污染治理看起来效果显著。“现在，湘江自郴州进入衡阳的水基本达到了三类水的标准，基本保证了功能恢复的要求。”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同样乐观的数据，在湘江的各段均一一呈现。

但这或许并不完全是行政的力量。“除了政府的有形之手，更多的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发挥了作用。”郴州市环保局一名官员尴尬地说。从2008年中期以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矿产资源价格急速回落。当行业无利可图时，非法采选矿戛然而止，极大地减轻了湘江治污的压力。

以采选矿最为严重的郴州为例，郴州夏生矿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尹夏生承认，郴州的绝大部分民营矿山因这场危机而经营困难，“目前，倒闭、停产的矿山已占到总数的80％以上。”

“一旦经济形势好转，一切也许便会回到从前。”有官员担心。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在以往，只要有利润的刺激，治理总是难免“出现整治——反弹——再整治——再反弹的怪圈。”郴州市环保局整治办主任段晓平说。

而暴利又滋生“官商勾结”潜规则，郴州一名矿主直言不讳，“没有后台，根本开不起来。”今年1月一审宣判的原郴州资兴市委书记黄湘鄂犯案亦验证了这样的担忧。正是这位曾经的地方政府主官，在明知钨矿采矿许可证已停办情况下，仍要求在郴州水源保护地的东江湖水环境保护区内，边办证、边规划、边生产，兴建了钨矿、硅石矿和铅锌矿各一座。

托了经济危机之福的湘江水，却也因为经济危机而部分延缓了根治顽疾的步伐。2008年间，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原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因为危机而止步不前，郴州各矿区一度只有北湖区新田岭矿区成功由湖南有色金属集团接管，完成了整合。

六十年积累的产业沉疴，复苏岂在朝夕。

历史负重

潘多拉的盒子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已打开，并且一度别无选择。

湖南山多，矿藏亦多。湖南省政府曾有官方数字称，在工业时代最需要的多种矿藏中，湖南的锑、钨、铋、雄黄、海泡石、重晶石、独居石储量均列全国第一，而锰、钒、铼、芒硝、砷、高岭土，则居全国第二。

原湖南省株洲市工业办一位退休官员回忆说，“建国初期，中央基于湖南地理位置和矿产资源的实际情况，决定把湖南作为资源开发的重点省份，主要做矿山的冶炼、化工产业。”

中南工业要地的格局因之奠定。“一五”期间，毗邻省会长沙的株洲便被定为中国八大工业重点建设城市之一。“当时原苏联援建了中国156个重点工业项目，有4项安排在株洲建设”，紧接着，株洲冶炼集团（株洲冶炼厂）、株洲化工集团（株洲化工厂）、株洲玻璃厂、株洲苎麻纺织印染厂、株洲选矿药剂厂……这些计划经济时代举足轻重的中央、省属骨干企业，一一落户清水塘。“竞相选址株洲，是因为它在湘江的长沙和湘潭的上游，交通运输比较便利。”株洲市环保局局长文铁军说。

依靠矿山的冶炼，湖南开足了马力，湘江的健康也每况愈下。

1966年，污染严重的湘江首度发出了预警——它首次被检出重金属超标，大多数人对此浑然不觉。1971年，湘江流域的衡阳首度出现因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停供事件，亦开了中国首例。

而湘江的负重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进一步加剧。

非法矿山“宛如国中之国”

“湘江的污染不仅仅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发。”郴州市委一名官员承认，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浪潮的到来，污染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越发加剧。这很大程度归咎于失范的民间矿山采掘热。

在早期的湖南产业布局中，采选冶炼工业基本集中在株洲、衡阳等地，郴州还主要是矿产的原料供应地，“在临武香花岭矿区，就有很多当地人偷偷到矿山里去采，背一袋出来就发财了。”

即便由于坑道复杂、环境恶劣，很多人进去后就没再回来，但人们依然前仆后继。2002年至2007年间，全球的锌、铅、银以及铜等金属的价格出现了数倍涨幅，郴州的民间采选矿达到了巅峰。在临武县的三十六湾等矿区，几百座矿山和小选厂几乎一夜间出现。

“这是经济杠杆的作用。”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相形之下，采选矿所需的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矿洞、几张矿车皮、几个树枝杂物，加上塑料搭建的破烂工棚，就能开矿；几台磨砂机、搅拌机，外加一根水管，就是一家洗矿场。”郴州市委的上述官员说。

现在，当年老矿区依稀可见疯狂过后的凄凉，几个当地的农民，蜗居在早被废弃的工人俱乐部里，“但就是这些农民，当时每天从尾砂矿里用毛毯淘点废渣，一天也能淘出一百元左右。”而富含重金属的尾砂，随着洗矿水几乎没有遮拦地流入了陶家河上游，“河里几乎全是浆糊样的粘稠物”。

官方的数据说，2007年治理前，在著名的临武县三十六湾矿区最高峰时曾有8万人在此从事开采，采矿窿道及采矿点三百多个，选厂及选矿附槽三百多处。“10％是流窜犯，宛如一个国中之国。”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蒋红彬说，“仅仅生产选矿所需毛毯的小工厂，山下就有八十多家。”

一些暴富的传说显得稀松平常。在郴州，一个原本挑货郎担子的小老板，因为成功地用土法从废渣里面提炼出稀缺金属“钒”，被评为专家。另一名乡镇干部辞职下海，从铅锌里炼银，十几年内企业就已做到即将上市。

但他们“炼铅，沿用的是极其落后的烧结法”，蒋红彬回忆，“这种工艺非常落后，二氧化硫污染非常严重。周边几公里，树都要死掉、寸草不生。为什么那时经常出现血铅超标？就是这些粉尘。”

与失范的民间采掘相伴的是一系列令当地兴奋的数字。湖南省经贸委的一份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湖南的有色金属产量从82万吨增长到142万吨，销售收入更是从124亿元激增到640亿元。

位居上游的便利是可见的。数以千万吨计的冶炼、化工产品沿湘江而下，带动两岸经济，催生民间暴富神话，随之而下的，还有这一切的附属品——混杂着大量重金属的浊流。

资源性经济转型不易

靠山吃山的传统思维，也许是另一种障碍。“我们交通不便，经济怎么发展？只能依靠老天赐给我们的这碗资源饭。”湘江重点污染区域——衡阳松柏的一名官员阐述了自己的逻辑。

资源型经济的效益是可观的。地处偏僻、多项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均排列在郴州各县区末位的临武县，便是典型的“资源型”矿业财政，此前约有80％的财政收入来源于矿山采选、冶炼和相关行业。矿山办证的各项规费和采矿权价款，一度成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官方数字说，在巅峰期的2004年，短短9个月内，临武的工业GDP就增长了39％。

因治湘江而起的停产整顿对这些县域经济无异于釜底抽薪。2009年2月，临武县的多名政协委员在郴州市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以提案形式抱怨，整治给临武“脆弱的资源型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自2006年市委、市政府实施‘休克疗法’后，矿产企业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电力、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和商业、金融、建筑、安装等行业均受到连锁影响”。

“经济问题是主要问题，如果不解决产业转型问题，湘江治污是很难彻底完成的。”湖南省某市环保局长慨言。

而产业转型口号中的地方政府在环保和GDP考量之间的纠结是显而易见的，在曾提出口号、要用3年时间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株洲，治理日程过半后，效果堪忧。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2009年上半年株洲市环保“创模”情况的督查通报中，株洲市政府不得不承认，不少工作进展缓慢甚至严重滞后——“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作为淘汰落后产能的重点地区，推动工作难度大，进度不理想”，而城市“四港”整治等项目，仅“建宁港整治工程已开工，其余‘三港’的整治，还停留在口头上”。

11、济源血铅儿童调查：豫光金铅集团仍在排污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0月22日　万相辛

http://finance.ifeng.com/huanbao/hbyw/20091022/1367405.shtml

豫光金铅 (SH:600531)最新价：23.45 0.77 3.4%行情走势公司新闻最新公告大单追踪资金流向持仓成本济源市柿槟村，鲁班路，昔日喧嚣难觅踪迹。

10月14日，儿子入院进行排铅治疗一个星期后，黄奇第一次踏上了这条路。几百米的巷子较往常长了许多。

萧瑟的冷风钻进裤腿，昏暗的灯光拉长了黄奇骑车的背影。偶尔碰到前行的老人，黄奇念叨着：“现在孩子都躺在了医院。”

柿槟村的处境是河南济源市遭受铅污染的村庄的一个缩影。“血铅”这个词汇，一个月前在济源当地尚属陌生。一个月内，从柿槟村到青多村再到石牛村，从村东到村西，家里拥有14岁以下儿童的家长都在用各种方式打探着治疗的办法。

据新华社此前报道，济源按照国家有关标准，从8月底起将豫光金铅、万洋、金利三家大型铅冶炼企业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克井、承留、思礼镇的10个村列为防护区，对区内14岁以下少年儿童进行免费血铅检测。截至10月10日，已检测的2743人中，血液中铅含量在每升250微克以上需要驱铅治疗的有968人。

让当地村民困惑的是，他们在济源市人民医院检测的结果与其他地方不同。记者了解到，部分儿童在人民医院检测为每升血液100毫克，在市防疫站及外地医院却达到500毫克以上。

而按照卫生部2006年颁布的关于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标准，儿童每升血液当中的铅含量，100-199微克为高铅血症；200-250微克为轻度铅中毒；250-450微克为中度铅中毒；超过450微克，则属于重度铅中毒。

车子进入到下一个拐角，作为8岁孩子父亲的黄奇，稀疏的白发清晰可见，他的体内同样含有和儿子一样超标的铅元素。学会坚强的黄奇，目前最大的心愿便是儿子早日康复，回到那久违的校园。

曲折检查路

黄亦的命运就像弹簧一样，随时都有被挤压的威胁。

初次见到黄亦，8岁的他正在拿着一个木质手枪追打着其他伙伴，定睛一看小木枪是由几根一次性木筷和皮筋扎制而成。母亲觉得黄亦玩得手脏了，所以要求他去洗手。玩累的黄亦趴在床头，端着腮帮子告诉记者，他是这些小伙伴当中铅含量最高的——600ug/L。

他的这些伙伴一共11个人，被安排在了济源市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黄亦的父亲随即拿出化验单，上面写着儿子的化验结果。“我去了三个地方化验过，有一次在北京。”黄亦说。

为何简单的血检还要一波三折？

黄奇对记者表示，9月初济源市第一例血铅儿童被发现，随后他带着儿子到济源市人民医院进行了检查。儿子的化验结果为100ug/L。按照国家规定，血铅值在250ug/L以上需立即接受驱铅治疗。

同村的一些家长带着孩子在济源市防疫站检查的结果却与黄亦出入较大，很多孩子达到了500ug/L，成为重度血铅患者。

为了安全起见，黄奇又带着儿子来到了市防疫站检查，本以为黄亦会安然无恙，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600ug/L”，黄奇对记者表示。

面对两份数据如此悬殊的化验结果，黄奇产生了怀疑。随后，黄亦与爸爸一同坐上了进京的火车。黄奇决定去大医院为儿子检查。

在北京市儿童医院，黄亦接受了第三次检验。医生告诉他化验结果要等三天才能出来。

在北京，黄氏父子并无亲戚可以投靠，为节省在京的食宿费用，黄奇给医院留下了寄送化验单的地址，便带着儿子踏上了返乡的征程。

数天之后，化验单被寄送到了黄奇所在的豫光金铅集团。蹊跷的是他并没有拿到这份化验单，领导只是告诉他：“跟上次差不多(防疫站检查的600ug/L)”。

此刻，黄奇真的发了愁。

坐在黄亦病床旁的家长也告诉记者，他们也都是经过了两次检查，防疫站的结果都远远高于人民医院的数据。其中一位名叫李季的家长告诉记者：“现在我们的孩子都是按照防疫站检查结果在排铅，我们根本不相信人民医院。”

对人民医院检测结果产生质疑的家长越来越多，他们有的带着孩子去了焦作医院检查，有的带着孩子去了邻省的医院。

数位家长对人民医院血铅含量过低的检测结果产生质疑不无道理。因为含量过高的儿童往往出出现厌食、躁动、记忆力减退等情况。

“几分钟前让他把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再让他去拿，已经忘记放在哪里。”李季嘴里叨咕着自己孩子的症状。“这样的情况人民医院还说没有血铅中毒？”

黄亦则出现了厌食的症状，爸爸刚教会的数学题再去做仍然不断做错。

医院治疗现状

凌晨三点，在医院看护孩子进行脱铅治疗的家长还在打着牌。

北京市儿童医院李医生告诉记者，治疗血铅中毒最主要的办法便是脱离铅污染环境，进行健康教育，令孩子多洗手。然后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接受医院的脱铅治疗或者食物疗法。

“脱铅治疗效果明显，但是副作用大。食疗效果并不明显，基本无副作用。”李医生说。

第一批接受医院脱铅治疗的孩子被安置在了济源第一人民医院、第二人民医院等定点医院。

据第一人民医院的11位家长向记者反映，目前他们每天能够得到40元补助。10元作为家长护理费、30元作为儿童营养费。

“承诺共给我们20天的费用，济源市政府承担9天，污染企业承担11天。”李潮对记者表示。

“现在我们只得到了政府的360元补助，企业的钱还没影呢。”黄奇说。

济源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目前对于排铅的儿童要统一接受防疫站的化验，经由市政府登记之后统一安排入院治疗。

“脱铅共需2-3个疗程，每个疗程为5天，第一疗程结束后一个月内避免接触铅污染环境。”该医生对记者说。

现在11个孩子由父母在医院轮流看护，黄亦悄悄对记者说，“医院里不好玩，想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了。”

闷得发慌的黄亦趁记者探访他家的时机，也跟了回来。一到家便扎进屋里，独自打起了网游。

不过作为父亲的黄奇仍然高兴不起来。“铅出来了，也出来了很多其他东西。”

黄奇指的其他东西是钙、铁、锌这些微量元素也被排到了体外。黄亦的食量依然不见长。更为严重的是，黄亦的转氨酶数值在排铅这几天也升高了一倍，肝功能也会受到影响。

李立的女儿也出现了不适的症状。“每天流好几次鼻血。”李立说。用来擦血的纸巾堆满了墙的一角。

从排铅效果看，家长们产生了其他担心。

“记忆力减退让孩子变傻，现在我宁愿孩子变傻点，不考大学了，也不能让孩子下半辈子身体机能下降啊。”说话时，李立开始坐立不安，在床边来回踱着步。

北京市儿童医院李医生告诉记者，轻度铅中毒在排铅过程中进行营养干预治疗，必要时补充钙、锌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维生素。重度患者要使用二巯基丁二酸、二巯基丙醇等药物，但是这些药物副作用很大，会对心、肝、肾等脏器产生损伤。他建议重度患者在接受住院治疗过程中还要注意保护肝肾及心功能，纠正水和电解质紊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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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地方政府为何要吞下恶果

来源：法制日报2009年10月22日　郄建荣

http://news.sina.com.cn/o/2009-10-22/084116480792s.shtml

　　在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中，很多企业根本无力赔偿。那么，到底谁是最后的“兜底者”

漫画／高岳

　　尽管陕西凤翔、湖南武冈、河南济源等地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已经有了处理结果。但是，由于污染而导致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并没有就此终结。仅河南济源检出需驱铅治疗的儿童就达968人。

　　“在这类污染事件中，有个几个‘细节’问题值得关注。”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孙佑海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出事”的企业往往都是当地招商引资项目和纳税大户，他们在距离居民点或者水源地很近的地方建厂开工，即使不断有公众反映污染致病问题，相关部门却总能给出“环评验收合格”的结论。

　　孙佑海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或者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已成为制约我国环境质量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呼吁，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成员，要带头落实科学发展观，违反环境法律发生严重后果时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有关立法对此要作出硬约束。

　　招商引资引来高污染企业

　　政府招商引资引来污染企业的例子绝非个案，而陕西凤翔县血铅事件可谓最具典型。

　　来自环保部门的资料显示，造成陕西凤翔血铅污染元凶的东岭冶炼厂厂界东北距孙家南头村一、二、三、九、十组200米，西北距孙家南头村四、五组100米，西南距孙家南头村六、七、八组700米，东南距马道口村八、九组1000米，北边距孙家南头村小学300米。

　　一个高污染的企业是如何来到人口稠密的小镇的呢？地处关中西部的农业大县凤翔县，因为资源匮乏，又无明显区位优势，因此成为远近闻名的典型的财政穷县。据报道，2002年之前，凤翔县地方财政收入仅为5000多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600元。

　　“穷则思变”，“为了发展”，在地方政府的努力下，东岭集团项目成了凤翔县经济发展的“救星”。

　　“包括30万吨铅锌冶炼、70万吨焦炭、40万吨轧钢3个子项目，计划总投资40亿元，占地3000亩，建设周期5年”的东岭项目，被凤翔县称为“招商引资的历史性突破”，也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

　　孙佑海告诉记者，认真分析这一桩桩环境污染事故，不难发现，这些事故的背后，往往都蕴含着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追求GDP的强烈冲动，蕴含着他们追求眼前政绩的迫切愿望，“正是这种冲动和愿望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使面前和错误的政绩观下做出错误的决定”。

　　孙佑海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本地的GDP和财政收入，随意降低环保标准，盲目上项目引投资，为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地方政府甚至放任地方保护主义，出台各式各样的“土政策”，干扰环境执法；有的地方政府行政不作为，对环境违法企业放任自流；有的地方政府忽视环境规律进行盲目决策，致使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遭受严重损害。

　　政府的风险远远高于企业

　　“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没道理，不科学发展是死道理，科学发展才是真道理。”孙佑海说，这是他搞环境及环境法研究几十年得出的结论。

　　他告诫地方政府，发展经济一定要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土地征收、城市拆迁、招商引资绝不能超出本地资源和群众的承受力。“如果地方税收大幅度跨越的代价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健康受损，这样的发展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短期取得的发展成果必然像沙滩上盖起的大厦一样在某一个时间‘点’轰然倒下。”孙佑海说。

　　事实上，盲目上马污染项目，政府的风险远远高于企业。孙佑海说，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谁污染，谁负责治理和赔偿”。“但是，对于一些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很多企业根本无力赔偿，政府往往就成了‘兜底者’，随着环境污染的累积效应逐渐显现，政府不得不付出昂贵的‘学费’”。

　　以凤翔“血铅事件”为例，仅搬迁污染区居民一项，就需要耗资近亿元，相当于凤翔县一年的财政收入。因此，孙佑海提醒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无异于饮鸩止渴。那些曾被视为‘聚宝盆’的污染企业，迟早会成为政府的‘烫手山芋’。”

　　必要时应追究官员的刑事责任

　　环境保护法从1989年实施至今已经20年，社会各界要求修改的呼声十分强烈。孙佑海认为，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立法，应当围绕落实“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原则，建立和完善一系列重要法律制度。

　　曾参与了一系列环境法律起草的孙佑海告诉记者，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该强化地方政府的环境责任。“对于地方政府未完成环境保护目标责任、未考虑环境影响造成决策失误、处理不当造成重大污染事故、有明显的环境不作为等情形，法律应当设定明确的法律责任。”孙佑海说，必要时，应当追究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孙佑海建议，为了切实贯彻中央决策，还应明确地方党委也要对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地方党委为什么也要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孙佑海说，按照我国宪法第5条以及党章要求，我国地方党委也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如果出现了需要追究地方环境法律责任的情形，经查实属于地方党委领导成员责任的，也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环境保护法修改后，为了切实落实环境保护法律，孙佑海建议，有关方面对如何追究有关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制定具体的司法指导意见。

　　据孙佑海介绍，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该文件适用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及其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同时也适用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领导成员以及上列工作部门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该暂行规定不仅明确了需要对地方政府负责人实行问责的具体情形，也明确了应当对地方党委及其相关部门的领导成员均实行问责。孙佑海认为，根据十七届四中全会“更加注重强化节能环保”的要求，依法建立促进地方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科学考核和奖惩机制，依法落实地方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是切实改善各地环境质量的根本之策，也是彻底解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盲目引进项目等问题的根本举措。

13、由包头尾矿坝变迁看中国稀土资源保护过程

来源：中国周刊2009年10月22日　李佳蔚

http://news.sina.com.cn/c/2009-10-22/143718885679.shtml

　　一座“湖”与一种资源的灰色经历，以及它可能感受到的曙光。

　　搬迁——这大半年来，在王银厚棋牌室打麻将的村民们，每天都围绕着这个话题聊得唾沫横飞。

　　王银厚，今年57岁，包头市九原区哈业胡同镇新光一村的村民。5年前，他开了这间棋牌室，原因是“地不能种了”。

　　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还有附近新光三村、新光八村和打拉亥上下两村的村民。村民们戏称这五个村子为“搬迁五村”。

　　让王银厚和“搬迁五村”的村民们不得不搬的，是悬在他们头顶的、那座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尾矿坝。

　　而在尾矿坝背后，有一种资源则像这里的村民一样，经受了近50年的痛苦遭遇：被忽视与被浪费。这种资源的名字，就叫稀土。

　　蹊跷的变化

　　上世纪70年代，王银厚还是一名菜农，他所在的村子是远近闻名的蔬菜基地。“送到市里面，一说是新光村的菜，大家都争着买。”

　　但是从70年代末开始，王银厚发现蔬菜瓜果的产量开始下降，菠菜的叶子不像原来一样深绿了，而是“灰绿还带一点白”，从地里挖出来一看“根都烂掉了”。慢慢地，人们一听说是新光村的菜，都是一撇嘴，“有毒，不要”。

　　菜不能种了，就改种粮食吧，但“刚开始小麦亩产700斤，1998年左右下降到400斤，到了最后就绝产了”。

　　让村民觉得蹊跷的事情还有很多。据王银厚介绍，村里的羊从2000年左右似乎都得上了一种“长牙”病：生下来是龅牙，长大个以后，身子就那么大，牙还在一个劲地长，有的羊的牙太长，甚至从嘴里“呲了出来”。这样的牙没法吃草，更没法咀嚼，慢慢地就饿死了。

　　还有就是井里的水。原来打井得打十五六米，现在十米左右就有了水。喝了井里的水，就拉肚子。

　　2002年，包头市环境监测站组成调查组，分两次对新光村的污染现状进行了调查检测。结果显示：新光村井水硫酸盐等14项数据均不同程度超标，属于劣五类水。

　　同年9月，包头市农业科研所对新光村受污染农田进行评估，指出尾矿坝渗水是导致新光村大片农田退耕的主要原因。

　　4年之后，2006年7月，包头市环境监测站出具的另一份检测报告再次明确指出，该区域地下水主要超标污染物与包钢尾矿坝内废水中污染物特征一致。

　　至此，王银厚和村民们终于明白：原来幕后真凶是包钢的尾矿坝。

　　被遗忘的宝贝

　　尾矿坝的另一个名字叫“稀土湖”。距包头市区12公里左右，与包钢同建于1956年，占地11平方公里。

　　尾矿坝内稀土的存量约有一千万吨，是业内人士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湖“水”完全靠自然蒸发。整个矿坝每年以0.9米的速度不断加高。

　　从新光一村去尾矿坝的路上，《中国周刊》记者看到，一种暗红色的、类似于泥浆一样的物质，从东面的包钢方向，沿着路旁两条宽约半米、深约一米半的沟渠流向尾矿坝方向。

　　后经了解，包钢从白云鄂博开采的矿石，经专线铁路运到包头选矿厂，将矿石磨碎成粉之后，运用磁选方式选出铁粉，再分离出大约10%的稀土，然后将剩余矿浆经这两条沟渠送往尾矿坝，日夜不停。

　　“这片湖就是一个储量不断增长的稀土矿。”熊家琦，包头稀土研究院稀土信息中心原主任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宝贝坑，但是我们把它浪费了。”

　　熊家琦认为，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对稀土过度开采，却对尾矿坝中的宝贵稀土置之不理。“越开采尾矿越多，稀土湖越大，稀土浪费越多，对周围环境污染越严重，这样的恶性循环，让人痛心。”

　　据介绍，包头白云鄂博混合稀土矿占全国稀土储量的83.7%，包钢至今已开采主矿和东矿3亿吨。这些矿石中，既含铁也含稀土。筛选完铁矿之后的稀土矿石被称为稀土精矿，只占矿石总量的5%。

　　照此计算，目前已开采的稀土精矿石约为1500万吨，但实际生产出来的稀土只有143万吨，利用率仅为9.5%。其余大约75%的稀土以选矿后的尾矿形式进入尾矿坝，另外大约15%的稀土以飞扬、炉渣等形式流失。

　　曾经有专家估算，如果按照现在每年1000多万吨矿石的开采速度，白云鄂博主矿、东矿再经过30年将开采完毕。

　　“难道我们非要等到那时再关注尾矿中的稀土？利用尾矿坝里的，就相当于保护节约了白云鄂博的。”熊家琦说。

　　让他欣慰的是，一个新的技术团队正在努力唤醒这片沉睡的稀土湖。

　　落后的冶炼

　　据熊家琦介绍，这个由包钢成立的技术团队，正在研究运用新的工艺流程，提高稀土精品矿的品位，将尾矿坝中的稀土进行二次利用。那样，不仅可以使尾矿坝获得新生，而且将减少对白云鄂博稀土原矿的开采，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解决稀土冶炼过程中的“酸碱之争”。

　　所谓酸碱之争，是指稀土的两种冶炼方法，一种是酸法，一种是碱法。酸法适用于各种稀土矿，成本低，但对环境的污染也大，排出的废气氟含量超标47倍，废渣量大且放射性元素污染无法处理。

　　而碱法无废气排放，污水中无环保超标物，含放射性元素的废渣少，但是要求稀土精品矿的品位较高，而且生产成本将增加二到三成。不过，如果将环保成本考虑在内，总成本依然较低。

　　遗憾的是，中国整个北方地区的稀土冶炼厂，目前几乎全部采用低成本、高污染的酸法工艺。

　　对于采用酸法冶炼造成的污染，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的经理级秘书刘成钢深有体会。他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说：“原来，你在工厂里要穿棉的衣服，回家之后一洗，就会看到一个个小洞，都是被酸烧的。”

　　2006年，刘成钢来到这家民营公司，到今年已是第三年。如果是一名一线工人，他在今年就会被通知走人，“稀土企业几乎都不允许工人干超三年。”

　　现在，除了原来衣服被烧破洞，皮肤越来越差，嗓子经常感到不舒服之外，刘成钢最烦心的事情是，“最好的稀土氧化物，高的时候25万元一吨，到后来15万元一吨，最不好的时候离谱到6000多块一吨。而且，价钱都是老外说了算。”

　　“稀土出口价太低，”他说，“希望国家这次限制出口能解决这个问题。”

　　掌控市场价格

　　与刘成钢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安四虎。安四虎，是包头稀土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助理。

　　包头稀土高新区是中国唯一的稀土产业园区。9月16日，《中国周刊》记者在这里见到了前一天刚从日本回来的安四虎。看看日本企业对于中国限制出口政策的反应，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

　　安四虎在日本待了10天。其间，他走访了日立、松下等多家日本企业。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点：稀土的需求量巨大。

　　“反应激烈！离了稀土他们基本上活不了，如果真的得不到原料，他们肯定要撕破脸皮，甚至走世贸诉讼程序。”这是安四虎基于考察得出的判断。

　　经过这次出行，安四虎愈加认为国家控制出口、划定稀土出口红线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在他看来，这项政策能够解决包头、甚至是全国稀土被“贱卖、乱卖、胡卖”的严峻现实。

　　安四虎说，前些年，内蒙古稀土产品销售较为散乱，各厂商互相压价，扰乱了包头乃至全国稀土原料市场。“在出口贸易中，基本上是外商提什么价，企业就得接受什么价，最后卖的虽不是大家说的白菜萝卜价，但确实不尽如人意。”

　　《中国周刊》记者在包头采访时，曾听到一个相互压价的故事：一个日本商人拿了张包头主要稀土企业的清单，挨个询价。前一家企业报价3万元，他就告诉下一家说有人报价2万8。最终，这个商人以7000元钱的价格买下了他想要的货物。

　　“首先要确保稀土资源的可控性，才能解决贱卖的问题。包头长期以来的问题，就是贱卖原料。”安四虎说。

　　去年底，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包头市稀土高新区的主推下，包钢稀土公司联合内蒙古高新控股有限公司、包头华美稀土高科有限公司等，共同组建了内蒙古包钢稀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公司在国家指导下，对与包头资源有关的稀土产品进行统一收购，统一定向销售。

　　“从此包头就没有第二种声音！再来买东西，就是这一个价格。”

　　不过，这种联合作战也有一个适应过程。安四虎说，起初筹划此事时包钢并不同意，在2007年的时候，包钢觉得自己日子非常好过，“当时价格正高，不用统一。结果2008年它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安四虎还向记者透露，包头正在打造国家北方稀土战略储备中心，为此，他们已向国家发改委递交报告，希望中央能给予支持。“我们要做的是在北方承担起国家战略储备职能，把包钢每年挖出来的那些不能全部使用的原料储备起来，以此掌握稀土的定价权。”

他说的“那些不能全部使用的原料”，自然包括悬在“搬迁五村”村民头顶、那座世界上最大的“稀土湖”。

14、透视新一轮招商引资热:从"饥不择食"到精细环保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0245187.html

　　近年来，各地为拉动经济增长，纷纷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以招商促发展已成为各地的共识，由此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招商引资热潮。记者日前在全国多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发现，与以往“饥不择食”相比，新一轮招商引资呈现出招商方式精细化、招商主体基层化、招商理念“绿色化”等三大新趋势。

　　招商引资助地方“过冬”

　　记者近日在湖北、河南、宁夏、江苏等地调研了解到，为促进经济增长，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地新一轮招商引资活动开始向纵深发展。

　　在中西部地区，从上到下都将招商引资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一些地方明确将招商引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有的甚至当作“一号工程”“一把手工程”，由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亲自带队招商。

　　不少地区整合部门力量，新设立招商局，通过组织参加国内外各种投资招商会、贸易洽谈会等，进行招商引资。有的出台招商引资优惠办法、奖励办法等政策文件，从政策导向上向招商引资倾斜。一些地方从市县到乡镇集中搞“招商百日会战”，各部门或多或少都有任务，到年终统一考核，形成“全民招商、全员招商”氛围。

　　湖北省利用外资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谭作刚说，从湖北经济发展走势来看，招商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非常大，去年全省总投资6000亿人民币，而境外省外投资占到1000亿左右。

　　河南省开封市招商局副局长张瑞生说，开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2004年初的400多家增加到现在的1100多家，大约98%以上是靠招商引资、引进资金建设起来的。

　　“城市发展靠经济，经济发展靠工业，工业发展靠项目，项目靠招商引资。”湖北省大冶市招商局局长周国金说，招商引资对经济的拉动可以说是主导性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背景下，加大招商力度，吸引外资，显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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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两起污染事件反思：重招商轻民本引发的沉重代价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年10月2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10/23/content_12304222.htm

　　日前，湖南浏阳县、陕西凤翔县相继发生招商引资企业造成的污染，进而引发群体性上访的事件。记者采访发现，两起事件有着共同的特点：地方政府在重商、扶商追求财政税收的同时，轻视了一些百姓的民本诉求，出现问题之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专家认为，一些地方重招商轻民本的做法是本末倒置，其他地方应高度重视引以为戒，不能重蹈覆辙。

　　民本诉求未获重视出现不良后果

　　陕西凤翔县长青工业园区的陕西东岭冶炼有限公司是一家招商引资企业，被指为此次凤翔儿童血铅超标的罪魁祸首。

　　据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60岁村民杨树华等人介绍，2003年县里把东岭公司招来建厂时，就遭到了村民的极力反对，村民都知道生产锌的企业有污染。后来东岭公司不仅要建厂，还要征农民的青苗地建厂“当时也是8月份，地里的玉米都结了很大的棒，县政府还要砍我们的青苗，我们死活不同意。”杨树华说，可是为了征走我们的地，县里派来1000多人，有公务员，有教师，有医生，人手一把镰刀要砍青苗，没办法村民堵了铁路，可是堵铁路也无济于事，最终工厂还是在1000多亩青苗上建了起来。

　　记者采访发现，被认定为镉污染主要污染源的湖南浏阳湘和化工厂同样为当地的一家招商引资企业。浏阳市镇头镇双桥村阳塘组村民阳建炎等人说，这个化工厂原先临近的长沙县，恰好是当地下决心清理关闭的污染企业，可镇头镇领导明知是污染企业，硬要把它招到这里来。特别是这家企业未经审批建设了一条炼铟生产线之后，该厂就因污染环境引发了当地村民的大量投诉。

　　阳建炎说，2006年村民发现企业的废水流到外面，不仅毒死了庄稼，就连树都毒死了，于是村民就找到政府，要求关停企业。2007年，这个污染企业成为浏阳市公安局的重点保护单位。

　　对于凤翔和浏阳两起污染事件，有关人士认为，对招商引资来的有污染威胁的企业一味支持鼓励，相反却对群众的民本呼声置若罔闻，以至于造成了社会反响极大的不良后果，当地政府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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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社论：拯救敦煌，必先保护水资源

来源：时代周报　2009-10-22

http://blog.163.com/timeopinion/blog/static/116284455200992225954239/

10月17日—18日，温家宝总理在甘肃考察，就扶贫开发、生态建设、改善民生情况进行调研。在考察中，温总理呼吁拯救民勤，拯救敦煌，并再次提出了保护水资源和可持续利用这一近年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众所周知，水是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也是生态与环境的控制性要素。而在我国，一直存在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与生产力布局不匹配的问题，这是中国的基本水情。

一方面是水资源匮乏，另一方面水污染却日益严重。据梁从诫主编的《2005 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所统计，我国农村有3亿多人饮水困难，近2亿人的饮用水中所含有害物质严重超标，有高氟水，苦咸水，以及被血吸虫污染的水。我国2/3的城市供水不足，1/6的城市严重缺水。我国有7大水系，但其中1/3已严重污染，人体不可直接接触。我国25%的地下水体已被污染，35%的地下水不适合饮用，城市地下水64%已被严重污染。我国90多条河流发生断流，湖泊面积大规模缩减，黄河常年干枯，难有滴水入海。在这种状况下，近年来水资源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

在保护水资源、治理水污染的问题上，人们容易想到，政府最乐于采取的措施就是遏制市场，把公共资源彻底国有化，完全由政府来主导水资源的分配与污染治理。而实际上，在公众监督缺位的情况下，排斥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完全由国家全面管制公共环境资源，将彻底摧毁公共资源的产权基础以及管理秩序，使得滥用资源更加肆意。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最有效的方法是明确公共资源的产权，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建立起合理的资源价格机制，而政府则要独立于特殊利益集团之外，退回到有公众监督的守夜人角色。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这一古人之言虽然令人沮丧，但的确反映了人类公共生活的大部分现实。如果缺乏公众监督的政府是环境资源的所有者，这实际和无主资源没有区别。乱占乱用，掠夺性的过度开发就是必然的结局。

另外，如果政企不分，政府很难获得公正处理企业的立场，敦促企业进行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就像亲娘打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半是吓唬，不动真格的，即便有的下手了，但都手下留情，更不用说遇上护短的家长了。有的地方，污染大户的负责人又是该地政府、人大或政协的负责人，其环保执法部门自然就人微言轻、形同虚设。而如果政府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只是面对私人企业的话，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私人企业不可能以公共利益为借口来占用环境资源，而政府也更有力量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去执行相关法律。

还有，如果环境问题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不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的话，就很难形成一个准确的环境资源价格机制。对于水资源，中央提出要建立水权制度，健全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这是个很好的提法，但是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安排，鉴于计划体制的天然缺陷，它所制定的环境价格却无法准确反映出水资源的稀缺程度以及动态的变化。如果水资源的价格扭曲，就会影响人们去进行技术创新，寻找一些节约或者替代的方法。

而且，一旦发生环境破坏的话，这种政府大包大揽的方式在经济上很难界定水资源滥用者的边际个体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额，在操作上很难把握怎样才算是水资源的最优使用、怎样是滥用，这样在制定具体惩罚措施的时候就缺乏合理的准绳。

水资源大部分是公共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自然需要公共权力的参与。但这一参与并非等于大包大揽，环保必须同时依靠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政府必须成为超越于企业之外的“守夜人”。当然，也必须是被监督的“守夜人”。

17、迁得走的工厂，搬不动的诱惑

来源:南方周末 2009-10-22　吕明合

http://www.infzm.com/content/36304

在淘汰重污染企业的同时，湖南各级地方官员将招商引资和产业转型挂在了嘴边，但执行的究竟是何种环保标准令人担忧。

湘江两岸重污染企业的关闭和搬迁已经开始了。它们或者迁往限制更宽松的郊区，或者向更远的西部前进。

在郴州，许多矿山老板开始向新疆、西藏、贵州、广西等地迁徙，“那边治理宽松，投入几千万，半年就能收回成本。”

在株洲，一些传统国企不得不接受搬迁的命运。为了保障当地经济不发生剧烈震荡，不少企业将被安置于郊县。在株洲清水塘一带闻名的污染企业——株洲明珠选矿药剂有限责任公司，本已选择了搬迁到郊区攸县的攸州工业园，“遭到了攸县人的强烈反对，现在又说要搬到桃江”。

在湘潭的“皮革之都”湘乡，为了保障长沙的饮水安全，小的皮革企业纷纷关停、搬迁，“有往娄底的，也有往岳阳的”。

在淘汰重污染企业的同时，湖南各级地方官员将招商引资和产业转型挂在了嘴边。但执行的究竟是何种环保标准令人担忧，邵阳隆回县西洋江镇被投诉至湖南省环保局的一起案例，也许可以说明。

该镇曾一度宣称，他们所引进的“西洋江金鑫化工厂、隆回翰森纸业有限公司等上规模企业，将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现代化的管理水平，使之成为西洋江镇工业建设的璀璨明珠”。但当地村民反映说，正是这两颗“璀璨明珠”，建成投产后，“树枯了，水黑了，鱼死了，小孩们不敢下河游泳了”。经调查，两个厂排放的废气、污水均没经过任何的净化处理，直接通过暗管排放到空气中和河道中。

在永州的蓝山县，实施承接产业转移战略的官员们引来了大量外地投资企业，但部分繁华的真相在2008年被戳穿。永州市环保局宣布，蓝山所引进的大多是邻近市县使用淘汰设备和落后技术的小造纸厂。

炎陵县的招商引资也出现了恶证。在株洲的督查通报中，“能耗大，污染重”的炎陵县长兴水泥厂属于关停对象。2008年底，县长出面引进了资金，声称要搞改造项目。但实际是“未进行环评审批就着手搬迁改造，严重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法律法规”。

郴州市政协委员何孝德无奈地承认，“近一年多来，沿海地区在产业转型过程中，转移出来的产业绝大多数是低端、低附加值和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他个人呼吁，作为湖南招商引资前沿阵地的郴州，尤其需要考虑“科学选择承接产业”。

但“科学选择”谈何容易。“企业不是慈善家。他们还是需要经济效益。”蒋红彬举例说，郴州曾试图引资整合矿山，“本来玛瑙山矿区已经引进了五矿集团，但因为金融危机，无利可图，最后又退出了。”

不得已的折中已经若隐若现。郴州市招商合作局2009年7月编写的招商引资项目册中，“非禁即可”成为了指导原则，“氢氟酸、硫酸、多晶硅冶炼、铅锌矿开发”等化工和有色金属工业依然占据较大比例。

令当地一些政协委员更担忧的是，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对上级优惠政策所作的曲解。

此前湖南省环保厅，“考虑到郴州先行先试的需要，为承接产业转移优化经济环境，将承接产业转移并进入园区的部分行业的项目环评审批权限下放至郴州。”

郴州随后已要求官员们要“打好政策‘擦边球’”，“用足环保审批权限”。

这不得不令人对湘江的未来陡生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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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二十三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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