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高原生物学，最初听说这门学科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神秘。1993年在青海，当时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所所长杜继曾给我介绍了他们研究的中心任务主要是三个方向：一是生态学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解决草场问题，以及草场上能承载多少牛羊，这对发展牧业，恢复草场，使草场进入良性循环有着重要意义；二是遗传育种。以现代分子生物学方法为基础理论，结合现在生物技术，包括细胞工程发展育种，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三是解决环境适应问题。当时的重点是解决高原低氧的问题。青藏高原海拔高，稀薄的空气给人体和生物、动物造成很大影响，而且常常给人带来一些疾病。

青藏公路两边

固石

青藏高原的石山

2009年这次进入高原，人们对高原的认识，除了对身体会有影响以外，开始更关注生态的变化。青藏铁路沿线的这些固沙的石头，不知是不是和青藏铁路一样，也是世界铁路史上的奇迹。网格治沙是中国的开创，而那网格是由草来“编织”的。而青藏铁路旁的网格，则是由石头所编就。

青藏高原的铁路，不能不让我们为人类征服自然的勇气所感叹。但是，对于一群在青藏高源上关注中国江源的人来说，我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在青藏铁路旁流淌的河流、水系上。

青藏铁路沿线的江河

这也是河

山还是绿色的，水却只有涓涓细流

不是故意挑的，而是一路看到的

本来我们今天应该先看到从唐古拉山下来约 10 多公里处，路边的“土门煤矿”，然后就是岗尼乡。那里有一条岔道从青藏铁路延伸至草原深处。“土门煤矿”是西藏最大的煤矿，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开采了。

据资料记载，西藏只有两处煤矿，一处是“土门煤矿”，位于安多县西北75公里处，海拔4800～5200米，总储量1495万吨，可利用储量555万吨。由于气候恶劣、交通不便、煤质量差、售价高、用户不欢迎等原因，已于1988年关闭。

可是我们沿着青藏铁路线走了两个多钟头后再打听时发现，我们车开的方向不是要去的岗尼乡，而是离安多不远了。没办法，只有再往回走。这对柴油本来就是大问题的我们来说，真不是什么好消息。

不过，记得1993年我第一次上青藏高原时，经常可以看见河道里的淘金者。如今，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西藏全面禁采砂金，今天我们所到之处的河流又重归了宁静。

我们一行四辆车，先是向安多方向开，然后又开向相反的方向。对于青藏高原来说，这不小的动静引起了警惕性很高的铁路公安的注意。虽然我们先是被他们叫停，细细盘查一番，然后给放了。可是车又开了没多久，就再次被叫停，并让我们把车开到他们指定的地方去。

已是中午时分，又回到了差不多是我们早上出发的地方。真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们被告之，要到安多县去开个准入证才能继续进江源无人区。因为新疆事件，这些地方的检查都变得更加严格。我们只好向他们介绍我们此行的目的，和我们正要面临的挑战。　

他们虽然看了我们带的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开的介绍信，但对我们的身份还是有所不解。我拿出了我写的书《绿镜头》。上面有我十年前拍的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的照片。我是想对比着过去拍的冰川寻找今天的江源。

当我把《绿镜头》一书和身份证拿给其中一位领导模样的检查官看时，原本很严肃的脸一下子有了表情。并说：是呀，你们做得事不简单。把身份证号码记下来，走吧。

真没有想到，本以为很复杂的问题，一本《绿镜头》就解决了。要不是我只带了一本，还要对比着在江源拍照，我就把这本书送给他们了。

高原的山

靠近江源

我们的车再次向江源开去时，真的看到了已经关张了的“土门煤矿”。青藏铁路通车后，一些专家最担心的是随之进入青藏高原的对资源大加开采队伍的进驻。我看到一些报道甚至说，沉睡的矿藏就要苏醒了。生态如此脆弱的青藏高原，经得起这样的苏醒吗？

开采过的青藏高原

雪山下的的开采

开采后

杨勇告诉我们，在高原上挖煤，除了对植被造成破坏以外，还有对地下水源的破坏。岗尼乡的人喝的水质本来就不好，再加上前些年的挖煤，使得地下水源系统遭到污染与破坏，这对人的健康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而且，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这个问题以后在青藏高原会越来越严重。

在这方面，媒体的报道应该起到引起更多人关注的作用，杨勇特别对我们当时在场的几家媒体说。

废弃

留下了过去

在前往江源的路上，杨勇接到沿海城市电视台的电话，希望我们能接上真正黄河、长江源头的水。今年中秋节的时候他们要举行一个活动，就是把黄河和长江的水倒入台湾的日月潭里。这让我们此次活动的内容又有了增加。

岗尼乡有离长江源最近的小学。这里的学生知道台湾吗？我们到了岗尼乡，走进了小学，走进了孩子们的教室。向这些江源的孩子提出：说说你们眼里的台湾。

长江源头，台湾，距离那么远，孩子们能知道吗？

江源的小学

台湾的小朋友你们好

台湾？.

江源的孩子们学过课文，日月潭几乎每个人都知道。谁知道台湾现在的领导人是谁，有一个女孩小声说：马什么九；还知道什么？台湾选举是举手，民主。这个问题出乎了我们的意料。问她怎么知道的。她说看电视。

江源和内地一样，媒体的作用在影响着孩子。在电视镜头前，孩子们跳着向海峡那边的孩子们问了好。不知这段录像在台湾放时，台湾的孩子们又会怎么想生活在长江源头的孩子们呢？

问候来自长江源

离开岗尼乡，我们就真的是要走进长江源无人区了。1998年，我随中国女子第一支长江源科学考察队进入长江源无人区时知道，上世纪80年代拍摄电视纪录片《话说长江》时，在无人区里只看到三户帐篷，那是夏季江源临时的住户。可1988年我们去时，每天都能在长江源无人区看到几顶帐篷，最近的一所固定住房，已经盖到了离长江源姜古迪如冰川3公里处的地方。不知这次，人多，对江源意味着什么？

江源的长住“人口”岩羊

城里人在江源

7月冰

领略高原的夏天

这就是我们前往江源的路上。有动物，有美景，也有我们这些正在过夏季的人对冰的世界的向往。

刚进江源

扎营

推车，在我们已经走过的路途中是常事。在长江源，这样的征程还会有多少？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天还没有黑的时候我们就扎营了。问了牧民，明天的路上有几道大河，怎么过，车能过吗？车要是过不去就要走。1998年，我们预计要开三天车的路程，只开了半天都不到，然后就是走了11天，走到各拉丹冬脚下的到姜古迪如冰川，然后又从长江源头姜古迪如冰川漂了13天，离开无人区，回到沱沱河大桥。

江源的月亮

江源的夜晚

望着江源如水的月亮，期待着早日见到冰川。

2、金沙江水电再遭炮轰 审计署曝光溪洛渡工程五大问题

来源：第一财经2009-07-21 章轲

http://finance.nfdaily.cn/content/2009-07/21/content_5393229.htm

压缩工期加大建设风险、隐瞒重大安全事故、近半数分项目未招标、移民资金拨付不及时、关联企业获取不当收益……

20日，审计署发布2009年第10号审计结果公告，公布了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工程（下称溪洛渡工程）第一阶段审计结果。这是继2005年该项目因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被原国家环保总局“炮轰”后，遭受到的来自另一家国务院权威部门的重拳。

溪洛渡工程是中国仅次于三峡的特大型工程，属世界第三大水电站，是中国长江三峡开发总公司（下称三峡总公司）在金沙江下游开发的4个大型水电站之一，也是国家实施“西电东送”的第一期工程，设计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

据公告称，审计署于2007年和2008年连续对三峡总公司投资建设的溪洛渡工程建设管理、移民安置等情况进行跟踪审计，到目前为止，第一阶段审计已经结束。

五大问题

公告列举了溪洛渡工程存在的五大问题：

压缩工期加大建设风险。公告称，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溪洛渡工程计划2002年初开始筹建，2008年11月金沙江截流。而实际2003年3月开始筹建，2007年11月完成金沙江截流。筹建工作较原计划推迟15个月，截流提前12个月，合计压缩工期27个月，加大了工程建设风险和难度，也增加了项目建设成本。统计45个对外交通建安工程，合同金额20.14亿元，因赶工期等原因导致大量变更，最终结算金额26.85亿元，变更率达33.32%。

隐瞒重大安全事故。溪洛渡工程对外交通工程2003年8月开始详勘，同年10月开工，由于勘察设计时间短，地质勘察不到位，发生F标大路梁子隧道突发瓦斯溢出并燃烧的重大安全事故，工程进口段停工34天。CBN记者查阅网络和相关资料，竟然发现，有关溪洛渡工程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消息从来没有对外披露过，相关政府部门公布的文件中也没有任何一处提及。

近半数分项目未招标。审计表明，溪洛渡工程2003年开始筹建，已签订各类合同金额38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152亿元，但三峡总公司至今尚未编制完成项目执行概算，导致建设中出现合同执行不严谨、工程造价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工程建设成本增加，部分单项工程超过可研估算。审计发现，溪洛渡工程应招标分项目464项，合同金额248.98亿元。实际执行中，未招标项目219项，占47.2%，合同金额16.79亿元，占6.74%。

移民资金拨付不及时。根据发展改革委批复的溪洛渡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规划，建设征地和移民安置补偿投资概算为77.8亿元。三峡总公司与四川、云南两省签订包干协议，分别为34.6亿元和43.2亿元。截至2008年8月底，两省累计收到三峡总公司拨付的移民资金20.74亿元，累计下拨14.17亿元，有14.41亿元移民资金因管理环节多，拨付不及时。此外，施工区移民安置尚未全部完成，云南省施工区甚至连移民安置实施规划都没有修编完成。

关联企业获取不当收益。审计发现一些关联企业收费偏高，履行职责不到位。如三峡总公司将溪洛渡工程的招标代理直接委托给下属关联企业三峡国际公司。根据三峡总公司内部招标代理收费标准，三峡国际公司收取代理费2571万元，超出国家收费标准1010万元。经对审计抽查的91个项目进行统计，由于招投标文件的编制和审查以及清标工作不到位，部分项目招标文件技术条款和商务条款描述歧义，导致投资增加5000多万元。

此外，溪洛渡工程建设投资已经超预算。今年6月24日，审计署发布的《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中披露，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实际完成投资累计超出合同金额10.97亿元。

问题之外

据公告称，针对审计发现问题，审计署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下达了审计决定书。

决定书要求三峡总公司，应尽快编制完成项目执行概算，加强对工程动态投资的有效控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工程价差测算、结算机制，完善投资控制管理体系，切实提高建设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工程建设管理，严格执行招投标法。严格执行合同约定，减少不合理支出。

审计署的公告介绍，三峡总公司及其相关单位高度重视审计提出的问题和意见，把落实整改与加强内部控制管理结合起来，进一步规范了工程计量和合同管理，纠正违规金额3600多万元。制定多项管理办法，调整机构、充实监理人员、明晰岗位职责、加强岗位知识和技术培训，完善了监理管理机制。对不合格施工企业及时清退，严格准入制度。

与此同时，四川、云南两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针对移民安置实施规划滞后和政策不够完善问题，积极研究妥善解决办法。云南省政府已责成省移民局对移民资金实施严格的限时拨付制度，加快移民安置进度。

据多次深入西南腹地调查水电建设和沿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环保人士汪永晨介绍，溪洛渡工程移民安置情况并不理想。

CBN记者注意到，在审计署的公告中，也明确要求“尽快完成移民安置实施规划，切实落实移民安置政策，完善相关措施，确保社会稳定。”

除了审计署列举的五大问题外，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也指出，金沙江有着最为丰富的珍稀、特有鱼类资源，筑坝将阻隔鱼类通道，水库淹没及施工占地也会破坏大量植被及动植物资源。

四川省科学技术顾问团顾问兼生态环境组组长、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则毫不客气地指出，水资源的开发热与水环境保护冷，是当前我国存在的一大问题。

联系溪洛渡工程等水电开发，陈国阶指出，西南地区几乎无河不修坝，无江不规划搞梯级。按这样下去，10年、20年或30年之后，长江、珠江、澜沧江、怒江、红水河等都将成为无数断节连接的阶梯，长江之水不再是天上来，而是“梯”上来，西南的天然河流将消失。

陈国阶认为，“这种状况是中国水资源保护潜伏着的最大危机，也是我国未来生态与环境灾难的潜在危险。”

3、“中华水塔”告急

来源：新浪财经2009年07月21日

http://finance.sina.com.cn/hy/20090721/10216507875.shtml

　　“我的家乡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被称为‘中华水塔’的‘三江源’。位于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河流的源头。可是你能想象吗？我们守着三江源头却没水喝，这是三江源人多大的悲哀啊！”

　　2009年5月31日，在北京泰禾红御别墅宴会厅，江河源感恩慈善协会与《经理人》博思会共同举办的“财富责任――江河源慈善感恩之夜”上，感恩协会秘书长热腾江才普俊活佛如是说。

　　三江源，沙化面积已经超过40%，其中约10%是裸露沙砾地，超过30%的半裸、半固定的沙地。草原缩小、草质下降，个别河流含有过量对人体有害的矿物质，畜牧业面临着重重困难和严峻的挑战。

　　早在2006年协会未成立之前，慈善协会罗松龙日会长与热腾江才普俊秘书长便发起“首届中国青海汽车摩托车狂欢节――骑行黄河源”，引发社会对母亲河源头环境保护的重视。2007年9月，两位活佛共同创建江河源感恩慈善协会，更是将拯救母亲河源头作为协会重任。本次晚会上，青年歌唱家、世界和谐大使刘媛媛献歌一曲《国家》，预祝三江源生态工程早日取得成功。

　　“可以说，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中国三大水系，源头污染的危害性远远大于下游污染。所以，2003年国家在三江源曲麻莱实施了退牧还草移民工程，这的确很有成效。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没有了草场的牧民，失去了谋生手段。如果不能解决牧民的生存问题，他们再次返回草原过度放牧，将会变成一场更严重的生态浩劫。三江源环境保护不在是简单的水源涵养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环保与生存体系建设。”

　　为此，热腾江才普俊秘书长与江河源感恩慈善协会，将携手中海集团、博爱医院、海盗船等企业共同开办各种免费技能培训班，帮助移民区的失业青年掌握信息化技术，利用互联网、传统媒体等各种平台，提高同外界沟通的能力；使移民区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提高牧民的生存能力，为保护母亲河源头奠定坚实的基础。

同时，江河源感恩慈善协会将通过更广泛的传播，让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关注“中华水塔”，关注三江源的可持续发展。

4、目前全国仍有近80％的县城未建污水处理厂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9年07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7/21/content_11744462.htm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近期通报了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2009年第一季度建设和运行情况。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设市城市、县及部分重点建制镇(以下简称“城镇”)共建成污水处理厂1590座，处理能力达9204万立方米/日。全国在建城镇污水处理项目1885个，设计能力约5517万立方米/日。目前，全国仍有约1/4的设市城市和近80％的县城未建成污水处理厂。

在国家不断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下，2009年第一季度新建成投运污水处理厂61座，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368万立方米，日处理能力增加了70万立方米；新开工项目61个，处理能力为112万立方米/日。截至2009年一季度，浙江、河南、山东、江苏、宁夏、贵州和新疆7个省(区)的设市城市都已建成污水处理厂。但目前全国仍有167个设市城市未建成污水处理厂。中部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相关省份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任务仍十分艰巨。县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全国有398个县建成434座污水处理厂。太湖流域、三峡库区等地区重点镇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不断加快。

据了解，当前我国污水处理厂建设和运行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是全国仍有约1/4的设市城市和近80％的县城未建成污水处理厂。二是有80座已投运一年以上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负荷率不足30％，其中，因季节性停运的约占20％；设计规模过于超前的约占5％，设施改造、检修约占5％。污水收集管网不配套，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三是有近12.5％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进水化学需氧量平均浓度低于150mg/L，污染物削减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四是本季度仍有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因工业废水超标排入，进水化学需氧量浓度超标，有的进水平均化学需氧量浓度超过3000mg/L，致使污水处理厂不能达标运行，也给设施运行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五是仍有近20％的城镇污水处理厂化验和报表不规范，或不具备基本化验能力，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检测。（记者刘晓星）

5、青海“电子警察”进驻企业 视频监督污染情况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07月2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7/21/content_11744286.htm

据《西海都市报》报道：目前，被称为环保“电子警察”的在线监测系统在青海52家企业落户，其中15家企业安装了视频。这为环保执法部门实时监控企业偷排、超标排污或水质发生严重污染提供了技术支持。

日前，在青海省环境保护厅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监控室，记者看到，安装了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和废水、废气排放的相关数据全部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屏幕上的企业环保设备的运行状态分别用不同颜色标示。

青海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建设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是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重要措施。当企业发生排污超标、治理设施非正常关停等事故时，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将自动识别事故类型，并及时发送报警信息，环保执法部门将以最快的速度纠正、制止和查处企业的违规行为。到2010年，全省计划给200家重点污染企业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投资约2亿元。（王春燕）

6、昆明滇池启动“生物治污”水葫芦有望变害为宝

来源：新华网 2009年7月21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20695

新华网云南频道7月21日电（记者伍晓阳、李倩）作为外来入侵植物为害甚重的“绿魔”——水葫芦如今可能变害为宝。记者从昆明市滇池管理局获悉，该局正在滇池进行水葫芦控制性种植，利用其吸收滇池污染物，并准备用收获的水葫芦制沼气和有机肥料。

在滇池南岸的白山湾，记者看到种苗区水葫芦长势很好，外围控制种植区的范围也已经圈定。昆明市滇管局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韩亚平介绍说，试验项目由市滇管局与江苏省农科院合作，计划控制种植１０００亩，由双方合作研究探索水葫芦资源化利用的模式。

“水葫芦在氮磷钾含量高的水中能够疯长，当水中营养物质含量降低，水葫芦生长速度也就降低了。”韩亚平告诉记者，目前滇池水体处于重度富营养化状态，因此科研人员准备利用水葫芦吸收滇池污染物。根据项目设计，１０００亩水葫芦进入成熟期后，每天可采收２００吨以上，全年有望从滇池水体中清除１２０吨氮、２０吨磷和２２０吨钾。

韩亚平介绍，此前利用水葫芦进行富营养化水体的生物防治措施未能广泛应用，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有效的资源化利用途径，而本项目中，水葫芦经机械采收，通过专有设备进行固液分离后，固体可制作有机肥，液体则通过发酵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或供农户使用，最后的沼渣也可以当作有机肥，沼液则能够满足１０００亩农田施肥需要。滇池流域农田中氮磷含量高，有机质含量较低，施用上述有机肥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状况。

“利用水葫芦治污已经有２０多年历史，但是对水葫芦的资源化利用仍然有待探索。”韩亚平表示，试验项目计划在今年１０月份建成，如果资源化利用的模式获得成功，将在滇池水域进行大规模推广。

7、规划环评将何去何从?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7-21 曹俊

http://www.cenews.com.cn/xwzx/fz/qt/200907/t20090721_619805.html

　　包存宽，副教授，同济大学环境管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领域为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城市规划等。

　　应引入政策环评预防决策失误

　　同济大学战略环评专家包存宽副教授认为，规划环评在我国正面临着“作为热点研究领域和热门话题，而理论研究进展缓慢和推进实施障碍重重”的窘境。

　　包存宽介绍说，中国当前实施的规划环评起源于国际上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战略环境评价，是针对规划层次开展的战略环评形式。他建议，中国战略环评实践亟须从规划环评扩展至全面的战略环评，从可持续发展的层面和角度全面审视政策和规划等宏观战略。

　　研究滞后与实践需求的矛盾在加大

　　据包存宽介绍，战略环评的理论与方法学在我国研究相对滞后。国内当前的规划环评实践多是从环境学科的单个学科领域开展的，缺少从战略学、政策学、规划学的本体理论出发研究规划环评。

　　据包存宽透露，《环评法》生效后，之前从事规划环评研究的科研机构和学者转向承担具体的规划环评项目，本来就已经滞后的理论与方法学研究相对于大力推进的实践需求，更显得“力不从心”。

　　包存宽认为，目前的规划环评仍然是一种被动式的评价，评价目的比较消极，对替代方案的考虑不充分，对规划方案的修改、完善功能也不明显，只能是确定其可能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并提出防治措施，却难以起到改善决策、预防环境问题产生的战略性作用。

　　包存宽建议，我国应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在各地大力推进规划环评的研究和实施。

　　规划环评应着眼于开发地区的环境承载力

　　包存宽认为，目前我国的规划环评过于依赖建设项目环评的框架和技术方法，普遍将规划环评看成是建设项目环评的原则、技术方法、工作程序与管理制度由建设项目层次向规划层次的扩展，这难以适应规划环评的战略性、宏观性、长期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与要求。

　　包存宽说，目前我国多基于环境标准(环境质量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等)开展规划环评，过于强调定量方法的使用与定量化的成果表达；在规划环评的开展中，也常常将已基本定稿的规划文本和图纸等作为研究对象。

　　包存宽建议，规划环评必须摆脱建设项目环评的框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水、气、声等的简单量化评价，而应该着眼于评价地区的环境承载力，从规划或决策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现状及其相互间的协调程度来进行综合评价。

　　亟须将战略环评由规划层次扩展至政策层次

　　目前，规划环评的过程往往忽视了与规划编制、决策过程的衔接、互动。包存宽说，现在我国的规划环评实质上是一种“决策后评价”，往往面向决策结果进行价值判断。

　　包存宽说，一个完整的决策链应该是“政策－规划－计划－项目”，即一个完整的战略环评体系至少应包括政策、计划和规划3个层次，且政策是这一决策链的龙头，属于决策链的核心和决策的主要形式。因此，政策环评也处于这一体系中的最高层。

　　由于我国《环评法》只规定了规划环评，包存宽担忧，现阶段将规划环评作为战略环评的唯一形式与综合决策的落脚点，但规划环评可能难以承担起“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效工具”之重任。

　　包存宽提出，许多环境问题不能也无法仅通过建设项目环评来解决，但可以通过规划环评来解决；规划环评同样也会面临许多无法也不可能解决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在更高的政策环评层次予以解决。

　　他认为，政策环评是真正意义上以主动积极态度对人类大规模开发活动进行预先评价，为领导决策提供更具前瞻性和科学性的依据。较之规划环评，政策环评更能从战略高度全面、系统地考虑和预防决定失误的环境问题。

　　包存宽说，相对于规划环评，政策环评的定位更高、范围更广，因此实施难度更大。

　　战略环评可以从灵活多样的非正式形式做起

　　包存宽认为，战略尤其是政策往往牵涉范围广、不确定性大，且制定过程通常也没有一个格式化的明确程序，现阶段如果过分强调战略环评的正式化和制度化，反而会难以操作和实行。他建议，战略环评可以从灵活多样的非正式形式做起，以适应政策和规划的多样性。

　　战略环评的非正式使用是指战略环评的原则和方法在正式的管理制度以外的使用。包存宽说，非正式的战略环评开展时间不仅局限于决策之前，在事前、事中和事后都可以进行；同时，战略环评的承担者并不限于专门机构，可以包括各种非专业主体，使战略环评真正成为决策部门、决策者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和行为；战略环评也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作用，可作为决策部门、决策者提高其决策科学性、可持续性的手段，而不限于规划的审批。

　　包存宽很形象地做了个比喻，正式的战略环评如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一角，非正式的战略环评则像海平面以下的冰山部分，也是量最大的部分。在社会中更能发挥作用的是广泛的非正式战略环评，而正式和非正式的战略环评之间也可以相互转化，如当前的规划环评是正式的战略环评，政策环评可暂时作为非正式的战略环评。

8、46亿元能否拯救祁连山生态危机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 2009-07-21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9-07/21/content_1125984.htm

雪线连年上升生态恶化严重 温总理连续3年持续关注

　　最近，一个长期、全面、科学的野外观测平台———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观测研究站正式在甘肃省玉门市揭牌，这标志着祁连山地区的冰川、积雪、气象、水文和生态环境将得到全面系统的检测研究。

　　近年来，祁连山冰川的大幅缩减和祁连山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态势，已严重威胁到河西走廊乃至我国西部地区的生态安全。记者近日从甘肃省政府有关部门获悉，该省已编制完成了《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总投资46.6亿元，目前正在争取国务院的批复实施。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参加甘肃团审议时，又强调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等问题，这已是温家宝总理连续3年在全国“两会”上牵挂祁连山的生态保护。

生态恶化

　　“整个祁连山地的现有雪线，比古雪线升高了500至800米。”这是甘肃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对祁连山冰川考察报告上的一段话。

　　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多年的监测表明，从1950年代以来，祁连山地的冰川大幅度缩减，东部冷龙岭年均后退16.8米，中部和西部的走廊南山年均后退3.3米，局部地区冰川的后退幅度每年达16米以上。

　　甘肃省气象局的一份最新资料表明，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个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冰川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至6.5米的速度上升，有些地区的雪线年均上升竟达12.5至22.5米。

　　有专家预测，如果再不采取大规模的治理，祁连山冰川或将在2050年左右基本消失。由于冰川缩减、地下水位下降等综合原因，祁连山区退化草地面积达到99.94万平方公顷，占全区草地总面积116.3万平方公顷的85.9%。

　　资料显示，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祁连山牧草产量下降了30.4%，牧草覆盖度下降了11.11%，牧草高度下降41.09%，畜均草地占有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2.25平方公顷减少到现在的0.6平方公顷。

　　伴随着生态的恶化，河西走廊的湿地也大幅度萎缩。以张掖市为例，这座城市历史上曾是“一湖山光，半城塔影，苇溪连片，古刹遍地”，境内水多湖广，湖面及沼泽约占全城面积的三分之一。但如今，张掖甘州区北郊的湿地已不足2.6万亩。

　　因湿地减少和破坏，祁连山保护区内一大批国家级保护动物及珍稀物种种群数量锐减，雪豹、藏雪鸡、白唇鹿、野驴、金雕等难觅踪迹，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

恶化之因

　　“河西走廊生态的恶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气候变化，这是自然变化，无法抗拒；另一个就是人为因素。”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王乃昂教授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表示。

　　甘肃省气象局的最新资料表明，近50年来，河西地区气温平均上升了1.4℃，幅度远高于北半球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近两千年来，人类活动对石羊河下游湖泊的影响量级，整个历史时期平均为28%，清代以来则高达88%以上。”王乃昂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河西走廊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及其反馈过程研究》得出这一结论。

　　在汉唐繁盛时期，河西走廊人口很少突破40万人，即使到明朝后期，河西三大流域人口也只有35万。而如今河西走廊的人口达到460万。

　　尽管近年来祁连山保护区继实施了封山育林、禁牧、退耕还林(草)、生态移民、天然林保护等多项保护工程。但由于区内目前还生活着大量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而且生活、生产用地与林区互相交错，保护起来难免损害居民的利益。

　　资金不足也严重影响了祁连山生态建设进度。据了解，祁连山高海拔区气候寒冷，前山区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造林成活率低，封山育林期限长，造一亩林的成本约为500元，封山育林成本为300元，封山育草成本200元。

　　实施天保工程以来，甘肃省加大了祁连山区的封山育林任务，但每年也只有1.3万公顷至2.6万公顷，造林补助费、封山育林补助都每亩只有几十元，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

　　祁连山保护区现有64万公顷林地，被纳入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有47万公顷，被纳入生态公益林补偿范围的有2万多公顷，尚有10几万公顷林地没有被列入国家林业重点工程。

　　祁连山保护区有关负责人表示，管理体制本身就缺乏对祁连山冰川和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长期协调管理机制之下，行业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各地各部门制定和执行的法规政策不统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不尽协调，导致祁连山生态环境治理各自为政、治理手段和方法单一、综合治理力度不够。

保护之道

　　“不是因为我生长在祁连山下，才呼吁保护它。而是因为祁连山生态实在是太重要了，保护祁连山生态刻不容缓。”全国政协委员、肃南县政协副主席杨新华每次在全国“两会”都讲“祁连山的故事”，一讲就是7年。

　　“祁连山的雪水汇成黑河，这条养育着河西走廊460万人口和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5万多人，其生态问题直接关系到数百万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杨新华说。

　　“国家实施的退牧还草、退耕还林工程对于缓解祁连山生态恶化状况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续政策还需加以完善。”杨新华说。

　　地处祁连山山脚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长安国锋认为，应参照国家已实施的京津风沙源重点治理工程模式，把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作为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将青海、甘肃两省9个市23个县(市、区)总面积15.37万平方公里纳入工程建设实施范围，由国家牵头制定总体规划。

　　“将甘肃省祁连山区的肃南县和天祝县的一部分列为试验示范县，鼓励支持其在加强生态用地管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经营、创新保护与建设机制方面探索新的路子。”安国锋说。

　　河西走廊生态恢复问题十分复杂，需要多方面的长期努力，比如保护祁连山的水土涵养林、防沙治沙、生态移民。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王乃昂教授认为，生态移民必须做，但不应该是主要措施。发展特色产业、加快城市化进程是解决河西走廊“三农”问题和节约用水的根本出路。

　　“从水的角度来说，需要‘开源’和‘节流’并举。”王乃昂说，调水是最直接的方法，不妨引黄河的水缓解河西走廊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危机。甘肃省气象局提出开展“祁连山人工增雨雪”工程项目，根据测算，项目实施后每年可增加降水3.7至7.4亿立方米。

　　去年9月，国家林业局组织调研组在甘肃、青海两省对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甘肃省向国家发改委建议按照国家林业局调研报告意见，或将甘肃、青海两省祁连山生态保护与建设作为一个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编制规划批复实施。

　　据悉，甘肃省先后组织编制了《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和《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近期，甘肃省修改完善了总投资为46.6亿元的《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已报送国务院批复实施。

甘肃省先后组织编制了《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建议书》和《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近期，甘肃省修改完善了总投资为46.6亿元的《祁连山冰川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已报送国务院批复实施。

9、南水北调进退维谷

来源：《商务周刊》2009年07月21日　王强

http://finance.jrj.com.cn/2009/07/2114095568275.shtml

　　南水北调推迟5年通水的消息一出，即刻吸引了境内外目光。一个投资以千亿计的庞大跨流域调水工程，在总干渠各段工程开工8年后，居然发现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工程建设实际进一步深入论证。这一现状令当初的决策陷入历史的尴尬

　　过去4年里，汉江干流与支流丹江汇合处下游约800米处的丹江口大坝加高工地上，巨大的塔吊如森林般矗立，不断有塔吊吊起巨大的混凝土罐，把几吨重的混凝土倒进加高仓位。

　　过几天，汉江的汛期就要到了。6月18日，工地传来消息，混凝土坝段坝顶已全线贯通，这标志着丹江口水库混凝土坝实现全线混凝土浇筑到设计高程176.6米。

　　在建筑工人们的眼中，4年时间，大坝长高了5层楼。

　　作为南水北调中线的控制性工程，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工程开工于2005年9月。建成于1973年的丹江口水库，一直承担着汉江中下游的防洪任务，初期建设规模为正常蓄水位157米。按照规划，此次加高工程是在原来老坝体基础上培厚加高，先培厚至162米到坝顶然后再加高至176．6米，正常蓄水位将从157米提高至170米，库容从174.5亿立方米增加到290.5亿立方米。

　　过去几年里，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一直以2010年实现通水为建设目标，工程的建设进度并没有因为南水北调项目不休的争议而中断。现在看来，加高工程即将完工，但未来4年内却不能发挥作用，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全线通水时间被推迟至2014年。

　　就在外界纷纷猜测中线被推迟5年的背后原因时，有媒体又爆出消息称，2009年度南水北调西线工程5000万元的研究经费被停发。外界因此纷纷猜测西线是不是要被搁置。

　　过去几十年里，围绕着南水北调尤其是西线出现了无数充满激情和浪漫主义色彩的方案，无数的水利专家、社会学者、经济学家和民间人士参与进来，争吵不休。

　　而在争吵不断和远未取得共识时，东线和中线工程主干渠工程在2003年紧急上马，随后，西线的规划者们也呼吁加快步伐，尽早开工建设西线工程。

　　外界分析认为，从目前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看，南水北调这种需要超慎重决策的巨型工程，当初似乎犯了“大跃进”的失误。

　　被推迟的中线

　　5月中旬，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向外界公布，由于“部分工程项目需进一步论证优化”、“移民及土地征迁工作需进一步落实”、“工程整体投资有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决策”等三个原因，该工程将比原计划推迟5年完工。

　　根据国务院2002年批准的《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中线一期工程将于2010年通水。

　　南水北调办公室的新计划是，东线一期工程建设目标为2013年通水，主要向江苏和山东两省供水；中线一期工程建设目标为2013年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通水，届时长江之水可调入北京。

　　其实，早在2008年10月31日，国务院南水北调建设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就将工期明确为“2013年主体工程完工，2014年汛后通水”。此前10天，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此时距2002年南水北调中线、东线正式开工已经过去了7年。

　　据悉，这份可研报告与当年的总体规划相比，在工期、总投资、环保、移民等方面都有较大调整。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主任张基尧在接受央视采访时称，中线通水时间推迟，主要是影响工程建设的许多经济社会因素发生了变化，“由于国家政策调整、物价上涨以及南水北调投资结构变化，工程整体投资有较大增加，需要中央研究决策”。

　　根据最初的预算，中线和东线加起来的总预算是2000亿元，而最新的规划则增加了整整500亿元，仅中线工程就需要追加将近400亿元的投资。

　　南水北调办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称，工程投资额的调整方案虽然获得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建委会研究批准，但还需要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协商解决。这么大的追加投资，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配，也是个很大的难题。

　　根据张基尧的说法，移民难度大是投资放大、工期推迟的一个主要原因。整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需要移民33万，多分布于河南和湖北两省。

　　“不推迟才怪呢！丹江口大坝加高工程虽然基本完工，但库区的老百姓还没搬迁出来。”沈晓鲤说，沈是湖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一直关注和研究南水北调工程对湖北省汉江流域的生态影响。

　　《商务周刊》也从湖北省方面获悉，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丹江口库区移民搬迁安置工作年内才能全面启动，根据规划，湖北省需要搬迁安置18万人。

　　6月14日，湖北省政府召开丹江口库区移民实施规划工作会议，省政府会同长江水利委员会编制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湖北省丹江口水库建设征地移民安置实施规划工作大纲》，对全面启动移民搬迁安置工作进行了部署。根据该大纲，2008年11月，湖北省启动库区移民搬迁安置试点工作，试点外迁安置移民1.2万人，计划2009年9月底完成。2010年，湖北省将完成5万人的出县外迁安置任务，2011年完成3万人的出县外迁安置任务，2012年完成8.7万人的搬迁。

　　而河南省也是在去年底才刚刚启动移民试点工作，未来4年多时间里，该省需要搬迁安置15万移民。

　　“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下，整体拆迁的工作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我们一些政策的滞后和移民群众新的诉求，增加了整体移民的难度。”张基尧说。

　　对于南水北调如此巨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在总干渠各段工程已经开工8年后出现这样的事情，似乎多少显得尴尬。

　　背后的生态压力

　　在沈晓鲤看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被推迟，虽然给出了官方的解释，但显然回避了更为关键的环境和生态因素。

　　事实上，去年12月5日湖北省人大召开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湖北省汉江流域生态环境影响汇报会上，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芳玉就透露，为防止南水北调工程可能出现的生态环境风险，中线调水工程将比原计划推迟4年完工。

　　“对湖北省来说，这（生态环境风险）可能才是工程推迟的最重要因素。”湖北省水利厅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官员对《商务周刊》称。

　　在上述汇报会上，有关部门认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给湖北省汉江流域生态环境带来深远影响：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将减少26％，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工作难度将加大；水资源利用成本将普遍增加；生物多样性下降；丹江口库区土地资源将进一步减少，地质灾害发生频率增加；同时汉江中下游航运也将受到较大影响。

　　沈晓鲤作为主要负责人，曾用两年时间调研和撰写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汉江中下游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上报了国家南水北调办公室。该报告明确指出了调水对汉江造成的四点影响：

　　一是汉江流量减少，水位降低，水资源利用成本增加。调水后，汉江沿江涵闸、泵站取水保证率将降低20％—30％；

　　二是环境容量减少，水体稀释自净能力降低，控制污染的难度增加。汉江中下游水环境容量减少23％左右，水体自身对污染物的降解能力降低；

　　三是航运条件好的中水位历时大幅度减少，航运保证率降低，成本增加。根据测算航运条件好的800—1800立方米/秒的流量将由平均每年出现8个月左右下降到3个月左右；

　　四是合适的鱼类越冬场、肥育场所面积减少，水温降低，不适合鱼类生存的因素增加。

　　据此，湖北方面提出了引江济汉、兴隆水电枢纽工程、航道整治和闸站改造四项治理工程，希望把四项治理工程纳入南水北调总规划，并要求生态补偿。

　　负责南水北调总规划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同意把四项治理工程纳入南水北调总规划，但在具体的生态补偿数额方面双方出现严重分歧。

　　沈晓鲤告诉《商务周刊》，根据测算，湖北省提出了21亿多元的生态补偿金要求，用于修建汉江中下游污水处理厂等项目，但多次与长江委沟通后，长江委并不同意这一数额，在最终的《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总体规划》里，这一数额被压缩为4.39亿元。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湖北省四项治理工程在2006年就上报了国家发改委，但由于资金难以到位，目前只有兴隆水电枢纽工程今年年初刚刚开工，关系到未来丹江口水源地有水可调的引江济汉（引长江水到汉江）工程和航道整治、闸站改造何时开工未有音信。

　　由于职业原因，沈晓鲤注意到，目前，丹江口每年的入库水量在减少。一组公开的数据显示，近年来丹江口水库上游降水比往年平均减少15％。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规划》中，丹江口水库平均入库量388亿立方米，现在却减少了92亿立方米。他担忧，随着汉江上中游工农业用水的继续增加，南水北调中线的可调水量必将减少。

　　“所以，四大治理工程对于中线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沈晓鲤说。

　　西线被搁置了吗？

　　最近，已经退休赋闲在家的鲁家果也注意到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被推迟的消息，同时，另一则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消息更引起了他的关注。鲁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两次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建议暂缓西线工程。

　　2009年5月24日，国内有媒体报道，2009年度南水北调工程5000万元的研究经费被停发，负责西线工程的前期勘测、规划、调研以及技术攻关等工作的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至今未收到这笔经费。

　　“这或许说明中央决策层对于西线工程的态度有所变化。”鲁家果称。他还注意到，文章中点到了他的名字，但显然，鲁家果对于报道中的说法不满。该报道通过采访鲁的同事——目前也已退休的向传三后认为，鲁家果当初上书反对西线工程背后有地方政府和长江上游某些水电企业集团的支持。

　　本刊记者近日在采访向传三时，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向传三曾是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本世纪初开始研究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对于藏区的影响，并曾经给甘孜州做过南水北调西线对该州经济发展影响的课题。

　　“我想，中央不会简单地因为几个专家的反对声音而把已经努力了几十年的西线工程叫停。”向传三说。在几乎所有四川专家学者都反对南水北调西线的过程中，向传三始终支持西线的上马。

　　向传三所说的专家们，包括鲁家果，还包括四川省几十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科学院钱正英、潘家铮和沈国舫三位院士。

　　2001年，水利部审核通过了黄河水利委员会提交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这个构想是打造一条海拔3500米的人工隧道天河工程，每年从通天河、雅砻江、大渡河等调水170亿立方米到黄河。按照规划，西线将在2007年开始初步设计，一期工程在2010年前后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2015年完工。

　　鲁家果称，直到2004年，四川省内的专家学者们才看到《南水北调西线工程规划纲要》。鲁注意到，在纲要上签字的70多位专家中，四川省只有省水利厅的一位官员，其他多为水利部内的专家。

　　“这显然不符合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鲁家果说，规划纲要里关于调水量和投资额、对长江上游的生态影响、地质条件等的论述存在严重问题。

　　于是在2004年和2006年，鲁家果两次上书温家宝，并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的《科技导报》上发表了《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决策要慎重》一文，他从调水量、调水对长江源头及上游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影响、西线工程面临的地质情况、西线工程经济合理性以及决策过程中的科学性与民主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西线工程建设规模和难度都是当今世界之最。它关系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调整和治理，涉及生态、经济、社会等一系列问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反复论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做出科学决策。”他建议，目前在工程可行性、经济合理性、可持续发展及工程面临的风险等方面，还需要慎重研究，不可仓促定案。

　　鲁家果上书后，遂引起了民间和学界对西线的热烈争议。从2004年开始，四川省内50多位专家学者耗时两年，于2006年8月出版了一本名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的著作，这些专家学者中除了鲁家果，还有四川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林凌、地质学家刘宝院士。该书从多个方面就西线工程对于四川和长江上游的影响提出了质疑。

　　随后，一篇名为《南水北调抽血四川，保卫长江保卫水源》的帖子出现在四川新闻网麻辣社区，引起了四川民间的狂热跟帖。

　　就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备忘录》推出一个月后，三位中国水利和水资源界的泰斗级人物——钱正英院士、潘家铮院士和沈国舫院士，以中国工程院的名义，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南水北调西线前期工作的建议》。

　　《建议》认为，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决策宜十分慎重，需要在充分论证比较和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把主要问题基本查清、落实、解决，提出可行性报告，并尽量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后再启动，才较为稳妥”。

　　三位院士都是国内科学界重量级人物，钱正英院士曾任水利部部长，也是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潘家铮是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双院士，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也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鲁家果认为，可以肯定的是，专家们一系列的建议引起了高层决策者的重视，针对鲁家果的两次上书，温家宝两次向水利部做出批示，对于鲁家果的意见，要予以重视。

　　但向传三并不认为中央会放弃西线，更不认为鲁家果所质疑的有道理。2003年，他主持了一个“南水北调对四川发展影响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由其执笔、发表于2005年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可调水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答林凌同志兼与鲁家果先生商榷》一文认为，170亿立方米的调水量不会毁了西南，而鲁家果关于调水量的数据存在弄虚作假的嫌疑，长江江源区的水资源足够有承载能力。

　　林凌教授是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曾两次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与鲁家果等持相似观点。记者试图采访他的时候，这位德高望重的区域经济学家正患病住院。与向传三住在一个大院但已经很少往来的鲁家果认为，对于西线持质疑态度的学者们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他们也并不反对调水，而是希望在这么大工程上决策者要慎之又慎。

　　鲁家果告诉《商务周刊》，四川专家学者们纷纷提出建议后，水利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几次派人来四川做工作，与地方政府和学界接触，希望平复四川的反对声音，尽早上马西线工程。

　　比工程还复杂的工程

　　中国北方日益干旱的气候和庞大的工农业需求对于水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过去几十年里乃至更长的时间段里，中国一直希望借助跨流域调水这种超大工程项目一劳永逸解决这种压力。令世界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构想就此逐步成为现实。

　　但如此大规模的调水工程世界鲜见，工程的决策、规划和管理等也没有经验可循，的确是个巨大的挑战。

　　“现在来看，最初的开工决策确实有些仓促。”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专家说，起码南水北调工程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审议程序，而水利部也仅是就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工作向全国人大某些专门委员会做过汇报。相比之下，三峡工程尽管也争议很大，但其议案当初毕竟是通过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

　　南水北调中线和东线开工前，原水利部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杨振怀就公开表示，南水北调这么大型的工程涉及国家战略全局，有必要经全国人大审查、批准。

　　2002年，国务院批复了《南水北调总体规划》，随即东线和中线的一期工程就被快马加鞭式的鼓动开工，原因一是北方干旱和缺水状况已十分紧迫，其二也是考虑保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用水。

　　2002年12月，东线一期工程率先开工，2003年年底，中线工程一期工程也开始了单个项目建设。而此时，整体项目建议书和可研总报告还不知道在哪里。直到2008年10月21日，中央才批准了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总报告。

　　对此，有关部门总结，南水北调采取的是一种创新性的建设办法，即先制订“总体设计方案”，然后在此基础上做单项工程的规划设计，使建设周期较长、作用关键的控制性工程陆续开工，与此同时完成整个工程的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

　　“但恰恰是这样一种所谓创新性的建设办法，由于工程先行，造成了前期的可行性研究滞后，使得目前不得不做出如此大规模调整。”上述专家称，南水北调这样的大型工程虽然难以做到规划上的准确无误，但起码在总投资、工期等方面不应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2004年，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陈雷在水利部2004年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从总体上讲，当前南水北调工程前期工作还不能满足单项工程开工建设的要求。但此时，中线一期工程已经开工一年多了。

　　鲁家果更强调，西线调水牵涉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广大人民的利益，从勘察设计、制订规划到宏观决策，除中央的统筹协调外，应有黄河、长江水利委员会以及有关省、市、自治区参加。但这一工程的勘察、设计、规划全由黄河水利委员会筹划，长江水利委员会及长江中上游有关省市均未参与。

　　一位接近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人士也承认，西线的前期勘察、设计、规划过程中，确实表现出了从工程到工程的传统思维，在与相关利益方的协调沟通、听取各方声音以及对环境生态的影响解决方案方面，缺乏投入和完整思路。他就此曾对黄委会有所建议，但似乎并未得到重视。

“围绕南水北调工程，多数所谓反对派并不是否认其必要性。”鲁家果说：“我们只是希望决策者在类似重大项目的决策上谨慎万分，只有在科学的论证、民主参与和细致的方案比选基础上，才能考虑何时上马。”

10、政府信息公开理念逐步成长从"打太极"到"全公开"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07月2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93790.html

　　从非典疫情到汶川地震，我国各级政府的信息公开意识有了长足进步，而这段时间正是广州、上海等地政府开展信息公开地方立法的活跃期　 2003年初，中国首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立法《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实施，当时广州及我国其他一些地区已出现非典疫情；2008年5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不到两周，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

　　《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起草者、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恒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两部法规刚刚出台就都面临重大突发事件的“大考”，而政府的反应和举措却并不相同，折射了在立法的持续推动下，政府信息公开理念正在发生转变。

　　非典疫情“打太极”，地震灾情全公开

　　2003年1月1日，《广州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信息公开的地方规章。“政府法制部门、法学界对这个规章寄予厚望”，刘恒说。

　　2003年初，广州已出现非典疑似病例，但政府相关部门并未及时公布。当年1月底，加拿大温哥华的媒体给刘恒打来电话，询问广州市有没有很好地实施信息公开规定，广州每天到底有多少非典疑似病例。面对外媒的提问，刘恒回忆道，“当时的情况基本是被捂住的，我只好‘打太极拳’说，规定刚刚生效，人们还不太熟悉，政府如何应对也有个过程，我们需要一定的耐心。”

　　直到2003年4月之后，非典疫情的信息公开的情况才比较顺畅。但刘恒分析说：“虽然非典疫情的信息得以公开，但这并不是广州市规定的功劳，而是靠传统行政手段推动的。事后来看，当时广州市规定刚刚出台，政府的确还不具备主动公开的观念；此外，广州市规定的效力等级比较低，难以在这起涉及全国的重大事件中起到主导作用。”

　　2008年5月1日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出台。11天后，四川发生了汶川特大地震。“大地震中信息公开的情况，跟5年前的非典完全不一样。我们对灾情信息的及时披露，极大地支持了救灾工作开展；我们在救灾中表现出的积极形象，在国内外得分很高。反过来说，如果没有2003年非典疫情在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教训，恐怕这次的应对不会这么从容主动”，刘恒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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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当心要了河流的命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7-21李松梧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07/t20090721_619803.html

　　近年来，一些山丘地区引河水发电的现象逐年增多，特别在西南地区，凡水量较为丰沛的河流，几乎每条河都建起了引水式电站。按说，只要引水有度，符合环保要求，引河水发电是一件好事。可现实情况是，有相当一部分引水式电站的引水是过度的。所谓过度，是指无视河流的生态和环境用水，将河水全部截引于人工隧道或引水渠发电。这样一来，除汛期外，河流变成了标准的干河。

　　当河流变成干河的时候，以下两种后果可能就会随之出现。

　　首先是水文功能的丧失。河流是水文循环过程中液态水在陆地表面流动的主要通道。河流的输水作用能把地面短期积水及时排掉，并在不降水时汇集源头和两岸的地下水，使河道中保持一定的径流量，也使不同地区间的水量得以调剂。如果河道出现干涸，那么河道的水文循环和输水作用就名存实亡，随之出现的后果是:两岸旱情加重，地下水位下降。

　　河道干涸，预示着为两岸地表和地下提供水源的流动水线被切断，使那些引河水浇灌农田的设施、引河水为工业服务的设施以及引河水满足人畜饮用的设施成为摆设。与此同时，地下水位下降，地下水位越低，旱情越严重，遭殃的首先是两岸的农村老百姓。河湾变成河滩，河道因垦殖而变窄，过洪能力降低。河道干涸，使富有生气的河湾变成了死气沉沉的河滩，紧跟而来的就是河滩的开发，例如河滩造地、河滩养殖等，而河滩开发的直接后果则是河道变窄。河道变窄又使汛期过洪能力降低，以致出现小洪水高水位的状况。

　　其次是生态功能丧失。河流是涵养和支撑地表许多生态系统的重要因素。在输送淡水和泥沙的同时，河流也运送由于雨水冲刷而带入河中的各种生物质和矿物盐类，为河流内以至流域内的生物提供营养物质，并以各种形态为它们提供栖息地，使河流成为多种生态系统生存和演化的基本保证。这不仅包括河流和相关湖泊沼泽的水生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也包括河流所在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等。

　　而河道干涸，实际是关闭了为河道及流域提供各种物质和矿物盐类的通道，切断了为河道和流域内多种生物输送养分的供给线，破坏了与河流有关的多种生态系统的生存和演化基础。这样的后果只能是:大量与河流相关的生物消失，生物多样性水平大大降低，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基本功能丧失，生态环境呈现恶化状态。

　　水文功能和生态功能是河流自然功能(也称环境功能)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部分。人们之所以常说河流是有灵性、有生命的，就是因为河水是流动的，水体和生物多样性是共生共存的；就是因为河流具有水文功能和生态功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河流的水文功能和生态功能是河流的命，也就是说，过度引水而使河流变干河，等于是要了河流的命。

12、关系千家万户 水价成本应向社会公开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07-21金卯刀杨国栋

http://news.h2o-china.com/interview/expert/817621248137715_1.shtml

“不能因为有些人喝不起水，就不提高水价。”7月16日上午，在一场“解读水价问题”的小型论坛上，有专家语出惊人。专家们认为，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水价处在中下水平，“低水价是资助了高收入者，而不是资助了低收入者。”

专家这番雷人之语让人听起来咋就那么冷酷？又那么刺耳？诚如论坛上有专家所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随着老百姓兜里的钱越来越多，对更高品质生活的追求是必然的。供水企业必须去满足这一部分需求，这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满足这一部分人高品质生活需求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在同一座城市里，还生活着大量的低保户等弱势群体。

谁都清楚，自来水作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有着刚性的需求，即使价格再高，居民也还得用。因此，自来水不同于普通商品，还存在着一定的公共品属性，难道让水成为极少数人才能喝得起的奢侈品，专家才高兴？岂能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人的高品质生活需求，而忽视甚至侵害公众权益，甚至不管低收入弱势群体喝得起水或喝不起水呢？如果真有老百姓喝不起水了，那我们还能构建起和谐社会，还有和谐、稳定的社会吗？

专家语出惊人，其目的再清楚不过。就是为助推新一轮自来水价格上调制造舆论攻势。实际上，即使是专家不讲，绝大多数民众对合理的水价调整也能够给予理解。毕竟适当的水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场供求规律，可以进一步促进全社会节约用水。

一些专家居然说什么，“不能因为这部分人(低保户)喝不起水，就让所有的人都享受不到好的供水服务，这实际上不符合历史的潮流。”照这些专家看来，人们享受不到好的供水服务，竟然是低保户的错，是低保户们影响、阻碍了部分人的高品质生活。其逻辑何其荒谬！

如果提高水价只是为了唤起公众节约用水的意识，那大可按用水量制定价格等级，对用水较多的家庭提高收费标准，对用水不多的低收入家庭则可适当减收。这样既不会影响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也达到了提高水价、鼓励市民节约用水的目的。

水价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不能仅由供水企业说了算。水企亏损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削减不合理成本，而不是把负担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水价的成本也应当向公众公开，否则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容易引发公众的质疑。

13、保护水资源，靠收税还是靠治污？

来源：东方早报2009年07月21日

http://news.ifeng.com/opinion/society/200907/0721_6439_1259838.shtml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目前从政策环境、技术条件等各方面看，开征水资源税的时机已经成熟。不少专家表示，将水资源纳入资源税征收范围，可以通过价格杠杆促进水资源的节约、保护和合理利用。（7月20日《中国经济周刊》）

看来，水价高升已是箭在弦上。当然，对水资源征税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节水，以价格痛感制约生产生活中的水浪费。

谈到水，有两个现状需要正视:一是我国年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每年8549立方米）的1/4；二是我国水资源面临的最大敌人是污染，譬如2008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报告中指出，88.4%的入海排污口超标排放。简单说，水少、污染重，是我们面临的水情。

无度用水固然不对，但是，我国水资源上最大的问题，也许并不是浪费，而是污染，这是被无数经验事实证明了的。即便提高N倍水资源税，用水者也很注意节俭，然而，却将工业污水肆意排放，一管水染黑了一条河，这样的话，靠经济杠杆节水的意义显然聊胜于无。这样的例子并不少，前不久，海口水务局某副局长谈污染问题时说，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这话被批得体无完肤，但平心静气想想，熟谙水务工作的官员说出这番话，难道不正是对局部的实情的反映吗？

我一直有个疑问:除了正常生存消耗之外，我国水资源究竟是被污染掉的多还是被浪费掉的多？这个问题搞不明白，水资源税的征收，很可能是扬汤止沸。

在没有保护好水资源的前提下，奢谈节约，只能是杯水车薪，钱是收了，却解决不了核心问题。因此，征收水资源税应当是一个契机，提醒相关部门对水资源保护拿出干货与硬招来。无污染、少污染，节水才有意义。江苏南通宋桂芳

14、水价不应成为埋单水污染的冤大头

来源：红网 2009-07-21

http://finance.huanqiu.com/articles/2009-07/521928.html

　　全国政协委员、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面对我国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我国已经确定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谈到水价改革，他表示，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3月9日《京华时报》）

　　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北方部分流域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加剧，甚至水资源相对丰沛的南方地区也出现了区域性或流域性缺水现象。面对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水土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布局不相匹配的基本水情，节水既重要也迫切。如何节水，从可操作的角度来看，一靠技术，二靠价格。技术上的事情，如果相关部门出面主导，少不了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如果用“价格杠杆”来纾解问题，也能达到节水效果，且会获得很大一笔相对收益。

　　当然，这属于“小人之心”。然而，单单就“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而言，这自然很符合市场法则：既然是缺水城市，水资源更是稀缺，供求决定价格，用得越多支付得越多，很合规律。但是，从政策主旨来说，高额累进加价带有明显的惩罚性与规制性意味，是制衡“多用”与“浪费”的制度安排。何为多用，何为少用，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水资源丰沛的时候，一水一用算正常；短缺的时候，一水N用也不能算节约。尤其对居民用水而言，高额累进的“额度”若不能确定好，很可能对弱势群体基本生活带来一定的负担。

　　从另一层面而言，缺水城市水价要高额累进加价，那么，不缺水城市水价要不要变化？须知“缺水城市”之所以缺水，并不是居民用水浪费所致。一者，我国地域广阔，水资源先天不平衡，很多城市历史上就是缺水城市，作为国家层面的水资源，理应合理调剂，不宜各自为政，有水喝水，没水就“高额累进”（当然，成本性高价另当别论）；二者，不少缺水城市恰恰是因为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意识淡薄，不考虑水资源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盲目发展，甚至以过度消耗水资源、牺牲水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结果是单位产品或服务的耗用水量高，污水排放量高，用水效率和效益低。这个时候，要求居民用水也高额累进加价，显然有转嫁责任之嫌。

　　以公众的视角所见，水资源浪费其实有限，问题的关键是越来越多的可用水变成“五彩斑斓”的污水。换言之，水污染甚于水浪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最近发生的轰动全国的“盐城水污染事件”不是最好的例证吗？居民浪费之水，比之于明晃晃的化工污染水源，显然是小巫见大巫。这当然不是说浪费有理，而是明确一个起码的逻辑：推进水价高额累进，前提是保护好有限而稀缺的水资源。不能一边高额累进收水费，一边污染不断——然后加剧的水资源紧张再加剧水价高额累进的数字。

　　有一篇叫做《节水意识》的小说，说的是某小区加强用水管理，技术到位，水价市场化。但大家纷纷交流节水秘诀，譬如“把水龙头关到最小”，之后又有“好消息”传来，说“刚建的公厕有自来水龙头”，于是公厕门前成为最热闹的地方。水价也好，技术也罢，人类的“智慧”总会突破这些节律——由此而言，先行于水价高额累进的，不仅应该有完善的水资源保护机制，还应包括节水意识的引导与确立。

15、杞人不忧天，而忧信息不公开

来源：东北新闻网2009年07月21日　舒圣祥

http://env.people.com.cn/GB/9694602.html

　　7月13日、14日，有媒体报道了网上热传的河南开封杞县一辐照厂“钴60被传泄漏事件”，后经核实确认并没有发生泄漏，而仅是发生“卡源”故障。环保部亦发布通告，确认当地环境未发现辐射污染现象。但在当地，17日出现了大量群众奔向周边县市“避难”的现象，汽车、拖拉机、等各种车辆堵满了道路。大量群众外出，引起当地政府重视，开封警方宣布已经“抓获杞县钴60事件5名造谣者”，其中一名曾经转帖虚假消息的网友被拘留。(7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有媒体在报道杞县民众大量外迁事件时，不无风趣地称之为“现代版的杞人忧天”，意思当然是指责杞县民众太过轻信谣言。可是，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我们身临其境，在环保部已经公布“河南杞县利民辐照厂的辐照装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情况下，会认为宁可信其有的保命谨慎，是纯粹的愚蠢行为?谁能体会到，杞县的老少爷们、妇女儿童冒着近40度高温仓惶往外逃时候的恐惧与无助?除了四处相传的谣言，他们根本听不到政府的声音，更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外逃只是在信息封锁情况下，苦涩而谨慎的理性选择而已。

　　和所有的谣言事件一样，当地政府坚称这是个别“别有用心的人”的谣言惑众。因此，处置事件时首先想到的，除了“澄清谣言”之外，就是抓捕“别有用心的人”。暂时无法知道这5名“造谣者”都做了些什么，不过从其中一名仅仅只是转帖来看，我们实在看不出他们的“别有用心”所在。他们究竟是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恶劣分子，还是“公开运用自己猜测理性”的普通民众?

　　据悉，“卡源”故障6月7日就已经发生，政府部门非但没有及时向社会公布情况安抚民众情绪，相反，就在群众大量外迁的前几天，面对来访的记者，杞县相关领导对此事的态度仍然是三不政策：不通报情况，不接受采访，不允许报道。直到17日当天，群众从中午1点左右开始逃离，下午3点杞县县委、县政府才开始开会研究部署措施，下午5时许，才开始通过各种手段“澄清谣言”。

　　有一句流行语叫“谣言止于智者”，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信息公开。唯有政府信息公开，智者才有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所谓“封锁消息是为了防止社会恐慌”，实际只会加重民众的恐慌情绪。正是因为官方的信息封锁，真相无法大白，谣言才有了四起的空间——首先是官方伤害公众知情权的主动“别有用心”，然后才是公众进行理性猜测的被迫的“别有用心”。

　　假若政府部门执意不肯公布与公民生命安全直接相关的重大信息，那么公众当然拥有“公开运用自己猜测理性”的权利。因此，这在根本上不是一起谣言惑众事件，而是一起人为封锁公开信息，违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责任事故。应该受到责任追究的，不是“公开运用自己猜测理性”的普通民众，而应该是“别有用心”的政府官员。谣言固然可怕，然而更为可怕的，却是作为谣言源头活水之“封锁消息防恐慌”的传统愚民思维。

七月二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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