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环保部有关人士6月29日向中国证券报记者透露，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正在制定，政策调控目标是到2015年主要大气污染物总量显著下降，重点企业全面达标排放，重点区域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火电、钢铁、有色、石化、水泥、化工被确定为防控的重点行业。为保障政策落实，有关部门将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严格火电、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上市公司的环保核查。另据业内人士透露，该规划有望于2012年上半年上报给国务院。

上述环保部人士表示，“三区六群”被确定为大气污染防控重点区域。“三区”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六群”为辽宁中部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武汉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其中，“三区”是防控的重中之重。新疆乌昌地区、陕西关中地区、山西太原和大同沿线地区也可能成为大气污染防控重点区域。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VOC（挥发性有机物）被确定为重点防控的大气污染物。其中，前两项污染物是全国约束性控制污染物，“十二五”期间，二氧化硫减排8%，氮氧化物减排10%。后两项污染物是大气污染防控重点区域的减排指标，具体指标正在制定。

2、骆马湖与洪泽湖水位继续走低 苏北抗旱形势严峻

来源：新华网2011年07月01日陈刚

http://env.people.com.cn/GB/15049298.html

　　新华网南京6月30日电（记者陈刚）记者6月30日从江苏省防办及水文监测部门获悉，由于长期得不到上游来水补充，位于苏北的骆马湖已低于死水位数天，洪泽湖也再次接近死水位，且水位有继续走低趋势。预报显示，未来一段时间内淮河流域降雨有限，很难产生径流，苏北地区新栽秧苗活棵返青又将面临新一轮用水需求，江苏淮北地区抗旱用水形势十分严峻。

　　实时水文监测显示，30日8时，骆马湖水位为20.40米，较28日的20.49米又有降低，已低于死水位0.1米。同时，洪泽湖蒋坝水位已降低到11.31米，接近11.30米的死水位。记者30日在洪泽县洪泽湖沿岸看到，受低水位影响，湖面大片浅滩暴露，渔业生产和船舶航行受限。

　　自去年10月至今年6月底，江苏淮北地区降雨量仅190毫米左右，只有常年同期的50%；沂沭泗河长期断流，骆马湖得不到上游来水补充。记者从江苏省防办了解到，前几日降水使得少量淮河来水进入洪泽湖，但至30日来水仅148个流量，远远无法补足当地用水消耗，洪泽湖水位有继续下降趋势。

　　针对目前情况，江苏省防指进一步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优化调度、科学制定用水计划，并严格执行省防指下达的应急水源调度计划，确保向北调水顺利进行；并进一步加强沿运地区用水管理，提高水资源有效利用率。针对江水北调供水末梢地区、丘陵山区和高亢地区的引水困难，江苏水利部门组织了抗旱服务队，通过架设临时机组、打井等应急措施，保证群众生活、生产用水。

3、我国渔业基本制度缺失严重致水域污染事件频发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2011-07-01韩乐悟

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1-07/01/content_2778741.htm?node=20734

原题：我国渔业基本制度缺失严重

　●　捕捞准入和渔业资源分配等制度尚未建立

●　渔业权及渔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亟待完善

●　专家建议从生态系统管理角度考虑渔业管理

　　今年7月1日,我国渔业法整整实施25周年。当我们乐见于在渔业法律制度保障下、我国渔业走过了快速发展时期的同时,我国渔业法律制度的种种“短板”也凸显出来。

　　专家指出,渔业法配套法规不完善,一些基本制度缺失,重要制度不完善。

　　在近期召开的渔业法实施25周年座谈会上,有关专家、学者及一线渔政执法人员列举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的渔业基本制度,就包括了捕捞准入制度、捕捞统计制度、渔业资源分配制度、涉外渔政合作执法机制等。而渔业权制度、捕捞许可制度、渔港管理制度、渔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等重要制度又亟待完善。

渔业法修改两次细则25年未改

　　记者了解到,1987年实施的渔业法,经过了2000年和2004年两次修改后,有关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规定已经较为明确。但《渔业法实施细则》却至今未根据修改后的渔业法进行修改或重新制定,这导致了法律执行效力的尴尬:

　　一方面修改后的渔业法的一些条款因过于原则被“束之高阁”而缺乏执行性,另一方面现行的1987年的老旧实施细则中一些与渔业法相冲突的规定已失去了法律效力。

　　多位一线渔政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渔业法确定了一些需要专门制定实施办法的重大管理制度,如对捕捞业实行捕捞限额制度等,但至今没有所谓的“具体实施办法”。

　　一些现实中已实施多年的资源养护和管理措施仍缺乏立法予以规范,比如重要的渔船削减措施——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等资源增殖养护措施均已实施多年,但仍缺乏相应的行政法规或规章予以具体规范。

　　台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的杜华忠支队长举例说,现在的捕捞许可证登载的内容和伏季休渔制度都已经规定到渔业作业方式,但渔业法和《捕捞许可管理规定》却对作业方式未进行规范。这导致现实中擅自改变作业方式的行为无法适用法律。

　　类似的例子杜华忠一口气举出一大串。在他看来,“缺位、冲突、陈旧”,再加上一个“对行政处罚主体的规定不一”,是当前我国渔业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渔民养殖水域滩涂补偿需完善

　　在渔业一些重要法律制度中,渔业权制度可谓“重中之重”。多年研究中外渔业法律制度的上海海洋大学副校长黄硕琳表示,在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管理中,引入物权管理概念是目前许多国家的渔业政策和渔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取向之一。

　　但假如了解2007年我国物权法颁行前有关方面及专家学者为渔业权写进该法所做的努力,以及该法最终明确渔业权的重大意义,人们或许会对该法目前在渔民维权中所起的作用颇感失望。

　　来自渔政执法一线的信息显示:由于渔业权补偿制度尚未健全,一些渔民世代为生的养殖场被侵占后,仍多陷于补偿无路、投诉无门的无奈境地。

　　专家指出,虽然我国物权法从基本民事法律角度明确了对渔民使用水域、滩涂权益的保护,但其中有关水域滩涂养殖权的规定毕竟较原则笼统,缺乏配套法规。当务之急是梳理分析包括渔业法及其实施细则等在内的现有渔业法律法规,对不符合物权法精神的规定应及时清理和修改。

　　另有专家呼吁:要抓紧制定、完善占用侵害渔民养殖水域滩涂的补偿机制。一要控制养殖水域滩涂征用,二要完善养殖水域滩涂征用程序。“政府在征用养殖水域、滩涂时,应该严格坚持合法原则,规范政府征用权力”。

　　有执法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试行的养殖证制度还不完善,养殖证的权利、地位不明晰,与有关部门的许可关系需要进一步界定。

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不健全

　　近年不断发生渔业水域被污染、鱼类保护区为工程建设开发让路等事件。而且在处理对渔民的相关赔偿事宜、定夺保护区“去留”等问题时,渔业管理部门往往或“失声”或无奈违心“随波逐流”。专家认为,这与我国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不完善、渔业管理综合性欠缺等密切相关。

　　据黄硕琳介绍,国际渔业法律制度发展的一个趋势是朝着基于生态系统管理的方向发展。其管理要求包括养护水生生态系统,发展和应用具有选择性、无害环境的渔具和捕鱼方法,保持生物多样性、种群结构及鱼的质量,尽可能保护和恢复海洋和淡水生态系统中所有重要的鱼类生境等等。　

　　黄硕琳认为,目前我国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相关法律规定难以全面实施和执行。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的渔业法律制度中,有关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分散在渔业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中,而且存在对渔业水域界定不够明确、渔业管理部门和有关政府部门管理职责分工不清、一些重要事项存在法律原则规定但缺少法律责任追究和具体实施规定等诸多问题。

黄硕琳强调,必须加强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制度建设,制定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的行政法规。重点建立完善渔业水域、滩涂占用和功能损害补偿、赔偿制度,涉渔环境评价制度,渔业水域环境保护监督管理,渔业水域环境监测,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制度等。

4、中海油渤海一油田漏油 漏油规模及影响暂无法得知

来源：京华时报2011年07月01日张艳

http://env.people.com.cn/GB/15044600.html

　　本报讯(记者张艳)昨天，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中海油渤海湾一油田发生漏油事故，这是中海油与美国康菲公司的合作项目。康菲公司负责宣传的人士表示，康菲的确是作业方，但漏油情况以及处理情况目前无法回答。

　　据悉，渤海湾是中海油的主产区，根据2011年一季度中海油季报，来自渤海湾的石油以及石油液体产量占到总产量比例超过57%，天然气产量超过12%。

　　那么，此次漏油点具体在哪里？目前是否已经堵上？漏油对环境影响有多大？对中海油生产影响多大？昨天，记者试图联系中海油方面，但从中海油总公司新闻发言人到股份公司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的电话都无人接听。

　　不过，记者了解到，发生漏油的是中海油在渤海湾的蓬莱19-3油田，该油田由中海油和美国康菲石油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康菲中国石油[10.89 1.02% ]合作开发，作业方为康菲中国。根据公开资料，蓬莱19-3是国内建成的最大海上油气田。

　　渤海湾油田漏油的消息，最早始于网络，有人通过微博透露，“渤海油田有两个油井发生漏油事故已经两天了，希望能控制，不要污染”。

　　BP的漏油事故，迄今影响仍巨大，因此，发生在渤海湾的这起漏油事故的具体情况受到广泛关注。据《南方周末》报道称，国家海洋局负责具体事故处理的环境保护司表示，国家海洋局将于7月初举行媒体会，发布事故调查结果。

5、南京向污染环境大户"动刀"3-5年清欠被指"太长"

来源：文汇报2011年07月01日　何连弟

http://www.chinanews.com/ny/2011/07-01/3150606.shtml

6月初，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发生酸气泄漏，造成较大面积空气污染。南京两位分管副市长近日同时出面，就环保问题约谈南化公司高层，要求企业必须将所有“环保历史欠账”清理干净，方得批准新上项目。重重压力之下，南化公司作出了“将用3-5年清理所有环保历史欠账”的承诺，然而南化附近居民却认为，这样的清欠承诺缺乏诚意，南京人还要再吸三五年的废气吗？

　　“3-5年清欠”被指“太长”

　　南京市政府日前召开专题会议，环保部门对南化公司因硫酸气体泄漏、超标排放工业废水、6个已建成投产项目没有通过环评验收以及“十一五”污染物减排任务未完成等严重环保问题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并决定暂停该公司11个新项目的环保审批。

　　南化公司负责人在约谈中承诺，将采取9项具体措施，用3-5年清欠环保的所有“历史欠账”，即2013年前解决废水问题，2015年前解决废气问题。南化有关方面负责人对此解释说，3-5年是从项目投资、前期方案设计到环评乃至运行等一整套规定来测算的，计划在“十二五”末实现全面达标。据悉，中石化集团公司将下拨1.7亿元，全部用于南化污染治理，南化公司正在加紧制定整改详细方案。

　　南京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南京发布”的一项微调查显示，针对“您对南化公司用3-5年清欠环保历史欠账怎么看”问题，仅有3%的网友选择“有诚意”；38%的网友认为“太慢，敷衍，应越快越好”；59%的网友表示“还要拭目以待”。

　　违法拖欠污水处理费8000多万

　　南化公司除了环保部门所指的“欠账”外，近日又曝还有一笔巨额的城市污水处理费至今拒缴欠缴。据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透露，南化公司2006年仅缴纳城市污水处理费80万元，2007年分文未缴纳，2008年仅缴纳50万元，而该公司2006-2008年应缴纳的城市污水处理费估算超过3000万元。经测算，截至2010年底，该公司累计拒缴欠缴城市污水处理费约为8000多万元。

　　据介绍，南化自己建有供水设施，属自备水源单位。根据南京市有关规定，自备水源单位转供其它用户用水，按市自来水总公司各类用户的污水处理费标准执行，由自备水源单位在转供水价格中一并收取。南化公司利用政府这项政策，已向居民用户收取城市污水处理费达1000万元，但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南京市供节水管理处。

　　南京市供水节水管理处负责人表示，南化公司拒缴欠缴城市污水处理费的行为已涉嫌违法。根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下一步征收管理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执法，对南化公司拒缴欠缴的城市污水处理费进行清欠。

　　对违规央企不能“网开一面”

　　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田伯平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南化这样的央企、老牌企业，南京市委、市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敢于说‘不’，很值得赞同！”田伯平说，南化作为利税大户,一方面对地方经济确实有较大贡献，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是污染大户。过去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利益，对这样的污染大户有时睁一眼闭一眼。现在南京向缺少环境意识的央企“动刀”，这才是为老百姓着想，体现了坚持科学发展的态度。

　　对南化的“清欠”时间表，田伯平认为显然与老百姓的期望相差太远，“应该尽快解决污染问题，对于一些技术上暂时过不了关或有资金难度的，可以逐项解决，严重的该停产要停产、该搬迁的要搬迁。”

　　田伯平表示，近几年央企接连发生各种环境污染事故，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随着央企垄断地位的加强和经营规模的扩张，央企成了各地招商引资中的“热饽饽”。但有些财大气粗的央企却因此大大弱化了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他认为，不管一个企业为地方做了多少贡献，在环境污染“一票否决”的前提下，再找任何理由都是不恰当的，不能因此而网开一面。

6、李佩成院士：水利建设要重规划、重生态

来源：科学时报2011-7-1王百战

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7/248984.shtm

中央2011年一号文件指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同时强调“水利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这是在党的重要文件中第一次全面对水和水利工作的重要论述。

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专家李佩成从事水利事业，特别是在农田水利事业的教学科研与工程实践方面工作多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出已半年，其落实情况如何，《科学时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科学时报》：中央文件中为什么对水和水利事业给予这么高的评价？

李佩成：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缺少的首要条件”，关于水利与农业的关系，最早的论断是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曾经深入人心，也推动了我国水利事业，特别是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但后来一个时期由于对粮食储备过分乐观的宣传，以及对“灌溉浪费水”的过多指责，使社会对水利事业，尤其是灌溉事业产生轻视，直接危害防旱抗旱和粮食安全。

我们必须从国情出发，看待水利对农业发展的保证作用。

第一，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粮食安全是头等大事。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除了中国人自己，谁也解决不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无粮则乱”。因此，中国必须做到农业的稳定快速发展。

第二，人均耕地少，减幅大，要实现稳定增产，必须大幅度提高单产。中国耕地面积仅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人均耕地仅为世界人均量的33%。按现在常说的保住18亿亩红线，人均耕地也不过1.35亩，比之60年前的2.27亩减少40%。

第三，高产稳产的重要条件是灌溉，但灌溉长期被放松，灌溉面积有减无增，效益下降。我国灌溉有效面积曾达到7.3亿亩，在不到耕地1/2的灌溉面积上生产出75%的粮食，90%以上的经济作物，灌溉的增产和稳产作用显而易见。

第四，灌溉水包括灌区地下水受到污染，造成村民饮水困难。不仅庄稼受损而且人饮条件恶化，如何扭转灌区环境的恶化形势，也已成为当务之急。

因此，无论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还是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中央一号文件的发布都正当其时。

《科学时报》：既然一号文件十分重要，那么应当怎样落实？

李佩成：水利建设是中华民族的强项，我国的都江堰、郑国渠（泾惠渠）都是举世闻名的，解放后的60年间成就更大。因此，落实一号文件应认真对过去进行总结和反思，特别是在战略方面。

对过去的水利建设，特别是重大工程建设，要重新研究评价。这种基于反思的决策在国外已有先例，美国曾对500多座有害库坝进行了拆除。

又如我国提倡节水，本意是好的，但概念有些模糊。什么叫节水，单喊节水而忽视养水，能不能获得最佳综合效益？命题不清，便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我国准备在10年内拿出四万亿人民币用于水利建设，其中相当部分要用于农田水利建设，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用好它必须有一个好的规划。可以预见，在中央如此重视之下，迎来的必然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水利高潮。应当在不同层面进行总结，从乡、镇、县、市直到国家。要把农田水利工程与新农村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带动和促进新农村建设。

水利工程不是一个单一的涉水工程，要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光靠水利部门一家是不行的，还需要农业、牧业、林业等各部门的群策群力，团结协作。

《科学时报》：水利建设也有利害得失的问题，在水利建设中怎样才能防止它的消极面？

李佩成：次生盐碱化、渍涝灾害、地沉地裂、滑坡泥石流、水土流失、河湖萎缩甚至地下水枯竭，井枯泉涸……这些灾害常常都与不科学的水利建设有关，最典型的事例古今中外都有：西安市大量抽取地下水曾使地沉地裂，雁塔倾斜；中亚咸海萎缩引发大面积的沙漠化，是由于过度截取阿姆河和锡尔河补给来源的结果；我国新疆、内蒙古一些绿洲的消亡是由于河流上游过多引水所致；许多河湖的污染直接与不合理的灌溉和排水工程有关。

因此，在规划和工程建设中要特别认识到水利工程的两面性，充分调动其积极面，努力限制其消极面。

《科学时报》：您是农田水利专家，又是工程院农业水土工程方面的院士，对现今的农田水利建设，您有何看法？

李佩成：要把强化生态文明灌区建设作为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重要目标，也是战略决策。

所谓建设生态文明灌区，就是以生态学原理、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原理为依据，以包括引水、用水、管水在内的先进生产力为手段，因地制宜地对灌区内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进行保护、修复和改造。

过去，由于片面理解和执行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方针，重视庄稼用水而轻视了人饮工程建设，造成“大水门前过，群众没水喝”的不协调局面，灌区不少群众喝不到干净可靠的水，这在近年南方的灾害中表现尤为突出。

《科学时报》：目前我国还有大面积的旱地，您认为如何处理好灌溉农业与旱地农业的关系？

李佩成：在我国灌溉农业与旱地农业长期存在孰优孰劣的争论，有时甚至影响决策。

我国旱作耕地面积约为7.575亿亩，与灌溉农业面积相当，随着旱农技术的进步，旱地农业已成为农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蓄水保墒、高效用水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和技术。现代灌溉农业应当学习和吸纳适用的先进技术，旱地农业也应当吸取灌溉农业中的有用技术，“能走水路走水路，能走旱路走旱路”，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灌区水利工程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需要研究解决的科学难题。应当深入农村，面向实际，产、学、研相结合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

面对新形势的需要，要开展理论结合实际的综合系统研究，通过研究范围的不断延展，深度的不断加大，促进农业水利（农业水土工程）在理论上得到创新，在应用上取得飞跃。

7、哈药污染并非孤例 国内百余家药企存在环保问题

来源: 每经网2011-07-01李泽民

http://www.nbd.com.cn/newshtml/20110701/20110701141201803.html

制药行业发展，普遍伴生着对环境的污染，有业内人士用“劣迹斑斑”形容部分制药企业长期存在的污染问题。

最近登上制药企业污染黑榜的是哈药集团。6月9日，哈药集团对外承认存在废水、废气排放以及焚烧固体废弃物等污染。

哈药集团并非是制药行业污染超标的个例，民间环保组织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称，统计显示有上百家制药企业存在污染。

哈药污染并非个例

6月5日，世界环境日。这天有媒体报道称哈药集团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废渣直排河流，硫化氢废气超标千倍，部分污水处理设施因检修没有完全启动，污水排入江河等。

其实早在两年前，黑龙江多位政协委员就曾联名提交了哈药集团“硫化氢气体超标1150倍，氨气超标20倍”的实际检测结果。这次污染被披露之后，环保部东北督查中心副主任白保柱表态，“该停的停，该减的减，该治的治，该罚的罚，下一步达不到整改标准，将加大处罚力度。”但是从2008年以来，我国针对制药企业的环境门槛节节拔高，出台的《制药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主要指标，甚至严于美国标准，可污染并未就此减轻。

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制药是污染很重的行业，绝大多数药企存在污染问题。

从2004年开始，该中心就开始统计制药工业企业违规排放案例，就在2004年至2007年的三年间，排放记录就有302条。

而在此后的这三年间，制药企业的违规排放记录大幅增加。9日，马军向记者表示，目前统计的制药企业污染信息，已有上千条之多。他说，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制造企业的污染有加剧趋势，它们处在整个化学药产业链最低端，普遍污染很重。

国药控股有限公司运营治理部高级行业研究员干荣富说，中国原料药出口世界第一，但绝大多数是低附加值的产品。产品出口了，污染留下了。

消除污染需多方合力

此前有数据统计表明，在欧美发达地区，污染较大的原料药环保成本投入一般占企业总成本的1/3，而国内企业一般只占1/6。有业内人士指出，很多的制药企业在环保投入上，可能比更低，因为尽管标准严格，但违法成本很低，导致企业铤而走险。

马军认为，造成制药企业频频污染的根源，在于企业并无动力消除污染，这主要是现在监管力度不够，处罚偏弱，这为企业提供了逆向动力。

针对制药企业的污染，马军建议除了企业提高自身的环保意识之外，整个社会要为药企的清洁生产提供环境。他解释到，消费者如果对企业的污染不闻不问，只对产品和质量感兴趣，那么企业对于治污的动力将会不足。

另外现在环境诉讼非常之难，公众对于药企的投诉，司法系统要积极予以受理。而银行系统应该按照国家绿色信贷的要求，对有环保污名的企业，不予贷款。

8、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眼中的水电是非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30吕宗恕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05

汪恕诚：“不能总用灾难性后果教育人们”

“有些生态问题被过分渲染了，美国根本不存在‘过去建坝，现在炸坝’的问题。”

“如果地下水位恢复了，就表扬、提拔他；如果地下水位下降了，你就批评他，免了他。”

“提醒大家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认为国家现在有大投入就忙着修建大工程。”

“大西线工程，‘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现在我同样这样说。”

“我们现在用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在控制物价的做法是欠妥的。”

汪恕诚：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1993年至1998年间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98年至2007年间任水利部部长。

从水利部卸任部长四年有余了，70岁的汪恕诚仍停息不了操持水电的心。

他一生与水电打交道，做了近十年水利部部长，尽管任内遗憾难免，但几乎全程见证了中国水利水电的坎坷历程，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也均是在其任内最终落地。

在2011年6月中举办的中国大坝协会2011学术年会上，身为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的汪恕诚对未来即将上马的水电大项目的工程安全表达了忧虑，他告诫所有与会者，“一定要把大坝工程安全放在第一位，我们不要成为历史的罪人，愧对祖国和人民。”

而面对三峡最新的争议，汪恕诚有自己的思考，防洪、发电、航运、灌溉是设计大坝时考虑最多的因素，但“现实告诉我们，要更注意充分发挥大坝的生态保护功能，保障流域的生态安全”。

对于曾经的纷争和遗憾，他从不回避，也不袒护，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他依旧直言斥责“大西线”、“海水西调”为“胡说八道”；而对华北等地区地下水严重超采，酿就供水危机，他又难免痛心疾首，“对生态破坏更是不敢想象”。

他至今保持着对现实的敏感，并从不惧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刚刚过去的旱灾，当个别省份以旱情为由争取中央水利建设资金时，他当场泼了冷水，“不要一到干旱就想打井，不要一到旱季就想大修水库，解决水资源不足要科学发展，事先谋划。”甚至连日本福岛核危机引发国内食盐疯抢潮，他也感慨，“我们社会的风险承载能力实在很弱。”不过，他最终选择的是乐观姿态，“让年轻人去干吧！”

“有些生态问题被过分渲染了”

南方周末：中国水电开发，多年来一直伴随着大跃进的质疑，你怎么评价？

汪恕诚：中国的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而目前重化工业比重过大，能源消耗过高，已使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适应不了发展，必须调整经济和能源结构。中国今后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成为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以煤炭为主的发电方式也必须调整。

从经济技术分析，燃煤、天然气、太阳能、水能、核电等各种发电方式都会有利弊，其发展都会有上限。比如燃煤发电将受限于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太阳能、风能发电的不稳定性使其受限于在电网中的比例，水力资源则受限于资源可开发量，而核电受核安全的制约等等。我在各种会议上反复讲：目前，水电是我国资源最丰富、技术最成熟、成本最经济、电力调度最灵活的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是最现实的、具有大规模发展能力的首选能源，因此，中国丰富的水电资源应尽快开发出来。

根据最新的全国水能资源普查成果，大陆的水力资源技术开发量为5.42亿千瓦，2010年已开发2亿千瓦，开发程度为37%。我认为，今后每年新增1000万千瓦是可行的，到2050年基本开发完。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看必须这样做，在日本福岛核安全事故以后，水电发展的任务更重了。

南方周末：水电有这么多必然、首选的优势，有没有难以克服的劣势？

汪恕诚：有弱点，比如移民问题，但移民问题其实是社会管理问题、工作问题，地方各级政府和移民机构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好移民工作。国务院出台了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总的看，是适应当前移民工作需要的。有些水库如果觉得某些移民单项工程还需要支持，现在水电还有较大的电价调整空间，可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

另外，我认为要用更多的资金用于移民专项工程，用于集体，让直接移民和间接受影响的农民都能受益，减少社会矛盾。移民问题非常重要，但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

南方周末：民间的环保人士可能更关注水电开发带来的生态破坏，每条河流都要上马水电，这样的开发尺度合适吗?

汪恕诚：原来的流域开发规划，基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侧重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注意生态保护不够。为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现正在对每条河做补充规划，重点是考虑生态。

近年来，水利水电行业高度重视生态问题，在大坝建设勘察设计、施工、运行各个阶段贯彻保护生态的理念，开发与保护并举，充分发挥大坝的生态功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例如，小浪底工程对保护黄河中下游生态发挥了很好的作用，现在，黄河已实现1999年以来不断流，河口湿地得到很好保护。

当然，有些生态问题被过分渲染了。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比如说水库的温室气体排放比火电还厉害，这个观点在西方一些论文里面确实出现过，但它是有背景原因的。比如，南美洲热带雨林本来全是原始森林，一旦修建水坝就会淹没大片森林，林木腐烂产生沼气，自然会排出大量温室气体。但是，中国水电站，多建在高山峡谷里，蓄水前都会进行严格的清库，该砍的树都砍掉了，也没有大片原始森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根本就是两回事。

还有人说美国正在炸坝，更是不了解情况。美国有垦务局、陆军工程师兵团、田纳西管理局等三个机构管水库，我跟他们的领导都有过接触，根本不存在“过去建坝，现在炸坝”的问题。实际上，美国要炸的坝都是由于各种原因被淘汰的坝，并非因为生态问题要把它炸掉。

南方周末：最近有新闻说，中国也正在酝酿拆除丰满大坝 （位于吉林省，1937年伪满时期开工，大坝高九十多米，当时乃亚洲第一高坝）？

汪恕诚：这两天，网上正热议炸丰满水库大坝的事。丰满大坝是日本占领时期修建的，工程质量存在不少问题，几经加固仍然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现正进行“炸与不炸”的经济技术论证比较，这很正常，而不是有人说的因为破坏了生态才要炸。

南方周末：如果一定要找出水电开发最需要担心的问题，你认为是什么？

汪恕诚：我比较担心水坝工程的质量安全问题。现在很多都是两三百米的高坝，都处我国西南高山峡谷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往往又是地震多发带，而勘测、设计、科研等前期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我们一定要把工程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历史的责任。

勿蹈传统水利老路

南方周末：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说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但不久前有新闻说，各地的资金投入还迟迟没有到位，为什么？

汪恕诚：头一年刚起步，今后会逐步到位。我不担心投资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水利投资强度历史上最高，是毫无疑问的。2010年中央水利投资是1000亿，翻一番是2000亿，地方配套2000亿，十年下来就是40000亿。

更重要的是，水利这种跨越式发展一定要讲科学发展，要用新的治水理念指导工作。传统水利比较看重修建工程，这个省修多少水库，那个省打多少口井，防汛要修水库，抗旱也要修水库。我最近有一个讲话，提醒大家保持冷静的头脑，不能认为国家现在有大投入就忙着修建大工程，否则很容易走上轰轰烈烈搞传统水利工程的老路上去。

为什么修水库，水库是解决水资源时间差的问题，受限于降水总量，如果降水总量不足，修再多的水库也没用。调水工程可以帮助解决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问题。我说的意思是水库要修，调水工程也要干，但是，要解决中国水资源总量不足的问题，还是要靠科学发展，要靠节约水资源，保护水资源。

另外，我还强调要花大力气保护好地下水资源，想办法把水存到地下，维持了地下水位的基本平衡，抗御灾害的能力才能稳定可靠，才能真正保护好生态环境。

南方周末：但这么多年来，各地地下水超采严重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彻底遏制。

汪恕诚：只有想各种办法把地下水位恢复上来，才是我们的真本事。能不能做到，就看能不能转变观念。我曾当着水利厅长的面给几个省长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你这个省的地下水位恢复了，就表扬、提拔他；如果地下水位下降了，你就批评他、免了他。地下水位的升降表明这个地方生态状况的好坏。水资源承载能力不足了，地下水位就会下降。

南方周末：今年的环境日，国家环保部公告说，中国七大水系总体轻度污染，这意味着什么？

汪恕诚：总的来看水污染问题比较多，也有体制上的原因，因为涉及到很多部门，工作比较难做。水污染问题，环保部与水利部之间虽然有分工，但是涉及关键问题时协作起来就缺乏深度。水质安全的问题，也是我比较担心的，靠一个部门的力量很难有突破，从国家层面来看，确实应该高度重视。

南方周末：是不是短期内也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汪恕诚：中国的事情往往这样，比如遭遇了一场1998年那样大的洪水，堤坝保不住了，就开始加大投资修堤防。SARS一来，开始注意公共卫生。现在食品安全问题严重，全国开始抓食品安全。总要用这种灾难性的后果教育人们，很遗憾。

调水不要“人定胜天”

南方周末：南水北调的供水时期延迟，最近北京的供水危机达到了临界点，有人质疑调水的思路？

汪恕诚：北京本身水资源就很短缺，加上城市发展速度很快，人口急剧增长，城市大规模扩张，水资源承载能力不足，缺水成为必然。密云水库虽仍保持有10亿立方米的水，但实际上现在北京的供水几乎全靠地下水，导致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说“水危机”是好事，能激发公众的节水意识。

中国这种举国体制的优势就是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来保证首都的供水安全。比如南水北调，原计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2010年调长江水到北京，后调整为2013年通水。考虑到投资问题、应急问题，我当水利部部长的时候，提出了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北往南修：先把河北段修好，应急时可以从河北的四个水库调水；再往南修到黄河，如果再缺水就可以从黄河调水；然后贯通到丹江口水库，完成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现在看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从北往南修是做对了。

南方周末：有消息说，南水北调的中线源头的丹江口水库已经水量不足了。

汪恕诚：调水规划是按照水文资料做的，长期看问题不大。丹江口调水以后，按照规划通过引江济汉等四项工程来弥补对汉江下游的影响，工程已经开工了。应该说我们是比较注意保护调水水源地的生态问题的。

南方周末：即便不是延期，公众还是担心最后送到北京的水的水质不好。

汪恕诚：我估计问题不大。现在不断有报道也没有坏处，这是不断提醒政府要注意水质。刚上东线时，沿途污染比较严重，由于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迫使沿线各级政府加快治污、提前治污，这是好事。

南方周末：你支持南水北调，却反对当年的大西线调水工程，为什么？

汪恕诚：大西线是指从西藏雅鲁藏布江调水方案。最早提出大西线的几个人都不是搞水利的，他们自己称谓是业余水利专家。

我到香港大学讲学的时候，有记者问我对大西线的看法，我非常明确地说了三句话：不需要、不可行、不科学。现在我同样这样说。不要认为改造江河、改造自然就是说明人的本事有多大，就恢复戈壁滩而言，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将沙漠都改造成良田。尽管黄河水量只有580亿方水，可青海、甘肃、宁夏前些年用水指标都没用完，为什么没用完，水在黄河河道里边，水位低没法用，即使修了泵站，一方水每提高100m大体需要一度电，即使按每度电0.14元的优惠电价计算，农业也用不起。

拿大西线来说，雅鲁藏布江水量集中在大拐弯的地方，海拔低，如果要往黄河调水就得建造几百万千瓦的泵站。另外，黄河现在每年580亿立方米水，每到汛期还要防洪抢险，如果从雅鲁藏布江调来3000亿方水，对黄河将意味着什么，黄河上现在修的所有工程，包括两岸堤防将全部被冲毁。还有，他们提出把水存放在青海湖里，可青海湖是咸水湖，淡水资源进咸水湖就全部成了废水。经过专家计算，青海湖的盐分需要600年才能淡化完，如果淡化过程中的盐水从黄河里边走，岂不造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态大灾难了？这水量和生态影响两大矛盾都没有办法解决，更别谈工程量等具体经济技术问题了。

不要“人定胜天”，还是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最欣慰的，最遗憾的

南方周末：今年年初，很多省份出现了大面积的电荒，原因是什么？

汪恕诚：现在所谓的电荒，根本都是假象。实际上是因为火电上网电价不能随煤炭价格上涨而同步调整，使火电全行业亏损，发电企业根本就没有发电的积极性。现在，少说也有5%的火电发电能力放空。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道理简单，煤炭价格进入市场了，电力还在计划经济，国家控制电价，煤炭每年涨价，电力不涨价，自然就亏损了。

我也理解发改委的困难，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每年都会确定一个通胀率指标，要求电力不能涨价，否则就超过指标了。我们现在用行政手段、宏观调控手段在控制物价的做法是欠妥的。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十几年了，我当电力部副部长时就有。

南方周末：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几十年的老问题，今后还是难以解决？

汪恕诚：电力改革要求“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现在厂网分开了，但没有竞价上网，计划调度打破了，市场调度没实行。还是要深化改革，要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南方周末：最近中南部省份又发生暴雨山洪，很多地区遭受灾害，如何才能彻底走出逢雨必涝、逢洪必灾的循环？

汪恕诚：首先要有宏观认识，发生这种自然灾害有其必然性。人和自然要和谐共处。在城市建设时要做好规划，避开危险区。近年发生的几起地质灾害大事故，去现场看就知道什么原因。古代盖房子还请风水先生来看看，可我们好多县城就盖在行洪通道上，这样非出事不可。所以，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的选点至关重要，别去侵占河道，别建在地质不稳定的区域。对于已经建好的重点地区，要做好山洪预警系统，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第一时间带领群众撤离，保证生命安全。

从辩证法上说，给洪水以出路，人才有出路。对灾难，该规避的就要规避，别去抗争。以前台风来了，我们共产党员带着老百姓去守海塘，这些年不再这么干了，带着老百姓撤离，即便台风把房子吹倒了，咱们还可以重建。

南方周末：你和水电水利打交道一辈子，最欣慰的事情是什么，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汪恕诚：探索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的治水新思路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并在实践中取得很好的成效，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我最感到欣慰的。但适应这种新思路的新体制的确立却困难重重，水利水电事业任重道远，让年轻人去干吧！

9、《京都议定书》之死——二十年艰苦谈判 末路命运今难阻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30 袁瑛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37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了其悲剧命运。发达国家政治意愿不足、各国互信缺乏等气候谈判根深蒂固的矛盾，正是埋葬《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推手。

波恩：甩掉“紧箍咒”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律文件——《京都议定书》——正挣扎在死亡边缘。

2011年6月底，德国波恩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刚刚结束。来自谈判桌上的种种迹象表明，2012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后，第二承诺期的续签工作将无法按期完成，可能会推迟至2014年或2015年。

《京都议定书》第二与第一承诺期实现无缝对接已无可能，这已成不可否认的现实。若无第二承诺期，《京都议定书》就如“失去灵魂的空壳”。

于1997年通过，并于2005年正式生效的《京都议定书》，首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了缔约方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的承诺期内应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5.2％，此为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并即将于2012年12月截止。

随着承诺期临近，很多国家急于甩掉这个恼人的“紧箍”——《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波恩会议上，日本代表团一改以往闪烁其辞的回答，强硬重申日本政府拒绝《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立场。俄罗斯、加拿大等国随后表达了类似立场。就在一年前的坎昆会议上，日本代表团高级官员也曾发出类似信号，但在国际舆论压力下，随后的外交语言中又加以修正。

“气氛不对了，不论高级官员，还是低级官员，来自这些国家的代表团都明确表示不承认《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从波恩会场归来的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在内的发达国家之所以“厌恶”《京都议定书》，源于《京都议定书》为这些国家规定的减排指标。这些指标如同一个个“紧箍”套在发达国家头上。

“坚决反对”梯队之后，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盟在内的“犹豫”梯队。曾一直坚决推动《京都议定书》的欧盟在波恩会议上也表现出了暧昧态度：“对于第二承诺期的承诺，前提是美国、中国在内的排放国也要加入其中。”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肯定不会为了《京都议定书》把自己搭进去，承诺减排义务，”来自中国代表团的资深谈判代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显然，美国也不会满足欧盟的这个条件。”

从波恩会议可以看出，《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已严重停滞。这一停滞的结果是致命的，随着谈判的另一轨道——长期合作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顺利进行，“《京都议定书》很可能逐渐被湮没、合并甚至遗忘，最后体面地死去”。

铁锤“敲”出来的《京都议定书》

作为亲眼见证《京都议定书》诞生的前任谈判代表，吕学都显然在情感上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凝聚了很多人的努力达成的一个均衡协议，放弃太可惜了。”

自1996年就担任中国谈判团代表的吕学都至今对《京都议定书》最后诞生的54个小时记忆犹新——“《京都议定书》是当年的谈判委员会主席、阿根廷驻华大使艾斯特拉达用锤子硬生生敲出来的”。

在《京都议定书》敲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美国代表坚持加上“自愿承诺”的语句，这与《京都议定书》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本质相违背。在这历史性的关键时刻，谈判主席、外交官出身的艾斯特拉达选择了“刻意”忽视美国代表的举牌，迅速敲下手中的铁锤。《京都议定书》就在铁锤声中，获得了全体通过。

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从气候谈判伊始，就一直坚持“不承诺减排义务”，要求“发展中国家同样减排”。

在1997年的京都谈判中，美国派出了史上最庞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四十余名参议员。“每人手中拿着一个计算器，在涉及到减排数字等问题上，美国代表们算起账来毫不含糊”。中国代表团包括吕学都在内只有9人，很多时候需要“以一敌百”。

在力量对比悬殊之下，《京都议定书》不得不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一个“历史性的胜利”——谈判桌上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改变历史。

当年京都会议刚刚开始，趁人不留神，新西兰就抛出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也要承担减排义务”的议案。中国代表团内资深的外交官钟述孔注意到了这一细节，迅速揭露和驳斥了对方的“阴谋”，随后，四十多个发展中国家群起反对，这一提案才没有蒙混过关。

从《京都议定书》诞生伊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就一直没有放弃将发展中国家也纳入到这个强制减排体系中来的企图。“伴随着《京都议定书》从京都一路走到如今的波恩，发达国家的这一企图可以说是《京都议定书》曲折命运背后的根本原因。”主要负责《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前外交部官员钱国强感慨道。

蒙特利尔到巴厘岛的拉锯战

确如钱国强所言，发达国家这种“拉发展中国家下水”的态度越来越强硬。2001年3月，布什政府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其余发达国家也对第一承诺期的减排“三心二意”。

以减排数额为例，2005年美国和加拿大的排放量较1990年增加幅度分别为19.2％和28.6％，即使是表现良好的欧盟，“如果将东欧转轨国家的因素排除，欧盟的排放比较1990年仍然是增加的。”杨富强说。

为加快气候谈判进程，从2005年开始，《京都议定书》启动第二承诺期谈判，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由此展开。

2005年蒙特利尔召开的气候谈判大会上，俄罗斯先发制人，要求“谈第二承诺期可以”，但“前提是启动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主承诺减排的谈判”。在持续了一晚上的谈判之后，双方同意建立一个长达两年的长期对话机制，在这个对话机制下，可以启动关于发展中国家自主减排的对话。

“这一长期对话机制事实上为巴厘岛行动计划做好了铺垫。”钱国强当时对此并不以为然，现在回头来看，“发达国家一边对于自己的减排行动采取缓兵之计，另一面，则仍然在图谋发展中国家的减排。”

“2005年之后的谈判陷入了所谓的‘分析陷阱’。”钱国强回忆说，每年一次的大会都在不停地分析发达国家的减排手段、减排潜力等技术问题，谈判被发达国家带入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圈套”，发达国家减排的实际行动这一问题的本质却被忽略了。

2007年，在两年长期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往前迈出重要一步，达成《巴厘岛行动计划》，形成日后谈判的基础——“双规制”，将美国等不是《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国家的减排行动也纳入到《公约》机制下。

即便发展中国家作出了重大让步，包括同意采取“发展中国家适当减缓行动”，美国仍然不断使绊儿。在巴厘岛会议的最后一天，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年轻谈判代表直接起身对美国代表说：“要么同意，要么让开，不要阻挡我们！”

虽然美国在最后一刻签署了《巴厘岛行动计划》，但正如钱国强所说，“《巴厘岛行动计划》开了一个缺口，最后达成的所谓‘一致结果’并未明确是否具法律约束力”。这也导致了美国和发展中国家此后对《巴厘岛行动计划》的理解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小到对一个逗号的阐释。

被推向悬崖边的《京都议定书》

此后两年的谈判，对于谈判代表们来说，更像是一种折磨：发达国家要求越提越多，发展中国家越谈越失望。“《京都议定书》不谈，就没什么好谈的了。”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前的最后一次正式磋商会议上，非洲集团轮值主席阿尔及利亚谈判代表坦言。为抗议发达国家“顾左右而言他”，非洲国家集体退席，谈判中断两日。

一个月后，一百多位国家元首来到哥本哈根，将人们对于谈判的预期抬至最高点。然而，就像一台过山车，嘉年华般的哥本哈根大会最后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令很多失望的人们泪洒会场。“在哥本哈根，《京都议定书》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一位谈判代表坦言。哥本哈根大会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将《京都议定书》推向了悬崖的边缘。

很多会场的谈判代表并没有注意到，《哥本哈根协定》通过时同时带有两个附件，分别列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目标。“两个附件的形式没有明显的区分，没有对性质作出区分界定，等于没有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诺行动做性质上的区分，这是整个谈判朝着模糊‘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方向迈出的重大一步。”上述谈判代表分析。

哥本哈根的最后48小时，对于这些谈判代表来说是最难熬的两天两夜。“坐在那里我们已经无话可说，领导人磋商已经定了结果，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不重要了。”亲历《哥本哈根协定》出台过程的谈判代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10年底的坎昆大会，花了两周的时间，实际上都是在强化《哥本哈根协定》的结果。“我们已经嗅到了未来的谈判将朝着更为松散的方向前行。”该谈判代表承认，作为唯一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大势已去。这意味着持续近20年的气候谈判岌岌可危。

2012“后京都”时代

相比政治学家关注《京都议定书》的命运，很多金融机构和产业人士，更关心的是清洁发展机制的去留。

作为国内研究清洁发展机制的专家，唐人虎特别注意到《坎昆协议》里这样一句话：公约下建立的市场机制，将维持和基于包括“清洁发展机制”在内的三种灵活机制。

“我很乐观，从国外的政策来说，清洁发展机制一定会有一个替代品，否则以后再制定出新的游戏规则，谁来玩？”唐人虎这样说道。围绕《京都议定书》的灵活市场机制，搅动的是一个高达1200亿美元的碳市场。

对于碳市场的利益相关者来说，《坎昆协议》无疑是释放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即使《京都议定书》无法实现平稳过渡，在《公约》下也将持续灵活的市场机制。

然而，这却意味着把《京都议定书》最后一线生机给抹杀了。“把清洁发展机制掏出去，《京都议定书》就更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杨富强不无担忧地说。

欧盟成为这一方向的主要推动力：谈判场内，欧盟试图将《京都议定书》下灵活的市场机制保留；谈判场外，欧盟力推行业信用和行业减排贸易体系，试图补充甚至取代清洁发展机制。

“失去了《京都议定书》这样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就无从保证。这种没有差别，会迅速地将谈判的进程转移到讨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的行动的问题上。”中国一位资深谈判代表对此忧虑重重。

“至少接下来的两年，我们会极力捍卫《京都议定书》，”该谈判代表直言，“如果2013年仍然谈不成，《京都议定书》就会彻底被人们遗忘了。”

当然，变数仍在：2013年，按照《京都议定书》条约规定，对缔约国在第一承诺期内的排放报告进行第一次评估；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推出；2015年，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后的减排义务可能排上谈判议程。

这些未来的变数，都可能对停滞不前的谈判注入一针“强心剂”。但对于《京都议定书》或避之唯恐不及或态度暧昧的发达国家来说，启动新的议定书谈判，让《京都议定书》“安乐死”更是他们乐见的。

10、城市，水为患，轻诺治水更为患

来源:南方周末2011-06-30 朱红军

http://www.infzm.com/content/60906

现在，一些地方治理城市水患，仍陷在农业社会那种大灾之后才有大治的模式之中，而短期根治城市水患的期待或承诺，反而可能导致不切实际的方案，加重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不利于形成治水的合力。

程晓陶（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一周前的北京，暴雨成灾，积涝难排，导致交通瘫痪、地铁停运、航班延误，甚至人被吸入下水道的伤亡事故，这些都是典型的城市型水灾害的后果。

北京市防范城市水灾害的能力，就国内而言，已算是名列前茅了。2004年7月10日的一场暴雨袭击，曾给迎接奥运中的北京市敲响了警钟，北京市在加强防洪排涝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改造，在暴雨监测、预报、预警等系统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也是全国最多的。有人乐观以为北京可以做到“万无一失”了。但是，.事实表明，治理城市水患，不是靠短期高投入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治水理念非调整不可

2010年，我曾先后对泰国、菲律宾与越南的部分城市防洪情况作了调查。目前亚太地区的城市正以每月一个新加坡的面积在迅速扩张，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临着城市水患愈演愈烈的挑战。

2010年我国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745亿元，远远超出了特大水灾年份1998年的2550.9亿。尤为关键的是，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接近50%。过去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水灾总损失中农林牧渔业损失一般占到80%以上，而2010年近2/3的损失却来自于城市，全国县级以上受淹城市竟超过了250座，且大多为暴雨内涝。但是，我们治理城市水患的理念与模式，相当程度上还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状态，非下大力调整不可。

比如城市防洪排涝的工程措施，并非像农业社会那样单靠筑堤防洪、建泵抽水就能提高防御标准的，因为洪水可能并无出路，仅是达到了以邻为壑的结果。当雨水尽快排出之后，我们又会为干旱缺水与环境恶化而犯愁。因此，必须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科技等综合手段来推动有利于整体与长远的工程措施。当务之急是明确职责、整合力量、认清城市水患的风险分布特性与演变趋向。对于城市新开发区，要彻底扭转“先地上，后地下”的开发模式；对于老城区，在提高排涝标准的同时，要考虑如何恢复与增强必要的雨洪调蓄与渗透功能。同时要基于风险的分析与评估来制定可行的应急预案。

日本是个可供借鉴的例子。二战后，日本在快速城市化的浪潮中，城市建设也有过“先地上，后地下”的经历，直到1977年，才有计划地推进城市综合治水对策。最早也是在修堤筑坝提高防洪标准的基础上加大了排水系统的建设力度，其后发现，在地面已经城市化的情况下，不仅地下管网改造的代价倍增，而且随着保护范围不断向上游延伸，洪水更快、更集中地危害到下游城市化区域。因此，日本治水理念有了重大的调整——不是让雨水越快排入河道越好，而是千方百计采取各种蓄滞措施。可见，不是防洪保护范围扩得越大、标准提得越高就越好，而是要在提高整体防灾能力的同时，避免洪水风险向更发达区域转移。

我们的研究表明：至2050年，在气候变化与流域城市化背景下，单纯沿袭现行治水模式，我国流域洪水风险将与经济发展同比增长，如果措施不当，风险增长甚至超过经济的增长。

地方的难处和误区

因为城市内涝频发，国家《城市防洪工程设计标准》、《城市防洪工程设计规范》等一系列文件都已处于修编报批的阶段。坦率地说，这些文件的修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城市，不仅暴雨洪水的特性差异很大，而且经济水平、技术水平的差别也十分显著，加之城市水患防治涉及的部门众多，现行城市防洪排涝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难以统一。比如，人们常听到水利部门说江河防洪的标准可以达到50年一遇、100年一遇甚至更高，而听到城建部门说起城市排涝的标准只有1年一遇、3年一遇，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技术指标体系，迫切需要形成统一的、切实可行的标准、规范。

具体到地方则更有难处。在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供水、供电、供气、交通、通讯、污水处理……这些生命线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城市的正常运转。而防汛毕竟是汛期的事情，即使到了汛期，也未必赶上大水年。于是主政者容易抱着“赌一把”的心态把防汛的事情往后放。再者，供水系统修好了可以收水费，供电系统修好了可以收电费，但是排水系统修好了排的是雨水，找谁收钱呢？这是一些城市非得大灾之后才有大治，甚至大灾之后也仅耍耍花拳绣腿的主要原因。

但也正基于此，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逐步将那些能够创收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入按市场机制运作了，而对于防洪排涝设施的建设至今仍明确为政府的职责。政府要拿出治理的规划，并向市民公布，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政府要立法规定，将治理的资金与财政收入按比例挂钩，这样才能保证有持续不断的投入。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建成高标准的防洪排涝系统，因此，政府还有责任以风险图的形式将受淹的危险性告知民众，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哪些地方受淹难以避免，可能淹多深，淹多长时间，以帮助机构、企业与市民采取合理必要的自保措施。

寻找政府作为的动力

现在，一些地方治理城市水患，仍陷在农业社会那种大灾之后才有大治的模式之中，民众也期盼政府能够一举根治城市水患。而现实中，我们短期能够做到的不是消除城市水患，而是能否有效抑制城市水患风险增长的态势。短期根治城市水患的期待或承诺，反而可能导致出不切实际的方案，加重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不利于形成治水的合力。

而要想让政府切实负起责任，还需要解决一个推进机制的问题。

首先政府应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应成为领导政绩考评的重要指标，坚决刹住滥做形象工程的歪风。一届政府如果能够切实做好一个综合性的治水规划，并向社会公布，以后历届政府能够坚持下去，则其功莫大焉。但是，现实中，一个书记一张图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算得上是新任领导的政绩。

其次，从政府到民间都要树立自然灾害的风险观。如果消费者买房时以防洪安全指标来要求开发商，开发商购地时以防洪排涝基础设施为指标来与政府讨价还价；同时消费者购买保险时将水淹因素考虑进去，保险业为避免重大理赔损失也要呼吁政府建好基础设施，再加之媒体的监督作用，就可能形成促使政府作为的持久动力。

第三，将灾情信息收集整理与评估制度化。现在一些城市受了灾，灾后连一张基本的实际受淹范围图都没有留下来，哪些地方、什么原因发生的人员伤亡，也无人去整理分析。要争取救灾投入时，随意夸大灾情；要争功请赏时又宣称已经将灾害损失降低到了“最小最小”。如果信口开河就能防洪减灾，还用得着花钱下力去治水吗？只有将灾情信息收集整理与评估制度化，用实实在在的事实、数据与图表来说话，才有利于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11、北京苏家坨垃圾焚烧项目引争议 环评单位涉造假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2011年07月0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5045016.html

　　选址在北京城区上风向，建设经营单位资质存疑，环评单位涉嫌参与造假，选址附近居民异议颇大，北京苏家坨垃圾焚烧项目引发的争议，近日逐渐升温。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满身带“疑”的项目，竟然于6月28日获得了北京市环保局的批准。环评公示显示，北京绿海能公司为该项目的建设和经营单位，环评单位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

　　此前一天，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五家环保组织，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发出公开信，质疑北京绿海能环保责任有限公司运营垃圾焚烧的资质。公开信指出，根据我国相关规定，焚烧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而绿海能公司的注册资金仅为2000万元。

　　建设单位资质存疑

　　对上述质疑，绿海能公司选择了沉默，其工作人员向《每日经济新闻》称，“我们对外不负责回答任何问题。”该人员让记者去问海淀区市政市容委，可其固废科的负责人对于绿海能公司的资质问题，表示不了解。

　　根据相关规定，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置服务的企业中，焚烧厂的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亿元。而北京市工商局网站显示，成立于2006年7月10日的绿海能公司，其注册资金仅为2000万元，其后也没有增资扩股。

　　北京市环保局向“达尔文自然求知社”负责人称，“绿海能没有申请垃圾焚烧的经营许可，目前他们只批复了高安屯和北京市环卫集团的垃圾处理经营许可。”

　　环评机构造假？

　　除去资质受到质疑之外，绿海能公司的垃圾处理能力也存在问题。

　　据介绍，苏家坨垃圾焚烧项目的设计垃圾焚烧量为1800吨/天，垃圾焚烧产生的炉渣占到进厂垃圾量的20%左右，即每天将产生360吨炉渣。

　　而绿海能公司对这些炉渣的处理办法是，将炉渣运至海淀区建筑垃圾处理厂综合利用。记者了解到，海淀区建筑垃圾处理厂尚不存在，而且绿海能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海淀区建筑垃圾处理厂”的规划信息和建设信息。

　　苏家坨垃圾焚烧厂的环评机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在对此项目的环评简本中，被认为“存在很多失误”，环评工作中涉及“公众参与篇章造假”。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简本称，“炉渣运至海淀区建筑垃圾处理厂综合利用”，但是对于一个还不存在的配套设施，环评机构就将此写在了环评报告中。

　　同时环评机构在“建设项目污染控制及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中列出的数据也存在问题。如焚烧厂附近大觉寺，写的规模是“无常住人员”，但实际上大觉寺有100多常住人口；其次，北安河军庄路有1000多常住人口，相对烟囱最近距离为2100米，这1000多常住人口没有被列入污染控制及环境保护目标里。

　　环保组织走访调查徐各庄、大工村、金隅回迁楼等社区，了解到大部分居民质疑此项目的选址，反对建设此项目，因此，环评机构所称的有91.4%支持率可能存在水分。

　　而文物保护单位大觉寺作为受调查团体，并没有上交问卷调查，这充分证明所谓的“100%的受调查团体支持项目的建设”并不属实。

　　对此，多家环保组织请求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司，对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展开环评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调查期间，暂停其所有参与的环评项目。

　　厂址在京上风向

　　公开信息称，苏家坨垃圾焚烧厂计划2011年下半年开工，2012年底试运行，2013年内正式投产，运行年限不少于25年，项目总投资约16.7亿元。

　　但该焚烧厂对北京空气的影响，公众一直有所质疑。尽管此项目的环评报告称，二噁英摄入量对健康带来的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但有专家指出，此项目存在选址不当的嫌疑。

　　环保组织多次去苏家坨垃圾焚烧厂的所在地北京苏家坨镇大工村考察，发现该处位于北京城区上风向，且在永定河与北运河引水渠两大水域的上游地带。

　　业内人士表示，垃圾焚烧项目一旦上马，会给周边环境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建议建设方对周围环境和选址做更加细致的评估，并公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苏家坨垃圾焚烧将不可避免地对北京城区造成影响。垃圾焚烧产生的对人体有害物质有几十种，而很多污染物难以降解，对大气、水、土壤都有累积的影响。

12、拆迁致数十吨染料被掩埋 杭州一化工厂潜在污染源待清理

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2011年07月01日徐杰

http://stock.sohu.com/20110701/n312165451.shtml

　　赵老汉神情慌张地走过杭州万强丝绸染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强染织公司），这家公司此前已经营7年，但现在其厂房因为拆迁成了一片废墟。废墟下掩埋着大量的化学染料，这令周边的居民对环境隐患惶惶不安。

　　万强染织公司认为强拆造成了化学染料的掩埋，日前以财产侵害为由将拆迁人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城投公司）告上了法庭。

　　对于拆迁，杭州城投公司总经理顾晓奋表示，征地拆迁手续和程序合法。

　　百余种化学染料被埋

　　令赵老汉慌张的万强染织公司经营场所位于杭州市莫干山路833号，经营项目为纺织品的整理、染色、面料砂洗、服装洗涤加工等。

　　“这家公司被拆除时，有不少化学染料至今没有处理。”赵老汉家就在万强染织公司附近，他担心这些化学染料会带来污染，“现在是多雨季节，这些染料会不会渗透？”

　　赵老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此前已经有环保部门介入。

　　“拆迁过程中染料等储罐遭到破坏，染料存在环境污染隐患。”杭州市环保局拱墅分局4月13日现场检查后做出的处置通知称，该通知要求万强染织公司立即对现场染料储存区进一步采取防雨防风防渗漏等措施，防止染料等有害废物进入水体、土壤等。随后在4月20日，杭州市环境监察支队进行环保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区域染料储罐破损，染料外泄，要求及时清理现场残留的染料及储罐，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埋在废墟里的这些化学染料究竟为何物？万强染织公司副总经理徐忠伟介绍称，共涉及135个种类，包括进口发热兰纳赛脱系列、国产弱酸性染料、强酸性染料、活性染料、直接染料等。

　　虽然距环保部门做出安全处置要求已经2月余，但这些化学染料依然“躺”在废墟下，上有帆布遮盖，部分地面和砖块已被泄露的染料染成红、蓝等颜色。

　　祸起“拆迁”

　　“厂房被拆除时，这些化学染料都被埋在废墟里。”徐忠伟称，拆迁人杭州城投公司所委托的拆房公司分别于2010年12月26日、2011年1月10日和2011年3月30日的清晨，组织了上百人带着机械设备上门将公司整体租用的厂房及内部机器设备粗暴损坏，存放在厂房内的七十余吨化工染料被掩埋。

　　徐忠伟称，尽管他们已经向环保部门作了汇报，对这些化学染料进行加盖防风防雨防渗漏，并采取了相应补救措施，但公司方面所有资料、业务往来账目等被掩埋，目前资金困难，无力安全处置。据其估算，强拆造成公司1600万元的损失。

　　拆迁公司为什么不待化学染料迁走后再实施拆迁？拆迁委托人为杭州城投公司，但具体实施拆迁的是杭州建民拆房有限公司，其董事长翁建民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解释称，公司与杭州城投公司签了委托拆迁协议，根据协议进行拆迁，从杭州城投公司交接取得这些被拆迁的房子。

　　记者获得的一份拆迁资料显示，2010年12月20日，拆迁人将接收的房屋移交给当时的拆迁中标单位杭州建民拆房有限公司。2010年12月26日，“当日仅拆卸了部分房屋的门窗”；“2011年3月30日，再次组织大量人力和物力对剩余房屋进行全面拆除”，“因拆迁单位措施有力、准备充分，应对得法而避免了当事双方大的冲突，从而基本上完成了莫干山路833号房屋的拆除工作”。

　　杭州城投公司官方网站显示，公司于2003年6月成立，公司直属于杭州市人民政府，注册资本65亿元。公司是由杭州市政府出资，并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污染隐患谁之过？

　　6月28日，杭州市拱墅区法院公开审理了万强染织公司与杭州城投公司之间的民事案件。

　　万强染织公司认为，其所承租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拆迁过程中将该房屋拆除推倒，公司内部所有的机械设备、原材料、账簿等财产掩埋损毁，造成重大损失，要求赔偿财产损失16222996.02元。

　　但杭州城投公司认为此次厂房拆迁与万强染织公司无关，“有关系的是杭州天马洗衣公司。”顾晓奋称。杭州城投公司认为，该厂房原户主为杭州天马洗衣公司，已经与该公司签订了《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

　　徐忠伟称，自2004年12月31日起，他们整体租用了杭州天马洗染有限公司3635.88平方米的厂房及内部机器设备，租期至2012年5月31日止，双方签有《租赁合同》及《补充合同》各一份，以杭州天马洗染有限公司欠万强染织公司的116万元货款作为租金冲抵。天马洗染有限公司系天马洗衣公司持股35%的子公司，2009年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行特别清算。

　　虽然在2008年天马洗衣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解除杭州万强染织公司的租赁合同，但杭州天马洗染有限公司一直没有来接管厂房，也没有支付应给万强公司欠款，实际上厂房都是由杭州万强染织公司在管理维护。

　　徐忠伟补充认为，万强染织公司目前注册地还在该厂址，杭州城投公司拆迁过程中应该考虑公司的经营，而不是强制拆除，并且不顾环境污染隐患。

　　针对疑问，顾晓奋6月28日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已经走法律途径，等法院最后的判决。

法院最后的判决还须再等数日。夏季阴雨连连，废墟下的化学染料让周边的居民不安。赵老汉关心的是,污染隐患到底何时才能清除？

13、污染问题不断 上市公司频踩环保地雷

来源：新华能源综合2011年06月30日

http://news.xinhuanet.com/environment/2011-06/30/c_121607449.htm

环保，正如近期突如其来的连续暴雨浇洒在浙江资本市场上。

昨日(6月1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浙江省环保厅获悉，受血铅事件影响，浙江海久电池股份有限公司这次上市被断。

其他已上市的公司亦有不少牵连其中。截至昨日(6月16日)，从事铅酸蓄电池生产业务的南都电源、卧龙电气等相关公司子公司仍处于被迫停产状态；而因涉及环境污染，位于浙江临安的万马电缆和浙江德清的升华拜克至今处于停牌阶段。

而在拟上市的公司名单上，目前同样深陷“环保”漩涡的不在少数，九洲药业首发被否，上市环评疑似突击；而另外一家来自衢州的开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过会前未经环保核查。

在国泰君安证券高级证券分析师夏永军看来，受某些局部环保事件的刺激，企业涉污已经引起连锁反应；浙商证券分析师汪忠则认为，这些环保问题缘于企业自身环保意识不够，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侥幸心理。（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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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莫让环境破坏者成为部门摇钱树

来源: 海南日报2011-07-01 郭立场

http://news.163.com/11/0701/11/77SF7UID00014AED.html

“人家有钱，交钱就管干。”在淮南市洛河电厂附近，一艘运砂船的船主透露，每个月交一次钱，采砂运砂就可以正常进行。淮河于6月1日进入主汛期，按有关规定，淮河干流主汛期为采砂严禁期。但记者在淮河干流安徽段沿线发现非法采砂疯狂依旧，采砂船成了相关部门的“摇钱树”。（6月30日《新京报》）

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如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如果以经济发展为目标而无视生态破坏，无异于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据了解，疯狂的采砂行为造成管涌、堤岸崩塌，还会改变河水流速、流向。在霍邱，长期的采砂已造成河滩土地塌陷。从目前的经济情况看，实现完全无破坏的生产是不现实的，但实现环境侵权责任必须考虑社会损害赔偿却是可行的。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考虑资源的有限性，应当成为企业社会承担的重要部分，即承担环境责任。制度分析学者认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情况直接决定了制度的运行效果。因此，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应发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制订有效的制度，要重新思考现行环境保护制度，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政策措施，而不是将环境破坏者视为“摇钱树”。

透过“淮河干流非法采砂猖獗”事件，不难发现，在环保问题上，我国监管能力与风险防范均不足，污染违法成本过低，环保政策收效不佳，导致环境治理失灵。从更深层面的角度来分析，“失灵”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地方政府与其所辖非法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在制定及执行环境治理的任务时敷衍搪塞。倘若对企业实行更为严格的环保标准，一方面会影响当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影响当地的劳动力就业市场，另一方面会影响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和仕途。由此足见，只有通过综合运用政绩考核结果，树立正确的政绩导向，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功效，方是遏制不良企业为患社会的良方。

必须指出，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进和相关法规的实施，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管的范围扩大，相应的监管成本也就越来越高。除了人大、审计部门和监察部门等外部监管部门，其他监管部门多为内部监管部门，内部监管部门的独立性不强、监管力度不大、难以有效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因此违规成本低、违规收益大。

长远来看，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抑制监管部门寻租的根本措施则在于政府逐步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从而在源头上减少甚至截断各种寻租和腐败行为的产生。

15、三千树木旱死拷问扭曲绿化观

来源：新民晚报2011-06-30 郑文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3_18613.html

摘要：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只顾大规模引进、种植树种，而管理没有及时跟进，一直是城市绿化冲动的顽疾，不仅容易造成树木水土不服，而且浪费的成本也不少。这种绿化观的症结在于，只把绿化当作应景道具和政绩工具，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科学、理性的养护计划，以致盲目种植、消极管理，而对于树木旱死、公帑浪费的结果，也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度。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河南郑州市魏河沿岸，部分绿化植物无人管护，导致两年里，3000多棵树木旱死。眼看着植物被荒草吞没、奄奄一息，看不到任何绿化的痕迹，附近的市民意见很大。

3000多棵树木旱死，简直就是划在城市肌肤上的一道伤痕。不仅仅是数百万元打了水漂，更重要的是，一哄而上的奢华绿化病危及城市环境，损害公共利益。

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只顾大规模引进、种植树种，而管理没有及时跟进，一直是城市绿化冲动的顽疾，不仅容易造成树木水土不服，而且浪费的成本也不少。这种绿化观的症结在于，只把绿化当作应景道具和政绩工具，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科学、理性的养护计划，以致盲目种植、消极管理，而对于树木旱死、公帑浪费的结果，也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度。3000多棵树木旱死的教训，应该帮助纠偏扭曲的绿化病，立足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重新审视城市绿化观念。

北京市在城市绿化中重视杂草土树的做法，无疑打通了一条绿色的路径。自2007年起，北京市将近50种杂草和10多种乡土树木栽种街道两侧，并且杂草绿化将集中在四环、五环绿化带外沿，城市河道两侧等五个区域。北京制定的《关于开展节约型园林绿化建设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充分利用野生植被，对待野草不能简单粗暴地斩草除根。

用杂草土树来绿化城市益处多。首先，杂草土树养护成本低，节约水资源；生命力强，耐践踏；完全适应本地气候条件，有利于保持城市的自然原生态。这种绿化举措，能保持当地植物的多样性。盲目引进外地草木，有可能水土不服，还有可能造成植物侵害。

其次，有利于纠偏高价建绿的畸形绿化理念。充分利用杂草土树，不仅有利于构筑更为和谐的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而且可以刹住借绿化之名行腐败之风的现象，节省出大笔资金。杂草土树绿化也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实际行动，有利于倡导国人的节约意识，产生良性的社会导向。

一草一木总关情。3000多棵树木旱死，俨如一场生态灾害。痛定思痛，职能部门要力戒片面过分追求应景效果和政绩效应的扭曲绿化观，树立科学理性的绿化观念，加强养护绿化的责任心，否则由城市绿化而造成生态破坏，则是得不偿失，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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