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汇总：（编辑：丽英）

　　在有关长江上游水电开发与珍稀特有鱼类保护的争议中，“三条鱼”的说法颇为著名：“不就‘三条鱼’嘛！”言外之意是呼吁保护的人小题大做。翁立达忧虑地表示，白鲟、达氏鲟、胭脂鱼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的重点，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已对这“三条鱼”不抱什么大希望。“关键是长江上游有那么多特有鱼类，怎样尽可能把它们保留住！”

　　生境消失是致命损害

　　“叠加效应”、“生境消失”，谈到水电开发对鱼类资源的影响时，专家学者、环保人士口中反复说到两个词汇。

　　所谓叠加效应，姑且简单理解为一个流域众多水电站建成后加在一起的影响。据介绍，按照有关方面推荐的梯级开发方案，金沙江水电开发由19个梯级组成，其中中下游河段的6个梯级为近期工程。

　　在金沙江开发启动前后，长江上游主要支流的梯级开发也已大规模启动。其中岷江干流都江堰以上的上游河段，已规划了10个梯级电站，中下游还规划了7个梯级；大渡河干流规划为22个梯级，后又增加下游的沙湾、安谷两级，共为24级；雅砻江干流，总共规划了21个梯级；乌江干流规划了12个梯级水电站；嘉陵江干流规划了17个梯级枢纽。在干流大搞全江开发规划外，这些河流的各级支流，也已形成“密如繁星”的梯级开发态势。

　　梯级开发，有利于发电效益的最大化，但其累积影响同样可能“最大化”。梯级开发所导致的叠加效应将远大于单一电站兴建的影响。如此密集的梯级开发全部实施，将会对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尤其是珍稀、特有鱼类产生难以挽回的重大影响。

　　那么水电工程到底如何影响鱼类的命运？当我们站在一座座气势恢宏的大坝前，志得意满地吟诵”高峡出平湖“时，专家提醒，对于某些习惯了激流险滩的野生鱼类，怕的就是这种平如镜面的缓流水域。水电过度开发，“致命损害是生境的消失。”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清江让我们对所谓“生境”的重要性多少有些理解。以长江上游鱼类保护区为例，现该区内的鱼类产卵大概分两大类，一种是黏性产卵，一种是漂流性的卵。漂流性的卵一旦沉下去就失去了生存机会，如果流程中间遇到水工建筑物自然也过不去，水域变成静水环境后流速不够也会沉下去。

　　专家认为，长江上游梯级水电开发的最大影响，是峡谷急流生境的消失，这对众多生活在这一水域中的鱼类，特别是那些必须在流水中繁殖的鱼类将是致命的。

　　以观音岩水电站为例，其《环评报告简本》确认：“观音岩水电站库区江段在水库蓄水前主要是峡谷急流生境，它不仅是一些土著鱼类生活的环境，更是多种在急流中产卵鱼类的产卵场。蓄水后，原急流险滩将被淹没，库区变为缓流水域，很多鱼类的产卵场将消失。”

　　整个自然状态都要保护

　　我国物种保护专家、中国物种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解焱，近年一直在做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评估工作。她表示，最近她们在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状况进行总结时，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目前受到国家保护的一些物种如大熊猫、藏羚羊等，下降趋势基本上得到控制，但依赖于水的鱼类、龟类等物种，下降趋势非常严重。

　　记者从其演示的图表中看到相关评估结果，受威胁一栏与1998年国情报告比较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水生野生动物的硬骨鱼类一栏，评估了597种，大约有86%是受到威胁的。解焱补充说：“如果把没有评估的濒危物种全部算上去的话，也有15.8%受到威胁。我们国家鱼类受威胁非常严重。”

　　在解焱看来，堤坝导致生境退化和丧失，是鱼类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还有污染、外来入侵物种、过渡捕捞等，共同加剧了威胁。

　　实际上，在水电开发与生态保护的争议中，无论哪一方，都不得不承认水生生物资源的保护是个难题。

　　现在也有一些专家提出一些补救办法，但这些办法可行性有多大还是个问题。吴清江针对人工增殖放流提醒说，首先要保证放流的物种遗传结构有足够的多样性，而且要和自然条件相吻合，不然可能适得其反。“搞不好是破坏了自然条件下遗传结构，近亲系数一高很多遗传病就可能出来。”

　　吴清江认为，单保护一个物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生态是个整体。打个比方说，白鲟是吃鱼、虾、蟹的，就像人需要衣食住行，动物也有各种需要。所谓保护，是要保护整条河或者比较大的河段才行。“有人说保护区就是保护一个生物，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整个自然状态都要保护。”

　　翁立达说：“水电工程对水生生物影响很多，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现在不着手保护，等到灭绝以后再想恢复谈何容易？有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他认为，这个问题反映了专业的局限。学工程设计的缺乏这方面知识，教科书就是这么教的，要搞一个水能规划，就是要把每一米水都用干，否则你会被打不及格。所以这个问题必须从教科书开始解决。

2、长江黄河澜沧江长度及源头地理坐标被确定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7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64079.html

　　人民网西宁7月15日电记者陈沸宇、郅振璞报道：7月14日，三江源头科学考察成果在青海西宁通过了评审委员会的评审。评审委员会认为该成果达到了同类科研成果的国际先进水平，一致同意通过《三江源头科学考察成果》的评审，并建议尽快按程序上报科学考察成果，充分利用该成果开展三江源地理、生态环境监测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发源于本国国土上的大河长度及源头地理坐标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地理信息数据。国内外各界人士曾对三江源头实施多次考察，但源头位置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科学的结论。三江源头实地科学考察，是我国第一次同时对黄河、长江、澜沧江源头地理位置进行科学考察。此次考察，使发源于青海省境内的长江、黄河、澜沧江长度及源头地理坐标被正式确定。

本次科考采用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方法，科学、合理地确定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地理位置，准确测定坐标和高程等重要地理信息数据，建立相关国家地理标志，并以独特的形式标注经国务院发布的地理信息数据，充分体现三江源特有的地理、人文特点和区域特征，为在三江源区开展世界地学及相关学科的进一步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根据程序，此次科学考察的具体成果将由国家测绘局审核，报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发布。

3、五个国际组织签署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请愿书

来源：商务部网站2009年07月15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90715/19002951326.shtml

　　联合国推动各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就温室气体减排“签署协议”（Seal the Deal）的倡议活动7月14日得到了在日内瓦出席会议的五个国际组织负责人的支持。他们在倡议活动发出的全球请愿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五个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包括：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加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雅罗、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主席恩万泽。“签署协议”活动的目的是激励起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赢得民众支持，以便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达成综合性的全球协议。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号召民众签署一份网上全球请愿书，留下自己的名字等信息。这份请愿书提醒世界领导人必须通过谈判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达成一份公平、平衡、有效的协议，支持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保护地球家园，造福所有国家和人民。

4、北京：垃圾处理场监测数据有望公开

来源：新京报2009-7-16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beijing/2009/07-16/008@023815.htm

市民可了解生活环境状况；相关办法年底出台

　　本报讯（记者李立强）市民关注的垃圾处理场的各类监测数据有望年底前开始向公众公布。

　　昨日上午，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设施处副处长魏攀明做客城市服务管理广播时表示，目前正在研究垃圾处理设施信息公开的制度、公开范围以及管理办法。

　　有听众表示希望能公开垃圾场的各类监测数据，便于了解生活环境状况。对此，魏攀明表示，这项工作是今年垃圾处理折子工程中的一项内容，即垃圾处理的信息公开，垃圾处理设施的一些基本情况、防污染措施和某些检测指标分期分批向公众公布。他表示，相关工作年底完成。

5、江苏否决100亿“不环保”投资 涉及项目近500个

来源：《新华日报》2009年07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63556.html

　　江苏省环保厅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全省环保部门对近500个不符合环保要求的项目不予受理、审批或暂缓审批，涉及总投资约100亿元。同时，对1287个亿元以上大项目提供了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江苏省环保部门正确处理好“保”与“压”、“放”和“挡”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各种环保手段，关闭粗放发展的大门：上半年，出台了江苏第一批禁止建设排放“三致”物质和恶臭气体的项目名录；把重要生态功能保护区规划下发各级环保部门执行，将约占江苏国土面积22%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划为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域，确保在保增长中守住生态“红线”；实施“两个暂停”，原则上暂停审查县级及以下化工园区的环评文件，暂停审批化工园区以外的新（扩、改）建中小化工项目，严格控制新上中小化工。

　　另一方面，不断创新环保参与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倒逼经济转型升级：对符合条件的重大项目，建立环评审批“绿色通道”，提前介入，全程服务，实现环评审批质量和效率“双提高”。今年前6个月，全省环保部门共审批投资1亿元以上的大项目1287个，审批时间较法定时限缩短50%。对投资总额达1亿美元或8亿人民币以上的项目，项目所在地平衡排污总量指标确有困难的，省环保厅还提供“点供”。

为优化产业布局，江苏省把“项目向各类园区集中”作为环评审批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1－6月，全省环保部门审批的7538个工业项目中，入园进区的有5493个，占73%，为产业集聚发展、污染集中治理创造了必要条件。（杭春燕）

6、北京：“垃圾山” 断路14天无人管

来源：新京报2009-7-16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news/beijing/2009/07-16/008@023818.htm

一位女士捂住鼻子从垃圾堆旁走过。近日，有居民反映，菜户营东街的垃圾已有半个月无人清理，臭味很重。本报记者孙纯霞摄

位于4政府部门“接合部”；协商后已开始清运

　　本报讯（记者林阿珍）近日，住在菜户营东街的住户，眼看着堆在路中央的垃圾越来越高，却一直没人进行清运。昨日，丰台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道路两侧的住户由两个街道办事处、两个村大队交叉管理，通过协商，由这4家单位共同出资清理垃圾。昨日，“垃圾山”开始清运。

　　一走入菜户营东街，就能闻到一股恶臭。该街不足1公里长，一座小山似的垃圾堆在路边的一个公共厕所前，大量的垃圾将这条道路一分为二，行人、车辆只能紧靠路边的房墙通过。

　　“已经堆了14天了”，附近居民说，垃圾已经严重阻塞道路交通。

　　菜户营东街的南北两侧，各有一个垃圾清理站。工人说，他们不负责清理公厕前的垃圾，只负责站内垃圾。工人老张说，以前太平桥环卫所派有专人负责清扫，但一直没有相关单位出这笔清运费，环卫所只好撤人。“让住户往站里倒垃圾，他们就不听。”

　　昨日，丰台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道路两侧的住户由两个街道办事处、两个村大队交叉管理，经协商，4家单位共同出资，太平桥环卫所负责清运道路上的垃圾，昨日下午已派车开始清运。太平桥环卫所负责人表示，将在道路上设立多个垃圾桶。

7、青海：环保"电子警察"进52家企业 现场监督排污

来源：西海都市报　2009年07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63186.html

　　今年截至目前，被称为环保“电子警察”的在线监测系统在52家企业落户，其中15家企业安装了视频。这为环保执法部门实时监控企业偷排、超标排污或水质发生严重污染提供了技术支持。

　　7月15日，在省环境保护厅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监控室记者看到，安装了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的企业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和废水、废气排放的相关数据全部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屏幕上的企业环保设备的运行状态分别用不同颜色标示。

省环境保护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建设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是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重要措施。当企业发生排污超标、治理设施非正常关停等事故时，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将自动识别事故类型，并及时发送报警信息，环保执法部门将以最快的速度纠正、制止和查处企业的违规行为。到2010年，全省计划给200家重点污染企业安装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投资约两亿元。 (作者: 王春燕)

8、耗资千亿元 重庆或推“三峡后移民”计划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9年07月16日程维

http://www.china-cbn.com/s/n/000002/20090716/000000120810.shtml

　　消息人士15日对CBN记者称，目前重庆市正酝酿一个“三峡后移民”计划。该计划将涉及20万~30万人搬迁，耗资或达1000亿元。

　　“三峡后移民”计划

　　“现在市里面的想法是，将沿江两岸的居民全部迁走，今后库区周边土地一律用于搞绿化。”该消息人士称，该计划中的移民迁建、消落带（三峡水库水位涨落导致的库岸裸露区域，专家认为将导致严重环境问题）治理及绿化大致需耗资1000亿元资金。

　　重庆市承担的三峡工程百万大移民任务在去年底已经基本完成，将迁走的这20万~30万沿江居民，在原有的“百万大移民”任务之外。

　　近期重庆曾获得国家支持的“三峡移民致富及库区后续发展”资金支持1000亿元左右，如果本次重庆市争取的“三峡后移民”计划获得支持，意味着重庆市将再向中央争取到1000亿元新增资金支持。

　　不过，因时间关系，这一信息暂未得到重庆市移民局及相关部门的确认。

　　再迎“密集调研”

　　上述消息人士称，近期国家相关部门再次派出一批调研组赴重庆调研，重庆市在对接国家调研时主要有3个诉求：一是争取“两江新区”尽快设立，并将原方案中的900平方公里面积提升为1200平方公里；其次就是争取推进“三峡后移民”计划得到国家支持；第三，希望自己设想的将重庆市建成西部交通枢纽的“大通道”能得到肯定和支持。

　　7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曾派调研组专题调研重庆市设立“两江新区”并期望扩容的事宜。

　　近期到重庆调研的国家调研组并不只有发改委。据CBN记者掌握的信息，最近几天国家多个部门及部委组成的调查组在渝进行调研，但目前还无法从官方渠道获得本次赴渝密集调研的部委数量及参与人数。

　　7月10日，一个名为“推进重庆统筹城乡发展调研团”到该市沙坪坝区调研，组成部门为国家财政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7月5日，由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组成的“国家调研1组”到重庆市西永微电子产业园、西部物流园调研；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教育部、中国人民银行组成的“国家调研2组”也在该区进行了相关调研。

　　全国人大的调研组在渝期间，还调研了涪陵区、渝北区及北碚区等地。

　　今年6月23日~24日，由财政部、国家扶贫办、文化部、教育部等七部委组成的国务院完善国家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联合调研组一行对重庆扶贫工作进行了调研。重庆市财政局网站上的信息称，6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创新融资方式调研组”在重庆市财政局调研。

目前尚无法确认重庆还有哪些新诉求，以及各调研组对这些诉求的意见。

9、宁夏定下减排十大铁律 未完成任务将限批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7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666403.html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经信委近日联合制定了宁夏节能减排“十大铁律”，明确规定从今年起，凡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地区，将追究市县领导的责任，并责令限期整改，实行“一票否决”。

　　据悉，宁夏将坚决实行“一票否决”制，对未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地区，将追究市县政府领导责任，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实行“区域限批”，企业不得评优评先，不能享受政府出台的各类优惠政策。

　　根据这一规定，宁夏对连续两年没有完成目标任务的国有企业，要调整领导班子；坚决淘汰落后产能，对淘汰的落后设备、生产线或企业必须断水、断电，限期予以拆除；新上工业项目原则上应进入工业园区，并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污染防治设施未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

　　宁夏要求，工业园区应开展规划环评，并配套建设集中治污设施；对不符合产业政策、超能耗指标、污染物超标排放的项目，一律不得备案、核准、审批；凡未通过节能评估和未取得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项目，一律不得开工建设；未经环保、节能验收的项目，一律不得投入生产运行。

　　宁夏规定，节能减排工程必须按期建成，否则此企业(集团)不得上新项目；不得擅自停运或闲置环保设施(重点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设施)，严禁偷排、超排污染物，否则不予认定减排量，并采取扣减脱硫电价、全额追缴排污费及罚款等措施予以制裁；不得拒报、迟报、虚报、瞒报节能减排统计数据，违规的按相关规定严厉处罚；严格节能和环境执法责任追究，对行政不作为、执法不力、徇私枉法的，依法追究有关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同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还进一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认真贯彻落实“十大铁律”，切实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圆满完成自治区“十一五”确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任务。

10、NGO呼应国际气候谈判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9年07月16日　杜悦英

http://business.sohu.com/20090716/n265259245.shtml

　　凸显民间立场——

　　虽然哥本哈根大会还有数月才拉开帷幕，但中国ＮＧＯ们的行动早已开展得热火朝天。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从国际扶贫ＮＧＯ组织乐施会获悉，该组织将于本月月底启动一项名为“ＩＤＯ”的行动，旨在支持中国政府谈判立场，而据乐施会气候变化项目官员李宁向本报记者介绍，他们一直强调，各国应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达成一个更公平、公正和惠贫的温室气体减排协议，并要求发达国家每年至少应提供５００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乐施会的动作不是个案。本报记者多方了解到，早在今年年初，由国内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就针对哥本哈根大会，联合绿家园、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地球村、绿色和平、乐施会、行动援助等ＮＧＯ，共同起草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下称《立场》）。自然之友中国民间应对气候变化项目组协调人窦丽丽告诉本报记者，《立场》的草案已经拟定并正征求社会意见和建议，这一过程将持续到９月份，最终定稿将在国内和哥本哈根同时发布。

　　中国民间组织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公民立场已有渊源。自然之友调研部张伯驹向本报记者介绍，早在２００７年巴厘岛会议期间，中国民间组织就气候变化发出《立场》，这是中国ＮＧＯ第一次做此类尝试，当时在呼吁国际上政府方的谈判代表以气候权益为出发点、关注气候变化中的弱势人群、提供更多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之道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２００７年，曾有国际ＮＧＯ根据我们的《立场》修正了他们的诉求，”“今年还是希望能起到这些作用”，张伯驹说，今年的《立场》草稿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联署ＮＧＯ正准备扩容。

　　除了上述公众倡导型项目，ＮＧＯ预热国际气候谈判也做了很多研究性的基础工作。比如上述项目组正在承担一项名为《气候变化与极端天气》的报告，记者独家获悉的草稿显示，报告的主要观点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气候灾难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打破以前的领域划分，进行整体综合的规划，民间组织在这方面应该进行先验性的探索。应对气候灾害需要有关各方的通力协作，包括政府各部门、私营商业机构、社区和ＮＧＯ。而公民社会尤其是ＮＧＯ的作用，不仅仅是向民众传播气候风险的信息、促进交流和沟通以及行动倡导，还包括对灾害应对的优先措施和有效性进行及时的反馈。

　　此外，在６月份，绿色和平和乐施会联合发布了《气候变化与贫困》的研究报告，７月７日，乐施会总部发布了题为《科学证据的应验——气候变化，人与贫困》的研究报告，从世界范围内关注贫困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此前地球村相关负责人士也曾对本报记者透露，该机构相关气候变化的研究报告将于７月底出炉。

　　附：２００９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草案）

　　气候变化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２００９年１２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将达成《京都议定书》的后续协议，就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气候变化问题做出抉择。很多专家认为，哥本哈根会议将是人类及时作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最后期限。

　　所有国家都必须正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危机，共同寻求解决方法。中国公民社会一直关注气候变化议题并采取有效行动帮助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在２００７年的巴厘岛会议期间，中国民间组织发布了《中国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产生了一定影响。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召开之际，中国公民社会再次就此重大议题做出以下呼吁：

　　国际谈判层面：

　　一、为了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灾难，各国政府应该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制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发达国家必须主动承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率先减排。

　　二、发达国家必须承诺在２０２０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１９９０年水平上减少４０％，其中绝大多数应当在其本土执行，并制定出本土减排和通过市场机制海外减排的明确比例。

　　三、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前提下，发达国家必须积极地采取资金支持、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等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而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主动地在本国内实施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自主制定本国的排放控制指标。

　　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探索全球的低碳型可持续发展，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效，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人均能耗和碳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通过宣传倡导、市场补贴、政策立法等方式，推广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减少人均能耗。

　　五、各个国家应一起努力争取在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期间达成一个真正公平、公正、惠及贫困国家和弱势人群的协议。

　　六、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不能减轻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各国应当发展低碳经济，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国内政策建议：

　　七、中国作为受气候变化影响严重的发展中大国之一，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榜样。

　　八、中国政府在制定、实施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时应充分考虑社会公平的原则。

　　九、积极采取节能减排措施，在正确评价对环境以及社会所造成影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低碳经济，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在采用应对政策、市场机制和技术手段时，预防和缓解对社会、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将减缓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的目标和应对其他环境问题相结合，提高环保工作的整体效率，避免气候变化的减缓措施和其他环境目标相冲突。

　　十、同时，中国政府必须积极采取适应措施，减轻气候变化对生态脆弱地区以及贫困人口的影响；提升贫困人口、弱势群体和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条件。

　　十一、政府应鼓励并保障公众和民间团体参与应对政策的制定以及实施过程的监督。

　　（署名机构：自然之友、绿家园、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地球村、绿色和平、乐施会、行动援助）

11、污染借经济萧条还魂

来源：环球企业家网站2009年07月15日

http://county.aweb.com.cn/2009/7/15/480200907151326930.html

　浓烟升腾背后的贪婪、无奈与茫然。一个另类版本的经济复苏故事正在苏北小镇上演。

　　距离江苏省涟水县县中心２０分钟车程的薛行化工区内，一座座崭新的化工厂拔地而起，数十根巨大的烟囱直立云霄，浓烟遮天蔽日。化工厂环绕中的薛行村，远远看去，隐秘在一团烟尘之中。

　　受全球经济低迷影响，中国将今年的ＧＤＰ增长目标定为８％——与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时相当。从去年底开始，决策层迅速、坚决地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２００９年前５个月的信贷总量超过同期一倍，４万亿投资短短３个月就投下去了１万亿。在此背景下，商业银行贷款开始暗流涌动，繁琐的环境审批程序缩短了时间——国家环保总局开通了一条新的加快审批产业项目的“绿色通道”。省级环保部门也在迅速跟进，将环境影响评估时限从原来最长的６０天缩减为５天。

　　虽然资产价格和股市近半年来已经开始回暖，但同期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却无法给人以经济就此复苏的信心。截至５月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仍然下降超过两成；出口连续７个月，外商直接投资（ＦＤＩ）连续８个月继续下滑。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仍将继续，直到经济明显复苏。

　　但经济刺激计划的副作用正缓慢，且不可阻挡地积累起来。从去年１１月以来到５月底，暂缓或否决了２９个，涉及总额达１４００多亿的化工、石化、钢铁项目。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在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两高一资”项目可能会借机卷土重来。

　　薛行村，正是这一宏大背景下的极佳隐喻。２００７年还处于规划之中的薛行化工区进展神速地在２００８年底奠基，１０多家相继入驻的化工厂，不断挤压着２２０多户农民的空间。

　　“金融危机对薛行化工区来说是一个发展的良机。”江苏省涟水县招商局副局长刘苏安告诉《环球企业家》，“广东等地的很多高污染企业在金融危机下元气大伤，如果我们可以吸引这些企业过来，肯定可以让它起死回生。因为这里是一个小港湾。”他补充说，重污染企业不要。

　　不过，眼见所及，这里的工厂最近距离住户只有百米，村民们赖以灌溉的盐河污浊不堪，河两岸的庄家也无精打采。薛行村１０公里外的涟水县朱码镇同样是一个化工厂的聚集地。１７家化工厂在过去几年里陆陆续续涌进来——最近的化工厂距离当地居民区不过１００米远。高高的烟囱不断激起当地居民的愤慨。６１岁的汪南英指着空气中弥漫的烟尘说：“看，（烟）都飘到房间来了。　”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突然从座椅上站起来，满脸通红地对着化工厂咒骂起来。

　　令汪南英们稍感欣慰的是，朱码镇的一部分工厂将会在今年７月底搬迁至薛行化工区，那里离居民区也很近，但起码与她无关了。

　　这些在金融危机下一度陷入停产境地的化工厂正积极谋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涟水永多化工有限公司（下称永多化工），这家生产赤磷的浓烟滚滚的化工厂此前占地面积为４０亩，而规划中的新工厂占地面积将达到６０亩。

　　事实上，涟水县所在的江苏省是有名的化工大省。《江苏石化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纲要》近期获批。今年３月，江苏省委常委、副省长黄莉新在会见德国北威州的商务代表团时向后者发出邀请，称“（江苏）广阔的土地资源和港口特别适合国际型的特大制造项目，比如石化、钢铁等。”

　　一定程度上，涟水县这类欠发达的小县城被视为那些在金融海啸中苦苦挣扎的化工企业理想的转移之所：足够廉价的劳动力，相对平淡的竞争环境，以及最重要的，当地政府敞开怀抱的欢迎态度。

　　“化工业是江苏的重头戏，金融危机对江苏发展化工产业是个机会。”区域发展研究学者、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储东涛告诉《环球企业家》，“这个过程中难以避免一些高污染化工企业利用金融危机落户江苏。”

　　黑色之镇

　　如果想对复燃的高炉有些直观感受，不妨到位于薛行化工区内的嘉诚高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嘉诚化工）看一看。５０个标准足球场大的工厂内，遍布着蓝色服装的工人，工厂紧锣密鼓地生产一种名为硝基甲苯的化学品，轰隆作响的机器运转声和刺鼻的化学品味道弥漫四周。与嘉诚化工比邻而立的永多化工同样一片喧闹，该公司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

　　“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反而更容易招商了。”江苏省涟水县招商局副局长刘苏安对《环球企业家》说。刘表示，目前薛行化工区内的１０多家化工厂都是招商局引进来的，“以前（环保局）对化工厂的审批程序非常繁琐，引进一个项目耗时很久，金融危机后，审批加快了，招商局引进一个项目也快了很多，平均至少快一个月。”

　　这位副局长递交的名片背面印有一段关于涟水县的溢美之词，其中不仅提到该县“投资环境宽松”，而且末尾还附有宋代诗人苏轼对涟水县赞誉有加的名句——“自古涟漪佳绝地，绕廓荷花，欲把吴兴比”（《蝶恋花·过涟水军赠赵晦之》）。不过，今天的涟水县已经很难找到诗歌里的“涟漪佳绝地”了。

　　涟水县地处江苏省北部，南屏苏沪，北扼齐鲁。酿酒业和化工业为该县的支柱产业，２００８年该县ＧＤＰ为１０５亿元，高于灌云县和睢宁县这类姊妹县。朱码镇是一个距离涟水县中心只有１０分钟车程的小镇，坚持以“工业立镇”为发展战略的朱码镇多年来的财政税收一度位列涟水县之首。这是一个化工厂无处不在的小镇。德邦化工、永辉化工、永创化工、中联化工……大大小小共１７家化工厂扎堆在这个拥挤的镇子上。

　　朱码镇第一家化工厂成立于１９５８年，工厂的名字显而易见地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涟水东方红化工厂。该厂在顶峰时期有１０００多名员工。后来因为经营不善，于１９９０年代初破产。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涟水东方红化工厂重组为涟水化工总厂，重组后，开始以出租厂址的形式大量引进其它化工厂入驻。

　　涟水化工总厂厂长徐炳辉婉拒了本刊的采访要求。该厂保卫科科长汪金成表示，涟水化工总厂的存在只是为了引进其它化工厂。　“涟水化工总厂早已不生产任何产品了，这是一个穷单位，没有前途。”汪金成看着朱码镇内其它如火如荼生产的化工厂叹息道。汪现在每个月只能拿５００元的工资。

　　朱码镇当地居民对纷至沓来的化工厂大为恼火——最近的居民住在距化工厂１００米远的地方。在朱码镇随处可见煤灰填满皮肤皱纹、以至于看上去像小老头子般的壮年；朱码镇的永多化工在生产时，工厂冒出的浓烟遮天蔽日，５０米视线外的景物已是模糊不清，所以该厂掩人耳目地选择在晚上生产；甚至，化工厂的员工也无法忍受工厂在生产时散发出来的刺鼻气味，“闻起来头疼。”嘉诚化工的一位门卫告诉《环球企业家》，“生产时我就把门窗关上，在屋里呆着。”

　　在朱码镇的化工区转上一圈，除了轰隆作响的机器运转声扑面而来，很多化工厂工人茫然无助的抱怨更是此起彼伏。今年４８岁的罗士年在朱码镇的化工厂工作已有２９年，这位主要负责机器设备检修的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１１００元。这位几乎和朱码镇的化工厂一同成长的中年男子在谈到未来的生活规划时一脸茫然。“我想过要换一份工作，但毕竟年纪大了，想换也换不了。”罗士年无奈地说。

　　工人们忍受着化工厂对自身健康的伤害，每个月的工资一般不会超过１２００元。嘉诚化工是朱码镇唯一一家给予员工“福利”的公司，该公司每个月会给员工发放两袋维维豆奶、两斤白糖、一斤茶叶和一袋洗衣粉，此为“营养补贴”。

　　朱码镇人民政府的办公地点离化工厂不过３公里远，其办公室主任李祥对《环球企业家》称，“化工厂是县里面引进过来的，与朱码镇无关。”不过李祥承认，金融危机对朱码镇来说并非坏事，“一些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工厂有可能因此投资朱码镇。”２００９年上半年朱码镇工业招商引资项目１４个，工业销售收入３．８亿元。

　　鞭子

　　位于朱码镇的涟水华源合成化工有限公司此前只是一家拥有２０多位员工的小化工厂，这家生产三氯氧磷产品的化工厂因为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现在已经停产。不过，华源化工的一个老工人透露说，该厂正在谋求更大的产能扩张机会，其位于薛行化工区年产３８０００吨的项目已经获得了当地政府部门的批准。这位４６岁的老员工，在化工行业工作了１８年之久，目前生活在一间每月房租８０元的房间里，等待新工厂投产。他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小学，一个正面临升高中。他的老婆去年在这里干了一年小工，金融危机来临时，老板辞退了她。

　　在涟水县，几乎每一家化工厂都有一个在金融危机下走出阴霾、扩大疆域的故事可供讲述。成立于２００１年的嘉诚化工有着辉煌的过去，这家公司生产的一种名为邻氯苯胺（主要用作染料中间体、防霉剂及试剂，有毒，可燃）的产品销售一直不错。而德国的拜耳公司也会从该公司采购他们的硝基甲苯（一种无色或淡黄色晶体，是常用炸药成份之一）。

　　嘉诚化工在去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７月份就开始面临生存压力。彼时，为了改善北京奥运期间的空气质量，一些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不能被运往北方市场，嘉诚化工相当于损失了市场的半壁江山。“７月和８月份工厂彻底停产了，紧随而来的金融危机我们又不得不限产４个月——工厂开工几天，又停工几天，反反复复。”嘉诚化工证券部副部长吴安农对《环球企业家》回忆说，“董事长本来戒烟了，在那段时间又重新开始抽了。”

　　事实上，嘉诚化工几年前就一直谋求产能扩张，公司２００８年收入达到了３．４亿元，２８００万元的税收更是位列涟水县税收排名第２位，尽管如此，因为化工厂属于“限制批准”项目，所以扩产计划迟迟没有被批复，嘉诚化工不得不雄心暗收。

　　“金融危机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扩张契机。”吴安农说，“银行对我们的贷款力度变大了，审批时间变短了。发改委、环保局、安监局等部门的审批只用了一个月时间，现在新厂随时可以开工建设。”不仅如此，嘉诚化工在２００８年还收获了江苏省财政厅５０万元左右的财政补贴，据说是环保达标的奖励。

　　江苏银行淮安分行副行长侍孝康也认为，金融危机对银行发展贷款客户是一个好机会。但困难之处在于，“在审批流程越来越快的情况下，银行难免发展一些高污染企业客户。”

　　成立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份的江苏银行淮安分行是金融危机下的受益者。该行截止到今年６月底，预计吸收存款１２０亿元（去年同期９０亿元），贷款则为９０亿元（去年同期７０亿元）。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小企业团队”，这个３人团队专门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批。“以前从调研到审贷会（审批贷款会议）大概需要１０天时间，而现在一个星期一定可以完成。”侍孝康说，有的企业贷款项目只需３个工作日就能完成贷款受理、调查、审查、审批和发放等５个环节。

　　地方政府在其中亦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涟水农村合作银行行长张维贤告诉《环球企业家》，当地政府每年会奖励给驻地金融机构一份“特殊津贴”，又称“信贷专项奖励”，主要用以奖励完成了信贷投放目标的银行。“补偿并不是说免除了银行的责任，只是说容忍我们的不良贷款量更大了。”侍孝康说，江苏省、市、县财政厅都有这个预算。

　　５月２５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的通知》，降低了电解铝、钢铁、焦炭、化肥等一些传统的投资项目资本金。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投资项目总投资中，由投资者认缴的非债务性出资额，降低这个比例说明总投资中的债务比例上升。这意味着政府试图进一步扩大这些行业的贷款比例，以拉动ＧＤＰ增长，而商业银行将在此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方面国家降低项目资本金，另一方面又限制其发展，所以你说我们怎么办呢？是贷款还是不贷？”侍孝康对此也是充满了疑惑。“大家都在抢市场。一方面要快，但另一方面又怎么完全避免高污染企业？”

　　当一根鞭子高高扬起，就注定了鞭子末梢的剧烈抖动。朱码镇和薛行村，以及链条上的猎食者们，不过是在沿着既定的程序前进。

　　或许是看透了这一点，涟水县环保局并没有为该县化工厂扩张感到忧虑。环保局隐藏于一片居民楼内，在３楼一间办公室内，副局长贾长年正背靠座椅，悠闲地剪着手指甲。以下是记者与贾的部分对话：

　　“知道朱码镇的污染情况很严重吗？”

　　“你指什么污染？”

　　“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你说哪里？”

　　“靠近盐河附近。”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是否起到了监督作用？

　　“说这个没意思。”

　　“过去一年，环保局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比如整治了多少家污染企业？”

　　“我们只是做一些常规性工作。”

　　“请具体谈谈常规性工作。”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此刻，薛行村的村民对于薛行化工区内不断增多的化工厂已是怨声载道。目前该村西边的西成组、张庄组、周庄组、李庄组、老庄组、薛行组村民已搬离了他们的村子，而东边的吴夏组、王庄组、林庄组、东成组、夏庄组的居民还生活在化工厂的阴影之下——林庄组６２岁的王珍华居住的地方距离赛利化工不到１００米远。“这家工厂天天晚上１２点生产，我几乎每晚都被刺鼻的气味呛醒。”王珍华说。王珍华的邻居薛朝军曾去那里上班。工作了一天后，薛朝军发现自己的眼角周围满是蓝色印记，像是染了一层颜料，洗也洗不掉。“邻居们笑着问我是不是涂了眼影？”薛朝军说，“我只在那里干了３天，穷死也不会再干了。”　

12、仇和算术：排污权的“昆明价格”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9-7-16 邓丽　庄佳婧

http://www.21cbh.com/HTML/2009-7-16/HTML_HLVHYOBHFAU6.html

指导昆明排污权交易的纲领文件《昆明市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办法(送审稿)》已交由市政府审议。这份文件为6月24日昆明排污权交易听证会的最新修改版本。

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多以“行政运动式”驱动滇池治污，排污权交易则是重点之一。

昆明市环保局污染控制处处长李伟说，不出意外的话，在2009年底，昆明市现有的所有化工、电力、钢铁、冶金、电镀、医药、造纸、食品、建材行业的企业均将为其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的两项污染物指标支付有偿使用金。新建企业将在指标储备和二级市场交易中获得新的指标。

昆明市正积极准备前期方案，并希望得到国家环保部正式的试点批文， “现在只有浙江和江苏2个地区的试点获得了国家环保部正式批复”，李伟说。

“我们取长补短”，昆明市环保局法规处张处长总结。

公式和计算方法

“纳入范畴的企业有数百家”，李伟介绍说，这些行业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占到整个昆明市工业企业化学需氧量(COD)和二氧化硫排放量的82%和95%，是主要的污染控制目标。

排污权交易中关键的初始权价格问题，李伟坦言，暂时只规定了公式和计算方法，而具体的价格，昆明市环保局将会会同昆明市发改委等部门一同制定。

根据《办法(送审稿)》，化学需氧量(COD)排污权有偿使用金(元)=化学需氧量(COD)基准价(元/吨)×核定(申购)的排放量(吨)×地区系数，其中滇池流域地区，系数为“1.2”，其余地区为1。

二氧化硫(SO2)排污权有偿使用金(元)=二氧化硫(SO2)基准价(元/吨)×核定(申购)的排放量(吨)×地区系数。其中，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系数为“1.5”；酸雨和二氧化硫(SO2)控制区域，系数按“1.2”计算；其它区域，系数按“1.0”计算。

这些计算标准考虑到了滇池流域水环境敏感，容量有限；以及高污染燃料禁燃区、酸雨和二氧化硫(SO2)控制区域对二氧化硫(SO2)排放要求严格的特点。

新企业排污权成本高于老企业

新污染源和老污染源采用不同基准价。李伟解释说，“新企业肯定要比老企业高得多，到时候也会召开听证会”。

考虑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办法》也对老企业做了一些宽限：如，老污染源已取得的排污指标最晚可以无偿使用至2010年12月31日，以后必须缴纳排污权有偿使用金。

“在2010年12月31日前提前一次性交清排污权有偿使用金的给予优惠，按收费标准的80%计收”，李伟说。

《办法》还规定了排污权无偿收回和政府有偿回购的情形。

如：企业2年以上(不含项目建设时间)未使用指标的，将由环保部门无偿收回。

而企业通过自主调整产品结构、技术工艺改进、关停落后设备等腾出排污指标余量的；转产、破产、关闭等变更行为以及被依法取缔、关闭的；在排污许可权限内削减排污总量的；取得排污权后，2年之内(不含项目建设时间)未使用，企业提出申请的均可由市、县(市)区政府回购。

“既可以作为排污总量指标储备；也可进行排污权交易”，李伟说。此外，政府回购价也有两种标准：老污染源按原补缴排污权有偿使用金的200%确定回购价。新污染源按当年度政府有偿使用金核定价格的100%确定回购价。

“我们现在还没有建立交易中心，但是可以肯定这个交易中心只是个中介结构，环保部门负责监督，不直接插手”，李伟说，如果又做裁判又做运动员，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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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法律当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松绑”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2009-07-16 王琳

http://www.legaldaily.com.cn/2007jdwt/2009-07/16/content_1123918.htm

　　据《南方都市报》7月14日报道，6月11日上午，广州海事法院某审判庭内座无虚席。番禺区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对番禺某工厂偷排污水的环境公益诉讼案终于进入庭审阶段。据悉，这是广东省检察机关开展的第二起环境公益诉讼，番禺区检察院要求被告工厂停止违法排放污水的行为，承担环境污染损失费用62500元。

　　环境污染事件并不少见，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向责任主体提起诉讼的案件在广东省境内却还只是第二起，这恰恰说明了这样的环保公益诉讼不同寻常。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现行法律并未授予检察机关以民事公益诉讼的提起权，在没有外因的刺激和促动之下，很难想象检察机关会来主动趟“环保诉讼”这滩深水。

　　至少就目前而言，环保公益诉讼还是一件无“利”可图的麻烦事———当然，检察机关也可能因此而获得社会美誉。在“科学发展观”被突出强调的当下，积极介入环境保护还可能获得政治美誉，这种政绩也为一些检察官们所乐于接受。广州检方一位检察官就公开对媒体解释说，“检察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意义，从短期来看是进一步打击非法排污行为，配合广州治水；从长远来看，在于引起社会对环保的重视，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下去。”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广州治水的大环境，我们很可能就看不到这两例检察机关为原告的环境公益诉讼了。

　　有检察官拿出环境保护法第6条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来作为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依据。但事实上，这样的依据难以自圆其说。后者规定的是，“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问题在于，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并不当然是“检察权”的一部分，“检察权”本身应来源于法律的授予而不是来源于某位检察官的任意解释。

　　而前者规定的是，“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如果将这里的“检举和控告”理解为也包括“提起诉讼”，那么可以作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的就应该是“一切单位和个人”。而依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提起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这一条款明确排除了无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诉权。换言之，现行民事诉讼实则只允许利益关系人就其自身利益提起“私益诉讼”，而不主张“一切单位和个人”为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去提起“公益诉讼”。虽然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呼吁修改民事诉讼法在原告资格认定必须具备“有直接利益关系”这一要件，但直到今天，这一建言仍然停留在理论研讨而无法进入正式的修法程序。实践中，也没有听说某位与案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提起公益诉讼后，被法院受理的例子。

　　立法如此谨慎的潜在原因在于，制度的设计者担忧若开放公益诉讼的提起权，很可能导致诉权的被滥用，从而造成司法的不堪重负。而在民事诉讼法学界和世界范围内的公益诉讼实践来看，放宽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对环境污染事件等政府、企业或组织的不法行为，如果在法律人不给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的资格，便可能因无人有资格反对这种不法行为，而不得不坐等损害结果的发生。

　　广州发生的这两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保公益诉讼，其意义正在于原告资格的突破。有检察官刻意向媒体强调这些个案“诉讼意义不在于检察院当原告”，实则只是想避免民众过于关注这其中的法律依据缺失。问题在于，在绝大多数检察机关均不愿介入环保公益诉讼的当下，如果没有民事诉讼法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上的“法律松绑”，又如何来遏制越来越多的环境污染呢？

　　无立法权也无立法解释权的检察官们在制度尴尬面前，只能回避。而立法机关却无从回避，原告资格已是环保公益诉讼无法绕过的“坎”，是堵是放，该提上日程了。作者：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14、对污染的麻木是种更可怕的污染

来源: 半岛网2009-07-15 文/唐建华

http://news.bandao.cn/news_html/200907/20090715/news_20090715_845769.shtml

　　近日，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被网友选为“最牛副局长”，只因其回答海南新闻频道记者“海口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采访时，说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的惊人答案。（7月14日《信息时报》）　

　　此消息一出，争议四起，不少网民对其言行口诛笔伐，但耐人寻味的是，当事人及当事人所在部门并未觉得此言有多严重。据报道，当地记者两天后再次就此事采访符传君，他再次表示“经济发达了，排放的污水越多，水就越黑，并反问记者北京、纽约的水不黑吗？”此外，符传君上级领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是新闻发言人，他有自己的观点，我们觉得这是可以的。”　

　　其实，即使符传君所言属实，也足见其对海口污水问题缺乏足够的反省，而上级领导的回应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冰凉的现状：水黑了，是因为经济发达了；环境污染非管理部门不作为，而是经济发展所需。

　　应该承认，牺牲环境换经济发展是许多地方政府发展的潜规则，再者，我国许多城市对污水的治理水平也的确赶不上城市规模的发展速度。然而，不管什么原因，污水问题常年未能解决毕竟是件很不光彩的事儿，承担污水处理的水务局理当先反躬自省，查察原因，而非将责任推到经济发展上。　

　　从当事人及其领导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个结果是，海口污水问题不会很快解决，而且以后发生的水质污染都不大可能得到尽快解决。从中可以看出，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污染问题的近乎麻木，“经济要发展，环境必污染”已成一种心理惯性。这种心态任其蔓延，只会导致更多环境问题出现，更多的官员拿“经济发展需要”作为不作为的挡箭牌，是一种比环境污染更为可怕的心态污染。　

　　当然，符传君也是经济发展的“受害者”，我们也该反思其为何有胆量抛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水越黑”的惊人之语。当前，唯有地方政府领导层带头重视环境问题，将其摆在与经济发展同等地位，环境监管部门才不可能给出“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托词。

15、 “黑水论”背后被污染的政绩生态

来源：华商网-重庆时报2009年07月15日　李妍

http://star.news.sohu.com/20090715/n265226243.shtml

　　有时在质询面前，权力脱口而出的回应或反诘，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们骄横跋扈的倨傲卸责心态。就在前几天，“替谁说话论”倨傲的权力表情背后，人们很快就看到了潜伏着的权力卸责魅影；这一次，面对记者“污水问题为何长年未解决”的质询，海口市水务局副局长符传君脱口而出“经济越发达水越黑”的雷语，则被网友冠为了“史上最牛的不作为托词”。

　　世间有一个词叫“常识”，以环境为底线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早已深入民心的常识。而符副局长抛却自身环保治水之责，公然抛出“经济越发达水越黑”这一违背发展常识的雷人论点，恐怕不仅止于托词这样简单，从符传君上司对其力挺就可看出，“黑水论”的背后更是多年GDP崇拜下，以牺牲环境支撑经济发展这一政绩观的普遍权力生态。在长年“GDP竞赛”与招商引资大战中，生态环境是吸引投资的馈赠，能换算成GDP的环境违法项目摇身一变成为“明星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幌子下，权力者对生态环境不屑一顾。正是有了这些唯GDP是举的被污染政绩生态，“黑水论”自有了它潜滋暗长的权力语境。

　　可悲的是，“黑水论”却在不期然地描绘现实，一组生态数据或可看作注解———我国目前的生活污水处理率仅约为50%，而工业污水的处理率在80%～90%之间，这个数据还不包括企业偷排偷放情况。放弃生态发展的结果，是近年频发的太湖、巢湖蓝藻事件，是发生在松花江、黑龙江等水域的重大化学污染事故，是未通过环评便热火朝天施工的重污染项目。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是恩格斯曾经对我们的警醒。当权力还在“黑水论”之上的所谓经济发展中自我陶醉的时候，我们也许就这样陷入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环境发展积重难返的怪圈之中。

七月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汇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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