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一条大江能够承受多少大坝?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07-06  刘蔚 

http://www.cenews.com.cn/xwzx/gd/qt/200907/t20090706_619189.html

   和谁对话?

　　翁立达，1993~2005年任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津贴。现任中国水利学会环境水利专委会副主任，长江技术经济学会秘书长。从事长江保护30余年，曾参与和组织了三峡和中线南水北调等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与设计等工作。

　　为什么对话？

　　长江水电开发近年来呈现快速、无序态势，一些水电项目甚至出现先开工后补做环评的现象。水电项目的急剧开发势必对长江水系造成重大影响，导致鱼类生境被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问题。我们急于知道，长江到底还能容忍多少的任意开发？水电开发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翁立达怎样说？

水电开发必须以生态友好的理念为指导，在追求水电站正面效益的同时，将其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双赢方案。在水电开发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各阶段中均应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目标。不能盲目无序开发，给长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

　　对话人 翁立达

　　著名水资源保护专家、原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局长

　　采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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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大江能够承受多少大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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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公认40％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警戒线，而金沙江流域规划的水库总库容将达到83％。

　　记者:一条河流能够承受多少大坝？如果超出河流能力建坝，可能产生哪些后果？

　　翁立达:对于一条河流来说，发电只是它的一个功能。我国水电资源丰富，占世界第一位。从国家能源角度出发，开发水电不可避免。当前关键的是，要怎样开发。

　　国际公认40％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警戒线。而随着水电规划的实施，金沙江流域规划的水库总库容将达到径流量的83％，长江上游地区水库总库容将达到河川径流量的61％，这将对河流生态环境产生长期深远的影响。

　　以前由于缺乏生态环境观念，我们水电开发的指导思想是把河流“每米水头都要用干”。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一些河流开发过度。比如黄河，由于开发程度过高，出现了很多问题。黄河原来每年的平均径流量为500多亿立方米，而已建水库的库容已超过了600亿立方米。后果是，黄河断流多年，径流量现在每年平均只有300多亿立方米。

　　而实际上，河流的过度开发，不仅严重破坏了河流的生态系统，不适当地建设大坝，也会造成不可预料的后果和经济损失。一个大坝建设起来并不难，但造成的后果，有些是可以弥补的，有些则是不可逆转的。如黄河修建的第一座水库——三门峡水库，由于对黄河泥沙的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黄土高原的治理速度和减沙效益过于乐观等原因，关闸蓄水后不到一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达15.5亿吨，在渭河入库口形成拦门沙，回水倒灌威胁西安和关中平原，由于库区泥沙淤积严重，整个工程面临淤废的危险。

　　记者:现在，各大电力公司纷纷看好长江的水电资源潜力，您认为，长江水电开发到底还有多少潜力？

　　翁立达:根据统计资料，尽管长江水资源丰富，据宜昌站1950～2000年统计资料，宜昌年均径流量为4510亿立方米，但其中68％集中在丰水期5～9月，为2980亿立方米，而只有32％分布在10月至次年4月，10月～11月仅为746亿立方米。根据原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如工程全部实施后，宜昌以上水电站水库的总库容为2125.8亿立方米(虎跳峡高坝方案)与1930.4亿立方米(虎跳峡低坝方案)，调节库容分别为1143亿立方米与1038亿立方米。由于水库蓄水涉及防洪要求，一般需在汛后进行，因此如按原有方案实施梯级开发，水库的蓄水要求将难以得到保证，届时一些水库极有可能将出现汛后蓄不满水的情况。

　　根据现有长江水沙演变与环境耦合研究初步成果，三峡水库建成后，每12年中，只有不足一半的年份水库可以在10月份蓄满或基本蓄满。而在上游建设一系列水库后，这一局面将变得更为严峻，蓄水保证率将进一步降低。由于蓄水直接关系到水电站发电经济效益，按照目前格局，上游干、支流水电站分属各大电力公司，因此届时如不能对上游水电站进行统一规划调度，水库汛后争水的现象将不可避免。而上游水库的集中蓄水，又势必加剧长江中下游生产、生活用水和生态环境用水的矛盾，影响中下游以及长江口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加重河口的盐水入侵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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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上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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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阿斯旺大坝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日益严重

　　记者:国际上现在已经开始重新审视建设大坝发电可能引发的系列问题。据您了解，国际上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翁立达:埃及1967年建成的阿斯旺大坝曾经是埃及民众和政府的骄傲，但大坝建成之后不久，它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日益严重，逐渐改变了人们对它的评价。

　　阿斯旺大坝高112米、长5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高坝工程。它将尼罗河拦腰切断，在高坝上游形成了一个长650公里、宽25公里的巨大水库——纳赛尔湖。1970年，安装的12台水电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转。

　　阿斯旺大坝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些正面效应。

　　比如，水库建成后，周围出现了常年繁盛的植被，这不仅引来了许多野生动物，而且有利于稳固湖岸、保持水土，对这个沙漠环绕的水库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但是，大坝建成后仅20多年，工程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也日益严重。这些当初未预见到的后果不仅使沿岸流域的生态和环境持续恶化，而且给埃及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大坝工程造成了沿河流域可耕地土质肥力持续下降；修建大坝后，沿尼罗河两岸出现了土壤盐碱化；库区及水库下游的尼罗河水水质恶化，以河水为生活水源的居民健康受到危害；水质的改变使水生植物及藻类蔓延，不仅蒸发掉大量河水，还堵塞河道灌渠等；尼罗河下游的河床遭受严重侵蚀，河口海岸线退缩。

　　在20世纪60年代兴建阿斯旺大坝时，人们对大坝的认识还是十分有限和片面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要精确地预测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还是相当困难的。由于在兴建大坝前要判断大坝工程的后果有很大的不可预测性，所以，目前很多国家的公众舆论和学者专家们对超大型水利设施的建设往往持反对或谨慎的态度。

　　综合评估大坝的利弊并非易事。首先，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很难用资金这个单一标准来综合衡量和测算；其次，目前人类还只是在观测大坝的近期后果，而对大坝的远期影响还很难预测判断，因为有些影响在大坝建成后的几十年内可能还不明显或尚未显露；另外，如何准确可靠地观测生态和环境的变化还是一个难题。

　　人类该如何面对大坝带来的种种正面、负面影响？目前，世界各国民众主要有两种相反的看法:一部分环境保护人士主张废弃水库大坝及发电设施，大坝的效益与其产生的负面作用相比微不足道；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对大坝加以改造，治理相关的种种问题。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来看，人类应该关注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采取积极措施、减缓这些负面影响。但是，也要看到，大坝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有些是持久性的、难以治理的。所以，当我们在考虑大坝的直接经济效益时，不可无视大坝的负面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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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开发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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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产生无可挽回的重大影响

　　记者:人们现在已经更多地认识到，水电开发对生态环境的改变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于您来说，水电开发建设对长江产生的哪些影响是您觉得最痛心的？

　　翁立达:随着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于1970年开工，长江上游特有鱼类的生存空间就不断受到挤压。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在20世纪70年代数量还很多，而80年代后，很多种类种群数量明显减少，逐渐失去渔业价值，种质资源急剧减少。1989年，葛洲坝水电站建成，彻底阻隔了中华鲟的洄游通道，中华鲟因此在长江上游绝迹。

　　长江是世界第三长河，同时也是中国水生生物最为丰富的河流。在长江水系中，上游的鱼类种类尤其丰富，中国特有种比例明显高于中游和下游。但近年来，长江开发的重心已经从三峡滚动上溯到金沙江江段及上游支流，开发规模之大、水坝之高、梯级之密集，举世罕见。如此过度开发的叠加效应将会摧毁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密集区的流水生境，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产生无可挽回的重大影响。

　　如“四大家鱼”是长江主要的经济鱼类，在每年的4月底~5月初产卵，其产卵过程与水温和涨水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然而，水库的建设完全改变了家鱼的生育环境。在每年的5月，河流水位陡涨，形成的洪峰能够刺激家鱼产卵。但是由于大坝的阻拦，洪峰削弱，水位没有了陡涨信息，家鱼也无法掌握产卵信号。也就是说，由于水系的变化，鱼儿无法感知生物季节的到来，就像万物无法感知春天的到来一样。此外，鱼卵和鱼苗只在合适的温度和水流的环境下才能正常发育。但水库的修建改变了原有的水温和水流状况，降低了鱼类的繁殖能力，近年来，宜昌江段长江“四大家鱼”的鱼苗径流量，已经锐减至三峡水库蓄水前的2％~3％。长江名贵的鲥鱼也因万安水电站的兴建破坏了产卵场，现已绝迹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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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修建鱼道的措施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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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类的保护问题不是修建鱼道就能够解决的

　　记者:据了解，有的水电开发项目开工后也做了补救措施。您认为，采取补救措施后，能够避免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吗？

　　翁立达:很多水电开发项目在环评后，为了避免对鱼类造成巨大影响，采取了修建鱼道的措施。但实际上，修建鱼道代替不了栖息地保护，不是长江流域鱼类保护的有效手段。长江上游的特有鱼类多数适应于激流环境，它们对大坝修建形成水库的静水环境不适应。特别是进行梯级开发时，急流生境丧失殆尽，对这些鱼类的保护问题不是修建鱼道就能够解决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曹文宣认为，修建过鱼设施不能解决大坝上下鱼类基因交流的问题，因为它只能供鱼上溯，不能诱鱼下行。同时，许多产漂流性卵的鱼类，鱼卵和初孵仔鱼在漂流过程中发育，通常要漂流400公里~500公里才能主动游泳，这些鱼在水库中是不能进行繁殖的，不能繁殖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而对于一些适应于激流环境并且多为摄食底栖生物的特有鱼类，因适宜的生境已完全消失而在水库中绝迹，它们是无法通过水库上下交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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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行流域综合规划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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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够

　　记者:近年来，长江上游屡屡出现违规建设水电站事件，这是否与现行的流域规划不够完善有关？

　　翁立达:由于现行流域综合规划的过时和对生态环境的重视不够，水电开发中的一些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反映在水能资源被过度开发、无序开发和不合理开发等方面:

　　一是局部河流、河段水电过度开发。根据现行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长江上游的金沙江干流与雅砻江、岷江、大渡河、乌江等支流将建设一系列梯级水电站，这些工程实施后，将在两个方面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除赤水河等少数支流外，上游干流大多河段都将成为梯级水库，干流以及许多支流均将被不同程度渠化，天然状态河流将转变为半天然河流或基本受人工调节，河流的水文循环、连通性和动态性将发生根本改变。梯级水库的形成，将完全改变河流的水文和理化特性，对河流生态环境产生显著的潜在与叠加影响；规划实施后，长江上游地区大型水库的总库容将达到河川平均径流量的61％，其中金沙江流域的水库总库容将达到上游来水量的83％，水电规划的实施，将对长江生态系统与环境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二是河流、河段水电无序开发。当前在长江上游的水电开发中，出现了“跑马圈水”的局面与开发市场主体多元化的状态，这使未来工程的统一运行、调度与管理暗藏危机。多头开发却缺乏统一调度必然对生态环境影响巨大，缺乏流域综合协调机制也必然不利于河道日常管理和解决突发污染事件。在水电开发中，过分市场化可能会留下长期隐患，与火电厂不同，水电站建设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一旦形成，将很难消除和恢复。

　　三是个别水电站开发运行方式不合理。由于在水电站的设计和运行管理中基本不考虑生态需求，导致各种类型的水电站开发方式对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的影响。

　　现行长江流域综合规划完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近20年来，流域综合规划在指导流域综合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生态建设、水污染防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促进了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但是，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河流状况的变化以及治水理念的革新，现有流域综合规划已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存在以下主要问题:大部分规划的基础资料已过时，规划期已满；当时的规划重点主要围绕重大工程建设开展，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流域的管理等工作重视不够；对水资源承载能力和水环境承载能力认识不足，涉及水资源配置、节约、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规划内容不多；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定、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要求流域综合规划与之相协调和衔接。由于目前流域综合规划修订滞后于有关专业规划，因此难以合理规范和有效管理水资源开发利用行为，导致一些地方水资源过度开发、水能资源无序开发，特别是部分地区的“跑马圈河”，严重影响流域水资源综合效益的发挥，造成对流域生态与环境的破坏。

　　记者:您认为现行流域规划有哪些地方需要完善？

　　翁立达:现行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形成的，主要考虑了防洪、发电和航运的要求，由于当时缺乏生态环境意识，对于如何认识河流，以及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2006年，国家发改委下达了经费，制定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计划3年，2009年底完成。

　　我们认为，修订的流域综合规划中应强调“在保护中开发”，水电开发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理控制水能资源的开发程度。对河流水资源和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适度，不能超越河流自身的恢复调整能力，应根据长江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和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刚性规定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上限。

　　二、明确划定不宜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定和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在全流域从生态与环境角度识别不宜和需限制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和其他大型工程建设的区域、河流和河段，并落实在新的流域综合规划中。不宜及限制开发区域明确后，应受有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并在实践中严格遵守，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的项目应当暂缓决策。

　　三、充分进行战略环评、规划环评和累积影响评价。对新的流域综合规划方案应充分进行战略环评、规划环评和累积影响评价，并让全社会公众有机会充分参与和监督。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技术经济最优”的单一工程目标，将生态环境因素作为重要指标。规划方案还应考虑到工程的长期运行调度方案，对河流生态环境需水和生态调度提出明确要求，作为指导水电站规划、设计、建设、运行和退役的依据。规划方案还应为河流的生态修复和水电站设施退役后的再利用方案或拆除预留空间。

　　四、确定开发的先后程序。对于新流域综合规划中的方案，应从全流域的角度，根据其生态环境影响程度，对新规划中的各工程进行分级，据以确定开发的先后顺序，在实施中应要求首先开发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工程，不应放任开发企业“跑马圈水”、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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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遏制长江水电无序开发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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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态友好的理念为指导，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双赢方案

　　记者:对于目前长江水电无序开发态势，您有何建议？

　　翁立达:为了维护长江的健康生命，为了中华大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必须以生态友好的理念为指导，在追求水电站正面效益的同时，将其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程度，寻求生态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双赢方案。

　　首先，要抓紧修订并出台新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以指导水电有序开发。新一轮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应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维护河流健康，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支撑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作为规划修编的主线，对原长江流域综合规划从生态环境角度进行修订和调整。

　　其次，要遵循科学、透明的开发决策程序。新流域综合规划修编后，为了确保科学发展观和各项生态友好的工程措施得到落实，在实施具体的开发项目时，应严格遵循科学、透明的开发决策程序。立足中国国情并以国内的实践经验为基础，正面、积极地广泛吸纳国际上先进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理念和方法，如世界水坝委员会的《水坝与发展——新的决策框架》、国际水电协会(IHA)的《可持续性导则》等。通过科学、透明的决策制度，确保水利水电工程的开发建设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遏制无序开发和掠夺式的开发，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影响，妥善处理移民安置问题，使水利水电工程真正实现生态环境友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第三，要逐步建立生态友好的水电工程运行管理制度。一是对流域内水利水电工程实施统一的调度与运行管理。为了实现河流的多目标功能，保障长江的生态安全，实现以长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水电站的运行不能仅考虑水能利用的发电经济指标，必须同时保证满足河流生态系统要求，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准则，按流域综合管理的要求，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长江流域水利水电工程进行统一调度和运行。二是实施生态友好的运行调度方案。以流域综合规划为指导，在水电站的规划设计阶段即应为实施生态调度创造条件。必要时要通过立法形式确保在运行管理过程中，各项生态调度的措施得到落实和实施，特别是要保证河流的生态环境需水，结合相应的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保护流域内的生物多样性，避免和减轻水电工程对生态与环境的不利影响。通过建立类似于“绿色水电”或“低影响水电”的认证制度，在我国实施水电环境认证，以鼓励水电站的运行管理单位采取措施将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三要建立水电站运行期生态环境监测制度。通过建立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对开发前、开发中和开发后(运行期)河流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经常性监测，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对策。同时，系统性的监测数据对于科学研究和指导今后的水电开发和运行管理也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应将水电站的运行许可证与其生态环境绩效挂钩，并对水电站的运行许可证实行周期性换发制度。对于生态环境负面影响问题突出且无法纠正的水电站，应强制退役直至拆除。

　　总之，长江上游水电开发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固然不能因为有不利影响，就不开发水能资源，但更不能盲目开发，给长江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在水电开发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各阶段，均应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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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电可持续性导则

　　国际水电协会于2004年2月正式发布了《可持续性导则》以及遵守协议，得到了各成员国的接受。《导则》旨在促进更多地考虑社会责任、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导则》对各种水电开发方案的评估标准包括:优先考虑对现有水电站进行升级改造；优先考虑综合用途最多的方案；优先考虑已经开发的流域；优先考虑单位发电量(GWh)淹没土地最少的方案；优先考虑能为脆弱社会群体提供机会最多的方案，且不会将无法解决的威胁施加给他们；优先考虑能加强大众健康或对大众健康风险最小的方案；优先考虑迁移人口最少的方案；优先考虑可以避开特殊自然和人文遗址的方案；优先考虑对稀有、脆弱和受威胁物种影响最小的方案，并最大限度地恢复栖息地和保护高质量的栖息地；优先考虑可以实现或实施下游社区支持的目标方案；优先考虑那些具有相关流域管理效益及较低泥沙淤积和侵蚀风险的方案。

　　水电在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问题主要是从考虑的问题、减轻危害的方法和策略方面阐述:水质；泥沙输送和侵蚀；下游水文和环境流量；稀有及濒危物种；鱼类通道；水库内有害的物种(动植物)；健康问题；施工活动；环境管理系统。

　　水电在经济方面的可持续性主要关注公平、合理地分配经济利益；有效使用资源要对不同方案进行仔细评估并选择最好的方案，并在未来不出现隐藏和未被发现的成本；政府需要确保在规划过程中不能忽视水电项目的长期和不太直接的效益，也要确保这些效益不受到短期融资和纳税政策的影响；进行水电开发时，应评价各方案不同阶段的资金和运行成本，形成完整的评价结果。直接和非直接的成本和效益应被确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用货币形式定量。

14、云南怒江：铅锌矿的“兴旺”与一条河流的“溃烂”

来源：《工人日报》2009年07月06日 陈昌云

http://env.people.com.cn/GB/9597200.html

　　“几十年前，这河里的鱼可多了。我们在家里把锅先架上，生火烧着水，人下河去捉鱼，逮到鱼回家，水刚好开了，现煮现吃，味道鲜得很。可惜啊，现在河里很难见鱼了，即便有鱼也不敢吃，怕有毒。”在沘江河边，一位农户指着河流感慨地对记者说。

　　云南省怒江州兰坪县的沘江，是澜沧江一级支流，位于兰坪县和大理州云龙县境内，总流长173.4公里。1985年以来，这条原本清澈的河流，被铅锌矿的开采给彻底污染了，水质为劣Ⅴ类。

　　“江河居然能被污染成劣Ⅴ类，简直可说是‘骇人听闻’。因为江河水是流动的，与流速相对缓慢的湖泊水不一样。”环境工作者张荣说，“江河被污染并长期呈劣Ⅴ类，可想见其污染源之广、污染强度之大。”

　　河水严重污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兰坪矿业的开发，沘江源头及上游两岸的采选和冶炼厂的迅速发展，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开采规划和生态保护方案，长期的无序开采导致矿区地质结构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致使沘江水质日益恶化。”6月25日，云南省环保厅对媒体进行水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情况通报，省环保厅副厅长杨志强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河水已严重污染，水质为劣Ⅴ类，主要污染物为铅、锌、镉和砷，水环境功能受到较大影响，已基本丧失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功能。

　　在6月25日之前，除了沿河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沘江，更不知道沘江的污染如此严重。

　　兰坪位于著名的云南省金沙江、怒江、澜沧江“三江”成矿带中段，被誉为中国的锌都。近年来，兰坪共发现大小矿床（点）220个，有锌、铅、铜、铁等40多个品种，现已探明银矿9339.6吨、铜矿80万吨、锶矿534.1万吨、铁矿59万吨、钻矿1536吨、岩盐矿6970万吨等。据粗略估计，全县矿产资源潜在价值约1000亿元以上，人均可达到50万元。

　　从1985年开始，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口号的影响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个体老板纷纷涌入矿山，兰坪一度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群采热点矿区。乱采滥挖、采富弃贫、争矿抢矿的现象十分突出。

　　长达8年之久的掠夺式、大规模群采，造成了矿山秩序混乱不堪，安全事故和地质灾害频发，资源破坏和浪费极为严重。环绕金凤村庄的沘江曾因矿渣阻塞断流，水质迅速下降到了劣V类。

　　由于多种金属超标，沘江的水不能饮用，也不能用于浇灌。兰坪县副县长李金儒说：“过去兰坪县大矿大开，小矿小开，群采私开、资源浪费，造成环境污染，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太大了。”

　　整治行动

　　1992年，云南省政府在兰坪召开现场会议，对沘江的污染整治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关闭了多家环境污染严重的矿业企业。

　　2002年，省环保厅组织当地环保部门，先后多次对沘江流域的污染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结合环保专项行动关闭了沘江沿岸一些环境污染严重的工矿企业。

　　2003年以来，云南省政府大力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对兰坪矿区实行了集中规划、统一开发的政策，结束了十多年来群采的混乱状况，企业污染治理设施逐步完善，基本做到了达标排放。

　　2008年以来，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先后多次就沘江污染作批示，要求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治理沘江污染。今年1月，省环境监察总队组织两州、县环保局对沘江流域27家选冶企业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并先后下发8个文件，要求怒江州、大理州分别对沘江流域兰坪县和云龙县境内的相关违法企业进行停产整治、限期治理。

　　杨志强介绍说：“总体上看，通过历年来特别是近年来各级、各部门的不懈努力，经污染综合整治，沘江水环境质量呈好转趋势。”

　　“由于沘江是澜沧江的支流，即使沘江污染减轻了，其重金属污染物其实还是被冲刷到澜沧江。”环保志愿者王先生说，“一座矿山的兴盛和一条河流的重度污染，就经济利益来看似乎难以比较得失，但从水环境污染往往是不可逆的角度看，得不偿失。”

15、中美“碳关税”首次过招 中国坚决说“不”

来源：新华网2009年7月6日

http://www.zgjrw.com/News/200976/index/587863377200.shtml

　　狼，真的要来了吗？

　　“如果美国要征收碳关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会起来反对！”7月3日，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吕学都对本报记者说。

　　当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对外界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但部分发达国家提出对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做法，违反了WTO的基本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6月上旬，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有部分美国代表提出了对华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意见。与此同时，6月22日，《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规定，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吕学都说，美国代表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违反联合国规则的，在波恩气候变化会议乃至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上都不会站住脚。

　　吕学都从1991年开始主管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计划、政策制定及国际谈判。5年后，他成为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团的主要成员，并参与制定中国气候变化政策。他的上一个职务是国家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

　　环境法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汪劲认为，美国征收碳关税的想法并不是偶然，而是步步紧逼，早有打算。“他们此前的能源和气候法案几个法案都有类似的条文。”

　　汪劲说，今年上半年，美国能源财政高官频繁访华其实也在为碳关税事宜试探中国政府态度。

　　“碳关税”将拖累中国进出口和GDP

　　今年3月，美国新任能源部长朱棣文和法国总统萨科奇都对碳关税做过相应表示。本报记者随即约请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小川团队操作课题《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经模型预测发现，美国碳关税不仅影响我国对外贸易，而且还将拖累整体经济的发展。

　　刘小川介绍说，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

　　现行征收碳税国家的计税标准通常在吨碳10美元至70美元之间。取中间值30美元/吨碳和60美元/吨碳二个等级的碳关税税率，运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可以初步分析美国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面所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

　　“如果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导致我国进口总额下降0.517%，出口总额下降0.715%，显然影响出口的程度更大些。如果碳关税率提高一倍，即60美元/吨碳，自然对我国进出口总额的负面影响会相应增加，将分别下降0.869%和1.244%。”刘小川说。

　　在这两种情况下，出口的下滑将进一步拖累我国的GDP分别下降0.021%和0.037%。

　　从我国对美贸易的总体情况来看，美国“碳关税”的征收，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均将产生负面影响，比较而言，对美出口的影响要略大于进口的影响。

　　出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我国对美国出口下降近1.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6%以上；

　　进口方面，若征收30美元/吨碳的关税，将会使得我国对美国进口下降1.57%，当关税上升为60美元/吨碳时，下降幅度增加为2.59%。

　　刘小川强调说，虽然美国碳关税税率的高低与对我国对外贸易及GDP的下降呈现出直接的正相关影响，也就是说随着美国“碳关税”税率的上升对我国的影响逐渐加大，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成正比，开始的30美元碳关税的影响要比后增的30美元碳关税(即60美元税率)的影响要大，因此美国碳关税对中国的初期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出下降

　　此外，刘小川团队的模型也预测了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不同产业的影响。

　　刘小川介绍说，其中玻璃制造业和化肥业下降的比例较大，在3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了3.65%和3.29%，在60美元/吨碳的情况下下降了6.35%和5.89%。其他高含碳产业的产出下降程度也比较大，平均降幅近3%和6%。

　　2009年1至2月，我国相关产业的产出与去年同期相比，水泥、化肥和钢铁分别增长了17%、4.6%和3.1%，而造纸和玻璃则分别下降了5.8%和2.0%。如果考虑美国碳关税的因素，水泥、化肥和钢铁的增幅将会下降，而造纸和玻璃业将进入“增长衰退期”(该产业的增值率分别将为-9%和-5.7%)。

　　由于相关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非能源密集型(低含碳)等其它行业的产出则有所增加，在两种税率之下分别增加0.13%和0.23%，但是其增长的幅度要远低于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出水平下降的幅度。因此，美国碳关税对我国各产业的发展而言，总体的效果必然是弊大于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国政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之效果。

　　除却直接影响产业发展外，美国对华征收碳关税还将对中国就业、劳动报酬以及居民福利造成负面效应。

　　刘小川说，由于我国的高含碳产业受美国碳关税的冲击较大，从短期看必然导致该类行业就业的困境加剧。

　　他介绍说，在假设各行业之间劳动力要素不能流动，从而形成各行业有差别的失业率水平的情况下，“碳关税”将使能源密集型行业的失业率均普遍上升1-2个百分点，其它行业失业率略有提高。

　　“如果美国采用高税率(60美元/吨碳)，那么失业率将大致呈正向同比增长。”刘小川说，“2008年底，我国的失业率为4.2%，据估计2009年失业率将更高，可见在此高失业率的趋势下，美国的碳关税政策无疑是对我国本不乐观的就业市场的落井下石。”

16、警惕环评陷入“花架子”

来源：新华报业网－新华日报  2009-07-05 杭春燕

http://news.xhby.net/system/2009/07/05/010539371.shtml

　　种种迹象表明，环评作为从源头上严防环境风险的一道关口，目前却有沦为“花架子”之险。

　　近日，我省环保部门对某地污染企业进行清查时，一举发现数十家未经环评审批的小企业。可笑的是，当地对这些“没有出生证”的企业一直正常收取各种税费，甚至包括排污费。

　　而在今年6月，国家环保部开出了从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之后的第一张罚单：暂停审批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责令华电和华能在建的鲁地拉和龙开口水电站项目停止主坝建设，补办环境影响评价手续。而这被称作“史上最严厉的”罚单倒是让人们得出了另一种解读：原来，如此重大的工程项目，竟然也未办环评先开工？！

　　我国《环评法》明确规定，任何新、扩、改建项目都必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并通过环保部门审批之后才能动工兴建。可是，如今的事实是：一方面，不少人把环评当成可有可无的“橡皮图章”，把“补办”当正常，“不办”也常见；另一方面，由于一些环评机构的逐利行为，环评成为“纸上游戏”、“走过场”。而这两者的叠加效应，使得环评对环境风险的把关作用与当初的立法理想“相去甚远”。

　　在现实中，人们常常会把环评的重要性放在嘴上，看到的却屡屡是“先上车，后买票”与“无证驾驶”这样两种尴尬的情景。

　　为什么一些人敢于把环评当成“橡皮图章”？说到底，是环保依然没有摆脱“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尴尬处境。华电、华能两大项目被叫停后仍在施工，可谓最让人“拍案”的典型案例了。而华电鲁地拉公司安全技术部主任张湘涛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还理直气壮地表示：从规划上来讲，这个电站是肯定要做的，而环评肯定是能通过的。这更从一个侧面印证：环评在某些人眼中只是一个“程序性存在”。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些环评机构与建设单位之间存在着不正常的关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重质量重利益。具体表现在：顺从业主意愿，把法律要求的独立环评，完全变成业主建设愿望的合理性论证，丧失客观、公正、科学立场。“明明是对当地环境有影响，却说成是无碍大局，甚至无影响；明明是不适宜建设，却信誓旦旦地说是必需。环评成了走过场，几乎所有项目都可通过。”

　　当环评成了评审者与被评审者之间的一单生意，谁还能指望环评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又怎么可能靠它来控制环境的风险？最终，项目如愿开工，评审专家名利双收，环评部门的腰包鼓了、项目所在地政府的政绩也有了。而遭殃的是谁？是环境，是当地百姓！ 

目前，在污染物排放总量居高不下、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群众对环境质量的期望越来越高的情形下，公正、客观、规范、有公信力的环评显得尤为重要。环评部门需要用行动来践行他们本应承担的公共责任。否则，谁还会把《环评法》放在眼里呢？

17、水电开发规划环评需先行

来源：世界能源金融网2009-7-6

http://www.wefweb.com/news/200976/0838063517_0.shtml

本文摘要：鉴于水电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多方面、多层次、长期性和不可逆的特征，我们不仅要考虑资源开发布局、规模、方式及开发时序等技术经济问题，还要考虑流域和区域的生态保护建设需求。 

　　面对西南地区密集的水电开发活动，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几个问题：

　　我们到底需要建多少个水电站？我们能够建多少水电站？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怎么化解？

　　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有赖于我国有关决策部门根据我国当前的电力缺口，结合我国能源储备的整体情况，制定一部全国性的而且具备一定法律效力的水电开发规划。回答后两个问题比较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一直是多年争论的焦点。但这个问题并非无解，关键还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下功夫。首先流域的开发应打破行业的垄断和行政区划，制定与全流域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经济条件、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种因素。其次要建立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的联动机制，将规划环评落实到规划制订和规划实施过程中，以此来预防水电开发对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弥补项目环评的先天不足。

　　水电开发的环保争议已经持续多年，虽然环境监管的力度在加大，但水电项目未批先建的行为却屡屡出现。之所以如此，在笔者看来，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

　　一是生态功能区划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不够明确。尽管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但目前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生态功能区划仍没有制定出来，土地利用、区域流域建设开发利用等综合性规划也就没有或较少考虑资源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深层次影响，有的规划在制订过程中只是笼统提出了环境保护要求，但未能对破坏环境的行为做出硬性约束，对遭受破坏的环境也缺乏补救措施。

　　从我国水电开发规划制定的情况来看，首先是流域性规划制定年代较早，开发强度明显过大，缺乏环保论证。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环保的要求也越来越严，对这些规划进行调整已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急迫。其次是一些规划仅由地方政府制定，往往受到地方重经济发展轻环保思想的影响，或只考虑开发项目对局部区域的环境影响，规划本身的科学性和完整性有待提高。

二是规划环评制度尚未全面推开。从规划上解决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应该是最为经济有效的办法。与单个建设项目的环评不同，规划环评对规划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深入分析，对区域内各要素之间关系和影响进行科学评价，提出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使规划中各要素布局趋于合理。因此，规划环评应该先于项目环评和优于项目环评，项目一旦违反规划，就不应该通过项目环评。

　 以水电开发项目为例，往往在大坝截流合龙前才报上级环保部门进行环评审批，此时对水库周边的环境影响实际上已经形成，而一旦建错了地方，后患无穷。对于这种类型的开发，项目环评的作用极为有限，规划环评的优越性则更加突出。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评法，对规划环评作了规定，但对规划环评的对象及范围、规划环评的责任人和评价单位、规划环评的审查、违反规划环评的责任追究等规定都不具体，影响了规划环评的推进。

　　鉴于水电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呈现多方面、多层次、长期性和不可逆的特征，我们必须改变当前水电开发缺乏环境监管、忽略国土生态价值的现状，找到水电开发科学有序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不仅要考虑资源开发布局、规模、方式及开发时序等技术经济问题，还要考虑流域和区域的生态保护建设需求。为此，环评必须从流域开发总体规划的层面上进行，在项目决策前的规划阶段就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流域开发目标体系中。当然，最为根本性的一点，是尽早推动规划环评的立法工作，确立规划环评制度的权威性、强制性，不能使之沦为一场纸上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