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2-18
十二月十六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中国新闻网： 中国首家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
2、21世纪经济报道： 国家拟新增600亿元治理渤海湾生态环境
3、新华网： 监测表明：近4年来青海湖“日渐丰盈”
4、新京报： 明年3月28日北京熄灯1小时
地方信息：
5、新华网： 松花江流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启动
6、新华网： 四川：提升环评效率促进震后重大项目上马
人与自然：
7、新华网： 调查发现：拉萨拉鲁湿地栖息有62种珍稀鸟类
环保人物：
8、中国经济时报： 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媒体眼中的环保英雄
环境保护发展系列报道一：
9、中国环境报： 环境保护发展之地位篇 走向高度融合
深度报道：
10、广州日报： 小心！超薄塑料袋颜色越深越毒
11、21世纪经济报道： 流域治理试水:谁为中国水污染负责?
12、中安在线－新安晚报： “跨省水污染”之痛：公益官司欲斩断污染源
13、新华社： 解读城镇污水处理之惑：将污泥处理纳入减排考核
环境时评：
14、新京报： 印度人的生态与精神家园
15、资源网： 征收污染排放税宜早不宜迟
16、华商网－华商报： 我们的不环保名人榜在哪里
1、中国首家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成立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2月16日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今天在京成立，它是学校独立建制的实体性研究机构，也是中国第一家进行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生培养单位。
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了全球变暖、土地退化、生物多样性破坏、气象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国际科学界先后发起并组织实施了以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全球变化研究计划，使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作为一门全新的集成科学出现在当代国际科学前沿。
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变化与地球系统科学研究院将在人类活动和全球变化的相互影响机制、地球系统模式、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地球观测数据同化与应用、全球变化经济学等四大领域开展研究，开展国际合作。“研究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首席科学家领导下的项目团队科学组织构架。其中首席科学家具有组织科研队伍，使用科研经费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主权。
据了解，研究院规划将设立十个科研创新团队和若干客座研究员，每个团队一般由一名首席科学家，两名高级研究员和两名一般研究员组成。研究员实行聘任制，并且按照国际通行做法，面向全球公开招聘，享受和国际接轨的生活待遇，首席科学家的年薪将高达五十万元以上。
前科技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徐冠华院士担任科学指导委员会的首届主任。他在全球变化研究的战略报告中说，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初步具备了全球变化的研究能力。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他并称，中国全球变化研究应该遵循立足中国的特点和优势；突出科学前沿，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重视地球各圈层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做单一学科的重复性工作；突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突出当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等基本原则。在中国建立世界一流的研究院，培养更多的年轻科学家，推动科技、教育体制改革。(蒋培玲)
2、国家拟新增600亿元治理渤海湾生态环境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8年12月16日
产业结构越来越重的环渤海，徘徊在发展与污染之间。火线上马的重化工，更为其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更大的隐患。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环渤海各城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开始花大精力进行生态治理。
本版推出的“重型化环渤海”系列报道，不是指责发展，而是希望环境保护、民生投入等等，能成为环渤海各省市发展整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报道，没有结束。我们的使命，还在继续。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渴望这美丽的画卷，能温暖地轻拍下一代的心扉，让他们在后工业时代的文明中，真正拥有阳光、海浪、沙滩所带来的幸福的感受。
被原油污染的海面波澜不兴，一片死寂。渔民养殖的扇贝等已无法打捞。他们意外的“收获”是：几根秫秸蘸取海面的原油后竟能烧熟一顿午饭。
海边长大的王诗成，为这个来自渤海湾边的真实画面而伤心。
王诗成是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副厅长。但他并没有放弃希望。他告诉本报记者，国家《渤海环境保护综合整治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近日已通过11部委联合会签，报国务院办公会审议后有望实施。王曾参与该《规划》的立项编制。
关于环渤海生态治理更多的利好消息传来。国家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编制组组长夏青不久前透露，《规划》如获通过，国家将新增投入600亿元用于渤海湾的环境治理，如果加上自2001年开始的“碧海行动计划”中投入的500亿元，国家在渤海湾环境保护中的总投入将达1100亿元。
学者型官员王诗成同时提出,投资1000亿元开凿胶莱运河，通过“疏”、“制”并举，扭转渤海湾濒成死海的危局。
生态环境压力
当下，整个渤海湾环境均处于透支状态，近海海岸尤为严重，莱州湾、天津大港至沧州海域、辽东湾已成严重污染区域。
对比5年前的数据可一目了然。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2002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为3.2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比例为41.3%；2007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2.4万平方公里，约占渤海总面积的31%。表面看污染面积在减小，但近海污染却在大面积增加，治理更加困难。
拿河北来看。2002年河北轻度污染海域集中在秦皇岛新开河口和毗邻天津的局部近岸海域，面积约为420平方公里。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磷酸盐。但到了2007年，近岸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扩展到约2970平方公里。
再拿天津来看。2002年，天津轻度污染海域面积约为760平方公里，中度污染海域面积约为30平方公里。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磷酸盐和汞。2007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则达到约285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区域主要集中在塘沽-北塘-汉沽近岸海域。主要污染物为无机氮和石油类，而天津所拥有的整个海域不过3000平方公里。
而王诗成告诉记者，山东附近海域以莱州湾的污染最为严重。
据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公布的对山东海域重点排污口检测结果，“污水排入莱州湾和渤海湾的排污口对邻近海域影响比较严重，在此区域内的所有排污口邻近海域内的悬浮物和营养盐监测含量均超出其所在海洋功能区要求的水质类别，另外弥河、虞河两排污口的BOD5和石油类的监测含量也超出了其所在海洋功能区要求的水质类别。”
分析渤海湾尤其是近海岸污染加重的原因，陆地排污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海上石油开采、过度捕捞及养殖、大面积围海工程等。
警惕新污染源
不过，环渤海城市开始为防治污染而努力。比如，各省都在推出海水淡化工程。
但天津科技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敬环告诉记者，她对海水淡化有可能造成新污染的担忧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马在2003年就曾承担天津市重大攻关项目“膜法海水淡化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联合七部门进行的联合调查显示，中国人均淡水资源22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而环渤海地区人均水资源仅660立方米，占全国平均水平的23.6%。在这个背景下，环渤海湾城市中许多用水量极大的大型工程多采用配套海水和淡化水方式解决。
据天津市科委介绍，天津海水淡化项目在建或明确要建的包括北疆电厂项目、大港海水淡化项目、天津临港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和宝成集团海水淡化装备产业项目。到2010年，天津海水淡化日处理量将达到70万吨。在曹妃甸，日处理15万吨的两个海水淡化工程已开工建设。而在青岛，2年前即制定了《青岛市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规划》，计划在2010年达到日处理20万吨的规模；大连则在2005年就建设了小规模的海水淡化工厂。 本报记者 李清宇 许未来
3、监测表明：近4年来青海湖“日渐丰盈”
来源：新华网2008年12月16日
新华网西宁１２月１６日电（记者姜辰蓉 何伟）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监测表明，青海湖面积自２００４年降至４０多年来最低点后，已连续４年增长。气象专家预测，青海湖面积正以２００５年为转折点，进入了增长期。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其生态环境特征及其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青藏高原整体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对柴达木盆地、三江源、祁连山等地区均有较大影响。此外，青海湖是维系青藏高原东北部生态安全的重要水体，是控制西部荒漠化向东蔓延的天然屏障。
青海省气象科研所多年监测的显示，１９５９年至２００４年的４６年间，青海湖面积持续萎缩，从１９５９年的４５４８．３平方公里萎缩至２００４年的４１８６平方公里。２００５年以来，青海湖面积一改萎缩态势，连续４年持续增长。目前，卫星遥感显示，青海湖面积已达到４３１７平方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大了４６平方公里，相比２００４年更是增大了近１３２平方公里。青海湖边一些干涸多年的水体已重新闪现出粼粼波光。
青海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李林介绍，青海湖水位变化的成因包括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两个方面。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的有关研究得出，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的影响较小，人为耗水量只占年均亏损量的２０％－２７％。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环青海湖周边大量耕地退耕，有关专家估算，人类耗水占亏损水量的比重降至９％左右。这些均说明人类活动对青海湖水位的影响是比较小的，湖泊面积的变化主要由自然原因导致。
李林说，湖泊水位的升降主要取决于入湖流量、湖面降水量和蒸发量。２００５年以来，青海湖的入湖流量、湖面降水量均在上升，而蒸发量出现下降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青海高原在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出现了暖干化向暖湿化转变的特征。
青海高原气温升高后，青海湖主要支流的布哈河、沙柳河等源头冰雪融水增加。同时，青海湖支流流域的降水量也比历年均值有所增加。春季冰雪融水和充沛的雨水注入到青海湖的主要支流后，入湖流量逐年加大。另外，根据环湖地区气象站的监测，２００５年以来，青海湖湖面降水量与支流流域降水量变化一致，不断增加。气温升高会促使蒸发量上升，但蒸发量同时受云量、植被涵水情况、降水等因素的影响。总体来说，青海湖及周边地区水面蒸发量有减小趋势。
青海省气候中心研究预测：２００５年以来青海湖出现的水位上升将在未来２０多年中延续。青海湖水位极有可能在２０３０年左右将恢复到上世纪７０年代的水平，比目前升高３米多。
4、明年3月28日北京熄灯1小时
来源： 新京报2008-12-16
本报讯 （记者左林 韩萌）模型沙盘里的长安街、CBD商业区、鸟巢灯光逐一熄灭，进入静静的黑暗，显示人类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昨日下午，世界自然基金会“地球一小时”2009年活动正式在中国启动。
基金会向全球发出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政府在明年3月28日晚20：30熄灯一小时,展示公众对达成全球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支持。
据悉，目前，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74座城市已经承诺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包括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的标志性建筑、英格兰国家足球博物馆等。2009年，“地球一小时”的目标是发动全球1000座城市的约10亿人参与该活动。
5、松花江流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启动
来源：新华网2008年12月16日
新华网哈尔滨12月16日电 (记者 呼涛) 为履行有关国际减排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公约，并保证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松花江流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和评估项目近日在黑龙江省启动。
记者从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厅获悉，松花江流域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调查和评估项目旨在基本掌握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的污染现状，梳理现有水体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污染防治相关的政策法规，为国家水体污染防治战略的实施提供基础数据和信息支持。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POPs)，主要是指受到国际环境公约控制的12种化学物质，如作为杀虫剂使用的滴滴涕、工业生产中无意排放的二恶英等等。有研究表明，POPs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性，还具有内分泌干扰作用，对人类生存繁衍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
2001年5月22日，国际社会采取了统一行动--制定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POPs公约)。公约于2004年11月11日对中国生效。
环境保护部POPs履约办余立风总会计师说，水污染防治是当前环保工作的重点，保护饮用水水源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松花江是中国第三大河流，也是东北人民的母亲河。国家专门制定了松花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保护松花江饮用水安全和中俄界河水质，实施松花江流域水体POPs污染调查和评估项目非常必要和及时。
据介绍，中国已经在广东、陕西、上海、重庆和宁波等多个省市启动了履约能力加强示范工作，并计划对重点流域的重点环境介质中POPs防治进行研究，松花江流域水体中POPs的污染防治将是在此方面开展的第一个示范工作。
6、四川：提升环评效率促进震后重大项目上马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15日
新华网成都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刘海）四川环保部门对不符合准入要求的项目从源头控制，快严并举提升环评效率，促进震后重大项目上马。目前，已完成包括成都至都江堰快速铁路在内的３４３个重点项目的环评审批。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以及灾后重建的特殊省情，四川省环保部门优化环评审批程序，提高环保审
批效率，全力推进灾后重建项目早上、快上、多上。据介绍，针对重大项目的环保审批，四川省环保局专门开辟了“绿色通道”，并做到“四个加快”：
即加快审批符合灾后重建规划、扩大内需要求和中央政策支持的建设项目；加快审批满足环保准入条件和环境污染小，污染防治技术成熟、措施可行、项目地址选在已进行环评的工业园区的建设项目；加快审批国债项目、军工项目、公益性项目、民族地区项目等；加快审批涉及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等符合国家拉动内需重点投资方向的、对四川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的项目。
据介绍，在保证审批和验收质量的前提下，四川环保部门优化流程，精简程序：凡可以简化大纲环节的建设项目一律简化；需要编制大纲的建设项目，对大纲只进行技术咨询，一律不再进行审批。同时，压缩环评文件编制、技术审查、审批阶段时间，实行“一版制”，及时出具评估意见和审批文件。
为强化环评审批服务，四川环保部门还提前介入重大项目前期工作，做好跟踪服务，建立重大项目环评进展月报制度，定期汇报四川省重大建设项目情况，帮助企业解决环评审批过程中的实际困难，推动项目建设进度。据了解，今年以来，四川环保部门帮助中国石油四川１０００万吨／年炼油项目、兰州至海口高速公路广元至南充段、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烧结系统技术改造工程等项目均及时通过环评批复。
在提升环评效率的同时，四川并没有放松对不符合环保准入要求项目的把关，从源头加以控制，严禁审批不符合国家规定的项目。
7、调查发现：拉萨拉鲁湿地栖息有62种珍稀鸟类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2月15日
新华网拉萨１２月１５日电（记者边巴次仁、德吉）历时三年多完成的西藏拉萨拉鲁湿地鸟类多样性研究报告显示，这处中国海拔最高的城市天然湿地栖息有６２种珍稀鸟类。
这项由西藏大学理学院生命科学系高山动物生态研究所进行的研究结果表明，这６２种珍稀鸟类属１３个目、２４个科、４４个属，其中属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两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７种。
拉萨拉鲁湿地总面积１２．２平方公里，占拉萨城区面积的１１．５％。拉鲁湿地是一个巨大的空气净化器和污水过滤器，每年可吸附拉萨市区空气中５４７５吨尘埃，处理１０００万吨以上城市污水，被誉为“拉萨之肺”。
研究报告显示，在拉鲁湿地６２种鸟类中，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包括黑颈鹤及胡兀鹫；在６２种鸟类中属非雀形目鸟类３３种，雀形目鸟类２９种；鸟类中留鸟和冬候鸟的数量最多，其次为夏候鸟。
近年来，随着对湿地的保护投入越来越大，湿地内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据统计，拉鲁湿地有植物３００多种，陆生野生动物４３种，水生野生动物３０余种，昆虫１０１种，是一个高原生物物种“基因库”。
１９９９年，拉鲁湿地被建设成为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５年国务院批准拉鲁湿地自然保护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００２年，国家投资９０００多万元启动了拉鲁湿地一期保护工程；目前，总投资５０００万元的二期保护工程即将启动。
8、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媒体眼中的环保英雄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6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４日，７８岁的曲格平，虽然步履稍显迟缓，但还是明确地谢绝了主持人搀扶意图，登上“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大环保贡献人物”领奖台。
“这对我既是荣誉，更是沉重的责任！”对获得类似奖项并不陌生的曲格平说。
尽管活动主办方人民网在宣布“十大人物”名单时，强调排名不分先后，但在参与此项评选的二十家媒体的三十名环境记者眼中，从事环保工作近四十年、享有“中国环保之父“美誉的曲格平无疑应当排在第一位。同时获奖的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北京地球村负责人廖晓义，都称曲格平先生是一位恩师。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中国环保事业蹒跚前行的三十年。伴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诸多环境问题，中国的环境立法、政府环境管理规制、环境科技、媒体和公众的环境意识、环保的公众参与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步，直至可持续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成为国家战略。
在此过程中，产生了来自各方面的环保贡献人士，媒体评委们用选票表达了对这些人的认可和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眼中的“十大环保英雄”，有一半来自民间。除了大力倡导环保与生活方式、传统文化之间密切互动的廖晓义之外，还有几位民间环保人士当选，分别是：牵头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并担任第一任会长的梁从诫，为西部江河奔走呼吁的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用科学数据思考环保问题、编写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的环保新锐马军，环保作家、第一代民间环保活动家唐锡阳。
中国内地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环境法学者之一、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的王灿发也榜上有名，王灿发还被称为“托起环境法治脊梁的人”。
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因为在构建公众参与环保渠道方面的努力，也站在了获奖者行列。
还有一位不可能到现场领奖的环保英雄索南达杰，他在１９９４年因为保护藏羚羊而献出自己年仅４０岁的生命，诠释了中国环境保护的沉重。
在肯定中国三十年来环保事业进步同时，从高层官员到民间人士，从法律学者到公共知识分子，获奖者在发表感言时，几乎都表达了对环保工作的沉重之情。国家战略层面对环保事业的高度重视，成为改革开放而立之年环保工作的新起点，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与博弈仍然任重道远。
“我们希望各界高度关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的环境保护问题。”代替梁从诫先生领奖的自然之友现任会长杨东平说。
此语一出，台下掌声一片。
9、环境保护发展之地位篇 走向高度融合
来源：中国环境报 2008年12月16日
1978年，改革的春风吹暖了华夏大地，也给孕育不久的中国环保事业带来了勃勃生机。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的《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指出“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从而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对环境保护做出直接指示，我国环保事业正式步入了改革创新的新时期。也就是从那天开始，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走上了凝聚先行者智慧力量、探索优化经济发展道路的风雨征程。
1978年~2008年，是党和国家对环境保护事业的科学把握不断深化的30年，是环保工作从“单打独斗”到最终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30年，是环保部门和环保人不懈寻求自身定位、发展道路并担负起历史使命的30年。在中国环保事业大发展即将又一次启程的时刻，我们有理由也有必要回望奋斗历史，梳理发展历程，一起诉说昨天的故事，期待明天更大的辉煌。
■从临时办公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环保部门机构和能力不断增强，成为承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载体
2008年3月11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同志宣布了各界期待已久的“大部制”改革方案:15个国务院机构涉及调整变动，4个正部级机构被合并或撤销，而作为唯一升格的部门，新的环境保护部在综合协调、宏观决策上的职能增加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这是几代环保人的期盼，昭示了国家发展和前进的方向，凝聚了人民的意志，环境保护事业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就任环境保护部部长的周生贤和几代环保人一样难掩激动。历经分分合合、上下曲折的35年，随着环境保护部的成立，和紧随其后的职能、机构、人员的不断调整，社会各界期盼的环保大发展已经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环境保护从体制机制上已经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的主干线。
35年前的1973年，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被认为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始。在很多亲历者看来，这次会议“使大家从模糊的认识中猛醒过来。它的功绩，不仅在于它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最主要的是唤起了国人，特别是各级领导对环保问题的重视。”
“50年代淘米洗菜，60年代洗衣灌溉，70年代水质变坏，80年代鱼虾绝代。”正是发展热潮中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我国环境污染加剧的形象写照。1972年，我国接连发生引发社会巨大反响的大连湾、北京官厅水库水污染事件，环保问题开始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我国制定了环境保护工作规划，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余秋里出任组长。
领导小组设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临时性机构——办公室，职能和人力、物力都非常有限。一直到1982年，随着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的成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才算是走上正轨。早在那年的机构改革中，就有业内外的人士提出了建立环保部的设想，可惜当时环保问题还远未成为全社会共识，最终未被采纳。
在撤销临时机构“国环办”后，于当年5月4日成立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局却因为遇到了组织协调、程序职权上的障碍而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在包括曲格平在内的第一代环保人的建议下，在当时分管环保工作的国务院领导重视下，1984年5月，国务院成立了由李鹏副总理任主任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国家30多个部委领导人成为了委员。其办公室设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由已经更名的国家环保局代行其职。一直到1998年被撤销的14年时间里，李鹏、朱镕基、温家宝，共和国的总理们曾先后在这个委员会任职，为“研究审定环境保护方针、政策、提出规划要求，领导和组织协调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和经济一样发展“迅猛”的污染势头、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设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里的国家环保局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环保工作实际需要，克服环保机构人、财、物管理体制上先天不足的状态，已经非常迫切。于是，从国家环保局，到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直至发生在今年春天的那次历史性跨越，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环保机构完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三级跳，并在全国环境保护系统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管理体制，在监督执法、综合管理、宏观协调、公共服务职能等各方面完善职能。
从曾经的环保部门为机构改革“让路”，到环保成为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反映了党和国家对科学发展、对政府职能、对环保工作的科学把握不断得到深化，充分表明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决心。
从此，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有了坚强的组织保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建设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环保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又一次赢得了强大的动力和活力。
■从寥寥数语到国务院专门印发，环保规划内容不断完善，成为环保工作优化经济发展的导向图
“环境保护作为最复杂的社会发展命题，最需要通过规划来进行统筹兼顾、全面部署。而环保规划也最能反映一个时期环境保护工作的理念、方法。以环保规划的演进来梳理环境保护在经济社会中地位的历史变迁，应该是可行的一个坐标系。”中国环境规划院吴舜泽研究员不但亲身参与了我国环保规划的研究制定，对其30年的发展历程也颇感兴趣。
事实也的确如此。我国环境规划工作是伴随着环保事业产生和发展起来的。30年来，因其与环保工作的紧密联系性，环境规划工作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局部到全面开展的发展历程，从内容上一改过去以防治为主的单一局面，着眼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予以全面推进；已经从当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寥寥数语，成为由国务院第一个印发的行业规划。
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要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被正式提出。从此，我国环境规划开始了孕育和尝试的初步发展阶段。1992年，我国在世界上率先制定了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明确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指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要编制环保规划。2007年，国务院第一次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在吴舜泽看来，规划发布规格的提高有着更深层的含义:“以往的国务院批复只是代表认可，而由国务院印发则代表其作为推动者参与其中。从部门工作到一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从一部门单打独斗到多部门协同推进，环保规划规格的提升代表了环保工作背后的推动力、工作的执行力将更为强大。他从3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规划发生的变化:
从规划中对环保工作思路的导向性来看，“九五”、“十五”及之前的规划强调区域性、行业性，大多分为城市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工业污染防治等等。而“十一五”规划则强调要素导向，水、气、渣等体现要素管理、分类实施。“过去是主要考虑工作领域和抓手，现在则是从改善环境质量入手。这样的变化让环保规划更易操作，更易考核，有利于改变‘见物不见人，见工作不见效益’的局面。规划的侧重从总量到质量最后到人体健康、生态系统，也将成为环保工作未来发展的思路”。
从规划对政府的约束性来看，“强调规划的实施和考核，强调刚性约束作用，是“十一五”环保规划的最大特点，从而改变了以往由于偏重预期、忽略考核而导致的‘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局面。将两项总量指标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各级政府必须要通过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和有效运用行政力量确保实现约束性指标。”吴舜泽说，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的一项主要职能，通过规划明确政府角色，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回归。
从规划体现的环保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来看，“九五”规划把环保作为污染治理放在“社会事业发展”里，“十五”规划把它当作预期目标放在可持续发展能力目标中，而“十一五”规划则将环保作为约束性指标放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置于经济发展的要素中，成为其题中应有之义。它深刻反映了环保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理念的提升，反映了环境保护从游离于经济发展之外，到最终与社会经济完全融合的过程。
■从末端走向前端、从单一走向综合，环境管理制度不断完善，成为从源头优化增长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
在促进经济社会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相融合、相促进的30年后，环保事业的发展已经深刻地融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之中，更深刻地进入了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宏观战略统筹之中，环境保护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和深层次规律被不断地发掘出来，昭示出来。与此同时，我国的环保工作的战略、理念、思路、方法也在不断进行着创新和深化。
经过30多年的探索，环保工作从单纯的污染治理逐步进入决策视野，由环保局长抓变为市长抓、省长抓；始终坚持体制、机制创新，依靠科技进步，强化环境法治，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环保模范城市、生态工业园、生态省市等创建工作逐步开展。利用环境经济政策优化环保执政能力日益得到重视，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进出口政策等使保护环境的企业从中受益，违反规定的企业受到惩罚，成为宏观政策导向。
吴舜泽认为，经营管理粗放、经济素质不高、增长方式转变缓慢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的主要原因，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向经济建设要答案。2003年以来，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防止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偏热。环境保护在遏制“两高”产业盲目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刹车的作用，成为完善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2003年9月正式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标志着国家把综合决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下来，而且将环评从单纯的建设项目扩展到各类发展规划，从而从更高层次防止环境破坏，形成合理的经济布局。
为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以2006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为标志，环保工作进入了战略性、方向性的历史性转变新时期。加快推进环保历史性转变，不仅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为环保部门确定的开展新时期工作的定位、切入点和目标:即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者的协调发展。
近年来，环保部门一方面坚持从宏观战略层面解决环境问题，从发展方式上寻根源、找办法、求出路，努力促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高度融合；另一方面，坚持从投资、出口、消费3个环节入手，把环境保护延伸到再生产全过程，努力建立全方位的污染防控体系。环保部门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实现污染减排目标和解决结构性污染的重要手段，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淘汰落后产能，联合有关部门出台了脱硫电价、绿色贸易、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等环境经济政策。系统防范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努力促进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加快转型。
2006年8月，原国家环保总局首次发布生态工业园区标准；2007年5月，与商务部和科技部联合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开展国家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工作。环境保护不但成为抑制经济过热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推力。
2005年1月18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宣布停建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等13个省、市30个违法开工项目；2006年2月，对11家布设在环境敏感地区问题严重的重点化工、石化企业实施挂牌督办；2007年初，首次启动“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连续3年的环保风暴，不但提高了环保震慑力，更体现了环境优先正在从观念变为行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呈现了良好势头。
2007以来，原国家环保总局与有关部门合作陆续推出“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政策；发布了“两高一资”行业准入条件，公布了“双高”名录，发布了生态补偿试点指导文件等，环保部门与经济政策出口部门加强协作，积极配合，推动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与相关制度建设。环境保护的要求正在渗透到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环境保护的政策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分配、消费领域，拓展到对外贸易。（陈湘静）
10、小心！超薄塑料袋颜色越深越毒
来源：广州日报 2008年12月16日
“限塑令”从今年6月起实施至今将近半年，记者近日走访广州多个区域，发现在使用塑料袋最多的农贸市场“限塑令”如同空文。粗略估算，广州数百个农贸市场每天使用的超薄塑料袋数量以十万计。
业内人士和执法人员表示，农贸市场摊贩免费提供的彩色超薄塑料袋多数含有害物质，不适宜盛装食品，市民莫贪免费要三思。
超市备“袋”购物者超九成 菜场用塑料袋的比比皆是
“限塑令”执行近半年，在大型商场和超市明显有成效。在吉之岛超市，超过95%的购物者都自备购物袋，即使购买袋子多数人也选择反复使用的环保袋。滨江东路的胜佳超市内，顾客基本是附近居民，自备购物袋的超过一半，还有不少人选择徒手拿回家，购买购物袋的约一成。
但在使用塑料袋数量最多的肉菜市场，“限塑令”却几如一纸空文。周日早上，记者在中山大学附近的新凤凰肉菜市场见到，过往的市民两手提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袋，红的、黄的、橙的、蓝的、黑的应有尽有，几乎都是超薄袋，自备环保袋的市民寥寥无几。记者在市场出口粗略一算，五分钟内，市民提着离开的塑料袋数量就有约100个。记者随后沿着市场转了一趟，发现上百个档口没有一档有收费的环保塑料袋出售，全部免费提供超薄袋。
王阿姨买了五样菜，分别是两块猪肉、一条鲫鱼、两根茄子、一扎菜心、一袋蒜头，但手上却拎着七个塑料袋，原来“大方”的猪肉佬多送了她一个袋子装猪肉，而卖茄子的摊档塑料绳用完了，老板就把两个蓝色超薄塑料袋系在一起作绳子用。记者沿着市场转了一趟，发现上百个档口没有一档有收费的环保塑料袋出售，全部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袋，仅仅是在档口上还贴着当初收费袋的标价。
记者又分别到荔湾区龙津路、长寿路，海珠区堑口、昌岗路和越秀区的豪贤路、东川新街市等农贸市场，除了东川新街市的“限塑令”执行情况比较好外，其他市场基本上都是超薄塑料袋的天下，连出售20多元一斤的高价“土猪肉”也是免费附带超薄袋。
买菜赶急“没时间”环保 批发市场超薄袋大方卖
为什么到超市、商场购物，大部分市民会自备购物袋，而每天都要去菜市场却没有这种习惯呢？市场摊档老板免费送袋的态势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市民本身也有责任。白领郑韵的看法有一定代表性：到商场超市购物是“逛”，基本是有计划性的，加上明知要收费，一般都会自备购物袋；而去市场是任务，下班匆匆忙忙赶去哪里顾得上有没带环保袋，鱼肉也是血淋淋的，摊贩免费提供的袋子一般人都不会嫌弃，这个习惯不容易改。
在广州塑料袋批发档集中的天成路、一德路一带，限塑令后曾隐退一段时间的超薄塑料袋如今堂堂正正摆在铺面售卖。记者昨日走访了15家不同规模的塑料袋批发店，有6家明确表示没有超薄袋卖，其他均有出售。其中一德路的文觉批发部规模较大，超薄塑料袋一捆捆明码标价摆在门口出售。而在天成路的新桥市巷子里，几家小店里有各种规格的超薄袋出售，黑色、红色、橙色等彩色袋价格都是一样，一捆100个按规格从1.5元至3元不等，而白色的袋子则要贵0.5分一个，透明的还要稍贵一些。
彩色塑料袋常有粉末残留 袋色越深掩盖的脏粒越多
“白色和透明这几款都是可以装食品的”，老板拿起一款3.5分的透明袋子强调说，“装热辣辣的熟食都没问题”。记者马上问是不是彩色的都不能装食品，“看你怎么用了，见仁见智，闻闻摸摸就知道了”。拿起彩色的袋子，可以发现有一些粉末残留，尤其黑色塑料袋味道特别大。
昨天下午，在豪贤路市场，记者就看到两名购买河虾的市民和档主就塑料袋在理论。50多岁的刘女士抱怨档主提供的黑色塑料袋“有毒”，专门自备保鲜袋装虾，另一名买虾的阿姨见状，也称塑料袋很难闻要求档主换别的袋，而老板则表示免费的袋子结实就好。刘女士说，“我前几天也在这里买虾，结果回家途中，公交车上都能闻到装虾黑袋子传来的异味，吓得我回家泡了很多遍才敢吃。”
记者就此采访了白云区质监局业务科负责人饶建兵，他表示规范的装食品用塑料袋由聚乙烯制成，是无毒的，而一些由聚氯乙烯制成的塑料袋则是有毒的，千万不能用来装食品。农贸市场使用的超薄彩色塑料袋往往由回收废旧塑料制造，为掩盖瑕疵使用的着色剂中含有毒物质，如果用来包装食品，有毒物质会通过食品中的油脂渗透到食品中。而农贸市场出售的菜肉海鲜是食品原料，包装时间长的话有害物质同样会渗透，对人体造成危害。
而黑色塑料袋更应该警惕，从事塑料用加工的陆志明表示，黑色塑料袋大多是利用质量较差的废弃回料粒子加工，加入大量深色颜料掩盖，这些回料粒子是从废弃包装膜等粉碎、造粒来的，可以说是来路不明。如果原料曾装过化肥、农药之类的有毒、有害物质，简单的洗涤是不可能清除干净的，所以最稳妥就是用来做“垃圾袋”。
据了解，为了保证食品用塑料袋的安全，质监部门在源头环节上控制，只有取得食品用塑料包装袋生产资格的企业才能生产食品用袋，而且规范的食品用袋上应标有“QS”标志。农贸市场使用的超薄有色袋绝对不符合装食品的标准，市民不要因小失大。
市场“引导”到位 买菜弃“塑”也不难
在模范市场东川新街市，这里的模式更接近于超市，肉类鱼类基本都用免费的手撕袋包装，菜类则用水草或尼龙绳包装，而购物的市民八成以上都自备大环保袋盛放肉菜。住在附近的梁姨说，从限塑令执行开始，这里就没有免费的超薄塑料袋，“一开始不适应，过了大半个月我也习惯自备袋子”。她每次来买菜带一个大的环保袋，加上几个保鲜袋就能应付了，梁姨还拿出了一个从前非常流行的鱼丝袋，称装菜非常好用。
记者在东川市场采访了几名市民，他们表示环保并没有那么困难，如果市场管理严格，习惯自然会养成的。
鉴别有毒塑料袋 不妨试试这几招
手触及颜色检测法：无毒的呈乳白色或无色透明，手摸有润滑感，表面似蜡样感；有毒的颜色混浊或呈黄、红、黑色，手感发黏。
火烧检测法：无毒的易燃，火焰尖端呈黄色，局部呈青色，燃烧时像蜡烛一样滴落，有石蜡味；有毒的不易燃，离火即熄，火焰尖端呈黄色，底部呈绿色，软化能拉成丝状。（记者廖靖文）
11、流域治理试水:谁为中国水污染负责?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08-12-15
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是以水利防洪为核心,主要职能是水量调控,而水质控制、水资源供需调配则是以行政区域为主导。一旦遇到流域性大面积水污染的事件发生,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却无法在第一时间迅速地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影响到其他城市。
从数千米高空俯瞰,大大小小的河流在神州大地奔腾流驰,一路蜿蜒而去。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河流遭受污染的程度却越来越深。近年来,松花江污染、太湖蓝藻等大规模的流域环境冲突不断出现。
这些问题的爆发不仅在当时引发了当地民众对饮水安全的恐慌,同时也导致环保界对水务管理模式的重新思考———是沿袭过去的行政区域治理模式,还是采用流域整体综合治理的办法更有效?
在湖南等地,流域整体综合治理的尝试已经开始。
而在首创股份等环保企业眼中,逐渐启动的流域整体综合治理这块“大蛋糕”,显然要比单个城市污水处理项目这样的“小点心”更可口。
流域治理
2008年4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迎指出,“全国地表水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4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III类、IV类与V类、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0%、32%、28%。”
严峻的数字提醒民众,水污染已经到了颇为严重的程度。
同时,水污染已呈现出区域化扩散的特性。对于某一城市而言,流域内其他城市的污水排放已和其息息相关。
但我国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是以水利防洪为核心,主要职能是水量调控,而水质控制、水资源供需调配则是以行政区域为主导。一旦遇到流域性大面积水污染的事件发生,现行的流域管理体制却无法在第一时间迅速地作出反应,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影响到其他城市。
一个典型的例子,2005年11月吉林松花江发生的流域性水污染,最终的受害城市名单里也包括了黑龙江省哈尔滨等城市。
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认为,水环境污染事件通常以区域为范围爆发,也就需要以区域而不是以城市为单元来系统解决。因此,以一定区域为对象的,跨出单一城市行政的规划、工程和治理模式,已经应运而生。而下一步,同样以区域为单位的环境投融资、跨区域运营服务、监管体系也必然成为主流。
而随着流域整体综合治理逐渐成为水务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国家也即将针对流域立法。
在今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国水务高峰论坛上,水利部水资源司司长高而坤透露,“流域法正处于探索阶段,近期将准备出台以太湖为主的流域立法。”
但在另一方面,流域污染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个庞大的污水处理市场。
根据国家“十一五”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战略规划,到2010年,“十一五”重点流域中南水北调东线、三峡库区及上游影响区、太湖流域、滇池流域城镇污水处理率达到80%；淮河流域、巢湖流域达到75%；海河流域、辽河流域、松花江流域达到70%；黄河流域、珠江流域、长江中游达到60%以上。
而2006年我国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不过56%,这意味着污水处理率依然存在着巨大的的提升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庞大的污水处理量———仅以上重点流域新增城镇污水处理规模接近3000万吨/日。
试水
单座污水处理厂和一个重点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的差距有多大?这笔账并不难算。
单座污水处理厂的日污水处理能力一般在10万吨左右,而一个重点流域治理项目的日污水处理量则在数百万吨上下。
对于习惯以城市、城区来划分业务范围的中国水务企业而言,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一旦与流域所在的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协议,整个流域的污水处理业务也就能揽入怀中。
在进行流域治理尝试的企业中,首创股份不是最早的一家,但确实迄今为止手笔最大的一家。
就在上个月,北京首创股份公司总经理潘文堂介绍了湖南省区域污水处理项目的新进展。“目前已经签订4个地级市和9个县级市,未来2年内首创将完成全部的投资及运营工作。”
这个庞大的综合项目起始于一年前。
2007年12月,首创股份与湖南省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将以BOT、TOT方式,在2010年前建成湖南省“三年覆盖计划”的城市污水处理厂,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达标排放。
根据协议,首创将投资50亿元,湖南省政府则负责100亿的管网投资。据初步估计,这一流域整体综合治理项目涉及污水总处理规模约300万吨/日,104座待建污水处理项目。
在此次合作中,首创首次尝试“统一规划、整体投资、分步建设、流域管理”的运作模式。
按照计划,首创将首先启动湘江流域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并建立湘江流域上下游水环境管理机制,包括建立跨行政区交界断面水质达标管理、水环境安全保障和预警机制以及跨行政区污染事故应急协调处理机制等。
事实上,在首创之前,桑德集团也已经做出了尝试。
2007年7月,桑德集团以BOT模式投资了长安区污水处理厂及户县污水处理厂两个项目。这两个项目的开工奠基亦是渭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做出尝试的还有清华同方和北美环境有限公司联合体。
在松花江水污染发生后,该联合体通过与黑龙江省政府签订的协议,获得了参与松花江流域治理的资格,并先后投资7亿元建设运营了哈尔滨市太平污水处理厂、佳木斯东区污水处理厂等单位。
另一方面,中国水务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刘正洪认为,目前应当加强区域水务管理、统筹城乡水务发展。建立区域水务管理必须培育出区域性水务集团公司,而且区域水务管理并不仅仅是污水治理,应该包括水源到供水的一系列。
“中国水务正在探索从水源-配水-治水-供水一线的水务管理模式,并在江苏宜兴、山东荣城等已开始实际工作。”刘正洪说。
协调机制
傅涛认为,在建立水的流域综合管理的过程中,建立流域间协调机制是至关重要的核心环节。
流域管理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省市、多利益主体的复杂系统。而国际上成功的流域管理经验显示,无论其机构设置方式有何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都需要一个协调机制,对于水资源紧张、生存压力大的流域尤其如此。
这种协调机制根据流域的不同,体现在国家之间、城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
“流域协调机制是集约化利用水资源,共同维护生存环境的手段。协调机制中,实现地方和不同利益的民主参与协商的机制,是其成功的关键。同时,流域协调机制必须明确国家、流域和地方的责任,并合理分工。”傅涛表示。
但地方责任的不明确,已经成为了当前流域整体综合治理中的风险所在。
城市水业在市政体系之下,以单个污水处理厂和自来水公司为主流市场项目单元,市场主体通过单个项目的市场竞争获得发展,以特许经营协议约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而城市水业在以水资源为主导的流域化体系之下,则以流域为单元整体获得服务市场,经营机构或企业都需要通过中央、省或者流域机构通过法规形式授予其合法经营的权利。
究竟是谁来负责市场主体的选择?法律上的表述目前尚不清晰。
傅涛则认为,“2月28日通过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把水污染的责任都推到了县以上政府。县以上政府是责任主体,但是这个责任主体在省级部门、市级、县级部门如何划分责任,并没有被清晰的表现出来,造成了三个层次的政府之间存在一些责任的推诿。”
已经在流域治理方面尝试了一年的首创股份对于这点的体会最为深刻。
首创股份副总经理郭鹏表示,“在全国、流域和行政区域三个水资源管理层次中,流域管理这一十分重要的管理层次,尚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现行流域管理机构在流域水资源管理中支撑能力薄弱,缺乏有效的行政、法律、经济和科技的手段实施有效的协调、控制、监督和管理。”为此,傅涛建议,应当由国务院直接对重点流域设置流域管理机构或临时流域管理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域管理协调机制。该流域机构将成为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的第一责任主体,具有在水资源和水环境领域监督、协调和检查各级地方政府的权力。
12、“跨省水污染”之痛：公益官司欲斩断污染源
来源：中安在线-新安晚报2008-12-16
-保护行动
为了斩断污染源，在死鱼事件中受害的宿松县4位养殖户决定拿起法律武器。同时，鉴于跨省污染纠纷解决难的实际情况，中华环保联合会主动伸出援手。11月26日，宿松县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公益诉讼。
受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安徽国誉律师事务所志愿律师徐孝云接手了这起公益诉讼。“目前，在安徽发生的跨省污染纠纷比较多，但跨省污染官司却并不多见，这起公益官司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徐律师说道。
“这两年，发达省市环保门槛越来越高，污染企业被驱逐后，只能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并成为一些地方的招商引资企业。我们发现，在宿松与黄梅交界地带的水域，有很多黄梅县的排污企业，经济利益在黄梅，而污染之痛却留给了宿松。”徐律师说，排污企业不仅影响宿松的养殖业，也会影响当地十几万人的生活，因此有必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斩断污染源。
徐律师也指出，虽然有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跨省污染纠纷由相关地方政府协商解决。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跨省污染纠纷的协调统一处理难度大，而受害者个人提起诉讼更是不现实。因此，环保公益组织的介入和法律援助显得尤其必要，这也是今后处理跨省污染纠纷的一个方向。
徐律师说，由于跨省污染纠纷很难界定与处理，中华环保联合会目前只能帮助4位养殖户打官司，因为，这几户受害证据确凿，且能找到具体的侵权企业。
-部门说法
黄梅县“内紧外松”留遗憾
对于这起跨省污染纠纷，黄梅县环保部门究竟是怎么看的？12月12日，记者一行驱车来到湖北黄梅县，见到了黄梅县环保局陈副局长。陈副局长说，经查实，今年5月，这家药厂擅自进行了试生产，每天产生有机废水5吨。而药厂的环评没有通过，“三同时”也未验收，并且没有环保设施。9月，黄梅县环保局对药厂下达了处罚通知书。
作为排污企业，药厂为什么会选址宿松县水域的上游？对此，陈副局长解释说，由于没有更好的位置可选，加上环保等部门考察发现该厂排污量并不大，因此就将这家药厂选择在黄梅县与宿松县交界地带。
陈副局长说，黄梅县环保意识很强，今年以来，黄梅县还刮起“环保风暴”，砍掉所有小造纸厂和小炼钢厂，连几家年产值上千万元的污染企业也予以取缔。为保护黄梅县生态环境，该县将工业企业集中到工业园区，并进行整体环评。
虽然黄梅县注重本县的环保，可对于湖北与安徽交界地带却较为“松懈”。黄梅县有关人士称，由于黄梅县工业园区的环保门槛较高，且地价较贵，黄梅县一些污染企业未能“入园”，而是被安置到湖北和安徽交界处。由于宿松县水域处于黄梅县下游，因此污染企业的污水极易影响宿松水面。
宿松县单方努力怕付流水
宿松县境内宜渔水面达84.2万亩，居我省第一、全国第二，从事水产养殖的涉渔人口达38万。为了保护宿松的母亲湖，打造绿色无公害水产，宿松县委县政府不允许本县排污企业在湖边办厂。
然而，宿松的环保努力只是一种“单边行为”。宿松适于水产养殖的湖面集中在宿松与湖北黄梅交界处，任何一方的污染都会影响全局。最近，受有关部门委托，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出具一份《安庆市环境监测中心站监测报告》，确认了黄梅县入湖水质较差。
宿松县有关人士称，目前污染仅影响局部水域，但如果污染企业不受限制，不久的将来，不仅宿松县的生态努力将付诸东流，该县十多万人的饮水安全也会受到威胁。
-新闻链接
一份水域污染报告
今年8月，宿松龙感湖水域汪捍忠等4名养殖户承包的数百亩水面，几乎所有鱼类都遭受灭顶之灾。今年9月，宿松县和黄梅县交界的排湖湖水突然成了乳白色，臭气熏人，几乎是一夜之间，湖面上漂起了30吨鱼尸。
死鱼事件发生后，宿松县政协委员汪红星忧心如焚，很快写了一份《关于龙感湖水域严重污染的报告》，递交宿松县委、县政府。
汪红星调查发现，自2000年至2007年期间，龙感湖水域从轻度污染开始，迅速恶化，自今年6月17日起，终于出现爆发性重度污染，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宿松仍有十余万亩水域涉污。“黄梅与宿松交界的排湖，因受污染最严重，各种鱼类已找不到生存环境。”
“湖北龙感湖农场总场处在龙感湖上游，工业相当发达，排污量巨大；有些化工厂还暗中排污，以地下暗道、甚至直接拉闸的形式排污灌入龙感湖里。”汪红星说，污水排入后，水生动物不能正常摄食，打破了湖面的生态平衡。“水质富营养化增大，水底严重缺氧，致使湖中水生动植物全部死亡，目前这个态势还在进一步蔓延。”
13、解读城镇污水处理之惑：将污泥处理纳入减排考核
来源：新华社2008年12月16日
管网建设滞后，污水难入处理厂；污水浓度不稳，设施运行难；污泥越来越多，无害化处理意识薄弱……连日来，记者在中部地区的江西、湖北调查发现，在当前我国各地集中上马污水处理设施的同时，城镇污水处理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正日益凸显，令许多污水处理人员“头痛不已”，成为各方关注和探讨的话题。
有关专家认为，各地不仅要重视污水处理厂本身的建设与运行，还要重视“上游”污水进入环节的建设，以及“下游”污泥的无害化处理。污泥无害处理须纳入地方减排考核，以杜绝二次污染的发生。
上游：污水“太干净”也“太脏”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各地建设城镇污水处理厂都非常积极，而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截污管网严重不足，水污分离滞后，造成大量污水处理设施能力闲置。污水进入的“上游”环节建设落后，使得污水处理厂的污水“太干净”也“太脏”，极大影响了减排的效果。
江西南昌市市政公用局有关负责人说，南昌市日供自来水１００万吨，已有城镇污水处理能力８１万吨，按照供水与污水１﹕０．８的产生比例，南昌市城镇生活污水实现了完全无污染排放。但记者发现，由于缺乏截污管道，南昌市大量污水处理设施能力处于闲置状态。如南昌市红谷滩污水处理厂已建成的一期项目日处理污水能力为２０万吨，但实际日处理污水不足１０万吨，由于污水与雨水混合在一起，有时进入处理厂的污水水质竟然比国家排放标准还低。而据统计，湖北省约４０座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的平均实际运行负荷率约为６０％。
截污管道不足，水污分离滞后也导致污水浓度不足，影响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首先是污水“太干净”了，企业和政府为“雨水买单”。记者采访发现，南方不少地区尤其是原来生态情况较好的省份，污水浓度不足竟然也成为制约城镇污水治理市场化的一大因素。南昌市红谷滩污水处理厂需要的污水ＣＯＤ浓度为２５０－２７５毫克／升，但进入的污水ＣＯＤ浓度有时仅有７０毫克，比一些污水处理厂出去的水还干净。由于“污水太干净了”，降解污水的生物菌都“饿死”了不少，为此一些企业不时向生物氧化池里加粪便等，以维持生物菌的活性。
其次，工业污水和城市生活污水难分离，污水“太脏”了。中国水务集团荆州市中水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柏树说，一些地区工业污水排放与生活污水排放根本就没有分离，工业污水与城市污水混合后，污水浓度则经常超过污水处理厂的处理能力，甚至一些工业污水里还含有抗生素等，大量杀死处理厂的生物菌，造成污水处理厂不时“罢工”。
下游：污泥存在污染隐患 无害化处理成新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污水处理厂近８００个，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为５７％左右，年产生含水湿污泥在１５００万吨以上。而根据国家“十一五”规划，我国将新增日污水处理能力４５００万吨，城镇污水集中处理率达７０％。
目前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中部地区都在加强生活污水处理力度。江西将从２００８年开始至２０１０年，新建县市污水处理设施８０座，确保每个县市至少建有一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新增日处理污水能力１９０万吨；去年以来，湖北也有１０多座城镇污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中，将新增污水日处理能力约８０万吨。由此，伴随而来的是污水处理过后大量污泥的集中出现。
但记者采访发现，污泥无害处理问题并没有引起地方有关部门足够重视，绝大多数地方都缺乏污泥无害化处理的有效设施和手段。这将降低污水处理系统的有效处理能力，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二次污染隐患。
据了解，江西、湖北等地许多城镇在污水处理中对污泥的处理基本上是简单填埋了事。大多数污泥还只是运往山沟或垃圾场简单填埋，即使进行了防渗处理，在大量雨水冲泡下，污泥再次变成污水，四处漫溢，其中的有毒有害物质极易渗入土壤，再次对环境造成危害。
江西省建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南昌市原来每天产生的４００吨污泥都是填埋到垃圾处理场，一到雨天，这些填埋污泥的地方成为一片污水横流的泥沼，甚至汽车陷入都找不到。今后随着污水处理厂的大量涌现，污泥问题将越来越严重。
同时，记者也发现，当前各地开建的污水处理设施基本上分散在各个县市，每个地方每天产生的污泥只有几吨，难以集中处理。这将导致污泥扩大二次污染范围。
另外，一些地方采取的无害化处理污泥方式也非长久之计。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丁家坝污水处理厂每天产生的污泥运到附近的三环湾生活垃圾填埋场。为防止垃圾和污泥渗滤液的二次污染，垃圾填埋场的高浓度渗水污水再次通过管道进入丁家坝污水处理厂。丁家坝污水处理厂厂长罗世明说：“三环湾生活垃圾场使用１３年后就要关闭，而丁家坝污水处理厂可能终生要为垃圾处理厂的垃圾和污泥渗水服务。其中污水处理费无人负担，只有政府背包袱。”
加强管网建设 将污泥处理纳入减排考核
亚洲环保控股有限公司南昌鹏鳐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纪仁华、中国水务集团荆州市中水环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柏树等人分析认为，一些地方政府不应认为将污水放进污水处理厂就万事大吉，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的上游众多环节还要理顺，而下游出现的污泥问题也要引起重视。
一方面，要完善污水处理费体制，加强对污水管网建设投入。记者发现，管网建设滞后，既有投入不足原因，也有历史原因。荆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刘明春说，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投资比例中，是三分建污水处理厂，七分建污水管网。“十一五”期间，湖北省要规划新建７９座污水处理厂，约需资金４３亿元，而配套的管网建设需要资金近百亿元。污水处理厂建设可通过市场化运作解决，可更为庞大的污水管网建设资金只有依靠政府投入。
而管网建设滞后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一些城镇老城区下水道系统混乱，水污分离工程不亚于一场城市“大拆迁”。我国城市建设落后，大量城市下水道管网资料档案几乎都是空白，尤其是老城区问题更加突出。要实现城市生活污水的有效截留和雨污分离，挖路埋管、凿壁穿墙一样少不了，涉及到整个城市建设。
为此，荆州市建委排水监管站站长刘立伟等专家建议，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是污水处理的重要一环，但不是整个污水处理系统；污水处理收费不仅要满足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行，还应满足整个处理系统的运行；按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对超标排入城镇污水管网的单位或个人，实行阶梯式收费办法；完善城市建设规划，将污水管网建设放到城市拆迁的高度，给予足够重视。
另一方面，将污泥无害处理纳入地方节能减排考核体系，从体制上杜绝二次污染。面对当前污水处理中的污泥问题，一些地方也在积极探索破解办法。去年开始，江西省南昌市补贴５００万元给江西晨鸣纸业集团改造设备，建设污泥焚烧发电设备，并以每吨污泥补贴７５元的政策，将全部污泥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焚烧残渣制地砖，取得了显著成效。
专家认为，技术上可以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理，关键是投入和督促体制到位。通过污水处理可以削减ＣＯＤ，但若污泥处理不慎，就将变成一次污染大转移，再次污染土壤、水源甚至食物链；污泥在污染环境后，最终须进行二次治理，经济成本将更加昂贵，技术难度更大。国家减排目标的实际效果将缩水。为此，专家建议污泥无害处理纳入地方节能减排考核体系，真正巩固各地节排成效。
14、印度人的生态与精神家园
来源： 新京报 2008-12-13 蒋高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首席研究员）
最近，笔者接联合国大学和印度尼赫鲁大学邀请，前往印度出席为期一周的学术会议，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我们身边的这个大国。尽管印度经济不似我国这样高速发展，给人的感觉总是慢腾腾的，但是，他们生态环境保护成效之大，对人文、教育、精神重视程度之高，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会议是在一个山地的度假村召开的。转了两次飞机后，乘车向山上进发。考察一个地区生态环境，首先看看有没有大树和本地树，这是本人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尽管印度乡村也引种了一些外来树种如桉树等，但不似我们这样泛滥，大部分地段树木以本地种为主。更重要的是，植物群落基本处于野生半野生状态。在保护好的地方，“风倒木”(因大风吹倒或自然死亡的大树)就地存放，没有人偷运下山。道路与农田之间有很宽的绿化隔离带，农田鲜有烧秸秆的。
那么，他们的秸秆哪里去了呢？原来是作为饲料喂了牛羊。印度人口为中国的80.7%，人均粮食产量为中国的3/4，但印度粮食从未依赖进口，而是通过充分利用秸秆资源，发展草食家畜，特别是养牛业满足了该国的“大粮食”需求。印度是全球牛存栏量第一的国度。印度教徒认为，牛既是繁殖后代的象征，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动物。印度养牛多为了提供牛奶、黄油及牛粪燃料，水牛奶为印度人所钟爱。这里的牛很幸福，它们也有一个“家庭”。每户农民养1头雄性，3至4头雌性牛，自然繁衍大都能“颐养天年”，倒地死亡后才卖去屠宰。在印度，除了秸秆用作饲料，一些树木的枝条和叶子也作为饲料，尤其那些常绿树木更是反刍动物越冬的理想饲料。当然那些树木是作为“饲料树”专门栽培的。
牛被印度教教徒视为“圣兽”，除了乡村街头，在城镇、甚至城市里，也可看到悠闲漫步的牛。除牛外，狗、猴子、孔雀等动物也很多。动物们不怕人，概因大部分印度人信仰宗教，动物与人相处久了，自然感觉不到危险。有一天，笔者在旅馆里“敲击”计算机，一只偌大的猴子，自己开阳台门钻了进来，吓人一跳。我去撵它，猴子极不情愿地离开了房间，因为房间里暖和。
在新德里，不见北京那样多的高楼大厦，但见许多大树形成的树林，一些低矮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之中。树木种类之多，树围之大，给人印象颇深。尼赫鲁大学有16平方公里的校园，整个大学就像一块“绿宝石”镶嵌在城市中，增加了城市的“绿肺”。校园内树木自生自灭，除了一些人工小路，大部分森林少人工痕迹。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小型野生动物自由出没。校园里能看见野生绿孔雀，这是印度自然生态良好的最好见证。印度没有全国统一高考，一般由各大学自行考试录取，学生凭高中毕业证和成绩单，前往心目中的大学应试，一旦录取就能上学。印度学生只要坚持到高中毕业，凡是有支付学费能力的都能上大学。印度发达的高等教育，为该国的经济腾飞储备了大量后备人才。
应站长邀请，我们参观了苏兰高山动物野外观察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的学问做得很扎实，且很务实。我不是动物学家，但从每年出版的专著，采集的大量标本，完整的第一手记录资料看，就可知他们工作是很有基础的。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中国等国的同行，都曾在这里留下了学术交流记录。研究人员坐的发旧的椅子，令人怀念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的办公场景来。他们没有SCI压力，甚至不知道什么是SCI，但其出色的工作业绩获得了国际同行尊重。这个有50年历史的喜马拉雅山南麓野外台站的研究人员，说起他们所在区域的动物来头头是道，顺手从图书资料库里搬来他们引以自豪的成果向来访者介绍。中国的科研人员太需要这样一个安静的研究环境了。
印度人性格温顺，与世无争，大街上少见有打架斗殴，甚至大声说话者，生活节奏总是慢悠悠的。尽管印度人阶层“泾渭分明”，但穷人与富人在新德里等大都市中相安无事。当年，年轻的律师甘地为争取国家自由，采取了极其温和的政策，坚持用绝食等非暴力手段迫使英国政府同意印度独立。圣雄甘地的“非暴力”哲学思想，推动了波澜壮阔的争取和平变革的国际运动。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虽然两个国家的根本制度不同，但印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以及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15、征收污染排放税宜早不宜迟
来源：资源网 2008.12.16
据新京报的消息，北京市环保局发布消息，奥运会后北京将筛选一批重污染企业限期治理，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企业将关停。同时，将深入研究机动车排污费征收政策。早在2006年，北京市就开始着手制定机动车排污费政策。与此同时，上海等地也拟定出台类似公共政策。两年多过去了，所谓机动车排污费仍旧 “怀胎腹中”，难以顺利出生。
尽管向机动车征收排污费能实现节能降耗，以及让城市重现碧水蓝天。但是，笔者认为，与其向机动车征收排污费，远不如直接向机动车征收排放税。一方面，排放税比排污费更具有法定强制性。所谓排放税，是面向终端消费者排放污染而征收的一个税种。具体来讲，比如汽车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车主就要为其缴税。这与征收排污费大不一样，排污费属于收费的范畴，具有很大的变通性，可收可不收，尤其在地方政府干扰下，执法的弹性很大，而一旦上升到税收制度层面，就有了强制性的特点。
与此同时，排放税的开征，势必会增加汽车使用的成本，促使汽车消费者做出行为调整，减少私人汽车的使用，也会使污染超标汽车制造厂家自觉做出技术改进。此外，征收排放税符合国际惯例。在国际上，治理机动污染大都以税的方式出现。在法国，从2007年开始，对购买尾气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60克以上的车主，需要按递增方式向政府缴纳200至2600欧元不等的排污税。
虽然排放税出台是大势所趋，但是，要实现排污税的顺利出笼，必须对现有的税费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我国是世界上汽车税费最多的国家，比如国家明文规定的车检费、强险税、年审费、养路费和车辆牌照费等。国家职能部门，要对现有收费项目进行清理，该取消的收费一定要“扫地出门”。在出台排放税之前，有必要对现有的税种，比如附加在机动车辆的税收――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等，进行全面的合并，或者减税。因为，中国要实现向环保税顺利过渡，不仅是增加一个税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完善现有税制结构，力求使税收制度变得公正、公平和合理。
消费税刚实行不久，“排放税”一词就再度被人提及，这一针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所做的收费政策，一直以来都备受车主、媒体、专家等人的关注。关于其实施与否、如何操作、征收对象等等一系列的疑问层出不穷，就目前的议论程度看来，排放税或许会成为继消费税之后又一个引起各家纷争的话题。北京奥运会后，三位当初戴着口罩进入首都机场的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公开道歉，因为北京的空气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两样。北京奥组委也终于可以对世界说“中国实现了‘绿色奥运’的目标”。就是今年，一个从未有过的舒坦、美好的仲夏，让全体北京市民都欣喜不已。
不久前，有消息称，为了防止奥运会后空气质量滑坡，北京将深入研究机动车排污费征收政策，以确保首都空气质量在奥运会后继续加以改善。这里使用的“排污费”一词，不禁使人想起2007年11月时传出的由国家三部委研究制定征收的污染产品税和排放税。无论是排污费还是排放税，只是说法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是针对机动车排放的尾气所做的收费政策。2007年11月，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在“2007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论坛”上透露，财政部、国税总局、环保总局三方正在研究制定征收污染产品税和排放税的有关政策，并预计在2010年施行。此言一出，一片哗然。车主关心的是“该不该收、什么时候收、收多少”；相关的财税专家关心的是“是否涉嫌重复交税、税率、征收对象和减免原则”等；汽车行业内专家关心的则是“标准怎么定、对现有汽车产品和产业结构是否会产生影响”等各类问题。
排污费和排放税所针对的“排放”，和车主的用车生活息息相关。2004年“七·一”和今年“七·一”分别施行的“国II排放标准”和“国III排放标准”都让我们意识到我国汽车排放法规的威力。从我国这样一个推进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的进度和力度来看，国家力推“节能减排”的决心非常坚决。“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关于排放税的酝酿也属情理之中，甚至可以这样认为：“排放税”其实离我们不远了。
史遗留问题，但其引发的诸多问题还是会存在，比如如何征收，向谁征收等等。我们在看到“排放税”时，很容易会想起另外两个税种：今年“九·一”刚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的消费税和十多年来议论激烈但一直未实施的燃油税。前者是一种价内税，是包含在已购买的产品中的，是在消费环节中鼓励或惩罚消费者的行为；后者则是一种增值税，指对汽车使用的汽油、柴油所征收的税，它是为了取代养路费而开征的，在汽车使用环节中征收。
那么，如果排放税开征了，会如何收费呢？我们不妨参照一下2003年7月开始实施的《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内的排污费的计算方法。废气排污费是按排污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污染当量数计算征收的。简单地说就是，按量征收，逐年收取，针对几个固定项目，每年征收。但是，这个计算方法比较复杂，当初这个针对工厂排污的收费政策，如果用在机动车身上，除了要考虑到每款车的排量、排放标准之外，随着车龄的增长，污染排放物可能还会增加，由此，这个排放值就很难测算了。
正是由于这种方式会比较麻烦，此前就出现了排放税征收办法的一条传言，传言称：排放税是与燃油费同时征收的。因为有污染的尾气排放主要来源于汽油和柴油，耗油量大的，排放的有污染的尾气自然就高。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购买符合排放标准的汽车是为何？不断升级汽车污染控制装置又有何用？车主为了购买符合排放标准的车所额外支出的费用又怎么算？
不管是消费税、燃油税，还是排放税、排污费，都是车主在埋单。消费税是为了“抑大扬小”，燃油税是为了节约能源，排放税或排污费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环保。从这些年来国家环保总局所做出的努力来看，斐然的成绩后面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不少企业罚款照交、费照交，但污染之事也照做。而相对来说，由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质监总局发布的国II和国III标准算是执行得非常不错的政策了，其原因就是它的强制性。中国参照了欧美的做法，即对尾气排放进行控制是通过不断提高排放标准来实现的。但欧美的主要做法针对的是不能达到规定标准的车辆，并不是简单地交税了事，它是想用征收排放税来达到环保的真正目的。
如果说，消费税由车主埋单是因为车主才是决定消费的人的话，那么排放税呢？排放税实施后是否能达到目的，并不是由车主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厂家决定的。如果真像之前所提出的根据燃油费多少来征收的话，假设若一辆符合欧IV排放标准的车型，它加的油量和一辆符合欧I排放标准的车型一样，而它们的污染物排放量却有4倍之差，那对于欧IV的车型来说，是否就存在了不公平？排放税究竟怎么收？向谁收？这都是目前没有明确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排放税最终是否会实施”来说，都将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当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种排放法规体系，即欧洲、美国和日本的排放法规体系。汽车排放法规并非只是由一系列各种污染物的最高允许值组成，它还包括检测、认定和强制执行的方法。欧盟和美国的排放标准目前主要是以控制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含量为主；日本目前的排放税则是参考机动车发动机尺寸来征税，征税政策对0.66升及以下排量的车型有优惠倾向。然而，就在最近，日本媒体曝出，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实行改变目前该国实行的以发动机尺寸作为汽车排放税征收尺度的做法，会考虑以二氧化碳排放含量为新的征税标准。
专家指出，面对日益匮乏的资源和污染严重的环境，征收包括排放税在内的环境税，不仅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还有利于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诸多发达国家早有先例，一些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征收环境税。
在环境税收方面，北欧国家走在最前面。丹麦是欧盟第一个真正进行生态税收改革的国家。自1993年以来丹麦环境税制形成了以能源税为核心，包括水、垃圾、废水、二氧化碳和尼龙袋等16种带有环境目的的税收。荷兰的环境税收制度种类更多，是世界上最早开征垃圾税的国家。在荷兰，环境税收还专门用于筹集环保资金，其收入现已占该国税收收入的14%。美国目前已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制体系，联邦和州两级政府都开征了不同类别的环境税，税种涉及能源、日常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各个方面。
环境税通常的做法仍是“激励”与“惩罚”两类。一方面对于环境友好行为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如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的减免以及加速折旧等；另一方面针对环境不友好行为挥舞“大棒”，建立以污染排放量为依据的直接污染税，以间接污染为依据的产品环境税，以及针对水、气、固废等各种污染物为对象的环境税。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指出，我们要主动联合有关部门，运用价格和收费手段推动节能减排。一是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供热、土地等价格；二是落实污染者收费的政策，包括完善排污收费政策、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促进电厂脱硫、推进垃圾处理收费；三是促进资源回收利用，包括鼓励资源再利用、发展可再生能源、垃圾焚烧、生产使用再生水、抑制过度包装等等。
据报道，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保总局正在研究制定征收污染产品税和排放税的有关政策。排放税针对终端消费者征收，对此有人士指出，排放税征收要一视同仁。目前，道路上行驶的车辆中有不少“特权车”“霸王车”，这些车不交养路费，不交过路费，有的甚至没有牌照。在排放税征收后，这些车辆能交排放税吗？既然它们能不交养路费，那如何能保证它们交排放税？
税收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如果排放税不能够保证公平的话，那么，这个税种的设立是不是就游离于税法之外了？纳税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我们希望排放税征收要一视同仁。同时，税率的设计应按照排放的应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来确定。对于浓度不同的应税污染物，应按照浓度的高低来规定税率。对于浓度相同的应税污染物，应以超额累进税为主，按照排放的数量的差别来确定税率，充分发挥超额累进税在调节环境污染行为中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体现税收差别并应有适当的弹性。从税收的公平性考虑，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凡是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预期会造成资源匮乏或环境污染的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
16、我们的不环保名人榜在哪里
来源： 华商网-华商报 2008年12月16日
14日召开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环保事业论坛，发布了30年来的十大环保事件和十大环保贡献人物。2005年4月发生的圆明园防渗工程争议，入选十大事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和民间环保人士梁从诫、廖晓义等入选十大人物，为保护藏羚羊牺牲的烈士索南达杰也入选。（12月15日人民网）
30年环保史筚路蓝缕，从模糊的环保概念，到环保成为沉重命题，再到环保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这十大环保贡献人物，功不可没。我们无法不对他们奉上敬意。
比如，一手创办了中国本土化的NGO——— “地球村”，曾是中国第一位获得有“诺贝尔环境奖”之称的苏菲环境奖的民间环保人士廖晓义；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污染维权机构———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被称为“托起环境法治脊梁”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再比如，在可可西里抓获盗猎分子，为保护野生动物而牺牲的县委书记索南达杰……这些人为环保事业付出了泪与汗，甚至生命的代价。
诚然，这些荣耀的名字值得世人礼赞，但又让人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些人之所以成就赫赫声名，除了他们自身对环保事业的忧患与关注，也可以说是惨淡的环保窘况成就了他们。一方面我们要将荣耀和尊敬献给这些人士，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追问，何以导致今天不堪的环保状况？如果说，对环保有突出贡献的人物值得褒扬，那么对环保有损害的人是不是该受到谴责？由此，笔者想到了前段时间美国《芝加哥论坛报》推出的“八大不环保名人”的评选。
这些“不环保的名人”包括贝克汉姆夫妇、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歌手席琳·迪翁、高尔夫手伍兹、比尔·盖茨、明星麦当娜、好莱坞女星伊丽莎白·赫莉。小贝夫妇名列首位，被称“对环境最不友善的名流”，这两个人甚至在去年就登上了“环保罪人”排行榜。小贝夫妇为何能独拔头筹？原因很简单，两人拥有大量豪宅和多辆大排量名车。媒体更是挖掘出了这样一个事例：贝克汉姆的妻子维多利亚定制一瓶香水送给小贝，价格高达3万英镑，可以买12万吨水，够一个3口之家用300年！
其他名流之所以上榜，也是这些原因。在这些人中，还值得提及的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此人曾被称“环保先锋”，因为他退出政坛后致力于环保事业，他所参与拍摄的的奥斯卡获奖纪录片 《难以忽视的真相》，以关切全球暖化环保问题为主旨，引起全球民众对于气候改变问题的严重警觉，他还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尽管如此，他因环保方面的“不检点”而备受谴责，因为在不足一年时间内，戈尔一家共计用掉19.1万度电，而他所在市的一般家庭每年平均用电约为1.56万度。消息曝光后，戈尔备受质疑。
反观国内，那些炫耀性消费的名人也不在少数，孜孜追求豪宅名车而不考虑碳排放的名人也不在少数，至于在风景区建别墅，诸如此类焚琴煮鹤的名人也不乏其人，更遑论为了盲目追求经济一时发展而牺牲环境的官员了。曾几何时，国家推出“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旨在鼓励公众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然而，导演陈凯歌、张纪中等人曾因破坏环境而获得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提名，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后来，张纪中终于公开道歉、自愿受罚。由此可看出，评选反面人物，有着极其正面的积极意义。
公共舆论存在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放大正面人物的积极效应，也可以凸显反面人物的污点。媒体既需要扬善，也需要惩恶，通过舆论监督来迫使那些危害公共利益的名人在受到谴责后，从而低头认错，让那些意欲危害伤害公共利益的人不敢轻视公共利益。因此，我们也不妨推出诸如“八大不环保的名人”这样的评选活动。 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