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09
十月九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环境资讯：
1、北京科技报： 全球5000万人面临砷威胁 我国成重灾区
2、第一财经日报： 环保部：国家公园费用全部列入中央预算
3、新华网： 2008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在京启动
4、上海证券报： “城考”结果公布 6城市环保公众满意率大于90%
5、人民网－人民日报： 环境监测"鸟枪换炮" 我国成功发射环境小卫星
6、新华网： 气温再升两度 企鹅将失过半家园
地方信息：
7、人民网－人民日报： 云南处理阳宗海砷污染 政府决定全面实施“三禁”
8、新华网： 武汉探索微生物治理湖泊污染
9、中国新闻网： 江苏拉响能源紧缺警报 要求媒体曝光浪费能源现象
10、新华网： 重庆加密监测三峡库区水质
重大水事：
11、中国新闻网： 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加大 长江中游水位回升
民间视点：
12、搜狐绿色： 交通限行的目标是为了“出行公交化”
绿色访谈：
13、搜狐绿色： 赵章元：300米外建垃圾焚烧炉太冒险
深度报道：
14、中国新闻网： 北京私家车每周停驶一天 尚未问民意限行何太急？
环境时评：
15、江西日报： “环境问责制”是治污的关键
1、全球5000万人面临砷威胁 我国成重灾区
来源：北京科技报2008年10月09日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公布，全球至少有5000多万人口正面临着地方性砷中毒的威胁，其中，大多数为亚洲国家，而中国正是受砷中毒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有专家分析，市场上的部分食物可能存在严重的砷超标问题。砷污染正向人们步步逼近，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在太原召开的改善水质减轻砷中毒危害国际研讨会上，这一数据的公布，立刻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近年来，有关重金属污染的话题在环境保护中急剧升温。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进行的初步调查显示，治理重金属污染，尤其是砷污染，近乎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我国的很多省市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砷污染情况，北京也不例外，北京的砷污染可能比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更为严重。”近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陈同斌研究员向本报记者透露。
北京部分农产品，砷含量已近临界值。
关于“砷中毒”，用中国卫生部疾控司改水处处长刘家义在此次国际研讨会上的话来说，就是“有剧毒的砒霜”。如果饮用水、空气、食物中的含砷量超标，就有可能引发砷中毒。“北京的个别区域也存在砷中毒问题，部分农产品的砷含量已经接近临界值。”陈同斌说。
饲养场喂养畜禽，饲料当中添加砷。
给人们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这些砷，究竟是怎么来的？又是怎样进入人体内的呢？
陈同斌向记者介绍，引起人们砷中毒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砷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此外，土壤中的砷，随扬尘到达大气中，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也可引起砷中毒。
他分析认为，在北京，人为导致的砷等重金属污染占有一定的比重。据分析，这些超标的砷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农田里的土壤中的砷含量本身较高，从而被种植在农田中的植物所吸收。或者是受到砷污染的水被用于灌溉，从而在农田里沉淀下来。还有一些原因是由于含砷农药、除草剂被广泛使用，而忽视了砷对人体、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
“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在饲养猪、鸡等动物的时候，饲养场为了使肉的颜色比较好看和增加产量，往往会添加少量的砷作为饲料添加剂。尽管这并不是我国的特例，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同样存在这样的做法，但这却是非常不安全的。”陈同斌明确表示。
2、环保部：国家公园费用全部列入中央预算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8年10月09日 章轲
昨日，国家环保部、国家旅游局共同宣布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试点单位——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已获批准建设。
国家环保部、国家旅游局还联合宣布，将引入在国外运行130多年的国家公园的理念和管理模式，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环保部总工程师万本太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独家采访时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管理费用全部列入中央预算。他解释说：“国家公园内的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建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将国家公园的资源和价值完整地留给子孙后代，应该由国家在经费上予以保障。”但他同时表示，国家公园的建设不排斥大财团、大企业家和慈善组织的捐资投资建设。
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它既不同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区。
近年来，国家公园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目前，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建立了近1万个国家公园。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是1872年设立的美国黄石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在近9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1％的开发面积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300万游客，极大地带动了周边地区5亿美元的经济发展。
国家旅游局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吴文学对记者说：“国家公园以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发为基本策略，通过较小范围的适度开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保护，既排除与保护目标相抵触的开发利用方式，达到了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的目的，又为公众提供了旅游、科研、教育、娱乐的机会和场所。”他认为，国家公园是一种能够合理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利用关系的行之有效的保护和管理模式。
“我国每个省都有适合建设国家公园的区域。”万本太对记者说，但“国家公园必须有代表性，只有那些具有全国甚至世界意义的自然环境、资源和景观，而且处于原始状态的区域，才能建立国家公园”。他称，不是任何生态环境好、有旅游价值的地方都可以建国家公园。
据了解，在管理体制上，国家公园由国家行政管理部门或其派出机构直接管理，体现国家意志，而不是委托地方管理。万本太解释说，这样的好处是国家公园不会受到地方短期和局部开发的影响。
而在经营管理上，国家公园将实行管经分离、特许经营。国家公园不以营利为目的，管理机构不得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公园内的经营项目必须通过特许经营的办法委托企业经营，管理机构和经营企业是监督被监督的关系。
3、2008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在京启动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0月08日
新华网北京１０月８日电（记者隋笑飞）２００８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启动仪式８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中华环保世纪行是１９９３年由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牵头，中宣部等１４个部门共同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２８家新闻媒体参加的大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每年围绕一个主题开展活动，今年活动主题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据介绍，２００８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活动将全面宣传我国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大力宣传循环经济促进法，努力提高全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法制观念和意识，为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4、“城考”结果公布 6城市环保公众满意率大于90%
来源：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 2008-10-09
本网讯（记者李雁争 吴婷）环境保护部9日发布的07年全国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结果显示，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较上年提高9.40个百分点，全国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升。其中，山东省的临沂市、东营市、日照市、烟台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黑河市等6个城市环境保护公众满意率大于90%
07年参加"城考"共617个城市，占全国城市总数90%以上，报告显示，与上年相比，全国"城考"城市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率提高9.40个百分点；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提高8.10个百分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率提高4.31个百分点。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一些城市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还有待加强。在全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内蒙古自治区的巴彦淖尔市和乌兰察布市、甘肃省的白银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湖北省的黄冈市等城市的空气质量较差；河北省的衡水市和沧州市、山西省的临汾市、安徽省的阜阳市、陕西省的铜川市、甘肃省的武威市等城市水环境功能区（城市考核断面）水质达标率较低。
此外，2007年，公众对城市环境保护满意率调查结果首次被纳入《年度报告》。被调查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中，山东省的临沂市、东营市、日照市、烟台市，黑龙江省的大庆市、黑河市等6个城市公众满意率大于90%，而山西省的大同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贺州市等城市公众满意率较低。
5、环境监测"鸟枪换炮" 我国成功发射环境小卫星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09日
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装备可见光、红外、超光谱成像仪等遥感仪器，可对地球实施全天候、高精度的环境与灾害监测。潘少军制作
编者按：利用传统手段对全国生态环境进行调查，不仅花费巨大人力、物力，效果也不够理想。如何改变这一状况？前不久，我国成功将“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送入太空，在世界上开创了环境卫星业务化运行的先例，具有划时代意义。针对环境卫星与其他专业卫星的区别、环境卫星的主要功能及应用等方面，本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2008年9月6日11时25分，我国成功将“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A、B星送入太空，并准确定轨。9月8日17时，两颗卫星成功传回首幅遥感图像，随后开展的首次环境应用实验也获得成功。
日前，记者走进了位于北京北城的环境保护部环境卫星中心筹备办公室。监控屏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环境一号A、B星在数百公里高的轨道上运行的情况，而眼前，就是不久前这两颗卫星刚传回的辽东湾和三江平原的遥感图像。这样的场景让记者真切感受到了环境监测卫星应用时代的到来。
大范围观察土壤、植被和水质状况，快速为区域环境做全身体检
“发射环境卫星是形势所需。”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赵英民告诉记者，目前我国已有2000多个环境监测站，每年约产生3000万个环境监测数据。但是由于监测站点一般都设置在大城市及其周边，而我国幅员辽阔，一些重要生态保障区急需的监测数据很难获得。另一方面，我国环境与灾害监测与研究手段基本停留在常规阶段，已经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需要。
“过去对全国生态环境进行一次调查耗时费力，还要花费巨资，而利用卫星技术，可以快速、大范围地观察大气、土壤、植被和水质状况，因此卫星遥感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使我们对全国生态环境的动态监测工作变为可能。”赵英民说。
“环境卫星上天让环保人跨入了卫星应用时代。”环境保护部环境卫星中心筹备办公室副主任、环境卫星环境应用系统总师王桥研究员告诉记者，“这也让我们的监测手段从点到面、从定时到连续、从静态到动态、从区域到洲际成为可能。”
据王桥介绍，“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由4颗光学卫星和4颗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组成。此次成功发射的A、B星是星座建设的第一步，明年还将发射“环境一号卫星”C星。
“环境卫星的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天—地协调的卫星系统作保障，还需要大量先进技术方法、软件、设备以及技术队伍的严密配合。”王桥说，环境遥感应用仅靠“看图说话”是远远不够的，需要进行大量的定量反演以提取各种环境监测参数。目前，环境应用系统正在抓紧建设和完善，争取经过几个月卫星在轨测试后能够尽快投入业务运行。
发生环境事故时，“业主”有权对环境卫星发出遥感勘测指令
“环境卫星与其他卫星在运行机制方面有很大不同。”赵英民说，“环境与灾害监测预报小卫星星座”系统的建设采取了业主制，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减灾委为卫星业主单位，共同负责卫星运行管理与应用系统建设。“所谓业主制，就像我们装修房子，业主提出要求，设计施工方想方设法达到预期效果。”
此言不虚，卫星在载荷设计过程中就充分考虑了业主的需求。双星上配置的遥感仪器对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的发生、定量分析、评估等将起着重要作用。CCD相机用于水体污染管理、城市规划、土地沙化监测等；超光谱成像仪用于监测土地的沙化、盐碱化、石漠化，探测冰雪灾害与森林、草原火灾等；红外相机主要用于各种火灾分析、地震监测、植被分类等。
环境卫星总设计师助理杨芳举例说，环境A星上载有我国第一个对地观测的超光谱成像仪，可见光的谱段可以细分到128个，环保工作人员不仅能从近红外的谱段看到植被的生长周期，谱段细化对于沙漠化、退耕还林效果的监测也可以更全面系统，并为利用卫星定量遥感监测大气和水环境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基础。
与多部门共用卫星不同，业主单位还拥有对卫星控管的“特权”。“比如有环境事故和自然灾害发生时，我们可对卫星发出指令，让卫星‘更多的精力’集中在事故区域的观测上，这在以前是很难实现的。”王桥介绍说。
范围广、有特色，应用前景值得期待
“你看，这是去年太湖蓝藻暴发时我们利用国外卫星对污染状况的遥感图像，下面的是人工监测的分析图。”王桥所指的人工监测图上，靠近太湖东南侧的蓝藻水华结果根本无从表现，而在卫星遥感图中却呈现最重的红色。
王桥说，差异大的原因在于太湖东南侧根本没有监测站点，而且太湖面积很大，人工监测跑一圈就要10多天，数据很难反映动态变化。“这就是卫星的优势，也是其未来应用的一个例子。”
对于下一步环境卫星的应用，王桥和他的团队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关键技术研究和相关实验也进行了多年。环境卫星应用产品将有三大类：环境遥感基本数据产品、环境遥感专题数据产品和环境遥感应用数据产品。仅专题数据产品就包括了大型水体环境遥感监测、区域大气环境遥感监测和宏观生态环境遥感监测等方面的20余种。
以大气环境遥感应用数据产品为例，环境卫星能提供颗粒物污染监测、霾覆盖及污染监测、沙尘及沙尘暴监测、秸秆焚烧遥感监测、空气质量评价等多个专题，而且与传统监测有所不同，卫星遥感监测更能反映空间分布的特点。
不仅如此，城市生态评价、大型工程与区域开发长期生态环境影响监测与评价，国家生态建设区域效果监测与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灾害监测与评价，全球变暖监测与评价等一系列有特色的应用也将随着星座与系统的完善而不断展开。王桥介绍，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环境卫星业务化运行的先例，应该说，我国环境卫星应用的前景值得期待。
“正像环保部吴晓青副部长所说，环境卫星对于建立国家先进的环境立体监测体系并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未来的应用很有信心。”王桥笑了。
6、气温再升两度 企鹅将失过半家园
来源：新华网 2008-10-09
新华网日内瓦１０月８日电 世界自然基金会８日公布一份报告说，如果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气温升高２摄氏度，企鹅主要栖息地面积将减少一半甚至三分之二。
报告说，气温再升高２摄氏度，帝企鹅栖息地将减少５０％，阿德利企鹅生存家园将减少７５％。此外，企鹅的主要食物——生存在海冰中的磷虾数目也将减少，导致企鹅生存条件更加艰难。
世界自然基金会南极气候变化协调员胡安·卡萨贝洛斯说，“企鹅适宜在南极严寒环境中生存，如果气温升高２摄氏度，这些南极的‘明星们’将受到严重威胁”，且全球变暖业已造成企鹅数量减少。
联合国负责气候变化的科学家警告，即使全力抑制温室气体排放，按照现阶段社会发展现状，本世纪末全球气温将再升高２摄氏度。
除遏制全球变暖外，环保人士呼吁扩展海洋保护区域，加强南极洲磷虾和长须鲸捕捞管理，减轻企鹅生存压力。
7、云南处理阳宗海砷污染 政府决定全面实施“三禁”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08年10月09日
阳宗海因砷含量超标而变成一池死水，云南省政府决定在阳宗海全面实施“三禁”。下图为“三禁”之后，当地渔民在收拾渔具。秦 晴摄
今年6月以来，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的阳宗海水体中的砷浓度超出饮用水安全标准，从7月8日起，沿湖周边人民群众及相关企业全面停止从中取水作为生活饮用水。目前，卫生部门未发现人畜砷中毒现象。
阳宗海属珠江水系，蓄水量6．04亿立方米，分属昆明市的宜良县、呈贡县和玉溪市的澄江县。云南省环保局介绍，6月以来，阳宗海水体出现砷浓度超标，导致严重污染，涉及宜良县、呈贡县和澄江县的1个县城自来水厂、4个自然村和4家企业，直接危及26596人的饮水安全。
今年7月12日至16日，省委书记白恩培、省长秦光荣和分管领导分别就污染问题作了批示。9月12日，省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阳宗海水污染情况，决定立即实施“三禁”，即禁止饮用阳宗海的水、禁止在阳宗海内游泳、禁止捕捞阳宗海的水生产品；立即采取坚决果断措施，查处污染企业，严肃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切实截断污染源；立即全面启动阳宗海砷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将阳宗海水质恢复到砷浓度值≤0．05毫克/升。
经过近2个月的排查、研究，云南省环境部门初步查明，云南澄江锦业工贸有限责任公司是造成阳宗海水体砷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昆明柏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温泉旅游分公司也存在砷污染隐患。此外，澄江县团山磷化工厂、澄江县阳宗耐火材料厂、云南风鸣磷肥厂、昆明柏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昆明柏联温泉旅游分公司、春城湖畔旅游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澄江阳宗海化工有限公司、宜良县汤池镇邱洪明废油废塑料回收厂等7家企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法行为。
今后3年，阳宗海水污染治理将成为云南省政府重点督办事项。云南省将尽快修订现行的《云南省阳宗海保护条例》，立即制定规范性文件，在阳宗海流域内禁止新建化工、冶金、采选和冶炼项目及利用地下水项目。
8、武汉探索微生物治理湖泊污染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0月08日
新华网武汉１０月８日电（记者郭嘉轩）短短３个月，武汉市西北湖的水体质量，就从“劣五类”提高到四类。一种“微生物修复水体污染”新技术，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据武汉市水务局介绍，该水体修复技术由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发，目前已获得国家专利。该技术在实施科技部“８６３水专项”——“修复桂林桃花江”项目中，取得了显著效果。
据了解，“微生物修复水体污染”技术是从投放最基础的微生物开始，逐渐重建水生生态系统，恢复湖体自净能力，让水体实现自然变清。运用该技术的前提，是湖泊必须实现完全截污，并且水体面积不宜太大。菌剂投放周期一般为三个月。第一个月投放水质改善菌剂，后两个月根据不同水质检测数据和不同的温度变化，同时投放水质改善剂和底泥改善剂。待水体恢复后，则试放一些水草和鱼类，加快水体修复速度。
２００８年５月，武汉市首先尝试在西北湖内，投入由华中农业大学和武汉百安生物科技公司共同培育的一系列菌种。仅仅３个月后，该湖水体质量就由劣五类变为四类水。来自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武汉大学以及水务环保部门的专家，在对该项目考察后认为，这种修复技术无二次污染，见效快，效果保持时间长，总体水平在国内领先，尤其适合治理城市湖泊、景观水等封闭水体。
目前，武汉市内已在襄河、机器凼子、菱角湖、西湖、北湖、莲花湖、紫阳湖、内沙湖、四美塘等９个城中湖中，投放了治污微生物。
9、江苏拉响能源紧缺警报 要求媒体曝光浪费能源现象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09日
江苏省政府今天(10月9日)在当地媒体公布了《关于深入开展全民节能行动的实施意见》，要求各新闻媒体曝光浪费能源现象，对各级政府机关的节能举措进行“舆论监督”。
江苏省此次出台的措施首先针对当前最显而易见的浪费现象出台了限制措施。如：公务车每周少开一天车，号召选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管理部门将核定公车油耗定额，实行油耗核算制度。各级行政机关带头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提倡双面用纸，严格控制文件印刷数量，重视信封、复印纸再利用以及废纸回收利用循环工作。夏季室内空调不低于二十六摄氏度，冬季室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高于二十摄氏度。各类宾馆饭店不主动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各级行政机关办公场所三层楼以下(含三层)原则上停开电梯。
江苏是中国的能源紧缺最突出的省份。江苏省政府新闻发言人说，江苏消费的一次能源百分之九十左右需从外地调入。江苏人多地少，环境容量小，能源资源匮乏，资源环境已经成为影响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约束因素。因此，该省还将每年组织一次官员体验能源紧缺，体验坐公交车、步行上楼。(记者 陈光明)
10、新华网：重庆加密监测三峡库区水质
来源：新华网 2008年10月8日
新华网重庆１０月８日电（记者 徐旭忠）记者从重庆市环保局了解到，在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至１５６米之际，重庆市各区县启动三峡蓄水加密监测措施，严密观测水情变化及相关地质波动，为下一步１７５米蓄水提供决策依据。
今年，三峡工程蓄水从１４５米水位提升到１５６米，仅用了９天时间。根据国务院批复三峡工程１７５米试验性蓄水意见，达到１５６米水位后，三峡工程将暂停蓄水，待检测、会商研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向更高水位攀升。
为此，重庆市全面开展了库区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严禁在水库１７７米（坝前）水位线下堆放、存贮固体及其他污染物，严厉打击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期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同时，重庆市强化监测预警，加强污染源和水环境监测，坚持对库区一级支流回水区进行应急巡查，积极做好试验性蓄水同步监测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
此外，重庆各级环保部门还加强应急值守，制定相关应急预案，强化风险防范机制，每天上报试验性蓄水期间有关情况，确保信息畅通，处置迅速。
11、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加大 长江中游水位回升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9日
中新网宜昌10月9日电 (望作信)今日8时，三峡水库下泄流量16500立方米／秒，坝下长江中游水位开始回升，而坝前水位已连续第三天在155.59米左右，标志着今年三峡试验蓄水至156米水位的目标已实现。坝前水位上升了10.29米，水库蓄积的水量超过60亿立方米，水库回水至重庆以下的铜锣峡，至此，三峡大坝以上570公里的航道变为深水航道。
9月28日起，经国家有关方面同意，三峡大坝开始试验性蓄水，三峡下泄流量由6日11300立方米/秒，至今日8时，下泄流量上升到16500立方米/秒，宜昌、沙市水位分别由3.30米、3.15米回升到5.26米、3.82米，长江中游水位开始回升。长江海事部门提醒，过往船舶要注意水情变化，合理控制吃水深度，正确选择航路，避免搁浅事故发生。(完)
12、交通限行的目标是为了“出行公交化”
来源：搜狐绿色 2008-10-09 冯永锋
北京市最近颁布了新的交通限行标准，这次是以周为单位，一周限行一天。显然，这杂合了诸如“世界无车日”之类的理念，其目标，大概有两个，一是为了减少空气污染压力，二是为了减少交通拥挤。但七分之一这样的减少量，对北京这样天天在“吃爆堵”的“首堵大城”来说，能起到什么“减负”效果，大概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观察。
北京要解决交通问题，唯一的办法是降低特权心理。这特权包括传统特权，尤其是权贵特权，这种人在北京太多了，几十年上百年地积累下来，个个骄横无比，是北京出行恶化的重要暗流。而随着经济民主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开始拥有了这种特权，大量的人认为私家车是私密空间的延续，而钱财给私密空间在出行道路上的延续提供了足够的后台。交通问题不仅仅是浪费、污染和拥堵，背后还涉及到人类平等和文明。
所有的特权用一个短词来形容，就是“私家车特权”。北京要想发展为一个生态文明的城市，必须破解“私家车特权”困局，还原到人人平等的新型“公共交通”时代。
许多环保组织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增加自行车的使用量。我国有不少城市，大概是实在太崇拜小轿车了，以至于把自行车道全都出让给机动车还嫌不足，还想把人行道也都给全部侵占了事。有些城市的管理者大概仍旧在天真地认为，城市里每个家庭都拥有小轿车，这个城市就会变得非常的高尚。
但自行车的使用是有其合理距离的，据说一般是半径六公里之内比较合适，太远了，可能就有点耽误事。而且还让人产生一个心理负担：城市的一条条道路实际上已经是一条条空气重污染带，乘车从它中间“呼啸而过”，都会吸入大量的伤身毁心之物，何况是在它身边长时间地费力踏车？一些关注健康的环保专家在演讲中特地建议公众不要到马路边去锻炼身体，否则，身体只会越锻炼越糟糕。因此，恢复自行车道和步行道，需要配备的一个措施是“就近上班”，还需要配备另一个措施是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得到尊重，这样，城市本身的生态能力会复原一些，对居住的身心健康才能起到“正反馈”作用。
那么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交通模式？答案是显然的，那就是公共交通，大概包括三种，一是常规的公共汽车；二是最近在北京、杭州、济南、厦门都开始探索的“快速公交”；三是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以及某些城市残存的有轻电车等。
中国目前可能没有一个城市解决了公共交通的问题。所谓的“解决问题”的评价指标只有一个，就是一个居民离开他的家之后，他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能够很便利地到达他想到到达的地方。他家到公共交通站不能超过五百米，他下车后距离其目的地也不能超过五百米。而他在行进的过程中，有没有座位可能是次要的，但交通工具的行驶速度要保证，换乘的次数也不能太多，换乘点之间路径也不能太远，换乘时目标站点的寻找还得非常便利。
对照这些标准来看，配合限行措施，北京需要做的事就多了。私下里认为，北京的传统公交还有很大的改善余地，比如地铁与公交的换乘可以更加便利；比如司乘人员的制服，可以替换掉当前那种沿用多年的、颜色单一的、过于朴素的蓝色，可以更换上更加有活力的颜色，让他们穿着起来更加的精神，工作起来更加的愉快；车辆内外应当都有便利乘客了解信息的与出行有关的公示牌。比如车次的安排，北京的马路平直正向的居多，一条马路上如果只行驶一种车次的车，南北的是双号次，东西向的是单号次，是不是比较好？比如长安街就只运行1次车，而南北中轴线只开通2次车，平安大街开通的是3次车，两广大道开通的是5次车，以此类推，这样多好？在车辆与车辆的交结点，有指示清晰的换乘点；至于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直接以200、300、400、500、600、700这样的号次来安排，也容易被公众记认。
最重要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推行但屡屡被侵犯的“公交优先”，必须得到最坚决的保证，所有侵犯这个原则的车辆都必须受到惩罚。
东京不太堵车的原因是轨道交通异常的蛛密。北京现在花大量的钱修地铁和轻轨，这是好事，显然未来还要修得更多。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轨道交通大概是将来城市居民出行的最重要方式，虽然有很多站点，换乘距离太长。
同时，也不要忽视“快速公交”的推进。快速公交就是在地面建设公交汽车的专用线，并尽量用栅栏与其他路面隔离开来，以保证其运行畅通。北京是中国最早试验快速公交的城市，但近年来力度似乎有所放缓，态度有些犹疑。快速公交这种“建在马路上的地铁”，投资简省，与地铁、公交搭配推进，在合适的地方迅速使用起来，应当会收到奇效。
当然，还有一个可用的措施是“汽车共享”。这里说的共享不是骑自行车带人，也不是住在附近的人一起“拼小汽车”，而是“租用”。汽车、自行车、电动车本来就是代步工具，看成身份象征是危险的，当成个人私密空间也没有太多必要，因此，假如大家都不买车，只是租车，开到目的地之后就交还，其他需要的人继续开走，这样，于个人便利，于城市也减少了大量的“汽车保有量”。配合当前的电子技术的空间技术，汽车共享完全可以试验。国外有不少城市已经摸索多年，教训和经验都储存了不少，完全可以派团考察，也可以事先做大量的舆论铺垫，相信，只要工作到位，“汽车共享公司”会如七八月份草原上“雨后的蘑菇”那样，获得极好的利润驱动力。(2008.10.4)
13、赵章元：300米外建垃圾焚烧炉太冒险
来源：搜狐绿色 2008年10月09日
http://lvse.sohu.com/20081009/n259939316.shtml
第1页: 第2页:全球性的垃圾危机 垃圾填埋和焚烧存在弊端
第3页: 第4页: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该多远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接受搜狐绿色频道访问，据左者为赵章元，右为特邀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
【搜狐绿色编前按】
2008年9月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发〔2008〕82号文件（颁布之日起执行）附件中的“生物质发电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的技术要点6的部分内容引起了专家的质疑：“根据正常工况下产生恶臭污染物（氨、硫化氢、甲硫醇、臭气等）无组织排放源强计算的结果并适当考虑环境风险评价结论，提出合理的环境防护距离，作为项目与周围居民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控制间距，作为规划控制的依据。新改扩建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不得小于300米。”
在得知标准已经出台后，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心急如焚，连夜赶写了一份建议书递交给国家环保部污染控制司、科技标准司，建议书认为我国
建设垃圾焚烧炉应当十分谨慎，它对附近（数百米内）居住的民众，存在较大的风险性，尤其在我国当前十分严峻的环境形势下，在许多垃圾填埋场附近出现了高发病区，300米的环境防护距离缺乏充分论证，是国内外从未见过的，风险太大。
在建议书中，赵章元还列举了三点自己担忧的理由：
1．生活垃圾焚烧排放的二噁英，不能只按照一般常规污染物排放源强计算方法计算和考虑环境防护距离。
2．国内外参考性的经验和教训。
3．推导出300米的环境安全距离数据缺乏代表性。
10月7日，搜狐绿色约请到赵章元老师做客搜狐，担任采访主持的是《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他长期调查我国城市垃圾处理现状，曾在环保著作《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中，有一章内容专门谈北京垃圾处理的困境。
被访嘉宾：赵章元
赵章元简介：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组成员
主持人：冯永锋
冯永锋简介：《光明日报》记者，一直关注环保，长期调查城市垃圾处理现状，2007年出版的《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中，有一章专门谈北京的垃圾出路。
【访谈正文】
全球性的垃圾危机 垃圾填埋和焚烧存在弊端
冯永锋：我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垃圾问题，但关注得一直很肤浅。有两大问题我比较困惑，一是垃圾分类为什么难以推进，二是焚烧方案为何如此受追捧。
当前驱动焚烧有许多原因，我觉得有三个原因，一是很多城市觉得焚烧可以减少废物量，让它消亡了，就很简单。二是有很多焚烧炉的生产厂商，包括国内和国际的大厂商在推销他们的产品。第三，由于这两年所谓节能减排，减少碳排放的概念，给焚烧炉提供了很好的托辞。
我们今天想就重点就垃圾焚烧在中国的现状问题，来进行探讨。根据您的观察，现在国内开始建或者准备建焚烧炉的城市目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赵章元：现在是处于全球性的垃圾危机之中，整个地球被垃圾覆盖了一层，每个国家都几十年了，我们国家是建国几十年，都填埋在一起，所以越积越厚。全球最大的垃圾场是从美国加州起、经夏威夷到日本，整个北太平洋，形成一座大垃圾山，有人说是“第七大洲”，面积超过欧洲的三分之一，厚度30米，全是垃圾组成的，整个太平洋那半拉都被污染了。你想它在盐水下常年浸泡，可想而知了。几乎所有大中城市均处在垃圾包围之中。典型的就是纽约那个大垃圾山， 505英尺高，比自由女神像高过半头。当地每有几百万加仑的污水往外放，受害的还是附近的老百姓。再就是意大利的纳普鲁勒斯，他那个垃圾堆，由于当地的老百姓忍无可忍，结果把25万多吨垃圾就扔在公共交通大马路主干道上，市民游行一周，交通堵塞，小孩儿停课，最后出动交通警察扫垃圾，造成了社会很大的不安宁。
中国现在也一样，重庆南岸区长生镇垃圾场2004年民众13次拦截垃圾车，不让走，说我们忍受不了臭味了，造成4000吨垃圾就堵在路上了，当地警察、公安出面，交通堵塞，造成了社会不安宁。像我们北京有没有呢？最近大家都知道，北京三个最大的垃圾填埋场阿苏卫、六里屯、高安屯当地居民先后多次出来拦截垃圾车，少则数百人，多则两千余人，有的是公开上街争论，有的是到国家环保总局门口围拢起来，高安屯是上街游行，道路上不让通行。垃圾问题已经引起了全球的社会不安宁，之所以说是垃圾危机，确实是没办法，现行政府管理是有点儿不太适应，没有跟上这个脚步，到底垃圾问题怎么发展，采取哪些措施？有点儿滞后了，所以民众来推动政府解决这个问题。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讨论垃圾焚烧问题，我觉得政府搞垃圾焚烧是出自于好意，想要解决垃圾填埋的污染问题，但是它有两大弊病，第一，成本太昂贵，动不动就是多少亿。第二个大弊病就是它的污染问题，一直是一个悬案。我们开始是怀疑，能不能解决它的“二噁英”污染，一些项目承办单位多次表态说没问题，没有任何污染，我们一些政府官员也说没有任何污染，让大家放心，但是实际怎么样呢？大家并不放心，因为他有事实在后边摆着呢。
日本是世界上曾一度视为占上风的国家。据一些权威机构分析，日本土样和人血液中二恶英的浓度偏高。日本人血液中二恶英的浓度与垃圾焚烧厂的距离成正比，这与该国对二恶英处置不力有关。日本西部大阪湾周围地区和濑户内海遭受到高浓度溴化二恶英的污染。研究人员通过对冈山县的一个港口附近的海底取土样进行分析，发现土样中溴化二恶英的浓度比此前环境省在日本全国普查的溴化二恶英浓度最大值还要高出10余倍。日本茨城县野友先生10年调查统计结果发现，在离垃圾焚烧场约1.2公里以内由癌症致死的比例高达42．1％，而1.2公里以外地区为20.4％，相差一倍多。由于盲目上马造成严重污染，溴化二恶英污染正在日益成为日本人感到头疼的污染问题，现已停用70%多。
同样，美国也有近半数垃圾焚烧炉计划被停止。德国也已对垃圾焚烧场的“二次污染”引起警觉，一部分城市已不得不将其关闭。我们既不能盲目照搬某些发达国家的争议数据，更不能重走某些发达国家的弯路。
这些事实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理论上的一些数据要经过我们较长时间实际验证检验一下。
垃圾焚烧炉的安全距离确定一定要谨慎
冯永锋：现在有一些城市的管理者认为他们引进了日本的技术、德国的技术，非常好，投资也很昂贵，能够解决很多问题。即使这个技术真的有那么好，我们中国的管理能力好象也没法让它实现？
赵章元：从垃圾焚烧的技术上，我们不否认很多学者在研究，也改进了好多地方。炉子做的越来越严密，往外冒的气儿越来越少，自动化控制，但是最终技术再高也就是达到欧盟标准，能保证他的欧盟标准的技术就是最棒的，达到欧盟标准是0.1纳克/立方米，这个量是很小的，可以说按正常情况下对人的身体影响不大。但是二噁英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不是普通的、一般的可降解污染物，如果是可降解污染物，问题不大。这种污染物是一级致癌物，是难降解的，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如果等它降解完了得五百多年，不管你是达到欧盟标准了还是没达到，就算你达到0.1纳克，也得吸进去一点点，它攒着呢，在体内积蓄着，几十年对人的生命也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也不能认为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了，要特殊处理。至于几百米的范围合适？这个有待于我们充分论证，应有公众参与，不能按照正常算出来的浓度数来简单处理。
冯永锋：按照学者们的理想的标准，中国的城区确实很难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可行的办法，在什么样的位置比较好一点？比如像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也不可能运到几百公里之外去，更不能老抛到大海去，只能在城市内部或者附近处理，合理的办法是什么样的？
赵章元：对，总要想办法，作为科研人员也是要负责任的态度，但是现在在目前，我们没有充分把握的条件下，无论如何要把这个距离先控制好。我们从现在掌握的国内外研究结果来看，也就是参考文献报道，影响最大的是在清华那个学术讨论会的文献是0-500米是浓度最大的，1.5公里以外影响就很小。但是无论如何，三百米到五百米之内无论如何不能建这个，原来的七百米也太少，我们得控制这个数。
冯永锋：环保部如果真的颁发了允许建立在300米之外的新标准？这个决定有什么样的问题？
赵章元：是很危险的，不管颁布了也好，没颁布也好，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广大民众还是要实事求是，把这个问题找到最佳状态，这个要算出来。但是我认为在目前这个形势下，500米、800米，可能都是要慎重的。因为它的浓度不是说突然一下就没了，他是逐渐过渡的。我们的学者算了1.5公里以外影响很少了，但是1.5公里以内他没有说就没有什么影响，肯定是随着距离的变化是越来越少，日本人检测的也是，他身体的二噁英含量是和距离焚烧炉的距离成正比，距离越大浓度就越小，影响也就越小。
如果按300米实施，据悉，为了缓解垃圾填埋污染的压力，北京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拟建20座垃圾焚烧场，它将摆布在首都京城的东西南北，当然也包括首都的上风上水地带。如果真能实施，我国有可能会在一些大城市的带动下，许多城市都将准备建设垃圾焚烧场。到那时，相信我国的焚烧炉会象雨后春笋一样出现，一哄而起，很快就会远远超过日本的焚烧炉数量的最高峰（六千多座）。其后果不堪设想！即在当今全球性的垃圾危机到来之际，在严峻的垃圾填埋污染恶臭大背景上，在盖上一层巨毒物，我国的高癌村就将会加速普及到全国各个城镇，民众的发病率还会翻上几翻。
冯永锋：跟烟囱的高度，或者叫它的炉子容量成正比吗？
赵章元：烟囱高只是往远处扩散，他越高飘的越远，才能降落，它会扩大降落的半径。
冯永锋：现在根据您了解的国际上的垃圾焚烧炉生产商在国外有很多办事处吗？
赵章元：在国外垃圾焚烧炉的生产商，没有发现他们的代销店，他都是经过我们的项目经营人联系，去买他们的，买完了可能有一点利益关系。
冯永锋：我们中国许多本土的垃圾处理厂商，买的都是外国的技术，配套的是外国的东西？
赵章元：对，所以在这一阶段我们特别要慎重，防止出现盲目的购买人家的东西，因为现在国外正处在禁烧和减缓、萎缩这个阶段，大量的都在往外推销，发达国家经常干这种事情，把那些电子垃圾什么的都弄到中国来了，我们不能吃这种亏。
冯永锋：国内也有一些生产小型炉子的厂商，也在吹嘘自己的技术很好，很适合中小城市的垃圾日产量，这是不是也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
赵章元：当然我们发展自己的产品应该支持，但是要实事求是，确实你水平到了，那也未尝不可，可以用。但是要注意有几个条件，保持一定的距离，另外他的燃烧值、温度都要控制好，自动程度到底如何，这都需要认真把好关的。
冯永锋：我在一些地方看过几个投入使用的炉子，确实比较粗陋。
赵章元：目前国内生产的毕竟有不少差距，垃圾焚烧环境评估项目，我参加过不少，也发现我们国内产的垃圾焚烧炉，包括清华大学产的垃圾焚烧炉，在各地的使用情况，基本上都发生了不少问题，都出现了不少问题，而且都是致命性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慎重，我们支持国产企业是应该的，但是我还是要实事求是的。
冯永锋：接下来我们还是讨论标准吧，您了解300米这个标准是怎么产生的吗？是谁做的研究吗？
赵章元：垃圾焚烧炉距离居民点到底多远，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我们国家迟迟定不下来，原来最初我们定的是1000米，因为我以前参加评审的时候，就按照环保局一个技术原则，是一千米，一千米以内不许有住户，我们就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的。后来我们有些地方上管理部门提意见，说这样就不好建了，能不能缩小点儿，在这种情况下，又找了一些单位，有目的的修改了标准，第一次修改到800米，减少了200米，后来说还不行，又找了一家，又缩到700米，最终，最小的数据也就是700米，不敢再减了，为什么呢？因为700米以内谁都没有把握，现在我们之所以说300米也好，有的算的才100多米，是用物理模型算出我的焚烧炉有多少排放量，有多大的空间，按照这个模式一算，算的再精确也没多少，可能也就一二百米，现在我们有不少文献报道这种计算有误，说二噁英产生的影响、破坏程度比我们计算的数值要大的多，这是有文献报道的，我没做过试验。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最让人难办的是二噁英这个污染物毒性太大，它是一级致癌物，最讨厌的就是它难降解，它的半衰期是14年到273年。如果到了人体以内就积累，它很容易进入脂肪，你的标准再低，它最后还是致癌的。所以我们要慎重就在于此。这个300米，我认为是太冒险，500、600米也是很冒险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日本1.2公里以内的癌症相当于外边的两倍，这也是值得参考的，即使我炉子改进了，你不是1.2公里，你再缩也缩不到300米。
我的基本观点是，科研成果要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物理模型计算，我不怀疑你算的对，但是你要拿到实践中检验一段时间以后，才能使用，我们原来搞纯理论的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模型结果如果不和实践反复的对照，没用。包括我们垃圾焚烧问题，并没有经过几年的实践去检验它。如上次环保部组织专家讨论地下水污染问题，我们有位教授就提出垃圾填埋场模拟结果对地下水没有什么污染和影响，管理部门很重视这个意见。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市环保局报告说某垃圾填埋场建场之前地下水是优质饮用水，建场之后没几年在12平方公里范围内地下水已经不能饮用了，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模型一定要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才可用。
冯永锋：这个利益方是谁？是各地政府吗。就是说把这个1000米压缩到300米的动力来自于哪里？
赵章元：这个可以理解，管理部门要求距离越小越好选址，因为各地环保部门上下级经常提的意见就是我们选不到合适的地方，特别是大中城市，是不好选，现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是不是就没有一个把关的，就到三百米？再不好选，我们应在别的问题上下工夫，在垃圾的其他的处理办法上下工夫，不一定非得一棵树上吊死人。
冯永锋：包括焚烧也有人建议说不要做大中型的焚烧，做小型焚烧，比如在大兴那边有的搞了小型的焚烧炉，可不可以在小区里搞一些小型的焚烧炉？
赵章元：焚烧炉不能这样做，是焚烧炉都要冒出一些毒气，因为它在空气中传播很快，数量多就不行了。至于垃圾分检，有一些企业他是搞小型的，把塑料分出来，消减率在一半左右，这是可以提倡的，但是最终还有一半还得去填埋。
冯永锋：关于300米的问题，为什么这么顺利的就通过了，难道国内没有其他专家提出他们的质疑和反对吗？怎么这么容易就被环保部通过了呢？
赵章元：这个我不清楚是怎么通过的，对于三百米的问题，北京市政府今年上半年曾召开过一次国内知名专家垃圾焚烧学术研讨会，会议上没有通过。当时在场的专家面已经相当宽了？既然通过了，我的态度是国家通过的东西就得执行，先执行，有不同意见可以去反映，我写了一封信给我们环保部污控司和科技标准司，我的态度是要积极反映，把问题反映出来之后想办法解决。公众也应参与，环保部很重视公众参与，如果大家认为这个不合理，我相信环保部还是会考虑调整修改的。
冯永锋：除了您之外，目前为止，您了解到的在国内还有其他专家提出一些商榷的建议吗？
赵章元：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进行讨论，因为我也刚刚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关系到我们整个全国马上要开始的大规模的焚烧炉的建设。北京市这20台要铺开，北京城的东南西北都会有的。
到那时我们北京城的垃圾焚烧就热闹起来了，二噁英再达到标准，恐怕在北京上空分布的也基本均匀了，包括我们的上风上水，这个一搞起来以后我感到很可怕，风险太大，如果北京市20台搞起来，政府一支持，300米可以，那我们全国大中城市就会一呼百应，我们历来工作就是这么快的。所以我倒认为，上策还是集中力量，集中优势，集中财力去攻破垃圾资源化，无非里边有一些环节还不够成熟，我们把力量花在这个上头要比研究垃圾焚烧强的多。
14、北京私家车每周停驶一天 尚未问民意限行何太急？
来源：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09日
从10月11日至明年4月10日，北京私家车每周停驶一天。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在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结束单双号限行仅一周后就以通告的形式匆匆出台，令人颇感意外——
“我无意做刁民，但我有权不满”
“周一到周四，哪天不开车，问题都不大。唯独周五，闺女学琴，我得开车把琴拉到老师家里去。偏偏我车尾号是0，周五不能动，我们家住得又偏，不好打车。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呀?”总惦记这事，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范女士心情很不爽。
9月28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的有关交通限行的通告，让北京众多有车族陷入苦恼，范女士是其中的一员。
通告说:
“一、从2008年10月1日起，本市各级党政机关封存30%公务用车。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中央国家机关，本市各级党政机关，中央和本市所属的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务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限行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限行时间为0时至24时。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有关规定，2008年10月11日至2009年4月10日，除上述第一条范围内的机动车外，本市其他机动车(含已办理长期市区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进京机动车)试行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除外)，限行范围为五环路以内道路(含五环路)，限行时间为6时至21时。停驶的机动车减征1个月养路费和车船税。
三、根据上述第一、二条规定，按车牌尾号每周停驶一天的车辆车牌尾号分为五组，定期轮换停驶日，具体由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提前公告。”
对于停驶公车，人们无不拍手称快，认为“停得还不够，最少停一半”。而对于私家车每周停驶一天，却看法不一。各大网站论坛，“骂声”压倒叫好声。
和范女士为此苦恼不同，也有混不吝的主儿。“我管它限行还是不限行，车该开还得开。警察逮不着，拣个便宜;逮着了，给他钱就是，我倒看看他凭哪条哪款处罚我。”小陈这么说。
也许他说的是气话。一位网友在博客上这样写道:“我无意做刁民，但我有权不满。”
不做刁民公然抗法，这固然值得庆幸。然而，对一个社会来说，让很多人带着不满生活，是不是也是件挺危险的事儿?
怎么不听证？
之前媒体上有关长期单双号限行可行性探讨，让市民对于停驶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让人意外之处在于: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公共政策，竟然在没有经过民主程序的情况下，在单双号限行结束仅仅一周之后就匆匆出台。
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见图表)，反对限行私家车的声音占了上风。也许有人会说网上调查不可靠，但如果不否认这样的调查结果至少代表了一部分民意，那么，在这部分民意未充分表达之前就出台限行政策，在程序上是否正当?
人们感到最可怕的地方，也正在于此———既然在北京，一纸通告可以每天让数十万辆车停驶，其他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既然一纸命令可以让你一周停驶一天，想让你一周停驶三天五天，想来也不会是多难的事儿。
之前的探讨中，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所有人都在一点上有共识，那就是:最终的决策，必须在充分调研、论证，各方意见得到充分表达之后作出，必须是民主程序的结果。所以，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要限行，充分征求意见之后，一场唇枪舌剑的听证会是绕不开的程序。
作为现代公共政策的重要程序，听证对于促进和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意义重大。在政策选择中引入了听证程序不仅可以有效抑制和防止政府自利性，解决政策制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可以广纳民意，争取民心，增强政策选择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对革新性政策听证，尤为重要。由于革新性政策会触动一些人利益，会引起一些人不满，这种政策的执行往往很难一帆风顺。为了把这种不满控制在不危及社会稳定的范围内，必须对政策内容加以周密、全面的考虑，把可能遇到的问题与相应的解决措施都预先考虑到。这时候，举行专家听证，可以对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论证;举行利益相关者听证，可以使政府更多地考虑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从而把政策对民众的不利影响减低到最低限度，使政策更公平合理。
然而，我们没有等来这场听证会，却等来限行的通告———让你停你就停，没得商量。
或许，有人会说:“关于这一话题，之前媒体说了不少。目前的决策，或许已经考虑了各种声音。”这或许是事实。然而，正如“正义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一样，包括听证会在内的民主程序，也需要以让公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偷偷借鉴不算数。
或许，还会有人说:“早一天限行，就早一天道路通畅，早一天看到蓝天白云。”高效率的确是政府应该追求的目标，然而，只有建立在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基础上的高效率，才是有意义的。
是不是还会有人这样问:“哪部法律规定这种事必须听证?”我的确找不到。但政府制定任何一项政策、做任何决策，除了合法，还要合理。有没有一部法律明文规定，这种事一定要开听证会，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征求民意也不止听证会这一条。有关部门越过所有民主程序发布通告，让人产生这样的疑惑:在一项涉及数百万人利益的决策中，莫非政府并不认为有倾听民意的必要?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为什么不说理?
当一项决策没有考虑或者没有充分考虑民意的时候，部分人对它不满，就是很正常的事儿。此时，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者而言，通过“讲理”，将他们的不满消解到最小限度，就是必须的管理智慧。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告诉我们:限行为什么是正当的、合法的。
对于“判决书要说理”，我们并不陌生。为什么要“说理”?从公正的角度，是让当事人明白，为什么是这样判而不是那样判;从功利的角度，则是让当事人认可判决，自觉履行判决，从而达到息诉的目的。
出台公共决策，也同样有一个“说理”的问题。在之前的探讨中，在诸如“限行是否侵犯车主的私有财产权利”、“限行在法律上是否有依据”等问题上，赞成和反对双方的主张针锋相对。如果事实不是政府明知限行违法而执意出台相关政策，那么，每周停驶一天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有关部门认可了赞成限行一方的主张。于是，作出上述决策的部门，有责任告诉面临不利后果的另一方:限行，为什么不侵犯车主的权利?限行的法律依据，又在哪里?
限行通告写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有关规定”如何如何，那么，请告诉我们:“有关规定”是哪条哪款?也请说明，每周停驶一天，而不是一周两天，或者一个月一天，背后有怎样的数据支撑?如果嫌放在通告中 嗦，可以通过发布会的方式，让大伙心里也明白明白。遗憾的是，再有两天新政就要实行，却没有人对此作出任何解释。
和召开听证会一样，让政府“说理”，也找不到明确的法律依据。然而，面对数百万为了社会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百姓，站出来说说理，难道不是消除他们内心的疑惑最简单的方式?难道不是赢得百姓支持最有效的方式?
站出来“说理”，这要求不高吧?
接下来的事，还多着呢
政策出台，简单，但执行起来，会有很多问题。下面几个，或许是公众最为关心的:
第一个:如何让限行更人性化?
10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这么一件事儿:家住北京望京的于先生家有两辆车，自己和妻子一人一辆，两辆车尾号分别是2和7。按照新的限行政策，每逢周二，他家两辆车就全都得留在小区“趴窝”了。就于先生的遭遇，记者采访交管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如果车主拥有两辆同一时间限行车辆，目前尚不能办理换号业务。
限行会给车主生活带来不便。如果不便是他们必须承受的代价，那么，如何把给他们带来的不便减小到最低限度，却是社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奥运单双号期间，家庭有两辆车的，可改单双号，残疾人驾车出行不受限制，等等这些举措，都值得借鉴。
第二个:如何避免限行成为“专治老百姓”?
奥运之后，歌唱演员李丹阳“开宝马当街舌战交警”的视频在网上热传。当日是单号车通行日，李丹阳驾驶的白色宝马车却是双号车，因此被交警拦下，要求出示证件，引起李丹阳的不满，引发当街争执。
在随后接受采访时，李丹阳为自己鸣冤。其中的是非，说不清也不想说，我只说一个事实:李丹阳的车，确有特别通行证，单双号都能开。奥运期间，全北京有多少辆这样的特权车，我们无从知晓。
按照这次通告，只有包括“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在内的五类车，不在限行之列。也就是说，除了这五类车，所有车辆都应该一视同仁地被要求严格执行限行。
考虑到中国国情，如果做不到“一刀切”，那么，请将颁发特别通行证的标准和数量，向社会明示。因为，一旦限行成了“专治老百姓”，不仅限行的目的无法实现，百姓自觉限行的决心也会受到损害。
第三个:如果有人不服，讨要说法的渠道能否畅通?
即使有关部门出来解释，对于限行合法性，也未必每个人都认可;对于用一个月养路费作为限行补偿，也未必人人满意。对于不认可、不满意的人来说，讨要说法途径的畅通，就至关重要。
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对限行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有对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是否违反法律的审查权，有对各级政府是否依法行政的监督权。
还有一条路可走:诉讼。如果北京车主认为限行侵犯了自己权益，或者对补偿不满，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讨要说法。在目前司法体制下，在地方法院诉地方政府，很难，希望北京能带个好头。
截至10月7日14时。如果这算民意，我们关心这部分民意该如何得到尊重。（检察日报 李曙明）
15、“环境问责制”是治污的关键
来源：江西日报 2008-10-09
据报载，昆明阳宗海砷含量超标，“砷含量的超标值相当于向水体投放了67公斤砷成品”，造成水体严重污染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自前些年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到后来太湖、滇池、巢湖蓝藻的接连暴发，一系列水污染事件并未给一些地方敲响警钟。有的地方领导在政绩冲动和利益驱使下，对环境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给一些污染大户挂上“重点保护”的红牌子。少数地方政府部门的“三不查”（老百姓不上访不查、媒体不揭露不查、高层领导不批示不查），造成了环境执法中企业的“三不怕”（不怕环境监察、不怕环境处罚、不怕给老百姓造成损害）。
中央对治理环境问题高度重视，采取了不少措施，决心也大，但一些地方环境污染恶化的态势仍然不减，这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警惕。在当前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飞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水污染治理是对政府行政能力、宏观调控能力与实现社会和谐能力的严峻考验。实践证明，一些地方不改变目前单纯以GDP论英雄的干部考核制度，对造成重大环境事故的干部不问责，环境污染现象就难以遏制。只有建立健全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领导干部考核机制，才能有效杜绝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为了片面追求经济指标，用牺牲人民群众的健康换取自己政绩的现象。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绝不能以损害人民生命健康换取企业发展。此言掷地有声、振聋发聩。但愿患有“GDP崇拜症”的少数领导干部能够幡然醒悟，以苍生为重，以人民为本，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科学发展观指导自己的工作，真正担负起治理环境污染的历史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