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0-13
文/冯永锋
2007年3月份，连续几个星期六，我都是隐隐不安的。我那颗怀疑的心一直不肯停顿下来。我倒不是担心没有人来参加活动，我担心的是，“课程”无法让参加的人满意，“教学成绩”无法让河流们满意。
2006年底，想到“自然大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原始冲动”非常简单：中国的大学有许多地方需要纠偏，中国的成年人过得最寂寞，中国很需要一所引导公众进入自然的“自然大学”。自然界就在人类身边，而我们居然视而不见。自然界的美好我们很少看见，自然界的苦难我们也很少看见，哪怕自然界的苦难已经转化为了周边人的苦难，我们也仍旧视而不见。
因此，我想，应当有一种力量把沉睡者撬起来，撕掉人与人、人与自然中的那层“阻隔”，关注野花和青草，给每座山，给每条河，“都取一个名字”（海子诗）。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优秀的，我们的“沉睡”和漠然只是由于“习惯性的失望”。只需要有个有活力的组织体，把大家的失望给慢慢地赶走，把热情慢慢地激发出来，当地人就能够关注当地环境，当地人就能够改善当地环境，当地各种类型的决策就会朝环境友好方向发展。
我相信自然大学的平台是宽广的，我相信每一个学员个个身怀热情、富有诸多潜藏的技能，我也相信中国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参与到环境保护的事业中；我更相信环保组织必须与当地公众亲密来往，把根扎在当地。
然而一年之后，开始回望，我清楚，虽然我在五、六月份之后，摁捺住了那颗持续怀疑的心，并且多次希望让活动开展的“产出”更诱人，但我不得不承认，由于个人能力太差，每一次活动确实布满缺陷，我们没有让河流满意，也没有让学员、教授和观望者们满意——或者说，人和自然本来就是相通的，人与河流本来就是相通的，河流满意，人也会满意；反之亦然。
2008年1月5日，自然大学水学院借绿家园志愿者办公室举行了一次“大绘”，聘请了教授，聘请了几位专业委员，表扬了一些优秀学员；在北京地图上，绘制出了一份北京水系图；同时也踌躇满志地涌起了要开办鸟学院、老子学院、空气学院、植物学院、昆虫学院等“新年新梦想”。
此时，还有让人同样高兴的消息传来，自然大学研究中心第一个项目“老鼠药等城市毒物对城市生命的影响”也获得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小额资助。自然大学“教学与科研相长”的大骨架算是搭起来了。
但我仍旧有些不安。当两天后，我坐在开发出了“中国水污染地图”，正在开发“中国空气污染地图”的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办公室里时，这种不安更加的明显。
与中心主任马军的交谈只有几十分钟。他清晰地指出了乐水行一年来的缺陷：产出太少。
对河流水质的检测是断断续续的，对排放口的记录是随意的，对课表的制订是零乱的，早该产出的“北京水系现状图”至今也没有真正拿出来。我们虽然在北京地图上用带颜色的笔画了几十条河道，但这些积累仍旧没有办法上到网上让更多的人分享，甚至没法让一起乐水行的人分享。
显然，我们忽略了环保活动最诱人的元素。这些，恰恰是“乐水行”最基本的工作，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马军说：“想像一下，如果你们现在拿出一份上面标着密密麻麻的数据点的北京水系图，鼠标一指过去，对河流现状的记录不仅有照片，有文字描述，还有当时在场者的签名。这样的数据就是可信的，这样的成果是可以拿去与专家对话、对社会公布的。可惜，2007年没有做到，2008年如果再做不到，那么我就担心大家的热情会不会衰减。”
我说，我很清楚，对产出的盼望，其实不仅来自于社会，更多的来自内生；多少次，“学员们”希望每次的行走、检测、交流能够有一篇小小的产出；多少次，大家盼望这些小产出能够最后汇总成一份足以服人的“共同成绩单”。然而，没有，一切都是零乱的，一切都是稀拉的，一切都是“有待成形”的。
有些荒唐的是，这一年来，我的“理论成果”倒是有很多，比如“全世界的大学其实就只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公益之心去发现知识，二是以公益之心去传播知识”；比如“中国阻隔文化的四种表现形态”，比如“向大自然学习，在大自然中学习，以自然的方式学习”。但所有的理论成果都需要实证的成就来支撑，一年快过去了，我们的实证成就是什么？
所有环保组织都在意“志愿者的流失率”，当一项活动无法满足参加者内心期望的时候，流失是不可避免的。一项活动最有效的“广告方式”当然是口碑，当传诵者的积极性、热情心下降的时候，这项活动就必须想办法升级得更诱人。自然大学志在培养社会的坦荡正气，培养“激发型的社会生态”，培养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相和谐”，而这一切的根底，就是至少每次都得有一个可持续的公共产出。
马军认为，这份产出其实很简单，就是“巡河记录”，每一次的记录累积起来，持续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北京的河流变迁就会被自然大学牢牢地记在数据库里，记在每个学员的心中。
我给你一块钱，你给我一块钱，我们每人仍旧只有一块钱；我给你一点知识，你给我一点知识，我们两个人都有了“两点知识”。知识之所以是公益的，就在于他传播得越广，价值越大；知识分子之所以必须是公共的，就在于他掌握的知识不能只为自己谋利，而且要为公众利益、自然利益服务。而环保活动之所以让社会期望，就是因为环保活动的产品有其强大的公共性。可惜的是，我们的这份产品至今没有拿出。
几十亿人类个体生命的游标，一直在“自私—人类公益—自然公益”这三个标段间徘徊，谁的牵扯力大一点，游标就可能往谁的身边靠近一些，谁的召唤力弱一些，游标就可能远离它而去。自私是可能让人沉迷和执迷的，人类公益也经常受到人的照顾，但自然公益，对人的吸引力一向时有时无，若有若无。因此，如果没有一些持续给力的渠道，没有一条条便捷的道路，自然公益被忽略是很轻易的事。
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刚刚给一本名叫《生而自由——野生母狮爱尔莎传奇》的自然环保书籍写了篇评论，我给这篇评论起的题目叫“与自然‘无缝对接’需要付出代价”，因为做一个革命者，需要勇于付出代价，做一个诗人，需要勇于付出代价，做一个环保人士，也需要勇于付出代价。
因此，我心里很清楚，不管自然大学未来如何，我现在都需要为它付出代价。至少，把该做的基础性工作，做得精细些。要激发别人，首先得激发自己。
但愿明年这个时候，北京的河流会对我们表示满意，北京的鸟类也会对我们表示满意，北京的植物也会对我们表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