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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2009-02-16

二月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北京青年报:     我国近2/3城市缺水 水管理万元GDP耗水降6

2、人民网-人民日报:  我国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3、新华网:       持续干旱加重淮河流域水污染

 

地方信息:

4、中国青年报:     云南多名政协委员呼吁领导要会应对环境突发事件

5、新闻晨报:      河南西部山区旱情严峻 船只停在已经干涸水库中

6、新华网重庆频道:   重庆MDI项目能够保证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

 

人与自然:

7、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加大高原环保投入西藏珍稀动物数量大幅增长

 

深度报道:

8、南方周末:      【四万亿追踪系列之一】475亿,合肥借势治水

9、南风窗:       云南阳宗海砷污染责任企业是否为污染源存争议

10、新华网:      十年治理 乌鲁木齐为何仍然“乌烟瘴气”

11、中国环境报:    应对“政事分开” 环境监测工作转型关键何在?

12、中国环境报:    四川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运行难在哪里?

 

环境时评:

13、长江日报:     持续干旱将“地球之肾”搞“亏”了!

14、新京报:      转基因技术难保粮食安全 

15、人民日报海外版:  别小看墨盒污染

 

 

 

1、我国近2/3城市缺水 水管理万元GDP耗水降6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9年02月16日

  我国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

  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 划定开发利用、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用水效率控制三道“红线”

  水利部部长陈雷14日在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划定水资源管理的“三道红线”,以应对严峻的水资源形势,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陈雷分析认为,当前我国人多水少,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与生产力布局不相匹配的基本水情并未改变。同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大规模经济开发双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我国水资源情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

  此次会议公布的数据表明,目前全国年缺水量达400亿立方米,近2/3的城市存在不同程度的缺水,农村饮水不安全人口仍有2亿多,农业每年因旱成灾面积达2.3亿亩,特别是当前北方冬麦主产区旱情持续发展,造成部分群众饮水困难。

  “我国水资源面临的严峻形势要求我们,必须统筹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节约、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保护,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水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协调。”陈雷说。

  他指出,在当前水资源短缺和污染的严峻形势下,要把水资源管理的重心放在合理配置、全面节约和有效保护上,以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水功能区管理等制度建设为平台,通过水资源论证、取水许可、水资源费征收、入河排污口管理、水工程规划审批等手段,强化需水管理,推进节水防污型社会建设,着力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

  陈雷强调,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就是要不断完善并全面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划定水资源管理“红线”,严格执法监督。当前,要围绕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延伸:中国将实行最严格水管理 万元GDP耗水望降六成

  水利部部长陈雷昨天透露,2020年我国将建立现代水资源管理体系,基本形成节水型社会格局,全国万元GDP用水量有望比现状降低60%以上,新增供水保障能力795亿立方米,经济社会发展合理用水得到保障,城乡居民普遍享有安全清洁的饮用水,水环境和水生态状况将得到显著改善。

  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昨天举行的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就是要不断完善并全面贯彻落实水资源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划定水资源管理“红线”,严格执法监督。

2、我国将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9年02月16日

人民网桂林2月15日电 (记者陈仁泽)水利部部长陈雷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水资源工作会议上表示:为有效应对当前日渐严峻的水资源形势,我国将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流域与区域相结合、城市与农村相统筹、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相协调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划定水资源管理的“三道红线”,即围绕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明确水资源开发利用“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明确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格控制入河排污总量;明确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3、新华网:持续干旱加重淮河流域水污染

来源:新华网  2009年2月14日

新华网合肥2月14日电(记者蔡敏)记者从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了解到,持续干旱少雨使淮河流域水污染不断加重。监测显示,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全流域省界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所占比例均超过四成。

淮委水资源保护局近日已采取紧急措施,加强污染联防。

据了解,2008年10月以来,沿淮淮北地区降雨严重偏少,比多年同期平均雨量偏少71%。淮河流域农作物受旱面积达7100多万亩。随着旱情发展,淮河流域水污染不断加重。监测数据显示,按照水功能区划省界缓冲区水质目标评价,2008年12月和2009年1月,省界断面水质达标率分别为30%和36%,而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所占比例分别为48%和40%。

针对污染形势和预防旱涝急转情况下水体下泄发生水污染事故,淮委水资源保护局启动应急措施:进一步加强干旱期水质动态监测,特别加密监测省界断面、重要河段、重点饮用水源地水质,监测频次由原来每周一次增加到每周二次。同时,向流域环保部门发出通知,要求淮河流域污染源限排,削减入河排污量。

4、云南多名政协委员呼吁领导要会应对环境突发事件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9年02月16日 

  在日前召开的政协云南省第十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生命科学院副院长段昌群等5名政协委员呼吁,加强领导干部环保基本专业知识培训,以提高防范环境突发事件的主动性。

  委员们以2008年6月发生在云南的阳宗海水体砷污染事件为例指出:“阳宗海砷污染事件发生涉及到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的问题都不复杂,尤其是涉及问题的科技因素都只是生态环保专业的常识性问题,如果能够在这些触及常识的环节上得以遏制或尽早发现,就不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地步;如果我们的相关领导干部掌握了这些必要的专业常识,并在工作中应用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样自己受损、群众蒙难、政治影响恶劣、区域和国家受害的地步。因此,领导干部掌握必要的环境专业常识已是大势所趋。”

  地跨昆明和玉溪两市的阳宗海是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2002年以来,阳宗海水质6年一直为Ⅱ类。但2008年9月,云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向媒体通报,阳宗海水体遭严重污染,沿岸2.6万余人的饮水安全受到影响(本报曾作系列追踪报道)。经省级环境监测部门认定,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造成阳宗海污染的主要来源。阳宗海水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和云南高层的极大震动,云南26名国家公职人员被问责,云南高层对此事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据查,2005年至2008年6月,澄江锦业公司上缴税金1162.8万元,但是它造成的污染,治理费用将达几十亿元。云南高层有关负责人怒斥:“相关责任部门和个人,与其说是失职,不如说是对人民群众利益的犯罪。在滇池的前车之鉴面前,今天的阳宗海污染事件没有任何借口和理由。一点经济利益换来的却是高昂的治理成本,代价沉重。”

  段昌群等委员在向大会提交的提案中指出,环境保护是一个社会化、系统化、长期化的巨型工程。在当前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要使普通民众一下达到较高环境素养是难以做到的,但是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一旦发生酿成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敏感性则使我们不能坐壁上观。在社会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化防范环境危机能力的情况下,政府就要承担起这个重任。越是落后的地方,越是针对复杂的问题,越是需要领导具有较强的能力。由于环境问题不仅仅只是环保部门的事情,几乎每个部门、每个产业、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环境问题,因此,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具有一定的环境专业常识,能尽快地辨识环境问题,在一开始就化解环境问题,使恶性的环境事件在源头上得到遏制。

  据悉,多年来,国家环保总局与中组部联合对部分省市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环保业务培训,计划到本世纪末对全国县以上的环保局长实行岗位培训,对全国县以上环保局长分批轮训一遍。目前已有3万多人次受到了培训。

  “这些培训对提高环境保护部门的领导干部的专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非环保部门的领导干部在环保知识方面的专业培训当前十分薄弱。目前,虽然在党校或领导任职前学习时涉及到一点环保内容,但过于简单化、科普化,难以满足领导干部辨识和处理有关环境问题的基本需要。”段昌群说。(记者张文凌)

5、河南西部山区旱情严峻 船只停在已经干涸水库中

来源:《新闻晨报》2009年02月16日

  河南西部山区旱情严峻

  据新华社报道 位于河南省西部伏牛山深处的嵩县,从2008年11月中旬以来,降水量仅有8毫米,较常年同期平均值减少9成多,为1965年以来的最少值。全县4座水库、140眼机井、11000多个集雨水窖干涸。据统计,旱情已造成全县8个乡镇、17个村13481人、4355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其中3080人完全靠外界送水生活。

目前全县正在组织一切力量,寻找替代水源、修复引水工程、购买储水工具、加强对各类水源特别是新启用水源的检测化验,同时集中运水车对严重缺水的村庄定点送水。但截至目前,由于人畜吃水困难面积较大、人口较多、基础设施薄弱,当地山区农村人畜吃水困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好转。

6、重庆MDI项目能够保证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

来源:新华网重庆频道 2009-02-15

    新华网重庆频道2月15日电 重庆市环保局的官方网站13日发布信息,称重庆MDI项目在设计中采取了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车间、厂区、园区三级环境风险防范系统,环境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能够保证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全文如下:

    2008年6月以来,环保部多次组织各方面专家对重庆40万吨/年MDI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严格的技术论证,确保项目符合国家环保法律和标准的要求。目前,环保部已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设。

    该项目采用德国巴斯夫公司专有技术,生产工艺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其资源、能源消耗和单位污染物排放量低于同类产品的其他生产工艺。该项目选址长寿化工园区,按照上下游产业链一体化、循环经济的理念进行设计,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物流成本和减少运输风险,有利于发展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该项目在设计中采取了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建立车间、厂区、园区三级环境风险防范系统,环境风险可以得到有效控制,能够保证三峡库区水环境安全。

    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规定,水环境状况发布的法定部门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

    近年来,重庆市全面加强三峡库区水环境保护,确保了库区水环境质量的良好。2008年,长江、嘉陵江和乌江重庆段8个国控监测断面水质均满足水域功能要求,国控饮用水源地和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满足水域功能要求的断面比例均为100%,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后,"三江"干流和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保持稳定。(完)

7、中国加大高原环保投入西藏珍稀动物数量大幅增长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2月16日 

  ●藏羚羊逐年增加达到15万只左右

  ●野牦牛从几千头增加到1万余头

  ●认为绝种的西藏马鹿被重新发现

  据西藏自治区环保局介绍,随着中国政府加大对藏羚羊的保护力度和对高原环保的投入,目前西藏境内藏羚羊种群数量逐年增加,达到了15万只左右,藏野驴、野牦牛、马鹿等珍稀动物数量也大幅增长。

  近几年来,藏羚羊主要栖息地西藏羌塘自然保护区成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国家级保护区。在总面积24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保护区内,经过7年多强化保护野生动物,目前珍稀动物数量大幅增长,藏羚羊每年增长7.6%,藏野驴总量增1倍,野牦牛从几千头增到1万余头。

  目前,西藏共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45个,其中国家级9个、自治区级11个、地县级25个,保护区面积达到41.26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4.38%,总面积居全国之首。西藏还建立了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有效保护了当地重要的生态区域。

  自治区环保局提供的材料显示,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早已绝种的西藏马鹿,20世纪90年代在西藏被重新发现,并且种群数量不断扩大。西藏还拥有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并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闻 哲)

8、【四万亿追踪系列之一】475亿,合肥借势治水

来源:南方周末2009-02-11施智梁

借“4万亿”的东风,安徽省最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有望在今年两会期间获批。这个本来不太可能以这么大金额获批的项目,使当地城市建设有望趋于良性循环

“155个项目,预期投入475亿!”

1月21日晚,合肥市发改委总工程师牛和湘兴冲冲地从北京赶回合肥。他此行收获颇丰:借“4万亿”的东风,安徽省最大一个投资项目的争取,终于取得了实质进展。

这个大项目就是涉及金额高达475亿的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

1月20日,该项目总体方案获得了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团的通过。在牛和湘看来,这个项目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发改委和环保部的评审、得到批复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

1月23日,在南方周末记者参加的一次中科大巢湖治理内部研讨会上,受邀参加的安徽省发改委生态办副主任许建也透露了相同的信息。

4万亿东风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安徽省第一次把这个大项目(当时是155个子项目,金额逾500亿)上报国务院,国务院随后下发到国家发改委,由国家发改委牵头、环保部配合审批。

然后就碰了壁。

国家发改委的反馈是,要压缩项目群的数量,减少投资,因为巢湖水治理项目已列入“十一五”规划(2005-2010年)。按照“十一五”规划,分到合肥的项目是10个左右,投资额30个亿。

合肥市发改委当时就急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话,离温总理的治理要求相去很远。”

这次项目的上报,和太湖蓝藻事件惊动总理息息相关。

2007年5月暴发太湖蓝藻事件后,温家宝总理前往无锡视察,其间的座谈会要求安徽、云南的相关干部列席,让他们对辖区内的巢湖和滇池的环境治理负责。

“过去安徽省对巢湖的治理有些浮于表面,没有切实的规划,自这起兄弟省市的家丑暴露后,安徽省才真正地把项目捆起来上报,真正系统化地操作。”牛和湘说。

回来后,安徽省对巢湖进行了全面调研,还跑去太湖和滇池进行参考调研,随后制订了这个包括155个项目、金额逾500亿的整治方案。

国家发改委没有通过,而是要求压缩项目数量。牛和湘于是扔下一句“牛”话:“这个项目群国家支持最好,不支持我们自己掏钱做。”

“其实也是给国家发改委一个态度:地方不是以环保为名过来套钱的。”牛说。

去年11月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问世之后,事情有了转机。

现在就合肥市而言,已得到批复可以进入后期建设的有43个项目,投资额超过153亿,这些项目预期在2012年之前实施完毕。

跑“部”进京

为了这个大项目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通过,牛和湘和他的同事们长期包了国家发改委对面的宾馆。

“一开始都不认识里面各个部门的人,不太好硬闯,混过门卫后就在办公室门口等,等一两个小时能和里面的人说上一两句话就不错了。”牛说。

后来他们发现了一条规律,发改委加班的双休日是个好机会。“我们在宾馆里看到对面还亮着灯,就跑过去看看。双休日门卫松一些,里面的人也相对闲一些,搭上话就容易些,运气好还能一块吃个工作餐啥的。”

就是一次又一次跑部,先是混个脸熟,后来哪个部门找哪个同志都比较熟悉了,合肥市发改委得以建立和国家发改委的信任。

同时,他们还负责不断完善合肥上报的方案。“总之就一句话,通过种种途径,向国家发改委表明我们的决心。”

截止到发稿日,合肥市就巢湖水治理项目共从中央获得3.8亿拨款。原“十一五”规划中的项目合肥已经基本都进入建设阶段。

年后牛和湘又要赶赴北京,做两会前跑“部”工作的最后公关。

治水动力

自著名的包公墓往东走约一站路,就是巢湖的最大入湖河流南淝河在合肥市内的一段支流。

南淝河贯穿合肥主城区,长久以来城市污水的肆意排放使得这条河大受污染。据合肥市环保局知情人士透露,合肥城内80%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到南淝河。

一位卢姓老伯已在这段支流旁摆自行车修理摊十年有余,一到夏天就能闻到河内发出的异味。“水面上翻翻滚滚的,都能看到平时倒进去的粪便浮上来。”卢老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隔着几百米都能飘到包公墓那儿。”

2007年年底,合肥市提出“2010年不让一滴污水流入巢湖”的目标。“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可以理解为‘先不让一滴污水流入南淝河’。”1月20日,合肥市环保局生态处处长仰礼信说。

安徽省发改委官方没有透露关于《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中475亿投资额的各方分配事宜,但是从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合肥市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表》中可以很明晰地看出:总额153亿的投资中,直接的中央拨款不多,大部分还得地方政府通过贷款、自己出资、找企业等方式自筹。

除了改善环境,还有什么驱动力让合肥市政府对巢湖治理下如此大的决心?

也许落址于合肥南区、临近巢湖的滨湖新区的建设也是一个关键因素。滨湖新区是合肥市委书记孙金龙2006年上任后力推的一项城市建设,意图把它打造成安徽的浦东。“孙书记有魄力,2006年来合肥就动作很大地搞了不少以前班子不会做的事儿。”合肥市多位熟悉政情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

此前有媒体报道,滨湖新区的报批工作并不顺利。合肥确定的滨湖新区占地196平方公里,但国家最终批准的却只有40平方公里。“一方面工程浩大,另一方面大家对在巢湖边建设工业化新区有顾虑。”某知情人士在闲聊时向本报记者坦言滨湖新区有环保上的争议。

可以看出,合肥市大力整治巢湖有更高层面的考虑,消除省里乃至国家的忧虑也是滨湖新区建设的先决条件。借着温家宝视察无锡、借着国家宏观调控对民生的关注,合肥城市建设有望趋于良性循环。

9、云南阳宗海砷污染责任企业是否为污染源存争议

来源:南风窗  2009年02月16日 尹鸿伟

  阳宗海砷污染迷雾不散

  阳宗海砷污染不是个小事件,是什么原因能使6亿立方米的水体在很短时间内严重污染,现在仍然值得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79岁高龄的李康龄教授在2009年1月14日说。

  阳宗海湖面及汇水区分属云南昆明市的宜良县、呈贡县和玉溪市的澄江县,面积为31平方公里,总蓄水量6.04亿立方米,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属珠江流域南盘江水系,自2002年以来其水质已经连续6年保持优良,但2008年6月, 一场严重的砷污染事件突然发生。随后,云南省官方及省环保局组织的“阳宗海砷污染调查专家组”确定,位于阳宗海附近的“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锦业公司)为本次砷污染的主要责任者。

  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锦业公司及另外一些专家的认可。

  砷污染震惊社会

  “确定锦业公司为此次砷污染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专家的调查和科学的数据得来的。”澄江县新任环保局长张咏在2009年1月13日说,“事件发生后,省领导非常重视,由省环保局牵头组织了省内10位最具权威性的专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排查和检测,最后才发现和确认了锦业公司存在的问题。”

  张咏说:“2007年10月以前,阳宗海水体砷污染检出率不高,2007年10月以后,水体中持续检测到砷污染物,且浓度值较以前出现明显异常升高的现象。2008年4月以来,水体中砷浓度持续上升,6月份超过三类水质标准。7月16日,砷浓度值超过五类水质标准。7月30日,全湖平均值为0.116毫克/升,超过五类水质标准0.16倍,类别为劣五类。”

  云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建华在2008年8月5日召开的专题研究会上,确认了锦业公司为砷污染的主要来源的结论,并谴责锦业公司“是极不负责任的企业”,指出“两年前省委白(恩培)书记就指示关停,但迟迟没有关停,这也是造成污染的原因之一”。作为事件发生所属地的玉溪市环保局在专题研究会上却提出了“四点建议”,希望“阳宗海砷污染调查专家组”的专家们“本着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排查污染源”。

  由于污染的情况在持续加重,9月12日,云南省政府宣布阳宗海实施“三禁”: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在阳宗海内游泳,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产品。到9月16日,阳宗海湖水砷浓度监测值高达0.128毫克/升,远远超过0.05毫克/升的饮用水安全标准,最高值0.134毫克/升出现在10月1日,随后呈缓慢下降趋势,“而2007年9月以前,湖水砷浓度均值还不到0.006毫克/升”。

  随后在澄江县公安局的委托下,相应的各种《监测报告》、《鉴定结论》和《专家组意见》陆续形成,成为了政府部门处置锦业公司及其负责人,问责相关职能部门官员的有力依据。

  张咏说:“多份科学检测报告证明,锦业公司里里外外的水质、泥土砷含量均严重超标。尤其是位于锦业公司取水口以南25米处的一口泉眼,砷含量超过标准1353倍。”

  2008年10月24日,云南省省长秦光荣在阳宗海水污染治理现场办公会上表示,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将阳宗海水质恢复三类,将水体砷浓度降到0.05毫克/升以下,确保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产生活用水安全。据云南省有关部门的专家预计,要彻底治理好阳宗海水质需要3至5年,花费的资金在40到70亿元,如果按70亿元来治理阳宗海水污染,那么对锦业公司的罚款就是21亿元。

  随后,锦业公司董事长李大宏、党支部书记李光明等3名企业责任人涉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被批准逮捕。

  2008年12月,云南省玉溪、昆明两市检察院对澄江县环保局、云南省阳宗海管理处的7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涉嫌环境监管失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罪名立案侦查,目前已查实7名嫌疑人中4人涉嫌受贿罪;因为此次事件共有26名领导干部被行政问责,其中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9人——玉溪市副市长陈志芬被劝引咎辞职,云南省水利厅副厅长陈坚被通报批评,玉溪市市长助理杨正祥、市环保局局长方建华等人被免职。

  污染事件带来的损失不仅仅在企业和政府方面,附近居民的水产品损失也是一个大问题,生活所受到的影响更是一个长期的阴影。

  听证会较量

  2008年9月15日,玉溪市政府下发文件,根据省环保局的通知要求,责令澄江县政府于2008年9月16日前对锦业公司依法实施关闭。次日,锦业公司被强行关闭。

  11月21日,澄江县政府对锦业公司下发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但锦业公司并不认可自己是肇事者的结论,遂依法申请进行听证程序并提出质疑,其代理律师马军和郭庆先后表示:“政府方面行政处罚的大量证据和证人,均是强行关闭公司之后才从公安部门获得,而行政处罚法并没有规定行政处罚可以使用刑事证据。”

  “由于该事件发生突然,在有专家初步意见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污染事态进一步扩大,政府方面首先要求企业先停产并不过分,但那不是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张咏在2009年1月13日说,“这样的情况就相当于警察发现有突发犯罪嫌疑人,可以先行制止,然后再补充相关法律手续,其应该得到法律的允许和社会的理解。如果凡事都教条地要求,政府的很多工作就无法进行了。”

  他表示:“澄江县政府法制办已经批准了对锦业公司责令关闭的行政处罚决定,相关法律文书很快就会送达。”

  在12月16日由澄江县司法局主持的听证会上,张咏代表行政机关“调查人”与律师马军和郭庆代表的锦业公司展开了质证与辩论,双方围绕“是不是锦业公司污染”、“阳宗海有没有被污染”两个主要内容据理争论。

  “调查方”指出了锦业公司未经环保批准,擅自技改磷矿洗选项目、未按要求建立生活污水和生产污水处理站、未按环评要求建立雨篷、未作防渗透处理,最终造成阳宗海重大水体污染等三项违法事实;并公开了包括环境检查现场记录、照片、锦业公司有关负责人和员工的证词、以及10名环境专家的调查实录和鉴定书等大量证据,证明“锦业公司”是此次阳宗海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但锦业公司对三项违法事实全部否认,认为“三种情况都无法造成阳宗海水体砷污染”,“即使存在该三项环境违法行为,也不会必然导致阳宗海受到政府所公布的如此程度的砷污染”。马军表示,锦业公司已经存在多年,但环保部门在日常的检查中,从来没有对其提出过这方面的整改意见,“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锦业公司根本就没有问题,二是调查人员失职”。

  他说:“以云南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教授郑志华为例,其既是当时锦业公司磷化锌制酸的环评专家,又是参与污染事件调查的专家,同时还是最终指证企业具有污染事实的专家,这样的调查结果有失公正性。”

  事实上,从2006年1月至2008年8月,玉溪市、澄江县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对锦业公司进行了多次现场监测,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整改要求;2001年至2008年,市县环保部门先后9次对该公司的各种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不过,都没有涉及砷污染方面的情况。

  “之前没有查出锦业公司有砷污染情况并不能证明它就不存在问题,政府在这方面是很慎重的,也是愿意承担责任的。”张咏在2009年1月13日说,“事发后这么多的领导干部被问责、被撤职和被逮捕等处置情况,已经能够回答锦业公司的质疑了,至于某专家的工作情况,那是上级机关的工作安排,作为下级部门无法评价。”

  在12月16日的听证会上,锦业公司提出阳宗海真正的污染原因不能确定,“2008年6月,阳宗海水的砷含量为0.055毫克/升,而政府公布的2008年7月阳宗海被污染后的砷含量为0.16毫克/升。也就是说,阳宗海水里的砷含量在一个月内剧增,按阳宗海6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一个月向水里投放了近70吨高纯度砷”。

  锦业公司总经理李耀鸿认为,根据政府公布的数据,可以计算出阳宗海水里的砷含量为90~120吨,而按锦业公司的产量计算每年仅带出2吨砷,“即使全部直接投入阳宗海,要使其水体达到那样的砷污染含量水平需要20~50年的时间,更何况公司的生产工艺只需补水,不必排水,每天需补水1240吨,原料中所含的砷,绝大部分随产品带走”。另外,他还提出位于锦业公司山下取水口25米处涌泉点的砷含量,明显高于厂区内磷石膏堆放区的砷含量,“被污染源的砷含量更高,而污染源的砷含量则更低,说不定是含砷的泉水污染了厂区,这个可能性不能排除。”

  而针对涌泉点的砷含量比附近污染土壤砷含量高的情况,李康龄教授认为“涌泉点的砷肯定不主要来自附近土壤,而是另有原因”。张咏坚持认为:“可以证明锦业公司是阳宗海砷污染的罪魁祸首的证据非常多,比如2008年5月底澄江县境内曾经下过一场暴雨,由于锦业公司不具备必要的环保设施,导致大量的污水混和着雨水直接流进了阳宗海。再比如锦业公司的水池存在落水洞,污水会随着地下渗透到阳宗海里。”

  意外的情况是,昆明市环保局在2008年9月20日曾经发布消息称:“经过多点检测,阳宗海出湖河道的水体砷浓度正常,昆明的自来水供应正常。”

  “出水口水体砷含量正常,是否能够说明阳宗海水体正常?阳宗海的水体究竟有没有被污染?如果没有,为何需要40亿至70亿元的治理费?如果被污染了,出水口的砷含量为什么又是达标的?”马军说。

  争议与辩解

  2008年12月23日,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办”发布的监测结果显示,阳宗海入湖泉水砷浓度含量已从2008年7月16日检测时的67.7毫克/升下降到10月初的25.42毫克/升,云南省环保局的官员表示阳宗海水体砷浓度上升的趋势基本得到遏制,湖中水体水质砷浓度基本趋于稳定。

  “污染数据明显的下降显然与锦业公司被停产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认为专家和政府的决策是正确的。”张咏说。

  锦业公司的高级工程师王光军说:“但有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便按政府的说法其中下降的42.32毫克与锦业公司有关,那么就必须继续检测这个数字是否还在一直下降,如果它稳定在一定数值,就证明砷污染还有与锦业公司无关的其它稳定来源。”对此问题,张咏的看法是,“由于锦业公司周围的土壤长期被污染,积聚了大量的砷,所以相临的水体将长期被污染,相关数值在一定时期还将保持。”

  另外王光军强调,阳宗海沿岸有许多企业,比如煤矿开采和火力发电厂生产、使用的煤都含有砷,都有可能形成砷污染,“政府应该重视这些情况,不要一味只往锦业公司找原因”。

  李康龄教授认为王光军的观点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煤炭大省山西就有一条硬性规定,没有经过化学处理的煤矿污水不能排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中含有大量的砷,容易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其实砷并非洪水猛兽,因为处理砷污染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加入生石灰就行,山西的煤矿多是采用这样的简单方法。”李康龄教授说,“这样砷经过化学反应后就会变成不溶于水的砷酸钙,很简单就可以从水里分离出来。阳宗海被砷污染的水只需要通过自来水处理设备就可以供人饮用,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了。”

  他还表示,目前中国执行的是国际和欧盟0.05毫克/升的标准,但是西班牙的标准是0.2毫克/升,法国的标准是0.5毫克/升,所以目前阳宗海的0.128毫克/升“并没有危险到不可救药”。

  “阳宗海砷污染的消息出来后,我们马上进行了实验,计算出只需要2-3亿元就可以治理好6亿立方米水体。我不清楚那些说需要40亿~70亿元治理费用的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是否科学,某些人是否真的是为了治理污染?”李康龄教授说,“长期以来我都在关注滇池污染问题,总觉得它已经成为一笔糊涂账,一个大陷阱,但愿阳宗海不会成为下一个滇池。”

  2008年7月17日,云南省水环境监测中心对锦业公司所在近岸水域水体砷浓度的监测结果为:水下0.5米、5米和10米分别为0.165毫克/升、0.252毫克/升和0.453毫克/升。据此,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提供的报告认为:锦业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砷部分通过地下水、堆场外溢水和地表径流,进入阳宗海,造成水体污染。

  “按照环保专家组提供的数据,水越深的地区砷含量越高,这样的情况显然是个悖论。”王光军说,“假设真的是锦业公司的各种污水污染了阳宗海水体,那么短时间内应该是浅水区砷含量高,深水区砷含量低才符合逻辑,因为锦业公司的污水只能是‘从上至下’地渗入。”

  由此,经过在阳宗海沿岸两个多月的观察、研究后,他认为周边或湖底一定存在着含砷量极高的矿体,由于地质变动等因素在短时间里随温泉等渠道大量涌出,否则不可能让阳宗海的水体砷含量在一个月内突然升高。

  李康龄教授说:“我也觉得阳宗海沿岸或者湖底应该存在着大量的砷元素,其经过特殊的地质活动后被击发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靠近湖底的水体砷含量比湖面水体砷含量高的原因,由此可以推测阳宗海的水体砷污染是‘自下而上’的。”他强调,砷活动的频繁与地质活动有关,也与季节有关,“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这些情况”。

  马军也表示:“阳宗海水在2008年5月前还正常,6月就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计算短短一个月湖里就增加了几十吨的砷。不能排除‘5·12地震’对湖底的地质结构造成了影响。”

  不过,云南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杨志强早在2008年9月19日就公开表示,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对阳宗海流域入湖河道、16家重点企业、湖面、地下水进行的排查监测和重点监测监察,和专家组分析研究,初步查明阳宗海水体砷污染不是通过入湖河流进入,也不似地震等自然突发事件诱发。

  他同时称,锦业公司是造成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昆明柏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柏联温泉旅游分公司也存在砷污染隐患;另外,澄江县团山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耐火材料厂、云南凤鸣磷肥厂、昆明柏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柏联温泉旅游分公司、春城湖畔旅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澄江阳宗海化工有限公司、宜良县汤池镇邱洪明废油废塑料回收厂等7家企业,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行为。

  “但最后把所有的污染责任推给锦业公司是不恰当的,甚至别有用心。”锦业公司一名负责人说。

  基层环保部门的苦衷

  隶属云南省环保局的云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所公开发布的一些数据,也令人玩味。

  在其网站上“九大高原湖泊水质环境月报表”中显示:2008年1月至8月,阳宗海水体的“综合类别”都处于二类与三类之间,“主要污染物”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砷,但到9月水体“综合类别”突然变成劣五类,“主要污染物”也突然出现了砷,而随后的10月、11月和12月,“综合类别”仍然为劣五类,但“主要污染物”中又没有砷了。

  2009年1月16日,负责监测阳宗海水体工作的昆明市环境监测中心有关人员在电话中表示:“监测工作天天都在做,而且定期都向昆明市环保局上报数据。”昆明市环保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则表示:“阳宗海监测数据属于国家机密,如果政府部门不主动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查询和透露,政府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公布信息的。”不过至2009年2月,2008年第四季度阳宗海水体的监测数据仍然没有被公布。

  对于锦业公司要求按法律程序对阳宗海的水质再次做出权威检测,澄江县新任环保局长张咏说:“按照现实的情况分析,让政府重新组织检测一次肯定有难度,如果企业有能力做我倒是不反对,的确应该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心服口服。”

  张咏表示,假如再次检测后发现事情真的弄错了,那么就该给企业和各种受处罚人员平反。在这次事故处理过程中,澄江县环保局时任局长马德芳、前任局长许绍武(已调任水利局长)、监察大队长及一名科长4人被捕,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多人都不了解基层环保部门的工作情况,比如企业的监管是由玉溪市环保局负责,阳宗海水体的监测是由昆明市环保局负责,所有数据和决策都来自上面,澄江县环保局只能是服从与执行。”张咏说,“污染情况主要发生在基层,但是各种科研部门、行政权力和人员配备都集中在大城市,基层在没有权力没有技术和人员的情况下很难主动开展工作。”

  他举例说:“比如到了2009年1月,澄江县环保局都还没有得到过一份详细的阳宗海水体变动的官方数据,这让我们基层如何开展工作?”

  玉溪市26名被问责的干部,目前一部分已经被逮捕收押(个别涉嫌经济问题),另外一部分则不愿意公开面对媒体,不过在听证会结束后,一个地址为“玉溪市环境监测站”,署名为“玉溪一名环保工作者”的人给马军律师写了一封亲笔信,当中似乎透露出了事件的一些端倪:“玉溪各界干部、群众至全省地州各族群众对省委、省政府没有对省环保局、昆明市环保局进行问责感到疑惑和不满”、“我们玉溪各界对26名干部被问责强烈不满,就是因为省环保局批示成立了锦业公司,又是他们说阳宗海的水质分析由昆明方面做。所以长期以来我们玉溪的环保工作者注重阳宗海的大气监测,而没有进行水质分析,根本无法知道水被污染……真正的罪魁省环保局却逍遥法外,省环保局说阳宗海要花3年时间,70亿才能治理好,但为什么现在还未治理水质就已恢复了?”

  该亲笔信最后表示:“2008年12月26日,宜良县汤池一带发生了4.3级地震,阳宗海水质有没有发生变化?如发生变化就说明阳宗海污染是地质变化引起。”不过,云南省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在此次地震后并没有相关阳宗海水质变化的数据公布。

10、十年治理 乌鲁木齐为何仍然“乌烟瘴气”

来源:新华网2009年02月16日

http://env.people.com.cn/GB/8806345.html

  2月7日,乌鲁木齐大雾橙色警报再次紧急拉响,刚见到半天太阳的乌鲁木齐再次被浓厚的大雾包围,整整一天,大雾都没有散去。受大雾影响,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上午出港的28个航班全部延误,同时造成后续的25个出港航班延误,26个进港航班延误,3800名旅客滞留机场。

  这只是乌鲁木齐2009年初持续大雾天气的一个缩影。据气象部门数据统计,今年1月份乌鲁木齐出现大雾的天数累计达19天,打破了乌鲁木齐1月份历史记录(原纪录是2006年1月的14天),在整个气象历史上排行仅次于1958年12月的20个雾日,成为50年来雾天最多的一个月。气象专家称,乌鲁木齐已成为中国大雾天气发生最多的城市。

  自进入2月以来,大雾天气一直困扰着乌鲁木齐。2月份的头3天,受持续大雾天气的影响,乌鲁木齐连续3次发布大雾橙色预警。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窦新英介绍,未来一周内没有强冷空气活动,预计乌鲁木齐仍将以晴间多云、有时有雾的天气为主,大雾天气仍将继续。

  历史罕见的持续大雾扰乱了乌鲁木齐市民的正常出行,2月初的大雾影响了乌鲁木齐机场76个航班,3600多旅客滞留机场;由于道路能见度的降低,造成市内公交车和短途客运经常晚点,交通事故发生率增加。2月3日,能见度仅有20米的大雾致使阜康市甘河子镇省道303线白杨河路段发生五车连环相撞的事故,致3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

乌鲁木齐燃煤污染物排放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图为浓雾和烟尘掩映下的太阳变得“模糊不清”。

乌鲁木齐市郊清空(上)与市区(下)间污染分界带

  城市在大雾中“病倒”

  大雾除了对交通造成一定影响之外,也使乌鲁木齐空气污染问题凸显出来。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空气质量日报统计:2009年1月份的31天里,乌鲁木齐空气质量仅有两天为Ⅱ级良,其余29天全为Ⅲ级或Ⅲ级以上的污染天,其中有18天在86个全国重点监测城市中空气污染指数排名最高。其中7日、11日、24日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最严重的1月7日污染指数更是达到500,这一数值已是环保仪器能监测的最大值。

  冬季的空气污染严重地威胁到乌鲁木齐市民的身体健康。走在乌鲁木齐中心城区街头,感受十分明显:呼吸不畅,戴口罩的人变多了,空气中有股硫磺和煤烟混杂的味道,抬头望灰蒙蒙的天空,找不到太阳的方向,因光线昏暗,街边大厦上许多窗口白天也亮着灯光。

 

工业生产企业占据乌鲁木齐大气污染物排放的80%

 

浓雾和烟尘环绕,乌鲁木齐标志性建筑之一——七彩楼不再“清晰”

  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往日的热闹景象已然不见,看不到市民健身锻炼的身影,只有一些老者在独自散步,还有几个少年在冰场上滑冰。正在散步的张大爷告诉记者:“早晨起来雾太大,雾中的空气有种呛人的煤烟味,稍一活动就感到胸闷,老人们都不出来晨练了。”

  在水磨沟某滑雪场记者看到,周末来滑雪的市民很多,来滑雪的李先生说:“来山上玩滑雪有个最大的感触:空气好!连呼吸都变顺畅了!”

  在青年路某社区院内领着两岁儿子散步的杨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怕再得肺炎,孩子已经一个多月没好好到户外活动过了,等天晴了一定要到公园去一趟,总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

  “三年前我得了慢性支气管炎,一到冬天就会发作,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空气太差,我都不敢上街,走在街上连呼吸都困难,喘得特别厉害,咳出的痰都发黑。”已入院治疗一周的急性支气管炎患者冯嘉伟边说话边咳嗽。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记者询问门诊挂号处的排队者,其中来看呼吸科的占半数以上。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何元兵告诉记者,近期门诊量和入院患者明显增加,大雾空气中的硫化物等污染物增多导致咳嗽、上呼吸道感染、肺炎、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多发。专家提醒市民,在大雾天气中有支气管炎、呼吸道感染、哮喘等呼吸道疾病的人群应该减少外出或锻炼,以免疾病复发或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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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应对“政事分开” 环境监测工作转型关键何在?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2月16日 王盛才

  环境保护部成立了环境监测司,监测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国家层面率先实施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分离。环境监测系统如何应对“政事分开”的新形势,推进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监测业务技术工作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经过大量调研,分析了环境监测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应该尽快推动环境监测系统工作的转型,建立“公益性”环境监测业务技术体系。

  推进环境监测工作尽快转型

  环境监测司的成立,对监测工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环境监测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监测工作开始“政事分开”,也就是从国家层面上首先实现监测管理和技术分离。我们认为,依靠行政管理系统强化监测管理,可以解决纵向横向、上下左右之间的关系问题,逐级将监测管理网络延伸到县级环保局。

  可以理顺下列3个关系,而这3个关系长期困扰环保部门。一是理顺环保系统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实施对环境监测的统一监督管理。通过统一环境信息发布,促进不同部门在监测工作中的协作,协调环保与水利、卫生、农业、建设、林业、气象等部门从事相关领域监测工作的关系;从监测行政管理角度明确企业自测申报的职责;从行政许可角度规范其他行业和社会力量参与环境监测工作的行为,严格单位和个人监测资质的管理。二是理顺环保系统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归口管理环境监测。监测司将各类环境监测任务按计划科学合理下达至环境监测总站和地方环保局,改变目前同类任务多头下达、多类任务同时下达给监测站的局面。三是理顺环保系统上下级关系,加强对本系统监测工作的行政管理。从环保行政管理层面下达监测任务并建立相应的考核约束机制,更利于推动环境监测工作。上级环保部门下达监测任务给下级环保部门,同级环保局组织完成各项监测任务,并接受上级环保局的检查考核,改变以往从监测系统的技术指导层面下达监测任务,没有相应的行政考核约束力、任务难以推动的局面。

  环境监测管理和技术是环境监测工作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其关系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将共同促进监测事业的科学发展。没有管理,技术可能迷失方向;没有技术,管理将会失去支撑。监测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对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下达任务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又对监测系统进行宏观的业务技术指导,为监测系统解决更多的实际困难,为各级监测站的科学发展提供保障。

  面对“政事分开”的新形势,监测站将由过去的管理与技术不分到现在的定位于环境监测技术单位。摆在环境监测系统面前的是两条出路,一条是“公益性”道路,从事于公益性的监测事业,另一条是“市场性”的道路,服务于市场。无论选择哪种道路,都需要提高自身的水平与能力,都必须有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要统一思想、找准定位、理清思路、确定目标,笔者认为环保系统监测站的应该将工作定位于为“公益性”事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监测工作的理念要紧紧围绕服务于环境管理中心工作,达到“两提高、两发展”的目标,即提高服务环境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提高自身的能力与水平;促进环保事业的科学发展,促进监测系统自身的科学发展。

  构建“公益性”监测业务技术体系

  为适应监测工作管理体制的改变,适应监测系统为“公益性”事业提供技术支撑服务的定位,自身的科学发展,笔者认为要逐步推进“三个转变”,即从个体向整体转变、从创收向创业转变、从体力向智力转变。

  (一)逐步推进从个体向整体转变

  市场化监测的特征是自由竞争,监测总站和省站、省站和市站、市站和县站有可能争饭碗、争收入。而定位于公益性监测技术队伍则不同,非常强调整个团队的分工协作,各展所长,各尽所能。环境监测系统的最大优势是有一个遍布全国的由国家、省、市、县四级监测站组成的较完整的网络,可以实施集团化、网络化、专业化的作战,能够完成任何检测公司或单个测试机构所不能完成的重大任务。

  要用“全国监测工作一盘棋”、“全国监测队伍一盘棋”的理念,将具体监测工作下移,构建“具体监测工作上小下大,技术创新上大下小”的格局。由市县级监测站承担大量基础性、常规性的环境质量、污染源监测工作,监测总站和省站不承担或很少承担具体监测任务,重在监测科研,进行监测技术路线、监测标准规范体系、分析方法体系、环境质量综合分析评价技术体系、质量控制技术体系的深入研究,拿出系统、全面指导基层实际工作的规范方法标准,基层监测站则按照这些规范方法标准从事监测工作,并承担方法验证。

  目前,至少是湖南省监测系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省监测站的整体力实力不够强大,尤其是县级监测站的监测能力相当薄弱,要构建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必须要强基层、强市、县。一是要始终坚持强化网络意识,逐步推进监测网络的建设;二是要立足于现状,提升各级监测站尤其是市、县监测站的能力;三是要建立区域流域监测中心,并延伸监测网络,将监测网覆盖到重点乡镇。湖南省在前些年也走过一些弯路,但经过几年的摸索,强化了网络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逐步推进从创收向创业转变

  监测工作的定位是为环境管理服务,因此监测业务的主业应定位于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应急监测、执法监测、减排监测、重大环境专项调查与监测工作等属于公益性、执法性、指令性的监测工作,并在工作中提高服务意识和技术水平,使各级监测站由“创收”向“创业”转变。

  目前湖南省各级环境监测站“以副养主”的现象突出,除长沙和株洲外,由于缺乏长效的业务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全省大部分市级站和所有的县级站以大量的精力从事委托监测、室内空气检测、机动车尾气检测等服务性监测“副业”创收来保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等“主业”经费开支。要逐步改变目前监测工作“以副养主”的局面,在建立监测业务工作经费长效保障机制的前提下,除污染纠纷仲裁监测外,各级环境监测站对于委托性的、服务性的监测尽量不做或少做,让市场去解决问题,从而逐步实现监测工作的“事市分开”。

  现阶段,在监测业务经费还难以保障的情况下,还不能做到“事市分开”。但我们要有转移工作重心的意识和准备,一旦具备条件应该舍弃或少做“副业”,专精主业。

  服务于环境管理的主业分为3类,第一类是环境质量监视性监测工作。客观科学反映环境质量、说清环境质量问题,是科学评价环境管理工作的实际效果,实施各项环境决策的前提和基础,也体现环保工作保障人本民生的要求,保障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知情权。现有的环境质量监测工作还需要在拓展监测领域(如在开展农村生态环境监测)方面下功夫,需要在及时准确反映环境问题方面下功夫,需要在针对突出重大环境问题深入分析研究方面下功夫。

  第二类是污染源监督性监测工作。要说清污染源,为环境环保工作控制污染源头、抓好污染防治,为执法监督等依法行政行为提供基础和依据。应提高监测数据的有效性、代表性,要在孤立的、单次的监测数据中找到排污规律,要依托污染源在线系统,准确核定在线监控数据的有效性、建立在线监控数据库并进行深入分析。

  第三类是应急监测及专项监测工作。这类任务是为环境保护特定时期的中心工作服务,为各级政府科学应对环境突发事件提供技术支撑的,直接服务于科学发展,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重要作用。监测工作要全面进入环保工作的主战场,必须在这类工作中有所作为,才能争得地位。近年来,湖南省环境监测系统在全省的洞庭湖造纸行业整治、湘江流域污染整治、污染减排、污染源普查监测等重大环保专项行动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等全省环境保护中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湖南省环保局的充分肯定。

  (三)逐步推进从体力向智力转变

  要强化监测工作中的科技和技术含金量,通过环境监测信息化、监测装备和技术体系的现代化、监测人才队伍的专业化,推动监测工作从体力向智力转变。

  推进环境监测信息化,建立系统完整的监测信息中心和高效畅通的信息传输网络系统,理顺数据收集传输途径,实现由“数据”向“数据库、成果库”的转变。应以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和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的运行监控及环境监测信息的管理应用为重点,同时涵盖环境监测系统的全部业务内容,以计算机软件技术、大型网络数据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基本手段,开发建设统一、规范、实用、可扩充的全国环境监测信息化管理体系,使之具备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综合分析、环境质量预测预报等多种功能,逐步实现国家、省、市级自动化监控和业务部门间网络连接的可视化,全面提升环境监测信息化、自动化水平。

  推进监测装备和技术体系的现代化,构筑先进的环境监测技术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由“粗放型”向“精准型”的转变。要加强对环境监测仪器的研究,加快监测仪器的国产化,做好仪器设备选型,制定科学的装备配置计划,选择适合实际工作的仪器装备。修订、扩充、完善监测分析方法标准体系,特别是土壤、农作物、生物等要素的监测分析方法,实验室深度分析和应急监测等急需的分析方法标准。创新监测综合评价体系,围绕群众需求和管理的需要,大胆探索一条以人为本、全面客观科学的监测综合评价方法与体系。

  要由点线的评价扩展到区域的评价;由城市、流域的评价扩展到城乡统筹的评价;由孤立的单因子评价扩展到综合性、深入研究性的评价;从现状评价扩展到变化趋势分析与前瞻性的预警。在质量控制技术方面,要加强对环境标准样品尤其是实物标准样品的研究。

  推进监测人才队伍的专业化,要促进普通采样人员、分析人员向专业型、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发展,使监测队伍由“普通技术型”向“专家学者型”队伍转变。推进监测人员队伍转型的关键在于:要以事业的发展凝聚人才,以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才,以良好的创新环境吸引人才,以合理的待遇激励人才,以创新实践培养造就人才,打造专业化的创新型团队。

  总之,目前的监测工作应全面深入全国环保工作的主战场,为环境管理提供优质服务,有为才能有位。(作者系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

  要点提示

  环境监测系统如何应对“政事分开”的新形势,推进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建设,加强监测业务技术工作是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经过大量的调研,分析了环境监测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认为应尽快推动环境监测系统的工作转型,建立“公益性”环境监测业务技术体系。

  编辑心得

  为适应监测工作管理体制的改变,环境监测系统为实现自身的科学发展,要逐步推进“三个转变”,即从个体向整体转变、从创收向创业转变、从体力向智力转变。通过“三个转变”,构建“公益性”监测业务技术体系,提高全国环境监测系统的整体凝聚力和战斗力,为环境管理提供优质服务,促进环保事业大发展。

12、四川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运行难在哪里?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2月16日 罗全恩 钟乐义

  “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抗震救灾工作,启动了多种应急预案,使灾区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彭州是国家公布的10个极重灾区之一,全市受灾人口达52万人之多,人员和财产损失惨重。

  最近,我们连续走访了彭州市的多个过渡性安置点,所有的灾区群众都住进了活动板房,但一些过渡性安置点暴露出环境安全问题,尤其是污水处理、净水器、垃圾焚烧炉等环保设施运行困难,令人深感忧虑。

  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现状

  按照国家对灾区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关要求,污水处理、生活垃圾、饮用水源、医疗垃圾等均应得到安全有效的处置与处理。“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为妥善安置灾民,彭州市在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在地质专家的指导下,先后对受灾最重的15个镇进行选址规划,及时启动了过渡性安置点建设,搭建活动板房共计57371套,安置灾区群众137699人。配套建设136套污水处理设施,其中采用沼气净化处理的设施79座,化粪池43座,污水一体化设施13座,固定生化处理设施1座,配套垃圾收集点136个。

  这些环保设施除了化粪池、沼气净化池在使用外,固定生化处理设施1座处于停运状态;生活垃圾处理收集设施基本上能投入正常使用,南京中船绿州环保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捐赠的300公斤医疗废物焚烧设施完全停运。

  造成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运行不力的主要原因

  一是建设时间仓促。由于时间关系,在活动板房质量上难以把好关,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缺少正常的维护手段和措施。

  二是经费保障力不从心。地震发生后,捐赠的各种环保设备纷纷涌入灾区,灾区原有的工作计划和保障经费完全打乱,地方财力力不从心,运营管理仓促上阵,导致这些环保设施不能正常运行。

  三是缺乏技术支撑。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一些环保设施仓促上马,加之基层又缺乏专业的环保技术人员,培训工作又不扎实,造成有设施而无专业人员。

  四是监管不到位。各单位、各部门及镇村忙于灾后重建工作,对灾区各项环保设施的管理认识不足,疏于日常的监督管理。

  加强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一是要加强管理。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的环保设施要达到预期要求,防止发生次生环境污染,必须要在管理上下功夫,短时期内要将灾区的环境管理纳入政府考核目标,实行责任追究,奖优罚劣。灾区各部门要将过渡性安置点环境监管纳入工作计划,明确责任、区分任务、严格考核。

  二是要增加投入。建议及时将灾区过渡性安置点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加强环保工作的重要举措,彻底进行整治,并拨出专项经费,从经费上给予倾斜,帮助灾区渡过难关,充分发挥这些环保设施的作用。

  三是要明确产权界定。为做好灾区的环境管理工作,对于援建、捐赠的各项环保设施,要进行登记、明确产权,有利于落实这些设施的维护、运行和管理的责任。

  四是要培训人员。充分利用各种渠道,采取以会代训、以工代培等多种途径,大力培训基层环保专业人员,及时让懂技术会管理的人员走上过渡性安置点环境管理岗位,定人、定位、定责任、定目标,真正把环保工作管起来。

13、持续干旱将“地球之肾”搞“亏”了!

来源:《长江日报》2009年02月16日

  地球之肾"洪湖水体面积80天缩减35%

  昨日清晨,洪湖市突降今冬以来最大降水。降水未能改变洪湖水位持续下降的趋势,最新卫星遥感图像显示:从去年11月以来,洪湖水体面积缩减了35%。

  昨日8时,洪湖边的挖沟子(洪湖渔场)水文观测站,观测员李有云观测记载:水位23.88米。翻开记录簿,洪湖水位近20天来,正在以每天1厘米的速度下降。

  “现在的水位比往年要低些”,今年74岁的李有云在洪湖边观测记录水位已经有37年。他说,从历年水位变化分析,未来20天,如果不出现强降水,洪湖水位仍将继续下降。

  洪湖三面临水,分别有长江、汉水和东荆河环绕,是全国七大淡水湖之一,也是我省最大的“地球之肾”——天然湿地。

  水位不断下降使湖水面积迅速缩减。武汉区域气候中心最新的卫星遥感洪湖水体监测图显示,1月31日,洪湖水体面积为309.95平方公里。而去年11月11日的水面为474.31平方公里,80天缩减35%。

  如此快速的缩减,超过了正常的冬季水位下降引发的水面缩减。气象专家分析,去年11月中旬以来,我省降水异常偏少,部分地区出现干旱。由于洪湖周边的浅滩水体面积较大,水位又非常低,更容易蒸发。另外,为迎接春汛,按惯例也放走了部分湖水。

  资料记载,上世纪50年代,洪湖水面达760平方公里,而目前夏秋季节水面也仅400多平方公里。

洪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的观测显示,因气候异常变化而引发的“缩水”事件,正在逐渐增多,应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记者金涛 通讯员王章敏)

14、转基因技术难保粮食安全 

来源: 新京报2009-2-14   蒋高明(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持续已久的北方旱情让国人心焦如焚。由此,干旱重新唤起了人们对抗旱作物的期盼,美国孟山都公司日前宣布将开发4年之久的抗旱玉米提前投放市场;国内也有专家称,我国农田灌溉供水不足,大量农田常年处于缺水状态,培育抗旱农作物有重要意义。

  过去几十年来,人类单纯追求高产量造成了严重的耕地质量下降和环境污染,食品质量也呈现下降趋势。转基因作物的指导思想,是试图转入少数目标基因实现抗虫、抗旱或抗盐碱的目的,但增加了环境和生物安全风险。

  即使抛开转基因安全性不谈,依靠转基因技术刺激粮食生产也不是好对策。目前,影响中国粮食保障力的因素,一是单产,二是播种面积。其中单产影响因素中,土壤的作用大于品种改良;在单产增幅不大的前提下,播种面积或播种季节减少导致产量下降。

  最近十几年里,各种农业新技术突飞猛进,其中包括肥料技术、农药技术、白色覆盖技术、遗传育种技术、转基因技术等,仅化肥用量就以每年200万吨的速度增长。即使如此,中国粮食产量用了10年才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5.12亿吨)。可见,限制中国粮食生产的因素不在技术层面上,而在人身上。在技术上投入徒增农业生产的成本。

  那么,人的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呢?一个扬州老农揭开了这个谜。记者在扬州调查时,听到老农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够自己吃就行了!”或者是:“现在种粮食又不值钱,肥料什么的又那么贵,种地越多赔钱越多,少种点够自己吃就可以了”。在经济发达地区,许多耕地被撂荒,或被各种不成规划的建筑物蚕食,大量平坦、肥沃的耕地被浪费。

  “够自己吃就行了”,这句话道出了中国粮食安全隐患的实情。联产承包政策实施后,农民率先满足的是自己的粮食安全;后来,随着种粮有好收入,中国粮食产量一度提升。当今,谷贱伤农,加上种地成本高,农民纷纷弃耕进城。因缺乏劳动力,农民能少种就少种,该种两季种一季,够吃就行。

  这才是中国粮食生产中的根本问题,是转基因技术所不能解决的。转基因技术只能将农业这块“利益蛋糕”被更强势的群体瓜分,农民种地的赢利空间更小,更多的农民将离开土地。化肥农药的滥用再加上转基因技术,地力还将持续下降,中国粮食紧张问题不是缓解而是雪上加霜。

中国人解决吃饭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政策,调动亿万农民种粮积极性才是硬道理。今后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还得依靠中国农民,而不能靠美国农民。目前,制约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观因素是农民,客观因素是地力下降,单产重又走低。为当代人更为后代人着想,中国农业必须走传统的“用地养地”模式,新技术应用应以恢复地力为前提。

15、别小看墨盒污染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2月16日

  每当我们更换打印机的墨盒、硒鼓,您是否意识到,被废弃的墨盒、硒鼓很可能会造成新的污染。因为实验证明,一个墨盒的墨能污染60立方米的水源。

  有数据显示,去年我国产生废弃墨盒的数量已超过4500万个,硒鼓超过400万个。这些废弃的耗材,若用火车运输可装满5000节车厢。它们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元素,成为土地和水域的新污染源。不仅如此,喷墨打印还有挥发性物质污染,激光打印有破坏臭氧问题。有人计算,仅上海一地的喷墨、激光打印机挥发性物质的污染,就相当于每年向城市上空抛撒4万公斤对人体有害的污染粉尘。

  这些大量被扔掉的墨盒、硒鼓大都混在垃圾堆里,或被制假者买去制造出劣质耗材,继续高价销售。对此,许多国家早已用法律形式对墨盒、硒鼓等耗材进行强制性回收。在中国,由于一次性原装耗材的高利润趋动,生产企业难以割舍,使市场上可循环利用的再生耗材普及率不到15%。而国际打印机制造巨头们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纷纷在自己品牌的打印机墨盒中植入智能芯片,甚至为一个小小的墨盒申请上百个专利,转让费用高得惊人,旨在使其不能重复使用,成为垄断遏制中国市场的利器,并推行所谓捆绑销售打印头和原装耗材的国际营销惯例。

  早在2004年,墨盒芯片就被欧盟定义为新型电子垃圾。遗憾的是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针对电子垃圾问题的专业法律法规,这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发展、国外电子垃圾蜂拥而入的严峻现实极不相称。在科技壁垒的打压下,在国人用得多、买得多、丢得也多的前提下,耗材污染已陷入可怕的恶性循环中。

  在美国,从事耗材回收的企业有近万家,我国目前仅上海有一家。该公司2005年成立一年来,虽联系过5000家企事业单位,但只与1000家单位建立了回收关系,而上海的企业总量已超过50万家。

  笔者支持专家们的大声呼吁,彻底改变现状必须从源头推广和发展“绿色耗材”。绿色通用耗材即盒体件采用PP、ABS可回收塑料,外包装采用可再生纸,以保证废弃产品可以回收、循环和重填。此外,激光打印机所使用的硒鼓已有相应的通用耗材厂商生产出可填充炭粉。因此,我国尽快出台处理电子垃圾的政策,有利于形成打印耗材等电子产品的生产、使用、回收等一整套规范的管理机制,激励并扶持打印机生产企业有偿地对废旧墨盒、硒鼓进行回收后的循环利用,以遏制墨盒对环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