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这些年，很多在草原地区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一直对草原上的围栏提出疑义。在草原上，这些围栏虽然可以让一家一户的牲畜在自家的草场上饲养。可是在辽阔的草原上，不仅有家养的牲畜，那里也还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这些围栏给野生动物的生活空间造成了障碍。我们进江源时从岗尼乡找的向导乌卓的汉话虽然说得不好，但是，站在这一堆一堆的铁丝前，眼看着江源也要被围的草原，他是满脸的不高兴。

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虽然需要时间，但有些已经知道的错误还在犯，就需要我们的科学家和媒体人站出来说话了。

从干枯的植物看这里原来应是湿地或河流

寻找地质遗迹

雪山下的江源

1998年，我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科学考察队到长江源时，中科院山地研究所的唐邦兴研究员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说过：长江源区因海拔高，气候寒冷，终年以固态降水为主。因此，这里成为青藏高原现代冰川分布较集中的地区之一。根据冰川编目统计，江源区有现代冰川６２７条，冰川面积１１６８．１８ＫＭ，分别是长江水系冰川总条数和总面积的４７．１％和６１．６％。

在江源区，大多数河流、湖泊水体矿化度较高，水质较差。我原来以为，江源的水一定是洁净的，从没想过它会因矿物质多而被认为是较差的水质。很简单的道理，往往因为我们知识的缺乏，会使一些错误的概念在脑子里没准就要呆上一辈子。所以这些年来，越是走进自然，越发现，我们对自然的了解太少，太少了。

1998年，唐邦兴还说，江源的冰川，作为最洁净的天然淡水，在长江源区资源相当丰富。每年冰川融水对河流的补给量至少占河源区河川径流量的２５％。

这次，队伍中唯一的科学家杨勇没有向我们这些记者说这些。

杨勇倒是对今年《中国国家地理》第三期上有关江源之争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各拉丹东雪山发源下来的水量，占整个长江源区水量的80%左右，当曲只有20%，楚玛尔河汇合的水就更少了。

长江三源楚玛尔河、当曲、沱沱河汇入的水量分别为10%、20%、60%多。

《中国国家地理》第三期上有文章要改长江源为当曲的理由是，最新测定当曲要比沱沱河长。

杨勇说，如果沱沱河的冰川要认真量一量，说不定还要更长一些。

《中国国家地理》第三期说，当曲的源头也发源于冰川。

杨勇说，当曲的冰川不是直接形成径流，它是渗漏在盆地形成浅层地下水，泉眼。因为当曲的源头在唐古拉山脉的东部，那边冰川已经非常少了，唐古拉的冰川主要还是在各拉丹东。

此行，能找到比姜古迪如冰川更远的沱沱河的源头，是杨勇的目标之一。

江源就是江源

走向冰川的路

这样过河是常事

去拉车

拉

下雪了

想去江源，就要在这样的路上向前，向前。

1998年，我们是走着进的江源，看到的各拉丹冬雪山和姜古迪如冰川。为此，我们希望只要车能开，只要水能冲过去，泥里能拔出来，我们就不放弃我们的车。

在1998年走向长江源时，我采访到这样一些数据，历史记录表明，从公元１８５年至１９１１年的２０９６年间，长江共发生较大的洪水灾害２１４次，平均１０年一次。自２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共发生较大的水灾１１次，大约６年一次。八十年代以来，长江水患频率急剧提高，几乎一年一小灾，二年一大灾。１９９８年发生的特大洪水，其流量小于１９５４年的流量水平，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水位却连创历史新高，虽经百万军民奋力抢险抗洪，仍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

这次到江源写江源我都在感叹全球气候变化最敏感的江源太寂寞了，实在是没有引起国内外的应有的关注。

（1998年走向江源）

地球上有水圈、大气圈、岩石圈、生物圈。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体系构成十分复杂，广泛涉及这四大圈。因此有人评价：青藏高原可以称为是全世界地球科学领域的一个实验室，它比南极、北极的意义更大。即使是把南极、北极搞清楚了，不了解青藏高原，依然不能说清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原因。青藏高原是解开地球奥秘的一把金钥匙。

今年5月，长江源下了十几天的雪，这场雪灾致使一个小小的岗尼乡就死了10820头牲畜，外面的世界知道吗？江源雪灾对为我们守着江源的牧民来说，是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挑战。

车陷了，又要拉着走

向导在找路

十一年前我来江源时，专家已经在说江源的变化。今天翻出那时的照片来看看，现在和那时又是没法比了。

我们走在这片看起来都是沙石的江源时，一走一陷的。我们的向导下车找路时，像是走在了海绵上。每一个人也都试了，真的有弹跳性。在上面练体操是很不错的“垫子”呢。

挖个水坑就扎营

拍摄归来

冰雹中的江源

虽然才是下午，离天黑还早着呢。杨勇决定还是不走了，扎营，然后找路。从江河源区走向冰川，因为是在由江源一个个冰川流经的网状水系里行走。所以，找路，是我们走向真正源头的最大挑战之一。

江源的晚餐

我们要走的江源

向着冰川

水天一色

2、中国企业开展低碳行动 首部低碳发展案例集发布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7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7/21/content_11747366.htm

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１日电（记者胡浩）为应对气候变化，加强节能减排，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展开低碳行动，并成为低碳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２１日在北京发布国内首部企业低碳发展案例集，展示了我国企业的低碳发展之路。

这本名为《低碳企业领导力》的案例集选取了家电、建筑、高耗能、金融、信息与通信、可再生能源等６个主要行业的１２家中国企业，如中国移动、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公司、格力电器、皇明太阳能集团等，介绍了这些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和低碳发展的行动内容、收益状况和经验教训。

案例集表明，低碳发展为企业带来良好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书中以同力水泥为例，介绍了其通过２００６年以来实施的余热发电工程和４０多项技术改造，取得１．０４亿元经济收益，相当于全年净利润的５０％。

ＷＷＦ中国首席代表欧达梦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政府实行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方案和计划，大量中国企业也在积极开展低碳行动。案例集的发布就是为了让更多企业从中获得启发和鼓舞，参与低碳发展，实现环境与企业效益增长的双赢。

据了解，《低碳企业领导力》案例筛选和分析历时近半年，由来自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节能信息传播中心、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北京邮电大学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专家组建的课题组完成。

3、环境法专家：应赋予环保机构强制权力

来源：正义网-检察日报2009-7-22

http://www.shidi.org/sf_E8909E2E016E4F3E951CB852047A170C_151_hhhcj.html

　　王灿发，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所长、教授，长期从事环境资源法研究，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环保英雄”。

　　与王大队长一样，王灿发也有同样困惑。

　　“环保局可以责令搅拌站停止作业，停止污染，最终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过环保机构没有强制权是一个问题。”王灿发一针见血地指出。

　　“环保部门没有强制权，只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们国家害怕给行政机关强制权，担心强制权被滥用，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并不理想。

比如在环保问题上，直到污染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再由政府出面处理，但这时已经形成恶性的污染后果。”

　　“应赋予环保部门拆除、查封污染源的强制权力，如果错了，可给予国家赔偿。”王灿发呼吁，“目前行政部门除税务、海关、公安有部分强制权力，其他部门都要进入司法程序才有强制力，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居民也可以向法院直接起诉，要求停止侵害并赔偿精神损失，但污染单位一般不会很快应诉，而是无休止地拖延开庭时间。而在这期间，受害者遭受的侵害依然没有停止。”王灿发称这是他代理的多起环保官司的共同特点。

4、加强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势在必行

来源：人民网-中国政协新闻网2009年07月22日

http://cppcc.people.com.cn/GB/45853/9702226.html

　　三峡水库消落区是指三峡工程冬季下闸蓄水、夏季提闸放水排沙，库区水位在175—145米之间反复消涨，引发库岸呈周期性地出露于水面的特殊区段，其总面积为348.98平方公里。三峡水库消落区具有生态脆弱，类似荒漠化等特性，因此保护好消落区生态植被，维护其稔定性，不仅事关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而且事关三峡库岸景观、旅游环境以及三峡工程运行周期。

　　三峡水库消落区属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使用。但在三峡水库周边许多地方看到，消落区内挖沙取土、乱堆乱放、耕植耕种甚至在长江支流河汊处筑坝栏水养鱼等现象日盛，加强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己迫在眉捷，势在必行。

　　为此建议，一是尽快制定三峡水库消落区管理地方性法规，将其管理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二是严厉打击挖沙取土、拦水养鱼等行为，取缔耕植耕种、乱堆乱放等现象，还原库岸绿色植被；三是大力实施库岸治理工程，确保库岸消落区基础稳定；四是着眼于三峡后续工程规划，深入调研，反复论证，认真评估，尽早付诸实施。（向勤俭　郑重祥）

5、昆明兴建5万亩环湖湿地和生态林 再造"滇池之肾"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7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7/22/content_11750722.htm

新华网昆明７月２１日电（记者伍晓阳、李倩）一项再造“滇池之肾”的生态工程正在昆明实施。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局长李昆敏近日向记者介绍，去年以来昆明加快推进滇池环湖生态建设工程，计划在滇池周围恢复和新建５万亩湿地及生态林，目前已经完成２.８万亩建设任务。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对维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起着重要作用。滇池周围由于历史上围湖造田、兴修防浪堤等原因，湿地被大量破坏。去年国家批准了滇池治理“十一五”规划，环湖生态建设工程随后开始实施。

“建设湖滨湿地和生态林，形成水陆之间的缓冲区，对于逐步恢复湖泊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促进湖滨生物多样性恢复至关重要。”李昆敏对记者说，“同时湖滨生态带还能削减入湖污染物，提高水体自我净化能力。”　

据了解，滇池环湖生态工程的建设范围为湖岸后延２００米以内的区域，总面积约３３.３平方公里，合计５万亩。昆明市在这个区域实施“四退三还”，即通过实施退塘、退田、退人和退房，实现还湖、还湿地和还林。计划恢复和新建湿地３.１万亩，生态林带１.９万亩，搬迁人口约２.５万，拆除房屋约１６０万平方米。

李昆敏介绍，截至目前滇池周围已经完成退田和退塘３.１万亩，恢复和新建湖滨生态工程２.８万亩，其中包括湿地１.７万亩和生态林１.１万亩。下一步将继续完善湿地和生态林建设，并重点推进退人和退房工作。

6、广东试行环保联络员制度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7-22

http://www.cenews.com.cn/xwzx/zhxw/qt/200907/t20090722_619826.html

推动国控重点污染源加快减排步伐

　　中国环境报见习记者邓慧玲广州报道广东省环保局日前制定了《广东省国控重点污染源企业环保联络员制度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将在所有国控重点污染源开展企业环保联络员制度试点工作。

　　根据《方案》，此次试点范围是所有国控重点污染源，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范围扩大到重大建设项目、产业转移园区、省控重点污染源以及减排工程项目。企业环保联络员原则上由监管减排责任体系中的具体监管责任人兼任，各地级以上市环保局要组织其参加各类有关培训。

　　据了解，企业环保联络员要定期上门了解企业的环保需求，做好跟踪服务。对重点污染源和减排工程项目实行联系制度，定期上门了解污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帮助企业提高运行管理水平，及时发现和整改问题；帮助企业做好环保信用管理的后续工作，对因环境违法行为受到银行信贷限制后积极整改到位的企业，及时向社会和有关部门通报，帮助恢复环境信用；对限期治理整改到位的，要及时验收，帮助尽快恢复生产；对生产经营困难的，可按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费缓交手续。同时，积极主动做好企业环保技术和治污设施的升级改造、环评审批、“三同时”验收、上市公司核查、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申报和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等业务指导和政策服务，充分发挥环保服务科学发展和优化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方案》要求各级环保部门建立企业环保联络员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和报告制度，及时登记企业环保联络员变更情况并报送广东省环保局。指导、督促企业环保联络员至少每月一次上门了解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和在线监控系统运行情况，帮助企业提高运行管理水平、环境意识和企业员工环保技能。

据介绍，试点工作的实施分为准备、试行、持续改进和检查验收4个阶段，从今年9月起开始试行。试点工作旨在明确企业联络员主要职责，规范企业环保联络员行为；探索企业环保联络员制度与其他制度、机制的衔接，重点探索与排污申报核定、排污许可证制度、监管减排责任体系、在线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制度、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制度等一系列环境管理制度或环保工作相衔接的方法。

7、云南凤庆县山体滑坡发生地全面排查隐患

来源：新华社2009年07月2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701313.html

　　云南凤庆县山体滑坡致２人死亡，１２人失踪。记者２２日从凤庆县政府了解到，６月下旬以来，持续强降雨天气造成该县遭受严重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事故频繁发生。

　　７月２０日３时左右，凤庆县小湾电站库区受到连日降雨的影响，小湾电站库区小湾镇正义村荒田小组山脚突发山体滑坡，造成对岸鲁史镇辖区１０名住在临时工棚里的捡拾木柴村民和小湾生态渔业有限公司守护站４名工人失踪。当日１２时，已找到２具遗体，其余失踪者仍在全力搜救中。

　　目前，凤庆县从县国土、水利、环保等部门及小湾镇抽调技术力量组成工作组，在小湾镇辖区内库区右岸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小湾库区其他各乡镇也自行组织开展排查工作，加强应急值班。

　　凤庆县是一个山高、坡陡、谷深的山区大县，全县共有大小河流１６８条，大小库塘１９１个。据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地质灾害点３９９个，大多分布在广大的山区农村，范围较广、危害较大，近几年均有不同程度的地质灾害发生。（记者　浦超）

8、东莞200米河涌疑因工厂排污变红色(组图)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09年07月22日

http://news.sina.com.cn/c/p/2009-07-22/040518269164.shtml

被染红的一段河道。记者卢政摄

染红的河道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市民驻足观看。记者卢政摄

　　200米长的河涌，突然间变成了红色，成了“红河”。这让万江大汾村新基工业区内的村民感到气愤。村民告诉记者，之前也曾发生过这种事，“不知道是哪个厂偷排污水，做这样的缺德事”。

　　昨天下午，记者将此事反映给东莞市环保局和万江环保分局，工作人员表示，将派人前去调查核实，了解清楚是哪个工厂在偷排污水。

　　现场：

　　河水红得像鲜血一样

　　昨天上午，住在万江大汾村新基工业区的村民陈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称“早上开始，村里的河涌突然变成了红色，应该是附近的一家工厂偷排污水造成的”。

　　记者随即赶到大汾村，在新基工业区一家羽毛球厂边，记者看到，一条200米长的河涌已经全变成红色，看着就像是鲜血；红色的水没有臭味。

　　河涌宽只有3米左右，昨天早上8时左右开始突然变红。村民说：“河涌平时虽然也脏，但绝对不是红色的，周围工厂的很多生活污水都排到这里。”

　　不少村民站在河边看着变红的河涌。“以前也有过这样的事情，还曾经染成绿色。”一男子说。探因：

　　附近工厂均否认排污水

　　记者看到，整条河涌绕着工业区，足有一两公里长，但被染成红色的却只有200米长的一段。“如果不是偷排污水造成的，那怎么可能只有这一段变色，其他地方没问题呢？”一名男子说。

　　染色的河涌旁是家羽毛球厂。负责人张先生看到记者，连连称“不是我们偷排的”。他指点记者，“往前面去找找”。

　　在前面是一家印刷厂。面对记者的采访，印刷厂的负责人也称，“河涌被染红，跟我们无关”。

　　不过，羽毛球厂和印刷厂的负责人也都表示，河涌被染红，应该是有工厂偷排污水造成的。

　　环保部门：

　　欢迎市民打12369举报

　　昨天下午，记者将此事向东莞市环保局和万江环保分局反映，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了记者讲述的情况，然后表示，将安排工作人员前去现场调查核实，弄清楚是哪个工厂在偷排污水。

环保部门也欢迎市民拨打12369专线进行举报偷排。

9、低碳理念隐藏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来源：搜狐绿色 2009年07月21日

http://green.sohu.com/20090721/n265382752.shtml

第1页:在低碳经济这一轮变革中企业仍然是主体

第2页:低碳生活实际上是一种文化

第3页:“低碳”！刻不容缓

第4页:碳排放从每年100万吨变成了80万吨的就是低碳企业

第5页:被“挖墙脚”也能推动整个低碳经济

【绿色编者按】

迈入二十一世纪，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远不限于生态环境本身，也对人类价值观念、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等提出了重要挑战，甚至对国际秩序和人类文明形态以深层次冲击。目前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认识之一就是，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排放不再是无节制的，而且排放需要付出代价。气候变化问题不仅关乎资源效率，能源安全，更影响着人类福祉与未来发展方向。

搜狐绿色频道很荣幸地请到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陈冬梅女士，共同来探讨当下很热的一个话题——低碳。

【嘉宾介绍】

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

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陈冬梅

【访谈实录】

访谈现场：黄鸣先生(中)、陈冬梅女士(右)、搜狐绿色编辑荣蓉(左)

在低碳经济这一轮变革中企业仍然是主体

　　主持人：搜狐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搜狐绿色频道的访谈间。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绿色人物，一位是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先生，黄先生您好！

　　黄鸣：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世界自然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主任陈冬梅女士，陈女士您好！

　　陈冬梅：大家下午好！

　　主持人：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当下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叫低碳。它是由英文Low Carbon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比较低的或者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个温室气体指的是二氧化碳。今天上午，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低碳企业论坛上发布了这样一本书——《企业低碳领导力》，这是我国首部企业低碳发展的案例集。首先我想请问一下陈女士，为什么世界自然基金会想到要做这样一个论坛，并且发布这样一个案例集？

　　陈冬梅：非常感谢主持人问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愿意来到搜狐绿色直播间的重要原因，我们世界自然基金会从事自然保护工作有很多年历史，光在中国就有25年的历史，在我们长期自然保护过程中发现，仅仅靠我们非常有限保护区本身来降低关键物种所遭受到的环境压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各国经济活动频繁的加剧，实际上这种来自于温室气体的影响不仅仅对生态保护区，对生态的压力，很多时候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现有保护的能力，所以我们把很多资源、时间、精力转移到了生态足迹。

　　在我们已经比较传统的解决生态问题上，我们一直比较擅长做很多的政策研究工作，去做很多游说的工作，实际上企业这块我们不是很擅长，我们比较长的跟踪低碳排放，跟很多学术界探讨什么样的低碳政策、什么样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或者什么样的能源的供应这样的政策，是能够让我们在大的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发现，我们其实做的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主体就是企业，就是我们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做了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相信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企业是主体，在低碳经济这一轮的变革中企业仍然是主体，我们怎么让这个主体去发展作用，怎么让他们原来已经发展的比较好的经验、故事做一个梳理，让更多的人知道低碳经济绝对不是一个难解的谜，也不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概念，恰恰通过这种已经有的得到证实的理念，可以看到掀起比较精明的决策和投资，包括你生产过程中用了很多低碳的理念恰恰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机遇，这也是我们开这个论坛、出这本书，把我们接触到的企业的故事更多的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这里品位在自己的企业里、在自己所在的行业里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东西，可以提高的竞争力，提高对你品牌的认知度，包括让你企业能够创造更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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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环境立法进展缓慢 规划环评难在何处？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7月22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96726.html

从开发建设活动源头预防环境问题,从规划决策之时控制环境风险,被寄予厚望的规划环评在实践中却是知易行难

　　编者按

　　近年来，区域开发、产业发展和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环境影响评价法》施行后，各地逐步开展了规划环评，但在实际操作中，规划环评屡屡遭遇重重困难。规划环评的现状究竟如何，面临哪些困难？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环境法专家常纪文教授。

　　常纪文，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社会法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法分会副会长，中国环境资源法研究会副秘书长。

　　实施短板在哪里？

　　监督难，追究责任更难

　　近几年，我国开展规划环评尝试的地方不少，实践领域多集中在开发区、经济园区、工业园区等区域规划领域和一些行业发展规划领域。但总的来说，规划环评的实施情况不尽如人意。而已经开展过的规划环评中，略有影响的规划环评的成功范例则少之又少，规划环评的开展仍然没有摆脱一个“难”字。

　　常纪文认为，我国各地开展的规划环评比较粗糙，积累的经验不足，真正按照《环评法》要求进行规划环评的也不多。

　　规划环评实施的难点究竟在哪里？常纪文认为，实施的难点就在于对规划环评的监督难，追究责任更难，同时，规划环评的可操作性也不强。

　　常纪文说，规划本身带有立法性质，而目前环保部门的监督权力小，对规划的发言权不够。在规划环评中，监督的对象是政府和各相关部门，以现有的监督体系，很难对其形成有效的监督。如果责任不到位，开展规划环评就是虚话。同时，规划环评本身也需要具体化，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系统化和指标化。

　　他指出，规划要进行科学环评的话，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这与一些地方政府领导干部追求短期的政绩相违。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热衷于上“拍脑袋”工程，就更是视规划环评为延误规划的“拦路虎”了。

　　常纪文认为，按照《环评法》规定，规划环评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环评机构独立承担，由环保部门单独或者和其他部门共同召集专家进行审查后提出意见，但专家审查意见只是作为重要依据，意见最终是否被采纳、规划是否通过审批，取决于法定的规划审批机构。

　　同时，根据法律规定，环保部门对于规划环评行使的是“审查权”而非“审批权”，虽是一字之差，但是两者之间的法律约束力及效力相差很大，审查的法律强制力大为弱化。

　　去年发布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批的专项规划，由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审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审批的专项规划，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专项规划审批机关共同组织审查。但是对土地利用、流域等综合规划的审查主体，《条例》(征求意见稿)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

　　近几年，规划环评召集审查的主体多样化，部分行业主管部门不仅负责规划的审批，还自行组织规划环评的审查，这种管理“封闭运作”容易使规划环评流于形式。常纪文认为，这种自我审查是不科学的。

　　常纪文认为，环保部门必须进行角色转换，从项目监督管理转变为项目监督管理与区域监督管理相结合，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形势。他认为，对于专项规划，应该由规划编制单位上一级环保部门审批；对于综合规划，应该统一由国务院委托环境保护部负责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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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横石河畔癌症村:珠江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9-07-22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d/200907220090.asp

　　记者时隔4年再次探访韶关上坝，当地癌症死亡率仍然和前几年相当，每年大约有10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

图：上坝村的饮水工程已建成，但由于引水渠道是露天的，再加上经常的塌方，使建好的工程没能很好地解决当地村民的饮水问题。

图：大宝山常年的矿水把下游的河道污染成一片橙色。

图：长年的矿山开挖，已使大宝山伤痕累累。

　　65岁的何永菊死了，门从外面锁上，院子里半人高的杂草，显示这里已经很久没人居住。抛荒的屋子，星星点点分布在大宝山下的几个村落，屋檐凋敝，门庭冷落。

2005 年秋天，记者见过何永菊，她当时已是眼癌晚期。半年后，她死了。她所在的凉桥村，是距离大宝山矿业最近的一个村庄。村子很小，以前是林场。凉桥在106国道边上，这里的村民是在用横石河水来开办洗车场后，才知道这里的水有毒。外嫁媳妇、村委郭满花回忆起十几年前的情形，说，轮胎一接触到河水就变黄了。

凉桥下游，依次是塘心、阳河、上坝。其中上坝是广东最著名的癌症村。2005年底，本报记者曾详细调查报道了大宝山露天剥采后，上坝村有超过250人死于癌症。(见《癌症村的拯救与希望》)

大宝山矿所在的横石河，是珠江的一条小支流，河水汇入滃江，滃江汇入北江，北江汇入珠江。广东省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曾做过横石河流域水污染调查，结果发现，滃江流域不同程度存在大宝山矿带来的重金属污染。

横石河曾经是一条清澈、宽阔、要靠小船才能渡过的大河，现在，它浑黄、瘦小、孱弱，缺乏生命力。尽量不和横石河水发生关系，是上坝村生存下去的希望。

地下井水同样受到污染，上坝村共有3461人，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源。村民上访多年，在人大代表的倡议下，由广东省政府和大宝山矿共同出资，在山上修水库，再建引水渠，解决上坝村饮水问题。

4年过去了，媒体、学界对翁源县上坝的关注从未停止。一般人如果了解上坝村的过去，会关注它未来的命运，能否让时光倒流，上坝回到从前的鱼米之乡？而这又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切断和河流的联系

在别的流域，水电站的修建，因为可能引起断流、下游水源不足，常常引起当地群众的反对。然而在上坝，这个东莞老板投资的电站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冲突。

横石河水的毒性，外人难以想象。

2005年，华南农业大学林初夏教授曾做了个实验，把河水稀释万倍，发现水生物还是不能在里面存活24小时。一般情况下，横石河水的毒性可以顺流而下50公里。

就是这样毒的一条河，村民在河边种了40年地，用河水灌溉土壤，吃菜吃米，洗脸刷牙，通过各种方式和河流发生联系。直到40年后，村里陆续200多人死于癌症，上坝村在不知不觉中变成水源和土壤污染的极端案例。

媒体曝光后，环境专家们从西面八方赶赴这个村子。他们对这个村庄的土壤、水源、粮食作物进行了全面调查，发现了大宝山矿下游村庄普遍存在一种致命的重金属元素———镉。甘蔗中的镉超标149倍，香蕉超标187倍，稻谷超标5倍。

记者曾对大宝山污染问题做过调查，发现矿山剥采造成的水土流失和洗矿水排放，是当地两大主要污染源。自上世纪70年代开采至今，下游陆续出现癌症村。

4年后，重返大宝山。水土流失更触目惊心。沿着106国道，甚至能看到整体剥落的山体。自2006年起，大宝山矿开始对尾矿坝进行改造扩容，但长期关注大宝山的学者告诉记者他的抽查结果，从尾矿坝里流出的污水，镉含量仍然超标。

顺流而下的洗矿水仍然又酸又毒。在横石河上投资修电站的东莞老板对此深有体会，他告诉记者，每年都要更换一个几万块钱的水轮机。不需要多长时间，横石河水就能把钢铁栅栏泡成如腐朽的树干，一层层绿皮掉完，一年过去，铁栅栏就被泡软了。

这是个与众不同的水电站，路过这里，就能听到闸门下传来叮叮咚咚的敲击声，那是工人在修理机器，工人说，水不好，每天都要修。

在别的流域，水电站的修建，因为可能引起断流、下游水源不足，常常引起当地群众的反对。然而在上坝，这个东莞老板投资的电站和当地人没有任何冲突。村民企图完全切断和河流的联系。村干部已经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告诫他们，不要下河游泳，尽量不要用河水灌溉，不要喝和河水相连的地下井水。

引水工程摇摇欲坠

虽然工程耗资上千万，但只需要几十万的盖子一直加不起来，水质极其不稳定，村干部多次上报，负责项目施工的翁源水利局均表示还没有项目经费资助，无法装上盖子。

但不和河流发生联系，简直是个奢望。

为了断开上坝村民和横石河的联系，4年前，广东、韶关、大宝山共同出资，给上坝村修建了引水工程。2005年底，记者在上坝采访期间，这个耗资1429万元的引水工程正在修建，给这个被污染的河水浸泡的村庄带来了新的希望。

但现在，引水并不顺利。稻田仍然有一半时间需要又酸又毒的横石河水来灌溉，村民仍然要喝重金属超标的井水。

按照这个引水工程的设计，3公里长的引水渠从山顶水库顺着山道铺下山，把没有污染的雨水接入上坝，再通过水管接入村民家中。

修建在山坡上的水渠不知何故没有加盖，自从通水后，每次雨季，都会有数次，引水渠被泥石流堵塞。今年，已经是第五次，引水渠被泥沙堵死。每次被堵，管道水被停，村民不得不重新喝井水。

去现场看引水渠，会发现它们在雨季几乎必然会被泥石流填堵。摇摇欲坠的泥土高悬在上空，只等雨水来冲，就会流入沟渠。突兀的山坡上只有小树苗，坡度很陡，有的地段几乎成了直角，没有任何水土流失的防护措施。甚至，有一段引水渠下面作为支撑的泥土几乎全部脱落，至今没有得到妥善处理，下一次大雨中这一段引水渠就可能倒塌。

上坝村差点找到了经费：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樱井次郎到上坝村考察后，曾帮助联系日本领事馆，希望借助无偿援助的“利民工程计划”，争取60万元，为上坝村的3公里水渠加上顶盖。但在咨询过韶关外事局后，此事不了了之。

2008年上半年，韶关某市委领导曾表态，政府要出80万元解决上坝村的问题。上坝村村支书何永富以为问题总算有希望解决了，然而大半年过去仍没有动静，他重新去咨询，听说这位市委领导已经被双规。此事顺理成章不了了之。

这套引水系统出问题的不仅是没盖子，安装进村的水表、水管要每天修。何德会原是村子里专门负责管水的村干部，村子里派了两个人管水。他们都因不堪忍受繁重劳务而相继辞职。使用近3年，800多户水表，已经有200多个报废在村委会。还有众多正在滴漏的水管需要修补。雨季，还要天天上山疏通水渠。已近花甲之年的何德会被晒得又黑又瘦，终于在今年4月放弃了400元的月薪，回家种龙眼。

干净的水几乎是这个村子的命。现在修水管修水表的工作，就由何来富、何寿明等四个村干部轮流交替。何寿明隔天就骑着摩托车去山上巡查，路很陡，连越野车也开不过去，他的摩托车在山路上滑倒，膝盖脚踝都被摔破。巡山的任务又落在村支书身上。找不到人愿意管水了，何寿明说，这活太苦。

至今，上坝村委会还欠工人1万多块钱，他们每到雨季就要出动，把填埋在引水渠里的泥巴挖出来，这些泥巴堆在水渠下面，几乎成了小山坡。村支书何来富介绍，在这个庞大的引水工程开始之初，村委会就向负责项目施工的翁源水利局建议，采用涵管引水，但没有得到采纳。

尽管耗资巨大，时断时续、时而浑浊时而清澈的水库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坝村的饮用水问题。即使现在管道水还不收费，村民仍然愿意喝井水，虽然他们都知道井水有毒。

用不起的净水设备

西门子公司投资两百万元，安装净水设备，但这套昂贵的设备运行费用差点让上坝村破产

和简单、粗暴的污染相比，漫长的修复治理才刚开始，就表现出它的复杂、高成本。

一家跨国公司也把目光投向这个广东最著名的癌症村。2007年11月，广东省发改委和西门子公司签订协议，由西门子公司投资两百万元，安装净水设备。2009年1月，这套净水设备投产。

但是，这套昂贵的设备运行费用差点让上坝村破产。村委会发现，刚运行不到三个月，就用了8000多块钱的电费。平均每吨水的处理成本大约是6毛钱。今年4月，这套设备结束了它短暂的使用史。

这套设备占了一个40平米左右的空间，非常先进，但现在被抛荒在一边。上坝村支书何来富说，西门子最近打电话给他，希望重新启用设备，不然机器恐怕就要坏了。

为此，村里召开代表大会，讨论征收水费的问题。虽然村代表暂时通过同意征收税费，但村民仍然有不少顾虑，主要意见是水质不好。村干部说，水质不好，他们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收。

广东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曾经给这套水设备提出建议，如果要处理纯净水，就要给引水渠加井盖，这是先决条件，但时至今日，井盖仍然没加上。

问题是，即使像上坝这样得到媒体广泛报道、上级领导非常重视、国内外非常关注的村子，在舆论广泛关注下，修复治理也异常艰难。

最担心的是，上坝村会变成日本的痛痛病，广东土壤研究所陈能场研究员说，非常相似的都是矿山污染，长期潜伏在人体，潜伏期十年、二十年后爆发。

记者回访上坝，当地癌症死亡率仍然和前几年相当，每年大约有10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癌症的统计，仍然是死亡后村干部去挨家询问。有的死者生前被隐瞒病情，大部分死者因为无力承担昂贵的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癌症被认为是恐怖的不治之症，治疗不一定能收到好效果，花掉的钱却够在当地修一两栋楼房。

修复实验

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但这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自从作为环境致病的极端个案，被媒体广泛报道后，上坝村就成了环境学者们实验土壤修复技术的最佳地点。

根据2004年9月全国第二次农业土壤普查：上坝村农田中的锌、铜、镉、锰等重金属严重超标，其中铅超标44倍，镉超标12倍。

修复这样的土壤，使它回到被污染之前的状态，使时光倒流、回到从前，是学者们试图实现的理想。

广东土壤研究所研究员陈能场提到日本经验，因为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极为困难，即使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的日本，最有效的办法，也就是换土。把危险的含镉土搬出耕地，换上安全健康的土壤。这种方法最简单，但最有效也最昂贵，要维护食品安全，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难以找到可供替换的土壤，日本也实验出一套生物方法，他们尝试了近两百种水稻种子，找到了一种有超级吸收重金属能力的水稻。平均1千克水稻秸秆，能吸收70毫克镉。但缺点是，种出来的米不能吃，要扔掉。秸秆可以送到生物能源所试验发电。

这些方法无疑具有极高的科研价值，然而，任何一种方式，都是中国普通农村无法承受的。

陈能场也在上坝做水稻吸收重金属的实验，那些富含镉的秸秆，被送到广州能源所，再通过一套复杂的程序转化为能源。要用水稻把所有土壤里的重金属吸收殆尽，花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在农民看来，这种方式显得奢侈。

学者们又琢磨新办法，把广钢的硅渣变成硅肥，施种在水稻田里，希望借此减少水稻对重金属的吸收。

这些复杂的实验是学术领域的事情。上坝村非常欢迎学者们把这里做成能源实验基地，村治保主任何寿明的任务，除了骑着摩托车照看水渠、修水表，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陪同专家学者，每隔一两个月来照看他们的田地。

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初夏的团队也把上坝选为实验基地，他们在这里种相思草和甘蔗。实验证明，这两种作物能够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中存活，而且能吸收重金属，植物可以用来制酒精或者发电。

这是一个从科学和社会效益上都站得住脚的方案，但是农民心里有自己的账。比如能源作物，种甘蔗，送去提炼酒精，如果没有补贴，就很难在上坝村推行，村干部说，甘蔗200元一吨，果树900元一吨，谁愿意种甘蔗？

没有政策引导，学术研究也没有发展到商业化种植，村民仍然吃自己种的稻谷，尽管这些稻谷镉超标若干倍。

离不开土地的农民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如果不看横石河水，上坝村真像是鱼米之乡。早稻收割的季节，满眼望去金黄的谷子铺在路边上，太阳暴晒下，可以闻到清甜的香味。上坝的龙眼很好吃，西瓜水分多，而且甜。它本来是广东粮仓的一部分，现在成了被污染到极致的典型。

另一个问题是，农村和农业的污染问题，珠江流域有多少粮仓正在默默承受污染？

一项由国家环保总局牵头的土壤调查曾显示，珠三角近四成菜地重金属超标，导致蔬菜中铅镉残留较多。在强势的工业面前，农业往往是弱势的被污染，农民是默默地承受。

回到韶关翁源县上坝村。91岁的邱新风，儿子和媳妇相继死于癌症。4年前，她还能依靠小板凳一点点挪动，现在她卧倒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年轻人都希望努力读书，考出这个村子，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今年上坝村又有两个孩子考上了本科线。其中一个是邱新凤的孙女，她的父母因为癌症早早去世，让她比别的孩子多了一分老成。

癌症又轮到何宝成身上。何宝成以前是个壮汉，患了肝癌后，瘦骨嶙峋。他没有放弃治疗，吃了很多药，希望自己的病能治好。他从小喝井水，吃土里长出来的粮食，不知道该怪谁。只能怪自己，运气不好。

横石河原来是一条大河，深得可以人头朝水跳下去，触不到底，那时横石河很亲近。上世纪80年代后，水土流失，矿渣陆续抬高河床，河水浅的地方可以赤脚趟过。再往后，横石河越来越可怕，所有人都想远离它，连在这里投资水电站的老板都自认倒霉摊上了它。

污染很容易，但要让小河重新变清，井水重新变甜，土壤没有毒，要让时间流转，不知道要付出多少倍于污染的成本。

村民最现实的想法是，引水渠能加上盖子，再加固，真正为村子送来干净水，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可以让人心思定。

要彻底解决，一是换土，一是换水，两种都不可能，上坝村村支书何来富说，搬迁也不可能，农民靠什么生活？我们离不开赖以生存的土地！

12、把什么样的力量聚集到环保身边

来源：搜狐绿色 2009年07月22日

http://green.sohu.com/20090722/n265395202.shtml

读《改变》和《选择》所想到

《选择》出来后，汪永晨非常高兴，她到哪都愿意带着这本书。她不是为了炫耀，她是为了卖掉它们。

　　汪永晨是中国民间环保界有名的“卖书大王”，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有从她手上买到环保书籍的经历。

对她来说，一个号称关注环保的人不读几本中国的国产环保书籍是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一个愿意关注中国环境现状的人，应当至少读上十几本写中国环境现实的书。

　　汪永晨自己就是个爱写文章的人，她几乎每天都要写环保方面的文章；她于1996年发起的“绿家园志愿者”大概是中国当前团聚“环保记者”最多的机构，有些人怀疑，她数据表上的名单人数，已经超过了“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即使人数不相上下，组织的活跃度肯定是有差异的。从2000年开始，“绿家园”每个月都会举办一期“环境记者沙龙”，这个活动长期积累的结果之一，就是出版了两本《环境记者沙龙》讲座资料汇编；结果之二，就是一批比较积极的记者们，开始共同撰写《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无论是中国经济时报的陈宏伟，还是中国青年报的张可佳、刘世昕，无论是第一财经日报的章轲，还是海淀新闻中心的王建，所有的“调查记者”，都有良好的独立写作和独立调查的能力。他们总是把中国环境最准确的问题用手术刀一样的笔锋，用极其可读可感的方式，鼓励读者一头扎进去看。比如对中国水电开发的探讨，比如对北京缺水问题的探讨，比如对“影视环保”、“过度包装”、“长江鱼类濒临灭绝”、“绿色信贷”、“冰川消融”、“公众参与”等问题的关注，每一篇都直入中国环境问题的核心区。

　　所有的稿件都要求关注当年度中国最为火热的环境问题，稿件的体裁又是“调查报告”，因此这大大地释放了记者们的创作能力。几乎每一本书，都拢聚了写作者对中国环境深深的情意。由于绿家园一向的民间环保组织立场，因此，其揭示环境真相的能力在中国应当是数一流的。把最为优秀的记者拢聚到说话最正常的平台上，让自己掌握的信息为公众感知，想来这是汪永晨发起这本“环境年度报告系列”的初衷。

　　然而这书的出版过程并不是非常的畅快。第一本《改变》，说起来是2006年度的环境记者调查报告，但出版时，时间已经到了2008年初；《选择》是第二本说是2007年度的报告，但出版时，已经是2009年的中叶。第三本书正在约稿之中，何时能够出版，仍旧是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第三本书出版的时间，最早要在2009年的下半年；那么，2009年年年度报告会在何时出来呢？

　　在出版速度越来越快的时代，这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年鉴”式的出版周期，显然已经满足不了读者挑剔的目光。那些本来就不太想关注中国环境现实问题的人，用一个极其简单的理由就可以把这种书拒之身外：这是一本过了期的读物，我要读时鲜的文章和见解。

　　读者们像追逐刚刚上岸的海鲜那样追逐着图书市场上的应季产品。因为人们已经没有信心去相信那本书会成为下一代也珍视的经典。或者说，由于图书的出产量太大，时间和公众已经丧失了对好书的判断和分拣能力，也丧失了结晶和凝聚的能力。因此，读者们像到菜市场一样，急急忙忙地选购当天的裹腹之物，根本无暇顾及其他。

　　这不是书籍的沦落，恰恰是书籍的理想归宿。只是在这样的时代，对于环保书籍多少有些不公平，因为，它几乎刚刚萌出，就遭遇了最为苛刻的阅读环境。你把一本新出版的环保书籍放在某个“图书大厦”里，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办法，都无法让它突显出来。即使你雇上一支乐队成天歌唱这本书，读者也可能同样报之以冷漠；即使你在所有的媒体上都刊登名人代言的广告，读者也未必会定下付费的心。因为，读者固然有时候会被迷惑，但99%以上选择，都完全由其自主作出。当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选择“非环保读物”的时候，汪永晨们的积极，可能就是白费心力。

　　汪永晨因此被人认为多少有些“笨重”，似乎她总是在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她卖的书过去只是自己写作或者主编的。根据我的判断，她这样卖书有三大理由，一是为了她所关注的怒江，卖书都是义卖，所得之钱用于给怒江边的小学生订报纸和刊物，购买电影放映室的设备等；第二个理由是她自己参与出版的书，而她几乎每天都有演讲和接见各种来访者的机会，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也是环保传播的重要渠道；第三个理由其实更为简单，因为有许多书，其实不是“出版”的，而是由绿家园通过申请项目而“资助出版”的，她敢做这些“项目”的原因，就是她相信自己能够卖掉这些书。因此，卖环保书籍一方面是她的志愿和信仰，另一方面，也成了她的宿命和日常负担。

　　中国一直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资源的占有者永远是市场上的被动者和消极者，积极主动的永远是那些没有资源的人，不管是开文化公司的还是到出版社投稿的人。占有出版资源的人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静待渴望出版书籍的人汹涌而入，然后提出极为苛刻的出版条件。而同时，出版书籍是环保组织比较迷信的“公众环保教育”项目，几乎所有的环保组织都认为公众需要教育，而教育公众最好的办法是让公众读书，读环保书，读优秀的环保书。在这样的时空交错之下，环保组织资助出版社似乎成了天经地义的事，虽然从资金上看，环保组织在中国是最贫困的一些群体。

　　“资助出版”是所有出版社都乐意参与的一种出版方式。几乎所有遇到“环保选题”的出版社都会下意识地往这棵大树上靠上几分钟。因为无论是三万元还是五万元，无论是购买一大批书还是纯粹的印刷费支抵，只要这笔钱在开印前判入达帐户，出版社都会暗暗松一口气。不敢奢望挣钱，更不敢奢望某书能够成为常销书或者畅销书，只要出版之后保本微利就好。虽然，偶尔有些出版社会被某个太具诱惑力的环保选题迷惑，准备把其运作成畅销书。虽然，偶尔有一些人相信，中国开始进入环保书籍旺销时代，因为过去冷、空的市场，恰恰意味着环保书籍商机的火热未来。

　　问题在，是出版社来发动这场商战，还是像汪永晨这样的“作者”、“主编”、“民间环保人士”来拼命地僵化的大山往前推移？作为中国最著名的民间环保人士，将近二十年来，几乎每一天汪永晨都试图把社会的环保能量拢聚起来再释放出去，可惜，她经常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徒劳无功；时不时还被山上滚落的巨石给砸倒。

　　有人给汪永晨出过一个主意，希望利用绿家园“记者沙龙”平台，做一个姐妹篇，做一个“编辑沙龙”，这样，图书编辑们每个月聚在一起，聆听一些中国环境现实的报告，也许就会发现一些合适的选题，或者涌起一种培养作者、推进市场的冲动。按照市场经济的传统规则，这样的方式应当是好的，因为，来自出版界的动力，才是某类书籍会成为市场热流的主要动力。用消费学的眼光去解读，出版社是作者的消费者，而读者，是出版社的消费者。因此，只有出版社愿意“消费”环保作者，读者才可能消费出版社和书商摆到书架上的那些优秀环保读物。有人说这个时间在2006年就已经到来，可现在是2009年了，还是没有雪崩的迹像。作为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的忠实读者，我对此感觉到隐隐的不安。（2009.5.27）

13、水资源费改税到底该向谁征收？

来源：《检察日报》 2009年07月22日　舒圣祥

http://env.people.com.cn/GB/9697639.html

　　在资源税改革方案酝酿出台时，将水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似乎已成业内共识。不少专家建议，将水资源全面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逐步对各类水资源征收资源税，通过价格杠杆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征收水资源税主要是体现对资源价值的重视。从资源的角度分析，水资源税的征收对象范围，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开采者，都应该征税。”(7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

　　虽然现在还并没有真正的水资源税，但事实上的水资源税，却一直在以水资源费的名义征收着。很多城市的自来水用户，收到的水费单上都包括三部分内容:自来水水费、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即使一些城市的水费单上看不到“水资源费”这一项，用户实际也同样在缴纳着，只不过将其纳入了水价之中而已。如果只是要求将水资源费正名为水资源税，那我是一百个赞同的。

　　但是从目前的专家言论看，开征水资源税显然不只是一个正名的问题，而是一个涨价的问题。似乎现在的自来水用户只是缴纳了相关净化水与处理污水的费用，而根本没有针对水资源本身缴费，水资源仍然是零价的。这一点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要不然所谓水资源费又该算什么费用呢?实际的情况是，根本就不存在水资源零价的问题，而只是这个价格本身应该如何确定，以及是高是低的问题。水资源税是对水资源费的正名，而不是一个借此涨价的机会，更不该将涨价作为征税的直接意图所在。

　　与此相关的一种怪相是，根据《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只有“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才需要缴纳水资源费，也就是自来水公司和矿泉水企业需要缴纳，而普通的自来水用户是根本无需缴纳的。为何很多城市的水费单里却有“水资源费”这一项呢?当然，这可能只是为了更清晰地显示价格内容，问题是这部分“水资源费”直接被财政划走后，自来水公司会不会仍需另外上缴一份“水资源费”?当下很多城市的自来水公司都在叫嚣亏本，可假如其成本之中根本就不含有“水资源费”的话，简直很难让人理解其亏损之由来。

　　以上关于现行水资源费的重复征收问题，尚且纯粹只是一种推理和猜测，我并不掌握直接的证据，期待“扒粪”记者能够深入调查;可是，在水资源税上，却有专家非常直白地表示“从资源的角度分析，水资源税的征收对象范围，无论是使用者还是开采者，都应该征税”，换言之，非得重复征收不可。这就很令人费解了:如果开采者已经征收过了，自会通过水价转嫁给消费者，凭什么使用者还得再次征收?难道纯粹只为了提高水价，就可以抛弃基本的公平与正义了吗?

14、“碳关税”关的是哪扇门？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7月22日　宫秀川

http://env.people.com.cn/GB/9697641.html

　　今年3月17日，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曾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小组会议上称，为了避免使美国制造业处于不公平竞争状态，美国计划征收进口商品的“碳关税”。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该法案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

　　“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针对进口产品中的碳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玻璃制品等产品而进行的关税征收。这完全可以视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再度延伸。诚如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的那样，“碳关税”不仅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美国提出的“碳关税”，反映的是奥巴马政府关于产业升级与气候变化的内外战略。美国将国内与国际两个“战场”通盘考虑：在国内反击传统产业势力，为新能源与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保驾护航；在国际上为气候谈判增加筹码，迫使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让步。有学者指出，奥巴马政府试图以绿色产业带动经济复苏，进而着眼在危机过后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碳关税”可以说是实现这一系列目标的备选手段。美国本身在新能源技术及产品方面就有优势，“碳关税”一方面借机完成对美国国内碳排放产业的革命，从而成为全球这一产业的绝对上游，成为产业主导者、规则缔造者、定价权控制者；另一方面从中补偿自身在此次危机中的损失。

　　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一向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持消极态度，在气候变化谈判中扮演“拖后腿”的角色。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改弦更张，提出到2020年在现有基础上减排17%的积极措施，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波恩会议采取了以往少有的合作态度。不过，美国的积极态度多少有文字游戏之嫌。如果换算成国际通用的1990年基准，美国到2020年仅减排不到1%。美国的贸易数据显示，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其主要供应国是加拿大和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碳排放不论是在总量上还是在人均上都比美国低得多。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出口产品可能会被免除碳关税，美国的高碳商品进口依然得不到有效控制。实际上，美国的“碳关税”针对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起步较晚，其在产业构造中相对发达国家而言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发展中国家目前既要承担减排的责任，同时也要承担经济收缩的风险，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极其不公平的。最为稳妥的做法应该是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保证气候问题与贸易问题分开来谈。

美国实施“碳关税”，实际效果可能不是迫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只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中国应对“碳关税”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可持续地扩大内需，减少出口依赖度，特别是高耗能产品的出口依赖度。

15、谁说杞县卡源事故“不必公开”？！

来源：《齐鲁晚报》2009年07月22日　潘洪其

http://env.people.com.cn/GB/9697640.html

　　河南杞县"钴60将爆炸"谣言传播过程中，群众的担心迟迟不能排除，进而各种谣言纷纷出笼，社会恐慌情绪不断升级，怎能说政府一开始没必要发布信息呢？

　　7月21日《中国青年报》报道，针对17日河南杞县群众受“钴60将爆炸”谣言影响大规模逃离事件，杞县县委宣传部部长王清芝解释说，6月7日卡源事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上级部门反应迅速，很快认定没有危险，既然没有危险，一开始就没必要大张旗鼓地公布信息，“好比一个人身体没有病，那还用得着大喊‘我没病’吗”？

　　杞县发生卡源事故后，当地政府沉默了一个多月，直到群众受谣言影响大规模逃离家乡，才紧急发布信息予以辟谣。王清芝部长的解释意在说明，当地政府如此处置并无不妥，因此不需承担什么责任。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当地政府未能及时、全面地公布卡源事故的信息，其性质、影响和造成的后果都十分严重。

　　一个身体没病的人当然不必大喊“我没病”，而一个没有危险的地方，是否就不需要发布“我没有危险”的信息呢？这两者不能简单等同。如果一个地方原本没有危险，人群中也没有关于危险的担忧，发布“我没有危险”的信息的确没必要。但杞县的情况是，发生卡源事故后，群众有一万个理由担心出现危险，当地政府尽管很快就认定没有危险，却迟迟未将认定结果正式公之于众，于是群众的担心迟迟不能排除，进而各种谣言纷纷出笼，社会恐慌情绪不断升级，怎能说政府一开始没必要发布信息呢？

　　杞县政府对卡源事故“不必公开”的做法，涉嫌违反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第9条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该《条例》第10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主动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十)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十一)环境保护、公共卫生、安全生产、食品药品、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查情况……因此，杞县卡源事故的相关信息符合上述规定，显然属于政府需要主动公开的范畴。

　　杞县政府不及时公开卡源事故有关信息，已经涉嫌违法。目前，当地警方已抓获了几名造谣者，对其中4人给予治安处罚，以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对其中一人刑事拘留。所有违法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杞县卡源事故中的造谣者如此，认为“不必公开”政府信息的有关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也当如此。

七月二十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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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二十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