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拿出一张白色小卡片，在智能射频卡控制器刷两下，借助尼龙管的导引，水从机井抽出直接流入麦田，途中没有半点浪费。年没过完，山东省桓台县逯家村农民尤素丽就来给自家麦田浇水，“以前大田漫灌，明渠先喝饱了才轮得到麦田。现在，清水‘指哪打哪’，不用白白浪费了，能节省水费30%。”桓台县通过积极推广节水技术，全县农业年节水4500万立方米以上，灌溉水利用系数提升至0.8。

　　桓台县是山东省的一个缩影。作为全国开展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先行先试的省份之一，山东明确提出，2011年将严把267亿立方米的全省年用水总量控制红线，继续大力推行节水技术及配套设施建设，进一步提高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建立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项制度”，相应地划定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为守住这“三条红线”，一号文件提出了一系列刚性要求和硬措施，并明确要求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

　　水资源短缺要求最严格管理

　　淡水资源短缺是我国的一大基本国情，水利设施薄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突出制约。我国淡水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6%，比耕地占比还要低3个百分点，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比人均耕地占比还要低12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年平均缺水400亿立方米，2/3的城市不同程度缺水，地下水超采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水功能区水质指标达标率仅为42%。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水资源节约和保护工作不断加强，以水功能区管理为核心的水资源保护制度体系初步形成。但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水资源管理仍较为粗放，主要表现为“一低、一高、两重”：农业灌溉用水效率较低，仍比先进国家低0.2—0.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较高，仍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河湖水污染和地下水超采仍较严重，一些地区“有河皆污，有水皆脏”，一半以上的城市地下水遭到污染。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国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为此，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通过建立“三项制度”，确立“三条红线”，着力改变当前水资源过度开发、用水浪费、水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使水资源要素在我国经济布局、产业发展、结构调整中成为重要的约束性、控制性、先导性指标。

　　确立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严格实行用水总量控制

　　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全国年总用水量控制在6700亿立方米以内。

　　守住这条红线，关键要推进水资源管理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为实现全国用水总量的控制目标，一号文件要求落实重要江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建立流域、省、市、县四级取水总量控制指标体系，同时提出了三个“严格”：严格执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制度，对擅自开工建设或投产的一律责令停止；严格取水许可审批管理，对取用水总量已达到或超过控制指标的地区，暂停审批建设项目新增取水，对取用水总量接近控制指标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严格地下水管理和保护，尽快核定并公布禁采和限采范围，逐步削减地下水超采量，实现采补平衡。

　　确立用水效率控制红线，坚决遏制用水浪费

　　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和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明显降低，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5以上。

　　为守住这条红线，一号文件提出要尽快制定区域、行业和用水产品的用水效率指标体系，把节水工作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全过程。文件要求强化节水监督管理，严格控制高耗水项目建设，落实建设项目节水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为提高用水效率，文件要求抓紧制定节水强制性标准，尽快淘汰不符合节水标准的用水工艺、设备和产品，加快推进节水技术改造，普及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全面加强企业节水管理。

　　确立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严控排污总量

　　一号文件提出，到2020年，主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明显改善，城镇供水水源地水质全面达标。

　　为实现这个目标，文件提出按照水功能区目标要求，从严核定水域纳污容量，严格控制入河湖排污总量；建立水功能区水质达标评价体系，强化水功能区达标监督管理，特别要加强水源地保护和监测，切实保障饮用水安全。文件要求各级政府要把限制排污总量作为水污染防治和污染减排工作的重要依据，对排污量已超出水功能区限制排污总量的地区，限制审批新增取水和入河排污口。

　　水资源管理责任制凸显“最严格”

为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除了“三项制度”和“三条红线”，一号文件要求建立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制度，并且明确，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水资源管理和保护工作负总责。文件要求把各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等主要控制性指标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硬约束”，纳入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体系，考核结果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地方政府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为给强化监督考核提供技术支撑，一号文件还提出要加强水量水质监测能力建设，夯实行业基础，提高管理水平。

4、我国将出台“十二五”节能环保装备规划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2011年02月11日

http://green.sohu.com/20110211/n279283650.shtml

　　据《中国证券报》2月11日援引工信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司长周长益日前表示，我国将出台《“十二五”节能环保装备专项规划》，组织研究制订节能环保装备、产品标准体系，引导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有序发展。

　　报道称，工信部将以技术为主线，提出一批需要研发、应用和推广的环保技术装备，编制推荐目录，提升环保装备的技术水平。

　　同时，优化产业结构，壮大产业规模，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品牌、核心技术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的龙头企业和配套能力强、提供就业岗位多的中小企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企业；促进产业集聚，在有条件的领域和地区形成若干区位优势突出、集中度高的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基地。

　　报道还引述周长益介绍，“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加强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在钢铁、建材、有色、石化化工、装备等重点行业选择一批技术成熟、减排潜力大的低碳技术，实施低碳技术示范工程，推动传统产业的低碳化改造等。

5、昆明：23条入滇河流水质未达标

来源：春城晚报2011-02-11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1/02/1011297390285_1.shtml

昨日，记者从昆明市环保局了解到，2010年最后一个季度，滇池主要入湖河道水质监测报告发布，监测的38条出入湖河流中，23条出入湖河流入湖断面水质均未达到其水质阶段性保护目标要求。

据了解，去年四季度监测的滇池主要出入湖河流共有38条，其中入湖河道共有37条，出湖河流为1条（螳螂川）。在这些水质断面的监测点上，主要按照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和高锰酸盐指数，共4个指标进行水质类别评价。

监测数据表明，15条入湖河流入湖断面水质达到其阶段保护目标要求，其中冷水河、牧羊河水质为二类；柴河、洛龙河、东大河、老宝象河水质为三类；大河（淤泥河）、茨巷河、古城河水质类别为四类；新宝象河、南冲河、中河（城河）、捞鱼河、白鱼河、姚安河水质类别为五类；其余23条出入湖河流入湖断面水质均未达到其水质阶段保护目标要求，其中船房河水质类别为五类水质，其余断面水质类别均为劣五类。

依据监测污染变化趋势评价，污染指数有所减轻所占的比重较大，显著减轻和保持不变的所占比重较小。而污染呈加重趋势的，共涉及9条河流的监测点，盘龙江广福路桥段、新宝象河入湖口、马料河、梁王河、采莲河、老运粮河、新运粮河、南冲河、太家河。

据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表明，同上一季度监测数据相比，水质评价类别从好的方向发展，原为三类水质的牧羊河上升为二类，原为四类的柴河、东大河、大河也上升了一个类别，达到了三类水质。从整体的达标数据看，从原来的11条达标上升到15条达标，而不达标的则呈下降态势，从原来的27条未达标，下降至23条未达标，比上一个季度监测的情况稍好。

6、辽宁省：通过“定价”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来源：新华网2011年02月10日

http://finance.jrj.com.cn/2011/02/1017189158846.shtml

　　新华社沈阳2月10日电记者从辽宁省政府了解到，辽宁省通过“定价”，积极引导企业和社会进行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全省全面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

　　2010年，辽宁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将全省8个高耗能行业中的限制类、淘汰类企业加价标准由0．05元和0．20元提高到0．10元和0．30元，促使全省249家淘汰类企业关停并转。有关部门还及时兑现燃煤发电企业脱硫加价政策，对已完成脱硫改造的920万千瓦燃煤发电机组兑现了在其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加价1．5分钱的政策，加价额达7．6亿元，为完成全年减排指标创造了条件。

　　在推进传统发电企业进行技术升级、设备改造的同时，辽宁省还通过定价，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扶持力度。如将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上网电价提高到每千瓦时0．75元，对25个风电项目，按每千瓦时0．61元的优惠价格核定了上网电价，对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和吸引投资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水资源匮乏地区，辽宁省政府2010年出台了调定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方案，提高了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扩大了水资源费征收范围，预计年增收水资源费1亿元，年征收总额将达3．4亿元，对遏制城市管网区和保护区地下水过度开发、优化全省水资源配置将发挥有效作用。

　　据了解，2011年，辽宁省将继续使用价格杠杆推动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全省将在召开听证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对居民用电实行阶梯电价，对应执行差别电价的高耗能企业进行督查，确保差别电价政策的贯彻落实。此外，辽宁省还将加快垃圾处理费开征工作进度，择机提高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推进城市供暖按热量计价收费改革，逐步实行两部制热价，进一步完善二氧化硫排污收费制度，规范机动车排污环保监测收费管理，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

7、西藏确定“十二五”初步建立综合能源体系

来源：一财网2011-02-11 章轲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2/674658.html

“ 十二五”期间，西藏将初步建立综合能源体系，以进一步缓解能源瓶颈。

11日正式对外公布的《西藏自治区“十二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西藏将坚持开发利用区内能源资源和输入区外优质能源并举，以水电为主，油气和新能源为补充，形成稳定、清洁、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能源体系。

根据这一目标，西藏将实施能源供应保障工程。重点发展水电，满足区内需求的电力装机和建设规模达到260万千瓦。

与此同时，积极开发太阳能，建立国家级太阳能利用研究与示范基地，探索小型太阳能发电和大型太阳能电站建设模式，力争太阳能光伏和光热发电装机达到16万千瓦。

西藏还将加快地热、风能、生物质能等资源开发和利用。加强电网建设，实现藏中电网与西北电网联网，完善电网骨干网架和城镇配电网，加快主电网向农牧区延伸，扩大电网覆盖面，提高电压等级、供电能力和安全可靠性。

该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西藏将加快进藏油气主干线管道、拉萨通往地区的油气干线管道和配套设施建设，积极研究、规划建设主要城镇天然气管网，多渠道、多方式解决城镇供气。大力实施农牧民传统能源替代工程。

记者从西藏发改委了解到，上述能源供应保障工程将包括：

电源：建成藏木、老虎嘴、果多、多布水电站，藏中和阿里地区应急电源和调峰电源。开展加查、街需、大古、忠玉、阿青等骨干电源点以及羊易地热电站的前期工作并适时开工建设。在拉萨、山南、日喀则和阿里地区选址建设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和储能装置。

电网：建成青藏直流联网工程，改扩建藏中、昌都、阿里电网骨干网架和城市配电网，推进农村电气化。论证建设玉树至昌都输变电工程。

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建设小型水电站、风光互补电站以及变电站，延长输电线路，加快边防站点电力设施建设。

能源结构优化工程包括：

石油、天然气：适时开工建设青海涩北气田至拉萨输气管道和拉萨至日喀则、山南输气管道，建设拉萨铁路接卸油气库，开展那曲至昌都成品油管道建设前期论证。

传统能源替代：继续实施农牧区户用沼气、生态校园沼气、小水电代燃料等工程，推广使用太阳灶、太阳能热水器、节柴灶等新产品。

8、专家建议在完达山东部建立野生东北虎保护区

来源：新华网2011年02月11日

http://news.qq.com/a/20110211/000655.htm

新华网哈尔滨2月11日电（王凯）“我坚决支持在完达山东部地区东方红林业局建立野生东北虎保护区。”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学科专家马建章接受采访时说。

“东方红林业局位于黑龙江省完达山东部地区，这里是中国野生东北虎保护的重要区域，”马建章说，东方红林业局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上保护野生东北虎的重要性，“这个区域是中俄跨国界东北虎分布区间的‘生态廊道’，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中国关注的4个野生东北虎保护优先区之一。”

马建章认为，目前完达山地区东方红林业局是中国境内现有野生东北虎最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分布有野生东北虎5到6只，且有迹象表明，这个区域尚存在野生东北虎的繁殖群体，与俄罗斯野生东北虎最主要的分布区锡霍特—阿林山脉隔乌苏里江相望，并且与生活在其中的俄罗斯350只左右的东北虎大种群有较密切关系。

“这是在这个区域建立野生东北虎保护区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马建章说。

马建章还认为，区域内的植被以次生的落叶阔叶林为主，针阔混交林及落叶阔叶林占89．2％，这也有利于野生东北虎的生存。此外，区域内的村庄密度比较低，平均为每100平方公里1．8个村庄，人为干扰活动较小，还有一定数量的马鹿、野猪、狍等东北虎的主要猎物种群。

黑龙江省森林工业总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处长张树森认为，在东方红林业局内建立野生东北虎保护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国家实施了‘天保’工程，减少对天然林的采伐，这个地区还在近些年与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世界自然基金会、黑龙江省野生动物研究所和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等国内外相关单位和组织开展了广泛合作，并取得一定成果。”

据马建章介绍，目前俄罗斯野生东北虎的食物普遍比较缺乏，而中国野生东北虎的食物相对来说比较充足，一旦完达山东部地区东方红林业局野生东北虎保护区建立，将会逐渐扩大中国野生东北虎的数量。

野生东北虎（俄罗斯称之为西伯利亚虎）是野生虎的重要亚种之一，主要分布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其中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数量在430只到500只，中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大约20只。国际野生动物基金会将其列为“世界十大濒危动物之一”。

9、河南新密一矿厂损毁环境致一村村民被迫搬迁

来源: 新华网2011-02-11

http://news.163.com/11/0211/15/6SKEQ7KM00014JB5.html

核心提示：据报道，河南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为了采掘铝土矿，违法占地百余亩，破坏公共饮水工程和交通设施，导致附近一些村民的房屋开裂，用水困难，不得不搬迁。多年来，主管部门被指熟视无睹推诿扯皮。

“霸王企业”谁来管？

河南省新密市一矿厂损毁环境让一村庄村民被迫搬迁

新华网郑州2月11日电河南省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为了采掘铝土矿，违法占地百余亩，破坏公共饮水工程和交通设施，导致附近一些百姓的房屋开裂，吃水困难，不得不搬迁他处。多年来，这家企业一直照常生产，而主管部门却熟视无睹推诿扯皮。

企业爆破采矿　村民房屋受损

河南省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的露天开采现场，位于新密市平陌镇界河村。这家企业长期不分昼夜爆破采掘，导致一些村民的房屋开裂墙体倾斜变成危房，不得不搬迁到其他地方。随着采掘现场距离自家房子越来越近，仍然居住在当地的一些居民也忧心忡忡，准备搬迁。

已经放弃原来的房子搬迁其他地方居住的村民李香说：“我们家原来的房子住了近20年，各方面都很熟悉，很方便，采矿把我们家的房子都弄裂缝了，不敢再住了。他们白天晚上都在用炸药放炮，在家里就感觉跟地震一样。”

村民许香云说：“我们村已经搬走十多户了，我们家早晚也得搬。”她指着不远处正在作业的挖掘机对记者说：“你看嘛，离我们家不到50米远了，路几乎都挖断了，自来水早就断了，不搬迁生活咋办？”

据了解，新密市政府曾经为了解决界河村吃水问题，在当地建设了供水工程，把水从深井抽到山坡上的蓄水池里，供应附近村民吃水。如今，这里的村民不得不从几十里外的地方买水，然后用水车拉到家里的蓄水池里。许香云说：“我们家每个月买水花费就接近100元，噪音大的晚上都睡不好，生活越来越难，搬走是迟早的事！”

针对村民被迫搬迁和饮水工程遭破坏一事，平陌镇经济办主任杜志刚表示：2008年，界河村确实有几户村民搬迁，属于自愿行为；没有村民来反映吃不上自来水的事情。

记者多次尝试联系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核实村民反映的相关情况，均没有结果。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期间，杜志刚就记者提出的问题不断和一位“陈总”打电话。杜志刚说：“最近陈总接到搬迁户电话，有人煽动这些搬迁户，让他们告宇龙公司强制搬迁。”经过多方核实，杜志刚提到的这位“陈总”，名叫陈银甫，是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某的家属。

企业违法占地　农民无可奈何

和生活环境被破坏同样令村民们感到痛心的是，他们的耕地也被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占用了。当地一些农民和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的“土地租赁协议书”上写道：甲方：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乙方：新密市平陌镇界河村某某，租赁时间从2008年3月30日起至恢复土地为止，租金每年每亩700元，此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甲方用地。

村民魏建新说：“这些协议都是对方写好后，让村民签字的，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国家这么重视保护耕地，好政策到我们这里怎么就扭曲了？我们村的人到新密市国土资源局反映过多次，他们相互推诿，没有人管。”

许多村民反映，这家企业大面积露天开采铝土矿，把耕地彻底破坏了，已经面目全非，即使归还给农民，也已经无法耕种了。

记者在新密市国土资源局查阅了政府部门批复同意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使用土地的文件，从2000年10月至今，多个文件累计批复同意使用土地仅43亩，但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这家企业已经违法占地百余亩。

谁是“霸王企业”的保护伞？

目前，河南省国土资源厅已经认定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百余亩。河南省国土资源厅执法总队副总队长宋振邦说：“接到举报后，我们派专业人员赶赴现场初步测量显示，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违法占地百余亩。我们已经责令郑州市国土资源局立案查处，进入法定程序。”

令人诧异的是，新密市国土资源局却认为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不存在违法占地行为。执法监察大队五中队长刘超峰说：“我们平均每个月都到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执法监察，没有发现越界开采和违法占地情况。”

新密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大队长刘书奇表示，他没有接到界河村群众关于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非法占地的举报，查阅档案后，也没有发现举报纪录。

时至今日，河南省新密市宇龙矿业有限公司的生产仍在继续。但是，当地一些生活难以继续的百姓，在震耳欲聋的机器轰鸣声中，准备离开被破坏的惨不忍睹的家园。

10、刘立灿：走访中国“癌症村”

来源：中外对话　2011年2月10日张迎迎

http://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4098-The-shadow-over-rural-China

刘立灿，ICCD国际传播促进中心环境健康和气候变化项目经理

张迎迎， 中外对话北京办公室助理编辑

2008年，年轻人刘立灿自费走访了20个“癌症村”，亲眼目睹经济高速发展、环境急剧恶化背景下那些生病的中国乡村。中外对话张迎迎对他进行了采访。

张迎迎（以下简称张）：您为什么要走访这20个省的20个“癌症村”？

刘立灿（以下简称刘）：因为工作需要，我在2006、2007年看了很多有关环境污染的报道。对我冲击最大的就是“癌症村”这个名称。虽然癌症越来越常见，但是一个村庄被称为“癌症村”，那就有些恐怖了。而且，大部分村庄都被怀疑和污染有关，显然是环境问题所致。我想知道：那些村庄的人如何面对污染和疾病？那些村庄是否真的由污染带来癌症高发？有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又如何抗争、自救？中国最近20年出现这么多“癌症村”，其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找到解决办法？这些问题都没有人提供现成的答案，所以就想自己去实地去看看，了解情况。还有一个想法是，即使个人力量渺小，但了解情况后，或许可以告诉有资源和力量的人或者机构，来帮帮这些村庄和村民。

张：你在这些“癌症村”看到了什么？

刘：我到过的大部分“癌症村”和中国一般村庄看不出什么不同。人们仿佛没有大事发生一样正常生活、劳作、盖房子、出去打工。稍微观察后，才感觉到一些不同的细节，例如有的村民家中有饮水机，因为原来的井水或河水不能喝了；最靠近污染源的一些人家搬走了；在离污染源近的地方，可能只有一片荒草，村民说那里好几年都种不出庄稼；原来的小河或者池塘，由于污染严重丧失了水功能，变成倾倒垃圾的地方。

有村民告诉我，因为污染，有时候浇水会把庄稼浇死，牲畜有畸形，难繁殖，河里的鱼虾不见了，小孩子经常有呼吸道疾病。我问过的很多村民，他们总会以若干例子来说明自己村庄污染严重，有的在讲完后，说“我们也不懂的，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厂有关”；还有的说：“你来看这个有什么用呢？谁来也没用啊。”

相比恶劣的环境，有时村民这种无奈和失望更让人觉得不安。如果大家都觉得没指望，把“癌症村”当作现实来接受，那么我们恐怕会看到更多的“癌症村”。

张：那么工业污染是这些地方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吗？另外，这些“癌症村”的分布有什么特点？

刘：工业污染被认为是大部分村癌症高发的主要原因，我走访的村庄也不例外。之所以说“被认为”，因为要确切地说就是因为某个工业污染还需要很多证据。只能说在很多村子，怀疑主要是工厂的污染导致了癌症等疾病增多。

就全国整体来说，“癌症村”有一些规律。时间上，大部分出现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空间上，东部和中部地区远远多于西部，这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正相关，不过东部和中部看不出数量上的太大差别。

张：为什么这些癌症高发现象出现在农村？相比之下，城市是怎么样的？

刘：“癌症村”的出现，从整体说，我总结的几个因素是：全面的工业化，政府不作为，农村防护体系薄弱。这三个因素，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只追求经济增长——以GDP为唯一指标——的结果。只追求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健康问题，在一些农村地区更严重。

癌症高发的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农村，实际上中国城市的癌症发病率高于农村，媒体也有过此类报道。之所以关注“癌症村”，一方面是城市的防护体系比农村要好得多，因为大部分医疗、救助等资源集中在城市，出现问题容易得到回应和帮助；另一方面，农村的污染，尤其是很多外来工厂的污染和作为城市垃圾处理地的污染，村民承担损害而没有任何补偿。而且尤其近些年，很多工业从沿海转移到内地，从城市转移到乡村，对农村地区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从环境损害中获益的，往往是那些强势的占有资源的群体；而村民这些弱势的群体非但无法获益，还受到最大的损害，并且难以获得基本的救助。这当然不仅是对“癌症村”，城市的一些居民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最后我提出了“环境公正”问题。

张：在你去过的湖南省望城县书堂山村，村民、污染企业和地方政府分别在癌症高发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村民的诉求是什么？他们的情况在全国的“癌症村”中具有代表性吗？

刘：村民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受害者。污染企业通常不承认污染，更不要说承认癌症高发与污染有关了。他们或者在政府部门来检查时已经得到消息，做了修正；或者是利税大户，有强大背景；或者对无法避免的污染证据，赔偿一些田地等损失而不考虑疾病问题，总之得到惩罚的几率不高。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会倾向于保护纳税的企业，；或者没有能力判断污染和癌症高发有关，所以不太会积极严格按照村民的诉求来行事。

但实际情况要复杂，书堂山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在那里，有的村民执着地上访或打官司，有的希望得到赔偿，还有的帮助工厂说话。村民要得到赔偿很困难，工厂有各种手段：欺骗、分化村民；在政府检查的时候有内部人通风报信；拖延，一直不承认、不解决问题。这个污染工厂后来被检查出来是环评不合格就上马生产的。当地政府的态度则以保护工厂为主，对村民的合理要求反应非常消极，村民闹事后，政府还动用了暴力机器。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下，村民能够获得的赔偿只是针对耕牛病死等微小的经济损失，他们没有能力主张更多的权利。

张：这些“癌症村”中，村民们并没有以健康受到损害的名义进行起诉，更多的是对直接经济损失的索赔。这是为什么？

刘：污染和疾病的关系复杂难断，这是事实，也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借口。而且从村民的认知来讲，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人得病有人不得病，因此也很难判断。另外，工业污染对于庄稼、牲畜、田地、鱼塘、房屋等的侵害容易发现和确定，对于人体的侵害比较隐蔽。即便是对于前者，村民也很难得到赔偿，更不要说以健康的名义诉讼了。

张：如何改善这些“癌症村”的状况？政府应该做什么？环保专家和环境组织可以做什么？

刘：我们需要给村民救助，无论是医疗还是法律的，起码也要给个说法。要加强农村的防护体系，规范政府和企业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不能再片面的以GDP增长为目标，要更多地考虑人的基本生存权利。我以个人身份去，告诉村民我无法帮他们什么，很多村民还是愿意跟我说说，看有无希望帮到他们。掌握专业技能和资源的专家如果能够进行独立的调查或者救助，对于村民都是极大的帮助。例如从提高环境和健康知识的角度，从具体协助提供清洁饮水的角度，从提供法律等救济服务的角度，从初步的调查及呼吁外界关注的角度，都可以帮到村民。

11、垃圾分类举步维艰 十年努力仍“原地踏步”

来源：《工人日报》2011年02月11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3892614.html

　　一袋难登大雅之堂的垃圾，搅动着城市的神经。

　　来自上海的消息，该市将倡导生活垃圾“干湿分离”——之前实行的“垃圾四分法”简化为按照“厨余果皮”(湿)、“其他垃圾”(干)进行分类投放。

　　消息引人关注的背后，是城市中日益堆集的生活垃圾处理难题。

　　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

　　10年时间，尽管各城市一直在探索，但不可否认的是，垃圾分类问题一直在“原地踏步”。

　　垃圾分类举步维艰

　　对于生活垃圾的分类，上海此前实行的是“四分法”，即按“玻璃”、“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进行分类投放。

　　这种对垃圾分类处理的作法，来自于人们对垃圾的重新认识。

　　垃圾，被称为放错了位置的资源。一个保守估计的数字，我国城市每年丢弃的可回收垃圾价值在300亿元左右。

　　“分类收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垃圾给环境带来的污染、节约垃圾无害化处理费用，更可以使宝贵的自然资源得到重复利用。”王维平，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是国内知名的“垃圾问题”专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内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提倡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原建设部也在2000年公布了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

　　“但不幸的是，目前几乎所有的城市垃圾分类工作，都是‘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效果’。”一位从事垃圾分类研究的学者指出，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是：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城市在喊着要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另一方面但却鲜有城市真正见到实效。很多城市中的垃圾分类工作大都举步维艰，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

　　以北京为例。北京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概念的城市之一。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开始垃圾分类。

　　然而，10多年过去了，垃圾分类处理却令人尴尬地一再成为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热门话题：刚刚结束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市统计局副局长王红在一份提案中透露，逾六成被访者不能做到垃圾分类。

　　北京市法制办日前针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草案)》网上征集民意，提出对市民垃圾不分类最高罚款200元。

　　一时间，针对垃圾不分类该不该罚款，成了媒体热议的话题。

　　前期分类不到位

　　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也好到不到那里。

　　上海市有关部门表示，之所以将先前的“四分法”简化成“干湿两分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前的分类效果不明显，市民在处理垃圾时无所适从。

　　调查显示，2010年上海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居住区内，有害垃圾、玻璃、可回收物的分类收集量仅占生活垃圾总量的3.5%。

　　“如何分类都搞不明白，分类工作怎么能真正落到实处呢？”上海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副主任委员张载养因此十分感慨。

　　同样作为原建设部选定的垃圾分类收集的8个试点城市之一，深圳早在2000年4月就制定了《深圳市城市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实施方案》，按照此方案，深圳市2005年至2010年的城市垃圾分类率将达60%至90%，垃圾回收率2010年达到30%。

　　但据当地媒体报道，10年过去了，知道此规划的市民寥寥无几，甚至环卫工人对此也很茫然，电子垃圾以及部分包装垃圾和建筑垃圾目前主要是由外来流动人员收集并随意堆放，造成二次、三次污染，其他垃圾要么送往垃圾发电厂，要么堆填、掩埋。

　　而在广州，2009年4月当地环卫部门甚至表示，因为分类垃圾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新的规划方案出台前，比单桶垃圾箱贵50%的分类垃圾箱暂时不再投放。当地的垃圾箱一度又重回无分类的“单桶时代”。

　　对此，有专家表示，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各种生活垃圾也就越来越多，但是居民的垃圾分类习惯并没有随之养成。

　　后期处理“大锅烩”

　　不过，在更多人看来，垃圾分类工作进行艰难，固然有市民的观念问题，但最大的阻力却并不在此。

　　孙明国是北京一小区的居民，每天早上，他都会响应社区的号召，把家里的垃圾进行分类后，分别投放到小区内分别写有“可回收物”和“厨余垃圾”字样儿的两个垃圾桶中。

　　但有一天，孙先生不经意间发现，每天早上运垃圾的工人，却将两个桶中的垃圾全倒进了一辆垃圾车中。孙先生十分不解：“我在家里把垃圾分好类，工人装车时却把它们又混在一起，这跟不分类有什么区别呢？”

　　对此，北京市有关部门表示，要真正实现垃圾分类，就要在居民分类投放之后，调派不同的车辆运输。但现实情况是，北京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还做不到垃圾的分类运输。

　　实际上，国内绝大多城市都既没有建设餐厨垃圾、农贸市场垃圾、废旧电池处理的专项设备，也没有建立大型分拣中心。因此，城市中的生活垃圾，即使被居民进行了一次分类，但最终还是被混合运走，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

　　“前期分类不到位，后期处理‘大锅烩’，这是目前很多城市垃圾分类处理的现实情况。”“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说，没有建立起完备的分类垃圾回收系统，是导致许多城市推广垃圾分类回收多年却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所以，尽管很多城市有了垃圾分类箱，却也只是方便了街头拣垃圾的，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这是被国内媒体最常引用的一组数字，目前中国1/3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局。另有数据指出，现在中国除县城之外的600多个城市中，有2/3的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1/4已经无垃圾填埋堆放场地。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超过5亿平方米，每年的经济损失高达300亿元。

　　以北京城市建设中的建筑垃圾为例，目前北京处理建筑垃圾的主要方式是简易填埋，全市目前有21个大坑，可简易填埋4337万吨建筑垃圾。最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每年建筑垃圾产量不再增加，三四年后，这21个大坑就将填满，建筑垃圾将无处可埋。

　　“实际上，对城市而言，少建填埋场，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垃圾。”专家表示，不妨借鉴国际上一些垃圾处理先进国家的经验：当年日本也经历过垃圾围城之痛，后来他们实施了系统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体系，在垃圾后期处理环节投入巨额资金，并进行技术创新，顺利带动了前期分类。而随着垃圾回收产业链逐步成熟，短短几年时间，日本垃圾产量就猛降了一半。

　　尽管垃圾分类处理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但相关专家也一再指出，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肯定会成为今后中国城市垃圾处理的大趋势，这也是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城市发展中的垃圾处理问题，需要从政府角度整体加以考虑。垃圾分类处理，不仅需要全民参与，更需要政府出台政策引导。”

“按照北京十二五规划要求，通过垃圾源头分类，2015年将实现全市原生垃圾(未分类垃圾)零填埋，生活垃圾资源化率达到55%，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城区达到99%、郊区达到95%。”王维平说，“垃圾分类是个渐进的过程，可能需要三年五年的漫长努力，但永远不做，城市堆积如山的垃圾状况就永远改善不了。”本报记者赵晓展

12、IT业该给出怎样的交代？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1-02-11 李辉

http://www.cenews.com.cn/xwzx/sj/201102/t20110210_692464.html

　　许多高污染、高排放工序被层层转包，一些IT品牌企业并不知道自己庞大复杂的供应链条上究竟都有哪些企业；一些IT企业从技术上支撑了我国的环境信息公开，但在利用信息公开推动完善供应链环境管理时却悄然落后。一些高调宣称"绿色环保"的IT行业巨头竟然是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

　　近年来，因污染导致儿童血铅超标的事件引人关注。令很多人意外的是，很多超标违规记录的企业背后出现了国际IT品牌的影子，其中不乏高调宣称“绿色环保”的行业巨头。

　　人们总把“衣着光鲜”的IT行业冠以环保、高科技产业，不会与重金属污染挂钩。其实，IT行业并非如人们想像的“虚拟无烟”的产业，很多IT硬件产品的生产、加工都涉及重金属排放，而且污染程度相当严重，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IT业重金属污染之痛

　　以“世界工厂”著称且集中大量IT企业制造商的珠三角地区，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的资料显示，世界上一半左右的电脑、手机和数码相机产于中国。中国是IT产品的世界工厂，中国的IT制造企业是产品供应链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企业的排污得不到有效控制，中国将难以承受产业转移带来的重金属污染。

　　镜头一:IT行业是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记者从中国水污染地图和空气污染地图数据库中了解到: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大量生产印刷线路板的企业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给当地带来了严重污染，主要表现为重金属污染。

　　2010年4月，国内36家民间环保组织依据地方政府的监测对29家IT品牌供应链重金属污染进行调研。调研结果令人震惊:珠三角地区部分IT制造企业长久以来受重金属污染的状况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其重金属污染给所在地区带来了严重后果。

　　印刷线路板是电子元器件的支撑体电气连接的提供者，几乎每个IT产品都不可或缺。其生产过程中的电镀和蚀刻等工序产生的污染物除铜外，还可能包括镍、铬等第一类污染物。

　　以“IT制造之都”东莞市为例。当地监管部门对41家线路板企业抽查发现，有27家企业存在危险废物违法转移和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转等行为，惠州一家电子企业部分生产废水未经处理直接外排，铜、锌、镍、铁均超标排放，其中铜超标竟达5199倍。

　　以“世界工厂”著称且集中大量IT企业制造商的珠三角地区，已经连续7年被列为“严重污染区域”。

　　镜头二:IT企业追求高效率和低成本，职工身体健康受到严重伤害。

　　2010年12月13日上午，苏州市第五人民医院病房中，有8名住院治疗长达一年的年轻女工。她们均为IT外企生产线职工，由于直接接触有毒化学试剂正己烷而受到伤害，被诊断为“上下肢周围神经源性损害”。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9年8月开始，这家医院陆续收治了上百名患病职工。在经过长达9个月左右的治疗后，工人们均已出院，但留下了不同程度的职业伤害。

　　“公司从2008年开始主打生产‘苹果’电脑和手机屏幕。2008年10月之前，公司用酒精和炳红擦拭手机显示屏，但效果不好，40％～50％报废。当时‘苹果’销量很好，‘苹果’公司多次要求公司改造工艺、提高产量。”联建(中国)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小侯介绍说，“公司也想了很多办法。自从用了正己烷，由于它的挥发速度比酒精至少要快四五倍、优良率高达96％，公司老板一度非常开心。”

　　据联建职工介绍，2009年，当地环保部门来检查时，公司还把正己烷都藏起来了。正己烷事件后，“苹果”公司再次建议用丙酮等溶剂。

　　据调查，这些身体受到伤害的外企职工均表示公司没有尽告知和培训义务。

　　镜头三:国际品牌IT企业漠视其产品生产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2010年6月5日以来，约有260名中国消费者给苹果、IBM、佳能、LG等IT品牌写信，表达对IT产品生产过程重金属排放的关切。除惠普、英国电信、飞利浦、夏普等几家企业进行深入跟进外，大多数企业仅限于回应，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苹果’拥有全球知名的品牌，并且做出了清晰的环保承诺。作为‘苹果’多个产品的消费者，我希望‘苹果’的品牌所有者为重金属污染控制提供动力，而不是回避问题。把这个巨大危险抛给环境和社区去承受，这将使我在购买和使用产品时感到深深的不安。”一名“苹果”粉丝给美国“苹果”公司CEO乔布斯的消费者提示信中这样写道，但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记者对“苹果”中国大陆区代理采访时，对方称没有发言权。继而，记者也给“苹果”发过两次邮件，也是杳无音信。

　　“一些公司对其供应链条可能存在的环境违规问题表现漠然。对于质疑，诺基亚、LG、爱立信等在很长一段时间置若罔闻；而IT行业市值第一的‘苹果’一直消极对待，至今‘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无奈地说，“另外有些企业不作回应倒还罢了，还忙于动用关系抹去不良记录。”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发布的《IT行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四期)苹果特刊》中指出，“苹果”引以为豪的《供应商行为准则》实已成为空话。这份《准则》中明确写道:“‘苹果’承诺确保供应链有安全的工作条件，确保工人受到尊重并享有尊严，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负责。”经过长期调研，36家NGO组织认为，正是“安全生产”、“环境责任”、“工人尊严”3个方面，在中国的“苹果”供应商中均能找到不同程度的违规现象。

　　IT业环境代价之困

　　“一些国际知名IT企业，笑脸上翘的两端(利润丰富的前端设计和后端营销)在国外，中间厚重的下弧(利润微薄但污染严重)留给中国。知名IT品牌企业在中国市场获得大量低价产品后，将环境代价全部抛给了当地。”

　　“现行IT产品的全球生产和采购对环境和社区带来了危害。中国大量出口廉价的IT产品，但污泥浊水扔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样一种全球生产和采购是不可持续的。”马军表示。

　　马军做了个形象的比喻:“一些国际知名IT企业，笑脸上翘的两端(利润丰富的前端设计和后端营销)在国外，中间厚重的下弧(利润微薄但污染严重)留给中国。他们在中国市场获得大量低价产品后，将环境代价全部抛给了当地。”

　　问题一:IT业重金属污染未被重视，致使重金属污染事件接连发生。

　　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张立表示，IT产品从生产到报废的整个过程，实际上都涉及重金属污染。过去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近几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进入了高发期。

　　“矿山等多行业涉及到重金属的排放，政府已开始重视，可IT业未被提及。在电子行业内形成的EICC标准，其实并不完善，这个行业标准涉及环境的部分很少。”马军感慨地说道。

　　据了解，电子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在多个环节造成重金属污染。而且，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的不断加快，形成了大量电子垃圾，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大气产生了严重污染。IT产业必不可少的电池、电源行业，其生产链条的多个环节涉及铅排放。

　　问题二:评价标准不严格，一些国际IT企业国内外两重标准。

　　在IT产业实现全球生产和采购的今天，许多品牌的生产依赖外包，特别是一些高污染、高排放、高风险产品的生产，更是被层层外包。如果没有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就会形成变相的污染转移。

　　对IT品牌、污染企业、受害者之间的对接调研显示，污染数据库里有很多超标违规记录的企业，背后都出现了一些国际IT品牌的影子，其中不乏像“苹果”这样一直高调宣称“绿色环保”的行业巨头。“苹果”公司的绝大多数零件都是在中国加工，而且都是层层转包出去，对于二级供货商的基本情况更是不了解。

　　“2010年6月8日，iPhone4在美国高调发布，但它却是实实在在地在中国加工生产的。”马军指出。

　　美国“苹果”公司每年营销额高达2000亿美元，在美国的公司以“绿色环保”著称。在“苹果”公司官方网站“苹果与环境”一栏，正中是所谓的“环境足迹”，也列出了碳排放的数据。2010年“苹果”供应商责任报告中以劳工权益为主，并没有提到如何应对重金属污染。其负责人称，美国企业只有设计和营销环节，不做任何生产，所以不存在污染问题。

　　以生产电子元器件为主的美国美锐电子为例，根据其发布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年报，在国外的企业排放标准样样达标。而在中国的企业则均达不到排放标准，国内和国外是两重标准。

　　问题三:IT企业供应链管理松散，对二级供应商的环境违规现象不知情。

　　长期以来，IT企业一直回避建立完善的供应商环境管理体系，一些重度污染企业得以借助大型供应商(甚至是上市公司)为国际知名IT企业供应产品。

　　许多IT品牌企业明确表示，由于与下级供应商无直接合同关系，他们仅对少数一级供货商有所掌握。但许多高污染、高排放工序被层层转包，一些IT品牌企业并不知道自己庞大复杂的供应链条上究竟都有哪些企业。一家公司甚至表示:我们有5000家供应商，检索起来“太麻烦”。

　　调研还发现，部分声称实施了延伸管理的品牌，对其下级供应商出现的环境违规问题竟然毫不了解。如索尼称自己的政策是不但要管理一级供应商，还要管二级供应商。但是由于供应链很复杂，连二级供应商是谁自己都不知道。

　　“有的大型IT品牌企业刻意回避NGO提出的质疑，担心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造成成本升高。”马军认为。

　　对此，有专家提出疑问:大企业的这种采购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变相鼓励，甚至诱使一些供应商通过降低环境标准以降低成本，去赢得大企业的订单。

　　问题四:环境信息没有依法公开，消费者对制造企业污染违规现象不了解。

　　相关调研大多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尤其是IT业，获取信息对企业应该不存在什么难度。

　　马军感慨地说，“调研中，我们用的就是惠普电脑、佳能打印机等产品，这些IT企业从技术上支撑了中国的环境信息的公开，但在利用信息公开推动其完善供应链环境管理时，他们却落后了。”

　　其实，地方环保部门已经公布了大量企业的违规记录，但IT业巨头却熟视无睹，不愿利用这些数据对其供应链条进行有效的环境管理。

　　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总干事李波表示，近年来，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与企业没有依法实行信息公开、借此推卸社会责任有很大关系。

　　IT业污染解决之道

　　当环境管理沿着供应链条层层递进至原材料生产环节时，品牌企业将有可能真正实现对IT产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而由此激发的链式连锁反应，将为中国的污染控制提供强大动力。

　　2010年，在全国污染防治工作座谈会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规划编制工作会议上，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被列为环境保护部2010年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目前，环境保护部正在加快《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的制定步伐，并建立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

　　然而，IT行业的重金属污染防治不能只靠政府唱独角戏，需要IT品牌和多级供应商的协调行动。

　　途径一:加强IT产业供应链的环境管理，促进环境管理向供应链延伸。

　　目前，IT品牌企业的环境管理并没有随着供应链的不断延长而延伸。随着供应链的延伸，供应商数量更加庞大，供应关系更加复杂，而IT品牌企业对于没有直接合同关系的供应商的影响力也会随供应链条的延伸而衰减。

　　“众多知名IT品牌的制造商之间还存在着层层外包关系，这就使得重金属污染的控制往往鞭长莫及。”马军说。

　　“作为消费者，我们希望当污染排放随着供应链的延长而延伸的时候，IT品牌有必要将环境管理沿供应链向下延伸，形成一个绿色生产链。”达尔问求知社负责人冯永锋表示。

　　冯永锋还表示，鉴于主要材料供应商往往也是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环境足迹比较大的企业，希望IT品牌能够将环境管理直接延伸到这些主要材料的生产商，以便有效控制自身供应链条的环境风险。

　　其实，IT品牌可以考虑层层检索的方式。这样的安排将在环境管理沿供应链条延伸时，协助IT品牌在品牌影响力递减和污染风险递增之间找到平衡。当环境管理沿着供应链条层层递进至原材料生产环节时，品牌企业将有可能真正实现对IT产品生命周期的污染控制。而由此激发的链式连锁反应，将为中国的污染控制提供强大动力。

　　途径二:加强IT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便于消费者监督。

　　专家表示，重金属污染防治需要环保、水利、海洋、国土部门联合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相关企业应该推动其供应商信息公开，以便将污染排放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事实上，我国2008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已对有关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做了明确规定。

　　从企业环境管理的角度看，公布排放数据，意味着企业必须对污染排放量的外检或自检结果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供应商企业可以借此了解自身的污染物控制状况，而IT品牌亦可对其环境足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冯永锋坚定地说，环境信息公开势在必行，消费者是利益相关者，有权知道事情的真相。

　　途径三:进行第三方审核，促进IT企业积极消除污染记录。

　　去年，环保组织“绿眼睛”华南自然会办公室主任温美程曾参加了4次特殊的审核——第三方审核。

　　“对于有污染记录的企业，要想消除‘劣迹’，要经过3次审核。”温美程介绍说，所谓“第三方审核”，首先是内部审核，称为第一方审核；第二方审核是客户对供应商的审核；第三方审核是外面的咨询公司或者是环保等监督部门对这个企业进行的审核。

　　马军说，环保组织的推动已引起了越来越多供应商的重视。去年，就有一些国内供应商主动与他们沟通，做出说明，表示要改进措施，消除不良记录。

　　惠普事件后，惠普一家供应商曾多次表示，应客户惠普要求，对环境违规情况进行解释说明，并详细咨询第三方审核相关事宜。沟通过程中，惠普表示愿意努力促进行业供应链环境管理水平的提升。

　　途径四:倡导消费者的绿色选择，推动IT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当前世界比较流行“环境责任株连”理念，即任何一个零件在污染环境，就是整件商品在污染环境；生产厂商在污染环境，意味着消费者也在污染环境。“绿色供应链”的末端就是消费者，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各种商品的销售者对自己上游、支流的“商业伙伴”负起责任来。

　　今年1月1日下午，记者对中关村E世界排队购买iPhone4的34个人进行采访。当记者把“苹果”公司苏州联建生产线上受伤职工的情景告诉他们时，排队的人纷纷摇头表示怀疑；半个小时，有人围拢过来请求再讲一遍；40分钟后先后13个人相继走开；剩下的人也在1小时左右陆续离开。

　　“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马军说，36家NGO还以此次调研为基础，展开“2010绿色选择消费者行动”，推动消费者关注IT产品生产过程的污染控制，以绿色消费促进IT业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

　　马军说:“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企业仅做到回应是不够的，最终希望这些IT品牌及时有效地识别那些超标违规的供应商，找到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最重要的。”

　　“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完全依靠企业自己主动采取行动、改变企业行为，可能只有一部分企业可以做到，大部分企业则难以做到。”自然之友负责人李波指出，“这就需要每一名消费者利用自己的权利进行选择，选择那些环保的、生产过程不会造成重金属污染的产品。”

马上就评

社会责任只是皇帝的新装？

曹俊

　　“苹果”不会是特例，只是有幸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类似表现的企业不会是个案，只是还没有被推上风口浪尖。而由此引发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争论，却一时间沸沸扬扬。其中，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企业到底有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依据企业社会责任反对者的言论，是不是就不该对“苹果”等企业进行指责？为何人们关注最多的总是“苹果”等知名企业？

　　企业到底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这一问题在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已争论了数十年，但毋庸置疑，在公民意识提高、社会监督增强的今天，企业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和公民的共识。而今，争论的重点已不是“该不该”，而是“怎么样”，即企业究竟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

　　被称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的伯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做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反对者之一，他于上世纪70年代指出，企业的一项、也是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

　　即使是反对者，弗里德曼的提法也有其合理之处，与企业社会责任并没无太多矛盾。他指出的“增加利润”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比赛规则范围内”，换句话说，就是合法。将反对者和支持者的观点相结合，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还原企业的本来面目，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其最低层次的社会责任即合法生产和经营。

　　是不是不该对“苹果”等企业进行指责？我们不妨退一步，套用反对者的观点来分析。即使企业不该承担其他社会责任，也必须做到遵纪守法、“在比赛规则范围内增加利润”。反观近年来所有被指控不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其问题的关键往往并不在于企业的道德高尚与否，而在于不遵守游戏规则。对“苹果”等企业指责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不言而喻，只要企业做到了遵纪守法，就不会出现超标违规排污等行为，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履行了当下所定义的企业环境责任。而绝大多数被指责的企业，翻开其成本单，往往不堪入目，将其利润建立在巨大的环境代价和职工健康成本上。可见，对于企业该不该履行社会责任的争议，并不能成为企业发生污染环境等行为的借口。

　　为何人们关注最多的是“苹果”等知名企业？并非由于品牌效应，也并非出于对名企苛刻的要求，往往是由于人们感觉到自己的信任被亵渎。名企往往都披着华丽的外衣，都有“绿色环保低碳”的噱头，都有百十年的口碑积淀，人们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选择名企，往往是出于对名企的信任。当真相被打开，被欺骗的感觉席卷而来，失望和失落让人们难以接受。

　　以“苹果”公司为例。一面是以“绿色环保”著称的高科技、负责任企业高调出场，一面是对于重金属污染的质疑三缄其口的抵触，作为国际知名企业，“苹果”公司在企业社会责任拷问下的表现让人们震惊。是否放行知名企业？是否放行IT行业？民意与名企已然相逢，僵局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唯一的途径就是企业直面问题，与公众坦然相对，并做出应有的承诺。

　　更进一步说，知名企业更应该成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率。“苹果”在美国做得“不错”，其负责人声称，其在美国企业只有设计和营销环节，不做任何生产，所以不存在污染问题，可在中国的环境足迹却让人大跌眼镜。“苹果”并非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也并非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但却公开回避其供应链管理的社会责任，甚至以此为荣。将环境代价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苹果”的企业社会责任分明成了“皇帝的新装”，这也是引发公众不满的重要因素。

小成凭智，大成凭德。这是商界名言，小型的成功靠智慧，而将事业做大做成则得靠高尚的德行，直白昭示出事业成功不可缺少对公平、正义、慈善等正面价值的推崇，而这些价值正是企业要长久生存的根基，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真谛。

13、中国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出版 北京综合排名第五

来源：法制晚报 2011-2-11

http://ditan360.com/News/Info-78924.html

　　中国低碳网讯　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中国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全国31个省区市综合环境竞争力进行了排名、对比和分析。

　　报告指出，北京的环境竞争力在全国处于优势地位，在31个省区市中，综合排名第五位。

　　除了综合排名以外，报告还包括各分项排名，其中，二级分项包括了生态环境、资源环境、环境管理、环境影响、环境协调共5方面的竞争力。

　　北京的生态环境竞争力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排名第三，这与北京在生态方面的建设有很大的关系。

　　相反，北京的环境协调竞争力排第25名，在全国处于下游区。

　　竞争力·全国榜单

　　山东居榜首北京排第五

　　报告指出，全国31个省区市中，环境竞争力排名第一的为山东，其次是广东和江苏。排在最末位的是宁夏。

　　报告还将环境竞争力排名分为上游区、中游区和下游区。北京位列上游区，排在第五位。

　　从具体的排名来看，东部的环境竞争力较高，西部偏弱。

　　专家分析

　　经济基础决定环保力度

　　专家分析指出，环境竞争力较高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这突出反映了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好，对环境的重视程度比较高。

　　环境竞争力较低的省区市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效率比较低，经济基础和实力比较弱，在环境投入、环境效益等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要不断加大对环境的投入与保护，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不断提升环境竞争力。

　　竞争力·北京落点

　　生态环境竞争力北京进前三

　　报告指出，北京的生态环境竞争力全国排名第三，在全国处于上游区。据北京市环保局发布的《2009年北京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09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为65.9，生态环境质量级别为良，生态环境状况良好。

　　记者了解到，从2011年开始，北京还将结合首都历史文化、人文景观和生态特点，全面美化市容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完善设施环境等。

　　报告指出，从资源环境竞争力的整体得分比较来看，北京市资源环境竞争力得分高于全国平均分2.4分，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资源环境包括了水环境、土地环境、大气环境等。

　　此前，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10年国内绿色经济指数显示，31个省区市中，资源环境效率最高的是北京，每立方米水气创造的GDP为4.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6倍。

　　另外一组数据也显示，2009年，北京市城区生活垃圾产生量首次出现负增长，远郊区县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增长率明显下降，再生资源回收量逐年提高。

　　专家分析

　　重视程度成为助推力

　　专家表示，随着北京人口的增长，产业的不断扩张，对环境肯定造成很大的压力。

　　而从具体的排名来看，北京的多项指标仍在前列，这些都得益于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整治力度。

　　在绿化方面，记者了解到，如今北京的郊区90%以上的宜林荒山已经披绿，城镇绿地总面积超过6万公顷，相当于212个颐和园，全市的林木绿化率、森林覆盖率分别为52.6%和36.7%。

　　专家还表示，北京属于大都市小郊区，水土资源不足，不仅仅需要北京本身的努力，也离不开周边城市的供给，比如张家口地处北京上风上水区，是北京地上水资源的主要汇集地。

　　地处北京上风上水区的承德也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绿色发展，做好京津地区的生态屏障。

　　环境协调竞争力仍“瘸腿”

　　与其他竞争力相比，北京的环境协调竞争力在全国排名中处于劣势地位。

　　报告指出，近年来，北京环境协调竞争力呈波动下降趋势，由较高水平转向中等水平，失去了全国领先地位。这一项北京在全国排名中处于下游区，排第25名。

　　环境协调主要涉及人口与环境的协调和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两个方面。

　　人口与环境协调竞争力反映了一个区域在人口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程度，是环境协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主要是指在保障必要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对环境的保护，尽可能采用污染少、与环境和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控制在环境可承受范围之内，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平衡。

　　专家分析

　　京津冀须合作协调环境

　　专家表示，环境协调与人口挂上了钩。就在春节之前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关于北京人口控制的问题成为代表和委员热议的话题。

　　人口的快速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诸多问题，也包含了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噪声、大气污染等。

　　据统计，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远远超过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设定的到2020年达到1800万人口的标准。

　　正因如此，北京环境协调竞争力处于劣势这一问题势必要尽早解决。

　　专家指出，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必然会产生一些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污染问题等负效应。这与追求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关系很大，对环境造成了高强度污染。

　　因此，应该调整产业结构，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北京正处于效益外溢转型的阶段，城市继续向外扩张，这就需要和周边密切合作。这样一来，可实现优势互补，京津冀三地需要形成一脉相承的产业链，分工明确、各司其职，这样就能够在未来发展中互惠共赢。不仅经济上去了，更能够有效地协调好环境。

　　专家支持

　　全国经济综合竞争力研究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分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9》主编李建平教授

　　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环境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9》主编李闽榕博士

14、民心工程何以沦为“伤心工程”

来源：千龙网2011-02-11

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11/02/11/4984@6628336.htm

　　政府数千万元投资“改水”，结果送走了“高氟水”，却引来了发黄的“铁锰水”。辽宁新民市的“防氟改水工程”，变成部分群众的“伤心工程”，引起群众不满。记者调查发现，这个改水工程未经科学勘测和论证就盲目开工，赶工期、赶任务，结果导致巨额投资成了摆设，当地群众想喝“放心水”的愿望落空。（2月10日《新京报》）

　　一项投资3400万元、惠及117个村屯的“防氟改水工程”，由于事前缺乏科学勘测和有效论证，如今竟白白打了水漂，成为中看不中用的摆设。而“民心工程”变“伤心工程”的6年来却没有“下文”，更鲜有问责，官方对此的解释不过是轻描淡写的三个字——“工期紧”。消息甫出，舆论哗然。

　　鉴于村民因常年饮用重氟水导致满嘴黄牙、骨节偏大，长期忍受驼背、关节难伸张等病痛折磨，我们可以理解当地政府上马“防氟改水工程”、“急人民所急”的立项初衷。但令人不解的是，有关部门似乎犯了“病急乱投医”的政绩焦虑症，忘记了“又好又快”的总体发展思路，忘记了凡“民心工程”都必须遵循的“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的办事原则。以惠民愿望出发的“民心工程”，最终演绎成民怨沸腾的“伤心工程”，辽宁省新民市的“防氟改水工程”无意间又为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盲目决策添加了新的负面标本。

　　“改水门”事件再次暴露了我们一些干部缺乏科学求实精神和严谨缜密作风的行事通病。纵观辽宁新民市“防氟改水工程”立项和施工，人们不禁要问，谁能保证每升含氟量高达3毫克的地表水的下面，一定就是可饮用的安全水？“一百天”的工期要求是谁又是凭什么作出的？“工期紧”就可以不经勘测和论证而盲目开工？其实，把“工期紧”作为“民心工程”伤民心托辞的背后，折射出来的是把对上级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割裂开来的“只唯上不唯实”的习惯性思维。

　　“民心工程”是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而采取的措施，政府买单、群众受惠、旨在造福、不求盈利的公益性特点显而易见，也许正是由于“公家”工程的缘故，无人负责、缺少监管、耗资巨大、质量堪忧几乎成了某些“民心工程”建设的潜规则。前不久某地发生的商品房与经适房建筑质量迥异的怪象就是典型注脚。而面对公众对“防氟改水工程”成摆设的质疑，新民市水利部门有关干部的不以为然，更反映出他们慷国家之慨的不负责任心态：“防氟改水工程应该算是成功完成。至于改水后铁锰超标，那是另外一件事，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再进行除铁锰改造”。这种看似合理的“丁是丁、卯是卯”的说辞，其实不值一驳。毕竟，如果事前了解到深层地下水铁锰超标的情况，整个“防氟改水工程”就有可能另辟蹊径，或者直接改为“去氟净水工程”。

花钱买民怨，损失的是国家财产，蒙羞的是政府形象，丢掉的是人民信任。“防氟改水工程”成摆设的悲哀，不仅在于政府巨额投资的付之东流，更在于一些官员对劳民伤财后果的麻木与推脱。对盲目决策造成的巨资浪费实施问责，乃民之所向，势在必行。如果我们的有关部门和官员能够从“改水门”事件中汲取教训，树立起科学求实的工作精神和严谨缜密的行事作风，也算是缴纳3400万元高额学费之后的“学有所得”。（张玉胜）

15、城市化推进加速生活垃圾问题 处理方式亟需完善

来源：《科学时报》2011年02月11日　李洁尉徐文新

http://news.qq.com/a/20110211/000526.htm

　　目前，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年产量约为1.5亿吨。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已成为困扰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近日，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和发。

　　垃圾焚烧产业发展迅速二次污染与潜在危害不容忽视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采取填埋方式处置生活垃圾，不但占用了大量土地，还对填埋场地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

　　据程和发介绍，在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发达地区，生活垃圾产量的成倍增长，造成已建成的填埋场使用年限显著缩短，无法满足需求；同时，由于社会与经济等因素限制，很难通过新征土地扩建或新建填埋场。

　　近年来，垃圾焚烧发电逐渐受到重视。生活垃圾经850℃以上高温焚烧后，体积可缩小50%～90%，同时余热可以用来发电或供暖。在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焚烧是除填埋之外的主要生活垃圾处理方式。

　　当前，我国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城市正积极发展垃圾焚烧，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和资源化处理。“十五”期间，我国建成的垃圾焚烧厂有近30座，而“十一五”期间在建的垃圾焚烧厂有近60座。

　　然而，程和发告诉记者，在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遍地开花的同时，垃圾焚烧带来的二次污染与潜在危害不容忽视。

　　程和发分析指出，垃圾焚烧在消灭病原体和分解有机物质的过程中可形成部分毒害有机污染物，其中以二恶英类物质最受关注。同时，垃圾中含有的部分重金属（例如荧光灯和废电池中的汞）也会挥发，随烟气中的颗粒物释放到周边大气中。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精确控制焚烧条件并采用相应的最佳污染控制技术，可有效控制二恶英和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

　　然而，我国早期建设的垃圾焚烧厂由于焚烧技术和污染控制技术薄弱，运行管理水平较低，同时缺乏有效的监督监管，导致了一系列污染问题，引起民众恐慌甚至抵触情绪。

　　中美科学家合作研究提出控制垃圾焚烧污染物方案

　　在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百人计划”项目的支持下，程和发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英才青少年教育计划胡远安博士针对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等开展了系统的合作研究，相关成果的论文已发表在国外重要学术刊物上。

　　其中，应意大利Teknoscienze出版公司发行的《今日化学》（Chimica Oggi-Chemistry Today）的邀请，程和发和胡远安在该刊物2009年27卷6期发表了针对中国垃圾焚烧发电的评论性论文。国际能源领域学术期刊《生物资源技术》（Bioresource Technology）2010年101卷11期发表了他们有关中国利用生活垃圾焚烧作为可再生能源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综述论文。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程和发和胡远安针对中国垃圾焚烧快速发展可能带来的二次污染问题，以有机污染物二恶英和重金属汞为例，系统分析了这两类污染物的来源、在焚烧过程中的生成与分解、随烟气的迁移以及在污染控制装置中的脱除等过程，结合国际现有政策法规与应用经验，提出了优化控制中国垃圾焚烧污染物排放的建议方案。

　　其中，有关控制中国垃圾焚烧二恶英排放的管理政策和措施的评论性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环境污染》（Environmental Pollution）上。关于加强控制中国垃圾焚烧汞排放的文章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环境科学与技术》（Environmental Science &Technology）上。

　　程和发和胡远安指出，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在中国迅速发展的同时，焚烧所产生的二恶英和汞污染问题尚未引起中国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从源头控制污染物产生建立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体系

　　据了解，目前，我国二恶英和汞的排放标准较发达国家宽松很多。另外，受监测等条件的限制，我国政府在相关法规标准的执行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

　　由于政府部门对垃圾焚烧厂污染物排放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导致污染事件频发，使得垃圾焚烧难以取得公众信任，制约了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针对这一现状，程和发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在鼓励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发展的同时，应充分重视垃圾焚烧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加强执法力度，从源头控制二次污染。

　　程和发认为，尽管采用最先进的焚烧工艺和污染控制技术，制定并执行最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可以控制垃圾焚烧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但从源头上杜绝污染物的生成远比污染物产生后再治理是更为经济有效的控制措施。

　　程和发指出，焚烧或单纯填埋都不是解决垃圾处理问题以及控制二次污染的最佳途径。我国当前亟须建立一套包括垃圾减量、分类回收、焚烧和填埋在内的生活垃圾综合处理体系。

　　据了解，厨余垃圾是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主要成分（40%～70%），可回收的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占35%左右，渣石泥土等无机物占10%到30%，而竹木、布类等可燃物质的含量通常在10%以内。其中，除渣石泥土之外的垃圾成分都具有一定的回收和再利用价值。

　　含有塑料和金属的废弃物焚烧后会产生和释放大量二恶英和重金属。因此，回收纸类、塑料、玻璃和金属等物质作为二次原料，而将厨余垃圾、竹木、布类等可燃物焚烧发电，不仅可有效减少需要处置的生活垃圾量，回收部分可再生原材料，还可节约能耗并减轻环境污染。

　　同时，垃圾分类回收的实施可有效减少或防止二次污染的生成前体（如塑料制品、电子产品废弃物等）进入垃圾焚烧炉，从而在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

　　程和发说，保护环境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生活垃圾分类和回收，防止含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废弃物进入生活垃圾非常重要。

　　同时，程和发认为，目前我国民间组织和个体对公共事务的推动作用仍不明显，政府部门应鼓励公众参与环保事务，维护公共利益发展。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公众的参与将会推进我国包括垃圾处置在内的多方面环境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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