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做怒江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的报道，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找人难找，找到了人采访就更难，已经发表过文章但拒绝采访的有之，称不掌握全面情况的有之，称两年前关注而最近没有参与的有之，即便接受采访，闪烁其词者有之。有位采访对象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我们都怕接受采访了。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怒江水电站，建还是不建，形势随时在变。

    这次采访可谓是感触良多。

    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时间是考量真理的最好方式。16世纪初，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长期的天文观测和研究，创立了更为科学的宇宙结构体系——日心说，否定了统治西方一千多年的地心说，但历经了艰苦的斗争才被人们所接受。上世纪50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利、水文学家黄万里坚持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他的坚持来自于他全面而系统的专业知识——早年在唐山交通大学求学，留学美国时，硕士学的是土木工程，博士学的是水利工程学。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自然地理学，包括气象学、地质学等，和欧洲地理、交通地理以及高等代数、微积分等等。黄万里重视实地勘测、调查和研究，并与理论结合，不怕劳苦，身体力行。这使他比其他人能作出更准确、符合实际结果的判断。

    自然奥秘总是在不断认识中。一条大河自由奔流，在整个生态领域中承担着某些功能——而这些功能尚未全部为人类所了解所掌握。由于这些功能的存在，整个领域的人、动物、植物以及水中的生灵，才得以以目前的方式生存。在认识自然奥秘时完全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下有一些争议比较大的科学问题，如纳米产品、转基因作物是否对人类和环境有危害。但因为人类对自然的大的改变容易危害到人类自身，所以在争辩尚未明确之前不能轻易对自然作出大的改变。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权威，掌握着巨大的社会资源，也掌握着绝对优势的话语权。但事实总是告诉我们，科学技术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对来自人文角度的思考也不能持粗暴的排斥态度。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但科学也绝对不是万能的！

    怒江纯粹的科学之争带上浓郁的利益色彩。我们看到的怒江之争已不是纯粹的科学之争，而被打上了利益的烙印——地方政府和大公司的短期利益与国家和民众的长久利益。今日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大规模快速度开发建设水电的阶段，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时代，尽管水电开发是我国能源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但水电开发基本属于商业行为。在我们这个利益不断分化的社会中，知识分子也遭遇分化，利益纠葛容易导致价值取向发生变化，他们中的部分人的观点的公正性被公众画上问号。这时，独立的科学精神显得尤为难得。这大概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有的采访对象显得那么为难，2003年怒江事件刚出现时有些人公开发表了一些观点，现在他们又拒绝谈这个问题。当然他们所遭受的压力也可想而知，包括来自单位的、社会的和对方的。

    利益多元化的今天，必须依法办事。怒江建坝的开发、论证、评估缺乏科学性，没有严格履行重大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程序。不管是从2003年持续至今的怒江建坝之争还是今年春天的圆明园事件，都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任何一个涉及当代和后代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潜在影响巨大的项目，都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向社会公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媒体充分报道，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环保部门和中央政府审慎考虑方可作出决策。

    没有专业知识和技术的公众如何参与重大决策？当专业知识和技术掌握在少数专家学者手中的时候，如何才能确保公众真正地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如何才能保证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如何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受侵害？一些专业人士曾说环保人士没有专业背景，不具备对话的可能性。这正好暴露了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弱点——客观上公众是不具备专业知识，但不能因此剥夺他们参与重大决策的权利。因为科学家也有决策失误的时候，科学家也有利益。

    科学家要全面综合看待自己的专业领域。水电专家潘家铮院士曾提出水利工程不能只言利不言弊，他建议在水利学科下搞个二级学科——"人类活动引起的水害学"，研究和讲授由于人类修建水电工程破坏大自然的平衡引起的弊端。他说要真正评价一个工程，必须用动态而不是停滞的观点看问题，有的工程能发挥近期效益，但从远景看，弊端更大；必须从全流域而不是从小范围看问题，有的工程从局部看利莫大焉，从全流域看就不可行，搞水利是牵一发动全身，下游工程影响上游，上游工程影响下游，地面牵涉地下，地下牵涉地面，跨流域工程影响面更广；必须从总体而不是局部看问题，建大库调节径流，当然好，但天然洪峰就此消失，大量开发水源可为民造福，但破坏了生态环境。

    院士发表观点要尽量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出发。王选院士曾尖锐指出谁都不是万能博士，院士对自己不懂的领域讲话要慎重，不能随便表态！"我一辈子牢记杰出的物理学家、原英国皇家学会主席、1904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利的话，他说，他60岁以后不对任何新思想发表意见，他认为60岁以后思想不活跃，而且跟他年轻时曾经受过压制也有关系。"王选还举例说，一位年近耄耋的院士前几年在报上发表言论，"我国不用建信息高速公路，中国没有这么多信息，浪费！"王选说这位院士的专业与信息领域差了十万八千里，完全不搭界。

    民间NGO的作用是什么？民间NGO的专业背景知识等在社会上颇有争议，在这暂不讨论。在怒江之争中，人们可清楚地看到他们的关注焦点是环境保护和原住民利益，是为了更多数人的利益，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有学者提出从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公共需求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而民间组织则有益利益协调。当前，中国已进入改革攻坚的关键时期。这需要在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并通过民间NGO发展寻求新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

    和圆明园事件一样，怒江，也不仅仅是怒江，这些争论可以说是我们国家、民族在前进过程中必然的遭遇，但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对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重视，经历了由于不规范带来的阵痛，我们前行的脚步必将走得更为顺畅！

(本报记者 易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