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惠州大亚湾石化区油库11日凌晨发生火灾，对附近本已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大亚湾生态系统影响如何？昨日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公布检测数据显示，虽然油库爆炸未发生溢油事故，但油品含量较高的消防污水仍部分进入海域，造成邻近海域海水水质油类含量有所增高。围油栏内海水油类浓度超过海洋四类水质16倍，较之2010年监测的0 .016m g/L -0.046m g/L最高超过507倍。

新闻链接：

惠州炼油厂大火 邻海域油类浓度超去年500倍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715/000627.htm

七、关键词【稀土企业 环保不达标 停产】

监管部门开始对环保不达标的稀土生产企业采取强硬措施。来自业界的消息，目前已已有多家稀土生产企业，由于环保不达标，开始停产，目前正在上马环保设备。

新闻链接：

环保不达标 多家稀土企业被迫停产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7/929947.html

八、关键词【贡当山 开矿】

一提到怒江，大家自然就会想到在怒江的水电开发之争，胶着八年的争论，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如今，国家级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内的丙中洛乡南面的贡当神山正面临被开矿的危机。有地质学家称这一地区的地质极不稳定，是泥石流多发地带，一旦对该地区进行开采，不仅要破坏自然环境，还会威胁到国家公园内十几个村子里的村民的生命安全。目前，这一大理石开采计划已经引起二千多名丙中洛乡的村民的强烈不满，已经有过多次上访和集体签名抗议。

新闻链接：

世界自然遗产地要开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acc5130100u85r.html

露天开采造成山体千疮百孔 矿山环境隐患何时消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7-14/3183632.shtml

九、关键词【敦煌 47亿 拯救计划】

古代丝绸之路的重镇敦煌，近数十年生态问题日益严峻，各项天然资源被过度开发致地下水位下降、植被退化及湿地萎缩等问题，严重威胁月牙泉及莫高窟等名胜古迹。今年6月中旬，国务院批准了用47个亿来保护敦煌生态的水利项目。水利部门的资料显示，此项目将采取“党河干流水系节水+疏勒河干流灌区节水及双塔水库生态泄水+引哈济党调水”方案。

新闻链接：

47亿生态工程救敦煌

http://www.eedu.org.cn/news/envir/homenews/201107/62106.html

十、关键词【洞庭湖 恶化】

受泥沙长期淤积、大围垦、无序挖沙等自然和人为活动影响，素有“长江之肾”美誉的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剧减，影响水源和水质，导致生物种群锐减，湖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新闻链接：

保护与发展“拉锯”：洞庭湖消失过半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7/1141310349330_1.shtml

十一、关键词【滇池 水葫芦治污】

滇池正大规模引进“最危险的外来入侵物种”---水葫芦，试图以这剂猛药，迅速改观水体污染。有关官员透露，截至目前，有关水葫芦治污措施的提法，在昆明上报的滇池治理相关工作的十二五规划中确有提及，但是，“该规划还在等待国务院最终批复”。

新闻链接：

滇池强推水葫芦治污

http://www.lwdf.cn/wwwroot/dfzk/society/252060.shtml

圈养水葫芦治污？滇池水葫芦治污工程引发争议

http://yn.yunnan.cn/html/2011-07/14/content_1718177.htm

专家称滇池水葫芦治污项目不会引发生态灾难

http://env.people.com.cn/GB/15155306.html

十二、关键词【雅戈尔 回应质疑】

7月13日，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北京发布调查报告《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称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等14家全球服装品牌目前都未能有效解决其供应商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而造成了中国水污染。报告中涉及的两家中国服装材料供应商，包括位于浙江宁波的上市公司雅戈尔，发布了公开声明，称“该份报告所涉内容与事实不符”。

新闻链接：

14家服装品牌被指涉污 雅戈尔回应质疑

http://www.eeo.com.cn/2011/0715/206228.shtml

十三、关键词【高尔夫球场 违规】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从2004年1月10日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门一律不得批准建设新的高尔夫球场项目。然而，禁令颁布7年，全国各地陆续建成了400多家高尔夫球场。绿家园江河信息曾陆续辑录过一批批违规上马的项目，后续还将继续追踪。

新闻链接：

湖南首家高球场违规扩建 项目竟为省级重点工程

http://finance.ifeng.com/news/20110712/4252187.shtml

哈尔滨高尔夫球场：无审批下运营十余年

http://hlj.people.com.cn/GB/220024/15155540.html

整治高尔夫球场，这次来真的吗？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1/0715/28053.shtml

别让高尔夫球在民生头顶乱飞

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1-07/15/c_121669781.htm

十四、关键词【陈凯歌实景话剧 环评质疑】

日前陈凯歌执导的大型实景演出项目《希夷之大理》被曝污染古城大理的环境，这已经不是陈凯歌第一次爆出因为搞艺术污染环境了。无独有偶，中国另一著名导演张艺谋也曾屡次因拍摄作品破坏环境而被质疑。

新闻链接：

陈凯歌的实景剧到底有没有环评？

http://energy.people.com.cn/dt/GB/15131567.html

剧组破坏环境应严肃追究责任

http://xmwb.news365.com.cn/zh/201107/t20110712_3084837.htm

十五、关键词【上半年 自然灾害 死亡人数】

据民政部网站消息，2011年上半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全国2.9亿人次受灾，449人死亡，100人失踪。据介绍，总体上看，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灾情接近近年同期平均水平，但局部地区受灾严重。

新闻链接：

我国上半年自然灾害造成449人死亡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7-11/094522791974.shtml

2、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故尚未画上句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07月18日崔晓火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18/120222833168.shtml

　　种种迹象表明，蓬莱19-3油田这起近年来首度公之于众的海上钻井平台漏油事故，不会再被舆论和法律所“忽略”

　　渤海蓬莱19-3油田的漏油事故尚未画上句号。

　　截至7月12日，多艘隶属于海监部门的船只，仍在距离烟台长岛县80公里外的钻井平台一带航行。它们的任务是对受石油污染的840平方公里海域进行生态环境综合监测，而这项工作可能进行数月甚至更长时间。

　　这并非国内首例海上油田漏油事故。但经政府披露，为民众所知晓，却是第一次。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发生一个多月后，事故是否因人为操作失误引起，其结论仍是一团迷雾。但是来自舆论监督的压力，正推动这起漏油事件走向问责的后续阶段。

　　隐患早已埋下

　　自从6月4日第一次漏油发生以来，负责监测的海洋局和油田的所有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均分别公布了6月4日、6月17日两次漏油的详细过程。然而，三方都迟迟未揭示事故发生真实的原因，这让公众对事件是否与人为操作失误有关，依然存疑。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事故的初步调查结果已显示，在采油过程中不当加压的操作，是造成事故的人为因素之一。综合国家海洋局及两家公司在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情况说明亦可得出结论，两次漏油都由采油的操作引起。

　　第一次漏油，初步判断发生于6月4日晚上7点之前。当天晚上7点，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才接到负责采油作业的康菲公司的电话报告。

　　康菲公司的报告称，在蓬莱19-3油田东北方向650米的海面发现油膜带。国家海洋局的调查显示，B平台的溢油直到15天之后，即6月19日才得到基本控制，而单日最大的溢油覆盖面积已达158平方公里。

　　事故发生后，康菲公司在派遣潜水员勘察之后发现了溢油来自海底一处坑体。坑体的形成是由于海底的天然断层与油藏被连通，而原油就是通过这个坑，从地下1000米处连通到海底断层地面溢出。

　　国家海洋局派驻现场勘察的专家组成员分析，油田作业方很可能是在注水驱油和岩屑回注过程中，偶然加大平台海底的地层压力，巨大的能量破坏了油藏附近的底层，原油从海底的断层直接溢出。

　　“由于采油造成油藏渗透到天然断层的这种事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极少听说。”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海洋工程系陈建民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可以说是一种意外情况。但是即便承认客观条件不可预见，也不能忽视实际操作中的问题。”

　　这位海洋石油工程专家分析，事故的原因不排除是作业方为了在短时期内增加原油的产量，过多地向底层的同一个深度和同一地点注水以达到驱油的效果。同时，采油后草率的岩屑回注，也有可能影响了海底的地层，破坏了油藏。

　　国家海洋局的调查结果也称，B平台这种海底溢油的类型，在国内尚属第一次发现。

　　如果说发生第一次漏油的B平台属于“意外情况”，那么第二次漏油的C平台则显得十分常见了。

　　6月17日上午10点30分，蓬莱19-3油田C平台C20号钻井在作业中发生井涌事故，在平台西北方向形成了长约13公里，最宽达500米的油带，溢油覆盖面积138平方公里。

　　这次溢油事故中，虽然康菲公司称现场作业方通过打水泥塞修补了渗漏点漏油，并在48小时内得到了控制，但是国家海洋局却发现，平台的溢油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基本控制。而海洋局专家组同时认定，该平台是在钻井过程中发生的井涌、侧漏，这相当于煤矿开采中的矿井塌方。

　　7月10日，当国家海洋局调查组再次登上蓬莱19-3油田出事的B平台和C平台时，他们重点检查了平台的开排罐、闭排罐。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海洋工程系教授陈建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开排罐相当于海上作业平台的压力源，通过液压设备调节海底油藏的压力。如果开排罐出现异常，海底地层就可能出现压力过大的问题。

　　蓬莱19-3油田的海底已不再平静

　　7月10日，国家海洋局检查组在平台周围再次发现了一公里长的新油膜，这表明即使石油公司宣称其在原渗漏点安装水下围油装置，但封堵漏油并不成功，仍有原油在溢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油藏工程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渤海海底地形复杂，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如果未能执行极高标准的操作，并预备好紧急情况下的应急预案，外来因素很有可能加速海底地质的内力反应，造成事故。

　　这位专家表示，忽视标准，也可能与中海油这几年急于突破产油业绩的战略有关。

　　谁为事故埋单

　　中海油之所以急于突破海上采油的“瓶颈”，是缘于其对业绩的追求。

　　2009年，中海油的产量为3925万吨，但在2010年一年内产量提高了1070万吨的。在增产的千余吨原油中，仅蓬莱19-3油田就增产250万吨，几乎是去年中海油增加产量的四分之一。

　　蓬莱19-3是迄今为止国内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中海油称这片油田为“海上大庆”。油田是康菲公司1999年5月在渤海湾的11/05区块发现的，面积约3200平方公里，主构造可采储量为5亿桶，周边地区约为3亿桶，油田于2002年12月投产。

　　但是，由于中海油对于深海油田开发技术的局限，其对于水深500米以上的深海和1500米以上的超深海油田的开采能力远不及发达国家。因此，近年来，中海油一直主动寻求海外的石油企业分担开发的风险和权益。

　　目前，多家外资企业已经获得了渤海湾区域的石油开采权，其中包括康菲石油、雪佛龙、德士古等世界级的能源企业。依照中海油和外国能源巨头的合同，中海油均要求获得勘探权的海外公司投入一定比例的资金进行区域内的勘探。而在分成方面，一般中海油获得51%的权益，外方则获得剩余的49%收益。

　　蓬莱19-3的合同模式也属于上述类型。中海油只负责业务方面的分工，而康菲石油则是实际采油的作业方，最终双方按照合同规定比例分成。

　　熟悉中海油运作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海油公司近年来一味追求业绩的同时，难免对许多细节问题疏于管理。

　　7月11日凌晨，广东惠州大亚湾石化区中海油惠州炼油厂失火。中海油惠州炼油项目是中国海油独资兴建的首个大型炼厂，位于惠州大亚湾开发区，2009年6月全面投产，以集中加工海洋高含酸重质原油为主，加工规模达1200万吨/年，是目前中国单系列最大的炼油厂。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获悉，惠州炼油厂失火次日，7月12日凌晨1:30，隶属中海油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绥中36-1油田中心平台中控发生故障，造成全油田生产关断，流程泄压火炬头排出的气体带出原油落海，溢油量大约0.1至0.15立方米，并在事发海域发现1平方公里油膜分布。

　　两个月内连续的重大事故，似乎让中海油有些手忙脚乱。

　　污染影响深远

　　数十天来，距离漏油地点最近的山东烟台市，其海监部门一直联合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和农业部海洋水产部门，共同负责巡查距离海岸12海里以内的近海区域。

　　烟台海洋与渔业局环保科主任张一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所乘的海监船只7月7日在长岛县巡视的八小时内，不断在岛屿之间的封闭海岸地带采集到油样和死鱼样本。

　　“原本我们分析可能和这次漏油有关，但长岛这一带的水质环境一直不好，所以要等检测的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

　　位于青岛的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在对油样进行解析后的第三天就公布了结果，所采油样和死鱼样本均与本次蓬莱19-3油田漏油的油体不同。所采油样或成分不明或为燃料油，而鱼的死因并非因油污污染而窒息，但具体死因不明。

　　当地海监部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即使不是因为本次漏油事件，渤海也依然是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最为严重的海区。据国家海洋局的统计，渤海的年污水入海量，占全国近五分之一。

　　对于本次漏油事件的监测仍在继续

　　国家海洋局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崔文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本次漏油事件对渤海海域的生态影响可能需要长期观察才能得出结论，而作业方在清理油污过程中使用的消油剂也可能对海体和生物造成二次污染。

　　“漏油对生物的影响体现较慢，尤其是对那些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了解。而消油剂分散到海水后较难追踪，需要对海底沉淀和海水悬浮物进行长期监测后才能做出评估。因此，最终的生态影响报告，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出。”他说。

　　不过，崔文林主任指出，针对漏油企业的生态索赔程序现在就应该启动。因为索赔也是相对长期的过程，可以先行启动程序，陆续再将对于生态影响的具体情况进行补充，并根据生态影响报告，决定索赔的最终数额。

　　7月4日，包括达尔文自然求知社、自然之友、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等在内的11家民间环保组织致信中海油、康菲公司两家石油企业，指出其涉嫌瞒报。民间组织对两家企业未能对公众负责，未能及时披露漏油事故的信息的行为，表达了遗憾。

　　次日，部分民间组织还致信这两家上市公司所在地香港联交所，要求后者给予调查。而香港联合交易所也给予答复，表示会跟进事件，但不会就这次事件评价个别公司的行为。

　　目前，民间环保组织已在筹备对两家公司，就本次污染事件提出环境公益诉讼。

　　中海油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蒋永智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中海油只有当问题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达到严重性标准时，才要披露。作为非作业者，根据被告知的信息来判断，这一事件对上市公司影响还没有达到这一标准，一经发布很可能“误导投资者”。

　　中海油有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中海油对于本次溢油事件亦会根据监管规则的要求，在必要时，履行应尽的披露义务。

　　但有关负责人未说明“必要时”的含义

　　根据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规定，溢油消息泄露或市场出现溢油传闻时，中海油就应将本次溢油事故定性为“重大事件”给予及时披露，让投资者和公众在第一时间知晓事件的原因和处理的进展。

　　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主任、环境法学教授王灿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海油作为上市公司应该第一时间公开信息。

　　“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即使两家石油公司没有公开漏油信息，国家海洋局也有义务在第一时间，公开中海油漏油事故的信息。”王灿发表示。

　　王灿发同时认为，国家海洋局应当抓紧调查此次事故的污染情况，并对污染损失尽快进行评估，根据其所造成的损失大小，向中海油以及康菲石油提出索赔。如果两家石油公司拒绝赔偿，国家海洋局应该依据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要求法院责成两大石油公司进行赔偿。

　　对于民间组织提起的环境公益诉讼，王灿发坦言要赢得诉讼目前“还比较困难”。但如果要进行，就应当在损失评估出来以后进行，若是对海洋部门也延迟信息公开起诉，“现在就可进行。”

　　诸多迹象表明，康菲公司可能成为本次漏油事故的唯一责任体

　　依据惯例，海上原油泄漏事故的作业方是直接责任者，合作方是否有责，则要看双方签订合同中是否规定。在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通报会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6日，康菲中国和中海油也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海油执行副总裁陈壁表示，“对今后的经济责任要根据最后的性质判断，根据石油合同的规定来分担各自责任。”

王灿发呼吁，国家的海洋部门今后应该对发生类似事故的石油公司进行严厉的索赔和处罚。 ★

3、康菲全球标准遭质疑渤海漏油是否被区别对待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2011-07-18 ■张一鸣

http://www.cet.com.cn/20110718/a1.htm

严重污染

渤海漏油事件的关键指标——漏油量终于在事发５０天后被公布。７月１４日，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对外发布新闻稿称，渤海漏油事件的漏油量可能达到１５００桶（２４０立方米）。

这个数字让一些石油行业的人士确认，“渤海漏油事件就是一个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７月１７日，总部在美国的一家跨国石油公司的人士告诉记者，泄漏１５００桶已经达到ＡＰＩＲＰ７５４（国际通用的一个标准，即２００８版的公益安全事故报告指南?的最严重级别。“依据该标准，海上泄漏７桶（１吨）以上的原油就称为严重污染事故，但可惜的是，这个标准并没有强制性，也不具备约束力，只是在一些环境保护意识强的西方发达国家，许多石油企业才会自觉地遵守执行。”

康菲中国对于渤海漏油事故到底如何定级？是否遵行了其全球标准？本报记者７月１５日向康菲中国企业传播及企业社会责任总监薛东明发去几个采访问题，包括康菲中国在处理渤海漏油事件时遵行的相关准则的具体内容，是否与其在其他国家执行的标准一致？但截至发稿，康菲方面并未对此做出回应。

上述石油公司人士称，跨国石油公司在海外作业时，虽然各个公司自身也会有相应的制度，但首先遵守的是所在国家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涉及到需要向公众披露的重大事故时，如果当地并没有对此有明确规定，跨国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对外披露。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认为，中海油和康菲之所以迟迟没有披露相关情况，与中国在海洋污染监管方面的制度缺失有很大关系，“但是康菲中国肯定也没有做到其全球标准的一致性。”各执一词

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渤海漏油事件中当事双方说法并不一致。

康菲公司在１４日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中称，该公司在渤海两起漏油事件发生时，“及时通报了有关监管部门以及中海油”。这与之前被媒体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说法并不一致，“６月１７日，蓬莱１９－３油田的Ｃ平台再度发生漏油事故。康菲石油才向合作方中海油通报了漏油的情况。”

如果康菲中国未对合作伙伴尽到告知义务，那么康菲将因此饱受质疑。但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却均认为康菲知情不报的可能性并不大。

“作为持股５１％的合作方，中海油对此一概不知的可能性不大。”国内一家石油公司的人士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康菲没有理由在６月４日发生第一次漏油事故时，只通知国家海洋局，而不告诉持有项目５１％股份的中海油。

一家跨国石油公司的资深工程师对此表示赞同，他告诉记者，依据国际惯例，中海油与康菲就渤海原油开采组建的项目公司中，双方都将安排相关人员，分管不同的工作。

即便如此，康菲中国并未能对公众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已让其在中国境内的品牌形象受损，分析人士认为，这将影响到其与国内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

中石化的一位人士向记者证实，康菲石油公司与中石化为合作伙伴关系，上周康菲石油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礼怀与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在北京会面。

一分为二？

与此同时，为了规避可能存在的海上漏油事故对公司的冲击，康菲已经在近期决定将炼油、销售部门剥离，成立独立的公开上市公司，负责勘探和开采石油的康菲石油为另一个公司，该工作预计在２０１２年完成。

任浩宁向记者指出，在未剥离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海上漏油事故，包括勘探与开采部门、炼油与销售部在内的所有部门将会受到拖累。剥离后，炼油与销售部门将成为独立的上市公司，自负盈亏，对原油勘探和开采过程中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连带责任。

“ＢＰ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的高额赔偿，就是典型案例，这说明当前原油勘探与开采领域风险极高，一旦发生漏油事故将面临巨额赔偿。康菲将两部分业务分离，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原油勘探和开采板块带来的损失拖累其他部门，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一旦剥离成功，康菲将成为国际上排名前５位的跨国石油公司中，首家实现一分为二的企业，但薛东明１５日向记者否认了上述举措与渤海污染事故有关。

依据国家海洋局的一位人士的说法，渤海漏油事件最终的漏油量还有待最终的评估，康菲公司在新闻稿中称，公司正在与独立的第三方专家一起核实溢油总量。山东省海洋渔业厅原副厅长、巡视员王诗成曾表示，依据《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评估方法》，规定造成５０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缴纳１０００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造成１０００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当缴纳２亿元损失补偿费。

4、渤海湾事故再现环责险制度缺失

来源: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2011-07-16郭斐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10716/242442.html

作为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环责险，因投保率极低、污染评估认定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在国内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仍未被遏制的渤海蓬莱油田漏油事件再次将环境责任险(以下简称“环责险”)推至公众面前。

　　6月4日至21日，中国最大海上油气田蓬莱19-3的B平台和C平台相继发生溢油事故。7月14日，国家海洋局发布消息称，发生溢油事故的两平台仍有油花冒出，已对渤海海洋环境构成巨大威胁，再次发生溢油的可能随时存在。介于此，国家海洋局已命令康菲公司停止作业。

　　与英国石油公司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一样，最大的受害方无疑是海洋生态环境以及当地渔业、旅游业。

　　然而，作为以被保险人因玷污或污染水、土地或空气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为保险对象的环责险，因投保率极低、污染评估认定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在国内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境地。

　　近日，深圳将把试点企业开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情况新增为企业环境管理的参考指标，业界认为，这将有效促进当地企业对环责险的重视程度。

　　低投保率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称，漏油事件带来环境污染损失引起的法律索赔可能会是天价，因此，关键看该项目是否投保了能够覆盖赔偿以及污染清理费用的环责险，不过很多大型国企一般设有“安全生产保证基金”而不投环责险。据未经证实的消息称，该油田项目并没有投环责险。

　　国内通常的惯例是，污染事故发生后，绝大部分损失由受害者、企业、政府和社会承担;企业承担不了宣告破产，环境污染后果往往是无人承担。目前最需要购买环责险的企业是石油石化、化工企业以及在生产或流通环节中产生大量有毒有害化学物质的企业。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突发事件高峰期，环境风险不容忽视。数据显示，仅2010年就发生了156起突发环境事件。目前我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相应的防范机制却存在缺陷导致污染事故频发，我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200亿元。

　　瑞士再保险北京分公司总经理陆勤认为，发达国家在上百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是分阶段出现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却在近二十多年来多区域、多方面及多形式的环境风险相对集中爆发，从而导致近几年明显出现突发环境事件高发期的态势。

　　环境风险频频爆发，环责险却并没有太大市场。

　　以深圳为例，近三年来，全市仅有8家企业投保，总保额1600万元，远远不足以覆盖环境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人保财险2010年在武汉承保了9家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而这样的成绩在财险界已属不错。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的多家财险公司负责人均表示情况不乐观。尽管包括环责险在内的责任险保费收入在很多财险公司五大险种排名第三，但一个业内流传的数据是，环责险保费在很多财险公司未占到保费收入的1%。

　　“推广很难。”一家中资财险公司负责人坦言。在排污、环境保护措施上管控较严的企业认为自己企业措施得当，不会有风险而不愿多花钱购买环责险。而对于环境保护措施不够得力的企业来说，“即使它们很想买环责险，但我们也不敢接这种单子，因为环境污染突发事故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往往上亿元，承保必须审慎。”

　　目前全国最大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项目由太保主承保，承保苏州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10年6月，第一批集体投保企业66家，总保额1.32亿元，合作模式采取了集体投保、专业承办、共同承保的方式，引入了保险经纪人机制。

　　制度缺失

　　环责险投保率低的原因在于相关责任法律制度、侵权法规体系的缺失。“《环保法》目前并无涉及环境责任险相关条款的法规，而企业在遇到环境污染问题时，往往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从而抑制环境责任险的推进。”在6月召开的日内瓦协会国际责任保险大会上，国家环保局宣传教育司副司长贾峰如是表示。

　　来自环保局的数据显示，全国目前只有1600多家企业购买环境责任险，其中生产型企业仅占11%左右。而从其他国家的实践看，环责险很多采用了强制投保或者担保等形式。比如，美国政府部门要求相关的高风险企业提交经济偿付能力证明，一旦发生污染，将对企业处以重罚。巴西已经建立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德国和印度都通过专门的立法强制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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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耐克等被指排放环境激素类物质

来源：法制网2011年07月18日郄建荣

http://legal.people.com.cn/h/2011/0718/c226563-134341191.html

一家环保组织日前发布报告称,包括耐克、阿迪达斯、李宁等知名服装品牌供应商向中国江河排放环境激素类物质。这家环保组织说,这是他们最近完成的《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所发现的。

这家环保组织表示,此项调查共进行了1年多,所有数据经过采样调查。自去年春天起,这家环保组织曾数次对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和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所排的废水进行取样,并将样本分别送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绿色和平研究实验室以及荷兰Omegam独立环境分析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废水中的主要有毒有害物质为壬基酚(NP)、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全氟辛酸(PFOA)。这些物质干扰生物的内分泌,对生殖系统具有毒性,并对免疫系统和肝脏有影响。研究表明,这些物质即使含量很少,也极具危害性。

据这家环保组织介绍,欧盟、美国及相关国际公约均已对这些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了管制。中国政府也于2011年1月将壬基酚列入《中国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目录》。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全氟辛烷磺酸(PFOS)和壬基酚(NP)的使用正在逐渐减少,但在中国,其用量却仍呈增加趋势。这家环保组织要求,这些品牌立即承诺淘汰和消除其供应链中使用和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

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境内70%的河流、湖泊和水库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20%的有机污染物是由工业废水排放所致。这家环保组织称,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纺织业消耗大量的具有持久性和危害性的化学品,成为水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他们呼吁中国政府以预防性原则为基础建立系统性的化学品管理体系,以逐步减少并彻底消除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和排放。

6、我国将逐步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7月18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7/18/c_121680548.htm

　　据新华社电中国将创新体制机制，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健全节能环保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法规。

　　正在贵阳举行的“2011生态文明贵阳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将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逐步建设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节能环保标准体系建设，建立领跑者标准制度，严格建立低碳产品的标识和认证制度。

　　解振华说，中国将理顺资源型产品价格，加大差别电价和惩罚性电价实施力度，深化政府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和产品的激励机制，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大各类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低碳项目的信贷支持力度，建立银行绿色评级制，并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新兴产业，抑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

　　据介绍，“十二五”期间，中国计划建设100个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50个城市矿产示范基地，5个再制造产业集聚区，实施工业过程温室气体控排技术示范工程，碳普及利用和封存技术示范项目和高排放产品节约替代工程。同时，实施循环经济十大工程，创建百个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和乡镇，培育千家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由试点向示范推广的转变。

7、北京首次提出“以水控人”制度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2011-07-18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7/1141310949284_1.shtml

　　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日前在市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上强调，京城将建立起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规模的制度，把水的管理贯彻到“以业控人、以房管人”之中。对此，有评论认为，此举是首都“首次以水资源承载量控制人口规模”的明确表态。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首都做为全国最缺水的大城市之一，水危机日益严重。此次明确“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值得关注。

　　京城水危机迫在眉睫

　　地处华北平原的北京市，历来属于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量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水资源告急的形势越发严峻。

　　据记者了解，当前北京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从多年前的不足300立方米，降至近几年的100立方米左右，远低于国际人均10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成为我国最为缺水的大城市之一。

　　刘淇在当日大会上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强调：“近10年来，我们以年均不足21亿立方米的水资源保障了36亿立方米的用水需求。”

　　当用21亿立方米除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最新统计的首都近两千万(1961.2万)人口后，结果是“全市人均水资源不足105立方米”。

　　用一个简单的换算可得出更为直观的结果，105立方米相当于105000升，折合成19升/桶的桶装水约为5526桶;按照一个三口之家平均每月消耗四桶水供饮用计算，115年后，105立方米水资源将消耗殆尽。

　　“尽管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还是客观体现了京城缺水的现状。”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水循环与水文过程研究室主任宋献方对本报记者强调，目前现状要求我们采取源头节约用水、后续中水回用、南水北调、以及海水淡化等手段予以弥补，才能缓解迫在眉睫的水资源危机。

　　“最严管理”待落实

　　刘淇表示，北京要坚持首善一流标准，走中国特色水利现代化道路，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管理，促进水务工作可持续发展。

　　当日，“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被首先提及。刘淇强调，首都要按照节流与开源并重、保护与利用并举的原则，建立全市区域用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严格实行区域和行业用水总量控制。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十二五”规划人口问题顾问陆杰华就此认为，京城此举旨在建立水资源预警机制，借助可测量的城市人均用水量，对应人口红线，量化人口管控现状和城市资源的承载能力。

　　中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彭刚对本报记者表示，对于遭遇人口膨胀的首都而言，水资源等自然资源与公共资源呈现紧张状态，通过诸如提升收费价格等经济手段调节分配只是辅助之策，根源还需通过行之有效的管理措施来节约和扩充资源。

　　“节水宣传是一方面，完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及引水工程才是良策。”彭刚认为，此次明确的最严管理制度值得关注。他强调，“节水”应该成为生活“常态”。

　　据记者了解，为落实“最严管理”，北京还明确将完善城市防洪排涝系统，以最大限度收集“雨洪资源”再利用;在大力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的基础上，强调充分利用海水淡化、污水处理等科技手段保障全面落实水资源管理制度。

此外，随着“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的逐步推进，长江水预计会在2014年引入北京，届时每年将有10亿立方米长江水进入北京境内，缓解北京城区用水压力。

8、杭州一生态公园数百树木被毁 执法局已介入调查

来源: 京华时报2011-07-18　

http://news.china.com.cn/env/2011-07/18/content_23009126.htm

据《钱江晚报》报道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上塘生态公园五六百棵绿树被推土机推倒。拱墅区绿化办16日称，这些树木是绿化办种植的，此次仅苗木损失就价值百万元，他们事前对毁绿事件并不知情。目前拱墅区执法局已介入调查。

五六百棵树被推倒

16日，在位于杭州市拱墅区的上塘生态公园，地面上凌乱散落着被锯成段的树干，一辆推土机停在高高的土堆上。一路走去，十多棵胸径较小的树木横陈路边，胸径达二三十厘米的香樟树被埋入土中，另有银杏、柳树、冬青、榆树、雪松、丛杨木等大树，很多树木胸径约20厘米左右。

“这里原先有个小水塘，水塘边绿地面积很大，其中被毁面积1000多平方米，至少五六百棵树木，具体数字我们这几天将仔细清点。”拱墅区绿化办工作人员周斌在7月15日16时接到养护单位报告后，立刻赶来现场，但已来不及阻止毁绿行为。

绿化办称损失百万

周斌说，推倒这些树木，未经绿化部门审批；这些树木被救活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据拱墅区绿化办工作人员介绍，绿化办是向当地村民租地种树，在行内叫做“租地绿化”。此举既可改善村民生活质量，又能增加杭州的绿地面积。这个生态公园树木的产权属于拱墅区绿化办，土地租期30年，也远未到期。

被毁的按600棵树，按市场价粗略计算，香樟每棵两三千元，银杏每棵三四千元，榆树每棵一千元左右，柳树、冬青等每棵数百元，总价值约百万元。

拱墅区执法局介入

据悉，毁绿地点位于原金星村地块，当地村民说，他们的土地被桃源指挥部征用了。上塘生态公园旁边的高楼就是桃源指挥部建设的。

拱墅区绿化办15日已向拱墅区执法局反映情况。拱墅区执法局有关负责人确认，该地块属桃源指挥部。执法局值班人员曾到现场联系桃源指挥部，但双休日无人上班，周一应该能联系上，该局将迅速调查核实，尽快向媒体公布调查结果及是否处罚和赔偿。

9、钱正英：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水价太低

来源：财经2011-07-18马国川

http://www.china5e.com/show.php?contentid=186076

7月8日至9日，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名义召开的水利工作会议，备受社会各界瞩目。

“这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将迎来中国水利建设新高潮。”水利部前部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钱正英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要把握好历史机遇，将中国水利事业从近代水利推向现代水利。”

今年88岁的钱正英是新中国水利事业的领导者。她29岁时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51岁起担任部长。直至1988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她在水利部门工作了36年。

“我虽然离开了水利部，但是我仍在研究中国的水利问题。”这位水利界的元老回顾了中国水利60年间所走过的曲折历程，“经过多年努力，我们已基本完成近代水利，水资源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

但是，钱正英也清醒地指出，“‘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

“中国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钱正英说，“中国应当自觉地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和河流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观念。”

“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

《财经》：最近召开了高规格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而在今年年初，中央还公布了“1号文件”《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对水利全面工作进行部署。这些事实是否说明，水利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了重视？

钱正英：是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水利的重要性。亚洲许多国家都重视水利，但水利对中国尤为关系重大，这是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决定的。中华民族的发展与治水分不开，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反映了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要求和愿望。

回顾历史，我感慨良多。从我小时候起，每天报上长篇累牍都是水旱灾害。旱的时候，不少地方以观音土充饥，甚至发生人食人的惨剧。大水的时候是一片汪洋，饿殍载道，流民遍野。连年的水旱灾害，每一次受灾人口都达千百万。

可以说，严重的水旱灾害，已经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了。1949年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白皮书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各届政府都不能养活自己的百姓。为什么？因为水旱灾害频繁，粮食收成没有办法保证。而且水旱灾害最容易造成大量逃荒的流民，进而导致极大的社会稳定问题。

《财经》：其实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水利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都是享誉世界的水利工程。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水利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钱正英：中国的古代水利确实是很辉煌的，秦朝以后有三次水利大发展，分别是秦汉时期、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带动了人口大增长。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水利的基础学科开始建立，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为提高。

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外侮内乱，国力衰退。水利不但不能赶上世界的发展，相反已有的水利设施都无力维修，效益退化。世界各国进入了近代水利，中国却停滞不前，甚至于古代水利的成果都毁坏了。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加快了进入近代水利的步伐，追赶那些已经进入近代水利的国家。经过60年的奋斗，中国水利发生了历史性、根本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口13亿多，比建国之初多了两倍，中国人民衣食无忧，社会稳定，靠的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建设了各种水利工程，常遇水旱灾害得到初步控制。

刚解放的时候，中国的灌溉面积只有2亿多亩，现在已经有10亿多亩了，保障了粮食的供应，不再靠天吃饭。农业建立了高产稳产的基础，城市工业也得到快速发展。现在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都平稳了，支流的洪水基本上也能够得到控制。比如，去年长江上游的暴雨，如果没有三峡大坝，肯定紧张得一塌糊涂，压力不会小于1998年。

虽然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但并不是一帆风顺，中间经过了很多的曲折和挫折。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追求政绩，不愿意往这块投入。义务劳动现在没有了，也没有资金投入，中小型的水利工程没有继续修建，过去修的一些有损害也得不到及时维修和整治提高。

“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

《财经》：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水资源开发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目前中国水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钱正英：一般认为，中国水利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水多、水少、水脏”。不过，对这三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

水多，指的是洪水问题。洪水是中国的大患，江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江河洪灾则是由于人类在开发江河冲积平原的过程中，进入洪泛的高风险区而产生的问题。历史上，人类为了开发江河冲积平原，不断修筑堤防，与水争地，从而缩小了洪水宣泄和调蓄的空间，当洪水量超过人们给予江河的蓄泄能力时，堤防溃决，形成洪灾。

我们应当实行战略转变，要从无序、无节制地与洪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地与洪水协调共处。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堤防系统已经达到25万千米的规模，不宜再增建和加高，而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加固，并充分利用各类分、蓄、行洪区，解决超标准的洪水。

水少，指的是水资源量问题，多以人均狭义的水资源量为衡量的指标。所谓狭义水资源，是指降水后形成的河、湖等地表径流和地下浅层水的径流，并不包括全部降水。而人均水资源量指标，又包含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因素。在湿润和半湿润地区，既有灌溉农业，又有雨育农业，可以养育的人口较多，人均水资源量可能并不是很高；而在干旱地区，虽然单位面积产水量不高，但因人口较少，人均水资源量却可能相当高。

因此，对于不同气候区的人均水资源量，其实是没有可比性的。例如，根据2007年水资源公报，处于干旱区的新疆，人均水资源量为4123立方米；而处于湿润区的江苏和广东，人均水资源量只有650立方米和1673立方米。中国东部受季风的影响，各年间降水变化较大。在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遇降水较多的年份，各种用水特别是农业用水会比较充分；而遇降水较少的年份，各种用水紧张、农业用水不足，就会感到水荒。因此，水少的问题是出现在某些年份的某些地区。

《财经》：建国以来进行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对调剂年际和年内的水资源分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用水可能越来越多，中国的水资源问题能否支持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钱正英：一些人的认识仍停留在粗放的农业社会的水平，误以为发展工业将大量增加用水。其实，进入工业社会后，农业人口将减少，粗放农业有条件改造为现代农业，现代农业加现代工业用水总量将比粗放农业用水量减少。

事实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中二三产业的比重相应提升，以及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的增强、循环经济的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用水总量已从快速增长转为微增长、零增长以至负增长。

美国人上世纪70年代前后有两次对本国水资源的评价，第一次认为水不够，第二次研究发现，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社会经济继续发展。中国自1997年以来，也开始进入微增长时期。只要实现战略转变，中国的水资源完全可以支持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我和一位英国人讲过，我说中国人的水资源够用，中国人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说中国人养活不了中国人是没有道理的。

从1999年开始，我们在中国工程院组织跨学科、跨部门的研究团队，持续工作了12年，完成了六个研究项目，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通过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农业，中国可以基本立足于现有规模的耕地和灌溉用水量，满足今后16亿人口的农产品[17.46 1.99% 股吧]需要。但必须严格控制人口的继续增长，同时加强需水管理，做到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需水也逐步达到零增长。中国水资源的总体战略是：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财经》：您认为中国水利主要问题并非洪水和水资源量，那应当是什么？

钱正英：水多和水少都是自然赋予我们的条件，中国水利面临的真正危机在于，不少地方由于水质污染和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水环境的不断退化，其主要表现为水质恶化、地下水位下降、河湖干涸、湿地消失等等。

这种退化趋势如不能及时有效扭转，将威胁到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才是当前中国水利面临的最大问题。

“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

《财经》：水环境退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钱正英：2000年7月，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同志主持国务院会议，听取了我们关于《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可。2001年元旦的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温家宝同志向我提出：“关于水资源的合作很愉快，愿意继续合作。”于是，我们这个科研团队又选定了《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我参加了第一次考察，亲眼看到，许多内陆河流由于上中游大量引水灌溉，使下游水量减少以至断流，河流的终端湖泊干涸，形成荒漠。有些河流在中游水库蓄水之日，即下游断流之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我看到世界第五大内流河塔里木河下游的终点台特马湖已化为沙漠，原因就是西大海子水库的建设令一边的河道干涸了。

与此同时，由于水利建设和管理的粗放，许多大中型灌区大水漫灌，灌区土壤盐碱化非常严重。在沙漠边缘地区，由于超采地下水，天然植被衰亡，加重了沙化，甚至出现了“人进沙进，人退沙退”的局面。这次考察，我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开始对过去的水利工作进行反思，认为过去水利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粗放和过度。

“非典”之后，国务院开始正常办公。国务院有一个学术讲座，温总理点名要我去讲水利，我就讲到这些问题，我对在座的部长们说，“这不是现任水利部长的责任，是我当年当部长时的责任。”

《财经》：这种承担责任的勇气，非常难能可贵。

钱正英：周恩来总理说，活到老，学到老。我在学习的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河流开发利用和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引发了河流自身和周边环境的一系列问题。

中国近几十年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水利建设，海河、辽河等河流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大于40%，超过国际公认的合理值，影响了河流的自然功能和永续利用。我过去主持水利部工作，犯了一个错误，只注重社会经济用水，没认识到首先要保证河流的生态与环境需水；只研究开发水源，而不注意提高用水的效率与效益。现在我们水利部门留下来的传统思维仍是注重社会经济用水，对生态与环境需水注意不够，注重开发利用水资源，对保护与节约水资源注意不够，这个错误的源头在我。

在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中国河流的现状和问题，我们提出了“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新观点：一方面，人类为了本身的发展，必须开发、利用和改造河流；另一方面，利用要有限度，改造必须适当，不能损害河流的自然功能，要保持河流的永续利用。从水资源的战略角度看，要转变观念，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还提出，目前中国在水资源管理方面存在许多误区，水利部门要从传统的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近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宣传这些观点。

《财经》：从供水管理转向需水管理，是不是说，水利工作的重点不是调水而是节水？

钱正英：对。整个水利工作都应贯彻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三先三后”精神，将水资源投资重点转向节水、防污和环保。各地水利投资，要改变“中央投资用于开源，地方投资用于节水”的做法。

此外，还应积极、有步骤地推行水价改革。西方国家把推行水价改革作为加强需水管理的首要措施；在中国，实践证明，推行水价改革也是促进节水的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措施。当前，许多城市的自来水管网漏损水量达到15%甚至20%以上，工农业生产和生活用水浪费严重，主要原因就是水价太低。

自觉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

《财经》：建国之后，一直提倡“改造自然”。从“与天斗其乐无穷”的斗争思想，到“人与河流和谐共存”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理念，是一个非常重大而可贵的思想转变。

钱正英：客观地说，建国之初改造河流也是对的。“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河流不整治也不行。和谐共存也要有一个基础，如果不能实现对河流的一定的控制，你要和谐，它不和你和谐。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用工程技术把大江大河都控制住了，江河建成了新的格局。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经到了世界水平的前列，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标志。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是水资源没有充分开发，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保护水环境，特别要防治污染和地下水超采。当然，从全国来说，各个地区发展并不平衡；我国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南地区水利发展还比较滞后，这也是我当部长时留下的问题，还需要修建一些大、中型水利工程；在东、中部地区，需要加强中小水利工程的整修和管理并防治污染。

《财经》：近年来，您一再呼吁中国水利要从近代水利转向现代水利。近代水利和现代水利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钱正英：近代水利注重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现代水利注重的是水资源的管理和水环境的保护。“二战”以后，世界的先进国家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水利。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中国从整体来说，基本完成近代水利，现在应该自觉地转变发展方式。

《财经》：毕竟中国还是一个工业社会，还没有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

钱正英：中国地域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例如，在新疆，我们就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新疆并不是因缺水而不能办工业，而是因为没有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农业生产过于粗放。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用水过多，影响环境。在最缺水的吐鲁番市，当地领导同志总结他们的矛盾是：以95%的水资源支持为GDP贡献5%的农业，只剩5%的水来支持为GDP贡献95%的工业。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社会开始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阶段，水利要适应后工业社会时期的要求，我们应自觉把水利工作逐渐引入到后工业时期，实现从近代水利到现代水利的转变。从传统的供水管理为主，转向以需水管理为主。从过去的“粗放管理，过度开发”，转向加强水资源的管理，保护水环境。

中国水利必须从近代水利走向现代水利。要实现这个历史性转变，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树立人与河流和谐发展的观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我相信，这一次水利高潮，将消除过去高潮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面性。特别希望能够弥补我过去主持水利工作中存在的“重大型轻中小型、重骨干轻配套、重建设轻管理、重水量轻水质”的缺点，将水利建设带入一个新的阶段。

10、鄂竟平：专家称南水北调得大于失 解决北方用水根本措施

来源：瞭望2011年07月16日　王健君王仁贵

http://news.sina.com.cn/c/2011-07-16/043322823284.shtml

　　“要用战略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水资源配置，不能用微观眼光看待，局限于一时一域。南水北调工程是解决我国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困境的根本性措施。”

　　“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已经过去了8年，投资和工程才完成三分之一。”7月7日，事关未来十年中国水资源战略走向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召开前一天，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1号的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新址，面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履任主任职务满一年的鄂竟平第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言谈间充满了对这项世纪工程的期盼和信心，同时还有些许对工程进展的忧虑和急切。

　　尽管已与水利打了近36年交道，对南水北调工程也较为熟悉，但在过去的一年，鄂竟平还是给自己立了“规矩”，一年之内密集调研，不公开发言。据本刊记者不完全统计，一年间他15次到工程一线调研，尤其是中线工程现场。他的解释是，“刚来，一下子吃不透，担心有些话说得不客观，需要一段时间调查研究，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正是因为这一年的大量调研，鄂竟平从国家改革发展的宏观层面，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南水北调工程在中国水资源战略配置中的全局位置和战略意义；也看到工程进展与解决水资源危机之间的巨大差距，了解到部分公众和舆论对工程的一些误解……

　　正如鄂竟平去年此时履新致辞所言，“面对要靠一车车土、一根根钢筋来实现建设目标的巨大工程，要说实话、办实事、以实待人。”今天，他郑重地告诉本刊记者，希望对关注中国水资源命运的人，讲出这一年来自己的所见和所思。

　　解决黄淮海地区缺水的根本之策

　　《瞭望》：作为世界最大的调水工程，南水北调被定义为“缓解我国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状况，促进水资源整体优化配置的重大战略性基础设施”，那么目前中国北方水资源问题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你一直强调调水是解决北方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根本之策？

　　鄂竟平：中国是贫水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100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28%，且时空分布不均。尤其是黄(河)淮(河)海(河)地区，水资源最为匮乏，人均462立方米，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其中，京津两市所在的海河流域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92立方米，还不如中东地区的以色列(365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7。

　　黄淮海流域总人口4.4亿，约占全国人口的35%，GDP约占全国的31%，人口密度大，大中城市多，在中国国民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水资源量仅占全国总量的7.2%。同时，人口还在快速增加，水还在不断减少。

　　目前，随着全球气温升高，地表降水和地表蒸发量都在变化，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总量长期持续减少。据统计，近30年来，黄河、淮河、海河、松辽的水资源量减少13%，其中海河流域水资源量已减少25%。因此，使原本供需矛盾就十分尖锐的黄淮海地区水资源形势更加严峻了，尤其是华北地区，最甚的是北京。其实，北京地区的供水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就是靠着超采地下水。黄淮海地区每年超采的地下水大概在60亿~70亿立方米，北京超采得更严重，每年地下水水位下降1.3米左右。

　　有些地下水还可以靠后期降雨回补，但有些却不能。比如，超采深层地下水就很难回补，超采一方，就少一方。目前，超采深层地下水量占每年黄淮海地区超采地下水总量的40%左右。尽管如此，现有的深井也难以继续维持需求，有些井的出水量已经不及过去的50%。当前，黄淮海地区就是这么对付过来的，可以说这一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已经到了临界状态。所以，要想保障黄淮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尽快提供新的、足量的、稳定的水源，调水是必然的。因此，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建设南水北调工程是非常英明的。

　　《瞭望》：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困境，除了调水，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比如海水淡化、再生水利用。

　　鄂竟平：传统的有两个方法，其一，节水，把不该浪费的水利用好。其二，开辟新资源。如：境外调水、海水淡化和中水回用等。

　　节水是一条应该长期坚持的国策，是革命性的措施，有必要大力抓。实际上，这几年，京津等省市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投入也很大，社会公众的节水意识也大为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水资源供需矛盾。但每年仍然要大量超采地下水。原因很简单，一是节水需要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二是投入也越来越大；三是节约到一定程度，再节约就很难了；四是节水是有限度的。不浪费可以做到，但北方地区如此众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且还在持续增加和发展并要维系良好环境，每天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用水必须消耗，再努力节水仍然有巨大的供需差。

　　经过这几年探索，海水利用在技术上有突破性的进展，在一些特殊地区，前景还是不错的。但就一个大城市来说，把希望放在海水淡化上，通过淡化手段使其成为稳定的常规水源，确实还有不少问题。

　　现在，天津、青岛和威海等地已经有了一批海水淡化工厂，目前我国大概一天能生产40万吨淡水(全球每天生产3500万吨)，发展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海水的淡化利用到目前还有些问题需要研究。其一，每淡化一方水5~7元的造价成本，能否承受。其二，生产过程大量消能，一方水至少要用4.5度电。如果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的调水量都采用海水淡化，至少要耗电800亿度，大概相当广西自治区2009年全年用电量。如用火电，要耗煤3000万吨。其三，海水淡化后的水质问题，长期饮用到底对人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国外应用一般要在淡化水中掺入3/4或4/5的天然水。其四，海水淡化会盐化海域，影响海洋生态。每年淡化几百万立方米水还没关系，如果在渤海湾每年淡化12亿立方米(南水北调中线的北京市受水规模)的水量，生态后果难以想象。

　　近几年，大家都注意到了中水回用，仅北京一年就利用再生水6.8亿立方米，中水回用率达60%，但中水回用是有条件的，是受到局限的，只能部分帮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现在看，黄淮海地区节水和中水回用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能解决缺水问题，那就只能靠调水了。

　　《瞭望》：现在，解决北方地区水资源困境，好像也只有调水一条现实道路了。

　　鄂竟平：以北京市为例，按照规划，南水北调每年为北京提供12亿立方米的水，多于现在城区的供水量，大于地下水超采量，这样，城区水资源需求就能有效保障，原来供给城区的水资源就可以转到其他方面去了，也不用再超采地下水了，一下子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这两年，北京的用水之所以这么安定，就是因为利用了南水北调已经修好的近300公里工程(即石家庄至北京段的工程，简称京石段)，两次从河北四个大型水库调剂给北京宝贵的6.7亿立方米水。否则，没有南水北调京石段，很难想象这两年北京水资源会紧张到什么程度。但这只是临时调水，完全是“穷人帮穷人”。尽管这样，已经能感受到南水北调工程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充分体现了水资源配置的效益。

　　因此，南水北调确实是解决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淮海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的根本性措施，我认为现在还认识得不够，努力得不够。

　　中国治水要“算大账”

　　《瞭望》：南水北调工程自开工以来，断断续续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和质疑，尤其是近两年来，来自社会公众和某些学者的批评声音还甚高，参与工程的建设者甚至有“社会上说起调水工程好像犯了错一样”的感觉，你怎样看待这种争议和分歧？

　　鄂竟平：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战略眼光。对待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来看，并且既着眼现在，又要考虑长远。

　　水利是一个特殊行业，和机械、电子等行业完全不同，研究的多是战略性的大布局问题。机械、电子业可以在有限时间内在实验室里24小时1:1的反复试验，而治水就不行。它到底科学不科学，你说怎么试验？不讲别的，就拿防洪工程来说，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来一次大洪水。你修的防洪工程是否科学合理，只有经过大洪水考验才知道，试验周期太长，不易说清。我们这些人，干了几十年水利工作，从来不敢说自己是专家，说话都是很小心的。

　　我认为，水利的确是个非常复杂、难以琢磨的自然学科，更是一门社会科学。兴修任何水利工程，不但有工程技术问题，也会涉及众多领域。别的不说，仅是水价的变化，就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记得1997年我到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时，就看到一份资料。改革开放初期，钱学森同志到黄河考察，回到北京后就给黄委会写了封满满两页纸的信。讲到了治水的复杂性和难度，他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说：比起治理黄河来，人造卫星就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这就是水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议论纷纷的原因，因为它看似简单，其实太复杂了，很难一下子就说清哪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但就目前来说，水利确保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任务不可争论，北方地区因水资源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因素的现状不容争论，通过调水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供需矛盾的事实也不应争论。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水资源的配置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维持良好生态须臾离不开水。别的不说，人要喝水，生产粮食要靠水，这两样差一点都不行。其他资源尚且可以找到替代品，如不用煤、石油，还可以考虑别的替代能源。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根本没有办法替代，找不到替代品，不可能饮用其他液体。就目前的科技手段，通过其他方式也不可能再造水资源。因此，在水的问题上，一定要认清其基本特性，水的“唯一性”就不允许我们停留在争论上，经济发展不允许，人的生存和发展更不允许。

　　中国的水资源问题，大家很熟悉的是“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其实，还有一个与水有关的基本国情就是“北方土多，南方土少”。仅黄淮海区域的耕地就有7亿多亩，占全国比重的近40%。最近，国土资源部做了一次大调查，认为中国集中连片的耕地后备资源1.1亿亩，都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又是缺水干旱地区。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北方耕地。但农业生产没有水，还是不行。

　　我国的水资源分布和经济社会布局的严重不协调，水土配置更甚的基本国情，也决定了我们必须从全国大局的高度，用发展、科学、辩证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水资源配置问题，以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瞭望》：现在，争议较多的是对调水地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鄂竟平：影响是事实，肯定存在影响。任何事情都会有“得”有“失”，关键要看是不是“势在必得”，是不是“得不偿失”，是不是“失而可容”。这就更需要以战略全局的眼光，科学对待调水工程。是不是应该调水？调水后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能不能容忍？要从战略上评估。

　　关于是不是“势在必得”，前面我已讲过了，黄淮海地区的人要喝水，经济、生态要用水，而现有水又不够，采取了别的措施仍不够，所以只能调水。不调水也可以，就要把人迁走，不发展经济，这肯定是不行的。关于是不是“得不偿失”和“失而可容”，需要全面地看问题。就以南水北调工程为例，东、中线一期工程调水近183亿立方米，可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将使北京、天津等近百座大中城市摆脱水制约，受益人口过亿，保障了六省市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生态环境，有“得”。但同时占用耕地97万亩，移民近45万人，并给汉江下游生产、生活和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等，有“失”。但“得”“失”相比，显而易见，“得”远大于“失”。与此同时，在修建干线工程时，正在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努力消除因“失”而造成的影响。

　　人类和大自然共同组成世界，不可能独立生存。人类生活生产，必然要和自然打交道，在从自然界索取资源能源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对自然有影响，关键在于到底有多大影响？就南水北调中线而言，从汉江调水后，一定会对下游有影响。算来算去，对汉江调水断面以下的影响，表现在汉江下游的水位有20~50厘米左右的变化，这会对当地的生活、生产和生态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国家决定在这一江段实施了100多亿元投资的四项治理工程：从以万计流量的长江开岔引水补偿汉江；修建兴隆水利枢纽进行调蓄；疏浚汉江航道；改造引水闸门。这四项工程一修，可以明显地减少调水影响。

　　我们分析任何事物，都需要两分法。调水也是。比如，丹江口水库大坝加高引水，一方面引走近100亿方水，对汉江下游造成负面影响，但同时这一地区的防洪压力将明显减小，可使汉江中下游地区的防洪标准由目前的20年一遇提到100年一遇，可基本解除洪水威胁，对此也应有客观认识。

　　应该说，现在很多人既把负面影响给夸大了，又把调水效益说小了，同时又忽视了在消除负面影响方面所采取的举措，不客观。在水资源的配置上，我觉得中央几个大的决策都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决定建设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并要求加快是非常必要的。华北地区人口经济规模巨大，战略地位重要，人要喝水，要吃粮，经济社会和生态都要发展。如果不调水，这个区域怎么办？那就还剩一条路了，就是把这里的人迁出去一部分。暂且不说2000万人口的北京市能不能迁，就是迁出去，往哪儿迁？还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即便迁到长江边，迁出的人仍要吃、要喝，还要发展经济，同样需要有巨大的耗水，同样要靠江河供给水资源，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要正确认识调水产生的负面影响，全力采取措施减少损失。

　　水资源配置不同于其他资源的配置。时间上分布不均，可以靠水库。空间上分布不均，只能靠调水。希望全社会都能正确认识这个问题。这绝对不是干啥吆喝啥，中国当下最迫切，也最难处理的大事有几件，水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所以，南水北调东线也好、中线也好，以及以后的西线也好，尽管对被调水区会产生一些影响，但给受水区带来的效益更多、更大，整体上看，修建这个工程“得”远远大于“失”，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战略上是划算的。而对被调水区所造成的影响，需要高度重视，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可以消除部分损失的。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工程建设好，把移民安置好，把水质保护好；特别要求有关方面注意采取措施解决好因调水造成环境等问题。对此，我们应当认真领会和落实好。

　　适时启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

　　《瞭望》：现在，面对如此繁重的调水工作和严峻的水资源形势，南水北调工程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该从什么方面着手？

　　鄂竟平：治水是百年大业，解决水资源方面的问题不是救火，来辆救火车抽出水龙头就能灭火，而需要大量的前期工作。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希望能在加快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建设的基础上，尽快启动东线二期工程，适时开展西线工程前期工作。

　　西线工程完全不同于东、中线工程，其自然条件特殊，覆盖面更广，受益人口更多，可以惠及黄河、海河等流域，且对于缓解中西部多个省(自治区)水资源问题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而现在看，黄河流域的水资源形势也是相当严峻了，过去已有20多年中发生过断流。现在每年入海的水量仅为黄河总水量的12%~15%，大量生态用水被挤占，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流域内的生活、生产用水需求，需要考虑从流域外调水。

　　西线工程现在还处在前期工作阶段。2002年西线工程规划已经完成，接下来的工作进展不快，西线工程施工的难度很大，相当一部分工程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地区动土，人烟稀少，极不容易。按照基建程序，还要完成项目建议书、可研报告，之后再批准初步设计，这些全部做完了，才可以开工修工程。从开工到通水，至少还得十年之久。那时，中国北方水资源供需关系会是什么样子？日子能不能过得去？令人担忧。

　　因此，水资源形势不等人。要适时启动西线工程前期工作，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尽早进入实施阶段。

　　《瞭望》：关于西线工程，你觉得现在还有什么没说清楚的？

　　鄂竟平：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研究工作始于1952年，2011年下半年进入项目建设书阶段，历时已59年了，尽管做了较长时间的论证工作，但此为大事，值得深究。当前，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还有一些，如：受水区水资源供需的新情况；还有没有可替代方案；对调出区的影响以及工程技术上的问题，终归是在海拔3000米左右进行施工，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关键是，如果研究工作太慢了，这些事情不能尽快说清楚，将很被动。

11、三峡工程的"苦闷" 环境问题是否归咎于三峡?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7月18日高云才

http://env.people.com.cn/GB/15176257.html

　　■把大坝建设的环境成本降到最低，把大坝供水、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发挥最大

　　“三峡工程导致了旱灾”，“三峡工程破坏了环境”，“三峡工程带来了地震”……一段时间以来，每当我国局部地区发生气象、地质异常时，就有人把问题的成因归咎于三峡工程的建设。

　　应该讲，人们对三峡工程的“细究”是有道理的，也有很多是合理的。专家认为，三峡工程在建设之前已经就泥沙淤积、生态环境影响等做了可行性研究。而且根据目前的检测数据，影响并没有超出当时的预期，有些甚至好于预期。

　　今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旷日持久的大旱，受旱面积上亿亩。三峡工程立即被指为祸因。其实，三峡工程在改善枯水期中下游航运条件、缓解中下游生产生活用水紧张等方面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截至5月底，三峡工程已累计向下游补水约188亿立方米。这次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旱的主要原因，是长江中下游降雨较历史同期均值偏少五成、是50多年来最少所致。

　　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补水等综合效益，是众多水利工程治水的杰出代表。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水少、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匀的国度，特别容易形成干旱和洪涝灾害。自大禹始，我们的祖先就一直致力于解决水多水少的矛盾，一直致力于避免“饿殍遍野，赤地千里”的灾难。

　　是新中国，发挥了工程水利的巨大作用，人挑肩扛，初步建立了基本的防洪除涝体系、农业生产灌溉体系以及城市供水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成了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水利体系。但也应看到，水利“基础脆弱、欠账太多、全面吃紧”的局面仍未改变，制约着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作用。最近举行的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强调，力争通过5年到10年的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的局面。

　　“反坝”的声音，在强调保护环境方面有其合理性，但只要是坝都要反，则多少值得商榷了。埃及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大坝，曾经有多少人反对。但大坝建成后，尼罗河水不再肆虐，尼罗河流域成了埃及的鱼米之乡。反对阿斯旺大坝的声音，终于沉寂了。

我们，人多水少；我们，人多能源少。建设水利工程，不仅是我们水情的选择，也是我们国情的选择。建坝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要把水利工程建设的环境成本降到最低，把水利工程供水、防洪、发电等综合效益发挥最大。

12、环境维权 民间组织在行动

来源：贵阳新闻网-贵阳晚报2011-07-17

http://www.chinadaily.com.cn/dfpd/guizhou_chuang/2011-07-17/content_3221225.html

[提要] “环境权益与公益讼诉”分论坛上，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权威民间组织，介绍了公众环境受污染后的公益诉讼维权行动。通过民众自身进行环境维权困难较大，民间环保组织、志愿律师、环保法庭为公众权益提供法律援助，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环境权益与公益讼诉”分论坛上，中华环保联合会作为权威民间组织，介绍了公众环境受污染后的公益诉讼维权行动。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公众在遭受环境污染侵害时维权道路艰难。“民间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全力为环境权益受损害的公众提供帮助。”来自国内外的律师、法官和环境污染受害者等在论坛上强调，公众对自身环境权益认识越多，对环境保护律师的支持越多，则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作用更大。

　　・环境维权 民间团体是主力

　　由于公民自身在维护环境权益时难度较大，民间环保组织和志愿律师在公益诉讼方面起到了主要作用。“打好一个环境公益案件，它的影响可能是社会性的。”胡玉来说。

　　在乌当区定扒纸厂偷排污水的案件中，志愿律师还扮演了取证的角色。纸厂排污“昼伏夜出”，通过溶洞将污水排进南明河，律师在当地居民的配合下准确锁定排污口，并掌握附近其他三个小造纸厂偷排污水的证据，使得通过一个案件的诉讼，清除了四家造纸厂对南明河的污染。

　　通过民众自身进行环境维权困难较大，民间环保组织、志愿律师、环保法庭为公众权益提供法律援助，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治理污染 需要制度支持

　　中华环保联合会顾问吕克勤介绍说，仅仅依靠公益组织和公益人士的热情是不够的，最根本的还是要有制度、体制和法律上的支持。联合会法律中心成立六年来，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环保部等部门提交法律建议书14份、提案5份、议案4份，充分发挥了环保民间组织的社会力量支持作用，也为我国环境法制建设提供了意见、建议。

　　“法律援助最主要的服务对象还是环境污染受害者，6年来法律中心共收到环境投诉949件，以不同形式介入处理了551环境案件，其中288件得到了妥善处理或化解。”吕克勤说，公众的积极参与极大的推动力环境维权进程，也促进了环保法制建设的公众基础。

13、走在亚洲之先的台湾环保运动

来源：南风窗2011-07-18卢思骋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3016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计划64亿元台币，于彰滨工业区兴建大型二氧化钛厂，当地居民尤其是参加地方选举的政治人物全身投入反杜邦设厂，翌年杜邦宣布放弃计划。鹿港反杜邦，也被视为台湾环境运动之滥觞。(注：近年杜邦积极推动在山东东营市兴建的二氧化钛厂，正是当年鹿港居民所反对的工艺。)

　　1987年反杜邦运动的成功，刚好接上蒋经国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解除报禁、党禁，战后“二•二八事件”及50年代白色恐怖以迄备受压制的社会力，终于井喷式总爆发，台湾民主政治急速发展，环保运动乃其中的中流砥柱。

　　全岛各地的反污染抗争如雨后春笋，一方面环绕大型石化工业区而动员抗争，例如宜兰县反六轻、后劲反五轻、高雄林园等事件，另一方面，苏联核灾后台湾民众也开始提出反核主张，先后有外岛兰屿居民反对倾倒核废料、台北县贡寮乡民反对兴建核四厂等。这些地方性的抗争，都成为了当时的全岛性议题，牵动台湾民心，成为社会发展何去何从之讨论焦点。

　　新兴的政治力量民进党，亦开始积极参与介入环保运动，反核运动的兴起，亦加强了民进党的社会支持度。面对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和党国资本主义，环境运动当时与反对党发现了共同敌人，自然地形成了同盟军，在许多议题上合作无间，但也种下日后政治力量吸纳社会运动的开端。

　　2000年台湾实现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上台执政。不过，借助环境运动等社会力量登上权力高峰的民进党，上台后并未有贯彻落实其环保政策，原本主张“非核家园”立场，在政治现实下软弱无力，“存在决定意识”，当政后的民进党亦越发向资本倾斜，毫不掩饰其增长至上式发展主义信仰，与前朝无异，使许多环保人士寄望落空，理想幻灭。

　　民进党入主政府，也卷走了一整代的环保运动干部进入各级机关工作，使环保组织人才更形凋零。2000年后，环境运动陷入低迷困惑。此起彼落，取而代之的正是美浓反水库运动开始的社区营造运动。

　　90年代初，台湾提出兴建大型水电站，促成了南部的客家人聚落地美浓乡的反水库运动。当地的乡绅和许多返乡知识青年，组成了美浓爱乡协会，结合生态保护、农村生活、客家文化认同、新文化运动(例如林生祥的音乐实践)，别开生面，开启了台湾社区营造之先河。

　　保护家园建基于被污染者受害意识，以自力救济对抗公害污染，争取迁厂赔偿，是消极的、防御性的运动阶段；社区营造则以环境意识为出发点，进取地建构新的社区身份认同，倡导绿色价值，让环境运动迈向全民动员、积极建设的新阶段。

　　迈向下一个10年

　　台湾大学社会系副教授何明修2006年出版的专著《绿色民主：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提出过去20年台湾环境运动的发展与岛内政治民主化密不可分。他认为，环境运动乃“追求环境正义的集体行动和绿色民主力量”。环境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相对自主”较高，则运动较易成功，若“相对依赖”较高，则较容易受制于政党利益，阻碍运动目标之达成。

　　何明修此书颇受争议。不过，经历了两次政党轮替，尤其是民进党执政期间的理想挫败，台湾环保运动确实需要重新思考虑其社会定位和历史任务。

　　曾经是政府环评委员的李根政，不愿沦为“橡皮图章”，于2007年辞去近20年的教职，决意全心投入环保运动组织经营，创立“地球公民协会”，面向社会募资，以市民个人捐款推动环境运动。去年，李根政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台湾环境NGO的下一个10年》文章，语调沉重地指出台湾许多NGO都面临了经营困境，因为“目前许多环保团体的运作是仰赖政府的委托案，从中节省开支勉力支撑。但是，经验告诉我们：靠政府的补助，既无益于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消耗了有志之士的热情，使得人才总是留不住，经验也很难累积，陷入了极糟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环保团体，或许偶尔可以虚张声势，但无法发挥持续的影响力”。以李根政为代表的新一代环运领袖，痛定思痛，默默耕耘，力求突破困境，走出独立于政党政治、根植民间的环运新路。

14、纺织企业身陷水污染疑云 环保有没有内外差异？

来源：新华网2011年07月18日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7-18/3188720.shtml

　　环保有没有“内外”差异？

　　——聚焦雅戈尔等纺织企业身陷“水污染”疑云

　　一份来自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调查报告，直指上市公司雅戈尔等纺织品供应商长期污染水源。但相关企业和环保部门在随后的回应中均表示，企业排污指标并无异常，符合国内标准。

　　究竟是否存在违规排放废水？如果是因标准有别，国内外水污染排放标准孰是孰非？公众关于中外监管标准差异的争论再度升温。

　　水污染疑云在“隔空对阵”中升温　引发公众担忧

　　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13日发布的调查报告《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称，阿迪达斯、耐克、李宁等多家知名服装品牌在中国的两家供应商排放的工业废水中，含有能够干扰内分泌并影响生殖系统的环境激素类物质，两家中国供应商分别是位于浙江宁波的雅戈尔纺织城，以及广东中山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调查报告迅速引发了舆论关注。作为报告涉及的当事公司之一，雅戈尔在当天发布了公开声明，认为“该份报告所涉内容与事实不符”。

　　雅戈尔纺织城在该声明中表示，其污水排放的指标由环保局实时监控，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并且雅戈尔之前已经将水样特别送往国际权威环保监测机构瑞士SGS公司进行监测，“经监测也没有有毒有害物质存在”。

　　两家供应商被指污染水源的事件引发了公众担忧。供职于宁波一家媒体的网民“黄小鞋”说：“环保监测究竟怎样在操作？恐怕只有监管部门清楚真相。是不是真有有害物质被排到水里，老百姓还是很担心。”

　　“从调查报告来看，这次曝光的污染问题涉及的都是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连名牌服装都可能存在问题，看来水污染不仅仅关系到雅戈尔等几家企业，而是整个纺织行业乃至上下游相关行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杭州市民萧珊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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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4家服装品牌被指涉污 供应商称检测取样有误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1年07月18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718/n313712320.shtml

　　中广网北京7月15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份调查报告：它发布于7月13号，前天；发布者是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主标题是“时尚之毒”，副标题是“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

　　在过去的24小时里，这份报告被无数媒体报道和转载。昨晚六点，《新闻纵横》值班编辑丁飞打开绿色和平组织的官方网站，首页最新更新的一篇文章，就是这份报告。它的结论是，耐克、阿迪达斯、雅戈尔、李宁、美特斯邦威等14家知名服装品牌的供应商向中国江河排放环境激素类物质。

　　知名服装、环境激素、水污染，这是结论的三个关键词。一个小时后，编辑拨通了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李一方的电话。

　　编辑：什么开始这项调查？当初的目的是什么？

　　李一方：绿色和平这次调查从去年开始的，历时一年多时间，主要目的是想揭示纺织业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和排放的问题，给国际、国内大品牌施压，从产品和购物连链中淘汰这种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

　　阿迪达斯李宁雅戈尔等14家名牌被指造成水污染

　　编辑：调查持续一年，发现了什么？

　　李一方：主要发现国际、国内大品牌，耐克、阿迪达斯和中国李宁供应商在排放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污染中国河流，其中公认环境激素。大家不会对环境激素这个名字非常陌生，最近有好多新闻报道，塑化剂，奶瓶中含有的双酚A，这类物质会影响到生殖系统、生物的性发育，其中一类物质对人群癌症高法率也有一定影响，并且还可以在生物体内累积。

　　鱼接触了这样的物质，大鱼又吃了小鱼，然后人又吃了大鱼，这种物质就会在人的体内累积的越来越高。去年，绿色和平检测了长江的野生鱼类，发现人常吃的两种鱼体内都含有跟这次测出来一样的物质，所以我们认为唯一安全的就是不排放。

　　编辑：这些国家标准是怎么样？

　　李一方：在发达国家从源头不去使用这样的物质，在咱们国家其中一种物质叫做NP，它是一种公认的环境激素，今年年初，我国刚刚把它列入到严格限制出口的有毒化学物质目录中。但是它只是对进出口做了限制，还没有来得及对国内限制使用和排放做限制，我们认为这确实是整个行业的普遍问题，这两家供应商只是冰山一角。

　　绿色和平质疑：PSOA检测值浓度高 却称未检出有毒有害物质

　　李一方提到的两家问题供应商，供应的就是这14个品牌的服装。一家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另一家，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

　　报告发布后，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在第一时间发布公开声明，表示该公司的污水排放符合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对此，李一方也通过中国之声对这个声明进行了独家回应。

　　李一方：雅戈尔的回复，首先，说它符合中国标准，我们也没有在报告中提到他们违犯中国法律，所以我觉得这个回复跟我们的报告没什么关联。

　　第二，他说符合国际标准，是国际上一些关于产品生态的标签，我们现在是说他们使用并且排放到我们国家江河湖海中去，这两点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大关联。

　　第三，他们请了SPS公司重新给他们检测，检测结果中没有有毒有害物质，这个我表示质疑，因为那个检测报告之前雅戈尔也曾经给过我们，对于PSOA这种物质，检测出来的值比绿色和平报告中检测出来的浓度还要高，我不知道为什么雅戈尔集团最后回应说，他们没有检测出有毒有害物质。

　　美特斯邦威回应：需和供应商进一步沟通

　　晚上8点，在值班编辑丁飞采访发布报告的绿色和平同时，实习编辑肖源尝试着联系美特斯邦威公关经理蔡敏旭，他接听了我们的电话。

　　蔡敏旭：我们昨天晚上才看到网上有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跟这家公司有进一步了解，前期他们有提供过环保相关的证明，我们可能要去跟他们做进一步沟通。我们这边暂时没有什么反应。

　　前期绿色和平组织有跟我们了解过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当时问过这家公司，可能他们也有提供相关资料给到我们，我们当时也反馈给绿色和平组织了。

　　李宁回应：供应商提供检测报告称排放合格

　　蔡敏旭口中不断提到的“这家公司”，指的就是供应商：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这在我们此后对李宁公司政府及对外公共事务总监张小岩的采访中，得到了印证。

　　张小岩：我们在昨天看到绿色和平组织官方网站上有一份报告，有两家面料生产企业，其中一家叫中山国泰，其实它是李宁针织面料供应商之一，我们立刻在第一时间向中山国泰了解这一情况，它们由当地环保部门检测站出具了检测报告，排放合格。李宁公司一贯对于李宁供应商有很高准入机制，一贯要求它们切实遵守中国对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

　　中山国泰回应：绿色和平搞错检测取样口

　　两家供应商，相比反应迅速的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中山国泰似乎显得有些神秘。昨晚11点半，中山国泰副总经理陈鑫终于接受了实习编辑肖源的独家专访。通过中国之声，他给出了三点回应。

　　陈鑫：6月16号对方已经发过简单的邮件通知我们说污水排放口检测到有毒、有害物质，我们把这个情况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山市环保局，环保局详细了解后觉得这个指标不是中国环保部门检测的范围，建议我们不用理它。我们出面跟绿色和平组织进行沟通，要求他们可以提供详细资料，经过了解，他们取样口搞错了，化验结果就无从谈起，他们觉得不大可能会搞错，我们很诚意的要求他们过来现场核实清楚再发布资料，他们没有回应。

　　第二，我们是环保重点监管企业，中山市环保局、广东省环保厅、国家环保总局可以检测到我们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6月份我们还特意委托中山市环境检测站检测了我们污水排放的数据，都达到中山市环保局要求的排放标准。

　　第三，我们在几年前因为要做李宁，其他世界名牌的产品，已经跟染料供应商提出要求，保证不使用有毒有害的染料助剂，所有客户都做出了保证函。

　　昨晚在陈鑫接受采访的同时，广东环保部门也出面，表示没有发现中山国泰污水排放异常的现象。而在今天白天，中山国泰还将举行情况通报会。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16、绿色和平报告称十四家服装品牌涉及中国水污染

来源：21CN 2011年07月18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718/n313714525.shtml

　　环保组织绿色和平7月13日发布调查报告说，14家全球服装品牌目前都未能有效解决其供应商排放有毒有害物质而造成了中国水污染。

　　这份名为《时尚之毒：全球服装品牌的中国水污染调查》调查报告所涉及中外服装品牌包括：Abercrombie & Fitch，Adidas， Bauer Hockey，Calvin Klein， Converse，Cortefiel，H&M，Lacoste， Nike，PVH Corp，Puma，李宁、美特斯邦威和雅戈尔等14家。

　　上述品牌的两家供应商分别是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绿色和平污染防治项目主任李一方说，14家企业都通过书面或邮件的形式向绿色和平承认了他们与供应商存在供应关系。

　　调查报告说，两家供应商分别向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水体排放了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在两家工厂的废水样本中均发现烷基酚(包括壬基酚)，从雅戈尔纺织工业城废水样本中还发现了全氟化合物(PFC)，尤其是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

　　欧盟对这些物质进行了管制，中国也于2011年1月将壬基酚列入《严格限制进出口的有毒化学品》名录。

　　事件相关方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下称“雅戈尔纺织城”)7月13日晚间向本报发来《公开声明》称，“报告所涉内容与事实不符”；纺织城的污水排放符合国际标准，对上游染料供应商提出了相应的有毒有害物质的禁用或相应要求。

　　雅戈尔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新宇对本报解释说，雅戈尔纺织城资产目前已不在上市公司中。2010年5月，雅戈尔已对其从控股变更为参股。

　　两大服装基地涉案？

　　雅戈尔纺织工业城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江沿岸。工业城由雅戈尔集团2003年投资10亿元人民币建立，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高端服装及纺织品生产基地之一。

　　根据调查报告，该纺织城与前述14家服装品牌中的11家存在持续或近期的供应关系，包括其自有品牌雅戈尔。雅戈尔在回复的传真中说：“雅戈尔日中纺织有限公司对贵方提出的问题将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相关工作。”

　　绿色和平的调查人员于2010年6月和2011年3月前往工业城采集其排放的污水样本。该纺织城的排水管与位于东南角的污水处理厂直接相连，排污管将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奉化江。

　　两次采集的污水样本随后分别被环保组织送往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实验室以及荷兰Omegam环境分析实验室。检测表明，污水样本虽经污水处理厂处理，但仍含有多种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环境激素类物质壬基酚和多种全氟化合物。

　　壬基酚是一种人造化学品，具可在食物链中蓄积，也是一种荷尔蒙干扰物。该结果表明，雅戈尔纺织城可能长期，或至少周期性的向奉化江排放这种物质。全氟化合物也是人造化学品，且很难被降解；被广泛用于纺织品的防水、防油及防污处理。绿色和平检测显示，污水样本中全氟化合物的浓度均高于其在地表水中的浓度。尤其是全氟辛酸(PFOA)和全氟辛烷磺酸(PFOS)。

　　PFOA和PFOS对啮齿动物和猴子的肝脏产生不良影响。同时全氟化合物也是荷尔蒙干扰物。

　　另一案例中山国泰染整有限公司(下称“国泰染整”)位于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高平工业区，黄沙沥水道的两条支流石基河与高沙河绕国泰染整而过。黄沙沥水道是珠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最终流入中国南海。

　　Abercrombie & Fitch、PVH Corp、李宁和美特斯邦威向绿色和平确认了国泰染整是他们的供应商。位于国泰染整西北角的污水处理厂通过排污管将处理后的污水排入前述水道。绿色和平在2010年6月采集的污水样本中发现多种有机化学物质，其中包括两类烷基酚，包括壬基酚(NP)和辛基酚(OP)。NP和OP的危害是能够模仿天然的雌激素。这会改变某些生物体的性发育，其中最显著的是鱼类的雌化。人体淋巴细胞中DNA也可能受其破坏。

　　相关方美特斯邦威公关部发给绿色和平的回复中说，公司对国泰染整进行了质询查证，厂方出具了国家环保部门和国际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环保证明，但“时限存在一定局限性”。美特斯邦威公关部经理蔡敏旭表示，计划对所有供应商采取更为严格的绿色评估制度，并鼓励取得EMS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是否涉污存争议

　　不过，雅戈尔上市公司(600177.SH)董事会秘书刘新宇对本报说，雅戈尔聘请国际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排污做过检测；检测报告显示“正常”，报告也发至绿色和平，双方正在进行沟通。

　　根据雅戈尔纺织城的官方声明，对上游染化料的标准参照欧洲Oeko-Tex 100，同时还用到美国的AAFA RSL限制物质清单以及欧洲REACH法规。

　　绿色和平李一方就此解释说，雅戈尔聘请另一家检测机构通标公司(SGS)做的检测。SGS检测报告显示，其测出的污染物PFOA值(每升0.36毫克)还要大于绿色和平报告中的值(每升0.13-0.14毫克)；同时，PFOS和NP两个值为未检出。

　　李一方分析“未检出”的原因说，以NP值为例，SGS检测的最低极限值为每升0.5毫克，即在此数量之上才会检测出水中NP浓度；而绿色和平的最低极限值是每升14微克。

　　不过，Bauer Hockey、Converse、Cortefiel、H&M、Nike和Puma等6家品牌向绿色和平表示，服装没有在雅戈尔纺织工业城进行湿法处理。湿法处理需使用并排放大量的水，使用大量化学品进行织物处理。湿法处理会产生大量有毒有害物质。Nike公司说，公司在雅戈尔纺织城的供应商工厂是剪裁、缝制工序，并不包括化学品使用(即不包括“湿法处理”)。

　　绿色和平李一方说，未就这6家品牌没有进行湿法处理工序这一表态做过进一步调查求证，但这些企业也无法保证供应商没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

17、全国62%城市内涝折射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政绩观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年07月18日陈仁泽

http://env.people.com.cn/GB/15176775.html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10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雨果的这句名言，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的道路上，或许我们最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那颗为城市繁荣、民众福祉深谋远虑的责任心

　　逢雨必涝，遇涝则瘫

　　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内涝

　　这个夏天，从北到南，由东至西，暴雨以它独有的方式，给一座座现代化城市留下了深刻烙印。街道成河、汽车没顶、交通堵塞、人员伤亡……内涝似乎已成为我国许多城市遭遇强降雨后的普遍状态。

　　“平常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硬是走了近六个小时”，回想起6月23日暴雨袭城的情形，家住北京西南三环的李女士仍然记忆犹新。当日，大雨倾盆，昼如暗夜。由于降雨正值交通晚高峰，导致多条环路及主干道积水拥堵，地铁部分站点停运，李女士的回家路变得异常艰难。“基本上把所有交通工具都坐了个遍，还趟水步行了好久，回到家整个人都快散架了！”

　　据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总工程师王毅介绍，这场降雨是近十年来北京最大的降水，局部地区甚至达到百年一遇的水平，雨量之大已远远超过城市道路和排水设施的承载能力。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使城区部分地区严重积水，局部立交桥下积水深度超过1.5米，给百姓工作生活带来极大不便，两位年轻人还因推车不慎掉进排水井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其实，近年暴雨袭京导致内涝并非首次。2004年7月10日，北京城区遭遇暴雨，降雨强度达到80毫米/小时，莲花桥积水达2米，城西地区交通几近瘫痪。2006年7月31日，首都机场出现暴雨，降雨强度达到105毫米/小时，迎宾桥积水1.7米，进出机场交通中断……

　　放眼全国，北京并非孤例。近年来，随着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部分城市频繁遭遇强暴雨袭击，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可说是“逢雨必涝，遇涝则瘫”。上海、重庆、南京、武汉、长沙、西安、杭州等大城市暴雨积涝成灾的报道屡见不鲜。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对351个城市进行的专项调研结果显示，2008年—2010年间，全国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发生内涝的城市中，最大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的占74.6%，积水深度超过15厘米(可能淹没小轿车排气管的水深)的多达90%，发生内涝城市中积水时间超过半小时的城市占到78.9%，其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

　　重地表，轻地下

　　折射出一些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

　　暴雨过后，座座“水城”骤然现身，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最大的病根在于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重地表、轻地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认为，虽然极端气候是导致城市内涝的直接原因，但与快马加鞭式的地面建设相比，城市排水系统建设明显滞后，造成严重“肠梗阻”，这才是症结所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受制于资金、技术等因素，加之当时城市规模较小、人口密度偏低，相关部门对下水道等基础市政工程的设计、建设标准普遍较低。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城市的急速扩张。以北京为例，2000年，北京市建成区面积仅有700多平方公里，2010年已达近1400平方公里，10年间翻了一番。

　　随着城市数量增加、范围扩大，“热岛效应”也在不断加剧，城市遭受突发强暴雨袭击的频次显著增多。加之城市地面硬化及不透水面积逐渐增大，城区雨水汇集速度加快，地面下渗能力大幅减弱，河道缩窄行洪断面减小，城市排水系统压力明显加大。

　　由于长期投入不足，历史欠账较多，城市排水管网的建设明显滞后城市化进程。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统计，目前用于市政基础设施的财政性资金仅有4%投入到排水系统维护；养护维修资金90%依靠地方财政投入，难以按标准进行定期养护维护。来自国家防总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省会以上城市的排水标准一般只有一年一遇到两年一遇，其它城市的排水标准更低。

　　在北京，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近几年北京排水管网的建设力度位居全国前列，成绩显著，但与城市高速发展的现实相比仍有差距。北京市水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共有雨水管道3709公里，合流管道1984公里。“十一五”时期，新建雨水管线达1426公里，新建雨水泵站10座，更新改造雨水泵站16座。“北京排水系统标准一般地区采用1年一遇，重要地区采用3年一遇，基本都是按国家规定标准的低限来建设的。”王毅说。

　　对于北京城市排水系统的现状，北京市水务局排水管理处处长田有俐也坦陈，排水管道和泵站有待进一步改造和完善。田有俐说，北京中心城边缘地区，以及新城部分地区由于分散建设且未按规划统一实施，造成排水系统不完善。部分雨水管道及泵站设计标准偏低，造成雨水排除不畅。

　　“不少城市‘重地表、轻地下’的做法，折射出城市管理者急功近利的发展理念和政绩观”，杨保军说，由于一些地方衡量城市发展、考核干部的标杆更多的是经济增速，似乎只有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广场气派、商业繁荣才是政绩，所以当面对花费多，却看不见、用得少的城市地下排水系统时，真正下力气做的便少之又少。

　　城市下水道是城市地下的“生命线”，不仅关系城市的排水效率，更影响着广大百姓的生活。面对城市内涝频繁发生的现实，我们绝不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应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切实抓好排水系统这种看不见的工程，这才是城市管理者最大的政绩。

　　既要排水，更要蓄水

　　尽快形成蓄排结合的城市内涝防治体系

　　田有俐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已是必然趋势。

　　“从近几年北京积水情况来看，主要环路的低洼区段、特别是立交桥下是易产生积水的地区，因此有必要提高这些交通干道和区域的排水标准。”她建议，在现阶段城市雨水管道系统规划设计时，应合理确定设计标准，不同地区应根据实际需要采用不同标准，对于重要地区和重要设施，经论证后，可在规范规定范围内选用高限。

　　在标准的提高上，发达国家强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始建于19世纪中期的巴黎下水道，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1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目前总长达2300多公里，规模远超巴黎地铁，至今每年都有十多万人来参观学习。

　　据了解，北京等大城市在强化排水能力方面已经有了具体设想。北京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基本建成雨污分流的排水系统，基本建成与城镇发展相适应的雨水控制与利用系统，中心城建成区雨水干管覆盖率达到100%，新城建成区达到90%以上。

　　然而，是否只要花巨资完善排水管网，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程晓陶认为，如果在城市系统规划上缺乏整体考虑，单纯依靠排水管道排涝，并不能根治城市水患。

　　“城市治水理念必须要有大的调整”，程晓陶表示，眼下当务之急是明确职责、整合力量、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在提高排涝标准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恢复与增强必要的雨洪调蓄与渗透功能，尽快形成蓄排结合的防治体系。

　　据了解，二战后，日本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也有过“先地上，后地下”的经历，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才逐步推进城市综合治水对策。最早也是在修堤筑坝提高防洪标准的基础上加大排水系统的建设力度，但却发现，在地面已经城市化的情况下，不仅地下排水系统改造的代价倍增，而且随着堤防不断向上游延伸，洪水会更快、更集中地危害到下游城市化区域。因此，日本及时改变了治水理念——不再坚持雨水越快排入河道越好，而是千方百计采取洪水分滞、雨水蓄留、雨水渗透等措施，减轻防汛压力，提高城市雨洪资源化利用的程度，取得了很好的治涝效果。

　　程晓陶建议，在今后的城市规划中应尽量把停车场、公园等公共绿地设计得比其他区域凹一些，在地面铺设中尽量使用透水材料，同时在立交桥周边修建大型储水设备，以便把暴雨蓄积起来，减轻城市排水管网压力，将内涝威胁变成资源优势。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100多年后的今天，重温雨果的这句名言，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在破解城市内涝顽疾的道路上，或许我们最缺的不是资金和技术，而是那颗为城市繁荣、民众福祉深谋远虑的责任心。

18、石化企业事故同日再现不是黑色幽默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7月18日何苇杭

http://star.news.sohu.com/20110718/n313702261.shtml

　　缺乏反思和问责的事故处理，痛定不思痛，亡羊不补牢，事故必然卷土重来。这次“7·16”事故再现，对有关方面更是一个冷酷的“黑色幽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然而，中石油大连石化公司正在挑战这个哲学命题。7月16日下午，该公司常减压蒸馏装置因换热器泄漏发生火灾，事发车间刚刚经过检修。而事故厂区与去年“7·16”输油管道爆炸火灾事故现场仅隔一道海，时隔正好一周年。时空的重合，事故的重现，让不少网友惊诧：中石油难道是要搞周年庆吗？

　　犹记得去年“7·16”事故发生后，有关方面非但没有进行问责，反而把坏事办成了喜事，高调召开了抢险救援表彰大会，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及下属9个单位和197人分别被授予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称号。事故面前，不是认真反思根源，严厉追究责任，而是将之作为一场“表彰的狂欢”，颇受社会舆论批评缺乏公信力不说，从安全生产角度说，一则放过了生产和运行中存在的深层问题，埋下了事故再次发生的物理隐患；二则放过了本应负责任的相关人员，有过者反而立功受奖，这样的错误导向扭曲了安全生产意识，埋下事故再次发生的心理隐患。

　　缺乏反思和问责的事故处理，痛定不思痛，亡羊不补牢，事故必然卷土重来。距去年事故不足百天，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油库再次发生火灾，起火的正是“7·16”事故发生爆炸的103号油罐，那时就已经发出了警报。这次“7·16”事故再现，对有关方面更是一个冷酷的“黑色幽默”。

　　安全生产领域上有一个著名的“海因法则”：在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事故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只要能及时识别事故先兆，采取预防对策，许多事故的发生都是可以避免的。海因法则要起作用，基本前提是生产的运行者和管理者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处处检视自身不足，用问题思维去考虑问题，宁可把事情想得过于严重，也不愿把事情看得过于乐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安全才有保障。在这方面，中石油大连石化的表现令人遗憾。不管是事故后的“报喜表功”言行，还是前脚检修后脚出事，抑或是创下连续两年同一天出事的不光彩纪录，无不暴露了在安全生产风险面前的软肋。

值得警惕的是，近期石化企业似乎进入了“事故季”。中海油蓬莱、绥中油田发生溢油事件、中海油惠州炼厂也发生泄漏着火事故，如此大面积、高频率的生产事故，汇成了更大的警讯：不能再满足于“扑火救火”，而应从管理和运行机制上进行审视，查找具有普遍性的安全漏洞，革除不合时宜的事故应对方式，同时建立责任追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提高防范事故、化解风险的能力。

19、企业涉嫌排污，地方官员咋急了

来源：红网2011年07月18日任超文

http://star.news.sohu.com/20110718/n313697618.shtml

　　江西赣州章源钨业被微博举报涉嫌重大污染，记者实地走访调查也证实企业确实有偷排污水的嫌疑，矿区下游村民苦不堪言，水稻两季变一季还大幅减产，结石、尿毒症、癌症患病率不断攀高。可是接受记者采访的当地官员告诉记者，结石发病率高属于正常，排污不定期抽查也达标。（7月17日第一财经网）

　　当地官员不仅告诉记者涉事企业完全无辜，还“顺便”告诉记者要用宽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这让公众不难想象在日常的抽检中，监管部门到底给给予章源钨业类似的企业多少“宽容和发展的眼光”？过度宽容无异于放纵的道理谁都懂，而放纵的结果就是放弃了监督的权利，后果不难想象。

　　暗青色的企业污水肉眼就能看出问题可检测竟合格，当地官员一个劲的否认排污，生怕媒体深究，似乎比涉污企业还着急，到底为啥呢？原来被称为稀土王国和世界钨都的江西赣州盛产一种稀有的有色金属钨，赣州的高品质黑钨矿占到全世界保有量的60%，位于赣州市崇义县的章源钨业这家民企则是整个赣州地区唯一的上市公司。显然为这寄予当地政府和官员厚望的支柱企业辩解似乎成了义务。

　　我们可以用简单的逻辑将事件串联起来，对治污要求很高的重金属企业达标排污一直是难题，民营上市的章源钨业也不能解决，但作为交税大户却可以享受污染环境的特权，甚至都不必担心媒体曝光，因为环保局也会给敷衍。而地方官员为了飞涨的GDP数字和光明的仕途前程乐此不疲，完全可以做到对当地居民的哭诉装聋作哑充耳不闻，污水就这样肆无忌惮的排进章江，汇进赣江。

　　为了畸形的政绩，为了掺水的GDP，更为了升官晋级的锦绣前程，环境污染，公众健康，甚至百姓生命都可以敷衍搪塞，在公众利益受到侵犯后，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矿难事件频发，“法制培训班”饿死上访者，新建路桥坍塌等即使没有公权直接插手也透漏着庇护的影子。

　　原本应该为民服务的地方政府成了违法乱纪的包庇者，公权蒙羞的同时也会使民愤积累，长此以往必然会埋下不稳定的种子，需要谨记的是和谐社会的建设首先要最广大群众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保证，最基本的生命权利得到尊重。

（评论）“量水而行”还要从多方面努力

来源：千龙网2011-07-18

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11/07/18/2540@7173041.htm

　　上周末召开的北京市水务改革发展工作大会明确提出，北京将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起以水控制居住人口规模的制度。因为今后北京可利用水资源量减少趋势将难以逆转，所以要把水资源承载量作为支撑城市发展和人口规模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因水制宜，量水而行。

　　北京的水资源紧张状况是有目共睹的。从《北京统计年鉴》中，市水务局提供的资料看，2009年，全年水资源总量由上年的34.2亿立方米下降到21.8亿立方米，下降了36.3%。其中，人均水资源量则由205.5立方米下降到126.6立方米，下降了38.4%。从山西、河北等地调水，杯水车薪；南水北调工程一再延期，远水不解近渴。水资源的变化和紧张状况，既有气候的原因，更有人的因素；既有人口增加带来的压力，更有生活方式变化造成的影响。

　　水和人密切相关。以水控人，量水而行，当然是必须的。但除此之外，要使水资源确保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做的事情还可以有很多。当然，站在管理者的角度，提高包括生产用水和生活用水在内的水价，也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提价应该缓慢、小步、稳步地进行，应该在确保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且不至于对生活造成明显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并实现差额化和阶梯式。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城市运行方式，控制和减少耗水企业和耗水项目。不仅要调整工业耗水大户，还应严控超高型建筑的建设，控制机动车的增长。要推广循环技术和节水技术、节水器具，多建雨水回收设施，把宝贵的雨水收集起来。

以水控人固然必要，但无论从自然增长还是从机械增长看，一定时期内很难实现零增长乃至负增长。所以，要量水而行，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潘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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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十八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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