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记得1998年长江下游发大水那年，也是我第一次到长江源。开始上江源时就带着一个疑问：下游那么大的水，和上游有什么关系吗？记得我采访我们那次的向导欧跃时，他就说，那年年初很旱，季风来得也晚，可是季风一来就雨水大得不得了。1998年时就有科学家说，江源后来猛发的大水，对下游的洪水不能不说有着一定的关系。而今天杨勇发现的这个问题很是让他着急。今年春天是大旱，现在江源已经开始了汛期，我们真的应该提醒有关部门密切关注。争取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杨勇说。

6月22日的黄河源

只有江源才有这样的水貌吗？.

泥沙浸染的河水

今天杨勇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越往西行，干旱趋势越明显。过了达日4400米山口后，草场变得稀疏起来。出现了大面积的斑秃地貌，老鼠也多了起来，并不停地在公路上穿梭。

裸露的河床

水琥越来越少

干

这干旱，杨勇说特别是在阿里玛金山口上，阿里玛金的主山脊上，已经看不到冰川的痕迹。见到的只是光秃秃的碎石山。

山上没有了雪，河里没有了水

原来雪一直到山的脚下

在一片哈达旁，我们碰到了优云乡党委书记张德元。我们问他，你觉得这干旱有原因呢？他告诉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减牲畜，他认为还是人为的原因多些。我问他你知道现在全球气候变化吗？他说，知道。我说那在这里有什么反映吗？他说草场越来越退化，水也越来越少。

我们和这位书记聊时，旁边还坐着一圈人。张书记说优云乡是达日县的，而我们当时所在的地方已经属于玛多。我们走过去，问他们是在开会吗？他们说是。我们又问开得什么会？能告诉我们吗？他们只是笑，不回答。有人则说：不懂，不懂。

开会

对看

牧民对大自然的敬畏

问了半天我们终于从只言片语中知道，他们在商量怎么用党费、团费帮助村里最困难的人。我们问主持会议的人：你捐了多少？他说100块。这样用党费的情形，不知在中国多不多？

离开他们，车子开了没有多一会儿，我们看到车窗外河床里不是水，而是冰。

6月冰

山上没有雪，河里却有冰

这里的海拔在4500米，6月还有这么厚的冰，这倒是我们上过高原的很多人也觉得很新鲜。

再往西行，过了沁玛雪山山口，就已经进入到了中国的内流河与外流河的分界线。内流河名为东曲，汇入到冬给措纳湖，然后出湖口后叫托索河，进入柴达木盆地消失。

今天，让杨勇担忧的还有：我们从玛多县花石峡向南进入黄河源区的路途上，公路两边是一片干涸的古湖盆，其间散落着稀稀拉拉的水荡。大多已经盐渍化，并且可以看出这片古湖盆是浮尘天气的发源地。

花石峡

白了的河床

河床里可怜的水

我们行走时，前方的天空，弥漫着尘埃。杨勇说：黄河源区，这样一块内流区在没有任何地球屏障阻挡的背景之下，如果给水量继续减少，再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加快和青藏高原继续隆升，很有可能就会导致黄河源区向季节河和内流区演变。

今天在我们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中国找水的行进中，杨勇说：从阿里玛沁山南坡而过，实际上这么多年以来，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过阿里玛沁山6282米的主峰－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最主峰；同时也是昆仑山脉东端的最高峰；也是黄河流域的最高峰。雪线退化如此严重。可以说，它的冰川退化，是黄河上游整个生态系统演变的一个缩影。但是对这一切变化我们还知之甚少。

路边的藏原羚

路边的藏野驴

江源的湿地

2007年8月，我们绿家园生态游走在从花石峡到玛多的路上，我们还看到很多湿地、藏原羚和藏野驴，可是这次，没有湿地，没有羚羊。

昨天我们看到的黄河九曲河湾的下游，从四川几经拐折，经甘肃，又回到青海，龙羊峡库区和库区以上，兴海县，贵南县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沙漠。杨勇说，从这里也能看出，以往水库能调节小气候向好的方面转化的观点，是不完全正确的。

杨勇还说，根据他们2007年对黄河上游的考察，发现黄河上游也在进行大规模的密集的水电开发。除了龙羊峡、李家峡、刘家峡、盐锅峡先期建成的电站以外，目前正在建设的还有：拉西瓦、积石峡、炳灵峡等大型水电工程。这些电站把黄河上游截成了一段一段。黄河这一段比金沙江中游还短许多，可比金沙江水电开发的密度还要大。已经饱受全球气候变化之苦的黄河，再加上这样的开发，不知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讨论明天的路线

(照片 24 )

明天，我们要去牛头碑，很多人认为那里就是黄河源头了，其实还不是。不过那里有两个中国青藏高原上重要的湖泊，鄂陵湖、扎凌湖。2007年我们去时，当地牧民就说湖比以前小多了，那里也是松赞干布当年迎取文成公主的地方。

让我牵挂的还有，这次去，将要拍到的照片会和上次一样吗？上次在湖边还可以看到成群的藏原羚和藏野驴，明天还能看到吗？

2、西南水电无序开发致生态隐忧 巨头博弈环保力量

来源：时代周报 2009年06月25日邓全伦发自云南

http://news.sina.com.cn/c/2009-06-25/053218089155.shtml

　　“西南诸河上水电开发实在太疯狂，就一个词：无序。”作为一位民间科考探险家，20年前轰动全国的长江漂流的组织者，著名环保人士、环境地质专家杨勇多年来已将长江上游的几条支流走了不知多少个来回，每次都被河流上疯狂的水电开发震惊，继而愤怒。

　　他曾通过中国治理荒漠化基金会向高层书面报告了长江上游水电开发的隐患。“水电集群开发，将成为中国继上世纪50－90年代森林采伐后，又一次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围剿和破坏。”杨勇说。

　　“密如繁星”的水电站

　　翁立达，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去年10月底，他曾连续考察长江上游支流岷江、大渡河、雅砻江的水电开发情况，无序、混乱的情况至今让他惊讶：“大坝一座接一座，自由奔腾的河流正在丧失活力。”

　　6月16日，翁立达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现在一想起那次考察，脑海就浮现一个场景：车行进在岷江干流—杂谷脑河边，山谷幽静，河水清澈，两岸层林尽染，正欣赏陶醉间，一座在建大坝猝不及防地闯过来，整条河流被其拦腰截断，大型机械隆隆作响，现场飞沙走石，地面泥浆横流……

　　这座在建大坝是狮子坪电站，是杂谷脑河“一库七级”梯级开发的第一级。但就是这个电站的修建，开始淹没全国最大的枫林景观区—米亚罗，这里的枫林面积超过北京香山180倍，1998年9月被列为国家级人与自然保护区。如今，枫林已经消失，大型的现代化推土机把树木一片片从河岸剥离，只剩光秃秃的河岸铸成了水泥坝。

　　除了狮子坪水电站，杂谷脑河梯级开发的电站还包括红叶二级、理县、危关、甘堡、薛城及古城电站，一级紧接着另一级，首尾相连。

　　这只是岷江水电开发的一个缩影。地质专家杨勇根据1991年至2000年的水电规划开发资料，查证岷江干流规划了18级水电梯级开发，大小支流梯级开发数量达到100级以上。

　　进入本世纪以来，长江支流的水电梯级开发早已大规模启动：大渡河干流规划为22级，后又增加下游的沙湾、安谷两级，共为24级；金沙江中下游12级，雅砻江干流21级，乌江干流12级，嘉陵江干流17级。据统计，这些河流上在建和规划的水电站装机容量近1.4亿千瓦，接近8个三峡工程的装机规模。

　　而以上河流的各级支流，水电站的规划建设更是“密如繁星”。杨勇如数家珍：金沙江流域的岗曲河、普渡河、牛栏江、横江、白水江等共有56级；乌江流域的芙蓉江10级，猫跳河有6级；嘉陵江流域的涪江干流31级，涪江上游火溪河4级，涪江上游虎牙河 3级；渠江上游巴河5级；岷江流域的马边河9级，青衣江18级，杂谷脑河1库7级，黑水河2库5级；在大渡河流域，瓦斯沟1库7级，梭磨河8级，小金川 17级，田湾河2库4级，南桠河7级，官料河7级；在雅砻江流域，九龙河6级，木里河1库6级。

　　“水电站太密集了，几乎让河流喘不过气来。”翁立达说，西南诸河已经成为国内几大水电集团和地方争夺水电资源的战场，岷江、雅砻江、金沙江、嘉陵江、乌江、澜沧江、红水河、大渡河等壮丽河流，正在被一座座大坝拦腰截断。

　　过度开发的生态隐忧

　　“高密度的水电开发，受到最直接影响的将是长江鱼类。”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所长杨桂山说，水电开发的最大影响，是峡谷急流生境的消失，这对众多生活在这一水域中的鱼类，特别是那些必须在流水中繁殖的鱼类将是十分严重的影响，甚至是致命的。

　　金沙江观音岩水电站的《环评报告简本》确认：“观音岩水电站库区江段在水库蓄水前主要是峡谷急流生境，它不仅是一些土著鱼类生活的环境，更是多种在急流中产卵鱼类的产卵场。蓄水后，原急流险滩将被淹没，库区变为缓流水域，很多鱼类的产卵场将消失。”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副所长陈大庆称，对长江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鳙鱼)的调查发现，大量水电设施的建设，已使大坝下游的家鱼产卵期推迟了20天。

　　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保护研究所研究员陈国阶忧心忡忡：如果长江上游水电站梯级开发按照规划图纸全部完成，包括虎嘉鱼、娃娃鱼、水獭、水口裂腹鱼，长江上游100多种鱼，将全部灭绝。

　　“过度的水电开发，绝不仅仅是毁灭几种鱼，还不断地挤占生态敏感区。”作为四川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主任，陈国阶就碰到了好几起水电站修进了自然保护区的恼火事，比如青衣江的支流天全河流域，2005年才批准设立省级自然保护区，2007年其核心区里就违规建起了几个水电站。

　　不仅如此，地质专家范晓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西南水电大规模开发还给当地带来滑坡、泥石流，甚至地震的隐患。目前，西南诸河规划的水电站基本都在地震活跃地带上。岷江流域有龙门山地震带，大渡河流域与雅砻江流域有炉霍—康定地震带，金沙江流域有东川—嵩明地震带、马边—昭通地震带、中甸—大理地震带等。

　　“这些河流附近的山体本来就非常脆弱，水电站蓄水后，很多滑坡体极易复活，产生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未来水电工程的维护成本将很高。”范晓说。因此，在“5.12”地震成因是否因水电开发过度触发争论不休、结论未明的情况下，叫停是本着对人民负责和出于科学的审慎的态度。

　　多方“跑马圈水”的症结

　　西南水电为何如此疯狂？翁立达指出，一直以来，长江流域由于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和综合管理规划，担负长江流域管理职能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对各个地方和强大利益集团的“跑马圈水”却显得软弱无力。

　　翁立达掐着手指头向时代周报记者细数，目前能够对长江实施管理的部门包括水利部、环保部、建设部、农业部、发改委、交通部以及卫生部等十几个部委，还包括沿江的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江水利委员会只是水利部下属的副部级机构，根本无法在保护长江方面有效协调其他部委和地方的权力。”

　　而在具体的水电项目审批上，目前，批复工程的主体除了大型工程由国家发改委分管之外，省市的水利厅、经贸委、发改委也有权批复，甚至地市一级也有权审批，这种“政出多头”也给水电公司大开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国内正在使用的旧长江流域管理规划，根本无法约束水电公司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我国制定了以防洪、发电、航运为主的流域管理规划，而生态功能摆在了次要位置。

　　2007年，国家启动新一轮的长江流域综合管理规划的修订，计划用3年完成。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水电公司都拼命在新的长江流域管理规划出台前，按照长江水利委员会老的规划设计，疯狂上马水电站。

　　水电公司按照原规划修建水电站的势头凶猛，连水利部原部长汪恕诚也感叹不已：“下手太狠了，每一米都不放过。”翁立达现在担心，在西南水电开发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即将出台的新长江流域管理规划能达到应有的约束效果吗？

　　环保风暴突袭金沙江 移民问题堪忧

　　5月27日，在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联席会上，金沙江中游水电建设协调办公室主任树发青提醒各电站业主要有风险意识。

　　一语成谶。两个星期后的6月11日，环保部祭出叫停令。

　　据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的计算，如果被叫停的这两个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就相当于多燃烧900万吨左右的煤炭，产生的电能超过我国目前全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总和。

　　“这些电站建设被叫停后，汛期到来洪水暴发，40平方公里施工区的建筑垃圾、泥沙汹涌而下，将给下游安全带来巨大威胁。”树发青更担忧的是，电站停建带来的移民问题面临巨大挑战。

　　耀眼的阳光炙烤，河谷里吹来干热的风。满脸汗水的王炳龙在高高的边坡上一屁股坐下来。

　　一览无余地展现在他眼前的，是华能龙开口水电站偌大的工地：滚滚的金沙江水被一条大坝拦腰截断，然后涌向左岸的导流明渠，大坝浇筑工地上空无一人，大坝两侧沿岸山石裸露……

　　“这里原来热火朝天，机器轰鸣，车辆穿梭，两边山上山下全是人。”34岁的王炳龙说，一周前水电站突然被勒令停工，大部分工人几天内就从工地撤走，这里开始变得安静。

　　6月11日，环保部责令金沙江龙开口水电站、鲁地拉水电站停止建设。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当日说，两大水电站未经环评审批，擅自截流，开始主体工程施工。这是国家环保总局升格为环保部后，掀起的第一场环保风暴。

　　王炳龙是留守下来进行边坡绿化处理的工人之一。他是龙开口电站附近的村民，2007年9月以来一直在工地上干活。

　　下游100公里外的鲁地拉水电站同样一片沉寂，主体工程已经停工，少部分工人正在进行围堰处理和边坡防护施工。“汛期将至，出于工程安全和前期维护的考虑，围堰修筑不能马上停工，必须赶快修完，否则汛期一来会出现危险，甚至崩塌。”但这些工人和王炳龙一样面临“何去何从”的迷茫。

　　突袭的风暴

　　6月11日中午，张之平正准备小睡一下，但电话响起，稍后睡意全无—公司的停工通知来了。

　　张之平是这次环保部叫停令的主角之一—龙开口水电站的筹建处主任。环保部的叫停令称：“华能集团投资建设的金沙江龙开口水电站未经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已于2009年1月大江截流，大坝主体工程进入混凝土浇筑阶段，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

　　因相同原因被叫停的还包括下游100公里处的鲁地拉水电站，业主是另一水电巨头华电集团。除两大电站外，华能、华电集团(除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外)建设项目，以及金沙江中游所有水电开发项目，也都被环保部暂停审批。

　　接听完电话，张之平随即向各施工方下达了停工指令，龙开口水电站大坝主体工程施工迅速停止下来，机器轰鸣声戛然而止。下午，张之平召集电站所有参建单位召开紧急会议，共商撤离计划。

　　“(叫停令)来得太突然，许多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10天前，张之平还向电站各施工方下发了缩短工期的通知。突至的叫停指令同样让鲁地拉电站总经理周卫东感到意外，他正督阵指挥施工队伍抢在汛期前修好围堰。

　　但对树发青来说，这场环保风暴已在预料中，迟早会来。

　　54岁的树发青，从事水电工作32年，自2003云南省丽江市金沙江中游水电建设协调办公室年成立以来，他一直任主任，负责丽江境内金沙江河段水电建设和移民安置开发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

　　5月27日，在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联席会上，树发青就提醒各电站业主：金沙江的水电开发，不知猴年马月才获得核准，领到开工证，因此“各位要有风险意识”。

　　一语成谶。

　　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一直深陷争议的漩涡，并引起国家有关方面高度关注。2008年下半年起，树发青就频密地接待来自北京的调查人员。

　　200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一工作人员只身到丽江调查金沙江水电开发问题，回京后将调研报告上呈国务院领导，温家宝总理在该调研报告上作了批示。树发青称，这份批示他在市长处看到过，“印象深刻”，批示说：金沙江水电未批先建的问题要调查清楚，严肃处理。

　　“环保部掀起的这次环保风暴，无疑是从高层领导处拿到了尚方宝剑。”树发青说。

　　违法开工酿巨亏

　　突袭的环保风暴让电站措手不及。“心情不好，还感冒了，就怕出安全事故。”张之平一脸疲惫，坦言自己是心力交瘁。“龙开口电站有施工、管理人员2700人，首要任务是按要求停工，保证安全，让与主体工程相关的设备、人员有序地撤出施工区。”

　　同时，汛期将至，还得安排一部分人员留守，抓紧时间完成防汛和环保绿化工程。而更让人头痛的，是停工后引起的合同变更、移民安抚安置等一系列繁琐工作。

　　到6月15日，大部分工人撤离，张之平总算松了一口气。在这一天中午，由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率队的六人督察组抵达龙开口水电站，次日，督察组出现在鲁地拉电站。

　　督查组现场发现，2007年9月开始施工的龙开口水电站，大坝已颇具规模，主坝开始浇灌混凝土；鲁地拉水电站施工两年多来，也已完成截流围堰、导流洞施工。

　　“主体工程动工了，违法开工的事实非常明显。”牟广丰在两家水电站现场督查时重复说着这一句话。“整改工作得到环保部的行政认可后，方可复工。”牟广丰称，如果这次整改要求得不到落实，整改验收通不过，环保部将继续对两家电站实施限批，“限批没有确切的时间期限”。

　　对于为何选择在今年1月截流开工的问题，两家电站给出了相同理由：“三通一平”的前期工程基本完工，截流和围堰设计及施工组织设计通过了审查，截流坝施工前的准备工作就绪。“按照水电站的建设规律，枯水期是修建截流坝的最佳时期。”两大电站相关负责人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如果错过了这一时机，要再建截流坝需等一年。

　　“我们太着急了！”鲁地拉水电站总经理周卫东说，电站的环评报告在今年1月初通过了环保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的评估，2月报环保部待批，但“我们担心错过了最佳时期，只得冒险”。张之平更是抱怨，环评报告已在两年内经过无数次补充论证和修改，但至今未被批下来，最后只好选择先干了再说。

　　“我们以为就会来批文了，没想到等来了叫停令。”张之平说，突然停工让电站面临巨大损失，“对施工、监理等单位的违约赔偿，妥善安置工人、施工设备等，都要我们支付大笔费用”。

　　据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计算，如果被叫停的这两个水电站推迟一年发电，就相当于多燃烧900万吨左右的煤炭，产生的电能超过我国目前全部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总和。

　　堪忧的移民问题

　　6月18日上午，树发青被丽江市长王君正紧急召到办公室。市长严肃地向他传达了市委市政府的两大指示：一是做好移民的稳定工作；二是配合两大电站法人做好环保、水保等系列整改工作。

　　在回单位的路上，树发青连续接到了几个移民的电话：“电站现在停工了，当初为什么让我们搬家？我们的移民补偿谁来承担？”这些电话让他心情沉重。

　　心情沉重的还有云南省、丽江市的决策者。云南省打造水电支柱产业的计划，丽江水电能源基地的梦想，都因这次环保部突如其来的叫停，一下子变得朦胧起来。

　　2003年国家计委批复的金沙江中游梯级开发方案为“一库八级”，即龙盘(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八级电站，规划总装机容量2058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988亿千瓦时，预计投资2000亿元。

　　这一工程被称为继三峡水电工程后，长江干流上又一巨型水电开发计划。云南省的有关规划称，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建成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水电能源基地，成为云南省和丽江市的第一支柱产业。

　　金沙江中游水电的开发，始于2005年12月云南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挂牌成立。目前，龙盘、两家人电站已向国家部委上报了预可研报告，但因争议太大至今未获审核。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观音岩等6个电站，都进入筹建阶段，已在施工。

　　“一库八级”规划搬迁移民人口超过10万，移民资金高达200亿元。而在建的6大电站涉及移民2.8万人，目前已完成移民3500人，“如果电站搁浅，移民们的前期补偿、后期扶持、长效补偿等资金就无着落，巨大的补偿金额谁来解决？”树发青说。

　　水电站停建后，龙开口希望小学老师施炳发开始担忧起全家未来的生计。他原来的家就在现在龙开口水电站修大坝的地方，去年5月和80户同村村民一起搬到了龙开口移民新村。目前移民每人每月只有300元生活补助，土地还没分下来。

　　他很怀念电站修建前的生活：山青水秀，村里土地肥沃，家里有五亩水田，一年每亩有1000公斤的收成，种一年可以吃三年。“电站没经国家批准修建，为什么要我们搬家？”施炳发开始抱怨：电站真修不成了，谁来维护我们移民的利益？

　　近来，天天有移民结伴登门找树发青讨说法，堵他的门，压力巨大得像背负着一座大山。他眉头紧皱地叹息：“今年底明年初，国家再不核准金沙江水电站开发，我只有向市委组织部提出辞职。”

　　被改变的小镇

　　环保部叫停令，也改变了鹤庆县朵美乡中江街人的心情。随着龙开口水电站的停建，大批工人撤离，往日喧嚣的中江街一下子沉寂下来。

　　30岁的迎春汽修厂老板刘迎春突然觉得不习惯起来，一连几天百无聊赖地坐在厂门口发呆，“电站停建前，我每天忙得很，晚上得加班，最好时一天可赚几万块，现在却清闲得很。”

　　9年前，刘迎春带着一套修理工具来到中江街，用朋友借给的4000元开了一间小修理铺子。烙在刘迎春记忆里的是，当时整条街全是低矮破旧的房子，共开有3家汽修店，但无一辆客运车，载客用的是4台农用车，“修理铺生意清淡，4000元债务我干了两年多后才勉强还上”。

　　转机来自2007年，华能集团决定在中江街附近的龙开口村修建一座装机180万千瓦的水电站。消息一传出，中江街开始躁动起来，各路人马纷纷涌进来寻找商机，街道两旁商铺林立，酒楼、宾馆、休闲洗浴中心、KTV一夜间满街“开花”。

　　2007年9月，龙开口水电站开始施工，大量人马进驻，街上居民由2500人骤然增加到了几万人。新楼房不断地拔地而起；当然，还会有许多汽车响着喇叭从街上匆忙地奔驰而过。

　　看到满街跑动的汽车，刘迎春决定大干一场。2007年，投资120多万元建起了一个总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汽车修理厂。尽管街上修理点已有上百家，刘迎春的生意却好得很，“一年挣30万没问题”。

　　但现在他没有那么乐观了。

　　看着中江街冷清下来，自己的生意也每况愈下，他的心情怎么也好不起来。16日晚上，他接到朋友杨江华的电话：“歌城已经没人来了，冷清得难受，你们过来玩嘛。”杨投资200万元在街上开了一家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的KTV歌城，水电站停工前每晚都爆满。

　　水电站何时复工？当晚，刘迎春和杨江华相见无语，一起到街上派出所向一位朋友打听消息。朋友给出答案：最快一个月，最迟可能一年。“一个月还撑得过去，一年就恼火了。”两人并不关心答案的准确性，只是不住地嘀咕。

3、水电巨头博弈环保力量 利益联盟“倒逼”潜规则盛行

来源：时代周报2009年06月25日　邓全伦

http://news.hexun.com/2009-06-25/118991998.html

水电开发一直深陷环保争议漩涡。

　　金沙江水电开发,交织着地方政府、中央部委、水电巨头、当地居民和NGO等多方力量的博弈。

　　汪永晨又一次号啕大哭

　　6月11日下午,她正在家里写作,突然被一连串短促的手机铃声打断—几个朋友不约而同发来短信:环保部发布新闻宣布,叫停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项目。

　　这一消息让这位52岁的中国著名环保人士,像4年前听说温家宝总理批示延缓怒江水电建设时一样百感交集,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此前,为阻挡强势部门在金沙江建设水电站,汪永晨和众多民间环保人士四处奔走呼告。“环保部叫停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让我疲惫的心有了一丝慰藉。”汪永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去年底,汪永晨考察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时,看到龙开口、鲁地拉两座电站正在火热地进行“前期准备工作”—“三通一平”和导流洞的开挖,但没想到它们随后竟在环评未通过前,就开始了截流。

　　从2004年起,汪永晨和众多环保人士一直在为保卫金沙江进行艰苦的斗争。过去5年间,金沙江开始遭遇最大程度的开发,但一直深陷环保争议漩涡,交织着地方政府、中央部委、水电巨头、当地居民和NGO等多方力量的博弈。

　　利益联盟“倒逼”

　　2003年,国家计委批复《金沙江中游河段水电规划报告》,同意金沙江中游按“一库八级”方案进行开发。“一库八级”依次为上虎跳峡、两家人、梨园、阿海、金安桥、龙开口、鲁地拉和观音岩。上虎跳峡被推荐为近期开发工程。

　　规划报告称,上虎跳峡水电站为龙头电站,对改善金沙河中游河段梯级水电站调节能力、更好地满足电力需要具有重要作用。但这个规划中的电站位处“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2004年水电站将建的消息一公布,迅速在国内引发争议。

　　环保组织、专家集体呼吁,要求决策部门慎重研究,将长江第一湾—虎跳峡这样宝贵的遗产留给世界,留给子孙后代。环保总局官员也坚决反对。

　　上虎跳峡水电站的争议至今未果,坝址悬而未决。

　　但这并未遏制云南省政府和众多水电巨头开发金沙江的激情,他们之间开始缔结强大的利益联盟。2005年12月华电、华能、大唐、华睿和云南省开发投资公司合股成立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拉开了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的序幕。

　　“水电对每一个电力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水电的效益稳定,建成后将是一本万利。”龙开口水电站筹建处主任张之平说。而在云南省决策者们看来,金沙江水电开发正是云南省打造水电支柱产业、谋建中国水电能源基地的重要支点。

　　上虎跳峡电站的修建一直盘桓在“利益联盟”的谋划中,并采取了步步为营策略。为避免撩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他们首先将“虎跳峡”水电站更名为“龙盘”水电站。

　　同时,云南省开始大力筹备“滇中调水”工程,预算总投资489亿“引金沙江之水解滇中之渴、冲刷滇池污染”,这被社会各界推测为虎跳峡水电站得以建设的一个努力。

　　龙头电站的坝址尽管至今未决,但并未影响依托其调节的下游水电站的施工。400公里的金沙江中游流域上,目前正密布着兴建之中的6个水电站。除了这次环保部叫停的龙开口、鲁地拉水电站,在建的还有梨园、阿海、金安桥、观音岩等4大电站。

　　这在著名地质专家、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范晓看来,正是利益集团采取的“倒逼策略”—下游7级水电站的技术经济指标主要依据虎跳峡龙头水电站,下游电站都建起来了,龙头水库若不建,损失巨大。

　　潜规则盛行

　　强力推进的6大电站,截至5月底已累计投资150亿元。丽江市金沙江中游水电建设协调办公室主任树发青坦承,其中的金安桥、阿海、龙开口、鲁地拉都已截流,事实上早就正式开工了。

　　但这次金安桥、阿海并未收到环保部严厉的罚单,因为它们的环评已获环保部批准。但树发青说,“这两大电站装机都在100万千瓦以上,按规定,必须通过国务院总理办公会的核准才能开工,它们实际上和龙开口、鲁地拉都属于'未批先建’项目。”

　　在金沙江水电开发中,“未批先建”早有先例。2005年的环评风暴中,下游的向家坝、溪洛渡两个水电站就因未批先建受到环保总局处罚。但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在“一库八级”中最早兴建的金安桥水电站,一直以来因为“未经批准就已动工”不断遭受到舆论的激烈批评。

　　事实上,在水电开发行业,“未批先建”已经成为“潜规则”。

　　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这一“潜规则”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央政府曾严格控制各种电力项目的审批建设。但接下来的经济复苏使全国陷入严重的缺电状态,个别省私自进行了电力建设,其电力供应在当时未出现大的缺口。一些业内人士就此认为,缺电省份私自搞电力建设被默许。

　　2004年,国家发改委发文,把以前的电力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为核准制度。这更使作为独立承担风险的市场投资主体的电力企业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先开工再申请核准也没有什么不可以,长期以来“未批先建”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

　　张博庭认为,这一“潜规则”还与水电行业遭遇的现实困境有关。

　　按照正常的水电项目管理,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工期施工,否则不仅推迟发电时间,造成巨大损失,还可能会因为施工进度与洪水高峰期错位,造成施工事故。然而现实是,在这些水电项目开始前期施工后,我国水电建设却遭遇全行业的暂停,“整个2008年除了三峡项目和抽水蓄能项目,几乎没有其他大型水电项目被国务院核准建设”。

　　在张博庭看来,这种国家政策和管理态度上的意外变化,置水电巨头们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国家管理制度与企业责任之间的剧烈冲突中,他们冒险做出了“未批先建”的选择。

　　环保部孤军奋战

　　然而,对于水电开发“未批先建”现象的盛行,中国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认为,这正暴露了环保部门的监管尴尬。

　　按照环评法规定,所有新建项目开工前,都必须获得环保部门的环评审批,但在水电开发中,开工的定义却非常特殊。

　　来自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文件称,水电开发,只要获得地方部门的批准就可以进行“三通一平”的前期工作,甚至可以建设导流洞。水电项目的开工是指大江截流和坝体建设。

　　“这样的规定使环保部门的监管变得苍白无力,没有任何意义。”马军说:三通一平甚至导流洞的建设,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难道不需要环保部门评估吗？

　　对此,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吕植感受深刻。今年4月她参加了一次金沙江中游环保考察活动,到达梨园水电站,看到这个项目正在修建进场公路,这条路穿越的是玉龙雪山原始森林。让她心痛的是,大片原始森林已经倒在了刀斧下。

　　“这样的水电项目,如果等到大江截流时再做环境影响评价,能挽回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吗？”吕植更担心的是,水电项目都是大投资,仅前期工程的投资就高达数十亿,环保部的一票否决能否抵挡得了“利益联盟”的施压？

　　而在实践中,从来未出现已三通一平的项目最终被迫下马的水电工程,这也让各大水电集团敢于在商业上冒这个险。

　　“长期以来,水电站在环评报告未得到批准前就可以开展大规模前期准备,造成环评审批时环境影响已经发生,有些甚至已难以挽回,同时巨额的前期投入也常常成为环评不得不通过的理由。”范晓建议调整水电工程审批与建设程序,将环评前置到工程预可研阶段,在环评审批之前不允许进行三通一平、导流洞施工等实质性的工程建设活动。

　　2009年1月,龙开口、鲁地拉水电站都先后截流,启动正式开工。很多关心金沙江环保的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直到6月才被环保部叫停？对此,环保部督察组组长牟广丰和环保部西南督查中心副主任郭伊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都闪烁其词。

　　云南省环保厅环评处处长杨春明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两大水电站项目都编制了“三通一平”前期工程的环评文件,并都通过省环保厅的审批,“但在前期工程中进行的截流,并没有邀请当地环保部门参加,而且对基层环保部门来说,监管水电巨头难度太大”。

　　杨春明表示,水电项目都地处偏僻,环保部门日常监管非常不便;同时,这些水电站都是大型中央企业投资,“他们很强势,作为科级的县级环保监管部门,往往很难进入施工现场实施环保监察”。

　　但杨春明在记者的追问下坦承,两大水电站违规进行主体施工,其实已被当地环保部门检查发现,因为处罚权在环保部所以无法做出处罚,“也没有上报环保部”。但对于为何未上报环保部,杨春明拒绝回答。

　　长江论坛秘书长、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点评说,“由于遭遇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的障碍,地方环保部门不但不能依法执法,有时还要无奈地帮助政府掩盖真相。”

　　6月16日早上,翁立达在网上看到了汪永晨等人发出的《金沙江开发决策须对历史负责》的呼吁信,信末写道:“环境主管部门应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为当世和后代守住环境底线。”

翁立达并不乐观:“在强大的利益集团面前,环保部是孤军作战,压力巨大,无法担此大任。这次环保风暴也最终以违规水电站'补票上车’收场。”

4、潘岳掀起环保登风暴 行政手段已走到尽头

来源：时代周报2009年06月25日　高兴翔

http://news.hexun.com/2009-06-25/118992979.html

　　两大发电集团在金沙江上的暗度陈仓,终于未能绕过环境评价的关口。

　　6月11日,国家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宣布,暂停审批华电鲁地拉水电站和华能龙开口水电站。环保部认为,两大电力巨头“未经环评批复擅自进行截流等主题建设工程,对小水电建设环境影响极为不利”。

　　更多关注金沙江生态命运的人们,却唯恐“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局面再度出现。他们企盼着更加严格、更加透明的环保处置程序,呼唤更多潘岳式的“敢言环保官员”。

　　第五次环评风暴

　　或许对华能和华电来说,幸福的时刻太短暂,灾难则来得太突然。

　　6月9日,环境保护部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2008年各省（区、市）和五大电力集团公司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情况考核结果的报告》。其中提到,包括华能、华电在内的五大电力集团公司去年都“较好完成”了年度二氧化硫削减任务。

　　短短两天后,环保部决定对华能、华电集团（新能源及污染防治项目除外）实施暂停审批。“这就好比一个学生考试,语文及格了,未必数学也会及格”,环保部环评司的一位负责人给出了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

　　“我们宁可现在做'恶人’,也绝不能将来做'历史的罪人’”。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热潮中,面对着公众关于环保“松口”的质疑,副部长张力军的话语掷地有声。根据环保部的公开数据,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底,总投资额高达1468亿元的29个“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环评报告书被退回、不予审批或者缓批。规模之浩大,让人恍然有“第五次环保风暴”的感觉。

　　2007年7月3日,原国家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潘岳宣称第四次“环保风暴”已经开始。针对长江、黄河、淮河、海河四大流域部分水污染严重、环境违法问题突出的6市2县5个工业园区实行“流域限批”;对流域内32家重污染企业及6家污水处理厂实行“挂牌督办”。

　　潘岳第一次以环保总局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现,是在2003年8月13日“清理整顿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第三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向社会通报了十大环境违法案件的查处情况。

　　时年43岁的潘岳,开始正式成为环保系统的明星人物。

　　2005年1月18日,新闻发言人潘岳向媒体通报了全国30个严重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建设项目名单,并责令立即停建。三峡总公司,国电、华电和大唐,一系列显赫的名字悉数在列。这是自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制定实施后,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大规模对外公布违法开工项目。

　　第二年,环保总局决定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投资额达2183亿元的56个项目“不予受理”,对投资额达7746亿元163件项目申请作出不予批准或缓批的决定。此举被视为“第二次环保风暴”。

　　2007年1月,环保总局发动了第三次环保风暴,通报了投资1123亿元的82个严重违反环评和“三同时”制度的钢铁、电力、冶金等项目,并首次使用“区域限批”的办法,对唐山市、吕梁市、莱芜市、六盘水市等4个城市及国电集团等4家电力企业处以“区域限批”的制裁,以遏制高污染产业盲目扩张。

　　2007年1月11日,中央再次大幅度调整国家环保总局党组班子成员。副局长潘岳升任第一副局长。环保总局一位官员曾经这样对记者说,“潘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敢于直面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孤单的行政手段

　　重罚华能和华电,也是继“流域审批”之后,中国的环保部门第一次祭出“集团限批”的杀手锏。

　　区域限批是一种类似于“连坐”的惩罚办法,即“停止审批违规的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直到它们的违规项目彻底整改为止。”行政区域、行业和大型企业要想解除限批,就必须对环保问题进行彻底整改,否则一律免谈。

　　而在原环保总局升格成环保部之后,国内的环保部门仍然未能摆脱相对弱势的尴尬处境。他们急需更加严厉的环境执法权。

　　向来敢于直言的潘岳曾经说,“我可以坦率地说,环保部门依然还不是一个强势部门”。

　　而在基层,环保部门的处境尤其尴尬。由于隶属于各级地方政府,财权和人事任免权均不独立,由此导致一些地区环保部门审批项目时“站得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在日常监察执法中,他们亦有三个“不敢查”:开发区不敢查,重点保护企业不敢查,领导不点头的不敢查。

　　1986年,潘岳参加了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一次记者团活动,前往云南实地采访。随后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批评性调查报道,批评当地烧山开荒、违规排污等严重污染自然环境的行为。此举遭致当地政府强烈反应,并到环保总局告状,最终导致其离职。

　　2007年,潘岳说“环评风暴进行到第三次了,《环评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出台了,绿色GDP也出台了,规划环评也快要出台了……这一个一个脚印见证着我们的艰难,也见证着我们前进的决心。至于我个人的进退成败早已不在计算之内了。”

　　潘岳逐渐认识到,“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原因,表面看似责任在企业,实则其根源在当地政府。地方保护主义浓厚,'政府不作为’是导致污染事件的根本原因,有关政府和部门负责人应负重要责任。”

　　不过,彼时的潘岳已经开始反思,“'限批’政策在目前相关法规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是我们在已有政策框架下的制度创新。但是行政手段有其自身的弱点,存在着不稳定性、阶段性,甚至还有寻租的可能,因此作为行政手段的'环保风暴’已经刮到了尽头。”

　　在他看来,“环保风暴”一次比一次猛烈,而“流域限批”已是环保总局“最后一招”,在既有法律、法规范围内已经把行政手段用到了极限。“必须承认风暴的做法已经走到尽头”。

5、叫停山东 钢铁大省能否集体反思？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06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39088.html

——环保部暂停山东钢铁环评审批调查

　　10多天前，环保部动用手中最大的权力——以警示违法的名义，暂停华能、华电及山东省钢铁的环评审批。由于钢铁项目屡屡触及环评高压线，山东省成为唯一被暂停审批的地区。

　　已经能排在国内钢产量前三名的山东省，今年初确定GDP增速要超过10％。此次叫停会如何影响山东的经济？在这场保经济还是保环境的博弈中，谁会是最终赢家？

　　发出叫停令的同时，环保部宣布，将派出督查组，督办企业和地区违法行为的改正。日前，本报记者随环保部督查组赴山东，了解限批之后的山东钢铁。

　　违法背后：抢占先机的冲动

　　按照环保部新闻发言人陶德田公布的信息，此次对山东钢铁动用禁令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有两个企业明显存在违法事实：日照钢铁热轧板带配套技改项目、潍坊钢铁500万吨钢建设项目违反国家产业政策和钢铁发展规划，未经环评审批擅自开工建设并投产；第二，钢铁行业未批先建的情况，近年来在山东已是屡见不鲜。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环保部早已经盯上了山东钢铁行业。今年2月，环保部办公厅就致函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指出山东钢铁发展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项目违规建设情况较为突出，现有钢铁企业底数不清，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大等。

　　在山东方面，钢铁工业的发展一直被给予高度重视。2006、2007两年，山东省政府连续出台加快钢铁行业结构调整的文件。到了2008年，文件被进一步细化为一个公司和一个基地的建设：要组建山东钢铁集团，以及在重组日照钢铁的基础上规划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今年随着国家钢铁振兴规划的出台，山东也出台了到2011年的规划，目标是钢铁行业利税总额比2008年增长30％以上。

　　山东省频繁出台钢铁发展规划是因为，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当地钢铁发展存在诸多弱势环节：布局不合理，区位竞争越来越弱；产品档次低；装备水平落后，15％的炼铁能力属于国家限期淘汰的落后产能，环保和节能压力大。

　　当地业内人士介绍说，政府的态度很清晰，就是要在沿海建精品钢基地，淘汰一批产能落后的企业。但现实的情况是，现有的企业谁也不愿意被淘汰，于是就抢先进行技改，或是上马新项目，有没有各类手续先不管，干起来再说。

　　一些企业存在的侥幸心理是，钢铁项目投资动辄上亿元，都上了车，政府还能不让补票？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财政贡献的大户被淘汰，盲目支持上马钢铁项目。于是就有了被环保部批评的“项目违规建设较为突出”。

　　再有，环保法对未批先建项目的经济处罚，对钢铁行业来说，几乎是九牛一毛——环保部门最大的权限，就是罚款20万元，与钢铁行业数亿元的投资和回报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最极端的情况是，企业恨不得交了这点被称作是“毛毛雨”的罚款后，赶紧开工。

　　对年初环保部发出的信函，山东省的回应是，已经责成山东省发改委做全省的钢铁规划。

　　进一步的信息是，在环保部发出暂停令前几天，山东省省长曾召开相关会议研究如何落实环保部此前提出的要求。省长的态度很坚决，“在得到国家批准之前，谁擅自上项目，就追究谁的责任；谁擅自批准项目，就追究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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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先上车后买票”恶性循环下的环保命题

来源：《四川日报》2009年06月24日　朱四倍

http://env.people.com.cn/GB/9533122.html

　　6月14日，在国家环保部宣布叫停华电集团鲁地拉水电站三天之后，赶到现场的记者看到，水电站的施工并没有停下来，金沙江水也已经被引入了导流明渠，河床和两岸山体都成为了工地。同时，两大国家电力集团，高达几百亿的投资，在国家环保部已经宣布叫停的情况下，本周，金沙江上的鲁地拉水电站、龙开口水电站，施工都在加班加点地进行。（CCTV《新闻周刊》6月20日）

　　华能、华电金沙江水电站项目被叫停后仍在施工不是个孤立的事例。华电鲁地拉公司总经理周卫东说，“从来没有听说过环评没有通过而下马的大坝”，这也印证了“先上车后买票”的恶性循环，对环境保护来说，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种恶性循环有多严重？有数字为证，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环评法执法检查报告显示，许多地方和部门存在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未评先批等现象，一些地方甚至用红头文件为此保驾护航，仅2007年，全国就清理出51件与环评法有关规定不相符合的地方性文件。而环保部对2008年省、市级审批的118个建设项目进行抽查，结果违法率高达24%。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由于受经济指标至上的政绩观的影响，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关系的认识上陷入误区，人为对立了二者的关系。有些地方政府不惜以资源的过度消耗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中只求数量，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有甚者干脆直接充当保护伞，成了环境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先上车后买票”的恶性循环，让我们看到的是制度短板，是执法力量微弱和处理手段过“软”。执法力量不足，公众早已熟悉，而手段过“软”，主要体现在环境处罚的主要手段只是罚款，而就连唯一的处罚手段，其可以处罚的数额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罚款大多远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在这种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畸形状态下，多数企业往往宁愿选择缴纳罚款也不愿意投资整治污染。据此，有关部门曾统计，我国环境违法成本平均不及治理成本的10%，不及危害代价的2%。

　　许多地区不惜采取高消耗、高污染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方式来发展本地的经济。近年来，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大量的污染企业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往往造成污染物的地区间变相转嫁问题。据报道，江西、安徽两省一些地区，为了赶上这一波产业升级的大潮，招商引资心切，不惜降低环保门槛，或项目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就上马建设，或环评报告流于形式，反而成为污染企业的遮羞布。

在这样的态势下，我们看到的是环保部门的无力现状。综合世界银行、中科院和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测算，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左右。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共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缺乏有效制衡而造成的，因此，“先上车后买票”的恶性循环是我们不得不尴尬面对的社会命题，而不仅仅与环保部门有关。

7、环保部：淮河水质属中度污染 治污形势依然严峻

来源：新华网2009年06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6/25/content_11598466.htm

新华网南京６月２４日电（记者顾瑞珍）“沿淮四省流域治污工作虽然取得了新进展，但总体上看，淮河水质仍属中度污染，治污形势依然严峻。”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２４日说。

记者从在扬州举行的“全国环境保护部际联席会议暨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专题会议”上获悉，沿淮四省流域治污工作虽然取得新进展，但还存在四方面问题：一是突发环境污染事故仍时有发生。流域内工业企业密集，违法排污甚至污染事故依然存在；二是部分治污工程项目进展缓慢。《规划》中还有３９％的治污项目未建成，尤其是城镇污水再生利用项目和重点区域污染防治项目进展缓慢，目前分别尚有４１％和６５％的项目没有建成；三是部分出境断面氨氮污染问题凸显；四是城镇污水处理厂削减污染效能仍有待提高。流域城镇污水处理厂管网不配套、负荷率不高、污泥得不到妥善处置、技术人员少和运行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仍然存在。

“尽管治污形势依然严峻，已经初步看到曙光。”针对这些问题，　２００９年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做好五项工作：

——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工作。加大专项执法检查力度，强化对重点行业的监管，对敏感地区的化工、医药、造纸、印染等重污染行业实时监控。将水环境事件纳入总体考核体系，督促地方政府加强对排污单位的监管，防止发生重大环境事件。

——加快规划项目实施进度。督促地方政府进一步落实治污责任，加大投资力度，推动城镇污水处理厂特别是再生水利用工程建设，加快重点区域污染防治项目建设进度，确保《规划》任务全面完成。

——强化氨氮污染控制。针对氨氮污染凸显的问题，进一步加大氨氮控制力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大食品、医药等行业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切实降低氨氮排放量。提高环境准入门槛，引导地方实施更为严格的氨氮排放标准。

——加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督促各地加快流域内城镇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脱氮、污泥处置设施建设，提高工作人员的操作水平，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和城镇污水处理率。加快再生水设施建设，促进再生水的安全利用。落实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措施，保障已建成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

——加快《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前期工作。总结“十一五”规划编制、报批、执行和考核等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完善“十二五”治污思路，明确治理目标和治污措施，努力促进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8、中国污水处理能力四分之一形同虚设

来源：《财经网》2009-06-25

http://news.h2o-china.com/information/china/811151245897110_1.shtml

北京专稿/记者张瑞丹随着各级政府逐步加大对环保基础设施的投资，截至2008年12月，中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已经达到了1521座。但遗憾的是，目前整体处理能力仍难以满足需求，而且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污水处理能力实际上处于闲置状态。

6月22日，国家环境保护部（下称环保部）在第30号《关于公布全国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和燃煤电厂脱硫设施的公告》（下称《公告》）中称，全国投运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总设计处理能力9092万吨/日，但实际平均日处理水量为6693万吨/日。也就是说，整个负荷率只有73.6%。

《财经》记者注意到，这份清单显示，全国各城镇已投入运行的污水处理设施，除了有少部分污水处理厂的平均日处理水量符合或超过设计处理能力，相当大的一部分城镇污水处理厂，由于种种原因，其平均日处理水量远远未达到其设计目标。

例如，2008年7月刚投产不久的内蒙古集宁区污水处理厂，其设计处理能力为3万吨/日，但实际上该污水处理厂目前每日仅能“消化”3000吨污水。此外，实际处理污水量仅为设计目标的一半甚至以下的，更是比比皆是。

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副司长李新民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之所以出现这种状态，有多种原因。

考虑到随着城镇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用水量以及需要处理的污水量也会越来越大。因此，目前的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在设计时，多数会从长远需求的角度做考虑，以期能够满足未来三年至五年的污水处理需求。

但他也承认，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经费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给予的财政支持不够，也多少制约了城镇污水实际处理能力的提高。

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有关人士也告诉《财经》记者，目前管网、污泥处理等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也是导致污水处理设施负荷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不少污水处理厂“形如虚设”的情况，之前就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008年9月，环保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公布《2008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指标公报》中就指出，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等多家污水处理厂主体工程及配套管网建设滞后，或长期处于低负荷运行，或无故不正常运行出水超标，或污泥未有效处理处置。

在过去五年间，淮河、渭河等流域的许多污水处理厂长期闲置的新闻也屡见报端。污水处理费紧缺，使许多污水处理厂在建成后无法维持稳定运行，“处理得越多，亏得越多”成为一些污水处理厂最终面临关停的理由。

据《财经》记者了解，环保部门目前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正着手对全国各地的污水处理设施的负荷率等进行核查，以便为未来的减排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毕竟，虽然中国的污水处理能力增长迅速，但从总体而言，仍难以满足中国控制水污染的需求。除了进一步提高现有污水处理厂的负荷率，增加新的处理设施仍有必要。

以2008年为例，全国废水排放总量达572亿吨，比上年增加了2.7%。即使每天9092万吨的处理能力能够满负荷运行，也仅能处理不足六成的废水。

环保部发布的《2008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情况》显示，虽然2008年与2007年相比，全国城镇污水处理率有所增长，由62%提高到66%，但仍未达到国务院印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的既定目标。

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上述人士也对《财经》记者坦言，与发达国家的污水处理率相比，中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此外，环保部在其公告中也同时公布了《2008年全国投运燃煤机组脱硫设施清单》：截至2008年12月，全国投运的燃煤脱硫机组共1062台，总装机容量3.63亿千瓦。

当然，燃煤脱硫机组也与污水处理设施存在相似的问题，因为资金不足导致的脱硫设施无故停运、投运率不达标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亦并不罕见。

9、绿色和平组织呼吁八国集团遏制全球变暖

来源：新华网2009年06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40012.html

　　新华网墨西哥城６月２２日电（记者陈瑶　刘健）绿色和平组织在２２日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第三次预备会议开幕当天向与会的八国集团代表发出呼吁，希望八国集团成员担负起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责任，并签署有实质内容的相关协议。

　　绿色和平组织负责遏制气候变化项目的主要协调员玛利亚·何塞希望八国集团成员担负起相当于全球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４０％的减排任务。这位协调员说，八国集团成员总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的约１３％，然而近一半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源自这８个国家。

　　何塞呼吁八国集团能在本次预备会议上通过一项决议，每年共同出资１４００亿美元用于减缓全球变暖、控制荒漠化等工作，并成立一个环保基金。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在预备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他已提交一份议案，建议设立“世界绿色基金”，并希望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积极注资。

　　八国集团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和俄罗斯组成。作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八国集团多年来一直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期两天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第三次预备会议２２日在墨西哥莫雷洛斯州首府库埃纳瓦卡开幕。该预备会议旨在为今年７月在意大利召开的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做准备，同时各国环境部门官员将进一步讨论如何在今年１２月的丹麦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签署一项新的全球气候议定书，为２０１２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新安排。

此前，世界主要经济体能源和气候变化论坛第一次和第二次预备会议分别于今年４月和５月在美国、法国举行，该论坛将于今年７月在意大利正式开幕。

10、"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建成中国第一家村级环保大楼

来源：经济参考报2009-06-25

http://fj.house.sina.com.cn/news/2009-06-25/4569681.html

　　6月24日下午，全国第一家把市、镇、村三级环保机构进行集中办公的“环保大楼”，在有着“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正式落成，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专程出席落成仪式，与省、市领导和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一起，为“环保大楼”揭牌，并对华西村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大楼的落成，标志着华西村的环境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深入最基层的里程碑。

　　华西村在经历了上世纪70年代“造田”、上世纪80年代“造厂”、上世纪90年代“造城”、新世纪“造人”的发展历程后，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08年，华西实现销售收入超500亿元。今年以来，虽然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华西人沉着应对，所受到的影响很小。今年1至5月份，华西实现了“三增”：可用资金比任务增7.16%、交税同比增8%、旅游同比增61.71%。未来3年内，华西要实现可用资金100亿元、交税15亿元。

　　面对经济的迅猛发展，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认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科学发展，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的科学，而是体现在全面的科学。只有注重生态、保护环境，才叫科学发展。如果牺牲环境，就不叫科学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华西就已经达到吴仁宝老书记提出的“三化三园”(绿化、净化、美化，远看像林园、近看像公园、细看是农民生活在幸福的乐园)。2001年，华西在全国村级单位中，首家通过了ISO14001国际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2年，华西又果断关掉了3家经济效益较好的化工厂、小钢厂。近年来，华西直接用于环保的投资就达到了4亿多元。

　　在减少污染的同时，华西的企业还加强了技改延伸，采用新的节能型设备和装置，把企业的“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进行回收加工，构织出“原料运输零费用”、“废物吃干用尽”、“废水梯级利用”、“废气制成增值产品”等20多种循环经济模式，一年节能降耗、增收节支效益就超亿元，提前达到了国家到2020年节能减排的目标。

　　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介绍，在村里所有的工业企业中，均设有环保科，由专人负责管理、监督节能减排的达标工作。这次，华西村把江阴市环保局华士分局、华士镇环保所和华西环保办等三级环保监管机构“引进来”办公，也是为了便于约束企业，更好地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家有的怕环保，但我们欢迎！”吴协恩说。

　　古人云：“五岳归来不看山”。华西人要把华西建设得更美，让各地游客“华西归来不看村”。到那时，漫步华西，璀璨耀眼的新农村大楼抬头可见；居住华西，万户山庄迤逦休闲；生活华西，空气清新舒适宜居；旅游华西，湖光山色度假胜地。细看华西，河道越来越清澈，空气质量越来越好，数万只珍稀鸟类栖息在生态林里繁衍后代，成群结队的中外游客徜徉在绿树成荫的农庄里，绿水青山已成了华西村的金山银山，“天下第一村”已经成为了一个更加美丽、幸福的“生态旅游城”！(海燕)

11、北京房山一污水处理厂闲置6年 附近水域污染堪忧

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2009年06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34304.html

长期闲置的污水处理厂，池中积水漂着藻状物。记者张沫摄

　　6年前，房山区长沟镇花费500多万元在西长沟村建成了一个污水处理厂，但时至今日却仍未投入使用。面对一旁的河水受污染越来越严重的情况，当地居民十分不解，污水处理厂何以成了“摆设”？记者23日走访了解到，该镇目前的污水排放量未能达到污水处理厂的设计标准。若该厂投入使用，镇里担心“大材小用”。

　　厂房设备成摆设

　　西长沟村村民陈明（化名）称，2002年，圣泉水河边开始修建该污水处理厂，村民都很关注，希望投入使用后能改善周围的环境，更能保护流经西长沟村的重要河流圣泉水河。可2003年该厂建好后，直到现在也未投入使用，村民对此都很不理解。

　　昨天下午3点，记者来到圣泉水河附近的污水处理厂了解情况。该厂占地面积近3000平方米，院内杂草丛生，有些已高过半米。厂内的污水处理池等设备俱全，池内的少许积水表面已布满绿色的水苔。污水池旁的铜制标牌上显示，此处工程为长沟镇污水处理厂一期工程，工艺名称是“间歇式活性污泥法”。该工程的竣工日期为2003年6月18日，其处理能力为5000立方米/日。

　　污水处理厂的很多办公室门窗上都结了蜘蛛网。在一间屋子内，记者找到了一位姓张的先生。他自我介绍说是长沟镇镇政府市场科的人员，其解释污水处理厂未投入使用的原因是没有污水可处理。

　　村民为河水担忧

　　昨天下午3点半，记者在西长沟村看到，流经该村的圣泉水河水色呈绿色，河面上漂浮着不少生活垃圾，散发出刺鼻的臭味。沿着河边有很多排水管道，不时向外涌出污水，并直接排入河中。陈明称，河流污染严重，“下游都没多少鱼了，捞上来也没法吃，有异味”。

　　住在河边的其他村民也称，近几年河水越来越脏，到了夏天臭味极浓，都无法打开窗户。村民们表示，希望污水处理厂能尽快投入使用，改善该河流的现状。

　　镇政府称怕浪费

　　西长沟村村委会招商引资办公室的韩先生称，该污水处理厂是长沟镇镇政府所建，和村委会没有任何关系。

　　对此，长沟镇一李姓副镇长介绍说，1994年，该镇被列入北京市小城镇建设十个试点之一，该镇规划建设成为一个人口规模约5万人的商贸城镇，而污水处理厂就是规划建设中的一部分。镇政府财政自筹了500多万建设污水处理厂，在2003年6月竣工，该厂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但在2004年，国家土地政策调整，进京人口也受到了限制，该镇的人口未能增长。污水处理厂的运行费用很高，而目前该镇的人口约为2.6万人，镇内污水还达不到处理量，因此该厂才会一直被闲置。

　　对于圣泉水河存在污染的现实情况，这位副镇长称，根据目前国家政策，将要再次发展小城镇，只要镇内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其污水排放量达到标准后，污水处理厂就会开始运行。但至于具体时间，他未能明确表态。（实习记者王奕）

12、云南官渡一废铁厂被环保部点名批评 罚款10万元

来源：都市时报 2009年06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32929.html

　　近日，被环保部西南督察中心、省环保厅点名批评的一违规废铁回收厂及碎石场被官渡区环保局关停，并各处以10万元的罚款。

　　今年6月14日，环保部西南督察中心、省环保厅等共同对2008年停产并拆除全部生产设备的昆明市复兴水泥有限公司进行污染检查，意外发现该厂内竟有一家不知名废铁回收厂及一家石料场正在作业。

经查发现，广西人黄某于2009年5月22日租赁复兴水泥厂闲置的场地进行废铁回收，从未办理过相关的环保审批手续。而石头破碎点是大板桥镇复兴村村民蒋某在原承包开采的采石场关停后，处理残存的石材。工作人员了解到，该采石场已于去年被官渡区国土局、安监局、环保局实施关停。（记者谭蓉）

13、湖北梁子湖惊现大面积高密度淡水桃花水母

来源：新华网2009年6月25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19225

新华网武汉６月２５日电（记者李鹏翔）湖北梁子湖国家野外站日前发现大面积淡水桃花水母。专家指出，被称为“水中大熊猫”的淡水桃花水母大面积出现非常难得，这也是梁子湖水质净化的显著标志。

武汉大学于丹教授１９９２年开始在梁子湖从事水生植物研究，并在梁子湖建立了国内第一个水生植物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据他介绍，研究站在进行每月例行的调查时发现在梁子湖钱江大湖区出现大量淡水桃花水母，分布面积１０余平方公里，密度一般为每平方米３００－１０００只，最大密度每平方米分布约５０００只。

武汉大学刘春花副教授表示，以前在梁子湖也曾零星见过桃花水母，但这么大面积、高密度出现还是第一次。桃花水母对水质的要求非常高，只有在水体清澈、无污染的环境里才能生存。这也证明梁子湖水质的不断洁净。目前，他们已成功将桃花水母引种到实验池中，并围绕桃花水母展开相关的保护生物学研究工作。

桃花水母生长于淡水中，是地球上最原始、最低等的无脊椎动物，诞生于约５．５亿年前，也被称为“水生生物的活化石”。最长存活时间仅有１－２月，因此桃花水母活体罕见，也极难制成标本，有“水中大熊猫”之称。

14、环渤海34个开发区一年有4000万吨污水直接排放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6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6/25/content_11598415.htm

新华网北京６月２４日电（记者王飞张晓松）２００８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表明，２００７年底，环渤海地区的１３个市“十五”期间计划建设的８６座污水处理厂中，有２３座尚未开工建设；３４个开发区中，有１５个未建成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仅２００７年就有４０００万吨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２４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上作审计报告时说，近年来水污染防治和节能减排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但污染治理和减排任务依然比较艰巨。

除水污染防治措施在部分地区未能完全落实到位外，审计调查还发现监管不到位，部分地方水污染防治资金征收管理不够严格等问题。

刘家义说，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渤海１６个临时性倾废区中，有７个已超过使用期限而未按规定封闭，个别地方存在政府干预海洋执法、主管部门违规审批倾倒或单位擅自倾倒等问题。

一些部门和单位少征、套取、挪用和截留水污染防治资金４１.６８亿元；环渤海地区１３个市少征、违规使用水污染防治资金等１１.８５亿元，其中５.３亿元被挪用于补充环保部门经费和污水处理费代收企业的生产经营等。

此外，审计调查的４１户中央企业中，截至２００７年底，有３６户重点耗能企业已提前完成了“十一五”期间节能８７９．８１万吨标准煤的目标，但１０户企业的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超标，９户企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浓度超标，减排任务仍然比较艰巨。

针对上述问题，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和相关地方政府正在研究完善有关政策措施，逐项加以整改。相关地方政府正在追缴少征、挪用和截留的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相关中央企业正在采取加快淘汰落后设备和技术改造等措施，确保节能减排任务按时完成。

15、拾年回访中国探险家杨勇：探险是一种本能

来源：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城市画报2009年06月25日

http://green.sohu.com/20090625/n264746259.shtml

【编者按】10年前，杨勇已经是一名著名的中国探险家，他和本刊的李晖、黎文在西藏结识，黎文更跟随杨勇参与了惊心动魄的雅鲁藏布江漂流探险。10年间，李晖和黎文一直都对那次西藏之旅和探险念念不忘。2001年，黎文采访了杨勇，杨勇说“探险是一种本能”。1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回访这个异常勇敢的探险家，他10年来的辉煌经历再一次震撼我们。而这种勇者无惧的探险精神，一直激励着本刊勇敢前行。

杨勇

　　10年前，更多在自然中感受境界

　　现在，则是在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中达到新境界

　　汶川

　　去年汶川地震发生时，杨勇正在四川省甘孜州（和阿坝相邻），率领一队科考人员在野外工作。得到地震消息之后，他们马上开赴汶川——近20年的野外探险和地质研究经验告诉杨勇，汶川在岷江河谷，那里峡谷纵深并且有很多水电站，地震会造成如大型崩塌、山体滑坡、堰塞湖群等地质次生灾害，尤其是抢险救援工作会集中在城市，但很多受灾人群在山区，难知难救——尽快地考察出地震造成的地质灾害，为救援工作提供依据，是当务之急。

　　当时杨勇身在野外没有灾情信息，沿途交通情况也不明，但已经顾不得这些，杨勇和大家出发了。陡峭的峡谷里，滚石和碎屑流不断砸向已经布满了石头的公路，一串串抢险车辆和救援队伍被阻在危险四伏的公路上。杨勇他们超了一个又一个救援队伍，但难办的是沿路的关卡，因为路况危险，沿途政府阻止所有人冒险前进。杨勇碰巧车上有一份一年前有温家宝总理签名的科考报告批示，于是他就以“执行特殊任务”为由，仿佛拿着至高手谕一样，一路畅通——不灵的时候，杨勇就拍桌子，一种不顾一切“执行特殊任务”的气概，让对方没辙。

　　一路上看到的情形让杨勇震惊，地震毁灭性的破坏岷江河谷的水电工程、工厂也被破坏无遗，大型的山体滑坡和崩塌更是多不胜数。徒步去映秀的过程中，需要考察和记录的灾情也越来越多，每当灾民告诉杨勇山体的裂缝和崩塌情况时，杨勇都会冒险上山考察，以最快速度上山然后迅速下山奔向另一个地质危险点——即使再迅速，这都是非常危险的。但与大自然打了20多年交道的他早已不会在险情前有任何情绪起伏——年近50岁的他体力甚至比年轻人还好，心理素质更不在话下——早在1998年的“雅鲁藏布江科学考察探险漂流”胜利时，因为经历太多惊险和磨难，很多的队员在布达拉宫广场宣布结束时抱头痛哭，而杨勇从里到外仍旧是无动于衷。

　　路上到处都是受到重创的、恐慌的城镇和人群，他们并不知道杨勇这拨人是来做什么的，怀着求援的心一遍遍问问题，杨勇让他的同伴们担任答疑和抚慰的任务——这些年不管是在地震灾区，还是在荒无人烟险象环生的探险途中，他的心境从来都是一个没有什么人性起伏的科研人员的心境。

　　在岷江河谷灾区考察到21号，杨勇才回到成都，提交了宝贵的第一手地震地质灾情资料。他们是火速进入灾区的第一支民间科考队，比政府相关部门还要敏捷。其后的一年时间里，杨勇又地毯式走遍了灾区并选定了十余处重要地质灾害隐患点，在汛期和汛后进行了追踪考察。尤其在9月，那是汛期最猛烈的时段，杨勇一行冒着夏日高温和废墟中散发出的尸臭在北川城四周的崩塌石头堆里串来串去，闪电雷鸣、特大暴雨、地动山摇加上帐篷被吹翻灌水，他们亲身经历了震后次生灾害的威力，并更加认识到灾后重建中对地质次生灾害调查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过程中，杨勇感到更多的是一个科研人员的震撼和激动；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具有价值的地震地质遗迹和地质灾害源。

　　杨勇后来也参与了多个有关地震的研讨会和灾情分析会，不断地实地考察、分析、思索，最后杨勇的心血结集为一本书——《龙门山地裂山崩——512汶川地震地质遗迹及地质次生灾害》：一本地震地质考察的图文集，杨勇说这本书几个作用，一是记录了地震灾区重大标志性的有科研价值的地质情况，指导即时的救援工作；二是记录汛期中地质遗迹次生灾害的发生情况；三是对地质灾害今后的发展趋势作方向性判断和进一步研究的线索、灾后重建的依据。

　　今年5月底，杨勇开赴西北，为时5个月行程8万公里，启动西北干旱区水资源考察，考察南水北调西建工程的可行性——西北地区有没必要通过西线调水工程进行规划，能否通过其他方式解决水资源问题。这个计划本来是2008年进行的，但去年到现在一整年，他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地震灾区的考察。

　　坚持

　　去年7月间杨勇生了场重病：带状疱疹，直到现在还没完全痊愈。医生说那段时间杨勇太焦虑了，休息又太少。这对一直以强壮的身体在工作领域勇往直前的杨勇来说，这是个打击，让他心力交瘁。但即使如此，在后来的地质考察中，杨勇还是又开车又爬山又拍照又记录，比同去的年轻队员负重还多。而他强健的心，更多让同行的人叹服：在经过垮塌的山时，很多人一言不发，都是吓懵的表情——因为确实太危险了，但杨勇一向处变不惊——他说这可能跟他的父亲是军人有关。

　　作为一个民间科研人员，没有体制内的名利，但杨勇获取的似乎是更大的愉悦。他说自己的身份是“独立科研”，而独立科研使得他的生活现在已经完全是科研生活。好像再也没有大多数人过的日常生活了，在别人眼里，杨勇显得太执著了，但这对已经持续了5年的他的这种纯粹状态来说，这太自然了太常态了，因为“没办法，问题太多了，得把自己的疑问解答了，然后才能向社会解答”。

　　杨勇的问题当然很多：水电站工程突飞猛进，每年都有很多，一不留神一个地儿就变了样，但随之而来的生态伦理呢？人类对自然的“加工”，水电工程也好，矿山开发也好，所有这些工程背后是跨学科的各种问题，如地质风险、生态风险、投资风险、还有人文的、社会的、宗教的等问题，这需要复合思维，但是我们一向是单向论证、简单决策……这些危机都被熟视无睹，杨勇担忧和愤怒的是今后早晚要付出巨大代价。

　　从事独立科研，这在当下中国非常稀缺，NGO、志愿者很多，但研究性的志愿者还几乎没有，从这点上说，杨勇堪称“勇士”。但他并不这么觉得，只是偶尔会被在体制内受约束受伤害的前辈们感到“悲惨”，比如黄万里。如果说有什么前辈的话，那可能是解放前的一些学者如常隆庆、李四光。常隆庆在西南寻找矿产线索，为后来的国家建设打下了基石；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为中国地质科研奠定了基础。而这样的前辈细数，并无几人。

　　杨勇的同行集中在国家大兵团里作战，他尊重这些同行，也承认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下确实能做很多大的科研工程，但他深深地知道，他的那种深入性、不畏艰险和求实作风，是现在非常需要的。

　　改变

　　10年前，杨勇说自己的生活有两半，一半是科研生活，一半是日常生活，虽然前者总是向后者渗透，但还是有日常生活的。现在，杨勇说自己的生活已经全部是野外考察科研生活，因为觉得问题越来越多，没有时间了。他每时每刻心都在当下着手的课题上，偶尔和老朋友们聚聚，聊天中朋友总发现他不够“认真”不够“全心全意”对他们。但朋友们都知道，这早就是杨勇的常态了。而且他也早就获得了亲人的理解和支持，他自己，也对日常生活的缺失表示没有任何遗憾。

　　有人觉得杨勇不可理喻，杨勇也觉得别人不可理喻——每天在酒吧里闷着闲聊，有什么聊的？在杨勇眼里，那些天天打麻将的人自己也肯定觉得无聊，也想改变，“人说到底，追求的还是自由、放松和随心所欲，但也得具备相应条件才能到这境界。我感觉我的生活是很多人向往的”。这样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野外，接触新的事物，接触大自然，而没有社会的常规牵绊，让在社会里煎熬的人肯定心生叶公好龙的羡慕。

　　但如果知道杨勇面对自然的心境，不知道人们还会羡慕吗？他对风景从来没有多愁善感过，也没有情绪波动，面对诗情画意的东西，他一向没那根弦，惟有的是“直面自然”，情感式宗教式的体验在杨勇那里为零。

　　也许这更值得羡慕。杨勇觉得与其说他追求那种境界不如说他感受到了那种境界，“到别人不去的地方，通过知识积累，认识事物的来龙去脉，也经历别人没有的痛苦和喜悦”。这种境界让杨勇觉得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包括身体的潜能和思维的潜能，那么人生的延展是有很大空间的，只是怎么去创造它。

　　对于人生的超越，杨勇更有体验的地方在于，10年前他更多在自然中感受境界，10年后，他则是在自然和社会的冲突中达到新境界。“10年前也有社会责任感，但没有现在的情怀这么大。现在当然也会思索生态伦理、气候、地质背景、自然规律等，但也同时会想到经济参与的变化和后果对社会的影响。世界工业化以来追求的就是经济利益，比如国家追求国民生产总值，个人追求房车好生活，但代价是什么？这么想完，你再想人类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什么？”

　　10年前杨勇欠了很多债（经济债），当时他在困境中，现在他的债更多了，但人却轻松了，也充满干劲——该干的很多事还没有完成。

　　杨勇觉得自己个人从来没有过危机感，他面临的危机，就是大部分人没有危机感，“我最急的是最该醒悟的人还不醒悟”。

　　至于“热情”，10年前他说他还有热情，但10年后，杨勇铁口直断“热情是次要的。我都觉得我不是在活着了”。杨勇早就放弃了怎么活、怎么舒服的生活设计，他所有的热情万变不离其宗“今年去哪？”

16、思索“濒危游”冲动与责任 要不要去看最后一眼？

来源：新京报 2009年06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6/25/content_11598304.htm

融化后的水从格陵兰岛的冰盖上流过。由于全球变暖，格陵兰岛冰盖目前的融化速度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岛上的美丽风光很快就要消失了。图片/CFP

“濒危游”：冲动与责任

很多远处的风景正在发生改变，乞力马扎罗的雪可能将永远闪耀在文学著作的光芒里，威尼斯商人的船桨将淹没于海上，珍珠般的马尔代夫群岛可能将消融于碧波中，这都是将来可能发生的场景。这样的提醒会产生两个极端的反应，我们赶紧去旅游吧，因为它们即将消失；那我们就别去了，这是否又是一个负责任的旅游者的态度？在中国，生态脆弱的可可西里要开发旅游的话题，一石激起千层浪。去更远更特别的地方旅游，这样的问题也类似于人们对任何其他事物贪婪地占有，对象的神秘高大投射到旅游者自身会产生奇妙的反应，这是所谓的普通人的梦想。旅游消费的大自然归根结底是人自己赖以生存的食粮。旅游，更需要克制。

该怎样去“濒危地”看最后一眼？

冰天雪地的极地在全球气候变暖条件下环境恶化，而游客的到来和脆弱的环境之间

也有关系。

撒哈拉沙漠并不是荒无人烟，里面有山脉、湖泊、草原、城市。图片/CFP

地质学家费宣说，脆弱而神秘的地方，更能勾起某些人的旅游兴奋点。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很多自然景观逐渐消失的大背景下，人们对某些本就生态脆弱的地方更有“看最后一眼”的心态，而人流的集中却更增加了“濒危”的危险。此时，在政府及国际组织介入下的濒危地旅游开发或不开发,对大众是否能接近和如何接近濒危地旅游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濒危地形成

游客增加成自然破坏助推器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生态丰富而脆弱，2007年《福布斯》曾经公布世界濒危旅游地，西藏位列其中。“上一次镜、出一次书、去一趟西藏”也成为新时期三大俗。

中国科学旅游探险协会主席、高山气候专家高登义说，“濒危游”这个概念，有歧义，是说这个地方濒临危险，鼓励大家去旅游呢？还是说这个地方生态异常脆弱，需要人们保持克制冷静的态度。其实笼统称一个地方为濒危地带并不确切，我想在我们周围，普遍的环境都在经历危险，只是我们目光更多集中于地标性的地方，关键是倡导一种旅游的态度，游客面对这样的地方应该有所启发。

就像将西藏笼统地列为濒危旅游地并不恰当，因为西藏东南部地区植被茂密，生物多样。但是对比1966年第一次到珠峰大本营，珠峰生态景象改变令人惊讶，高登义称，这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初中东油田燃烧，通过西风传送到珠峰地区，使得珠峰北坡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破坏严重。但是珠峰游客的增加也是生态景象被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跟珠峰管理局说了很多次，在这里建宾馆修旅店是不行的。”高登义还记得1966年珠峰“在海拔5300米就有冰塔林，但现在在6000多米也看不到了”。这样的处境犹如其他公布的世界濒危旅游地，海明威笔下的“乞力马扎罗的雪”可能将永远闪耀在文学名著里。

濒危游态度

最好方式不是说谁也不要去

这些美丽而脆弱的地方，往往还闪耀着另外一种充满质感的景致。地质学家费宣正在穿越世界第一大沙漠撒哈拉的途中，在中途被迫返回北京的几日，他告诉记者，这一次的穿越活动让他看到了撒哈拉处处洋溢的生命热情，和自己的专业结合起来，费宣也看到了现实中的撒哈拉和当年自己在教材里认识的撒哈拉大不一样，一个是由于岁月变迁地貌变化，另外一个是因为处于当时当地的切身体验，“撒哈拉沙漠里有山脉、湖泊、草原、城市，每个孩子的脸都那么生动，沙漠里的妇女每个都那么美。”

结束行程后，他决定写一本书将科考观察和个人体验结合起来，展示一次有知识有思考有生活有磨难的旅游。费宣称任何一个目的地都不仅是稀缺的风景本身，当地的传统和日常生活是风景中生动的图案。

去年他徒步格陵兰岛，在北极的外围看到不少旅游团队，北极由于气候变化而使得珍贵物种面临绝境，但是前来的人络绎不绝，虽然说全球气候变暖是北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游客的到来和北极脆弱的环境之间也有关系。作为地质学家的他认为，当我们提及濒危地旅游的时候，肯定涉及到一个旅游者素质的问题，究竟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去接近那些美丽而脆弱的地方？他认为，濒危的东西很多，每一天人类的多种方言都在消失。对于濒危旅游，最好的方式并不是说我们谁也不要去了，因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规律作用等因素使现在的生态环境恶化是主要原因，我们要做的是认识自然，了解自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对于普通的游客来说，参加这种旅行，一定是要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区别于一般的大众游客。当他了解了自然的丰富和脆弱，对旅游的理解、环境和个人的相互关系都会有更深刻的认识。”（记者曹燕）

17、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现行大气法该怎样修订？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6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539304.html

　　【编者按】 现行的《大气法》实施8年多以来，对于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气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因此急需修订。本文在深入分析《大气法》实施以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建议《大气法》修订工作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健全大气环境管理体制、原则、制度和机制。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法》)是2000年4月29日经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00年9月1日起施行的。实施8年多来，这部法律对于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减轻大气污染危害，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行大气法存在哪些问题？

　　■阅读提示

　　现行的《大气法》已经实施8年多，目前来看，存在8个方面问题，已经不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不利于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域的3个转变。例如，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规定不论在范围和力度上均不能适应当前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对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进一步提高，现行《大气法》的一些规定已经不适应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要求，不利于实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领域的3个转变。目前，我国《大气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规定不论在范围和力度上均不能适应当前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的要求

　　自“两控区”划分以来，国家、有关省市和电力等重点行业制定了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综合防治规划。部分省市颁布了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地方标准，使二氧化硫防治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两控区”内城市空气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酸雨恶化的趋势得到了缓解。但是，“两控区”的管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些污染严重、高耗能的企业在“两控区”内的发展得到了严格限制，但在“两控区”外的发展很快，使得“两控区”外的城市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的酸雨污染加剧，同时也对“两控区”内空气的质量和降水酸度产生影响。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减轻空气污染和酸雨污染的科学方法是:不仅在“两控区”和空气质量未达标地区，还在其他地区开展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总量控制。这需要修订现行《大气法》。

　　(二)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规定与有关法律不一致导致实施难度大

　　按照现行《大气法》的规定，大气排污许可证的规定仅在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内执行，排污许可证是为大气污染总量控制管理服务的，仅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涵盖环保部门对排污者的环保要求，无论从执行范围还是包含的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的排污许可证中包括了执行的排放标准、允许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等环保部门对排污者的各种要求。这些要求和经验需要新的《大气法》来巩固。

　　按照现行《大气法》的规定，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区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核定企业事业单位的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但事实上，2000年《大气法》实施以后，国务院至今还没有颁布有关排污许可证的规定。

　　同时，让地方人民政府核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各地的实践中，也是由各级地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排污许可证的。因此，需要修订《大气法》以确立统一的要求和程序。

　　此外，现行《大气法》中缺乏对无证排污的处罚规定，也没有设置对不按许可证排污的处罚条款，不利于排污许可证制度的实施，需要修订《大气法》，规定新的立法措施予以弥补。

　　(三)机动车污染控制的规定难以涵盖当前管理领域

　　在机动车数量激增的形势下，环保部门难以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大气环境管理和排放控制。对新生产机动车开展的型式核准、生产一致性检查、在用车符合性检查，以及对在用车开展的环保定期检测、在用车环保召回等管理规定，在法律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且缺乏有效的处罚机制；另外，对车用燃料及车用燃料添加剂的要求过于笼统，造成目前排放标准实施与车用燃料标准脱节的“车油不匹配”现象，影响了机动车排放控制的实际效果，这些都需要修订法律措施予以解决。

　　(四)城市群地区大气污染的防治缺乏有效的机制

　　目前，我国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城市群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能源消耗急剧增加，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区域性复合型大气污染问题，呈现出煤烟型污染和机动车污染相结合的特征。这些地区大气污染物在不同城市间的传输扩散和相互影响十分严重，需要区域协作共同解决，但现行《大气法》只提到城市空气污染的防治，未涉及城市群地区区域性大气污染问题。

　　(五)空气质量监测和源监控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

　　空气质量监测和大气污染源监控是环境空气质量管理的基础和关键，我国目前大气污染不断加重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地方还缺乏对主要大气污染源的监控。现行《大气法》中针对这方面内容仅做出“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大气污染监测制度，组织监测网络，制定统一的监测方法”的规定，没有针对源监控做出具体规定，有必要予以立法补充。

　　(六)现行的规定不足以有效应对大气污染事故或者突发大气污染事件

　　现行《大气法》仅就单位发生事故或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可能造成大气污染事故、危害人体健康时，应采取的应急措施做出了规定，同时规定了在大气受到严重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安全的紧急情况下，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但是没有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可能发生大气污染事故的单位针对大气污染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和事后恢复等工作做出应有规定。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务院有关环境保护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都有大气污染事故或者突发大气污染事件的规定，但现行的《大气法》由于制定时间在前，缺乏与它们衔接的规定。这需要修订《大气法》，规定大气污染事故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事项。

　　(七)法律责任缺乏威慑力度，难以有效遏制大气污染违法行为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企业产值基数已大大高于以往，而《大气法》现行规定的处罚规定数额过低，对环境违法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同时，处罚数额过低会造成处罚数额低于环保设施运行成本的现象，导致一些企业宁可交罚款，也不愿运行环保设施的情况。

　　(八)不利于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解决

　　当前，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但现行《大气法》只提及保护臭氧层问题，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未做出明确规定，因此，有必要修订《大气法》，增加强化温室气体控制、应对气候变化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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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可悲的沉默

来源:大河网2009年06月24日　曲一日

http://www.dahe.cn/xwzx/txsy/sxfb/t20090624_1587417.htm

　　某省某地级市把一个排放剧毒污染环境的化工企业，转移到这个市的下属县境内，安置在紧靠县城的人口密集区。这个地级市宣布是为市民做了大好事，那个县则宣布一则喜讯：为本县引来一个大型赢利的化工企业。真的是嘴生两片皮，坏事怎么说都有理。

　　化工企业投产了，附近居民很快就感受到严重威胁。原先好好的井水现在连洗衣服都不行：“尤其不能洗内衣，贴身穿会起红色小疙瘩，很痒。”不时飘来的“怪味”让居民不敢随便打开门窗。当地医院反映，“呼吸系统疾病住院平均人数上升39.3%,恶性肿瘤平均住院人数上升64.8%,其中呼吸系统恶性肿瘤平均住院人数上升73%”。（5.26日《新华每日电讯报》）

　　这个县的环保局原党组书记和203名局长及其他官员，层层向上反映，竟当起了“作乱”的“访民”。

　　中央媒体高度关注了，主流媒体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网、人民网和许多著名平面媒体都集中报道了污染真相。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百姓揭露和批评政府执政过程中的失据之举，本来是一个文明社会极为正常现象。然而，对于明明白白的污染，对于“庶人议”，当地政府却讳莫如深。这颇让人深思，这与讳疾忌医何异？它们还有多少“执政为民”的真心？如此笑骂由你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实在是一种悲哀！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看惯了政府对舆论监督的百般抵制......所以一些地方鼓励舆论监督的举措总能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比如，浙江省规定：“新闻媒体依法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应予鼓励。湖南郴州规定:媒体记者采写舆论监督报道，不但有可能得到“舆论监督奖”，还有可能被授予郴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面对这个化工企业的严重污染，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选择了沉默，不说也罢。这个省市所有媒体竟然也都成了哑巴，就更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了。如此媒体，还能担当起人民所期待的监督重任吗？简直是可悲的平方！

　　近日，这个造成极度污染的地方媒体终于不再沉默了。它们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地方政府是如何关爱百姓，如何大力治污，又是加强了环境检测，又是如何大造防护林带。一句话，百姓尽可以放心喝水，放心呼吸。显然，它们是在忽悠百姓，更是在还击主流媒体的“诬陷”。看这架势，它们就差要求报道污染的主流媒体向它们做检查、赔礼道歉了。这样的媒体就不仅是悲哀，更是一种明目张胆附庸权力的奴颜媚骨、寡廉鲜耻了。

　　媒体的一个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告诉人们客观的社会真实。马克思说过：“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眼睛，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无处不在的喉舌。”时下《杂文报》、《南方都市报》、《炎黄春秋》、《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很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勇于说出真相。社会之疾病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媒介不去呐喊，不通过呐喊去引起当政者的注意，而是以社会的奇闻逸事和明星们的脸蛋、衣着、绯闻去挑逗人们眼球为其能事，这样的媒体是个什么档次的媒体呢？不言自明。

　　鲁迅先生说：“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的预备着将来的牺牲。”有个叫戴骁军的摄影记者，他冒着生命危险去拍下了真假记者领取封口费的新闻图片，震撼神州。他应该是代表着一个“不顾利害”的正直记者应该有的品格良心。可惜，“真的知识阶级”如戴骁军的记者实在是太少太少了。但是，既然吃上媒体这碗饭，就应该是一个“真的知识阶级”中的一员，否则就不如回家去卖红薯，至少卖红薯的心灵还是纯洁的。

　　鲁迅先生痛斥过国民性中的“瞒与骗”。倘若媒体记者参与“瞒与骗”，不就是鼓励管理者凭借其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吗？

　　沉默，或许能让一个人跟着闭嘴，但让多数人不发出声音是难以做到的；长期让百姓闭嘴就绝对不可能。古语有云，自欺欺人，然也。古今中外，莫不如是。

　　遮掩丑陋，给民众内心将留下什么样的形象？是维护稳定还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利弊得失,无须赘言。

有人说，能不批评政府，以至能否自由地指名道姓批评一个国家元首，是判断一个国家民主状况的标志。此论妙耶，谬耶？

19、项目未批先建惩戒小 企业不惧环保罚单

来源：新华网2009/6/25

http://info.ep.hc360.com/2009/06/25091460048.shtml

因擅自开工建设未经批准的铸锻钢基地及技术改造项目，日前国家环境保护部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对违反环境法规的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处以20万元罚款。

尽管有人质疑，“区区20万”能否对其起到震慑作用，但对于国家环保部，这已是罚款的上限。然而，在这一事件中，如果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处罚上，则可能忽略更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被查处的环境违法项目，许多都是类似“中国一重”的“未批先建”，这已经成为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

按照我国当前的行政审批体制，一个建设项目要获得“准生证”，往往需要经过环保、计划、建设、规划等多个部门的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更是明确规定，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其他部门不得审批。

那么，对“中国一重”的“未批先建”，我们不禁要追问，在没有环评审批的情况下，该项目其他的手续又是如何办下来的？

无独有偶。据报道，日前环保部叫停的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等项目，都存在未经环评审批就擅自开工的问题，“有些项目甚至已经建得差不多了”。这些年来，一路绿灯最后卡在环评上的建设项目，并不少见。本该最先通过的环境影响评价，却往往成了最后一道关卡，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根据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环评法执法检查报告，许多地方和部门存在着“未批先建”、“批小建大”、“未评先批”等现象，一些地方甚至用“红头文件”为此保驾护航，仅2007年全国就清理出51件与环评法有关规定不相符合的地方性文件。

由此可见，一些部门罔顾环评审批前置的相关法律规定，默许甚至是支持违法项目上马，这才是当前环境违法事件频发的深层次原因。近几年来，无论“环保风暴”的不断掀起，还是环保局长的匿名举报，都显现出环保部门“孤军奋战”的无奈。而这背后，则是相关法规制度和发展理念的缺失。

正如国家环保部所言，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拉动内需的大背景下，一些地方低水平重复建设、“两高一资”的项目可能会借机卷土重来。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指示，要求绝不能为保增长而把牺牲环境作为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避免环保工作“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值得认真思考。

建设生态和谐中国，环保部门独木难支。如何让环保部门告别“孤军奋战”，如何使环保不至于成为少数人“寂寞的欢愉”，有赖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有赖于执政理念的不断进步。

20、环境教育立法应先定地方法规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9-06-25

http://www.cenews.com.cn/xwzx/jy/qt/200906/t20090625_618804.html

　　目前在国际上，对环境教育进行专门立法的国家有美国、巴西、日本、韩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和菲律宾。另有一些国家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于环境教育的专门条款，如英国、法国等。还有一些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环境教育进行了法律约束和保障，如新西兰教育部和环境部分别在1998年和1999年出台了学校和社会环境教育指导方针等。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也出台了一些学校文件和社会环境教育指导方针，环境教育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体系。但也应该看到，我国目前的环境教育观念重于实践，政府行为重于民众行为，政策性重于自觉性，宣传性重于教育性，知识传授重于素质培养，课堂教学重于社会参与，环境教育制度的规范化和法制化还远未实现。环境教育与立法之间的联系只存在于个别法律条文的个别词句中，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地位，也没有确定的目的、目标和制度等。因此，在环境教育深入开展的今天，我国应当尽快开始着手对环境教育专门立法的研究和制定。

　　到底如何开展我国环境教育立法工作呢？有的观点认为应当借鉴美国、日本的环境教育立法经验，直接制定国家环境教育法；还有的观点认为我国应逐步推进环境教育立法，可首先尝试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制定环境教育地方性法规，与其他相关法律保持一致，互相支持，为全国环境教育法制建设积极探索，提供经验。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条例》草案首先确定了环境教育的对象、范围以及内容。其次，明确了各级政府、环保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宣传、文化、教育、科技等部门的工作职责。最后，对使用环境教育教辅教材做了进一步规定，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能力建设、落实环境教育工作经费、设立环境教育机构和环境教育奖惩机制等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的出台，为我国环境教育地方立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于探索地方环境教育立法以及如何从环境教育地方法规到国家环境教育法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根据我国的立法现状、环境教育现状等多方面情况，应该采取从地方法规再到国家法的立法途径，先制定环境教育地方法规，有针对性地解决地方环境问题，以提高解决环境问题的实效。由于我国环境问题的区域性特点，各地环境教育法规的规定不尽相同，但有些基本原则和重要内容应当在每个地区的环境教育地方法规中予以体现，如环境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原则、多主体参与原则等。环境教育地方法规中必需具备的内容涉及健全的环境教育管理体制，可靠的经费来源保障，明晰的奖惩机制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等。

　　可以预见，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教育条例》的带动下，根据我国不同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再有5~10个省(区、市)进行地方环境教育立法后，将会为我国环境教育立法奠定较为坚实的基础，从而更好地开展国家环境教育立法工作。

21、基层环境风险防范能力该怎样加强？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6月25日　季阳

http://env.people.com.cn/GB/9539393.html

　　在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的经济形势下，基层环保工作机遇和挑战并存。如何加强环境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是基层环保工作者理应考虑的问题。

　　首先，要科学分析形势，准确把握环境风险防范重点。当前，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不排除少数地区唯发展而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重复搞建设，甚至会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子，这也需要基层环保部门要善于分析地区环境与经济面临的形势，早拿对策，早作应对，早做防范。

　　其次，要结合地区环境容量禀赋和污染防治特点，明确地区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重点，严格履行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同时要把环境保护工作与地区经济科学发展结合起来，主动承担服务地方经济职责，并就如何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整合区域资源，帮助地方政府上大项目、好项目、科技含量高的项目进行深层次思考，切实将环保工作做在前，实际问题考虑在前，制定出环保部门的服务科学发展措施。

　　第三，要加强部门沟通，着力构建信息平台。只有及时了解信息、掌握信息，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基层环保部门获取潜在环境风险信息的能力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环境风险信息获取的渠道不多，获取的方式有限。一旦发生环境污染事件，基层环保部门就十分被动。

　　第四，要结合地区产业结构特点，做好调查研究，摸清地方污染排放底数，真正做到“说得清、找得准”。

　　第五，要参与综合决策，强化事前主动防范。实践证明，环保部门参与环境综合决策对于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往往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当前，环保部门工作压力很大，任务也很重，既要逐步解决历史遗留下的环境问题，又要顺应经济发展形势，严防死守，杜绝新的污染产生。

　　第六，要在参与环境综合决策的深度、广度上做文章。一方面，要超前介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计划，要让环境保护工作在规划、计划中充分体现；另一方面，要主动介入区域经济发展，在发展中强化环境保护工作，落实环境保护措施。

六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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