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编辑：丽英）

　　北京市区存在隐患的供水管网700公里，管道老化、超负荷运行排水管网100公里，雨污合流的排水管网756公里，这些造成了管网的漏水率高达15.9%，目前，按北京市区自来水的日均供水量245万立方米计算，每年跑冒滴漏的水相当于71个昆明湖的水量。在公共场所，关不紧的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流水，从它旁边走过时，我们看到了吗？

　　北京拥有庞大的洗车业，全市的洗车点超过9000处，估计每年洗车用水量超过3000多万立方米，洗车的年耗水相当于15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一共有38个标准高尔夫球场，每个都需要巨量的水资源维护，据估算，这些高尔夫球场一年耗水量约为2000多万立方米，相当于10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提供住宿休息服务的洗浴场所共有1045家，每家每年用水大约1.5万吨，这些洗浴场所一年的耗水量接近8个昆明湖的水量。

　　北京滑雪场和游乐场,人工造雪项目正在纷纷上马。从造雪机销售厂家得到的消息，通常1吨水可以造两立方米的雪,而一台造雪机每小时用水量约为十五六吨,较大规模的滑雪场一般需要七八台造雪机。批准这些项目的官员，大旱之时，为水，手下能留情吗？

　　中水被认为是减少水资源消耗的“法宝”，但是北京市水政监察大队副大队长汪政良坦言，在北京全市100多个小区中已开通中水系统并正常运行的不到20%。多数小区都安装了中水系统，但启用的非常少，多数物业都将自来水接入小区中水管线。

　　以上就是北京水资源管理的现状，家底一点不殷实，但消耗和浪费惊人，管理更是低效，这样的危机并没有被正视，而是常常被掩盖在浮华的城市生活之下。

　　英国环境署早些年就发起了一项名为“水需求管理”的计划，定时免费向公众提供节水信息。“要节水，首先要知道使用了多少水”是英国环境署经常提及的一句节水口号。据数据显示，家庭消耗了英国水资源的30%，因此每个家庭对节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国素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可在德国，一位母亲教育儿子洗澡用多了水就是在洗欧元。在我们中国的家庭中，特别是一些城市家庭中常见的逻辑却是，每月多用几吨水，不就是多花几个钱吗。

西南干旱，北京要未雨绸缪。节水，需要唤醒公民的责任意识，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节水，更需要管理和制度的变革，目前政府已经认识到，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分配，经济杠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阶梯水价今年将试点，这是一个良好开端，但远远不够。

2、中国近1000年重大干旱事件

来源：新华网2010年03月25日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11219835.html

　　干旱问题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所关注的热点之一。2003年11月在美国图森联合召开的干旱气候研讨会曾指出，出于对未来气候的考虑，尤其需要知道过去究竟有哪些时期气候干旱、发生过哪些重大的干旱事件和为什么发生等问题。古气候记录主要反映气候自然变化的情形，我国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即是重要的古气候资料来源之一。利用它来研究历史上重大的干旱事件是十分重要的。

　　我国地处东亚季风区，降水变率大，干旱和洪涝灾害频繁，旱灾往往在较大范围发生且可持续多年，故对农业生产危害甚重。我们利用历史文献记载研究的历史重大干旱事件，是指持续时间在3年以上，干旱区域覆盖4个省份以上的干旱事件。根据这些历史文献，我们查得最近1000年来重大干旱事件14例，其中出现于宋、元、明、清等不同的朝代和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的有代表性的事例分别是：公元989～991年（北宋）；1209～1211（南宋）；1370～1372年（元）；1483～1485年（明）；1585～1590（明）；1637～1643年（明）；1784～1787年（清）和1875～1877年（清）。

　　对这些历史重大干旱事件的研讨包括：依据史实复原各干旱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动态过程；根据持续干旱无雨时段的长短和严重的旱象诸如井干、河涸、湖底生尘等，推断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或降水量的减小程度；对伴生的灾害如饥荒、蝗灾、瘟疫实况的说明；干旱事件的气候背景和强迫因子分析等。研究指出，其中许多事件的严重程度乃最近50年所未见。这14个干旱事例中，以1637～1643年的干旱事件持续时间最长；1585～1590年干旱地域最广，且地域分布变化最大，前期北旱南涝转变为后期的北涝南旱；1877年为北方大旱的典型；1785年则为江淮、长江中下游干旱之典型；而公元989年为中原地区干旱之典型。以下分述之：

　　1637～1643年的干旱（通常又称崇祯大旱）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我国南、北方23个省（区）相继遭受严重旱灾。干旱少雨的主要区域在华北，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这些地区都连旱5年以上，旱区中心所在的河南省，连旱7年之久，以1640年干旱最为猖獗。干旱事件前期呈北旱南涝的格局，且旱区逐年向东、南扩大；1640年以后北方降雨增多，转变为北涝南旱。在这期间瘟疫流行、蝗虫灾害猖獗。

　　1585～1590年的干旱地域广、变化大，大范围干旱持续6年。干旱事件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呈北旱南涝的旱涝分布格局，后段旱涝分布格局有改变，北方开始多雨，干旱区扩大并南移至长江流域及江南。由各省逐年受旱成灾的县数统计可见，前段受旱最重的是河北、山西，后段受旱最重的是江苏、安徽和湖南，旱灾持续最久的则是河南。1589年达到极旱，1585～1590年间各地河湖井泉干涸记录可旁证干旱程度，其中1589年的许多干涸记录为最近50年所未见。例如，安徽“淮河竭、井泉涸、野无青草”；浙江“运河龟坼赤地千里，河中无勺水”等。这次干旱事件尚伴有大范围饥荒和瘟疫，疫区随大旱地区而转移。

　　1877年为北方大旱的典型，在旱区中心的山西省南部二百余日无透雨，陕西华阴县1877年无降雨日数达290天以上，这样的持久干旱情形也是最近50年所未见的；汉水、汾水、浍水、汶河、渠河水涸。疫疾伴随旱灾和饥馑迅速发生并蔓延，这期间蝗虫大面积发生。

　　1785年为江淮和长江中下游干旱之典型，据史料记载：“太湖水涸百余里，湖底掘得独木舟”。黄河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严重旱灾持续4年，并伴随严重的蝗灾和瘟疫，其持续少雨时间和酷旱记述为近50年所未见。江淮及太湖地区1785年夏季降水量低于现代记录的极小值。如苏州1785年夏季6～8月雨日数仅28天，夏季降水量的推算值为174毫米，为18世纪夏季（6～8月）雨量的次低值，也低于1951～2000年的最低降水量记录，其距平百分率低达－57.4%，即夏季雨量的减少近6成。在持续旱灾期间，黄河下游及黄淮、江淮飞蝗大爆发，还出现疫病大流行。

　　公元989年为中原地区干旱之典型，该年开封的年降水量推算为191毫米，为最近的50年所未见；公元990年的年降水量为357毫米。旱区中心地带这2年的年降水量平均减少近6成，连续2年平均降水量不足300毫米，这也低于最近50年的最低气象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极端干旱个例发生在不同的冷暖气候背景下。其中1585～1590年（明万历十四至十八年）持续6年大范围干旱，出现在小冰期最寒冷阶段到来之前的相对温和时段；1637～1643年（明崇桢十至十六年）南北方连续7年大范围干旱，出现在小冰期寒冷气候背景下；1784～1787年的大范围持续干旱事件则出现在小冰期中的相对温暖阶段；1876～1878年（清光绪二至四年）持续3年大范围干旱，出现在全球大范围气候转暖的背景下等等。

根据最近1000年间有过多次大范围持续3年以上的重大干旱事件的事实，尤其是有的干旱严重程度为最近50年所未见的事实来看，可以认为，在过去1000年的气候变化历程中，最近的50年尚属于气候条件较好的时段。因此，对于未来出现重大气候干旱灾异的可能性应予重视。另外，当前尽管十分强调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但也应当看到，即使在人类活动影响并不显著的历史时期，重大的气候灾害仍多有发生，其严重程度多有超过现代记录的。因此，在预估未来的气候情景，和讨论未来的干旱和水资源匮乏问题时，应当充分考虑古气候记录的研究结果。（完）(摘自《气象知识》2004年第6期)

3、长江上游受西南旱灾影响出现枯水位

来源：中国广播网 2010年03月25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25/094919938715.shtml

　　中广网武汉3月24日消息(记者左艾甫通讯员王取发朱治宇)受西南地区严重干旱影响，长江上游地区出现罕见枯水位。长江航道部门采取疏浚、探测等有效措施，保证了航道安全畅通。

　　据悉，为应对持续低水位，长江航道局对长江重庆段红眼碛、苦竹碛、三角碛、猪儿碛等一类浅滩加大了维护力度，在及时探测航道变化的同时，还专门制定了长江重庆段水域航道维护性疏浚方案，先后派出长鹰1号、抓扬14号、钢耙301等航道工程船对占碛子、胡家滩、猪儿碛等水域进行了航道疏浚施工作业。目前，钢耙301轮正在猪儿碛疏浚，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17时采取不禁航的方式施工，过往船舶通行正常。

　　据了解，长江航务管理局、长江航道局高度重视持续干旱对长江航运的影响，多次派出专家组在浅滩航道维护现场指导航道战枯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小枯水对航运的影响。据长江重庆航道局介绍，在今年干旱枯水期到来之前，他们就结合实际情况，优化了浅滩维护预案，及时拟定枯水期维护方案，并及时采取了有效的维护措施。主要是加大航道草测力度，每天利用测深仪、测水杆及流速仪适时探测和施测，对形成的航道草测图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及时调整航标设置，确保航道维护水深达到要求；结合水位实际情况，在重点浅滩设置临时观测水尺，以便随时观读水位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航道标志。同时，考虑到枯水期航标容易被行轮碰损，一线航道处还主动与维护水域的工程船、趸船、渔船联系，随时恢复失常标志，并积极征求行轮意见，及时改进航标设置，每次对重点浅滩的航标设置完毕后，都要征求上、下行轮船，特别是大型船舶的对航标维护的意见和建议，尽可能满足行轮航行要求。

　　此外，对重点浅滩航道的维护，在原有一艘双机艇工作船基础上，分别抽调补充一艘单机航标工作船，配合航道维护作业，并每天将实测各浅滩的航道水深和航宽，通过航道通电形式告之行轮，提醒行轮注意水情变化调整装载吃水。

　　长江航道部门提醒，长江全线水位持续退落的趋势预计到下月初才可能缓解，航行船舶要根据航道部门发布的维护水深，按照安全操作规则在航道内行驶，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4、海南七市县出现旱情 4万人饮水困难(图)

来源：南海网 2010年03月25

http://news.sina.com.cn/c/2010-03-25/065319936960.shtml

因为干旱，东方唐麻园水库已变成小水沟。本报记者梁振君摄

　　本报海口3月24日讯 (记者彭青林) 我国西南地区大旱引人关注，海南也在近期出现了春旱旱情。记者今天从省三防办获悉，已接到全省7个市县的旱情报告，2.5万公顷耕地受旱，4万多人饮水受到影响。目前，全省已累计投入450多万元开展抗旱工作。

　　琼海、万宁、东方、定安、屯昌、乐东、琼中7个市县出现轻度旱灾，从地域上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有，但乐东等西部地区旱情较为严重，局部地区出现中度旱灾。

　　据三防办统计，截至3月20日，以上7市县共有2.5万公顷耕地受到旱情影响，4.58万人、5000头大牲畜发生临时性的饮水困难。

　　省三防办副调研员赵国胜表示，到目前部分市县的旱情已持续近一个月，省三防办分别于2月26日和3月16日两次部署抗旱工作，全省各受灾市县均采取了不少措施应对旱情，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

　　省三防办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3月20日，全省投入抗旱资金累计451.3万元。目前，抗旱浇灌面积已经达到24.93万亩，临时解决了4.04万人、4700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

　　赵国胜表示，省三防办已就下一步加强抗旱工作做了部署。一是协调水文、气象、防办等部门做好旱情的监测预报；二是加强用水管理，按“先用江河水、后用水库水”的原则严格计划用水，做好节约用水；三是安排好正在除险加固的病险水库灌区的用水；四是计划进一步加大抗旱投入；五是做好人工增雨的准备，在必要时进行人工增雨。

因为干旱，东方唐麻园水库已变成小水沟。本报记者梁振君摄

5、贵州水城：水多的地方被污染了(组图)

来源：凤凰网公益2010年03月25日

http://gongyi.ifeng.com/news/201003/0325_6687_1586321.shtml

“穿越特旱区”贵州行动组报告

日期：3月24日(“穿越特旱区”第五天)

行程：贵州威宁-水城

成员：彭远文(文字)姚为(摄影)

其实我是相信我们的报道会带来一些好的影响的。三天前报道的永兴村的上寨和中寨，杨锦麟先生的《走读大中华》也去了，正在那里采访，他们的影响力更大，我想上寨、中寨的饮水问题最终应该能得到解决吧。而羊街镇黎平村和牛棚镇雨朵片区的村民，我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今天从威宁去水城，我想去看一个被报道过的地方，看看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她不知道政府送来的水自己也可以去背

老人正背水回家。(图片来源：凤凰网)

看她抱着孩子背着水，让我很是意外：因为他们村里正停着一辆红色的运水车，水“哗哗”流到水窖里，干嘛还跑那么远去背水呢？

大前天《南方都市报》刚刚报道了这里(贵州水城县发箐苗族彝族乡发噶村)，说山上泉水很小，15小时才渗出一盆水，而且交通环境恶劣，送水车也开不进去。今天过去，道路崎岖，估计那辆运水车也是废了老大劲才开进来。

听村民王开学说，昨天市里领导来看，有七八辆小车，上午到的，下午运水车就开来了。这是市里的运水车第一次来发噶村。而村里背水已经有3个多月了，下山半个多小时，上山两个小时。媒体报道了一个发噶村，其他呢？

而且即使运来了水，还是有人没水喝。背水抱孩子的老人叫祝少英，她显然不知道有这件事，还以为是送给水窖那户人家的，也没有人告诉她可以去背，所以没敢去。关于这一点，昨天“穿越特旱区”云南组在《村民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困境》一文中也有提及，看来如何分配是个普遍问题。

祝少英家养了三头猪，光着三头猪，一天两顿就需要她背四次水。王开学家也养了好几头，问他为什么不卖掉，他说一百多斤的猪，屠宰场的收购价是三块五，三百斤是五块(因为大猪瘦肉多)，价格相差很大，舍不得卖。养一头三百斤的要一年，他家的猪才养半年。现在不仅水成问题，猪食也成问题，“现在就是吊着它的命”。庄稼种不下去，再把猪贱卖掉，毫无盼头的枯守对农民来说更加难以接受。

今天水城的天空看起来要下雨，王开学说，看着要下雨，却总下不来，等的人都心焦了。(图片来源：凤凰网)

水多的地方被污染了

昨天去威宁牛棚镇，开了几十公里，看不到一处水源，所以我觉得修水利设施也解决不了水源的问题，根本上还得看老天爷脸色，而当地人对水的珍惜，更是让人动容。我反对那种轻率地把生态和旱灾联系在一起的观点，经不起逻辑推敲，比如说贵州此前最严重的旱灾发生在明朝，那时候生态总没有现在破坏得这么严重吧？而且生态对天气的影响，并不一定就是当地破坏所造成的。这里不展开了，但是另外一种破坏，那确实是眼睛可以直接看到的。

发噶村在山顶上，开车下到山脚，一眼就看到一条漆黑的大河。韩寒说看到西南旱灾，用水都有了“罪恶感”，我不知道他看到这条漆黑的大河会做何感想？

“穿越特旱区”往日报告

贵州行动组：

3月20日：贵州毕节：独居老人饮水困难更无法洗澡

3月21日: 贵州毕节：童子军每天背水上千米高山

3月22日：贵州威宁：买水占每月家庭一半支出

3月23日：贵州威宁：灾区最需要的是水管、水泵和送水经费

云南行动组：

3月20日：云南建水：受旱灾影响最大的是半山农村居民

3月21日：云南建水：村民焦虑盼雨渴望外出打工

3月23日：云南砚山：村长缺失下的村民自治困境

3月23日：云南砚山：半数村民外出打工 72岁老人挑水浇地

6、西南大旱引发水资源分配之辩 旱区未限城市用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0年03月25日　刘子倩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xinanhanzai/zuixin/201003/0325_9776_1586522.shtml

昆明:“不旱城”

由来已久的城乡不均在干旱面前被暴露得一览无遗，城市水资源丰沛与农村干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月20日，周六，中屏乡赶集的日子。

百年不遇的干旱让原本热闹的集市冷清了不少。村民们三三两两，见面就是一句话:“你们村子有没有找到水？”

27度的高温炙烤着空荡的街市，一些门市索性关门，一个灰头土脸的妇女，拽着山羊悻悻而归，她本想把它卖掉，但大旱之际，买牲畜就是买累赘。距离集市不远，一群工人在干涸的河床上作业，原来从未裸露出的石头，让凿山贩石的商人省了不少工夫。

70岁的张大勋蹲坐在村小组长家的化肥门市前。没有云的日子一切都没有了生气，今年“3亩麦子没出芽就旱死了”。和张大勋一样，中屏乡的村民靠天吃饭，种些小麦、包谷，除了留足口粮，剩下的只够来年的种子钱。因为大旱，大多农民连种子钱都搭了进去。

村小组组长刘兴文家的化肥门市几乎是乡里春耕的晴雨表。在往年，每个周末的集市都能卖出四五万元的化肥，但今年只有千把块钱。如今，化肥门市分外冷清，而卖塑料桶的摊位却是人头攒动，装水的塑料桶已经成了农民必需的生活用品。

中屏乡隶属于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该县位于昆明市北部，北隔金沙江与四川相望，县城距昆明仅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持续近5个月的西南大旱让这个40多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一半的人饮水困难，25.7万亩农作物绝收。

截至3月18日，西南地区持续的大旱现已造成云南全省2405万人受灾，60%的春粮因灾减产，农业直接经济损失达170亿元。

找水，是村民们眼下最要紧的生活。

因水出走

中屏乡高照村是附近旱情最为严重的村子。从乡上的集市到高照村要坐一个小时的农用车。崎岖而颠簸的山路暴土飞扬，卷起的尘土令人窒息。

在云南山区，人们在山上的泉眼修一座水池，顺着山坡将水管引入家中。这种“山寨”自来水随着山泉水量的大小而变化，当泉眼不再出水时，就不得不重新寻找水源。云南的山地占了80%，平阔的坝子只有6%，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村庄与高照村一样，过着靠山吃水的日子。

如今，高照村80多户村民有了新的水源，上游的一个小水库，原本用于下游春耕灌溉，旱情加重后，村委会决定不再开闸，先保证人畜用水。

高照村距小水库有8公里，村民一天平均要背两趟水，一趟来回就要3个小时，“背不习惯的，一趟都背不回家”。69岁的张振辉掐指一算，自己背水已背了4个月，但乡政府的送水车直到20天前才到。

禄劝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今年1月起，群众已出现严重的用水困难，从1月20日起，乡镇政府视村庄的干旱情况为农民送水，随着干旱程度的加剧，送水的范围不断扩大。

送水车每天上午11点左右到达村子后并不直接供水，而是把水灌入村中水池，由村干部每天选派两户人家昼夜看守，既防外人偷水，又防村民自盗。直至第二天清晨6点，村民开始排队领水，每户1桶，每桶25公斤。村干部站在一旁记录，以防有人多领或冒领。

但一天一趟的送水频率无法满足村民的需求，村民早上排队领水，下午步行背水。原来有人在水库偷鱼，如今眼看着水快被淘空了，反倒没人抓鱼了，“现在是水比鱼金贵”。

小学课本中“一盆水”的故事在这里延续着:先掏米、洗菜，然后把水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洗脸、洗脚，另一部分刷洗碗筷，最后再全部倒给牲畜。

与高照村相邻10多公里的大海资村，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个曾经因水资源丰富而得名的村庄，如今也在为水发愁。在昆明打工的李维艳这次专门回家接父母进城，“农村实在呆不下去了，没水没粮，坐在家里都要倒贴钱。”

根据昆明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最新数据，目前，干旱已致昆明全市80%农作物受灾，50%以上绝收。昆明市副市长李喜向媒体透露，今年春荒期间，昆明市将有80万人缺粮，需救济粮3.6万吨，折合粮款1.26亿元。

农村旱情直击：

云南一乡村学校学生喝脏水解渴[组图]

广西：干旱山村九旬老人不堪长途取水跪求政府修路

重庆：酉阳村民抓阄排序挑水舀一担水需要两小时

贵州：村民面对干旱下160米深洞找水

云南：养活几代人水库干涸见底龟裂满布

救灾行动：

国土部全力助旱区找水各路找水队伍捷报频传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拨付150万元帮助旱灾区儿童

中组部划拨100万元党费帮助贵州抗旱救灾

陈光标招募11支民间打井队抗旱

7、国家环保考核组核查贵州三峡库区上游水污染

来源：贵州日报2010年03月25日

http://news.qq.com/a/20100325/001045.htm

国家环保考核组到我省核查《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

周建率队 辛维光出席座谈会

3月23日至24日，环保部副部长周建率领由环保部等部门组成的考核组，对我省2009年度《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核查。24日，副省长辛维光在贵州饭店与周建一行进行了座谈。

我省境内的乌江水系、赤水河水系是长江重要源头水，担负三峡库区输入水量的五分之一。考核组一行仔细查阅了规划项目实施、水质状况等有关资料，听取了省政府对规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现场查看了安顺市宏盛公司、平坝县污水处理厂、天峰公司、清镇市美丰公司等企业的治污情况，对企业治污设施运行进行了详细询问和查看。考核组认为，贵州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三峡库区水库上游地区水污染防治工作，在去年《规划》落实情况全流域排名第一的基础上，治污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周建在充分肯定了贵州在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后，对下一步的工作提出了要求，要求贵州采取措施加快污水处理厂的建设速度，并确保工程顺利完工。在工程建设完工后，要运转好污水处理设施，最大化的发挥其效益。当前，贵州要做好抗旱和旱情缓解后的环保监管工作，确保不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确保人民群众饮水安全。要加强重要河流和饮用水水源地的环境监测；要加大环境风险特别是危险化学品的排查力度；要开展环保设施运行状况检查，确保达标排放；要开展尾矿库、矸石山、废渣库、灰坝等的环境安全排查，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辛维光对环保部以及国家有关部委长期以来对我省环保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我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环保工作，把环保作为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手段，各项污染减排工作一定会按照考核组提出的要求落到实处。

8、云南9大湖泊去年5个是劣Ⅴ类 治污难度加大

来源：云南信息报2010-03-25

http://news.h2o-china.com/html/2010/03/671269477376_1.shtml

　　昨日（3月24日，下同），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必须把治水问题摆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更大决心抓好水污染综合治理。要坚持一湖一策，加快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着力改善全省水环境质量。

　　环湖截污干渠5月前试运行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秦光荣，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率领我省九湖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到滇池调研环湖生态建设工作。秦光荣一行先后到昆明第七、第八污水处理厂、滇池北岸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现场、滇池环湖截污工程等地考察。

　　调研中，仇和表示，通过去年努力，滇池入湖河道水质污染程度逐步好转，滇池草海、滇池外海化学需氧量浓度与2008年相比，分别下降了6.98%和8.83%。

　　目前，昆明市把滇池水环境综合治理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位置，紧紧围绕实施环湖截污及交通、外流域调水及节水、入湖河道整治、农业农村面源治理、生态修复与建设、生态清淤6大工程，全面加快滇池治理步伐。据悉，《滇池“十一五”规划》中 65个项目，总投资估算92.27亿元。

　　仇和表示，今年7月前，将主抓滇池外污染源的治理和干渠管网的建设，7月后，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滇池内污染物存量的减少，滇池水质会有明显变化。

　　据了解，目前昆明已经完成主城区8个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扩建和新建，在污水处理的量和质上实现“双提升”，污水日处理规模达到110.5万立方米。同时，昆明目前已经全面动工建设环湖截污干渠工程，将于今年5月前通水试运行。截至去年年底，环湖干渠截污工程累计完成投资8.69亿元。

　　通过前期努力，滇池主要入湖河道水质明显改善，建立“河长、段长”负责制以来，对36条主要河道和支流开展综合整治。此外，昆明市结合“四退三还”工作，在滇池湖滨2公里范围内共退出蔬菜、花卉种植面积1.2万亩，年减少化肥施用量约3000吨。截至去年底，滇池沿湖共完成退塘、退田42033亩，退房74.1万平方米，退人14548人；建成湖滨生态带50592亩，累计完成投资15.7亿元。2009年，主城新增绿地1595.39公顷。

　　干旱导致九湖水位下降

　　在调研活动结束后，秦光荣等一行来到海埂会议中心，举行了我省九湖水污染综合防治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省环保厅厅长王建华表示，2009年九湖当中有6个湖泊水质稳定，但有星云湖、阳宗海和异龙湖3个湖泊污染状态加重，仍有5个湖泊水质处于劣Ⅴ类水平。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湖体水污染成都有所加剧，其次，截污治污体系不完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农业面源和养殖污染控制等主要污染治理工程建设严重不足，削减污染物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同时还存在项目前期工作滞后的问题，部分治理项目不能按时实施，部分项目开工后工程进度较缓慢。除昆明主城区以外，其他城市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收集管网不配套，生活污水处理率低。

　　另外，王建华表示云南当前遭受的百年大旱也对湖泊水质造成了一定影响。“去年以来我省的持续干旱导致九湖水位下降，水量与往年同期减少约7.65亿立方米，致使部分湖泊湖体污染物浓度上升，生态系统受到严重影响，水质有所下降。”

　　在听完九湖水污染防治报告后，秦光荣表示，去年以来发生的特大干旱，使湖泊来水量减少，蒸发量增加，水位面积减少，进一步增加了九湖治理的难度。“由于大量的河流和湖泊水达不到水环境功能要求，进一部加剧了全省缺水的局势。”

　　对于接下来九湖治理的工作任务，秦光荣指示，除了湖泊水污染防治工作外，各级各部门还要强化水资源的保护和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和发挥大自然自我修复能力，力争通过15-20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水土流失得到初步治理或修复，逐步改善受污染水质，全面扭转我省“水脏”的局面。

　　滇池外海

　　有半年的时间水质达到了Ⅴ类，主要污染物总氮比2008年下降了12.7%，滇池水质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阳宗海治理

　　相关责任企业已经关停，对渣场堆渣和受污染泉眼污水进行了初步处理，有效解决了取阳宗海水饮用人群的饮水安全，湖体砷浓度比最高峰时下降了22.34%。

　　洱海

　　水质正面临着中度营养化向富营养化转变的趋势。

　　星云湖、杞麓湖、异龙湖

　　湖体水污染成都有所加剧。

　　去年九湖水质情况

　　湖泊名称水质类别变化趋势

　　抚仙湖（Ⅰ类）稳定

　　泸沽湖（Ⅰ类）稳定

　　程海（Ⅲ类）稳定

　　以上湖泊达到水环境功能要求。

　　滇池（劣Ⅴ类）稳定

　　洱海（Ⅲ类）、稳定

　　星云湖（劣Ⅴ类）水质下降

　　杞麓湖（劣Ⅴ类）稳定

　　异龙湖（劣Ⅴ类）水质下降

　　阳宗海（劣Ⅴ类）水质下降

　　以上湖泊水质未达到水环境功能。

9、昆明出台滇池保护新规 湖滨生态带寸土不让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3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218886.html

　　中国环境报记者蒋朝晖昆明报道昆明市近日出台的《滇池湖滨生态带管理维护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在滇池湖滨生态带中不得进行任何开发建设。

　　《意见》要求，在滇池湖滨生态带范围内，要遵循植物生长规律及生态运行机理，有计划、合理地开展管理维护，最大限度地发挥生态带对水体的净化功能，使湖泊生态系统逐渐进入良性循环状态。

　　为实现科学管护，《意见》提出，由沿湖县(区)政府(管委会)作为责任主体，负责所辖区域湖滨湿地、河口湿地、生态林地等滇池湖滨生态带管理维护工作。原则上，由沿湖县(区)政府(管委会)负责生态带管理维护资金。在湖滨生态带管护中，要以保护生物多样性为核心，在湖滨生态带中不得进行任何开发建设。

　　《意见》明确，生态带管护范围是滇池保护界桩外延100米以内区域。管理维护目标是确保生态带植物正常生长，避免湖区自然湿地资源的进一步恶化。《意见》要求，各县(区)政府(管委会)要将生态带管理维护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组织细化生态带管理维护工作方案，层层分解任务，落实责任。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对湖滨生态带管理维护工作负总责。同时，确定湖滨生态带自然保护区，并根据各县(区、管委会)的具体情况，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条例，使滇池湖滨生态带管护工作步入法制化管理轨道。要加强组织管理及保护监督体系建设，建立联合执法和执法监督体制，大力提高管理能力和水平，加大对生态带的保护执法力度，严格执法，依法处理各类违法违纪事件。

10、广西小水电站储水严重不足仍放水发电

来源：广州日报2010年03月24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news/2010/03-24/2186680.shtml

　 广西小水电站林立 吸干水库“救命水”

　　广西总共有约5000座水库，可小水电的数量高达2284个，水电发电占到广西总发电的五成以上；广西探明的可开发水能资源1800多万千瓦，可现在的水电装机容量已经达到1220多万千瓦。水电厂平日源源不断的发电消耗掉了水库中大量的储水，导致在旱情严重的时日，水库无水可用。

　　储水严重不足仍放水发电

　　桂林地区最大的水库青狮潭水库的海拔水位只剩下213.6米，距离正常水位225米已下降了近12米，而距离死水位207米还剩一步之遥。该水库水量严重不足导致向漓江补水中断，让“桂林山水”陷入了有山无水的尴尬。可记者在该水库下方的青狮潭水力发电厂看到，从水库引出来的一条水道仍然在放水，以便保证该水电厂一台3800~4000千瓦的机组能够发电。

　　水位降至死水位仍保一半机组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广西重要的水利枢纽——百色水利枢纽。据了解，百色水利枢纽水库正常蓄水位为228米，相应库容48亿立方米；“死水位”203米，死库容21.8亿立方米。目前其水位已经降至200米以下，意味着该水库已经成为一个“死水库”。可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百色水利枢纽总共建有4台装机135MW的发电厂房，在水位已经降至“死水位”的情况下，仍然有2台在继续发电。

即便是在现在如此干旱的时候，广西电网还有160多万千瓦的水电能够统一调配，这意味着14.26%的水电机组仍在正常发电。本报特派广西记者王飞

11、四川西昌发现全球易危物种“白点鹛”(组图)

来源：新华网2010年03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219329.html

四川西昌惊现全球易危物种“白点鹛”。作者:图片由叶昌云提供

　　中新网西昌3月25日电(刘忠俊)25日，记者从西昌市林业部门获悉，该市鸟类摄影专家叶昌云首次在凉山州普格县螺髻山拍摄到“白点鹛”。此鸟是中国西南部特有、全球易危物种，被专家认定为“罕见于四川木里和云南丽江”。

　　据介绍，2010年3月21日，西昌天气晴好，鸟类摄影专家叶昌云带上装备前往螺髻山风景区拍鸟。螺髻山位于西昌市城南，螺髻山气候垂直分带明显，人迹罕至，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其境内原始森林、珍稀动物、野生花卉、菌类品种繁多，是一些动物的栖息首选之地。

　　叶昌云选好蹲守点，守候了2个多小时后，竹林中忽然传来一声熟悉的声音。“不会是白点鹛吧？”几秒后一个黑影一跳一跳的出现在眼前。“白点鹛！”他在心里惊呼。天天寻找的精灵终于近距离站在了自己的面前，他屏住呼吸迅速连拍。叶昌云说:“当时它还不断向自己靠拢，5米、4米、3米。天哪！太近了已经不能对焦了，我马上调整相机到1.6米的最近对焦距离。”它好像察觉什么突然跳到一树枝上不停地四处张望，却将自己完全暴露在了阳光下，一生中可遇不可求的瞬间终于出现了……”白点鹛的倩影就这样被装进了相机。

　　“上个星期我才从木里拍白点鹛回来，花费了3000多元不算还将手机摔坏。”说起拍白点鹛摄影专家叶昌云还激动不已。他说，自己2003年就迷恋上了鸟类摄影，并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打鸟’他花了数万元配备了长枪短炮。到目前，叶昌云已经拍到了5种全球易危鸟类和一种濒危鸟类。

　　据了解，易危物种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其中一个保护现状分类。其指现存一些快成为濒危物种的生物，例如是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及在中期內可能有比较高的灭绝威胁。现实有大约8565个物种于红色名录当中分类为“易危物种”。当中有代表性的有大白鯊、眼镜熊及美洲豹。

　　据悉，这是首次在四川西昌螺髻山发现白点鹛。(完)

　　相关链接:

白点鹛:雀形目>莺科>噪鹛属，中等体型(25厘米)的噪鹛。似斑背噪鹛但背羽的次端黑而端白，喉、上胸及两肋的基色明显较深，颈侧及上背两侧具白色碎点，下体具白色点斑。与大噪鹛及眼纹噪鹛的区别在头部无黑色，体型较小且下体具白色点斑。虹膜-草黄；嘴-偏黄；脚-偏粉色。叫声尚无记录。分布范围，中国西南部特有种。分布状况，全球性易危，罕见于四川木里和云南丽江。习性鲜为人知，栖于海拔3050——3650米的针叶林及次生林中的竹丛。

12、拒绝污染 众多企业加入“地球一小时 ”活动

来源：人民网-人民公益网2010年03月25日

http://gongyi.people.com.cn/GB/11224114.html

　　3月10日，当象征全球24个时区的24盏孔明灯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徐徐升起时，2010年“地球一小时”中国区活动由此拉开帷幕。日前，婴幼儿奶粉品牌澳优宣布，正式加入“地球一小时”计划，将以实际行动支持节能减排，呼唤全社会重视自身的环保义务，提醒市民将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贯彻到日常生活当中去。

“今年活动规模更加盛大”，据WWF相关人员介绍，包括成都、大连、贵阳、石家庄在内的等数十个城市和近400多家企业参加今年“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与去年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企业支持“地球一小时”活动不再局限于“熄灯节能”，还将这种环保理念延伸和灌输到企业所在的领域。

13、西南大旱几分问人？

来源：东方早报　2010－03－25　鲍志恒

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0-03/25/content_217238.htm

“我们过去砍树，后来洪水来了，我们才知道树不能再砍了，那现在这些灾难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断河、我们‘赶树种’、我们污染水，我们还怪老天爷。”——汪永晨

汪永晨，1996年创办“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组织，1999年获中国环境最高奖“地球奖”，并将所获奖金捐给中华环保基金会，设立了“绿家园教育基金”。2000年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2001年，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保护突出贡献者”。2006年发起媒体人共同参与“江河十年行”活动。她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创始人之一。

连日来，西南地区旱情持续蔓延，整个中国在紧急动员抗旱救灾的同时，也在反思天灾背后的生态问题，日前，著名环保人士汪永晨投书媒体，发表《西南旱灾，背后有没有“人祸”因素？》的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昨天，汪永晨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东方早报：有人说，西南旱灾是六分问天四分怨人，您怎么理解？

汪永晨：我并不想谈这次大旱是天灾还是人祸，我更想谈谈西南的生态问题。

这些年来，云南的生态系统，四川的生态系统，包括贵州的生态系统都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

从06年到现在，四年间我们眼看着这些河流一条条枯竭。它的枯竭不是大旱的天灾造成的，而完全是人为的阻隔、拦坝造成的。像怒江，虽然干流上没有建坝，但是所有的支流上全都建了坝。这些小江小河都被拦截，哪还有水去给大江？金沙江，上游一库八堤，水都拦在了上游，下游的河床都是裸露的。你想想，河床是裸露的，地下水是什么状况？

东方早报：您认为西南旱情的加剧，跟这些年来西部某些生态脆弱的地区的盲目开发有关？

汪永晨：对，一个是过度的开发，一个是无序的开发。

广西历史上没有这么大的旱，可以去查历史资料。但是前年，广西从到南宁到桂林，这一路上两边全是种的桉树。这种桉树，第一是外来物种，它对本地的物种有排他性。再就是我文章中说的，它是“抽水机”。它是一个速生的树种，能在两三年时间内成材，然后被砍掉去造纸。它要吸收大量的水分和肥料。

大自然自然形成的“配方”——一平方米里有几十种上百种的物种，现在变成只有这一种，所以科学家管这个叫“森林沙漠”。这种沙漠造成的生态的破坏现在不是一片两片了，在云南、广西都是大面积的。可是为什么现在出了问题了，没有人站出来说话。

东方早报：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呼吁要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您觉得做得不够？

汪永晨：我认为很多人缺乏对自然的了解，我们对西部的生态不够了解。

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关注怒江。中科院植物所的李博生教授就非常着急三江并流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本底调查，没有做过。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有什么“家底”，你就全给破坏了。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大灾来了，我们就说是天灾。我们过去砍树，后来洪水来了，我们才知道树不能再砍了，那现在这些灾难到底是因为什么？我们断河、我们赶树种、我们也污染水，我们还怪老天爷。

东方早报：您提到过一个例子，过多水电站造成了对水资源的“挟持”，也使造成西南大面积干旱的诱因。水电站的建成对水资源的合理分配没有正面的作用吗？

汪永晨：水电站，或者笼统地说“水库”，具有防洪、灌溉、发电的功能。但是防洪、灌溉没有利润，只有发电有巨大的利润。所以许多水库现在承担的只是一个职能——发电。

发电要蓄水，那旱期的时候，灌溉怎么保证？都江堰已经使用了2260年了，不能满足灌溉需要了，所以说要修紫坪库，加大灌溉。但是什么时候灌溉，权力掌握在水电公司的手里，不是掌握在政府的手里。现在应该问问，水究竟是谁的？是利益集团的还是所有人民的？

东方早报：有人说，旱灾说明我们的水利设施不够？

汪永晨：有人说水利设施不够，还要大修水库，实际上是“真正用于灌溉的水库不够”。

东方早报：我们除了应急救灾，还应该有哪些长远的考虑？

汪永晨：应该重新认识西部，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规划环评。这次大旱先不说它是天灾还是人祸，在大旱的时候，我们要反思我们对西部的认知有多少？虽然现在不喊“改造自然、人定胜天”的口号了，但是急于要发展的心态使得我们只看到了眼前，没有看到长远。

东方早报：怎么去找大旱背后的人为因素？

汪永晨：一是种树、一是建坝，一是污染，应该从这三方面去找原因。我认为科学家应该拿出他们的研究。国家每年的研究经费不少，为什么没有科学家站出来，去说这些年这些地方生态环境的破坏会对这次旱灾产生了什么影响。

14、网友建议趁干旱抽干滇池水治污

来源：《广州日报》2010年03月25日

http://news.qq.com/a/20100325/000310.htm

　　这篇23日凌晨由网友“老人新手”发出的帖子连日来在该论坛被高高顶起，成为第一大热帖。“老人新手”的帖子写得激情燃烧：“百年一遇的干旱使得滇池水位接近20年最低点，干旱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可也为抽干滇池水，从根子上彻底治理滇池创造了条件。建议有关部门迅速组织力量论证抽干水治理滇池是否可行，若可行迅速行动，组织百万人挖干净底部淤泥，我第一个报名做志愿者。”

　　一石激起千重浪。跟帖的网友有赞有弹。“寻一地风景”是赞成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治理滇池的一个绝好机会。好好把握吧！滇池底部的淤泥一定要挖干净。光组织百万人挖干净底部淤泥可能还不行，挖掘机械一起上，才可能赶在雨季到来前完工！”另一位网友则提供了未经考证的历史佐证：“滇池200多年前干涸过的，第二年就碧波荡漾啦！”有网友补充道：“是1764年。”

　　也有相当多的网友不以为然。“清道者”直斥这是“饮鸩止渴的馊主意”，“滇池抽干了，滇池里外生物将不复存在。没有滇池，大昆明将成为高温城市……昆明人民从此开始真正的逃荒……”有网友担忧：“抽干滇池湖水，一定要考虑生态影响，千万别引起地震”。网友“老山羊”叹道：“哎，我只能一笑而过。很傻很天真。”

　　50年代淘米洗菜，

　　60年代摸虾做菜，

　　70年代游泳痛快，

　　80年代水质变坏，

　　90年代风光不再，

　　现今时代依然受害。

　　这首描述滇池60年来水质变化的民谣，道出了昆明人对“母亲湖”的眷爱和嗟叹。上世纪90年代以来，滇池水富营养化日趋严重，沦为5类重污染湖泊。在当前这场百年不遇大旱的“烤”验下，滇池水位创下了近20年最低。3天前，一篇题为《趁干旱，抽干水治理滇池》的帖子出现在当地的一个主流网上论坛上，引发了当地网友对滇池命运的大讨论。有网友直斥：这个想法属于“饮鸩止渴”。

　　(抽干水治理滇池)若可行迅速行动，组织百万人挖干净底部淤泥。

　　一旦把滇池的水抽干，两边的山体有垮塌之虞。

　　——云南省政府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文义

　　也许这就是老天爷给治理滇池的一个绝好机会。好好把握吧！

　　——网友“寻一地风景”

　　滇池20年来最低水位

　　10亿吨池水抽干不易

　　记者走在滇池海埂公园的岸边，看到滇池的水位下降明显。“去年这时候，水面几乎齐着岸沿儿，一起风，浪花都会打上岸好几米。你看现在，亲水台阶都露出来好几级了。”守在游船码头边的一位老先生对记者说。在草海区域，几名工人把打捞起来的一船水草扔到岸上。他们说，老不下雨水少了，水草反倒长得更疯。

　　“相比几年前，这两年的水质好了不少，越往南水越清，就是湖的北头还有些污染。”在滇池边等客的出租车司机周斌指着几只红嘴鸥说：“你看，毛还是白的，(污染)最厉害的时候，鸟飞起来毛都被湖水染绿了！”

　　据昆明市滇池管理局介绍，和去年同期相比，滇池现在的水位下降了0.72米，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水位。

　　每天在滇池上驾驶观光游艇的刘师傅的“抽干滇池”的网上建议觉得不可理喻：“滇池平均有5米深，最深处有8米，面积接近300平方公里，正常水量有15亿吨，就算碰到这场旱灾，水位也不过下降了不到1米，至少还有10亿吨以上的水量。这么多水怎么抽？抽到哪里去？不是开玩笑吧。”

　　填滇池重造被专家否定

　　入滇河道治理才是滇池治理关键

　　其实，“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滇池彻底治理的想法并不仅仅停留在网上和民间。李云寿，云南省政协委员、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在今年年初云南省两会期间提交了一份“重造滇池”的建议：“不如把滇池填了，重新建一个。”他建议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论证重造人工滇池的科学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抽干池水 山体垮塌

　　云南省政府九大高原湖泊水污染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王文义并不赞同这一建议：“这个想法之前也有人提出过，已经被专家论证否定了。”他指出，这个方案面对三大难题：“把现在的滇池埋掉，肯定会对昆明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重新造一个人工滇池，建在哪里？这项工程需要投资多少？”王文义认为，滇池水体巨大，一旦把滇池的水抽干，两边的山体有垮塌之虞。此外，滇池水体每年的蒸发量达4亿吨，一旦抽干水体，会对昆明的生态气候产生毁灭性的破坏。

由于滇池是半封闭型湖泊，自净能力较低，水质状况受气象影响较大，平均每4年滇池水才能置换一次。加之滇池位于昆明城市下游盆地最低凹地带，除降雨补给水源外，其余补给水源均是城市生活污水经入湖河道注入滇池，因此，入滇河道的治理才是滇池治理的关键。

15、谁污染了中国水？

来源:南方周末2010-03-2韦黎兵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940

今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中国的水污染源主要来自于农业而非工业，而在农业污染中，畜禽养殖污染最大，超过化肥和农药。

太湖治污转向

2007年太湖蓝藻水危机暴发后，太湖治污成为江苏省和无锡市的头等大事。

截止到2009年上半年，江苏以凌厉之势，关闭了3401家小化工厂，严禁批准六大有污染行业新改扩建项目，无锡更是把入湖河流上溯10公里范围的339个排污口纳入污水管网。

然而铁腕治污并没有换得太湖水清。

“2007年之后，每年我都带着我的学生，到太湖去考察污染情况，也许是因为去的时候刮的是东风，我们看到的仍是望不到边的蓝藻。”南京农大环境与资源学院副教授和文龙说。

根据2007年水危机后南京农大对无锡太湖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情况的调查发现，农业面源污染，即化肥、农药、集约化养殖场污染等，而非工业污染，才是造成太湖污染的罪魁祸首。

和文龙告诉记者，太湖流域污染的主要指标，如COD（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等排放指标，农业面源污染的贡献率都超过了一半，甚至还有的指标超过了三分之二。

无独有偶。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近年对太湖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在太湖的外部污染总量中，工业污染仅占10％-16％，而农业面源污染已上升到59％。

结论一致的研究成果，让江苏省治理太湖污染的思路，从一贯重视工业点源污染，开始转向同时重视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控制。

环太湖建立有机农业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于去年获得省里通过。发展环太湖有机农业，是解决过量化肥使用和大规模畜产养殖污染的有效途径。

而太湖只是整个中国治污的一个缩影。

畜禽养殖是水污染主因

2010年2月公布的第一次中国污染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排放占2007年全国废水中化学需氧量的43.7%，总氮、总磷的57.2%和67.4%。“污染普查数据的结论，简而言之，就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和汽车尾气等污染，地表水污染主要来自于农业面源污染。”中国环保部一位政府官员如是总结。“污染源普查，在农业源污染中，比较突出的是畜禽养殖业污染问题，畜禽养殖业的化学需氧量、总氮和总磷分别占农业污染源的 96%、38%和56%。”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生态环境研究室副主任于法稳认为，数据表明，畜禽养殖已经成为农业污染的主要来源。

治污新思路

然而，如何治理规模化畜牧养殖所带来的污染？“最好的办法就是畜牧养殖大户的动物粪便制成有机肥，这样既能实现有机物还田做肥料，又能避免污染水体。”郑风田说。

但有机肥目前的产业环境远未成熟。“我们遇到江苏一个有机肥厂老板，他说只要政府把他拉粪肥的车辆的通行费免去，他就可以盈利。”郑风田说。

政府政策对有机肥产业的支持还非常薄弱。除了北京、上海、江苏等四省市外，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对有机肥产业没有补贴。而即便是补贴丰厚的北京市，情况也并不乐观。“北京有机肥一吨卖600元的话，政府补贴可以让农民120元就拿到，但就这样，有些有机肥企业也没法赚钱。”从事生物有机肥推广的北京六和神州生物工程公司技术总监朱安妮说。

畜禽粪便处理更严重的是工业化养殖带来的问题。

朱安妮所在的公司对大型养殖场的畜禽粪便进行化验发现，有些养殖场，为了畜禽快速出栏出笼而喂食的饲料、为控制病害而注射的抗生素，已使这些动物粪便普遍重金属和抗生素超标，再就是钠盐超标。“这些粪便没法做成合格的有机肥，一是容易造成二次重金属污染，再是大量施用高含氯化钠的畜禽粪便，会加重土壤次生盐渍化。”朱安妮说。

但政府官员相对乐观。

环保部一位官员认为，现在动物粪肥处理技术都很成熟，关键是政府要大力推广并给予政策支持和补贴。“在日本，环保部门和国家的补贴，而不是销售收入，是有机肥企业的主要收入。”

16、“垃圾村”癌症阴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3-24韩福东

http://gcontent.nddaily.com/e/8d/e8dfff4676a47048/Blog/404/179080.html

摘要：山霞镇副镇长苏素兰承认，自2003建垃圾焚烧填埋场以来，5400人的东坑村得癌症重大疾病死亡的有70多人，但惠安县癌症高发，很难说该村就比其他村发病率更高。

未经环评的垃圾焚烧填埋场困扰福建惠安东坑村7年，政府计划变为垃圾中转站仍遭反弹

去年8月被简单覆盖的垃圾山，经雨水冲刷，侧面又露出各种各样的垃圾。

李细珍对东坑村的垃圾填埋很不满。这是被数米深雨水浸泡的另一堆垃圾。

去年8月，东坑村群众自发阻止其他村的垃圾车进入。

山霞镇副镇长苏素兰承认，自2003建垃圾焚烧填埋场以来，5400人的东坑村得癌症重大疾病死亡的有70多人，但惠安县癌症高发，很难说该村就比其他村发病率更高。

村民李细珍统计，去年6月以来，因癌而逝者已接近死亡总数的1/2.

身患肝癌的李平顺最终没有熬到春节。据福建省惠安县山霞镇东坑村村民李细珍统计，这是去年6月以来，该村因癌症逝去的第14个村民。

43岁李平顺的死，再一次加剧村民对垃圾的恐慌。距住宅最近仅百米的一片山地2003年建起焚烧填埋场之后，东坑村连续数年承担了消化全镇生活垃圾的重任，恶化的环境令村民深受困扰。

当惠安县政府放弃“每乡镇建一个垃圾焚烧填埋场”的方案，计划将填埋场变为污染较轻的中转站，把垃圾压缩运送至全县统一的焚烧发电厂，仍遭反对。上百名愤怒的东坑村村民去年两度阻止中转站的建设。

此前决策的轻率和监管的缺位，让村民对政府下一步的“农村家园清洁行动”失去信任。而类似僵局非东坑村独有，惠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今年6月将投入运营，有的乡镇垃圾中转站却还未能动工。

选址距村民住宅仅百米

不需走出庭院，站在东坑山脚下村民的家门口，迎面就可看到一座新建的两层高楼房。这里就是被迫停工的垃圾中转站主体建筑。如果将时光推到7年前，该处彼时刚刚矗立了一个日处理垃圾5吨的垃圾焚烧炉，每天袅袅冒出黑烟。

骆晓明恰好是在7年前出任惠安县环保局局长。

他回忆说，更早些时候，惠安农村生活垃圾有限，且当地有在土地上挖坑焚烧垃圾作为肥料利用的传统，所以并未感受到太多困扰。但随着社会发展，农村生活垃圾日多，村民也渐遗弃了焚烧施肥的传统，四处堆积的垃圾开始成为农村生活的隐患。

在骆晓明成为环保局局长之前两年，惠安县委、县政府就开始在百崎乡兴建了全县第一座日处理垃圾3吨的垃圾焚烧炉。

“当时福建有一个生产垃圾焚烧炉的工厂，省里也推广垃圾焚烧，县里面就开始买焚烧炉上项目。”骆晓明说。

他承认，这个为解决环境污染的决策，却没有进行相应的环境评价，虽然彼时已有强制性环评的要求。

2003年，推广到山霞镇的垃圾焚烧场就设在东坑村边。现在回过头看，选址距最近村民住宅仅百米左右，的确过近了。

县政府对垃圾焚烧项目有一定的资金挹注，山霞镇东坑村的焚烧场，总投资为80多万元。2003年，镇政府即以每年12万元的价格将焚烧场包给东坑村的李章川运作。

2004年调到山霞镇任党委书记的陈国栋说，后因焚烧炉质量不好，烧烧停停，到2006年，遂改将垃圾堆放在不远处的一处废弃石窟内进行填埋。

日夜值守拒外村垃圾

无论是焚烧还是填埋，东坑村村民都满腹怨气。

他们说，最初焚烧炉只处理东坑村的垃圾，后来邻近很多行政村的垃圾也都运到这里来，承包者李章川还每车另收100元钱的垃圾费。

所谓的垃圾填埋，事实上则名实不副。

“几乎从没采取过填埋、压实，粘土覆盖、污水处理、消毒消杀等工序。”村民李细珍说，直到2009年8月他们向相关部门举报后，暴露在户外数年的垃圾山才被消毒并在上面覆盖粘土。

去年9月，在向泉州市委及惠安县委督查室进行情况汇报时，山霞镇政府承认垃圾填埋管理不到位，存在覆盖不及时、消毒不到位的现象，但又辩称利用废弃石窟填埋，不会渗透，且填埋后基本能做到及时消毒及覆盖。

李细珍并不认同这种说法。而今年3月15日，记者在填埋现场实地查看，发现去年8月覆盖的薄土，经雨水冲刷，侧面已暴露出各种各样的垃圾。更高处的另一处填埋地，垃圾则浸泡在深达数米的雨水中。

在向上级部门的汇报中，山霞镇政府还提到，东坑村村民是在村委会选举结束第二天，才首次阻挠垃圾填埋工作，背后有落选村民的“煽动、捣乱”。反对垃圾焚烧的核心人物李细珍说，他们之前就有向村里提及垃圾污染问题，新当选的村委会主任原本承诺予以解决，但并未履行，村民才进行自力救济。

去年8月20日，最靠近垃圾填埋场的坑仔尾自然村，群众每户出资200元，雇佣周边村民进行日夜值守，阻止其他村的垃圾车进入，并挂上“东坑不是垃圾村”、“还我们家园”等标语。这样的维权行动，一直持续到春节。

山霞镇政府后来做了一定程度的妥协，外村的垃圾不再进入东坑填埋场。有一段时间，东坑村自产的垃圾，就被运送到较原填埋场略远的一处荒坡上，露天焚烧或者堆放。近一两个月以来，村委会又将垃圾转移到骨灰堂附近的空地上，垃圾堆放地四周一片狼籍。

村民们对这样的处理结果并不满意，他们指责垃圾焚烧并不及时，堆放过久，环境污染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癌症高发”官民争议

距填埋场一百余米处，即是村民住宅区，地势相对较低。村民说，一到下大雨，堆积的垃圾就会顺着雨水流下来，进入庭院甚至房屋内。等到天气放晴，暴露在阳光下的垃圾山，又会袅袅向空中升起烟雾。

2009年9月，村民将附近一口水井取样送往泉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结果是，菌落总数为4400，远高于小于等于500的要求，不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垃圾堆积带来的恶臭和蚊蝇泛滥，令村民备受困扰。

“吃饭时到处是苍蝇。”陈碧华边用手比划边说，妇女给小孩喂奶，为防蚊蝇，还要特地在小孩脸上盖一块布。

李细珍则进一步怀疑，该村高发的癌病和垃圾场有关。

山霞镇分管卫生的副镇长苏素兰承认，自2003年建垃圾焚烧填埋场以来，5400人的东坑村得癌症重大疾病死亡的有70多人，但因该县癌症高发，很难说该村就比其他村子发病率更高。可资比较的是，东坑村6年来死亡总数为226人，死亡率为千分之5.83，与2009年山霞全镇各村人口平均死亡率千分之5.73相当，因此没有理由证明死于癌症者与垃圾焚烧填埋有关。

“以前也有人患癌症，但不如现在这么多。”李细珍据该村骨灰堂登记表统计，去年6月以来，共有32人死亡，其中14人患有癌症（其中一人在厦门工作），因癌而逝者已接近死亡总数的二分之一。且距垃圾场最近的坑仔尾自然村，2003年后因癌死亡的4人，均逝于2006年之后，这似乎显示出，近年癌症发病率有明显上升趋势。

在癌症发病率上，官民存在争议，但谁都不否认，未经妥善处理的垃圾焚烧与填埋，对村民的健康会造成一定影响。

山霞镇党委书记陈国栋承诺说，会做好善后处理，将石窟内垃圾侧面用砌石挡住，再在垃圾上填埋粘土并绿化，“泉州市委督查室主任最初也很震怒，但在我们解释完之后，也对我们表示理解。”

应对完泉州市委督查室的检查之后，半年多来，东坑村边既有的垃圾仍然故我，也没有相关人员因此受到惩处。而部分东坑村村民要求，除了要对垃圾场后续的环境污染进行有效处置，还要对受害群众给予医治和适当补偿。

垃圾中转站建设僵局

在惠安县政府最初的构想中，每个乡镇都要有一个村落像东坑这样，建立一个垃圾焚烧填埋场。这个规划在2007年有了变化，他们决定在全县建立一个投资近2亿元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而每个镇只需要有一个垃圾中转站，负责压缩和运送。

在山霞镇，中转站的选址，再次瞄准了东坑村。

2003年，垃圾焚烧项目刚刚进入东坑村时，虽然程序与焚烧质量均存在问题，起初并无反对之声；而现如今，即便政府可以出具有关垃圾焚烧发电厂和中转站的所有相关文书，仍遭遇民间强力反弹。

去年，上百名东坑村村民先后两次集体行动，把建设中的垃圾中转站的污水池和设备基坑填埋掉，工程被迫暂停。

东坑村村民们，还停留在历史遗留问题———垃圾焚烧填埋未能善后的愤怒之中。此前的经历，让他们相信，即便只是垃圾中转站，也同样会因监管不力而污染周边环境。

“如果其他村子的垃圾运过来，我们会拼命！”李细珍说。

惠安县环保局局长骆晓明承认此前在监管上存在问题，在谈及村民反对的原因时，他还特别提到，广州番禺垃圾焚烧项目受阻经央视报道后，为当地民众带来了示范效应。

“和垃圾焚烧不同，实际上中转站产生的污染物不大。”骆晓明说，建垃圾焚烧发电厂是大势所趋的环保措施，否则乡村将垃圾遍地。而目前，全县统一建立一个焚烧发电厂的方案，较原来每个乡镇设立一个的规划，更具合理性。

但他的解释对于心存疑虑的村民而言，作用微乎其微。

东坑村对垃圾中转站的抗拒，亦非独例。惠安县有19个乡镇，其中4个在建设垃圾中转站的过程中，因村民反对而受阻。虽然在这些村落，也同样面临“垃圾围村”的困境———村委会并无足够的财力、人力和责任感，来妥善处理日益增长的生活垃圾，将其四处堆放是触目皆是的景观。

骆晓明已给未完成任务的乡镇发出了通知：务必在6月前建成垃圾中转站，否则，该县今年的头号工程项目———垃圾焚烧发电厂完工后只能呆在那里“晒太阳”。

对于山霞镇而言，骆晓明认为，在东坑村设置垃圾中转站条件相对更为适合，如果改换到其他村落，可能会面临更大阻力。记者得知，东岭镇最初的选址因村民反对而被迫更换后，亦同样遭到另一个村落的阻碍———前一个村落的反对成功为他们提供了理由。

但是东坑村的垃圾中转站主体建筑，两层新楼如今依然保持着沉默，而这样的僵局，也仍在惠安县持续。

17、武汉拟填掉东湖一级保护区450亩水面建四星酒店

来源：时代周报2010年03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218118.html

　　原定开工时间却一推再推。

　　自去年12月高调举行奠基仪式后，原计划今年2月开工的武汉华侨城项目，至今仍未按期动工。

　　此前，“空降”武汉的深圳华侨城集团，依仗多年来长袖善舞的能量，在项目前期的运作却相当顺利，以猛龙过江之势“夺取”武汉城投和地铁集团名下大块土地，更以超低价将包括东湖风景区核心地段在内的3167亩土地以43亿元收入囊中，每亩单价仅136万元。

　　同时，关乎东湖生态安危的东湖渔场450水面将被华侨城填掉，开发为“都市休闲娱乐区”，建造两个四星级酒店和其他商业服务配套设施。

　　更令人震惊的是，因东湖“修编规划”未获建设部批复，武汉华侨城项目虽未全面开工，实际上已经是“先斩后奏”，其开发东湖的环评和报批手续，亦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猛龙过江强势“夺地”

　　深圳华侨城集团的手眼通天和非常规手法，在“武汉华侨城”项目的拿地过程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去年12月，华侨城集团以43亿元中标获得武汉“P(2009)113”地块，包括东湖风景区及中北路延长线在内的3167亩土地，这是2009年武汉拍卖的最大一宗黄金地块，规划用途为“居住和游乐、旅游设施”。

　　但鲜有人知的是，上述地块，大多原为武汉城投和地铁集团的“建设项目资金平衡用地”。但几经博弈之后，相关单位只能“忍痛割爱”。

　　3月21日，武汉城投集团的魏晓波仍不愿谈及此事，“这是政府定的事情”。

　　时代周报记者调查获知，2007年，武汉市为解决“重大市政建设基础项目”巨额资金缺口，出台《关于我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利用土地储备等融资工作的意见》(“武政【2007】93号”文)，以城建项目沿线或周边土地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最后用土地出让净收益还款，通称“建设项目资金平衡”。

　　据此，武汉城投集团在2007年通过“武政办【2007】15”号文批准，将杨春湖副中心纳入“两个火车站”基础设施项目打包平衡土地范围，负责储备和一级开发。该地总面积1103公顷，可经营性土地413公顷，土地净收益为94亿元，可基本平衡所需资金。随后，城投集团将该地整体质押给银行，获贷148亿元。

　　不料，自2009年5月深圳华侨城集团“空降”武汉后，陡生变故。

　　武汉市政府在“华侨城项目专题会”上决定，将杨春湖等土地打包项目约1003公顷，作为该项目平衡用地。这直接涉及城投集团在杨春湖和武汉大道的多块土地储备和既定项目。

　　无独有偶，受武汉华侨城项目用地影响的，还有武汉地铁集团。知情者披露，地铁集团拥有平衡资金的土地16200亩，将产生净收益195亿元。但由于华侨城介入，该集团4号线一期工程中的2宗土地被划出，总面积28公顷。

　　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武汉华侨城项目规划用地逾20平方公里，涉及武汉城投集团杨春湖、武汉大道沿线和地铁集团轨道交通土地打包及若干城中村项目。

　　“利益主体错综复杂，各方互不相让，只能市政府从中调和。”知情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土地所有权突变，令武汉城投十分狼狈。据透露，该集团已确定的银行贷款无法继续使用，已用贷款失去还款来源。武汉市土地储备中心在杨春湖的收储工作，也因此陷于停顿。

　　对此，武汉相关部门一致反对，认为不该因华侨城项目影响重大市政建设，其中，尤以市发改委的态度最为鲜明。该部门在给市政府的一份复函中明确表示:“当前正在实施的武汉城投集团杨春湖打包项目和武汉地铁集团轨道交通打包项目，是严格按照93号文件规定的程序，经市政府审核批准，且土地打包净收益是专项用于武汉火车站、武昌火车站以及近期轨道交通建设，不宜调整。”

　　武汉市财政局认为，利用土地获取平衡资金的方式，应该仅限于非营利性的重大市政城建项目。

　　武汉市建委一人士表示:“华侨城项目属企业经营性行为，不应与武汉城建项目冲突，况且它是中途插进来的。”

　　但最后结果却是:在市政府统一协调下，最终仍以满足华侨城项目用地需求而告终。

　　而且，华侨城还另外拿到了近2000亩东湖风景区内的土地，令武汉业界惊羡。

　　“低价”获地玄机

　　深圳华侨城所拿地块的地段之佳，地价之低，令业界自叹弗如。(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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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十一次发文关污企”说明了什么

来源：新京报　2010－03－25 冯永锋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0-03/25/content_80373.htm?div=-1

现在一些环保官员认为，手中的权力迫切需要增强。他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环境信息准确、真实、及时、全面地开放给公众。

在湖南郴州嘉禾的血铅事件中，当地环保局从2007年起，连续发了十一次文，才让高污染企业关闭。这难免让人一声叹息；同时也警觉地发现，也许不少环保局，同样像郴州环保局一样无力，或者说，堂堂政府环保部门，手持公众赋予的神圣权力，却快速在当地“自我降解”。

按照现在一些环保官员的想法，他们手中的权力迫切需要增强，这大概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制服权，就是穿上其他执法部门那样的“国家制服”。环保部门原来是有过制服的，后来在制服整顿的过程中，被认为没有必要而给“扒”了。因此，如果能重新穿上富有威慑能量的制服，估计会对许多违法者形成强大的心理攻势。

二是现场关闭企业并“贴封条”权。环保部门至今只有罚款权，无法在获取了违法排污者“确凿证据”之时，马上就断水、断电、封门、冻结账户，让企业彻底丧失生产权。因此，环保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能够在独立办案过程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环境违法企业现场关闭，估计对“环境犯罪”的整治之刀，会比现在要硬。

三是确认环境伤害与健康伤害之间的关联权。数字技术和检测技术的普及，实际上已经让环保部门有了强大的技术能力，他们完全可以在全天候的条件下，实时察觉并定位全国各地发生的环境伤害事件。但有意思的是，环保部门现在最害怕的是公众要求他们说明污染排放与身体伤害之间的关联，他们要么说“当前没有能力研究”，要么说“有可能这项任务国家没有明确归他们管”。因此，除非政府明确把这项任务交待给他们，把这项权力明示到他们的体制机制内，他们才可能担当起责任来。否则，在当前，这事儿他们是不敢接管的。

细细琢磨一下，这三项权力真的非常有必要吗？或者说，环保部门若没有这三项权力，就只能在政府系统内，任由其他部门“降解”吗？

其实不然，环保部门可能忘记了自身能量的最大来源。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一部分，环保部门的服务对象应当是公众和生态环境。如果环保部门真的以生态安全和公众健康为第一服务目标，那么他们完全可以从公众身上汲取到能量。

环保部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诚实地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把环境信息准确、真实、及时、全面地开放给公众。这样，环保部门的“权力”才会越来越强大，环保部门的脸色，才会越来越红润健康。

19、时评：沉默的官方和蒙在鼓里的民众总是成对出现

来源：湖南红网2010年03月25日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1224174.html

　　深圳市盐田区23日空气污染指数高达340，属于重污染级别，这种空气污染状况在当地至少近5年没有出现过。但深圳政府部门在此次罕见空气污染事件中没有对市民发布通报或指引。环境监测中心站回应说，不发布此类讯息是担心会引起市民的不安。（南方都市报3月24日）

　　环境监测中心作为政府部门，其职责就是测量环境数据，同时也承担着为民众提供信息服务的职责，类似于气象台提供的天气预报。阴晴云雨，关乎民生，良好便捷的信息提供对于润滑城市运行及个人生活安排都有重要的意义。就空气质量而言，及时的提醒也能让民众做好防护准备，降低呼吸道等疾病的发生。

　　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当地的环境监测机构却放弃这种信息的服务，无疑有失职之嫌。特别是在污染严重的特殊时期，官方的不作为必然招致民间的抱怨。在现实中，民众已经太多次品尝“最后知情者”的滋味了，直到连简单的空气质量预报都开始讳莫如深，民众自然是很难忍受的。而当地官方守着“事先沉默”的法则，选择性地不作为，难道仅仅由于“污染”是个敏感词汇。

　　模糊的信息总会带来猜疑，并刺激着公众的负面想象。官方的沉默仿佛屡试不爽的逃责方法，总不会在质疑声之前打破。傲慢的公共服务机构常常会给人哭笑不得的答案，就如相关部门回应说“担心会引起市民的不安”。一个负责监测环境状况的部门，何时兼职揣测起了民众的心理状况，真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很多父母对于孩子的问题，总是回答“这个你不需要知道”，以障隔信息来保证孩子的单纯。不能说官方把民众当做小孩来哄，但它的“担心”无疑是这种霸道的温情叙述。似乎民众很容易“心神不宁”，经不起一点不平常信息的波折，不能不说，这种武断的“溺爱”虚弱而且矫情，其内在不过是对民众的不信任。

　　前倨后恭，环境监测部门的做法和说辞意图就在于逃避告知民众真相。这再次验证了一条古老的定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众在一个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更容易被指引而不会引起摩擦。不想，这种古老的“驾民术”居然死而不僵，还在现代城市管理中以温情的面目招摇过市，遮盖着官方的“疥疮”。

　　在当下，沉默的官方总和“蒙在鼓里”的民众成对出现。而其中，官方总是用自己的沉默消解着民众的知情权。一旦任由官民双方的信任被消耗，其结果必然是社会治理的脱节。因为，在古老的“驭民”游戏里，诞生不了现代治理的和谐。

20、环保权力虚置使污染难除？

来源：第一财经网站 2010年03月25日　杨涛

http://stock.sohu.com/20100325/n271081802.shtml

　　一个小小乡镇的两家企业，由地市环保部门来直接督办，实属罕见，但是，这种罕见中透露出必然。因为，环保部门实际上可行使的手段并不多。环保部门只能罚款，要求停止生产，他们并无责令污染企业停业和关闭的权力。

　　据媒体报道，3月23日，湖南省副省长刘力伟向环保部华南督察中心通报了郴州血铅事件。来自郴州市卫生局的数据显示，参加检测的63名桂阳村民，21人铅超标，但无一中毒。

　　这一重大污染事故最引人注目的在于，郴州市环保局10次发文进行监察，但毫无效果。事实上，从建厂到生产，郴州市环保局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发文责令停产，但直到2009年9月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才得以彻底关闭。从这10次发文无果中，我们看到环保部门的无奈与权力虚置。

　　第一次，是郴州市环保局自己在检查中发现，责成嘉禾县环保局依法查处，但毫无效果。第二次，是郴州市环保局直接向嘉禾县腾达金属回收有限公司、嘉禾县金珠金属有限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停止生产，并处罚款。同时向嘉禾县环保局下达了《环境监察通知书》，但仍无效果，郴州市环保局只好向当地政府求助。第三次便由郴州市环保局向市政府作了专题汇报，建议市政府责令嘉禾县政府依法取缔这两家非法冶炼粗铅企业。第四次，郴州市环保局干脆直接向嘉禾县政府去函，建议依法取缔嘉禾县广发乡擅自新建的这两家企业。

　　一个小小乡镇的两家企业，由地市环保部门来直接督办，实属罕见，但是，这种罕见中透露出必然。因为，环保部门实际上可行使的手段并不多。《环保法》规定，“对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除依照国家规定加收超标准排污费外，可以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但是，只有“罚款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决定”，而“责令停业、关闭，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须报国务院批准”。这样，实际上环保部门只能罚款，要求停止生产，他们并无责令污染企业停业和关闭的权力。

　　所以，真正要对此负责的是地方政府。这不仅在于地方政府有“责令停业、关闭”污染企业的权力，更重要的在于，地方政府的阻挠和不配合，使得环保部门就是法律所赋予的手段也无法行使。嘉禾县这两家严重污染企业在市级环保局的亲自督查下，也无法关闭，就在于“当地政府不作为，供电部门明目张胆给予供电”。

环保部门的无奈清晰可见：请看，第八次文件“2008年8月11日，市政府下达市长督办卡，责成嘉禾县委、县政府依法关闭高污染粗铅冶炼企业”，不幸的是，市政府的督办卡似乎也失效了，这两家企业仍然关闭不了，这才有第十次的“2009年8月27日，（郴州市环保局）曹元生局长陪同省厅领导现场调查，指导嘉禾县处理"血铅超标"事宜”。地方政府阻碍环保执法的能量可见一斑。所以笔者以为，在今后的环保执法中，一定要切实解决环保权力虚置的问题。（作者单位：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21、地沟油和污染企业背后都站着毕姥爷

来源：星辰在线-长沙晚报2010年03月25日　王石川

http://news.qq.com/a/20100325/000917.htm

　　有两则新闻令人深感沉重。一是记者在郴州市环保局看到，从建厂到生产，环保部门一直在干预，并先后10次发文责令停产（两家污染企业），但是直到2009年9月，爆发“血铅超标”事件后，郴州市环保局第11次出手，才彻底关闭。（3月24日《新京报》）

　　一是武汉工业学院何东平教授3月19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自己曾提及“全国每年有200万吨到300万吨地沟油回流餐桌”。何教授说自己“压力很大”，甚至担心会影响到自己作为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的正常工作。

　　两则新闻指向不同，但描述的困境殊途同归。看起来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但稍微一想便发现，这种结局再正常不过。污染企业为何不怕环保部门？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因为环保部门“弱势”，诚如某地环保局局长坦言：“环保是什么呢？没有枪、没有炮、只有冲锋号，只会吆喝。”另一方面是因为污染企业的背后，往往站着“毕姥爷”。一些很倨傲的污染企业，通常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能给当地带来利润，能给当地官员带来看得见的政绩和看不见的好处。

　　何东平教授为何突然改口？原因更加简单，如其所称，自己“压力很大”——一天当中有50多家媒体在找他，各级各部门领导也打来电话。其实媒体找他不是压力，领导打来电话才是真正的压力。可以说，地沟油禁而不绝、打而不死的背后同样站着“毕姥爷”，就是为了政绩试图捂盖子、为了掩盖自身不作为而向正义披露者施压的“各级各部门领导”。

　　由此观之，无论是污染企业还是地沟油，其背后都站着“毕姥爷”；无论是环保部门还是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他们的疲软和退缩，都是无奈的，不是他们不想管、不想披露，而是因为他们的对手太强大了，强大到让他们无能为力的地步。当环保部门十道令牌叫停不了企业时，这种不屈不挠的背后，映衬出的是不折不扣的悲剧；当教授遭遇权力，当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遭遇领导，何东平一败涂地，高挂免战牌，不仅矢口否认前言，而且有不无惊恐的意味，这同样是悲剧。

　　社会学会孙立平曾经谈到“基础秩序瓦解与不可治理状态”，污染部门和地沟油貌似陷入了不可治理状态，表面看这是基础秩序的瓦解，实际上，两者并非不可治理，而是没有人治理，更准确地说治理遭遇了掣肘和抵制。

　　环保部门管污染企业，这是正常的，但管不了，这是不正常的；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和油脂工作组组长举报地沟油，这是正常的，但他最终退缩了，这是不正常的。正常的正常不了，不正常的频繁出现，可以说这正是许多问题难以化解、许多弊政难以消除的关键所在。也许只有揪住那些忽隐忽现的“毕姥爷”，去掉这个拦路虎，许多事情才好办。

22、“稀有金属”低价出口 环境成本由谁支付?

来源：《中国环境报》2010年03月25日

http://env.people.com.cn/GB/11218874.html

　　国土资源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2010年继续对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实行开采总量控制管理，2011年6月30日前，原则上暂停受理新的钨矿、锑矿和稀土矿勘查、开采登记申请，以保护和合理利用我国优势矿产资源。

　　稀土、钨、锑等“稀有金属”是极其珍贵的战略资源。我国稀土蕴藏量和产量居世界第一，但长期以来，我国稀土资源低价流向海外市场的现象十分严重，日本、欧美等国看准了便宜的“中国货”，近年来纷纷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中国进口。2005年，我国稀土年出口量比1990年翻了9倍，但价格却下降了55％以上，这种现象被业内人士戏称为“黄金卖出了萝卜价”。

　　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作为一种极为稀缺的战略性资源，稀土为何却只能卖出萝卜价？业界人士解释说，主要是因为稀土企业各自为政，散乱无序，为一点蝇头小利而竞相滥采贱卖。

　　所谓无利不成商，商人不会做赔本赚吆喝的买卖，相互压价总要有可压的空间。除了常规的压缩人力、物力成本之外，忽略环境成本就成为很多企业的第一选择，也是企业即使低价出售也能获利的根本原因。

　　为了节约环境成本，有些稀土开采企业建成的治污设施不正常运行，环境执法人员来了就开一会儿，执法人员一走就马上关掉。更为严重的是很多开采企业规模小、设备简陋，连最基本的治污设施都没有，更谈不上生态保护的措施。由于在提取稀土过程中需要大量化学药剂和水，洗矿废水中包含了近百种化学药剂，直接外排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例如，我国某著名稀土产地就曾经发生过由于乱采滥挖稀土资源，导致当地地下水严重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耕地荒芜、牲畜大量死亡的事件。这些污染企业出售所得的全部收入，甚至不足以弥补将来修复治理环境和生态的费用。

　　正是这样一些企业不计环境成本，可以大幅压低价格，破坏了我国稀土市场的竞争秩序。曾有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加上环境成本，稀土产品的真实成本至少应该是现在账面成本的5倍。

　　这种只顾及眼前经济利益、无视环境成本的现象，在其他行业企业中也普遍存在。例如，目前郴州全市小采矿、小选矿、小冶炼企业发展到500多家，其中一半以上属于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单、设施简陋的“土法”企业，生产废气、废水、废渣，基本直接外排到包括本企业职工在内的生活环境内。一旦造成污染事件，肇事企业赔不起，最后不得不由地方政府买单，全社会来承担污染后果。近期刚刚发生的湖南嘉禾血铅超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

有鉴于此，各地要通过实施开采总量控制、严格环保标准、缴纳生态保证金等手段，从源头控制资源无序开采；同时，还必须加大对违法开采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惟有如此，才能使资源开采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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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五日绿家园江河信息导读： （编辑：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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