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2007年07月30日 苏杨

  早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各种国家级公文里就多有“不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样的表述。20年后看一看，不敢说日新月异的中国的月亮比外国的圆，却敢说中国的这条弯路比外国的弯——我国的环境状况有目共睹，德国的汽车、日本的老婆、中

  事实上，先污染后治理，已被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实践证明为所有国家颠扑不破的发展公理。不仅如此，这个公理还可以推出一个定律：付出环境代价后不一定能达到发展的目的，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仍然要走，就像世界上无论哪个国家的400米正规比赛都要跑弯道一样。

  虽说公理毋须证明，但公理毕竟不是赤裸裸一目了然的真理，还是需要解释一二。何况许许多多的人算的本来是这样一本账：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例如滇池周边的企业20年间总共只创造了几十亿元产值，而要初步恢复滇池水质(达到Ⅲ类水标准)至少就得花几百亿元；淮河流域小造纸厂的产值20年累计不过500亿元，而治理其带来的污染，即便只是干流全部达到最起码的灌溉用水标准（Ⅴ类）也需要3000亿元的投入，而要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状态（Ⅲ类），则不仅花费是个可怕的数字，时间也至少需要100年！走这条弯路的损失多么大！有的人甚至还感慨如果以污染为代价发展经济无异于卖血换馒头。这种听起来“句句是真理”的观点却让我很困惑：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可是人都是理性人，都是利令智“升”。

  走弯路的亏损有多大，走捷径的收益就有多大，为什么不仅我国、全世界的聪明人都放着捷径不走呢？是因为这条公理的两条“本能”的存在理由封锁了所谓捷径。

  一是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先不说复杂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至少可简分为基本生存需要（饱暖）、生活需要、发展需要，从低到高，只能有先有后、逐步解决。基本生存需要是必须首先解决的，哪怕好像不择手段、不论代价。可以告诉未来的历史是：尽管饿急了自食其肉的事鲜闻，但“析骸以爨、易子而食”屡屡被写入正史，甚至直到已进入现代文明的1960年，在重灾区河南也不是新鲜事。饿急时的一个馒头绝对比未来的一箱人头马值钱，因为此时活下去的基本需要压倒一切，为了换取吃饱所需的那点微不足道的粮食，人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无限大，因为彼时彼境那点粮食的价值的的确确就是无限大。这种情况下卖血换馒头你能说是愚蠢吗，那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因为这样的人懂得吃饱了不饿是真理中的“宪法”。事实上，经济学也早给这种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收益的时间价值是不同的，未来的收益现在来衡量必须“贬值”，因此在“初级阶段”动用一切资源、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一点基本需要是难免的。我们现在可以抨击20世纪80年代的某些国家领导人如何用“大矿大开、小矿放开、有水快流”的开矿政策破坏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还在地方领导中遗留下来一种发展习惯，以致现在还有这么多事故此起彼伏的小煤窑，但也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又有哪一类环保抵得过温饱。事后诸葛亮往往不明白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基本道理。

  更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解决需要时的条件是不同的。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既有农民的土地可圈，更有殖民地可圈，即便如此，本国的环境还是被弄得有水皆污；美国崛起时，更是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得天独厚的资源、最难得的两次大发战争财的机会以及最多的蜂拥而至的各国精英，即便如此，也被黑风暴刮过10年，也将浩瀚的五大湖弄得至今仍然“鱼”生凋敝。我国在发展中有什么呢？内外交困，人多地少，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0年，更谈不上有靠山可吃，有殖民地可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结果就是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污染小、产值高的现代产业暂时是没我们什么份儿的。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后果也早有历史为鉴：要想大跃进，结果就是三年灾害；要想大炼钢铁，结果只能砸锅卖铁。前几年我们也曾举国上下口口声声要产业结构高级化、要搞知识经济，发达地区如珠海等尝试过后得出的教训最终还是使全国人民务实了——我们刚刚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仍然要以发展经济总量大、污染总量也大的重工业和化工业为主。就连深圳这样的现代化标兵在总结20年的发展经验时，也慨叹“及时注意了制造加工业对于扩大经济总量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在2004年最新提出的发展战略也是“现阶段产业结构应适度偏重”。因此即便到了已经开始设计“全面小康”的今天，想从根本上规避先污染后治理反而可能是死路一条。现在的条件，我们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果有桥，谁愿意一身泥一身水地慢慢折腾？

  捷径没有了，发展重化工业，似乎我们只能老老实实走别人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了。且慢，现在连这样的老路也走不通了——我国的国内资源已经难以支撑传统工业文明方式的增长，我国的环境更难以支撑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持续扩张。就是说我们现在想吃馒头也卖不起血了。我国的发展，要想不饮鸩止渴，必须走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新路。目前来看，这条新路叫做循环经济。

  走这条新路当然也是要有条件的。天佑中华，我国已是一个初步小康的国家，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已经有底气衡量经济增长的代价，已经具备了构建完整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这个时候，虽然还不能大张旗鼓地搞“治理污染至上”，但可以想方设法将污染排放物作为原料进行加工，生产出下游产品，让物资循环利用，物尽其用，这种“生产就是治理”、“点屎成金”既削减了污染排放，又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成本，朝“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实现经济增长，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进行污染治理”的目标迈出了一大步。尽管这种循环利用受技术经济水平和社会管理水平的限制，不能覆盖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但可以大大推动污染治理的积极性和深化污染治理的程度，实现主动地不要监管地“边污染边治理”，从而缩短先污染的过程，降低先污染的危害。如果这条路走得通，虽说先污染后治理仍然是公理，但这个污染已经被打了折扣，再想以污染拦住中国经济前进的快车就难了。

  当然，循环经济不可能天生，必须靠各方面政策强有力的推动。中央直到2003年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后才提科学发展观，才倡导用绿色GDP来衡量发展，就是为了“接生”循环经济这样既不违背公理又创造性地发展了公理的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粗看仍然是费时费力的弯路，但许多小地方的确截弯取直了。如果中国的这条路真的走出来了，很可能相形之下外国的弯路就真的弯了。而且,这一次的“跃进”准备是充分的，因为大家都小康了，饱暖思机遇，才会真正头脑清醒地衡量发展代价，饱暖思人欲，才会为子孙后代想一想，饱暖思待遇，才会兼顾各方面的需要。

话又说回来，尽管循环经济生逢其时且颇有水到渠成之势，但中国的事常常是“有理不一定走遍天下，无理未见得寸步难行”。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看看未来中国的循环经济之路是在螺旋式上升呢，还是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上装模作样绕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