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当时的争论主要是在相关专家之间，他们的分歧集中在拦沙还是排沙的问题上，这也是水利思想之争。后人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把目光放在专家之争上，而忽略了当时的地方利益之争。由于修建三门峡水库要淹没陕西省大片良田和土地，移民任务最为繁重，陕西省方面从一开始就反对，但是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引导下，最终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

三门峡水库从1960年开始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泥沙淤积就已经相当严重，而且渭河的淤积也开始迅速向上游发展，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由此，三门峡水利枢纽经过两次改建，多次调整运用方式，从拦沙蓄水改为蓄清排浑，水库水位也不断降低。但是，2003年渭南一场大洪灾又点燃了这个争议话题，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运用方式乃至去留问题被重新摆上桌面。

这一次争议的主角除了被认为受害最大的陕西省和受益较大的河南省之外，还涉及到山西省、山东省和黄河水利委员会，而一个被认为因大坝而兴的城市——三门峡，从它产生的那一刻起，与大坝一起，就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被追问的命运。这些主角也成为了当下黄河治理困局中博弈各方的典型代表。

今天，2003年的这场争议已从公开的舆论中消失，而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之争并未解决，围绕这个大型水利工程的争论只是暂时被搁置，但从来没消失。随着陕西“渭河图治”的规划启动，包括黄河水权分配在内的黄河治理中的敏感问题，已是一触即发。

1. 黄河变清成泡影

1960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开始蓄水，拦沙蓄水不到2年时间，库区就快淤满了。从三门峡大坝一直到潼关渭河河口的河床被抬高了，潼关高程上升6米，这对渭河以及关中地区带来致命的影响。

三门峡大坝争议再起：一个城市与黄河流域治理的困局

渭河是一条多泥沙河流，每年输送到黄河的泥沙量占到黄河含沙量的近1/3。渭河的最大支流泾河含沙量是世界之冠，陕西省水利厅东庄水库办公室主任、陕西省水利建设管理局局长雷春荣告诉记者，泾河“平均每方水含沙量146公斤”。

渭河泥沙不能及时排到黄河中，就在河床上不断淤积，从渭南一直淤到西安、咸阳。而1958年在三门峡工程施工现场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三门峡工程应该以“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为原则。

对于三门峡水库蓄水可能导致渭河淤积的状况，修建时并非没有考虑过。1958年6月水利电力部党组在关于黄河规划和三门峡工程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到人们的疑问，“三门峡水库是否会很快淤死？……三门峡的淤积是否会引起渭河的严重淤积？渭河的淤积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回水影响？”但是，当时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过于乐观，尤其是对水土保持考虑的过于乐观。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告诉记者，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人们在对待水利工程时也怀着这种情绪。而1957年的大跃进更让这种情绪空前高涨，在上述水利部的报告中提到，“去冬以来的大跃进形势，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提出……解决了水土保持的速度问题。”

1957年6月水利部组织的70名专家讨论会上，就在“拦沙”与“排沙”之间出现分歧，但最终，主张“拦沙”的声音压倒了少数主张“排沙”的声音。

但短时间内出现的严重淤积情况，使得打算通过拦沙蓄水使黄河变清的希望变成泡影。潼关高程抬高，在渭河河口形成“拦门沙”，使得渭河淤积迅速向上游延伸，直接威胁到西安、咸阳工业基地。1962年3月，国务院决定将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蓄水拦沙”改为低水位“滞洪排沙”，水位由一度最高的332米降到防凌蓄水最高水位不超过326米。

由于淤积导致的库容损失，原设计的防洪效益和兴利效益都受到影响。库区的淤积导致主槽行洪能力削弱，滩地淤高，洪水位也抬高了。而由于不能蓄水发电，原计划的三门峡水电站设置被撤销，计划灌溉面积6500亩和维持下游航运水深不小于1米等效益也无法全部实现。

然而，由于原设计的12个深孔泄流能力不足，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调整并未有效遏制淤积加剧的势头，工程改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2. 陕西的心病

就在国务院作出调整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决定之后的一个月，一直对三门峡水库有意见的陕西省，在当年全国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交一份提案，要求三门峡工程增建泄洪排沙设施，减轻库区淤积。

到了1964年，渭河淤积情况更加严重，渭河淤积影响已经到了距西安30多公里的耿镇附近。陕西省的意见很大，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之后，毛泽东表示，不行就炸掉大坝。

12月份，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讨论三门峡工程改建问题。这次会议气氛很活跃，各种治黄思想大交流、大论争，希望保持现状不同意改建的“不动派”，主张炸坝的“炸坝派”，主张以拦为主辅之以排的“拦泥派”，以及主张干支流引洪放淤，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水和泥沙的“放淤派”，四派争论激烈，而争论主要在“拦泥派”和“放淤派”之间。

在听取各方意见，尤其是“拦泥派”和“放淤派”的意见之后，周恩来认为，泥沙淤积“是燃眉之急，不能等”。他提出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应立即改建，“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

最终确定了“两洞四管”的改建方案，在左岸山西一侧增建两条泄流排沙隧洞，改建坝身四条发电引水钢管为泄流排沙钢管。1965年1月，国家计委、水利电力部批准这一方案，并责成施工单位立即施工，直到1968年8月改建工程才全部完工。

这次改建使得三门峡大坝的泄洪能力增大了一倍，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原来的3080m3/s提高到6102m3/s。水库排沙比由原来的55%增加到80.5%。这虽然对减轻库区淤积起到一定效果，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潼关淤积仍在增加，一旦发生特大洪水，将造成渭河较严重的淤积，从而影响西安。

改建完成之后的第二年，河南、陕西、山西、山东在三门峡召开四省治黄会议讨论第二次改建问题和黄河近期治理问题。决定在“确保下游，确保西安”的前提下，合理防洪排沙，并进行低水头径流发电。此后耗时四年，第二次改建打开8个原来被堵死的导流底孔，将5个发电进水口降低了13米。这次改建将315米水位的泄流能力由6102m3/s提高到9311m3/s，潼关高程下降了1.8米左右，库区淤积得到控制。

第二次改建之后，三门峡库区的严重淤积大大缓和，水库的运用方式也由“滞洪排沙”改为“蓄清排浑”。三门峡水利枢纽终于可以在继续承担防洪、防凌功能之外，进行低水头径流发电，并进行少量蓄水春灌。

1984年三门峡水利枢纽泄流工程二期改建会议召开，1990年打开9、10号导流底孔，1999年、2000年分别打开11、12号底孔，至此12个导流底孔全部打开。直至2006年，三门峡大坝蓄水运用46年后，二期改建工程才完成，断断续续进行了41年的改建工作总算画下句号。

经过改建和改变运用方式之后，三门峡水利枢纽发挥的作用，已经和当初设计的相去甚远，被称为“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就这样继续存活下来。两次改建仍未彻底改变三门峡库区淤积情况，尤其是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导致渭河下游小水大灾不断，这成为陕西的一块心病。

3. 因坝而兴的城市？

2003年渭河下游的渭南地区发生大洪灾，陕西省提出要求三门峡水利枢纽实现全年空库敞泄运行。这得到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光斗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水利部部长钱正英的支持，他们呼吁三门峡水库放弃发电、停止蓄水。

然而，这种呼声最后还是沉寂下去，三门峡水库依然波澜不惊。

记者接触的多位陕西省官员和专家都认为，由于三门峡水库关系到三门峡市的命运，其中又牵涉到很多历史问题，要彻底改变三门峡水库的现状都是不可能的。

三门峡市这座被称为“黄河上漂来的城市”，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命运就与这座大坝紧紧相连。1957年3月26日，三门峡大坝开工之前的18天，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的三门峡市。本着“服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方针，三门峡市开始发展地方工农业，开展市政建设。

三门峡建市时，张建民还只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他只记得市区所在地当时大部分是农田、荒地。这个退休的铁路职工对如今三门峡市的繁华景象颇为感慨，虽然和西安、郑州等大城市不能比，但是在小城市中发展的很好，尤其是有三门峡水库周边的美丽风景和良好的微气候，这个城市特别适合居住。

不过，在一些三门峡市民眼里，说这座城市是因三门峡水库而兴并不准确，因为这座城市是在陕县老县城的一半骨架上生长起来的，至今它的扩张仍然主要是在陕县的地盘上进行的。

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之后，陕县老县城一半沉入水中，不过在三门峡市湖滨区陕州风景区，仍保留着陕县老县城的诸多遗迹。从陕州故城东城门所在地往黄河边走，能看到一座明代的陕州故城石牌坊，在其左手边是始建于唐代的宝轮寺塔，而最具标志性的则是钟鼓楼和甘棠苑。陕州风景区里正在建设三门峡市唯一一座五星级酒店，而东门外就是三门峡经济开发区，这里有三门峡曾经的第一高楼。

在陕县老县城骨架上发展起来的三门峡市，其血肉仍与三门峡大坝相连。原来在三门峡铝厂工作的龚树英告诉记者，三门峡建市之初，工业布局围绕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展开，它承建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当时总部就驻在三门峡。

“水库建成后，一批工业落地三门峡，中央的、省上的都有，都是国家安排的，甚至还有一些沿海的工业迁到这里。”随着工程、产业而迁来的是一大批像龚树英一家的移民。龚树英家本来在漯河，1958年父亲退伍转业之后，被分配在陕县一家国营企业，最终定居三门峡。这样一批工业产业和移民在陕县老县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座新兴的城市，从这个角度看，三门峡市似乎真的离不开三门峡大坝。

但三门峡市的官员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没有三门峡水库，对三门峡市影响不大。”河南省政协委员、三门峡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三门峡市科协主席马仰峡认为，黄河不是三门峡市的利益所在，反而是一种负担，需要治理。

让马仰峡恼火的是，上游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而是经常指责三门峡，认为三门峡市是靠黄河发展。“这是只考虑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不是从全国一盘棋角度考虑。现在发生问题后很多政府部门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转嫁问题。”

而上游指责三门峡市的时候，经常从工业用水、城市生活用水、灌溉等依靠三门峡水利枢纽这些方面举例。“没了三门峡水库，三门峡市几十万人生存都是问题。”一位陕西省水利系统的官员这样认为。

“即使降低三门峡大坝水位或者炸掉大坝，对三门峡市的水源供应影响不大。”马仰峡告诉记者，三门峡的饮用水、工业、农业用水都不是直接从黄河取的。黄河水泥沙多、污染重，现在三门峡城市生活用水是从灵宝市卫家磨水库引来的山泉水；工业生产也大部分是引水，而不是从黄河取水；农业灌溉大多不直接从黄河引，而是打井取地下水。

4. 背对黄河的发展

最近三门峡的发展也是在选择背对黄河的方向。

在三门峡建市之初，陕县曾与之短暂合并，陕县建制恢复之后，县委、县政府仍在三门峡市内，后来才搬到现在的县政府所在地大营镇。在三门峡土生土长的张建民告诉记者，陕县政府搬出去之后，原来的一些机关、单位有的还留在三门峡市区，上面还挂着陕县的牌子。这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虽然仍在三门峡市区，但周遭以陕县命名的各种建筑及路标让人以为出了市区到了陕县。

尽管滨湖地区是三门峡市比较繁华的市区，但现在三门峡的发展则是向西南方向，背离黄河而发展。三门峡市规划的新区建设不再像经济开发区那样靠近黄河，新的高铁站三门峡南站就建在规划中的新区里，这里暂时还是陕县的辖区。

关于三门峡市政府希望搬迁的说法被很多人证实，三门峡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政府打算搬迁到西南方向灵宝市的大王镇。三门峡市区北面、西北面被三门峡库区包围，市区处于丘陵地带，发展空间有限。为市区西扩做准备，一批工业企业已经搬到西边。三门峡河南中原黄金机械厂的赵女士告诉记者，三门峡车管所已经搬到三门峡西站，现在厂里也在考虑往西站附近搬迁。

这个人口至今只有40万的城市，希望通过向西南发展扩展城市的发展空间，同时打算把灵宝市变为自己的一个区，从而扩充市区人口，并增强经济实力。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公司业务部客户经理宋艳丽告诉记者，灵宝那边资源很丰富，也有很好的工业基础，这位灵宝人认为这些可能对三门峡市有较大的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三门峡市成为国家“小三线”建设的重点，先后建成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使三门峡形成以煤炭、冶金、纺织、机械、电力为主支柱行业的工业格局，这对三门峡市经济发展乃至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这些传统的产业大都开始衰落。三门峡市发改委能源局王伟科长告诉记者，三门峡市的发展主要靠能源，但是三门峡的能源业在走下坡路，传统的“黄黑白”发展模式无法继续，“黄黑白”是指灵宝市的黄金、义马的煤炭和陕县的铝矾土资源。

现在，三门峡的煤炭资源即将枯竭，曾经发展起来的一批小火电厂纷纷关闭。而由于周边河流水位下降、断流小水电也都关停了，只剩大唐这样的大型电厂为保民生而支撑着。

至于三门峡大坝的发电效益，马仰峡告诉记者，三门峡大坝低水位运行，年发电量只有12亿~14亿千瓦时，在三门峡市的电力行业中分量很轻，这只相当于大唐三门峡发电厂半个季度的发电量，王伟也向记者证实了这一点。

随着为服务三门峡工程而布局的工业以及“小三线”建设布局的一大批工业产业的没落，这座城市与三门峡水利枢纽的联系在不断弱化。

无论从三门峡市的水利发展、工业发展还是城市发展等各个方面来看，这座因三门峡大坝而兴的城市无不在努力消除这座大坝带给自己的影响。

在2007年三门峡市的水利“十一五”规划中，可以看到为了摆脱三门峡库区影响，而做的打算。其中提到，三门峡市水利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首要的就是“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运行，水资源供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因三门峡水库降低水位运行造成沿黄水利工程设施报废或将面临报废”。

马仰峡多次向记者强调，三门峡市的发展不是依靠黄河，而是依靠地区间的合作交流。三门峡市“十二五”发展的目标任务中提到，三门峡市要“为打造中原经济区重要支撑、区域合作示范城市和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奠定坚实基础”。

三门峡市委书记杨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三门峡市的“三大战略定位”就是建设中原经济区重要支撑、区域合作示范城市、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

5. 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虽然三门峡市在努力摆脱大坝的影响，但是，因三门峡水库蓄水而产生的巨大人工湖，给这里带来不少发展的机会。

从三门峡市区到大坝，沿路随处可见农家乐的大字招牌和广告，让这段起伏不平的山路多了一份热闹和生机。而三门峡大坝风景区更是依托大坝，成为人工与自然结合的国家3A级旅游风景区。临近暑期，一些中学生三五成群来这里游玩，景区一家商店的老板告诉记者，最近来旅游的人不如平时多。

虽然三门峡市是一座工业城市，但是，“十一五”期间旅游业每年为全市GDP能做出7%以上的贡献，而且尚有潜力可挖。

在三门峡市旅游“十二五”规划中，大坝风景区是重点投资的旅游精品项目，排在28个建设项目之首，“十二五”计划投资15亿元，将这里打造成为5A级风景区。从这里到市区天鹅湖景区，是三门峡市重点打造的旅游“一核四区”中的核心——“三门峡市区旅游极核”，也是沿黄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建设的重点。

天鹅湖景区也是因三门峡水库而产生的，每年冬天这片湿地生态区都会吸引成千上万只白天鹅从西伯利亚飞来栖息越冬。三门峡市因此被称为“天鹅之城”，白天鹅成为这座城市的象征，在其政府网站的LOGO中就有一只飞翔的天鹅。可以想象，一旦三门峡水库全年敞泄运行，或者炸掉大坝，这片天鹅湖将难以留存，这也是反对炸坝和降低水位的人经常拿来反驳的有力例证。

在以黄委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名义发的《关于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的认识与建议》一文中提到，如果继续降低水位运行，库区多年来形成的生态平衡将被打破，湿地面积大幅减少将会影响天鹅湖。此外，低水位下新增滩地也会被开发成为耕地和居住点，一旦水库投入防洪运用，这些返库群众的生命财产将遭受巨大损失。

除了三门峡大坝周边的三门峡市、平陆县和芮城县，还有一家机构也被认为是因大坝而受益，这就是黄河水利委员会。

三门峡大坝二次改建之后，陆续加装了5台总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低水头发电机组，上世纪90年代又加装了2台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41万千瓦，年发电量12~14亿千瓦时。

发电效益都到哪去了？这不得不提1983年成立的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1996年5月根据水利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要求，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整体改制成立的国有独资公司——三门峡黄河明珠（集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三门峡和故县两座水利枢纽的管理和运行维护，承担黄河防洪、防凌、灌溉、供水、调水调沙、发电等任务。

每年三门峡发电的收入约为两亿元，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些收益主要归黄委会并用于解决三门峡水利枢纽运行成本。在“以水保电，以电养水”的运用管理模式下，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1989年起尝试汛期发电，突破了汛期不能发电的禁区。

当然，三门峡水利枢纽更大的受益者是下游地区。在三门峡大坝的防洪、防凌保障下，曾经饱受黄河泛滥之灾的下游地区实现了半个世纪的安澜。

6. 流域治理的困局

在陕西方面来看，下游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安澜，而且还在不断向黄河索取利益，而陕西省则是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最大受害者。陕西省一些官员和专家的看法是，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三门峡水库的防洪作用已经不太重要，而且多年来黄河上下建了很多大坝，这条河已经成为梯级河流，黄河下游的洪水威胁远远不如从前。因此，三门峡水库应停止发电和蓄水，以利于减轻对渭河淤积的影响。而反对者认为，只有当小浪底、三门峡、故县、陆浑四库联合调度时，黄河下游才能达到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三门峡水库的重要地位不可动摇。

不过，渭河的淤积导致下游“小水大灾”不断，这一直威胁着华阴、华县等三门峡库区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困扰着渭南地区的发展。

由于工业产业不敢在这里投资、布局，渭南市在关中城市群的发展中一直拖后腿。而在西安，虽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和建设第三个国际化大都市政策的刺激下这几年快速发展，但渭河水灾无法根除，始终是这个城市发展的潜在威胁。

记者就三门峡大坝的话题致电陕西省水利厅时，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一话题不便多说，因为说多了别人会认为陕西方面不顾大局。至于渭河水患问题，陕西省正在通过实行渭河全线综合整治来寻求解决之道。

今年2月，总投资607亿元的渭河陕西段综合整治开始，计划用5年时间治理好渭河。其重点在渭河下游的防治，疏通河道、加固堤防。对于渭河下游二华（华阴市、华县）夹槽地区重点治理，根治十几条南山支流在二华地区入渭不畅、形成悬河网的问题。

同时，为解决渭河泥沙淤积问题，计划在渭河支流泥沙最多的泾河上建设东庄水库，进行调水调沙，冲刷渭河河道，减轻淤积情况。此外，从汉江引水到渭河的“引汉济渭”工程，除向关中地区城镇、工农业供水之外，还将向渭河调水，配合东庄水库进行联合调水调沙。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长安大学教授李佩成告诉记者，这样做并不能根治渭河，要真正解决问题最终还是要从三门峡大坝入手。他认为，水利工程具有两面性，对过去的水利建设，特别是重大的工程建设，要根据认识的提高和技术进步，重新研究评价。今年5月份，他在为黄委会培训班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建议黄委会不但要从技术上，还要从理论上对三门峡工程重新进行总结。

要彻底解决三门峡大坝面临的尴尬，需上下游各方冷静思考，并坐下来研究如何解决。然而在记者采访中，无论是上游还是下游谈到这个问题都免不了情绪化。马仰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道，为什么要再次挑起有关三门峡大坝争议，上游为什么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整天指责三门峡，为什么不去指责山西。而陕西省一些官员谈到渭河问题，恨不得要炸掉三门峡大坝。

作为流域管理机构，黄委会应该协调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三门峡大坝由于牵涉到黄委会的部分利益，再加上它坐落于河南省郑州市，这一直被沿线省份私下指责为，在对待黄河治理问题中，存在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的倾向，由其出面协调的效用不得不打上折扣。

问题似乎就此陷入死结。但是,如果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的改建和运用方式的调整是对以前错误的水利思想反思，现在它还需要在流域治理思路与策略上的反思。

3、港交所：将跟进和监管中海油溢油事故

来源：中国低碳网 2011-07-11章轲

http://ditan360.com/HuanBao/Info-88356.html

　　中国低碳网专稿　国内著名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今天证实，港交所日前致信11家环保组织并表示“跟进和监管中海油溢油事故”。

　　港交所表示，已经收到11家环保组织“就中海油旗下控股油田蓬19-3油田溢油事故的举报函”，将一直鼓励上市公司披露更多资讯，以增加市场的透明度。

　　港交所的回复称，已经将举报函转交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香港交易所的全资附属子公司）有限公司上市科备案，上市科会按《证券上市规则》做出适当的跟进及监管行动。

　　不过，港交所也表示，他们的政策一贯不会就个别公司或情况做出评论，因此，不能向上述环保组织一一交代对事件的处理情况。

　　此前，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11家环保组织联合致信港交所和纽交所，希望其对中海油和康菲公司不进行及时信息披露的违法行为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予以惩戒。

　　11家环保组织表示，支持港交所一贯以来对信息披露的鼓励，并希望看到联交所上市科对此次涉嫌隐瞒的事件做出跟进及监管行动。

　　11家环保组织对于港交所一贯不就个别公司或情况作出评论的表态表示遗憾，希望港交所能将鼓励信息披露的承诺落实在其监管行动中，切实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广大投资人的投资利益。

截至目前，11家环保组织只收到了港交所的回复，尚未收到纽交所的回复。

4、渤海溢油事故C平台仍有油花溢出 调查进展缓慢

来源：新华网 2011年07月11日　余晓洁　罗沙

http://news.sohu.com/20110711/n313054730.shtml

“溢油”未尽：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C平台仍有少量油花溢出

　　新华网北京7月11日电（记者余晓洁　罗沙）记者11日从国家海洋局获悉，海洋局海洋环保司、中国海监总队和北海分局有关监管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10日再次登检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B、C平台，发现C平台仍有少量油花溢出。

　　根据7月10日卫星遥感信息，在B、C平台附近再次出现油带，且经进一步海底探测发现，B平台附近海域仍有可能发生溢油的迹象。

　　据悉，目前溢油原因的排查进展缓慢。

　　“康菲公司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尽快查找漏油的真正原因。在安全作业的前提下，提高维修工作效率，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联合检查组严肃提出。

　　同时，联合检查组明确要求康菲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将溢油情况如实并及时地向社会公众公布。

　　联合检查组发现，尽管B、C两个平台溢油事故分别在6月19日、21日得到基本控制，但仍有少量漂油在平台附近出现。

　　联合检查组此次登检重点查看了溢油点封堵情况，以及溢油风险源排查情况，实地检查了B平台的开排罐、闭排罐以及B平台漏油处，C平台钻台、采油树等溢油重点风险部位和生产流程。

5、溢油丑闻波及中海油“海上大庆”

来源：经济观察报2011-07-11严凯

http://www.eeo.com.cn/2011/0711/205914.shtml

经济观察报记者严凯一个月前的一次油田溢油事故让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0883.HK）如今陷入了两难境地。

6月初，中海油拥有51%股权的蓬莱19-3油田的两个钻井平台相继发生了溢油事故。但中海油及作业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下称“康菲中国”）均未对此作出及时披露。

如今，中海油和康菲中国被指瞒报事故。尽管作业方康菲中国将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但作为合作方的中海油也被认为难逃干系。

2010年，中海油成功实现了5000万吨的“近海大庆”计划。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四个“海上大庆”，除了“近海大庆”，还包括“深水大庆”、“海外大庆”和“LNG大庆”。

此次溢油事故迫使蓬莱19-3油田每日减产7000桶。中海油内部人士称，此次溢油事件后，中海油的海上大庆计划或许因此受波及。

迟到的公开

7月5日下午，位于复兴门外大街1号的国家海洋局内格外热闹。在海洋局二楼的一个会议室内，挤满了来自国内外70多家媒体、90多人。

“这是海洋局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媒体见面会。”在通报会开始前，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打趣道。

不过，在此次通报会上，康菲中国和中海油相关负责人并未到场。康菲石油是一家国际一体化能源公司，是全美第三大能源公司和最大的炼油公司。

当天，中国海洋局正式对外公布了渤海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有关情况。据海洋局公布的信息，此次溢油事件最早始于一个月前。

蓬莱19-3油田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海上油田，有“海上大庆”之称。该油田的作业方是康菲石油，合作方为中海油。前者拥有油田49%的权益，后者拥有51%权益。

令人费解的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国家海洋局始终未提及“中海油”。

身为作业方的康菲中国被认定为此次溢油事件的责任方。中国海监总队北海第二支队政委何建苗称，中国海监执法部门已对康菲中国此次溢油事件予以立案调查。“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最高处罚额度为20万元。”何建苗称。

而在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通报会的第二天，康菲中国和中海油也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专程来华救火的康菲全球高级副总裁Ryanlance携康菲中国四名高管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与会的还有中海油执行副总裁陈壁率领的中海油3名高管。

发布会上，康菲和中海油就此次溢油事件向社会公众道歉，中海油也首次承认将分担经济责任。而此前，中海油和康菲石油对溢油事件一直保持沉默。

祸起溢油

除了中海油和康菲中国，另外一个保持沉默的便是国家海洋局。

早在6月4日，一份内容为“蓬莱19-3油田B平台东北方向海面发现不明来源少量油膜”的报告出现在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报告方为康菲中国。同时收到报告的还有中海油。

由于有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在前，“不明来源少量油膜”引起了北海分局的重视。北海分局内部人士称，在接到报告后，局里领导就要求康菲公司立即处置，对油田自身进行自查。

4天后，康菲中国再次报告称，在B平台东北方向附近海底发现溢油点。北海分局立即派了专员登台提取了油膜样品进行分析，并最终确认溢油源来自蓬莱19-3油田B平台。

6月16日，国家海洋局曾约见康菲中国的负责人，要求对外公布漏油信息。“还没来得及决定是否对外公布，另一处溢油又发生了。”上述内部人士称。

第二天上午11：00，北海分局又接到报告，蓬莱19-3油田C平台及附近海域发现大量溢油。

随后康菲中国报告称，C平台C20井在钻井作业中发生小型井涌、侧漏事故，导致发生溢油。

“B平台溢油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蓬莱19-3油田通过注水和岩屑回注，增加了平台附近的地层压力，为流体连通地层提供了能量，导致该平台海底溢油。”李晓明称。

在C平台发生溢油后，康菲中国在与合作方中海油商量后，决定暂停油田平台的所有作业，直到完全控制溢油。为此，康菲对两平台实施措施，致使溢油情况得到控制。“至少在溢油基本控制住之后，作为作业方，是有责任对外界披露溢油事件的，让外界对油田所溢出来的油膜有个提前防范。”一位业内专家称。

对此，康菲中国的解释是：“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要向中国的相关部门及时汇报了，包括向合作方中海油。我们是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的。”国家海洋局则表示，溢油事故数据分析需要一个过程，这也和监测技术不成熟、监测水平受制约有关。

国家海洋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7月4日，此次溢油事件导致劣四类海水面积为840平方公里。单日溢油最大分布面积158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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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渤海溢油事故推测：离心机是否惹祸？

来源：财新网2011年07月11日

http://policy.caing.com/2011-07-11/100278082.html

对于新设计离心机的不当使用，以及被迫采用的处理办法，或许与蓬莱19-3油田这次注水、注砂导致的原油泄漏存在关联

　　【财新网】（特约作者王大禹）2011年6月，蓬莱19-3油田附近发现泄漏的原油，而事故当事人并未及时向公众通报。直至今天，当渤海已经被污染一个多月的时候，公众所获得的事故信息也很少。因为其专业性和复杂性，海上石油平台的开发和操作会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公司，但从参与公司的新闻公告、学术文章等资料中，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中国最大海上油田

　　1994年12月，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后来和康纳石油合并成康菲石油公司）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合同，获得渤海湾渤中11/05区块的勘探权，菲利普石油公司占49%的权益。1999年5月，在11/05区块发现了被称为中国“海上大庆”的蓬莱19-3油田，是中国最大的海上油田。

　　蓬莱19-3油田分两个阶段投入开发生产。油田一期工程包括建成一座井口平台蓬莱一号并安装租用的渤海明珠号浮式生产储油轮（FPSO），2002年12月31日第一期开发阶段投产，至2006年，平均日产原油2.8万桶，峰值为日产3.5-4万桶。

　　二期工程于2006年起分阶段投产，包括建设5座具有钻井、生产能力的井口平台（A-E），钻井200口，1座单点系泊系统（中央处理系统），建造并安装一艘浮式生产储油轮（海洋石油117号）来代替租用的渤海明珠号，铺设15条海底管道（58公里）、13条海底电缆来连接这些设施。

　　早在2001年5月，美国福陆公司（Fluor）就得到第二期开发的工程合同，包括可行性研究、施工设计、采购，并在3个不同国家的七个造船厂建造。

　　2010年2月，康菲石油在中国注册的子公司康菲中国还与哈里伯顿公司签订两年期合同，由哈里伯顿提供定向钻井和随钻测井服务。

　　德国公司的新设计

　　去年的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BP公司使用的正是哈里伯顿公司的固井服务。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约一年后，2011年4月21日，BP公司起诉哈里伯顿公司疏忽地未使用软件对油井的安全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福陆公司对蓬莱19-3工程的方案描述，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碟片离心机来分离原油中的水和砂的大型海上油田项目。因为高效和灵活性，使用了离心机系统，没有使用传统的电脱水器。

　　按油田产量及原油含砂特性计算，每天从开采的原油中要分离出72吨砂子，这些砂子在浮式生产储油轮使用处理系统处理一下就重新注入到海底油井，也可以带到岸上。福陆公司使用的是德国GEA Westfalia公司设计生产的离心机，后者以参加了蓬莱项目为自豪，并在自己的产品宣传册以及公司杂志上都对蓬莱油田项目采用其四十多台离心机大加描述。

　　由于地质原因，蓬莱油田开采的原油中含有大量产生于第三纪中新世的砂子，当时没有可以同时对油水、砂水进行分离的离心机，GEA Westfalia就特意为蓬莱油田的应用设计出了定制的离心机。

　　但是，笔者不仅仅对于这样的设计有怀疑，也对康菲公司接受这种第一次的新设计用于生产实践的做法表示怀疑。

　　离心机谜团

　　康菲公司发表的学术文章表明，这种离心机只能处理一定范围的砂粒，特别难以对付粘性大的固体，原油中的沙粒粘性很大，容易结块，经常堵住砂喷嘴。很多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而做出的设计，导致离心机的处理能力远低于设计处理能力；而实际生产中，又不可能停产进行大规模改造，只能通过修改作业程序来减轻这种问题的发生。

　　在修改作业程序中，康菲的文章表示，他们不得不“修改平台钻井泥浆的处理方式，使之回注地层，而不是直接将钻井泥浆打入流程、进入分离机处理”。对于离心机的不当使用，以及被迫采用的处理办法可能与蓬莱19-3油田这次注水、注砂导致的泄漏有关联。

　　对于蓬莱19-3油田原油的脱水和脱砂，中海石油研究中心2002年时就有研究，讨论过使用离心机还和电脱水器的优劣。当时得出的结论是，蓬莱油田一期工程使用了电脱水，而且渤海明珠浮式生产储油轮上面就是电脱水器，如果换成离心机，需要增加成本，同时一期生产的原油导电率不高，适合电脱水。而二期生产的原油导电率较高，不适合电脱水，应该用离心机，并推荐了美国的阿法拉伐公司（Alfa Laval）。这家公司已经将离心机大规模用于石油行业，主要项目就是将加拿大油砂中提炼的石油进行脱水脱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而且当年的菲利普斯公司也有使用阿法拉伐离心机处理生产水的成功经验。

　　至于蓬莱19-3油田二期工程后来为什么又要使用GEA Westfalia公司特殊定制的离心机，我们不得而知。■作者为美非能源有限公司副总裁

7、“没调查清楚”是事故延报的理由吗？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1年07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120014.html

　　中海油与康菲石油合作开发的渤海蓬莱19-3油田发生漏油事故，6月4日开始漏油，7月5日国家海洋局才向公众通报事故情况。对于为什么时隔一个月后才通报，国家海洋局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解释说，这次漏油事故的原因很复杂，监测数据采集、污染面积判断、事故原因分析等不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得出准确结论，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前，海洋局已将相关情况及时通报给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山东、河北、辽宁、天津等地。（7月6日《新京报》）

　　随着事故信息逐步披露，社会公众愈发搞不明白：事故发生一个月后才向社会通报，视公众知情权如无物，这究竟是“延报”还是“瞒报”？比隐而不报更令人愤怒的是，此前中海油相关人士还“谎报”，说什么事故只涉及200平方米海域，而实际情况是有840平方公里海域受到污染。而且，按照规定，对作业方康菲石油的罚款可能只有区区20万元，连“挠痒痒”都算不上，而合作方中海油更是无事一身轻。

　　人们很自然地将批评矛头指向中海油和康菲石油。这两家企业确实应该受到谴责。但是，漏油事故发生之初，康菲石油于6月4日和6月8日两次向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报告了情况——企业不向社会公布消息，国家海洋局为何也不向公众通报？是否通报以及何时通报，这个主动权其实首先掌握在相关部门手里。

　　李晓明司长自认为延迟通报有理，依我看，他所说的理由站不住脚。漏油事故的原因也许是复杂的，分析判断也是需要时间的，但是，渤海发生了漏油事故，这个“基本事实”已经摆在那里，理应先公之于众。至于污染面积、漏油原因等，可以一边调查一边通报。只有信息及时公开，才能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而公布信息显然不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假如“事故没调查清楚”或“未处理完毕”可以作为延报的理由，依此推论，康菲石油也可以不向国家海洋局报告，等调查清楚、处理完毕之后再报告。依此推论，海洋局也可以不向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各省市通报情况——为什么漏油事故可以在官方内部通报，唯独不能向社会公众通报？这是一种什么逻辑？

　　假如“事故没调查清楚”或“未处理完毕”可以作为延报的理由，那么日本大地震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可以不向本国民众和全世界通报核泄漏事故。因为当时核泄露的原因、影响范围都没有调查清楚，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得出准确结论，而且直到现在，核泄漏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

　　再作推论，飞机失事之后可以隐而不报，等弄清失事原因之后再通报；发生矿难后瞒报有理，因为原因尚未查清，事故尚未处理完毕……假如海洋局延迟通报漏油事故的理由可以成立，那么任何瞒报都有了冠冕堂皇的借口。

　　究竟是谁对渤海漏油事故遮遮掩掩？是中海油，是康菲石油，还是国家海洋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九条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应当公开。漏油事故污染近海生态环境，当然涉及沿海民众特别是渔民的切身利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则明确规定，“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属于政府应当主动公开、重点公开的信息。

在某种意义上，隐瞒、延报事故信息比漏油事故本身更恶劣，漏油事故污染了海洋环境，隐瞒、延报则“污染”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此次漏油事故的责任方找到了，那么隐瞒、延报的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

8、渤海湾漏油瞒报需厘清责任主体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07-10 张传文

http://gcontent.oeeee.com/7/73/7736debbc2c6bca5/Blog/855/2aa466.html

摘要：中海油作为上市公司，按照我国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规定，在漏油事件发生后，中海油应该第一时间公开信息。

中海油作为上市公司，按照我国有关证券法律法规规定，在漏油事件发生后，中海油应该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按照海洋环境保护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早在6月4日便已经掌握事故发生信息的国家海洋局，负有及时地公开相关信息的法定责任，国家海洋局如何解释瞒报迟报一个月的行为，难道仅仅是告知康菲公司要公开信息就可以回避自己才是更为重要的责任主体的事实？

环保组织在渤海湾漏油事件中发挥的能量已经不容小视。它们采取了依据自己专业分工协作的策略，持续推进信息的披露。通过借用微博、传统主流媒体以及公开信的方式，使得这一公共事件不断得到社会层面的关注，最终在媒体之间形成了热点。

其中，有的擅长收集各种污染信息，有的跟传统媒体联系紧密，有的充分利用自媒体的功能，还有的媒体擅长调研，并打算去现场调查真实的污染状况。

渤海湾漏油事故令民众最为愤怒的，是“挤牙膏式”的信息披露。

6月4日发生的事故，最早于6月21日出现在微博上———“渤海湾漏油已经两天了”，一只硕大的海鸟正在奋力从油水中飞出。6月30日《南方周末》刊发渤海溢油事件。

7月4日，自然之友、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及达尔问自然求知社等11家环保类N G O发表公开信，要求中海油、康菲公司公开相关信息并道歉。

7月5日，国家海洋局时隔一月，终于通报溢油，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给出迟报原因是“分析需要时间”，认为康菲公司负全责。7月6日，中海油与康菲公司终于召开发布会致歉。两家公司表示将分担赔偿，上不封顶。

这是渤海湾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的链条。这是一起伴随严重迟报瞒报情况的安全事故。初步调查显示，本次溢油污染致劣四类海水面积为840平方公里，单日溢油最大分布面积158平方公里。作为烟台长岛北部最大的生态渔业养殖岛大钦岛，被媒体爆出最近陆续出现鱼类莫名死亡。

更重要的责任主体

一个月来，除了少数的媒体记者，微博博友以及环保机构人员，绝大多数公众对国家海洋局、中海油以及康菲公司都掌握的信息毫不知情。漏油事故责任究竟在谁，成为愤慨讨伐的焦点。康菲公司一直坚持自己并未瞒报，因为“在第一时间将漏油信息上报给了中海油以及国家海洋局”。这一点可以被官方说法所印证，国家海洋局于6月4日当天便接到康菲石油报告，在蓬莱19-3油田B平台海面发现不明来源的少量油膜。海洋环境保护司司长李晓明也提到，6月16日约见康菲公司负责人时，向他们提出过“是否已对公众披露”。他们说没有。“我说你们应该讲，你们污染了我国的海洋，应该向公众公布。”

康菲公司以第一时间已经“上报”避开瞒报迟报的指责，明显在玩偷换概念的游戏。上报不等于主动公开，作为一家国际上市公司，负有即时向社会和股东公开重要信息的责任。

国家海洋局即使将具体事故责任完全认定康菲公司所应承担，但在信息公开的问题上，不等于康菲公司就是唯一的责任主体，也不等于中海油借此就可以脱开干系。首先，在蓬莱19-3油田项目中，中海油所占权益为51%，一个占主要股份的公司很难将合作中出现的事故完全撇清。普通民众虽然看不到两家公司的具体合同条款，但很难想象，中海油公司只可以从中获益而不承担合作中的风险；如果合同明确中海油公司与类似的事故没有关联，康菲公司却非将信息上报给中海油，这样的情况也是很难想象的，是不合情理的。

如果从《安全生产法》来看，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当事单位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不报。”也就是说，法律并没有要求当事企业向公众通报事故情况，在中国，康菲公司的法定义务只是“上报”。所以，对于记者提问，如果此漏油事件发生在美国，康菲石油公司是否也会在1个月后才向公众告知情况，康菲石油中国总裁先是停顿了一下，然后表示，“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并再次强调“公司第一时间向政府部门和合作伙伴通知了”。这家美国公司对中国的法律是相当熟稔的。

即使抛开法律的视角，从道义的角度出发，中海油的表现一点都不比康菲公司多一丝丝认可度。对于一个月的瞒报迟报，中海油执行副总裁陈壁表示，由于调查过程确实需要时间，对外公布的内容希望是负责任的，如果不清楚，也不希望看到误导媒体和投资市场、误导社会。

在南都记者采访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时，中海油这样的做法被认为是严重不负责任的。马军并不认同对股东负责的解释，即使是说漏油不是那么严重(曾有中海油内部人士说只有200平方米的漏油)，为了避免误导，也可以将已知的漏油范围公布出来。是不是没有媒体的报道持续跟进，他们就永远不会公布了？这样的瞒报迟报行为，已经对环境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影响，各方失去了第一时间规避风险的机会。

令人震惊的行为，公关式的解释，隐藏着大公司大企业对国内社会的霸权霸道。媒体曾报道中海油此前发生多起漏油事件，陈壁称，瞒报的情况并不存在。其中媒体报道的福山一个油田的漏油情况，事实上这个油田并不属于中海油，而是其他公司的。中海油可以交予其它公司开办具体项目而自己稳坐钓鱼台，一旦出事便以“不希望看到误导媒体和投资市场”为名隐藏信息，这样的央企可以堪称国中之国了。

打开透明评估的程序

“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康菲公司执行了双重的标准，虽然做出了道歉，但对长期隐瞒的问题并没有认真的反省和正确的认识。自然之友公众参与议题负责人常成7月6日下午分别给港交所和纽交所写信，将11家环保组织的联名公开信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给这两家机构，建议调查两家上市公司是否存在没有及时披露信息的违规行为，并予以惩戒。环保组织曾在紫金矿业污染事件便采取过这样的集体选择。该事情发生在去年的7月3日，按照中国特色的信息扩散路径，老百姓38天之后才知道消息。

环保组织在渤海湾漏油事件中发挥的能量已经不容小视。它们采取了依据自己专业分工协作的策略，持续推进信息的披露。通过借用微博、传统主流媒体以及公开信的方式，使得这一公共事件不断得到社会层面的关注，最终在媒体之间形成了热点。其中，有的擅长收集各种污染信息，有的跟传统媒体联系紧密，有的充分利用自媒体的功能，还有的媒体擅长调研，并打算去现场调查真实的污染状况。

要让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后，除了滚动式发布消息，最后还被裁决履行天价赔偿。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99年修订后，罚款的额度就再也没有进行调整，对于此类污染事故的处罚最高是20万元，当然无法满足生态损失以及其它利益相关方包括渔民的损失补偿要求，也无法阻遏海洋环境受损害的势头。中国政法大学的王灿发教授认为，目前的状况并非法律全然落伍，“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六十条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应予立案追诉。”王灿发认为情况严重应追究刑责。

马军认为，接下来最关键的是将中海油、康菲公司的赔偿金额确定好，虽然李晓明提出了海洋局可以代表国家向责任方提出生态赔偿，生态赔偿有可能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官方在以往的信息披露表现已证明并非全然可靠可信。马军认为，要将所有的损失情况盘点清楚，议定清楚赔偿金额，依然很让人担忧。如果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参与评估的过程，最后的结果就会难以让人信服。包括这两家企业以及国家海洋局，应该通过评估的过程扭转自己的形象，主动公开透明，并设置包括环保组织在内的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包括渔业养殖的经济损失相对还是比较容易计算，但生态补偿计算不到位，最后可能完全不够恢复生态。马军呼吁一方面要打开评估的过程，使得环保组织可以参与进来，另一方面，环保组织参与支持的环境损害诉讼案件也不可施予阻碍。

9、《中国水利调查》城市排涝如何经受暴雨考验

来源：中广网2011-07-09

http://www.chinadaily.com.cn/hqgj/jryw/2011-07-09/content_3143943.html

[提要] 果不其然，6月28号，高强度的降雨让长沙也变成了“海”，当时长沙城区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暴雨站点多达12个，最大点降雨量达到130.8毫米。除此之外，邓玉梅表示，将来还会根据各城市情况制定洪涝风险图向社会发布，让公众提前做好准备。

中广网北京7月9日消息（记者满朝旭）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入汛以来，北京、武汉、长沙、成都等城市因突降暴雨变成一片泽国，网友们纷纷调侃，今年最浪漫的事儿就是在家门口看“大海”。实际上，近几年，一些大城市不仅经历过“雨后变汪洋”的尴尬，而且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甚至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针对这种情况，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里明确提出要加强城市防洪排涝工程建设，提高城市排涝标准。《中国水利调查》系列报道第二篇《城市排涝如何经受暴雨考验？》　　

　　对于兴水之利，除水之患我国南方地区有着较丰富的经验，江苏是水利大省，那里的城市排涝标准是怎样的？江苏省水利厅规划设计处处长毛桂囡告诉记者，今后，江苏所有城市的排涝标准要能抵御20年一遇的水患。

　　毛桂囡：整个城市防洪建设是218个亿，我们所有城市的排涝标准都是20年一遇，现在在我们江苏来讲，苏州、无锡达到了，中心城区达到了，所谓的20年一遇排涝，城市管网的水出来，我们的骨干河道要把它接纳，接纳之后要把它排到长江。

　　在北京被水淹后的第三天，记者在南京采访正好赶上了当地遭遇新一轮强降雨袭击，前一天夜间到当天早上的普遍降雨量在100毫米上下，由于南京防范及时没有造成大范围的积水，不过，南京市水利局副局长刘克利也坦言，要是赶上北京那种程度的降雨，恐怕都会遭遇变水城的尴尬。

　　刘克利：北京前天晚上有个点，，一小时168毫米，像这种雨浇到任何地方都要暂时受淹，那是正常的了，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下水道。

　　果不其然，6月28号，高强度的降雨让长沙也变成了“海”，当时长沙城区降雨量超过50毫米的暴雨站点多达12个，最大点降雨量达到130.8毫米。然而，在暴雨将至的前一天，长沙市市长张剑飞接受了中国之声的采访，记者了解到，强降雨袭击的并不是一个毫无防范的城市。

　　张剑飞：我们做了几件事，一是把全市下雨容易内渍的100多个点进行排查，立交桥底下等等。第二，我们抓管网匹配，下游的管子一定要比上游的大。第三，加排渍的泵站，主要的积水点把泵站都完善了。另外我们还有一批带泵的应急汽车，哪里有问题，马上开。

　　沟渠疏通了，管网匹配了，泵站增强了，应急有准备了，但还是没有抵挡住极端降雨的袭击，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可以避免暴雨不在倾城？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邓玉梅告诉记者，未来在加强骨干排水管网的同时，还要在城市兴建雨水调蓄池、用透水材料铺设城市路面以及减少城市中湖泊洼地的填埋。

　　除此之外，邓玉梅表示，将来还会根据各城市情况制定洪涝风险图向社会发布，让公众提前做好准备。

　　邓玉梅：比如这个地方就是地势低洼，我就做一个风险图，我预报一小时降50毫米的时候，这个地方肯定要淹的，我画出一个区域，我们正在推这个事，准备做好了以后给社会发布，放到网上，大家一看今天预报有20毫米降雨，我家附近是低洼地带，我做好哪些准备。

治水从古至今都是安邦定国的大事儿，昨天开始的第一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今天将在北京结束，明天《新闻纵横》将播出《中国水利调查》系列报道第三篇：首次中央水利工作会议如何描绘治水蓝图？

10、我国上半年自然灾害造成449人死亡

来源：中国天气网2011年07月11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7-11/094522791974.shtml

　　中新网7月9日电据民政部网站消息，2011年上半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全国2.9亿人次受灾，449人死亡，100人失踪。据介绍，总体上看，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灾情接近近年同期平均水平，但局部地区受灾严重。

　　近日，民政部、国家减灾办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卫生部、统计局、林业局、地震局、气象局、保监会、海洋局、总参作战部、红十字会总会等部门召开灾情会商会，对2011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2011年上半年，各类自然灾害造成全国2.9亿人次受灾，449人死亡(含森林火灾死亡41人)，100人失踪，296.4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农作物受灾面积2552.6万公顷，其中绝收193.2万公顷；房屋倒塌27.4万间，损坏11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1420.3亿元。

　　据国家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总体上看，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灾情接近近年同期平均水平，但局部地区受灾严重，主要呈现出五个特点：

　　——水旱灾害损失重，旱涝急转明显。上半年，中国遭受两次大范围旱灾。冬麦主产区发生秋冬连旱；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甘肃、宁夏等地出现春夏连旱，群众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入汛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4次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近4成受旱县出现明显的旱涝急转，给救灾准备工作带来较大困难。上半年洪涝(含山体滑坡泥石流)、旱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占全部自然灾害总损失的36%和34%。

　　——地震灾害活动频繁，台风登陆相对集中。上半年，中国大陆地区共发生5级以上地震7次，其中3次发生在西南地区，震级最大的浅源地震为3月10日云南省盈江县5.8级地震，造成25人死亡，17万间房屋倒损。6月份有3个热带风暴在中国大陆集中登陆，为近60年同期最多，但损失较轻，并有效缓解前期的高温天气，增加库塘蓄水。

　　——低温冷冻灾害损失重大，风雹灾害点多面广。年初，南方地区10余省份先后遭遇4次明显雨雪冰冻天气过程，发生低温冷冻灾害，对电力、交通系统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其中贵州西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冻雨日数超过10天。风雹灾害集中发生于第二季度，总体损失与近年同期相比损失偏轻，但广东、河北、新疆、甘肃等省(自治区)受灾较重。

　　——重复受灾严重，人员伤亡集中。上半年，全国2100余县(市、区)不同程度受灾，其中近7成受灾县(市、区)先后遭受两次以上灾害影响，近半数遭受3次以上灾害影响。因自然灾害导致的人员死亡和失踪发生区域和时间相对集中。从发生区域看，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5省因灾死亡和失踪总数达324人，占全国总数的近6成；从发生时间看，6月份的因灾死亡和失踪人数占总数的7成左右。

　　——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城市受灾突出。上半年，我国气候复杂多变，极端天气事件时有发生。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华北大部、黄淮及江淮北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少5-8成；1-5月，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降水量为近60年来同期最少；6月份长江中下游地区区域平均降水量创50年来历史同期最大值。受短时强降雨影响，6月份，北京、武汉、长沙等大城市一度遭受严重内涝，交通大范围受阻，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11、有史以来最高规格水会议谈治水

来源：证券时报网2011-07-1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7/1151310348607_1.shtml

据新华社电，中央水利工作会议8日至9日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周永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这个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治水会议阐述了新形势下水利的重要地位，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水利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动员全党全社会掀起大兴水利的热潮。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兴水利，除水害，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力争通过5年到10年努力，从根本上扭转水利建设明显滞后局面。到2020年，基本建成防洪抗旱减灾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水资源保护和河湖健康保障体系、有利于水利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

　　胡锦涛指出，加快水利改革发展，要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民生优先。二是坚持统筹兼顾。三是坚持人水和谐，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全面节约、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水资源，合理安排生活、生产、生态用水。四是坚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公共财政对水利发展的保障作用，大幅增加水利建设投资。五是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水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水利体制机制。

　　胡锦涛强调，当前，要全力以赴完成好以下重点任务。一要着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二要着力提高防洪保障能力。三要着力建设水资源配置工程。四要着力推进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五要着力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六要着力提高水利科技创新能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总结国内外治水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基本国情，顺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制定实施新形势下的治水方略：

　　一是科学规划。二是统筹安排。三是综合治理。多措并举、综合治理，把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结合起来，充分运用现代科技、信息、管理等手段，健全综合防灾减灾体系，不断提高治水的科学化水平。四是节水优先。大力倡导、全面强化节约用水，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五是强化保护。坚持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六是量水而行。在确定产业发展、生产力布局、城镇建设规划时，充分考虑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因水制宜、以供定需。

12、北京首个市民自办垃圾厂落成

来源：京华时报 2011-07-10 文静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1-07/10/content_678505.htm

由知名律师“驴屎蛋儿”投资14万元建设可对两千户居民垃圾进行分类处理

本报讯（记者文静）因反对在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出名的市民代表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自投14万元建设的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日前在昌平区落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该设施可对两千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

居民垃圾开袋分析

刚刚落成的“绿房子”，外表看上去有点像工地上工人居住的简易房，内部面积约20平方米，设有垃圾分拣台、脱水机、破碎机等垃圾处理设备，污水排放管、排风扇等设施也一应俱全，这个微型垃圾处理厂被安放在纳帕溪谷别墅区的后门外。

据“驴屎蛋儿”介绍，本月底，“绿房子”即可正式启用。在“绿房子”启用后的第一个月，志愿者将对收集到的垃圾一一开袋，进行科学研究和分析，“不会有一包垃圾被运走或被处理掉。”

“驴屎蛋儿”说，目前全国已有6个环保组织答应了他的请求，每个环保组织将派两名志愿者，共计12人来帮助他运作“绿房子”。“我们将把每家每户的垃圾袋打开，然后进行分析，比如塑料中的各类成分分别是多少，每包垃圾中有价值的物质有多少等等。”一个月的数据完成采集后，他将把分析测算结果上报给市政市容委。

“驴屎蛋儿”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想用数据来证明垃圾中到底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财富。

自掏腰包投入14万

“驴屎蛋儿”表示，从第二个月开始，他将依靠从垃圾中产生的废旧资源获利，维持经营，“绿房子”的工作人员将对可回收的垃圾进行准确分离。按照目前的计划，如果居民自觉将一些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的废品交过去，将会获得“绿房子卡”，现金直接刷到磁卡里，居民可用磁卡到一些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其他不可回收的垃圾，则将通过破碎、压缩、分离等处理，最后只剩下一小部分垃圾运往外面的垃圾处理厂。

“驴屎蛋儿”表示，他已经在附近村庄租了两间房子安置志愿者，另外准备租一个存放废品的仓库，他还计划走访周边村民，希望他们也能支持自己的这个垃圾分类处理计划。“驴屎蛋儿”表示，“绿房子”有能力处理两千户左右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

“驴屎蛋儿”说，为了建设“绿房子”，他已自掏腰包投入近14万元。

期望得到政府支持

“驴屎蛋儿”表示，通过一个月的数据分析，他希望能计算出两千户居民的生活垃圾中能回收多少有价值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变成多少利润，“如果最后证明‘绿房子’可以赢利，我希望能得到政府支持，由他们来牵头推广‘绿房子’，也可以是政府给予‘绿房子’一定补贴，以实现这个项目的良好运作。”

市政市容委固废处有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他们对“绿房子”项目的进展有所了解，但是下一步能否采取某种形式的支持，目前无法确定，“这得跟上级领导汇报，即便给予某种形式的支持，程序也会比较复杂。”

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则对“驴屎蛋儿”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王维平表示，“绿房子”的建成，标志着普通市民动起来了，“他不是一味地站在那里指责别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制造者，都有责任来寻求解决之道，‘驴屎蛋儿’履行了这个公民责任。”

王维平说，“绿房子”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垃圾减量化设备，通过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符合国家的要求和指导精神。

■特写

我能做好的事政府更能做好

“绿房子”落成后，一个名叫“根与芽”的国际环境教育机构组织50多名国内外中学生到“绿房子”参观，“驴屎蛋儿”为学生们详细介绍了他的这个环保项目。“你们知道我们每天喝完水的瓶子，被拣垃圾的人卖给了做有毒塑料制品的商人吗？”“你们知道我们在小饭馆用的餐巾纸是什么做的吗？有的甚至是用我们用过的厕纸做的！”“驴屎蛋儿”的话，引来孩子们阵阵惊呼。

用“驴屎蛋儿”自己的话说，搞“绿房子”出钱又出力，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到一个公民的责任，“我不想指责谁，也不想抱怨谁，只想用事实证明，我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做好的事，政府更应该有能力做好。”

住高档别墅，开百万豪车，在外人眼里，身为律师的“驴屎蛋儿”俨然是个成功人士，他自己却另有追求：“我不能只做律师，因为好律师有很多，我要做个环保者，一直坚持下去，这个比做律师更有意义。”

13、云南景东发现140只灰叶猴 或建野生动植物研究基地

来源：云南网2011-07-11

http://society.yunnan.cn/html/2011-07/11/content_1711324.htm

灰叶猴

昨日，记者从哀牢山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东管理局（以下简称景东管理局）获悉，在景东彝族自治县的景福乡大寨子一带，生活着两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其数量大约140只。他们计划在景东建一个野生动植物研究基地。

据介绍，景福乡大寨子生活着3群西部黑冠长臂猿，为研究和保护西部黑冠长臂猿，工作人员在大寨子专门设立了监测站，在观察西部黑冠长臂猿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附近生活着许多灰叶猴。

“灰叶猴和西部黑冠长臂猿的领地有交叉、重叠的地方，但它们见面一直相安无事。”据景东管理局局长罗有勇介绍，为研究灰叶猴，今年他们专门安排两人进行长期观察。“现在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其中一群对跟踪已习惯化，10米左右的距离它们都不怕了，共有81只，另一群比较难跟踪，数量还没统计准确，大约在60只；两群灰叶猴生活的区域相隔不远，一旦碰面，就会大打出手。”

据介绍，灰叶猴由于身体的毛色主要为灰褐色，或银灰色略带黄色，只有胸腹部为灰白色，因而得名。一般体长在42~60厘米，不过一根尾巴很有特点，长达64~86厘米。历史记载灰叶猴主要分布在缅甸、泰国、越南和我国的云南多个地方，就普洱来说，景东、孟连有过记载，不过最近没有人在孟连发现灰叶猴。

罗有勇介绍，整个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北长84公里，东西宽7公里，总面积30938公顷，其中景东辖区面积23355公顷，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就灵长类动物来说，全国共20多种，其中云南就有14种，而景东就能找到西部黑冠长臂猿、灰叶猴、豚尾猴、红面猴、猕猴等7种。

“我们有着这么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深入研究的不是太多，我们也想建立一个野生动植物研究基地，为专家提供便利条件，亦能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野生动植物。” 罗有勇告诉记者。（黄兴鸿唐云摄影报道）

14、山东莱西石墨厂污染地下水 庄稼几乎绝产(图)

来源：半岛都市报2011年07月11日

http://news.qq.com/a/20110711/000643.htm

石墨厂排出的废水不达标。大众网

“村旁有一家石墨厂，将带有酸性的废水直接排出，现在地下水被污染了，几乎是浇什么什么就死。”7月8日下午，(山东)莱西市南墅镇皂角树村的村民们纷纷抱怨。记者走访了解到，由于石墨厂常年排污，不少庄稼和果树遭了殃，严重的时候几乎是绝产。莱西市环保局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检验发现，这家石墨厂排出的废水呈酸性。另外，石墨厂内还有一家洗铁矿厂，两家工厂都已被责令停业整顿。

地下水不能喝不能浇地

7月8日，记者闻讯赶到莱西市南墅镇皂角树村的农田里看到，成片的玉米长得矮小，不少叶子已经发黄，用手在玉米叶子上一抓就是一把灰。“被石墨厂排放的毒气污染了，去年庄稼就绝产了。”据村主任刘先生介绍，初步统计，他们村子受损失的庄稼约有60亩。

村民称，工厂还会排放一种刺鼻气味，吸入后会感觉恶心难受，很多村民嗓子疼。“我们地下水也被污染了，现在没人敢喝地下水。”70岁的村民刘大爷告诉记者，不仅地下水不能饮用，而且连用地下水浇地都不行，用被污染的地下水浇什么死什么，因此只能靠下雨浇地。

据村民们介绍，石墨厂已经在这里好多年了，而洗铁矿厂刚建不久，两个厂子都在一个大院内，和村民们的庄稼地仅有一墙之隔。

现场检测污水不达标

记者来到石墨厂门口看到这里有一个大罐，旁边有黑色的池子，记者在暗访的时候，大罐内竟然冒出黄色的气体，记者站在200米远的地方就可以闻到刺鼻的酸味。在工厂门口有一道暗渠，从暗渠里面排出的污水一直向西流。村民说，污水都流到了附近的小河中。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莱西市环保局，执法人员赶到现场，该厂的负责人刘某称，他们工厂有合法手续也有污水排放设备，排放的气体也是达标的。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刘某说已经了解，他们已经为其中一个村庄赔偿了，之所以没有对皂角树村村民进行赔偿是因为这个村情况比较复杂。

随后，记者和执法人员对工厂四周进行了探访，在工厂附近记者找到了两个排污口，管道埋在污泥中，不仔细观察发现不了。排出的污水散发着一股恶臭味。执法人员拿出PH 值试纸当场检测，发现PH值在4到5之间，“污水呈酸性，根本不达标。”执法人员说。

两工厂被责令停产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洗铁矿厂，厂内只有机器设备和一些铁矿粉，工人已经不知去向，据了解，这家洗铁矿厂没有办理环保手续，属于无证生产。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经过检查，这两家工厂都不符合环保要求，应停业整顿，他们会对这两家工厂进行不定期检查，在没有达到环保要求前不能进行生产。

据村民们介绍，这家石墨厂虽然位于南墅镇，却是属于莱西马连庄镇的企业，该企业开始是一家乡镇企业，后来承包给刘某经营。据村民们介绍，庄稼被污染后，他们曾经找到厂方协商，开始厂方曾经答应赔偿，当地政府也表示会积极协调，但赔偿一直没有落实。对此，马连庄镇镇政府一位姓任的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进行协调，统计出村民们的具体损失再进行赔偿，争取给受害村民一个满意的答复。(半岛网-半岛都市报)（大众网）

15、保护与发展“拉锯”：洞庭湖消失过半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07-1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7/1141310349330_1.shtml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是昔日洞庭湖的真实写照，如今，随着湿地减少和湖面萎缩，洞庭湖已经荣光不再。

　　受泥沙长期淤积、大围垦、无序挖沙等自然和人为活动影响，素有“长江之肾”美誉的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剧减，影响水源和水质，导致生物种群锐减，湖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洞庭湖综合治理面临现实困境。”洞庭湖保护区管理局总工程师张鸿认为，包括湿地保护在内的洞庭湖综合治理，与地方政府利用洞庭湖资源发展经济的需求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这也是洞庭湖治理难以真正突破的关键节点。

　　岳阳市水务局数据显示，洞庭湖还在进一步萎缩。截至2010年，湖南省洞庭湖区15200平方公里中，湖泊面积为2625平方公里。湖泊面积萎缩过半，仅为清末民初的43.8%。

　　生态“恶果”

　　洞庭湖面积剧减的同时，另一种方式的破坏也同时进行，即对野生动物的猎杀。

　　原君山区狩猎队队长张厚义老人回忆，20世纪60、70年代，洞庭湖曾出现过数百只白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聚集的盛况，但最近十多年，保护区再见不到100只白鹤聚集。

　　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采桑湖管理站站长高大力透露，上世纪80年代前，洞庭湖野生动植物种类达3000多种，但目前仅有1631种，物种减少过半。

　　围垦带来湖面萎缩，其衍生的生态灾害显而易见。由人为阻隔水流的方式，导致洞庭湖枯水面积扩大，枯水时间加长，2008年来，洞庭湖每年3、4月的汛期均消失，枯竭现象加重。

　　受此影响，鱼类的产卵场和食场大面积缩小，食物匮乏，大量珍稀鱼类就此绝迹;而依赖浅水域洲滩生存的螺、蚌等底栖生物，也因缺水而大量死亡;湿地鸟类则因干旱另觅食源地而大量迁徙。

　　洲滩裸露还导致鼠患成灾，自1985年来的20多年里，洞庭湖区曾爆发过6次较大的鼠灾，且鼠祸呈愈演愈烈之势，仅2007年6月21日至24日，洞庭湖区的益阳市大通湖区即捕杀90多吨老鼠，约225万只。

　　此外，湖区洲滩大量栽种杨树也对生态环境产生毁灭性打击。杨树属速生树种，被称为湖区湿地的“抽水机”，杨树在生长过程中抬高洲滩，降低地下水位，破坏湿地植被，使得草滩变成林地，进一步加剧干旱。

　　张鸿透露，由于杨树属于外来物种，与本地生态系统格格不入，其经过8-10年生长期后被砍伐，导致局部生态系统被彻底毁灭，而湿地植物群落重建至少要花费3-5年的时间。

　　治理之殇

　　洞庭湖污染和破坏已沉疴入体，保护和治理却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

　　岳阳市水务局洞庭湖工作站专家表示，1980年代至1996年，治理主要限于防洪堤坝加固、蓄洪安全建设和洪道整治三个方面，真正的综合治理从1996年才开始起步。

　　“针对保护层次的不同，我们从洞庭湖外围开始，由外而内设立了实验区、缓冲区和核心区。”东洞庭湖保护区总工程师张鸿进一步阐述。

　　据他解释，实验区主要指一些农场，这一地区人类活动较多，可以进行生产生活;缓冲区人可以进入，但是禁猎禁渔;核心区是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区域，实行严格保护，人不得进入。

　　此外，张鸿透露，湖南省林业厅计划以东洞庭湖保护区为主导，将东、南、西洞庭湖保护区和湘阴横岭湖保护区整合成一个大的保护区，但目前尚无整合具体日程。

　　“现在的洞庭湖治理也面临着矛盾，主要是湿地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张鸿如是直言洞庭湖治理之殇。

　　他表示，洞庭湖综合治理要求对湖区湿地进行严格保护，这就限制了一些县乡政府对湿地资源的过度利用，会影响地方政府对一些企业的引入和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上马，同时湿地保护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也会有一定影响。

　　记者获悉，洞庭湖治理开始之前，湖区周边很多地方政府对湖区资源掠夺性利用，组成捕捞队和打猎队，养活了一大批人，对渔业和鸟类资源竭泽而渔，同时大种杨树和芦苇，在为地方经济带来短期利益的同时，也侵蚀着洞庭湖的生态环境。

　　“在治理和保护的过程中阻力重重。”张鸿透露，很多地方政府从地区利益出发，对洞庭湖保护并不热心，阳奉阴违的事件亦时有发生。

16、专家称江河流域灾害近年频发与管理无序等有关

来源：经济参考报2011年07月11日晏国政

http://gongyi.ifeng.com/news/detail_2011_07/11/7610374_0.shtml

今年以来，我国长江中下游发生旱涝急转灾害，造成多方面严重影响。事实上，类似的江河流域灾害近年来已屡见不鲜。

太原师范学院院长、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王尚义等专家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包括长江大旱在内的江河水问题的出现，直接“祸首”是异常天气，但与整个江河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合理、管理无序等因素息息相关。专家建议，在解决江河水问题过程中，应树立全流域观念，加强流域综合研究，并在顶层政策设计上，加强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工作，加快制定出台“流域法”，建立一体化的流域管理机制。

流域灾害都是异常天气惹的祸？

近年来，我国长江、淮河等大江大河流域内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长江中下游发生旱涝急转灾害，给一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严重影响。研究流域问题近30年、创建并发展了历史流域学理论的太原师范学院汾河流域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的王尚义、郭文炯、牛俊杰等教授认为，流域作为人、地、水相互作用的复合系统，具有整体性、历史性、因果性等特点。某一江河旱涝等水问题的出现，往往以异常天气为诱因，但都反映出整个流域的深层次问题。

以此次长江中下游大旱为例，表面看气候变化是主因，但“人类活动”这个驱动因子与叠加效应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上游地区“跑马圈水”。研究人员表示，长江上游干流段已建成葛洲坝和三峡工程，在西部水电大开发背景下，金沙江、乌江、嘉陵江、岷江等干流也分别规划建设了总数超过50座的梯级水电站。除此之外，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境内的许多主要河流及其支流均建有水电站，对上游来水进行人为控制。

郭文炯等专家说，由各类企业集团瓜分开发范围、由省到乡各级政府分别管理和控制税收的利益分配格局，几乎覆盖了长江全部流域范围和河流支系。为满足企业利益最大化，都以发电功能为首要选择，从而导致水资源分配失衡。正当中下游地区干旱季节大量用水时，这些电站却大量拦蓄水发电。电站管理权归属、利益不同，调度困难，制约了抗旱工作。一些地方小水电站快速发展，也成为抗旱“拦路虎”。与此同时，河流修建大坝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然水文情势的时空变化，对河流生态系统与水环境造成的各种影响，目前也亟待充分重视和研究。

专家们表示，在我国华北、黄淮等地区频发的旱灾过程中，也普遍存在忽视河流水资源综合利用导致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此外，由于缺乏全流域治理观念，长江等大江大河流域范围内还出现中小河流治理滞后导致的洪灾威胁问题、工业布局不合理导致的流域性水污染问题以及流域生态问题，特别是上游水土流失问题仍然突出。

江河流域治理面临四大问题

专家表示，从理论到现实层面看，我国江河流域治理工作目前还面临四大问题。

首先是流域开发治理缺乏统一规划，流域健康评价体系和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王尚义说，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之间相互转化，上下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防洪、灌溉、供水、发电、生态等功能之间相互联系。但当前我国大江大河水土资源的开发与治理，仍然是单纯以一个行政区域、一条支流、单项工程为主，这一开发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牛俊杰说，与此同时，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工作尚未纳入流域管理实际，导致无法对流域生态安全进行预警并由此采取超前应对措施；流域区域之间和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导致各方矛盾频发。

其次是流域立法工作滞后于流域开发治理实践。郭文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多部关于水的大法。但这些涉水法律法规主要是针对全国水资源状况做出的一般性规定，具有很强的行业特点，不能有效统筹协调不同地区和行业开发利用河流水资源的关系，不能有效解决流域开发中的一些特殊问题，导致出现某些部门主张自身利益而影响河流合理开发的现象。

第三是江河流域全方位、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尚未形成。王尚义说，我国目前针对黄河、海河等流域水问题设立了黄委会、海委会等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管理机构过于侧重水资源分配、防汛等水务管理，忽视了水土保持、经济开发等其他重要方面，无法对流域进行全方位、一体化的监管。

最后是流域研究工作滞后。王尚义等研究人员通过检索各方资料发现，尽管多年来学界关于流域学的研究有颇多创新之处，但大多研究只是将流域作为普通的空间地域范围来研究，较少考虑其系统性、封闭与开放性等综合特征，而且大多研究成果各自为政，没有真正统领到“流域”这一区域内。只有通过深入研究流域形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及其形成机理和演化规律，才有可能采取有效措施协调、控制其发展过程，为流域健康发展提供可操作的决策思路。

树立全流域观加强顶层设计

王尚义教授由此建议说，从国家层面看，应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树立全流域观念，突出顶层政策设计，全方位解决我国江河水问题。

要加快制定和出台“流域法”，强化依法治水。专家称，应从流域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进行流域立法。除了全国性的《流域法》，还应针对重要河流的单一流域开展具体立法工作。如尽快制定长江流域专门法律来科学利用长江水资源，协调处理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以及防洪、水电、航运、灌溉、取水、生态等方面的矛盾。

建立流域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强化流域合作治水、协调治水。王尚义说，应调整流域分块、分条管理的现状，建立一个统一的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管理和协调机构。具体机构设置可成立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在其综合协调下，建立部门、区域联动的管理、建设及执法机制，切实形成统一领导、部门联动、公众广泛参与、共同解决流域水问题的工作格局。

郭文炯说，纵观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管理立法与实践，大都将流域综合管理作为其核心内容之一，其中田纳西河流域的治理模式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20世纪初，田纳西河流域由于长期缺乏治理，森林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经常暴雨成灾，洪水为患，是美国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之一。为此，美国于1933年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赋予其防洪、航运、发电、供水、水环境保护、生态保护和休闲娱乐综合性管理职能。经过多年实践，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管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流域面貌得以根本改变。

要加强流域健康评价工作，建立流域水生态预警系统，同时建立完善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牛俊杰教授说，为从根源上解决流域水问题，应将流域生态安全评价工作纳入流域管理实际，开展国内主要流域的生态安全评价，及时诊断流域健康问题，尽早建立预警系统。

专家认为，随着近年来地方经济迅速发展和生态保护意识提高，区域之间和流域上、下游之间在资源、生态、环境方面的冲突不断增加，各方面开始关注生态补偿问题。但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来保障流域补偿政策的施行，应当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予以研究解决。

要加强流域水问题的综合研究，为科学治水提供依据。王尚义说，亟须从流域整体观和历史观角度，加强对流域的综合研究，发展流域科学。目前，需重点开展流域自然环境变迁、人文环境变迁、历史流域工程、历史流域管理四个侧面的基础研究工作，以及流域水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流域水患及防洪标准、历史流域生态安全评价、流域产业布局与开发模式、流域主体功能区划和科学的区域管理政策等应用方向的研究。

17、云南大理市委回应实景话剧破坏环境质疑

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2011年07月11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7-11/094222791954.shtml

2009年动工前的大理“北水库”，是一个杂草丛生、乱石裸露的废水塘。

在荣翊如《拯救大理》帖子里，“北水库”的照片是假的，张冠李戴用了丽江黑龙潭公园的照片。

　　投资2亿元，经过整整3年酝酿、设计、建设、编排、合成、制作，由陈凯歌担任总导演的首部大型魔幻神话剧《希夷之大理———望夫云》已于7月6日晚正式首演。(相关报道：陈凯歌大理制作实景剧引发环境问题争议(组图))

　　但从《希夷之大理》筹备之时起，民间对其质疑甚至“炮轰”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在首演倒计时期间，这种“不和谐”声音频繁地出现在了微博和多个网站论坛上，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用户“荣翊如”便是其中一位。从6月底起，她便在其微博上连续发难，甚至发出了“拯救大理”的声音(点击查看)。羊城晚报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质疑1：

　　为建舞台，北门水库被毁？

　　爆料《希夷之大理》舞台是搭建在大理北门水库(即北水库)上。荣翊如在《拯救大理》的帖子里如此描述该水库：“一直在此养鱼的李希靖老板说：‘这个浇灌着果子园、才村等800多亩良田的水库怎么会是废弃的呢？’”荣翊如还引用了“网友张先生”的话说，“大理北门水库是一个大理古城人熟知的标志性景点，吃完晚饭到那里走走，看白鹭叼鱼，看年轻人谈恋爱，多好的地方……这一切都将成为美好的回忆”。

　　回应大理市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赵廷标做了两点澄清，一是《拯救大理》帖子中的“北门水库”照片是假的，张冠李戴用了丽江黑龙潭公园的照片；二是北门水库此前不但一直存在着环保隐患，而且还存在着社会治安隐患。

　　北水库位于大理古城东北角，占地200余亩，与古城东南角的南水库并称“大理双眼”，但不论北水库还是南水库现都已废弃多年。据宣传部负责人介绍，北水库是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库。长期以来，包括医院污水、居民生活废水在内的很多污水都被直接排放到水库里，导致水库的水质很差。由于水库杂草丛生，甚至还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这些一直是令当地政府棘手的难题。

　　《希夷之大理》剧场看台建立在大理北水库的东侧坝埂上，舞台区域则建立在水库的水面之上。项目开工建设后，对四面坝体均进行了重铸和加固工作。在舞台区域，整个水体仍然实现自然循环，由于建设中对水库库底进行了清污工作、对水质进行了净化，同时不再有垃圾倾入，水质比原水库储水水质有了大幅提高。羊城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水库四面坝埂已被种植上了大量的花草植被和树木竹林。

　　赵廷标说，北水库升级成为《希夷之大理》演出场地后，以上两大隐患都将迎刃而解。“项目建成后，水库的水质比老水库的水质、环境等各方面提升了好几个台阶———由于整个舞台区域是注满了水的，所以水库的灌溉功能并没有发生变化，丝毫不会影响到大理农田的灌溉；其次，水库的治安隐患在项目建成后将得到最大的保障，并且它还有利于增加当地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因为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都会从项目中得到回报，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收入都将得到增加。此外，这个项目使我们整个周边的环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违规建筑被拆除，我们还新修了公路，高压线、自来水管线都重新布局。”

　　据悉，为确保承租水库的养鱼专业户利益，在《希夷之大理》项目建设开始前，水库中约40多吨鱼全部被投资方买下，放生到洱海之中。

　　质疑2：大理美景，需要灯光粉饰？

　　爆料荣翊如在微博中质疑道：“大理，是一种生活方式。自在人性，慈悲佛性，禅意灵性，浑然一体。得天独厚的山水胜景里，人性与佛性自然结合，胶着在凡俗生活之中。禅意的灵性，飘逸在大理山水城郭之中。无论你来自哪儿，来大理只为聆听大自然的有机之声！……《希夷之大理》在赞美大理的美景，还是用夜总会的灯光粉饰的舞台？”

　　回应大理市委领导及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大理旅游面临的瓶颈问题。他们表示：“近10年来，大理作为云南传统的旅游城市，一直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位置。从旅游线路上讲，大理这些年变成了从昆明到丽江的过路站，旅游团早晨从昆明出发，中午到达大理，吃饭、逛古城、遥望苍山洱海三塔，两小时后上车前往丽江，傍晚到达丽江，开始几天的雪山之旅。因此，大理古城的客流状况一直处于不景气的状态，餐饮、客栈、购物、酒吧的消费主要依赖散客。如何重振大理旅游，如何把更多的游客留在大理，是地方政府始终在思考的问题。”

　　2008年下半年，大理市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开始酝酿用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来实现“振兴旅游、增加客源、留住游客”的目标，遂与北京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共同策划这一项目，并最终邀请到著名导演陈凯歌担任项目总导演。在考察了双廊、崇圣寺三塔倒影公园等处后，最终基于交通、建设规模、配套设施、环境保护、拉动旅游及民生的多方面考虑下，确定了演出地点为废弃多年的大理古城北水库。2009年6月，陈凯歌导演亲笔写下“希夷之大理”五个大字，项目正式命名。

　　据大理市旅游局的官员介绍，《希夷之大理》剧场设有近4000个坐席，正式首演后将成为大理旅游的一张新名片，由于是在夜间演出，保守估计每天将为古城带来至少3000个过夜的客源。这些游客要在古城中住宿、吃饭、泡吧、购物，如果按照一个游客除去观看演出的门票之外，上述消费平均一人500元计算，一个晚上，就将为整个古城商户带来150万元的收入。全年按300天演出场次计算，一年就可以为整个古城商户和居民带来4.5亿元的收入。

　　质疑3：夜间演出，影响周边民生？

　　爆料 6月30日，荣翊如转载了名为“吴斐微博”称：“昨晚收到吴剑连续的短信，他刚回大理。22:08：实景演出这几天试演，震天动地，古城完了！！！22:11：我住山脚下都能听到，那古城里的人可是遭殃了，据说还天天演，看着吧，过不久就是社会矛盾。22:29：这帮操蛋艺术家以为乱晃在古城上空的探照灯就能把他们的所谓印象强加给任何人？……”

　　回应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策划方、制作方———百胜年代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多次向因彩排而受扰的大理居民表示歉意。他说，因为要合成，所以他们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星期的彩排，“大理这个季节要到晚上9点左右天才会黑下来，为了调试出最佳视觉效果，所以排练和调试工作都只能安排在深夜进行，确实影响了周边居民的休息，制作方为此表示非常抱歉。正式演出后，每晚只演一场，不再需要深夜调试灯光音响，演出时间是每晚8点至10点钟之间，时长约为70分钟，这样的时段和长度就避免了对居民生活的影响”。

　　“文革”时曾在云南插队的陈凯歌担任了《希夷之大理》总导演。首演前陈凯歌说：“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云南度过的，对这片热土有自己个人的感情。大理具有白族历史文化的优势，我们在选择题材的时候，首先就是从这开始，希望能够做到在这样一个项目中间，体现出大理悠久的文化传统，这就是‘望夫云’的故事，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大理自古就是丰饶美丽的地方’。”

虽然网上关于该项目破坏环境的质疑让陈凯歌有些坐不住，但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有罪之人”，6日首演当天下午，陈凯歌坚持带领全体记者去到“与原来北水库生态环境比较相似的南水库”去“探班”，以证明他的作品是在“变废为宝”。文/羊城晚报记者肖执缨实习生刘璇图/吴广宇

18、河南灵宝铅厂违规生产致附近87%村民发铅超标

来源：CCTV《新闻调查》 2011年07月11日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7-11/114422792642.shtml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2011年7月9日播出《铅污染谁之过？》，调查河南省灵宝市矿业重镇上千村民面临铅污染的情况，以下为节目实录：

　　一个三省交界的矿业重镇，孩子连续出现铅超标，上千村民面临铅污染威胁，污染源究竟来自哪里？

　　一家未经环评持续非法生产的铅厂，环保部门多年疏于监管，为了经济发展，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解说：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地处河南省的最西端，与陕西、山西接壤，以黄金、铅等矿产资源的冶炼为主要产业。近日，我们听说这里有一些孩子发现血铅超标，为此，记者在这里的村庄展开调查。

　　记者：有人吗？

　　陈发孟(豫灵镇姚子头村 村民)：有。

　　记者：你好。

　　陈发孟：你们是干什么的？

　　记者：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然后我们听说你们家的小孩，有铅超标这个事，有这个事吗？

　　陈发孟：有。

　　解说：小陈家所在的村庄位于豫灵镇东边的姚子头村，属于南村村民小组，经过多方打听，我们才找到了他。

　　记者：你什么时候发现你们家小孩有这个铅超标的？

　　陈发孟：我记着具体时间是2008年的秋季，就是掰玉米的时候。

　　解说：血铅是指血液中的铅含量，如果超过了正常的数值，对人体有可能造成多种危害，但最初小陈并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和血铅超标有什么关系。

　　陈发孟：小孩那个时候，只有一岁零两个月，一直等于是抽风呢。

　　记者：当时她抽风是什么症状？

　　陈发孟：就是牙齿咬紧，眼睛往上翻，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就是昏过去了，一个月都要抽两次，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我们镇医院去，叫医生看，医生说一量(体温)也不发烧，他说，那他们看不了。

　　解说：为了搞清楚孩子抽搐的病因，小陈带着孩子又到了陕西的潼关、西安等几家医院进行了多项检查，但都没有明确的结果。一直到2009年的一天，小陈带孩子来到了西安市儿童医院，这一天小陈一直记得很清楚。

　　陈发孟：到十月十八号，我们去照动态脑电图，一照 (医生)说，估计有点癫痫，也有癫痫症状，看着也像有症状，最后医生说，你再给小孩化验一下微量元素什么的，我说那可以，一化验，说别的什么都正常，就是铅超得特别厉害，记得第一次检查是306，我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概念。

　　解说：这份化验单上，小陈的女儿海燕的血铅含量显示每升306微克。当时，小陈第一次听说了“血铅超标”这个词。

　　记者：那医生当时有没有跟你说这个数值是正常的？

　　陈发孟：还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医生说0至100是正常的，超过100都是超了。

　　解说：在姚子头村南村组，记者调查时发现：并不止海燕一个孩子被检测出血铅超标。

　　记者：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我们听说这个村里边，有小孩儿铅超标，你们家有小孩儿有铅超标吗？

　　司江涛(豫灵镇姚子头村 村民)：有，那是一月份的时候。

　　记者：要去给她做这个检查？

　　司江涛：就去年前几个月的时候，孩子老说她眼睛看不清楚，我们大人没管那事，没管那事，后来有一天，她那个幼儿园突然老师打电话跟我们说，说孩子头疼、头晕，我们就怀疑说，是不是那个他们就说是那个急性脑膜炎。

　　解说：司江涛和丈夫田平平带着6岁的孩子去了三门峡市，一会儿被怀疑是脑膜炎，一会儿怀疑是先天性青光眼。医生建议他们带着孩子到郑州检查，但检查了几天，依然没有查出问题，在司江涛哥哥的提示下，他们决定给孩子化验重金属。

　　司江涛：本身他是搞那个医疗器械的，当时在郑州这个化验单，我哥取的时候，他打电话问那医生，医生说咱们这儿没有这么高的铅，以为是化验错了，这个化验单他当时说，医生化验了三遍，他们说像(血铅含量)这么高的，要住院，不给开药，不给开药然后我们，也就没开药就回来了。

　　解说：在小陈家隔壁，我们又找到了第三个经医院检测发现血铅超标的孩子。

　　记者：化验的铅的数值是多少？

　　张秀玲(豫灵镇姚子头村 村民)：160。

　　记者：160，当时医生怎么讲的？

　　张秀玲：那医生就是说这娃血铅有点高，回去给娃喝点药。

　　记者：那三个月以后效果怎么样？

　　张秀玲：那现在看感冒要好点。

　　解说：小陈家海燕的血铅值是306微克每升，田平平家的女儿血铅值是491微克每升，张秀玲儿子的血铅值是160微克每升，那么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呢？根据国际血铅诊断标准，正常血铅水平在0-99微克每升，而100-199微克每升为铅超标，200-249微克每升为轻度超标，250-449微克每升为中度超标，等于或高于450微克每升为重度超标。

　　血铅超标很容易引发铅中毒对人体造成危害，那么这种危害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们找到了卫生部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技术指导委员会副主任赵金垣教授。

　　记者：什么情况下叫血铅中毒呢？

　　赵金垣(卫生部国家职业病诊断鉴定技术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身体明显的损伤，这种化学物质造成的损伤我们叫中毒了。偶尔的血铅增高并不是引起铅中毒。

　　记者：那也就是说血铅中毒跟它持续的时间有关系？

　　赵金垣：是。

　　记者：跟它的这个含量有关系吗？

　　赵金垣：对。

　　记者：两个都有关系，即使是超过100(微克每升)？持续很长时间也可以称为血铅中毒吗？

　　赵金垣：虽然你这个剂量不是太高，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照样可以造成损伤。

　　解说：小陈的女儿海燕在2009年10月第一次检测出血铅超标后，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共检测过三次血铅，三次全部超标。田平平家的孩子也做过两次血铅检测，两次都超标，这也就意味着这两个孩子可能已经属于血铅中毒。

　　记者：你了解的铅超标对小孩主要影响是什么？

　　张秀玲：要控制这个铅。铅要是高到一定程度对娃大脑发育要有影响。

　　陈发孟：我就问医生我说，铅超标怎么还能引起抽风？医生跟我说，铅超标特别对小孩的大脑发育影响很大。

　　记者：如果这个小孩发生了铅超标甚至铅中毒，他身体上会出现哪些症状？

　　赵金垣：比较敏感的有几个：第一敏感就是造血，所以小儿一旦接触铅以后，第一反应就是，他造血受到抑制，所以说小儿他会产生贫血；第二，造成我们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这是一点。我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小儿他的神经系统发育不健全，一旦受到影响的话，所以表现特别明显，所以小儿在智力上，在他的精神状态上，跟成人比起来，他更为突出。

　　解说：姚子头村南村组共有二十多户人家，绝大多数人并没有检测过血铅，那么体内铅超标在这里到底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近年来一直在致力于重金属污染的研究，在他们的建议和帮助下，我们对姚子头南村组进行了一次发铅的抽样检测，也就是通过对头发中的铅含量的测定，来判定人体内的铅含量是否超标。我们走访了姚子头村南村组的十几户，从中随机抽样了十五人，取得的发铅将被送到北京进行检测，几天后将出检测结果。

19、万亩胡杨的"眼泪"--巴楚县国有林场为种棉毁林开荒

来源：新华网2011年07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7/11/c_121650080.htm

新华调查：万亩胡杨的“眼泪”－―新疆巴楚县国有林场为种棉毁林开荒

新华网乌鲁木齐７月１１日专电（记者赵春晖、宿传义）今年春夏之交，新疆巴楚县再次曝出大面积毁林开荒事件，至少上万亩国家重点公益林被毁；而２００７年，当地就曾发生过类似问题。记者深入林区发现，在过去几年中，这里毁林开荒的行为一直没有停止，号称世界面积最大的原始胡杨林已千疮百孔。

４年前的毁林事件，最终让包括副县长在内的多名干部锒铛入狱，处罚不可谓不重。然而，重罚为何没能震慑后来的违法者？管护这片胡杨林的国有林场，何以对毁林开荒行为熟视无睹？是林场监守自盗，还是另有隐情？

原始胡杨林被大片棉田“蛀空”

今年５月底，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记者进入巴楚县夏河林场管辖的原始胡杨林。林中几乎没有路，有些地方甚至只有底盘较高的卡车可以通行，但顺着卡车车辙，总能发现茂密的林中隐藏着的大片棉田，如果不靠近，谁也想不到林区已被“蛀空”。

在林区，记者时而乘摩托车，时而步行，一日之内，行程不过２０多公里，就发现数十块开垦的棉田。这些棉田少则七八十亩一块，多则千亩以上，总计不下万亩。负责带路的夏河林场护林员说，管护这片公益林的十几个林班，每个都有开荒地，要以我们这种速度，十天都看不完。

在一片足有两三千亩的棉田旁边，当地牧羊人毛拉·亚森说：“这个地方去年夏天到处是一人多高的红柳，还有不少胡杨，去年一冬天就全开掉了。”毛拉·亚森常年在这片林地内放牧。据他说，粗大的胡杨不好砍，就用铲车推倒，因为怕被人知道，砍伐的胡杨和红柳被集中起来，夜晚浇上汽油烧掉后，埋在地下了。

在这片棉田尽头，宽大的地埂上，还能看到一些红柳的残枝和胡杨的根体露出地表，棉田中间和地埂边还有一些残留的红柳枝尚未被完全挖掉。随行的一位当地群众说：“去年棉价暴涨，入冬以来，有关系的老板又开始疯狂地在胡杨林中开地，扩大棉田，比以前开得还厉害。”为了证实我们所见的棉田确实在夏河林场管辖区内，每到一处，他总是先找印有“夏河林场”字样的水泥桩。

尽管不久前，巴楚县调查了夏河林场的开荒事件，并“叫停”了开荒行为，但新开垦出的地已经或正在变成棉田。在开荒最严重的夏河营林区，记者看到两台拖拉机正在新开出的地中往复犁耕。拖拉机驾驶员说，这几年他一直在这片胡杨林中为老板开垦、平整土地，林场的人从没有来这里查过，老板至今也没有让停下来。他说：“这附近老板的开荒地多数在千亩以上，有的是以前开的，也有去年才开的，都有与夏河林场签订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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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南方钢厂保障房地块16万方重污染土壤去向成谜

来源：大洋网2011年07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119934.html

　　南方钢厂保障房项目有16万方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需要挖走(详见本报2011年7月8日A18)，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按普通泥头车一回装20方算，需要运上8000次才能清干净中毒土壤，“如果挖得不干净，住在那里健康会不会受到影响？”有市民担忧。

　　记者日前走访现场发现，已经有挖掘机在保障房现场挖土，负责此项目的环评机构工程师证实，被挖的地块正是受污染的土壤，但是土壤被送到哪里，会不会被“解毒”，目前尚不清楚。

　　污染地块上将建两栋公租房

　　记者昨日在现场看到，项目部办公大楼里展示着南方钢厂(一期)保障性住房项目的具体规划图。根据规划图的展示，记者对照新旧规划图，并经环评单位证实，受污染地块位于一期的中心地带，地下将建停车库，地上则是两栋公共租赁房，而旧的规划则为廉租房。

　　记者日前赴现场采访发现，在靠近马路的原南方钢厂门口一带现在还是一片绿化带，该片区域距离项目工地约有30多米。在绿化带的尽头，原有的建筑已经拆除，地面上一片沙石瓦砾。一墙之隔，前面就是南方钢厂保障性住房项目一期施工工地。

　　中毒土壤正被挖出

　　一期项目还未正式建设，现场只有零星的几个工人在挖土。记者询问五个工人，都未能知道“中毒”土壤的具体方位。

　　但在工地现场，记者看到，中间地带的一片土地周围围起了钢管护栏，据目测已经挖了大概3米多深。工地边上的一位工人说：“这片围起来的土地将来是要建成地下车库的。”记者看到，一台电钻车正在处理土地里的大石块；挖土机正在将地里的泥土挖出来，装载到卡车里，然后运出去。

　　南方钢厂保障房项目业主单位—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委托的环评机构—广州怡地环保实业总公司负责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项目工程师张工证实，目前被挖的地块正是受污染的地块。

　　“毒土”去向不知所终

　　土被送到哪里？工地现场，物流公司的卡车司机和几位正在休息的工人回答说：“运到江高(镇)去。”但其它则不知道。

　　随后，记者按照工人的指示，来到项目办的住宅地，一栋白色的三层小房子，里面也是非常空旷，穿了两三个门，也没能找到人影。

　　据了解，按照程序，在广州市环保局给此项目环评批文前，其下属的技术中心还要组织专家组，对南方钢厂的环评报告进行审议，然而，就在审批部门尚未正式介入前，这些土壤就陆续被挖出来并送走，其去向不免令人担忧。

　　退二工业地污染问题需重视

　　记者调查发现，需要修复方能开发的住宅地块，在广州甚至全国都极为少见。此前，广州仅有一个相似的案例——2008年，受到复合型污染的广氮地块开发前，环评意见要求将7万方土修复后方能动工，而作为业主方的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表示，修复费用由政府买单。

　　至今，广氮这一巨无霸地块中，已经有部分地块成功出让并开发，但受污染地块由于暂未出售，土壤修复问题也一度淡出公众视线之外。也可以说，广州至今尚未有一个公开的住宅区土壤修复样板工程可供借鉴。值得关注的是，广州市外环以内的工业“退二”基本完成，目前范围正向北部扩大，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工业土地被转为住宅或者商业性质使用，更多的土壤污染问题需要有关部门重视。

　　环评工程师权威解读——

　　人体长期接触重金属会中毒

　　张工说，由于南方钢厂以前是生产合金产品，受污染的土壤中，主要的重金属元素有铜、锌、铬、铅、镍等。张工说，如果人体经常接触这些成分，可能会引起重金属中毒，不过常规来讲，对人体健康没什么影响。

　　“要经过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人体才有可能受到影响，监测的数据显示，南方钢厂受污染地块的重金属含量，并没有超过人体健康的标准，不过，为了最大限度、长远地保障人身安全，我们还是建议把受污染土壤全部挖走。”张工说。

　　泥头车运8000次才能运完

　　据了解，16万立方米的土壤量，甚至超过了当年的巨无霸广氮地块的7万方，按照普通泥头车一回能装20方算，需要运上8000次，用“愚公移山”形容也不为过。为何不就地修复，而全部运走呢？

对此，张工表示，目前来讲，国内并没有重金属方面比较成熟的修复技术，而且成本很高，“这不是常规水、气污染治理的几万，几十万的概念，而是动辄百万的概念，而且技术不是很好，国内有资质处理的机构也不多，国外的技术暂时比国内好一点，但是也好不了多少。因此，我们建议全部挖走。”(记者孙婷婷实习生黄铭凤)

21、明令难禁“毁湿”祸起开垦赚钱

来源:大河网2011年07月11日曹宏伟

http://opinion.dahe.cn/2011/07-11/100770919.html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黑龙江省明水县湿地目前正在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明水县林业局副局长、黑龙江明水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马长福介绍，湿地重点保护的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大鸨。在湿地保护区内却隐藏着上万亩的耕地，这些耕地都是十年来陆续违法开发的。

　　明水县畜牧局草原执法队副队长陈凯列举了这两三万亩耕地的众多承包人，其中涉及明水县畜牧局和公安局的多名现任和退休领导。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文章《黑龙江明水湿地隐藏数万亩耕地曾明令禁止开垦》，党报指出，根据相关规定，在此开垦农田是明令禁止的。

　　身在法治社会，如果你对黑龙江省明水县公安局、畜牧局多名现任和退休领导参与“毁湿案”一无所知，不妨百度“明水湿地”四个字，看看这些执法者是如何“毁湿”的。

　　对于人们“生存环境”来说，保护湿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自然（上天）赐给人类的湿地就如人的肾脏一样的重要，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蓄洪防旱、降解污染调节气候、补充地下水、控制土壤侵蚀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湿地因其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护动植物的独特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城市之肺”。湿地保护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那么，湿地到底有多重要？专家认为，湿地消失了很多物种就没了，生态系统也将不复存在。遭到破坏的湿地很难恢复。

　　黑龙江某市委书记就曾把破坏湿地寻求短期利益比喻为“卖肾换求一顿饭”，他说，湿地是“地球之肾”，肾是生命之本，如果换上是人，谁会去破坏自己的肾呢？

　　但令人痛心的是，黑龙江省明水县公安局和畜牧局的多名现任和退休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毁湿”来中饱私囊，“毁湿造田”也只有这些手眼通天的官员才能做到。不难体察，这种近乎疯狂的“毁湿”之所以能煞有介事地在明水县湿地深处开垦，只缘于权力滥用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部分国际重要湿地由于缺水而面临着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蒙特勒记录”的风险。中国一旦被列入，黑龙江省明水县“毁湿案”将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黑龙江省副省长马淑洁曾在生态省建设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求全省各地要严厉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确保生态省建设的顺利进行。黑龙江省政府还同时出台了《黑龙江省严肃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方案》、《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决定》、《黑龙江省生态省建设工作方案》。然，黑龙江省明水县仍然有官员甚至是执法者在“毁湿造田”顶风作案，并且似乎很容易就能规避法律风险。

　　是谁曾经放纵了当地官员和执法者“毁湿”的恶行？这难道不值得警惕和反思，难道不应该有人对此作出道歉和问责吗？我们正在为建设一个法治社会而努力。而法治社会的一个前提是确保法律的严肃性，包括执法的严格和对执法者知法犯法的严惩不贷。当然，明水县参与“毁湿”的官员，显然知晓纠缠在自然保护区里的利益所在。

　　总之，民众希望看到“毁湿官员”的覆灭记，不希望威严的法律扭扭捏捏，蹑手蹑脚；民意希望了解“毁湿官员”的诡秘伎俩，不希望被蒙在鼓里，不明不白。期待中纪委、最高检、公安部、林业部的高调介入，将“蛀虫”一网打尽，将民意与法律高高举起。我们将拭目以待此案进展情况。

22、谁来为“公共利益”说话？

来源：半月谈网2011-7-11

http://im.banyuetan.org/rtdj/hot/110711/47168.shtml

中国经济总量迅猛增长，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却不胜枚举，以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每每打开新闻网页，映入眼帘的总有化工企业制造的环境污染，或是食品行业曝出丑闻，让人不寒而栗。当生存环境都充满污染的时候，人们心中更多的是惶恐；当天天入口的食品都不再安全的时候，不安的氛围会有所蔓延。这些本不应成为常态的危机事务，在如今却有常态化趋势，明显不利于安定氛围的营造。

公共利益原本就是难以界定的名词，容易被模糊、被抽象甚至被劫持。公共利益被侵害，看似是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实则是法治环境和监督机制健全与否的衡量。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清晰的情况下，高速公路成为垄断经营性质，利益转归特殊群体而非全体民众。实际上，政府提供服务的对象本应是全体民众，权力来源于民众，自然应该服务民众。赢得公信力的方式是，对危机制造者予以追究，加强保护弱势群体，还民众一个公道。而现状却是问题制造者难以问责，在大企业大集团面前，个人往往成为弱势群体，难以有人为公共利益说话。公民个人，被动成为环境污染与食品危机的看客，却缺乏说话的空间。

有人用国人的冷漠来为此做注解，却并不符合当前情境。固然有人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策略，但当前明显有禁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意味。中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应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这就使得原告的范围大大缩小，路见不平的时候根本不能拔刀相助，除非是直接利害关系人。如此一来，大集团可以集中力量处理民事诉讼，而个人却只能单兵作战，这明显有悖公平。于是，任何敢于同大集团打官司的个人都在法律限定下艰难前行，大集团面对一个个缺乏后盾的个人明显游刃有余。即便是个人打赢了官司，也无缘代表其他利益受侵者追讨，大集团受到的损害微乎其微，而个人的各种成本不堪重负。这变相怂恿了大集团欺压小团体和个人，明显是保护强者、限制弱者的翻版，这就需要法律层面的自我检视。

从法律存在的意义来说，原本是弱者寻求公平正义的有效途径，在环境不健全的情况下却背道而驰。对弱者权益的忽略导致并非良好的结局，事务的发展需要防微杜渐，这就需要不断的有人去维护社会公平。可现实中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人太少，并非人们没有良心，而是缺乏法治环境保障；并非缺少民族的脊梁，而是法律和道德上的关注不够。中国古代纳谏的传统源远流长，如今却有些不见踪影；谤木曾承担过为政者与民间交流的角色，现在却有沦为表象之嫌。在各种环境氛围不断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希望在未来不再为环境污染和食品问题哀叹。在现代信息网络更为便捷的情况下，开拓公共利益维护渠道，增强对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终究是需要走的路。

从发展的角度而言，我希望可以为公共利益说话，公共利益也将为我说话。这并非闲情逸致，而是关乎自身的责任，意义重大。（文：蔡英辉　苏州大学行政管理学硕士）

23、“绿房子”，千万别再“搭错车”

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2011年07月11日付瑞生

http://news.qq.com/a/20110711/000383.htm

[导读]一个网名“驴屎蛋儿”的北京市民，从我做起自投14万元建设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句被广泛调侃的宣传语用来形容黄小山再贴切不过。这个网名“驴屎蛋儿”的北京市民，从我做起自投14万元建设垃圾处理项目“绿房子”，月底即可投入使用，可对两千户居民垃圾分类处理并回收利用。

《破烂王》的故事要重写了。记得这部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视剧里，破烂王刻苦奋斗最终成为钢铁大王。如今，看看一座座垃圾围城的城市吧，破烂王才是这个世界的先锋队。据“驴屎蛋儿”介绍，目前全国已有6个环保组织共计12人来帮助他运作“绿房子”。“我们将把每家每户的垃圾袋打开，然后进行分析，比如塑料中的各类成分分别是多少，每包垃圾中有价值的物质有多少等等。”用数据来证明垃圾中到底有多少可以利用的资源和财富，把分析测算结果上报给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

“驴屎蛋儿”因为反对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阿苏卫建设垃圾焚烧厂而走上环保道路。这和广东番禺市民当年反焚烧的焦虑一样。不过经历了三年的抗争和对话，不久前番禺市重新公布了厂址“5选1方案”，新厂2014年投产。问题的焦点已经转换成：从要不要建焚烧厂转化成在哪里建。当然我们不能说这是市民反焚烧行动的失败，通过这次政府和公民广泛深入互动，垃圾分类破题已经让所有人无法回避。如黄小山所说，“我不想指责谁，也不想抱怨谁，只想用事实证明，我一个普通公民都能做好的事，政府更应该有能力做好。”

当然，从目前垃圾焚烧占据主流态势看，我对“绿房子”项目谨慎乐观。首先是政府的“决策基础”问题。政府决策是否能像“绿房子”扎根社区？“决策基础”前移，移到垃圾产生的地方，移到垃圾处理的前端，移到居民的家里。其次是，“绿房子”垃圾分类模式重在“精细管理”，而政府管理是否能步调一致从“大类粗分”转变为“精细管理”？生态文明不是单单“政府说了算”，而是由政府发动走向公众参与，由政策补贴走向产业盈利，由垃圾减量走向少排放、零排放的过程。再次，垃圾焚烧厂有钱有势，垃圾分类费时费力，一些地方政府很容易“被捕获”，成为垃圾焚烧的代言人。因此多地的“绿房子实验”最后无一例外都成了“破房子”。

说到底，这不是垃圾分类本身正确不正确的问题，而是我们的社会管理能否尽快转型的问题。日本政府上世纪80年代推行垃圾分类，到2008年垃圾减少44%，垃圾焚烧厂无垃圾可烧，从25个减少到15个。这与政府转型、公民参与和产业升级三者良性互动密不可分，任何一方踏错步点的结果将是再次“搭错车”。

24、垃圾处理，应该支持民间智慧

来源：新京报2011-07-11 □韩涵

http://comment.bjnews.com.cn/2011/0711/28009.shtml

　　政府一把抓，国有资本垄断的垃圾处理业，目前似乎陷入一个死局。既然如此，何不打破封闭的体制，重视来自民间的智慧，给民间资本以机会呢？

　　因反对垃圾焚烧而名噪一时的网友“驴屎蛋儿”（原名黄小山），最近再次进入舆论视野。原因是其在北京昌平区自投14万元建设了一个名为“绿房子”的垃圾处理项目，该项目可对两千户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和回收利用。

　　14万元的“绿房子”项目却可服务两千户居民，成本之低廉不言而喻。“绿房子”虽小，功能却很强大，垃圾分拣台、脱水机、破碎机、污水排放管、排风扇等设施一应俱全。更有创意的是，居民自觉将废纸、饮料瓶等有价值废品交过去，将能获“绿房子卡”，凭此卡可到合作单位(例如超市)购物。

　　“绿房子”如此精巧而实用的设计，不禁让人击节叫好，它也获得了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这样的专业人士的肯定。可让人乐中生忧的是，“绿房子”虽好，但它推广和普及的前景却不明朗。市政市容委固废处有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对“绿房子”项目能否采取某种形式的支持，目前无法确定，“这得跟上级领导汇报，即便给予某种形式的支持，程序也会比较复杂。”

　　这是一个让人遗憾的表态，但也在意料之中。垃圾处理既是一个棘手难题，但随着这些年垃圾处理费不断飙高以及政府财政对垃圾处理的大力投入，垃圾处理背后商业利润变得愈发诱人。因此，既有的利益集团当然极力维持目前垃圾处理的垄断经营模式，不愿意让外来者分一杯羹。

　　其实，早在“驴屎蛋儿”成名之前，国内已有不少民营企业涉足垃圾处理领域，不过鲜有建树者。我曾认识一个热衷于垃圾处理的民营企业家，拿着国家认可的发明专利，四处进行游说，想进军垃圾处理业，结果却处处碰壁。面对垃圾处理背后强大的垄断体制，民营企业家们纵有再好的技术，也只有临渊羡鱼的份儿。

　　政府一把抓，国有资本垄断的垃圾处理业，目前似乎陷入一个死局，不仅技术上难有突破，措施上更常常有违民心。既然如此，何不打破封闭的体制，重视来自民间的智慧，给民间资本以机会呢？切莫小看民间的智慧，一个原本是垃圾处理外行的“驴屎蛋儿”，通过自己的观察和学习后，竟然能出手不凡。不难想象，蕴藏于民间的，不知还有多少“驴屎蛋儿”，还有多少比“绿房子”更高明的点子，渴望在垃圾处理上一展身手。

　　所以，对于“绿房子”项目，政府不妨扶持一把吧，对于民间的“驴屎蛋儿”们，不妨给他们尝试的机会吧。我坚信，只要给民间智慧以机会，让人头疼的垃圾处理，不愁找不到出路。

25、“ 菜篮子 ”有病

种昂

寿光化肥和农药投入分别为全国的4倍和7倍

由于常年种植、连年耕作，大棚种植模式的化肥和农药用量也随之倍增，目前在寿光，许多村庄的浅层地下水已无法饮用

有中国“菜篮子”之称的寿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土——不安全的土。

　　从1989年第一个冬暖大棚诞生，寿光以及周边地区开始大规模种植反季节蔬菜。20多年来，“寿光模式”从山东传遍大江南北，解决了千百年来北方地区冬季蔬菜稀缺的难题。寿光成为了我国最大的“菜篮子”。

　　以寿光为中心的整个山东冬暖大棚面积有12万多公顷，一度占全国50%以上。包括海南、四川等全国各地的蔬菜都在这里汇集、分销、转运。其中，北京蔬菜消费量的55%是由山东进京的，其中一半以上来自寿光。

　　不过，经过多年的发展，解决了供给量的“寿光模式”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瓶颈——如何保证蔬菜质量以及食用安全。

　　大棚营造出利于农作物生长的环境，使得农作物单季生长周期被缩短，传统露天种植原本每年只能收获一季，大棚内可以收两季。但由于常年种植、连年耕作，大棚种植模式的化肥和农药用量也随之倍增。在寿光，化肥和农药的投入分别为全国平均值的4倍和7倍。

　　如今，农药和化肥大量的投入已经使土壤、地下水受到污染，同时部分农产品变得“瓜没瓜味、果没果味”，大棚内开始出现土地板结、病虫害增多、产量下降，甚至“死棚”的现象。有专家呼吁，遏制农民过量使用农药化肥已经刻不容缓。

　　恶性循环

　　三元朱村是寿光第一个采用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村庄，可在大棚建起数年后，在向绿色蔬菜升级过程中，三元朱村却遭遇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992年，三元朱村开始种植无公害蔬菜时，曾有中科院的专家对当地环境进行过化验，无论是水质还是土壤当时均未检测到任何污染。

　　然而，当2000年三元朱村准备率先种植绿色蔬菜时，多年的老棚中被发现土壤中化肥农药残留量较大、病菌较多，同时土壤开始板结、产量连年递减。

　　为了种植标准更为严格的绿色蔬菜，三元朱村不得不远赴吉林高价购买黑土。东北黑土从吉林运来，加上运费每方黑土高达165元。从此，化解了土壤问题的三元朱村才得以种上了绿色蔬菜。

　　11年前三元朱村遇到的难题，如今寿光大部分菜农都为之发愁。

　　刘福是寿光市洛城镇的老菜农。从1998年他开始建蔬菜大棚种植黄瓜。如今他已翻建了第三个。

　　在刘福的记忆里，刚刚开始种植大棚蔬菜时，地里的病虫害很少，稍微撒些尿素蔬菜产量就明显提高。从那时起，刘福和村里其他菜农形成了“多施肥，多产出”的概念。他地里的化肥也从最初的二三十斤尿素，增加至如今的上千斤复合肥、有机肥。

刘福粗略算来，他每年在大棚内要投入上千斤的化肥，20方有机肥，还要再加上叶面肥、少许激素等。单季蔬菜的化肥用量就比露天种植要高出三至五倍，一年化肥开销近万元，占种植成本的六成以上。

　　而化肥的大量使用确实让农民在初期实现了增产、增收的愿望。刘福家的大棚里每年可产6万斤黄瓜，有着七八万元收入。无论是产量还是收入，几乎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八九倍。

　　可近年来，刘福“多投入多产出”的经验逐渐不灵了。随着施肥量越来越大，大棚的产量依然在逐年下滑，种出的黄瓜口感也远不如从前。同时，刘福发现，大棚里土壤开始板结，从未见过的病虫害，如重茬、根线虫病等，纷纷冒了出来。

　　病虫害的增多，迫使刘福不得不增加农药的喷洒。“近年来病虫害比前些年多出三四倍，而且一年比一年难治。尤其在冬天，五天就要打一次农药，如果遇到蔬菜染病，两三天就要打一次，每一次的剂量也要大得多。”

　　失衡的土地

　　“寿光大棚种植模式在耕种多年后遇到的这种综合征，从根源上讲是施肥不均衡所致。”有着数十年种植经验、中国果菜实用技术首席专家蔡英明表示，大棚内农作物全年得以不断生长，化肥的用量本就超出露天种植。近年来，菜农多施肥多产出的错误认识和急功近利追求产量的行为，更是加剧了这一现象。

　　菜农刘福觉得，建大棚花费了8万多元，往地里多投些化肥，产量高了，便可尽快收回投资。村里的人普遍和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从1980年至2008年，中国粮食产量扩大了1.5倍，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化肥消费量却增加了3倍以上。中国每年农作物用肥总量达到1500亿元，但利用率不到30%，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教授多年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土地总用肥量高达5000多万吨。果树、蔬菜、小麦、玉米、水稻均存在过量使用化肥的情况，其中特别提到，“大棚蔬菜大部分超量严重”。

　　而苏州科技学院与中国农业大学科研人员曾撰写过《寿光农业结构类型与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技术对策》。其内容显示，寿光化肥、农药等农业物资投入水平高，每公顷耕地的投入量又分别是全国平均值的4倍和7倍。

　　“化肥的使用过度不仅会导致大棚中土壤板结、产量下降，甚至还会出现‘死棚’。”寿光市土肥站副站长赵明会说。

　　青岛农业大学一位常年在寿光调研的科研人员介绍道，寿光化肥过度使用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大棚一年不施肥，产量也不会受到影响。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道，“完全可以把寿光的土壤拉到外地做肥料”。据这位科研人员了解，目前在寿光当地，许多村庄的浅层地下水已无法饮用，村民们开始打一二百米的深井取水。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在2005年对寿光284个水样进行检测的结果显示，因施肥所导致的地下水硝态氮(硝酸盐中所含有的氮元素)的平均含量为26.3mg/L，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标准(11.3mg/L硝态氮，大于20mg/L为严重超标)的水样共有147个，超标率为52.0%。

　　2010年，我国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源总氮占排放总量57.2%。肥料过度施用，尤其是氮肥过度施用已经成为污染的主凶。

　　土壤的污染，使得土地医院在寿光应运而生。

　　从时间上来看，寿光新出现的病虫害要比全国其他地区更早。目前全国各大农业院校和科研机构都在寿光设点取样、研究攻关新的农药。

　　寿光植保站站长巩玉升解释道，大棚内温度高、湿度大、不透风，一旦出现病虫害，治疗的难度也大于露天种植。

　　近年来，寿光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新的病虫害，危害性更大，甚至导致蔬菜绝收。而原有的病虫害一旦产生抗药性，消灭起来也是难上加难。而农药在喷洒过程中，仅有20%至30%吸附在植物上，直接作用于害虫的部分更少。

　　菜农的应对办法不多，唯有更多地喷洒农药。由于蔬菜大棚密闭、不透气，对于农作物、土壤的危害比露天种植更为突出。根据寿光蔬菜医院的医师宋金勇多年观察，大棚内病虫害数量要高出露天种植三倍以上，当地菜农使用的农药量也比后者多出三至五倍。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一篇《寿光市蔬菜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论文中显示，“寿光农药使用量过大……全市农药年施用量仍然很高，2008年达3582吨”。据其作者对寿光市蔬菜生产基地的抽样调查显示，“全市菜田的农药施用量高于农田农药用量的平均值达666.7ml。”

　　改变刻不容缓

　　“我国大多数农民头脑中‘多施肥多产出’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误区得以形成是因为我国长期以来乡镇一级的农业技术推广几乎缺失，农民无法系统地获得科学种田的理念和技术。”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理事、寿光土地医院院长曹凯说。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院长张福锁认为，中国政府部门对于化肥过度使用的问题一直较为谨慎，是因为化肥承担着我国粮食安全的重任。

　　中国用占世界9%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粮食安全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目前中国化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已达40%左右。可以说，如果没有化肥的使用，农业就无法养活13亿中国人。这也使得政府以及学术机构陷入了粮食安全与环境污染如何兼顾的两难之中。

　　但张福锁指出，“化肥过量使用已使氮污染成为地球生命的隐形杀手。”据欧洲一份调查数据显示，欧洲大气中的氮污染使得欧洲人均寿命减少6个月。而中国大气中的氮含量已高达欧洲的5倍以上，其中大部分来源于农业。“改变这一现状已经迫在眉睫。”

　　虽然对于大棚种植出现的问题不甚明了，但产量下降、品质下滑却迫使寿光菜农开始找寻应对之策。

　　不能都像三元朱村去东北购买黑土，于是，菜农尝试着与附近的麦田换土或改换蔬菜种植品种。

　　寿光市蔬菜种植领域的政府官员介绍道，寿光部分菜农在大棚耕种5年以后，就开始去麦田换土。“但这种办法需要更换掉地表30至40厘米的土层，不仅耗时费力，而且治标不治本。”

　　改换蔬菜品种也非易事。寿光蔬菜产供销已成体系，常常一个村子，甚至十几个村子都在种植同一种蔬菜，由农业企业统一采购、加工，如果个别菜农改换品种，如何销售立刻就会成为新的难题。

　　另一种办法是使用有机肥来对土壤进行调节。三元朱村的王大爷介绍道，他所种植的绿色蔬菜都是使用以鸡粪、猪粪为主的有机肥。可王大爷仍像过去一样，施一次底肥可达50方，约30厘米厚。他希望以此改良土壤和蔬菜品质。

　　但寿光土地医院的曹凯却认为，以前农民施粪肥一亩也就四五方，而现在却是10倍的量，即使是有机肥也存在过量使用的问题。而且，以前养鸡需要6个月，但化学饲料的应用已使这一时间缩短至1个月。鸡排泄的粪便含有相应化学成分和重金属，也会对土地形成间接的污染。

　　某科研机构在寿光调研时就曾经发现，寿光胡营乡钓鱼台村种植茄子的一农户竟在 “一亩地内施用鸡粪1万公斤，过磷酸钙250公斤，磷酸二铵250公斤，尿素250公斤，复合肥100公斤”。

　　寿光种植模式遇到的问题并不能归罪于化肥农药本身。在2010年首届山东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论坛上，寿光土地医院的曹凯问及参会的多名合作社负责人关于土地的酸碱性以及氮磷钾的含量时，竟无一人能答。

　　从2005年开始，农业部已经启动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在全国1200个县推广应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008年农业部也开始试点新型肥料——缓控释肥。

　　测土配方施肥是指以土壤测试为基础，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能，提出氮、磷、钾等肥料的施用数量、时期和方法。而缓控释肥是指肥料养分释放速率缓慢，在作物的整个生长期都能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肥料，可起到减少施肥量、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生态环境污染等效果。

但现实来看，上述新技术的推广效果并未显现。究其原因，一位地方土肥站站长认为，一是大部分农民缺乏测土配方施肥的观念。二是体制问题，中国农业处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状态，让土肥部门说服千家万户也不现实。可寿光种植一亩大棚蔬菜，每年就能挣个10万元的收入，土地流转又十分困难。

　　虽然缓控释肥在减少20% - 30%用量的情况下有着不减产的效果，但却因为价格高出普通肥料10%以上，要让所有农户主动自掏腰包、购买高价肥料也很难产生积极性。

2011年5月，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论坛上，众多专家就这一现象集体呼吁道，无论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还是缓控释肥的推广，都需要政府的扶持、补贴才能得以推广。就我国目前的农业污染状况来看，遏制过量使用农药化肥、保护土壤环境已经刻不容缓。

[ 记者手记 ]

种昂/文

失衡的链条

寿光模式所遇到的瓶颈其实并非一个单纯的矛盾，而是一个由多个环节失衡形成的链条。而这些环节相互勾连，牵一发而动全身。

首先是我国耕地数量与粮食需求的失衡。我国用占世界9％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这迫使上至政府下至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耕地上多产粮，土地无法得到休整，出现失衡衰竭的迹象。

化肥的滥用更是加剧了这一失衡。政府增产的愿望、菜农增收的希望，使得化肥成为菜农手中的鞭子，盲目追求产量、过度施肥，鞭打快牛。土壤板结、产量下滑，甚至死棚，就是土地对于失衡的挣扎

与反抗。

化肥相当于蔬菜的粮食，化肥的滥用如同一个人饮食失调，必然带来体质下降，免疫力逐步丧失，从而引发了蔬菜疾病。病虫害的倍增又直接导致农药使用过度，蔬菜出现农药残留过剩的现象。就人体而言，农药所产生的危害又更甚于化肥。

最终，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又打破了环境平衡——土壤、地下水、空气受到污染，但以往政府部门在把环境污染与粮食安全进行权衡时总是更多地顾及后者。

目前，各级政府以及科研机构虽已意识到这一现象，但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报道种种隐性危机，唤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行动。

而化解这些失衡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源头——我国耕地数量与粮食需求的失衡上进行解决。在美国土地较多，农民在耕种两年后就会换块地轮耕，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不过，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却

让这一办法并不可行。

在没有更好的种植方式取代寿光模式的前提下，只得在此模式上进行修补。农业部所推广的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正是试图在这一环节进行矫正、接续平衡。

2005年至今，测土配方施肥的推广已是第六年。这种技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却远未达到目的。这其中虽有体制上的限制——农户分散经营无法大面积普及，但也有各级政府意识不到最终的危

害而重视不够，推广力度欠缺的现实。

不管如何修补，一切都应以守住耕地18亿亩红线作为基础，否则源头不断失衡，下游链条再弥补也无济于事。

26、水之悖论：垄断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7月6日詹姆斯·G·沃克曼蒙哥马利·F·赛蒙斯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394-The-paradoxes-of-water-monopoly

詹姆斯•沃克曼和蒙哥马利•赛蒙斯指出，由于水源短缺让自来水公司的压力不断增大，节约用水让各公司的收入受损。为了提高利润、实现企业的繁荣昌盛，供水者们不得不鼓励浪费。

“一个水区的运营者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公共部门，都会带有天然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意味着单是每年的运营费用就会越来越高……这笔不断增加的费用主要依靠收入的增加和销售额的提高，因此自来水公司就会一门心思地扩大所有终端消费者们的用水量。”

下面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朋友，一位饱受困惑的专业人士，一位城市自来水公司的节水项目管理者。

我在这里不想提到她的名字，这可能会断送她的职业生涯。但我想说，面临同样困惑和这个困惑背后的困境的，决不只有她一个。实际上，按照美国5.3万个自来水公司来算，和我这个朋友有同样遭遇的人至少有10万个。随着水源短缺让她所在的自来水公司日益老化的系统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她身体的症状也在不断恶化——肌肉痉挛、手掌出汗、眼睛转个不停。

她麻烦的根源很简单。大约十年之前，她被自来水公司聘用，但公司只给了她寥寥几个人，少得可怜的预算和可有可无的资金，只能靠这点资源去推进宏大的节水项目，还要支付整个公司服务区域的回扣。但这确实是一个她理想中的工作，竟然能够拿着工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简直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唉，她怎么知道这个机遇背后隐藏着一个深重的问题呢？

随着节水行动的铺开，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拯救自然的“高尚事业”越成功，给自己的企业带来的威胁就越大——节水减少了水费，破坏了企业运营的收入基础，然后会让她和自己的同事们丢掉工作。

反过来，如果她的工作干得一塌糊涂，表现得完全不称职的话，每个人都会感到高兴，对她十分满意。她可以提高用水量，用微乎其微、甚至丝毫不用附加投入就可以换回高额的回报，由此获得一连串的升职、加薪、手下管的人更多、休假更长，直至做到整个节水部门的一把手。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不是吗？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条路线让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灵魂和自尊，同时把很多濒危物种推向灭绝。

这种分裂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并不是一个公营或私营自来水公司之间的对立问题，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水区的运营者无论是投资者还是公共部门，都会带有天然的垄断性。这种垄断性意味着单是每年的运营费用就会越来越高，包括员工工资、维修费用、公关支出、管网维护、员工医疗、养老金，等等。这笔不断增加的费用主要依靠收入的增加和销售额的提高，因此供水者们就会一门心思地扩大所有终端消费者们的用水量，无论是居民、商业、工业还是市政用水。

在理论上，由于水源的日益稀缺，作为一个垄断企业可以把水卖出越来越高的价格，以便提高收入应对不断提高的运营成本。但在现实中，这种想法是很难被用户接受的。公共事业公司被官方和用户两双眼睛紧紧盯着，无论从生活的那个方面来说，人们很少会愿意用更多的钱买更少的商品，尤其是那些他们觉得这本来就应该免费供应的东西。

由于一直走在这样矛盾的线路上，我们的这位朋友近年来已经接近崩溃。当前的经济衰退使得居民和企业都减少用水，这对自然是有益的，对她企业的利润来说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她在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极大的不安。她的工作是让用水变得更加高效，但如果真的这样做，她的老板就会在背后磨刀霍霍了。如果我们这位朋友不放弃节水的做法，她的职位、团队和预算就会在裁减措施中首当其冲。如果她节约了更多的水，她的职位就会减少，尽管可能减少的速度不会进一步加快。然后她的技能在就业市场上就会变得毫无用武之地，谁会雇佣一个专门损害公司利润的家伙呢？

这就是第三个水的悖论：节约用水减少了收入，一个想要发展壮大的自来水公司必须鼓励浪费。

致力于节水的自来水公司的谈判空间更小。那些今天鼓励人们节水的企业明天必须用更高的水价来惩罚它的用户。无论在家庭、建筑、社区、城市还是流域的层面，这都是事实。供水垄断的存在意味着所有的相关人士，从冲厕所的人到指定水源分配目标的水务局，都没有选择、没有竞争也没有动力去节约用水。

确实，由于这第三个悖论，那些最节约、最敏锐和最公正的用户和一家垂直一体化的垄断供水企业的管理者们只有通过诡计或者“殉道”才能实现节水的成功。由于这个悖论威胁到自来水公司的业绩和客户关系，供水行业将其称为“死亡螺旋”。要拯救自来水公司，我们必须打破这种水源垄断的状态。

而要同时拯救水源和自来水公司，我们必须放开垄断。关于这种解决方法，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也就是最后部分里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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