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宏伟
《改变——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2006年》
2007-12-01
从自然资本储备中直接流入社会的生物服务，每年至少价值36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接近全世界的年生产总值约39万亿美元……如果给予自然资本一种货币价值，并假定这种资本每年产生36万亿美元的“效益”，那么全世界的自然资本的价值大约会在400-500万亿美元之间——地球上每个人可以分到几万美元。 ——《自然资本论》
中国目前因为环境污染一年要损失GDP的8%-12%， 大约1400亿美元。另外，因为环境整体退化，GDP还会损失大约300亿美元。 ——英国《经济学人》
中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报告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向媒体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是中国第一次发布绿色GDP核算报告。
这份研究报告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其中，水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862.8亿元，占总成本的55.9%，大气污染的环境成本为2198.0亿元，占总成本的42.9%，固体废物和污染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57.4亿元，占总成本的1.2%；此外，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
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全国废水排放量为607.2亿吨，COD排放量为2109.3万吨，氨氮排放量为223.2万吨；二氧化硫烟尘粉尘和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为2450.2万吨、1095.5万吨、905.1万吨和1646.6万吨；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为1760.8万吨，生活垃圾堆放量为6667.5万吨。
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生产法）为159878亿元，废水实际治理成本为344.4亿元，占GDP的0.22%；全国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1808.7亿元，占GDP的1.13% 废水虚拟治理成本为实际治理成本的5倍。全国的废气实际治理成本为478.2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29%；全国废气虚拟治理成本为922.3亿元，占GDP的0.55%。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1.93倍。全国固体废弃物实际治理成本为182.8亿元，占当年行业合计GDP的0.11%；全国固废虚拟治理成本为143.5亿元，占GDP的0.09%。固体废物虚拟治理成本是实际治理成本的0.79倍。
“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看到结果了！”一位参加绿色GDP核算报告发布会的记者说。
此前，发布会的时间被一再推迟，先说是7月中旬，后又说是8月中旬。惟一的理解是，有关部门对发布这一结果慎之又慎。最终核算结果早在2006年上半年就出来了，但在发布会召开前，无论是有关政府官员，还是项目技术组专家，对核算情况都只字不提。
慎重归慎重，但这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结果，还远远称不上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更不是有些人所期待和理解的“绿色GDP”，而只是“经环境污染损失调整后的绿色GDP”。
通常意义上，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应当包括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资源耗减成本中的资源包括耕地、矿物、森林、水、渔业等5大项内容；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两大项内容。
此次公布的核算结果，只计算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只是其当中的一部分。环境污染损失成本至少应当包括20多项指标，此次核算只涉及了其中的10项，即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废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专家还说，“即便在这10项环境污染损失核算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
面对这份凝聚了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等两个主持单位，以及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等技术支持单位心血的、不完整的“绿色GDP报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表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最终确立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我们不能等着条件全部成熟时再动手，那就来不及了。我们必须一项一项攻坚，开展一项成熟一项，成熟一项公布一项。”
“无论如何，做总比不做好，有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好。相对得到这一结果而言，更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开始了一种新工作方式，学会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位项目专家组成员说。
据潘岳透露，下一步工作组准备做两件事：一是完善核算方法，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常规工作开展下去。环保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等三项基础性调查工作，以补充本次统计的缺憾；并启动全国生态破坏损失调查，为环境退化成本的全面核算奠定基础。二是国家环保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
这番话中，“常规工作”与“领导干部绩效考核”两个点引人注目。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绿色GDP核算工作的大幕真正拉开了。
绿色GDP核算的环境伦理学基础
“自18世纪中期起，自然界受到的损害要比整个史前时代造成的损害还要大。在工业体系达到极高的水平，集聚和累积人工资本的成就达到巅峰之时，人类文明赖以创造经济繁荣的自然资本正在急剧减少，而这种损失的速率正与物质福利增长成比例地增长……由于更多的人和营业场所面临生命系统更大的压力，对经济繁荣的制约将更多地取决于自然资本而不是工业势力。”最新出版的《自然资本论》一书作者Paul Hawken等在该书第一章如此说道。
另据《自然》杂志估算，地球自然系统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每年的价值至少有33万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其稳定性一旦被破坏，将很难恢复，而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
1970年代起，以第一个地球日诞生、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和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召开等为标志，资源和环境问题开始为人们所重视。
在那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斯德哥尔摩会议背景材料《只有一个地球》中，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说：“现在地球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已为人所占有，对于地球的细心维护已成为人类继续生存和为全世界人民创造舒适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份文件末尾有一段动情的表述：“尽管地球是捉摸不定的，也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它最大限度地滋养着、激发着和丰富着万物。这个地球难道不值得我们热爱吗？难道人类的全部才智、勇气和宽容不应当倾注给它，以使它免于退化和破坏吗？我们难道不明白，只有这样，人类自身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吗？”
总之，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我们不是大自然最后一代子孙，经济发展需要付出资源成本和环境代价，在理智上，我们应当尽可能降低这些成本和代价，以保证自身及后代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
1981年，当代思想家莱斯特·布朗在他的著作《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说：“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
遗憾的是，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并没有阻止资源和环境的迅速耗减和退化。
1992年，来自世界各地的1700多位科学家签署了《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这些科学家们说，世界上大部分重要的生态系统已处于崩溃状态；全球现有人口已3倍于地球的长期承受能力；臭氧层已形成两个巨大的空洞；整个地球温度上升，使气候变化，导致严重的自然灾害，世界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新时期。
著名学者汤一介在《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中说，对自然界的过量开发，资源的浪费，臭氧层变薄，海洋的毒化，环境的污染，人口的剧增，生态平衡的破坏，不仅造成了“自然和谐”的破坏，而且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生存的条件。
《自然资本论》说，人类继承了一个38亿年的自然资本储备。按照现在利用和减少的速度计算，这种储备到下一世纪末将会所剩无几。在过去30年中，地球上1/3的资源——“自然财富”已被消耗殆尽。我们正在以每年6%的速度失去淡水生态系统，以每年4%的速度失去海洋生态系统。
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环境问题
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重化工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的中国，正将发达国家近百年工业化历史中分阶段出现、分阶段解决的资源和环境问题，集中在短短20年时间爆发表现出来。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资源总量再多，摊到每个人头上的量也很可怜。
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孟宪来2005年初接受《人民日报》的采访时说，中国已经探明的矿产资源总量较大，约占世界的12%，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占有量不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58%，居世界第53位。总体来说，中国是资源不足的国家。
200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在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上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1.8%，天然气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以人均计，上述5种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仅为1.8吨、1063立方米，9.9吨、13.2公斤和283公斤。石油消费目前已超亿吨，如果石油人均消费达到工业化国家水平，到2020年中国石油总消费量将达28亿吨原油，而国内产量将达不到4亿吨，预计届时世界石油总产量只有40亿吨。其严峻性是不言而喻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报告称，到2020年，我国的石油、铁、锰、铜、铅和锌的进口依存度将分别为58%、52%、38%、82%、52%和69%。
水资源短缺问题也正在成为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水利部门统计数据说，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30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世界银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属于“水资源紧缺国家”。在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极度短缺的同时，中国各地区水资源的分布也极不平衡。数据显示，在中国西南和南方等地，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超过3000立方米，而中国北方地区人均仅占有水资源995立方米。 由于水资源短缺和分布严重不平衡，中国建设了86000座大小水库，对全国6万多条河流普遍使用过度。国际通行的水体开发和使用程度为40%，但在中国，黄河和淮河等主要河流的使用度均已超过50%，位于缺水的北方地区的辽河使用度已达到62%。
土地资源方面，中国现有耕地约9572万公顷，为世界耕地总面积的7.7%，占世界第4位；仅中国北部和西部的牧区与半农半牧区的天然草地约3.17亿公顷，为世界草地总面积的10%，居世界第3位；中国有林地面积约1.25亿公顷，占世界森林总面积的4.1%，居世界第8位。但中国人均耕地按统计约为0.1公顷，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3；森林覆盖率仅13%（世界平均覆盖率为22％），列世界第121位；中国人均占有林地约0.12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数的1/5强；天然草地稍多，中国每人占有约0.35公顷，也不及世界平均数的1/2。农、林、牧用地总和，中国平均每人占有0.54公顷，最多也不超过0.67公顷，仅为世界的1/4强至1/3。另据有关部门统计，最近几年，中国耕地在以每年近300万亩的速度减少。到2010年和2030年，因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和自然灾害损毁等所造成的耕地减少将分别达到200万公顷和600万公顷。
有限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科学和合理的利用。
关于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二00四年年会”开幕式上所作的演讲中，有全面而精彩的阐述：
目前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从主要产品的单位能耗来看，火电供电煤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22．5%，大中型钢铁企业吨钢可比能耗高21%，水泥综合能耗高45%，乙烯综合能耗高31%。从主要耗能设备的能源效率来看，机动车百公里油耗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比美国高10%；载货汽车百吨公里油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1倍以上。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的2-3倍。
从矿产资源的消耗强度看，在现行汇率下，我国每万美元GDP消耗的钢材、铜、铝、铅、锌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6倍、4．8倍、4．9倍、4．9倍和4．4倍。
从水资源利用看，我国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系数为0．4，是国外先进水平的一半左右；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为100立方米，是国外先进水平的10倍；多数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超过20%。
我国废弃物排放水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每增加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多倍。2003年我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总量453亿吨，其中化学需氧量排放1348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排放量2120万吨，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目前，我国每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近10亿吨。
循环利用方面，目前，全世界钢产量的1/3、铜产量的1/2、纸制品的1/3来自于循环使用。水的循环利用更为普遍，一些发达国家在17个产业部类的生产中，水资源的消耗速率已达到“零”增长，有的已实现负增长。而目前我国资源回收率还比较低，综合利用率不高。我国能源利用效率为33%，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为55%，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为30%，分别比国外先进水平低10个、25个和20个百分点。煤炭资源综合回收率为30%左右，其中大中型煤矿为40%-50%，小型煤矿只有10%-15%。我国每年产生上亿吨的粉煤灰，历年积存量已有30多亿吨，目前的综合利用仅限于生产水泥、墙体材料或者铺路、建坝等，大量高附加值的物质没有开发利用。我国每年约有500万吨废钢铁、20多万吨废有色金属、1400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
我国全社会从业人员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德国的1/32。剔除农业人口多的因素，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也只相当于美国的1/30、日本的1/18、法国的1/16、德国的1/12和韩国的1/7。我国水泥企业的人均年产量不到500吨，世界先进水平一般在8000吨以上。我国重点煤矿原煤生产效率是每人每天3．4吨，而美国为44吨，德国为11吨，俄罗斯为9吨。
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每吨标准煤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每立方米水的产出效率，世界平均是37美元，我国只有2美元，英国是93美元，日本是55美元，德国是51美元。即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资源产出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也是不争的事实。
环境问题更加值得关注：
英国《经济学人》曾载文称，中国目前因为环境污染一年要损失GDP的8%—12%， 大约1400亿美元。另外，因为环境整体退化，GDP还会损失大约300亿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中国，估计每年有30万人因为呼吸道疾病而过早死亡；中国每年1亿7千万吨的城市固体垃圾只有20%得到适当处理；根据咨询公司Frost & Sullivan的研究和预测，中国需要新建1万个污水处理厂，至少投入480亿美元，才能达到处理37亿吨日污水排放量50%的标准。
德国《明星》周刊2005年底刊发文章说，中国正沦为地球的“垃圾堆”，经济发展以高污染为代价。文章说，在中国，超过80％的垃圾和污水得不到任何处理。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北京也位列其中，欧洲航天局通过卫星观测发现北京是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首都之一。
据《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地表水中，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水质较差，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南水北调（东线）、三峡库区及其上游等重点治理流域的453个水质考核断面达标率仅为60%。
地下水污染存在加重趋势的城市有21个（主要分布在西北、东北和东南地区）；近岸大部分海域水质良好，但局部海域污染严重。
另据水利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70%以上的河流湖泊遭受不同程度污染。2004年，淮河、黄河污染反弹。淮河主要水质污染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黄河干流40%河段的水质为劣五类，基本丧失水体功能。
《2005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还对城市空气质量、区域声环境质量、耕地净减少情况、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以及降水情况进行公开。其中，在监测的522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一级标准的城市22个（占4.2%）、二级标准的城市293个（占56.1%）、三级标准的城市152个（占29.1%）、劣于三级标准的城市55个（占10.6%）；200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36.16万公顷；全国因水土流失每年流失土壤50亿吨。
绿色GDP核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
无论资源的消耗水平和综合利用程度高低，有一点毫无疑问，就是经济发展需要承担资源成本，并付出环境代价。如果不正视这一现实，并采取适当措施，那么经济发展最终可能背离实现个人基本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协调运转这一初衷。
尽管传统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300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并被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和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真正进步的重要指标，但这个指标体系中，没有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在它的系统里，自然资源几乎是免费使用的，向环境排放废物也是没有任何代价的。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就此撰文说：
由于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GDP核算法就不能全面反映国家的真实经济情况，核算出来的一些数据有时会很荒谬，因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能增加GDP。例如，发生了洪灾，就要修堤坝，这就造成投资的增加和堤坝修建人员收入的增加，GDP数据也随之增加。再例如，环境污染使病人增多，这明摆着是痛苦和损失，但同时医疗产业大发展，GDP也跟着大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GDP也不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不能反映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国民的净福利水平，不能反映国民生活的真实质量。
“单纯地用GDP来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成果，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必然有失偏颇，容易导致一些地方不惜代价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结构、质量、效益，忽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中这样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源环境压力需要绿色GDP；粗放式经济发展道路驱动绿色GDP；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催生绿色GDP；科学发展观和新政绩考核制度呼唤绿色GDP。”
对于绿色GDP，不同的人有着大同小异的理解和表述。
潘岳说，绿色GDP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新华社记者李柯勇概括说，所谓绿色ＧＤＰ，就是把资源和环境损失因素引入国民核算体系，即在现有的ＧＤＰ中扣除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为恢复生态平衡、挽回资源损失而必须支付的经济投资。
2004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载文称，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绿色GDP这个指标，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广义的理解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环境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狭义的理解指扣除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还有学者认为，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绿色GDP核算标准研究项目组专家、中国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绿色GDP核算是将资源和环境独立出来，建立资源和环境的卫星账户，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补充——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传统GDP进行调整，通过“加减法”得出“绿色GDP”。其形成方法大致有两种主流模式——一种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一种模式则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账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调整得到“绿色GDP”。
这些定义和理解的核心相同，即将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因素纳入核算范围。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2002年在光明日报撰文解释绿色GDP核算说，目前资源环境的基本核算通过两种手段来实现，一是实物量核算，二是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要建立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价值量核算中，能够市场交易的资源用市场交易价格来估价；不能交易的按净现值方法，通过未来收益来估价，污染按治污成本来估价。
中国实行绿色GDP核算的条件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
2004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说：“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其中说，“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逐步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与社会政治背景相呼应，甚至早在1980年代，中国有关部门就已经开始了事实上的绿色GDP核算技术准备工作。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评估调查工作技术组副组长兼专家顾问组顾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周宏春介绍，中国绿色GDP核算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初的消化起步阶段，1990年代初至2003年的探索实践阶段和2004年后的提高规范阶段。
2006年3月6日，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这些年来，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问题开展统计和研究工作。19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与国家林业局一起对黑龙江省开展了森林资源的考察。2002年以后，又陆续在海南试点，研究海南的热带雨林生态，同时在重庆省开展了对水资源和工业污染方面的考察。
许说，眼下，国家统计局正在签订协议，开展中国和加拿大的合作项目，叫中加第二期统计信息合作项目。这个项目里有三个子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就是环境统计和环境核算。由于加拿大在矿产资源方面的统计走在世界前列，本次合作主要集中于这方面。在这方面国家统计局要和国土资源部合作。
在水资源方面，国家统计局正与联合国统计司合作，因为对方负责国际标准的制定，并且总结前些年的经验作出了一个水资源环境手册，他们希望在中国运用该手册，进行进一步的试点研究，总结经验后在国际上进行推广。
联合国统计司看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试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性。而且，中国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做水资源核算就很有意义。
这些探索性工作已经为中国积累了相当的基础数据与操作经验。
与此同时，国际上已经有许多国家正进行着绿色GDP核算的研究和应用，为中国进行此项工作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据潘岳介绍，挪威1978年就开始了资源环境的核算。重点是矿物资源、生物资源、流动性资源（水力），环境资源，还有土地、空气污染以及两类水污染物（氮和磷）；芬兰也建立起了自然资源核算框架体系。其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有三项：森林资源核算，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统计和空气排放调查。其中最重要的是森林资源核算。森林资源和空气排放的核算，采用实物量核算法；而环境保护支出费用的核算，则采用价值量核算法。
实施绿色GDP的国家还有很多，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如法国、美国等。值得一说的是墨西哥。1990年，在联合国支持下，墨西哥将石油、各种用地、水、空气、土壤和森林列入环境经济核算范围，再将这些自然资产及其变化编制成实物指标数据，最后通过估价将各种自然资产的实物量数据转化为货币数据。这便在传统国内生产净产出（NDP）基础上，得出了石油、木材、地下水的耗减成本和土地转移引起的损失成本。然后，又进一步得出了环境退化成本。
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我国编制绿色GDP核算体系提供了重要基础。正是为了将资源和环境标准并入经济分析，联合国建立了SEEA。在其最新版本SEEA-2003中，对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进行了全面阐述，详细说明了将资源耗减、环境保护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概念、方法、分类和基本准则，构建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基本框架。
考虑到大多数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国家采用的都是SEEA系统，为了方便研究，中国也走了一下捷径。
中国的绿色GDP核算实践
2002年，中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设置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为开展和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数据基础。
为了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讲话精神，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决定在2005年期间开展全国试点省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评估调查工作，为建立全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奠定工作基础。
2004年3月17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主持了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召开的绿色GDP核算工作研讨会，启动了《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绿色GDP）研究》项目。
2004年6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杭州联合举办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决定，首先在2004年-2006年期间选择若干省市开展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试点。
试点工作内容是：
建立地区环境核算框架。研究《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提出完善建议，建立适合本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提出完善建议，建立适合本地区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
开展污染损失调查。开展污染损失案例调查，建立地区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估算方法，确定估算技术参数；按国家技术组提供的调查表收集数据，完成大气污染损失、水污染损失、固体废物污染损失以及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核算。
开展环境核算。开展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按国家技术组提供的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调查表，进行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确定内部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调查社会环保支出情况，确定外部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在污染损失调查、污染实物量核算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环境核算。
按照计划，试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污染损失调查工作于2005年1月开始，2005年12月完成。调查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2005年1月-2005年3月，为技术准备阶段。技术组完成技术方法准备、组织技术培训、设计污染损失技术参数抽样调查方案；各试点省市建立调查领导机构和技术支持机构，参加培训，准备开展地方GDP核算和污染损失评估调查工作。
第二阶段：2005年3月-2005年7月，为数据调查阶段。地方技术组在专家组的指导下，全力开展以下10项调查，解决污染损失估算模型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核算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为试点核算与调查评估奠定技术基础。
第三阶段：2005年7月-2005年11月，为全面核算阶段。地方技术组根据总技术组提供的调查表收集相关数据，利用软件工具完成污染损失核算，并编写研究调查工作报告。
第四阶段：2005年11月-2005年12月，为总结阶段。总结核算调查工作，完善核算调查报告，召开试点省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评估研讨会，发布核算和评估调查报告。
总体目标是：争取用3-6年的时间初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GDP体系框架。
试点调查开展的调查工作包括以下10项内容：
一是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二是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三是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四是污染引起的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五是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六是生活用洁净水替代成本案例调查和统计分析；七是工业用水额外处理手段和设施成本案例调查；八是水污染对农作物危害损失调查；九是固体废物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十是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调查评估。
为了加强核算调查工作的协调和质量保障，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成立了试点省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技术小组和顾问组，明确该项工作实施部门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技术支持单位是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等。
领导小组负责确定项目的工作计划、项目重大事项的决策、协调工作，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和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担任组长。技术工作组负责环境污染损失评估体系与数据库开发、污染经济损失调查(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环境实物量核算体系的开发、国家和地方试点技术指导等工作，由来自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规划院、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和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等技术支持单位的专家组成。
专家顾问组主要由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内外资深专家组成。专家顾问组主要提供当前国内外有关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的动态信息，负责总体技术把关以及协调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
2005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宣布了经过一年之久的酝酿后才出台的“绿色GDP”十大试点省市名单：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
按照《试点方案》，绿色GDP的试点调查以2003年作为基础年。同时，对2001年和1996年的GDP指标进行重新核算和修正，并评估相应的环境污染和污染事故经济损失。
根据分工，地方环保部门主要负责环境污染实物量测算、企事业单位污染治理投资和运行成本以及污染损失等方面的调查，而地方统计局主要负责社会环保支出调查。
2005年3月16日-18日和2005年6月16日-17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先后两次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辽宁省沈阳市联合召开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试点工作培训会议。
2006年2月17日，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绿色国民核算与环境污染损失调查》试点工作阶段性总结会。李德水和潘岳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李德水说，由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还处于研究过程中，尚未形成一套国际社会公认并采纳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全面建立绿色GDP核算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潘岳提出，该项工作一要先易后难，稳步推进；二要树立大局观念，加强部门协作；三要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四要加快调查，保证工作进度；五要结合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加强相关政策制度研究。
2006年7月10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技术组组长王金南的汇报后认为，本项目在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核算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性意义。项目成果技术体系和方法科学合理，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应用价值，可操作性强，为建立全国性的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和污染损失估算奠定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对环境与发展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风波
2006年5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文章称，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表示，已放弃引入国民经济产出“绿色核算”的计划。
文章说，这位官员表示：“精确计算出根据对环境影响调整后的GDP数据，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文章认为，在围绕是否引入拟议中 “绿色GDP”指标的争论中，国家统计局的观点与国家环保总局相互对立。国家环保总局认为，“绿色”指标有助于中国评估经济发展在环境方面所付出的代价，也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增长；但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表示，国家环保总局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复杂性。
文章对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之间关于绿色GDP的分歧和矛盾的说法，令人想起2005年5月2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循环经济高峰论坛上，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德水一句令四座震惊的话：“我们有必要计算‘绿色GDP’吗？”
李德水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对于资源和环境损失的估算很难像产值统计那样严格按照属地原则进行；二是给一些资源定价几乎不可能，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开展绿色GDP核算的一个主要障碍；三是目前是否有对绿色GDP进行核算的必要。
有统计专家认为，由于各种基础数据的严重缺乏，在还没有做好环境资源实物量的统计数据之前，绿色GDP的核算几乎无从谈起。
一个月后，《商务周刊》发表文章说，绿色GDP在部委争议中乌托邦化。
据报道，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曾含蓄地对记者说，“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绿色GDP核算需要包括统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等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 如果让人误认为只是一个部门的事情，这对其他部门是不公平的”。
报道称，周宏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实际上，这是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就此问题的矛盾公开化了”。周宏春的看法是，既然绿色GDP是以GDP为基础的一个经济指标，就应该由统计部门主导，其核算权、数据的发布权等应该属于统计部门。
“绿色GDP引起争议是必然的。”王金南在接受记者相关采访时说，“目前在技术上确实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国家统计局与环保总局的争议，更多的是技术上的分歧。”
浙江省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处处长朱天福也谈到了在实际工作中，统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技术方面观点分歧。但他说，两个部门合作总体来说是愉快的。
总之，《金融时报》的报道，还是引起了海内外强烈关注。曾经有不少国外专家就此评论说中国不应当放弃计划。
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时，对于“中国绿色GDP计划可能搁浅”的说法予以否定。
有人士称，与其说邱晓华是否定绿色GDP搁浅的说法，更不如说是否认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邱晓华在同一个讲话中也强调，绿色GDP“目前只是一个理论概念”。 他说，从实物量核算到价值量核算需要一个过程，目前不可能出台一个全方位核算清楚的绿色GDP。
邱晓华分析了绿色GDP核算中的两个工作难点：一是环境核算受区域影响太大，比如上游的污水排到下游，最终的污染量是界定在上游还是下游是个问题；再是价格难以准确化，环境的损害如排污、治理费用等因不是市场价格，所以难以用价值的形式量化。
细心的人看出来，这与李德水的观点基本一致。
实施绿色GDP核算的障碍
从技术和学术角度，对于绿色GDP核算问题确实存在困难和质疑。
“许多国家都在研究绿色GDP核算方法，目前尚无一个国家政府正式公布绿色GDP数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许宪春2002年在光明日报撰文说。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绿色GDP核算需要以资源及环境实物量核算为基础，进而进行价值量核算。
如果说实物量核算尚能勉强做到，那么，即使在准确的实物量核算基础上，进行价值量核算，也是难之又难。
潘岳说，困难之处在于，环境要素并没有进入市场买卖，例如砍伐一片森林，卖掉原木，原木的销售价，即可表现出价格，即可以纳入GDP统计。但因为森林砍伐而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这个损失是多大呢？再因为森林砍伐而造成的大面积水土流失，这个账又该如何核算呢？
《世界知识》曾发表文章称，许多资源耗减和环境损失代价很难估价。比如森林资源，它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如果森林的采伐速度不超过森林的自然生长速度，森林资源总量就不会减少。但是，如果过度采伐，森林面积和林木蓄积量就会减少。林地和林木资源耗减成本的估算也许容易些，但是，除了蓄养树木之外，森林具有保持土壤、涵养水源、净化空气、防风固沙、旅游休闲等多种功能，这些功能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当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时，森林的上述功能势必下降，从而相应的经济价值也随之下降，这种经济价值变化的估算就不那么容易。
《人民日报》2004年12月的一篇文章说，即使能找到计算资源价值的方法，其变化幅度也很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从而大大增加核算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影响其可比性。例如，对有些资源来说，也许眼下的价值很高，但科技的发展可能会使它的存在和保有对人类有害，如铀矿等，这样其价值就可能会变得很低，甚至是负的。还有一些资源的价格会由于地区保有量的差异而产生巨大的差别。例如，对于淡水资源缺乏的地区，淡水消耗是资源的减少，而对于淡水资源过剩的地区，淡水消耗对于环境和经济发展甚至是有利的。
曾有署名“水博”的网友在人民网上调侃道：
有人计算出怒江的原始生态价值约为33万亿美元。然而，实际情况是几十年来怒江人民一直生活在贫困中。如果有谁真的能把怒江的原始生态价值兑现，我看全国人大应该破例任命他为怒江州州委书记，不但怒江不用修水电了，连我们全国都会跟着怒江受益无穷。中国的世界经济排名一下子就会越居世界第一，经济总量超过美国3倍。
还有人举例说，比如垃圾发电能够得到发出的电力的价值，扣除垃圾发电产生的废气排放之后，可以计算出其绿色GDP值。由于垃圾发电的原料来源不如煤炭高效，所以，其排放肯定要比常规火电高，因此，计算出来的垃圾发电的绿色GDP肯定不如煤电。但是，其垃圾无害处理所创造的生态效益，恐怕远远要超过其发电的作用，如果再要扣除垃圾发电的环境成本，显然对它的环境作用评价不够公平。
另外，像小浪底水库为了保持黄河下游的生态用水，常常需要在正常发电水位以下放水，发电效益受到极大影响。但是，其创造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却极高。再比如三峡的防洪和旅游景观等社会生态环境效益，这些传统的GDP都不可能反映出来潜在效益，在计算绿色GDP的时候同样也没有反映出来。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也列举了各国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时，因为评估环境资产和自然资源的必要性而遇到的问题：
一是将实物量转化为价值量困难；二是环境价值的经济评价，特别是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害的经济评价问题；三是污染损失评估问题。由于计量反应方程的不确定性导致各研究结果差异很大，而且没有全面的综合性的污染损失研究。
潘岳说，还有一个观念问题：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过去各地区干部的政绩观，皆以单纯的GDP增长为业绩衡量标准，现在要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放在一起综合考评，这会使很多干部想不通，会因此形成诸多阻力。可以想见，随着绿色GDP的研究和实施，环境的保护或破坏，必成为选拔干部的一项重要标准。
许宪春说，绿色GDP核算是建立在GDP核算的基础之上的，始于1985年的GDP核算方法本身还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在完善GDP核算，和建立起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基础之后，我们将与农林、水利、矿产、土地、环保等部门相互配合，逐步建立起我国的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体系，开展绿色GDP核算。
警惕走进绿色GDP的误区
2004年12月，《人民日报》发文称，事实上，到目前为止，GDP仍然是衡量一个经济体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的最好的综合性指标。退一步说，即使要搞绿色GDP核算，也必须先搞好GDP核算，因为搞好GDP核算是本。
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说，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产生于原苏联、东欧国家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1980年代中期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开始不断放弃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的有关指标，逐步引进被世界大多数国家广泛采用的国民经济账户体系（SNA）。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欧盟等五个国际组织联合制定的1993年SNA正式出版之后，中国也对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改革，出台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新的规范性文本。
关于绿色GDP有局限性及其与传统GDP的辩证关系，专家认为，绿色GDP只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了环境因素，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它没有考虑经济与社会、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建立起绿色GDP核算之后，并不是要取消GDP：其一，GDP是非常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在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检验宏观经济政策的合理性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二，GDP是绿色GDP的基础，没有GDP，就不可能有绿色GDP；其三，只有将绿色GDP与GDP进行比较时，才能清楚地看出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代价。
《商务周刊》也曾刊文说，绿色GDP虽然考虑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因素，反映了经济与环境之间的部分影响，但社会与经济、环境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如人民生活水平、就业率等并没有考虑进去，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经济指标。
朱天福以自己实际工作经验说，绿色GDP核算理念是好的，但这也是一项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多部门的系统工作，必须由政府推动，多部门合作，并且要根据不同地区选择优先领域，逐步推进。首先要从资源环境实物量统计和研究做起，再进行估价问题研究，而后才能进行价值量核算，不能急功近利。开展绿色GDP核算需要一支知识面广的专门队伍，我国政府综合统计和部门统计，力量都还比较薄弱，目前日常统计工作任务与力量矛盾就比较突出，统计基础也还比较差。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特别强调，绿色GDP核算不等于绿色GDP。绿色GDP是一个经过高度综合的总量，代表核算的最终结果。而绿色GDP核算是一个核算体系，其意义在于在不同层面、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手段描述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因此，专家认为，将绿色GDP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想法尚需商榷。
朱天福在与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就将绿色GDP纳入官员政绩考核问题而举行座谈时说，绿色GDP核算研究的成果并不是一个指标所能反映的，研究本身是多领域，调查的数据是分散的，调查研究过程、发现存在的问题，对决策都有很大的作用。试图通过绿色核算的某一指标进行政绩考核，并不可取。“组织部的同志认同我的看法。”朱天福对记者说。
周宏春说，“用GDP考核干部，可以出现数字造假，用绿色GDP考核，难道不会有人造假吗？”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尽管短期内把绿色GDP指标纳入干部考核体系是不可能的，但长远来看，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两个案例调查：
之一：广东省绿色GDP核算试点实施情况
广东省申请开展试点工作有其必然原因，也有其典型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快速发展，但资源和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2004年，广东省水环境污染依然严重，部分流经城市河段和内河涌水环境污染严重，17%的省控段面属劣Ⅴ类水质。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发达城市水质性缺水问题突出，有些山区的水质也有恶化势头；
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尚未得到有效处置，目前危险废物集中安全处置率不到20%。2004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有35.7%。部分城市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偏低，部分地区空气污染严重，且部分城市空气污染有加重的趋势；
此外，据统计，广东省GDP每增加100亿元，要耗用约6万亩耕地、64万吨标准煤、12万个劳动力，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高于江苏、浙江和山东。
1980年代以来，广东每年耕地的实际减少量高达40.7万亩， 耕地面积人均不足0.6亩，不及全国人均量的一半，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人均0.79亩的“警戒线”。
显然，广东省的经济发展还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模式，经济增长粗放、环境污染加剧、区域整体生态功能脆弱，已成为制约全省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
在2005年3月31日全省环保规划汇报会上，省委书记张德江强调“要做好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探索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省长黄华华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2005年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是要“探索建立绿色经济核算体系和评估机制”。
经广东省环保局和省统计局联合申请，2005年2月3日，广东省成为开展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试点工作。
一是按照国家要求的10项具体内容，开展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和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二是开展环境经济核算，建立广东省污染经济损失估算模型和估算方法，确定估算技术参数。
2005年7月，广东省成立试点工作机构。组长单位是省环境保护局、省统计局，成员单位有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卫生厅，技术支持单位有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科所、广东省环境监察总队、省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站、省环境信息中心、广州市环科所。
工作机构委托国家环保总局华南环科所编制《广东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工作方案》和《广东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技术方案》。
2005年7月7日，召开了广东省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会议，明确分工：
专项调查试点城市从韶关、江门、惠州、深圳、潮州、顺德等六个城市中选择；调查企业名单由省环境信息中心、华南环科所共同筛选，省统计局核定后确定；企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调查、工业用水预处理手段和设施成本案例调查、固体废物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以省统计局为主，省环保局协助；污染引起的清洁和劳务费增加调查、生活用洁净水替代成本案例调查和统计分析由省统计局负责；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水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调查、水污染对农作物危害损失调查由华南环科所负责，省卫生厅、农业厅等部门协助；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由广州市环科所负责，省建设厅协助；环境污染事故经济损失调查由省环境监察总队负责，华南环科所协助；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负责修改工作方案和技术方案，于7月16日前提交领导小组协调会议审定。
7月19日，又召开了一次工作协调会。
对于这一没有先例的工作，工作机构表现得比较谨慎，会上特别强调，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面临着许多困难，也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各参与单位对新闻媒体要非常慎重，最终成果是否发布或如何发布，要经过研究后统一口径而定。
9月14-15日，召开了广东省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暨培训会议，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全面铺开。
在实际工作中，各地区按照统一要求，并结合自己实际，摸索有效的工作方法，比如：惠州充分发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时形成的部门联动机制，召集农业、卫生、教育等主管部门开会，将表格发放分解到各职能部门，高效完成调查工作；珠海市针对调查涉及内容新、调查企业比较分散的特点，采用分期分片的方式组织培训；潮州充分利用了绿色学校的优势，选择有代表性的学校开展入户调查。
调查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比如：
基础资料缺乏。例如农业部门无法提供污灌面积，医院无法区分哪些病例是受污染引起的等等；基础工作不够扎实。由于时间紧，各地区工作基础差异较大，收集上来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审核补充数据。
潮州市反映，调查工作人手不足，经费缺乏。部分表格的设计要求较高，实际工作中没有相关统计数据，很难完整填报，如，个别大气污染物如PM10只是近几年才开展监测；有些表的人口年龄结构组别间隔较小，除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外，没有相关的调查数据；疾病别死亡状况、诊疗状况、因疾病休工和自我诊疗状况、烟草和酒类消费量、水污染对农作物危害损失和农田灌溉状况调查等都是没有相关的数据。
韶关市反映，部分企业由于没有设置专门的环境统计岗位或相关岗位人员业务素质不高，且对试点工作重视程度不够，在填报调查表的过程中存在错报、缺报、漏报的现象；由于该市所有煤矿企业已于2005年10月关闭，煤矿企业员工已经离职，因此，省环保局原要求该市对型煤和洗煤生产企业的调查无法完成；省环保局指定的调查企业清单中存在已破产或正处于清查阶段的企业，无法获取相关数据。
与此同时，广州、韶关、惠州、潮州、顺德等五个重点城市开展的六项环境污染损失调查中水污染对人体健康的调查因国家技术组方案调整而取消。广东省早已取消污灌，且考虑到土壤污染不仅是水污染引起，还包括降尘、固废等多种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较污灌更能全面反应污染对农作物的危害，经请示国家工作技术组，同意该省将污灌区调查改为土壤污染对农作物危害调查。
之二：浙江省绿色GDP核算试点实施情况
浙江省成为试点省市也有其必然性。浙江人多地少，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说，耕地面积仅点全国的1.2%，人口占全国的3.6%。人均占有国土面积和耕地面积都约为全国的三分之一。同时，浙江资源缺乏，森林资源与环境承载力不足。
2004年11月底，浙江省环保局和省统计局联合向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提出《关于申请将浙江列为绿色GDP核算和环境污染经济损失调查工作试点省的请示》，得到批准。
相对而言，浙江的做法更注重贴合实际。他们确定的原则是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目标定位一是探索环境经济核算方法；二是为国家研究课题提供相关调查资料。
国家建议调查核算的项目有10项，而浙江有几项没做，比如没有进行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污染引起的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
浙江的理由是：
大气污染与人体健康效应研究的技术要求非常高，基础数据难找。“要与各个医院联系，医院还得确定自己所有病人中，哪些病是与大气污染相关的。而且，大气质量监测也是新生事物，缺乏连续的大气质量监测资料。”朱天福说。
建筑类型与材料存量调查，要求计算所有露在外面的建筑材料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损失，计算起来难度也相当大，甚至，要弄清一个城市露在外面的建筑材料总量都几乎不可能，更不要说计算这些材料因环境污染而受到的损失了。
污染引起的清洁和劳务费用增加调查，操作难度虽然不大，但预计总价值量不会太大，对于整个试点调查工作数据结果影响有限，不值得为此分散本已紧张的人力和财力。
实际操作中，浙江省将重点调查放在企业事业单位环保支出项目。“我们的做法全国领先。”朱天福介绍说。全国要求调查的样本是环境污染治理设施比较完备，运行正常的企业，按此要求，浙江只要调查四五百家，但实际确定的样本数有3000多家。这样做的理由一是更贴近真实；二是浙江理解这项工作是为本省做，而不是为应付国家任务做。
分工情况是，环保部门牵头负责调查阶段的大部分工作、环境污染实物量核算工作和环境污染价值量核算工作；统计部门主要牵头负责调查阶段的住户调查、环境污染价值量核算，协助做好企业调查。同时邀请有关厅局及相关专业机构参与调研。
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一是调查表数据质量不容乐观。环境治理调查不像经济指标调查那样，可以从财务会计、统计台账取得资料，而涉及一些技术指标，如浓度、含量等填报比较困难。
二是主要由环保部门负责设计的调查表不符合统计规范，给基层填报增加了难度。
三是企业如实填报存在思想顾虑，因为排污涉及排污费和治理费用，企业往往会低报数据。
四是数据处理平台技术上还存在许多问题，比如软件不配套等。
绿色GDP采访手记
对于中国绿色GDP核算工作来说，2006年12月9日是个典型的日子：一方面，课题研究小组获得了“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另一方面，研究小组代表承认，“这个奖，我们拿得很沉重。因为绿色GDP至今还没有在地方政府层面取得共识。就在这两天，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喜忧参半，正如评委会对课题组的评语所说，绿色GDP核算工作“在质疑声中走出并非完美的第一步。”
以至于潘岳表示，环保总局一定会坚持到底。“就算只剩下一个省，我们也要把它算完。”
从绿色GDP工作的本质——资源与环境核算——来说，这项工作中国早已经开始做了。比如，2002年，中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新设置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为开展和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数据基础。
然而，这一点点最初级和最基础的工作，究竟能不能扯上“绿色GDP”大旗，正是引发反对者质疑的核心。
通常意义上，完整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应当包括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退化成本。资源耗减成本中的资源包括耕地、矿物、森林、水、渔业等5大项内容；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两大项内容。
此次公布的核算结果，只计算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而且还只是其当中的一部分。环境污染损失成本至少应当包括20多项指标，此次核算只涉及了其中的10项，即大气污染造成的健康、农业和材料损失，水污染造成的健康、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污染型缺水损失，以及固废侵占土地造成的经济损失等，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重要部分都没有涉及。专家还说，“即便在这10项环境污染损失核算中，还存在低估和缺项问题。”
因此，不免有人认为，眼下搞的绿色GDP核算，是“拉大旗，做虎皮”，甚至是有关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
坦率说，此期间，笔者采访到的专家及官员，说到这一“绿色GDP”核算结果，还真没有人那样理直气壮：
通过朋友介绍而联系上的一位课题组核心专家婉言谢绝了采访。他的助手倒是接受采访了，但也不愿意多谈一句话；
某省一位统计局官员抱歉说，环保部门根本不懂统计部门工作，大家在一起合作闹出很多笑话；
广东省一份关于绿色GDP工作的会议纪要中明确说，“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是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面临着许多困难，也非常敏感，因此，我们各参与单位对新闻媒体要非常慎重，最终成果是否发布或如何发布，要经过研究后统一口径而定。”
更有多份发往中央及省市政府有关部门、专家学者的采访提纲石沉大海；
……
当人们听到有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时，可能会感到遗憾。但一位地方政府官员反问我：“为什么不退出呢？”这位官员的理由是：搞绿色GDP试点工作既没钱，也没人，给日常工作增加了一倍的压力。而核算结果却“什么也不顶”。“倒不人家不搞试点的省市自在。”
这样，潘岳前面说的那番话尤其显得悲壮了。
所幸，在12月9日，课题组还得到了后半句评语，说绿色GDP核算工作是“迈向科学发展观制度建设的一大步”。
注重将资源与环境因素计入发展成本，重视节约资源与环境保护工作，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下，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了。需要的可能不是“要不要搞绿色GDP核算”的争议，而是如何在新的一年不断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绿色GDP
解释之一：是指绿色国内生产总值，它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
解释之二：在现有的ＧＤＰ中扣除资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为恢复生态平衡、挽回资源损失而必须支付的经济投资。
解释之三：从现行GDP中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服务费用，其计算结果可称之为“绿色GDP”。
解释之四：广义的理解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环境部分的虚数)-(人文部分的虚数)；狭义的理解指扣除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
解释之五：绿色GDP，是指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
解释之六：一种模式是，绿色GDP=传统GDP-(自然资源的消耗+环境损害的成本)+环保部门新创造的价值；另一种模式则是在传统的国民经济账户表中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成本信息，调整得到“绿色GDP”。
绿色GDP大事记
2002年，中国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新设置了附属账户——自然资源实物核算表，制定了核算方案，试编了2000年全国土地、森林、矿产、水资源实物量表，为开展和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技术保障和数据基础。
2004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说：“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
2004年3月17日, 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主持了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共同召开的绿色GDP核算工作研讨会，启动了《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绿色GDP）研究》项目。
2004年6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杭州联合举办了建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讨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2005年2月28日，国家环保总局正式宣布了经过一年之久的酝酿后才出台的“绿色GDP”十大试点省市名单：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
2005年3月16日-18日和2005年6月16日-17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先后两次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辽宁省沈阳市联合召开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环境污染损失调查试点工作培训会议。
2005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其中说，“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逐步纳入经济发展的评价体系。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2006年2月17日，国家环保总局与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绿色国民核算与环境污染损失调查》试点工作阶段性总结会。
2006年5月初，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文章称，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官员表示，已放弃引入国民经济产出“绿色核算”的计划。
2006年6月，《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北京大学的一次演讲时，对于“中国绿色GDP计划可能搁浅”的说法予以否定。
2006年7月10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专家评审会。
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向媒体发布《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2006年12月9日，绿色GDP课题研究小组获得“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特别奖。同时，研究小组代表承认，已经有一些省市要求退出试点。
另据潘岳透露，下一步工作组准备做两件事：
一是完善核算方法，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作为常规工作开展下去。环保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陆续开展全国污染源普查、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等三项基础性调查工作，以补充本次统计的缺憾；并启动全国生态破坏损失调查，为环境退化成本的全面核算奠定基础。
二是国家环保总局将重点研究如何利用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结果来制定相关的污染治理、环境税收、生态补偿、领导干部绩效考核制度等环境经济管理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