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在意大利西西里大区锡拉库扎市举行的八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上发言时表示，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已采取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与措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不懈努力和积极贡献。中国将继续本着对人类、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结合本国国情，继续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苏伟指出，发达国家历史累积排放和当前的高人均排放已过多挤占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降低全球碳排放强度首先要从发达国家做起。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是发达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发达国家应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不仅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要率先采取行动，也应积极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苏伟表示，为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和采取具体的适应行动，应在公约的框架下建立适应气候变化的专门机构，在公约缔约方会议的指导下，负责适应气候变化国际行动的规划、组织、协调、监督和评估。

　　他说，应在科学评估气候变化影响与脆弱性的基础上，帮助各国制定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适应战略与政策，并在公约下建立新的适应基金和技术转让机制，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与适应行动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和可预测的资金和先进适用的适应技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气候变化造成的不利影响，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为期三天的八国集团环境部长会议于22日开幕，主要议题为低碳技术、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等。会议为将于7月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做准备。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印尼、南非、澳大利亚、韩国、埃及等国的代表受邀参加会议。

3、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基本形成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4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4/22/content_11238282.htm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２日电（记者杨维汉、孙闻）我国污染防治基础能力建设力度不断加大。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２２日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进展情况时说，近两年，我国环保能力建设投资超过１５０亿元，全国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基本形成。

周生贤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共建成９１１套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系统，配备主要环境监测仪器设备４．５万台（套），６４８个环境监察机构通过了标准化建设验收，３０００多家重点企业安装了在线自动监控设备。

周生贤介绍，我国沙尘暴监测网络初步建成，基本实现沙尘暴实时预报。２００８年，我国成功发射了两颗环境与灾害监测卫星，为大区域高精度开展大气环境监测奠定了基础。

4、中国第二 第三大水电站环保投资已超15亿元

来源：世界能源金融网2009-4-24

http://www.wefweb.com/news/2009424/1034055950.shtml

　　中国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向新华社记者介绍说，中国第二、第三大水电站溪洛渡水电站、向家坝水电站目前已进入施工高峰，环保投资累计已达15.42亿元。

　　经国务院授权，中国三峡总公司负责开发管理长江上游金沙江流域这两座巨型梯级电站。溪洛渡水电站装机容量1260万千瓦，向家坝水电站装机容量达600万千瓦，均位于云南省与四川省交界处。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批复要求，三峡总公司自2003年启动金沙江水电开发以来，认真落实“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改善一片环境、造福一批移民”的“四个一”水电开发理念，电站施工区建成了绿色环保示范区。

　　2008年，溪洛渡电站在降尘、边坡防护、挡墙、截排水、渣场运行维护和绿化工程养护方面，以及各施工营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垃圾处理场运行、环境监测、水土保持监测等工作上有序开展。截至2008年12月，已累计完成环保投资10.6亿元，其中2008年度完成1.27亿元。

　　向家坝电站制定发布了11项环保制度，明确规定无论工程合同的大小，都要单独编制环保、水保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每一个合同项目工程验收的时候环保中心都会参与，并严格按照合同上规定的内容进行验收。截至2008年12月，向家坝电站累计完成环保投资4.825亿元。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批复意见和要求，中国三峡总公司完成了溪洛渡水电站和向家坝水电站的环境保护总体规划设计报告，两份设计报告于2008年12月7日通过了专家评审。

　　为做好金沙江珍稀鱼类保护工作，中国三峡总公司于2008年5月在向家坝工地建成金沙江鱼类增殖放流站，并于2008年12月7日成功举行首次放流活动，共放流5种珍稀特有鱼类共20000尾。

5、全国人大委员建议：消费政策应与环保政策衔接

来源：新华网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7766.html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３日电（记者孙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吴晓灵２３日建议，政府的消费政策应与环保政策衔接，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不造成更多的环境压力。　　

当天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吴晓灵在会上说：“报告提出的解决大气污染的措施多是技术层面的，需要从经济根源上寻求解决之策。”她以治理城市大气污染为例指出，目前汽车尾气排放已经成为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使汽车消费政策与环保政策衔接。　　

吴晓灵说，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刺激汽车消费，政府出台政策对购置小排量汽车给予补贴，“这是短期行为，是用牺牲未来的方法来刺激当前消费。”她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鼓励清洁能源汽车消费，而不是小排量汽车，这样“既能提高消费，又不会造成新的污染。”　　

吴晓灵认为，从防治城市空气污染的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限制私家车的发展。她建议政府垄断城市路面停车场，大幅提高停车收费，增加的收入用于补贴公共交通。　　

“上海的路面停车计费标准是第一个小时１０元，此后每小时２０元，私家车数量远比北京要少。大城市应该采取这样的政策。”吴晓灵说：“由政府垄断路面停车场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增加就业岗位，安排那些需要政府帮助的人就业。”

6、垃圾邮件处理耗电惊人 将损害地球环境

来源：新华网2009/4/24/

http://info.ep.hc360.com/2009/04/24080358762.shtml

由美国环境咨询公司ICF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全球处理电子垃圾邮件耗电量达330亿度，相当于往大气中排放1700万吨二氧化碳。

日本《每日新闻》21日援引ICF公司的调查报道说，2008年全球电子垃圾邮件数量达62万亿封，处理这些电子垃圾邮件浪费了330亿度电，这是920万户日本普通家庭全年的用电量。

ICF公司指出，垃圾邮件不仅给用户造成财产损失，导致投入产出比下降，还将给地球环境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7、《三国》剧组污染续:当地水库管理局局长被免职

来源：新华网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9375.html

　　记者从浙江永康市委获悉，永康市水务局22日作出决定，免去杨溪水库灌溉工程管理局局长黄兴法职务，原因是水库管理部门没能严格执行《永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接纳新版《三国演义》剧组进入库区拍摄，黄兴法负有领导责任。

　　2008年11月，新版《三国演义》剧组看中永康市杨溪水库风景，向杨溪水库灌溉工程管理局提出租用库区部分地段拍摄有关场景。明知饮用水源保护区是禁止搞任何项目，考虑到该剧组能带来宣传力和增加知名度，杨溪水库灌溉工程管理局没有与环保部门和水务主管部门沟通汇报就与剧组签订电视剧拍摄协议。协议要求剧组确保水源安全，不能存有垃圾，并收取了2万元押金。自4月6日剧组开始进场拍摄后，由于人员众多，管理不到位，还是产生了一些生活垃圾和油污，又没能及时清理，引起群众担忧。所幸的是近期杨溪水库水位比较低，产生的垃圾和油污尚未对水源产生污染后果。

　　杨溪水库是永康市最重要的饮用水源，该市一直十分重视杨溪水库监管。根据永康市有关规定，杨溪水库饮用水源统一由杨溪水库灌溉工程管理局管理，环保执法人员不定期对保护区进行巡视监察，对存在影响饮用水源保护区的违法企业采取搬迁、取缔等强制措施，确保水源水质安全。

　　杨溪水库灌溉工程管理局擅自接受不利饮用水源保护的影视外景拍摄活动，引起该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并责成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果断处理。

　　据了解，4月18日，剧组全部撤离。4月21日，所有垃圾都已清理完毕，拍摄现场已恢复到拍摄前的原状。水库水质监测显示，各项指标都达标。

永康市有关负责人表示：严格执行饮用水源保护相关法规规定，今后绝不允许再举行不利饮用水源保护的任何活动。

8、北京绿地将划“绿线”保护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9年04月2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09-04/24/content_11248455.htm

绿线范围内禁止任何违规开发建设

北京绿地将被“绿线”保护。昨天，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本市将从今年起为城区绿地划定“绿线”，绿线内的保护区域，只允许建绿地，禁止任何违规的开发建设。

据市园林绿化局绿地管理处处长杨志华介绍，所谓绿线，是指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包括已建成绿地控制线和规划预留绿地控制线。与道路红线一样，绿线一经划定和批准就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变更和侵占。根据建设部2002年颁布的《城市绿线管理办法》，划定城市绿线的区域主要包括公共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附属绿地、道路绿地、风景林地等。该办法规定，凡是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用地，只能用于建绿地，不得违规进行开发建设；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线内用地的，必须依法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绿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都要限期迁出。　

杨志华处长表示，《北京市绿地系统规划》目前已经公示结束，北京划定绿线的条件已经具备。最近，市园林绿化局已经会同市规划委实质性地推进了这项工作，地坛公园、青年湖公园、柳荫公园、北京动物园等首批规划上没有矛盾和用地范围没有争议的绿地绿线划定工作正在进行，预计4月底完成。（黄建华）

9、广东灰霾天气减半最快也要十几年

来源：羊城晚报 2009年4月24日

http://www.hwcc.com.cn/newsdisplay/newsdisplay.asp?Id=215819

近日，记者走访了广州灰霾天气观测站，专访了广州热带海洋气象研究所大气物理、大气化学学科带头人邓雪娇博士。

羊城晚报记者(下称记者)：广州灰霾最严重时能见度是多少？

邓雪娇：几百米啊。能见度历史上最低的时候是2003年12月2日，日均能见度最低为一两百米。当时是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平常地表的污染物能扩散到高空，但那天台风外围的气流把整个气块压下来，污染物扩散不起来，污染物堆积在低空，形成最严重的灰霾。

记者：汽车尾气在灰霾污染物中占多少比例？

邓雪娇：由于我们并没有在一个区域去监测机动车污染，现在我们没有掌握机动车排放的量。灰霾贡献率，欧美国家是80%~90%来源于汽车尾气。在珠三角，汽车占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至少有40%~50%。北京奥运会时，发布的统计数据机动车污染的贡献率达到50%~60%。

记者：亚运会期间会不会是灰霾天气的高发期？

邓雪娇：大家都很关注亚运会那时候霾出现的情况，我们从2003年开始开展有关霾的监测，我们希望把这几年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针对亚运会期间的，历史上霾出现的最大、最小极值，和平均情况进行分析，再根据我们在气象上掌握的大气运动规律，对亚运会期间霾的出现进行预测、预报。

记者：广东灰霾天气要减半的话预计要多少年？

邓雪娇：最快都要十几年。因为欧美国家是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才到达今天的水平。我们国家是快速发展导致高强度的污染出现，治理起来我觉得还是相当困难。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它把污染源都搬走，可能局部能得到改善，但如果仅仅在同个区域内做转移，还是很难彻底治理的。本报记者李志伟

10、大调水：用什么维系国家的血脉

来源：中国水网　2009-04-24 朱幼棣

http://news.h2o-china.com/waterresource/dynamic/797251240535712_1.shtml

东线：清水与污水

进入新世纪后，跨流域调水的工程规模越来越大。

南水北调——即把长江干流或重要支流之水，调到黄河、海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跨流域调水工程，也是我国跨流域调水的“标志性”工程。现在，南水北调的中线与东线工程已相继动工，西线工程也呼之欲出。

南水北调，需要修建多座扬水站，多级提水。根据初步规划，在2008年、2013年、2030年分别完成500立方米/秒、600立方米/秒和800立方米/秒的调水规模。——如此规模的流量，需要大量的电力，逐级提水。

东线工程成败在于治理污染。如果一河污水向北流，净化处理后达不到饮用水标准，则南水北调将没有任何价值。其难度之大，超过了南水北调工程本身。

例如，由于运河、洪泽湖等水系涉及河南、安徽等淮河流域的汇水区，淮河是我国污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干流几乎全部是四五类水，水质浓臭得像酱缸——这就不能不危及南水北调。

每年雨季将临，淮河干流颍河、蚌埠等各河闸陆续放水，污染水团下泄，在下游形成长达数十公里移动的污染带，所到之处，鱼虾绝迹，甚至给洪泽湖带来了灭顶之灾。淮河污水团下泄造成的严重污染事故，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起，多次震惊了全国，在2003年还引起10年治淮成败之争。毫无疑问，淮河流域的污染治理，仍然任重道远，不容乐观。

中央领导曾指出，南水北调东线是“先治污，后调水”。

事实上，调水相关工程闸坝、扬水站等已陆续动工，有的已经完成，而治污步伐远远落后——不是预感，到2008年至2013年，极有可能是扬水站建成了，闸坝建成了，原有的调水计划无法完成。如果北调来的是滚滚污水，到时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是选择延期、追加投入，还是修改原有的计划？——这一切都将大大增加调水的成本。

调水沿线，水价如潮上涨

根据计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08年最终调到北京的水量，只有10亿立方米，仅占计划调水总量的十几分之一。

那么，其余100多亿立方米的水都到哪里去了？

多数流向河南、河北一些地区。黄淮河平原，80%以上的水资源都用于农业灌溉。对农业来说，这点调来的水是杯水车薪。而实际上，灌溉庄稼，种麦子和玉米，也用不起每立方数元成本的昂贵的长江之水。

现在农业用水浪费巨大，农业节水比城市节水有更大的潜力。能不能换一种思路，如果向农民和农业“买水”——农业少用一吨水，水务部门付给农民0.5或0.8元，不比千里迢迢的调水成本要降低许多吗？而农民则可以拿这些钱，建设现代化的灌溉系统。

水务、自来水公司也是垄断行业，连年各地自来水提价涨声一片。据说，提价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此外还有“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上涨空间”等等。香港等地，水价是政府有补助的，公益性的，自然没有可比性。人们最愿意拿来比较的是日本。不说日本人均年收入，不说人民币的汇率与购买力评估上的问题。1999年，日本城市平均自来水价格141日元/立方米，平均供水成本181日元/吨，因为日本的自来水可直接饮用，几乎达到矿泉水和纯净水的标准，处理成本较高。即使按1元人民币兑换13.6日元计算，每吨水约10元人民币——要求大幅上调水价的人，总喜欢拿水价与瓶装矿泉水比较，为何不拿桶装矿泉水与日本自来水比较？城市居民拿出10元钱，能买到1吨可直接饮用的自来水吗？

另外，日本2000年全国平均工业用水价格24.08日元，折合人民币不到2元钱。财政对工业用水设施的建设多有补助，中央负担的比例高达50%，这是为了促进工业的发展。我国城市工业用水的平均价格是多少？

至此，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以改革名义的水价上涨，有可能走入一条不归路，最终将可能推动物价的全面上涨，制约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西线——青藏高原，长江黄河上游的“恶搞”

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箭在弦上。

需要把目光投向长江、黄河的源头，投向青藏高原。

有气魄更大的、胆子更大的，放话“西藏之水才能救中国”。

我们看一看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引水工程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海拔高达3500~4200米，高寒缺氧，交通条件极差，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根据规划，从长江上游三条主要河流年共调水170亿立方米，其中从通天河调水80亿立方米，从雅砻江干流调水50亿立方米，从雅砻江和大渡河支流调水40亿立方米。主体工程的总投资4000多亿元，工期30年。

长江黄河均发源于巴颜喀拉山，从地图上看，直线距离很短。有的支流末端相隔只有几公里。但两者在地形上高差很大，黄河河床高出长江80~450米。

这是一个难以两全的矛盾：越往上游，江河的距离越近，但可供调的水量也越少；而把工程往下移，可调的水多，但距离远，地质构造复杂，黄河与长江河床高差更大，要使“水往高处流”并非易事。

现在的方案倾向于采用自流方案。尚需在干流与支流上修建数座高坝，抬升几百米的高程，使长江水位高于黄河。但这其中有几个难点。仅举一例：昆仑山地区地壳极不稳定，为地震和地质灾害多发区。调水工程位于可可西里——金沙江地震带内，该地震带为青藏高原地震区强震带。另外，引水工程需要通过多年冻土和季节冻土带，冻融循环系数高，施工难度大，对明渠渡槽等施工质量都有影响。有方案提出，在雅砻江支流上的V型峡谷中，采用爆破山体壅塞河流的方法建筑290米的高坝，省工省钱，埋下几千吨上万吨炸药，一个大爆破，掀掉半边山，形成一个壅塞湖即解决问题。

可壅塞湖一旦溃决，将对下游造成灭顶之灾。即使不溃决，工程对地质环境造成的破坏，及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隐患，足使人不敢轻举妄动。

谁能给黄河输血？

近年来，黄河的径流量不断减少，有人把原因归之于气候变化，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但根据气象部门的材料，近十几年的黄河全流域的年降水量虽有偏枯或偏丰的年际波动，但总体未显著减少。目前大致处于下一个丰水期的前期。

水资源利用效率低，开发强度不断增大。城市和工业生产用水进一步增加；上游水能水电开发进一步加快。青海省境内黄河干流上就建有电站6座；三江源地区“小水电代柴”工程也全面展开。可以说，从源头地区起，黄河就开始走向了“衰老”。

上个世纪50年代，黄河年均引水量是128亿立方米，到90年代增加到约300亿立方米。引黄用水量最多的是1989年，全河高达334亿立方米，接近黄河可利用的径流量（340亿~380亿立方米）。黄河兰州河段以下，有景泰电力引黄工程。这一高扬程、长管道、多梯级、大流量工程，由13级泵站、120台大型抽水机提水，高程达504米，年灌溉近600平方公里土地。

宁夏、内蒙古引黄灌区面积的扩大，用水量居高不下。沿黄引水的工程星罗棋布，分散多样，仅上中游就有引水、提水工程5万处。黄土高原区为治理水土流失建有淤地坝18万座，下游山东、河南境内引黄灌区面积不断扩大。

这是一组经常被人们所引用的数字：黄河占全国2.2%的天然径流量，滋养全国12%的人口，灌溉着全国15%的耕地，还为沿岸400多座城镇提供用水。近十年来，黄河水资源开发率已经高达60%以上，远远超过国际上公认的40%的警戒线。黄河下游的平滩流量，已从30年前的7000立方米/秒，急剧下降到不足2000立方米/秒。进入黄河的污水量在近20年内从21亿吨/年，增加到44亿吨/年。此外，黄河干流上大型水库年蒸发损失的水量也超过了10亿立方米。黄河水利委员会公布的《2004年黄河水资源公报》显示，2004年资源总量482.65亿立方米，总取水量为444.75亿立方米，水资源取用率高达92%。

什么是解决黄河流域缺水问题的治本之策？

——争水？节水？还是从长江调水？

南水北调西线的各项工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加紧进行的。

西线调水被称为解决北方缺水，特别是黄河流域的城市和工农业生产缺水，解决黄河生态危机的唯一有效的措施。——此外还有一个更宏伟的目标，规划由黄河向河西走廊的黑河、石羊河调水，解决西北更广大地区的缺水问题。

其实，这些都经不起科学的分析，依靠东、中、西线南水北调解决黄河断流、维护生态平衡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南水北调西线能解决北方城市的缺水吗？

在调水工程规划的简介中，西安、咸阳、渭南、铜川、太原等大中城市缺水都被放在了突出位置。似乎从上游调长江水入黄河，就能解决这些城市的严重缺水。

差矣！

黄河上游大中城市少，仅有兰州及银川、包头等几座城市，且城市水源均为地下水和黄河支流上的水库，而非直接引自黄河干流。兰州等沿黄城市缺水并不严重。

人口密集、经济比较发达、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地区，包括西安、咸阳、太原、铜川等城市，几乎都分布在黄河一二级支流上，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几乎不能惠及。若都从干流提水调水，违反自然规律，显然有很多问题。

——从长江调水，能解决西北河西走廊，乃至新疆的缺水问题吗？答案也是否定的。

西北地域广袤，靠南水北调、靠黄河水来解决？是不是还要再进行“东水西调”工程？

黄河流域水资源已经严重短缺，河西走廊年蒸发量高达2000毫米。景泰二期，从黄河提水至景泰灌区后，再调往石羊河流域的民勤绿洲，就因调水成本及渗漏等，难以为继。有专家提出，除非万不得已，不宜再从黄河向其他流域长距离调水。

西线工程：经济效益的另一种计算方法

中国还没有富裕到可以任意“糟踏钱”的程度，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工程应该终结，不管以什么名义。

且不说西线工程的巨大难题——西北高原漫长的封冻期和封冻带，南北气候冷暖的差异。工程规模和造价、调水成本、运行费用及环境污染对水质的影响等问题，一直是制约南水北调工程的“软肋”，其中以西线工程为最。从长江上游调水，经济指标是工程是否科学合理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是工程总投资将达3000亿~4000亿元（实际将大大超过），而且均需中央政府投资，这是现阶段国家承受能力必须考虑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线路走向和大坝、渠道、隧洞、渡槽规划，虽然未最后确定，但倾向性意见比较集中，即分三期开发，分步调水。先把雅砻江的水调入黄河，再把通天河、大渡河的水调到雅砻江，利用雅砻江上修建的调水工程，调水至黄河。根据分步调水的方案，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为三期。按2000年一季度的价格水平，初步估算静态投资一期约470亿元，二期约640亿元，三期工程为1930亿元。引黄西线工程静态总投资将超过3040亿元。如果考虑到其他不确定因素，最后投资可能大大突破，甚至达到4000亿~5000亿元。

二是南水北调西线工程把长江水引入黄河上游干流，难以建立相应的投入与产出机制。黄河引水中主要是农业灌溉用水，目前每吨只有几分钱的水资源费也常常收不上来。黄河中游污染加重，低于劣五类水质的河段增加。每年2~3月份三门峡水库中常出现劣五类水，呈灰黑色，丧失了地表水的使用价值。开源难，而节流治污亦不易，用长江水来“稀释”更是不可取的。

南水北调东线、中线工程则不同，基本上都规划把长江水引入水库，以供城市和工业用水。如东线二期的终点是天津的北大港水库和威海的米山水库。这几个水库都是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水源供应地。天津市提出，如果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水质达不到城市用水的标准，将拒绝接受引水，目前海水淡化，达到纯净水标准的清洁水，每吨成本也只有6元。南水北调中线水质较好，北京市计划2008年把城市水价上调至每吨5~6元，以便与引黄的水价“接轨”，南水北调只占北京城市总用水量的一小部分，水价全面提高后，还可用大量“低成本”水的价差补贴南水北调工程。因此，在建设中除国家投入外，还可使用银行贷款，工程建成后，可通过向城市居民供水来还贷。黄河万家寨工程也有用发电收益来补贴引水费用的机制。这些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都不具备，无法通过收取水资源费、提高水价来还贷。工程及今后的运行费用，均需国家投资财政支出，即使工程建成，国家将背上难以解脱的包袱。

至于一些人所提出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增加黄河干流梯级水电站的保证出力和发电量”的所谓经济效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增加黄河水量，同时也减少了长江和金沙江等电站的发电量。

目前，宁夏、内蒙引黄灌区，一方面存在投入不足，灌排设备陈旧落后，水渠渗漏严重等问题，另一方面存在大量漫灌现象，节水潜力巨大。

黄河流域8000万亩水浇地，如果有一半使用节水技术，一年就可节水36亿~56亿立方米。在节水措施尚未落实，集约型农业建立之前，一年耗费数百亿元大量调水，不如通过采取具体措施推行节水灌溉技术，通过政府买技术和设施的办法，“补贴”给农业和农民，把西北农业现代化大大推进一步。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南水北调西线将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事关长江、黄河这两大江河的根本。不能笼统地说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因为受益和造成的破坏影响不属同一个时空，不在同一个区域，没有可比性。南水北调西线工程难以建立投入产出和良性运行的调水机制，将会使国家和西北地区的发展增加长期重担，甚至成为一个财政黑洞。

这已经不是回望了，而是认识的回归，但大声说出来仍需要勇气。自然不属于哪一个年代——青藏高原和长江、黄河源区的气象气候和生态环境具有原始、脆弱、敏感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是目前世界科学界关注的焦点，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最终都将在下游，在今后的十年、几十年中才能全部反映出来。

11、环保厅帮排污企业遮丑属无奈：GDP考核作怪

来源：中央电视台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6221.html

　　CCTV《新闻1+1》2009年4月23日播出《环保莫成环境污染保护》，以下为完成台本：

　　黑龙江环保厅召开执法会议，却拒绝曝光违法企业名单，究竟是环境保护还是污染保护，人们质疑不断。

　　纳税大户政府保护，污染企业身份特殊，投鼠忌器，执法难行，环保部门角色尴尬。从盐城水污染到阳宗海砷污染，环保问题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错综复杂的环境生态下，怎样寻求环境保护的良方？环境保护怎样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新闻1+1》为您解析。

　　主持人（董倩）：

　　欢迎收看《新闻1+1》。

　　就在前两天，黑龙江省环保厅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个会邀请了十多名记者参加，但是会议的一些核心内容，比如说有多少家污染企业，这些污染企业都是谁，却不告诉记者，说这是保密的信息。这件事情经过新华社的记者披露出来以后，很多人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环保厅还是保密局？你保密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王教授，不知道看完这个新闻你有什么感想？

　　王锡锌（特邀观察员）：

　　我首先想到，环保局顾名思义就是保护环境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些地方环保部门的官员居然将一些排污企业的名单当作秘密，藏着捂着，这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这些污染企业，这首先是违法的，其次也严重违背了环保部门的职责，那我们自然要问，环保局到底要保护谁。

　　主持人：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黑龙江省环保厅的这次保密信息的会议。

　　解说：

　　就在4月21日，当黑龙江环保厅替排污企业遮丑的新闻曝出后，几天以来，关于这一事件的报道和评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疑问、愤怒、同情、体谅、反思，当各种声音和情绪交织在一起，无疑也把黑龙江环保厅这个平日里不太引人注意的部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源自于黑龙江省近日召开的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据新华社的报道，这次会议共邀请了10余家媒体参会，而会上对有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的情况一概保密。那么，保密的到底都是一些怎样的内容呢？新华社记者在现场用相机拍到了一部分内容和标题，其中包括《松花江流域涉水排污企业督查情况的通报》、《超标企业家数》、《后督察抽测污染物超标企业统计表》等等，更多的内容记者最终也没有拿到。

　　黑龙江省环保厅一位负责接待媒体的工作人员说，这些材料是内部保密资料，不能让记者知道，能给的材料记者就够用了。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态度，现场部分记者对此难以理解，于是，愤然退场。而如此态度也被很多媒体解读为变相保护违法排污企业和隐患企业，为排污企业遮丑。

　　事件发生后，针对记者的报道文章，黑龙江有关部门也召开了会议，而对于事件中关键的辅助材料能否公开的问题，黑龙江省环保厅环境监察总队队长迟晓德向《东方早报》的记者表示，也不是不宜公开，如果记者真要的话，没什么可以保密的，而黑龙江省环保厅昨日发给早报记者的材料中就包括，《关于松花江流域涉水排污企业督查情况的通报》内容，其中，涉嫌违规排污企业众多，约有30余家。

　　今天傍晚，我们的记者试图登录黑龙江环保厅的网站，了解对于这一事件的相关消息，但是不知什么原因，网站始终无法打开。而在黑龙江省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我们留意到，21号，环保厅曾经召开过一次《关于黑龙江省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的新闻发布会，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向大家公布2008年全省环境状况，同时，发布会也是基于近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对黑龙江省的总体环境状况十分关注和关心。

　　但如今，谁也没有料到的是，这种对环境状况的关注和关心，因为黑龙江环保厅替排污企业遮丑的新闻曝出，而转变了方向，当环保厅被媒体比喻为“排污企业的保密厅”时，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和事件中记者、环保部门的角色，同时在事件的背后，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环保部门和排污企业的关系，需要解答的问题还有很多。

　　主持人：

　　王教授，我觉得黑龙江省环保厅，它这个心态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因为你既然有这么多不可以被媒体知道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请媒体来参加你这个会呢？

　　王锡锌：

　　可能通常情况下，我们已经习惯了政府有关部门召开所谓的媒体会，有时候可能存在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媒体的记者可能具有一些合作的精神。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随着公众知情权意识越来越强劲，而且随着媒体的监督意识越来越强劲，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在提示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一些官员，要转变这种心态。

　　主持人：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记者来了，你请的十多家记者又不是你的宣传处，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既然不想让记者看，为什么还在会上出示这些资料，难道不怕让记者所谓的泄露出去吗？

　　王锡锌：

　　事实上记者已经泄露出来了，而这些记者试图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正是我们最有理由也最值得去关注的信息。

　　主持人：

　　就是最核心的信息。

　　王锡锌：

　　最核心的信息，因为作为一个环保部门，它最核心的工作就是去保护环境，它要直接针对的就是那些严重违法排污的企业，如果将这些名单让公众知道，那么不论是对于环境执法来说，还是对于我们公众的环境权来说，这些都是最核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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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北京首次摸清地下情形 7条断裂带"藏"地下

来源：《北京晚报》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6383.html

　　4000平方公里美丽的北京平原，地质结构复杂如迷宫。哪里有断裂带？哪里地下水丰富？哪里的土壤适合种植何种农作物？如今，数百名地质调查工作者历时4年实地踏勘，绘制完成了北京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这个系统被誉为“‘地下迷宫’的立体地图”。

　　7条较大断裂带“藏身”地下

　　“断裂带”是让人产生紧张联想的三个字，尤其是在经历了汶川地震之后。北京平原有多少断裂带？分布在哪里？这无疑是让每个市民关心的话题。北京市地勘局副局长吕晓俭是智能化三维地质信息管理与服务系统的项目技术负责人，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地质”笑着告诉记者，地球是不断旋转的，地层出现断裂情况是很正常的，北京平原地下有很多细小、稳定的断裂带，它们对市民的生产、生活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当然，毋庸置疑，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断裂带还是需要注意的。”吕晓俭一边介绍一边打开三维地质管理系统，黄色、绿色、粉色……以不同色彩标识的地层仿佛一个巨大的三明治，一层层错落分明，一条条断裂带如红色的飘带不规则地分布其间。

　　“技术人员已经完成了北京主要地裂缝位置图，这些较大断裂带在北京平原的走向以北东-南西为多，大的有七条，间杂有少量北西-南东走向的，差不多有三四条。断裂带并不可怕，但要关注两条断裂带的交叉点，尤其是活动的断裂带，这些断裂带对建筑工程还是有很大影响的，如黄庄-高丽营断裂带。”吕晓俭拿出一张照片，照片显示，一处农居墙壁出现开裂。“出现这种民房开裂情况，很大的可能是房子建在了活动断裂带上。”吕晓俭说，建筑建在断裂区并不可怕，在两条断裂带之间建房是没有问题的，犹如马路上下行车道间的“安全岛”，但活动断裂带两侧一定范围内，都不能规划重要建筑，尤其不能将建筑跨建在断裂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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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报警!长江河口生态恶化 传统观点并非全对

来源：《科学时报》2009年04月23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5053.html

　　“近20年来，长江口水体氮、磷含量增加3～5倍，使得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营养盐结构也发生改变，河口和近岸生态系统原有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变化，导致赤潮发生频繁，生态系统衰退，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资源再生产和食物安全受到严重影响。”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李道季忧心地告诉记者。

　　为了破解其中的难题，李道季领衔“973”重大课题“高浑浊河口水域的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进行攻关。5年来，课题组在长江口和黄河口水域共组织参与以及与其他在研项目联合进行了19次大大小小的现场观测和实验研究。近日，课题组结题成果揭示了三峡工程蓄水后长江口的营养盐状况，发现长江口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对悬浮颗粒物浓度与营养盐浓度关系的研究修正了传统观点。

　　揭示三峡蓄水后长江口营养盐状况

　　课题组对长江口及邻近海域的水体营养盐和沉积物进行了深入研究，获得了长江三峡蓄水后首个夏季长江口营养盐的主要扩散方向、扩散强度和范围等资料，特别是通过对以磷为主的营养盐循环过程研究，揭示出长江口营养盐的分布变化状况。

　　随后，为了弄清不同粒级各种形态的磷参与长江口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课题组定量研究了它们，发现在长江向河口区输送的颗粒态磷中，以难以参与生物循环利用的矿物中碎屑磷为主，其次为有机磷及非活性有机磷；长江口及毗邻海区沉积物中总磷的主要存在形态依次是碎屑磷、可交换态磷、铁结合态磷、有机磷、自生磷灰石磷及非活性有机磷。其中，可交换态磷、铁结合态磷、有机磷可以通过降解等过程被生物利用参与再循环。这丰富了人们对长江河口不同形态磷的认识。

　　课题组在三峡截流蓄水后的第一时间，调查获得长江口及邻近海域营养盐分布状况及大量连续观测数据。“因不可重复获取而具历史性，为研究三峡工程对河口的影响评估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李道季告诉记者。

　　长江口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变化明显

　　近10年来，长江口及毗邻海域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已发生明显变化。由于流域人类活动的影响，自2000年以来，该水域悬浮物和硅酸盐浓度呈显著下降趋势，无机氮的浓度在2003年以后也呈现出下降趋势，富营养化程度有所缓解，但氮磷比值高于警戒线。长期的营养盐氮、磷、硅比值的失衡导致甲藻类在浮游植物群落中所占比例大增，硅藻比例下降，甲藻类赤潮频繁发生，这是长江河口生态系统发生恶化的强烈信号。

　　李道季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活动导致的营养盐结构改变，是长江口及邻近海域浮游生物群落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维持其群落结构的稳定性，控制输入营养盐比例比控制流域营养盐输入量更为重要。”

　　课题组还通过在长江口水域现场模拟培养实验研究，发现在磷浓度为1～2微摩尔/升之间，浮游植物的生长速度最快，其最佳氮磷比为20到30之间。

　　在光照较强的情况下，微型和微微型浮游生物生长过程不受光照限制，对碳生物量贡献率最大，占到80%～90%以上。

　　该研究把以往只针对大小型浮游植物的研究推向对微型和微微型浮游植物的生理生态过程研究，具有开创性。研究结果也为今后国家制定近岸河口环境磷的水质标准提供了参考。

　　修正悬浮颗粒物与营养盐浓度关系的传统观点

　　以往的研究认为，长江口悬浮颗粒物浓度与营养盐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吸附—解吸和吸收—释放的相互作用，营养盐浓度的变化主要受悬浮颗粒物浓度变化的影响。而课题组以新的视角探讨了长江口悬浮颗粒物浓度变化及其综合影响，发现悬浮颗粒物浓度对营养盐浓度影响较小，只具有统计意义。这修正了传统观点。

　　“过去对于长江口营养盐保守性和通量收支的认识，总是通过考察营养盐浓度与盐度的关系，或者通过箱式模型来描述，其中的问题在于缺乏对物理过程影响的详细了解以及定量的计算。”李道季介绍。

课题组在长江口水域进行了12个连续观测站的定点季节性观测研究，通过应用新的研究方法，课题组得出了与传统观点不一样的结论。研究表明，悬浮颗粒物浓度对长江口营养盐影响不大。悬浮颗粒物浓度对长江口营养盐影响较小与水体在长江口较短的滞留时间以及复杂的环流状况有关。李道季表示：“长江口环流复杂是造成河口营养盐成分分布不平衡的最主要原因。”（黄辛）

14、建材贴“绿色环保”多是忽悠 环保型建材60%含毒

来源：《法制日报》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9154.html

　　“关于建材质量，我们消费者两眼一摸黑，即使商家给了产品鉴定也看不懂。只能听朋友推荐，再在摊位里看看，找贴有绿色标志的，差不多就买了。”说起采购建材，上海的张先生颇感无奈。

　　如今，在大大小小的建材市场内，被冠以“绿色”的建材不计其数。几乎所有的商家都说自己的产品是绿色环保产品，号称是经过“环保认证”的。但是事实上，市场上的“绿色建材”并不能让人放心。国家环保总局与卫生部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目前建材市场上打着各种旗号的所谓环保型建材中，近60%含有有毒污染物。

　　造成这一乱象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目前对“绿色建材”没有强制性标准。业内人士认为，为了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建材行业环保评审亟待规范。

　　“环保建材”危害消费者

　　上海的吴先生在装修新房时，特意购买了外包装上标有“经×××认证的绿色产品”、“无毒、无味，可放心使用”等字样的环保型油漆，但装修结束后，房子里的气味几个月都没有散尽，而身上也出现了很多红色疙瘩，到医院检查才知道是油漆过敏。吴先生心里纳闷儿，难道说是“绿色”建材不环保吗？

　　李先生在家具城看中了一套价值1.2万余元的组合家具，样品的标牌上醒目地写着：“无毒无害，绿色环保”。就因为这8个字，李先生决定购买，并要求营业员在发票上写下“绿色环保”几个字。新家具搬进房间后，房间里却开始充满刺鼻的气味。李先生于是请人来测试居室的空气质量。测试结果让人震惊，房间里所有取样点的甲醛浓度都超过了国家标准。报告说，“从采样点的位置及室内的实际情况可分析出，整个住宅中的甲醛主要来自家具所使用的粘合剂。”

　　上海市消保委公布的2008年上海家居装饰材料市场消费者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部分家装材料厂商随意标称“健康产品”、“环保产品”，但产品外包装或说明书上并没有有害物质含量的国家标准和实际含量明确标注，虚假宣传、过度宣传误导了消费者的选购。

　　自贴绿色标志属欺诈

　　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认证中心曾对上海、南京、北京等数家建材市场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市场上号称环保的装修装饰材料中，相当一部分是假冒的。一些商家居然自己把环保标志贴在产品上，上海有多家生产地板的公司存在着假冒中国环境标志问题。

　　为了印证环保总局的调查，记者近日暗访了上海几家建材大卖场，发现从瓷砖、卫浴产品到地板、涂料、整体厨房，形形色色的产品几乎都打着“绿色”、“环保”旗号，都号称具有抗菌、抑菌、防霉、净化空气、除油污等功效。而当记者要求查看产品的有害物质检测报告时，有的商家竟拿出

　　ISO9000或ISO14000的质量认证证书，有的则振振有词地说：“如果这个产品对人体有危害，质量不合格，会通过ISO的认证吗？”当记者指出，检测报告和质量认证不能混为一谈时，有的商家直截了当地说：“哪有人像你这么麻烦，要看这证那证的？如果大家都像你怕这怕那的，那什么都不用买啦！”

　　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在绿色涂料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滥竽充数。小涂料厂用聚乙烯醇代替乳胶，用有毒原料作粘结剂，往往因合成工艺不过关而导致甲醛大量游离。但就是这样的企业喜欢往“绿色”上靠。而家具只要用胶，就不可能环保，除非是硬木家具，全部用锁扣连接。

　　面对当前建材市场“一片绿”的情况，有关专家指出，ISO9000，ISO14000等标准限制的是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外界环境的污染问题，并不是指产品自身具有环保特性。目前不少建材商给自己的产品贴上“绿色”标签，实际上是误导消费的“欺诈”行为。而真正的绿色产品不仅各项检测要达到国家标准，还要求产品生产过程中无污染，且报废后能二次利用。

　　“严格地说，目前我国并没有绿色建材市场，也没有绿色建材产品，而只有达到限量检测标准的环保建材产品。”一位建材业内著名专家表示。

　　强制性标准亟待建立

　　据记者了解，国家质检总局等部门从2002年起开始强制性实施《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十项标准，这只是建材产品的市场准入标准，是对生产企业最起码的质量要求，而非绿色产品的要求。对人体有害的甲醛、苯及其他有机挥发物都是涂料和胶粘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标准只是限制了这些成分含量，即便达标的合格品中还是含有这些有害物质的。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对“绿色建材”的评价和标准还没有出台，既没有出台抗菌陶瓷产品的相关标准，也无强化木地板行业E0级板材甲醛释放限量国家标准，对生态建材的评价也还在进行之中，只有环保建材这一名称，才是现在惟一通用的对建材有害物质有科学检测依据的称呼。但目前，有一些不法商家为了迎合市场，大炒概念，而消费者也是一知半解，对市场的规范极为不利。

　　由于我国目前相关的环保标准制定还没有跟上市场发展的步伐，导致一些标准的适用性受到质疑。而且，不同行业的环保标准不统一，甚至经常有所矛盾，这让企业和商家颇感无奈。

“认证部门太不规范”，权威质检专家表示，消费者期盼真正的环保建材。除了消费者自身要有正确的消费观外，更多还得有赖于国内环保建材产品认证体系的健全，取消多头认证，形成统一标准，各协会作为具有行业管理职能的部门，重点应放在对行业的整体协调管理而不是认证上。(记者刘建)

15、环保厅为何忌讳曝光违法企业？

来源：新华网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9331.html

　　近日，黑龙江省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10余家媒体参会，而对那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一概“保密”。部分记者难以理解退场。(4月21日《新京报》)

　　黑龙江省环保厅竟然对仍在违法排污的企业情况进行“保密”，其做法不仅让现场的记者难以理解，而且也引发公众的一片哗然。

　　违法排污的企业情况难道是“绝密文件”不能公开吗?诸如“违法环评‘三同时’企业家数”“存在环境隐患企业家数”“超标企业家数”“后督查抽测污染物超标企业统计表”等情况，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均属于公开的内容。《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第四条明确规定，环保部门应当遵循公正、公平、便民、客观的原则，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环境信息。黑龙江省环保厅有何理由不公开违法排污企业的情况?而且，记者想要公开的内容，恰恰是公众最想知道的内容，也是治理违法排污企业的有力武器。黑龙江省环保厅岂能向媒体保密、向公众保密?这不仅是对记者采访权的干扰，也是对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的破坏。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环保部门对违法排污企业进行曝光已经成为一种执法常态。 “上海环境”网公布了499家环保违法企业的名单，加上第一批，共1277家单位被曝光;新疆环保局曝光12家重大环境违法排污企业;深圳16家重大环境违法企业被曝光;辽宁省环保局曝光30余家环保违法企业……为何黑龙江省环保厅对这些违法排污企业如此的仁慈，不惜以“保密”为其挡驾护航?

　　在环保上，我们现在其实陷入了困境。一方面，污染企业拒不整改。2008年4月，环境保护部组织对2003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批示、国家挂牌督办和群众反复投诉的292个重点案件的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督查，发现有近30%的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整改不到位问题;云南华坪县一家污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向大气排放大量烟(粉)尘，使周围环境受到污染，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经有关部门多次发文整改无效果，最终引发了当地群众和该企业的群体性纠纷;另一方面，对破坏环境的惩罚力度较弱。根据我国现行《环保法》规定，企业违法排污，环保部门最多罚款是10万元，并且，每月只能罚款1次，这样一来，即便每月都罚，一年也不过120万元。在如此困境下，环保部门如果还充当违法排污企业的“保护伞”，那环保还有灿烂的明天吗?

　　民间环保组织曾发布了“中国水污染地图”网站，上千家污染水环境的企业榜上有名。“地图”的制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马军说，水污染地图一公布，说情的人就找上了门。基层环保局的一位负责人找上门来说，我们当地那家企业的信息你们从网上抹了吧，毕竟人家是我们的利税大户，养了6000多职工，再说现在已经整改。拒曝光违法企业，黑龙江环保厅忌讳什么?是否也有同样的因素?不管怎么样，黑龙江省环保厅都应该将其中的原因向公众说明，否则，太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环保局”总不能改称“污染企业保密局”吧!

16、“拒曝光”是在“保环境”还是“护污染”？

来源：荆楚网2009年04月2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9188945.html

　　近日，黑龙江省召开2009年全省环境执法暨应急管理工作会议，邀请10余家媒体参会，而对那些企业仍在违法排污等情况一概“保密”。部分记者难以理解退场（据《新京报》）。

　　“保密”文件说辞的背后隐藏的种种疑窦，难免让人对环保厅的做法产生丰富的联想。记者的离场让人肃然起敬！

　　这是个什么秘密呢，既然是秘密，那为什么要将此材料拿到全省的会议上来说事呢？退一万步讲，一个环保厅能有多少秘密可言呢？以“机密文件”“拒曝光”，背后的隐语就是“怕曝光”。

　　环保厅在这件事上至少有三不该。

　　一不该以“秘密材料”搪塞媒体，切断公众基本的知情权。10几家媒体都是受其主动邀请而来，会议的主题就是环境执法，如果仅仅是就其会议5个W进行报道，歌功颂德一番，明显是媒体的失职。那么公众就知道开了个会，其他一概不知，仅此而已，此其一。

　　二不该以家长式作风钳制舆论监督。对治理环境污染，对其企业进行执法，本是环保厅天经地义的职责所在，环保厅却“护短”，保护污染企业名单不被曝光，害怕揭他们的短，就像自己的不听话的顽皮孩子一样，顽皮归顽皮，但终究是自己的孩子，这背后的隐喻确实让人不好多想下去。

　　三不该拼命护短，背离职责十万八千里。在一些地方，环保部门为了一己之私，假借保护环境之名，行保护污染之实。只要你交钱，就可以排污，一旦揭开两者之间的那块遮羞布，一切真相大白之时，实在是对不起手里的权力，若要保住尊严，恐怕只有挥刀自宫。

黑龙江环保部门的官样做法，就是怕将麾下的污染企业拉到太阳下来暴晒，有些东西一晒，就会灰飞烟灭，有些东西一晒，就将水落石出。

17、论绿色生活在中国的可能性

来源：搜狐绿色2009年04月23日冯永锋

http://green.sohu.com/20090423/n263581275.shtml

　让环保细节生活化和日常化，是许多环保主义者的理想。1996年，廖晓义创办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时候，想做的事，就是倡导“绿色生活”。她试图在催化公众的垃圾分类，试图以社区为单元，创建“绿色社区”。

　　如果你去北京宣武区建功南里，会发现小区中的空地上，还立着一个“绿色社区”的碑。

　　许多大学也不甘落后，纷纷要创办“绿色学校”。许多人士更是勇于实践，纷纷要在生活中践行环保；城市开始大起胆起推行公共交通，旅游想要替换为“绿游”，飞机想要绿化，火车要成为绿色列车，银行承诺遵守“赤道原则”，超市开始考虑供应链的绿化，绿色证券、绿色税务、绿色保险、绿色信贷等纷纷成为社会公用词。

　　然而，你发现，生活绿化问题，在中国很难兑现为“现实可能”，因此，你会发现，无论是政策还是生活，处处都在“虚情假意做环保”。

　　从公共思维论绿色生活的不可能

　　很多植物为什么是绿色的？不是因为它们喜欢绿色，而是因为它们讨厌绿色或者不需要绿色，因此把光波靠绿的那一段，给过滤和反射了出来，于是，人们就看到了绿色的叶子。因此，有些植物学家很奇怪地说：“把绿色与环保对称起来，可能是一种错误。”

　　虽然大家心里明白“绿色”其实是个代指，指代一切元素回归原先的本性和颜色。但有人仍旧想说：既然我们声称要尊重生物多样性，要尊重生态多样性，那么，地球应当是彩色的，如果地球都成了绿色，也会非常恐怖。想像一下，沙漠是绿色的，雪山是绿色的，河流是绿色的，土地是绿色的，人的皮肤是绿色的，人的思想也是纯绿色的，那么，世界该多么的恐怖。

　　但公众不愿意听从专家的见解，大家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公众同时理解力非凡，大家知道绿色是什么意思，因此，绿色等于环保，没有任何的问题。

　　但公众，尤其是中国公众，要过上绿色生活，却是很困难的。因为与环保精神最直接相关的，就是公共精神，或者说超越自私的能力。

　　如果你去研究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中国缺乏两大传统，一是公共精神，二是关注自然的能力。

　　公共精神于社会的体现方式，大体可从宗教、法律、国家治理理论、私人家庭的公共空间、公共场所的公共广场等角度去观察。

　　中国有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人类结晶生成宗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平等的思想。人们可以在财富面前、在权力面前、在资源面前、在体力和智力面前、在长相面前、在机会面前，充满了级别差异，充满了血腥的掠夺、欺骗、暴力，但是，宗教却能让人在瞬间平等起来。生前可以略微实现，人们幻想死后可以更加彻底地实现。

　　因此，宗教对一个群体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提供信仰，而且在于提供一种平等的心灵内核。而中国，偏偏宗教是不完整的，或者说，充满投机性和冥想性的。因为宗教是信仰出来的，不是投机出来的，更不是谈论和解释出来的。

　　而一个内心里缺乏平等思想闪光的社会，不可能有公共空间的设计。

　　何况，公共空间是消费出来的。当人们需要公共空间，人们就会去设计和使用公共空间。中国社会也不是没有设计过公共空间，可是，最终都转型为了私人空间：工人俱乐部成了家具城，少年宫出租给了服装店，公园成了花卉市场。公共空间会被私有化行为侵占，其实恰恰证明了社会的公共空间支撑能力不足。因此，公共空间是被我们自己抛弃的。

　　中国的法律也是充满了随机性，固然，你可以发现历史上有不少法典和律条，但是，这都是处于应用层面，而应用层面由于人治导致的专制随意性，以至于法律充满了变通性，县官们写的判决书像篇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权力都可以干预判决的走向。因此，一个群体如果缺乏对法律的最基本的遵从和信任，那么，公众永远处在一个不可知的混沌态中，那么，这样的公众内心里，永远是动荡和不安的。当公众动荡不安的时候，其智慧结晶能力就又严重降低。

　　再说国家治理理论。当我们拼命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美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一点：几千年来，几乎没有人想过国家治理理论，大概自从《周礼》《仪礼》《礼记》这些书成型后，后代的人们，似乎再也没有人探讨过群体应当如何管理和服务，没有探讨如何完美旧制度，更没人想过有其他的制度可能和管理安排可能。当然，历代朝廷也都有典章制度，也都有文武百官之间的仪式和规范，但这就跟法律一样，充满了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而这些典章制度还有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就是缺乏创新，永远是照抄前一朝代的模式，顶多加一些个人的喜好成份。当我们观察中国的朝廷史的时候，除了可以发现，是一个血腥杀人集团转变为资源掠夺集团，再被另一个血腥杀人集团所攻破和推翻这一轮回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点，就是接盘的血腥杀人集团与“上家”同样不对公众管理方式进行任何的思考，只是一味的承继和顺沿，没有人挑战，没有人反思，没有人跳出限制去设计，所有的人都在延续旧风气、保留旧习气。这大概也是中国文化从古到今存在一种窒息气氛的重要原因。一个把公众当成掠夺对象的资源控制集团，是绝对不可能设计出有公共思维的细节行为方式的。

　　再说私人家庭的公共空间。偶尔有些文人有些情趣，他们的家里会演戏；偶尔也有些村子的富贵人家，在某些重要人物的重要时辰——比如生日——的时候，会把家庭的娱乐恩赐给公众；偶尔朝廷也会“与民同乐”，一起放放焰火，看看花灯。但是你仍旧可以发现，中国再富裕的家庭，也缺少公共活动空间，尤其是面对陌生人、非血缘关系者持续开放的公共空间。富人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的精华所在，当富人越富，他们墙上的铁丝网越尖锐和细密的时候，当一个人越富有，他对公众越是充满怀疑和恐惧的时候，富人对社会的文明贡献力，就会越低。

　　富人起不到作用，穷人就更困难了。穷人本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依托村庄——或者说社区的公共广场。可惜，中国的广场文化也是很不发达的，只有极特殊的日子才会让广场有些公共文化生机，但这对大家来说太少了，绝大部分时间里，公众只能在私生活中消磨时间。

　　中国还有一个文化极其幼弱，那就是厕所文化或者说“下水道文化”。大量居民家里对厕所极其随便，而公共空间的厕所永远处于无人照管的状态，要么公共空间里没有厕所，要么是有厕所但无人打扫和维护。

　　所有的这些背景叠加在一起，成就了一个缺乏公共精神的中国。

　　而环保，或者说公益，无论是自发的还是社会共同意识的，最需要的就是有一种公共精神在公众中悄然延续。

　　因此，你就会发现，当一个公众真心实意想过绿色生活时，他放眼社会，会发现，绿色生活极其艰难，因为处处都找不到“供应商”。而生活，是需要商业供应来支撑和服务的。

　　从生活的“一次性”心理论绿色生活的不可能

　　许多人认为，只要资源掠夺集团和资源控制集团没有转型为公共服务集团，那么，整个社会的公益能力就会很受打压。几千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问题在：今天的公共服务集团，有没有能力让我们过上绿色生活？或者更确切地说，今天的社会，有没有能力让公共服务集团生成各种与绿色生活有关的决策和行动？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中国人如今得了什么病。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你同时也发现，中国大概是世界上一次性心理病最严重的国家。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

　　先看看城市。现在的城市是典型的一次性型城市。这倒不是说暂住证制度让办了证的人或者没办成证的人心理充满了暂住感，而是城市生活本身就充满了不确定感。你住在一个地方，但你感觉这个地方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哪怕你是“几代城民”，你也感觉，每个人都像一个用过即抛弃的“一次性”用品那样，随时可以被替换，随时可以消失，随时可以飘流。

　　城市的高层住宅有许多好处，比如民主、私密、有厕所和下水道等，但也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比如传统文化无从安身，比如你很难让住宅按照你的心意进行调整，比如里面的物品经常是短命的用品——无论是桌子还是床，无论是厨具还是仓库，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由不耐久的、不精致的、缺乏传承力的物品构成，你既没法配套你的生活，也没法对某些物品存有留存后代的幻想。

　　城市生活的各种不稳定性和易碎性，让人心理同样产生动荡感和不安感。一次性筷子夹走了你吃饭的情绪，一次性纸杯烫歪了你待客的真情，一次性餐巾纸擦不走你内心的烦恼，一次性贿赂让你内心留下永远的负担，一次性消费让你对商品满怀疑虑。而政府官员的不身稳定性及出台的诸多随机型政策，更是加剧了社会的“一次性”病情——当然，也可以反过来，社会的一次性情绪，感染了政府的决策神经，导致其随时甩出明显是得了“一次性”病的“王牌”。

　　农村就更是了。由于几千年来，农民是“最基础”的掠夺对象，无论商人、军人、政人、文人，都是依靠盘剥农村起步的。因此，时至今日，当各种各样的盘剥纷至沓来，农民只好纷纷逃亡农村，成为“农民工”、“打工仔”、“漂流族”，在城市里过着悲惨的寄人篱下的、没有尊严感、永远不定居的生活。所有的人都怀着一个信念：今天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挣够钱了，我离开这鬼地方，买张票回家。可他们心理同时也很清楚，他早已是“有家难回，有花难戴”。整个社会由于这种人力资源大飘动，城市和农村都同时处不于不稳定态。如果一个城市里全是急匆匆的过客型人物，那么这个城市想要过稳定的生活，谈何容易？当城市人自以为享用着农民工低价格服务的时候，没有想过，同时自己也已经被“一次性”病所传染和控制。

　　而由于中坚力量的逃亡，农村本身也在荒凉化和空洞化，导致农村同时出现了断裂和分裂，导致农村出现了不稳定性和不安全感。而农村的商品市场更是假货劣货的天堂，许多厂商在生产的过程中，就充满了欺骗农村的“前期准备”，因此，农村用着有毒的、有害的、虚假的的产品，这些产品自然让人不愿意“好好享用”。

　　于是，你放眼中国，会发现大家都同时处在不安定的状态，所有的人都患有“一次性”病，得了这种病的人，怎么可能过“绿色生活”？

　　从公众内生能力看绿色生活的可能性

　　环境保护其实是有收益的，只是经常表现为间接性收益，而对于习惯了直接性收益的群体来说，就很难追随和认同。环境保护还有一种非物质型的收益，而对于眼睛只盯着物质型收益的群体来说，这种行为也很难追随和认同。

　　因此，环保是一种公共情怀，是一种耐久消费心理。而在当前中国，恰恰处于自私泛滥和“一次性”疾病普遍传染的时代。

　　其实，一个社会的各种外形和表相，都是这个社会共同智慧的凝聚和结晶。因此，当我们抱怨有人掠夺我们的资源的时候，我们要反省：也许我们的内心里，就承认资源掠夺的正当性。换句话说，当机会降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同样也会变成一个不管不顾的资源掠夺者和财富吞食者。换句话说，你毕生追求的理想，就是在试图获取资源掠夺的权力和可能性。

　　而一个愿意过美好生活的社会，是内生型的社会。绿色生活，如果用“生产—消费—生产”这个简单链条来衡量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作为生产者，你生产的绿色产品可能难以找到消费者；而作为消费者，你想购买绿色生活用品和服务的时候，你无法找到足够的消费场所和商品。

　　按照道理，如果双方都有意愿，应当会慢慢地孵化和催生出一种生产消费形态来。可在中国有意思的是，双方隐约的理想往往被无情的市场所打击和镇压，结果，由于成本折损过大，绿色生活的供应商和消费群体，永远无法有效对接，永远难以持续放大。

　　绿色生活还与精细制造有关。而中国现在恰恰处于因陋就简和粗制滥造时代，人们即使不造假，也在造劣；人们即使不造劣，也在造粗。每一个生产者脑中的念头，都是快快把产品糊弄成形，然后赶紧推出门外，然后赶紧塞到消费者手中，然后赶紧被消费者勉强使用掉，然后赶紧回流现金，然后继续生产。这样的结果就是社会上的商品没有一件是精心雕琢的，没有一件是附加着生产者的情意，没有一件能够承载些文化内涵。中国当前生产能力过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机型的、快速型的、粗陋型的产品过量；中国当前面临经济危机的一个原因，就是粗放型的、模仿型的、以量取胜型的制造商过多；中国当前面临环境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商品制造者缺乏浓缩化、精细化、稳定化的心态——粗陋制造是环境保护的死敌，生产过程一定是严重伤害环境的，消费过程也同样严重伤害环境。

　　每个人肯定都有偶尔过一次绿色生活的记忆，比如到某个“没有被污染”的乡村里旅游，住在原生态的农家，吃着土鸡，晚上听着自然天籁入睡，早上在公鸡的打鸣声中起床，与纯朴的村民短暂地说过几句话，对某棵树某条水留下深刻的印象。等等。

　　当然，这种叙述方式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绿色生活绝对不是旅游出来的，而是定居出来的。

　　因此，应当用另外一种眼光去探寻。只有在那些有定居心理的村镇，也许我们还可以找到绿色生活的生长环境。

　　确实，在中国还有许多地方，保留着稳定态和定居态。有些小镇的居民热爱本地生活，有一些农村仍旧没有被掏空，因此，这些地方还可能出现公共生活的那种美好形态，只要经济再继续暖化，人与人间想过美好生活的情愿被进一步激发，那么这些地方还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绿色生活共同释放点。

　　在当前的中国，无论是环保主义者还是绿色生活践行者，都充满了孤立性和不彻底性。你走进一个社区，可能会发现几个老人在坚持垃圾分类，而他们分类后的垃圾，仍旧被保洁工人堆在一直混杂的运输车里。你走入一户一家，此人觉得自己非常整洁，家里所有的肮脏都洗入污水，所有的污水都倒进了下水道，但你如果随着这污水往前淌，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就从管道排入小区不远一个条小河中。你走进一家民间环保组织，会发现虽然这家机构在宣传绿色生活，而机构本身的绿色生活能力、机构职工的绿色生活践行度，与其他机构、其他行业职工没有什么不同。你接触一个环保志愿者，你确实发现某些人有绿色生活的勇气，比如他会很认真地用水冲洗鸡蛋壳，以保证扔进垃圾桶的鸡蛋壳不发臭，但他的鸡蛋，却可能是用化学品催化出来的有毒鸡蛋；他吃的蔬菜，标签上贴的是有机蔬菜，可他心理很清楚，这不过是蔬菜供应商的销售花招。你也发现有许多人每年都要去种树以表达自己保护生态的理想，可他却没去细想，自己种树的那个坑，原来长着一棵本地树，只是为了让他“绿化荒山”，林业工人连夜雇农民把“本地杂木”全部砍倒，把根掏尽，然后挖个坑让他去种柏树、杨树、松树。你还发现，一个人想去“生态旅游”，可他对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一窍不通，他的眼中看不见飞鸟，耳朵里听不到自然的风声，眼睛采不到野花的绽放，他虽然住在号称节能的宾馆里，吃喝的却可能是天下最残忍的食物。

　　我们倒不是非要让一个人生活得彻底的绿色，我们只是可以用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绿色生活彻底度来较量一下绿色生活在当前中国到底有多大的困难。

　　当绿色生活成为一个难以践行的生活方式时，你会发现唯一可期待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逐步推进。直到互相的阻碍成为互相支持的那一天到来。而在此前，这需要许多人付出代价，去消化绿色生活的一切“无机成本”和“有机成本”，去消化个体成本和社会成本。

　　绿色生活的前提是热爱自然

　　中国是一个缺乏热爱自然细节的能力的群体。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不热爱自然的群体，是不可能过上绿色生活的。

　　近几年来，由于开始观察自然细节，同时开始思考中国传统心理的自然观，同时开始观察中国当前对自然的理解能力，慢慢地发现，中国从古到今，一直就是对自然细节不感兴趣的群体。

　　自然在人面前呈现的只是一种混沌和绘画般的状态。历代诗辞歌赋，历史的绘画音乐，如果抽走了自然元素，所有的文化表现体都难以成立，面对这样的一个自然文化传统，你怎么可以说中国人对自然细节缺乏了解？尤其是，中国哲学、中医里对自然界的论述和把握，更是让许多人拒绝认同我观察的结果。

　　然而我可以举一些事实，我可以从大熊猫说起。大熊猫在1869年才被一个到四川宝兴传教的法国神甫发现。同样，黑颈鹤是在1876年被一个到青海的俄罗斯人发现。大熊猫如今成了中国物种最重要的一员，但是，对天然大熊猫的研究，却仍旧很少有成果。丹顶鹤据说马上要成为“国鸟”，可无论是丹顶鹤，还是比丹顶鹤更具“中国特色”的黑颈鹤，其生活习性都几乎没有人掌握。

　　我们每个城市都有无数的自然科学家，可没有一个城市，有足够的人了解这个城市及城市辐射范围的自然本底。即使有少得可怜的这么几个人，他们也缺乏把知识与公众共享的能力和愿望，不是把自己封闭的院校里，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个人兴趣的狂妄中，以至于你想做任何的自然观察，总是找不到“自然导师”。于是，即使是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知识集中城市，你也很难找到足够量的、合格的本地自然专家。

　　中国有几十万上百万的自然科研工作者，中国的物种数量估计也在几十万种之间，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蚂蚁没有人研究透，中国的老鼠也可能没有人研究透，中国的蝴蝶没有人研究透，中国的苍蝇、蟑螂，没有人研究透，中国的麻雀也同样没有人研究透。

　　所有房子四周都会有野花，所有人走的道路上都会有天然的树和草，可你揪住任何一个人的衣角，你问他们这些草和树叫什么名字，没有几个人能够连续回答出来。

　　所有的人，在自然界面前，都是匆匆过客，都是自然的使用者，从来没想过要成为自然的观察者、了解者。一个人不了解他楼前的树，他对这棵树的感情，肯定就会很低。一个人没有低下头来仔细地观察过路边的“花的一生”，当这朵花被人采走，或者这朵花结籽枯亡，都不会进入这个人神经和感情系统，很自然，当这朵花被伤害的时候，此人不可能挺身而出。

　　何况，挺身而出不仅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能力；不仅仅需要文学情怀，同样也需要科学穿透力。我们有超过2000个自然保护区，这些自然保护区里，几乎没有人做科研。因此，当你到这个保护区，与他们交流时，除了哀叹保护经费不足、保护区被偷盗得很严重之外，你听不到他们谈论当地物种细节时的那种喜悦和自信，你感觉不到自然知识在他们身上闪烁的光辉。

　　绿色生活当然不一定非得对自然细节有着彻底的掌握，只是需要我们与自然之间不再存在着那种无形的阻隔。这样，自然在你面前是可来往的，自然在你心中是有血有肉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概念，或者是一个绘画元素，或者是一个谈话的借用通道。

　　同样，有些人会说，只要社会配套系统完善，我愿意过绿色生活，我可以不需要认识这朵花那颗草，也不用去知道鸟的名字，更不需要知道石头的成因，土壤的内涵。

　　是的，当然没错，我们可以生活在与自然远离的真空中，其实此前我们就是这么生活过来的，今后我们也可以这么生活下去。我们也可以持续地掠夺自然而对自然的伤痛不闻不问，对自然界的修复能力不作任何的研究和探讨。我们更可以相信人类有着强大的力量，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智慧重新创造一个不需要那么多自然细节的地球。我们还可以相信，所有的技术力量和社会服务体系，可以支撑我们过上任何想过的生活——比如绿色生活。

　　但是，很可惜，绿色生活就像一棵树，他是在自然界里慢慢生长出来的。如果自然界里让这棵树生长的所有必要元素：种子、阳光、雨水、流水、土壤、昆虫、空气、其他植物、伴生动物、无关物种，等等，都不存在，或者都需要设法购买或者重新创造，这时候，这棵大树如何长成？

　　当然，说到最后，绿色生活在中国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我们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付出足够多的成本：而付出成本的过程可能是一种赌博的过程，因为，也许我们会耗尽自然的一切能量，最终却血本无归。

四月二十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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