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3
十二月二十二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2008年12月19日－28日江河十年行之云南行系列报道：
1、2008江河十年行云南之（一）一——行走在程海断裂带上
环境资讯：
2、新华网： 2010年前我国将投入逾百亿元治理水体污染
3、中国环境报： 松花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启动
4、人民日报海外版： 4万亿投资惠及环保
地方信息：
5、山西日报： 山西“零点关停”行动:年底还污染 关停没商量
6、新华网： 青海：黄河水取用有指标 不再“想用就用”
环保人物：
7、网易： 廖晓义——一个中国公民
环境曝光：
8、生活新报： 昆明电化厂污染滇池屡罚不改 挂牌督办仍不改
环境保护发展系列报道五：
9、中国环境报： 环境保护发展之法制篇 修典明法三十年
深度报道：
10、南风窗： 后三峡时代：地质灾害与二次移民
11、瞭望东方周刊： 江苏邳州儿童铅中毒调查:村民怀疑企业污染所致
12、新华网： 一条跨省“山水画廊”该由谁来保护？
环境时评：
13、新京报： 看德国人如何用水
14、大河网： 跪求是一种羞辱
15、中国环境报： 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怎可忽视?
1、2008江河十年行云南之（一）一——行走在程海断裂带上
文图/汪永晨
江河十年行第三年的云南江河考察开始了。我们从攀枝花一下火车，第一次来攀枝花的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里的空气中有着浓烈的气味。而就在我们的嗓子已经感觉到了不舒适的时候，车窗外看到的是马路两边路灯上悬挂着的标语：保护碧水蓝天，共建绿色家园。
今年十月我们江河十年行走四川时我们走到攀枝花，正赶上这里在迎接全国卫生城市大检查。那次空气质量的指标如何我们不知道，但起码不像今天这样每一位都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从攀枝花开始，金沙江中游就开始了一库八级电站的修建。今天我们要去两个电站，观音岩和鲁地拉。观音岩离攀枝花不远。我们的车开到了一个山上正在冒着滚滚的黄烟的地方时，同行的地质学家杨勇叫停了车，告诉我们观音岩坝址就在这里。
杨勇站在观音岩还在做前期勘探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大江两边的大山，让这位地质学家很担心的是，金沙江中游的这段大江，正处在程海和安宁河地震断裂带上。在这地震断裂带上，上世纪九十年带发生过两次地震，一次是94年丽江的7.2级地震，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再一次是96年4.9级地震。
今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中国的一些专家、学者、记者和民间环保人士曾联名写公开信，希望对西部目前在建和将建的电站重新进行科学评估。可是这封信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而且，在这样的地震断裂带上建坝的施工进度一点都没有受到影响。
这次中科院植物所的首席研究员蒋高明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站在这金沙江的干热河谷边，这位植物学家和记者强调最多的是，在地壳变化中，2000年才能形成一厘米土。而建电站，淹两岸，这些成千上万年才形成的土壤就要被冲到太平洋里去了。
走出观音岩，我们的车继续在金沙江干热河谷里穿行。一身冬装的我们开始一件件地脱起衣服来，路边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女士，引起了车上的注意。车窗外的山、田、树也让我们靠窗坐的人，不时地按着快门。
杨勇是攀枝花人，他说前些年攀枝花修二滩等电站，建了三个大的水泥厂，这些年四川攀枝花的电站修的差不多了，水泥厂也不景气了。云南丽江的几个电站开始大规模修起来，修电站就要用水泥，云南又开始建起了一个又一个水泥厂。这种污染、这种重复建设使得四川、云南这本是那么美丽的地方，旅游有着无限美好前景的地方，现在却要么烟尘滚滚，要么厂房闲置，要么大河被拦腰截断。
每次江河十年行车上，都是我们的课堂。地质学家讲地质，水利专家讲水利，植物学家讲植物。今天就在蒋高明给我们讲着地震上的十大生态系统，讲着湿地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知时，我们的车停在了这片裸露着河床的金沙江边。
杨勇说，现在的水少有季节的原因，也有前些年这里曾有过较疯狂的淘金的因素。以至于离这100多公里以外的攀枝花饮用水都受到影响。淘金破坏了水质、水流，因为洗金时要加入水银，所以这种污染对人体的健康还有着极大的伤害。终于，这种疯狂被叫停了。
这次到云南之前，我们见到过鲁地拉水电公司的人。他们告诉我们，为了移民，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移民的理解。所以今年的江河十年行，对移民的采访，仍然是我们很重要的内容。
今年因为四川和云南分着走了，我们可以更多地走走这些年来引起人们关注的电站，鲁地拉也是我们新到的一个地方。
在公路上，我们和这位老乡随便聊了几句发现，其实移民的问题并不像我们在北京时听到的那么简单。这位云南省永胜县片角乡下六村的村民告诉我们，2005年就有人去量了他们房子，全村的人都知道这里因为修了鲁地拉电站要被淹了。可是淹了后怎么补偿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用他的话说就是：被蒙在了鼓里。
这位老乡说，他们所在的金沙江河谷里的水田一年光一季水稻就能打200多斤。还可以产600斤麦子，800斤玉米。产量都不少。这里的人靠种粮食就能活得很安逸。可是现在天天说要搬要搬的，让我们活得人心惶惶。
这位农民说，他本来在外面打工，一年也挣不少钱。可是自从知道家里要被淹了后，家里人一天到晚给他打电话，快回来吧，要被淹了。他问我们的记者，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呀。
我想，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会告诉鲁地拉水电公司的人，云南省永胜县片角乡下六村村民们的担忧。那么在他们做的那么多水电移民的工作中，能不能也把农民的这些忧虑消除一下呢。
走进鲁地拉电站所在的大峡谷，我们在这里停了车，同行的一位没有到过这里的人说大山真漂亮。而我的镜头却锁定在了峡谷的两岸。大江的两岸，一边是绿色，一边是黄色。绿色的是自然，黄色的是人为，是我们人类向自然、向江河索取时的前期准备。
杨勇2005年到过这个大峡谷，那次他是坐着船漂流进来的。这次看到的峡谷和他三年前看到的不一样。
站在岸边，杨勇指着对面的大山说，这样的山形叫倒转折皱，大山的这种构造属于易碎山体，同时也会引起新的造山运动。
这样的大山的折皱，是地质活动极为活跃的地方。这样的山沟，是大山活跃后留下的痕迹。今年6月9日的鲁地拉泥石流曾经使9个人失去了生命。而我们眼前见到的已经使大山成了这样的电站建设，还没有通过环评。
蒋高明是位植物学家，这次看到眼前把大山破坏成这样的建设项目竟然还没有通过环评。这让他一再问杨勇，四川的水电站像这样还没有通过环评就施工到这个地步的还有吗？
2008江河十年行云南让我们看到了金沙江一库八级中的第一个电站观音岩，看到了还没有通过环评但已经让大山改变了模样的鲁地拉电站。这两个电站的施工状况，让几个第一次接触、看到在峡谷中建大坝的记者和导演、作家用了这样词：触目惊心。
天黑了后，我们在街边的小餐馆吃饭。得知老板的家也要被鲁地拉电站淹没。鲁地拉在紧张施工中，这户家都快要被淹了的老乡却也说不知道怎么给他们补偿。而坐在一旁的一位大理到这来打工的人却说，其实政府在街上贴出了告示，一亩地的补偿是2万5，一座砖木结构的房屋一平米的补偿是350元人民币。但是搬到什么地方去，到是没有说。
明年我们还会再找找这户人家，不知那时他们的家会在哪儿，也不知道明年我们还能不能再在他家开的小餐馆里吃今天吃的羊肉汤。
2、新华网：2010年前我国将投入逾百亿元治理水体污染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21日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２１日电（记者孙玉波）记者近日从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获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十一五”计划（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０年）已编制完成。按照这一实施计划，这期间水专项总资金投入为１１２．６６亿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谈到，中国已加大对水污染控制与治理综合技术研究和示范的资金投入。国家有关部门正以“三河三湖一江一库”为重点研究区域，开展关键技术研究、技术集成和综合示范，以太湖为流域层面开展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综合技术集成和示范的试点，推进协同治水与产学研相结合。
水专项“十一五”期间拟启动３３个项目，２３８个课题。总经费预算为１１２．６６亿元。２００８年已启动２１个项目，１０５个课题，启动课题数占课题总数的４４．１％。２００８年度安排国家拨款经费６．５５亿元。
3、松花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启动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12-22
松花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污染问题调查和评估项目日前在黑龙江省启动。
为推进我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工作的深入开展，环境保护部决定率先以黑龙江省为试点开展示范项目，组织开展对松花江流域水体POPs污染问题的调研，并对当前水污染防治政策法规对POPs的管理效率进行评估。项目的实施旨在为水体POPs污染防治战略的实施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支持。
据悉，我国将在未来数年内出台90多项有关POPs污染防治的标准规范，并通过国际合作项目推动国内履约工作的开展。目前已经在广东、陕西等省市启动了履约能力加强示范工作，并计划对重点流域重点环境介质中的POPs防治进行研究。
4、4万亿投资惠及环保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8年12月20日
在国家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安排的4万亿元投资中，尽管直接投向生态环境建设的为3500亿元，但其整体产生的环保效应却是无法计算的。
在4万亿元投资中，保障性安居工程占2800亿元，农村民生工程和农村基础设施占3700亿元，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建设占18000亿元，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占400亿元，生态环境投资占3500亿元，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占1600亿元，灾后恢复重建占1万亿元。
从这一投资结构中不难看出，国家对这笔投资的导向非常明确，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投资，更没有“两高一资”的投资。不仅如此，对于今年第四季度增加的1000亿元中央投资，国家也设定了明确的准入门槛，必须符合产业政策和准入标准，必须符合土地、环评、节能等各项条件，严格防止新增中央投资用于“两高”行业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
从具体的投向来看，对环保将产生影响的，绝非仅仅是投向生态环境的3500亿元。在农村的投入中，投资将为新农村建设增加活力，对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环境，推动建设环境优美乡镇等，无疑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在灾后恢复重建的投入中，按照国务院发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投资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遵循优化城乡布局、人口分布、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也必将对强化灾区环境保护产生巨大作用；而用于自主创新结构调整的投资，更将直接通过科技能力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加快转型，对环境保护产生深远影响。
国家的投资导向和规定，再一次向人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环境与经济已高度融合。在当前的形势下，无论是出于保护环境的需要还是出于未来发展的保障，都必须将环境作为基础性生产要素对待，使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经济建设投资相互融合，既要使环保投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又要使经济建设投资有利于促进保护环境，从而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5、山西“零点关停”行动:年底还污染 关停没商量
来源：山西日报2008年12月22日
本报讯（记者张隽波）12月16日，记者从省环保局获悉：我省纳入“零点关停”行动的9208家重点工业污染源中，已有90%建成环保设施，对到年底还不能按期完成全面达标任务的工业企业，将采取“零点关停”行动，坚决予以关停。
2006年和2007年，我省先后出台了《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源治理办法》和《山西省重点工业污染监督条例》，规定重点工业污染企业应当分期分批安装污染防治设施，2008年底前实现污染物达标排放，逾期未完成、未实现全面达标，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制形式，一律予以关停。
为扭转我省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省环保局选择重点市县、重点行业、重点企业作为突破口，依法对焦化、冶金、煤炭、化工、电力、耐火等六大重污染行业进行集中清理整顿，累计关停各类违法企业和设施5000多个。加大环保治理投入，2006年和2007年，全省环保投入达225.7亿元，其中工业污染治理投入121.8亿元。今年上半年，已安排约2.2亿元省级环保资金用于污染治理项目，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硫约4.12万吨，化学需氧量约1.86万吨。同时充分利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为93个市、县级环境监察机构配备了74辆环境监察执法车辆，2070台（套）执法装备，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污染的治理进程。
6、青海：黄河水取用有指标 不再“想用就用”
来源：新华网2008-12-22
１２月１９日电 记者从青海省水利厅了解到，青海省黄河流域各州、地黄河水取用量已有细化指标，不再“想用就用”。同时，对超指标申请取水、修建取水工程的州、地，将不得再审批新增引黄取水项目。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在青海省内流域面积１５．１２万平方千米。由于黄河流域在光热条件等方面的优势，青海省一半以上的人口、耕地和ＧＤＰ总产值都集中于此，黄河流域的取用水量一直较大。
“２００７年青海省实际用水３０亿立方米，其中黄河流域用水就占了２０亿立方米。”青海省水利厅水政水资源水文处副调研员张智民介绍说，按照１立方米用水耗水０．６立方米计算，黄河流域耗水量已接近１９８７年国务院分配给青海省１４．１亿立方米的耗水指标。
张智民说，为了加强黄河流域水资源精细化管理，水利厅于２００６年展开调研，于近日完成《青海省黄河取水许可总量控制指标细化方案》，规定了青海省黄河流域各州、地额定耗水指标，为青海省黄河流域用水总量控制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照《细化方案》规定，青海省黄河流域各州、地在今后的申请取水和修建取水工程时，均不能超过这一指标的规定，对新增引黄用水需求的，必须通过取水权有偿转让获得取水指标，方可取水。
7、廖晓义——一个中国公民
来源: 网易2008-12-22
上天安排廖晓义和四川结下了不解之缘。
就像预先画好的一个圆圈，30年间，背负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游历了世界五大洲之后，廖晓义再次回到了生她养她的故乡。这个年过半百的瘦弱女子，要依靠民间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一个理想家园。
她是一个哲学硕士，一个环保志士，但今天的她更愿意称呼自己为：一个中国公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理解这个看似普通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所期待的公民社会尚在成长之中，我们所倡导的公民精神尚在培育之中。
那么，廖晓义又是如何在30年间领悟这一切的呢？
2008年6月，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地球村的负责人廖晓义来到地震灾区。灾难给她的家乡带来了巨大的创痛，也把一群素昧平生的人带到了这里。
被这些志愿者所感动的廖晓义说：我觉得在5·12汶川地震以后，整个中国民众都发动了的感觉，那个时候，真的是让我看到了一种公民参与的力量。
在被称为中国公民社会元年的2008年，无数志愿者从四面八方来到四川灾区。此前他们的社会身份各不相同，他们的生活方式各不相同，他们的财富能力各不相同。但在2008年5月，并没有任何人发出任何号令，他们把平日里放不下的都放下了。
在几乎被震毁了全部房屋的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大坪村，廖晓义想要建起一个生态家园。她给自己的这个梦想取名为“乐和”。
乐和家园，包括绿色生计，就是建立乡村的生态经济；绿色生活，建设乡村的生态民居；绿色伦理，建立乡村的公共空间，包括文化活动、书院、活动站等；还有绿色参与，建立村民自我管理的生态协会；绿色养生，建立能够弘扬中医文化的乡村诊所；绿色安全，是包括从山体保护、水源保护到垃圾分类的整体的环境管理体系。这是廖晓义的生态文明理想。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生态文明这个概念对于20年前的廖晓义来说，还是一个前所未闻的陌生名词。1988年，朋友方玲的一篇论文，在她的生活中掀起了波澜。
方玲认为环境跟人的活动之间应该找到一个平衡，人类需要与环境友好相处。这个在今天已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在经济快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显得势单力孤。方玲同学的论文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但有的时候，能影响到一个人也许就够了。
那是廖晓义第一次了解到西方工业文明给地球造成的灾难，而且是毁灭性的灾难。那个时候廖晓义开始对西方文明的走向发生了动摇和怀疑。
1993年5月，廖晓义飞赴美国，在这个千万里之外的国度，廖晓义看到了一种新生活，很多民间环保组织在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发挥作用的中间，人们也在收获幸福。
1995年，廖晓义回国。第二年3月，一个将对未来十几年的中国环保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民间组织——地球村问世了。
1998年，廖晓义做出了一个即便在今天都会让很多人觉得无法理解的举动。她填写了《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在理由一栏里她写道：留在中国搞环保。
多年以后，廖晓义这样说：“中国就是我的家，我就是这块土壤里边的一粒种子，最后你得回到这块土壤。我回国来的这些年，我确实觉得很充实、很饱满。”
自2004年开始举办以来，“可持续能源记者之星颁奖典礼”已成为北京地球村每年一度的重要节日。受到奖励的是在能源领域进行专业报道的优秀媒体记者。国际能源署署长田中伸男先生的到来，让2008年的颁奖典礼显得格外隆重。
就在环保人士们聚会的时候，廖晓义接到了一个令她焦虑不已的电话。电话来自四川，她正在筹备中的乐和家园遇到了大麻烦。在她已经选定建造乐和家园的大坪村，有人正在山上开山炸石。生态被破坏了，生态家园还怎么做呢？
廖晓义压抑不住激愤之情，在主持论坛时她潸然泪下：“今天来，这是反战，反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反的也是人对自然的战争！”
第二天，廖晓义飞赴四川大坪村。
与矿主的直接交涉毫无成效。廖晓义又找到了通济镇党委的领导，商谈关停石灰矿的事。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个无权无职的平民百姓已经能和一方政府的官员坐下来平等对话了。
廖晓义认为，生态文明是在灾后重建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和一个不可持续的，最后形成一堆矿区废渣的做法比起来，要在这里面做一种权衡和选择。
但作为地方父母官的镇领导考虑的却很实际：两边的稳定性我都必须注意；两边的生计我都必须思考。能不能找一个平衡点呢？
石灰矿开采是当地的一项重要产业，它关系着很多人的现实生计；而生态问题毕竟不会立竿见影地体现在柴米油盐上。类似的两难抉择是中国许多地方面临的共同问题，也是环保活动家廖晓义经常遭遇的困境。
商谈没有结果，矿山还在继续开采。但廖晓义没有放弃。十多年从事环保的经历已经磨练出她的韧性。她知道：要改变人的观念，从来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早在1996年，廖晓义创办的地球村就开始了垃圾分类试点和绿色社区的实践。
现在廖晓义已经不记得在四年的时间里，自己和同伴们到底重复了多少次同样的话，也记不确切，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看他们的目光变得友善和理解。
他们就这样打开了一扇通往公众的大门，也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影响公共事务的力量。
2000年时，正在第二次申办奥运会的北京市把建设绿色社区写进了申奥报告，并作为一项政策颁布实施。
廖晓义和地球村随着之后的一次次环保行动而渐渐为世人知晓。
像追寻信仰一般执著于事业的廖晓义，已经学会前进的策略。
廖晓义觉得她正在努力地学习传统的像太极这样一种智慧，想要开矿这样一种既不环保也不健康的产业尽快停止，就应该尽快地推动其他的像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手工业这样一些绿色生计的产业能够起来，这边一起来了以后，那种不可持续的像石灰矿这样一种产业，自然就会被替代。
廖晓义打算首先扶植传统的手工业以代替石灰矿开采，然后按环保理念统一规划，在大坪村建起一批生态民居。她就这样向所有的村民一遍遍地解释自己的计划。
有时候，能影响到一个人就是成功。
村民们开始自发地聚在一起。他们商量着，准备清理好地震的废墟，把可以用来建生态房屋的木头先收集起来。对大老远跑来帮助他们的廖晓义，他们信任她。
2000年6月，在创办地球村4年后，被称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环保人士”的廖晓义获得苏菲环境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得到这个有着“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国际大奖。
评审会对廖晓义的评价是：永远不知疲倦地推动中国公众参与环保运动，并卓有成效地提高了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鼓励他们改变生活方式。
一个人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里，廖晓义和无数个中国人回答了这个问题。
2008年时，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已有3000多家，其他各种民间组织和不同领域的志愿者也在悄然壮大。
一个公民社会开始孕育生长。就在廖晓义为乐和家园寻找资金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已经行动起来了。
有人这样写道：“在我的人生经历中，这些情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这正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孕育的公民意识在中国大地的觉醒吧。”
2008年9月，廖晓义又一次来到大坪村。这一回，她带来了两家大型基金会为乐和家园提供的200多万元建设资金以及她从西安、昆明、成都等地请来的建筑专家。在这里，他们的名字是志愿者，他们的身份是中国公民。
根据廖晓义和建筑专家的预测，到2009年夏天，乐和家园的生态民居将全部完工。到那时，以刺绣产业、生态旅游为支柱的生态经济也将初具规模。
乐和家园的建设开始了，但是，大山上石灰石矿的开采还没有停下来。
廖晓义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决定在山上的帐篷里长住下去。
廖晓义似乎从来都不缺乏决心和信心。因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她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是一个人。 (本文来源：网易 )
8、昆明电化厂污染滇池屡罚不改 挂牌督办仍不改
来源：生活新报2008年12月22日
污染滇池屡罚不改 挂牌督办仍无所畏惧
昆明市电化厂（以下称电化厂）原本是国有企业，1997年因亏损停产，1999年引进韩国资本后，起死回生。但是，虽然韩国的锦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称锦洋公司）注入了资金，但设备还在使用电化厂早已经老化、落后的生产线。从2000年开始，关于电化厂环境安全事故的报道就不断，去年被昆明市环保局挂牌督办，前天，锦洋公司还在向昆明市环保局做报告，而就在他们报告的同时，从厂里排出的高浓度酸性废水还在慢慢地流向滇池。
泛泡沫的黄水流向滇池
清晨八时许，锦洋公司的烟囱冒着滚滚浓烟，工厂被雾气笼罩着，轰隆隆的设备声从工厂里传出来。工厂旁边有一条水沟，看起来很久没有水在这里经过了，只有从旁边农田灌溉渠里流出的水，在水沟里汇成小溪，潺潺地向下流去，流向运良河。
过了这道“小溪”就是工厂的背后，此时就能闻到一股刺激气味。围墙之外，一池红黄色的废水上漂着黄色的炮沫，越靠近这个水池就越感觉刺激气味浓烈。几根从围墙里面引出的水管搭在水池边缘上，从水管下面的炮沫看，这里刚刚排过水。水池是由红砖垒起来的，并不高，表面已经被严重腐蚀。这个水池距“小溪”只有两米多远，没有任何隔离设施，下到“小溪”的土坡下，一个小小的水潭装满了黄色的水，坡上渗出的黄色液体还在不断地滴进小水潭。小水潭的水满，溢出的黄水，流进“小溪”，浑黄的水与清澈的灌溉水相遇，显得格格不入。
烟灰飘进鱼塘天热鱼就死
将近9点钟了，因为工厂大烟囱冒出的烟遮住了阳光，天还是有些暗。工厂的旁边有很多鱼塘和农田，三位农民站在田梗上看着锦洋公司的大烟囱，猛吸着手上的烟。
李汉民是外地人，1999年从自卫村承包了6亩鱼塘，开始想象着卖鱼的时候自己手上数着大叠钱的样子。他眼前是一片光明，根本没看到对面竖着大烟囱的化工厂。李汉民每天都要带着狗在鱼塘边巡视，看着鱼塘里的水他总觉得里面漂着一些黑色的东西，于是他开始观察，是黑灰，像东西燃烧后的黑灰。这时他才发觉对面一直矗立着一座大烟囱，并且每时每刻都在冒着浓烟。他怀疑烟是从大烟囱那里飘过来的。
夏天到了，天气热了起来，一天气温有些高，李汉民的鱼突然死了成百上千条。几天里，鱼死几百斤，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找不到原因的他对此束手无策。天气稍微凉爽时，鱼塘也是安静的，天气热起来的时候，鱼又死了几百斤，10年过去了，每年夏天李汉民的鱼都要死上一两千斤。他把这归咎到大烟囱里飘出的黑烟，“都是化学物质，肯定天一热对鱼的刺激大，鱼就死了。”他为此找过锦洋公司，但是，没得到任何说法，“我是外地人他们不理，上次他们污染到庄稼都死了，农民都得到赔偿了，就没给我。氯气泄露的时候，每个农民都赔偿了，也没给我，我是外地人。”李汉民蹲在鱼塘前，看着大烟囱喃喃地说：“一年赚不到万把块钱，损失都要损失一万五六。”
滇管取样“手有点麻”
就在记者采访的同时，接到群众举报的滇管局综合执法人员也来到锦洋公司进行调查。三名执法人员才一下车就连声：“太呛了！”走了一段路，其中一名执法人员开始咳嗽起来，说：“我脖子疼，太呛了。”
几名执法人员来到工厂的背后，查看了一翻，这时水池边的水管正在向水池内排放着废水，粘稠的炮沫在水流下翻滚。浓烈的刺激性气味呛得人不敢呼吸，眼睛也感觉有写辣。执法人员叫来了锦洋公司副董事长、电化厂厂长王晓东。王晓东说，这个水池是厂里的废水处理池，他们已经对废水处理池做了一些响应的措施。在王晓东的面前，执法人员对工厂围墙外水池旁土坡渗出的水进行了取样。执法人员很谨慎，但是，取样过程中手还是难免被浑黄的水浸湿了，取了样之后，这位执法人员就看着发红的手说：“我感觉手麻了。”
看着执法人员取样，王晓东赶忙说：“我们已经堵了，这是没堵好漏出来的。”执法人员去了样对王晓东说，他们将对水样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如果显示确实是他们厂里渗出来的，将要进行相应的处罚。“一小口水嘛，还要处罚。”王晓东想要辩驳，但是，听到执法人员说，这些水会流向滇池便不说话了。
预处理池无任何防漏措施
据电化厂厂长、锦洋公司副董事长王晓东说，工厂背后的这个水池是厂里的废水处理池，厂里生产液氯、烧碱、盐酸的废水要在这个水池里用碳酸钙中和。在记者的询问下，王晓东表示这个废水处理池现在已经废弃了，没在使用。听到执法人员说，刚刚水管还在排放废水，王晓东才又说，排放的废水是在这个水池里进行预处理，这是废水的第一道处理，中和之后还要抽回到围墙里的三废处理池进行第二道处理，然后再到废水处理站进行第三次处理。
“现在还是旱季，要是到了雨季，雨量大的时候，这些废水肯定会漫出来。”看着低矮的池沿，被严重腐蚀的池壁，执法人员说到，“你这个处理池怎么能在外面，还是露天的，一点防漏措施也没有，肯定要渗漏出去。为什么不放在里面呢？”面对疑问，王晓东解释说，这些都是老设备了，这个厂已经几十年了，设备也都很老了。
这是第一道处理，而王晓东所说的第二、第三道处理设备也并没看到在使用。在锦洋围墙内的三废处理池察看时，执法人员说，这个处理池连个仪表都没有。而在一大堆被王晓东称为建筑垃圾的垃圾堆上，可以看到上面随处可见泛着黄绿色的垃圾，王晓东开始说，这是废渣，执法人员追问其是什么废渣时，他又叨念了几句“废渣”之后，改口说是建筑垃圾。而“建筑垃圾”内低洼处，也是红色的废水，旁边堆着红色的废渣，王晓东说，这是冲洗电解槽的废渣，而面对执法人员“怎么可以这样露天地堆放在院子里”的质问，王晓东不能回答。
屡遭处罚挂牌督办仍不改
王晓东说，昆明电化厂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成立了，由于企业经营不善，1997年的时候停产了，企业面临着倒闭。1999年的时候，韩国一家企业进入电化厂，与电化厂合作成立了昆明锦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韩国占75%的股份，电化厂以设备等入股占25%的股份。后面因为历史欠债太多，电化厂再次面临破产，锦洋公司出资将这次债务纠纷平息了，为此电化厂将所持的25%股份也交给了锦洋韩国方面。昆明锦洋公司成了100%的韩国公司，电化厂只是向锦洋出租土地、厂房和设备等。
王晓东承认，锦洋公司成立之后，由于城市的发展已经不适合在现在的厂址继续生产了，锦洋面对着很的环保压力。因为环保问题，锦洋被处罚了3次，2004年的时候，因为氯气泄露，陈家营村全体村民住进了医院，公司赔偿了几十万。
其实，事情还远不止王晓东所说的这些，2000年，锦洋发生氯气泄露，300多名村民中毒，锦洋承诺赶制一套碱吸设备，以确保氯气不再泄露。但是，2004年的氯气泄露还是发生了。2006年，省、市环保局将锦洋列为重点污染单位，重点检查。2007年，锦洋因为排污向附近村民赔偿，执法人员检测时，中毒住进医院。这一年，昆明市环保局将锦洋“挂牌督办”，要求其改正环境工作中不安全的地方。
前天，锦洋正在向环保局做“挂牌督办”的报告，报告中言之凿凿地承诺“落实责任、严防死守，确保环保和安全，做到万无一失”。而昨天，就是报告做出的第二天，厂里排放的浓酸废水已经渗漏，慢慢流向滇池。
昨天，滇管局执法人员取样之后，向锦洋发了取样通知，执法人员表示，水样的检测将在一个星期左右之后做出，如果超标将上报，并对锦洋做出相应的处罚。
9、环境保护发展之法制篇 修典明法三十年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12月17日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环境法制建设始终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的30年，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大发展的30年，也是环境法制建设逐步拓展、日渐深入的30年。通过完善立法、强化执法并切实引入司法手段，我国环境法制建设取得瞩目成就。
修法筑基石
制定9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
2008年2月28日，北京还是春寒料峭，参加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的代表们却是热血沸腾的。在这次会议上，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获得全票通过，与在此之前施行了近12年之久的、1996年《水污染防治法》相比，修订后的新法为进一步强化水污染防治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武器。
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共制定9部环境保护法律、15部自然资源法律，制定颁布了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项、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近200件、军队环境法规和规章10余件、国家环境标准800多项，批准和签署多边国际环境条约51项，初步形成了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环境法律和标准体系。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环境立法进程，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孙佑海概括为3个阶段。
孙佑海认为，1978年至1982年，最重要的就是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上原则通过《环境保护法(试行)》。“这是我国第一部环境法律，建立了一系列重大制度。”
“从1982年到1997年，我国的环境立法取得了迅速发展。”孙佑海介绍，1982年到1990年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制定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国务院也陆续制定了《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我国环境立法出现了又一个高潮。1993年，全国人大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次年更名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在其组织和推动下，我国环境立法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相继出台。
“2003年，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主张，这对我国的环境立法是极大的支持和推动。”谈到1997~2008年的环境立法新阶段时，孙佑海说。这一阶段，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制定和修改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到目前为止，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我国环境立法的进展不仅体现在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上，也体现在立法质量的不断提高上。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环境立法的特点，孙佑海认为，可以概括成4个方面。
一是从注重末端治理走向注重前期预防，其代表便是2003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二是通过环境保护法律推动优化经济增长，先后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三是通过环境法律、法规推动环保部门依法行政，支持和规范环保领域的公众参与。例如，2003年修正后施行《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2004年施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而2006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是我国第一部推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部门规章，2008年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则是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第一个部门规章。四是环境法律、法规对环境执法的权力不断加强，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不断加大。例如，2005年新修订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首次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人民政府赋予环保行政主管部门；2008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将责令限期治理、停产整治等行政强制权赋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而且取消了造成水污染事故的罚款上限。
在国家不断加强环境立法的同时，各地方人大和政府也先后制定了一批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地方环境法规和规章。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表明，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共1600余项，补充了国家环境立法的不足。
执法立根本
仅近两年来，全国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600多万人(次)，查处违法案件5.9万件。逐步形成以集中式执法检查活动为推动，以日常监督执法为基础，以环境监察执法稽查为保证，以公众和舆论监督为支持的现场监督执法工作体系
1988年，江苏省苏州市排污收费管理站的蒋勐经常和同事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企业核定排污费。当时的排污收费管理站只有5名工作人员，核定也是全凭企业提供的资料和工作人员的知识储备。
“我们的环境执法机构从最初只管收排污费的排污收费管理站，到更名为环境监理站、环境监理总站、环境监察支队，绝不仅仅是名称的变化，而是整体职能和执法能力的改变。”如今，已成为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支队长的蒋勐深有感触地说。
蒋勐介绍说，目前，苏州市的执法人员已经从原来的不到100名发展为现在的380名，从执法车辆到取证设备都配置齐全，有些水网地区还配备了船只，自动化在线监控设备覆盖全市。
苏州市环境监察支队的变化折射出全国整个环境执法队伍的发展。
1986年，我国开始第一批环境监理工作试点，到1993年底，全国已拥有环境监理执法人员1.9万人。
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设立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机构，独立行使环境保护的统一监督管理职责”。由此，各省、市、县设立的环境监理机构分别统一为环境监理总队、支队、大队。1999年，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监理处长会议时，环境监理队伍已经有4万人了。2003年10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设立了环境监察局，2006年7月后共设立6个环境保护督查中心，进一步完善了国家环境执法监督网络。
截至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地、县四级环境执法体系，拥有环境监察机构2954个，环境监察人员5.7万人。通过标准化建设，环境执法能力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积极开展环境执法大检查，执法力度逐步加大。
1988年，因污染关停的企业仅有556家。1993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严厉打击违法活动的通知》，计划用3年时间在全国开展环境保护执法检查。这是我国第一次高规格、大范围的环境执法检查活动。
1998年1月26日，原国家环保局对四川省聚酯股份有限公司违反“三同时”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第一次依法直接行使行政处罚权。整个“九五”期间，全国共关停了8.4万家“十五小”企业。
始于2003年的全国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将集中式的环境执法检查进一步扩大。
除了连续性的大规模检查，环保部门还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领域的严重违法问题进行集中整治。2004年1月，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对晋、陕、蒙交界地区的40余家污染企业进行突击查处的结果。由于执法力度大，这次针对“锰三角”的严厉查处被公众誉为“环保风暴”。
有关资料显示，仅近两年来，全国就出动环境执法人员600多万人(次)，查处违法案件5.9万件，关闭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和污染严重的企业6000多家，集中检查2250个工业园区，责令限期或停产整改3477家企业，挂牌督办11231个环境违法案件；查处80万件群众环境投诉问题，联合监察部清理649件违规“土政策”。
面对环境保护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环境执法在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也在努力探索新思路、新途径和新方法。2007年1月，原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启动“区域限批”政策来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迅速扩张趋势。同年7月初，又对黄河、淮河、海河流域及长江安徽段水环境污染严重的6市两县5个工业园区实施“流域限批”。2008年1月，原国家环保总局通报了对130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跨国公司进行环保后督察的情况。
在先进理念的指引下，环境执法监督体制不断改进，环境执法监督机制不断创新，环境执法监督能力获得极大提升。
2008年4月，环境保护部编制的《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获得审批通过。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史上第一个自身建设的规划，《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总投资149.59亿元，共安排50个重点项目。
环境执法正以建设先进的环境监测预警体系和完备的环境执法监督体系为重点，向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化、标准化、信息化的环境监管体系迈进。
司法磨利器
环境司法领域有了长足发展，司法救济成为环境保护的又一有效途径。通过依法追究环境犯罪的责任，保护了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刑法》，增设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一节，对一些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行为规定了刑事处罚，这在当时是一个突破。”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评价说。
1998年7月17日，山西省运城市人民法院就运城天马文化用纸厂特大环境污染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天马文化用纸厂法定代表人杨军武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5万元。这成为《刑法》修改实施后，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被判刑的第一案。
随着环境保护在司法领域的加强，各司法部门也纷纷设立专门的环境法庭。
2006年，贵州省清镇市一年受理的环保案件一共才7件。2007年11月，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成立，半年后，环保法庭共计受理各类案件45件。
“通过科技、行政、经济等手段往往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而司法在防治环境污染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清镇市人民法院环境保护法庭庭长蔡明说。
其实，早在1988年，湖北省武汉市就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环境经济法庭。2004年开始，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河北省晋州市、山东省茌平县、江苏省无锡市、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贵阳市等地的人民法院纷纷试水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
2007年5月，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关于环保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现违法事实涉嫌构成犯罪，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发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有关环境保护渎职等职务犯罪线索的，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相应的人民检察院。
2008年8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印发《对违法排污行为适用行政拘留处罚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违法向水体排放、倾倒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等危险物质的，可对主管人员给予行政拘留处罚。
有关专家认为，通过依法追究环境犯罪的责任，保护了环境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要加强环境战略和政策研究，完善环境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监督，用10年的时间，形成覆盖环境保护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环境政策法制体系，切实把环境保护纳入法治化轨道。”展望未来，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第一次全国环境政策法制工作会议上说。
10、后三峡时代：地质灾害与二次移民
来源: 南风窗2008-12-22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总体规划，仅提出6亿元资金，而现在实际开销已超过120亿。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而那些刚刚背井离乡的三峡移民，又再次面临着远走他乡的困境。
上级要求，蓄水期间，不能死一个人！”冉洪钧一边向上级汇报工作，一边跟记者诉苦，压力太大。他是重庆市云阳县地质观测站站长，这个三峡库区腹地最大的移民县，刚刚又出现了5处新的滑坡带，最严重的是江口镇盛元村，“涉及100多人，房子裂缝太厉害了，必须赶快搬迁。”冉洪钧刚从那里回来。
从9月底起，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至175米，生态容量和地质结构都将承受最大的考验。不能死一个人的死命令，自上而下，层层传达，一直到最基层，让库区的各级官员绷紧了神经。
11月22日，库区发生了最严重的地质灾害，秭归4.1级地震，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地震是否跟三峡蓄水有关，一直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确认，但是，库区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地质灾害，却在蓄水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时如约而至。这次试验性蓄水，最终并没有达到预期的175米，而是停止在172.78米。
试验性蓄水是三峡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第一次大考，但这仅仅是开始。“长江库岸的稳定、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至少需要8~10年的时间。”重庆大学环境工程设计研究所所长王里奥说。这也意味着，对于三峡库区输血式的投入并没有随着三峡工程的建成而结束，在新的生态系统达到平衡之前，库区范围内的每一宗环境事故都会成为敏感话题，生态建设的投入将会与日俱增。
灾害频仍
自从三峡大坝开始蓄水以来，黄成民就开始了不断搬家，先是从老房子里搬了出来，到今年6月份，大坝175米蓄水，要进行清库，他家最后的几间瓦房也要被淹没了，新房子却还没有着落，他不得不把一家老小暂时搬到了镇上废弃多年的粮库里住，如今，水面还没有达到175米，粮库房顶和墙壁上的裂缝一条接一条地崩现。
11月19日，记者来到这个汤溪河（长江一级支流）边的小村时，黄成民正坐在粮库的高墙上，望着天天涨水的汤溪河发呆，“往年这个时候，汤溪河里的水不到1米，卷起裤脚，人都可以趟过去。”黄成民说，如今，河水不断涨，岸边的房子也不断裂缝，他住的粮库是裂缝最厉害的。
黄成民带记者把村里跑了个遍，几乎每家房子上都有这几个月新出现的裂缝，最大的有20多厘米宽，3米多长。冉洪钧带着地质队来看了以后说，这房子肯定不能住了，要他们马上搬走。
“云阳这5处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得搬迁。”冉洪钧说，可是目前大部分都搬不了，主要是没有钱，新地灾点的治理以及居民搬迁，国家都还没有立项。地质局只好给村民们发了卷尺，每天去测量裂缝的宽度，有变化的马上打电话向上报告。
三期蓄水期间，库区一共出现了多少处新的地质灾害点？记者在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采访时，该局没有明确透露，只是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除了已经完成治理的366个地质灾害点以外，目前还有511个搬迁避让项目正按照“尊重群众意愿、分轻重缓急、有序推进、适时搬迁、确保安全”的原则实施，共有80457人需要搬迁，其中已经完成了37051人。
三峡总公司11月7日公开发布的消息称，近坝库区地震活动正常，库岸基本稳定，没有发生大面积库岸崩塌、滑坡现象。不过据记者在库区的调查，小规模的崩塌、滑坡以及由此造成的居民房屋裂缝却普遍存在。
据专家们的预测，蓄水期并不是地质灾害出现的高潮，到了明年4、5月份退水的时候，才是最严峻的考验，从记者走访的几个村落来看，情况确实如此，大部分裂缝和滑坡都是今年5月份水面从150多米退回140多米时出现的，到明年5月份，库区水面将从175米退到145米，新的地质灾害点大量出现将不可避免。
就在蓄水任务刚刚完成10多天后的11月22日，库区腹地的湖北省秭归县就发生了4.1级地震，震中距三峡水利枢纽约29公里，三峡坝区有明显震感。“水库蓄水后，河谷下的断层的水压增加了，加上地下水的渗漏，对断层的滑动起了润滑的作用。因此，库区会出现一些‘水库诱发地震’(不是天然地震)，这是很正常的现象。”香港大学前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焯芬教授告诉记者。
李焯芬教授曾任加拿大安大略水电土木建筑部主任，在加拿大工作多年，参与并主持了加拿大多座大型火、水和核电站的地质论证、环境评价和土建工程。他说：“由于断层滑动是局部的，震幅有限，历史上，震幅最大的是1962年的广东新丰江水库(M6.1)及1967年的印度Koyna水库(M6.7)，一般来说，水库诱发地震的震幅都在M1至M5之间，远在大坝的抗震设计标准之下，对三峡大坝的结构安全不应构成威胁。”
追加投入
小震幅的地震和小规模的滑坡真正威胁到的是库区百姓的房屋和生命安全。云阳县地质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因为地质灾害的缘故，全县已经搞了两次避让搬迁，一共搬了1万多人，总投资达到2亿多，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避让搬迁指挥部。可是，随着蓄水位的不断升高，长江沿岸以及各级支流沿岸还在不断地出现新的滑坡等地质灾害点。
对于这些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国家的治理计划显然落后于库区的现实。“现在上级的要求是，哪里出现险情，哪里就紧急搬迁，反正不能因为蓄水死一个人。”冉洪钧说，至于搬迁后如何安置，“等着国家的政策吧，如果有四期治理项目，我们就继续申请资金。”
对于地质灾害治理的投入，如今看起来像个无底洞。以云阳为例，冉洪钧告诉记者，去年全县普查一共有959处滑坡，175米蓄水影响的有200多处，如今已经完成治理121处，投入了8亿资金。这些还都只是蓄水前，专家们勘测过，已经立项了的，可是不断出现的新地质灾害点，都还等着国家拿钱来治理或者搬迁。整个重庆市的地质灾害治理投入已经达到了77亿。
三峡工程开建之前，虽然对于地质灾害问题也做过相当漫长的考察和评估，但是，对于治理的投入却相当有限，记者查阅《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总体规划》及其相关文件发现，整个三峡工程400亿元移民投资总概算中，仅拿出6亿元，用于三峡地质灾害治理。可是，三峡大坝建成以来，随着越来越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的出现，为了保障不能死一个人的目标，中央政府不断追加投入。
截至2006年的三期蓄水，地质灾害治理经费已经从最初6亿上升到近120亿。但这并不算结束，每次的蓄水与退水，新出现的地质灾害点都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或者搬迁。刚刚发生的秭归地震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涉及12个乡镇的灾后重建无疑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是由地方政府解决，还是纳入三峡地质灾害治理？现在还不得而知。
“用工程加固的手段来解决库岸边坡的稳定性，这是世界各地水利工程中普遍采用的办法。”李焯芬说。但是，对于面积巨大的三峡库区来说，地质灾害不断涌现，工程治理的模式陷入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库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质灾害防治和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随之而来的则是高昂的建设和运营成本。
“库区大多是山高坡陡的地形，环境类的工程项目建设成本，在库区比其他地区高出四五倍很正常。”王里奥说，比如库区新建城镇的污水处理厂虽然都已经建好了，可是陡峭的地形让管网的铺设变得异常困难，很多地方都因为投入巨大而暂时没有铺设。
其次就是运行成本，中央政府负责给钱建设，却不再给钱运转，但由于库区严格的排放标准限制，环保设备的运转成本更高，财政收入贫乏的地方政府几乎不可能长期负担下来。“残缺的管网、破旧的垃圾车边走边洒，这些库区普遍存在的现状都是资金不够的表现。”王里奥说。
微薄的补助
除了地质灾害的治理之外，全面的生态建设需要的资金总额还没有清晰算出，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库区的环境治理项目每年单个向上报，争取中央政府各种渠道的资金来解决。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控制三峡建设的成本一直是个大问题。记者查阅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近年来每次会议后公布的会议公告发现，成本的问题越来越被强调。
三峡大坝建成后，一直以来，三峡库区的环境变化都是国内外各界最为关注的领域，每一次环境事故的发生总能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因此，国家对于三峡库区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基础设施和工程治理的投入占据了绝大部分。这也让库区的百姓总是抱怨，他们该得的赔偿太少。对于老百姓来讲，直接的货币补贴无疑是最实在的，可这方面的补贴标准往往是最低的。
对于受到地质灾害威胁而必须搬迁的居民，国家给予的补助标准是每人补贴5500元。多年来，为了库区的水土流失能够减缓，重庆市政府也一直在做“高寒山区异地扶贫搬迁”工作，希望能将25度以上的坡耕地全部退耕，周边村民搬迁，但是搬迁补偿的标准同样微薄。
“重庆实行的是7+1的办法，每户（1人）7000元，每增加1人，补助5000元。”云阳县负责生态移民工作的发改委副主任肖宗炳告诉记者，不过，这些补偿款只有60%发放给农民们建房，其余的要被地方政府留下来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库区建设一栋120平方米的房子，至少需要6万左右，两者之间大约存在3万多元的缺口，对于丧失了土地、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贫苦农民来说，这几乎是难以负担的。
以黄成民为例，自从三峡蓄水淹没了他家的土地，他吃米买菜，一切生活用度都要花钱来买，过去的7年里，他一直在广东中山打工，在建筑工地上被砸伤，老板赔了他9000元，是他最大的一笔收入，一直用到现在。到今年金融危机，广东的钱也挣不到了，他回到老家，唯一的收入是帮别人养牛，每个月200元，村里其他家庭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用一贫如洗来形容这个急需搬迁的小村，一点也不过分。
从6月份开始，黄成民和盛元村的村民们已经去找政府20多次，可是，移民款有着严格的控制程序，跑了几个月，他们的申请报告上，已经盖了5个章，还缺一个。粮库也没法住了，黄成民一家人都在院子里生火做饭，“马上过冬了，这可怎么办呢？”记者临走的时候，这个老实的农民还喃喃自语地抱怨。
在粮库下的山坡地上，政府规划的新农村正在建设，政府也引入了“地产商”，“私人盖的房子，毛坯房每平方米480元，一栋房子算下来要6万多。”黄成民说，不但贵，而且质量没保证，刚盖好的房子，就开始裂缝了。村里人买不起，也不敢买，村里房子裂缝最严重的6户人家，还都战战兢兢地住在滑坡带上，等着政府的治理规划，也等着自家把盖房的钱攒够。
二次移民
与工程治理相比，生态移民、退耕还林、避让搬迁才是库区生态好转的根本途径，但是，相较于工程治理上动辄数十亿的投入，可谓微不足道，并不足以让库区百姓能够放弃原有的生存方式而得以活下去。库区生态和地质的破坏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10多年前的三峡百万移民，真正移民到库区以外的不足20万，超过90%的移民事实上都是“原地后靠”，从被淹没的低地搬迁到海拔更高的半山腰。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三峡移民仅仅是应急性移民，保障了三峡蓄水不被淹没，但是，到更高的山坡上开垦农田、建设城镇和村庄，却进一步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对地质结构的破坏。对于原本就已经因为过度开垦而生态结构脆弱的库区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王里奥对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消落带治理、水污染防治做过多年的研究。“农业开垦的污染和破坏才是三峡库区生态的最大威胁，这一点有些出乎最初专家们对库区环境问题的预料。”王里奥说，三峡库区水土流失、地质灾害问题的好转还在于大量农业人口从这些生态脆弱带搬走，最好的生态建设模式是不去扰动大自然，三峡库区阳光充沛，雨量充沛，完全具有良好的生态自修复能力，只要没有人的扰动，库区就可以形成新的生态系统的平衡。
2007年9月份，重庆市政府上报国务院的“2007至2020年城乡总体发展规划”获得了批准，其中提到了更大规模的移民计划，美国《华尔街日报》据此刊发一则新闻称，三峡二次移民400万，让重庆市政府紧张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还特意约请该报做了澄清，只是城市化规划的一部分，并不是三峡工程的二次移民。跟第一次的强制移民不同的是，这一次移民主要靠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来进行。
但是，政府宏观上规划与移民微观的现实至少在这一代库区人的生活中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记者在云阳多个乡镇采访时，由于今年沿海地区大量的工厂倒闭，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比过往的年份成倍增加。在过去的30年里，几乎所有的库区劳动力都有在外打工的经历，但真正留在外边的人却少之又少。他们这个群体在自己故乡生存尚且困难，在外边的大城市更加不可能，而搬迁到政府正在如火如荼建设着的中心城镇，同样找不到生计。
尽管土地已经非常稀少和贫瘠，但是农民们对于土地垦殖的兴趣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浓。“这几年来，种粮的补贴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工也不好打了，农民们更加不愿意退掉土地出来。”肖宗炳告诉记者，生态移民这一块，整个重庆市提出的任务是到2020年完成35万，云阳分到了2.4万多。与需要搬迁的10多万人规模相比，人数不多，但是他们的动员工作却越来越难做了，即使搬迁到城镇里住，几乎没有一户农民愿意把土地退掉。
而云阳全县有130多万亩耕地，其中除了30多万亩稻田，其余的90多万亩都是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辛辛苦苦在陡坡上开垦出来的耕地，在整个国家的长江上游生态保护规划里，这些陡坡耕地全部都是要退耕还林的，过去10年的退耕还林计划已经成功地退掉了30多万亩，“现在的工作主要是巩固以前退耕还林的成果。”肖宗炳说。
微薄的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已经难以抑制农民们种粮的冲动，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有的农民已经开始把以前种上的树重新砍掉来种粮食了，政府不得不再延续一个补偿周期，每亩地105元，再补5年。
牺牲一代人？
11月17日，记者来到已经被淹没了一大半的云阳老县城时，长江边上刚刚搬迁完毕留下的废墟已经被新来的移民们迅速地开垦成了连片的菜地。而在新县城附近的桂湾居委会农民村，村民们看着已经涨到家门口的长江水，还都在盘算着等到明年水落下去的时候，抢种一季稻子。
“听说每年这么高的水面只有一两个月，其他大部分时间水面会退下去30多米。”管贞梅说，那样的话，家里的一亩多田就都全露出来了，完全可以再种一季稻子。虽然她从农民变成了居民，可是土地仍然是唯一的生活来源。但是，他们期待的再抢种一季稻子的愿望显然会落空，退水时所裸露的土地正存在被科学家们忧心会污染环境的消落带问题，政府已在想各种办法治理了，显然不会让他们再去开垦。
对于土地的留恋，并不是农民们多么热爱种地，而是他们从这个庞大的水利工程中分享到的利益实在有限。这些最为贫困的人群是为这个举世工程付出最大代价的群体，他们得到的回报，很多时候维持最低标准的生存都显困难。
“这种生存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巨大矛盾，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工业产值科技含量不高。”王里奥说，以消落带为例，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讲，消落带是一个水与岸边物质交换的过程，如果没有人的扰动，用不了多少年，消落带就会形成新的湿地，成为良好的生态屏障。
可是，现在人要吃饭，要有物产，必须费尽脑筋从这片土地获得经济收益，如果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高起来，这些人不需要从这类土地获利，那就解决问题了。
政府的宏大规划和科学家们的良好愿景并不能说服那些深山里的百姓走出来，对于他们来说，丢掉土地，离开农村，到城市就业，几乎是天方夜谭。但是，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在老县城的观音阁附近，县城搬迁留下的旧房子里，已经住满了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镇上在观音阁建了一座希望小学，这个明朗、方便的小学校吸引了600多孩子来读书，为了陪伴孙子、孙女读书，这些年迈的老人大部分都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视之为生命的土地。
“我们活不了几年了，3个孙子将来一定要出去。”66岁的王记兴说，在山里孩子上学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来这里方便多了，那点地跟孙子们的学业比起来，不算什么，他刚刚从深山里的三坪村搬来这里。
镇上的小学、中学成了吸引人们走出深山、放弃耕作最大的现实动力，这样的状况在每个新建的乡镇几乎相类。这是记者在库区各地的采访中，唯一感到欣慰的一个细节。也许，巨型的水利工程牺牲的是这一代早已习惯了困苦生活的库区人，当他们的下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够走出这片早已不适宜生存的土地。 (本文来源：南风窗 )
11、江苏邳州儿童铅中毒调查:村民怀疑企业污染所致
来源：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2008年12月22日
合金厂“烟囱冒烟”的那个下午，有村民看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前往合金厂视察。新三河村村民普遍有着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作为邳州市的纳税大户，合金厂停产是市委市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孩子经常半夜会惊醒，时不时会抽搐，这些都是铅中毒的症状。”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新三河村村民周建勇告诉《望东方周刊》。12月2日，他三岁的孩子周岩在北京朝阳医院检查出血铅含量达262毫克/升。
周建勇称，村里有100多个孩子被检测出血铅水平超标，“这和村子附近的合金厂有关。”周所称的合金厂是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
如同村民不认可由政府组织的检查结果一样，村民们自费带孩子四处检出来的结果亦不被政府和企业认可。
因始终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村民们采取了阻断交通、围堵企业大门、推倒企业围墙等过激措施；村民两次带孩子去北京治病也被当地政府“带回”。
邳州市运河镇党委书记娄从瑞向《望东方周刊》表示，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对此事也有明确指示，“要保证老百姓的身体健康，也要在企业不是污染源的情况下保证企业的生产。”
发生在早晨的冲突
阳光下，王建美嘴边两道伤痕特别醒目，那是12月13日那场“冲突”中留下的。
68岁的王建美是邳州市运河镇新三河村村民，他家向南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占地100多亩的江苏春兴胜科合金有限公司。
13日上午8时许，村民们聚集到了合金公司门前。
“不和老百姓商量，没有任何处理结果，烟囱又开始冒烟了，我们老百姓怎么会答应？”王建美对《望东方周刊》说。
王建美讲述，他随乡亲们一块到合金公司办公楼找负责人理论，他往里进，公司的人往外出，撞到一起，公司的人顺手一挥，在他脸上留下两道划痕。
“没有发生对抗，因为厂方无人出来说话，愤怒的乡亲们砸了办公楼的部分窗户玻璃和灯具。”村民王建军说。气氛随后开始紧张，有几车不明身份的人来到现场，多辆警车也出现在不远处的收费站附近。
之后，邳州市委副书记颜廷峰前往现场。下午4时，聚集的村民逐渐散去。
春兴集团副总裁马永刚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有100多位村民冲进公司，先是将花盆砸碎，后又冲进办公楼一阵乱砸，但企业一直很克制。
公开的资料显示，江苏春兴集团是中国最大的废铅酸蓄电池综合利用企业，春兴胜科合金公司是其与新加坡淡马锡集团胜科环境管理公司于2006年6月8日成立的合资项目，该项目号称“亚洲最大的废铅电池资源综合利用航空母舰”。
对于村民所说“烟囱冒烟”一事，马永刚解释，是此前强行熄火停产导致煤气管道损害，再次点火运行是为了修复被损坏的管道。在此前的11月13日，村民将企业的部分围墙推倒，连续几天的纷争结果是，春兴合金厂停产。
其时，周边的村庄正弥散着铅中毒的阴霾。在2008年8月，就有村民认为该企业的生产带来铅污染，导致周边儿童铅超标甚至铅中毒。此后，“厂群关系一直很紧张”。
事实上，12月13日的“厂群矛盾再次激化”并不单是缘于企业再次点火。村民们表示，企业“烟囱冒烟”在12日的下午3点多钟已经开始了，但村民们并没立即行动。
村民王建军对《望东方周刊》说：“13日凌晨1点多，我们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得知在北京给孩子治病的家长被地方政府派去的人打了。”
这一事件最终让村民们情绪激动：“难道我们自费带孩子到北京看病都不行吗？”
两次赴京治病被“带回”
“北京求医并不顺利，孩子集体住院排铅，院方要求必须要有地方政府的公函，但说服地方政府发函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北京给孩子治病的村民庄思亮告诉《望东方周刊》。
13日凌晨，庄思亮正准备入睡，听到宾馆的走廊有很大的动静，“我爬起床一看，一伙人正逐个把房门撞开，我的裤子和鞋还没来得及穿，就被几个人拖住往外拽。”
在拉扯间，庄思亮看见同来的周建勇被打倒在地，孩子妇女哭声一片，老婆曹广芹也被人带出宾馆往一辆大客车上拖。
“我被塞进小轿车后，在北京的胡同里转来转去，后来上了外环，往邳州方向开。”庄思亮说，“押解”他的人在路上给他买来了裤子和鞋子，“13日晚才回到家。”
庄思亮说在事发现场，他只认识一个叫李兵的，是邳州市运河镇纪检委书记。
“被打的群众当晚可能喝了点酒，先动手打了去做工作的人，后在走廊里发生了拉扯。”12月16日下午，娄从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镇纪检书记李兵和被打的村民都通了话，两方的说法存在出入。
娄从瑞介绍，市里对此事也有了处理意见，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该法办的法办，该道歉的要道歉，伤者在北京的住院费用由政府出。
娄从瑞说经做工作，在北京的村民已经带着孩子全部自愿回到邳州。而村民对此的表述则是“被强行带回”。
事实上，村民抱着孩子前往北京求治被“带回”邳州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的12月1日晚，庄思亮等一行20人曾前往北京，此后的12月6日，同样是晚上，村民们和孩子被“带回”邳州。
“第一次被带回来后就没人管了，我们只好二次上北京。”庄思亮说。
血铅检测“疑云密布”
庄思亮说，因为此前村民自行检查出来的结果与政府和企业组织检查的结果相差甚远，村民希望到北京找到一个可信的机构进行检查治疗，“早在2006年，就有村民发现孩子血铅超标，也找过企业，但企业是如何处理的外界不得而知。”
2008年5月20日，包括庄思亮在内的几位村民也通过检查发现孩子血铅超标，但找企业理论无果。7月24日，庄思亮再次在徐州市人民三院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检测，仍然是血铅中毒，之后找企业要说法，仍然无果。
在庄思亮不断找合金厂的过程中，孩子铅中毒的说法开始在村子里传扬开来。
为了平息传言，10月27日，春兴胜科合金公司在新三河村抽了八名儿童统一到徐州市人民三院进行检查，血检报告显示都是正常。但这次检测结果并没有打消村民的疑虑。
“11月2日，八个孩子的家长带上孩子赶到南京儿童医院进行检查，其中包括被企业抽去检查过的六个孩子，在家长还没拿到检查报告之前，南京市疾控中心就向邳州市疾控中心发函通报了这八个儿童血铅超标情况。”庄思亮说。
这样的检查结果让村民们觉得有必要找更权威的机构检查，始自11月6日，新三河村有91个孩子先后分三批前往西安西京医院检查，结果显示有89个孩子不同程度血铅超标，甚至中毒。
从西安检查回来后，村民开始到当地政府上访，直至随后冲突的发生。
“冲突发生后，23个中毒严重的儿童被安排到徐州儿童医院住院排铅治疗，村民们的激愤情绪才得到缓解。”庄思亮说，“接下来政府派人看住村民，怕村民上访。”
此后，邳州市疾控中心组织了两次检查，但结果都不被村民认可。
“市里的检查结果群众不相信，我们专门请省疾控中心来给他们做检测，检查了100多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超标的。”娄从瑞说，“部分村民别有用心。”
“不给我们检查报告单，只是把结果贴出来，有的名字和编号都对不上，这样的检查结果能让人信吗？”村民王建军对《望东方周刊》如是说。
企业是不是罪魁祸首
“赶上下雪的天气，如果头天晚上停雪，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会发现积雪的表层覆盖着一层黑黝黝的灰尘。”新三河村的村民说。村民们提供的图片和音像资料显示，合金厂上空黑烟翻滚，锅炉房里白雾蒸腾，围墙外的排污沟边，玉米秆一溜儿枯死。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是在下风向，村民们不敢开门窗，也不敢让小孩在外面玩耍，刺鼻的气味实在让人难以接受。”庄思亮说。
“在南京看病，医生就说，别地的孩子脸色是黑里透红，白里透红，我们村的孩子脸色是黑里透黄，白里透黄，明显不一样。”村民娄德敏说。
《望东方周刊》记者发现，合金公司与新三河村部分村民的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村民们也了解到，国家环保部门对铅锌企业离居民环保距离有明确规定，至少相距600米。在村民们看来，合金公司无疑是铅污染的罪魁祸首。
马永刚在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表示，“我们采用的是最先进的废铅提炼和回收技术，实行无烟化生产，不存在污染。”
马永刚还向本刊记者出示了由徐州市环保局对春兴合金集团公司“年产10万吨无污染再生铅技改扩建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意见，这份2007年3月18日出具的《意见》显示，该项目“符合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原则同意通过验收”。
另两份由邳州市环境检测站出具的《监测报告》也显示各项指标的评价是“合格”。
对于村民自发带孩子前往西安西京医院检查出来的结果，马永刚表示，“通过门诊检查出来的结果，不具有法律效力。”
对于村民普遍所说的铅中毒，马永刚也有异议，“超标不等于中毒，血铅水平在200毫克/升以下的根本不需要住院治疗，北京、南京等地都不同程度存在铅超标问题，这和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也有一定关系。”
马永刚的依据是国家卫生部颁发的相关通知，轻度铅中毒血铅水平在200~249毫克/升；中度铅中毒血铅水平为250~449毫克/升；重度铅中毒血铅水平等于或高于450毫克/升。
“我家孩子一个165毫克/升，一个156毫克/升，现在没人管。”村民王建美说。
村民王利军则认为，目前给孩子治疗只是治表，要让孩子不再“中毒”，“合金厂必须停掉。”
企业为纳税大户
12月12日上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新三河村，偌大的村庄显得异常冷清。
村民娄德敏说，有些村民带着孩子搬到外地去住了，有些村民忙着带孩子在外边看病，留在家的大都是老人。
65岁的村民庄广芹说，老人年纪大了无所谓，但孩子还要在这儿生活很多年，“只要是跟企业打官司，我们每家都会自愿出钱，大家心是齐的。”
对于村民们的情绪，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相关人士有着另一番解读。
娄从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所谓的铅中毒事件中，村民中有三股势力在起作用，有借故敲诈企业不成的，有出卖企业机密被判过刑的，有偷拿东西被企业开除的，这三股力量都是出于个人恩怨存心要找合金厂的茬儿。
马永刚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大多数村民是被煽动起来的，好多并不愿意和我们闹翻，只要能证明是我们企业的问题，我们企业愿意承担责任，但我觉得对于一些存心闹事的不能让他们得逞。”
“我们希望有一个双方都认可的权威机构给孩子们做检测，并希望对整个检查过程录像。”马永刚表示，他们企业同样不相信村民们目前的检查结果，“检查者在检查之前只要吃一个变蛋或吃一些膨化食品都有可能导致血铅超标。”
在没有一个检查结果让村民、政府、企业三方都认可的情况下，沟通显得异常困难。
在村民们看来，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解释和说辞是一致的，都是在糊弄村民，目的就是想让合金厂继续生产。
在12月12日下午，也就是合金厂“烟囱冒烟”的那个下午，有村民看见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前往合金厂视察。“合金厂当天下午运行是市里要求的。”新三河村村民普遍有着这样的说法，他们认为作为邳州市的纳税大户，合金厂停产是市委市政府不愿意看到的。
马永刚承认，12日下午李连玉书记到公司视察是事实，但并不是村民所揣测的那样，硬逼企业恢复生产，而是希望“能尽快通过省环保部门的环保检测”。
不得不提的一个背景是，“铅中毒事件”正好发生在江苏春兴集团筹备A股上市的关键时期。
2008年3月20日下午，江苏春兴集团隆重举行了筹备上市战略重组签约仪式，有报道称，“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高度评价了春兴集团筹备上市战略重组，是邳州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是邳州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突破。”
“不切断污染源，治好的孩子又往哪里去？要么村民搬走，要么合金厂搬走，两者只能留其一。”一位新三河村村民对《望东方周刊》说。-
12、一条跨省“山水画廊”该由谁来保护？
来源：新华网2008年12月22日
跨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是目前国内水质最好的流域之一。新安江安徽境内流域年均出境水量高达70多亿立方米，出境水质多年达国家II类地表水标准，对于保障下游浙江700多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为下游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水环境容量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记者近期调查时了解到，新安江上游安徽段出境水质总体优良，但上游地区持续保持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2004年起，事关安徽黄山与浙江杭州两市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开始酝酿，并且备受全国人大以及国家环保部门的关注，但是，历时5年，建立皖浙两市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工虽有不断进展，却至今仍旧是“水中月”、“雾里花”。
2007年3月12日拍摄的歙县新安江风光。 新华社发
2007年3月12日拍摄的歙县新安江风光。 新华社发
2007年3月12日拍摄的歙县新安江风光。 春季到来，安徽歙县新安江一带盛开的桃花、油菜花以及江边的绿柳与徽派民居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秀美的山水图画。 新华社发
40亿美元也打造不出的新安江源头生态
新安江发源于安徽黄山市休宁县，流经黄山市歙县、徽州区后，进入浙江淳安、建德市的千岛湖（即新安江水库）；江水再往东流，经桐庐流入富阳市境，叫富春江；再往东，到了萧山的闻家堰，称钱塘江。
新安江安徽境内干流长度252.3公里，大小支流54条，流域面积6440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55.17％。
群山环抱，植被茂密，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右龙村安安静静地坐落在山坳之中，远望就像是一个精致而漂亮的盆景。错落有致的古民宅与参天的大樟树相掩映，老房子里有保存完好的精美木雕和砖雕，村中还有一条长达2公里的青石板道，沿河石头护栏据说是明代留下的……被誉为“中国有机茶第一村”的安徽省休宁县右龙村，也是新安江源头的“第一村”。
从右龙出发，记者沿新安江上游支流横江的水流方向走了近60余公里到达休宁县城。一路所见，青山葱翠，野花怒放。青山环绕中的江水来自大大小小的溪流，异常常清澈。
右龙村负责人程立泰告诉记者，右龙村民遵循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条古训：再穷也不能糟蹋了绿水青山。村民们十分爱惜这里的一山一水，宁可受穷，也不乱砍树木。为了保护新安江源头水质，前些年办起来的工厂也都迁出去了。
新安江位于安徽省歙县境内，70公里的江面，有黄山、歙县、千岛湖黄金旅游线上璀璨明珠之称，以中国独特的徽文化与自然风光、古村落相得益彰，构成壮美的山水画卷，新安江也因故得山水画廊美称。中新社发 宋吉河 摄
“这里的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一类水，正是因为有这么好的源头水，新安江的整体水质才得到了保证。”黄山市环保局一位专家在右龙村介绍说，新安江的一类水水源占到了总流量的78%，二类水占21%，而且水质常年稳定，仅在枯水期有些变化。目前，黄山市在新安江设立了8个监测断面、12个监测点，监测指标达25项。监测结果表明，年均值达到或优于国家三类水质标准。
近年来，黄山市以争创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契机，结合林业生态建设，全市共创建市级以上环境优美乡镇31个、生态村143个，兴建了规模1000亩以上的各类生态示范基地56个。与此同时，黄山市严格控制新污染源产生，仅2007年一年就完成主要污染物减排项目22个，关停17家企业32条生产线。
黄山市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算了两笔账：第一，依据安徽省环境科学院的调查测算，新安江黄山市境内流域的污水环境容量可达6万吨，而目前该市生活和工业两方面的COD排放仅2万吨。按照这种测算，我们本可为发展经济新增多种工业项目；第二，近3年，黄山市关停污染企业134家，否决和停建有污染的项目近百个，总投资80多亿，年减少财税可预见的就有4亿多。“可见，为保护新安江的水质持久优良，即使牺牲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也在所不惜。”
程立泰告诉记者，瑞士生态研究所认证机构驻华首席代表李正方教授在右龙所在的流口地区考察后曾赞美：“我到过亚洲很多产茶国家，在中国也考察了很多山区茶园，像休宁右龙这样的生态环境，真能给人一种回归大自然的美好感觉。这里的生态环境，是用40亿美元也打造不了的。
这是新安江源头之一的横江齐云山段被采砂后与环境极不协调的景象。不远处山脉就是国家级名胜风景区齐云山（2008年1月5日摄）。地处新安江源头的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是皖南生态保护区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一些重点建设工程的开工和当地经济的发展，对砂石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导致该县对境内新安江源头的两条主要河流的砂石资源进行过度开采，河床遭到挖掘、两岸湿地被破坏、河流自身净化能力下降，沿河水体生态链和周围环境受到影响。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这是新安江源头之一的横江齐云山段被采砂后与环境极不协调的景象。不远处山脉就是国家级名胜风景区齐云山（2008年1月5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这是新安江源头河流因砂石大量开采，造成水流不畅，污水聚集（2008年1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三大威胁”成八成水源“优质”背后的隐忧
唐朝诗人孟浩然有诗赞美新安江的清澈：“湖经洞庭阔，江入新安清”。李白当年游览后则描绘道：“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新安江之水，不论深浅，都清澈见底；也不管春夏秋冬，都皎洁如镜。这曾经是新安江的一大特色。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新安江现今正面临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地表径流有减少和质量变差趋势，上游森林资源管护压力加大；水土流失加剧，农村面源污染不断加重；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废水排放总量、入河污染物总量的控制压力明显加大。
新安江水资源丰富，但调控能力较差。据专家介绍，黄山市是安徽省降水量最多的地区之一，1990年至2006年，皖浙省界断面（街口）多年平均出境水量为73亿立方米，占新安江年均入库水量的68%以上。
1956年至2006年，黄山市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703毫米，但降雨时空分布严重不均，5-7月份丰水期的降雨量占全年的51.92%，而9-11月的枯水季节降雨仅占全年的8-10%，季节性缺水率达80%。
这是在新安江源头之一的横江上，采砂后洗砂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造成水质变差（2008年1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王雷摄
这是在新安江源头之一的横江上建起的大型采砂厂（2008年1月5日摄）。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2008年1月5日，采砂的车辆和挖掘机直接开进了主河道。 新华社记者宋振平摄
近年来，黄山市出现了干旱化趋势。2000年以前新安江50年平均径流量为32亿立方米， 2006年减少到23亿立方米，其直接后果就是水体自净能力降低，水质变差。加上降雨时空分布严重不均，枯水期水质状况更为堪忧。
黄山市还是安徽省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这既有地貌、气候等自然原因，也有人类活动等人为因素。如目前，新安江两岸高山上仍有1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居住生活。统计数字显示，目前，黄山市境内的新安江流域内水土流失面积仍有2595.26平方公里，其中，中度以上占67%。
另一方面，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新安江上游流域环境污染的重要来源。黄山市相关农业环境现状调查显示，目前该市畜禽养殖粪便年产生量、农药单位面积施药量及施用农药耕地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比例、化肥和农膜单位面积使用量等都在逐年提高。
与此同时，目前黄山全市仅市中心城区建成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厂和垃圾无害化处理场，休宁、歙县在建的污水处理厂要在明后年才能投入运行。流域城乡相当部分的生活污水未经治理，70%左右乡村的生活垃圾难以得到有效处置。
2006年，黄山市的人均GDP只有12733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9.7%。在这样的发展水平下，上游地区加快发展的需求和压力越来越大。
2006年8月9日清晨拍摄的白雾飘渺的新安江。新华社发(吴海森 摄)
2006年8月9日清晨拍摄的白雾飘渺的新安江。“白沙奇雾”是浙江省建德市白沙镇新安江夏季独特的自然奇观，时下虽过立秋，但水温和气温的反差使江面上依然生雾。 新华社发(吴海森 摄)
双城生态“博弈”：“补偿”还是“共享”？
黄山市是新安江流域上游的水源涵养区，而杭州市是该流域下游的受益区，黄山市认为，其为保护新安江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并为了保持水源地放弃建厂等诸多发展机会，为此下游杭州市应对其进行生态补偿。
据了解，从2005年6月起，浙皖两省以及杭州、黄山两市党政和环保部门，就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的商谈、交流有10多次；原国家环保总局调研组等曾多次专程对有关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情况进行调研；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后，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2006年度重点督办的12件建议案之一；2007年，新安江流域被国家发改委等列为全国中小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四大试点流域之一。
记者采访了解到，尽管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已形成了共识，但如何操作却面临着诸多理论和技术难题，新安江上下游城市之间至今仍在继续争论，而且，建立跨省两城市间补偿机制的难度远不止是一个“钱“字上。
“最大的技术难点是，如何界定利益主体的责任。”黄山市一位环保专家表示，围绕这个难点有很多争议。
杭州有关方面尤其认为跨省流域断面的水质监测数据不完善，导致生态补偿很难有定量结论。“特别是上游来水中总氮和总磷单项监测指标甚至达到V类，对下游水质造成不良影响，下游不应对其进行补偿。”杭州市一位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此之外，跨省生态补偿还有诸多难题需要回答。如怎么补、谁出钱、区域间如何协调等等。有关上游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何核算，生态补偿指标如何量化，补偿依据和标准怎么确定，如何明晰水权，如何为生态补偿提供法律保障等都需要明确。
皖浙两市政府与环保部门间围绕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上的话语权争夺，在长达5年的争议后，因不久前杭州市、淳安县的环保执法人员的一次跨省暗访，再次成为双方间的焦点。
杭州市、淳安县的环保执法人员今年第三季度组织了一次跨省赴黄山市暗访。执法人员从上游54条支流中，专门选取黄山市歙县、徽州区境内的两条支流及其附近的工业园区暗访、采水样化验，暗访发现的污染情况经浙江省环保局上报环保部，要求协调解决边界水污染问题。
黄山市政府随即向环保部作出答复和申诉，认为新安江水环境不存在跨水界污染问题，并认为，涉及跨行政区域的水污染纠纷等，应由上下游环保部门事实联合执法，杭州市、淳安县在未沟通的情况下跨区域环保检查与法不符、与规不合。
新安江是昔日徽商的母亲河。这条水似一条彩练般飘荡在皖浙间的山山水水间，她见证了徽商勤劳致富的辉煌历史，也使近千年来把杭州与近日黄山市无缝对接。如今，环境及其经济利益关系的交织，正在考验着皖浙两市干部群众保护这条“山水画廊”的能力和耐心。
黄山市前市长李宏鸣表示，他本人主张不用“生态补偿机制”而用“生态共享机制”的提法，一方面符合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合作各方的情意。
建立跨区域的生态共享机制，走财政转移支付的路子目前客观上不太现实。李宏鸣认为采取“你帮助我发展”的环境友好型项目支持方式，即浙江方面给予黄山市发展能力援助、对口就业援助、合作开放等，应当是杭州浙江两地探讨建立新安江流域生态共享机制问题上的主要思路。
黄山市目前存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薄弱滞后，工业底子薄、水平低，生态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程度不高，旅游产品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既是黄山市发展的劣势，又是赢得与浙江合作的优势。因为浙江在资金、市场、技术和管理等方面优势明显，与黄山市上述领域合作的空间很大，发展的潜力也很大。
比如，浙商可通过投资的方式参与黄山市的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这样既获得了巨大的商机，又从源头减少了对新安江的环境污染，可谓一举多得；再如黄山市可划出一块地方，以“产业集聚、区域集中”的方式，作为皖浙合作发展生态工业的示范园区，实现“你发财我发展”的双赢格局。（记者 王立武）
13、看德国人如何用水
来源： 新京报 2008-12-20 汪永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前不久在德国采访，我的第一感觉是那里的自行车道，比我1991年第一次去时宽了一倍。那时，骑车对德国人来说是锻炼身体，现在骑车已经成了德国人出门的交通选择之一。用他们的解释，这是他们在乎未来的表现之一。
这几年，一说起发达国家的清清河流，总是让人羡慕不已。这次德国之行细打听后才知道，德国河里的水真正清了，也是这个世纪的事。而这样算下来，他们的工业革命已经多少年了，污染的时间可就真是不短了。
对河流的保护让德国乃至欧洲警醒的，是一个环境事件。那是1986年德国和瑞士交界处，三多斯化学工厂因事故造成的污染，使得莱茵河里的鱼大量死亡，生物多样性遭到灾顶之灾。那以后，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四国成立了莱茵河国际河流管理组织。
德国的河流变清，对公众来说是从1995年、1996年开始的。重要标志是2000年放归的鲑鱼成活了。因为鲑鱼对水质的要求很高。它们能够生存，说明河里的水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清澈程度。
河流如何管理，显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要面对的挑战。德国现行的管理水的政策，一是水不经处理绝对不许向河里排放；二是不同的水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由不同的部门处理。
在德国有79.8%的水不能使用，特别是地下水不能用。不用的原因，一是德国现在不缺水，降雨量够了；二是他们认为，建立水利工程，发电，会影响鱼和生态，所以也不能用这些自然的、江河里的水。被我国一些专家认为的发达国家有90%的江河已经开发了，而我国的开发还远远不够，其实是有误解的。在德国，90%的江河已经开发了，是他们认为可使用水的90%，而不是所有江河水的90%。
在德国，可用可开发的水也就20%多一点。这样说来，水的重复使用在德国则占有了相当比例。用的水都要被处理后才能用，这笔钱谁出呢？德国环保部水资源署的官员罗塔给我打出了一个收费标准表。从这张表上可以看到，在德国用一吨水收费是1.8欧元，而污水处理费，科隆、慕尼黑、法兰克福是两欧元左右，汉堡和柏林都高达每吨4到5欧元。
要钱，还是要未来？汉堡人塞比娅对我说，她教育儿子节约用水的方式是，在儿子洗澡时告诉他，不能为了舒服就在那儿冲个没完没了，你冲的可都是欧元。这位母亲的话让我想到，我们洗澡，有谁想过我们洗的是人民币呢？老一辈人可能有这个意识，年轻人在乎那几个钱吗？德国人就在乎。这是经济杠杆的原因吗？
德国科技大学教授、水化学学会主席马丁博士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德国一切都要经济核算。企业排水越清洁付的钱越少，排的水越脏，付的钱就越多。他还说，在德国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费，每个人平均下来有2000欧元。在老百姓付的水钱的账单里，哪笔钱是怎么用的，老百姓知道得清清楚楚。
说到今天中国江河的问题时，他认为：不管我们人类对自然做什么，都应该考虑到综合效应。比如利用雨水，这两年被认为是解决缺水问题的好办法。可是，用雨水还要有一套清洁雨水的设施，这些管道的铺设会很贵，一般人用不起。德国也有一些有钱的人，就大家一起摊钱铺设这样的处理设施。钱要自己出时，账是要算的，值不值，用得起不。有钱没有环保理念不行，有理念没钱也不行。
今年10月，我们一帮记者到山东采访，一个村子里装有电脑操控的滴灌设施。农民很欢迎。我们问谁出钱装的，告知是当地政府。这样的节水设施要想普及就是问题了。
关于水电站的建设，马丁博士也有话说：水坝能防洪、发电，但对生态多样性的影响，对住在两岸原住民的影响不能不算在内。如果把这些都算上，就不是建不建的问题，而是建的话划算不划算。如果只算工程的钱，不算自然的价值，对自然不公平；如果只算能赚的钱，不算原住民的损失，对原住民不公平。还有文化价值也不能不算，而且文化传统会越来越值钱。所以要算大账，不是算小账。要算长远的账，算可持续发展的账。
要钱还是要未来，在德国，人们不是光在嘴上说，而是算账。而且算到了每一个人身上，从政策制定者，到花钱的人。在政策制定时，就要规定花国家的钱怎么算，用纳税人的钱怎么算。还有谁在算，怎么算，公众要是不知道这些，就有可能产生出错的“温床”。
这次在德国采访，马丁博士还给我讲清楚了一个过去我知道，但不太明白的技术问题，就是水库产生的温室效应一点也不低于二氧化碳的排放。问题出在人为蓄水，库底大量的沉积物像树木、房屋等会使水变质，以至厌氧，也就是甲烷的产生。在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担忧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水库产生的温室效应是人们不能再不重视的了。
我们走过的弯路，中国可以不再重复。这是马丁博士特别向我强调的。除了这，我更看重的则是德国人的做事先算账，不管花谁的钱。
14、跪求是一种羞辱
来源:大河网2008年12月22日
十多年前，淮河最大的一条支流旁的岸边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跪倒在时任环保局长的解振华面前：“快救救我们吧，上游的污水不能放下来了！”去年，受到严重污染的淮河流域的安徽蚌埠鲍家沟，一群百姓齐齐跪倒在环保总局副局长熊跃辉面前：“我们是为了子孙后代给你们跪下的”。今年，山西临汾的魏村镇吴家庄中心小学附近的一家化工厂，任意排放废气、废水，环境极度恶化，村民在打着“我们要蓝天，我们要生存”的横标下跪倒，要求化工厂停产。
在现代，下跪从来被认为是对自我人格和尊严的羞辱，百姓为什么偏偏选择自我羞辱的下跪诉求呢？为什么没有把跪求的百姓指认为“上告”，定性为“越轨”，进而受到强力制止呢？
首先，因为下跪是“草民”的一种最软弱的意愿表达，也是一种最无奈的申诉。他们即使向高层有关部门诉求，也大多是批复到下级部门“调查处理”，从此也就石沉大海，白费劲；诉诸法律，他们大多连法院的大门朝哪儿开，也搞不清。即使能摸到法院大门，又有几个百姓能请得起律师、负担得起打官司的花费、耗得起时间，打得起官司？百姓跪求，尽管也是不顶事的，总还寄希望于万一呀。
其次，在某些官员眼里，跪求是一种不会影响稳定脸面的诉求方式。上访，尤其是集体上访，就不同了，就要被视为“刁民”，视为不稳定因素，一般就用“安定团结”为由，堂而皇之加以追、拦、堵、截；至于静坐、游行表达诉求方式，就更不用多说了。
再次，跪求是某些官员从心理上就乐于接受。跪求者就已经先把自己置于最卑微、最软弱、最可怜的地位，同时也让官员感到登上了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绝对权威的地位，生出一种自我心理的满足和快慰。这是长期的封建意识在某些官员心灵深处的堆积而产生的一种潜在心理。此时，巴不得百姓能喊几声“青天大老爷”就更加浑身自在了。但他们并不把跪求所表达的要求当回事，十多年前因为淮河被严重污染，至今不依旧是污水横流吗？
出现跪求，以及某些官员对跪求的心安理得，实实在在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在某个部位肯定出了毛病，我们的“公仆”肯定在其灵魂深处还深深地埋藏着某种非现代官员的腐朽意识。因而，这也是对现代民主社会的一种羞辱。
无论是百姓的跪求，还是官员接受百姓的跪求，都是一种羞辱。
15、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怎可忽视?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12月22日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在贯彻这一重大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性问题。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建设，必须坚持科学统筹。生态文明有没有好的发展方向，有没有好的建设水准，能不能体现当今形态，代表未来意志，具备可持续性潜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有没有统筹观念和严谨科学的规划引领。这类规划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成果，应充分体现天地相融、古今相承原则，既继承历史的，又创造当今的；既尊重原生的，又注入人本的；既要使当今人认同，又要使后来人接受。
北京奥运经过众多专家、中外行家反复调研论证和研究，提出办“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初始规划，并一以贯之地付诸实施，得到国内外的一致认同。这就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范例，成为一个不可多得的传世杰作。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建设，必须动员全民参与。动员民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其本身就是接受生态文明教育、认识生态文明理念、维护生态文明成果的重要过程。实践证明，单有政府的积极性远远不够，单是政府的财力也很有限，而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共同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目的。
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把山区、林场、公路两侧的绿化林木还权于民，明确权责义务，并有计划有组织地植树，使之蔚然成林，风景宜人；有的把河堤河塘、河湖水面划给群众插柳剪枝、种荷生息，不仅发展了传统的编织、观光产业，而且防止水土流失。应当抓住全国开展林权制度改革的契机，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各种创建活动，广泛调动公民积极性，利用社会资本，加快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建设，必须坚持建管并重。建设是基础，管理是关键，重建轻管是普遍现象。各地对生态文明建设往往不惜重本，很快形成气候，但在整治管理上却是一大难点。从城市到农村，许多城建方面的设施景点、公路绿化、沟河植被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毁损。
实践证明，一个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不仅需要用大手笔建设，而且要花大功夫整治管护。在韩国等亚洲生态保护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无论城市还是农村，不仅景色宜人，而且生态完整，河清水碧，寸土不露，这是一个建和管都很成功的环境典范。在进行必要的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应以法律约束规范人的行为，这样才能见效更快。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建设，必须提高人的素质。生态文明的建设对象、服务对象和维护对象都是人类自身。就是说，我们在享受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同时，也有责任、有义务去维护生态文明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一些地方，我们过去的生态文明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而现代生态文明又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素质还没有提高到足以积极参与生态文明建设和自觉维护生态文明成果的地步。
综观中外文明史可以发现，提高人的素质，需要从宣传入手，从教育抓起，发挥各方面的示范带头作用，尤其要重视从学校教育开始，从娃娃启蒙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