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7
2010年11月25日，江河十年行2010走进了怒江。
早上怒江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水是清的但不太绿。怒江每年的夏天就是发怒的大江，怒江人称之似傈僳族的小伙子般剽悍，而冬天的怒江，则像傈僳族姑娘般的温柔。冬天的怒江是绿色的。2004年，我们中国的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第一次因希望留住这条大江的自由流淌来到怒江边时，我们看到的怒江真绿，绿得迷人，绿得像童话世界一般。
2005年峡谷中云的握手
怒江第一湾
怒江峡谷
2010年的怒江
可是近年来，怒江干流虽然在上至国家总理，下至民间环保组织和媒体从业人员共同地呼吁下还保留着它的自然流淌，但是，强大的水电利益的驱使，已经使得怒江每一条支流都被截断了，因为支流的环评可以不通过国家。
今天的怒江依然是美的，激流还在，但是水的颜色却不知还能不能回到2004年我们来时的那般绿。
怒江边的小水电
又一处江边的小水电
今天的大巴课堂，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讲了他们最近完成的两个调查报告。而且讲了这两个报告都被南方周末和中国青年报发表，之后又被各大门户网站转载。他们的调查可以说是社会学家用他们的视角指出了当今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办法。
有关这分调查报告，中国青年报发表时的核心提示是：近日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我国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报告指出，造成维稳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现有维稳思维的最大误区是把民众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据国务院报告，2009年公共安全支出达5140亿人民币。
清华大学这一课题组专家说，“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从何而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悖论，除了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现实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维稳思路和模式的缺陷。”
怒江边
怒江边的石月亮
报告中说：近年来，随着“维稳基金”在各级政府中的普遍设立，“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也普遍起来，就是所谓“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只凭负责官员的个人判断，其所体现出的政府行为明显缺乏原则性和规范性，“往往忽视、扭曲甚至排斥法律的作用”。
报告指出：一些权益受侵犯者一旦进入维权过程，就等于踏上一条“不归路”，他们又成为地方政府眼中“不稳定”现象的“职业制造者”。
报告分析，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
据今年两会上的国务院报告，2009年我国公共安全方面的财政支出增加了16％，而今年8.9％的增幅已超过国防开支增幅，总金额亦逼近后者，将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
江边的修路
江边的小水电
报告还提出：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
“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
郭于华 清华大学教授
郭于华在江河十年行的大巴课堂上说：大量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
自然的江与自然的江边
江边的孩子
郭于华还说，此报告提出了新的稳定思维的关键之点：“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在社会矛盾中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强化政府作为规则和程序制定者以及矛盾调节和仲裁者的角色；强化和完善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法治机制，使法治成为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长效的制度化手段；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改变目前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并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促进民间组织的发育，形成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社会性机制。”
别再把民众利益表达和社会稳定对立起来，这是清华大学调查报告中非常重要的观点。为此，他们提出了“诉求表达机制” 、“利益协商机制”、“调解与仲裁机制”。
中青报在发表这篇报告时还提到，报告中的一段话精彩地概括了两者的差异：“制度化的核心是法治，而体制化的核心是人治；制度化要求法律在权力之上，而体制化则是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制度化的关键是权力的适当分散与制衡，而体制化是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制度化的渠道是司法建设和社会建设，而体制化是架设更多的政府部门和过度行政化；制度化相信化解社会矛盾需要全社会的参与，而体制化则相信解决社会矛盾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
报告指出：“社会管理得好与不好的区别不在于社会当中有没有矛盾，而在于制度是否能容忍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好的制度不是消灭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的方式解决冲突。”这便是制度化建设的两个主要目标。
最后，报告引用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全国人大会议上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之所以把清华大学的调查报告放在我们江河十年行的纪事中，是因为在我们行走的过程中，随时随处都可看到报告中所提到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也深切感到了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江边的生机
怒江边
今天大巴课堂上另一主讲是一位退休的公务员，叫林扬，目前在云南绿色流域做志愿者。现在正在为绿色流域多年来所研究，所实践，所行动的社会影响评价写书。
林扬是在实例中，为大巴课堂讲授社会影响评价的。相对环境影响评价，一般人可能还真的不知道社会影响评价是什么，怎么做。
林扬首先做了这样的解释：对 “社会影响评估”这一概念表述，现在还不统一。有一些国家和人类学家使用“人类影响评价”的概念；世界银行（及其它类似的区域机构）以及一些美国政府机构称之为“社会分析”；在欧洲，则更乐于使用“社会——经济影响”的说法；较多的人称之为“社会影响评价”。我们觉得，“社会影响评估”的表述，比“社会影响评价”更贴切。因为“评估”比“评价”更能反映这一方法的前瞻性。
这位退休前一直是公务员的大巴课堂的讲者，为了让人听明白他要说的事，做的比喻十分通俗易懂。什么是社会影响评估：做事之前，要进行事前策划。既要从正面策划，也要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要采取以下对策：决定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预防问题的出现，这是最重要的。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案。一旦问题出现，如何把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做好解决各种意外问题的物质准备和思想、知识准备。
社会影响评估体系的建立，是人类预测、管理重大行动能力的进步，是管理科学的重大发展。
林扬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是美国的一项工程，由美国运输处和派特森集团建议建设。拟建的设施包括一个大批量装载的深水码头，一个铁路环线和一个2820英尺的码头。包括接收、分段运输、储存和装载粮食、焦煤、碳酸钾、矿石、金属矿以及石油产品等大量商品的设施。铁路环线将通过已有的一条分线连接码头设施和北伯灵顿铁路。栈桥还有卡车通道、传输系统和管道以装卸大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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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扬告诉我们，美国太平洋货运码头建设这个案例展示了社会影响评估进行的基本流程、方法和效果。
江河十年行今年是第五年，在前四年的行走中，我们看到并记录着这样的事实：一个项目如果被强大的利益驱使，政府部门在执行法律、采用政策和报告信息时，就有可能采取一种迎合公司的态度。当“增长机器”开始运转时，当地社区政府和地方经济精英也会服从于这种压力。这就是一些学者所称的“俘获”模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机构的行为，也在可能成了帮助开发商逃避法律，而又保证他们操作的合法性。”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家或者技术专家，也可能会成了一个‘合法化者’，而不是一个中立的信息收集者和贡献者。”
在环境影响评价已经被我们当成法律来实施的今天，社会影响评价在中国还停留在呼吁阶段。云南绿色流域，几乎是唯一举全力在推行着的中国民间环保组织。江河十年行2010，由于他们的加入，让参与者对社会影响评价有了了解的同时，也将通过记者们所来自的媒体向公众普及。
在大巴课堂上，林扬也为我们介绍了美国社会影响评价的5类、28个基本指标。为了能让我们中国的环境影响评价更快的实施，我也把这他山之石放在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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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晓刚、林杨
送书
专家与孩子
与孩子们在一起
讲给孩子听
江河十年行每年的重头戏还包括向小学捐书。随着我们每年的义卖书，现在怒江边的40所小学都有了我们捐献的阅览室。今天我们去的是石月亮小学。去年我们到这所小学时，孩子已经放学了。今年，他们刚刚下课，看到我们来了，还带着书，玩具和衣服，一下子就围在我们身边，排起队来。我们城里孩子玩过的玩具，在他们看来是那么新鲜。我们城里孩子用过的书包，对他们来说也是实用的。从他们好奇的笑容中，我们也和他们一起分享着快乐。
乐了
这是什么
等着
别挤
还有什么样的
书包
平时义卖书的辛苦，在这一刻全都化为了高兴。就在我们江河十年行2010出发前的那天晚上，我在人民大学和杨澜、导演孟京辉和工商行北京分行的副行长一起给学生们讲我们理解的环境保护。有一个学生让我们几个人讲讲成功的经验。我说的是，今天我带了一些我们出的环保书籍，义卖书的钱是用来为怒江小学建阅览室的。如果我能让台上的这几位嘉宾义买我带来的书，我就觉得很成功。成功不一定是要惊天动地的。
今天，当我看着这些孩子们看到我们带来的书后那种期待的眼光时，我真的更坚定了以后要加倍努力卖书的信心。这不是成功吗？这不是快乐吗？
江河十年行，是要为中国的江河写史，而我们与孩子间的这种交流，受益的不仅是孩子，也有我们。
跑着过来了
等待时
记住
站在一起
举起来
明天我们将要进到怒江最漂亮的一段。那里的江水是绿色的吗，和我们去年来有没有什么变化。期待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