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羊曲水电站是黄河上游“茨哈、班多、羊曲”三个规划梯级电站的最下一级，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242公里。根据海南州的一份汇报材料，羊曲水电站被青海省列入“十一五”重点建设项目，工程静态投资68亿元，淹没区涉及海南州兴海、同德、贵南3县5个乡镇13个行政村7000余人，电站拟征用土地近7万亩。2009年2月26日，青海省国土厅就召开了羊曲水电站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动员会议。另据青海省政府门户网站2011年1月5日消息，羊曲水电站已完成前期工作，并上报国家发改委待核准。

植物学家联名上书

　　2010年10月与12月，吴玉虎曾两次致信青海省省长、省委书记，呼吁政府对这片珍贵的野生古柽柳林实施抢救性保护。其中第二封信附上了全国47名植物学家的签名。

　　植物学家们强调，除了生物多样性价值和保持水土等自然生态价值，这些古树还是三江源地区300多年来气候变迁的信息载体，未来可与实测气象资料进行对比。在全球气候变化极受关注的今天，这些科研资源将成为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珍贵材料。而当地藏民几乎家家都在庭园内外栽植柽柳树，形成一种“柽柳文化”。对柽柳的保护，也是对当地民族自然生态文化的保护。

　　2010年11月，吴玉虎从青海省林业局了解到，青海省省长骆惠宁已经针对吴玉虎的上书，批复省林业局了解具体情况，促成保护。此后，省林业局两次前往该地区考察，预计2011年还会再去一次。海南州林业局局长也前去考察过，并表示要在青海省“两会”上递交提案。

　　北京、广州、深圳等地有园林单位向吴玉虎提出，如果不能就地保护，愿意把较大的柽柳植株全部挖走。吴玉虎算了一笔账，整个柽柳林迁地工程将耗费上千万元资金，“需要挖走的植株大约有三四百株，每一株挖走需3万至10万元左右。”

　　“但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迁地保护还有个后续能否存活下去的问题。现在技术再好，也不能保证植株百分之百存活。”他说，“这片柽柳林经历了300年的气候变迁，几经战乱没被毁掉。如果在提倡生物多样性的今天被毁，不是一个讽刺吗？”

环评报告尚未发布

　　羊曲水电站由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2009年5月，该公司就指定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的情况，在《青海日报》上进行了公示。

　　但参与签名行动的环保组织“绿家园”负责人汪永晨称，他们至今没有看到羊曲水电项目的环评报告。

　　因此，自然之友、绿家园等环保组织和吴玉虎等植物学家在致青海省环保厅的公开信中呼吁，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应及时汇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展，并进行公示；这两家单位还应就羊曲水电站对野生古柽柳林的影响积极与植物学家们沟通，召开专家座谈会和听证会。

　　此外，公开信建议对羊曲水电站淹没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进行重新评估，以减少工程建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不清楚野生古柽柳林的事。“环评报告正在做，大概会在今年底或明年初发布。”他说。

　　值得注意的是，这片野生古柽柳林位于中国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之内。而《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

　　“在自然保护区内进行建设，说明了《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微弱，”汪永晨说，“一些地方为了建设，甚至改变自然保护区区域。” ■

2、民间环保组织、科学工作者、大学环保社团关于保护三江源罕见野生古柽柳林的建议书

来源：绿家园志愿者 2011-02-24

http://www.greensos.cn/ljy/html/mtgz/view/91102.html

尊敬的赵浩明厅长，您好！

我们是民间环境保护组织、科学工作者和大学环保社团代表。

去年8月份，我们从中科院西高所研究员吴玉虎处获悉在青海省同德县发现一片罕见的野生甘蒙柽柳林。经国内权威柽柳属植物学者鉴定，位于黄河上游三江源地区的这片野生甘蒙柽柳为中国特有，并创造了数个世界之最：树龄最长(400年~500年)，胸高径围最粗(327厘米)，在中国野生分布区中海拔最高(2700米)，柽柳属植物野生植株在基因方面的最古老、最长寿类型。这些古树更是三江源地区数百年气候变迁信息的承载者。这一中国特有和世界罕见物种作为一片完整的树林，如能在原地得到完好保存，无疑会成为中国三江源地区和青海省生物多样性的名片。贵厅网站首页环境宣教栏目也公示了这一惊人的科学发现。http://www.qhepb.gov.cn/News/detail.aspx?ContentID=12720

这片野生古柽柳林本身位于我国目前最大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理应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据我们了解，野生古柽柳林所在青海省同德县然果村处于黄河上游羊曲水电站的淹没范围之内。

在2010年7月份野生古柽柳林被发现之时，羊曲水电站前期的“三通一平”工作正在进行。早在2009年5月份，羊曲水电站建设单位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就已指定了环境影响评价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并进行了公示（青海日报http://news.idoican.com.cn/qhrb/html/2009-05/07/content_34436221.htm）。一份工程招标文件显示，该工程施工总工期为64个月，其中2011年02月至2013年01月为准备期。然而直到2011年2月11日，仍未见正规的羊曲水电站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公示。

此前，吴玉虎代表全国47名植物学领域内的科学工作者就此事致信青海省政府，青海省省长骆惠宁于2010年11月就这一建议信批复省林业局了解具体情况，促成保护。

为了维护《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公正和威严，积极拥护《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珍惜的野生古柽柳林实施抢救性保护，我们向贵厅提出以下申请和建议：

1、羊曲水电站建设单位黄河上游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委托的评价单位中国水电顾问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应及时汇报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展，并进行公示。

2、项目建设单位和评价单位应就羊曲水电站对野生古柽柳林的影响积极与包括吴玉虎先生在内的专家沟通，召开专家座谈会和听证会。

3、同时，我们建议对羊曲水电站淹没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进行重新评估，以减少工程建设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特此，

自然之友

绿家园志愿者

吴玉虎

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代表47名全国植物科学工作者）

绿色浙江

济溪环境网络

绿色汉江

盘锦黑嘴鸥保护协会

兰州大学绿队生物多样性保护小组

绿色知音

2011年2月24日

3、怒江水电开发当慎行

来源：网易发现者　2011－02－25

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nujiang/

水电以其自身的清洁特性成为有替代火电等能源的趋势，今日国家能源局透露将开发怒江在中下游大兴水电。尽管怒江拥有世界级的水资源，但有大量学者专家认为怒江因地质地貌、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合兴建大坝，再加上怒江的地理位置并不利于电力的输送，水电站的开发势必影响当地的环境，怒江电站开发应慎行。

更多内容请点击：http://discover.news.163.com/special/nujiang/

4、统计显示:亚马逊雨林毁林面积比去年暴增10倍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2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2-25/2867756.shtml

　　中新网2月25日电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根据一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巴西亚马逊雨林面积在前几年受到当局保护获得减缓之后，去年毁林的面积又突然暴增10倍，除了滥垦与盗伐外，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表示，民众任意饲养牲畜也是造成林地破坏主因之一。

　　由巴西亚马逊人类与环境机构(IMAZON)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12月雨林面积消失约175平方公里，较前年同期16平方公里，增加10倍以上，当地森林退化面积也扩散到541平方公里，但2009年全年受影响面积仅376平方公里，显示林地受破坏的速度相当惊人。

　　世界自然基金会驻巴西代表荷姆表示，“巴西民众任意在雨林内饲养牲畜，也是破坏雨林面积破坏的元凶之一，”而根据绿色和平组织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巴西国内约有4成的牲畜，饲养在雨林范围内。

　　另一方面，根据美国石溪大学研究人员达瓦洛斯调查，南美洲哥伦比亚国内的森林消失速度也令人忧心，在2002年到2007年间，哥伦比亚南部的森林遭受破坏面积达14322平方公里，比牙买加全国面积还大，其中主因与当地民众大量种植可可作物有关。

　　而在印度尼西亚方面，根据绿色和平所公布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在2000年到2006年间，毁林面积虽已从过去每年2百万公顷降低至1百万公顷，不过速度仍相当惊人，印度尼西亚分部代表麦特就表示，“如果再没有善尽保护，印度尼西亚未受保护的森林面积，预计在35年后恐怕就会完全消失殆尽。”

5、环保机构报告：全球珊瑚礁2050年前可能灭绝

来源：中国新闻网2011年02月25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2-25/2867626.shtml

　　中新网2月25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5日报道，最新科研报告警告，如不采取紧急行动，制止过量捕鱼、污染及气候变化等威胁，全球珊瑚礁将在2050年前灭绝。

　　以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为首的20多个环保和研究机构近日联合发布报告说，因全球变暖造成海水温度上升、二氧化碳排放使海洋酸化、航运、过量捕鱼、沿海经济发展以及农业排放等，都对珊瑚礁形成了严重威胁。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官员卢布琴科在华盛顿的记者会上说：“陆地、海岸和海洋的污染都对珊瑚礁形成巨大威胁。”

　　这份题为《再论濒危中的珊瑚礁》的报告指出，如不开始采取行动，2030年之前，90%以上珊瑚礁的生存将面临危险，而在2050年之前，几乎所有的珊瑚礁将濒临灭绝。

　　这份报告的主要撰写人伯克促请全球领导人迅速采取行动，改善海洋管理，减少当地各种因素对珊瑚造成的威胁，特别是要减少过量捕鱼和温室气体的排放。

如果珊瑚礁灭绝了，全球5亿人的生计将受到威胁，他们中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和印度洋的发展中国家。此外，哺育商业鱼类品种的地方将减少，海岸线将更容易受风暴的侵入，靠珊瑚礁吸引游客的国家，旅游业也将受严重影响。

6、中国加强对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监测力度

来源: 新华网2011-02-24

http://news.163.com/11/0224/19/6TMA2TEB00014JB5.html

新华网西安２月２４日电（记者杨一苗）农村环境污染、城市饮用水源地存在的饮水安全风险，近年来成为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出现的新问题。记者从中国环境保护部了解到，中国正不断加强对这些新型环境污染问题的监测力度。

全国环境监测工作会２３日在西安闭幕，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中国环保部门针对新型环境污染问题和潜在的环境风险，积极拓展新的监测领域。

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说，从２００８年起，中国逐步开展持久性有机物、挥发性有机物、痕量超痕量污染物、臭氧和细颗粒物监测。随后又对农村环境监测进行了试点，重点开展农村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土壤、畜禽养殖污染监测。

此外，２００７年发生的太湖大规模蓝藻事件后，中国环保部门立即组织对太湖、巢湖和滇池开展了蓝藻水华预警应急监测，并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每年对环保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进行一次全指标监测。

同时，中国各地方监测部门也不断探索新的环境监测领域。北京、上海等地尝试监测挥发性有机物、臭氧等光化学烟雾前体污染物，辽宁省开展了水生生物的监测工作，四川省、云南省对重金属进行了专项监测等。吴晓青说：“在这些新领域的试点监测，为环保工作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和经验，这些都将作为中国环境管理与决策的基本依据。”

7、“第三届中日NGO论坛”在京举行

来源：人民网2011年02月24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3999513.html

　　人民网北京2月24日电（记者　滕雪）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CICETE）主办的以环境教育为主题的“第三届中日NGO论坛”今天上午在北京举行。中国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相关人士，及在北京以及地方开展环境教育的共计48家中方NGO参加论坛；日本方面除了有环境教育领域的专家外，另有日本水论坛、青空财团、松下、索尼等19家民间团体及企业参会。本届论坛为期3天，中日双方团体代表将针对不同主题分组讨论，并对北京市内NGO活动现场进行考察。

　　在本次论坛上，各方专家还将围绕环境教育领域，开展环境教育的现状、特色及不足之处进行讨论，在促进中日双方NGO团体与日本企业的信息共享、推动合作网络形成的同时，实现中日两国环境教育经验的交流。

　　据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赵中屹介绍，自2006年起，中国民促会与JICA已共同举办过两届中日NGO论坛，在中日民间社会组织中产生了较为良好的影响，并促成了一些中日NGO团体的项目合作。随着中日间经贸依存度的提高、人员交流的扩大，中日民间交流必将取得更为深广的发展。

　　目前，国内致力于解决环境教育领域课题的NGO及志愿者活动正日渐升温。他们对于与国内外组织进行交流、共谋合作，促进自身建设的意愿也非常强烈。但由于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以及当地政策差异，很多努力并未能充分取得效果。参加此次论坛的中方机构代表均表示，期待本次活动能切实地推动中日NGO、民间企业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为环境教育领域课题的解决贡献力量。

　　环境教育在《环境教育环境保护活动、环境教育推进法》中定义为“为加深对环境保护的理解而进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教育及学习”。在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为解决环境问题，有行政机构、企业、NPO等各部门及市民等进行的教育活动”。

8、广州五年后解决垃圾围城 焚烧是主要处理方式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2011年02月25日

http://green.sina.com.cn/news/roll/2011-02-25/031622010970.shtml

　　昨天，齐力、丁训刚和彭志刚3名来自番禺代表团的广州市人大代表，就垃圾处理的有关问题当面询问了广州市城管委和发改委的有关人士。

　　据广州市发改委工作人员透露，广州计划到2020年垃圾发电达到20万千瓦。而据齐力计算，这也就是说还要再建10个相当于李坑规模的垃圾焚烧厂。

　　焚烧是今后主要处理方式

　　齐力：2月17号的新闻发布会上，广州市城管委副主任张建国回答记者问时说，广州生活垃圾要以焚烧为主，这句话的依据是什么？政府工作报告讲垃圾能源化利用，依据是什么？

　　李晖(广州市城管委下属单位广州市生活废弃物管理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广州市不是因为觉得焚烧好就上焚烧，也不能说焚烧先进还是填埋先进，要因地制宜。拿广州以前来说，上世纪80年代基本不存在垃圾问题，当时我们做的项目就是做填埋场。而且一开始，在旧的填埋场填埋的垃圾挖出来一筛就有人来拉。

　　随着土地资源紧张，再做填埋场不合适，而且征地费用也很高，所以才考虑其他的处理方式，比较来比较去，就选择了垃圾焚烧。根据广州市具体情况，今后我们把垃圾焚烧作为主要处理方式。

　　垃圾焚烧正常燃烧不耗油

　　齐力：我们现在烧一吨垃圾，要多少煤和油跟着一起烧？

　　李晖：垃圾焚烧厂刚运行时要起炉，第一次烧时要喷油，炉膛里的温度达到热平衡了，它利用自己本身的热值就可以源源不断地烧，就不用再喷油加煤。但是假如炉温低于850度，我们马上再次喷油，因为低于850度，产生的二恶英很高。我们没有垃圾焚烧的燃油消耗的这个数据，正常燃烧过程不用加油，一点煤都不用。

　　垃圾分类是渐进的过程

　　丁训刚：你说的“今后”有没有时间概念？是一直持续下去，还是5年、10年、20年？

　　李晖：目前我们看得清楚的是5年。5年时间可以解决垃圾围城和处理的问题，同步做垃圾分类收集。但分类是渐进的过程，不能说今年采用了分类收集，今年就能解决垃圾分类问题。这有一个过程，有赖于全市老百姓的努力。但5年后，垃圾处理设施已经能够满足解决垃圾围城问题，那我们可能还有加强垃圾资源化的措施。

　　焚烧厂寿命一般为20年

　　齐力：有一种说法，垃圾焚烧发电，从开始规划时，就应该考虑何时退出的问题？

　　李晖：垃圾产量逐年增长，我们还处于垃圾处理设施严重短缺的情况，处于饥饿的情况，焚烧厂的寿命为20年，目前不存在吃得太饱要退出的问题。

　　发改委工作人员：2009年做规划时，提出要把生活垃圾处理作为新能源利用的方式。我们有一个目标，到2020年，垃圾发电达到20万千瓦。

齐力：李坑是2万千瓦，也就是说相当于还要再建10个李坑规模的焚烧厂。应该推广“零垃圾”理念，而不应该将垃圾焚烧发电作为产业来规划发展。

9、江苏：“化工污染项目禁入”列为重点

来源：中国化工报2011-02-25

http://www.ccin.com.cn/ccin/news/2011/02/25/165978.shtml

　　中化新网讯　　记者从2月22日召开的全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获悉，江苏“十二五”环保总体目标已经明确，包括生态省建设、水环境改善、大气污染控制，以及苏南苏北化工污染项目禁入等一批环保目标被提到突出位置。

作为经济大省和总人口达9000万人的省份，江苏未来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最”上，即：人口密度全国最大，人均环境容量全国最小，单位国土面积工业污染全国最高。为此，江苏省副省长徐鸣表示，未来5年，江苏力争提前迎来生态好转的拐点，用10年时间使整体生态环境恢复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水平。

徐鸣强调，对于环境风险较大的化工等行业，要坚决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苏南地区要严格限制新上化工项目，实现苏南地区经济结构的由重到轻；苏北地区要禁止重污染项目；沿江及其他地区的饮用水源保护区附近不能再布局环境敏感项目；坚决反对以再生资源利用和循环经济等名义新上进口废弃物处理项目。

另外，会议还通报了环保“黑名单”，盐城生态染整工业园、淮安楚州季桥化工集中区、大丰港经济区化工园等被列其中。

10、祁连山冰川因气候变化消失呈加速态势

来源：新华网2011年02月25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1-02/25/c_121121805.htm

2月24日，一辆农用车从祁连山东段的冷龙岭旁驶过。

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科研人员研究发现，受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祁连山冰川一直处于退缩状态，并有后期加速趋势的特征。1992年到2007年，冷龙岭一带的冰川全部处于退缩状态，有27条冰川消失，冰川面积减少了23.6%。除此之外，中段和西段的“七一”冰川和老虎沟冰川均快速萎缩。　　新华社记者连振祥摄

这是2月24日拍摄的祁连山东段的冷龙岭雪山。即便是隆冬季节，冷龙岭的一些雪山上也只是铺盖了薄薄的一层雪，连山皮都难以覆盖，裸露着山脊。新华社记者连振祥摄

这是位于祁连山中段的“七一”冰川退缩后留下了冰川底部褐黑色的岩石（2010年9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连振祥摄

这是位于祁连山西段正在退缩的老虎沟冰川以及冰川消融后的独特地貌（2010年7月15日摄）。　新华社记者连振祥摄

11、美4400多个水坝面临溃堤风险 数亿维修费无着落

来源：中国新闻社2011年02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4001106.html

　　中新网2月24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报道，美国国家大坝安全管员联合会表示，全美8万5000个水坝中，有4400多个面临损毁风险。可是，维修这些水坝的费用数以亿计，美国政府看来无力承担，所以维修费由谁出资令人关注。

　　报道以加州克恩县的伊沙贝拉湖水坝为例子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如果伊沙贝拉湖水坝决堤，估计将导致湖区周围的4000名居民，以及加州农业腹地边缘贝克斯菲尔德的34万个居民受灾。

　　这座具有57年历史的水坝由美国陆军工兵团负责建造和管理。

　　如果水坝损毁，在最坏情况下，多达1800亿加仑的水，夹带着烂泥、石头、树木和其他瓦砾，将直冲克恩河峡谷而下，直达贝克斯菲尔德。洪水将把市中心和住宅区变成一个水深达30米的湖区，且洪水还会继续向工业区和农业地区扩散。

　　美国陆军工兵团和地方政府都认为，发生这类灾难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他们已经采取了临时步骤来降低风险，如制定了疏散计划，以及限制水坝任何时候只能够储存相等于最高水量三分之二的水。

　　要维修全国水坝，成本惊人。美国国家大坝安全管员联合会2009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估计，单是维修那些如果损毁可能夺走人命的水坝，就需在12年内拨出160亿美元；修复所有水坝则需要510亿美元。但这还不包括伊沙贝拉湖水坝等由联邦政府拥有的大约3000个水坝的维修费。

　　美国三分之二水坝是私人拥有的，而资金短缺的州和地方政府负责管理其他大部分水坝。

目前很难预测当局要如何筹集这些水坝的维修费，因为规定联邦政府出资的法案至今还无法在国会通过。

12、土壤受污染吃啥都不安全 专家吁建预警监控制

来源：文新传媒网-文汇报2011年02月25日　姜澎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225/000677.htm

　　重金属污染问题近来广受关注，专家们透过大米的镉污染、皮革奶的铬污染等事件，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些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出，实际上向政府主管部门和科研界敲响了警钟——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土壤污染问题，迫切需要引起关注。

　　多位环保专家和生物学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食品安全事件的屡屡发生，暴露了土壤的污染治理和监控方面的制度缺失，他们认为，政府部门在重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的同时，应该加紧制订相关制度，对人群和土壤进行监控，对遭受污染地区提出预警。“但愿食品安全危机能成为改变污染治理制度不完善状况的一个重要契机。”

　　中国约1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

　　专家告诉记者，如果大米受到镉污染，其背景一定是农田本身受到了镉污染。和大米一样让人生疑的还有蔬菜、茶叶等等。道理很简单，一旦农田受到污染，还有什么作物能够逃开重金属的污染呢？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证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约10%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砷污染的比例最大，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这就意味着这些农田里的作物都有可能不安全。

　　“土壤污染之所以必须引起重视，是因为土壤污染会使重金属通过食物链最终沉积到人体内。”华东师范大学环境科学系主任达良俊教授这样解释。因为植物是土壤受到重金属污染后的最佳修复手段，这意味着植物对重金属有良好的吸收作用。如此，受到污染的农田种植出来的农作物，必然会造成食品安全危机。

　　而且，受到污染的土壤即使不用于粮食种植，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土壤中的重金属离我们很遥远。因为这些土壤上的草、种子等植物，甚至树叶中都含有大量重金属，它们都可能成为某些动物的食物，然后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到食物链的顶层生物——人的体内。最近引起关注的“皮革奶”的主角——动物皮毛水解蛋白质，原本的去处就是肥料和饲料，这也意味着其中所含的重金属铬，最终去处也是人体。而铬对于人体的致死量是5克。

　　其实早在1972年，镉就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三位需要优先研究的食品污染物，仅次于第一位的黄曲霉素和排在第二位的砷。“即便这些重金属没被纳入食物链，它也很可能随着雨水进入到河流中，而终点站仍然是人体”，达良俊称。

　　按照专家的观点，很多食品安全问题的根源，在于土壤污染。

　　土地“自我修复”需两三百年

　　各地研究机构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和乡村同样承受着土地重金属污染的恶果。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进行的“广东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探查研究”结果显示，珠三角和汕头、湛江地区的土壤污染已十分严重，珠三角的南海、顺德采集的土壤样本汞超标率分别达到69.1%和37.5%；顺德、中山等地的土壤样本镉超标率达到40%。珠三角土壤农药残留物、有机物污染等则广泛存在。

　　即便在上海，土壤的重金属污染情况也让人担忧。达良俊教授告诉记者，一些化工厂和化工区在城市发展后搬离市区，但是对这些化工厂和化工区，有关部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土壤修复措施，导致这些地区虽然天蓝了、水清了，但受到污染的土壤却依然如故。如果靠大自然“自我修复”，这些土地至少需要两三百年才能“干净”。

　　土壤污染普查迟迟不见结果

　　“在空气、水、垃圾和土壤这四大污染中，土壤污染对人体的伤害，也许要十年以上甚至更长时间才会充分显露出来，所以几乎最不受重视。”不少专家提出，“未来10年，很可能是环境污染带来问题爆发的10年，政府应该尽快建立预警和监控制度，对于10年前、20年前有过严重污染的地区组织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并对当地人群提前采取保护措施。”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土壤污染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李发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其实在全国各地重金属污染事件集中爆发之前的2005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即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土壤重金属污染调查。这是中国首次针对土壤污染的全国性普查。原计划2008年底前公布此项调查结果，但至今未见动静。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潘小川认为：“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从20世纪70年代才正式起步，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对于污染排放控制力度很弱，许多污染问题早在国家开始管控之前已经深深埋下。环境污染导致的健康危机将继续出现，想压也压不住”。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院博士赵大云说，受到重金属污染的食物或者农作物，目前并没有任何通过肉眼辨识的方式，普通人很难设防，因此应该尽快建立监控制度，“目前国内对这一点的认识还不够，在发达国家，与人体健康密切相关的各项环境数据，包括土壤的重金属含量以及人体的重金属含量都有严密的定期监控制度。对于环境中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必须有实时的监控，至少要有定期的监测，否则一旦发现问题就为时太晚了。”

　　他举了个例子，不论是镉，还是更早受到关注的铅，这类重金属对人体带来的危害一直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曾经有科学家想调查国内的人体铅含量，结果发现除了极少数大城市对人群的血铅含量有监测数据，在一些中小城市，想了解情况根本连基础数据都没有。“随着一例又一例食品安全事件曝光，土壤污染已经开始给我们颜色看了，但愿未来不会再出现毒大米、毒蔬菜甚至重金属污染的肉类等食品安全问题。” 本报首席记者姜澎

13、垃圾焚烧，缘何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来源:南方周末2011-02-23 4孟登科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573

“六里屯”终弃建，“鲁家山”急上马

垃圾焚烧的经年争议，促成了北京市的“戏剧化”局面：计划内项目，大多受阻，或滞或弃；计划外项目，低调启动，进展神速。这究竟是垃圾重压下的无奈之举，还是迂回前进的策略选择？

这边高调弃建，那边隐姓埋名

短短三个月之内就盖完了项目工程必须的八十多个戳。“该项目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经过长达四年不懈的“反焚”斗争，北京市六里屯的居民们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夕迎来了好消息——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北京市两会上明确回应，不在六里屯建设垃圾焚烧场。

这是政府第一次明确弃建六里屯焚烧发电厂，“这两年建或不建的传闻种种，但（这个消息）来得还是有些突然。”当地坚定反焚烧的居民代表老黄难抑意外。

此前屡屡强调“自家垃圾必须自家处理”原则的赵书记，这番高调宣布弃建，信心或许源自海淀区的垃圾处理压力化解在望。

帮助他化解辖区内垃圾难题的是距离六里屯大约五十公里的门头沟区鲁家山焚烧发电厂，预计2012年建成，日处理能力将达到3000吨，这其中包括了海淀区的近2000吨垃圾。

说是“鲁家山焚烧发电厂”其实并不准确，尽管它确实是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它的正式名称是“北京首钢生物质动力项目”，一个字面上与“垃圾焚烧”毫不相干的工程。

即便是一些关注垃圾焚烧多年的专家和公众也被这样的“隐姓埋名”迷惑了，当它的环评报告高挂政府网站时，竟少人留心。直到2010年10月23日工程举行奠基仪式时，它才像突袭的炮弹轰然示人。

出席奠基仪式的领导可谓“超豪华阵容”，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及各区县的主要领导均在其列。

一位参与鲁家山项目论证的专家对记者分析：这可以有两层解读，一方面说明领导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垃圾焚烧项目的阻力很大。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会的副总工程师王维平，也参与了相关的规划选址工作，他认为，鲁家山的优势在于土地属于首钢集团，征地工作没有争议。

北京市和首钢集团可谓一拍即合，一方面，这个号称亚洲第一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解决了北京市政府推进垃圾焚烧设施建设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定义为“环境优化、技术先进的示范工程”恰恰也满足了“首钢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产业转型的”绿色转身的需要。

两全其美的合作得以确保这个总投资高达21.6亿元的项目非同一般地顺利。2010年7月21日，北京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审批纳入“绿色通道”，而10月23日，该项目就已经奠基开工，原本至少需要一年的审批筹备工作，短短三个月之内就盖完了项目工程必需的八十多个戳。

进展神速或许还得益于项目出奇的低调，奠基仪式前，几乎没有传出任何风声，政府的报告上写着“该项目没有遭到任何反对”。

雪中送炭，意外之喜

计划之中的，几乎全面受阻，或滞或弃；计划之外的，一路绿灯，进展神速。

官方评论称，鲁家山项目标志着北京市垃圾处理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按照北京市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的乐观估算，得益于鲁家山3000吨的日处理量，到2012年，北京市的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将达到4800吨，占北京市1.8万吨的日垃圾总量的比例已经超出2009年确定的20%的目标要求，一扫之前难以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的担忧。

对于被“反焚”战争困扰多时的北京市政府而言，鲁家山简直就是雪中送炭的意外之喜。因为，鲁家山并非北京市政府十一五规划建设的项目，原定规划中拟建的四个垃圾焚烧项目分别是：北部阿苏卫、东部高安屯、西部六里屯、南部南宫。

鲁家山出现之前，这四个既定项目，除了高安屯相对顺利，另外三个均推进艰难，尤其是六里屯和阿苏卫。2007年六里屯万人上书环保总局（现在的环保部），2009年阿苏卫居民制造“九四事件”（当年9月4日，数名来自阿苏卫周边地区的居民到“北京环境卫生博览会”举办地农展馆门前打出条幅反对建垃圾焚烧发电厂，引发冲突），两项目只得一推再推。北京市政府被迫寻找替代项目，2009年下半年重新展开垃圾焚烧发电厂的选址规划，而鲁家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现。

卫潘明坦言：“鲁家山吸取了之前遭遇激烈反对的六里屯、阿苏卫的经验教训。”表现之一便是选址更为偏远。

除了鲁家山，另外一个被选中的替代项目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距离六里屯西侧大约20公里，属于海淀和门头沟交界的矿区，业已安然度过环评公示期。同样的，该项目也有一个“模糊”的名字——“北京市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再生能源发电厂项目”。

北京市由是在推进垃圾焚烧项目上形成了戏剧化的局面：计划之中的，几乎全面受阻，或滞或弃；计划之外的，一路绿灯，进展神速。这样的局面在揭开面纱后，并没有为政府赢得一致赞誉。

作为鲁家山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参与专家，被称为主烧派代表人物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对南方周末坦言，鲁家山项目最终能上马，是平衡现实的需要，也是无奈之举。

他坚持认为，表面上更偏远的选址是合理的，但对公众利益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这与王维平的看法不谋而合，“鲁家山是扇形收集面，收集面小，而且地方偏远，将来的运输成本非常高，而这最终的代价必将由北京市民承担。”

而且，在徐海云看来，如果垃圾焚烧发电厂运行不善，对环境、对人体有损害，那么建在哪里都有损害，无论多远。

反烧派阵营也有话要说，NGO人士、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毛达直言，“政府改变选址，只是屈从于周边居民的反对意见，仍没有正面回应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危害问题。”他甚至认为，政府没有坚持自己的道理、在回避反对意见，这不是好的示范。

样板间开放了

“你不能不说政府进步，即便是策略上的。”

尽管北京市政府再陷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境地，但令他们真正轻松的是，在鲁家山和苏家坨项目上，类似六里屯、阿苏卫引发的公众激烈反对并没有出现，这似乎说明既往的一些措施收获了效果。

2010年7月，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曾就垃圾焚烧推进受阻的现状给出建议，“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方式、付出超常规的努力，在设施建设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甚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一次人代会上直言，“焚烧发电厂最好就建在城市中心，不要躲，还要将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他建议把建成的焚烧发电厂向群众开放，让广大市民对垃圾焚烧等先进技术有更科学更理性的认识。

北京市内唯一一座建成的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高安屯，得以成为向公众开放的样板间。

为此，北京市还定了一个制度，规定每周四为公众开放日，所有人都可以参观，“如果有投诉称焚烧发电厂未开放参观的，我们将扣除它1%的经费作为处罚。”卫潘明说。

在徐海云看来，这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以前的讨论都是理论上的，现在有了一个落地项目作为参考，讨论有了更深刻的感性认识、将更有针对性。”

在经历了六里屯万人上书、阿苏卫请愿等一系列极端事件后，北京市政府开始采取更为温和的态度，“现在（政府）开始重视我们的声音了，并愿意与我们沟通。”黄小山说。

黄小山，网名“驴屎蛋儿”，是阿苏卫反焚烧的代表人物，2009年“九四事件”中曾被行政拘留五天，数日前，他撰写的《绿房子工程》却得到了北京市有关部门的积极肯定。从一年半前的阶下囚，到如今政府的座上宾，他说：“你不能不说政府在进步，即便是策略上的。”

2010年年初，他还作为唯一的民意代表，被北京政府邀请考察日本垃圾处理经验，这被称为化解政府和民众激烈对立的“破冰之旅”。“这还只是开始。”黄小山说，政府修复取信于民的信誉还需要更长的时间，他说，这正如修复垃圾填埋场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一样需要时日。

说不出，还是说不得？

“这只是民意大杂烩，并不是科学。”

垃圾围城正日甚一日，姿态可以温和，策略可以调整，但是在垃圾焚烧的坚持上，北京市却是从未懈怠的。

按照规划，北京市到2015年，甚至要完成垃圾焚烧占全部垃圾处理比重的40%，这是之前20%目标的两倍。

早在2010年5月，住建部、发改委、环保部共同编制了《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主要推介的垃圾处理方式只有填埋和焚烧，这被媒体普遍解读成中央支持垃圾焚烧。而对于北京这样几乎已无地可埋的城市来说，选择焚烧是理所应当的。

卫潘明也直言，北京政府在焚烧设施建设的决心方面，从未改变。

但如何具体规划，政府方面透露的消息莫衷一是。卫潘明也说，他无法给记者一个明确的表述，北京到底将在什么时间、在哪些地方、建成哪些焚烧发电厂。

《小康》杂志曾报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2010年5月，当南宫垃圾焚烧发电厂启动设计的消息在北京市市容市政管委会网站挂出后，该杂志记者立刻采访相关官员，而此后再登录网站时，消息已被撤下，原来领导听说媒体获悉后，马上要求工作人员撤下消息，“建焚烧发电厂肯定是有反对障碍的，如果大家都看到新闻，南宫肯定又不好建了。”

一位接近政府决策的专家揣测，即便政府对未来有了明确的选址规划，都未必能公开，更何况，政府或许在近期内无法做到明确规划。之前已经受阻的项目，未来或将不得不作出调整。

在王维平看来，过去的教训就在于“对突如其来的舆论干扰没有预见到”。而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北京民众对于垃圾焚烧的接受程度究竟如何，政府也很难做出预测，“争论很多，客观上就说明了对垃圾焚烧的认识不成熟，所以到底要建几座现在确实没办法明确。”徐海云称。

他认为北京市在推进垃圾焚烧设施建设方面已经“慢多了”，“北京政府听到太多的声音，无所适从了。”他指的是，北京市目前奉行的九字方针“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名为焚烧争议后的政策完善，实则可能拖累了垃圾处理的后腿。

在他看来，很多地方政府正提倡的垃圾资源化已经过了头，滋生了很多假冒伪劣技术、产品，也不乏环境破坏问题，他只坚持一条，所有资源化、减量化都不是垃圾的最终处理方式，而垃圾最终要么填埋、要么焚烧，而北京已无地可填，就只有焚烧。这也是这位主烧派多年来毫不退让的根本理据。

反烧派阵营的毛达则提醒，反烧派人士必须对政府所做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有所了解，“毕竟政府回应了民众的这个诉求。”而事实上，更大的困难在于，即便是关心焚烧的人都未必真正关心垃圾分类和回收。

如今，多少出于平衡考虑，无论是主烧派主张的“推进垃圾焚烧”，还是反烧派建议的“促进资源化、减量化”，都已经可以从政府的文件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北京的官员们更愿意相信“多渠道并举才是解决北京市垃圾问题的根本出路”，而在主烧派和反烧派代表看来，“这只是民意大杂烩，并不是科学。”

14、一头黑熊就是一台“取款机”

来源:南方周末2011-02-23 潘滨

http://www.infzm.com/content/55576

没有养熊的村民谈论养了熊的村民时，语气里更多是对财富的羡慕嫉妒恨，这其中并没有对黑熊的同情。这里的村民并不知道所谓的动物福利。

在中国的“活熊取胆”地图上，吉林省榆树市青山乡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小缩影。这个县级市并没有什么资源或经济优势，在农村，“种大田卖粮”仍是农民求生活的主要依靠，而“养熊”则是和养鸡养鸭一样，作为农民提高收入的一个来源而存在。

青山乡只有一条街道，连个像样的旅馆都没有。但出乡主干道不远三公里，就能看到一排排气派的红顶大房。“中国榆树黑熊繁育基地”的牌子就立在路边，以这个基地为圆心，方圆几公里内大大小小的村子，饲养着无法统计出数字的黑熊，“家家户户都养熊”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是在村子里行走，你能不时闻到熊味，那是一种非常刺鼻，可以扑进鼻腔的动物体味。

在青山乡，你能清晰感受到两种阶层的存在，分别是养熊户和非养熊户。养熊者精神状态相对从容，即使家里只有一头黑熊，也显得底气足一些，因为一头熊一年能带来一万多块的收入。而投入并不大，黑熊每天需要的口粮——玉米，在这里俯拾皆是，家家户户都晒满院子。熊的寿命跟人类差别不大，即使是“取胆活熊”，也能存活30年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下手早，养了黑熊就等于是装了一个“小型取款机”。

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一头两岁半的小熊价格已涨到3.6万元。对于只靠种田卖粮为生的多数农民来说，进入的门槛提高不少。小熊买回来之后还要养上半年，才能做插管手术、上铁马甲、关铁笼子。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早期通过养熊发财的人分化为两类。一些人搬出原来村子，在马路边政府新修的养殖基地里组建养熊场，规模化“养熊取胆”，虽然这其中大多数企业没有合法执照。还有一些人，看中繁殖卖熊的生意，转化为上游供应商，自建“配种池”，专门繁育小熊卖给中小养殖户。

在采访中，被“养熊游戏”抛弃的人谈论现在的暴发户们，语气里多是对财富的羡慕嫉妒恨，这其中并没有对黑熊的同情。过去，这里的熊胆主要销售对象是韩国人。但是他们用胆的方式很特别，直接过来，杀掉一头“原熊”（没有取过胆的熊），取出胆包，割开仰头喝掉，给钱走人。

多数“活熊取胆”养殖户要自己找销路。那时，大家背着熊胆粉结伴出行，到制药厂家推销，境况艰难。直到2000年之后，随着中成药制剂增多，还出现了像“上海凯宝”那样的创业板上市企业，熊胆粉需求才逐年递增，销路才顺畅许多。养熊者的日子也好过起来，甚至成长出一位外号为“邢大冬子”的行业大佬。

榆树市的养熊户集中在偏远的青山乡，很大原因是这里走出一位“邢大冬子”。他原本是附近村子里的农民，较有销售天分，在推销熊胆粉的道路上逐步闯荡出来。后来此人在云南昆明创办了自己的制药企业。青山乡每年出产的上万斤熊胆粉，几乎都被他包销，除了自己企业用，他还帮助云南、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的企业收购。

现在，“邢大冬子”时常与青山的几位养殖大户保持电话联系，一有需求，就打款发货，已经形成规范流程。很多时候，养殖大户们库存不足，还要到村中各个中小养殖者那里收购胆粉，集中供应给“邢大冬子”。

在熊胆灰色利益链的支流，还衍生出其他行业，最显而易见的是兽医大受欢迎。青山乡有三位兽医，根本忙不过来。他们主要不是给熊看病，而是为黑熊做插管手术：割开肚皮，找到胆囊，插进塑料管，日夜持续抽胆。这也是动物保护者最不愿看到的现象。事实上，“胆熊”由于长期生活在病痛中，大概有四成已经患上肝癌。

当然，这里的农民并不知道所谓的动物福利。从大家的谈论中不难感觉，养黑熊与养猪、养牛并没有本质区别。人们更愿意把这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当作挣钱机器。为了多出胆汁，他们也会喂给黑熊鸡蛋和蜂蜜。但用起铁马甲来可毫不客气，很多熊被铁链子勒紧，铁链子和肉长在一起。

青山乡离邻省大城哈尔滨很近，一些得病死去的黑熊，就会被卖给那里的饭馆。熊掌最为值钱，其次是熊皮、熊肉。一头病死黑熊零碎卖掉也能换来一万多元。

青山乡还有一些家伙，看到熊胆日益走俏，就到处收购猪胆和牛胆，烘焙加工后掺在熊胆粉里，以次充好，低价推销——比正常熊胆粉便宜一半。不过这样的“产品”，很难进入“邢大冬子”的销售网络，大多被一些上门收购的“胆贩子”买走。

对于“活熊取胆”带来的“GDP”，榆树当地政府是持支持态度的。对于养殖规模达到50头的农民，政府会出资20万，助其在基地建新熊场。虽然这些钱还没全部到位，但是已经有三个较大熊场在经营了。低矮破败的青山街面上，只有乡政府的三层大楼最为漂亮整洁。大多情况下，这还是一座空楼。“干部们都住在县城，没事谁下来啊。”乡民说。

（潘滨为《新周刊》记者，本文源于2010年年中他在吉林的实地考察）

15、“十二五”：中国重拳出击重金属污染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2011年02月24日　章轲

http://green.news.qq.com/a/20110224/001481.htm

　　国家将设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按照“以奖促治”的思路，国家将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过治理符合标准的企业区别对待，给予不同比例的奖励

　　中国第一个“十二五”国家级别专项规划聚焦在一个相对较小但事关重大的领域——重金属污染防治。

　　上周五，国家环境保护部宣布，《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下称《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已经国务院正式批复，这也是中国出台的第一个“十二五”国家规划。

　　“重金属污染防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在当日举行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视频工作会议上，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对相关部委以及14个重点省份的负责人表示，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对重金属污染企业，特别是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铅酸蓄电池、铅冶炼等企业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要发现一个，解决一个，警示一片，把污染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出重拳、用重典，严厉惩治重金属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周生贤说。

　　根据《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将重拳严惩重金属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到2015年，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比2007年削减15%。今年将针对儿童血铅超标事件高发态势，着力打击铅蓄电池行业的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

　　做实近期 谋划远期

　　《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是我国“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就“重金属”污染防治编制专项规划，其基本思路是“源头预防、过程阻断、清洁生产、末端治理”，以重点防控区、重点防控行业、重点污染源防治为主要内容。

　　据记者了解，《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编制专家组由15位专家组成，从2009年下半年起，编制专家组便开始搜集重金属污染相关材料，编写《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大纲。

　　据环保部中国环境规划院介绍，2009年，由于我国部分地区出现了“血铅”等重金属污染事件，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做出了多个重要批示。

　　当年，国务院还紧急出台了《关于加强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制订《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据此，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实施方案，并由环境规划院联合有关单位编制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统筹污染源综合整治、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和环境修复试点示范等。

　　2010年2月，环境规划院在京举办了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技术培训会，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保部门及其技术支持单位相关人员共120余人参加了培训。

　　同年6月17日，环保部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专家评审会，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

　　6月23日，环保部副部长张力军主持召开部长专题会审议《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要求对规划目标等进行修改完善后，充分吸收各部委和有关省市意见，形成规划报批稿，按程序提交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审议。

　　7月9日，在重金属污染防治部际联席会议上，原则通过了《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报国务院批准实施。

　　截至记者发稿，《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的详细内容尚没有对社会公布。但据记者了解，该规划的第一类规划对象以铅(Pb)、汞(Hg)、镉(Cd)、铬(Cr)和类金属砷(As)等生物毒性强且污染严重的重金属元素为主。

　　《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将上述5大重金属污染物作为重金属污染防治的重点对象。第二类规划对象是具有一定毒性的重金属，包括Ti、Mn、Sb 、Mo、Ni、Cu、Co、Sn、Zn、V等，在政策措施上兼顾其他具有一定毒性的重金属，全面带动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

　　记者还了解到，在国家《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正式出台之前，一些地方的重金属防治“十二五”规划也已经着手编制或通过评审。

16、14省区成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 中央财政拟投百亿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02月25日　邓丽　李丹

http://env.people.com.cn/GB/14000959.html

备受各方关注而又一直秘而不宣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终于被揭开一角面纱。

本报记者获悉，按照这一规划，全国有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等14个省区被纳入“十二五”重金属重点治理省区，有１３８个区域被列为重点治理区域，采矿、冶炼、铅蓄电池、皮革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及其制品五大行业的4452家企业被纳入重点监控。

据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确认，这些企业当中，包括江西铜业、金川矿业、云南铜业、株洲冶炼等上市公司。

“尤其是过去造成过污染的企业和区域，比如湖南湘江流域、安徽怀宁这些地方，将得到重点治理。”这位人士说。

根据这一规则，到2015年，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量要比2007年减少15%，非重点区域的重点重金属污染排放量不超过2007年的水平。

“重金属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要求把排放总量降下来，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把排放上升的速度降下来”，一位环保界人士对此评价说，这么大的减排幅度对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企业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14省区被列为治理重点

据上述知情人士透露，规划中被纳入重点监控名单的４４５２家企业，来自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西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福建１８个省区。内蒙古、江苏、浙江、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14个省区被列为重点治理省区。

“新疆、宁夏、西藏列入重点监控的企业很少，只有很少几个，湖南列入的企业尤其多。”这位人士说。

据他介绍，此次重点区域划分即重金属污染物排放相对集中的地区，包括涉重产业密集地区或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区域，原则上落实到区县层次。

至于重点区域的选择标准，这位知情人士介绍说，一是涉重金属产业密集地区，或者涉重金属企业数量多、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投诉事件多发企业多的区县；二是单位面积的重金属产生量大，或者涉重金属产业产值（产品）较高、涉重金融产业集中的区县等。

此外，还包括环境质量严重恶化地区。重金属污染物排放量大的区县；非背景性因素造成的连续多年环境质量持续较大幅度超标、重金属污染特征明显的区县、历史性重金属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的区县、社会关注的环境热点地区或事故频发区等。

据悉，上述省区的分管领导已经认可该规划。

中央财政拟投百亿

和别的一些类型的污染相比，重金属污染既难以察觉又难以治理，污染企业分布广泛，治理工程耗资巨大。

因此，在圈定重点治理区域和企业后，如何实施规划、如何考核、治理资金如何筹措，便成为关键。

“接下来这些涉及的省份都要做出一个实施细则，而环保部正在制定重金属污染防治的考核方案。”上述知情人士表示。

他说，在未来的考核和奖惩机制中，现有的惩罚手段都会使用，比如罚款，限批，建立重金属污染责任终身制，对造成环境危害的个人和单位，重金属污染项目环评由省级以上环保部门审批，国家可能从环评制度上提高审批等级。

“这次重金属污染防治规范可能主要通过以奖促治，意思就是以后不会直接给钱了，做好了才给钱，比如说地方淘汰落后产能适当补贴。还要建立重金属污染准备金制度，以及重金属资源开发补偿机制，类似于矿山开发资源补偿机制。”

至于治理资金的筹措，环保部部长周生贤2月18日曾在一个内部场合透露，“未来5年，中央财政将以百亿元为单位增加对重金属污染防治的投资”。

治理资金的一部分仍需地方政府和相关企业筹措，中央、地方、企业三方出资比例和机制尚待细则明确。

地方主动加码

重金属污染积弊已久，国务院和环保部此次下决心就重金属污染治理制订“十二五”专项规划，各省区也在加紧筹备实施，一些省份甚至自行加码，扩大监控范围和目标。

“这次要停掉的企业可能上千家”，浙江省环保厅污控处处长喻志刚告诉本报记者，浙江从2009年底起就迅速开展了“十二五”重金属污染整治行动的规划编制。现在，《浙江省重金属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已完成制定，并在两个月前获得浙江省政府批复。

喻志刚透露，浙江这次共有7个区域（县为单位）列为国家重点整治区域，浙江省自己又另外加了11个区域，加起来总共有18个重金属重点防控区域。企业方面，进入国家名单的不到300家，浙江省自己加到了305家。

“国家现在给我们的要求是重点区域相比2007年排放下降15%，非重点区域是总量保持不变，我们自己要求是18个区域要减排20%，非重点区域要减排5%以上。”

至于选取哪些县作为重点区域，喻志刚表示，这是根据各县重金属排污总量进行排名，前18名进入名单，这些县共占到全省排污总量的90%，比如，温州平阳县，铬CR的排放占全省的大头。

与其他省份不一样，浙江采矿、冶炼企业很少，主要以铅蓄电池、皮革及其制品、化学原料及其制品行业的重金属污染为主。为此，针对这些行业将制定准入标准。

“全省的涉重金属企业我们掌握的有1000多家，划入18个重点防控区域的有529家，还有一些是打游击战，没有规划审批的。”

对所有这些企业，都按照3个批次执行：有一定档次的标杆企业就地规范提升；有一定规模优势、但环境比较敏感的强制搬迁入园、集中整治，对整个园区按照标准验收；对低产能高风险的企业要彻底淘汰。

据了解，浙江省地方在这次的治理中总共投资将会达到28亿元，这还不包括对关停企业的赔偿。

17、重金属肆虐，如何保护我们的家园？

来源：湖南红网2011年02月25日马骝山

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4003797.html

　　继前一段的“镉米”一度引起居民恐慌之后，来自2月22日《中国经济周刊》的一则消息又让人触目惊心：矿产资源滥挖滥采造成的农田重金属污染，每年污及1200万吨粮食，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而这些粮食，足以每年多养活4000多万人，如果这些粮食流入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

　　面对泱泱大国13亿人的入“口”之食，只有“后果”须虑，当防，不允许有“如果”发生。1200万吨和200亿元，对大多数百姓而言，也许仅是个数字概念；但遭受了污染的粮食，实则与“毒食”无异，谁来确保不流入市场？又哪里还容许淡定地算账“足以多养活4000多万人”？

　　细细咀嚼之，这又是怎样一种无可躲避的悲哀？！据中科院论文资料显示：在我国，砷作为锡的伴生矿由于利用价值不高，70%以上都成了被废弃的尾矿。而砷的化合物，则是砒霜的主要成分。截至2008年，我国至少有116.7万吨的砷被散落在旷野中，任雨水冲刷，注入河流，渗进土壤。2001年，广西洪水冲垮了刁江上游的尾砂坝，导致下游万余亩农田有害元素最高超标246倍，农作物绝收，沿江河段鱼虾绝迹，“毒水”进入珠江水系，整个珠三角都因此“蒙难”，影响过亿人口，修复年限将超百年……

　　毒地、“夺食”、殃及子孙后代的重金属污染已开始泛滥成灾；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的怪诞事例却在一天天上演：因关涉到“形象”、“面子”，上述实验结果仅被作为科研“成果”在学术刊物上发表，长时间未能公诸大众传媒；因惧于担责，为力保“任期平安”、“官帽高翘”，相当一部分官员敷衍塞责；更主要的，我国在矿业立法上严重滞后，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管理体制，造成政出多门、权责不清，来回“踢皮球”；而中央与地方权益分配的不同关注点和取舍，更是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明里暗里发生！

　　“靠山吃山”、“土里刨食”没错，但也须遵循科学、依循法律，合理、有度、秩序井然地进行；如果任由地方政府和企业、个人短视逐利，一哄而上，必然导致“占山为王”、“挖祖宗矿，断子孙路”的败家子行径出现。尤其作为民生之本的农田和关乎国家安全战略的粮食，更不容许遭受威胁。为此，应该从国家层面，立即将矿业审批权把控起来，不允许地方政府再参股矿业企业“分羹”；建立起矿业开采的合理利益协调和分配机制，平衡各方诉求；大力推广“植物修复法”，举全社会之力广泛培植、栽种号称“土壤清洁工”的蜈蚣草、竹柳等，运用大自然的力量吸收、中和重金属之毒。只有认真统起来、管起来，才有可能形成布控严密、滴水不漏的整治之策，全面呵护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江河。这个思路必须清晰坚定，系列举措必须令行禁止。

　　“民以食为天”。在瞩目、给力于“可持续发展”之前，请先凝视我们脚下的土地，关注下国人的生存之本吧。2010年，“全国环保专项行动”在14个省(区、市)确定了148个重金属重点监管区域，19个省(区、市)确定了1149家重点监管企业，取缔关闭重金属污染企业584家，整治力度和监管效应前所未有。今年截止目前，环保部牵头的《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工作基本完成，由国家设立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将对“无力的救赎”直接进行财政输血。

　　重金属污染农田、江河、家园，中国人何以找寻到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人们有理由期待，这样的疑虑，当能获得现实而有力的解答。情势逼仄，退无可退，“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在民族生存危机和沉甸甸的历史责任面前，我们到了该“刀剑出鞘”的时候了！

18、环保成约束，垃圾分类实名制还缺什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2011-02-25

http://www.cqcb.com/cbnews/instant/2011-02-25/1121882.html

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促使公众不仅关注环保，更要参与

不久前，杭州一些居民小区在社区发放的垃圾袋上贴上使用者的门牌号，实行垃圾分类实名制，试点刚一开始，就引来一片争议。有人说它侵犯了居民的隐私权，有人说连扔垃圾都要实名，实在是管得太宽了,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争议要不要实名的人不少，探究为什么要实名的却不多。原来，在杭州垃圾分类的试点小区，有的居民嫌垃圾分类麻烦，照常将家里垃圾混装起来扔出去；有的领了厨房垃圾袋，却用不可降解的垃圾袋装厨房垃圾；有的居民不愿多走几步路，直接将垃圾扔在楼道口。搞实名制，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

最近几年，垃圾问题困扰大中城市，不少城市都在推行垃圾分类，这本来是好事。然而，垃圾分类至今还没有在哪一座城市有大面积的成功实践，究其原因，在于居民的参与度不高。搞垃圾分类实名制，无非是想发挥两个作用，一是道德约束，二是责任追究。现在此举引起诸多争议，说明目前有相当多的人对垃圾分类的支持还停留在口头上。

在德国，每家的垃圾袋上都有一长串条形码，记录着居民的身份信息。如果谁违反了垃圾分类的规定，相关部门就会按“码”索骥，找出乱扔垃圾的人。随之而来的或是个人税率的提高，或是社会福利的下降。在这样系统健全的制度约束下，乱扔垃圾的人不能不检点自己的行为。

可见，既然是搞实名制，就得配套一些硬措施，多想一些办法，让这一制度真正管用。如果实名之后有人乱扔垃圾，相关部门除了张榜公布、批评教育，再拿不出什么好办法，这样的实名制当然不会有太大的约束力。有人建议，应该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比如做不好垃圾分类连带物业费上涨、卫生费增加，做得好则减免相关费用。

近年来，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觉醒，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然而，客观地说，大多数人参与环境保护还停留在较浅的层次，关注多，认知少；抱怨多，行动少。改变这一现状，一方面要靠长期的宣传教育，另一方面必须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促使人们不仅关注环保，还要参与环保。

相较于一些环境制度措施健全的国家，我们的差距不仅在制度的系统与严密，更在于制度建设的意识和勇气。新的环境政策措施的出台，肯定会触及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甚至触动某些人的利益。但是如果害怕承受压力，不敢直面矛盾，以顾及公众感受为借口，将亟需出台的政策措施一拖再拖，或者让政策变成任人拿捏的橡皮泥，最终损害的是多数人的利益。

19、没有人愿意呼吸糟糕的空气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02-24王石川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0_12040.html

21日的北京因为大雾，空气污染达到5级“重度污染”，成为2011年首个重度污染日。而据法新社报道，北京的美国驻华使馆当天的独立检测显示，21日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了可检测的最差水平”。（《环球时报》2月23日）

所谓超过指标，大概是指糟糕的天气超过了现行指标所能承受和想象的程度。应该说，所谓“北京空气糟糕到无法检测”并非信口开河，北京市环卫部门的检测数据也对此提供了佐证——2月21日，雾气弥漫的京城出现今年首个重度污染天，当天北京市空气平均污染指数为333，达到5级重度污染。对此，环保局专家建议老年人和心肺疾病患者减少室外活动，或者“老人和儿童应避免外出”。

糟糕的空气再次提醒我们关注和遏止城市空气污染。

商人史玉柱前不久在微博上公布了这样一组耐人寻味的数据：“张跃（远大中央空调集团董事长）的远大是做空气生意的。他随身携带两个空气检测仪器，我很好奇，就拿来玩。里面有他去过的城市空气污染记录，换算成吸一天该空气相当于一天吸多少支高焦油香烟，记录如下：丽江1，北京21，广州25，上海9，南京9，长沙13，成都12，武汉13，如果我生活在丽江，一天抽20支烟，和北京不抽烟的人被危害程度是一样的。”（《现代快报》2010年12月15日）

如果说这些数据只是一个业内人士的随机试验，那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的研究，则可证明空气污染的严重。2008年6月12日，在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高峰论坛上，钟南山说，根据临床和手术统计数据，因吸入污染物过多，广州人一旦超过50岁，肺部就变成了黑色。大气污染致肺癌成常见病——“珠三角正面临着复合型大气污染的威胁”！

在一个空气急剧恶化的时代，但凡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都不得不承受空气的侵袭。笔者刚到北京的好长一段时间内，嗓子咳嗽得厉害，久治难愈，用药也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因为北京空气干燥且污染严重。

空气污染带给人们的还有更深的身体危害，如对心血管、肺部等造成的伤害。有统计显示，一到灰霾天、大雾天，医院呼吸科的门诊量都会上升20%。研究还表明，空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更甚于饮用水，空气中不可见的微尘、细菌、挥发性气体及金属颗粒，是导致人类68%以上疾病的根源。据报道，香港大学分析1996年至2006年间香港的能见度和死亡率，发现香港地区每年平均有1200人因空气污染致死。

平心而论，30多年前的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活会如此富足，但同样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的空气污染会如此糟糕。“开着宝马喝污水，是对现代化的讽刺”，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如是说。开着宝马喝污水、垃圾堆旁食鲍鱼，确实很具讽刺性。更讽刺的是，绝大多数人开不起宝马，但不得不承受喝污水、吃地沟油、呼吸污染空气的伤害。现在几乎每个城市都在打造幸福指数和提高城市宜居度，如果连安全的空气都呼吸不上，幸福和宜居就成虚妄之谈了。

20、中国正在为环境付出惨重代价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02-24邓聿文

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45_12045.html

中国2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可以说是一场拼环境和资源的战争。GDP增长的同时，生产安全事故频发，自然资源遭受不顾后果的掠夺式“大开发”。由于中国已经丧失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别国的时机和条件，所以，这种高速经济增长，对环境的破坏更大更厉害。

统计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2003年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也占了16个。因此，从生态角度来说，中国的环保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记得“六五”期间，国家有一个重点科研项目，是预测“2000年的中国”。当时，中央各部委动用了400多名专家学者，运用数学模型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预测。斗转星移，如今可以对当年预测的准确度进行验证了。然而，结果颇耐人寻味：凡有关经济发展建设方面的预测（如关于电信，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将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瓶颈”的预测），几乎全部落空；而有关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沙漠扩展、沙尘暴、森林砍伐和物种消失，等等），又几乎全部成真。

之所以如此，除了预测者们未充分考虑到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外，主要是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政策和资源定价问题十几年来没有多大改变。从体制来看，环境系统的整体性与行政系统的分割性存在矛盾，而地区利益、部门利益之争，以及现行经济政绩的攀比机制，使这种矛盾加剧；从政策来看，在各项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和经济政策之中，尚未考虑环境因素和体现环境成本；从资源使用和定价来看，资源初级产品价格相对偏低，环境等社会公共产品可以免费索取。企业生产成本中的环境成本不完全，这种环境无价、资源廉价的局面，不仅带来了浪费和效率低下，还鼓励了粗放型的生产消费方式，环境破坏和补偿机制也就无从谈起。

可以说，上述问题的存在，使得与我们生活紧密相关的生态安全，为之付出惨重代价，甚至抵消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近期水污染为例，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消耗大量财政支出。

没有生态的安全，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安全。频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再次提醒我们，高消耗、高成本的破坏环境的高增长经济，是一种自杀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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