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2009年11月29日，意大利，维特堡（Viterbo），星期日，第五天，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照例有些混乱。早餐刚过，从楼下的餐厅上来，就在大厅见到犹里，他说，很高兴能和我再见一面，原来他的飞机早，马上就要出发了。早晨时，汪永晨说，我们必须在十点之前结帐，这又是一个意外。不过，我还是先来到会场。主席台上端坐着一排西装革履的人，安德列正在讲话，听起来是在总结。

9：26，迪克说话，又说到了他提过的国际经援系统正在建立，看来他对这个计划很当回事儿。听到9：40，赶紧回房间收拾行李，退房。

程序册上，这一天上午的的议题是：通过这些证据，我们应该交流什么样的信息（which message we can communicate through the evidences）.会议主持人是Roberto Zalambni, 发言人都是参会的记者。

上午的发言人应该有：

Pavel Antonv, Hungary, 这个应该是那个弹吉他的小伙子

Haroldo Castro, Brazil, 巴西记者哈罗尔德 卡斯特罗，他的笔记本被我照片卡的病毒打垮了。

Ahmed Raza, Pakistan，这个活跃分子今年没能来成，甚是遗憾。

Ana Gonzales Wonham, Spain; 她来得晚了一天。

Alexandru Savulescu, Canada，这是加拿大那位活跃分子，简称阿列克斯（Alex）

Katiana Murillo, Costa Rica，哥斯达黎加记者，卡蒂亚娜。

Raphael Mollandy Mweninguwe, Malawi，马拉维的拉菲尔，一位腼腆的黑人小伙子。

Dick Russell, USA：估计他飞机在白天，提前走。所以他第一个说了。

Leon Marshall, South Africa，最后一个压轴的是列欧。我记住他的名字，是因为列欧是狮子，马歇尔是将军，所以这是南非的狮子将军。

10：11，Pavel回答问题。汪永晨的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很多在发言中都说到了这个提问。她的问题是：她在中国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记者(journalist)，还是环境主义者(environmentalist)？这两个身份怎么协调？

汪的意思是说，身为前者，你应该保持中立，身为后者，你应该有自己的立场。这的确是很多环境记者所面临的困惑。

10：17， 哈罗尔德 卡斯特罗上台，他用意大利话说，早晨好。看大家没有反应，他又大声说：早晨好！！！于是下面一片掌声。他做了一个耐丽的秀。然后，他开始用英语发言。他先是提到了汪永晨的问题，然后说：“我很抱歉，我的笔记本被我的中国朋友的病毒击中，我不能给大家展示PPT了。”他的发言富有激情，他说，我们可以预期这个世界有很多灾难性的后果，有着Gloom and Doom的前景（这个用词在第一天的会议中就有主讲人说到），那么，用这个十年、或者这个世纪剩下的时间，我们能做什么？积极的故事可以激发人们的勇气，我们需要好的故事，但是我们目前没有好的故事。

然后他说到了他的宏伟计划，他要去非洲旅行，到非洲去找一些好的故事。而且，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后，马上就要出发。

说到这儿的时候，耐丽向外走，经过讲台，哈罗尔德 卡斯特罗对她说，我要采访你，我要到你的国家采访你。然后他寻求大家的帮助，“大家有非洲国家的朋友，请告诉我他们的联系方式，我需要他们的帮助。”他说：“我很希望一年后，再来这里，给大家看我的旅行故事。” 他用了奥巴马的竞选口号：“我想要有一点改变。”

秘鲁记者索里亚娜提问，这是个美丽的计划，但是需要钱。你是否找到了资助者，到哪儿去申请？

哈罗尔德说：“我决定不去申请资助。这样不需要对别人负责，也不受别人的限制，可以专心工作。”

10：44， Ana Gonzales Wonham, 西班牙电视记者上台，讲了一个公共电视台必须考虑的问题，并带来一部她做的片子。电子音乐悠扬，舒缓，优美异常。绿色的大地，动物，保护区，一种熊在各地的种群数，等等。

从茶歇室回来之后，11：54，Alex发言，让我意外的是，Alex作了一种很不错的讲话，很有反科学的味道。他总结了反对气候变化这个说法的一些人群，包括：科学家，大公司在政府中的说客，媒体，普通人。对这几伙儿人进行了分析。他还提说到了《2012》，说这个电影不是很好，但是说明了一些事情。

我提问：你怎么对付科学家？ 科学家拥有很高的话语权，科学家代表科学依据，如果科学家说谎，你怎么办？

他的回答是，采访不同的科学家，寻找可靠的信息源。我本想进一步作一个评论，但是没有再得到发言机会。

午餐的时候，我找到他，再次明确我的问题：有的科学家会说谎，有的科学家虽然不说谎，但是会犯错误，而有些科学家又不犯错误，又不说谎，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谁是那个好科学家？因为你自己不是科学家，你不具备判断能力啊！

Alex很自信地又把交叉采访的记者程序搬了出来。我说：如果科学家共同体集体说谎，你怎么办？当初雷切尔 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的时候，所有的化学家都在指责她，说她不懂科学，说她不过是一个女人⋯⋯

Alex有点儿懵，没有想到我会弄出这个问题，他迟疑地说：是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

前一天，在市政厅吃饭的时候，我和两年前我初识的阿根廷记者克劳迪雅也说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结论，比如，传统的科学家关心的是探索自然奥秘，而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科学家是一项工作，所以科学家要为资本服务，帮助资本增殖，也要为政府服务。

12：23，哥斯达黎加记者卡蒂亚娜（Katiana Murillo）用西班牙语介绍她的国家。她先放了一段哥斯达黎加钢琴家演奏的音乐，安德列很可爱地在台上正襟危坐闭目倾听。然后，她介绍哥斯达黎加的整体生态情况。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位哥斯达黎加教授上台，帮着她说。大屏幕上，变化着哥斯达黎加美丽岛屿的各种景观。我对哥斯达黎加的熟悉，完全来自迈克尔 克莱顿的《侏罗纪公园》及其后续作品。

12：56，马拉维的拉菲尔（Raphael Mollandy Mweninguwe）上台，介绍马拉维的情况。

13：22，最后一位是南非的狮子将军（Leon Marshall）列奥。列奥很有演说才能，他说：作为最后一天的最后一个说话人，在最后的午餐之前说话，非常荣幸。然后，他也介绍了南非的总体情况，生态情况。

最后，他代表参会者表示感谢，感谢阿历方索，感谢克劳迪，感谢特丽萨，尼可莱塔，感谢Greenaccord⋯⋯

阿历方索的发言也是一大串感谢，感谢我们的主席，感谢我们的科学委员会主席安德列，感谢我们的互联网技术支持，感谢我们的同声传译。

他说：明年，我们希望看到你们所有的人，我们也会有新人参加。

Greenaccord的主席最后发言，说：到了道别的时候了，但这不意味着结束。就像孩子们，他们离开家，去学校，去上班，我们高兴他们离开，更高兴他们回来。

然后，也感谢了一大串，感谢WWF朋友组织了这么多的见证者。并强调说：“我要说，感谢你们，记者们。你们就是Greenaccord。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会在这儿。谢谢，谢谢，一路平安！”

有意思的是，直到这一次会议，我才明确地认知、辨识了这位主席，我们的邀请人。因为他不说英语，又显得非常严肃，我从来没有和他直接交流过。14：04，阿历方索又对Greenaccord的合作伙伴作了一些解释。主席又抢过话头说，我最后还要感谢一个人，阿历方索，他实在是好。

整个论坛就在隆重的喧闹的忙乱的气氛中结束了。2点钟，午餐。午餐的时候，艾米莉的出现，又引起了大家的骚动。菲律宾的艾米莉运气有点儿差，去年是行李没有按时到，害得她挨冻不轻。今年是在市政厅吃饭时，扭伤了脚，严重到打了石膏。所以前一天晚宴时，她是坐着轮椅出场的。我看到她时，Greenaccord出版社的一位美丽姑娘正兴致勃勃地在她的石膏腿上写字。她写了Greenaccord，我拿过笔，在脚心上写：key moment. 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于是成了一场狂欢，很多人跑过来，在艾米莉的石膏腿上留言。这一天午餐时，连阿历方索也不忍放弃这个宝贵的机会。

3：15，大巴将参会者送到机场，然后送到罗马中心火车站。我将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Hostel暂歇一夜，第二天傍晚飞往柏林，到柏林工大访问一周。

曲终人散，余音不绝。几天后，论坛将以全体参会者的名义发布《维特堡备忘录》。

我对Greenaccord的论坛组织的满意度，逐年递增。我的收获随着参会次数的增多，随着英语听力的增加，逐年递增。

不过，目前还有两个遗留的翻译问题，一个比较简单，就是Viterbo，前几天一直翻译成“维特堡”，不过，我仔细听意大利人的发言，更接近“维特尔堡”；另一个比较难，就是Greenaccord本身，邱育慈的翻译绿色和谐，虽然意思不差，但是作为一个机构名字，不够好。Accord有和谐、一致的意思，不过，按照意大利人语法，修饰后置，这也可以读成accordgreen，那意思大概是：“根据绿色的⋯⋯ ”，把缺省的意思补全，可以理解成“按照绿色的原则”，或者“以绿色的名义”，简化一点，译成“绿协”、“绿缘”应该都是可以的。

2009年12月1日，柏林时间6：47，匆匆追记于柏林。

以下文章内容：

汪永晨

2009年11月29日，是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的最后一天。这两天，一方面不想错过每一个发言，虽然我的英语水平并不能听懂所有的内容。但因为这次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和全球气候变化有关，过两天我还要和地质学家杨勇一起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在那里召开的全球气候大会。所以，这次会上的内容对我来说就更加需要多知晓，多理解。这次参会的有来自45个国家的记者，能多采访一些人是我很大的心愿。大会提供能上网的只有十台电脑，（这让我十分不解，这可是记者年会。当然，在宾馆也可以每小时4欧元的价钱上网）大家只好抢着用，抢着发稿。这三件事，听会、采访、发稿，把我忙得只恨分身无术。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每年南美洲参加的国家我想都是最多的。平时只听过名字的那些国家，在这里基本都能见到这些国家的记者。但是亚洲，每年来的除了我们中国的两个以外，还有也就是巴基斯坦、印度、菲律宾、斯里兰卡加上这次的气候变化见证人蒙古大妈、尼伯尔夏尔巴人。非洲也只有几个国家，即使欧洲也没有拉美国家来的记者多。而不知为什么，大会请来的美国人不是作家，就是科学家，很少是记者。

所以，我这次采访的拉美记者也多些。

秘鲁的索里亚娜这两年都是带着西班牙男朋友一起来的。她的英文不行，可是看到我总要和我用生硬的英语说半天。不过我采访她还是请了西班牙记者娜塔帮忙。

索里亚娜每天也都在电脑上忙着发稿。能看得出她在秘鲁一定是个很不错的记者。她和我说时非常强调：在秘鲁，环境的恶化不仅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还有人为的破坏。人为破坏一是淘金，一是国际大公司在那里的开矿。

秘鲁记者

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索里亚娜说，很明显的是海水温度的提高。差不多提高了0.5度呢。这使得海洋生物消失的情况很严重。

索里亚娜说，另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在秘鲁是，亚马逊热带雨林里现在会下雪。当然不是把地都下白了的那种雪，是雪粒。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的秘鲁，北部是气温降低了很多。过去常年是38摄氏度，现在有时只有16度。中部是冰川消失得很快，这和全球气候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秘鲁和玻利维亚共有的迪迪卡卡湖面在减小。这点我在采访玻利维亚记者埃得文时，也是让他十分担忧的现象。

眼下，更让索里亚娜着急的还是当地人的淘金和国际大公司的开矿。索里亚娜说，淘金对河流的污染十分严重。

我把在国内常常问的问题也问了索里亚娜。你小时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吗？她使劲地摇头，并告诉我，小时家乡有两条河，卡哈玛里卡河和欧里亚河。儿时的伙伴们都在河里游泳，玩耍，妈妈也在河里洗衣服。可是现在，脏得谁还敢下河，连靠近都不行了。这和国际大公司在那里开矿有着直接的关系。

索里亚娜说的国际大公司是很有名的一家公司。令她气愤的是，这家公司不仅污染了她家乡的河，为了开发还要让那里的老百姓搬家。老百姓不同意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现在呢？我问索里来亚娜。她说，还在抗争。

这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有能力开发的国际财团，把手伸到了想要发展的国家。钱他们一定是赚到了，而其代价是什么，受到最大伤害的又是什么？一是环境，再一个就是原住民。而国际财团一定是打着帮助当地发展的旗号去的。这不禁让我又想到了我们国家某些地方的水电开发。开发者不也说：怒江太穷了。可现在，水库移民的问题，连水利水电部门的领导们不也认为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吗？

我问索里亚娜，野生动物呢，受到什么影响吗？

帮我们做翻译的西班牙电视台的娜塔问我，“喜欢我发言吗？”我说很喜欢你拍的那个有关熊的纪录片。从电视片中我知道，那种熊6000年前来自中国。

娜塔说，现在在那个保护区，也可叫熊公园，每天都有学生去上野外课，不仅学习有关熊的知识，也学习怎么保护这种野生动物的家园。是很好的生态课堂。

秘鲁和我们国家一样，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马丘比丘是所有喜欢旅游的人向往的地方。索里亚娜说，那里现在也在经受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巨大挑战。

安吉拉，是来自哥伦比亚的记者。我们已经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她母语是西班牙语，她的英语，意大利语都讲得很棒。我们每次年会结束，她都还要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留几天，因为她也给这两个国家的报纸和杂志写文章。

哥伦比亚的记者

在拉美记者圈里，安吉拉是个中心人物，特别是对一些小国的记者，或语言不太好的记者，她总是格外地关照。每当他们用西班牙语聊得高兴时，她就会劝我，汪，快学西班牙语吧，我们就可一起聊了。我告诉她，能把英语说的好点，是我还要十分努力学习的。再学一种语言，可能就更难了。

安吉拉在和我说全球气候变化对哥伦比亚的影响时，先告诉了我两个很有意思的事。一是一个说法，她说，哥伦比亚是美洲的肚脐眼。她们国家正好是在北美和南美洲的中间。

再一个是，当我问到安吉拉小时候家乡的河和现在一样吗的时候，她说，城里的河非常脏，非常非常脏。但城外的亚马逊还是那么漂亮。所以她常常到亚马逊游泳。我说能见到亚马逊豚吗？她说，当然。亚马逊豚喜欢人，人游泳时，它们会跟着人一起游。

亚马逊豚能和人一起游泳，简直是太神了。在我们中国的白鳍豚已经差不多灭绝了的时候，人家亚马逊豚还能和人一起游泳。真让人羡慕！

安吉拉说，哥伦比亚在南美洲有着非常重要的五大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亚马逊生态系统、安第斯山生态系统等等。每个生态系统之间又有着重要的联系。是全世界第二个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特别是安第斯山流出的雪水，对各个生态系统的相关性起着作用。

遗憾的是，现在安第斯山流出来的水越来越少了，水少了，鱼也少了，生态的变化，还使农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安吉拉说：本来哥伦比亚是个四季如春的国家。现在，气温像发了神经，忽冷，忽热地抽疯。气候变化无常，让哥伦比亚近年来的农业连年欠收。本来城市的河虽然脏得像厕所，但农村人的生活简单，河流还是清澈的。可一会儿旱，一会儿涝，让农民的日子也过得苦不堪言。

不参加这样的国际环境记者会议，还真没有想到全球气候变化会在全世界有这么大的影响。以前即使我这么关注环境的人，也觉得现在怎么全世界的人都在大谈气候变化。我们中国的民众中似乎还没有这样把这事挂在嘴边。这次来参加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要做一个有关低碳生活的节目。请我给他们设计一下怎么做。我让他们到大街上去问问，什么是低碳生活？有多少人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在我们身边有什么反映？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低碳生活。其实如果换个说法，减低能源消耗，节约资源，老百姓还是知道的。可是说到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中国人中能说出点什么的我想可能真不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己身边环境遭受到的破坏。可是，在我这几天的采访中，各国记者们谈得更多的却是全球气候变化对自己身边生活的影响。

保加利亚记者亚里那桑德在今天最后的发言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我们记者能做些什么？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我向他提了问题，我在我们国家常常被人问到，你是一个记者，还是一个环保主义者？在保加利亚有人这样问你吗？在亚里那桑德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就是一只手在当记者，另一只手在保护环境。这没有什么冲突。

保加利亚记者

在他发言使用的PPT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没有选择，我们只有做。这很简单，这也很难。对于这富有哲理的话，我想了想，是呀，我们必需面对眼前的事实，这很简单，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怎么面对，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不是吗？

罗马环境记者年会年年开，不知明年来时，大家共同面对的又会是什么新的环境问题？亚里那桑德说，希望有关记者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时，能做些什么，怎么样的记者才算是一个合格的记者，明年再来时，会比今年回答得好。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与会记者们共同的心愿，起码是我的心愿。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结束后，我将要去西西里，等着我从那里拍来的照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