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松

夜里下雨了，很大的雨。早晨可以清楚地听到雷声、雨声。遐想众多。

会场外夜色

这一天的上午又是一些教授的主题报告，不过出现了一个亮点，极其亮的一个点，加拿大的威廉 李教授。

Riccardo Valentini，是Tuscia大学（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uscia, Italy）的教授，他讲的题目是：气候变化在农业方面的证据（ Evidences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agriculture sector ）。前一个发言是说铁路方面，这个说农业方面，比较对称。大量的图表，数据。他说到了中国的食谱变化，说到了中国人开始大量吃肉，接受了西方人的食谱。他说，显然，饮食结构依赖于GDP。他对这种变化提出了质疑。他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是否真的需要这样的饮食结构，是否真的就好。

汪永晨在提问中，针对这一点说，我们也劝告农民，不要吃冬天的西红柿。不过农民会说，你们城里人过上了好生活，反过来不想让我们过。她问教授，对此有什么看法。

这位 Valentini 教授作出了谨慎的评论，说：中国在未来世界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家需要沟通，要跳探戈，起码得两个人。中国要求发展，走与西方同样的道路，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有这个权利。不过科学家应该承担伦理责任。

会上，一位先生给大家放了一个短片，介绍三十年前，一架意大利飞机在喜玛拉雅的失事。昨天达瓦也说了，由于冰川消退，垃圾重新出现，包括意大利飞机，我忽然意识到，就是这一架飞机。果然，演讲者说，他的父亲是驾驶员。失事飞机就是阿帕和达瓦在今年发现并清理的。这时我发现，阿帕和达瓦已经站在前面，就在演讲者旁边。

本次论坛最精彩的演讲者我认为是威廉 瑞思（William Rees）,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他讲的题目是“生态足迹”（ ecological footprint ）这一概念的提出者。他的题目是：人类的碳足迹，认知、抵触和否认（Humanity’s Carbon Footprint: Cognition, Conflict and Denial）

田松喜欢的学者

和绿色记录以往的报告相比，他的报告观念是革命性的。往年的演讲者多少都有科学主义的色彩，强调进步、发展，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之内进行协调，改造。包括前几天对消费主义提出质疑的Erik，在与其私下里谈话的时候，也表达了循环经济的信赖，对“从摇篮到摇篮”的憧憬。而这一位，则和我的反工业文明立场，完全一致。

他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概念：

一个特定人口的“生态足迹”：是为了生产其所消费的资源，吸收其所产生的垃圾，所必须的土地和水源生态系统的面积，无论这些相关的土地和水源在地球的什么地方。

生态足迹

并进一步指出，这个概念所产生的革命性后果。他的很多结论与我的垃圾理论极其吻合。比如：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富国的GDP增长是个幻觉，地球上的人们在生态消费上极其不平等，而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生态后果。如果基本的科学是正确的，那么，持续的物质增长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就在记录他的讲话时，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巧合，用拼音输入，“GDP”直接对应的汉字是“刮地皮”。

不过，他的报告中的重头戏还在后面，他指出，人们不愿意正视生态足迹这个现实，而更愿意倾听谎言。他引用D.Jensen的话：“为了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相互说谎。”他还引用了普朗克定律：“一个理论战胜另一个理论，不是理论的胜利，而是自然法则的胜利”（这个表述不是普朗克的原本，是我建构的。）

田松喜欢的发言

瑞思教授的发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近乎直白地表达了愤怒，转换到中国的语境，类似于：你们美国人自己发展够了，却跑到这儿来劝大家不要发展！（程序册上写他是美国人）他在正式回答之前，作了一个小幽默，说：“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加拿大人。”

也有人在提问中说到了佛教的问题，说到了不丹等佛教国家采用了国民幸福指数，问他如何评价。他对全民幸福指数表示赞赏。

我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的问题是，你的观点是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你的同事们怎么看？还有那些优秀的学者与你有共同的观点吗？

他在回答中说，我当然是决定的少数，非常的少数。至于其它学者，他对赫尔曼 戴利，生态经济学的先驱，表达了敬意。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专门去找他说话，我说，我很意外，很吃惊国际环境记者年会怎么会请你来做报告，因为你是个另类啊。他说，是啊，其实很多人恨我。

我问他是否访问过中国，他说，去过很多次，经常。

下午的第一位见证者登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严肃的男士Tony Fontes, 讲了珊瑚的白化，及其导致的经济损失，包括旅游业。 他说：大家都同意，珊瑚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第二位David Tobar Franco来自瓜地马拉，介绍了一些极端的天气事件。 他展示了一些对比的图片，一条大河，左边图上汹涌的河水，右边图片上已经干涸，硕大的鱼死在河岸上。

他说，以前人们认为，生态学家总是制造麻烦。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有所变化，记者现在应该与生态学家合作，一同推动政治家。

他说，单凭我们自己做不成什么，我们需要帮助，我们不是疯子，我们不是大麻烦。我们要与气候变化作战。

在回答提问时，他强调了瓜地马拉的文化多样性，语言多样性，他说：在瓜地马拉，在中美洲，气候变化不是唯一的因素。我们并没有特别失望，抱怨一切。

最后一位见证者登台，来自蒙古Khar Us 湖的牧民Marush Narankhuu。这是一位蒙古老大妈，穿者蒙古盛装，站在台上。这几天她受苦了，因为她不会说英语。她的讲话也是抑扬顿挫，声音洪亮。面对群记，毫不怯场。老人家67岁，住在Tsagaan gol（ 白河，white river）, 她讲了她的家乡由于全球升温导致的生活变化。

蒙古大妈

巴西记者哈罗尔德问到了一个政治问题，说，蒙古在被俄罗斯统治前后，环境有什么大的变化。WWF组织者连忙上台，说：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政治问题她无法回答，请关注她的家庭，生活。

犹里在下面说，但这不是政治问题，是环境问题。

美国作家迪克问：她很美，但不年轻，她怎么能够来到这儿，给我们讲她的故事。这个问题当然还是WWF替她回答，她说WWF在全世界组织这个活动，我们寻找合适的见证者，征求她的意见，是否愿意出来给全世界的人讲她得故事，就是这样。

汪永晨提的问题是：在中国的内蒙古也有很多蒙古人，有些科学家说，草原退化是因为放养，所以要求牧民定居。你们那儿是怎么样的，能否保证自己原来的生活？

她回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从小就生活在草原，我不想改变我的生活。

老人家在讲话中还对政府的水电表示了批评。也对政府的工作表示疑惑。政府建水电，导致他们缺水，政府又怎么能帮助他们呢？

WWF官员

WWF的组织者做了一个总结：倾听弱者的声音，这很重要。全球气候变化发生在全世界，不是某个地区，不是某个国家，我们所有的见证者都说明了这个。

在结束之前，又有两个小插曲。一个从事环境教育的老师，带着学生介绍了一个关于环境社会调查所得到的结果。都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普通人的行为和观点。

以下文章内容：

汪永晨文

昨天俄罗斯记者尤里给了我一叠资料，并对我说，你能不能参加明年的这个活动，最好快些告诉我。因为当时正在忙着写当天的江河信息，我把尤里给我的资料顺手就放在书包里了。晚上回到房间，打开一看，才知道他给我的资料让我有多么感兴趣。

这是今年尤里参加的一个阿尔卑斯跨跃之旅的介绍。每年还会去同样的地方。这个项目有点像我们的江河十年行，不过是个国际记者采访活动。持续考察并跨越的是阿尔卑斯山。我们中国的人民画报记者王蕾参加了这次跨越。在尤里给我的人民画报中有这样一段：此次行程中，有两个故事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一块石头落在水杯里，里面的水溅湿了整块桌布，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唯一不同的是，石头是2亿立方米的泥土石块-----”一位意大利作家形象地描述了曾发生在意大利北部埃尔托的滑坡事故。

跨越阿尔卑斯山采访关注的是造成这次滑坡的原因，这和我们近年来关注的事情十分相似。

竣工于1959年的维昂特大坝，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坝之一，也是意大利人的骄傲。然而，1963年的一天，巨大的山体以每秒25米的速度冲进大坝水库，抬起巨大的涌浪，瞬间席卷了埃尔托，并洗劫了下游龙加罗内山谷。2000多人丧生。据说，如果每天用100辆卡车搬运，那将需要七个世纪才能运走此次滑坡的全部土方。

俄罗斯的尤里告诉我，同样在意大利斯塔弗山谷，1985年也曾发生过类似的灾难。是一次尾矿溃坝导致的泥石流，使268人瞬间离世。

今天，当年雄伟的维昂特大坝被埋在塌方下的土石里，只露出原来的三分之一，像半截入土的墓碑。面向大坝，左边的山体巨大的塌方处还清晰可见。

王蕾在写这次跨跃的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在位于龙加罗内灾难纪念馆和死难者墓地，我看到墓碑上清晰地铭刻着死难者的姓名和年龄。其中还有仅出生几天的婴儿。

如今，每天都有人来到埃尔托库区。站在那里的人，是什么感觉呢？我不知道，但是尤里告诉我，现在维昂特大坝的坝顶上修建了参观走廊，虽然走廊就是一个贯穿整个坝顶的铁笼子，可透过脚下铁条的缝隙，人们看到的就是脚下的深渊。

关于逝者，一切都已经结束，而对于生者，则是无尽的痛苦回忆。现在，63岁的纪念馆馆长RENATO先生，每日守候在这里，处理日常事务，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而他的父母就丧生于这场灾难。王蕾说，馆长的讲述已经相当平和，但还是不难看出他目光中的悲哀。在47年前的灾难发生时，他还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纪念馆的展柜中，陈列了很多从泥浆中清理出的遗物—－手表、变形的银质餐具和钱币。

当地环境组织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将这里作为人们凭吊的地方，就是对全世界的警示—－当你想要再次利用自然时，请三思。

人类有时总在犯相同的错误。这是阿尔卑斯山脉保护公约秘书长马可 奥尼达先生的话。他在解释自己的这句话时说：和我做同样工作的人，要将一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孩子，提高人们的意识。

1991年，为了共同应对各种机遇与挑战，如怎么合理利用水资源和森林资源、阻止人口锐减、保持生物多样性、减少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促进阿尔卑斯山文化的发展等。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奥地利、列支敦士登、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等到阿尔卑斯山脉八国的代表和欧盟一起签署了[阿尔卑斯山保护公约]。这是欧盟制订的一项实体法律文件，力图将其打造为阿尔卑斯山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工具。同时也为世界上其他的高山地区提供借鉴。

人民画报记者王蕾在参加了这次活动后，在人民画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还介绍了这样一句来自[阿尔卑斯山脉国家的水资源与管理报告]中的话：欧洲气候的两极分化日趋严重，这对于阿尔卑斯山和当地的居民、野生动物来说，后果将是破坏性。

据有关监测，现在阿尔卑斯山东南部降水量下降，而西北部山地却上升。山脉北侧区域正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同时，在山脉南侧，有的地区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另外，冬季滑雪本是阿尔卑斯山的经济支柱。现在，人工降雪的需求却日益增长。这给已经处于很大压力之下的水资源供应制造了更沉重的负担。

昨天的江河信息里，我讲了更多的南美洲和非洲。今天所了解的欧洲，除了水坝造成的灾难，就是欧洲名山阿尔卑斯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所面临的问题。

这两天我们一直在看着不苟言笑的蒙古大妈上台了。她放了自己家乡的一片湖水的照片。从照片上我们看到了那里巨大的变化。她不知道全球气候变化对她家乡的影响是什么。对她来说，影响那片湖水的是大坝。她在会上发出呼吁，请不要截断我们的河流。她的发言结束后，有记者问她，周边中国，俄罗斯的发展是不是影响到你们的生活。她的回答是，别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就是一个牧民。有15个孩子。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们今后的生活中还有没有湖水，我家乡的湖水不仅美丽，也是我们的生活。

陪她一起来的一位电视台的记者告诉大家，蒙古草原现在的沙化非常严重。我说你们那里又没有那么大的人口压力，草原的问题也这么大吗？她说，这一定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再有就是政府的过度开发。

在我这两天的采访中。唯一听到的一位记者说全球气候变化在我们国家没有在这次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上听到的那么可怕。说这话的是罗马尼亚的记者阿里克桑多。他说罗马尼气候有比原来暖和的迹象，但没有那么严重。我们那有高山，有大河，有森林，至于变化，记者们还没有太多的报道。

罗马尼亚记者

对于一个关注环境的记者，说自己国家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不大。说这两天听下来，对这个话题简直是震惊。让我忍不住也问了他我在国内常常问的问题。罗马尼亚的河流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你现在家乡的河和你小时候一样吗？

我家乡的河和我小时候不一样了，原因是修了大坝。我们需要电，大坝对生态环境肯定不好，对当地老百姓也不一定好，但电还是需要的。这就是阿里克桑罗对自己家乡河流变化的看法。

阿里克桑多是个跳探戈的高手。每天晚上，女士们和她一起学跳探戈，他教得那么认真。我也让他带着学了几步，可惜，没有留下照片。

2009国际环境记者年会开得紧张而有趣。只是我又要听会，又要采访，还有丰富的会下生活。会议还有两天，我还要抓紧时间多写点呀！

罗马国际环境记者年会会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