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黄河十年行之五 ——再见尼玛

2016年8月12日，黄河十年行离开麻多乡黄河源，向黄河第一县曲麻莱县开去。

黄河十年行的大巴课堂，一直是每一个参与者很喜欢的一种交流方式。每个人都可以是老师，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车上其他的人。每一个人也都是学生。分享着车上人讲的学问与故事。

离开黄河原的路上，我在在巴课堂上和同行者一起分享了2014年参与黄河十年行的草原生态学家刘书润讲的草原与牛羊的相互关系。那也是我在大巴课堂上听来的。

刘书润教授说：牧民祖祖辈辈都是和牛羊共同生活在一个草原上的。在草原上，公羊吃公羊的草，母羊吃母羊的草，小羊吃小羊的草，马吃马的，牛吃牛的，大自然在分配时就是这么神奇。正是这样才有了草原生态的平衡。可是现在把羊圈养起来，不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草原上吃草了，看起来有些草长得很旺盛，看起来也很漂亮，但其实草原上真正的生态平衡受到了影响。

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牛羊把草根都给吃掉了。但刘书润教授说：其实牛羊吃的时候是很有选择的。别看草原上的人不吃水果也不吃蔬菜，光吃肉，实际上草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而且，羊在选择食物的时候，也需要酸碱中和，它们也需要一些矿物质。所以老的，有经验的牧民，会和羊群一起迁徙，羊和牧羊人都知道什么时候吃什么草，补充什么营养，什么矿物质。

刘书润教授说：我们老觉得人很伟大，人可以胜天，人可以改造自然，可是到头来人还是越来越发现大自然的自我平衡，大自然的生物链。当然，认识到这些，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做到的

我们的先辈有和大自然交道中，智慧地选择了游牧生活。那是他们懂得了在草原上生活，六、七天就要搬一次家，因为六天一些细菌就要繁殖。搬家不管对他们自己，还是对牛羊，都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草原上有一首歌唱的就是一个小孩问他的妈妈：妈妈我们为什么老要搬迁，他的妈妈说因为如果我们不走，这个草原母亲就会疼，那是因为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得太多了。草原生活的迁徙，是一种流动的快乐

从麻多到曲麻莱路上，黄河十年行大巴课堂请两位一直跟着我们到黄河源的三江源办公室主任王权宾和玛多县农牧局副局长三江源国家公园园区负责人马贵原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三江源国家公园。

他们告诉我们：三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包括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扎陵湖、鄂陵湖、星星海等地，园区总面积12.31万平方公里。 

位于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地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也是亚洲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最敏感的气候启动区之一。上世纪末，人类牲畜活动加剧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使这一地区草原、湖泊、冰川等生态系统发生退化。为此，国家于2005年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10年来累计投入的资金接近90亿元，近10万牧民搬离了草原，超过70万户农牧民主动减少了牲畜养殖数量。

2016年4月9日，青海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部署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提出将力争于5年内建成三江源国家公园。

根据部署，青海将以“一年夯实基础工作，两年完成试点任务”为目标推进工作，最终于5年内将园区打造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先行区，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示范。

经过10年保护，三江源地区生态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草地产草量整体提高了30%。    

三江源国家公园建立的意义在于，体制试点的建立，将整合各部门、各地区职能资源实施生态整体系统修复，以理顺三江源保护机制、提升保护科学性。同时更加注重相关农牧民生活的改善，通过合理利用现有生态资源，打造一批可吸纳就业的旅游、有机农牧等绿色产业，让群众共享生态保护红利。

但目前仍存在社会保护参与度不高、牧民增收渠道狭窄，政府各部门权责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

在大巴课堂上，我们问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两位管理者，国家公园和过去的自然保护区有什么区别呢？

他们告诉我们：现在的国家公园是在原来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建立的。把黄河在玛多的流经地全部划到国家公园。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相比，自然保护区更注重的是生态保护，而国家公园在注重生态保护的同时，还注重民生改善。

那有什么具体措施呢？

回答是：主要是在生态保护方面通过机制改革，自然资产由过去的几个部门管理改为由国家公园一个部门规划管理。国家公园管理自然保护区，不仅涵盖了原来自然保护区管理的这一部分人，还有农牧的，国土的，旅游的几个不同部门的人和资产统统整合到国家公园一个部门来管理。

民生改善方面，主要是实施草原奖励机制。原来每亩草场的补偿是三块钱，现在调标以后是每亩补偿为四块五。

禁牧的操场原来补助是一块五，现在增长到两块五。这就是新的草原奖励政策。   

这样算一下，一户牧民过去一年能拿到两万六千多元，调标以后能拿到将近三万块钱。如果牧户要申请村一级的管护员，审核推荐以后，由乡镇政府，也就是以后的乡镇生态保护管理站培训。培训合格的发放证书和合同。工行岗位一个月是一千八百块钱。

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规划面有这样一句话：对生态要适度干预，不能完全禁牧，也不能超载过牧。

那这个度怎么掌握呢？三江源国家公园现在70%的草场禁牧，30%的草场可以放牧。经过平衡后，牧民能拿到上面说的两笔资金：一部分是禁牧补偿，一部分是草场平衡奖励。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管理者们认为，这样做也是扶贫。通过增加草原管控解决牧民的收入。牧民也从原来的草原利用者变成了草原保护者，从保护中获得稳定的收益，这是三江源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因为已经有了国家补助的钱了，牧民现在每家每户养殖方式也在慢慢转变。一是大户养殖，草场、牲畜、劳动力整合到一块儿，由几个人组织生产活动。剩余的人从事服务业，像石刻，服装、糖卡，洗车，汽车租赁。不过，三江源区的乳制品加工产业还没有怎么搞起来，不像内蒙古有那么多奶制品可以卖。

在大巴课堂上，我们和这两位国家公园的管理者有下面这样一段对话：

问：现在牦牛、羊能卖多少钱？

答：牦牛大一点能卖15000左右，羊1500左右。

问：我在长江源采访时，当地牧民不愿意卖牲畜，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财产，卖了钱就花了就没有了，所在要留下着这些家产。当地乡干部动员牧民卖牲畜是很重要的工作。 

答：毕竟那是他的生产资料，他心疼。所以我们每年还是要专门动员牧民出售一部分牲畜，主要是怕遭到雪灾以后损失太惨重，变牲畜储备为资金储备的话，以后用资金购牲畜，可以再发展。这个工作现在也不难做。

问：现在让70%的草场禁牧，可有专家说，草场是要羊去踩的，还有羊粪可以肥沃草原。现在那么多草场禁牧了，会不会对草的生长反而不好。

答：是有这个问题，所以是适度干预。现在草场在核定的时候，没有把野生动物这一块算进去，实际70%里的草场里面，野生动物都一直在干预。尤其是我们这边藏野驴，藏原羚比较多，数量比较庞大。

问：你们有没有觉得草场被禁牧了，被管理了之后，野生动物种群有所增加吗？

答：和十年前相比的话，动物数量明显增加了，具体数字我们掌握不了。有人在做这个。对于国家公园来说，这个数字也可以共享。不过现在查不到，野外的调查工作还没做完。

问：牧民对网围栏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喜欢。

答：现在利用率还是比较高，尤其是冬季要利用围栏里面的草，现在野生动物比较多，要是没有围栏的话，草场上草全吃完了，冬季没草吃了。

问：现在的网围栏就是围野生动物？

答：对，这是有计划的使用这块草地，基本上都是冬季用。

问：但是不围的话，牧民也不会随便用的，以前没有围栏也分夏牧场，冬牧场？

答：那是更精细的划区农牧，我们这边还是比较粗放的。

问：你觉得国家公园现在最大的难点和挑战是什么？。

答：资金、人才、技术这几方面吧。

问：真正学这方面专业的人才不多？

答：真的不多，再一个就是草原恢复的技术。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找到在高海拔地区最适合我们这边生态保护的方式方法，还没有找到。

问：县里领导和国家公园领导是什么关系？

答：都是交叉的，国家公园现在抽掉的一些人，成立的有些机构，也是政府的部门，也是国家公园的部门，主要是以国家公园管理为主，但是政府的有些职能仍然在兼着。

问：新能源除了太阳能还有什么别的吗？沼气有吗？

答：沼气没有，这个地方气温比较低，植物发酵温度达不到。加热的话成本高。

2016年8月13日早上，绿家园黄河十年行从黄河源第一县曲玛莱出发，来到了长江源第一县治多县。见到了2008年我采访过的农林牧局局长，现在的副县长尼玛。他告诉我们现在国家每年给每户牧民的各种补贴加起来有近三万元人民币。他告诉我们2010年玉树地震后，国家和来自各方的捐赠，使得玉树的方展提前了二十年。

进入长江流域以后，与黄河流域比景色有了变化。通天河支流益曲在区内穿过形成五个大小不等、水深在0.2--0.4米的湖泊，还有众多的泉水喷涌而出，水量稳定，水颀洁净。纵横迂回的溪流，星罗棋布的湖泊沼地把草滩切割成无数大小不等的“沙洲”和“小岛”，因此野兽难以进入。境内水草丰美，人参、蕨麻遍地。在溪流、湖泊沼地内鱼、蛙等两栖爬行动物、水生浮游动植物大中繁殖，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尤其是当地藏族群众将黑颈鹤等鸟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

2008年7月我和凤凰卫视《江河水》组来这里时，长江支流聂恰河的水很少，2016年8月，我们眼前的聂恰河比那时候水似乎又少了。

2008年，我们在治多县采访了当时林业、畜牧和科技局局长尼玛，这位藏族汉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次他告诉我，中国能看到最多的野生动物的地方就是他们治多县的索加乡。他给我讲的野牦牛和家牦牛的交配状大了家牦牛的种群，让北京大学的吕植专门写信给我进行了学术上的纠正

2016年，在治多县我们见到尼玛后知道他不仅升官了，对自己的工作还更加充满信心。用现在的话说是满满的正能量。少数民族干部的达观与自信在他身上尤为突出。

我问尼玛：聂恰河的水更少了，是因为干旱，气候变化，还是什么？

尼玛说：水位每天不一样，说水位下降了，但是我们这边也没有明显的感觉 这两年的雨水也还可以，聂恰河的水流量跟以前差距不是太大。

我说，聂恰河里上次看到的小灌木现在都长成大树了。

尼玛说：聂恰河里长树，可能要追到几千年前去了，这两年的事情不是的。

我说：上次来，你说聂恰河上修的电站，对整个治多县的用电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河上有半年都是冰冻期，电站成本很高，发挥的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大。

尼玛说：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国家电网110进来了，我们的用电问题完全解决了，不成问题了。不修电站了，河水又自然流淌了。 

尼玛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他说：老师你知道吗？你2008年来时，我们这相当于内地的一个小村落，现在已经跨越了二十年。国家各方面扶持力度非常强，灾后重建国家领导下来了，省上，州上领导都来了，所有的东西来了，把我们这边援建得特别好，当时说是投资10个亿，最后可能投资13、14个亿。所以现在我们是跨越二十年。

我说：但是也有人说，现在的玉树已经不是原来的玉树了。当年原汁原味的藏族建筑，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被地震以后的快速建设改变了。你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担心吗？

尼玛：传统文化我们一直都在保留。牦牛文化节，水源文化保护，我们这边都在倡导。

尼玛说：这两年我们控制的力度非常大，外来人员很少进来的，只能是当地牧民自发的去挖，过度的没有。

我说：尼玛。您说得都是那么光明灿烂，您有什么烦恼或者有什么挑战吗？

尼玛说：挑战的话怎么说？国家政策这么好，我要说就是应该把我们本职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把玉树这一片绿色的土地保护好，建设好。

我问：地震后您个人，您家的生活是不是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工资提高了吗？像您副县级一个月挣多少钱？

尼玛：工资提高了一点。地震以前六、七千。现在涨了一千多有8000多了。

2008年7月，我和凤凰卫视《江河水》节目前往治多县的路上，碰上了青海省省长到下面考察工作的车队。到了治多县，林业、畜牧和科技局局长尼玛告诉我们，这次省长来考察，是来调查国家将拿出75个亿人民币用于保护三江源，这笔钱怎么花？省长要问问各县职能部门的领导，听听他们的意见。

尼玛局长当时也是很乐观地告诉我们，这笔钱对他们保护三江源会有用。

那次我问尼玛局长，他带我们看的养鹿场到底养的什么鹿。他告诉我白唇鹿。

白唇鹿，这可是青藏高原上的特有种。人工繁殖的吗？我问。尼玛局长说你们去看看就知道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绕到治多县城后面的大山上。原来养鹿场是1956年建的。隶属于县里的畜牧局，从最初的20多只，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只了。

说是人工饲养，其实这200多只白唇鹿根本就生活在大山上。只是每年剪鹿茸时，赶下山来，剪完后它们又回到大山上。现在每年这200多只白唇鹿剪下来的鹿茸能卖20多万。尼玛局长向我们强调着，这是再生资源。

我说，这倒是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好出路。尼玛局长则说，那也要看当地的条件。养鹿场的所在地，本身也是野生白唇鹿生活的地方。现在这群鹿中，还不断地有纯野生的白唇鹿加入参加繁殖。从几十只，到200多只，是它们自然交配的，没有人为的干预。

青藏高原上天黑的很晚。那天，已经是7点多了还是艳阳高照。我们没有看到白唇鹿，尼玛告诉我们，白唇鹿还在山上。也许一会儿会下山来喝水。我们可以等一等。不过尼玛先把我们带到了远处山上有一群牦牛的地方。这群牦牛中，尼玛告诉我们有5只是纯野生的牦牛。

尼玛局长对这群牦牛很是了解。他说这群牦牛中有纯野生的，但更多的叫F1代，就是野生的父亲和家养的母亲配对生下的牦牛。

前些年，我在西藏阿里采访时，当地老乡很是不喜欢这些“杂种”。说它们从一生下来就把家里的牦牛群弄得鸡犬不宁。可是长江源头这儿的老乡们却十分喜欢这种杂交。他们认为这对改善种群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野生的和家养的牦牛生出来的小牦牛更强壮。体积也更大。即使卖肉也能多卖不少钱呢。

尼玛局长带我们看到的这群牦牛，虽然有5头野生的，但因为它们已经混入家养的牦牛群中，为了避免狼的袭击，每天晚上它们要被鹿场的工人从山上赶下来圈起来。我们看到了这群牦牛被赶下山的全过程。尼玛局长指着这群被从山上赶下来的牦牛告诉我们，这头是纯野生的，那头也是纯野生的。

野牦牛为什么要到家养牛中来“寻亲”传宗接待呢。动物中的婚配很多是靠打出来的，强者就可以“娶妻生子”，野牦牛也不例外。那些在角斗中的败者怎么办，于是它们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到人类养的家牛中寻欢作乐。为家牛的种群带去了新鲜血液。

真的是很有意思。

尼玛告诉我们，已经很久了，青藏高原上家养的牦牛中，一定是会有野生种混入的。长江源头藏族人家，家家的牦牛群中都会有这样的“改良”。野生的雄性牦牛和家养的雌性的牦牛交配完了重新回到大山上，过着它的野性生活。生下来孩子是不是和它一起回到大山上，它们似乎并不在乎。

野牦牛进入家养的种群中，会容忍人类把它们赶下山圈起来。养鹿场里的白唇鹿老不下山，场里的两个工人爬上山，说是为我们赶赶试试，看能不能赶下山。我们也就在那等开了。

白唇鹿下山还是太晚了，我虽然拍下了它们，但由于光线太暗了，拍下来的它们有些虚。它们显然是很不情愿被赶下山来。一群鹿中，有那么一两只试图冲出去重回大山，很快就会有两头，三头跟上了它，离开了大群，飞奔着跑远了。

离这群鹿不远的一只猛禽，倒是让我拍到了它蹲在地上，展翅起飞，超低空飞行的身影。1998年，我随中国第一支女子长江源漂流队到长江源时，一路上电线杆子上看到的大多是乌鸦，这次看到的猛禽倒比十年前多多了。

这是一只毛脚鵟的西伯利亚亚种。

吕植

记者的职责是记录现实，传播信息。对于我来说，开始关注自然，就是看到了大自然中的美，也看到了大自然中的问题，希望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更多的受众。随着自己对自然生态的了解，也随着对自然中越来越多问题的发现，我开始希望用自己手中的笔、话筒、镜头，呼吁百姓应有知情权，呼吁保护环境公众参与。特别是我们现在还有了自己的民间环保组织，更希望用公众的力量去影响决策者。

至于野牦牛和家牦牛的婚配，六年前我在西藏阿里采访时，当地的牧民非常头疼。他们是因为杂交出来的小牦牛在家里的牛群中太野而产生反感的。而这次在长江第一县治多县采访，我也没想到林业、畜牧科技局的局长尼玛会夸这种方式给牧民带来了效益。当时，我也问了尼玛局长，这样的交配会不会影响野生种群的原生态，尼玛说，野外的种群还很大。这么少量的交配不会影响到野生种群。尼玛还告

我，治多县的养鹿场，当年还是索南达杰建的。他为保护藏羚羊而牺牲在盗猎者的枪下时，是治多县的副县长。

不过，如果不是吕植的这封信，也许关于野牦牛和家牦牛的交配，我也就是写到尼玛局长给我讲的这些就完了。现在有了北大教授吕植的这封信，我想，我会持续跟踪这个报道，我也会再次采访尼玛局长，生物学教授提出的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过吗？如果像科学家说的对野生种种群会有影响，他们这一级的地方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呢？

帮助澄清和宣传在江源这样的地方更好地保护那些珍惜的野生动物，是我愿意做的事情。我也会尽力。

2008年我们在治多县采访，尼玛才仁局长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本来我们找到治多县，直奔他的办公室时，他还在陪到三江源考察的省长宋秀岩。就在我们干脆走到街上找人带我们去养鹿厂，并且找到了一个愿意给我们带路的小伙子，车都发动了准备自己闯鹿场时，尼玛开着车在街上找到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了大山脚下的鹿场。

那时天都快黑了。在青藏高原，天一擦黑，温度马上就下降。我们穿着棉袄还冻得要命，他却只穿着件衬衣，还兴致不减地给我们讲着各种野生动物的习性。告诉我们，治多，在藏语里就是长江源的意思；杂多是澜沧江的意思。澜沧江在江源叫扎曲，玛多则是黄河的意思，黄河在江源叫玛曲，在藏语里，曲就是江。

尼玛说，在长江源大的江没有干，但是小的江干得太多了。我问他，和你小时候比，长江源头变化大吗？他说：太大了。我小时候，小河的水都是满满的。现在大多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