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下段即小南海江段是保护区内珍稀、特有鱼类和三峡水库的四大家鱼等经济鱼类完成生活史过程，必须经过这里上上下下的通道，我们称之为‘生态通道’。这段生态通道是关系到上游保护区内珍稀特有鱼类的生存和三峡水库渔业资源增殖的至关重要的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无阻。不应当在这里修建任何水利工程。这样的生态通道也是修建鱼道或其他任何过鱼设施所不能取代的。”

在小南海电站的上下游两侧，世界四大水电站中的三座已经建成或在建，装机规模有限的小南海电站产生的电量完全可以通过替代方案来解决，但是长江特有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一旦灭绝，将完全不可逆转。

在长江上游特有珍稀鱼类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们呼吁全社会共同关注长江上游唯一的国家级鱼类保护区的命运，为鱼类留下最后一片生存空间，为子孙后代保留下弥足珍贵的水生生物多样性资源。

面对历史，面对未来

这是最后的机会

这是你我的选择

2、苹果中毒员工称症状复发

来源：北京晨报　2011－03－04

http://www.morningpost.com.cn/bjcb/html/2011-03/04/content_80046.htm

苏州五院：外地医院检测结果仅供参考

　　晨报讯（记者吴婷）苹果老板乔布斯昨天抱病出山发布iPad2，全球苹果粉丝歌舞升平。苹果在中国供应链的几位员工，这几天却“抱病”找医院，忧心忡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正己烷中毒症状又复发了。

　　昨天，“苹果有毒”事件员工致电北京晨报记者，称上周日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进行肌电图检测，证实正己烷中毒症状复发，不过，昨天他们却无法到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对此，该医院负责此事的医生表示，外地医院的检测报告只能作为参考，决定是否住院治疗需要苏州当地医院开具的检测报告。

　　江苏联建科技公司员工刘小剑告诉记者，上周日，他和同事刘瑞勇感到身体不适，手心出汗、腿酸，怀疑正己烷中毒症状又复发，因此自费到上海华东医院做肌电图检测，检测结果为“四肢神经受损，周围神经元损伤”。“华东医院当场就给我们开了住院治疗的证明。但那里没有床位了，所以我们准备回苏州治疗。”

　　本周三，刘小剑、刘瑞勇和公司相关负责人、工会负责人一同到苏州第五人民医院，该医院是苏州唯一一所收治职业病人的专科医院，联建科技正己烷中毒员工都曾在这里治疗。接待他们的医生表示可以住院或者门诊治疗，但由于主治医师不在，因此不能开具入院治疗的证明。昨天，刘小剑再次来到苏州五院准备住院治疗，却被告知他现在还不能住院。刘小剑说：“主治医师刘杰说，五院只认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肌电图报告，外地医院的不行。因此我们不能住院。”刘小剑质疑：“同样是三甲医院，为何外地医院的报告他们就不认呢？”

昨天，苏州第五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刘杰接受北京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认定职业病是非常严格的过程，该院要求苏大附二院不仅要根据肌电图这一临床结果，还必须结合国家标准来做报告，因此苏州五院只看苏大附二院的诊断证明，外地医院的结果仅供参考。针对刘小剑是否存在职业病复发的可能性时，刘杰告诉记者：“从我接触过的病例来看，还没有这样的情况。”此前刘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病人经过治疗康复、出院，且经过劳动部门鉴定，那就没必要再去做检查，“这有可能是病人主观的、自我感觉的症状，作为医生就很难判断。”

3、寻找中国的绿色力量

来源：网易探索　2011－03－04

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greenpower/

中国的绿色力量是什么？《时尚先生》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寻找这背后的故事，连续4年他们推出主题为"寻找绿色力量"的环保年刊，并在2009年宣布每年3月制作年度环保专刊，以一年一度的3月刊寻找中国绿色力量。策划人卢悦认为，"绿色不只是名流阶层的奢侈品味，它更在那些普通而充满热情的人们身上闪耀，他们是中国的绿色力量。"2011年3月，网易探索频道联合《时尚先生》，共同为您呈现一个个普通中国人的绿色力量。

更多详细内容请点击：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greenpower/

4、饮用水源地保护法待制定 正在起草有关管理条例

来源：《法制日报》2011年03月0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063164.html

　　本报讯　记者陈丽平记者近日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了解到，根据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需要，环境保护部颁布了饮用水水源环境规范，并正在起草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管理条例。

　　在去年3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储亚平、戴雅萍等67名代表提出两件议案，要求制定饮用水源地保护法，建议明确地方政府在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中的责任，完善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跨界公共饮用水源地的保护体系及联网预警系统，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强化分散式饮用水水源地污染防治，强化相关法律责任等。

　　环境保护部认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立法工作日趋迫切，国家于2007年制定并实施了《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环境保护部于2006年至2009年先后启动了全国城市、城镇和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工作，同时加大了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的执法监督力度。水利部认为，我国饮用水水源保护还存在突出问题，水利部已经编制完成了《全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十一五”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参与编制了《全国城市饮用水安全保障规划(2006年-2020年)》，同时，水利部正在组织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管理与保护条例》的起草工作。

　　全国人大环资委认为，保障饮用水安全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本任务，解决饮用水安全问题的根本在于确保饮用水水源地安全。建议在现行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及水法等法律基础上，落实国务院2006年《研究饮用水安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精神，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国务院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制定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和污染防治的专门法规，同时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加强监督，确保国务院精神尽早落实。

5、全球逾4000座城市将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来源：新华网2011-03-02

http://gb.cri.cn/27824/2011/03/02/2625s3169710.htm

　　新华网新加坡3月2日专电（记者陈济朋　报道员吴磊）世界自然基金会2日宣布，2011年的“地球一小时”活动将在3月26日晚8时30分至9时30分举行，预计届时全球将有4000多座城市参加。

　　“地球一小时”活动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于2007年为应对气候变化发起的一个全球活动。今年“地球一小时”活动的组织者2日在新加坡发表声明，呼吁人们除了在这一小时内自愿关灯外，“为了地球的未来”再做出一项长期的环保承诺。

　　“地球一小时”活动发起人之一、活动执行总监安迪·里德利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地球一小时”自2007年举办以来，参与范围迅速扩大，今年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参与者将承诺在“一小时”以外身体力行环保理念。今年活动的官网专门设立了“超越熄灯一小时”的网页，供人们互动。

　　目前，尼泊尔政府已承诺要完全停止砍伐一处2.3万平方公里的森林。澳大利亚悉尼市长承诺，悉尼将再建6条自行车道，在街道上安装节能的LED路灯，并采取措施支持发电厂降低能耗。

　　澳大利亚15岁女孩帕丽斯·雷恩斯说服学校安装净水设备，给老师和学生配备不锈钢水瓶，从而减少塑料水瓶的使用。一名非洲男孩通过努力终于促成他所在的城镇今年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瑞士信贷银行承诺，除以环保行动抵消碳排放的措施外，将送员工前往巴西热带雨林，参与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实地研究。

　　里德利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去年北京故宫等地参与了“地球一小时”活动，预计今年中国仍将有很多城市参与其中。

今年新任的“地球一小时”形象大使是带蓝色帽子的西班牙卡通小男孩波索约，他将在全球范围内带领小朋友参与环保活动。

6、卫生部长回应“镉大米”事件：正加紧调查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3月04日

http://www.chinanews.com/jk/2011/03-04/2884351.shtml

　　中新社北京3月4日电 (记者欧阳开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4日说：“中国正在加紧调查‘镉大米’事件，我想说，中国绝大部分米是安全的。”

　　陈竺在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的分组讨论间隙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那(镉大米)是很局部的地方”，并且一些地方有色金属的开采冶炼已有很长时间，有些是100年以上的积累的过程。

　　媒体近日曝出的重金属镉通过土壤污染大米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据知，大米大多颜色纯白，颗粒饱满，除了形状略有区别之外，肉眼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有一种大米，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大米与生俱来的毒性，“镉”成分严重超标，简称为“镉大米”。

　　“该问题既涉及到中国食品安全、粮食安全。”陈竺对中新社记者说，应该加大环境治理的力度，对污染企业，“该关的就得关”，对已经不适宜种植水稻的地方，应改变种植结构，不适合农业用地的转为其它用地，对此，风险评估的工作正在进行。

　　谈到张悟本事件时，陈竺认为，中国的营养专家和健康专家应该行动起来，在科普层面花更多时间。

　　而对于媒体报道医师多点执业报名“遇冷”一说，陈竺称，“肯定需要一个过程”，多点执业鼓励大医院的医生下基层，需要一些政策能够吸引他们下去，有些地方已在探索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到包括不同所有制医院在内的医院行医。(完)

7、安徽按照“一河一策”加强重污染“支流”环境整治

来源：新华网2011年03月03日

http://news.xinhuanet.com/society/2011-03/03/c_121145747.htm

新华网合肥３月３日电（记者蔡敏、马姝瑞）记者从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了解到，今年该省将以保障饮用水源安全为重点，继续按照“一河一策”的思路，加快推进重点河流支流的环境整治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

安徽省环保厅表示，按照“一河一策”的思路，年内将完成１３条河流支流的“一河一策”方案编制与修改完善工作。力争到２０１１年底，岱河实现消除劣Ⅴ类水体；颍河、涡河、濉河下游考核断面水质好于上游入境水质；南淝河、十五里河、派河、双桥河、来河、襄河、清流河、滁河和济河水质则较上年有所改善。

同时，安徽还将全面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隐患排查，对存在的问题予以通报并限期整改。组织开展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出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实施方案。

据悉，目前安徽全省农村地区每年大约产生１８００万吨生活垃圾和５亿多吨生活污水，加上农业、畜禽养殖产生的废弃物，以及农用化学品的不合理使用，给各河流支流的水体等环境带来较大污染。而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管理粗放，也极易造成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加快水污染防治刻不容缓。

8、地球300年后或遇第6次物种灭绝 因人类肆意破坏

来源：解放网-新闻晨报 2011年03月04日

http://news.sohu.com/20110304/n279645147.shtml

　　曾经致恐龙于死地的物种大灭绝是否有可能再次发生？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科学家们回答了这个问题: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可能在未来300年到2200年内到来，而导致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过度捕捞等人为活动。

　　已发生5次物种大灭绝

　　论文的作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东尼·巴诺斯基介绍说，地球上不断有物种消失，同时也有新物种不断进化，这种此消彼长的过程使得生物多样性得以保持。然而当这一平衡被打破时，生物的生存法则就会出现问题，导致物种大规模灭绝。

　　每隔数十万至数百万年，地球就会发生一次这种灾难，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至少会有75％的物种消失。在过去的5.4亿年里，这种规模的灭绝只发生过5次。最近的一次是在6500万年前，导致统治地球达1.6亿年的恐龙消失。

　　“化石记录告诉我们，一旦踏入物种大灭绝的进程，将是不可逆转也无法预测的，后果不堪设想。”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大卫·雅布伦斯基介绍说：“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每年都会失去许多物种。问题是这种灭绝的速度是否正常？”

　　哺乳动物灭绝速度异常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巴诺斯基等研究者以全球哺乳动物种类为指标，衡量目前的生物多样性。结果发现，在过去的500年里，大约5570种哺乳动物中至少有80种灭绝。而在此之前，也就是地球人口剧增前，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很罕见，平均每100万年只有2个物种消失。

　　巴诺斯基表示：“即使用较高的标准来给‘大灭绝’下定义，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看来也与过去几次物种大灭绝相似。”研究发现，按照目前物种灭绝的速率，地球将在300年至2200年内进入第六次物种灭绝。“这一结果让人喜忧参半，表明我们正面临危机，但还有时间来解决它。”论文的另一位作者伊丽莎白·费拉说。

　　但也有科学家并不那么乐观。研究显示，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祸首包括气候变化、栖息地减少、污染和过度捕捞，而这些正是人类造成的。虽然人类还有时间来补救，但问题是，我们是否会这样做？

　　地球身价达3000万亿英镑

　　如果人类不立即行动，地球还可能身价大跌。美国天体物理学家格雷格·劳克林最近利用自己发明的公式，通过计算地球的年龄、大小、温度、质量和其他重要统计数字，得出地球的“价格”为3000万亿英镑，是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行星。

　　按照他的算法，火星的价值只有1万英镑，而金星则一文不值。宇宙中其他1235个已知行星，也由于气候不够宜人，大多数身价都不太高。

　　劳克林教授解释说，发明这种算法是为了衡量一颗行星是否适合居住、是否有价值。无论这一公式是否合理，但正像他所说的，“这能让你意识到地球到底有多宝贵。我希望这会促使我们珍惜和保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9、媒体曝饮用水中含80种添加剂 食品安全引关注

来源：人民网2011年03月04日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304/000957.htm

争议了10余年的面粉增白剂终于被判死刑。卫生部等多部门日前发出公告，自2011年5月1日起，禁止生产、在面粉中添加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该消息一经公布，引来民众一片叫好声。不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在水中加入添加剂的问题仍让部分营养学家担忧。

卫生部

增白剂已无技术上的必要性

卫生部的公告称，根据《食品安全法》关于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范围的规定,经审查，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已无技术上的必要性，现决定予以撤销。

公告规定，自2011年5月1日起,禁止在面粉生产中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不得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有关面粉(小麦粉)中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的食品标准内容自行废止。此前按照相关标准使用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的面粉及其制品,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

过氧化苯甲酰俗称面粉增白剂。去年12月，卫生部监督局网站对是否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显示，自2011年12月1日起，禁止在面粉生产中使用过氧化苯甲酰和过氧化钙。对于“拟设一年过渡期”，部分公众认为没有必要。

此次“缓刑期”缩短，卫生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与卫生监督局副局长陈锐表示，社会上有很多声音要求缩短实施时间，卫生部与方方面面进行反复研究磋商，留出了两个月的过渡期，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

华南理工大学轻工与食品学院林伟锋博士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面粉的正常颜色普遍都是灰暗，最好的小麦生产出的面粉也会有一点灰暗，而增白剂可以改善面粉色泽，使其雪白好看，迎合了消费者的需求，也正是消费者的需求，导致了增白剂的产生及普遍使用。

林博士认为，内地二、三线城市，更喜欢卖相好看的食品，正是消费者的偏好催生了许多改善食品外观的添加剂的产生。

企业

积极在渠道包装等方面应对

一部分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食品企业，对此新规早有准备。嘉士利食品集团董事谭朝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多年前集团就禁用含有增白剂的面粉作为原料，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会向供应商说明面粉的要求，“因为我们发现添加了增白剂的面粉会影响饼干、糕点的口感。”

南海一家专业生产速冻面食的企业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过去一直生产的是雪白的馒头、包子等，是因为市场的需求，消费者喜欢漂亮外观的面点，现在国家禁止使用面粉增白剂，比较担心产品的颜色改变后销量会受影响，但是公司也已经有了对策，已经开始着手设计新包装，之后会在产品包装打上醒目标识：不含任何添加剂，纯天然绿色，以此来吸引消费者。

隐忧

“添加剂标准”对饮用水不设限

在此次国家的新法规迎来大众一片叫好声中，亦有营养学家重提去年7月份国家卫生部在网上公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征求意见稿，该《添加剂标准》当时列出了77种“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名单”，明确不适用于大米、面粉等食品，但对于同样重要的基础食品饮用水，只规定了不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这一种，而其它饮用水并不在限制之列。根据这份意见征求稿，除了天然矿泉水，其它饮用水的生产均可适用77种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添加剂，而且没有上限。这些添加剂包括了5"-呈味核苷酸二钠，L(+)-酒石酸，β-环状糊精，甘油等等，主要用于增味、抗氧化、增稠、着色等功能。而再加上有添加量限制的3种添加剂，在饮用水中可添加的添加剂一共达到了80种。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学营养系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苏宜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这80种添加剂，没有添加到水中的必要。

另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营养学家也指出，该标准由于放开了添加的口子，使得在饮用水中添加各种矿物元素变得合法合规且随心所欲，同时由于该标准的表3中还列出了大量的酸度调节剂和增味剂，这也为以后用酸度调节剂人工调节饮用水的酸碱度和味道开了口子。

去年9月12日，该《添加剂标准》正式结束征求意见，众多专家学者向卫生部提出了不同意见，当时，卫生部正积极研究撤销面粉增白剂。5个多月过去了，国家已经正式下令禁止面粉中添加增白剂，但是对于在水中加入添加剂这一问题，卫生部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是否正在研究修改。一位省疾控中心的人士向记者透露，由于反对意见较多，目前尚处于敏感期，不方便透露任何消息。记者了解到，美国直接在联邦法规中规定禁止在饮用水中加添加剂。世界卫生组织下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也规定了部分食品添加剂可以按需求使用，但是明确规定，“水”不在“可随意添加”之列。

10、纷争不断的垃圾焚烧厂建设，谁是最后的赢家？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3-02 陈媛媛

http://www.cenews.com.cn/xwzx/gz/qt/201103/t20110301_693065.html

政府重启公众参与程序

在过去几年里，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江苏吴江等地相继发生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事件。谈到垃圾焚烧这个敏感话题，很多人都会陷入焚烧技术、污染程度和选址的争论中。

　　六里屯居民在走过4年艰难维权路后发现，对抗不是解决问题的良策，当地政府也意识到沟通交流的重要，并根据民意调整了自己的决策。

　　虽然从非理性走向理性只有一步之遥，它却能改变很多人的行为和意识，最终的结局也有天壤之别。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弃建正说明了这一点。

　　从4年前，北京市海淀区六里屯居民得知自家门口要建垃圾焚烧厂时的愤怒，到4年后，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明确表示不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厂，居民们为政府做出的这一决定表示赞赏。但中间一波三折的反建之路常常令他们感慨不已。

　　居民力阻垃圾焚烧厂

　　“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方式能起到作用，最后，大家决定多头并进”

　　2003年前后，原本属于海淀区偏远地带的六里屯迎来了房地产大开发时期，尽管知道所买楼盘1千米外是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时常会飘出臭味，但是看中西山上风上水的良好生态环境，很多人还是用半生积蓄在这里购买了居所。

　　居民陆续入住新居，臭味不时拜访。2005年秋天，一则新闻让这些备受臭味困扰的垃圾填埋场周边的居民又新添一个烦恼。

　　作为北京市规划中的4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之一，海淀区政府决定于2007年3月在此地动工建设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

　　“填埋场到了使用年限，臭气就会结束，但现在又要建垃圾焚烧厂，不知道要增加多少污染？”一位居民说。因为担心焚烧可能产生的二恶英污染，周边居民一致反对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厂。

　　2006年1月，以颐和山庄、百旺茉莉园、中海枫涟山庄等小区居民为主的反建居民召开了会议，商讨对策。

　　到底如何维权，居民分歧比较大。一些人提出通过法律途径提起行政诉讼；一些人则认为应该直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表达诉求；还有一些人比较激进，建议用静坐、游行等抗议手段，迫使政府正视垃圾焚烧厂周边的居民权益……

　　“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也不知道究竟哪种方式能起到作用，最后，大家决定多头并进。”一位当时参会的居民回忆说。

　　他们借助各自的人脉关系，将反建申诉信通过邮件或手递的方式送达政府机关或相关部门。2006年12月，几名反建居民代表来到海淀区人民政府，递交反建申诉信。几经周折进入区政府后，被信访办工作人员一句“把材料留下来”便打发走了。

　　这些申诉信或是石沉大海、或是被一些行政部门以不属于管辖范围为由拒绝。于是，社区周边居民在自己的窗户外面打出标语以示抗议。

　　政府态度悄然转变

　　尽管首次交流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打开沟通交流的大门后，就没有再关闭

　　面对垃圾围城，公民环境意识日渐高涨，政府意识到，垃圾焚烧正从单纯的环境问题转向城市治理的新公共危机。

　　“过去的公众环境维权意识没有那么高，政府征求公众意见做得不够，现在，公众环境维权意识上去了，面对公众的质疑，政府应该积极转变执政理念，与公众坦诚沟通。”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

　　2007年年初，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管理方海淀区市政管委主动邀请居民召开会议，首次面对面沟通交流观点。

　　会上，一位参会专家以站在全局的角度反驳居民提出的《焚烧炉禁建令》的观点，当场遭到个别情绪激动居民的攻击。

　　一场本意为消除居民疑惑的会议，非但没有消除疑惑，反而让居民产生了更多的疑惑。事后，双方都觉得这次沟通“很失败”。

　　尽管首次交流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政府打开沟通交流的大门后，就没有再关闭。

　　“此后，海淀区市政市容管委的领导多次主动来到小区，与业主坦诚交流，探讨垃圾管理的良策，居民对政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赞赏。”居民吴先生说。

　　在反建的道路上，居民逐渐意识到，维权行动必须要避免采取非理性的做法，要做到有理有节。

　　反建居民在六里屯焚烧发电厂项目环评报告上找出了多处错漏，提出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环评报告结果进行行政复议的申请。

　　随后，4位反建居民代表应邀参加了海淀区副区长吴亚梅主持的座谈会。当天参会的还有负责城建的副区长穆鹏，区环保局、区市政市容管委、六里屯环卫站、焚烧发电项目承建方等多方负责人。

　　“这次座谈会上，领导对我们很客气，倾听了我们的意见。”参与会谈的一位业主代表说。吴亚梅则表示，她将把意见反映上去，政府和居民之间的沟通渠道已经建立，希望以后能保持。

　　在接下来几年的反建活动中，居民代表带着最新发现，多次“拜访”了政府机关和相关单位。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了解了各自的苦楚与无奈。“现在和环境保护部的同志、北京市环保局领导都成为了朋友。”吴先生高兴地说。

　　2007年6月1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关于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这一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予缓建，并全面公开论证过程，扩大征求公众意见范围。

　　随后，北京市相关部门在开展垃圾焚烧项目论证过程中，强化了公众参与环节，征求了周边公众的意见。考虑到六里屯垃圾焚烧厂规划的地址距离京密引水渠1千米，垃圾焚烧可能存在环境风险，政府最终做出了弃建的决定。

　　弃建不应是句号

　　“如果非要说谁胜利了，那我认为应该是政府胜利了，因为政府最终倾听了民意”

　　对于海淀区最终弃建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这一结果，六里屯居民觉得这一事件不是胜利或失败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接纳民意的问题。

　　“如果非要说谁胜利了，那我认为应该是政府胜利了，因为政府最终倾听了民意。”居民老黄说。

　　“六里屯居民在维护环境权利的过程中，争取了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最终促成垃圾焚烧厂的弃建和填埋场运营的改善，是他们维权行动胜利的结果，也是政府尊重公民权利的体现。”NGO人士、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毛达说。

　　各方人士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也为后续可能存在的风险提出了警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研究员单光鼐认为，近年来，各地发生的社会公共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消耗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每每“事”起，公众几乎众口一词地质疑当地政府，这些事件警示着必须尽快提升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在王维平看来，替代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化解海淀区垃圾难题的是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地处偏远，远距离运输必将大幅度增加垃圾处理成本，如果焚烧发电厂监管机制不到位，最终还会给公众利益带来损害。当前，各地应把垃圾填埋场的臭气问题解决好，这也是取信于民的重要措施。

　　北京阿苏卫居民、网名“驴屎蛋”的黄小山认为，公众与其将重点放在讨论垃圾焚烧技术、选址上，不如探索垃圾减量的有效途径，找出一套科学有效的、简单务实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方案。

　　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反建运动，让居民们开始反思城市垃圾处理的根本之道。

　　反建小组核心成员吴女士参加了环保民间组织自然之友在六里屯社区开展的生态家庭试点。随着垃圾分类的深入，她开始关注垃圾成分构成、后期运输、无害化处理技术等问题，发现垃圾科学化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弃建”的消息传开后，吴女士参加了几场内部举办的庆祝活动，垃圾分类所需的塑料袋用尽了，她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做垃圾分类了。

公众怎么说

用理智和责任推动社会进步

黄小山

　　近日，某著名报纸资深记者采访我时问:“通过这一年多和政府的对抗、和政府的沟通、和政府的合作，政府接受了你，甚至采纳了你的意见，你是否觉得你是个胜利者？”我说:“这是一种双赢。”

　　是的，通过这场“垃圾战争”，我们看到，政府进步了。

　　这种进步在情理之中、预料之中。我转过身来审视我们的民众，我们的民众没有像想象中的跟着一起进步。

　　在垃圾处理问题上，一些人喜欢叫嚷，爱骂政府，尽管这种叫嚷实在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其实大可不必如此，就像你爱一个人，犯不着声嘶力竭地喊出来，如果你恨他，也犯不着动气地大喊大叫。

　　回顾这一年多的烧与不烧的争论，我认为，垃圾烧与不烧的前提就是垃圾分类。目前最为关键的是，找出一套科学有效的、简单务实的、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操作的、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方案，以此来减少垃圾的焚烧量。民众可以通过实践，自下而上地传达民众的期冀和对政府的诉求。

　　我始终认为，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个互动的时代，是个用行动说话的时代，是个需要放弃名利、放弃无谓的争吵与无谓的谩骂，用理智和觉醒、勇敢和责任推动社会进步的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一定是民众，因为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社会，与其骂社会不如骂自己，与其骂政府不如骂自己。请记住:你怎样，中国便怎样；你堕落，中国便堕落；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迁址不能造成危害转移

毛达

　　在六里屯地区居民的坚决反对下，北京市政府放弃了原有的在此地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计划。如何评价这样的变动？

　　就公民维权而言，可谓是一种胜利。任何人都有权对建在自己家门口的公共设施提出意见。北京六里屯和阿苏卫的居民之所以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和填埋场运行，就是为了维护他们可能受到侵害的健康权、环境权、财产权，并在此过程中争取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垃圾焚烧厂的缓建或停建，填埋场运营的改善，是他们维权行动胜利的结果，也是政府尊重公民权利的体现。

　　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居民在维权行动中指出，垃圾焚烧厂作为一种高风险的垃圾处理设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对环境安全，对市民无害。这些条件包括:有毒有害物排放应达标，且受到公众的监督；必须避免焚烧混合垃圾；焚烧厂工人和附近居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周边环境应得到持续监控。

　　目前，垃圾焚烧厂虽然迁址，但如果焚烧厂没有提高环保标准，只是换个地方，谁都无法逃脱它的危害。

　　六里屯地区的居民虽然反对在自家门口建设垃圾焚烧厂，但他们也不赞成把危害引向别处，一部分公民维权的胜利或环境的改善如果以另一部分公民和环境遭伤害为代价，这不是社会所期待的。不论垃圾焚烧厂是否“转移”，它的决策、建设和运营应对全体市民是一视同仁的。

专家访谈　

决策需要贴近公共利益

——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

　　中国环境报记者陈媛媛就北京市六里屯居民反建垃圾焚烧厂，海淀区尊重民意弃建一事，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贾西津，请她谈一谈对此事的看法。她认为，避免此类事件的一再发生，政府应该加快进程，让决策更加贴近公共利益。

　　记者:六里屯居民用长达4年的时间，反对在家门口建设垃圾焚烧厂。在这场博弈过程中，政府做出了弃建的决定，您如何评价这件事情？

　　贾西津:目前事情取得进展和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一个既定在北京“十一五”规划中的项目，最后发生重大改变，政府也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反过来，这件事情也在提醒政府，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该讲求决策科学，使决策尽可能符合公共利益，还要考虑当地居民的权益。同时，它也在提醒政府，倾听公众的声音应该常态化，比如在制定政策的前期，更多吸纳公众参与。更进一步说，需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让政策过程更加民主科学，政府的决策更贴近公共利益。

　　记者:对于一些敏感环境问题，一些地方政府有意回避公众参与，造成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令双方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贾西津:一些地方政府面对一些重大而又敏感的环境决策时常常会认为，征求公众的意见会招来公众的反对，是给自己惹麻烦。而事实上，回避公众参与做出的决策在执行中才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麻烦。越是复杂的问题越应注意信息的公开和多方的讨论，当问题敞开了，公众会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反而可以接受妥协和比较公正、公平的方案。

　　有很大一部分的矛盾和冲突不是非此即彼、不可调和的，从某个角度看，双方利益可以达成共识。比如建设垃圾焚烧厂，一方面的确触及到多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尖锐的对立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以及知识和能力的欠缺等因素所造成的，如果双方能够有理有据的对话，结果可能不一定是“我赢你输”。

　　记者:当政府和公众对问题的看法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双方关系紧张、无法客观倾听对方意见时，采取何种方式沟通更有利于化解双方矛盾？

　　贾西津:如果有第三方作为中介，中立的协调人搭建一个渠道，让双方分别真实地谈各自的想法，会更有利于化解危机。比如由专业人员或者NGO介入，通过一些对话协商的机制，能够让双方充分地表达，有助于改善双方对峙的状态，推动问题的解决。即使没有协调机构，政府主动向公众开放信息，接受公众的质询、意见和建议，平等对话，也是积极的举措。

　　近年来，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地进行着一些尝试，但总体上还只是一些特例，缺少常规化的机制。

　　记者:六里屯居民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实际上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从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弃建的事件中，政府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

　　贾西津:冲突的性质与社会对个人权利的认知有密切关系。比如倒退20年，我们对个人权利没有太大的重视，只要这件事情是符合集体利益，不管个人还是国家，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但现在，公众不能接受为了集体利益就可以完全牺牲个人利益的观点，从而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

　　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强调的“集体”，它常常用来指与其中每一个个体利益都不相符的某种利益，脱离了集体中的每个人，使得牺牲个人的利益变得正常，我认为这个观点非常有害。

　　如何化解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这里存在度的平衡，不是一方利益的绝对取舍。至于两者之间的度在哪里，由谁来判断，通过怎样的过程来确定，就是科学民主决策的过程。即使政府认为这件事情确实是为了公共利益，也要有一个民主协商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逐步意识到科学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并增进了对公民权利保护的认知。同样，公民的维权意识也在快速成长，这使得政府必须做出转变，加快决策科学民主化的进程。事实证明，政府越快速、越主动转变，越会对社会稳态发展有利。

相关链接　

从维权者到志愿者

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反对垃圾焚烧厂的事件。各地政府也因此与民众展开互动，“寻找共识、寻找良策”。

　　2010年2月22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邀请网名为“驴屎蛋”的黄小山作为反对垃圾焚烧的市民代表，参加垃圾考察团赴日本、澳门考察。双方均认为“对抗和指责解决不了问题，沟通才是有益的”。

　　日本之行后，“驴屎蛋”由单纯的反对垃圾焚烧转而积极倡议垃圾分类收集、分类处理。

　　近日，“驴屎蛋”撰写的关于垃圾分类的《绿房子工程》得到了北京市相关部门的积极肯定，试点工作正在筹备之中。

　　2010年4月9日，广州的网名为“巴索风云”和“阿加西”的两位反对垃圾焚烧的业主代表也接受广州市番禺区政府邀请，到澳门参观考察垃圾焚烧厂。

　　如今，北京的“驴屎蛋”和广州的“巴索风云”等人已从民间维权者成为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减少垃圾总量的志愿者。

六里屯维权大事记

2006年

　　9月5日　　六里屯地区一小区业主网上发贴称，从中国建设招标网上，查到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招标情况。

　　12月29日　　反建居民代表将反对在六里屯建垃圾焚烧厂的申诉信通送达政府机关。

　　2007年

　　1月17日　　在马连洼街道办事处，海淀区各相关部门就垃圾焚烧厂的问题，与周边居民展开座谈。居民对相关部门的解释并不认可。

　　1月19日　　居民提出对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环评报告结果进行行政复议的建议。

　　3月2日　　在马连洼街道办事处，海淀区召开第二次有关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小范围与居民代表的座谈会。

　　6月5日　　海淀区副区长吴亚梅和海淀区相关部门主管领导与居民代表在海淀区区政府见面，就六里屯垃圾焚烧厂一事进行沟通。

　　6月12日　　原国家环保总局公布了关于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行政复议决定。

　　2008年

　　10月9日　　在《北京晚报》报道六里屯垃圾焚烧厂完成环评手续后，居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征集到数千居民签字，向相关政府部门递送书面材料。

　　2009年

　　4月14日　　六里屯周边小区代表前往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环保局和海淀区市政管委，就拟建中的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的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领导进行了沟通。

　　7月9日　　应居民要求，海淀区市政管委副主任赵立华、主任助理刘利民来到百旺茉莉园，与周边居民就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相关问题进行座谈。

　　2010年

6月20日　　北京市宣布，鲁家山垃圾焚烧厂将在当年开建。

　　9月17日　　六里屯居民参与自然之友组织的生态社区试点家庭活动。

　　2011年

　　1月19日　　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表示，北京市海淀垃圾焚烧项目另选新地，放弃六里屯选址。

11、给环保组织松绑 构建新型公共服务体系

来源：人民网环保　2011年03月0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058645.html

　　2011年春节前夕，环保部网站刊发了《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培育与扶持环保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对中国的环保事业和环保组织的发展而言，这将是一个重要转折。根据指导意见，地方各级环保部门今后均应制定有利于促进环保社会组织发展的规划；解放思想，为环保社会组织公益活动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建立与环保社会组织之间定期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机制，在制定政策、进行行政处罚和行政许可时，听取环保社会组织的意见与建议，自觉接受环保社会组织的咨询和监督；将环保社会组织人才培训列入人才培养教育发展规划；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规范引导；鼓励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开展国际交往等。

　　前述指导意见是在环保部会同清华大学开展的“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政策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形成的。本刊特约请课题组主要成员王名和陶传进撰写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编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广阔的社会和公共空间，环境保护在其中日益彰显其特有的优势，如公益性、去政治性、大众性等。那些从旧体制溢出的社会精英，那些既不是官员又不是企业家的普通公民，那些有志于公共事业及环境保护的社会大众，开始找到自己的行动空间，开始表达自己的意志、实践自己的理想。1994年成立的“自然之友”，1996年成立的“北京地球村”是环保非政府组织中的典型代表。

　　环保非政府组织可以从两个概念上理解，一是部分地参与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的非政府组织（简称NGO），二是专门致力于开展环境保护活动的非政府组织。根据我们几年前所做的调查分析，前者的规模估计达数万家，后者的规模大约3000家。此外，大学生环保社团的数量也应在数百家至一千家以上。

　　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可以理解为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功能，即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和政策倡导功能在环境保护领域的表现。在当前，由于各种原因，环保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并未有效发挥。

　　有时候，环保非政府组织难免与相关的利益集团、地方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发生摩擦或冲突。这些在表面上和政治性非政府组织有相似的地方，但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前者谋求的是社会公益，后者谋求的则是一部分人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空间。

　　实际上，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普遍存在一个特殊的思想情结或行动基础：为国分忧。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2004年的调查，中国的环保非政府组织中，赞同与较赞同“民间组织有义务为政府分担责任”说法的数量分别为63.0%和21.7%，数量之高引人注目，且明显高于民间组织的总体值。

　　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关系的这一特征与西方的格局不同，也与人们通常感觉中的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形象不同，他们并不是习惯性地与政府呈现出紧张的关系。

　　而且，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空间，政府的价值目标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目标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环境教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倡导和普及，还是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等，都是政府推动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也是环保非政府组织积极倡导的民间行动。

　　然而，中国现行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基本理念是尽可能限制非政府组织的政治空间及其合法性。因此，政府迫切需要转变观念，改革既有的、消极的、被动的行政控制体制，构建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资源激励、合作互补的环保公共服务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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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专家呼吁：“要想全民节水，必须提高水价”

来源：南方日报　2011－03－04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1-03/04/content_6933541.htm

水资源危机，已不再是“狼来了”的故事。昨日，4位水资源专家走进南方报业两会直播室与网友互动，直面水资源危机。

城市应该发展“低水经济”

王建(自然大学水学院环境研究中心学者)：缺水的现象，过去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西北地区，现在发展到西南地区。每个城市都在高速发展，没有水是不可想象的，大家都在拼命抽取地下水，华北地区出现21个漏斗群，差不多有7万多平方公里已经低于海平面。

城市规模效应会吞食结构效应，所以我们要注意规模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每个人生活上节水，提高水价，这些都很重要，但节约不出几亿立方米的水。

海河流域1.3亿人口24座城市，大家都在扩张，每个城市的蓝图都很宏伟，放在一起，最后从水资源方面看，可能是一场生态灾难。

生态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好的生态基础，经济增长持续不了，我们不能总是把矛盾后移，应该在我们这5年里解决好这5年的问题。原来的旧账能还的尽量还，还不了也不要扩大矛盾。城市扩大了，再把它变小是不可能的。能恢复成农田吗？根本不能。

我认为，应该发展“低水经济”。我们现在讲建设节水型城市，那么城市经济就应该是低水的、省水的、少水的。政府在管理、调控、控制方面，要做大文章。

用价格杠杆解决用水浪费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要立即把全国水资源的状况公开，这些信息必须告知公众，事实摆在那儿，即使不公布，老百姓也看得见。所以首先是信息要公开，为立法、制定政策提供基础。

现在，水龙头开得哗啦哗啦响的家庭还是有的，怎么办？就应该提高水价，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办法。但提高水价时，要让老百姓理解。

促进节约用水就得靠提价。提价不是为了自来水厂赚钱，提价的目的就是要警醒不能浪费水。提到每个人喝一杯水的时候都要考虑考虑，把那一杯水喝完，剩下的半杯水不要浪费了。

政府要用大量行政手段，鼓励老百姓和政府配合起来节水。用价格措施，解决老百姓和企业的用水浪费问题。

制定《水资源法》规范用水

许新宜(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资源有限，发展无限，你闭着眼睛想想，100年以后还有多少水可用？所以应该考虑从立法的角度规范人们的用水行为。

中国没有《水资源法》。水资源从开发利用、管理保护、节约等方面，没有一部规范性的法律。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怎么把节水通过法律法规提得更高一些。特别是要规范我们大家的用水行为，不合理的用水行为要限制。

从《水资源法》的角度讲，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什么？没有一个法律来处理这个关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节约用水的关系，怎么来处理？也没有一个法律来明确。

国家应该有一部《水资源法》，这个事情我也呼吁了很长时间。没有《水资源法》的话，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特别是规范人们用水行为中，包括提高水价的问题，你得要有一定的法律依据，对不对？

在《水资源法》里面应该规定水权，要明确每个人有用水的基本权益，这点要保证。

政府要公开水资源信息

朱祖希(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水资源危机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到底有多少水，每天可以用多少水？这些信息应该是公开的。我必须得节约水，不节约水就没有水喝，让百姓形成这样的观念，就会主动节水。

最近这几年有这样几种说法，一个是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口子，把西南潮湿的空气引进来形成降水，还有一个是从渤海引水到内蒙古再引到新疆去，甚至还有人想通过蒙古国把贝加尔湖的水引进来。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天方夜谭，我们对大自然应该有一种敬畏的态度。生态的问题不是今天能看透的，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所以我很赞成，政府要公开信息，要采取节约水的措施，生活用水超过一定的量要加价，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收水费，阶梯水价的办法应该可行。

13、环境税方案成型 两会后能否“一锤定音”？

来源：中国水网2011-03-04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3/61299203323_1.shtml

2011全国“两会”已经在京召开，在人民网的网络调查中，环境问题受到了网友们的普遍关注。95%网友认为，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很严重。分析污染的主因时，3/4网友认为，是由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效益牺牲环境所致。而对于酝酿中的环境税，近半网友（47%）支持，认为有利于环境保护。曾有专家表示，最晚在3月底,即全国“两会”后,关于环境税的征税范围、实施时间以及征管机关,将逐一确立。关于环境税近期进展，中国水网梳理与整理与分析如下。

由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拟定的环境税方案已成型。从该方案的文本看，环境税被定位为“独立的环境税”，即新增税种。而锁定的范围是，包括SO2、废水和固体废物在内的三种污染物，以及CO2。

同时，方案也给出了一个建议税率：SO2和固体废弃物的税率为2元／公斤，废水（污水）的税率为1元／吨，CO2的税率为10元吨。在税款的归属明确提出归属地方收入。

该方案的诸多操作内容上，还存在争议。尤其还未获得其他部委的认同。

实际上，由于环境税体系复杂，牵涉的国家部委众多，仅仅是污染物排放税和碳税这两个税种，涉及到的部委就至少有6个，即除了财政部、国税局和环保部，还有国家发改委、水利部和住建部。在征求意见过程中，相关部委就提出意见：“方案只明确了财政部门、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的职责，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并未体现。”

各个部门的职责并不明确，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也不清楚，这些问题都是环境税制定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此外，环境税制度设计的最终意义考评也在争议中。即是否是某些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而产生的征税冲动？征税是否能量化出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在整体税负不调整（不减少）的状况下，征税是否仅仅体现对企业的增量加税，而无法体现环境经济政策对企业所应有的激励作用。

在整体设计上，该环境税方案采取了变费为税的思路，主要是将之前由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变为由税务部门征收的排污税。

该方案对环境税给了一个明确的定义，“拟开征的环境税是对污染物和CO2排放行为征收的一个独立税种”。

而方案里的污染物范畴，与2003年颁布施行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中的污染物范围略有不同，仅包括SO2为代表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而不包括噪声在内。

起草者在方案中指出，税率确定的依据主要是污染物的治理成本，比如SO2的实际平均治理成本为1.95元／公斤，废水的治理成本为1元／吨左右。

由于是变费为税，那么对于已纳入环境税征税范围的污染物，方案明确表示，不再征收相应的排污费，以避免重复收费。

在税款使用上，与之前诸多专家提议的中央与地方共享不同，方案建议环境税作为地方税，主要用于地方环境能力建设和环境保护。

费改税后，环境税的总收入要高于排污收费的总量。环保部有关专家表示，上述税率方案是研究者提出的高、中、低三个方案中的低方案。据此测算，一年排污税收入大约600亿元（目前我国排污收费年征收总额不足200亿元），碳税收入大约为400亿元。

也就是说，即便是最保守的估计，开征环境税每年可达1000亿元。

该方案提出的环境税思路即“独立型环境税”存在不同意见。

国家发改委专家表示，独立型的好操作，但从税制结构优化、减轻企业负担角度，融入型方案可能更具持久性。

事实上，由于“环境”涉及多部门职能，环境税的设置自然不能脱离部门间的协调问题。目前，该方案只是明确了财政部门、环保部门和税务部门的职责，其他部门的角色，未能体现出来。如方案显示，环保部门以监测为主，履行监测、核定等职责，税务部门负责征收，而财政部门把收取的环境税纳入财政收入体系。发改委、住建部等职能部门的定位则没有在这个方案上体现出来。

分析：

1、利益纠葛困难多。

环境税问题受制于包括部门利益纠葛在内的诸多因素，在国内经过多年讨论也无定论，各个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也各有各的看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拟定的环境税方案成型，但是没有定型，能否在今年“两会”上最终一锤定音？还存在不确定性。至于环境税开征的时间，预计最快在“十二五”期间。是以“条例”形式出现，还是以环境税法形式出现，这也是个问题。

目前看有关部门方案中释放的信息，主要是体现了先易后难的思路，先开征独立的环境税，如硫税、COD税等，更复杂的还需更仔细的考量。

2、短期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环境税开征，对经济来说，短期有负面影响，因为会提升物价，增加企业的环保成本（预计2%-5%）。但是对环境保护是积极因素，对长远的经济发展也有好的影响：首先是环保经费来源明确了；第二是对经济领域的环保触动，使人们切实把环保与经济活动挂钩，从而使环保理念与人的活动挂钩、结合；第三是环境税如果正式施行，将从源头上引导企业治理污染、提高工艺、改进管理。

3、四个试点省份江西最积极。

此前提出湖北、湖南、江西、甘肃作为环境税的试点省份，已被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上报国务院，还没有得到批复，目前也并无更多省份加入试点省份。毕竟对于这一税种，持犹疑态度的地方居多，这个以企业作为课税对象的税种，势必遭到一些排污、致污大户的反对。

在这四个试点省份中，江西省表现最为积极，目前已完成《江西省开征环境税方案研究》课题攻关。各项准备工作得到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认可，认为江西地税对环境税试点工作领导重视，积极主动，措施得力，虽比湖南、湖北起步晚，但工作进展步伐快，效果好。江西省内的说法是，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试点开征环境税。

江西制定的环境税试点方案倾向“费改税”，主要向企业征收，但是并非将所有排污费全盘改为税，部分项目仍会以收费方式征收，另外，碳税被排除在外。

14、怒江水电，迎来最新反对派

来源:南方周末2011-03-03　吕明合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856

很多重大工程项目，本身要由地质部门来做地质勘探、灾害调查等工作，囿于利益缘故，地质界很难公开发表自己真正的观点。

胶着八年的怒江水电开发之争，迎来了最新反对派。四位中国地质界的专业学者以联名信方式，上书国务院领导，指出怒江在地震、地质上有特殊的高风险，不应建设大型水电站。

2月下旬，四位中国地质界的专业学者以联名信方式，上书国务院领导，发出了对怒江水电开发的最新意见。在这封名为《怒江修筑多个拦江大坝的做法风险太大，不应采纳》的联名信上，除牵头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道一与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研究员孙文鹏外，还有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朱铭和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东旭。

与以往针对生物多样性等生态问题的质疑不同，这一次，来自地质界的声音更加直击要害——“怒江处于活动断裂带、地震频发，身处泥石流重灾区，却多暴雨”，“在地震、地质上有特殊的高风险，不应建设大型水电站。”

写信之前，他们曾搜集阅读了多位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个月前，更是专程前往怒江，实地考察了沿江的地质构造、地形、地貌和泥石流灾害，得到了更为直观的一手资料。

一个学界的共识是，怒江地区具有地质脆弱及不稳定（新构造运动强烈、地区破裂程度高）的特殊性质，怒江断裂带更是活动的深大断裂带，位于其中的怒江云南段为断裂河流——这一切，都将使怒江水电站开发坝址选址，变得异常困难。“活动的断裂带就像剪刀口，在上面建坝，只有疯子才这么干!”朱铭说。

徐道一还注意到，近200年来，中国西南地区正处于大地震的高发期。特别是云南1900年以来强地震就在明显增加，建国后，西南地区甚至怒江附近地区七级以上的大地震已累计数起。已故院士马杏垣等于1989年编写的《中国岩石圈动力学地图集》，证实了徐的说法，在怒江附近的地震高发区，“最近的地震点距之不过60公里”。

在实地考察中，他们还发现，怒江地区处在崩塌、滑坡和泥石流高发的危险地段，徐道一翻出1995年原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写的《中国地质灾害分布图》解释道，从六库到马吉的怒江地段正是被定性为以泥石流为主的地质灾害“重度发生地区”，“地图入选的都是最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区，像舟曲那样的在地图上甚至看不到，没资格入选。”

“怒江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点，成数百公里长的带状分布，其范围、规模、群体性都是舟曲泥石流灾害所不具备、不可与之相比的！”徐道一强调，“任何坚固的钢筋水泥也阻止不了沿怒江深大断裂带的相对错动，谁也制止不了沿怒江两岸至今仍在发生的巨大的山崩、滑坡与泥石流。”

地质反对派们的振臂呐喊，源于曾经的切肤之痛。1975年8月，徐道一在河南的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时，曾亲身经历了著名的“板桥水库”溃坝事件。那场罕有人知的“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库灾难”，令当时的9县1镇成为汪洋，十多万人死伤，三百多万间房屋倒塌，“当时洪水把干校的大礼堂淹了，我们吃了几天飞机扔下的救济粮才得以活命。”

在他看来，大自然已经给出了数次警告，2000年4月9日西藏波密县的易贡大滑坡，便是对怒江最好的预警，300万立方米的岩体从海拔5000米的山顶崩滑，落距约1500米，两三分钟内，远移近10公里后沉积于易贡湖出口处，——而这一切，仅仅是由于融雪形成。

与人迹罕至的易贡相比，同时具备大地震、大滑坡、大暴雨等多重威胁的怒江，更令反对派们担忧。

孙文鹏担心的还有，一旦怒江一个大坝失事，就会引起多个大坝的连续溃决，设想数十亿立方米的泥石流沿着笔直、狭窄、高坡度的怒江河谷直泻而下，对下游的破坏将是毁灭性的，“水电开发者不应只看到水能带来的利益，却无视这些潜在的危险。”

“这是怒江水电开发争议以来，第一次有地质专家这么深入地探讨研究相关问题。”著名的反坝人士汪永晨评价说。此前以民间地质学者杨勇和四川省地矿局专家范晓为代表的相关陈述，总被指责为学术专业上的权威性不足，而不被足够重视。

杨勇对地质学界一直以来的沉默并不奇怪，“很多重大工程项目，本身要由地质部门来做地质勘探、灾害调查等工作，囿于利益缘故，地质界很难公开发表自己真正的观点”。

而这一次横空出世的反对声音，同样面临争议，反对派们的退休身份就成为焦点。“三江流域的地震地质灾害确实危险。”中国科学院院士邓起东表示，但“如此重大的问题，应该更多地听一听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

同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的研究员虢顺民曾参与过怒江水电开发安全性评价工作（下称“安评”），他也说，“更要从实实在在的野外考察结果来看，不能光靠分析。”虢顺民称自己在怒江区域工作多年，“很少听到不能建的观点”，因为目前国家水电开发已形成一套规范、分级的安全性评价体系，足以防范这些风险，“最终的决策结果都是仔细研究、层层评审，经好几十个专家组成的评论组讨论而定，地震、地质、地球物理各领域都有。”“这是个敏感的话题，涉及到水电要不要开发。”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徐锡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几位退休专家的友善提醒当然很好，但可能因为1994年后就未从事过一线工作，对有些情况未必了解。他认为，“坝址若处于断裂带上，一旦地震，的确无坚不摧。但实际操作中，只要不让坝址区跨断层、提高设防烈度，水电开发依然是安全的。”

“前提是坝址区一定没有发生能力的活动断层，如果找不到非活动的断裂带，就一定不能建。”

对于坝址可以躲开断裂带、寻找“安全岛”的观点，孙文鹏反驳说，这是在“耍滑头”，即使坝址不建立在断裂带，但由于次要断裂带等原因，危险也无法逃避。新一轮的争论或许才刚刚开始。

15、“人工熊胆”，何时出头天

来源：南方周末2011-03-03何海宁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862

一场受挫近30年的鲜为人知的科研实验

“人工熊胆”，一个持续了30年的科研课题，至今悬而未决。一名环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胆”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对养熊业起到“摧毁性作用”，上万头黑熊的命运也才能扭转。

73岁的王永金每天踱步到办公室，喝茶、看报纸。同来的同事越来越少，去年，79岁的杨泽民去世了，另一个老头张志林患上脑血栓，卧病在床。

办公室人气渐息，已面临搬迁。只有周杰和姜琦还常来，他们原是沈阳药科大学的党委书记和副校长。

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人工熊胆课题组成员。他们一辈子试图用人工合成中药的方式，替代活熊取胆的药品。

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科研课题，至今悬而未决。当年有一名大学生刚毕业就参与课题组，现在已退休4年，仍未等到药品审批通过，他摇摇头，“很憋屈”。

如果不是眼前这场全社会对活熊取胆行业的质疑浪潮，没有人会知晓他们。一名环保人士感慨，“人工熊胆”如能成功，就能真正对养熊业起到“摧毁性作用”，上万头黑熊的命运也才能扭转。

埋下矛盾的批件

“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

2月27日上午，王永金翻开4层塑料袋，掏出一个绸缎小盒，岁月已磨损了绸缎面的光泽。里面躺着几支小试管，装着二十多年前的实验样品。借着光线，老人说：“看，琥珀色的，跟真的熊胆一模一样。”

30年前，1980年代初，当时沈阳药科大学还叫沈阳药学院。学校的动物药室主任有一次参加了全国中药材会议，带回一个消息：国家要求研制贵重中药材的代用品，包括牛黄、虎骨、麝香和熊胆等。

那是计划经济和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在一次党支部学习会议上，时任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合成室主任的杨泽民对时任沈阳药学院测试中心主任的王永金说：“现在国家熊胆短缺，我们是党员，要响应国家号召。”两人一合计，开始筹备“人工熊胆”研究。“当时药学院对胆酸类、动物药研究有基础，而且，大型设备的分析力量在全国都属于前列。”王永金回忆说。

1983年8月，“人工熊胆”科研项目正式立题，杨泽民任组长，王永金是副组长，项目由沈阳药学院和辽宁省医药研究所（后改名为辽宁省医药工业研究院）共同承接。

最初的时光是显赫的，“学院投入了顶尖的力量，前前后后有上百名研究人员。”周杰回忆说。耗时6年后，课题组完成了药理、毒性、动物试验等各项前期工作，上报给当时的卫生部药政管理局。当时药品审批权限还在卫生部。1990年，课题组就得到了二期临床试验的批件。

审批结论称，“人工熊胆”在质量标准、长期毒性等方面均已符合药审要求，并认为该药较日本产品近似天然，而且由人工合成制备比人工引流熊胆粉不影响生态平衡。

然而，令专家们耿耿于怀的是最后一句话：“目前引流熊胆产量已暂满足药材所需，也请开发时综合考虑。”“这句话是代表了熊胆粉（指活熊取胆业）的利益。当时很明显分成了两派意见，批件偏向另一边。”王永金事后分析。

这样的揣测并非臆测，自1980年代初中国从朝鲜引入引流取胆技术之后，养熊产业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姜琦依稀记得，1988年引流取胆制备的熊胆粉就开始审批上市。周杰当时还被卫生部邀请去成都参观一处养熊场，同行的有二十多名专家。他看到五百多头被固定在铁笼里的黑熊，身上插着一根导管，不得动弹，只能嚎叫。

如今致力于拯救黑熊工作的亚洲动物基金外事总监张小海也记得另一个细节，1980年代初，四川资阳一个科技局干部养熊二百多头，被作为政府推广的示范点，“当时养熊业就是政府带领农民致富的新途径。”

“在那个时候矛盾就开始产生了。”周杰如今指着1990年的那份已经泛黄的批件感慨道，只是他们并没有料到，还有整整20年受挫的时光在那等着。

13年补充实验仍未定

“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

课题组的专家们反复分析1990年批件，认为这分明是暗示他们停止研究。但专家们不甘心，“我们采取一是不理会，二是有阻力就耐心说明的对策。”王永金说，因为他们相信，引流取胆终不会长久。

课题组迅速在1992年完成并报送了二期临床试验资料。但他们仍未能得到药品生产的批件，上面要求补充临床试验。

“我们认为这是违反新药审批程序的，应该在一期临床就一次性告知。”姜琦说，“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反复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没想到的是，原本只需1年零1个月完成的补充试验，却变成了13年的持久战。

当时，“人工熊胆”课题是由东北两家国有药企投资，后来国企改制风潮下，两家药企都被改制，成为私企了。而一个坏消息从投资方传到课题组，“听说国家不审批‘人工熊胆’，企业也不想再投入了。”周杰回忆说。

补充临床试验是在沈阳、上海的3家医院进行，只需8万多元就能拿到临床资料，资金却意外断链了。周杰被迫开始“跑项目”，其间不乏青睐者。“2001年有一个和史玉柱合作搞‘黄金搭档’的人找到我们，想合作，跑到北京咨询，就没了消息。还有两个香港人，也想合作，结果上北京咨询之后也不干了。传回来的消息都是国家不批了。”

最后周杰自己筹钱，到临床试验的医院取资料，按规定需3个病种480例。由于隔的时间太长了，医院已找不到当年的资料，只拿到了100例痔疮资料。

这时审批部门已经改弦更张，由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下称药审中心）负责新药审批。

养熊业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熊、棕熊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禁止商业性出口含熊胆制品，不再批准新建养熊取胆场了，一系列黑熊养殖的技术管理规定也陆续出台。一些环保NGO开始了救助黑熊的行动，与各地林业部门合作，淘汰了一些养熊场。“当时一些养熊场都绝望了，觉得办不下去。资阳那家养熊场在2005年也卖掉了黑熊。”张小海回忆说。

课题组的专家们在沈阳的办公室里，目睹着这些变化，一度乐观地以为人工熊胆的时代就要来了。一名沈阳药科大学的毕业生看中了老师们的项目，投资进来，解决了研究经费的燃眉之急。他们决定最后一搏。

“改名就是前功尽弃”

牛黄、虎骨、麝香等贵重中药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经上市，独独熊胆远远被落在了后面。

2005年，课题组收到了第二次补充临床资料的通知，此时，距离课题研发，已经22年过去了。

专家们等不及了，“当初二期临床方案就是卫生部自己委派的专家设计，后来这些补充资料中有些都是重复的。”

课题组的不满还来自一场改名风波。2003年，他们收到药审中心通知，“本品（指‘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功能组织相差悬殊，两者不能互相完全替代，名称为人工熊胆不合理。”姜琦复述了通知内容。

这个结论与1990年批件相差甚远，“我们非常吃惊。”姜琦说，专家们反复研究通知内容，最终决定做出强硬回复：不同意改名。“我们认为，‘人工熊胆’的临床方案是同天然熊胆等量等效替代观察的，按天然熊胆的组织功能设计，而且多次经卫生部药审办通过，评价很高，怎么能说相差悬殊！”

姜琦介绍说，以前往来文函都是用“人工熊胆”的名称，而且经过了两届专家审评会通过，“政策必须要有延续性”。

2004年，药审中心再次下文，又一次要求改名。课题组的态度依然强硬。“改名就是前功尽弃。”姜琦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把项目坚持到底，并向国家药监局提出，可以重新提出病种补充临床方案，如果还不充足，我们可以做第三期。”

2005年的通知文件最终没有再提改名事宜。两年之后，2007年，课题组将第二次补充资料全部递交给药审中心，再度等待。

在这期间，王永金经常跑去北京汇报，还给相关部门写了5封信，都杳无音讯。而他们推测的“对手”，养熊业却在国家的一再规范下再度飞速发展。早期为脱贫的养熊散户慢慢退出了市场，或者转入秘密养殖。各地出现了不少养殖企业，并形成了一个完整商业链条：从养熊场到制药企业，再到营销体系。

截至到2010年5月亚洲动物基金统计的数据，国家药监局批准的含熊胆药品已有240种。专家们无奈地发现，1980年代初同期开始研制的牛黄、虎骨、麝香等贵重中药材，替代制品也都已经上市，独独熊胆远远被落在了后面。

药效仍存疑？

“他们的研发赶不上申请时的标准。”

主管部门其实并没有置之不理，2008年、2009年，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召开了两次“人工熊胆”专家咨询会。

高益民参加了后一次会议。他是卫生部新药审评委员会前3届委员，参与起草了新药审批法规，“人工熊胆”二期临床方案也是他设计的。

当课题组找到他时，高益民已记不清那次临床方案了，他也很吃惊：“我以为都完成上市了，像这种经过3次评审会都还没通过的，绝对很少见。”

“我内心是希望人工熊胆能够成功，来替代天然的，这样可以避免熊受虐待。”高益民说。他觉得，“人工熊胆”研制的难度不会比牛黄、虎骨等难，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且，当初他设计的临床方案模式是与麝香的一致，很难理解为何会再三被要求重新补充修改。

为什么迟迟不获批？记者始终未获得国家药监局的采访答复，而药审中心当年组织的一些专家接受了记者采访。

74岁的翁维良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3月1日，他告诉记者：“合成以后的药效能否达到最新的国家标准，通不通过，不能光看研究者的说法。真正要达到标准，需要很多次实验和改进，过程非常复杂。”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郭承伟认为是课题组的人工熊胆仍没有达到当时的国家新药的标准。“他们的研发赶不上申请时的标准。”郭承伟解释说，国家这几年新药审批越来越严格，经常修订。而人工熊胆课题组在前一次没有通过后，按照改进意见进行调整，却没有注意到新条例和评审标准的变化，所以还是不能通过。

而课题组专家们坚定认为1990年的批件已经肯定“人工熊胆”的成效，而且，他们已反复根据标准进行补充临床试验，不应当存在与新药标准不符合之处。

对于“人工熊胆”的有效性，他们很自信。2月27日，王永金拿出一叠材料，指着其中的各项图谱和数据说：“我们做出来的图谱和天然熊胆很相近，说明是可以替代天然熊胆的。”

而且，课题组专家们却觉得审评会上并没讨论技术问题，却一再感到来自养熊业的压力。“有专家提了很奇怪的问题，库存的两吨熊胆粉怎么办？”姜琦说。

2009年那场咨询会会场气氛很凝重。高益民记得自己发言谈了两点，强调政策必须有延续性，不能反复修改，也希望双方都能遵照新药审批法规的指导原则。他说得激动时，拉开了椅子。

最终专家意见不一致，药审中心决定性的文件也一直没有下发。一晃2年又过去了，“我们一直在等，是继续修改还是否决了，我们希望有个明白结果。”王永金说。

16、丽江大火，虚惊之下的拷问

来源:南方周末2011-03-03 吕宗恕袁瑛南方周末实习生袁端端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848

森林大火为何肆虐西南？森林防火为何漏洞百出？

2月28日的丽江大火折射出中国森林火灾管理的残酷现实：森林火灾隐患众多、森林防火捉襟见肘、重行政问责轻预警监测。在全球森林火险加剧趋势下，中国森林火灾管理体制的完善成为当务之急。

丽江，火了!

正因丽江古城的特殊意义，一场中型森林火灾引发高层关注，火遍中国。

丽江再次火了。其速度之快，影响面之广，远超丽江1997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盛况。

本周一，2月28日23时57分，一条“丽江黄山镇突发森林火灾”的图文并茂的消息，瞬间引爆网络。

一位自称来自丽江的网友说，森林大火正朝古城蔓延，丽江已全城停电。丽江古城会不会因此毁于一旦？无数网友忧心忡忡。丽江市新闻办主任张文银事后证实，停电源于两天就开始的主线检修，“哪知正好撞上火灾”。

起火点位于丽江古城9公里之外的玉龙县黄山镇五台村上吉组的集体林。南方周末记者获悉，丽江大火消息曝光之前，大火已燃烧18个小时。

火警始自2月28日早晨5时许。据记者了解，最早发现火情的是当地一位公交车司机。距离火场最近且当时在机场微波站当班的和群相（音）突然看到对面山顶正在冒烟，工作的警觉让他立即向丽江机场报告火险，还未等其放下手中电话，山脚下已集结几十名肩扛灭火器材的森林武警。

正在晨练的丽江市古城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副指挥长习高也在此刻接到了市指挥部紧急报告，他立即跑回办公室，叫人赶紧上山摸清情况，并将火险上报区长。

此时的玉龙县已经启动应急预案，但人力难阻火灾蔓延。由于风大山陡，中午时，很多火苗已蹿过三四米高的树冠，火情一时无法控制。接近当晚7时，火线一度直奔机场方向。大火险些波及为飞机通讯导航的丽江机场微波站。

习高说，正因火线很长，着火点离机场和主城区直线距离又近，造成目击者以为丽江古城着火了。

“真正的着火地在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境内，不在古城区。”习高受访时一再强调。2003年4月，丽江撤地设市，将原丽江地区改设为丽江市，并将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分为古城区及玉龙纳西族自治县。

正因丽江古城的特殊意义——世界文化遗产地，火灾迅即引起国家林业局和云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的重视。记者注意到，灭火过程中，西南航空护林总站一行四人也受命前往火灾现场。

烧了24小时的大火

千人耗时近24小时扑灭大火，森林公安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这场惊动了高层的森林火灾，从发现火情到扑灭明火耗时24个小时，过火面积超过24公顷。

3月1日上午9时，丽江市对外宣布，明火已经扑灭。在过去的24小时内，玉龙县和古城区及当地森林警察共出动2373人，其中包括135名专业灭火队员。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起火当晚，因天黑，坡陡，风大，考虑到扑火队员人身安全，指挥部一度下令暂停灭火。此前，森林灭火伤亡事故让当地政府心有余悸。

2010年5月22日，丽江市宁蒗县翠玉乡发生森林火灾，八百余人历时54小时扑灭大火，有12名义务扑火队员在开挖防火隔离带时被大火围困，因避险不及全部遇难。“稍有不慎，灭火工作就会酿成大祸。”丽江市林业局有关人士说。

3月1日凌晨2时，温低风小，丽江市指挥部再度下令发起总攻，加上空中灭火飞机的支援，于早上.6时许终将明火扑灭。

就在当地政府宣布明火已经扑灭的当天下午，记者在过火林带仍能闻到一股强烈的焦糊味，连片的云南松被烧得只剩树干，大风刮过，地面烧尽的草木灰随风扬起，远处过火的乌色山峦间不时还飘起缕缕青烟。

同行的古城区森林防火专业灭火队队长高向义说，冒烟处正是过火痕迹处，因无可燃物，一般不会死灰复燃，不过政府还是要求他们在扑灭明火后再洒一把水，以防万一。

3月2日上午，丽江市林业局局长张华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森林公安已抽调18人组成专案组，正在全力调查起火原因。

也就在大火扑灭的同天下午，记者搭乘当地森林消防车的车载无线电台突然传来丽江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了望台最新消息，古城区七河乡前山发现了火情。

红色火险为何居高不下？

次生林在云南的火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类树种的树叶很容易积累成可燃物，留下火灾隐患。

每年12月1日至次年6月15日为云南省森林防火期。长达198天的防火期里，云南省森林防火指挥部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但是森林火灾总在发生。

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一份丽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显示，丽江今年已经连续发生多起森林火灾，“森林火险居高不下，森林防火工作形势严峻”。

当地林业部门一位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丽江市森林防火等级已经提升至最高级别——红色（五级），且持续一个多月，各级行政一把手压力陡增。

此次丽江大火的着火林区多是次生林。所谓“次生林”，是指原始森林经过多次不合理采伐和严重破坏之后自然形成的森林。南方周末记者在过火地带看到，这是云南松中幼林与灌木林混杂的林区，树林间茅草丛生。

在广东省森林火灾研究室主任李小川看来，次生林在云南的火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云南低海拔地区，一般是热带雨林，森林湿度相对比较高，其凋落物也比较容易分解，留在林子里的可燃物并不多，但随着原始森林被砍伐，自然生长的次生林基本上破坏了原来的森林环境。“低湿度、耐旱的树种取代了原有的原始森林，这类树种的树叶很容易积累成可燃物，留下更多火灾隐患。”李小川说。

随着西南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资源被砍伐，取而代之的“次生林”正在成为新的火灾隐患。

而2010年持续至今的西南大旱无疑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频率。2010年冬季，丽江市玉龙县等西部地区的降水量都较正常年同期偏少61%。

全球气候变化是云南地区森林火灾频发的一个大背景。来自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科学家甚至警告说：如果全球气温持续升高，我们会遭遇更加史无前例的森林大火，特别是在地中海、巴西、美国西部、南非，以及包括中国中部在内的亚洲地区。“一旦发生大面积旱灾，很多草本植物、灌木干丝，部分高大乔木的枝条、叶子等因干旱死亡，大量凋落于地面，大大增加了森林的易燃性。”西南林学院教研室主任周汝良进一步分析说。

云南省公安消防总队数据显示，2010年云南省共发生火灾逾2071起，火灾次数同比增加52％，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接近9319.9万元。过去近60年里，云南森林火灾次数、受害森林面积分别居全国第一位和第三位，几乎每年都有扑火伤亡事故。

落后的森林防火体系

“我们恰恰希望的是，领导不是出现在火灾现场，而是火灾的预防和监测工作中。”

看着电视里救火的画面，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田晓瑞苦笑着说，“还在用2号工具扑火。”所谓2号工具，是指用汽车废旧外轮胎做成的胶皮扫把，这种工具目前在林区专业扑火队中广泛使用，所谓2号，是相对于树枝条做成的1号灭火工具而言。

据云南省林业厅资料显示，该省目前各级财政共投入森林防火经费1.05亿元，同比增加4000万元；目前全省已上岗7.9万名护林员，其中今年新增两万多人；全省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站（卡、哨）3261个，其中今年新增2017个。

即便如此，森林防火依旧“装备落后，信息化管理缺乏，扑救人员素质良莠不齐”。

更重要的是我国的森林防火管理体系的核心为“行政首长负责制”，这种体系导致重视灭火而轻视预测、防范。

从防火管理体系而言，运作机构包括国家林业局的“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各省、各市的“防火指挥办公室”，通常由该市的“一把手”担任指挥长，负责协调财政、交通、民政、气象等与火灾处理密切相关的政府机构。“行政首长负责制，得看首长负责的是什么，”广东省森林火灾研究室主任李小川说，“首长往往出现在火灾现场，不出现自然是要被问责的，至于火势是大是小，这不是被追究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人真正过问了。”

森林防火问责被层层加码。此前由行政副职负责灭火，但上级政府发现难以协调职能部门。从2010年开始，各级第一行政负责人签订森林防火安全责任书。

丽江林业部门一位人士称，无论火灾发生在哪个区县，区长或县长及林业防火职能部门一把手不能以任何理由回避，必须立即赶赴现场，否则，首先将被问责。这次火灾发生后，玉龙县长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我们恰恰希望的是，领导不是出现在这个场合，而是火灾的预防和监测工作中。”李小川坦言。

最早的预防，最少的损失

“早发现、早控制、早扑灭”的森林火灾预警监测体系现在还很薄弱。

李小川所指出的火灾预防和监测，恰恰是我国目前森林火灾管理体系中最薄弱环节。

目前，森林火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为减少森林火灾的损失，世界各国非常重视林火的监测。据中国林科院首席专家舒立福的介绍，目前各国普遍采用了望塔了望、飞机探测、卫星监测相结合的方法监测森林火灾。

“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监测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定位系统结合的森林火灾快速监测与评估技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普遍采用了遥感技术，如在了望台、飞机或卫星上安装传感器，进行定点探测和定期探测等。”舒立福介绍道。

这样的“信息化装备”令李小川很羡慕。作为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广东省，据李小川介绍，也仅仅只有两架飞机分别在广东省梅州市和清远市执行飞机监测任务。“一台动辄几千万的造价，这不是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够承担得起。”李小川说。

对于云南来说，更常用的是卫星监测和地面监测站的结合。“云南在内的西南地区在地面监测站的覆盖面积上不如东北林区。”田晓瑞指出。

1987年，黑龙江大兴安岭4个林区发生特大火灾。经历了那场惨痛的教训之后，东北林区增加了地面监测站的数目，形成了覆盖较为广泛的监测体系，覆盖面积约为74％。

今年年初，云南省林业厅党组成员、驻厅纪检组长拉玛·兴高在丽江市检查指导森林防火工作时指出，目前，预警监测、林火阻隔、基础设施落后，森林防火装备较差、储备少，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扑灭”和科学高效扑救难；森警和部队力量有限、森林航空消防规模小，县级专业扑火队力量不足，乡村应急队伍建设才刚起步，扑救能力欠缺，完全做到“打早、打小、打了”难。

在森林火险进一步加剧的情况之下，中国不仅需要改善灭火管理体系，更要建立一套森林火灾监测、预防体系。

17、从未完成过的环保任务是如何完成的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年03月04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059089.html

　　增GDP易，减COD难。COD为“化学需氧量”的英文缩写，是一个评价水体污染程度的综合性指标。

　　我国国家环保局第一任局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委员曲格平曾说过，他最遗憾的是，过去若干个五年计划中确立的环保目标从来都没有完成过。

　　去年年底，各地纷纷交出“十一五”节能减排的答卷。他们上报的数字是否真实？今年元旦刚过，环保部就派出21个减排核查组，给各地的减排大考打分。核查组审核得很细，细到几乎所有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情况都要现场核查。

　　在迎接检查时，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临沂市市委书记张少军很有底气：因为过去几年，临沂市在完成节能减排指标方面下了大工夫，仅2009年一年，临沂在水污染治理方面的投资就高达48亿元。当地的环境质量确实得到了明显改善，临沂境内的9条较大河流全部实现山东省确立的“恢复鱼类生长”的目标。

　　临沂的变化只是全国的一个缩影。环保部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环保工程的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火电行业的脱硫比例从2005年的12％提高到80％，城市污水处理率也从2005年的52％提高到75％以上，关停淘汰的污染企业超过1万家。

　　在“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首次被作为必须完成的“约束性指标”提出。根据该规划，到2010年年末，中国单位GDP能耗要比上个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0%。

　　5年前，2006年3月5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草案）作说明时，特别就其中两个方面的重要目标进行了强调，一个是关于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7.5%，另一个就是上述两个节能与减排指标——20%与10%。

　　温总理当时说，“尽管实现这一目标的难度很大，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完成”、 “我们一定要坚持不懈地努力，为人民群众创造清洁、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地、碧水青山”。

　　今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进行交流时透露，节能降耗是一件十分繁重的任务，但是经过努力，我们实实在在地完成了19.1%。另据环保部正式发布的消息，主要污染物削减10%的任务也已如期完成。

　　中国首次完成了节能减排的五年任务。

环保首次成为“摘帽子指标”

　　回忆过去5年的减排历程，张少军坦言，一开始，确实没把节能减排这两个约束性指标太当回事，没有认识到完成任务的艰巨性。

　　事实上，在“十一五”开局第一年，绝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重视节能减排指标。环保部一位负责减排工作的官员告诉记者，当时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有一个省，在2006年年底就上报环保部说，他们在“十一五”第一年就完成了5年主要污染物削减10%的任务。但据环保部掌握的情况，这个省当年的污染物排放还在以两位数的量级增加。

　　这位官员说，这个事例反映了当时很多地方政府的心态，认为节能减排就是一场数字游戏。开局之年，全国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面对严峻的形势，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地指出，节能减排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坚定不移地去实现。

　　一系列动真格的措施在2007年启动。其中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订节能减排责任状，并且出台了相关的考核条例，明确节能减排任务由地方政府负责，完成的情况将作为政府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和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省级政府部门必须在1个月内向国务院作出书面报告，并限期整改。另外，环保部门还要暂停对这些地区新建项目的审批。也就是说，完不成减排任务的地区，不准再上新项目。

　　张少军对山东省省长姜大明的一个说法印象深刻：“什么是‘约束性指标’？‘约束性指标’就是完不成任务摘乌纱帽的指标。”姜大明公开表示，如果山东省完不成减排任务，他将引咎辞职。

　　也是在2007年，很多地方政府都第一次把节能减排的完成情况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并与官员的升迁直接挂钩。

　　张少军说，这几年，临沂市共有5名干部因为减排不力被问责。

　　环保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几年间，环保部曾对进展较慢、问题突出的8个省份发出减排预警，对14个城市或企业集团实行“区域限批”；还有一些地区的负责人因为减排工作不力被环保部“约谈”。

　　减排与政绩挂钩的效果非常明显。2007年年底，全国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首次出现下降势头，并一直保持下来。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总结“十一五”减排经验时说，任务层层分解与问责是推动减排的关键所在。

　　有专家称，这种依靠行政强力推动的减排是“中国式”减排。

人会说谎，鱼不会说谎

　　虽然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在2007年首次出现下降，但当时也有很多人担心数据是否有水分。全国政协委员王玉庆就曾对本报记者表示：老百姓并不关心指标的变化，他们更关注的是自己身边的环境质量是否有改变。

　　事实上，过去几年，环保部也一直在推动一种理念：在评价地方减排任务完成情况时，环境质量的切实改善是更重要的尺度。因为，数字会说谎，蓝天白云不会说谎。

　　张少军介绍说，在山东，省政府考核河流的水质是否改善，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标准：看河里是否又有了鱼。所以，去年该省的省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任务时，是这样表述的：“到2010年底，省控59条重点污染河流全部恢复鱼类生长。”上个月，省长向人大代表报告上述目标已经实现时，全场掌声雷动。

　　从全国范围来看，截至2009年年底，7大水系“国控”断面好于三类水质的比例也已由2005年的41％提高到57％；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优于二级标准的天数明显提升，占全年的79.6％。

　　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卫星对我国的减排情况进行观测和分析后也认为，2007年下半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的确出现了“拐点”。

　　国家环保部门还希望减排指标的完成能带来一个副产品：今后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自觉地考虑来自节能减排的压力。

　　张少军就有这样的体会。他说，尽管临沂是欠发达地区，有上大项目的发展冲动，但由于有了节能减排这根指挥棒，过去几年，他们不得不放弃了一些收益高，但污染、耗能也高的项目。有的项目可能短期内会带来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将成为减排的难题，必须坚决舍弃。眼前损失一些GDP，但能够为将来赢得一个健康的经济结构，在这个问题上得算大账。

　　全国政协委员杨先明一直关注节能减排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两项约束性指标的成绩单还是不错的，但缺憾的是，在2010年下半年，一些地区为了完成节能任务，采取“拉闸限电”等非常规手段。如温总理所说，弄虚作假骗得了一时，骗不了长久，危害人民而无一利处，必须坚决制止、纠正和严肃处理。

今年会否重现“开局反弹”？

　　今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议“十二五”规划，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十二五”减排指标。

　　来自环保部的消息称，国家已经明确，“十二五”期间总量减排还将增加氨氮和氮氧化物两项考核指标，环保部正在研究如何对这两项新指标进行考核。

　　在明确“十二五”的减排量后，国务院将再次与各省（区市）签订未来5年的减排任务。此前也有媒体报道称，各地政府已经多次进京与有关部门协商“十二五”的减排任务。很多人在叫苦：“十一五”期间已经超常规减排，“十二五”期间已经没有空间。

　　环保部华北督查中心主任熊跃辉说，虽然地方叫苦，但减排仍有空间。首先，我国环保的历史欠账太多，“十一五”期间虽然大规模铺开了污水处理厂和电厂脱硫设施的建设，但其实只考核了两项重点指标和重点行业，离老百姓满意的环境质量要求还差得远。另外，经济还在不断地发展，一些地方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是靠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支撑，结构调整远远没有到位，减排还需保持高压态势，不能松懈。

　　全国政协委员杨先明说，“十一五”两项约束性指标的完成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十二五”应该考虑更多地出台经济、法律手段，让节能减排成为企业的内在需求。

　　对今年的减排形势，环保部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今年年初，环保部部长周生贤在分析当前减排形势时就告诫说，考虑到“十二五”开局各地的投资冲动高涨，世界经济回暖，以及需要时间部署新增约束性指标，今年的污染减排任务相当艰巨。

　　全国人大代表汪纪戎说，她就听到过这样的声音，认为“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完成了，“十二五”就可以加大马力搞经济建设，毕竟发展是硬道理。她本人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在她看来，目前中国的节能减排还处于继续“做减法”的阶段。

18、2011年绿家园乐水行3月活动通知：探寻城中野趣，感受自然之美

来源：绿家园　2011－03－03

http://www.greensos.cn/ljy/html/gnxw/view/91193.html

绿家园志愿者，每周六与你相约，一起走北京的河。

绿家园乐水行——2011年3月行程

本月精彩提示：

2011年3月份，绿家园志愿者隆重推出乐水行特辑--北京的干旱，邀请4位专家从民俗与水、历史与水、城市与水、环境与水、低碳生活与水5个不同侧面解读北京的河流，带您领略冬日里北京河边的野趣，收获知识、收获朋友、收获快乐。

友情提示：

1.绿家园乐水行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门票、餐费、路费需自理），也无需报名。

2.请各位参加者共同践行环保理念，自带饮水壶。

3.建议穿运动鞋和休闲装。

3月5日

走河路线：北旱河

集合地点：颐和园北宫门麦当劳门口

集合时间：8:45集合，9:00出发

特邀嘉宾：王海滨（生态学专家）

领队：王丽娜15010367505周晨 15901163743

3月12日

路线：南旱河

集合地点：香山植物园正门

集合时间：8:45集合，9:00出发

特邀嘉宾：刘鉴强(中外对话”副总编)

领队&绿家园协调人：王小娜 13581646587周晨 15901163743

3月19日

走河路线：樱桃沟

集合地点：植物园正门

集合时间：8:45集合，9:00出发

特邀嘉宾：赵兴宝(致力于保水剂的研究与推广)讲干旱和植物生长

绿家园协调人：朱健 18911183887

周晨15901163743

3月26日

走河路线：八大处沟

集合地点：八大处公园正门

集合时间：8:45集合，9:00出发

特邀嘉宾：王新（环境工程师）

绿家园协调人：王丽娜15010367505

周晨15901163743

免责声明：

一切户外活动均存在潜在风险，绿家园志愿者认同参加活动的所有人员对户外活动的潜在风险具有正常的判断能力和预见能力。如有意外发生，绿家园志愿者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关于绿家园乐水行：

绿家园乐水行是绿家园志愿者每周六举办的徒步考察河流的活动，引导北京居民了解河流生态、监督水污染、关注水资源保护。绿家园乐水行同时是一个向公众传递环境知识和低碳生活方式的户外课堂。

每期活动详情请见乐水行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784300314

和绿家园志愿者网站http://greensos.cn/。

绿家园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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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84039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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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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