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http://news.h2o-china.com/society/wastewater/816031247541997_1.shtml         

这是一个刚刚出生100天的婴儿，却因为患有先天性双轨唇腭裂，她连最本能的吃奶都不行，整天被饿的不停地哭叫。家里人只有给她吃最便宜的奶粉。

位于山西省左权县境内的一个煤矿，唯一的一条小河几乎已经干涸，河沟里的少的可怜的水，早已被这些白色的混浊物所掩盖。

以下为2009年7月11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文字实录：

防治出生缺陷，事关我们这个大国的人口素质，关系到民族兴衰与国家未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的突出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缺陷，必须要加强社会健康教育，保护生态，减少污染，改善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人人有责，需要人人参与。

国务院刚刚启动并部署了9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免费为城乡居民提供，而其中有三项内容都针对减少新生儿出生缺陷，包括，为0-36个月婴幼儿建立儿童保健手册，开展新生儿访视及儿童保健系统管理，为孕产妇开展至少5次孕期保健服务和2次产后访视。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每年诞生的新生儿约有2000万左右，但是命运对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孩子却是残酷的。根据国家统计，我国每年新增先天残疾儿童高达80万人到120万人，而山西省又是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最高的省份，特别是神经管畸形发生率达到超过百分之一，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在这些沉甸甸的数字背后，孩子和他们的家庭又在经受着怎样的磨难呢？我们先来看看。

山西：高出生缺陷率之痛

这是一个刚刚出生100天的婴儿，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却患有先天性双轨唇腭裂，因为合不上嘴，躺在妈妈的怀里，她连婴儿最本能的吃奶都不行，整天被饿的不停地哭叫。孩子的外婆，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鱼头村村民赵焕娥告诉记者，外孙女出生大家都很高兴，但因为是唇腭裂，孩子连母乳都没法吸，只有吃最便宜的奶粉。

悲惨的遭遇不仅仅发生在这个刚满100天的婴儿身上，在距离小锦程家不足4里地的河峪村，刚刚9个月大的小蓉蓉，也得了一种怪病-----先天性脑积液膨出。出生时，小蓉蓉的脑袋下面，长着一个鸡蛋大的包块，包块里面全是脑脊液。

蓉蓉的妈妈郝静是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河峪村村民，她同样是一个患怪病的人，出生时就患有先天性脊柱裂，由于小的时候没有钱治病，20多年里，积液从椎管中不断渗出，压迫在她的腰部，造成双腿长短不一。她告诉记者，因为这个原因，她连一天学都没上过。

在箕城镇板坡村，记者还见到了另一种怪病，这是一个3岁大的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不仅心脏长到了右侧，而且还是鸡胸。山西省卫生厅妇幼卫生与社区卫生处工作人员贾丽告诉记者，孩子活动一下就会觉得特别吃力，喘气喘得特别厉害，而且这个病还导致了他营养不良。

刚刚1岁的小天宇，整天就是这样躺在妈妈的怀里。闷热的夏天，天宇浑身是汗，但是最让记者不忍心看下去的是，孩子胸口上留下的四个手术刀口。天宇的奶奶山西省榆社县河峪乡西形彰村村民刘翠仙告诉记者，小天宇生出来时，后脑勺就长了一个包块，而且越长越大。奶奶将小天宇带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孙女得了先天性脑积膜膨出，如不尽快手术，孩子将活不了多久。不得已的情况下，小天宇从半岁开始不断地接受手术。

先天性脑积液膨出又叫脑积水，是因为脑脊髓液循环与分泌吸收发生障碍，过多的脑脊液积于颅内和脊髓所致。

在兰峪乡苗牛栏村记者看到，14岁的郝雪峰就是患有先天性脑积液膨出的病人，如今她的腰部，不仅有一个碗口大的硬包块，而且还伴有左足内翻。贾丽告诉记者，这也属于新生儿出生缺陷，但“她的发育脚趾还是完整的，有的脚趾头就剩下几个，所以她做手术是可以的，她现在两个腿是一样长的”，“她本身骨头发育就是异常的，她是多处的畸形”。

在山西的晋中和吕梁地区，得怪病的孩子屡见不鲜，根据山西省卫生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出生缺陷发生率和神经管畸形发生率分别是万分之99.62和万分之23.96，但是山西省出生缺陷率和神经管畸形发生率就高达万分之189.96和万分之102.27，远远高出国家最高水平。山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王峻告诉记者，这个数据是动态的，对新生儿来说还是高。

这样的煎熬伴随着每一个患病的孩子，在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科主任靳文告诉记者，仅在儿童医院，每一年都至少要为200多例患有先天性神经方面疾病的婴幼儿进行手术。山西省儿童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靳文指着一位患儿说：“这是一个腰底部的积膜膨出，可以看这儿非常大的一个积膜膨出，但是我们做过的还有比它还要大的”，而且这种情况“很多见，非常多见。我们一年要做200例(神经管畸形)的手术”。

出生缺陷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提高我们人口素质、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为了控制和干预先天性生理缺陷，山西省政府实施了“削峰工程”，2008年和2009年国家在山西省10个市的52个贫困县分别投入了452万元和468万元实施“中西部出生缺陷防治”项目，覆盖到600个乡镇，13292个行政村。那么山西省为什么会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重灾区呢？

记者在左权县人民医院B超室拍摄到这样一组画面，这是孕妇怀孕4—6个月时来医院做B超检查时的登记，记者看到，登记表上共有23名孕妇，其中就有4名孕妇腹中胎儿患有脑瘫、积膜膨出、唇腭裂等疾病。山西省左权县人们医院B超室医生路红霞说：“咱们这为啥偏高了？就是因为她在乡镇里面查的有问题，到咱们这再进一步复查，这样比例出来就偏高一点，是这个原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多的新生儿患有出生缺陷呢？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山西省出生缺陷高发区主要分布在吕梁、晋中等地区。当地卫生部门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发现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与环境污染有关，特别是在煤矿矿区居住的育龄产妇，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西省左权县妇幼保健院副院长申晓萍认为主要是因为环境污染。他们在1997年做过一次调查，该县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万分之420多，也就是说一万人当中有四百多人有出生缺陷，主要是神经管的畸形。

在左权县卫生局的陪同下，记者来到了位于左权县境内的一个煤矿，记者看到，唯一的一条小河几乎已经干涸，河沟里的少的可怜的水，早已被这些白色的混浊物所掩盖。记者发现，尽管煤矿停产了很久，但是空气中还是充斥着煤渣难闻的气味，小河沟里也在不断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申晓萍说：“煤矿的污染，再加上拉煤车来回的跑，空气就黑黑的一片。煤矿它就是个矿区，多少年的矿区，村庄里到处都是黑黑的一片，就没有见过白的地方”。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以煤矿开采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环境污染给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卫生主管部门更是直言不讳，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问题，环境污染难逃干系。申晓萍告诉记者，她们曾经做过调查，在铁矿、煤矿一带居住的发病率比较高，“相当于就是，有一百多人发病有3到4个。像别的地方一百多人就基本上不发病”。

这是一个6岁的孩子，他的家距离矿区大约只有3公里，他从生下来的那天起就患有先天性脑瘫，他整天只能坐在这个婴儿车里玩耍，双手双脚还不停地抽搐。

今年21岁的要海亮，同样住在距离矿区不远的地方，他患有先天性脊柱裂，在他的身上大大小小共做了6次手术，但是尽管如此，也没有治好他的病，留给他的是一生的痛苦。他说：“手术做完失败以后我很失望，还有一个对未来的迷茫，不知道以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山西省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一直以来位居全国之首，除遗传、育龄妇女在怀孕期间因病大量服用药物而导致胎儿发育不良之外，环境污染是第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此外，采访时记者还发现，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同样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饮食单一，造成很多守着农田菜地过日子的农民，竟然长期缺乏维生素。

这是山西境内的农田，放眼望去，除了玉米、大豆之外，满山遍野中，记者竟看不到一片农田是用来种蔬菜的。在左权县记者多次走访村里的百姓，为什么在田地里看不见蔬菜？村民们告诉记者，他们不在田地里种蔬菜，只在自家的小院里种，随后便带着记者去看。记者来到山西省左权县龙泉乡东村一家村民家中，发现在院子里一平米见方的土地上种着韭菜。院里子种着一家人全年吃的蔬菜：3颗圆白菜，两颗韭菜，9颗西红柿。村民们说，由于这里的气候，常年缺水，能有这些蔬菜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他们一年四季可以连续不断吃的菜，就只有土豆。

采访中记者看到，不仅仅是这一户人家，几乎整个区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此更是习以为常。 一位村民说他种了三棵菜，主要还是吃土豆。

土豆中含有极高的淀粉，加上山西普遍以面食为主，同样含有大量的淀粉，所以饮食单一，长期缺乏维生素，是导致孕妇营养失调的原因所在。山西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副主任医师张雪梅认为，当地的神经管缺陷率发病率高于全国水平，可能就跟当地的饮食习惯有关。

削峰工程初见成效

被称为出生缺陷的“珠穆朗玛峰顶峰”的山西省，出生缺陷问题严重影响着全省出生人口素质，给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1997年开始，启动了“削峰工程”。那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效果又怎样哪？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由于孕妇严重缺少维生素，导致神经管畸形率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在“中西部出生缺陷防治项目”中，对山西给予了政策性的倾斜。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院长告诉记者，1997年以来用于新生儿出生缺陷防控的经费大约是两千多万元。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加大对出生缺陷的干预力度，是山西“削峰工程”最关键的手段。除了对群众进行健康教育之外，为育龄妇女增补叶酸是现在必须要做的工作。山西省儿童医院山西省妇幼保健院院长说， 2008年全国的中西部出生缺陷防控项目启动以后，在山西省的52个贫困县覆盖了600多个乡镇，每年为9万多准备怀孕的妇女免费服用叶酸。

叶酸是一种补充维生素的药品，那么增补叶酸到底有怎样的疗效呢？在左权县麻田镇上麻田村记者见到了村民王二萍。1996年王二萍怀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初为人母的王二萍喜出望外，但是孩子生下后才发现是一个无脑儿，孩子只活了一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1999年，王二萍第二次怀孕，但是孩子生下来后，却又因为脊椎膨出，脑积膜膨出而夭折。打那以后，王二萍有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不再敢要孩子，只要提到怀孕，心理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2006年，王二萍第三次准备怀孕，麻田镇妇幼保健院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始进行干预，在王二萍怀孕的前三个月开始用叶酸，妇幼(保健院)的医生让她吃了六七个月，补充维生素。这一次，王二萍终于有了自己健康的孩子。，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针对出生缺陷的问题，仅在山西省，国家拿出近500万元的资金予以干预，其中大约300万元的资金用到了叶酸的采购，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落实，为此山西省制定了三级预防保健网络。这是榆社县河峪乡卫生院，刘利荣每个月最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从榆社县卫生局拿到叶酸，然后下发到所管辖的每一个行政村。她说：“我把大部分叶酸发到村医的手里，也可以来我这里领，来我这里领的时候，首先让她们签上这个知情同意书，让人家看了这个，人家愿意吃那就给人家吃”。

山西省妇幼保健院是干预全省出生缺陷的专家单位之一，专家们表示，目前世界医学界公认叶酸是快速补充维生素最佳药品，但这只是一种手段，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缺陷，必须要加强群众的健康教育，改善生存环境，这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张雪梅告诉记者：“出生缺陷的预防涉及到好多好多方面。卫生系统是一个方面，整体社会的环境、政府的干预、还有孕妇的参与，就大家整体来说，各个系统合作起来，改善我们周围的环境，给她好的信息，让孕妇知道怎么样健康的生活，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

不仅如此，整治污染严重的小煤矿也是削峰工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山西省在2005年以来，共关闭了上万个小煤矿，并计划在2010年前再关闭上千座小煤矿。

7月5日，在山西省卫生厅记者拿到了这样一份数据，经过多方努力，1997年前，在没有启动削峰工程之前，山西省新生儿出生缺陷为万分之189.96，2008年下降至万分之112.30，其中神经管畸形发生率下降的幅度最快，从1997年的万分之102.27下降到万分之19.82。目前这一数据还在下降之中。王峻认为：“

第一个是宣传教育，第二是政策保障，第三是科学实施，通过这三个步骤，应该这三个环节，才能有效地减少新生儿的出生缺陷”。

半小时观察：人的问题是最大的经济问题

无论是山西省实施的削峰工程，还是国家展开的中西部出生缺陷防治项目，都是利民惠民的民心工程。不过，如何降低出生缺陷，提高人口素质？需要作出努力的，不仅仅是山西一个省份。有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因新生儿神经管畸形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用于先天愚型的治疗费超过20亿元，用于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费高达120亿元。如果再加上其他先天缺陷儿童的治疗生活费用，这一定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

防治出生缺陷，事关我们这个大国的人口素质，关系到民族兴衰与国家未来，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而且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人们正常生活的突出社会问题。现在看来，应该将预防出生缺陷和残疾、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纳入到各级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部门职责，建立长效运作机制。除了节目中看到的发放叶酸这种手段，还应逐步为贫困农村的孕妇和先天缺陷儿童建立更完善的保健、救助网络，提供孕前专项检查、产前筛查、先天缺陷儿童治疗康复等一系列服务，提高生命的质量。

从我们的调查看，导致先天缺陷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缺陷，必须要加强社会健康教育，保护生态，减少污染，改善百姓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更是一项庞大的社会工程。人人有责，需要人人参与。

11、北京对每天1.84万吨垃圾宣战 填埋场还能用4年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2009年07月13日　李静

http://news.sohu.com/20090713/n265180429.shtml

　　北京如何应对垃圾围城

　　北京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平均超负荷率达67%，填埋场服务周期缩短一半，剩余寿命仅4年左右

　　北京市正在对每天产生的1.84万吨垃圾宣战。

　　“政府要在很多方面给予优先。原来苦于设施建设慢，主要是在规划上、超前预留储备用地上、统筹方面做得不够。同时，焚烧、综合处理等新技术，要优先用于垃圾处理。”北京市政管委副主任陈玲，就一个多月前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向本刊记者解读说。

　　在这份《意见》中，首都的垃圾处理结构调整有了明确目标：2012年垃圾焚烧、生化处理和填埋比例为2：3：5，2015年这个比例为4：3：3，其中焚烧的比例被大幅提高。

　　然而，这样的技术布局，并非水到渠成。2009年3月11日，北京市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在周边居民长达两年的抗议中，被国家环保部列为“停建、进一步论证”的项目。而北京市规划中的其他焚烧厂，也面临类似的环境争议。

　　在垃圾问题专家赵章元看来，政府要做出合理的技术路径选择，除了考虑成本、政策等因素，特别要考虑到公众对相关决策的参与。“垃圾引发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安定问题，政府要紧急动员去解决。”

　　填埋场还能用4年

　　“它的容量是892万立方米，使用6年期间已经填埋了60%。现在如果不控制，两三年就饱和了。”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顾来茹，在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告诉《望东方周刊》，这个位于北京东面的填埋场，规划的30年寿命，如今已被大大压缩。

　　直接原因是，“垃圾量超出处理能力”。

　　建成于2002年底的高安屯垃圾填埋场，作为朝阳区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原本设计的日处理能力为1000吨。2003年投入使用后，日处理量很快达到1534吨。

　　很快，这个垃圾填埋场的处理范围不仅包括朝阳区，还有通州地区，日处理量逐年增加。“2006年是2677吨，2007年是3193吨，2008年是3400吨。”

　　高安屯的膨胀状态，只是北京垃圾填埋厂现状的一个缩影。据北京市政管委宣传处处长郭卫东介绍，目前，北京市垃圾日产生量1.84万吨，设施总设计日处理能力为1.04万吨，实际日处理1.74万吨，设施平均超负荷率达67%。结果是填埋场服务周期缩短一半，剩余寿命仅4年左右。

　　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填埋厂，在顾来茹看来，就像一个快要撑破的袋子，岌岌可危。

　　2008年七八月，是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最难熬的日子。填埋场周边多个小区向朝阳区环保局致信抗议，直到朝阳区政府就垃圾场臭味向居民公开致歉。填埋场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居民的反映可以理解，因为当时的臭味确实很大。

　　“臭味大增”的背后是现实困境：高安屯垃圾填埋场按照计划，原先主要解决城市垃圾，随着2007年、2008年北京奥运筹备阶段对环境提出更高要求，农村的大量垃圾也纳入了处理范围。一进入2008年，处理量就超出了承受能力的三倍多。

　　北京奥运期间，高安屯垃圾填埋场达到了极限。这位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奥运之前，各大宾馆饭店的餐厨垃圾，都通过小商小贩用拉泔水的车，运送到外地农村。奥运期间这些车辆不能进京，垃圾全进了填埋场。“都是一些容易腐烂的东西，夏季高温，雨水一多，泔水味自然大。”

　　居民反映之后，政府部门向朝阳区处理中心下达了限期治理通知书，填埋场也采取了不少补救措施。“2009年高安屯垃圾填埋厂启动了第三期沼气发电工程，仍满足不了填埋气的排放需求，又加了四组大的火炬，直接把填埋气烧掉。”

　　2009年4月，北京市政管委提出“启用全部设施消除垃圾填埋场的臭味”。对此，顾来茹表示，只能尽力降到最低。“中国的垃圾成分太复杂，填埋场沼气太多，不是说想控制就能100%控制住。”

　　“政府对此很头疼。想关填埋场，但关不掉。”朝阳区垃圾处理中心一位张姓工作人员说，一是因为必须留出一部分填埋空间，未来即使焚烧厂、综合处理厂都建设起来，还有一部分残渣需要填埋。

　　更重要的理由是，“填埋场要用到什么时候，现在不好说。只有等到焚烧、综合等设施上得全，运行得好，才可以停。”

　　在此之前，政府只能努力延长填埋场的“寿命”。

　　垃圾焚烧厂周折频频

　　眼下，高安屯填埋场正在“减负”---每天的处理量一部分被市属的垃圾填埋场分流，一部分送到新建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这样，高安屯的日处理量被控制在1000吨。

　　然而，这并没有让顾来茹和同事感到轻松，他们很清楚，接受“分流”的市属填埋场同样面临饱和窘境。缓解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距填埋场不远的高安屯垃圾焚烧厂。

　　这座焚烧厂于2008年奥运前举行了点火仪式，当年10月试运行。“尽管目前还处于调试阶段，每天的处理量已达到1500吨左右，接近预先设计的1600吨。”

　　除了“减量快”的优势，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尤为吸引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占地面积小”。相比于填埋场占地600亩，焚烧厂只需要70亩土地。

　　这对于无地可埋的“北京垃圾”而言，有着特别意义。市政管委称，目前北京市用于垃圾处理项目的土地日益减少，新建填埋场，项目从立项到开工建设需要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

　　于是，建焚烧厂成为政府首选。而在顾来茹的记忆中，焚烧厂本该来得更早一些。

　　2003年底，北京市政府首次公布《北京市生活垃圾治理白皮书》，提出了“2008年前要完成朝阳、南宫、海淀3座焚烧厂建设”的目标。而今，除了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厂在试运行，其余均未建成，甚至遭遇强大阻力。

　　即便是高安屯垃圾焚烧厂，也有很多周折。负责焚烧厂运行的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易达向本刊记者介绍，早在1997年国家发改委就对该厂立项，动工建设则在9年后。

　　“折腾这么久”的原因主要是资金。该厂投资8个多亿，是一个填埋场投资的四五倍，按照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的说法，建焚烧厂，烧垃圾之前先“烧钱”。于是，政府先要费力寻找投资者。

　　“一开始有很多股东，直到2003年才最终确定金州集团为股东，出于融资需要改了结构，现在叫金州环境控股集团，是中外合资企业。”李易达说，政府只出地，没有掏钱，整个运行由企业负责。

　　而市政管委则对本刊表示，“2015年前建设的垃圾焚烧厂项目是以市政府投资为主”。对此，顾来茹说，从北京市来讲，还是由政府投资，政府委托运营较好。

　　“一般企业做不下来。”在李易达看来，焚烧厂的市场化道路并不顺畅，“虽然政府很急，要求按绿色通道项目审批，但光办手续就好几年，很多细节还得区里市里帮着协调。”

　　最难的是相关扶植政策迟迟不到位。按照《可再生能源法》，焚烧厂外面的输电线路，本由电力企业负责建设，但是，当时电力企业以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立项早，不能享受政策为由，拒绝建设。“最后只能自己做，光拆迁、征地就用了两三年。”

　　焚烧厂运行后，仍处于困境。李易达说，因为筹资困难，部分资金向银行贷款，条件是垃圾补贴政策都会到位。而直到最近，这些政策才略有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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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跨国公司转嫁污染责任 今麦郎自称老实却不老实

来源：中国食品科技网2009-7-14

http://www.tech-food.com/news/2009-7-14/n0278396.htm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正在将污染转嫁给本土企业。

“是钻中国宽松环境管理制度的空子，还是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跨国公司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今麦郎说，它的企业价值观是：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然而对待排污问题，这家以制造方便面为主营业务的跨国公司却并不老实。

    1月9日，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陶德田表示，去年11月以来，国家环保总局对2004至2007年间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公司进行专项督察后，未发现查处时出现的环境违法行为。但有三家公司存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其中一家就是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

  今麦郎总裁亲赴北京沟通

    就在这一信息发布两天后，今麦郎总裁范现国亲自从位于河北邢台的今麦郎总部赶到北京，找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沟通。在该中心制作的2006年、2007年水污染地图上，今麦郎总公司以及各地分公司曾数度入选，这还不包括今麦郎合资方日本日清公司的两家独资企业。

    “他的态度很诚恳，承认确实存在问题，希望我们能协助他们找到适当的技术，并建立一个废水处理体系。”马军说。根据陶德田披露，今麦郎食品(成都)有限公司“三同时”设施未完全到位，污水超标排放，环保设施未经验收，也未提出延期试生产申请，主体工程就已投入生产。

    马军在向范现国推荐专业环保公司的同时，也没忘借这个机会“教训”他一番。“即便品牌推广做得再好，市场再大，如果环境保护做不好，将会成为企业未来发展巨大的制约，社会不会认同这样的企业。”

    总裁主动登门造访源于之前已有的交流。早在去年3月，该公司一位经理就找过马军。彼时，马军联合其他环保非政府组织发起了一个“绿色选择”的倡议，即针对一些污染超标的企业，建议消费者在改正之前谨慎购买它们的产品。名单中就包括今麦郎的前身——华龙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马军记得，当时，那位经理向他作出了整改污水设施的书面承诺，但结果却是对方违背了承诺。与今麦郎相比，国家环保总局披露的另外两家跨国公司——欧诺法装饰材料(上海)有限公司、上海中远川崎重工钢结构有限公司却连回应都没有。

    跨国公司转嫁污染责任

    其实，不愿回应质疑的远不止这两家跨国公司。“治污成本比处罚成本高，他们当然选择罚款，罚款最高不过20万，大公司根本不在乎。”马军说，在国外，罚款最高达上亿美元。

    以今麦郎为例。根据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环境保护局2007年9月份披露的数据，出现污染问题的今麦郎食品(宝鸡)有限公司被责令追缴了2005年、2006年排污费，并处2万元罚款。而在今麦郎集团的网站上，2004年，该集团实现销售收入就高达6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将质疑的目光聚焦在跨国公司自身污染问题上时，与跨国公司相关但却隐蔽的污染链条却常常被忽视——供应商。“这比跨国公司自身的污染更值得关注。许多跨国公司将高污染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中国大陆、港资、或者台资的企业。在享受低成本供货的同时，却未能有效管理自己的供应链条。”马军说。

    马军举例说，沃尔玛最大的供货商之一、东莞福安纺织印染有限公司就曾存在严重的污染问题，据2006年6月广东省环保局披露，这家港资企业每天偷排高浓度印染废水2万多吨。“降低成本赢得更多利润，还是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跨国公司必须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对跨国公司监管力度加大

    新年伊始的首场环保风暴就拿跨国公司“开刀”，其背后的深意不言自明。“随着跨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对它们的环境监管力度也越来越大。”马军说。

    另一个可喜的变化是，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将加大对污染企业的打击力度。今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将出台，届时处罚力度将比现在加大很多，“最高罚款会增加到上百万”。

当然，罚款不是目的。马军期望有一天，一批跨国公司会站出来宣布：拒绝污染企业做我的供货商。“这对于污染减排有很大的作用，从市场的角度淘汰这些企业。”马军表示。

13、纺织业亟待"绿色转身" 节能减排是道"铁门槛"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2009年07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7/14/content_11706471.htm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副会长杨东辉日前表示，中国纺织业亟待实现“绿色转身”。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通过行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减排，努力实现纺织工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节能减排是道“铁门槛”

    据统计，自政府宣布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来，掌握着投资项目生杀大权的环保部只批复了365个项目。实际情况是，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全国新开工项目123878个，是环保部批复项目的339倍；全国施工项目216420个，是环保部批复项目的592倍。据公布数据的国家发改委人士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不仅是此轮扩大内需政策中的重点，更是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

    的确，国务院4月24日全文颁布的《纺织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就明确了行业振兴的基础是加快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这一指导思想。其中，对纺织工业的两个关键行业——化纤和印染，不仅明确规定了淘汰落后产能的数量，也规定了实行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因此，对这两个事关纺织原料和产品的关键行业来说，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成为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铁门槛”。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官员表示：“结构调整，主要包括环境评估、淘汰落后、兼并重组以及企业技改。

    但是在短期内，主要依靠的还是环评和淘汰落后产能。”这位官员称，今后环评在宏观调控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从源头上防止“两高一资”行业投资过热，引导结构调整的有力手段，因为环评可以一票否决任何项目。

    纺织行业虽然没有被国家列入“两高一资”行业，但其面对的形势却并不乐观。“就纺织单个企业而言并非都是耗能、排污大户，但由于行业总体量大，因此行业耗能和排污总量较大。”杨东辉说，从总量上看，纺织工业能耗、水耗、废水排放量分别占全国工业总能耗、总水耗、总废水排放量的4．4％、8．5％和10％；而印染和化纤作为纺织行业中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仅每年的废水排放量就达到26亿多吨。因此，“节能减排是纺织行业一直非常重视且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产业部主任孙淮滨认为，“节能减排”四个字里面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包括行业企业发展的规划、政策、理念、战略、标准、金融服务、工艺技术、管理、经济效益等多个层面，涉及到行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竞争力长久保持。因此，节能减排对于行业的意义须从产业转型和提升竞争力的层面来认识，须从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来践行。

14、让公众成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7-14  孙瑞灼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07/t20090714_619535.html

 　　日前，环保社团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马勇表示，状告江苏江阴港集装箱有限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案，已被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

　　借助民间环保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力量，来打击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是国外环境治理中的一个典型经验和有效做法。在国外一些大的环境违法案件中，我们都能看到民间环保组织的身影。他们或支持公民与环境违法行为做斗争，或对政府环境治理不力的行为提出抗议，或直接以原告的身份提出环境诉讼。民间环保组织作为社团，之所以能在环境治理中发挥这么重要的作用，与这些国家在环保领域建立了公益诉讼制度有关。这一制度的建立使环保组织能在法院的帮助下，拥有能与大企业相抗衡的权力，也使环保组织可以对损害环境公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对保护环境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少得可怜。截至目前，不过5起。在这5起案件中，起诉主体要么是当地检察院，要么是水域的管理机构，要么是个人，但极少有由社团组织作为诉讼主体提起的案件。从这层意义来说，无锡社团环境公益诉讼第一案具有重要的破冰意义。环保社团发起环境公益诉讼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环境保护已经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环境公益诉讼推进环境保护进程也是环境保护法得以实施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推进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今年2月24日，在上海举行的全国污染防治工作现场会透露，我国城市大气环境质量虽有所好转，但仍有1/3的城市超标；全国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内湖污染十分严重；全国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且污染区域不断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借助民间环保团体的力量，赋予民间环保组织诉讼主体资格，以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成为一种选择。

　　然而，要想让无锡社团环境公益诉讼案得以复制和推广，还有待于我国法律上的突破。因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只有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人才能提起民事或行政诉讼。这就在法律上给环保社团提起环境诉讼带来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从法律层次来突破，要建立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制度，赋予环保组织代表公众利益，对破坏环境者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和资格。

20世纪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和逐渐高涨的环保运动使环境权作为人身权的一种而受到公众的关注。我国目前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民事、行政方面，还存在着起诉主体缺位的尴尬。让公民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既是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具体体现，更是促使公民参与环保的强大动力。 

15、愿仇和治污杀出重围

来源：杭州日报 2009年07月14日   戎国彭  

http://www.hangzhou.com.cn/20090629/ca1748433.htm

仇和，中国政坛响当当的人物。如今主政云南昆明着手治理滇池污染。尽管他做派低调，喜欢少说多做或者只做不说，但一直是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更何况，滇池之治污，与致污同步，屡败屡战，积重难返，属于重大的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

这么多年的实践表明，治理流域性环境污染，几可称与计划生育难度相当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抓经济发展易，抓环境保护难——成千上百亿人民币投下去，不能说打水漂了，但环境质量大为改观的，为数不多。这么说，不是凭空捏造，危言耸听，一个月前权威发布的《2008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中近一半河段严重污染，尤其是淮河、海河、松花江、辽河、长江中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等工业比较发达地区。河流的城市段污染明显，小河重于大河，北方重于南方。

在污染轻于北方的南方，知道广州如今治污平均每天花多少钱吗？答案是：平均每天一个多亿。这说明广州这次是下了狠心的，大有不彻底治污绝不鸣金收兵的决绝气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这样一条“军令状”：明年，市长带头，各区区长都跳进分片包干的河道，游泳去。意谓若水质没治理好，自己吃苦头，活该。而据某政协委员前段时间的实地勘查，却很是为此忧心忡忡，怕市长区长们“够呛”，上得岸来染上皮肤病。

有了这样的参照，回头说仇和治污的艰巨性，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再说了，滇池不是池塘，杭州西湖都没办法比的。它南北长39公里,东西宽13.5公里,面积达320平方公里，范围，实在是广。

据说仇和到昆明上任六天，就悄无声息地沿湖走访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调查取证之后，提出了“治湖先治水，治水先治河，治河先治污，治污先治人，治人先治官”的思路。这很是切中要害，也肯定跟他从宿迁升任江苏省副省长时分管环保工作，大有关系。按说前任们治不好污染，未必是方案不科学，毛病出在执行力有问题，落实落实再落实，碰到利益纠葛的重重围困，结果还是没能落到实处。“仇和式治污”，虽说名称很响亮，叫“河（段）长负责制”，实质上，也就是“联产承包制”，没啥特别之处。

真正特别的，是仇和的行事风格，号称“铁腕”，即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问起责来，不留情面，办起事来，雷厉风行。于是，干部的凝聚力、责任心、干劲都充分调动起来了。有报道说，厅局长们一个会开下来，后背都湿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春城的气温，而是吃足分量了，甚至，因为工作不到位，吃批评、看脸色，下不来台；冒的，很可能是虚汗。

关注民生、营造和谐社会，依我看，也得有这么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让相当一部分官员日子难过起来，然后才能指望广大人民群众日子好过起来；最终，才能和而不同，咸于协调，大家过上好日子。反之，则不然。

如今滇池治污，还只称得上有起色而已。污染容易治理难，任重道远，离好日子还有相当的时日。但愿“仇和式治污”，能给全中国城市的水污染治理带来创造性的成功经验。

就目前各地的实际情形看，光靠环保部门打头阵，环境，是不大保得牢的，必须党政一把手披挂上阵，冲锋陷阵。这里用“亲自”二字，最为贴切，至关重要。除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还得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6、八国集团减排玩“模糊”“气候公正”谁来维护?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7月14日　徐步青

http://env.people.com.cn/GB/9647745.html

　　刚刚结束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八国领导人向世人发出一份温室气体减排声明，称愿与其他国家一起到２０５０年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半，并且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８０％以上。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该声明较前有一定进步，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标准依然模糊，而且责任和义务不清。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德博埃尔说，发达国家应制定清晰和强有力的到２０２０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资金和技术支持，否则年底在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以失败告终。

　　“气候公正”的实质，就是要分清谁是当前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和主要受害者，就是要认识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到底如何划分责任才能做到真正的公平。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工业化过程中大量排放温室气体，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对于今天的气候变化，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其责任而言是无辜的，但却是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最大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率先垂范是它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全球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极不均衡。总体上来看，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都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八国集团成员总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约13%，然而近一半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源自这8个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占世界的4/5，但碳排放量只占全球的40%。从单个国家来看，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总量的确在迅速上升，但人均排放仍然比较低。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为它们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没有约束地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因此，坚持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并以人均排放量为基准，才是充分体现平等主义的价值理念。

　　从公平角度看，还应该在排放分配中合理体现国家之间的差别。在经济发展水平与支付能力、低成本的减排机会等方面，发达国家占主要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均较弱，因此，发达工业化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资金，加快应对气候变暖的技术转让。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仅靠工业化国家无法实现气候保护目标。在共同面对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并不是普通的捐赠国和接受国之间的关系。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发达国家应尽的义务。遗憾的是某些发达国家在气候问题上的立场虽有了积极转变，也承诺将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但步子迈得还不够大，力度还不够强。欧盟于2007年3月承诺到2020年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20%，并愿意与其他发达国家一道将减排目标提高到30%，但许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国际环保组织认为欧盟在减排方面应做出更大的努力。　　（作者为本报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