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13日，黄河十年行从黄河源走到了长江源，见到了我2008采访过的尼玛副县长后。大巴课堂又开始了。 此行我们车上唯一一位企业家张晓鹏发了这样一通感慨： 因为我是做企业的，平日生活和工作跟人打交道特别多对，人性多多少少有一点自己的感触。但这趟来，少数民族地区，藏族同胞给我的感受真的是深刻的。他们不像我们在所谓现代文明下的人那么现实，或者像现代文明下的人那么冷酷，那么自私自利，一切都是以自己的感受为原点，所有的喜怒哀乐全部建立在这自己的原点上。所以，我觉得在现代文明中，很多人已经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了弯路。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我们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文明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现代人的幸福感，满足感比以前差得太多太多了。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有一些东西本末倒置了。 这次我来到这里，看到很多藏族的朋友，包括草原上的一些牧民，他们或许是因为知道得太少，但是你看他眼神的时候，看他的笑容的时候，就会觉得他们那么单纯和质朴，他的眼睛里全都是这种表情。这给我这种思想非常复杂的人一些震撼，一些洗礼。 我觉得，这些年来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越来越单一，越来越世俗化和庸俗化。金钱，享受，权利，主要都是这些。在这种状况下，在寥寂的大地，空旷的旷野里，一个人会找回一些内心上的感受。 昨天在麻多乡中心小学，看到那些孩子以后，我觉得他们需要更多的知识，需要更多外界的信息。我跟校长讲了，我说我会尽我个人的努力，发动我的一些朋友，给他们学校多做一些知识上的支持。我会每年多搞一些孩子们所需要的籍带来，我会开始自己的行动。2016从黄河源到长江源的路上
2016年黄河十年行中还有一位自称是飘洋过海来朝拜的，生活在美国的华裔科学家凌正。在大巴课堂上他说：我说的话也许有人不爱听。黄河源看了以后我有两点感想：第一点黄河源，昨天那个校长再三说了是中华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对吧？现在变成什么人想来就能来，遍地都是老鼠洞，上面到处都是纸，我也不知道是游客留下的，还是藏民摆在那儿的，看上去有很多。所以我觉得要保护黄河真的要从源头做起，黄河源保护是刻不容缓的。现在看来至少跟我的想象是有差距的。 昨天你们采访的时候，我跟藏族的校长，派出所所长也说了我的观点，他们也表示挺赞成。我说黄河源在我们停车的地方就应该拦起来，不应该让什么人都上去，上面造一个观景台，你要拍一个照可以，观景台上拍，下去不可以，除非专业人员，专门来考察的，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 第二点我作为一个学理工，学科学的人，我认为现在对黄河源的保护，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基本上是零，没有做。江泽民，胡锦涛都在那立了他们题字的碑，上面有他们自己的名字，但做了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整个黄河流域，整个黄河全程都有水文站，居然在黄河源头没有一个国家地理标志，没有一个国家的水文观测点。何勇说去年来了，今年来变化很大，去年来到底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记录？前年怎么样的？十年前怎么样的？都要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可以比照，对不对？可能有多少种比照，水量，水温，流量，流速，泉眼的大小。昨天那个校长也提到了，这个是主泉，上面还有一些间隙泉，就是说水大的时候上面就有，下面就没有了。这些都是最重要的，基本的科学数据，全都没有。我觉得大出我的意外，我没想到会是这样。 凌正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在黄河源的那么短短的时间里，他的了解是不够的。黄河源地上的那些小纸片，是藏民扔的隆达和经幡一样，是藏族人祝福平安的一种祈祷。不是一般的纸。 国家地理标志，就在黄河源那条小水旁，每年黄河十年行来就是冲着这个标志认，量的。水文站没有在我们能看到的黄河源，应该说也是有的。至于他说的那些数据，陪我们一起去的当地人多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来的，真正的科学工作者没有。当然黄河源到底有多少科学数据在测量，在记录？的确，黄河十年行来了七年了，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中科院西北高原生态研究所的研究员吴玉虎在这里工作了很多年，但他是研究高原植物和草原生态的。我们这次专门从兰州请来了研究冻土的专家，可他对黄河源的水情不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者们也说了，专业人士这里最缺。这一现状，不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是不是能有所变化和好转。 黄河十年行是在用媒体的视角记录黄河十年间的变化，通过行走获取这些数据确实真不容易。凌正说的对，这不仅政府还要努力，我们在后三年的采访中也还要挖掘。2008年隆宝滩
2016年隆宝滩
从治多县到玉树要经过隆宝滩。每年3--4月份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雁鸥、赤麻鸭、秋沙鸭、雪鸡等十多种候鸟从云贵高原飞到这里筑巢、产卵、繁育后代。 隆宝滩位于青海省玉树州首府结古镇西北约八十公里的结隆乡,两面高山耸峙，平行延伸，中间有一块长十公里，宽三公里的沟谷地带，上面裸露着湖泊残迹，砾石垒垒，实际是高山草甸类型的沼泽地。 隆宝滩是一个长约10公里,宽约3公里的狭长沟谷地带。谷地两边是高耸对峙、起伏连绵的蘑菇状山峦,两山之间,是大片广阔平坦的沼泽草甸,自然环境宁静而幽雅。 隆宝滩,海拔高度4200多米,气候寒冷,环境潮湿,雨量充沛,溪流迂回,沼泽遍地,属于典型的沼泽草甸和高山草甸区。在滩的中间,众多的小泉,纵横迂回的溪流,星罗棋布的沼池把草滩切割成无数大大小小的沙洲和孤立的"小岛"。所以大型野兽无法靠近。 岛上生长着各种丰美的水草,小岛周围的沼池、溪流中有许多两栖爬行动物,以及软体小动物等。这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为鸟类的栖息繁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据统计,我国很少的黑颈鹤中，就有40多只集中在隆宝滩繁育。隆宝滩被世界鸟类专家誉为“黑颈鹤之乡”。是世界鸟类专家和科研工作者瞩目和向往的地方。
2016年8月13日，黄河十年行从治多一出来，我就在大巴课堂上说隆宝滩如何美，能看到多少种鸟，看黑颈鹤，没问题。
我说，1993年我第一次走进青藏高原接触人与自然这个话题的采访时，曾和隆宝滩擦肩而过。那次我到了甘肃的禄曲，也是夏天，也是黑颈鹤繁育的季节，我看到了头顶上蓝天白云中展翅飞翔的黑颈鹤，甚至看到了鹤妈妈带着小鹤练习飞行。准备冬天遥远的迁栖。可惜当时手上只有录音机没有照相机。 天空中那几只黑颈鹤的姿势至今只要想起，就能在脑海里重现它飞翔的身影。 在大巴堂上，拿着我写的《绿镜头II我走在大江大河上》我翻到了2008年随凤凰卫视制作“江河水”节目后写的隆宝滩黑颈鹤。隆宝滩，那是我在为“江河水”节目设计行走路线时，特意加上的一个地方，我希望电视节目中能介绍一下我们中国特有的鹤类黑颈鹤。现在全世界有15种鹤，我们中国有九种，我们中国的特有种则是丹顶鹤和黑颈鹤。黑颈鹤冬天在云贵高原过冬，夏天则在青藏高原繁育。 2008年7月17日，我们的车停在隆宝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时，我有些意外，这么重要，而且在科学界、环保界如此出名的国家级保护区，只有一排很旧很旧的平房。倒是院子里那台高倍望远镜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大家。院子外面那一大片浅浅的湖水，草地，就是黑颈鹤与它的朋友们，赤麻鸭、棕嘴鸥、斑头雁、秋沙鸭的家。 我们的肉眼远远地能看到对面那片湿地里的活力，只是距离让我们还要借助望远镜才能看清楚它们是在水中嬉戏，还是在草中漫步。7月不是看黑颈鹤最好的季节。虽然4、5月份鹤妈妈们下的蛋，经过一个月的孵化，小鹤已经破壳出世，但它们还要在妈妈的翅膀下长大，直到秋天才能开始在妈妈的引领下学习飞翔。保护区的文德江措告诉我们你们要是那时候来，蓝天白云中能看到很多学习飞翔的小鹤。 看来，我们只有在想象中描绘天空中那学着飞的小鹤与妈妈在一起的样子了。 2008年在隆宝滩时，望远镜中，我痴迷地欣赏着斑头雁，赤麻鸭在水中游的画面时，不禁也想起1996年，我从美国国际鹤类基金会访问回来后，在北京发起的中国第一次民间观鸟活动。那次在北京的鹫峰，我们看到了雨后蓝天中飞翔的“大鹏展翅”。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猛禽。以往我们都把它们统统称为老鹰了。其实猛禽里还有突鹫，还有隼等很多，很多。它们可以借着气流在天空中翱翔。它们是肉食动物，大自然中有了它们，地上的老鼠、兔子什么的就不会泛滥。 从1996年十月第一次民间观鸟后，中国的民间观鸟已经发展到能参与和组织国际观鸟大赛，发展到民间人士也能识别成百上千的鸟儿们。发展到水边、林中常常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不知是不是有人测量过人类与黑颈鹤的距离。1999年元旦，我们绿家园志愿者在山东荣城观大天鹅，在那里人和天鹅的距离是六米，当地一位保护大天鹅的老师说，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文明程度。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天鹅是和人站在一起的。 2008年隆宝滩一只受伤的黑颈鹤鹤
很有意思，那次摄制组人向这只受伤的鹤靠近时，它虽然不能飞，但依然与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文德江措拿着小摄相机说他试试，并向鹤走去。结果是，一直走到这只黑颈鹤跟前，黑颈鹤也没有再继续拉开距离。 文德江措7岁的小儿子拿着我的相机走过去，一样，黑颈鹤还是一点也没有走开的意思。这只受了伤的黑颈鹤与这父子俩在草地上漫步的画面留在了我的脑海中。2008年文德江措七岁的小儿子普措那措
那次在拍鹤之余，我和隆宝滩黑颈鹤自然保护区站长谢尕聊了一会儿，原来，隆宝滩这么重要的一个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2008年时才三个正式职工，这三个人没有一个科班出身。他们连一辆车也没有，没有一个科研项目，每天的工作是不要让老乡家的牲畜把黑颈鹤下的蛋踩了，不要让牛、羊或狗、狼把小鹤伤了、吃了。 其实，2008年时我们中国的各个保护区，据我所知，科研项目是他们重要的工作，国际合作也成了很多保护区获得资金的重要保证。可是隆宝滩黑颈鹤自然保护区却一个科研项目也没有。在这个保护区里，如今靠的还是几个人的热情和维持自己的工作而已。 文德江措过去是一名老师，十多年前痴迷上保护黑颈鹤后，就天天骑着摩托车在这片湿地边转悠。他的摩托车，是保护区惟一的一辆车。到了小鹤快要出生时，江措更是搭个帐篷就住在湿地的湖边。 江措说，黑颈鹤太不会保护自己了。它们就能把蛋生在一片叶子上，简直是没有一点防范意识。这样小鹤的成活率就很低。可是没有办法，这就是它们的天性。 说到天性，在隆宝滩我还知道黑颈鹤每年长距离的迁徙后，它们的窝，可以年复一年地使用。我们人类飞行靠的是雷达的导航，而这些迁徙的黑颈鹤，它们是靠什么指引航向的呢？ 2008年我和爸爸一起保护黑颈鹤
2008年站在一片拍出来非常漂亮的湿地里，多布吉问我，你觉得像这样的地方，怎么解决生态保护和牧民生活间的矛盾呢？ 我回答他说，全世界只有15种鹤，我们中国有幸有两种是特有种。隆宝滩这么重要的一个黑颈鹤的繁育地，国家应该对这里有更多的投入，而不仅仅是只有“人头费”。另外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生态补偿我们说了多少年了，而且在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实施，隆宝滩不应该成为死角。 其实，除了等国家的政策以外，保护区开展环境教育应该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1996年我在美国鹤类基金会采访时就知道，养着全世界15种鹤的美国鹤类基金会，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教育基地。基金会所在地是威斯康星州，连芝加哥的学校都预约要来这里看鹤，学习有关鹤类、鸟类的知识。 美国国际鹤类基金会的科学家告诉我，黑颈鹤是他们收集到的最后一种鹤，刚从中国去了不久。作为一个广播记者，我希望在那儿的时候能录到15种鹤的叫声。可是那儿的科学家告诉我，黑颈鹤从去了后就不太爱叫，要看我的运气了。谁想到，那天我还没有走到它们跟前，就听到一只黑颈鹤叫开了。走到它的跟前时，它更是昂着头在那儿长鸣。在场的科学家诙谐地对我说：它一定知道老家来人了。美国鹤类基会在中国也有一些科研项目，我知道扎龙丹顶繁育的地是有的，隆宝滩为什么没有，我不知道。 香港的米埔和深圳一河之隔，香港学校里的学生们要想到那儿去看鸟，也是要排队的。现在像丹顶鹤过冬的扎龙，每年的门票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那次，在凤凰卫视的节目中我说：隆宝滩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今后的出路在哪儿，有国家的责任，恐怕也有他们自身的问题。当然，我想也要有我们这些关注环境、爱鸟的人都能出出主意，想想办法。 2008年我与鹤
我们和黑颈鹤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它们的数量随着我们在西藏发现了大量的种群后有了大量的增加。怎么能让它们，和与它们生活在一起的老百姓都过得好，我们在做凤凰卫视“江河水”节目时，也希望观众也能和我们一起思考，一起提出些好的建议。 2009年，我和地质学家杨勇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为中国找水。这次我到了索加乡，再次看到了黑颈鹤。 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建于2000年，2003年1月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保护高原湿地生态系统的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1，523万平方公里。约占青海省总面积的21%。整个保护区共有18个保护分区，其中：湿地类型保护区8个，野生动物类型核心区3个，森林灌丛核心区7个。 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行政区涉及玉树，果洛，海南，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海西蒙古族自治州16个县。涵盖了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江河的原头地区。 2009年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时，大部分河是干的，草场严重退化。而且也没人能说得清楚现在的草场退化和全球气候变化有什么关系。 2009年在索加乡，我们碰到一队在湿地边种草的人。虽然他们一个劲地在地上为我们找着，说是有他们种出来的草，可我们还是没能看出哪个是他们种的，哪个是自然长的。 这些种草的人告诉我们，他们种的是适合这里的草，是由专家研究出来的。由政府出钱他们来种，到时还要验收。 我问索加乡安东尼玛书记，这样种草的意义在哪儿？安东尼玛有些无奈地说，这是公司在这儿种的，政府管不了。我们想让他们种的地方，他们不种。而这些路边，牲畜也不会来吃，他们却图省事，都种在这样的地方。 这其中的原因，我想不用多说，应该是很清楚的。如果是政府买单，不管是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以种草来恢复草场无可非议。可为了挣钱种草这样的种法，种好了，是保护环境。种不好的话，就很有可能是破坏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了。 这么重要的地区，要说国家也是重视的。6年前，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花了150万元人民币，在索加乡建立了索加太阳能电站、索加自动气象观测站和索加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省级监测站。可是整整六年了，这个监测站却因为没有人会用里面的各种设备包括电脑，导致这些设备一直闲置在那儿。一墙的规章制度，却没有人在这里办公。 索加监测站，在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不是仅有的。杨勇说，像这样规模的监测站，三江源还有二个：可可西里和曲玛河监测站，也都因没有懂专业的人去那儿工作，而被闲置着。2009年保护区界柱已躺在地上了
是这些地方海拔高工作生活太困难，还是150万不算多。这么多功能的监测设备，保护设施，搁在这儿六年不用，算是怎么回事呢？ 2009年在索加乡时，我们正赶上县政协的人到这里搞调研。他们和我们一再强调的是，这些年来，江源水量在减少。政协副主席兰帮告诉我们，近十年来江源的各种灾害越来越多。1985年的一场雪灾，至今都没恢复过来。上世纪70年代索加乡有100万头牲畜，1985年雪灾后，现在几乎是隔三差五地闹灾，索加乡目前的牲畜还不到60万。 2009年本以为在索加乡看到黑颈鹤是不费劲的。可是，那天一天的大雨加上冰雹，一直到傍晚了，我们还没有看到。我拉着安东尼玛书记和我一起往当曲水边走，想再去找找，远远的，我们正在数水边看到的黑颈鹤时，冰雹就叮当五四地就下来了。
2009年当曲在大雨中远处的黑点就黑颈鹤
2009年冰雹后的高原草甸
2009年我走在冰雹中 安东尼玛拍摄
当安东尼玛和我一起迎着冰雹在高原草甸上走时，虽然密集的冰雹砸在脸上生疼，浑身湿透的我，却有一种在大自然中接受洗礼的感受。这是生活在城里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来的感觉。也就是在那一刻，我决定把我手中的佳能400D相机18至200的镜头送给安东尼玛，希望我的这部相机，能帮他拍出更多，更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高原，江源的野生动物。2016年安东尼玛 王玉堃拍摄
黄河十年行的第七年，在治多县我见到了2008和2009分别认为的两个尼玛。安东尼玛是为保护藏羚羊牺牲了的索南达杰带了出的藏族小伙子。索南达杰去世后，安东尼玛接班继续在索加乡为保护生态而努力工作。 2009年我认识安东尼玛的时候，他是索加乡的党委书记。他用的是索南达杰当年用过的办公室。那天，我和另一位女记者还在那个办公室里住了一晚。 2016年到治多县之前，我给安东尼玛打电话才知道，他也调到县上工作了，还和保护生态有关。因为要赶路我们没有多聊。但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了太多的故事。明年再来时，我一定要早些告诉他，让他多给我们讲些如今索南达杰走了，保护高原的上野生动物还在吃苦，还有危险吗？ 2016年在治多见到安东尼玛时我问他，2008年我送他的相机又拍到什么好的野生动物的照片了吗？拍到的有黑颈鹤的吗？没想到他告诉我，相机被人偷走了。 2008年，我们为索加乡小学捐了一些学习用品和体育用品。我们也为他们捐资建个绿家园阅览室。那一刻，我们多么希望这些孩子长大后，不再让150万元的科学设备，一闲置就是6年啊。 2016年8月13日，真遗憾，我们没有看到黑颈鹤，也没有拍到什么鸟。为什么，也不知道？不过沙狐和鼠兔在我们的镜头前可是数次卖萌。 同行的民间植物学家李秀兰和朵局长一起在隆宝滩的湿地上，认出了好多植物，连呼太过瘾了，太过瘾了。 2016年认植物
2016年鸟在溪水上定格
2016年隆宝滩湿地
在2016年隆宝滩湿地，举着相机的我们，真是拍也拍不够。而更大的乐趣是，走在这样的大自然中，水的风姿，草的绿润，花的艳争，溪水上空定格的两只小鸟，让我们醉得比刚刚尼玛副县长敬酒时还深，还沉。人与自然真的成了朋友，那份享受，不是什么语言都能形容的呀。 还要赶路，我们绿家园为玉树小学开创了勤工俭学活动。那的孩子们从今天一大早等着我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