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4
一月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2008年12月19日－28日江河十年行之云南行系列报道：
1、2008江河十年行之八——怒江两岸，江、山、田、家
环境资讯：
2、新华网： 中国最大淡水湖获科威特3500万美元环保贷款
3、新华网： 中国科学家研究推动矿山开采地生态修复
4、新华网： 国家旅游局将２００９年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
地方信息：
5、新华网： 江苏挂牌督办重点环境问题529件
民间视点：
6、搜狐绿色： “四万亿”会压垮多少家民间环保组织
民间环保：
7、搜狐绿色： 关于乐水行的2008与2009
系列报道：
8、人民网环保频道： 关于“气候变化” 2008年教给我们的 （上）
特别推荐：
9、人民日报海外版： 东西方环保理念有何差异？ 环保需要更人文
深度报道：
10、中国环境报： 2008公众参与环保时事点评：怒江争议仍在继续
11、时代商报： 太湖治污 巨资难解？
12、《中国财富》： 龙滩移民生存现状报告
环境时评：
13、评《两院士建言水电发展》
14、人民日报海外版： 期待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 环保要从生活细节做起
15、中国青年报： 后奥运时代绿色环保成为主旋律
特别关注：
16、《怒江故事》：被歪曲的怒江故事
1、2008江河十年行之八——怒江两岸，江、山、田、家
文图/汪永晨
怒江的美，不仅美在怒江的水，还美在它的山，它的峡谷和两岸的风情。可是，自从怒江被规划要修水电站后，有一种说法是怒江两岸已经遭到了破坏，这也是主张建坝的理由之一——既然已经有了破坏，已经不是原生态的了，修大坝就是应该的。
我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8次去怒江。这几年很多人问我，这是为什么？怒江修不修电站和你有什么关系。也有人说，我们这些关注怒江能否建水坝的人，是吃饱了、穿暖了，去欣赏风花雪月，而不管怒江人的死活。
每次去怒江，其实都和我从1993年在青藏高原上采访后就下定了决心有关：作为一名记者，这辈子要把大自然的美和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通过我的话筒、我的镜头、我的文章告诉更多的人，展示给更多的人。
怒江丙中洛走向松塔的路上
去往四季桶的路上
怒江石门关
怒江石门关的夕阳
怒江的江水，是我跑了世界上很多风景名胜区后，依然觉得太美的江水。2005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时，一个美国人告诉我，他在美国国家地理当了30年摄影师的朋友认为，给他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云南三江并流的地方。怒江正是三江并流中的一条大江。一位欧洲的朋友在看到我拍的怒江的照片后说，在欧洲，像这样绿的江，现在没有几条了。你们中国人真的应该珍惜。
怎么珍惜？这些年，我和很多朋友一起去了怒江。我们拍的照片，我们制作的电视节目也被很多人看到了。可是，靠这些照片，靠媒体上的呼吁就算是珍惜了吗？
这些年我们呼吁的还有公众参与，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地方修大坝，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都应该考虑到。可是这些年，我们一边呼吁，怒江一直在被勘探中。而江边的人却无论是对我们的呼吁，还是对江边的勘探，都知之甚少。
开往马吉的路上
马吉的勘探
江边已开挖
开挖旁边的绝壁
开挖处的原貌
开挖旁的小水电，江还在自由流淌
2008年的江河十年行，我们走过了金沙江边的几个水电站，虽然环评还没有通过，但前期准备已经让大江和大山成了这样。
金沙江边的阿海电站
金沙江边的鲁地拉电站
有一天怒江会不会也成了这样？不敢想象。
或许，这些照片可以让还没有去过怒江的人看到，今天的怒江还是这么美丽。江边的人世世代代住在那里，他们在江边的生活，能算是破坏了怒江吗？
江边人家
晨雾中的怒江及两岸
怒江边的大山
这算对大山的破坏吗
江中生活
植物学家蒋高明说一厘米土的形成需要2000年，江边人家在峡谷中耕种，保留了江边的土，养活了自己。这样的生活对自然的影响和建水坝的影响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至于他们是不是太穷了，我想在明天的江河信息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今天只是想通过我们的镜头，让没有去过怒江的人看看今天的怒江及今天江边的生活，江边的人家。
生活在江边
江边的凤尾竹
怒江边的晨烟
峡谷人家
怒江的美，不仅美在怒江的水。怒江的穷也不是穷在这些江边的人家。而如果怒江建坝，要淹掉的恰恰就是这些江边的土和依江而住的人家。留住怒江的自然，也就留下了怒江边的如此风情。
生活在江边
江边的油菜地
江边人家
江边的瀑布
江边的开发
2007年江河十年行与我们同行的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树坤曾站在江边感叹：怒江是地质景观的长廊；怒江是生物多样性的长廊；怒江是民族风情的长廊。没有去过怒江的人，这些照片或许能让你看到镜头中的怒江，看到今天的怒江。真的近距离接触怒江，我想，一定是对怒江有着什么样的感情，就会看到什么样的怒江。
不知怒江明天会是什么样？
怒江石月亮下的江边
峡谷中的怒江
2、中国最大淡水湖获科威特3500万美元环保贷款
来源：新华网2009年01月03日
新华网乌鲁木齐１月３日电（记者刘兵）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新疆博斯腾湖日前获得科威特政府３５００万美元贷款，用以推进流域环境保护和有关生态治理工程项目的建设。
据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简称“巴州”）政府介绍，去年１２月底，经科威特经济发展基金会及欧佩克基金会专家组实地踏勘、项目对接、分析测算等评估工作后，科威特经济发展基金会与巴州政府签订协议，由科威特政府贷款３５００万美元，用于博斯腾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治理工程项目，这项贷款占到项目总投资额的３４．７％，计划贷款期为２０年，从今年起到２０２８年结束。
3、中国科学家研究推动矿山开采地生态修复
来源：新华网2009年01月04日
记者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了解到，由该园专家承担的重点科技专项——“油页岩废渣场退化生态系统的生态恢复研究”近日通过了专家组的科研项目结题验收。专家组表示，该研究成果为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矿山开采地的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个成功案例。
这项研究项目由中石化茂名炼化公司和广东省环保局资助、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孔国辉和夏汉平等承担。近10年来，研究人员从178种植物中成功筛选出适于油页岩废渣场生长的木本植物20种、草本植物3种，推广适生树种45公顷，使当地油页岩废渣场的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观测表明，植被恢复改善了废渣土的理化性状，促进物种多样性的发展；盆栽试验表明，添加石灰改良基质，能够促进植物生长，并减轻土壤活性Al对植物的毒性。
成果鉴定组专家们认真听取了项目组的成果汇报，通过审阅相关资料，经充分讨论，认为该项目研究技术路线正确、试验设计合理，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结题验收。
专家鉴定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研究居国内领先水平，其中在植物种类筛选和植被恢复后的综合生态效应评价方面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研究成果可为热带、亚热带地区酸性岩渣土、矿山开采地的生态修复提供一个成功的案例和可供参考的技术体系。
他们同时建议，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应继续加强植被恢复后对小气候和对水质影响的跟踪调查，并开拓主要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烃等对植被生长影响的研究。
4、国家旅游局将２００９年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
来源：新华网2009年01月01日
新华网北京１月１日电（记者钱春弦）国家旅游局将２００９年定为“中国生态旅游年”，以贯彻党的十七大关于建设生态文明的总体部署，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
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１日介绍，主题年的口号确定为“走进绿色旅游，感受生态文明”，这有利于满足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生态旅游需求，也是推广环境友好型旅游理念和资源节约型经营方式，倡导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重大举措，更是当前应对金融危机、培育旅游消费热点、扩大国内旅游消费、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行动。
他说，希望全国旅游系统以“中国生态旅游年”为主线，突出抓好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经营管理、消费引导等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不断丰富生态旅游内涵、提升生态旅游品质，扩大生态旅游宣传，大力营造关注、参与、推动生态旅游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为建设和展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出积极贡献。
5、江苏挂牌督办重点环境问题529件
来源：新华网 2009年01月04日
新华网南京１月３日电（记者孙彬）记者从江苏省环保厅获悉，刚刚过去的２００８年，江苏省围绕污染减排开展多项工作，全省共挂牌督办重点环境问题５２９件，区域水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据了解，按照环保专项行动后督察工作要求，江苏省２００８年在各地召开专题会议布置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后督察工作，重点对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源地专项整治各项措施落实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专项小组先后对全省２０５家造纸企业进行了全面检查和集中整治。组织力量对全省２６４家污水处理厂和４５处垃圾填埋场进行了全面清查和集中整治，要求重点行业及城镇污水处理厂依照规定进行提标改造。
江苏省结合重点流域综合整治推动环保专项行动，在太湖流域实施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区域环境准入条件，从源头上控制污染，同时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企业减少污染物排放。通过提高生产经营标准、行业准入门槛和从业资质要求，整顿、淘汰各类违法违规化工生产企业，７０９家小化工厂被关闭。
6、“四万亿”会压垮多少家民间环保组织
来源：搜狐绿色 2009-01-01 冯永锋
在中国呆得时间越长，你越感觉不到中国社会保护环境的诚意。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大家觉得需要破坏更多环境来让经济变得更好；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只有大力践踏环境，才可能保护经济之舰不至搁浅。好的政策出台并下达的时候，即使是最伤害生态的行为也会被套上这个政策的外衣；而不好的政策下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它的掩护下毫无惧意地迫害生态。
2008年6月19日，云南省澜沧江上的景洪电站开始发电，据说这是目前云南省最大的电站。它与漫湾、小湾、大朝山等电站一起把澜沧江给肢解了。
（小题）“四万亿”带来的水电肉搏战
近期，“四万亿”带来了一系列冲突。有人揪心地看到一场场肉搏战正在上演。出场的一方，大概可以说是民间环保组织，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环境力量；出场的另一方，是水电、冶炼、资源开发、森林砍伐等各种利益集团或者说中国自发的经济发展力量——自然，也是中国生态的破坏力量。表面上看，是民间环保组织在节节败退，而实际的后果，是几败俱伤，是多败，是中国江河被摧毁，是中国的森林被纯化，是中国的土地都被剥去外皮，是中国的所有村庄都面临泥石流的危险，是中国所有的人，都将继续生活在肮脏的空气中；是中国所有的富豪和穷民，都不得不喝污水。
中国所有省市都在以救市的名义出台了大量的投资拉动政策。云南省大概是“四万亿”热潮中最为疯狂的；他们居然设计了高达“三万亿”规模新经济发展规划，几乎所有的都是水电开发、矿产开发、土地转让、木本油料作物种植这类毫无“聪明内涵”、根本不需要脑子就可开发的项目；在所有的疯狂中，准备把云南所有江河都剁成小段的水电开发，又是最为疯狂的一类；为了让疯狂不太显眼，有关方面把水电打扮成了“清洁能源”，打扮成了“致富当地百姓的能源”，打扮成了“生态保护项目”。
2008年12月27日，在小雨夹着的大风中，我们站在六库电站小沙坝移民形成的“新农村”里，在村委会对面的一堵墙上，贴着六库电站的环境影响报告的简本，上面号召“公众”参与提供意见，时间期限是从12月15日，至12月26日。
一个年轻的村民走过来，我问他看过这个报告书没有，他说，我们农民都不识字，识字的只是干部们，我们都不懂这纸上说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怎么可能提出什么专业的意见？
接下来的信息更加的催人心魂魄，金沙江的阿海电站要在12月29号召开评估会，很是负责任地邀请了环保组织参加。而实际上，在12月22日，虽然没有获得任何许可，阿海电站的所有前期工作都全部就绪，说是搞三通一平，可连两岸的“导流洞”都已经修通，随时可以堵江合龙筑坝。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不得不强行把刚刚参加完江河十年行、仍旧生着病的民间地质专家杨勇，给请到北京，因为她担心环保组织缺乏专业性，将给到手的机会带来更加致命的伤害。
与此同时，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网上发现金沙江的观音岩电站在云南省环保局的网上公示环评报告的简本，“通知”要求公众在12月31号之前拿出“有效参与意见”。与此同时，同样位于金沙江的中国第三大水电站向家坝，也开始在新华社上发出消息，正式开工建设。同样，金沙江的鲁地拉电站，在“江河十年行”的参加者眼皮底下，打着“三通一平”的所有建设工作，越来越炙热，大有把所有江河都在一夜间拦腰截断之势。
一切都像突出其来，一切又都像故意的布置。在水电大军这样发起集团式进攻之前，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当地公众，显然一时难以招架。面对着装整齐、武器先进、番号高贵的各路正规军，民间环保组织多像一支支衣着破烂、“没有枪没有炮”“没有吃没有穿”的游击队。关注中国江河命运的民间环保组织本来就不多，当地的公众即使也关心也常常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环保组织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凑集需要大量的不同行业专家进行长期调研后才可能获得的“有效意见”？因此，我猛然像看到了一出陷阱上搭台的悲剧，看到水电集团在陷阱后发出的冷笑，听到他们牙齿咬合时轻蔑的低语：你们不是要求程序正义吗，现在我们开始走程序了？你们也开始走吧，看谁更有走程序的能耐？你们不是想呼吁媒体关注？我们本来就擅长的就是控制媒体；你们不是想影响决策？我们的影响力远超于你们的想像；你们不是想强化公众参与？没有问题，就你们那几个少数公众，能参与到哪去？
一场场刺刀见血的环境保护肉搏战已经开始。考验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熔炉已经架好，炉壁缠着高能耗的电炉丝，内炉里烧着高能量的焦炭，哪些矿产有能力跃身进去，不被烧成灰烬，反而能借其熔温炉压，炼出一身好钢呢？
接下来的几年，中国有无数的水电大坝要野蛮开工，要无证上马；接下来的几年，所有试图非法伤害中国环境的项目全都会假惺惺地遵守国家法律、走一走“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在这样的项目包围圈中，绿家园、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这样少得可怜的敢于直面问题、诚恳表态的民间环保组织，杨勇、范晓、吕植、翁立达这样的少得可怜的敢说真话的专家，有多少精力去一一拼刺刀呢？
（小题）民间环保组织的零星枪声
老有人怀疑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能力，据说中华环保联合会在2008年发布的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有关的现状研究报告中，继续保持着老调调，依旧把筹资能力差啊、人才来源窄啊、注册困难啊这三个大缺点的牌子，悬挂在民间环保组织的胸前。
我一向是对民间环保组织有信心的，相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生态要想摇身一变而成为“公民社会”，唯一的办法就是所有的公众都能够主动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而环境保护，大概是公共事务中颇为惹眼的一类，过去不太受重视，为此，我们及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饱受其苦；因此，有人相信，今后，环保是肯定要被政治家、企业家、娱乐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作家、戏剧家、评论家等等风云人物高度追捧的话题。
2008年12月29日至30日，民间环保组织被许可参加“金沙江阿海电站评估会”，算得上是中国环境保护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在2008年的最后几天，即使不能让人浮想联翩，至少也可以让人猜测一下未来一段时间民间环保组织的命运；猜测一下在无数家“正规野战军”部队的攻击下，中国的哪一处山河还可能保持它的碉堡。
说起来，2008年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还联手做了另外一件事，自然之友、绿色和平等几家民间环保组织，充分利用环境保护部与中国证监会的有关“绿色证券”新风气，对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在环保审核期进行了“公众参与”，写了意见，派出队伍作了调查，还召开了“绿色证券研讨会”。表面上看，这也算得上是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在2008年的另一大成绩或者说突破。
但是，与“水电肉搏战”同样值得警惕的是：中国每年有无数家企业有上市，民间环保组织能参与审核得过来吗？2008年，它们只有精力审核一家企业，表面上是延迟了这家企业的上市时间，但是，标志之类的我们可以张贴，但如果进行真正的绩效评估，胜利的成绩单在哪里？2009年，2010年，它们又有能力用民间环保的眼光，再审核几家准备上市的公司？
但是，比利用合法方式阻止某些企业上市更为艰难的是，中国已经到了环境污染事件高发期，全国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有环境污染受害者，而全国所有的法院几乎都不敢接手与环境污染有关的案件；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一见到环境污染群体性事件就赶紧关上公务的大门，施甩出最惯用的拖延术和欺骗术。这时候，像王灿发教授领衔的“中国政法大学环境污染受害者援助中心”这样的机构，能起到多少维护权益的作用呢？
（小题）“四万亿”下真正的野性成长
人海战术、车轮战、拖字诀，这些百试不爽的阴谋阳谋，在中国的环境保护现实中，屡屡被征用，现在，正被所有利益集团全部集结到武器库中，随时用来对付民间环保组织、对付利益受损群众和自然环境。在严酷的战场硝烟中，必然有些环保人士体力不支而累倒，必然有些环保机构因为疲惫而运转混乱，必然有些专家经不起收买和恐吓而三噤其口，必然有些当地公众会转变原先的立场。
2008年12月26日，北京九汉天成公司董事长宋军，坐在“江河十年行”云南行的车上——汽车顺着怒江边凶险的公路，向丙中洛的怒江第一弯进发。他对一车的环保志愿者说：“中国的环保没有敌人，水电集团不是环保的敌人，化工企业也不是环保的敌人，政府更不是环保的敌人，中国所有的企业和公众，都愿意为环保出力；因此，环保组织不应该预先设置敌人。一旦设置敌人，气局就小了，要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可转型的，都是可环保的。”
大家听后颇有同感，中国现在确实过了“你死我活”的时代，也不再像某些年代那样有着明显的阶级或者说阶层区分。政府虽然还没有从资源控制集团完全转向公共管理集团，但社会必然要带动它们早日蜕变；企业虽然是谋私利为主，但谋私利确实也不等于就不知天高地厚、不顾一切后果地肆意妄为；而公众一旦共同面对未来，大家选择的一定是真理和高雅，选择的是透明和公正。
但这样并不等于环保组织不需要“作战”。宋军同时是中国著名的民间环保组织“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理事，他说：“我们的敌人是我们自己，环保组织的敌人是环保组织自己。”用这句颇具禅理、同时也颇具现实意义的眼光来看，环保组织面临的障碍有两个：一是环保组织本身的野战能力，二是各区域性民间环保组织的萌发和成型。
就第一个障碍来说，当前的四万亿现象倒真是个升华的机遇。过去，中国的许多民间环保组织不敢直面淋漓的鲜血，耽于软绵绵的“环境教育”；宏大的宣教和无目的的传播，让环保组织沉迷于某些“不存在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在宣教的过程中，由于对所要影响的目标存在着心理畏惧，因此，总是选择“小手拉大手”、“演讲”、“作文”、“排戏”这样的绕道而行的方式。不敢面对成年人，不敢面对决策者，不敢面对陌生人，“受影响的群体”不是退休人员，就是在校中小学生；获得的成就不是演了几场戏，就是发表了几篇文章。表面上数量庞大，但实际的效果却非常的有限。耽于环境教育延误了民间环保组织进行实质性调查的能力。而在中国，你要对任何的环境事件发表专业性意见，没有相关专家足够长时间的调研，都是空虚无力的。
就第二个障碍来说，四万亿也许同样是粒发酵剂。因为在中国，环境保护最要命的一个缺陷是大量的省会级城市都缺乏有活力的民间环保组织。按照我的理想，中国所有的县级以上区域，甚至各个乡村，都需要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或者一个关注当地环境的组织，因为当地的环境只有当地人才可能进行最为有效的观察和体验，才有可能进行最有效的跟踪和记录。一份调查、一种公众参与意见，要想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源于地方、超越于地方的调查报告是最为致命的，可惜，关注区域公益的就地型民间环保组织，在中国仍旧属于需要大力催发的状态。
从积极的意义来看，无论是“四万亿”还是“三万亿”、“两万亿”投资狂潮，都捎带给中国民间环保组织一次真正野性成长的机遇。一棵植物要想富有生机，唯一的办法就是生活在天然环境中，与各种霜风雪雨遭遇；一个人要想富有真正的智慧，唯一的办法是拿自己的生命去遭遇和抵挡各式的诱惑与挑战；一支队伍要想成为有战斗力的队伍，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战斗，在战斗中总结，在牺牲中凝聚；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要想成为有能量的机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调查，不停地论战，不停地表态。
任何人要有所成就，必须付出代价；任何国家要想明白环境保护的道理，迟早得让一些利益集团购买转型的损失。显然，当前的投资狂潮会激发起民间环保组织的斗志，当前的各场肉搏会积累它们的经验，当前的各种遭遇战会训练它们的神经，当前的各种困境会促使它们寻求突围妙法，当前的相对孤立状态会强化它们寻找更多的同盟。因为，在当前的中国，战斗的过程决不是消灭对方的过程，而是化敌为友的过程；因为，在当前中国，环境保护一支队伍的独自增持，而是社会盲目能量的合理导流和巧妙扭转。（2009.1.1）
7、关于乐水行的2008与2009
来源：搜狐绿色2009-01-03
今天的乐水行活动，叫“2008年乐水行风采演讲和总结会”。活动场地，是1年前乐水行活动的同一地点——东直门北京自来水博物馆。
北京自来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给乐水行志愿者讲解北京自来水发展的情况
为这次总结，张祥老师应该说颇费周折，提前好久就通知大家把两年来的走水收获，提交到乐水行圈子（http://leshuixing.q.sohu.com/）里，尽管时间不短，但效果并不明显。限于精力和跟走水队伍的紧密度不够，我也是干着急没办法。张祥老师希望能通过这次活动，一个总结心得，再一个，加快走水成绩的汇集整理。
乐水行的发起人，自然大学校长冯永锋做开场白
今天早出门，因为要去公司拿投影仪，怕路上耽搁。还好，到自来水博物馆，没到九点。装好机器，准备好，大家陆续到了，都是乐水行的新朋老友了。
因为场地所限，今天的总结会，借用自来水博物馆的一面白板做幕布，借一个茶几一样的高凳子放投影和笔记本。这样的情形，蛮亲切的。
李玉玲老师跟她儿子一起介绍乐水行的心得
根据流程，今天的活动先是请自来水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介绍自来水博物馆的藏品及相关知识。之后，就是发言环节。今天大家发言的积极性蛮高，根据各自的所长，说说对乐水行的期望和对水污染问题的看法。
长线组领导张俊峰老师，总是用诗人一样的激情，跟大家分享乐水行的不平凡
作为一次年终总结，我个人感觉，总结的还是不够深入。顺义的刘振祥老师（2008年北京十大节水护水志愿者、29届北京奥运会农民火炬手）因此提议，是否可以3个月一总结。
短线组领队张详老师把水比喻成自己的血，乐水行比喻成观察自己的血，非常深刻
最后，张俊峰老师给大家介绍了，2009年乐水行的计划。其中，长线组将走出北京五环，去重点考察温榆河，而短线组，他建议尽量走全城乡结合部的河。至于自然之友尹杭问的乐水骑项目，是否会经常搞，张俊峰认为乐水骑形式，可能疏远了人跟水的距离，所以仍旧考虑作为临时性项目。不过就我个人感觉，从志愿者参与兴趣度来说，乐水骑似乎更容易获得人缘。
作为乐水行的重要分子，朱子熹等三位小朋友来了，不过他们三个今天似乎都很羞涩，没有上佳表现，兴许是这种排排坐的形式，在他们看来还是太拘束了。
8、关于“气候变化” 2008年教给我们的（上）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9年01月04日
2008年已然过去，《自然》杂志刊登文章，总结了过去一年各界对气候变化的五大认知。
1.其他温室气体同样令人担忧
二氧化碳并不是科学界和公众面对的唯一困扰。2008年发表的多数研究报告表明，其它温室气体也值得关注。
7月，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迈克尔·普拉瑟尔（Michael Prather）及其研究小组首次提出，随着MP3播放器和平板显示器等设备的需求量增多，其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三氟化氮气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此前预期。这一猜想随即在10月得到了证实。斯里克普斯海洋研究所的雷·韦斯（Ray Weiss）及同事发现，过去30年来，大气中三氟化氮的浓度翻了20番。多个独立研究小组也在今年报告说，甲烷的排放也在不断激增，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0倍，但甲烷的确切排放来源目前仍是个谜。
2. 北极夏季海冰正急速缩减
与去年创纪录的最低值相比，今年夏季北极的海冰面积尽管有所恢复，但仍然保持了自1979年有卫星数据以来的第二低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2007年预测，按照目前的排放趋势，2040年起到2100年之后，夏季随时可能出现一个无冰的北极。但过去两年海冰大面积缩减的状况将令这一预测时间提前。
科学家10月报告说，冬季海冰的厚度远低于2007年的最小值，表明冰层不仅覆盖率在缩小，而且整体冰量也在减少。这一结果带来的恶性循环效应令人担忧，因为薄冰更容易消融，颜色深暗、开阔无遮盖的海水会吸收更多阳光，反过来加速冰层融化。北极夏季海冰流失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地区的，也是全球的，它被公认为是一个潜在的“引爆点”，哪怕只是来自自然因素的驱动，都可能导致全球变暖进入快速发展乃至失控的状态。
3. 全球变暖已经造成影响
今年，人为引起的气候暖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比如物种迁移模式及季节性更替等，明显成为关注焦点。一个国际小组针对近30000种生物物种和物理现象进行了广泛分析，研究内容涉及授粉时间、鸟类筑巢、冰层融化趋势。这是第一次研究人员将这些体系所发生的显著的、全球性的变化归咎于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由于栖居的冰层不断流失而受到威胁的北极熊也成为第一个被列入美国《濒危物种法》“受气候威胁”的被保护物种。出于对物种和生态系统可能无法承受这些变化的担忧，保护主义者开始严肃探讨重新规划这些物种以帮助它们适应环境的问题。
4.“曲棍球棒”曲线持续上升
气候学家迈克尔·曼恩（Michael Mann）于1998年就气温变化所提出的“曲棍球棒”曲线一直在持续上升，证明过去的20年是近期历史上最温暖的时段。这个颇具争议的曲线图形只利用了树木年轮这一气候指标来重建过去1000年中北半球气温变化，因此在科学界备受诟病。今年9月，有研究小组向其中增加了海洋沉积物、冰芯、珊瑚及历史记录等指标，重新修改了对过去2000年来全球表面温度的评估。更正后的评估结果表明，如果不包括树木年轮指标，近期的地球暖化程度是至少过去1300年来之最；而如果加上树木年轮指标，这一程度则是过去1700年来之最。
5. 怀疑论者仍然存在
尽管几乎全球都已经达成科学共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在今年仍继续坚持认为全球变暖是一场闹剧。阿拉斯加州州长萨拉·佩林在参与副总统竞选时声称，“我不是愿意将（全球变暖）归结于人为的人”。最近，Politico网站发表的两篇文章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伐。其中一篇质疑全球变暖背后的科学；另一篇则指出，极端寒冷天气事件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出现正巧吻合。关于气候变化是否是一个严肃的问题，美国公众的观点会左右摇摆一点也不奇怪。（陈丹）
9、东西方环保理念有何差异？ 环保需要更人文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01月04日
东西方环保理念有何差异？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找到标本兼治的解决办法？日前，学地理学出身的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与学哲学出身的北京地球村环教中心主任廖晓义就此进行了一番对话——
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史培军（左）与北京地球村环教中心主任廖晓义，在京对话。
用中国式智慧寻找环保出路
话题：东方“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将是解决环境问题最终的理念出路——
史培军：东方人的文化思想与西方人有一个本质区别，那就是“以谁为中心”的问题。东方人的中心是家庭，西方人是以个人为中心。西方人的伦理观是“我和你”，东方人的伦理观是“我和家庭”。西方“个人主义”和东方“家庭主义”的环保文化展开了50多年的争论。
中国人理解世界的文化精髓是“天人合一”。因此，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今天最大的哲学错误就是把人和周围的环境分离开来。这个观念问题不解决，环境问题就会层出不穷，人类就会永远处于制造环境问题、再去解决环境问题的恶性循环中。
廖晓义：您的观点让我想起初到美国做访问学者时，一度热衷于跟着西方人搞环保，成了西式环保理论的热情传播者。但是，渐渐地，我产生了疑惑，开始在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寻找生命和生态的答案。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人对自然没有居高临下的保护能力，而是顺应自然以得到自然的保护。人和自然是息息相通、血脉相关的整体。人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自然成为人的经济系统里被称为“自然资源”的部分。只有从这种“天人合一”理念出发，才能最终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
史培军：正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中国把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这是世界少有的。中国同样是世界上少有的把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到国家战略中的国家。虽然这背后有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但是，同样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
解决环境问题要标本兼治
话题：经济学的环境解决办法能否治本——
史培军：从一定程度上来看，经济学的办法是管用的。因为环境污染了，可以把水处理干净，可以把固废处理掉，还可以减少排放污染。在这样的逻辑下，经济产生的环境问题可以由经济的方法来解决：一种办法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把水污染了，用了不发达地区的水，可以给不发达地区一点钱，让他们把环境搞好，这叫生态补偿；第二种办法叫排放权交易，还有一种是通过技术进步解决环境问题。
但是，这些办法又是不够的。它们对已经发生的污染、已经破坏的环境有一定的治理效果，问题是我们怎么解决治标治本的问题。环境经济学是治标的环境措施，不是治本的环境措施。我们如果一方面忙于治理破坏了的环境，另一方面又不断破坏环境，这样的循环是没有出路的。
廖晓义：我认为经济学的办法总是希望用人为的、技术的与投资的方法解决环境问题。而我理解的中国式环保非常简单，就是敬天惜物，顺应自然。比如，别把冬夏天颠倒，开大功率空调让冬天室内过暖、夏天室内过凉。我们应该建立一个超越物质财富的幸福观，从过度消耗物能的生存困境转移到物能、心能和体能平衡的生存方式。
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用另外一种经济的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比方说发展养生产业，带动有机农业，从这种小产业开始走一条新路，尝试不用交易的手段解决问题，而是引导消费者和生产者从内心深处接受健康和快乐的生存价值。
探索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
话题：能否提供一个具可行性的实际范例——
廖晓义：今年我们做了一个试点，在红十字基金会和南都基金会的资助下，在地震重灾区四川彭州通济镇大坪村创造和实施了生态文明的乡村模式——“乐和家园”。它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乐和民居，其建筑模式以乡野生态屋为建筑设计，乡情小聚落为建房方案，乡土工程师为实施主体。目前，这一建筑模式已经成形并取得了巨大成效，项目一期的40户主体建筑已全部完成。我们还帮助村民成立了当地第一个环保社团，成员来自每一户村民的自愿申请，他们是大坪村灾后重建的骨干力量。
在那里，环保是一种生存方式，一种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灵净化、生命意识乃至民众参与为一体的新生存模式。我们在吸收西方环保经验的同时，更注重维系和滋养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生态智慧。
史培军：乐和家园是从一个小的区域做起，通过从底层的文化推动，慢慢扩大，试图给解决环境问题找到一条新的出路。我想强调广义的人文关怀，强调人文在环境保护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我说乐和家园的尝试很宝贵，这种村民参与的环保能够给中国广大的农村提供和积累可行的环保经验。（记者叶晓楠 文/图）
10、2008公众参与环保时事点评：怒江争议仍在继续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9年01月04日 张俊
相对于2007年，2008年的公众参与貌似平静——没有那么多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没有引发社会舆论较普遍的关注。
但却有这么多事件值得我们记取:从年初发布的“限塑令”，到“五一”实施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从绿色奥运的深入人心，到节能减排的全民行动；从公众对环评规划立法的积极建言，到地震后环保民间组织的迅速行动与长期关注……
“限塑令”并不是妖魔化塑料袋，也不是惟利是图，其深意在于倡导一种有节制的生活方式，它的指向正是让环保改变生活；
“怒江之争”仍在继续，虽然未有定论，但民间组织和公众能平等对话和参与科学决策过程本身，已是时代的进步；
北京奥运已经结束，当我们交给世人一份绿色的答卷时，也将这抹绿色植入国人的心间，这或许就是北京奥运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
公众参与成为环境立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公众和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正走向国家立法和决策的更高层面……
2008年，可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大发展之年:平静中蕴含着生机，润物于细无声中，民间组织日渐成熟，公众悄然成长，环保走进生活。
让我们共同回忆即将过去的2008，记取这一年中每一个前行的脚步——
减塑:细节改变生活
国务院办公厅1月下发《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要求6月1日起，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因其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此通知一出立即引起关注和热议。
“限塑”的好处多多，如限制以石油为原料的塑料袋制品；减少“白色污染”；更重要的是，节约用塑是公民素质的体现，同时向人们推广了环保的理念。
“限塑令”实施大半年来遇到一些困难和阻力，如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用品，农贸市场和菜场等仍大量存在无偿送袋和使用超薄塑料袋的现象，“限塑”监管难等。但客观上来说，现在很多人都养成了出门购物前兜里揣上一两个购物袋的习惯，而且各大超市执行得也很好，减塑效果非常明显。
从我做起，从节约一个塑料袋做起，环保就从这点滴小事和细节中，深入了我们的生活和心灵。
地震:关注不会停步
5月12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中国众多的基金会、协会、民间组织和团体，在物资调配、资源动员、信息传递、生命搜救、心理辅导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环保民间组织是其中的重要力量。
他们依托平日的专业知识、组织网络、基层人脉和训练有素，做得有效而有力。同时，他们还将关注的目光放到了防止次生灾害、灾后自然保护区的重建等领域。
灾后，环保民间组织的这些工作仍在持续开展与深化中。很多组织制订了灾区长期的规划和计划；有组织关注灾区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有组织评估地震对灾区生态的影响并提出灾后重建计划，还有组织帮助灾区房屋、校舍及旱厕的重建等。
减排:全民都要行动
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2008年，在国家、各行业、企业高度重视的同时，节能减排的活动正迅速走向社区、步入家庭，换节能灯具、少用水电、少开车等节能减排小招数被人们广泛地运用到生活中。
与此同时，公众节能减排的潜力也为国家所重视。科技部组织专家开展研究后，编制了《全民节能减排手册——36项日常生活行为节能减排潜力量化指标》。选取了百姓生活中衣、食、住、行、用等6个方面的36项日常行为，研究了每一项日常行为指标的节能减排潜力。
科技部研究表明，如果大家都积极参与，这36项日常生活节能行为的年节能总量约为7700万吨标准煤，相应减排二氧化碳约为两亿吨。
怒江:争议仍在继续
2月20日，自然之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绿家园、太平洋环境组织、湄公观察等国内外20余家环境保护组织在北京召开会议，联名发表公开信，提请原国家环保总局、参与怒江水电开发的单位等部门，向社会公示怒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相关信息。
自2003年以来，在世界自然遗产地三江并流地区进行的怒江水电开发，由于国内外环保组织的反对，引起各界强烈关注。有媒体于2月17日报道，中国华电集团计划于2月20日开工。于是，多家环保组织联名发表公开信。
随后，华电集体新闻处长说，六库电站没有开工，目前做的是移民、筹建等前期工作，国家发改委尚未正式批复。
奥运:绿了公众的心
绿色奥运绿了北京，也绿了公众的心。一份关于绿色奥运的专项调查显示，绿色奥运理念在北京市民中有较为广泛的认知度，仅有0.5％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
7年筹办，我们的蓝天多了，沙尘少了，城市更绿了，出行更加便利了，生活方式更环保了。在奥运会期间，为了北京的蓝天，北京市民积极支持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等措施。近几年，一系列以绿色奥运为契机组织的各项环保活动也深入人心，如“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减少使用塑料袋、节约用水和用电活动等。
奥运带给我们的财富远不止这些，更重要的是，奥运让我们的环境意识从一句口号变成公众的生活习惯，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将长期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如今，公众参与的绿色机制正逐步建立，一些起始于绿色奥运的临时规定，正转化为要长期坚持的、正常的制度来施行。
奥运留给我们的财富也远远不止这短短的17天，它不仅有助于提高北京的环境管理水平，并且倡导公众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意义深远。
北京地铁:顺从民意改走地下
各大城市近年纷纷出台轨道交通规划，地铁、轻轨、磁悬浮都要上马。轨道交通本是民生工程，应该做到少扰民或不扰民。
2007年底，北京市朝阳区部分居民对地铁6号线环评表示不满，因为东五环至通州地界的6公里规划设计为地上高架，其他段的线路则是走地下。这些居民认为，地铁在地上行驶将产生噪声和振动，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这些居民通过各种渠道向北京市规划委、发改委、环保局、公安局、市长信箱及包括本报在内的媒体反映情况，建议政府修改规划，将此段地上高架改为地下线路。
今年10月，北京地铁6号线的工程设计单位负责人表示，6号线已全程改走地下，且设计方案已通过了规划部门的初步审批。他说，虽然这段线路改为地下增加了不少投入，但减少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年初，沪杭磁浮上海机场联络线的环评公示和环评报告书简本也引起了部分市民的关注。之后上海市政府表示，此项目将不断听取意见、研究论证，并对公众意见进行研究和论证。
做规划环评，对环评予以公示，尤其是通过公示、听证、论证等形式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并尽早采取合理规划，利用环保科技和设备等手段减少扰民，对受干扰的公众给予合理补偿，就能减少项目建设对沿线居民的环境影响。
规划环评立法:广泛征求民意
国务院法制办于3月27日公布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为《条例》)，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因规划环评是从源头保障环境安全、遏制污染、避免环境纠纷的重要举措，故《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受到了环保民间组织、环评机构、学者、法律界人士以及公众的广泛关注。
很多民间组织和公众就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如公众参与条款的可操作性差，缺乏清晰的参与渠道和参与方式；公众参与应贯穿从规划前期到环评出台全程，并得到制度保证等。
公众参与是立法过程的重要一环。国务院法制办建立公开渠道使社会各界表达观点，发挥了现代政府的功能，表明政府正在发挥作为多种利益协调方应有的作用。
此外，在《条例》征求意见的过程中，环保民间组织迅速行动，号召和帮助广大公众在法律、法规出台的过程中争取公众参与的权利，标志着环保民间组织的参与正走向国家立法和决策的更高层面。
指数:晴雨表中见民意
从2005年开始推出的环保民生指数，被誉为中国公众环境意识与行为的“晴雨表”。2008年1月发布的2007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显示，公众的环境意识总体得分为42.1分，环保行为得分为36.6分，环保满意度得分为44.7分。3项指标均不及格，无疑为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与行为敲响了警钟。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和中国环境意识项目组联合公布的《2007年全国公众环境意识调查报告》显示，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注度仅次于医疗、就业、收入差距问题之后，居第4位。
信息公开:水涨船高共同成熟
5月1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以下简称为《办法》)正式施行。这是自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我国政府部门颁布的关于信息公开的第一部部门规章，公众的环境知情权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5月4日和5日，上海律师严义明分别来到安徽省环保局和河南省环保局，递交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申请书》，要求公开排污收费、污染企业名单、信访办理情况等信息。
公众与政府的成熟，就像水与船。水涨了，船也就高了。公众的参与能力强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与能力也会相应提高。
年会:NGO共同成长
10月30~31日，2008中华环保民间组织可持续发展年会(以下简称“年会”)在北京召开。中外环保界的高层领导、专家学者、国外驻华使馆和国内外环保民间组织代表等400余人与会。
年会发布了《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和《2008中国环保民间组织信息库》。据调查，2008年，中国环保民间组织总体数量比2005年增加了771家，共有3539家(包括港、澳、台地区)，从业人数约30万人。
此次年会为民间环保组织的第三届年会。年会为环保民间组织搭建了交流经验、提高建设能力、互相支持、促进发展的平台。
11、太湖治污 巨资难解？
来源：时代商报 2009-01-02 卢雁 黄丽
2008年12月，中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十一五计划”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正式编制完成。按计划，在2010年之前，中国水专项总资金投入为112．66亿元。
而2007年爆发蓝藻事件的太湖则是计划的首要治理试点之一。
100亿人民币，足够解决包括太湖在内的中国湖泊的污染问题吗？
记者了解到，此前十年，太湖治污已花费270亿元，结果的是迎来“蓝藻”暴发。2008年5月份获国务院批准的《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方案》已拟投集中巨资：到2020年之前，将太湖水质从V 类提高到IV 类，部分水域III 类，计划总投资为1114.98 亿元。其中，江苏583.73 亿元，浙江470.04 亿元，上海36.89 亿元，跨省市24.32 亿元。据内部消息，真实投资总额可能超过2500亿，仅江苏一省就超过1000亿。
这无疑是新中国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环境治理工程。但治疗太湖这个沉疴，需要找到新的药方。
太湖水质未见大改善
2008年11月24日，江苏省宜兴市大浦镇汤渎村，飘起小雨，有点冷，公路边的稻田已经收割完毕，一些稻田已经整耕，有的已经种上了冬小麦。蓝藻不见踪迹，但也许是准备着来年苏醒。
薛广健蹲在一条通往太湖的小河旁。这个来自广东的中年男人是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组项目主任，今年已经第7次来到这里。他把湖水灌进1L的容器，旁边的志愿者帮他密封和冰镇。
薛广健把冰镇好的样品紧急送到上海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在那里，他们会根据《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规定的方法检测样品中的氮（包括总氮和硝态氮）、磷浓度。
这是薛广建所在的食品农业项目组承担的项目之一。其他两个项目包括农业污染和转基因食品。
20多天后，2008年的圣诞节来临之前，一份《太湖化学农业污染与中国化肥施用简析》的报告赫然摆在记者面前。
“我们仅仅进行了有限几次采样，检测结果所反映的氮、磷污染状况却十分严重。硝态氮（NO3-N）是总氮的一部分，其在总氮中所占比例可反映出多少污染物来自于农田化肥流失，检测结果显示仍有大量的氮来自化肥流失，农业污染仍然是造成太湖富营养化、蓝藻频发的重要原因。”
“太湖的富营养化并没有太多的改观，这些水不仅不能饮用，甚至不能用于工业和农业灌溉，我们采集到的大部分水样都是失去使用功能的劣Ⅴ类，仍然是重度富营养化。”报告如是写道。
农业污染是主因
湖泊治理学者、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所长金相灿指出，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湖泊面临着五大问题：水量缩减与萎缩、富营养化、生态破坏、酸化以及有机污染等有毒有害的污染，中国的湖泊的首要问题就是“富营养化”。
据学者们分析，太湖从“中营养化”到“富营养化”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肆意排污、侵占湿地、修筑堤坝、市民的不文明行为，都在增加对湖水的污染。
中国地理学家蒋高明具体解释：太湖蓝藻爆发和云南滇池“水华”一样，都是陆地上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在湖水里集中，以蓝藻、裸甲藻为主的水生植物大量繁殖，导致水中氧气缺乏，鱼虾死亡、水体变臭。同时，居民直排污水、农田化肥、农药污染，尤其工厂不达标排放，都是水体“富营养化”和水体变臭的原因。
安徽巢湖的情况可与江苏太湖相佐证。按巢湖市委书记夏望平的说法，巢湖市40%的化肥、60%的农药最后都进了巢湖。南京环科所研究员李德波也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当地施用的化肥只有三分之一被作物吸收，很大一部分又汇入太湖。
据蒋高明亲眼所见，太湖边的不少居民仍长期将粪尿、洗衣废水等直接倾倒太湖；园林工人在岸边喷洒农药；上游大量工厂、农田，居民都在日日对太湖排放污染。
过去几年，国务院，江苏，浙江，上海诸省市在花费巨资治理太湖的阶段性成果即是关闭了大量中小型化工厂，但在太湖周边采访时，记者仍发现一些单位往太湖中直排生活污水。
局报道，太湖污染的严重性和目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不力，大有关系。包括太湖流域在内的中国大多数地区，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新老污染相互交织。据悉，目前，我国农村每年产生的畜禽粪便约２７亿吨，已成为农村首要污染源。特别是８０％的规模化养殖场缺少污染治理设施，大量粪便、污水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同时，我国是世界上化肥、农药使用量最大的国家，而利用率仅为３０％－３５％，流失的化肥、农药造成了水体和土壤污染。
中国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副司长凌江12月10日在中国政府网接受在线访谈时表示，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突出，主要是大规模的畜禽养殖企业造成，还有就是农药、化肥超量使用和水产养殖大量投放饵料。
治理确实在努力
因为蓝藻爆发引发国际关注，太湖沿岸边的城市曾开展轰轰烈烈的打捞运动，但运动式打捞并未取得实际成果。宜兴治理太湖办公室官员就曾对媒体抱怨蓝藻打捞劳民伤财。
“那么大的湖，弄些小船，拿个小勺舀蓝藻。当时要求一个村准备50条船，船上插红旗，一个镇上要准备几百条船，每人50块钱一天，农民也知道没啥用，就在岸边打扑克。捞完的蓝藻直接堆在太湖边，下个大雨蓝藻液又透析回太湖了，3000多万就打水漂了。”
本报记者从江苏环保部门获悉，为治理太湖，江苏省提出到2012年和2020年的分阶段治理目标任务，安排了12项治理任务和10大类治理工程。其中，对15条主要入湖河流实行“双河长制”。
“各地除开展每日环湖、双日湖体网格巡查监测外，还大力实施‘引江济太’， 并力促无锡、苏州、常熟、武进、张家港等市、县均建成第二水源供水。”江苏环保厅相关负责人说，江苏太湖流域内所有城镇按计划全部开工建设污水处理厂，并在太湖流域广泛开展植树造林，建设滨湖林带、前置库、人工湿地等生态隔离带。
“我们将治太工作作为市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从去年起，省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20亿元，流域各市、县每年从新增财力中划出10-20%，专项用于太湖水污染治理。”
而早在上世纪末，江苏就已把治理太湖农业污染提上日程，曰“建设太湖生态农业”。
如此多管齐下，为何太湖沉疴难起，湖水仍然泛着令人不快的腥味。
“十年治湖，总走着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原江苏省副省长仇和曾经这样评价太湖治污的历史。
凌江在中国网友面前说：“控制富营养化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是一个很长期的任务。”可见中国政府对太湖治污的艰巨性是有充分认识。
据悉，“十一五计划”中，国家确定10%的削减污染物排放目标，然而从现在完成情况来看，前两年才完成2.3%，后三年要完成7.7%，任务量非常大，或者说难以实现。
“即使这五年10%的任务顺利完成，污染物排放仍超过容量。这种情况下，总体战略的考虑就是要减轻风险，包括两层含义，一个是防止恶性的水污染事件，不出大的事故。第二个是确保人的健康和安全。”凌江的发言揭示了中国湖泊问题的严重性以及环保部门的现实态度：先不谈如何澄清湖水，首要是避免类似太湖蓝藻爆发这类严重影响民生的恶性环境事故。
新方式带来的新期待
“治湖是非常复杂的工程，比江河治理复杂得多。”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这样表态。“湖泊与河流不同，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不正确的治理方案有可能伤害到这一系统，影响国家的生态安全。”金相灿告诉记者。
据悉，中央已经明确，重大水专项研究中，要重点支持关于湖泊治理的研究。巢湖、太湖、三峡等湖库的生态安全评价工作2007年就已启动，鄱阳湖、小浪底、丹江口、洪泽湖正在进行。
2008年12月，中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十一五计划”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正式编制完成。按计划，在2010年之前，中国水专项总资金投入为112．66亿元。而2007年爆发蓝藻事件的太湖则是计划的首要治理试点之一。
然而治湖和治江一样，需要跨区域合作。2008年12月15日，苏浙沪两省一市共同签订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保护工作合作协议（2009—2010年）》。长三角从2009年起，将分别在水体、发电厂、尾气等领域统一行动，开展污染治理合作。
据报道，从2009年起，除城镇生活污水处理项目外，在太湖流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化学制浆造纸、制革、酿造、染料、印染、电镀以及其他排放含磷、氮等污染物的企业和项目。分批制订禁止建设排放致癌、致畸、致突变物质和恶臭气体的项目名录。
此外，太湖治理经费问题一直为人关切。日本的琵琶湖治理35年总共投入239亿美元，1平方公里约耗资5.6亿美元。有专家推测，以太湖目前情况，所需时间可能更长。
据悉，治湖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政府。对于太湖治理，国家还将尝试发行地方债券等形式募集资金。环太湖，这个历来文教昌盛、财富涌流之地，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财政收入16%。巨大资金的投入能治理治愈它吗？
太湖流域首推排污权交易
“水环境排污权交易是个世界难题，目前美国也只是在试点，中国明确推出流域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试点在世界尚属首次。！”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水环境部主任李云生日前对时代周报谈及这一开先河的事迹，他神情凝重，丝毫没有先锋者的喜悦与自豪。
记者从国家环保部环境规划院获悉，太湖流域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已进入准备阶段，各项政策、技术细节已经基本到位，预计2009年全面启动实施。然而专家坦言，对于亟待拯救的太湖，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并非一个包医百病的“万验药方”。
太湖试点不看好
据悉，中国水污染物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框架设计总体思路为：以流域为管理单元，根据总量减排管理设定的阶段水质管理目标，限定水污染物排放总量，对流域内各排污单位进行初次分配，各排污单位间可以通过市场进行污染物排放权的再分配。
早在1986年，原国家环保局在上海就进行了工业废水排放权交易试点。上海市环境保护局把总量指标分配给区域内404家企业并核发了排污许可证。接下来浙江省嘉兴市做了大胆尝试，从2001年起，嘉兴市出台多个管理办法，2007年，嘉兴成立了“嘉兴市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同在2007年，江苏省在其制定的《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中明确提出，要通过试点逐步推行区域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初始有偿分配和交易制度。
长达20多年的试点都集中在泛太湖流域，可见太湖问题是多年纠结人心的顽疾。20多年的试点成果如何？按照李云生工程师的话可总结为“排污权交易取得了初步成效。”
李云生曾组织专家为当地企业算了一笔账：按COD（化学需氧量）2000元/吨计算，排污权“有偿使用”带来的成本增加仅占企业效益的1%左右，经济影响很小。“交易”方面的情况分两种，一方面，一旦企业初始购买的排污权指标用完，转向二级交易市场购买，此时的交易价格就会高出一级交易市场价格很多，从而带来较大的经济影响；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积极减排，存有指标余额，拿到二级市场交易就能获利。
“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即使建成了太湖水污染排放权的交易平台，其交易量也不可能很大。这样的交易平台，长远看，发展前景并不看好。” 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毛显强教授不无忧虑地说，排污权交易仅仅是在满足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实现降低达标成本的一种经济手段，不是包医百病的“万验药方”。
李云生工程师也承认，太湖问题很复杂，政府是多管齐下，排污权交易在其中肯定能起一定作用，但作用多大很难预测。目前的重点是做试点后评估，试点前有太多因素不确定，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监管仍是关键
据国家环保部某地区的化工污染企业排污调查（据北京市环保局组织对京郊某区小化工企业状况进行的暗访调查发现），一些小化工企业周边的百姓根本不敢饮用井水，因为某这些企业直接将大型排污口探挖到地下偷排，表面上还打着节能环保的口号主动标识地表排污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屡禁不止的偷排，百姓很受伤。
“对污染源的监管是否到位？是否真正对每个排污口都能做到严格的实时监控？那些暗藏的排污口都关掉没有？太湖问题的关键在与执法不严、监管不力！”毛显强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太湖治理成效不佳的症结所在。
专家透露，2007年太湖蓝藻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是在“引江济太”时引入了一股“不明污流”，导致太湖蓝藻大面积死亡、发臭，污染了水源。这股“不明污流”同样说明了一个问题：太湖污染事故是企业偷排猖獗和政府监管不严共同酿下的苦果。
在无法全面严格监管的现实下，政府只好想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这一招，引导企业主动减排。专家说，这是让他们尝到利益甜头，类似炒股票一样，发配低价的原始股让其自己交易去。但是，原始分配难以公平，市场制度不成熟，政府监管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让企业纷纷持观望态度。
“虽然很难，但是我们仍要摸着石头过河，审慎乐观地走下去！”这是国家环保部和江苏省环保厅共同的心声。各级政府官员、专家学者都没有停止探索中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出路。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本身经过严格设计后会是个好事，但是一旦失控可能变成坏事。”这是李云生工程师对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政策的客观评价。
农业污染 使山东缺土
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大棚基地山东寿光和青州两市，这两市也是农业化肥污染的重灾区。
据绿色和平报告，在寿光地区，平均每个家庭管理两到三个蔬菜大棚，每个家庭大约有3－10亩地，大多以种植番茄和黄瓜为主。在过去10年中，农户为了增加土壤肥力，不得不增加土壤中各种肥料的用量。例如寿光农户一次在一亩地上大约施用5－6公斤化肥，平均每户每隔10天上一次肥料，也就是说在一年的作物生长季（大概为240天）期间，温室大棚每年每亩地要用化学肥料120－144公斤。如果进一步换算，山东地区的温室大棚中每年每公顷土地上大约用掉1791~2149公斤的化肥。
过度依赖化肥的后果也是显见的。绿色和平走访的所有蔬菜大棚，土地都因为过量施用化学肥料明显酸性化了，棚里的土地上长着一层青苔，已经看不到黄土地本身的颜色。
而由于土地严重酸性化，喜酸性土壤的根线虫病在这一带的温室大棚内大面积爆发，而且无法治愈，就像土地患上了癌症。据统计，山东寿光地区90％的蔬菜大棚受根线虫病的侵扰，此病危害植株根系的生长，其表现为植株的根系肿胀，不再长毛细根。植株的根系遭到侵害后，基本不再吸收水分和养分，植株容易萎蔫，甚至造成绝产。
“大棚上的年数比较长，就有菌核病，还有根线瘤（虫），根线虫危害最大了。以前种粮食的时候没有，种蔬菜就有，而且卖农药的也没有想出好办法啊。我们有时候只能用溴甲烷熏蒸以及深翻土地把坏土给翻掉。”青州南霍陵村的杨姓农民说，“特别有效的方法基本没有，多施盐之类的，比如说上来病后，这个药不行换那个药，一种病靠一种药控制的效果不好。”
常规农药无法根治大棚病虫害，这也给剧毒农药提供了空间。化肥污染，农药污染，潍坊的水源也受到了影响。
绿色和平的崔婷婷告诉记者，山东温室大棚比较多，比较有钱施用化肥，化肥施用量是推荐用量的200倍，大棚十年以后，当地的土地板结得很厉害，不得不从东北运黑土过来，大棚的土地长满青苔，这是因为土地严重的酸性化，其实北方的土地本来不是喜欢长青苔的土质。
据调查，施用过量化肥和农药，可能导致地下水产生硝酸盐污染，因为氮肥中的氮素流失到环境中，便会转化为一种致癌物质：硝酸盐。“我们测试了当地的自来水、农田旁边的水井水，结果均严重超标，根据我们的粗略估算，超过国家标准20倍以上。这样的水不仅仅不适宜人饮用，实际上也已经不适合用作灌溉了，这样的水用作灌溉，只能加重土地上氮素的积累，并且长此以往，有可能最终使得这片土地上生长的农作物硝酸盐（致癌物）含量超标。” 崔婷婷说，水中硝态氮的含量，可以肯定是来自化肥。
12、龙滩移民生存现状报告
来源：《中国财富》 2008-12-22 胡雄
从南宁坐车，沿着山腰公路颠簸六个小时，终于到了闻名遐迩的龙滩水电站库区。
近几年，红水河流域水电开发被誉为西南地区继南昆铁路之后，又一项上规模、见效益的工程，而投资330多亿元、号称亚洲第三的龙滩大型水电站则无疑是个中翘楚。
龙滩水电站所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天峨县原为老少边穷的国家级贫困县。电站开工前，县财政收入只有2000多万元，多少年来一直止步不前、入不敷出。但龙滩水电站建设近十年来，对各行各业的拉动很大，各路投资纷纷跟进， 2007年县财政收入已经超过两个亿。
水电开发给开发企业带来了利润和效益，但当地农民的却付出了从零开始的代价。他们有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生产生活的保障如何？背井离乡的失落感和不安全感是否已被填补？龙滩水电站的建设，到底有没有实现帮助移民脱贫奔富的初衷？《中国财富》记者从走访的水库围堰区、集镇及数十个安置点得到的答案是，龙滩库区移民仍在“先进的电站、落后的库区”的移民怪圈内艰难度日，“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有发展”的愿景至少暂时没有实现，大量原本安居乐业的农民失去良田和房屋之后，生活水平严重倒退，而且至今看不到明确的解决出路。
纳良屯：良田淹了，孤岛村寨何处谋生
前往纳良屯的水路上，不时能看到几只白鹭扑棱棱地从船窗旁贴着水面掠过，有力的翅膀拍打起一层层浪花，继而迅速向岸上的树丛飞去，留下悠长的鸣叫在幽谷回荡。
船工说，过去的红水河上连小水鸟都很难见到，现在龙滩水库蓄了水才引来白鹭。前不久他从县上听说，随着水位继续升高，整个库区将变成比浙江千岛湖还大的内陆湖。
一个外来人眼里的库区，沿途风光旖旎，景色不逊桂林、三峡，但纳良屯村民眼里，旖旎的湖光山色则完全是另一番意味——巨大的水面隔断了他们与外界本已稀疏的沟通。他们说，过去他们由公路前往天峨县城大约需要四个小时，现在公路已经沉入水底，只能坐船，而坐船则差不多要一个白天才能到达。
纳良屯行政上隶属下老乡圭里村，与贵州省黔南州罗甸县仅一河之隔，南与百色市乐业县交界。作为天峨县移民的最后一站，从去年底开始，纳良屯的农田和村庄一点点被水淹没， 2008年4月份全部完成了“后靠”（让移民搬迁到半山腰上生活生产）。
屯里近百户村民平时交流全部用壮语，很多人连广西当地的桂柳话都听不懂。语言和信息的闭塞，反而使得此前移民工作组的收尾工作进展得异常顺利。
村民普遍认为自己是被“赶”到山上的，没有政府的人来跟他们做工作。“他们下到我们寨子里来之后，就催促我们收拾房子准备搬家，反正到日子水就淹上来。”当时工作组用国家移民政策的原话保证：“政府对移民的生产和生活负责到底，肯定让你们保持原有的生活标准并有所提高！”有了这样的承诺下，村民选择了服从。
从多个村民的讲述中不难发现，不少纳良人是稀里糊涂配合移民工作组完成了向高处转移的。搬到半山腰后，水一点点漫过村民祖祖辈辈耕耘生活的良田和老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彻底被改变了，他们心里才有点儿发慌。
纳良屯有近1/3的双淹户（田地和房子全被淹没），他们目前大部分住在木板棚里。木板棚建在半山腰上，每两块木板之间的缝隙都有一指多宽，白天透光夜晚透风，透过一些住户的“地板”往下看，居然可见陡峭的山崖。多年来，村寨里各家各户过的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生活，住的是祖辈留下来的老房子。因为盖房子的石材运输不便，此前很少有乡亲盖新房。
但没有盖房经验显然不是双淹户们住木板棚的原因。纳良屯移民们的心里有一个念想，那就是淹没之后，政府肯定会来补偿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就实现“保证现有生活并有所提高”的愿景。可是，移民完成已近一年，大部分双淹户只领到二三万元的补偿款，而这个数目远远不够盖新房。
接着，单淹户亦渐渐感觉出生活的改变。一些村民原来想，政府一定是先组织搬迁，然后再组织村民生产，可他们告诉《中国财富》记者，印象里一年内县上只派人下来过几次，除了移民初期督促大家尽快完成“后靠”，就是今年春天来为新的村小学选了校址，而新的小学至今不见影子。
不用每天种田了，县上又没人来告诉村民以后如何生产开发，寨子里就更寂静了。男女老少每天困在半山腰无事可做。移民后，全寨人吃的是往年的余粮，以往自种的青菜开始需要去很远的集市上去买。这种只出不进的生活过去了大半年后，村民们发现生活开始捉襟见肘。
村里读过书的年轻人偶然在移民宣传手册上发现，政府每个月还给每人 50元的后期扶持补助。可是全纳良屯没有一个村民拿到过手册上许诺的钱。几个村民划船到下老乡政府去问，乡里说，补助款还没给办下来，继续等吧。
于是村民们又花了每个人60元的船费到了天峨县城，找到移民办咨询为什么补助还不给发放。相关人员拿出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告诉村民，这50元的标准是按文件制定的，可不能怀疑政策。“你们太懒了，怎么能想靠这点钱去解决温饱呢？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去赚钱！”村民这样复述移民办某领导的原话。
移民之前，纳良屯的村民们祖祖辈辈靠的就是种田种菜，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生存技能和生活来源。刚刚三十而立的村民韦立群曾尝试过“自己想办法去赚钱”，但最终空手而归。
两年前的夏天，韦立群决定外出打工，去“赚点大钱”改善家里窘迫的生活。经过两天一夜的紧赶慢摇，他来到了上海，从火车站出来又坐错了车，稀里糊涂被拉到了浦东，到后半夜才找到打工的地址。好不容易窝在厂门口等到天亮，但因为他几乎不会说普通话，当时就被招工处打发掉了。几天后他已经身无分文，几乎流浪街头，后来是一个广西老乡借给他160元钱，让他又坐上慢车前往浙江某小城市找另一个老乡求助。到了浙江，韦立群到老乡打工的工厂里艰难地卖了几个月苦力，最终因为没有技术、不会普通话而被解雇，黯然回到纳良屯，之后娶妻生子。
后来，农民开始吃力地研究起自己应得的补偿款。
龙滩水电站工程进展顺利，而库区移民的生活也被彻底改变
记者看到的村民出示的补偿手册上，没有标注任何实物指标的补偿数据，各农户的菜稻田、水田、旱地、用材林、经济林等具体的补偿数额都没有填写。村民们说，他们亦没有看到移民工作组上墙公示过。今年4月底，按政府要求“后靠”搬迁完成后，村民先后领到了部分补偿费，但村民说，乡政府移民站只通知他们去领补偿费，但具体是哪一项的补偿费、本来的补偿费是多少，却不公示。领导只是训斥说：“不用问得那么具体，我们都能按规定给你们！”
几次向乡里和县里反映意见碰壁之后，村民们向上面反映意见时，措词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他们在反映材料里写道：“（政府没有公示）或许是由于我屯属后一批搬迁，时间紧迫来不及，我们都是老实守法的农民，我们没有参与集体上访的行为，我们只希望通过正常程序由政府为我们解决问题。”
移民曾给纳良屯人带来“走出去”的希望，他们渴望搬到码头和集镇去，甚至想象着让子孙后代成为城里人。但是他们的希望很快如他们的良田和老屋一般被淹没。到县城长达数小时的曲折路程、五六十元的高昂船费让村民们望而却步，他们变得更加闭塞，沦为孤寨中的闲人，等不到任何生产开发的消息，后期扶持的50元补助从未发放，一些村民已经开始动用发到手的部分补偿款。
韦景光老人再过两年就80岁了，没有到过县城，更不知道什么是奥运，淹没前的责任田是他全部的人生回忆。通过晚辈的翻译，我们从老人的讲述中了解到那片被淹没的责任田曾经是怎样一块肥沃疏松，润而不涝的良田，水稻、辣椒、豆角……田里一年四季耕种不停。老人说，之前连河滩旁的荒地都能种出东西。十几年前的一个夏天，一个嫁到村里的贵州女子偶然从娘家带来早玉米品种在河滩上种植，结果不但丰产，而且比黔南州各县市的玉米早熟半个月，卖上了好价钱，从此引得村邻纷纷效仿，红水河沿岸净是白茫茫一片玉米地膜，煞是壮观……
而今，那片良田只能留驻在老人的回忆里了。他家里的余粮已经所剩无几，开始偶尔掺些米糠吃。年近八十的老人依然清楚记得，最近一次吃糠是在闹饥荒的1959年。
下老乡：旧房拆了，移民何以安居
见面以前，下老集镇上的移民们通过电话告诉《中国财富》记者，他们已经沦为难民。当记者走进下老集镇村民的新安置点甘满，看到那一排排已经住了两年的移民窝棚，才理解了移民夸张形容背后的隐忧。
由于下老乡政府谢绝了采访，记者只能从众多下老村民的讲述中一点点还原下老集镇的移民往事。
下老集镇旧址海拔为300～340米，原有200多户农民，因为是乡政治、文化中心，下老集镇的农民的日子比纳良屯要红火得多。2006年起，作为天峨较大的移民乡镇，下老开始了第三期移民。同年6月，乡里成立了移民协调处，确定了5个移民代表，与县移民办的领导一起规划，最终确定甘满作为安置点。
协调处的决定遭到了集镇上大部分移民的反对，因为甘满离林区有近7公里之遥，马上就要失去土地的农民更希望离剩下的一点林地近一些。另外，甘满地势比较陡峭，此前山体滑坡严重，移民们认为那里非常不适合居住，觉得距林区3公里一个叫岩念的地方更适合聚居。
但移民们的意见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县移民办坚持把安置点定在甘满。这导致移民们和县移民办、乡协调处的关系迅速恶化。移民们说，协调处的5个所谓移民代表根本就不是群众选出来的，新安置点的选址根本没有征求过群众意见，政府文件上所说的“选址经群众自上而下反复讨论后最终确定”纯属假话。
但是旧址拆迁在雷打不动地进行着，当时天峨县政府派遣了大量人力下乡开展动员拆迁行动。
“从2003年起，由27名县领导挂帅，从63个县直单位抽调83人组成13个包点工作组分赴20个移民安置点，与移民同吃同住，开展宣传和实际工作。从2005年9月13日起，又从县直部门和乡镇抽调了350名干部分18个片驻屯包点，同移民共商搬迁大计，切实解决移民困难，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从天峨县政府流出的一份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天峨县为保证水电站顺利开工、尽快移民所下的功夫，当时的移民办主任甚至在工作中突发脑溢血不幸牺牲。
但遗憾的是，通过对下老乡、纳良屯以及第一、二期移民安置点近百户移民的调查，《中国财富》记者发现，龙滩移民对初期的搬迁工作评价并不高，移民工作人员态度粗暴、随意许诺、实物核查混乱是各期移民投诉最多的弊病。
前期当地政府对下老淹没实物指标的核查和认定过程中，移民普遍存在不满，他们认为经济林地面积的测定、零星果木的补偿品种和种植年份的确定、房屋等级类别和楼层系数的认定等多个项目都存在差、错、漏现象，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由于没有建立征地补偿争议仲裁机制，当时各类淹没实物指标的调查和认定以调查组的意见为准，致使一些明显违背事实、带有严重个人感情色彩和部门利益维护倾向的行为得不到纠正，为日后埋下了重重隐患。
经历了最初选址问题上的交恶、搬迁过程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对待，下老集镇移民的逆反心理慢慢被强化。最后， 200户农民中的 140余户决定“出走”，强烈要求政府确定安置点。这次天峨县移民办尊重了他们的意见，把他们安排到了县城的安置点。
离开的大多是经济条件尚好、没有家庭负担的移民家庭，剩下的近70户移民有的不愿离开家乡，有的经济拮据无力外迁，随后他们依照政府的安排开始往甘满迁移。同年9月中旬，集镇新址正式开挖。开工典礼之日，有关领导表态：移民可在 2006年至 2007年3月之间建好各家的第一层住房，之后可直接从旧址直接搬进新房。当时移民们很高兴。
然而，到了 2007年3月搬迁期来临，新址场平仍未搞好，整个甘满还是一个乌烟瘴气的大工地，而此时旧址拆除已经接近尾声，水位马上就要涨上来。留下的 70户移民只好无奈地把老房子拆下来的木板、废砖废瓦运至甘满新址的填方区，临时搭建起简易棚子住了进去。
截至记者前往采访时，当地领导承诺的甘满安置点建设目标仍未实现，仍有部分移民的宅基地没有最终确定，即便是已经确定的宅基地，移民亦直指其中一部分存在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况，记者发现，有几处宅基地居然选在了土质疏松脆弱的山崖边，用脚一踩就会有大片土石滚下崖去。
搭建简易棚之初，集镇移民们认为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但当他们完成混乱不堪的“后靠”搬迁、进驻窝棚静待几日后才发现，生活的改变比想象中要严重许多，补偿款的严重短缺让当务之急的建房都成了难题。
昔日一派田园风光的下老集镇，如今变成窝棚聚集点
记者调查发现，下老乡的补偿款发放工作明显存在着不透明和混乱无序。除田地和房子的补偿款基本到位外，各项集体补偿有的移民已经拿到手，有的分文未得。记者调查的37户家庭中，有11户家庭在两年里拿到过六个月的 50元后期扶持补助，剩下26户至今未得分文。
移民们告诉记者，他们到县里咨询，县里答复说，正在建立“一套严格的移民资金管理办法”，通过巧妙理财，把有限的资金用于移民建房的“刀刃”上，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等于是给移民们购买了“长效养老保险”。但当移民们具体问下去时，领导们又不愿多说。
遗憾的是，天峨县政府负责移民工作的主要领导回避了记者的采访，记者和下老乡移民一样，无从知晓县里领导所谓“变货币安置为实物安置”的管理办法的来龙去脉。
水位上涨之后，水路成了下老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各种物资运输全靠船舶，钢材、石粉、沙子、角石等只能用人工搬运，这导致建房成本成倍上涨。比如，在天峨县城仅卖 46元/立方米的沙子运到下老安置点竟然要合到 150元/立方米。如此计算，在新的安置点就算盖个最普通的新房也需要10万元以上，而不少移民目前拿到的全部补偿款还不足这个数字。
早前天峨县政府曾就此事向移民作了回复，回复中首先强调 2006年天峨县已经根据国家政策对补偿做了调整，然后认为造成移民盖房资金不足的原因之一，就是部分移民想借盖房之机提高建房标准。县政府的回复遭到安置点移民的强烈声讨，他们质问，“保证移民生活水平保持原样并逐步提高”到底是不是国家政策，他们认为，以现在拿到的补偿款，连以前旧址那样的房子都盖不起。
因为资金不足和宅基地纠纷，大部分移民只能留在窝棚里度日。 2008年年初，受南方雪灾影响，下老移民们窝在窝棚里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冷的一冬。到了春天，台风甚至刮走了个别家庭的棚顶，电线短路、水源污染的意外时常发生。移民们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出售上山捡到的板栗，该项经济活动的年收入仅为 1000元左右，而搬迁后下老安置点物价却迅猛增长，记者在小集市上看到，这里的猪肉仍保持在近 30元一公斤。
今年 33岁的王少勤是集镇上最能干的汉子，移民前通过养殖和小本生意，令自己小家庭的经济条件在集镇上数一数二。但因为移民后断了经济来源，他一家老小住了一年多的窝棚。直到今年，才用拿到手的补偿款及一笔不小的贷款盖起了房
子。
截至2008年11月，这个特困家庭每月全部收入仅为30元
王少勤拿着自家的补偿手册算起账来：房子的补偿为5万多元，田地的补偿款为8万多元，一共拿到手中14万元，而盖房子则花掉了 15万，如果不依靠贷款，他是盖不起房子的。必须指出的是，为了不再住窝棚，重新拥有一个风雨不漏的家，他不得不用光了田地的补偿款，而田地补偿本应是用来发展生产的。对于以后
该找什么样的营生，这个被当地认为是个能干人的汉子也常常望着茫茫的水库想不出个所以来。
王家的新房早在秋天之前就盖好了，但却实在拿不出简单装修的钱了。目前全家就在露着砖头水泥的毛坯房生活，没有安装窗子，就在墙上钉几颗钉子，挂上床单。目前安置点里“挂床单”已成了普遍现象，但即便如此，能像王少勤那样盖得起新房的移民仍然不多。因而王少勤看上去很知足，因为从新房往下望去，仍有一排排的窝棚杂乱排列着，里面住的是他们曾经安居乐业的乡邻父老。
天峨县城：小洋楼遮不住移民的脸面
天峨县城就坐落在红水河边。漫步在不大的县城，能感受到的不仅是仙境般的风景，更多的是龙滩水电开发给这个原本落后的小城带来的巨大改变。马路修得很宽，街市喧闹繁荣，星级酒店、餐饮一条街等消费场所一应俱全，而且价格不菲。每当夜晚来临，从山腰上的制高点还会打出一束艺术激光，来回扫射着这个只有几万人口的小城。
大部分移民勉强按天峨县城城市规划的统一要求建起了小洋楼，却随即陷入无力装修的困境
作为移民安置的一部分，天峨县设置了一些移民安置点，主要聚居着向阳镇和下老乡的移民，而大部分来自下老乡的移民，就是上文提到的“负气出走”的下老集镇居民。根据此前广西媒体的报道，在天峨县尊重移民的意见而建立的这些安置点中，“移民们纷纷盖起了小洋楼，过上了富足无忧的城市生活”。进城的移民生活是否真的如上所述？
在县城里寻找龙滩移民比我们想象中容易得多，因为县城里开“三马”（三轮出租车）的司机几乎全部是移居到县城的各乡镇农民，而且正如媒体所述，县城里没有一户搭棚居住的移民，全部移民住在政府安排的安置点，每一位“三马”司机的家都是三层以上的小洋楼。但是，当我们走进他们的家，却看到了跟下老集镇新房一模一样的情形——又是已经住了两年之久的毛坯房。移民们说，县里对移民的房子建筑规格甚至是外观都有着严格而统一的要求，比如移民点的房子必须盖到两层以上，而县城中心的房子更是要达到四五层才行。如此一来，
选择到县里的移民们付出了比集镇建房更高的成本，按照县里的要求建成了一栋栋别墅样的小楼。
黄恩泰一家来自下老乡， 2006年自愿选择到县城新秀安置点居住。房子已经建好了近两年，却仍无力装修，全家住在暴露着水泥和钢筋的屋子里。他出示的补偿手册显示，两年来已经领到各项款项合计近16万元。但他出示的一份建房详细清单上，却显示着他所盖起的三层小楼花费了22万元之多。
和下老集镇个别能盖得起房子的移民一样，这22万元包括建房及田地的全部补偿以及几万元的贷款。换言之，黄恩泰一家用彻底放弃了老家良田和房屋的代价，换来了这栋空空的毛坯小楼以及无所事事的未来。
记者走访了数个移民安置点，发现倾其所有盖好新居却无力装修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个更严峻的问题是，这部分移民的生计同样迷茫。
移居到县城，等于是彻底放弃了农民生活，重新寻找生活来源。两年前到了县城以后，移民们在建房的同时，开始找活儿。他们最初不约而同地涌向了三轮出租车行业，因为买车成本低廉，又不需要非常高的技能，另外有一些移民选择到木材场当力工。之后这两个市场很快饱和，以致这个巴掌大的县城不得不出台了让“三马”车分单双号营业的规定。
两年后的今年，移民们说自己心里很慌，因为以前可以种一辈子地，全家都能上阵，到了县城之后，就变成一大家子只能由壮年汉子出去跑“三马”或者干苦力，而且工作动荡，缺乏保障。移民认为，政府有责任对他们进行规划和引导，给他们提供就业的岗位和培训。一位“三马”司机告诉记者：“我们非常听话地建起小洋楼，给政府长了脸面，所以，政府有责任为我们未来的脸面想想。”
目前，有一些县城安置点的妇女已经到离县城十几公里的山上种些小菜，来回要走上几个小时，“不然，连这点收入都没有了”。
13、评《两院士建言水电发展》
原文作者：夏爽，来源：《科学时报》2008-12-15 B1 新能源周刊
评论者：范晓，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总工程师，2009-01-03
原文1：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水电建设开发与引起包含地震在内的各种生态环境灾害的讨论争议备受瞩目，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认识和观点。为此，围绕着水电开发与可能引发地震灾害的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我国著名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和工程抗震专家陈厚群院士。
潘家铮院士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当天因病住进医院的他，最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病情，而是地震灾情，是灾区水电站的安全问题，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水电事业。四川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200多天了，这位年逾八旬的中外著名的水电专家不顾自己的病情依然为水电而直言。
在潘家铮院士为记者提供的水利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地震中2380座水库出现险情，其中69座存在溃坝风险。而这2380座水库并非全在震区，且所估计数据中绝大部分是小水库。震灾最严重的都江堰上游的岷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属于高坝、大型水库和大中型水电站的只有四五座。地震后险情小，甚至离震中最近的两座高坝——沙牌碾轧混凝土拱坝和紫坪铺面板堆石坝，仅轻微受损，完全不影响大坝整体安全，且容易修复。
潘家铮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些水电站的损失完全是系统内部损失，对上下游没有产生次生灾害，相反，水电对抗震救灾作出了重大贡献。有些水电站在地震中一直维持供电，水库形成的深水航道是震不垮的生命补给线。”潘家铮坦言：“许多媒体忽视了这些水库多年来在供水、灌溉和发展经济中的作用，一味质询为什么要在地震多发的西南地区修那么多水电站，这是不公正的。”
目前震后调查说明，没有一座水电站已经无法修复，需要放弃、拆除或者重建。潘家铮说道：“水电是我国西南地区非常宝贵的资源，同时又是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开发和修复水电枢纽，既符合当地利益，又符合国家利益。”
评论1：
紫坪铺水库、以及灾区范围内的岷江上游、湔江、石亭江、绵远河、涪江、嘉陵江上游的一系列电站，在5.12地震中全部震损或震毁。主要表现为电站闸坝、厂房、发电设备、引水设施等被直接震损、震毁，库水无法正常下泄，此外地震引发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等也对各项水利水电工程设施造成严重毁坏，而且由于两岸滑坡、崩塌、泥石流的影响，一些电站水库雍水的高度超过原来的坝高，进一步加剧水库堰塞湖的形成，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升，部分水库出现漫坝，这种状况与潘院士描绘的“轻微受损”大相径庭。
以紫坪铺工程为例，它是岷江上游乃至龙门山区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坝高156m，库容11.12亿m3，装机容量76万kw。震后第二天的5月13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政府应急办就通报说，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大坝面板发生裂缝，厂房等其他建筑物墙体发生垮塌，局部沉陷，500千伏Ａ向出现避雷器倒塌，整个电站机组全部停机（杨三军，四川紫坪铺水利枢纽工程受损 电站机组全部停机，新华网，2008-05-13）；另据紫坪铺水电公司的主要股东四川省投资公司的报告称，地震造成电站500kv出线设备受损；GIS出线套管与阻波器连接线在导线设备线夹处被拉断；电站副厂房中央空调室外机因地基下沉受损变形；溢洪道、泄洪洞进口闸室震裂；水利部派出的专家组经过详细调查与探测，进一步查明了紫坪铺工程的主要损毁情况：紫坪铺水库大坝产生了最大为100cm的震陷沉降和最大为60cm的由上游向下游的水平位移，并导致大坝面板和堆石体之间大面积脱空，面板发生挤压破碎，钢筋被扭曲成“Z”形，面板出现多条裂缝，最长的横裂缝长达350m。原工程设计对紫坪铺面板堆石坝地震永久变形分析认为，在烈度8度的地震作用下，坝体永久变形不大，坝体地震沉陷量为坝高的0.148%。但这次地震坝址处实际烈度超过9度，坝体地震沉陷量达到坝高的0.641%，为原计算值的4.33倍。由于大坝防渗系统受到破坏，震后在水库水位基本不变至逐渐降低的情况下，大坝渗流量却由震前的10.38L/s增加到19.0L/s左右，增加了近一倍。（陈生水等，5.12汶川地震对紫坪铺混凝土面板坝的影响及原因分析，岩土工程学报，2008，30（6）：795-801）
紫坪铺以上岷江上游的一系列梯级电站的情况更为严重：岷江上游最早建成的引水式电站—映秀湾电站，闸坝严重损毁，漂木道和取水口导墙断裂，闸首机电设备受损，调压井和厂房门口垮塌，水淹厂房积水高达发电机层近2米。下游的发电厂房被巨大崩塌体和崩塌巨石掩埋和砸毁，交通洞内大面积进水，出口被土石方掩埋；配电设施破坏殆尽；太平驿电站的闸坝被右岸的山体滑坡掩埋大半，泄洪闸、冲砂闸、漂木闸、引渠闸全部关闭，库水漫坝，左坝肩因溢流冲刷，填筑物被冲毁；铜钟水库闸门及供电设施受损，导致无法打开闸门泄洪，使水库库容迅速膨胀，铜钟水库的正常库容为330万m3，灾后最高库容超过了450万m3，造成库水漫过坝顶，面临溃坝危险；姜射坝电站厂房后的山体滑坡严重，设备损毁,进水口被堵，机房地基下沉,升压站报废，输送线路基本损毁；耿达电站厂房全部被滑坡体掩埋，电站隧洞扭曲，受损严重；渔子溪水电站闸坝和厂房段山体大面积崩塌，闸首启闭设施和门机全部毁损，泄洪闸门被震掉；（高永钰，岷江危急：三座水电站列队打响大坝保卫战，第一财经日报，2008-05-27）杂谷脑河中坝电站压力潜池被垮塌的沙石基本填满，机组变形，被水淹没。
沱江上游的湔江、石亭江以其它流域的水电设施破坏也十分严重。例如，彭州湔江上游的凤鸣桥梯级电站大部分房屋损毁，大坝闸门备用启闭发电机损坏严重，水工建筑大坝闸门变形，无法正常启降；沱江上游石亭江的金河二级电站因地震完全被毁，埋于50米地下，厂房已不复存在。石亭江上游的红松一级电站被左岸的滑坡、右岸的崩塌掩埋和砸毁。
这些震损震毁的电站与水库，给下游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次生洪灾威胁，并成为震后排危抢险的重要目标，据相关的抢险预案推演，一旦紫坪铺水库溃坝，都江堰市的水头将高达三十余米，成都主城区也可达二至三米，破坏将极其严重。震后紫坪铺电站最初下泄流量仅为60立方米/秒，而入库流量达到500立方米/秒，水位快速上升。紫坪铺以上的映秀、太平驿、铜钟、姜射坝、耿达等多个电站均出闸坝损毁、库水漫坝的现象。在抢险过程中均制定了包括爆破坝闸在内的多套方案，万幸的是紫坪铺、太平驿、铜钟电站在允许时间内经抢险打开了受损闸门，避免了对坝闸的爆破以及溃坝的危险，但诸如石亭江上的红松等电站就没有这么幸运，最后不得不对闸坝进行爆破，让水库堰塞湖泄流。
关于“震后调查说明，没有一座水电站已经无法修复，需要放弃、拆除或者重建。”从工程技术上说，震损震毁的水电站都是可以修复的，有些损毁严重的电站并不只是修复，而是重建。但水电站能否修复或重建并不只取决于工程技术问题，还必须要考虑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问题，否则国家能源局也就不会在以国能局综字[2008]23号文发出的《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导则》中提出，“汶川地震灾区水电站恢复重建要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统筹兼顾、科学重建”的原则，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相结合。对于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遗产地等国家和地方禁止开发区域内的水电站，已经损毁报废的，原则上不再恢复重建。位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和世界遗产地周边的水电站，修复重建工作应尽量避免进入保护区域，减少产生的不利影响。”
许多质疑在西南地区大兴水电的声音，并不是没有看到发展水电、兴修水库的利，而是同时看到它带来的很多负面影响，尤其是看到只把河流资源当成是一种水能资源、采用竭泽而渔、斩尽杀绝的全江全流域梯级开发的非科学非持续发展的模式，给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的巨大损害和长期隐患。
水电作为能源的一种形式需要发展，水电开发商要获取利益也无可厚非。但如果以水电开发商和政府的利润、财税收入和利益最大化为前提，片面追求水能发电的经济效益，以牺牲移民利益、生态环境、地质环境、自然文化遗产等为代价，毫无节制地搞水电大开发，这就是真正的“不公正”了。
金沙江、大渡河、岷江流域的许多电站都深入、甚至侵占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例如向家坝、溪洛渡电站之于“合江—雷波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例如田湾河梯级电站之于“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例如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梯级电站之于“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以及众多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等等），这是对于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世界遗产公约的挑战，并直接损害和侵占了公民社会或者说人类社会的利益。
水电因为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多种负面影响（破坏水生生态系统、造成原生生物物种绝灭；水库的累积型水污染；诱发和加剧地震、崩塌、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泥砂淤积加剧库区和上游的洪灾威胁；产生大量的非自愿移民并导致他们的贫困化，等等）以及水电工程也有它的工程寿命（泥砂淤积、库容损失、老化报废等），因此从现代的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角度，已很难把水电定义为可再生的清洁能源。水电和火电一样，都是需要遵从科学规划、充分注意避免和减少其负面影响的能源形式。
在灾后重建中，片面笼统地说“开发和修复水电枢纽，既符合当地利益，又符合国家利益”，而不是站在综合协调、综合平衡、兼顾各方利益的角度，考虑对现有的水电开发模式和规划进行调整，这不符合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不利于建立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社会。仅以大渡河上在建的瀑布沟电站、以及金沙江上原拟建的上虎跳（龙盘）电站为例，如果潘院士等关心国计民生的专家能有机会到现场，去看一看当地数十万移民或潜在移民的生活状况，听一听他们的意见，也许会对这类电站究竟符合谁的利益、损害谁的利益有更真实的感受。
原文2：
针对争论激烈的大型水电建设工程引发地震的说法，潘家铮回应道：“水库不可能在地层内‘制造’地震，只能对已具备发震条件的部位施加影响，使之提前发生。所以地震界更倾向于用‘水库触发地震’一词。”水库触发地震并不罕见，绝大多数触发地震都是浅层微震，一般要用仪器才能测到。潘家铮认为：“在建设高坝时，对水库会不会触发地震、触发地震可能出现的地段、最大震级以及影响，都要作深入调研评估，提出结论。这样的结论一般偏于保守，可以作为水坝的设计依据。”他还认为：“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汶川大地震是由于巨大的地壳活动引起的特大自然灾害，世界上从未发生过水库能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前例。退一步讲，即使不排除紫坪铺水库对汶川地震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也是减少了主震释放的能量。”
潘家铮坚定地对记者表示，此次特大地震后，他对西南地区修建高坝大库的信心更强了。针对有关专家“呼吁暂停在西南地质不稳定区批建大型水坝”的提法，潘家铮对记者说：“我充分理解专家们的忧国忧民心情，但不赞同。”他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因。西南地区的水利水电开发停止也解决不了、甚至加重了地震灾害。抓紧大力开发水电，修建震不垮的能调控水资源和洪水的高坝水库，迅速发展流域经济，动迁必要的移民，全面改变流域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素养，这样才能为应付突发性灾难提供条件和基础。采取回避政策，停止发展，绝对不是出路。
当谈到水坝的抗震安全建设方面时，潘家铮说：“为吸取汶川大地震的教训，我完全赞同对西南地区正在建设的高坝的抗震安全性作进一步评估。不过，重点不是提高某些工程的设防烈度，而是对少数关键性高坝作极限分析。汶川大地震中两座坝的实践，使我深切体会到按现代理论研究、设计、施工和管理所建成的大坝具有惊人的抗震能力。当然，还需作进一步研究。”潘家铮深信，经过深入的研究、分析和优化工作，在西南的高山深谷中即将涌现出一大批坚固的大坝，千秋万代为民造福。
陈厚群院士作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学位委员会副主席、工程抗震研究中心主任，陈厚群院士在混凝土坝的抗震加固理论研究和解决重大工程的抗震关键问题方面，作出了创造性贡献。解决了新丰江、二滩、小浪底等重大工程的抗震问题；主持编制和修编了我国《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等多本规范的制订工作；负责建设了我国第一座大型三向六自由度模拟地震振动台，并为大坝现场振动试验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科学测试监测手段。此次针对汶川大地震和大坝抗震安全等问题，他运用专业理论和客观翔实的数据、事例作了详细的说明。
在谈及紫坪铺水库的具体受损情况时，陈厚群介绍说：“紫坪铺大坝受地震损害出现部分变形、震陷、开裂，局部护坡松动，面板坝的面板部分脱空，有压碎、隆起的现象，但是渗入量没有明显的增加，所以大坝的主体是稳定的。”在对各种不同类型水坝在地震中所受损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后，他总结道：“各类大坝总体上经受住了特大地震的考验”，“尽管汶川地震中，一些如沙牌、紫坪铺这类的高坝，经受远超过设计抗震标准的强震作用，坝体仍基本完好或虽有损害但仍保持结构整体稳定。这说明只要按规范要求认真设计、精心施工和管理到位，高坝工程是具有较好的抗震性能的，我国现行水工抗震规范规定，对重大工程要进行专门的坝址地震危险性分析，按照100年2%超过概率确定最大设计地震，并取可修复的损坏做其功能目标，这些高要求的必要性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检验。”
针对紫坪铺水库是否是引起地震的原因的问题，陈厚群肯定地回答：“紫坪铺水库蓄水与汶川大地震无关。”他谈到：“不是所有的高坝水库都会引发地震。”
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数十万座水库中，目前为止，普遍认可是由水库引发的水库地震事件仅百例左右，概率远小于1%。
陈厚群介绍道：“截至目前全球发生6级以上的水库地震仅有4例，分别是中国新丰江、赞比亚的卡里巴、希腊克·里玛斯塔以及印度柯依纳这样4个地震。由于库水渗透机制，水库地震一般在空间上限于库区第一分水岭以内，大概沿库岸5～10km范围以内，这是在空间上。在时间上，构造型的主震滞后于频发的前震，那么它的地震类型对于构造型的水库地震，目前已有的这些构造地震都是前震、主震、余震型。因为自然地震有的是没有前震的，有的有前震的形式，而这个水库地震一定是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
陈厚群分析说：“说紫坪铺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从库水渗透的水文地质条件来看，紫坪铺蓄水对北川映秀湾断裂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没有产生影响。”根据是紫坪铺水库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北川—映秀、江油一灌县断裂带之间，紫坪铺水库的最高运行水位是875m标高，而映秀湾一带河道的天然水位是877m，这个地方就是水库离震中最近的地方，有4.5公里，紫坪铺最高水位还没有超过北川映秀湾通过岷江当地的天然水位。所以它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不可能有所改变。这是从地理位置上看，从水文地质条件来看。
“第二点原因，从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来看，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与水库水位变化不存在相关性。紫坪铺水库蓄水以后，水位虽有变化，但是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所以从蓄水前后地震监测资料的对比来分析，2005年10月1日下闸蓄水到2008年4月的2年零7个月时间，紫坪铺水库的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其发生的地域、地震的频度以及强度都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因为小的变动总是有的，就是不建水库也是在变的。”
评论2
记者的原文用了水电工程“引发地震”，潘院士用了水库“制造地震”的术语，然后进行讨论，这是提出了一个伪命题或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严格的科学概念。因为5.12地震后,相关的质疑都是针对紫坪铺“诱发地震”的可能，而并没有谁提出紫坪铺水库“制造”或“引发”地震的说法。而水库诱发地震（reservoir-induced seismicity）和水库触发地震（reservoir-triggered seismicity），虽然是涵义有区别的两个术语，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认为在具备发生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条件下，发生了和水库蓄水有关系的地震。而诱发（induced）和触发（triggered）的细微差别在于前者是“水库蓄水局部改变了自然环境和地震孕育环境，在自然环境、地震孕育环境和地震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动力学反馈机制,导致（水库蓄水）大约数年后具有更高震级的主震发生.因此,（此种水库地震称为）‘水库诱发地震’是正确的,并非仅存在‘触发地震’”（周昕等，水库地震，触发还是诱发？华南地震，2005，25（2））。 “触发地震”常常是水利工程界更愿意使用的术语，如果按照潘院士的说法，它是“只能对已具备发震条件的部位施加影响，使之提前发生，（并因此）减少了主震释放的能量”。
从上可知这两者在概念上最关键的区别在于，“诱发”可能产生比天然地震震级上限更高的地震，而“触发”只是让不高于天然地震震级上限的地震提前发生。但目前对天然背景震级的判定，只能根据历史地震记录的最大震级来确定，但据目前已有案例可知，无论认为它是“诱发”还是“触发”，水库地震，有可能大大高于当地已有的天然地震记录。例如紫坪铺水库所在的龙门山地震带，5.12地震前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大地震为6.5级,因此要认为是“触发”，必须“推定”龙门山地震带原本就要发生大于≥8.0级的地震；但如果认为是“诱发”，也可以根据历史记录“推定”龙门山不一定会发生≥8.0级地震。在目前的科学认识水平上，对此要作出肯定不二的结论，恐怕都过于武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诱发”还是“触发”并不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最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地区的地震设防目前都是根据已知的天然地震背景来考虑的，而一旦水库“触发”远远超过已知天然地震背景上限的地震时，这个地区便会“提前”（提前多少是个问题，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遭遇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姑且假定这是“提前”，如果要认为这是“好事”，我想对它的讨论已不需要局限于自恃有什么专业背景的人群，这已进入一个普通的公众常识的范畴。
对于目前世界上公认的水库地震案例，尤其是大于6级的四个案例：中国新丰江、赞比亚卡里巴、希腊科列马斯塔、印度科因纳，已有的研究文献使用的术语既有“诱发”（induced）也有触发（triggered），而使用“诱发”（induced）的更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个案例的水库地震都突破并远远超过了当地天然地震的已知最大震级。
潘院士指出“世界上从未发生过水库能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前例”，但如果要以此得出“世界上永远不会发生水库触发8级构造地震的案例”的结论，这无论从科学思维上还是从普通逻辑上，都是难以成立的。在1962年中国新丰江发生6.1级的水库诱发地震以前,人们大概也没想到水库蓄水会诱发6级以上的强震。
潘院士指出：“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汶川大地震是由于巨大的地壳活动引起的特大自然灾害”，此一说法如果是指5.12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条件是“巨大的地壳活动”，那么可以说是“公认”的，但如果想以此证明“国际、国内地震界一致公认，5.12地震不是由紫坪铺水库触发的”，那就讲不通了，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5.12地震后，包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专家都对紫坪铺水库诱发地震存疑，并在进行相关的研究。
把对这次5.12地震经验的总结，仅仅集中于提高大坝的抗震烈度是远远不够的，尽管这也是需要的。因为如上所述，抗震烈度的依据还是已知的天然地震背景，一旦水库触发远远超过已知天然地震震级上限的强震大震，大坝安全仍然面临较大风险；另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坝安全，也会使水库触发地震的影响区域遭遇重大损失与灾难；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大坝安全，库坝区如果引发严重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仍然会对大坝以至下游构成重大威胁。因此，对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需要认真研究，对现有水电规划的布局以及区域设防（不仅是大坝设防），也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
陈院士指出，“不是所有的高坝都会诱发地震”，此话不错，但据此也同样不能推论出“紫坪铺水库不会诱发地震”的结论。原文指出，“统计资料显示，全球数十万座水库中，目前为止，普遍认可是由水库引发的水库地震事件仅百例左右，概率远小于1%。”这里隐去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对所有水库而言，水库诱发地震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然1%也不算太小），但对紫坪铺这类高坝大库而言，水库诱发地震却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据有关文献报道，世界上坝高超过200米的水库，诱发地震的比率为34％。中国坝高在100米以上，库容在100亿方以上的水库，发震比例为30%左右；此外，我国的DL/T 5335-2006《水电水利工程区域构造稳定性勘察技术规程》也指出：“我国是一个多地震的国家，地震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水库诱发地震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成为水电水利工程建设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报道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工程有25例，其中18例已得到广泛的认可，是世界上发生水库诱发地震最多的国家之一。据统计的25例水库诱发地震的资料分析，其中坝高大于100m的工程有10例，库容大于5亿m3的工程有14例，分别占25例中的40％和56％，说明坝高大于100m和库容大于5亿m3的工程发生水库诱发地震的概率较大。”
陈院士认为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一个原因是，紫坪铺水库位于龙门山断裂带的北川—映秀、江油一灌县断裂带之间，紫坪铺最高运行水位875m还没有超过北川映秀断裂通过岷江的天然水位877m，因此库水渗透对发震的北川—映秀断裂带的水文地质条件没有产生影响，它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不可能有所改变。
且不论紫坪铺的正常蓄水位曾经达到过877m，这里值得商榷的问题是：北川—映秀断裂是一组断裂带，而不是一条在地表只通过877m高程的断层，而且经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探测显示，北川—映秀断裂、江油—灌县断裂、以及它们之间的一系列次级断裂组成了一个近地表陡倾，向下变缓并交汇一个逆掩滑脱面的逆冲推覆断裂系，加上紫坪铺水库的主要蓄水区平行于该断裂系，库水与断裂系有最大的接触面积，同时库底岩石的水文地质结构具有高度不均一性，这种构造背景有利于库水向深部渗透并影响断裂特别是北川—映秀断裂的应力状态。
陈院士认为紫坪铺水库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第二个原因是，“水库地震一定属于前震、主震、余震型（评论者注：也就是说紫坪铺水库如果诱发地震，一定有明显的前震），但从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来看，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与水库水位变化不存在相关性。紫坪铺水库蓄水以后，水位虽有变化，但是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的变化。所以从蓄水前后地震监测资料的对比来分析，2005年10月1日下闸蓄水到2008年4月的2年零7个月时间，紫坪铺水库的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其发生的地域、地震的频度以及强度都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因为小的变动总是有的，就是不建水库也是在变的。”
这里的表述有模糊不清的地方，陈院士先是说水库蓄水前后地震活动性“没有变化”，又说蓄水以后，地震频度和震级都“没有显著变化”，最后又说这种变化“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前后对照，大概可以知道，蓄水前后，库盆和临近地区的地震活动的确是“有变化”的，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没有显著变化”、“处在本地区多年地震活动正常的变动范围以内”这样笼而统之的定性描述，不足以作为实证的依据，也无法让人对“紫坪铺水库蓄水与汶川大地震无关”的结论信服。当然，陈院士这是在回答记者的访谈，不是在宣读科学论文。我们期待陈院士披露和分析相关数据的研究论文的发表。
在这里，评论者倒可以引述一些说明5.12地震以前可能存在明显前震的线索，以供探讨。据四川省地震局公布的数据，在龙门山地震带南端，2008年2月17日和2月27日，在海螺沟、姑咱先后发生4.0级、4.7级地震。同年3月，泸定、康定也相继发生2～3级地震多次。2008年2月2日至5月5日，在龙门山断裂带的都江堰、彭州、江油、茂县、大邑、芦山，共发生15次1.7～3.3级的地震，特别是都江堰和江油发生密集的小震，都江堰在2月14日至15日一天内，就发生1.8～3.3级地震5次，且震中的重现性很好。江油在2月6日、2月24日、4月5日至6日多次地震，其中4月5日至6日在11个小时里发生8次密集小震，并引起公众的关注。以至《绵阳晚报》于2008年5月6日,登载题为《有感地震预示未来有强震吗》的文章,通过专家回答江油市民“前段时间江油有小震,是否意味着地震活动有异常”的问题：“实际上有感地震的多少与未来是否有强震并没有直接关系”。2008年5月12日，即汶川地震发生的当天,《绵阳晚报<“政风行风热线”一周综述>》又发表文章《市民反映问题全部办理完毕》称，5日，市地震减灾局值守“政风行风热线”时，对江油市民电话热线咨询“前段时间江油一带有感轻微地震，是否意味着地震活动有异常？”的问题，市地震减灾局有关负责人与市民联系并告知对方，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3级以上地震全世界每年要发生十几万次，这些地震中，有感地震并不多。实际上有感地震的多少与未来是否有强震并没有直接关系，市民不必有恐慌心理。
当然，上述数据和报道还缺乏和蓄水前地震活动背景的对比，而且上述数据还未包括十分重要的紫坪铺库区地震监测台网的所有观测数据，但这些信息无疑值得高度重视。
对于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的问题，地震监测部门应当将所有观测数据提供给不同的科学研究机构，进行独立的、客观的、不受利益相关方和行政指令影响的研究，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对社会公众负责的态度。在没有对各类数据进行深入研究之前，排除不同的可能性，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是不可取的。鉴于目前西南地区在诸多强震活动带上大建高坝大库的现实，紫坪铺水库是否诱发地震的研究，对于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期待事实求是的科学研究能够正常进行，其研究成果也能切实造福于社会。
14、期待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 环保要从生活细节做起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01月04日
新的一年开始了，空气清新、碧水蓝天依然是我们的追求，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依然是我们的期待。
“环保，从细节做起”，一句看上去很简单的话，真正做到却需要先进的环保理念为先导。如果您愿意从眼前起步，从细节做起，为全社会的环保出一份力，请您一道注意这些可能熟视无睹的细节——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每周少开1天车，我们的空气质量将会更好。采取拼车出行，既节能环保，又避免空驶浪费资源。多骑自行车，在健身的同时避免了汽车尾气的排放。
您是否尝试过用淘米水洗菜后再洗锅碗，或者在水龙头上装个流水控制器，节约用水一举两得？此外，用喷头淋浴比用浴缸洗澡的节省水量达八成之多。大家可以慢慢养成多用淋浴，少用或不用盆浴的习惯。
您是否了解，用开水煮饭节省热能，饭熟后要立即拔下插头？因为，当锅内温度下降到70℃以下时，电饭煲会断断续续地自动通电，不仅费电也会缩短其使用寿命。此外，在电饭锅上面盖一条毛巾可以减少热量的损失。
您平时注意节约用电从点滴做起吗？比如：手机电池充电，充满了应该立即拔掉；电视、微波炉等电器不用时，要及时拔下插头，这些举手之劳可以减少CO2的排放。
您是否习惯了不用塑料袋，并坚持使用可降解的餐盒？外出用餐是否习惯自带饭盒和不用一次性筷子？出门若带个小布包或编织袋，把大家喝剩下的饮料瓶子和纸盒子收集起来卖掉，既环保又能挣点小钱。
您在办公室习惯打印纸双面使用吗？尝试过垃圾分类吗？是否注意电池和各种磁卡类的东西不能乱扔，必须要收集处理的……
您可别小看了这些琐碎的小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注重从环保理念出发并指导自己的行为，何愁无法阻止整个地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呢。
15、后奥运时代绿色环保成为主旋律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9年01月04日
当出台燃油税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呼声，当“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厂商的技术制高点，当帆布袋成为奥斯卡金像奖派对的礼品包高调亮相，当蓝天工程成为全民共同追逐的梦想，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是时尚的代名词。
2008年12月29日，“第二届中国青年喜爱的绿色环保汽车评选”颁奖典礼在京举行。这是国内唯一一个与环保有关的汽车评选活动，也是汽车与环保、时尚之间一场别开生面的对话。
作为环境的头号杀手，汽车一直让人既爱又恨。伴随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汽车在给人们出行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汽车保有量几乎达到饱和状态，这不仅使交通拥堵，汽车噪音和排放的尾气更严重污染了环境。
2008年奥运会期间，北京实行临时的汽车单双号限行措施，使北京的空气质量大为改善，交通拥堵情况也得以好转。“绿色奥运”给北京市民留下的，不仅仅是8月份全部达标的蓝天，更是对蓝天的渴望和对绿色生活的企盼。
实现全社会的节能减排，必须从源头抓起，也就是从汽车的节能减排抓起。庆幸的是，在岁末之际，节能减排方面的政策措施“捷报”频传：酝酿了长达14年的燃油税即将开征；有关部门正在酝酿减免1．6L以下排量车的购置税；另外，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和销售的相关政策也在研究中，有望今年出台。
尽管国家在“抑大扬小”方面做了不小的努力，但效果并不明显——小排量车市场的不断萎缩和大排量车型的快速增长成了反向指标。环保对于汽车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都处于“发扬风格”的萌动状态。尤其对于汽车消费最集中的青年群体，缺乏对环保汽车的常识性认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青年喜爱的绿色环保汽车评选”就更显得意义深远。
“我国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汽车使用国，却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耗国。我国单车油耗量比美国高10％~20％，比日本高一倍。因此，能源紧缺成为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必须面对的难题，汽车节能消费应当成为一种主流。”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曾表示，面对气候变暖和空气质量问题，中国汽车企业要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技术研发水平，走“绿色制造”之路，实现企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也就是说，对消费者来说，节能环保意味着绿色出行，使用小排量汽车；对汽车企业来说，则意味着不仅要生产绿色汽车，而且要实现绿色制造。绿色制造涵盖汽车设计、生产制造、使用、维修最后到报废回收全方位领域，目的就是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从产业链的每个环节着手，一个绿色工厂要生产出来绿色的产品。尽管会导致成本的增加，但采用新的技术，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来说将是一个良性循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这样表示。
16、《怒江故事》：被歪曲的怒江故事
丁远方
——一个不知道屁股坐在哪里的环境节目
看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绿色空间》栏目2008年12月8号到12号连续播出的5集系列节目《怒江故事》，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我震撼于，一个以环境教育为宗旨、以“绿色”为理念的电视栏目，如此热情洋溢地、大张旗鼓地、明目张胆地、不留余地地为在生态资源极其丰富同时及其敏感脆弱的“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所在的怒江流域拦江筑坝鼓与呼；我震撼于，一个号称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的科教节目，在已经争论五年之久的“怒江建坝”议题上，完全不顾媒体基本的“平衡报道”原则，一屁股坐在了力主水坝上马的水电建设部门和当地政府一方，苦口婆心地、循循善诱地、广征博引地、言之凿凿地引导观众、说服观众，灌输观众，使观众信服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怒江干流上建水利发电站，不会伤害环境，不会影响世界遗产保护地，不会影响土著文化，不会灭绝怒江地区的植物和动物，不会安置不好移民，不会让移民没房住没饭吃，总之，所有环境保护人士和一些专家学者担心的、争论了五年之久的问题都不会发生，而只会帮助当地政府和人民修桥筑路、创造就业、改善住房、通水通电、增加税收、摆脱贫困、共同富裕奔小康。
如果真能这样，那该多好。
但是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是因为这个系列节目没有站在中立、客观的立场上，为我，一个观众，提供关于怒江争论的尽可能丰富、全面的信息，而是选择信息、过滤信息，甚至提供错误信息；我不相信，是因为这个系列节目的出发点不是为了提供信息，提供多方观点，让观众自己来判断怒江争论的是与非，自己得出怒江是否应该建坝的结论，而是千方百计地要灌输我，说服我，让我接受它提供的观点；我不相信，更因为，它提供的观点，不是为环境、为生态、为长远发展考虑，而是以改善当下贫困为借口、主张立即上马水利发电站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与水利部门和当地政府的现实利益相一致的。
一家媒体，一个栏目，一个节目，专门为某一个部门、某一个集团的眼前利益而发声，这种声音，又有多大的公信力呢？
一
节目播出后，关于此节目的“作品研讨会”马上由云南省新闻学会和怒江州政府主持在云南省召开。与会者“一致认为”，该片“客观地反映了各方所持的观点，揭示了保护“三江并流”、世界遗产与开发水电、促进当地开发建设并不矛盾的关系。”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对这个节目的评价是，“它以丰富的画面，真实的声音，权威的诠释，对几年来在怒江新建水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焦点热点问题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和结论。”
客观反映，权威诠释，全面总结。果真如此吗？
怒江争论的发端，始于2003年8月，由云南省怒江州政府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规划报告》通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持的评审。这意味着，怒江中下游流域两库13级、全面的水利开发、设计装机容量超过了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超大项目上马在即。就在此时，一些专家学者和环境保护者发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条原生态江”的呼吁。他们认为，怒江具有经济价值之外的宝贵的生态价值，水电工程上马，必然危及世界遗产，对环境造成重大伤害，十数万移民的安置也会造成社会不公，对土著文化造成冲击。此后，各方学者、多家媒体、民间人士、中央和地方的政府部门、下游国家非政府组织、怒江所在地民众纷纷卷入“怒江要不要建坝”的争论。连温家宝总理也作出了“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批示。
正如《怒江故事》节目中所说，从来没有一个水利工程，引起这么广泛的争论。然而在这个号称“对几年来在怒江新建水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焦点热点问题做出了全面的总结和结论”的电视片中，却一句也没有提当年引起争论的“两库13三级”的方案，而以“一库四级”方案取而代之。要知道，这个所谓“一库四级”的水利开发方案，正是在反对怒江建坝舆论的强力呼吁下，在对怒江全流域水电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未获国家环境保护总局通过的压力下，水利部门不得已而提出的折中妥协方案。不用说，“一库四级”方案选择的坝址离世界遗产地比较远，比原来的“两库13级”方案对世界遗产地的影响要小，择址地的移民的矛盾也不如原来那么突出；但是，如果这个节目用“一库四级”方案产生的影响，来为“两库13级”方案所产生的争论辩护，其移花接木、避重就轻、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意已昭然若揭。
而事实上，这种折中妥协方案，只是一个权宜缓冲之计。水利部门从来没有放弃“两库13级”的全面开发方案。 “一库四级”不过是先期工程，后续的多级水坝还将陆续上马。到那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不论造成怎样的环境伤害，不论反对的声音有多强大也没有用了。承担后果的，只能是当地人民和怒江地区脆弱的环境。
这样的节目，何来客观？哪里全面？
二
的确，《怒江故事》提到了所有引起争论的方面：世界遗产地保护、生态水文保护、移民权益、土著文化，等等。但是，“提到”并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权威”。
以下，我列出了5集系列节目里采访的所有专家、学者和官员：
徐锭明，字幕上打出的是，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主任，但他还有另外两重身份：国家能源办副主任，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局长。
张博庭，网上用名“水博”，中国电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这个群团组织过去隶属于国家电力公司，现在挂靠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而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的下属单位，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正是怒江水电的主要规划单位之一。
顾洪滨，中国水利水电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杨永平，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陈小勇，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
侯新华，怒江州州长
杨灿章，云南省移民开发局局长
刘云，云南省三江并流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
八个人中，水利部门官员和当地相关政府官员占4人；水利部门专家2人，其他专家2人。众所周知，水电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正是力挺怒江工程上马的一方。果然，在采访中，所有这些人人都强力支持怒江水电工程上马。所谓反对的声音，只不过是这些支持者们讨伐的靶子。
这样预先设置的观点，这样偏颇的采访对象选择，只能作出怒江电站必须马上上马，再也耽误不得的“全面总结”。
甚至当讨论到“怒江流域水电开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这一近期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时，没有采访环评报告的主管部门、国家环境保护部的有关官员，而由水利专家代为回答。而那位水利水电部门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就为什么不能让公众参与环境评价的问题，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拿一个水生生物的报告，让老百姓去参与去，他怎么参与啊？这样的意见只会造成我们将来决策的失误。而不是说对我的这个规划，它有什么好的帮助。”
难道这种蔑视民众参与权利、甚至蔑视公众智力的言论，就是本节目给出的“权威诠释”吗？
只有中科院的两位学者，算是真正中立的学者。而恰恰是其中之一的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那位年轻的鱼类研究者，迟疑地、谨慎地表示，一库四级开发，还不至于造成土著特有鱼类的灭绝；但是如果是全流域开发，“那就非常严重了”。而当地政府和水利集团考虑的，恰恰是要中下游全流域地开发水电。
三
有人说，在水利工作者眼中，见到一条河，马上想到的是给它建上坝。不然就是浪费，就是白白流淌。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实情。但是，水利集团修建水坝，“环境”肯定不是他们的第一考虑。然而，一个媒体的环境记者不应该不首先考虑到环境。一个环境教育栏目，不应该不首先考虑到环境。本节目播出之后，网上开始热烈讨论“屁股决定脑袋”论。但是，我实在想不出，这个国家电视台环境教育节目的创作者们，屁股为什么要坐在另一方。我也实在不愿意以小人之心进行无谓的猜测。
其实，怒江干流是否上马水电站的争论，本是一个绝好的对公众进行环境启蒙、环境教育的案例。
所谓怒江建坝之争，表面看，是水坝建设的利益部门和一些提倡环境保护的学者、民间人士之间的争论。在媒体上，似乎主张保护怒江的一方更多正面形象。但事实上，这种争论，是对怒江是“单一的经济价值”还是“多元的生态价值”的不同认识的结果；是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部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争论。以前，为了发展，为了建设，环境是可以牺牲的；但是，由于一味发展导致了环境的持续恶化，带来了众多的教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才认识到，保护环境，也是为了发展，是为了长远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这是一个环境意识不断苏醒的过程，是一个权衡的过程。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在是否开发水电的问题上，怒江本身面临着长远利益的环境保护与当前摆脱贫困的两难的困境。怒江争论反映的正是这种困境。从这种困境中走出来，需要的是民众的参与，科学家的严谨调查、决策者的智慧和远见。媒体在其中，扮演的应该是理性、全面、公正、客观的信息提供者的角色。远见、
如果，《怒江故事》能够把五年怒江争论的多方观点诚实地表达出来，如果能够向观众呈现出立体的、多层面的信息，如果能够引导观众深入分析争论双方的实质所在，让观众深入地领会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的两难处境，那对公众该一次多么好的环境教育。
从收视率的角度来说，不同观点的争论过程也比单方面的说教要好看得多，更容易吸引观众。
最重要的是，媒体保持公正客观，给争论的双方平等的话语权，是媒体公信力之源，是媒体的立身之本。
可惜，《怒江故事》没有这样做。深深遗憾的同时，我不得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