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离开北京，来到母亲的老家——河北蔚县涌泉庄，开启了自己退休后的“村居时光”。
曾经数十年为中国的大江大河生态保护奔波，致力于建设一个“绿家园”的汪永晨，在妈妈的老家种树，带着村子的孩子们一起做环保，并为一个乡村的成长奔波，记录下这些时光的点点滴滴，汇聚成册，《涌泉庄的故事——在妈妈的老家种树》。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汪永晨老师，用她的实际经历说明，中国在“梁庄”，也在“涌泉庄”。
汪永晨：著名环保人士。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先后出版《拥抱自然》《绿镜头－大自然的昨天与今天》《绿镜头II——我走在大江大河》等数十部著作。2008年9月当选美国《时代/CNN》2008环境英雄。著有新作《涌泉庄的故事——在妈妈的老家种树》等。
高明勇：虽然河北蔚县也有一定的名气，可是涌泉庄就寂寂无名。这两年很多人是因为您才“发现”涌泉庄的存在。什么原因决定开启“村居时光”的？汪永晨：其实回到蔚县妈妈的老家非常偶然，要说和疫情也有关系。2019年初，涌泉庄乡的官员找到我，说是乡里有一笔钱，他们有四个选项，其中一个选项是给王朴——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商人，也是我的太姥爷——重修祠堂，为此，还把王家在山西、天津、北京的亲属找到一块儿，在北京开了一个会。经乡政府牵线，我三次回到涌泉庄。前两趟回去多少有点儿故乡情结，因为知道自己的太姥爷在哪儿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捐钱捐粮抗日，当地还流传着“不吃不喝赶不上王朴”的老话。作为记者，也想去了解一下家族的长辈。当然，2014我60岁生日，2017年退休后，时间自由一些，于是和哥哥，弟弟，小姨一起回去过涌泉庄，看到祠堂正一点点破败，当时想如果有机会自己愿意投钱重新翻盖祠堂。2017年为了给“绿家园”发工资，做自已想做的事，我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手上也有了点钱。希望为妈妈的老家建一个慈善意义的，供村民读书娱乐的地方。
高明勇：作为知名环保人士，您和哥哥在妈妈的老家涌泉庄做的第一件事是“种树”，出于什么考虑？职业习惯？还是当地的生态刚需？汪永晨：种树，买树苗，找人种，要花很多钱，主要是我哥在主导，我没那么多钱，算是有些被动。当地人并没有认识到种树的重要性，似乎也没当成刚需。确实是我接触到孩子们以后，很希望他们参与保护环境，有这么一个过程。虽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当着我的面会是一个环保小卫士，背着我照样垃圾乱扔。但是我倒是有准备，他们会养成习惯，需要慢慢地改变。
汪永晨：其实就是疫情。2020年4月1号，疫情期间在北京什么也做不了时，我和我哥，我的先生及朋友艾若四个人，一起回到了村子里，一住就是一个半月。这期间因为种树和村子里的孩子们打交道。发现这群孩子虽然住地离北京只有三个小时的车程，却从来没洗过淋浴，也没有吃过生日蛋糕，和北京孩子生活相差之远难以想象。而我带着他们种树，捡垃圾，读书，听故事给予了极大的兴趣。对于一个记者来说，哪怕职业的退休，写作依然是生命的重要部分。从4月1号到5月13号，我每一天都记录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经历，村子里的众生相，以及家族曾经的点点滴滴。乡亲们告诉我说，当年王朴的舍得精神，和他借粮给穷人时的“大斗出，小斗进”的做法，都让我找到了自己身上的志愿精神、社会责任，以及帮助弱势群体的理念的根源。至于我写的这些随笔，每天在群里发出后，都会得到另一种惊喜。没想到很多朋友对我写的这些很感兴趣。对我的乡村生活给予了非常大的向往，这可能也是，我在村里越住时间越长的动力。
高明勇：作为一位“名人”，您的一言一行在当地都有反馈吧？汪永晨：从2022年开始，我决定除了和孩子们交朋友以外，也希望把当地的妇女动员动员，因为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妇女节目，曾经在全国引起了反响，为此还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刘瑞格书记知道我的经历后，邀请我作“中国江河危机及江河保护的公众参与”的报告。我也被报告的反响所打动，更是让我有了新的出发点，要逐步去影响他们对环境的认知，以至对县域经济的带动。后来，我又在县商务局总直播间里开辟了“壶流河家事”节目。点击率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凡是看到的人，几乎都成了忠实的观众。这些就是我在一个不被人知道的村庄做的事，和希望继续做下去的期待。不是一见钟情，而一步一步地坚定了做下去的勇气。
高明勇：涌泉庄之前去得多吗？第一印象，或者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汪永晨：刚才也提到，在2004、2005年的时候，因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在京蔚县藉人员的大会，借机回到了过去只是听家人提及的妈妈的老家蔚县涌泉庄。连续去了两年，一个原因是那里正月十四有“打树花”，另外两次都是“绿家园”志愿者的生态文化游。第一次去的印象还是“穷”，我哥还给一些跟我们沾亲的村民捐钱。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祠堂边是垃圾堆，村里没有地下水，脏水满街倒。刻骨铭心的，是村里人告诉我：村子里甚至全县的大松树，都是我的太姥爷王朴当年种的。当时想，我在全国各地搞环保活动，可是自己妈妈的老家还那么脏。
高明勇：涌泉庄与您之前去过去的其他村庄想比，有什么共性和独特之处？汪永晨：以前倒是去过不少的村子，可是对一个村子的采访最多也就是几天的时间。江河十年行，黄河十年行，都走了十年，有一个纵向的了解和对十年间变化的记录，但是对一个村庄深入的解读远远谈不上。而现在我在村子里已经整整两年零两个月了，所以看到了更深层的东西。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村里的庙真多，不知是否以前对采访过的村子没有特别留意，反正很难想象一个村子里会有或五六个，或七八个庙。而且村村都有堡墙，有古戏台。这在走黄河十年行、江河十年行，中国的西南、西北、中原经过的村子中，是很难见到的。遗憾的是，庙里几乎都有年久失修的壁画，有些极为珍贵，但是它们却都在破损中慢慢消失。和其他村庄相同的是，一定要让孩子读书，哪怕再穷。很多人在城里租房子住，就是为了孩子上学。这些现象，我在甘肃，在四川，在云南都遇见过。稍微条件好一点的，一定要把孩子送到外地读初中。他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衡水模式。相同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认为在生活中挣钱高于一切。
汪永晨：去年春节，我哥在村子里举办了灯会，我带着村里的孩子们在周围捡垃圾。一些外面来的家长，竟然对捡垃圾的孩子嗤之以鼻，让孩子离我们的这些孩子远点儿。我们也试着组织义卖鸡蛋，想为春天种树募捐，结果卖出去的很少，听到的常常是“公益/慈善我不关心”。
高明勇：您在涌泉庄的经历，让我想起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您认为中国更在“梁庄”，还是更在“涌泉庄”？汪永晨：和那两位作家比起来，他们是学者型的作者，而我是记者范儿。也许从小生活在新华社的大院里，看着父辈们一天忙忙碌碌的，然后就在报纸上看他们写的事件和故事。应该说，穆青和冯健写的焦裕禄，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每到周日上午，父亲会考我们一周的新闻。所以楼下的孩子们周日会拿着报纸，在楼下嚷着告诉我们一些重大事件，也成了当时我们院的一景。下午则是带着我和哥哥、弟弟远足，看着玉渊潭公园的春夏秋冬，蝌蚪变成青蛙，树叶从嫩芽到满地金黄。虽然这样的周末并不是很多，因为父亲也常常出差，但是这对我日后成以记者特别是环保记者的身份融入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当我看到那两位学者写的书时，除了敬佩他们的学识和调查视角以外，也督促自己会以不同的方式记录在农村经历的故事。同时，觉得这就是中国的多样性，中国既在“梁庄”，也在“涌泉庄”。
高明勇：在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一下子在农村扎根，最大的不适应是什么？汪永晨：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如果说，中国和世界各地有什么不同，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另一发面是对文化价值判断的缺失，这些都让我反复咀嚼：今天的中国就是中国吗？如果说最不适应的，是孩子甚至小姑娘们，满嘴脏话，家长们熟视无睹。还有，如果不喜欢一个人，在城里，你可以躲他远远的。但在村里，你还得和他朝夕相处，躲也躲不开，无法做到眼不见为净。最不适应的还包括过去做节目，今天采访了明天就可以播出，是这样的一种节奏，在村子里，你想干一件事儿，人家满嘴答应，但离这件事儿办成真可谓遥遥无期了。被磨练的性格，不知道是处事哲学的长进还是倒推。
高明勇：我看书中好多涌泉庄孩子参与公益活动的照片，应该是有意鼓励引导这些孩子参与的吧？汪永晨：有一个过程。有时我比较沮丧，就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在村子里和孩子们斡旋改变他们的习惯，增长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的素质，而成效并不显著。好在，后来终于把孩子们组织起来成立了一支环保小卫士的队伍，这是我的天性，能力与习惯，一开始并没有想到。但是孩子们的成长，倒使我经历了一个从环保的倡导者、影响者到教育者的转变。所以，从今年年初的寒假才开始了把视线放到全县的孩子中。全县更为广泛的人群参加，促使了我更大的“野心”，希望影响全县孩子，也有了可能。高明勇：涌泉庄“空心化”问题突出吗，年轻人参与的多不多？汪永晨：“空心化”的现象在蔚县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多数妇女生了孩子以后就在家里全职照顾，女人外出打工的并不太多。但是，也有另一种现象，是女人的攀高枝改嫁，孩子留给男人及爷爷奶奶，极为普遍。这和城市里离婚时，好多女人一定要争夺孩子的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地女性的这种心态，属于人性的问题还是社会现象，是我希望继续深入关注的话题。
高明勇：如果把涌泉庄当作乡村振兴的一个实验室，您认为您的“介入”，给当地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您希望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汪永晨：公益，募捐，慈善，我不关心！——这是2021年过年灯会上我听到的一句话。2022年大年初三，我做了一个小实验，带着村里四个环保小卫士，在县领导召开的会上义卖我写的书和文创产品，卖了一万六千元。为此，第一本《涌泉庄的故事》我加印了五千册，第二本直接印刷了一万册。对于孩子们来说，我给他们讲的采访世界各地的经历，让他们打开了一扇窗户，我想这对他们的未来成长是有积极意义的，我和他们说的，“做事要先做人”，“守时间，守信用”，“有责任感”，以及我在村里的做事，做人，来影响并感染着他们。对于村民们来说，让他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人，不是活着为了挣钱，挣钱为了活着，而是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当然，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们增加了就业的机会，提高了增加收入的可能性。对于官员来说，我对他们的影响，大多只是在他们的口头上，拿出实际行动的时候并不多，但是也有了一些可能。3月8号，我从北京请了五位女性专家为全县领导培训，试图影响他们的理念和做事方法。目前又争取到一笔钱，主要是作为今后扶贫、妇女培训的资金。此外，我也计划利用抖音制作直播节目，影响当地人改变思想观念，传承文化。
高明勇：王朴是您的祖先，您到涌泉庄“定居”后，对他的印象和情感有什么变化吗？汪永晨：在村子里的时间越长，越能体会到太姥爷的座右铭为什么是“舍得”。“大斗出，小斗进”，是因为他觉得来借粮的就是穷人，应该给予帮助。他种树是为了什么，我并没有直接听到。但是如今在村里，在荒野上，老树枝繁叶茂，让我慢慢地感悟老人种树的意图，并从中吸吮着精神的营养和行动的力量。
高明勇：您如何定义自己的涌泉庄的“身份”？乡绅？新村民？汪永晨：我给自己定位还是涌泉庄的后代，希望家乡也能跟上时代的潮流，迈进时代新的行列。
《涌泉庄的故事》
作者：汪永晨
出版社：黄河水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2月
推荐语：在汪永晨的文字与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她不仅是一位环保达人，更是一位关注自然、社会与人自身的人文学者。也因此，除环境问题之外，汪永晨还广泛地关注着乡村社会的维系、传统文化和民俗的承继、今人精神秩序的重建等深入社会发展和人的存在本身的重大时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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