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22
十二月十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搜狐绿色： 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奖力推“合作共赢”
2、新华网： 中国拟针对破坏环境等行为开征环境税
3、人民网环保频道： 中欧共论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4、新华网： 中国拟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
5、新华社： 政府“绿色采购”已成为发展循环经济重要助力
6、新华网： 环保局长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每一步都不轻松
7、新华网： "西电东输"重点项目云南小湾水电站实现下闸蓄水
地方信息：
8、中国环境报： 广州背水一战治水污染 污水处理费标准将有所提高
9、新华网： 重庆市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绿色访谈：
10、搜狐绿色： 企业、NGO与媒体如何合作共赢
环境保护发展系列报道四：
11、中国环境报： 环境保护发展之外交篇：风云际会 纵横捭阖
深度报道：
12、中国环境报： 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 如此小砖窑咋就关不掉？
13、中国环境报： 灭火与环保：熊掌与鱼能否兼得？
环境时评：
14、解放日报： 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双输还是双赢？
15、中国青年报： 让环保成为一种时尚
1、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奖力推“合作共赢”
来源：搜狐绿色2008年12月19日
2008年12月16日，“大自然保护协会”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在北京共同宣布了第三届SEE•TNC生态奖开评的消息；奖金总额达110万元。其中，生态奖奖金总额60万元，环境报道奖奖金总额20万元，“绿色领导力”奖学金30万元。
SEE•TNC生态奖每两年举办一届，是中国民间环保最大的生态奖项，在国内环保界有着良好的公信力。两家环保组织负责人同时表示，这次生态奖侧重于“合作共赢”，每个参评项目必须充分展示项目进程中与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的能力及成就。预计经过网友公投、专家评审、实地考察、捐赠人投票等环节之后，共有30个项目将获得奖励。本届生态奖特增了“环境报道奖”，届时，20名获奖者每人将获得10000元奖金；申报者只需提交一份个人作品，就可参加竞评，也可以由第三方推荐。“绿色领导力”奖学金总额共30万元，主要为入围生态奖的项目管理团队而设，每个“奖学金”项目将资助15000元，共计资助20个项目；获取奖学金的项目团队，将参加由两家环保组织联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共同开发的“绿色领导力培训课程”。
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中国项目办主任张爽介绍说，第三届SEE•TNC生态奖从2008年12月16日正式开始接受申报，经项目工作组初筛后，生态奖选出60个项目，环境新闻报道奖选出40篇作品，然后交到新浪活动专题页面上进行网络公投；网络公投结果占评审意见的40%左右的权重。2009年3月初结束网上公投，交由专家评审组评审，7名来自不同行业的专家组的意见，预计占60%的权重。在评审的过程中，还将对获奖项目点进行实地考察，并接受更多的相关领域的专家意见。入围的30个生态奖项目中，评出一等奖1名，奖金80000元；评出二等奖3名，每个项目奖金40000元；评出三等奖6名，每个项目奖金40000元；评出入围奖二十名，每个项目奖金5000元。环境报道奖20名，每个获奖者奖金10000元。2009年4月22日“地球日”时，召开颁奖典礼。颁奖典礼期间，同时召开环保公益论坛，预计届时有中美企业家对话、环境新闻报道论坛等。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介绍说，本届生态奖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合作共赢”。“任何一个项目要想取得成功，都必须重视合作与协同。合作能力应当是民间环保组织的魅力和特长所在。所谓的合作，不仅包括环保组织之间的合作，也包括环保组织与当地社区的合作，包括环保组织与当地媒体的合作，包括环保组织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包括环保组织与当地企业的合作等等。因为从生态环境的眼光来看，任何人都是生态环境中的‘利益相关方’，生态环境的好转与恶化，随时都影响着每一个人；反过来说，任何一个人的决策与行为，也都会随时影响着环境。因此，推进人与自然间关系好转的过程，往往也是推进人与人之间关系好转的过程。而要想实现这个过程，合作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只有合作才可能取得共赢、多赢的成果。”
所有申报表格和资料都可以从SEE•TNC生态奖网络专题上获取，也可以打电话向两家机构索取报名表。
2、中国拟针对破坏环境等行为开征环境税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19日
新华网北京12月19日电（记者邹声文）记者从19日召开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座谈会了解到，中国有关部门已经成立了环境税研究工作组和专家组，专门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等行为，研究开征独立型环境税。
据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当前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日益严峻，亟须对现行以排污收费为主的环境保护制度进行改革。独立型环境税就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专门针对污染、破坏环境等行为课征的独立税种。
此外，为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部门还打算研究改革现行资源税，改革内容主要是提高部分资源产品资源税税负，改进和完善资源产品的计税依据和计税办法，完善资源税税率（税额）有效调整机制，扩大征税范围等。
3、中欧共论加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8年12月19日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王爱华）欧盟驻华代表团和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１８日在北京共同举办“生物多样性之夜”，欧盟驻华大使及中欧生物保护学家共论中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欧盟驻华大使赛日·安博说，中国近年来已感受到环境恶化的冲击，如天气变化无常、洪涝灾害频发等，而欧洲在中国之前走过类似的历程，希望通过中欧双方的努力更好地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是欧盟在海外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由欧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商务部和环境保护部联合实施。
该项目当日还推出了一本记录中国生物生存状况的画册——《绿色中国》。画册以大量图片介绍中国各地区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并以文字说明阐释生物多样性对培育新作物、改良作物品种及维持生态系统活力与结构的重要性。
《绿色中国》的作者之一、曾长期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主席的马敬能说：“中国能否拯救生物多样性、保护天然栖息地和稀有物种，取决于公众的认识程度和采取行动的决心。”
4、中国拟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19日
新华网广州12月19日电 (记者梁钢华) 记者从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获悉，在充分调研和论证的基础上，中国拟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目前，初步实施方案已经形成，下一步将在进一步完善后上报农业部审批实施。
珠江流域是中国径流量第二大河流，流域面积达到44万平方公里，包括西江、东江、北江三大水系和珠江三角洲。由于沿江水工程大量建设和过度捕捞，珠江流域水生环境近些年来遭受破坏严重。如不尽快采取补救措施，在10年内将会有30多种珠江特有鱼类灭绝，珠江水系的水生态安全面临着严重威胁。
今年以来，农业部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多次组织专家对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进行实地调查和论证。珠江水产研究所罗建仁副所长牵头组成的专家组认为，目前在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的条件已基本成熟，符合当前流域实际，有利于更好的保护水生生物资源与水域生态环境，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保护资源、爱护环境的意识，科学可行。
经过充分的论证，珠江流域渔业管理委员会目前已就流域禁渔时间、禁渔范围、禁渔对象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初步形成了《珠江流域实施统一禁渔期制度方案》。下一步，该方案将在进一步完善的基础上，上报农业部审批实施。
5、政府“绿色采购”已成为发展循环经济重要助力
来源：新华社2008年12月19日
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１９日电（记者 邹声文）记者从１９日召开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实施座谈会了解到，我国有关部门不断完善政府采购相关政策，优先采购节能产品，使政府“绿色采购”成为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推动力量。
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明确规定，政府采购应当有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包括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为了发挥政府机构节能节水、保护环境的表率作用，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印发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及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出台了《关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实施的意见》及“绿色采购清单”――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
２００７年，有关部门又公布了政府强制采购的包括双端荧光灯和自镇流荧光灯在内的９类节能产品；今年７月，又对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进行了调整，发布了第三批清单。目前，第三批清单共有１９个产品类别，进入清单的企业达到７６０家，产品型号７０００多个。
我国“绿色采购”政策的实施已经取得较好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７年，政府采购节能环保两类产品总额达１６４亿元，占同类产品采购的８４．５％。
6、环保局长曲格平：中国环保事业每一步都不轻松
来源：新华网2008年12月19日
新华网北京12月18日电 （记者顾瑞珍）“改革开放的30年，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与快速的经济发展相比，环境保护的脚步显然有些迟缓了。不过，国家付出了很大努力，取得了重大进展。”一说到环保，今年78岁的曲格平激情不减当年。
作为中国首任环境保护局局长的曲格平，亲历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每一个历程。他最深的感触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迈出的每一步都不轻松。
在近日由人民网主办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保事业”高峰论坛上，曲格平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环保贡献人物”。
在曲老的记忆里，中国的环境保护出现转机还是在1978年。“那时候，对于公众来说，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当时人们理解的环境保护就是环境卫生。”
1978年，《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出台后，1979年，又出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据曲老介绍，当时国家还没有独立的环保部门，只有一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性工作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时任这个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曲老告诉记者，在那样的背景下，能先出台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1982年年底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正式宣布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了环境保护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中国的环境保护虽然起步晚，但在改革开放中跟上了世界潮流。从1998年，环境保护局升格为环境保护总局；到2008年，环境保护总局再次升格为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保护历史上有了首任部长周生贤。
30年后的今天，曲格平说：“中国环境保护事业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环保事业走过的路程，这位德高望重的环保老兵颇感欣慰：“总体上看，从基本国策到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到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视野越来越宽广，思路越来越清晰，内涵越来越丰富，制度越来越到位。”
30年来对环境污染的控制，从工厂广泛开展的达标排放基础上，又结合工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控制。近年来国家把节能减排作为约束性指标下达全国，使一些严重污染指标得到抑制，找到了一条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的管理措施。
此外，生态恢复建设摆上了议程，特别是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后，森林覆盖有较大增长，局部地区水土流失和荒漠化蔓延特别是沙化面积急剧恶化趋势有所缓和。
“这些年，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不断提高，人们对环保事业与社会进步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说到这里，曲格平话锋一转：30年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仍然有着强大的惯性，一些地方的经济发展还是以破坏生态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曲格平分析认为，造成环境问题的原因，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主观方面主要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迟缓；法制松弛，监管不力。
展望中国环境形势，总体是看好的。曲格平说：“关键是要真正按照科学发展观办事，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切实依法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
7、"西电东输"重点项目云南小湾水电站实现下闸蓄水
来源：新华网2008年12月18日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８日电（记者陈玉明）记者１８日从中国水电集团获悉，中国“西电东输”重点骨干电源项目——云南小湾水电站日前实现下闸蓄水目标，为实现电站提前一年发电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据介绍，小湾水电站位于澜沧江中游，装机容量达４２０万千瓦，是澜沧江中下游计划建设的８座梯级电站的龙头
电站，由中国水电集团承担导流洞工程施工任务。
水电集团有关负责人说，小湾水电站地形陡峭，场地狭窄，施工区地质构造复杂，地表岩层破碎，为地震区抛物线形混凝土双曲拱坝。７００米高边坡开挖、大跨度地下厂房洞室群、高强度泄洪效能、高水头（最大水头２５１米）、大容量水轮发电机组制造等技术参数和施工难度，受到国内外水电专家高度关注。
为确保导流洞下闸蓄水顺利进行，水电集团制定了周密的下闸蓄水施工方案，并在１１月２６日进行了下闸蓄水的实战演练，提前做好了下闸蓄水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小湾水电站于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０日正式开工，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２日实现大江分流。电站建成后将形成容量１４９．１４亿立方米的水库，可有效调节下游枯水期和汛期流量，使澜沧江－湄公河真正成为“黄金水道”。
8、广州背水一战治水污染 污水处理费标准将有所提高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8年12月19日
广州市市长张广宁日前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会议原则通过了《广州市污水治理与河涌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关于禁止向江河湖泊直接排放污水的综合执法方案》等多项措施。广州将投入400多亿元全面加快污水治理和河涌整治，确保亚运会前全市水环境质量实现根本性转变。张广宁在会上表示:“现在已经到了背水一战的时候，我绝不会后退，我只会带着你们往前冲。”
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的还有《广州市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作方案》和《广州市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改革方案》等。根据上述方案，广州将以中心城区全面截污、乡镇污水全面治理为目标，实施污水治理工程、调水补水工程、河涌综合整治工程和中心城区水浸街治理工程、中心城区雨污分流工程等项目。
其中，污水处理工程将在2010年6月底前，按照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85％的目标，完善中心城区污水处理系统，基本实现珠江广州市区段、中心城区主要河涌的截污，主要污染源接入污水处理系统；农村地区中心镇配套建设污水处理系统。广州未来总共规划68个污水处理系统，72个污水处理厂，其中在2010年建成污水处理厂47座，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到484.4万吨/日。
从明年1月1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广州市有关部门将对全市范围内工业、饮食服务、医疗卫生、房地产开发、仓储运输、畜禽养殖等排放水污染物的单位及个体工商户展开全面清理整治工作，清理整治饮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的排污口，严查超标准、超许可总量向江河湖泊等水环境排放水污染物的违法行为。排污单位必须在整改期限内将产生的污水排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对于逾期仍直接排放生产废水和生活、医疗污水的，由相关职能部门停止供水、供电。（邓慧玲）
9、重庆市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
来源：新华网2008-12-19
新华网重庆１２月１８日电（记者 徐旭忠）记者日前从重庆市环保局了解到，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战略部署，重庆市环保部门将开辟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切实提高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工作效率。
重庆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对于符合环保要求，涉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有利于扩大内需的项目，特别是国家和重庆重点项目，重庆市环保部门将开辟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绿色通道”，推动项目尽快落地、尽快开工、尽快形成实物经济工作量。
同时，重庆市各级环保部门坚持严格把好环境关，防止片面追求审批速度、放松对“两高一资”等项目的环境管理或盲目下放环评审批权限等问题，防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10、企业、NGO与媒体如何合作共赢
来源：搜狐绿色2008年12月18日
第1页:搜狐绿色编者按
第2页:企业、NGO与媒体，三种草根如何相遇相知
第3页:林谷：公益事业需要埋头做事，更需要适时传播
第4页:王维嘉：把理性引入到环保里面
第5页:杨欣：以最低的成本找合适的人参与
第6页:王维嘉：阿拉善是从可行的小目标做起的
第7页:环境恶化致使大家主动寻求沟通对话
第8页:媒体记者参与提问部分
【搜狐绿色编者按】
2008年12月17日上午，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绿色江河”负责人杨欣、中欧生物多样性联盟媒体顾问、原新华社特稿社记者林谷做客搜狐绿色频道，就企业、NGO与媒体如何合作共赢话题展开了探讨。
《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作为搜狐绿色特邀主持人主持了本次访谈，《中国环境报》、《科技日报》等媒体记者到现场参与了提问。
【嘉宾简介】
美通无线总裁 王维嘉
“绿色江河”负责人 杨欣
中欧生物多样性联盟媒体顾问、原新华社特稿社记者 林谷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 冯永锋
【访谈正文】
企业、NGO与媒体，三种草根如何相遇相知
主持人（冯永锋）：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我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今天被搜狐特邀过来主持这么一个小的访谈。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比较好玩，叫三颗小草如何相遇相知。
昨天在中国环保界，有一个算是比较大的事情，就是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奖项“阿拉善SEE—TNC生态奖”开始申报。从12月16日开始，到2009年4月22日，是申报和评奖的时期。在2009年4月22日，地球日这一天，第三届SEE-TNC生态就会颁奖。这个奖的提出让大家讨论了很多问题，让我想到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合作共赢，因为这次生态奖的主题叫“合作共赢”，鼓励大家去观察原来几个互相不来往的，很少来往的领域怎么合作共赢。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是草根，每个人都是一颗草，几颗草的根之间，怎么合作共赢？所以今天我讨论的主题就是“三种草根如何相遇相知”。
因为说起来，我们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是真正的草根，是比NGO更早的草根：民间环保组织当然是草根了，像杨欣老师，从最早的探险家到环保主义者，一直都草根；像我们很多媒体，其实也是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尤其现在博客出来之后，很多公众已经成了自发的媒体
先请美通无线总裁王维嘉介绍一下自己，介绍一下您跟环保NGO这种草根是怎么来往的，您怎么看待这两个类型草根相遇、相知过程的？
王维嘉：我们十多位企业家6月份访美的时候，每次访问完了都是我替阿拉善去讲话。我说中国民营经济是30年前开始的，30年前民营经济占GDP的比例是0，现在超过50%，现在中国的NGO有点像30年前的民营经济，30年后，会出现和洛克菲勒、福特可以比的组织，甚至不需要30年。
今天正好杨欣在这儿，其实应该说我在中国的环保起源就是从他们“绿色江河”开始的，2002年的时候，当时爱立信首席执行官张醒生组织一批企业家去可可西里，有当时网通的总裁田溯宁，华谊兄弟的王中军，还有新华信的赵明，还有经济观察报的社长张忠，还有我，还有大概几十位媒体吧。我们第一站去了他们“绿色江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环保，我原来在美国是了解的，但是对于中国的环保是一点都不知道，接触他们的保护站，才算开始了解到中国民间的环保。当时大家都非常感动，看到在那种地方，我们当时已经完全喘不过气，腿像铅一样走不动，但那些志愿者们，特别热情的给我们介绍杨老师拍的画册，我们一人都买了一些，后来在整个可可西里保护区又看了一些其他地方。张醒生现在已经是TNC（大自然保护协会）亚洲区的总干事长，相当于跨国公司北亚区的总裁，中国归他管。这个机缘或者说缘分真的是挺深的，当时他领我们去，现在像我和王中军都是阿拉善的发起人，后来，王中军出资拍摄了《可可西里》。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如果没有当时的相遇，阿拉善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或者是有那么高的激情，这个影响还是挺深的。到今天为止，我们这些朋友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访问可可西里”仍然是今天被大家列为最值得回忆的，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一个是第一次去青藏高原，还有整个保护区，所以说有很深的感情，去年杨欣获得了第二届SEE—TNC生态奖的第一名大奖，我们真的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整个中国的环保意识觉醒，从他们这些先知先觉者到我们这些后知后觉者，慢慢大家都走上这条路，像张醒生的经历特别戏剧化。
主持人：中国许多人都知道杨老师，从上世纪八下年代中国最早的长江漂流，大家应该都知道你，这中间您肯定与许多人相遇并相知，您也谈谈怎么跟企业家们相遇的？
杨欣：因为中国环境保护起得比较晚，像美国那些国家环境保护历史比较长，日本的环境保护历史也有几十年了，中国是在经济发展以后，慢慢的，说白了一点，人们的经济生活水平高了以后，吃饱了以后才慢慢的更多的关注保护环境，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包括最早我们开始保护可可西里的时候我都不能提可可西里，没人知道，也不能提藏羚羊，也没人知道，甚至有人问可可西里是不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当时我提出的是保护长江的源头，长江的北源楚玛尔河，现在反过来说可可西里、长江源。这种情况下，因为那个地方经济比较落后，而且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只有几百万，很困难。索南达杰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个地方要让外界知道，不死几个人是不可能的。后来我在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怎么样帮助这个地区，如果我们在这儿建个站就好了，建一个基地，开展工作就比较方便了。治多县太大了，从东到西是700公里，所以想建一个站。于是我们就得发动媒体来帮助我们，用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建一个保护站，帮助他们，吸引科学家关注这个区域，至少了解藏羚羊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就得吸收一些资源来参与环境保护，那个时候在深圳游说企业的时候，有这么个说法，一些企业家就说，你保护长江源头，长江源头怎么不找上海、武汉这些，怎么跑到珠江流域来？所以很难筹集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法子，有个人出了一个出书的点子，大家都在出书，你也出书吧，我们帮助你卖，卖的钱用来建在可可西里先建起一个小木屋，至少证明你在做，用你的行动来证明，才有可能取得支持。跟企业的接触也是如此，首先证明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第二你要有能力，才可能获得企业和政府的支持。
主持人：可能企业家买的时候，给的钱都超过书的价钱吧？
杨欣：有，后来我们那个书卖的比较好，有一本书还卖给环保局的副局长王玉庆，在国家环保总局搞了一个首发式，王玉庆副局长来了就说每年都会接收到很多作者的书，但这本书我不能白要，我要买，他就给了一百块钱，当时我那本书定价是23块钱。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说，自然之友也准备了1000块钱，买20本书，然后把这些书再卖一次，再把钱捐给你们。当时有人就开玩笑说梁从诫王玉庆一起哄抬物价。于是现场的记者们也都全部买了。这就打开了这样一个局面。本身作为书的话，卖书是一个方面，问题是你在传播，把这些问题传播出来。
主持人：你最早是以科学家的状态去可可西里的吧？
杨欣：我还不是，我最初是探险，探险长江源，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可可西里。1993年，我去长江源，那个向导说长江，你们往北继续走，那个地方叫可可西里，真正的无人区，那里面除了土匪就是强盗，如果你们看到他手里拿着枪，你们首先应当打死他。这是当初可可西里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后来我们就去了解可可西里，然后帮助可可西里，后来获得了企业和个人的一些捐助。
主持人：林谷你好，你现在也是一个环保组织的媒体顾问，此前你是新华社的记者。你等于也是从一个媒体到跟NGO的相遇和相知的过程，您谈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林谷：也不叫不做媒体，我现在还是一个自由撰稿人，1998年我刚开始当记者的时候，那个时候以个人的身份做一个环保志愿者参加一些民间环保组织的活动，当时还是“观鸟、种树、捡垃圾”那个初级阶段，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大家的激情。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在重庆的时候，看到一个美丽的古镇因为当地的化工厂污染，连续三年没有一个青壮年征兵是合格的，最兴旺的是棺材店的生意。这个镇有一个人和那个化工厂打官司，他说我即使败诉了，也要一直坚持到最高人民法院，会一直打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我一直不能忘记他的话，我觉得很多中国公民在成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以后，他们有一种公民意识的觉醒，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环保还是其他领域可以看到中国人已经从比较煽情的老三样的环保的老的模式，已经到了这是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要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后来也是以志愿者的方式参与了关注建坝的问题，包括水坝引起的问题，同时也是以记者的方式来介入。
环保问题经常是程序正义的问题，因为现在中国是在飞速发展的时候，很多大型工程必然会对环境造成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但是这个工程究竟上不上马，有没有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当地社区，受影响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充分的公众的参与，把很多事情透明的来进行讨论，科学决策以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们再去遵循这些规则。我觉得这种意识是特别值得强调的。我特别欣赏在环保界有一些特别理性的人，他们强调我们不是一味要反对上什么工程，但是我们要求程序的制定，所以这个实际上已经超越环保本身了，他反映在中国民主的进程中我们怎么样坐下来进行理性的谈判，最后双方都有所妥协的情况下拿出一种最接近合理的一种方案。
林谷：公益事业需要埋头做事，更需要适时传播
主持人：你是在促成合作吗？跟公众合作？还是多方合作？
林谷：我刚刚加入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这个环保组织，我就深深感到这是一个投资非常大的项目，但是很多项目点的官员埋头在做事儿，他没有说我吭哧吭哧做两三年的项目究竟要做什么，他本质上是一个传播的工作，因为你是要把一种理念，把生物多样性的理念，把环保这个理念销售给地方的官员、地方的公众和媒体，其实这本身是一种传播工作。但是我发觉很多人是一种很技术性的思维方式，他就觉得我要满足这个指标，那个指标，把钱用完就完了，他应该是说这两三年项目完了我能留下一些什么？项目始终是有寿命的，项目过后以后，地方官员的思维方式、决策方式是不是有所改变？是不是当地社区成为受益者》是不是媒体乃至更大的公众他们理解到在中国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不能忽略其他的东西？就是发展的代价我们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很多人沉迷于每天繁琐的工作当中，其实忘了自己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在里面。
主持人：你最近在对项目点的人进行媒体传播培训，教他们如何传播，有效果吗？
林谷：我们刚做了一轮，有一个重庆的学员回去一周后，就开始制定一个大的传播策略，要去执行。我发现其实很多项目人员是特别好的讲故事的能手，他如果突破了技术性的僵化的思维，他可以鲜活的把跟老乡打交道的故事讲出来。我觉得我们投资了这么多钱其实是在干这个事儿，搭桥其实是很重要的，原来做媒体是通过你的笔把故事讲出来，现在是帮助其他人变成很好的讲故事的人，我希望像今天两位嘉宾这样，把一件事情的前世今生讲的丝丝入扣，能够娓娓道来。
王维嘉：把理性引入到环保里面
王维嘉：刚才林谷讲的非常好，他说到怎么把理性引入到环保里面来。像我们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可能有些网友还不太知道。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是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家，由一百多名企业家组成的环保组织，因为我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委员会的主任，负责修改起草章程。我对有一点印象特别深刻，我们每次开年会都邀请很多其他环保组织来，开完以后，包括我们的选举程序，章程讨论，下面很多人都跟我讲说我们很受启发，在我们的环保组织里头，大家有时候吵架吵半天吵不出结果来，最后发现两个人的概念、定义都不一样。那我觉得企业家坐在一起就不一样，因为他是做企业出身的，他天然就是理性的，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要遵守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咱们先把章程定好，因为你做公司得有章程，你要有选举的规则，最后你就发现把这些东西定清楚以后，很多东西变得特别简单，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甚至很个人的事情，选谁不选谁，最后就很简单了。比如像我们的第一任创始会长刘晓光，本来就是老大哥。中国很多民间组织基本上就是谁发起的就当下去了，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这里边全都是很牛的人，我第一年给你捧捧场，第二年捧捧场，但是不能永远捧，这个组织的意义就没有了，就成为一个人玩儿了。于是我们制定章程，第一个就是说会长不能连任，那好了，晓光下去也没有什么面子问题，因为章程是这么定的。
林谷：所以能够光荣退休也好，全身而退也好，都很体面。
王维嘉：当时即使这样，还有一些哥们儿说晓光能不能弄一个名誉会长，华盛顿当时没有做过美国的名誉总统，人家照样是伟大的，刘晓光的历史功绩永远存在人们的心底，因为没有他可能就没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但我们认为没必要，设置这个东西就后患无穷。从管理上，我们一开始就要求财务透明，用电脑管理所有的财务这些东西通通都公布到网上。近五年来，“阿拉善”己也在检讨，怎么样做才可能做得更有效？我们今年6月份拜访了美国15家基金会，洛克菲勒、福特我们都拜访了，最后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所有这些基金会都是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而且有量化的指标，什么叫做好，什么叫没做好，每个人都要负起责任来，否则怎么跟捐款人交代呢？这方面我们今年就开始有一个新的项目，就是我把钱给了民间环保组织之后，不是给了就完了，还得有跟踪，还得有培训，这样的话就不光仅仅是颁一个奖，还有后续的能力建设，这是我们相对来讲企业家比较会做的事情。现在很多组织都在索要我们这个章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能够给环保在这一点上做出贡献。
林谷：我特别有感慨，民间组织有的时候会觉得政府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但是他是不是也有问题？自身人事色彩，有些组织的人事色彩特别浓厚，打江山以后要坐江山的思维方式也是很强烈的。一方面环保组织抱怨说为什么找不到好的人或者是新鲜血液，人就走马灯似的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就是您刚才讲的，建设不完善，始终是一个鲜亮的名人光环四射，整个组织围绕一个人转的话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年轻人一直得不到上升的空间，这就很麻烦。
主持人：杨老师，他们两位都在批评你？
杨欣：这个有点不一样，像“绿色江河”和自然之友，还有绿家园，还有阿拉善，都是不一样的，阿拉善首先是企业家，他有经济的能力，首先他有经济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才可能实现选举，那种制度才能支撑下去。更多的像“绿色江河”这个组织就没有这个条件了，比如资金来源，“绿色江河”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几个部分，其中一个大的方法是卖书。卖书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鼓励的是王石，我记得有一次他请我吃饭，他那个朋友买了我一本书送给他了，吃了饭之后就说你这个点子是挺好的，我看你的书受到了感染，我可以捐给你一些钱，继续卖书，肯定还有像我这样的人，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去卖书。第二个来源就是获奖。卖书给了我们一个资金的保障，我经常把我们组织比喻成农民，农民就是留点儿地，咱们后院都有一亩三分地，种点儿什么玉米之类的，把自己养活了，首先把自己养活了，才有可能去干你的事情，前面是一个商铺一样的，能要到钱的话，那就是锦上添花，因为你有后院的保障，使得你那些项目就带有持续性；比如我们做青藏铁路的调查，青藏铁路上的很快，快得你来不及申请项目来跟踪研究。但没关系啊，咱们后院有地，种的粮食，加进去，直接这么硬上，持续几年下来以后，他就有成果，这个成果能让你获奖，包括阿拉善也给我们奖，福特、丰田也给我们奖，这个奖对我们来讲就是大钱了，可以补充到里面去，有了这些奖，有了后院种的这些东西，来维持运转，使得你的项目有持续性，同时你的项目就做的比较完善，做的比较好。这样相对容易得到后部的企业、基金会的认可，在项目上的申请相对可能容易一点。
王维嘉：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环保倒是不拘泥于形式，企业家的组织，包括NGO的组织，大部分都是以一个或者几个人为中心的永久制的。阿拉善其实是在企业家组织里面也是一个特例，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一开始我们的人就特别多，在阿拉善月亮湖的第一次会议，是一百人，当一百个捐钱一百万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只听一个人的。如果只有三五个人，我是大哥，你们就听我的就完了，但是一百个人的时候必须得有程序，一开始每人捐一百万，我捐了一百万，我不能到那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总得也发表权，所以说他有这样一个程序。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原因使得阿拉善从一开始先天就变成必须得有民主这样的机制。其实我观察了很多其他的组织，不一定都是这样的。
林谷：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早期的环保NGO个人色彩浓厚这是先天决定的，因为经常是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经常的创立，后来随着这个组织的品牌，和这个人的才华、个人经历往往是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为了这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这个人还不能走，还要他继续出力，我知道很多个人愿意全身而退，但是做不了，年轻人羽翼尚未丰满。但他总得考虑一个问题：人才如何接轨？要找到一种平衡，尽量让年轻人有一个机会，有一些发言，这样会成长的更好。
杨欣：以最低的成本找合适的人参与
主持人：你们绿色江河注意培养年轻人吗？
杨欣：我们跟阿拉善很多都不一样，基金会是项目官员制，而且相对的属于自身水平比较高，学历比较高，但是有一点，成本也比较高，“绿色江河”如果照这样操作死定了，他没法生存下去。你很难想象“绿色江河”每年做那么多事情，个人的行政管理成本不会超过10万，说白一点，我们三个全职人员加上三个兼职人员，全部加起来，每个月发工资是8000块钱。六个人才8000块钱，加上我在内，是这样一个概念，运转这样一个组织。这样的话包括志愿者，你让志愿者来无私的奉献，凭什么，你们工资拿的少，我来给你无私奉献？怎么可能？
经过几年运转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我们让志愿者负责大部分的业务。举个简单的例子，青藏铁路运营以后影响到垃圾收集问题，你就得调查长江源头的垃圾问题，在我们十几年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深圳有一个设计院就搞污水处理的人挺好。于是我们就去找他，他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得自己出路费来参加普查，与我们其他项目一起进入工作区域做普查，做完以后你给我设计出来方案，我们再找志愿者进行调查，完了你再去找人，以最低的成本找相关的专家进行论证、评审，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思路。
主持人：我自己的经验，很多国际环保组织还是很吸引志愿者的，但是志愿者的流失率和失望率也比较高，是不是有很多志愿者对你们有很大的不满？
杨欣：不是，我们门槛很高，第一次2000年招志愿者的时候。
主持人：当时我想报名，条件不符合。
杨欣：新闻媒体帮我们做了一些宣传，统计下来，谁只要公布那个电话肯定打爆，我们统计下来至少超过一万名，即使“绿色江河”到今天做项目一般来说是每年招十名志愿者，都会有一千多人参加报名，数字是比较高的。
林谷：NGO要找到自己的卖点吸引年轻人参与
林谷：谈到年轻人的成长问题，在本土NGO这一块，很多会议上仍然是同一张面孔，这个机构的领导人，任何大的小的会都是他去，年轻人就很少有出头之日。西方国际组织理念怎么样跟中国本土来结合？需要探讨。
王维嘉：其实我们阿拉善也有这样的问题，NGO能不能作为年轻人一生的事业或者是职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大家都愿意拿出一两年的时间来贡献，但是你这样的话，组织的成长发展就会有问题的，所以说在美国一年大概有600亿美金进入到各种各样的NGO，不光是环保，他实际上是一个工业，这里面有一批职业经理人，一辈子就做这件事情，你就把他当成一个职业，很多年轻人，我们也到美国和他们讨论，比如同样的福特基金，和企业工资水平相比怎么样，他一般比企业工资要低，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好几个主席说我们的员工绝对不会受穷受饿，他依然可以过一个很体面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从长远来讲，如果一个国家的NGO要发展的话，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你才能吸引。就像今天公务员是最吸引人的，工资又高，福利好，生活有保障，贡献精神只是一方面，从长远来讲要把他变成一个大的东西必须是这样的，你必须考虑员工个人，包括像我们在内蒙的这些员工，一些年轻人他的同学都在卡拉OK玩儿，他在村里一做做两年，你不能这样要求别人。
林谷：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考量，每个人都想过好日子，在西方比较成熟的环境里，NGO作为一个产业他是有考虑的，比如我的工资肯定要比我在公司上班要低，但是我有满足感和成就感，我在帮助人，同时我还能以此谋生，总体看来还是不错的选择，而在中国很多国际组织进来以后，有很多中国本土的NGO组织说他们在跟我们抢人才，因为他们的工资远远超过我们能给付的，但是如果你走本土路线的话，有一些国际组织没法做的事情你们可以做，可以打本土牌。
王维嘉：我们阿拉善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觉得本土环保组织是有卖点的。30年前当诺基亚、摩托罗拉进入中国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分公司就是一个销售公司，所有的产品、市场策略，他一点话语权都没有，你就帮我卖东西。今天的NGO大部分也是这样的，我的策略你执行就完了，我的方法都定的好好的，你就给我执行。跨国公司过去30年培养出一批什么样的人呢？一批非常强的销售人员，因为他就是做销售的，本土企业培养出来杨元庆这样的高管，最后谁的权力独大？当然是杨元庆，因为你有话语权、决策权，因为你能根据你的国情做事情，最后你能学的东西更多。像我们本土的像阿拉善，包括我们的员工，像我们秘书处，我们做什么项目，他们有很大的发言权，当然今天可能你的收入要低一些，但是长远来讲，假如在30年以后，这也是一个600亿美金的大产业的话，最大的NGO的头儿肯定是中国本土培养出来的。
主持人：我觉得NGO的发展前景最好，提升最快，待一年可能就是最好的高管了。
林谷：已经有这样的培训机构了。
主持人：阿拉善马上要推出绿色领导力。
林谷：5.12地震以后，上网搜一下就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当地的NGO已经搞了两年四川青年志愿者计划，也是在国际基金会支持下搞的，这些年轻人，或者是在校生，或者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派到四川当地各个本土的NGO里面干一些事情，中间还要写报告，像一个培训班一样的，最后有一个总结性论文，5.12一来，他们这个组织已经在那儿了，马上他们就可以干了。现在这个组织又在招聘，让人感觉到看到希望，他真心诚意的想让这些年轻人发展下来。现在像郝冰，不少人活跃在环保界这些年轻的领袖们，他们都是绿色营出来的，已经是收获期了，现在很多组织应该看到这样一些能力培养的机构，放手的让年轻人去成长，否则光是抱怨招不到人，你必须自己反思。
王维嘉：阿拉善是从可行的小目标做起的
主持人：阿拉善经过这么几年也还是有很多的振荡和转型，也不是外界所传得那么容易，中间也发生了自己思路的变化，中间有很多辩论？
王维嘉：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企业家最开始都牛哄哄的，像我们参加的人，在每个公司都是小皇帝，从来不民主，像王石这种人和谁妥协啊？都很牛啊，虽然我的公司不大，但是我在公司也是说一句算一句的。但是你到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儿，就必须妥协，你王石是大公司，但我也交了一百万，我和你是一样的，你没有比我多交一分钱。妥协就是大家在学习民主。另外一个，其实这些企业家对环保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像我，原来就是去过可可西里，知道一些，自己从来没参与过。我们当时觉得沙漠，我们弄多少多少钱，还不都把它给治了？到那儿发现你这一百个企业家在荒漠化面前太渺小了，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抑制的过程，让你觉得科学、管理、技术、你的激情都不值得一提。然后再回过头来说，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们这一百个人是治不了荒漠化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我们就开始冷静下来，我们当时由张树新带领一个战略考察团在那儿待了半个月，定出一个非常可行的很小的目标。
到今天为止，我们新加入的会员还在犯我们的错误，一上去说怎么阿拉善一百个企业家这么牛，做这么点儿事儿，只到两个村做两个社区。我们在下面听着就笑，因为我们是完全走过来的，每年加的新会员都要上去特激情的说我们要做大事儿，我们就觉得特好笑，这本身对我们自己来讲就是一个学习过程。另外，比如说和我们专家团队，做环保的像邓仪，做了那么多年，你就发现企业家的思维和做生态的专家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弄是规模化、效率；这也是对的，但是科学家就不太想效率、规模化，我先把它做出来，他的思维是自我生长，像生物一样慢慢长，我这个村做好了，别的村来看，慢慢学。我们就想这个村做好了，怎么样把它做成一个饼干，大规模复制，所以企业家的逻辑和环保的科学家的逻辑经常发生冲突，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互相在学习。你会发现我们这种效率的思想是对的，因为你最后要有一个评价体系，你不能说这么多人做到最后只有一个村做好了，还是不对，还是要有规模和效率；但是在大自然面前不是你想要效率就有效率的，不是你想复制就能复制的，在这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去年报我们生态奖的项目中，我注意到一个人，是江西一个农民，拼命种树，为种树欠了一屁股债；从人格上，从他们的操作上，像杨老师他们8000块钱就一个团队，我们阿拉善比起来成本太高了，但是这里面怎么能够互相学习？
林谷：阿拉善给我的思考就是中国企业家在致富以后，之后做什么呢？像阿拉善完全引发我们对财富定义的思考。
主持人：我觉得中国的NGO是非常强大的，也是非常伟大的，因为不仅是他的人格魅力，我觉得他的做事方式在中国这个环境上也算是比较成功的方式，如果综合考虑中国社会的特点和中国环境的特点，NGO已经做的很不错了。杨老师肯定体会最深，最早王石给您的是个人的鼓励，后来王石可能更多的是给您建议，在遭遇社会上对您的尊重和鼓励、支持的时候，您是不是同时感觉到了社会潮流变化的轨迹？
杨欣：以前的企业家追求的不一样，以前的企业家赚了钱以后就是吃喝，然后就是玩儿，后来慢慢是户外，再后来就出现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这样的机构，企业家们把心力拧在一起为中国的环保事业做一些事情。我得过福特环保奖，每一次颁奖的时候，福特发言人都会说这样一句话：老福特说一个好的企业和优秀的企业是有差别的，好的企业是向客户提供好的产品和好的服务，优秀的企业除此之外还得有社会责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现在走到这一步，除了在会里做，企业家个人也在做，不管从尽社会责任来说也好，从其他方面来说也好都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他们的变化也给我们草根NGO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但是由于企业家的要求和我们草根可能不一样，刚才他们讲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他们做事的方法，看你如何融合，同时我们作为NGO也要检讨自己，自己在管理方面，在做事儿的细节方面怎么样不断的提高自己，不断的把自己的每个项目做成优质的产品，才能不断的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才可能获得支持。
环境恶化致使大家主动寻求沟通对话
主持人：中国社会还是一种比较伟大和强大的，他总是能够调试自己，把自己的伤口给修好，然后继续前行，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四个人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都是错位的草根，我是《光明日报》的记者现在到搜狐来当一次客串主持，王维嘉是做一个企业跑到阿拉善做环保，“绿色江河”注册地在四川，但是更多的精力在青藏高原；林谷也是，原来是记者，现在跑到环保组织去了。好像社会在出现一个潮流，就是大家都在主动沟通和寻求对话？
王维嘉：我觉得还是和大环境有关，很显然，中国现在的情况不管是中产阶级，还是环境的恶化，如果是阿拉善这样的组织，十年前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包括今天政府对环保组织的支持比以前大太多了，国家走到这一步上了。美国可能是环境保护最早一九二几年，威尔逊总统，他是一个环保总统，用总统令，建设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公园。美国已经到那个份儿上了，整体上来讲还是这样一个大的环境，其实不光是企业家解决环保，还是整个社会如果30年前大家都是吃饱饭了，肯定不会想这个事情了，包括今天我们参与了很多学生也好、白领也好，他都是觉得其实我的温饱已经有了一定的保证，我会寻求一些精神层面的。
主持人：大家都有做好事的愿望。
杨欣：人之初性本善，包括乡镇企业家大多数也是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80年代稍微少一点，在他们的童年都有美好的回忆，虽然在1959年到1961年有自然灾害，但是也一定是山清水秀，现在反过来说生活改善了，再回过头，再看自己的家乡发生了变化，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志愿者，深圳的，他做的也不错，他是做企业的，参加我们的志愿者，回去以后他自己做，把环保带回自己的故乡，给自己的家乡建立那些环保的做法，带领家乡的孩子去看别的地方他们怎么污染的，现在环境怎么样了，我们如果不好好保护的话也成了那样。现在改革开放30年，慢慢像阿拉善这些组织出来之后，对整个社会，对企业家都有一个很大的引导作用。
林谷：我觉得无论是以记者的角度来关注环保问题，还是说以一个直接在一个环保组织里面的搭桥人的形式来关注，我觉得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看中国现在最为迫切的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个跑了几十年环保的老记者告诉我，他说我每天早晨醒来就有一种感觉，跑了几十年环保，突然发现环保越来越恶化，我能理解这个老记者的心情，但是希望与绝望并存吧，一方面是我们没有看到环境的根本性的转变，GDP以一种高消耗、高污染的方式来发展的模式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但是看到很多草根NGO组织在不遗余力的工作，我就想起一句话，即便明天末日就要来临，我们也要把今天的树种种下去。
【媒体记者参与提问部分】
《科技日报》记者李禾：我想问问王总，企业家做环保事业的时候，最堵心的、最难受的事情是什么？
王维嘉：我觉得有很多困惑和困难，其实你想做企业本身都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所以我们这些人对困难已经比较麻木了，没有觉得什么事儿过不去的那种感觉，总体来讲我们希望大的环境，现在政府已经非常积极了，但是法制环节，像我们阿拉善只能注册在阿拉善本地，你要在北京注册，甚至注册一个全国的都很难，另外企业的捐款，都是交完税以后再捐钱，至少能够免税。其实在中国做企业，在过去这种30年的环境过来以后没有一个企业家会抱怨，因为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什么绿灯快走，黄灯抢着走，红灯绕着走，30年之前的规定和现在天壤之别，照样能够起来，今天的环境已经够好的了，我们更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有这个好处，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事儿过不去，很痛苦，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要不然企业能活到今天，早就死了。
搜狐绿色频道记者苏苏：王总，您今天的身份是阿拉善的理事，您能不能换一个角度，作为企业负责人来讲一下，有没有跟您的品牌相关联的一个公益宣传方面的需求？
王维嘉：有一篇特别有名的文章，好象是哈佛商学院写的，说公益事业有三种类型，一种类型就是营销的一部分，很多企业就是公关部门做这个事儿；还有一种是间接的对企业带来品牌；第三种就是和企业基本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对于阿拉善这件事儿来讲，对于我们，比如我今天出现在搜狐绿色频道美通无线总裁，对我们肯定是正面影响，但是基本上大家做这件事儿的时候，肯定没有人抱着说我是为了我公司增加品牌，比如像万科和王石，他不需要加入一个阿拉善再增加一点品牌。我们当时来，比如我个人，我在北京住了十几年了，沙尘暴很困扰，空气污染，总觉得要做一点什么事儿。最后的结果可能的确对我们企业品牌有好处，对我们内部来讲，既然我做了这个事儿，在我们公司内部，你不能公司内部一方面非常不环保，做的事情，然后你又参加一个环保组织，这就不对了，我觉得对每一个公司的内部的环境还是有促进作用的。像我们IT企业相对可能轻一些，对建筑企业的促进可能就更大一些。
《中国环境报》记者张旭：奖项这个问题，我注意到一些大的奖项，不管是你们的，还是福特的，一般是就某个项目而言，并且是一次性的，怎么样去保证一个项目，因为像环保的项目往往是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怎么去得到一种持续的、稳定的支持，包括刚才听杨老师说的六个人8000块钱，以你们的智力、能力付出，你们觉得这方面是匹配的吗？如果是这样的状态，仅仅靠慈善的心和激情怎么去维持呢？
王维嘉：我们原来检讨以后也觉得发一个奖，就和他们没关系了，今年我们生态奖有一个跟踪和培训的过程，但是这个还不够，这仍然是一次性的，比如今年我就不能保证“绿色江河”还得大奖，因为这是一个评选的过程。我们阿拉善也在考虑，我们企业家自己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企业，真正能自己花时间跑到阿拉善，参与项目，其实这个时间是很有限的，我们怎么能够在NGO这样一个生态圈里头定位我们自己，可能我们未来的方向更多的是转向到一个基金会，作为一个基金会可能就会长期的支持一个项目，比如这个项目我们是长期支持，但是这个所谓长期支持也不是说就定下来，也要根据你的执行情况，达到没达到目标，包括美国也是这样的，和生态奖就有区别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内部也在做这样的调整，但这个需要一些时间。阿拉善基金会好像已经注册下来了，今后，生态奖的奖金是一方面，阿拉善基金会可能给你更长期的资助。
杨欣：关于低成本运转，“绿色江河”还算好一点的，“绿色江河”这种低成本运转首先一点，确确实实更多的是基于一种信仰，每一个组织的存在，跟他最早的发起人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至少作为我来说，以前我最早接触长江是漂流长江，在漂流的过程中，改革30年漂流长江也是那个年代有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但是漂流长江反过去想他，不是因为你漂流了长江就有那么大的影响，成为了英雄，而是在漂流的过程当中死了那么多人，死了十个人才衬托出你们的伟大，你们成了英雄，等等吧。作为可可西里并不是因为可可西里有藏羚羊，也不是因为可可西里是无人区，而是因为可可西里在保护藏羚羊的过程当中有那么多血雨腥风，引起了那么多人的关注。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你漂流了长江，你成为了英雄，也得到了一些实惠，但是你是建立在死了那么多人的基础上，可可西里也是，历史上也死过志愿者，基于这些背景，至少促使了我，你收入低，你困难再大，至少你还活着，你还有什么不能做的？所以说有一个信仰，至今在做这个事情。你有这个信仰，你所带出的团队肯定是具有这种信仰的人才可能加入到这个团队里面。而且在这个团队里面不断的扩展影响，影响更多的人来共同参与到这个团队里面来。所以说“绿色江河”这种运作模式也比较特殊。
苏苏：假如有企业或者有更多的资金源于资助您，您愿意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吗？还是仅仅依靠这种信仰吸引更多的人加入，继续干活？
杨欣：他可能模式要转变，我举一个例子，在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的时候，TNC那个时候手里还有点钱，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一定要招两个TNC的两个志愿者这种指标，要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结果呢？还不没看清，因为来的志愿者觉得自己是个强者，而觉得我们是弱势群体。志愿者是一个双刃剑，搞不好就伤到自己。可可西里管理局也同样犯这样错误，他们招志愿者，志愿者来了，对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是哪怕我们去巡逻，活的最后一个人肯定是志愿者，一路上好吃好喝的来伺候着志愿者；但是志愿者说，我不是来好吃好喝的，我是来干活的，我要体现我的价值，所以一定要让志愿者体现他的价值所在。再说绝对一点，在项目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安排到累到趴下。
林谷：很多年轻人参加NGO，包括从志愿者干起，他肯定是出于激情和理想主义才会走出第一步，但是我也遇到一些志愿者激情来的快，去的也快，怎么样探索一个让他们在激情消退之后还有一些支撑他走下去的东西。有的时候不是单纯的为了生计的考虑，而是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当然他们如果要来低成本运作的地方做志愿者，他首先要认可这样一整套模式，但是也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在激情满怀的时候，人可以不失体面的生存，也不是说我必须下海，挣了多少钱以后再来回归志愿者和环保这个行列，是不是可以探索出一条道路来，让他们既有体面，不失体面，不失尊严的生活，同时还能够不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
主持人：杨老师，你们的志愿者有没有过着有失体面的生活？
杨欣：大部分的志愿者都在过着体面的生活，志愿者不是说让他们全部的奉献，首先他有一个体面的工作，抽出一定的时间段，也不能说打乱全部的生活，你也有旅游，但是你其中抽出一部分时间来做这个志愿者。
林谷：我补充一点，实际上做环保也好，做志愿者，或者是参加NGO的门槛应该比较低一点，比如说你必须要倾情奉献，如果为善的成本太高，没有人愿意做善良的事情，就让他有平常心，我周末有时间就周末来献爱心，其他时间还是朝九晚五上下班，如果我已经割舍不下了，就可以全身心的加入，应该有平常心。我认识到一个环保组织的领导他是用严苛的方式要求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这样吓退了很多年轻的优秀人才。
主持人：自然之友好像就有这个变化，以前他们招人的时候，一定要问人家一个问题：你是不是真的热爱环保？后来，他们的这个问题取消了，因为他们也发现，环保应当让所有人都可以进来，不要在乎这个问题，把这个放在前面，一方面问了没有意义，另外就是林谷说的吓退好多人。环保组织和社会应该是一个非常通融的关系，成为社会有机的一个产业的部分。
林谷：我最初参加环保活动的时候，发现不少人是满足卡拉OK，自娱自乐的，这是我们的小圈子，我们一起快快乐乐的，有一些很好的理念就够了，但是他没有想过怎么样把这个东西与人分享，我经常发觉很多人觉得这是我们自娱自乐，像我接触到的一些基督教徒，就是说你们都是迷途的羔羊，我们多幸运啊，就是那种心态。
主持人：我们今天在座的不能说有三代人，但可以说有三种类型的草。“绿色江河”1994年就成立的，是一株先知先觉的草；王维嘉先生与许多企业家在2004年成立阿拉善的时候，他们又是一种类型的草。第三类草可能是像我和林谷，我们都比较关注环保，而且在媒体之外都成为环保组织的志愿者。也许这表明我们的社会出现了一个潮流：不同类型的草越来越融入这个环保领域，每个人都在努力呈现自身上那种很好的品质。大家没有局限，都在不停的变化，在引导社会的同时也在适应社会。杨老师可能感受是最明显的，这么多年的经历过来？
杨欣：就跟刚才王总讲的一样，企业要有严格的管理模式，NGO组织也在学，包括国外NGO给我们做培训也提出来NGO的企业化管理。“绿色江河”也在这方面不断的进行改善。
主持人：原新华社记者、后来到绿色和平工作、现在的自由撰稿人周梅月，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草根组织媒体工作手册》，林谷有许多参与，最近又在做培训，肯定有很多心得？
林谷：我觉得媒体其实跟NGO有一种天然的亲缘关系，因为很多人当记者也是出于一种信仰和激情，在报道NGO的时候有一种不同的复杂心态，有的记者觉得NGO还是在襁褓中，在起步状态，所以我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呵护和话语权的优先，对NGO目前的一些弊病尽量的宽容、包容，而不要像对于社会其他层面的时候很无情的来揭露。我觉得关爱其中有一个面就是你可以做他的诤友，有缺点也应该坦率地指出来，在这方面，媒体在报道NGO的时候，一方面应该彰显他的公益、很美好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也毋庸讳言他成长的繁荣和成长的痛苦，这样才是不辱记者的使命，而不是他们在做NGO，我们的价值天平天然的向NGO来倾斜。我也看到在NGO的发展过程当中也有一些重量级的，结果在公益事业当中出现很不令人满意的东西，并没有对NGO或者是公益事业导致一种致命性的重创，而是让更多人以更加理性的方式关注这个新兴的朝阳产业。还可以看到一种亲缘关系，从世界范围看很多NGO的领导曾经就是做国记者，包括“绿色和平”的创始人之一，包括我接触过“国际援助行动”的总裁，以前都是做记者的。但是一旦做了NGO之后，恐怕他作为记者的身份就困难一点，因为记者还是要求客观、公正。
王维嘉：像你们搜狐很关注环保，张朝阳也是环保主义者，但是绿色频道在你们公司内部是什么样的地位，有没有考核指标？
苏苏：目前没有任何盈利指标，但是我们肯定想让更多的人关注环境，希望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王维嘉：最初设立绿色频道的动因是什么？
苏苏：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就像当年的IT产业一样，觉得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紧接着问王总一个问题，做阿拉善过去四年做事情相当低调，没有在媒体上频频曝光，以阿拉善的实力，或者做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很容易就通过媒体报道出去，号召更多的人加入进来，为什么阿拉善没有这样做？
王维嘉：应该说阿拉善这些企业家做媒体，做公关还是有经验的，要做这些事情不难。因为我们自己，首先第一、两年自己还在找方向呢，第二，是我们自己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做一些实实在在自己说得过去的东西，如果一成立起来就去忽悠，大家一个共识是这对我们组织没什么好处，比如你想影响别人，你首先得做好，现在时机慢慢成熟，我们要做的事情很清楚，战略也很清楚了，内部的建设、章程这些都规范起来了，下一步这方面，我们两个方面做的比较弱，一个是和政府的沟通，这个我们甚至不如很多国际NGO做的，国际NGO他们和政府沟通的技巧比我们高很多，国内的企业家和政府沟通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不愿意去沟通，总觉得你想造反，实际上我觉得这方面阿拉善应该做的更好。另外就是和媒体的沟通，我想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这可能是最主要的。
苏苏：阿拉善发展到现在需要通过媒体把这个事情放大，让更多人关注、参与进来吗？
王维嘉：是，现在慢慢成熟了，但是我觉得阿拉善即使今天也没有计划说像公司一样，通过一些刻意的公关活动，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公关部门，我们秘书处没有人专门做公关，这是双刃剑吧，自己的事儿没做好的话会有很多反弹，要有自己的事儿做好的话，从长远的发展来讲是有利的，总有一天会有影响的。
林谷：很多草根NGO通过媒体也是想以此获得一些资源和支持，像阿拉善这样的组织，资源和支持有基本的保证，就是怎么样潜心做好事情应该是他们更关注的。
苏苏：杨老师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可可西里招志愿者的时候，招30个人，电话都打爆了，初步统计有一万人报名，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大家参与公益的通道太有限了，所以才出现这种局面。
杨欣：这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现在确实中国慢慢的愿意参与公益和环境的人越来越多，提供的平台很少，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绿色江河”关注的地域，可可西里、长江源、藏羚羊等等，有亮点，容易吸引到人，不过反过来我再说一下关于媒体这方面，因为“绿色江河”这个组织和阿拉善确实不一样，阿拉善是先有钱再做事儿，但是“绿色江河”这个组织没钱，所以对宣传方面就比较重视，我记得我们当时拿到的第一笔钱，在12年以前，在梁从诫的帮助之下，从深圳市政府讨到了30万，在那个时候是不可思议的，讨到那么多钱。我们讨到第一笔钱干什么？就拿来做宣传，在广州、深圳、北京，当时中央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叫上去考察，弄了六辆车，在可可西里、三江源转了一圈，20多个人，那个时候第一次推出可可西里。
苏苏：现在考虑这种大规模的宣传是有必要的吗？
杨欣：很有必要，我举个例子，在1995年我到北京来，来游说的时候，在一些讲座等等场所出了一两个科学家知道可可西里和藏羚羊以外，其他人全部不知道，过了十年以后，可能出租车司机谁都知道，可可西里某种角度是靠宣传做出来的。
林谷：现在似乎成了环保的代言或者象征了。
主持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环保最典型的一个事例。
苏苏：因为今天时间特别有限，我们以后有机会可以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企业怎么样把购买和提供资金，跟NGO合作，提供专业化的NGO的服务，实际上NGO可以充当这样一个服务机构的角色，而不是单枪匹马的自己一个人去通过申报项目的方式来运作。我不知道王总的企业有没有这方面的，像联想和惠普，他们有社会责任，自己每年多少费用用于公益的宣传，如果完全靠员工设计和实施的话会浪费更多的钱？
主持人：更多的企业还是成立一个基金会，比如万通、万科。
苏苏：很多都变成作秀了，他应该跟杨老师这种专业化的NGO合作。
王维嘉：现在已经有专门的中介组织帮助企业做这个事情了。
主持人：我们还是回到开头，因为生态奖启发了我们一个想法，我们以后阿拉善生态奖可能也是一个新的开端，我们在2009年或者是2008年底开始，这种多向合作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多，像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可以承接很多社会资源，再把这个资源释放出去；“绿色江河”也是同样的，他经历了这么多年肯定也会从科学家、社会、企业家资源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平台，2009年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草根跟草根在一起了，变成一个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大草原了。
王维嘉：生态奖是阿拉善一个很重要的项目，从单纯的发奖变成长期的联系、长期的支持、培训，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情况，企业家这些资源，其实现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团队是释放不出来的，还有我们去国外访问十几家，其实都有机会从他们那边融到更多的钱，但是现在我们自己的钱还没有花完，你融别人的钱干吗？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找合适的人来花。我们阿拉善从长远来讲，是要支援更多的草根组织，把我们的资源释放出来，而不是仅仅靠我们自己的团队做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样的话企业家的定位就清楚了。
杨欣：作为现在像阿拉善这种组织出现以后，确实为中国的草根NGO创造了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像阿拉善的转型，从自己做事儿，为更多做事儿的人提供一些支持和平台，对草根NGO是一个最大的机遇。他不是说释放不出来吗，那么多可以释放的地方。
林谷：曾经中国的环保NGO很多时候是依赖国际的资金的支持，如果有本土的企业家能够有这样一种情怀，拿出本土的资源来扶持本土的NGO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样也规避了一些相关的政治风险，如果是我们本土的企业家愿意出此善举，以一种企业家的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话支持我们很多襁褓中的NGO组织，我觉得是看到了希望。
主持人：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意更多的中国企业支持中国的本土民间环保组织，愿中国的所有草根都主动出门，与其他的草根合作。谢谢各位。
11、环境保护发展之外交篇：风云际会 纵横捭阖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12月17日 黄勇
当今世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当前，全球所面临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却已成为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主要障碍。
面对这一障碍，人类不得不全力应对，力寻出路。加强全球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成为人类必然的选择。
于是，当面对诸如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荒漠化、森林砍伐、有毒化学品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时，各国为此而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数不胜数，为此而制定的各种多边、双边环境协定、协议汗牛充栋。
在这样的场合，中国的身影显得特别引人瞩目。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全球环境外交中的地位可谓举足轻重。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和贡献，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就是中国一步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历史。中国在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也带动着中国环保走向世界。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与日俱增，许多国际环境问题的解决越来越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目前已经到了为国际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的重要历史阶段。
环保国际合作 助力中国和平发展
环境外交是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解决全球和区域性环境问题而在国际会议、国际组织或其他外交场合所开展的双边、多边环境合作、国际交流和外交斗争的重要手段，是通过外交手段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总形式。
在国际环境外交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被动参与、接受、适应，到维护、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过程。
回首往事，一个个历史镜头闪现在我们面前，中国参与环保国际合作进程的历史脉络由此清晰呈现:
镜头一:
原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1972年6月5日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也成为中国环境外交在世界舞台上的“首演”。
解读:
1972年~1979年，是中国环境外交初登舞台阶段，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
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中国环境外交正式走向世界，正式参与国际环境合作与管理体系。1973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 N E P )成立，中国于1976年在UNEP总部所在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了中国常驻UNEP代表处。
但这期间，中国对环保国际合作和管理体系基本不了解，参与活动极少，游离于环保国际合作与管理体系之外。
镜头二:
1980年，中国与美国签署了环保合作文件，由此启动了中国双边环保合作进程。
解读:
1980年~1992年，是中国环境外交加深了解、稳步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是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时期，“开放和引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与此相适应，中国对环保国际合作和管理体系的了解更加深入，参与了一些主要的国际合作活动，积极引进是环保国际合作的主旋律。
这期间，以双边合作、国际组织合作为主渠道，以引进先进的理念、管理经验、引进资金与技术为主，国内环境政策也随着环保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汲取了大量国际经验。
中国相继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防治荒漠化公约》、《保护臭氧层公约》等核心国际环境公约。
镜头三:
2007年9月，在《蒙特利尔议定书》第19次缔约方大会暨20周年庆典大会上，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张力军代表中国接受了“臭氧层保护国家实施奖”。
解读:
1993年~2005年，中国环境外交进入第三阶段，即积极务实、维护权益、争取利益、拓展合作阶段。
以参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起点，中国的环保国际合作开始从被动“接纳”转为主动“参与”，多边、区域和双边环境合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我国的环保国际合作呈现出积极务实的特点。
1997年中国宣布要做“负责任大国”，在环境保护方面意味着要承担与自己国际能力相符合的大国责任，对外积极树立良好的环境保护国际形象，履行与中国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环境保护责任；对内采取“以外促内”，继续加大引进大量国际资金、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的力度，促进国际环境保护工作与国内接轨，提升水平，加强能力建设。
镜头四: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环保国际合作作为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重大战略并重，提出“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地球家园的12字方针。
解读:
从2006年开始，中国环境外交进入第四阶段，也即新的历史阶段。以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为起点，以“历史性转变”和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环保国际合作12字方针为标志，中国环保国际合作成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和落实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历史性转变 带来历史性机遇
2006年4月，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隆重召开。
在大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了我国环境保护要实现“三个历史性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增长同步，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三个历史性转变”为包括环保国际合作在内的我国各项环保工作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引领环保事业发生深刻变化。
在促进中国环保实现历史性转变的进程中，中国环境外交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为环保中心工作服务，为实现历史性转变服务。
2008年12月4日，中美两国在北京举行的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上就能源与环境合作达成五大共识，成为中国环境外交最新成果的一个缩影。
可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环境保护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浪潮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保合作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俄总理定期会晤、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欧经贸高层对话的重要议题。
此外，在加强环保国际合作的同时，中国还充分利用参加多边国际会议、双边会谈、区域合作等平台，宣传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将环保历史性转变全面推向世界，充分利用国际舞台宣传环保历史性转变。
环保国际合作 新战略应对新形势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环保国际合作作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对外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重大战略并重，强调“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12字战略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环保国际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进入了中国高层政务活动的主干线、主战场和大舞台。
中国环境外交在新形势新阶段下需要新战略。
为此，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积极合作解决双边、多边、区域及全球环境热点问题。
在解决双边和跨界国际环境问题上，中俄合作堪称典范。
自2005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后，中俄两国建立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下的环保分委会合作机制，在跨界水质联合监测、污染防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合作进入了全面、务实、互信合作的新阶段。
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中国积极参与多边环境进程，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推动国际环境合作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努力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益。2006年10月16日~20日，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全球行动计划第二次政府间审查会议(G A P －IGR2)在中国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北京宣言》，成为中国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又一例证。
环保国际合作 硕果满枝
30年光阴荏苒，换来环保国际合作硕果满枝。
首先我们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环保国际合作迅速发展，合作伙伴遍及全球。
在多边合作领域，到2007年，中国加入了50多个涉及环境保护的国际条约；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列出的14个最具普遍性的国际环境公约中，中国签署了13个。
在区域环境合作中，中国坚定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8字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致力于发展与本区域各国的环境友好合作关系，积极促进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东盟—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部长会议等机制的发展。在跨区域环境合作领域，通过中国和区域组织的共同努力，架起了亚欧环境合作、中欧环境政策部长级对话、中国—非洲环保合作、中国—阿拉伯国家联盟环境合作等重要的跨区域环境沟通与协作桥梁。
在双边合作领域，中国充分发挥与相关国家环境合作的主动性。中国与47个国家签署了双边环保合作文件，初步建立起覆盖五大洲的双边环境合作框架，合作范围涵盖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核安全等所有重要领域。
其次，通过环保国际合作，不断引进先进理念、技术与资金，为中国所用。
经过艰苦谈判，在《维也纳公约》及其《蒙特利尔议定书》框架下建立了有效的资金机制，发达国家出资帮助发展中国家淘汰消耗臭氧层物质。中国在此领域获得的赠款超过8亿美元，这对中国家电行业的更新换代、家电产品出口、农业相关领域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是中国环保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成果的一个集中缩影。
加强环境保护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利用外资加快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是中国环保国际合作十分重要的领域。通过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密切合作，以及与欧盟、经合组织、欧美发达国家开展区域与双边项目合作，中国环保国际合作在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中国环境保护整体能力和水平提高方面做出了应有贡献。整个“十五”期间，仅原国家环保总局范围内引进的外资赠款就超过5亿美元，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
再者，实现以外促内，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环保国际合作实践中，在持续的国际资源配给下，不断引入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在经济政策调整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中国已开始摒弃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此外，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对中国环境与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值得世界称道。
国合会由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具有卓著影响力的中外双方委员共同组成。多年来，国合会致力于中国环境与发展政策研究，取得了众多积极成果。国合会的贡献与影响，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一种独特效应，即促成中国与国际社会和有关国家经验“双向共享”，促进全球环境与发展事业向前发展。不仅如此，国合会还全方位宣传了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措施和成就，在中国环境与发展方面发挥了特殊的平台、桥梁和窗口的作用。
2008年11月，以“机制创新与和谐社会”为主题的第四届国合会第二次年会在北京召开。国合会专家学者结合世界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宝贵建议。
这是国合会的又一个新起点，因为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保国际合作没有终点。
12、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 如此小砖窑咋就关不掉？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12月19日 孙秀英
海南省澄迈县金江镇六山村一家早在2001年就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的小砖厂,至今却仍在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毁坏土地
有着“中国夏威夷”、“南海明珠”、“全国人民的后花园”美誉的海南岛，生态立省已成全省金字招牌，椰风海韵、阳光沙滩、碧海蓝天一直被游人津津乐道。
但本报驻海南记者站近日却多次接到群众来电、来信投诉，反映位于海南岛北部的澄迈县金江镇六山村一小砖窑厂多年来一直烧制实心黏土砖，不仅破坏环境、造成污染，更破坏土壤、吞噬良田。
村民在向记者投诉的同时，还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希望责令这家砖厂停止生产，恢复农田耕地原种植条件。为此，本报记者近日根据当地群众强烈的反复投诉情况，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调查采访。
记者目击:实心砖厂毗邻村庄
记者一行驱车来到群众所说的小砖窑厂，发现在通往六山村的小路两旁，各有一个取土造砖后遗留的面积达数十亩的大坑，其中有一侧的大坑已被遗弃。同行的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股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2001年，这家砖厂因在基本农田上取土造砖被处罚过，后来就把砖厂转到对面去了。
记者辗转找到了当年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发现这家砖厂因“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黏土和毁坏耕地”，2001年10月曾被吊销采矿许可证，同时被责令“因地制宜地回填复垦或采取恢复利用的补救措施”。
在被遗弃的大坑旁，记者发现这里并无任何复垦迹象，现在的大坑像一道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疤，向路人诉说着这里的耕地曾经被“开膛破肚”过。
大坑的对面即为现在的砖厂所在位置。砖厂占地数十亩，前前后后、林林总总排满了等待烧制的砖胚。第14号井的砖胚已经排好，只等待着开工动火。砖窑前面的空地上随意地堆散着煤炭、黏土，砖厂四周是堆积如小丘的烧制用的木材。
管理部门:缺乏依据取缔困难
在砖窑前方不远处，就是村民居住的村落。看到记者到来，村民三三俩俩聚拢过来。
“砖厂破坏环境，更重要的是土地属于水稻田耕作地，我们已多次向金江镇政府、县环保部门、县信访局、县政府反映，但至今仍不能解决。”眼里满含期盼的村民告诉记者，看到他们多次投诉而没有结果，砖厂老板竟口出狂语并讥笑他们，“他说:‘你们去哪闹都没用，我请客送礼就可以打发，大不了多花点钱吧！’”
既然被吊销了采矿许可证，又有国家的“禁实”政策，为什么砖窑又能挪到对面继续开工呢？面对记者的疑问，一位村民悄悄地对记者说，这是金江镇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前任老板已经营期满15年，现任老板也因此对村民的反对置之不理，乱占土地制砖。
和记者一起来的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局矿管股负责人则坦承了为何难取缔的原因。他告诉记者，砖厂自从2001年被处罚后就转移到现在的地点，“我们执法存在一定困难，如果按照破坏土地资源处罚，他们已不在本地取土，是从外地买土来加工的；如果按照占用耕地来处罚，他们所在的地方属于工矿用地；如果因变更经营者没有在管理部门备案，按非法转让来处理，他们则完全可以搪塞说没有转让。”
据记者了解，由于实心黏土砖严重毁田，从1992年开始，国家即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按照国家的“禁实”名单，澄迈被要求在2010年前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对此，这位负责人表示:“到2009年1月，我们给这家砖厂所发的《采矿许可证》就到期了，到时我们打算收回不再继续发放了。”
对于小砖窑厂执法没有依据的问题，近邻澄迈县的海口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副局长陈超则表示，可以从淘汰落后工艺方面来考虑予以处理。
业内专家:淘汰黏土砖势在必行
实心黏土砖的弊端很多。记者了解到，由于生产实心砖需要大量的黏土，造成大量的耕地被破坏；生产实心砖需要大量燃烧煤，又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浪费，且严重污染了环境。并且在黏土砖实际投入建筑使用过程中，由于其分量较重，保温、隔热、隔音性能不高，又会间接增加建筑投入。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海南省委副主委、生态学博士颜家安认为:“黏土砖生产对需要的黏土要求比较高，这样一来会使优质土壤遭到毁坏；同时烧制对煤炭、木材的需求也比较高，直接导致能源的高消耗，不利于海南的节能减排，不符合海南的生态立省战略。”
原海南省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林鸿民也表示，黏土砖的生产不仅影响了生态环境，而且过于浪费资源，淘汰势在必行。但目前取代的关键在于转变观念，必须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让新型建材深入人心，政府部门也要大力倡导黏土砖的替代品，为节约资源、保护生态采取切实行动。
执法现状:小砖窑厂依然我行我素
12月5日一大早，六山村3位村民代表又来到本报海南记者站，央求记者为民做主、真实报道。他们表示过一会儿还要去省人大信访局去找有关方面领导。
对于记者问到的这家砖窑厂最新进展情况，村民一脸无奈:“县委书记、县长都过问了，县人大还专门召集国土局、金江镇政府、县法制办等多家单位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县人大的陈主任在会上甚至发了火，但直到今日，这家砖窑厂仍然在生产，一直没有停工。”
对于找更高一层的领导，村民有自己的理解:“老板扬言:‘你们找到哪里，我就能打发到哪里。’我们就不信，他有三头六臂能打发到省里？”听着他们坚决的话语，记者颇感无奈。
据村民所讲，这家砖窑厂至今年8月的生产合同已经到期，考虑到污染等问题，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不再继续承包土地。但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到期之后小砖窑厂在既没有支付租金、又没有相关合法合同与手续的前提下，一直在强行生产。
记者马上联系了澄迈县国土环境资源执法检查大队的韩队长。他表示，上个月，砖窑厂因非法用地问题已被责令立即停工。当记者问到“非法用地”是现在出现的问题还是属于老问题时，韩队长表示:“这家砖厂存在多年，用地手续一直不合法，但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管理不太完善，这种情况普遍存在，所以一直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
记者又问停工通知下发后执行情况如何时，韩队长说:“我们发了立即停工的通知后，他们没有执行。我们两位局长也把这件事当急事来办，并亲自到现场，对他们的情况也做了了解，根据他们不执行的情况，之后我们又发出《行政处罚告知书》，让他们做申辩。现在的情况是要组织会审，然后根据会审结果做相关决定，也考虑到协同供电部门拉断他们的电闸，但是又考虑到现在依然没有出会审结果，马上断电也不合适。”
村民期待:如此小砖窑何时才能彻底被关
对于复垦问题，《矿产资源法》、《海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也都做出明确规定:“禁止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必须防治污染，保护环境。因采矿毁坏耕地、草地、林地、水土保持设施的，采矿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因地制宜地回填复垦、植树种草，或者采取其他恢复利用的措施。”
当记者问到这家砖窑厂是否要进行土地回填复垦时，韩队长表示:“现在他们制砖用的土是从外地买来的，不在本地取土，也就是说，现在的砖窑厂不需复垦。”
而对于以前遗留的矿坑，2001年《行政处罚决定书》明确要求“责令因地制宜地回填复垦或采取恢复利用的补救措施”，但这家小砖窑厂却没有任何的复垦措施。这显然是对法律法规的藐视，同时也显示了当地政府行政执法的苍白无力。
目前，淘汰黏土砖海南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近日海南省建设厅下发《关于进一步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海口、三亚和儋州3市在2008年，其他市、县在2010年全面禁止使用实心黏土砖。对继续使用实心黏土砖的建筑工程项目，经审查属实的，不得通过施工图审查，不得批准施工许可，不得竣工验收备案。
记者在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了解到，海南省政府与市县政府和耗能重点企业签订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状中，也包括加快淘汰实心黏土砖，并将其成效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年度考核体系。
当前，“禁实”不仅涉及到耕地保护问题，也涉及到节能减排这个全球都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期待随着“禁实”政策的深入实施，随着“节能减排”的深入宣传，实心黏土砖早日淡出人们视野。
这家破坏环境、毁坏土地的小砖窑最终能否被关停，记者将密切关注其进展。
13、灭火与环保：熊掌与鱼能否兼得？
来源：《中国环境报》2008年12月19日 邹静昭
专家指出,科学组织救援,方可防范由此引发的次生环境灾害
2008年8月2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发生近10年来全国范围内伤亡最为严重的化工事故。位于河池市的广维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1.15万名群众紧急疏散。事故现场的甲醇随消防水流进龙江，爆炸点下游15公里靠近龙江的群众被告知暂时不能饮用江水。
河池事件并不是个例。由于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率居高不下。统计显示，近几年，环境保护部每年接报和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多达100多起，其中80％的突发环境事件是由化学品的运输和安全生产事故引发的。
频繁发生的事故，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即化工灾害事件突发后，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处置，才能将事故产生的影响和损失降至最小程度？如何防止由化工灾害事故导致的次生环境灾害的发生？
化工灾害所致次生环境灾害危害有多大？
每一起化工灾害事故的成功处置都离不开水，如稀释、降解、防爆、冷却、配制泡沫预混液等。如果处置事故用水和有毒物料泄漏后的混合液没有进入污水管线或缓冲池，而是进入雨排管线，直接排入周边环境，就会产生次生环境灾害，有时次生环境灾害带来的后果甚至会超过主灾。
在1986年11月1日发生在瑞士巴塞尔市圣多日化学仓库的火灾事件就带来了这样的后果。当时消防队员救火时使用了几百万加仑的水，结果灭火用水与约30吨农药以及其他化工原料混合流入了著名的莱茵河，导致大量鱼类和其他水生动植物死亡，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位于莱茵河下游的法国、德国、荷兰等国家也深受其害。这起事故被媒体称为“有史以来污染环境最严重的灾害事故”。
在我国，类似这样突发性事件引发次生环境灾害的情况并不少见:
——2005年11月13日，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大量含有苯系物的消防废水流入松花江，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不但对沿岸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顺江而下的污染团也给邻国俄罗斯带来了一定影响。
——2006年7月15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广东惠州东江电厂重油储罐区1号储油罐遭雷击爆炸起火燃烧，5000吨180号重油储罐被烧毁。部分重油和含油消防废水泄漏进入东江，造成东江干流惠州、东莞段受到不同程度油污染，并威胁沿江水厂的水源水质安全，导致罗阳、龙溪、圆州等水厂一度不能正常用水。
就在事故频繁发生的同时，我们的身边还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安全隐患。
环保部门2006年在全国进行的拉网式排查结果显示，我国目前拥有规模以上化工企业大约2.1万多家，其中在长江、黄河沿岸分布的就占50％以上，这种企业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更令人感到担心的是还有更多的小化工企业。国家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南京工业大学安全工程研究所所长崔克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数据仅包括中、大型化工企业，由于小化工项目审批程序简单，目前全国总数几乎难以统计，他在当地调研时就发现，仅江苏省的小化工就多达1万余家。
“这些小化工厂由点及面、日积月累对环境的破坏更加难以估量。”崔克清说。
哪些因素易引发次生环境灾害？
化工企业发生爆炸，都需要消防人员灭火。在灭火救援过程中，哪些因素容易引起次生环境灾害呢？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人员。
因素一:缺乏专业人员和设备，是处置突发化工事故的硬伤
2007年9月28日，重庆市圣华曦药业有限公司在进行蒸气管道改造时，因违章操作引发了火灾。处于着火点下风向位置的药厂库房，存放着近30吨易燃易爆的甲醇、乙醇废料和一部分价值昂贵的药品合成原料，情况非常紧急。消防官兵到达现场后，药厂内已经是一片火海，而且火势还在不断向外蔓延，并不时传来一阵阵爆炸声，消防队员迅速投入到这场生死救援之中。虽然最终将大火扑灭，但是很多消防队员都因为吸入了化学品燃烧后产生的有毒气体，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我们的指战员就是对于当时火灾现场的物质的化学属性不是很了解，没能很好的采取措施保护自己，所以导致众多的指战员都出现了中毒的症状。”重庆消防总队璧山消防大队排长、今年26岁的叶光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反思。
叶光荣说，化学危险物品成千上万，而很多消防部队的侦检设备种类不足，数量不够，只能侦检出三四种常见的化学品。当遇到不明化学品时，只能用鼻子闻气味，眼睛看浓度，或是利用地形地物等比较原始的方法来划分警戒区，这样做既不科学又不准确，也给消防队员带来了很大的危险。
“对于消防部队来说，化工事故的处置难度极大。”叶光荣说，应急事件发生时，如果有专业的环境监测人员和技术设备在现场配合，这种情况就可能避免。
杭州消防支队的一位副支队长和叶光荣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认为火灾现场缺乏专业人员和设备的配合，是处置突发化工事故的硬伤。
这位支队长在题为《关于对化工事故处置的几点想法》的论文中写道:“即使在处置突发事故时设有指挥部，但是如果没有分设相应的毒物侦检、警戒疏散、通讯联络、后勤保障等战斗小组，就会使指挥部在处置的过程中顾此失彼，无法统揽全局。这时，一旦忽视了残液处理，就会导致污染区域进一步扩大，引发次生环境灾害，或者形成新的起火点，甚至发生爆炸，造成人员伤亡。”
论文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7年5月4日，重庆市长安化工总厂污水处理车间发生火灾，由于厂专职消防队在事故处置过程中未对污水处理池内二甲苯残液及时进行处理，引发了爆炸，造成12人当场死亡！
因素二:面对火灾，有时灭火并不是最佳选择
美国消防协会副主席助理马蒂·亨利曾指出:“消防人员在没有弄清楚燃烧物性质时，最好的行动便是不采取任何行动。”
在消防队员听来，这句话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他们一直把勇敢同烈火搏斗、奋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作自己神圣的天职。但是，火灾突如其来，有时灭火并不是最佳的选择。有专家指出，灭火用的消防水，尤其是混杂了化学危险物品的消防废水一旦处置不当，就会构成对环境的污染，同时，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本来可以在燃烧的过程中分解消失，但是将火扑灭后，它们就会混杂在消防水中流入自然环境，贻害无穷。这一点，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就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1987年，美国俄亥俄州发生了一起汽车喷漆厂火灾，鉴于这家化工厂位于市政供水的分水岭上，为了避免带有油漆和其他化学物质的污水流入城市水源，灭火现场的消防总监开始命令只用少量的水灭火，后来他干脆命令消防队员关掉正在供水的消防水泵，停止灭火，眼睁睁看着喷漆场燃烧殆尽，当地水源最终避免了污染。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有一些情况，宁可不救火，也不能使其形成污染，否则便会因小失大。”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作为消防队员，不能在挽救一个事物的同时损害另一个事物，当消防与环保发生矛盾时，必须慎之又慎。”这位专家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环境意识的增强，这一先进的消防灭火理念也渐渐被我国的一些消防部门所接受。
因素三:灭火救援，用水过量也能污染环境
2006年，广东惠州东江电厂储油罐着火，重油和含重油消防废水泄漏流入东江、造成水污染事件之后，引起了广东消防总队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批示要在今后的灭火战斗中切实增强消防环保意识，减少灭火救援工作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为此，总队司令部门专门下发了《关于增强消防环保意识减少灭火救援工作对环境污染的通知》。
《通知》明确要求，全省消防部队要清醒地看到灭火救援工作对环境带来的影响，努力减少水渍损失，切实防止因灭火剂使用不当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有的火可以灭，有的火则应该在有效的控制下保持燃烧。”有着多年的一线灭火工作经验的北京市丰台区公安消防支队副支队长张进茂告诉记者，作为消防队员，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应该根据火情不同，采取不同的战术。
张进茂说，如果通过科学的判断和分析确定火可以灭，则要根据燃烧物质的不同使用不同的灭火剂，尤其要注意把握用水量，不应该一味地大水漫灌。要预先弄清楚需要多少消防用水，应该采取哪些防护措施，在用适量消防用水灭火的基础上，处理好含有有毒物质的消防处置废水，“否则，一旦消防用水过量，蓄水池等防护设施无法满足需要，就极有可能导致消防处置废水直接排入自然界，对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
张进茂指出，瑞士巴塞尔市圣多日化学仓库火灾之所以会成为有史以来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火灾，就是由于消防队员在救火时用水过量，导致大量的含有农药和化工原料的消防废水流入莱茵河造成的。
如何科学防范次生环境灾害？
化工灾害突发事故发生后，如何科学防范次生环境灾害？为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人士，他们给出了有效防范次生环境灾害的“招数”。
方法一:有效处置消防废水
“2006年~2007年上半年，环境保护部接报处置的突发事故中，有39起涉及消防用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环境保护部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预测预警处处长冯晓波向记者透露了这样一个数字。他说，在应急事件中，如何有效处置消防废水非常重要。
冯晓波告诉记者，为确保环境安全，我国各地政府对消防废水主要采取“停”、“收”、“吸”、“堵”、“分”、“送”、“清”等措施，进行有效处置。
“停”，是肇事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停产，减少事故排放的污染物；“收”，是肇事企业将事故产出的消防处置废水集中收集在企业的应急池或者污水处理系统，防止事故废水造成水环境污染；“吸”，是调用吸附物资或者降解反应剂将事故废水污染物进行吸附降解，减少污染物的毒理危害；“堵”，是地方相关部门或者企业采取拦截坝封堵未经任何收集处理的事故废水及企业排污口，减轻或缓轻事故废水对水环境的污染；“分”，是在采取拦截坝封堵事故废水前提下，分流外部来水，减轻拦截坝的压力；“送”，是将被收集或拦截的事故废水的送往有处理能力的城市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达标排放；“清”，是清除事故产生的残留物和被污染的物体，消除存在的安全隐患。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次生环境灾害带来的危害降至最小。”冯晓波说。
方法二:环保、消防联手，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近年来频发的环境事件和相对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的问题引起了国务院及环保、消防等部门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个问题，山西省朔州市进行了一场特别的处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演习。
8月4日，朔州市制药厂库存液体苯胺发生“泄漏”，情况万分危急。朔州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人员会同消防支队应急救援队员迅速赶到现场，环境救援工作有序、有效展开。
环境监测人员立即对事故现场温度、风向、风速、污染物种类、浓度以及污染范围进行实时监测。
依据数据，应急救援队员迅速划定警戒范围，利用高效、环保的细水雾车对这片事故区域进行稀释，并利用破拆组合对库房门、窗进行作业，为抢险救援工作扫清障碍。这时，已经做好个人防护的抢险救援攻坚组开始大显身手，他们用围油栏对污染物进行隔离，迅速组织堵漏，同时利用液体吸附机对现场残液进行处理。
两个小时后，环境监测人员再次进入现场，监测数据显示:现场环境空气、地表水和地下水均未受到污染。演习结果证明，朔州市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能力建设初见成效，应急快速反应能力得到提高，这次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为了提高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在灭火救援的过程中防止发生次生环境灾害，经过对人员、装备、技术等多方面资源的有效整合，2008年8月4日，朔州市环保部门依托朔州市消防支队成立了全国首家“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这次演习是中心成立后的首次练兵。
据悉，朔州市“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由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组组成。救援队总人数为50人，由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官兵组成，救援专家组10人，由环保局和消防支队有经验的专家组成。
参与这次应急演习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公安消防部队的优势十分明显:人员集中、纪律严明、行动迅速、作风果敢、实战经验丰富、抢险技能全面；拥有专业的消防车辆、器材、装备；具有科技含量较高的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平台和较为完备的应急救援快速反应机制，具有应对突发事故的有效手段和能力。
而环保部门的优势在于具有众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精良的环境监测设备，能够准确、科学地对环境污染事件从技术层面上予以分析认定，并提出有效处置办法。
“‘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指挥中心’集合了环保局和公安消防支队的优势，在接到突发性事件的报告后，消防队员和环境专家同时赶赴一线，使突发事件的处置更具科学性、更有针对性，在灭火救援的同时，能更有效地防止次生环境灾害的产生。”这位专家说。
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对朔州市的这一做法做出重要批示:“山西朔州环保、消防联手的作法很好，值得推广和宣传。”并责成环境保护部环境监察局进行调研和推广。
方法三:完善机制，实现多部门跨区域联动
“环保和消防联手组建应急队伍，互相取长补短，是应对环境突发事件的一个有效途径，但是由于这种部门联动的做法在我国还只是起步阶段，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环境保护部监察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这位负责人说，在应对突发性事件时，仅仅环保和消防两个部门联动是不够的，应该是环保、消防、海事、水利、气象、公用事业等相关部门联动，从过去的部门为主的单项处置，转变为政府统一指挥协调、部门响应配合的综合应急管理，改变现在一个部门单兵作战的问题。
“另外，还应该建立全国统一的指挥系统，并建立跨省的区域应急合作体系，做到组织、信息、资源三者统一，改变现在信息通报不及时、部门联动不同步的问题；并且应该由过去注重已经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置，转向预防、处置和恢复全过程管理，尤其要做到防患于未然，改变现在被动救急的问题。”这位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还表示，现在还应该尽快完善有关应急处理的法律法规，并使之相协调、衔接，“同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充实应急机构设置、应急决策、应急经费预算等内容，改变我国有关应急事件处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问题。”
采访结束时，这位负责人说，环境保护部已经决定把朔州作为试点，今后将加以全面扶持，为以后我国多部门、跨区域联动，联合对抗突发性事件积累经验、探索道路。
14、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双输还是双赢？
来源：《解放日报》2008年12月19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日前举行的波兹南气候变化大会上向世界各国提出新的命题，即如何将经济发展和保护地球共同家园相协调。潘基文激励全球各国进行“哥白尼式的低碳革命”，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的双赢。
当下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抑制世界各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热情。管理全球金融危机需要大规模全球投资，而低碳减排恰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投资契机。
在波兹南会议期间，欧盟通过了气候、能源和经济刺激的一揽子方案。一向热衷于环保的欧洲国家，将能源技术创新看作是新的经济革命和绿色复苏计划的核心，他们迫切希望靠技术来刺激经济。欧盟还通过了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提出的“绿色振兴”计划。该计划承诺到2020年，美国将会把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到1990年水平的80%，把新能源比重提高到30%，每年拿出150亿美元大举投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源等，创造500万个绿色就业岗位，并且举全国之力构建美国的低碳经济领袖地位。这一做法显然会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形成某种程度的推动力。
当然西方国家是否能通过低碳和新能源来给经济注入活力还很难说，这意味着修改能源政策、结构，调整消费税等，要美国人一下子改变高碳的生活方式很难。不过，《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指出，发达国家如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一场绿色革命势在必行，它或许能使西方经济获得新生。相关专家也指出，这次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对经济领域带来洗牌效应，从而引领全球经济由高碳转向低碳。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节能减排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并影响到政治、经济等方面。这些压力主要体现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将会约束发展中国家的环境容量和发展空间，奥巴马政府将会和欧盟联手施压减排，全球低碳经济将成为下一代经济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新兴大国如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已经出台的经济刺激和新政策中，也包含了能源结构优化和减排因素。中国经济刺激计划四分之一的资金用于加强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及环保和节能行动，200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巴西已成为世界上绿色经济体之一，并创造了数百万个就业机会；印度则启动了全面性的国家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并且大力投资风能太阳能以便刺激经济发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他从中国、巴西和印度低碳经济刺激政策看到了“令人鼓舞的行动”，看到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
尽管金融危机为全球低碳减排带来复杂影响，但是资源环境危机不会因为金融危机的发生而缓解，世界各国在新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和气候谈判领域的竞争将会继续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要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在抵御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上实现双赢。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于宏源）
15、让环保成为一种时尚
来源：《中国青年报》2008年12月19日
21世纪什么最红？环保。
近日，有关官员表示，近两年，我国节能减排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看，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所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任务相当艰巨。他强调，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显著提高，但是，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实现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成为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针对日益严重的环保问题，今年来我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诸多努力。6月1日“限塑令”出台后，印有“I'm not a plastic bag(我不是塑料袋)”的帆布手袋成为时尚界新宠。然而，与环保袋的快速流行相反，节能环保汽车的推广却显得有些困难。统计显示，尽管国家在“抑大扬小”方面做了不小的努力，一边解禁小排量，一边对大排量车型征收高额消费税，但效果并不明显——小排量市场的不断萎缩和大排量车型的快速增长成了反向指标。究其原因，是面子工程在作祟，同时也是没有把环保当作一种责任的表现。
对消费者来说，节能环保意味着绿色出行，使用小排量汽车；对汽车企业来说，则意味着不仅要生产绿色汽车，而且要实现绿色制造。绿色制造涵盖汽车设计、生产制造、使用、维修最后到报废回收的全方位领域，目的就是减少汽车对环境的污染，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汽车绿色再制造不仅可以尽可能回收报废汽车中可利用的零部件和材料，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利用在汽车生命周期中各阶段的材料和零件，进行修复、再生等。
当帆布袋成为奥斯卡金像奖派对的礼品包高调亮相，当蓝天工程成为全民共同追求的梦想，当国内成品油价格大幅上涨，当“新能源汽车”成为汽车厂商的技术制高点，环保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责任，更应该成为一种时尚。(黄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